萨马兰奇在第25届奥运会期间对记者谈到了商业。他断言：　　“没有商业的赞助，奥林匹克运动将走向死亡。”　　这是萨马兰奇对体育运动发展现状的一种揭示，也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丰富的商业知识和实践使他深知商业手段的作用。也许就是他对商业在体育运动中作用的大胆理解，使得他在出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硕果累累。他首先涉足商业，才进而投身体育事业。从某种程度上讲，商业活动是他步入体坛的敲门砖，是他平步青云的基础，是他入主洛桑后的行动支柱。　　萨马兰奇的体育生涯始于40年代他从事的旱冰球运动，而这项运动在西班牙的开展几乎完全是他用自己的经济力量扶植起来的。　　在蒙特勒的比赛期间，萨马兰奇也抽空从事些买卖活动。蒙特勒不仅有丰富多彩的体育比赛，还有各种各样的商业交流。萨马兰奇在这里以商养体，又以体带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学商多年的萨马兰奇深知商业的风险性，所以他没有把自己的全部资产投入到一个项目里，而是多处投资，多处得益，风险很小。至于萨马兰奇的资产到底有多少，很难有个确切的统计。人们只知道萨马兰奇在商界曾担任过的较重要的职位有：　　·巴塞罗那省议会储蓄银行董事长；　　·马德里银行理事；　　·布罗卡托公司理事；　　·康斯西亚保险公司理事；　　·伊韦里亚保险公司理事；　　·萨马兰奇兄弟公司理事；　　·巴拉萨·巴尔维诺·拉瓦纳瓦公司经理；　　·西班牙磁电机厂理事；　　·卡塔卢尼亚发展银行副行长；　　·里瓦戈尔萨纳水电力公司副经理；　　·塞拉纳壁毯公司经理；　　·乌尔曾拉萨公司理事代表；　　·托雷·巴罗城建公司经理；　　·加瓦尔达成衣公司理事；　　·萨马托公司理事；　　·南方海洋公司理事；　　·蒂比达沃促进会理事；　　·萨托马公司理事；　　·菲利浦公司理事；　　·阿萨公司理事；　　·埃尔克劳斯公司理事；　　·巴塞罗那供水公司理事；　　·巴塞罗那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经理；　　此外萨马兰奇还在其它公司有股份，只是与上述这些公司比起来，有些微不足道。上述公司在巴塞罗那或西班牙具有一定影响，资本雄厚，如阿萨公司，1989年的固定资产达百亿比塞塔。萨马兰奇1987年5月27日进入阿萨公司，第二天又担任了巴塞罗那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凯哈公司在西班牙，乃至欧洲都颇有影响，能够担任这个公司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荷兰菲利浦公司名扬四海，萨马兰奇也担任了该公司西班牙分公司的理事。　　有人估计，萨马兰奇一共在大约30个公司里担任了不同的职务。有些职位是他自己投资得来的，也有的职位是该公司仰慕其大名给予的。　　丰厚的收入给萨马兰奇带来了充分活动的可能。作为知名人士，他必然要有很多的应酬活动，而这些活动都离不开“孔方兄”。在萨马兰奇担任驻苏大使期间，为了广交朋友，他必须经常外出旅行，仅凭使馆的有限经费，要支付如此巨大的开支，包括机票、住饭店、举行招待会、赠送礼品，是完全不可能的。　　早在任驻苏大使前，萨马兰奇就立下志愿：他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哪怕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只有执掌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大印，他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奥林匹克运动进行改革，使奥林匹克运动真正成为全人类的和平盛会。萨马兰奇心中非常清楚，钱对他来说并不重要；但对奥林匹克运动来说，却至关重要。　　所以，他不想给自己留下过多的财产，相反，却把某些可以属于自己的东西捐赠给了奥林匹克运动。他有很多很多的体育邮票，他是世界上最大的体育邮票集邮者。其中很多邮票是父亲留传给他的。然而他却把全部邮票无偿捐赠给了国际奥委会。为此还同家人发生了矛盾，因为那些邮票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财富。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7章　外交与体育第7章　外交与体育　　·驻苏大使　　·两个世界的冲突　　·奥委会副主席　　·何去何从　　·莫斯科奥运会风波　　1976年底的一天，巴塞罗那电台《直播》节目的一位听众拿起电话，向电台的客人提了个问题：　　“萨马兰奇先生，您是愿意当卡塔卢尼亚议长，还是愿意当卡塔卢尼亚共同体主席呢？”　　“我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马上回答。　　这不是萨马兰奇闪烁其辞，而是直抒真言。当时的政治局势很微妙，西班牙议会迫于民族运动的压力，不得不向卡塔卢尼亚省妥协，准备解散巴塞罗那议会，成立更能体现卡塔卢尼亚民族意志的卡塔卢尼亚省议会。此时，身为巴塞罗那议长的萨马兰奇，正领导着卡塔卢尼亚团结党的一项计划。这项计划以坎博和普拉特·德拉里瓦的计划为模式，与1932年的自治法截然不同，旨在建立一种卡塔卢尼亚的特别制度。为此计划，他已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　　然而萨马兰奇心里也很清楚，这项计划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在当时的形势下，即使这项计划能够实现，也不过是给前统治者的几位老朋友披上合法的民主外衣而已。而且这几天反对派的呼声越来越高，要求流亡在外的特拉德利亚斯回国重新掌权，这就意味着，卡塔卢尼亚议长的位子对他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　　相反，国际奥委会主席这一职位不仅影响更大，同时还避免了政治党派之争，更能发挥他的才能。在萨马兰奇看来，这是个最理想的位置，胜过西班牙的最高政治职位。更重要的是，萨马兰奇进入国际奥委会已经10年了，在这10年时间里，萨马兰奇先是国际奥委会礼宾部的一般委员，两年后，即1968年，因其出色的工作被提为礼宾部和新闻部部长。这一年，他代表国际奥委会在墨西哥城奥运会举办期间所表现的才能使他从此成为国际奥委会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1970年，萨马兰奇又被选为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进入国际奥委会核心集团。4年后，即1974，萨马兰奇被执委选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成为国际奥委会举足轻重的人物。萨马兰奇在短短10年时间里从一个普通委员升至副主席，他为此付出的心血是可想而知的。但同时他也得到了各界的肯定和相应的回报，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日渐稳固，主席基拉宁对他也越来越器重。萨马兰奇相信，凭借自己的能力和声望，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重任早晚会落在自己肩上。　　当然，在国际奥委会，萨马兰奇也不是一帆风顺，他也经历过曲折。而且奥林匹克运动也正处于低潮时期。但是，他从不屈服于什么。而且越艰难才越能显示出一个人的力量、智慧与才能。萨马兰奇对国际奥委会的工作已经了如指掌，完全有能力驾驭这条航船破浪向前。况且他心中已有了自己的计划，他要当船长，把握住航向，指挥这条船加速行驶。　　他似乎觉得他的终生要与体育为伴了。他热爱体育，不仅身体力行参加体育活动，而且把体育当成逐步实现自己理想的手段。　　萨马兰奇担任巴塞罗那议会议长即将届满，卡塔卢尼亚团结党举步艰难。有传闻说，要派萨马兰奇作驻外大使。　　萨马兰奇也有此意。再过3年，国际奥委会主席即将改选。他需要静下心来，做些准备工作。这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名誉，他只是觉得，国际奥委会的重任将要落到自己肩上。　　在巴塞罗那电台宣布他要当国际奥委会主席4个月之后，萨马兰奇也露出了自己要当大使的风声。1977年5月10日，卡塔卢尼亚团结党宣布解散。萨马兰奇就提出希望到维也纳出任大使。维也纳，这个音乐的故乡犹如一座世外桃源，没有那些不必要的政治纷争。而且他的知己卡斯特尔弗洛里特侯爵离开巴塞罗那议会后就在那里工作。最主要的是，维也纳离国际奥委会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不远，工作起来有不少方便之处。　　然而西班牙政府自有其考虑。尽管萨马兰奇从未从事过职业外交活动，但他出色的外交才能早已为西班牙内阁所注意。当时西班牙同苏联刚刚建交，出于更全面的考虑，就在萨马兰奇提出到维也纳任职的当月，内阁决定委派萨马兰奇为西苏恢复关系后的首任驻苏大使。　　西班牙最初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外交关系是在1933年。1936年7月，西班牙法西斯军人发动军事叛乱，佛朗哥乘机攫取了法西斯派的领导权。1939年4月，持续3年之久的血腥内战结束，西班牙开始了佛朗哥统治时代。内战结束几个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虽然西班牙早在1939年9月就宣布自己是中立国，但国内右翼分子要求参战，佛朗哥终于派出一支“兰色军团”参加了对苏联的进攻。自此，西苏中断了所有往来，两国间的关系彻底破裂。　　1975年11月，佛朗哥去世，11月22日，胡安·卡洛斯在马德里登基，成为西班牙的新国王。卡洛斯决心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政治民主改革，另一方面加强同欧美国家的关系，摆脱西班牙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经过两国近两年的尝试性贸易、文化往来，1977年初，西班牙与苏联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　　任命萨马兰奇为驻苏大使的消息是巴塞罗那省长鲁道夫·马丁·比利亚通知萨马兰奇的。一天，比利亚邀请萨马兰奇及夫人玛丽亚在马德里共进晚餐。　　“祝贺你，你已经是大使了，”比利亚开门见山。　　萨马兰奇以为是驻奥地利大使，便不再说什么，只是简单地道了谢，然后又继续谈天气，谈旅游等等。　　过了一会儿，比利亚忍不住问道：　　“可是，你不想知道派你到哪个国家当大使吗？”　　“……当然想知道。”萨马兰奇仍然有些不以为然。　　“你对苏联有兴趣吗？”　　萨马兰奇不禁一怔：　　“苏联，你说的是？俄罗斯？……当然，我当然感兴趣。”　　虽然在此之前，萨马兰奇对内阁委派他到苏联任职有所耳闻，但未想到事情果真如此。从国际奥委会这个角度来考虑，苏联是个更具吸引力的国家。因为苏联正在筹办1980年第22届奥运会，萨马兰奇身兼国际奥委会副主席，苏联对他必然另眼看待。同时，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苏联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做好了苏联的工作，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就有了较大的把握。　　西班牙内阁内部对委派萨马兰奇担任驻苏联大使意见并不一致。派遣萨马兰奇作为从佛朗哥独裁统治下刚刚解脱出来的西班牙的大使？一个外交新手到这样一个关系微妙的国家任职？苏亚雷斯首相刚刚向内阁宣布这一任命时，外交大臣马塞利诺·奥雷哈表示了他自己以及职业外交官俱乐部的疑问。　　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明确支持苏亚雷斯首相这一决定。理由是，萨马兰奇有着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对待任何工作都十分认真；他了解苏联，在苏联开展外交工作游刃有余；最主要的是，卡洛斯国王已经认识到国际奥委会对西班牙的重要性，派萨马兰奇到苏联工作无论对西班牙，还是对萨马兰奇都十分有利，特别是对于萨马兰奇竟选国际奥委会主席。　　事实证明，这一决定是正确的。萨马兰奇虽然生活在西方，但是对苏联政权的机制，对于苏联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错综复杂的关系十分了解。这样，在一个有着绝对秩序的国家里，他可以周旋自如，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当时，西班牙同苏联的经济关系已经理顺，而政治关系才刚刚起步，微妙但却没有任何危机。　　1977年6月10日，萨马兰奇被正式任命为驻苏大使。这项任命意味着其巴塞罗那议长职务的结束。而随着议长的卸职，巴塞罗那议会宣告解散，代之以卡塔卢尼亚省议会。在6月30日巴塞罗那议会最后一次全体会议上，萨马兰奇宣布财政部已经批准将巴塞罗那省储蓄银行改名为卡塔卢尼亚储蓄银行。他还对已经改名为卡塔卢尼亚图书馆的原中央图书馆为保存大量有关体育和西班牙内战资料而付出的辛勤努力表示了感谢。　　讲话中，萨马兰奇的声音哽咽了。这大概是他平生中最后一次因为动情而泣不成声。他回顾说，在过去的4年里，西班牙发生了自1936年以来最重大的变革，他所领导的议会竭力适应这种政治变革的节奏。他很高兴现在国家随着佛朗哥的去世又恢复了民主。　　谈到他担任议长的1443天中曾主持了所有例会和特别会议时，萨马兰奇的声音猛然嘶哑，满面泪痕，最后他宣布：　　“闭会……再……见”　　两天前，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议会会议厅正式接见了新当选的卡塔卢尼亚议会议员。尽管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仍然神态自然。他双手下垂，两腿并立，含笑向大家致意。　　卡塔卢尼亚议会议长特拉特利亚斯后来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到：　　“萨马兰奇议长接见了卡塔卢尼亚省议会议员。他做得十分得体。他知道以无把握换取有把握，接受了西班牙驻苏联首任大使的职位。他正在为实现他的最高愿望——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铺展道路。”　　又过了几个星期，直至7月17日中午，萨马兰奇才走出原巴塞罗那、现卡塔卢尼亚议会大厅。4年前这一天，也是在中午，他走进了这座大厅，带着对自己前途的美好憧憬。　　萨马兰奇走出大厅时，大厅的乐钟响起了《告别曲》的旋律。萨马兰奇用西班牙语和卡塔卢尼亚语发表了《致巴塞罗那人的公开信》。西班牙所有报纸都刊登了这封公开信。信中他表示为曾同全体议员们一起获得了一些成就感到荣幸，同时为未实现的一些预期目标承担全部责任。他将在新的位置上随时听从巴塞罗那市民的召唤。　　“我的任期就此结束，”萨马兰奇在《公开信》中宣布，“巴塞罗那议会亦将告别时代。我们希望卡塔卢尼亚议会能够承担起巴塞罗那议会的全部职能。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它至少应当承担起国家所赋予它的职能。”　　第二天，他登上飞往莫斯科的班机赴任。　　坐在头等舱舒适宽敞的座椅上，萨马兰奇仍然心绪难宁。自32岁投身政治，至今已20余载，其间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能够品味到。如今他要告别巴塞罗那，远到一个他自己还不甚了解的国家担任他从未涉足过的重要职务，心中既有对巴塞罗那的丝丝留恋，又有对新任职务的忐忑不安。　　苏联人很快就认识了西班牙的新大使。萨马兰奇一走进驻苏大使馆，立即开始了紧张而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快大使馆的各个部门高速运转，马德里与莫斯科间的无线电波频繁往来。对苏联的工作局面渐渐打开，苏联人看到了一位干练的西班牙大使。　　10月12日是西班牙国庆。按照惯例，萨马兰奇在大使馆举行招待会，而后来到电视台，通过电视向苏联人民发表简短的礼节性讲话。不同于其他大使的做法是，萨马兰奇是用俄语讲的。他讲了三分钟，而且不看稿。这个举动立刻给苏联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博得了他们的好感。　　在讲话中，萨马兰奇特别强调了西班牙政府改善与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老大”的关系的诚意。“10月12日，这是（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纪念日，新西班牙把这个日子定为国庆节，象征着各国人民——不仅是讲同一种语言和有同种传统的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和平和安定。西班牙希望这种同美洲传统的友好合作变成她同各国人民，其中包括苏联人民友好合作的旗帜。”　　作为外交官，萨马兰奇善于人际斡旋。他摒弃政治见解的不同，尽可能利用机会接触苏联人。对于西班牙的同胞，他一视同仁，尽可能予以照顾。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圣地亚哥·加里略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到苏联参加苏共代表大会，他给予适当的礼遇；有的普通旅游者到使馆找他，寻求帮助，他同样热情接待。在任大使的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赢得了东欧国家的支持。苏联人还亲切地称他是“我们的伊万·安东尼维奇”。　　从某种程度上说，萨马兰奇不仅是西班牙大使，而且也是奥林匹克大使。他在莫斯科的很多活动都是为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而寻求苏联各方的支持。为此，他外出旅行，有时只身一人，有时偕妻同行，走遍了苏联受苏联控制的国家的大部分地区。　　萨马兰奇与苏联领导阶层采取了互相宽容的态度，尽可能地不伤害对方及自己国家的利益。西班牙外交部长奥雷哈在萨马兰奇到任后不久便访问了苏联。本来这是西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体现。可是令奥雷哈愤愤不己的是，在西班牙使馆他住的房间里居然发现了几个窃听器。奥雷哈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早有耳闻，但万万没有想到，窃听器居然安到了西班牙驻苏联的大使馆里，并且把他作为侦察对象。暴跳如雷的奥雷哈要立刻质问苏联当局。萨马兰奇劝阻了他，并解释道，对付窃听器的最好办法就是保持沉默，反正窃听器已经失去了作用。相反，如果把这件事张扬出去，对于两国关系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奥雷哈采纳了萨马兰奇的意见。　　你不仁我也不义。不久西班牙政府以“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活动”为由驱逐了几名苏联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员。出乎意料之外的是，苏联没有按照惯例采取对等报复办法。这种息事宁人的作法可能是出于某种外交上的考虑，但更可能是，苏联当局之所以忍下一口气，与萨马兰奇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有关。在苏联即将主办奥运会、萨马兰奇有望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际，驱逐西班牙外交官，后果可能是严重的。　　1980年是萨马兰奇值得庆贺的一年。因为他己疏通了苏联方面的关系，至少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苏联和它的盟友的代表们会投自己一票。除此，萨马兰奇还因他在苏联工作期间的出色表现受到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嘉奖，并获得西班牙王室颁发的“外交银质勋章”。　　1980年是苏联注定感到沮丧的一年。　　莫斯科奥运会遭到抵制，苏联原来准备通过奥运会完善自己国际形象的意图却得到一个相反的结果。举办奥运会的初衷与结局之间的急剧变化，无论是国际社会，国际奥委会，还是苏联本身都是始料不及的。　　苏联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的要求是在1970年阿姆斯特丹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但是未能获准。4年之后，他们又在维也纳重整旗鼓。有趣的是，这次申办也只是苏美之间的竞争。代表苏联方面的是莫斯科，美国方面出头的是洛杉矶。　　苏联从1912年开始停止参加奥运会，直到整整40年后才重新加入奥林匹克运动的大家庭。也许是由于布伦戴奇离去的缘故，也许是美国出兵柬埔寨影响了美国的形象，1974年苏联争办奥运会得到国际奥委会意想不到的支持，几乎所有委员都投票支持莫斯科。甚至还有人建议，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劝说洛杉矶不要强烈地申办奥运会，把这次机会让给苏联。当然，这样的建议是很难被美国奥委会、洛杉矶市代表团和国际奥委会接受的。　　另外，国际奥委会委员对于苏联第一次向全世界所有人打开大门表示高兴。继布伦戴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基拉宁1973年8月访问苏联时，苏联总理柯西金就对基拉宁重申了苏联奥委会已经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的保证，即允许国际奥委会承认的所有国家奥委会和运动员入境，不管苏联是否与该国建立有外交关系。因此，国际奥委会原来担心以色列、韩国等国代表会被阻止入境的顾虑顿时消失。　　1976年，基拉宁再度访问莫斯科时，又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的同样保证。　　当然，苏联领导人也绝没有料到，1979年12月出兵阿富汗会给莫斯科奥运会带来如此大的影响。　　苏军进入阿富汗后，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反应。美国驻苏大使也立即向华盛顿提出了对苏联实行粮食禁运、延缓工业合同、废除贸易协定等行动建议。不过这些行动虽然能够打击苏联的经济实力，但同时也会使美国的经济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　　1980年元月的前两个星期，卡特总统提议的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活动就开始了。　　1月28日，美国驻爱尔兰大使约翰·穆尔从华盛顿打电话给在都柏林的基拉宁，询问他是否愿意会见美国总统顾问劳埃德·卡特勒。穆尔在电话中明确提出，这次会见与奥运会和阿富汗问题有关。　　2月2日，基拉宁在都柏林住宅的书房里会见了卡特勒。　　卡特勒首先从政治和地理等方面就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危险性发表了长篇大论，并论述了苏联南下到波斯湾切断西方石油供应的可能性。他确信，这就是苏联的战略意图。他还说，他此行带来了美国总统的要求，即国际奥委会推迟或取消第22届莫斯科夏季奥运会。　　基拉宁对美国政府向国际奥委会指手画脚的行为感到气愤。他表示，不管他本人对苏联在阿富汗的所作所为的态度如何，作为国际奥委会主席，他不能允许以自己的政治观点干扰国际奥委会对莫斯科和全世界运动员的承诺。　　基拉宁还强调指出，重要的是举办奥运会，而不是在哪里举办的问题。而且一旦做出了举办的决定，所有国际和各国体育组织以及成千上万的个人都应在法律和道德上对此承担义务。　　卡特勒开始施展他律师职业的善辩特长，对基拉宁说，按照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奥运会的惯例，奥运会应当在国际休战的情况下进行。　　基拉宁觉得卡特勒竟然在自己面前卖弄起奥运史知识，显然有些滑稽，便反唇相讥道，卡特勒所说的国际休战是指古代奥林匹克竞技会的“神圣休战月”。但那是在奥林匹克竞技会举行期间，由于举办竞技会而停止战争，而不是像现在某些人要求的那样，由于有了战争而停止举办奥运会。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中只有三次奥运会被迫取消，都是因为发生了世界大战。当时的主战场在欧洲，而奥运会的大部分参赛者也都来自于欧洲交战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举办奥运会是难以想象的。　　双方唇枪舌剑，各持己见，会见不欢而散。　　卡特勒虽然离去了，基拉宁却意识到，奥运史上一场巨大的政治斗争的序幕已经拉开。随后，基拉宁在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传达了美国政府希望延期或取消举办奥运会的信息，与会者表现出沉默。沉默里蕴含着委员们对本届奥运会是否能顺利举行的担忧，也表示出对美国政府如此态度的无声抗议。　　基拉宁认为国际奥委会应该做出一种公开表示。不过他估计，如果简单地发表一份谴责美国、支持莫斯科的简短决议，很可能会引起误会，而且也很难得到全体委员的支持。于是他同几位委员一起商量，制定了对付抵制的策略。　　在随后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基拉宁让所有委员参加辩论，共同探讨如何对待美国政府的态度。会上，大多数委员表示反对抵制莫斯科奥运会，也有少数委员如智利和马来西亚的委员，对此持保留态度。显然他们的态度代表了他们各国政府的立场。　　辩论接近尾声时，基拉宁召集几位委员起草了一份声明，基拉宁本人对其中一些段落进行了修改。声明在国际奥委会全体委员会议上获得通过，并以国际奥委会主席个人的名义发表。　　这份声明的核心，就是指出参加国际奥委会这次会议的73名委员一致同意奥运会必须按计划在莫斯科举行。　　这份声明提醒人们：　　第一，奥运会主办权已被授予莫斯科市，有关各方面已于1974年10月23日签署了一项协议，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按照该协议的条款以及国际奥委会的有关规定进行；　　第二，国际奥委会的主要负责对象是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国际奥委会应当保证奥运会按照国际奥委会的原则和规章每4年举行一次；　　第三，国际奥委会已经察觉并完全了解世界局势对奥运会形成的严重挑战；　　第四，许多国家政府提出将不鼓励甚至禁止本国运动员参加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美国奥委会应美国总统的要求也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同样的表示。同对其它建议一样，国际奥委会对这些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和辩论；　　第五，所有得到承认的142个国家奥委会都应受到《奥林匹克宪章》的约束。这些国家的奥委会只有在与其成员协商之后才有权接受或拒绝参加奥运会的邀请。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负责奥运会的有关技术事宜，他们一贯对国际奥委会表示支持。　　声明强调，奥运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生存，以及由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进行的体育组织工作正处在危急之中。国际奥委会无力解决世界上的政治问题，因此他呼吁所有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共同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　　声明还提到，许多国家的奥委会在与本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方面的合作存在着困难。国际奥委会及其成员以及各国奥委会将尽一切努力向各国政府和公众通报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和目标。　　声明指出，国际奥委会特别注意到美国国家奥委会的困难处境，并希望它继续努力使其运动员能够参加比赛。国际奥委会也同时要求莫斯科奥运会组委会和苏联国家奥委会向本国政府最高领导通报苏联政府的行为给许多国家奥委会所造成的困难。　　声明最后宣布，接受或拒绝参加莫斯科奥运会邀请的最后期限是1980年5月24日。　　声明发出后两个多月，各国奥委会联合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会议，宣布支持国际奥委会。　　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也于4月21日至22日在洛桑召开会议，对国际奥委会予以积极支持。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卡特却宣布，他不仅要求取消奥运会，而且还警告苏联，如果苏联军队不在2月20日之前撤出阿富汗，他将全力阻止其他国家参加奥运会比赛。　　各国奥委会联合会虽然支持国际奥委会，但是具体到一个国家的奥委会，障碍就大得多了。例如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收到了弗雷泽总理的一封信，信中表明了澳大利亚政府支持卡特总统建议的立场。经过考虑之后，澳大利亚国家奥委会未加任何意见就把这封信转给了国际奥委会。　　基拉宁知道问题的关键在卡特总统。他决定通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尤伯罗斯说服卡特放弃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打算。　　1980年4月19日，基拉宁和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贝弗利欧夫人一起在日内瓦国际饭店会见了尤伯罗斯。基拉宁希望他能够向卡特总统阐明，如果美国带头抵制莫斯科奥运会，那么苏联也肯定会抵制洛杉矶奥运会。这场争斗的损失是属于双方的。美国政府应该从国际奥委会的角度以及美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地位出发，采取其他方式抗议苏联出兵阿富汗。　　尤伯罗斯表示他也有同感。他同意将基拉宁的意见转告给卡特总统。　　4月22日，基拉宁收到了卡特的一封信，信中写道：“美国反对派遣代表队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立场完全是出于苏联人入侵阿富汗的有害影响，是基于国际法准则、维护人权以及美国和其他许多自由世界国家安全决定的。正如我们向美国奥委会指出的那样，美国政府的立场完全建立在上述理由的基础上。这一立场丝毫不意味着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的价值和信念有所减退，也不影响我们对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奥委会的支持。我们将像在普莱西德湖一样，在洛杉矶欢迎国际奥委会和来自所有奥林匹克国家的运动员。”　　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决定7月16日至17日，即7月19日开幕的莫斯科奥运会前夕，在美国东部的费城举行国际田径赛，邀请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运动员参加。加拿大、西德、挪威、瑞士、意大利、新西兰、肯尼亚、埃及、中国等20多个国家的运动员报名参加比赛。　　早在4月24日，中国奥委会在北京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并作出决定，“只要苏联当局拒绝尊重奥林匹克的崇高宗旨，在5月24日前不从阿富汗全部撤出其武装部队，中国奥委会将不派运动员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22届奥运会。”7月中旬到9月上旬，中国又邀请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国、西德、加拿大、新西兰等国游泳、跳水等水上运动队以及香港游泳、跳水队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和比赛。来访的美国游泳、跳水队，加拿大和新西兰的跳水队，西德的游泳、跳水、水球队，均为本国的奥林匹克队伍，并且都不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因此，他们到中国的访问和比赛也被认为是一种抵制行为。　　除此之外，世界各国人民也加入了抵制行列。美国、英国、西德、瑞士、日本、澳大利亚的许多人取消了参观莫斯科奥运会的订票。美国、比利时、西德、澳大利亚等国的邮政机构停止了印刷或发行莫斯科奥运会的纪念邮票。英国的布纳医药公司撤消了对莫斯科奥运会的赞助。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也决定停止向莫斯科奥运会供应饮料。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广播公司还取消了转播莫斯科奥运会的合同。这样，莫斯科奥运会就成了奥运史上一次投资最大、收益最小的奥运会。　　许多人都声称，法西斯德国利用奥运会掩饰自己侵略本性的历史不会重演，苏联的霸权主义只会受到越来越强烈的谴责。　　看来抵制已是大势所趋。为了给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国家减少麻烦，国际奥委会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会议上，萨马兰奇力排众异，坚持采取变通的应急措施，尽量争取更多的国家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他主张在莫斯科奥运会上，每个国家的奥运代表团都可以使用该国奥委会的名称，而不必使用该国的国名。同时还允许代表团使用本国奥委会的旗帜。如果该国奥委会没有自己的旗帜，可以使用国际奥委会的正式旗帜。此外，除了旗手。不要求任何人列队出席开幕式或闭幕式。在授奖仪式上，可以升国旗，也可以升国际奥委会的旗帜或奥林匹克旗帜。可以不奏国歌，而代之以《奥林匹克之歌》。萨马兰奇的主张经执委们的一再讨论，最后在会议上获得通过。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另一项决定，以后的奥运会应由国际奥委会主席主持，而不是由带有政治色彩的国家元首主持。萨马兰奇的变通主张无疑使焦头烂额的基拉宁主席感到了一些安慰，但西方国家会不会买帐呢？　　苏联也在积极活动，他们想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招徕更多的参加者。自从慕尼黑奥运会开始，有些国家就养成了一个坏习惯，即必须有资助才参加奥运会。苏联在出兵阿富汗之前就曾表示愿意对某些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资助。苏联还曾要求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会帮助某些国家的运动员前往苏联民航有停靠权的机场，然后再由苏联民航把他们免费送往莫斯科。苏联的这一行为被西方新闻界解释为苏联为挽救奥运会在最后时刻做出的决定。萨马兰奇立即站出来伸张正义，在《新闻报》上撰文称赞了苏联政府的积极态度，并澄清了事实，说明苏联早在1979年就提出要资助一些贫穷国家的运动员到莫斯科参加第22届奥运会。萨马兰奇的文章被世界许多大报予以转载，苏联方面也对萨马兰奇的做法表示了赞赏。但莫斯科能招徐更多的西方“贵宾”吗？　　1980年7月19日，莫斯科在冷清的气氛下上演了第22届奥运会热闹的开幕式。虽然满天飞洒的玫瑰花雨和成千上万的和平鸽把奥运会主会场衬托得热烈欢快，仍掩盖不住运动员人场仪式的冷清与落寞。只有81个国家和地区派团参加了80年代第一次世界体育盛会，是1960年罗马奥运会以来参赛国家和地区数量最少的一次。运动员人数也比前几届大为减少，男女选手总共只有5353人（其中男选手4265人，女选手1088人），比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举行的第二十届奥运会男选手的人数（5848）还少395人。　　由于美国等许多国家未参加，大部分奖牌集中到苏联及东欧国家手中，其中苏联195块（80金）、东德126块（47金）、保加利亚41块（8金）、匈牙利32块、波兰31块、罗马尼亚25块、英国21块、古巴20块。上述国家除英国和罗马尼亚外，均未参加洛杉肌奥运会。　　今基拉宁不快的还有另外一件事，即他希望不在奥运会举办期间选举国际奥委会主席。他认为在这期间委员们还有其它许多事情要做。此外，基拉宁以前曾同意他第一届8年任期满后，再连任两个4年。但奥运会不断遭到抵制的现实已令他心灰意冷。　　1980年7月16日，莫斯科奥运会开幕前夕，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主席。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8章　体育大总管第8章　体育大总管　　·入主国际奥委会　　·第七任主席　　·新总部　　进入国际奥委会后，萨马兰奇一步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他先是担任了礼宾部和新闻部主任；接着又被选为执行委员；1974年开始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1979年，即被选为主席的前一年，他又兼任了礼宾部主任的职务。　　现在萨马兰奇的目标更加清楚：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刚进入国际奥委会时，萨马兰奇就遇到了来自西班牙前国家奥委会主席埃洛拉的刁难。现在，在通往世界体育最高行政职位的最后冲刺阶段，他又遭遇了莫尼克·贝弗利欧夫人。　　贝弗利欧夫人是法国著名女教练苏珊娜的女儿，曾在1948年伦敦奥运会上获200米仰泳银牌，是记者、作家，也是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的朋友、私人顾问。她的丈夫也是位作家、贝弗利欧夫人比萨马兰奇晚一年进入国际奥委会，担任新闻发言人。1971年被布伦戴奇任命为国际奥委会总干事。这是个实权很大的位置。在国际奥委会的《相簿》上有各任主席的各种活动照片。其中一幅照片是布伦戴奇1973年发表告别演说的照片。布伦戴奇右边是萨马兰奇和贝弗利欧夫人。两个人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由此可知。　　萨马兰奇同贝弗利欧夫人在思想认识和工作作风上有很多不同。贝弗利欧夫人属于老牌奥林匹克派，反对所有针对奥林匹克运动的重大改革。而萨马兰奇根据自己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以来的亲身感受，认为非对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进行大的改革不可。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上发生的炸死以色列选手的惨案和随后的绑架案，以及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巨大的财政亏空，使萨马兰奇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要想真正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之父”顾拜旦“友谊、和平、进步”的理想，推动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健康发展，宏扬奥林匹克精神，必须对由顾拜旦主持制汀的《奥林匹克宪章》进行修改，取消对职业运动员参赛的限制，推动奥运会朝着商业化的方向发展。　　另外，萨马兰奇对贝弗利欧夫人专横跋扈的作风也很看不惯。贝弗利欧夫人自恃掌握实权，总是摆出一副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架势，与萨马兰奇随和可亲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萨马兰奇并不想同贝弗利欧夫人争论，在开始共事的前几年，俩人基本上可以作到和平共处。　　70年代初，萨马兰奇在希腊奥林匹亚举办的奥林匹克研究会上的演说中谈到了奥运会业余与职业运动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布伦戴奇比较敏感的问题。萨马兰奇马上收到了布伦戴奇的一封信，信中对萨马兰奇提出了批评。萨马兰奇看得出来，这封信实际上是贝弗利欧夫人写的。而且是她把萨马兰奇的讲话稿交给布伦戴奇，以制造俩人之间的不和。萨马兰奇对贝弗利欧夫人这种挑拨离间、越俎代庖的做法非常反感，二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虽然萨马兰奇的夫人玛丽亚为了调和二人之间的矛盾，数次陪同贝弗利欧夫人到风景如画的巴塞罗那旅游，但仍未能软化贝弗利欧夫人的“铁石心肠”。1975年，当萨马兰奇公开宣称要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就是贝弗利欧夫人。尽管如此，由于萨马兰奇的工作成绩斐然，加上两任主席的赏识，他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逐年上升，并最终于1980年升任主席。贝弗利欧夫人甚至连萨马兰奇走马上任的日期也故意安排在7月16日，尽管她知道萨马兰奇总是喜欢把重要的事情安排在7月17日他生日的这一天。　　在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后，贝弗利欧夫人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反对他的改革措施，特别是反对取消职业运动员参赛限制。但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需要革新，萨马兰奇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受到了全世界运动员的欢迎。而贝弗利欧夫人因固守陈规，终被奥林匹克运动抛弃。1985年，为国际奥委会工作了14年，并连续负责了7届冬、夏季奥运会的组织工作的贝弗利欧夫人，被迫辞去了总干事的职务，满怀郁愤地离开了国际奥委会。　　事隔十余年，此事再起风波。1996年10月，德国《柏林时报》载文称，国际奥委会曾支付给1985年被迫辞职的总干事莫尼卡·贝弗利欧（即贝弗利欧夫人）730万美元，以使她对国际奥委会的秘密保持沉默。　　文章披露说，国际奥委会通过当时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或称“斯塔西”的特工人员卡尔—恩兹·韦厄（当时也是世界拳击协会的秘书长），向贝弗利欧夫人支付这笔钱。韦厄是萨马兰奇的一位密友。　　韦厄的“斯塔西”记录显示，从贝弗利欧夫人辞职至1988年12月底，她每月都从国际奥委会获得15万美元的“补偿费”。同时，她还一次性获得100万美元的与国际奥委会彻底“断交”的补偿费，条件是她不向外界透露任何有关国际奥委会的秘密。　　“补偿费”从1985年6月开始支付，韦厄的记载表明，总金额约达730万美元。　　文章还声称，莫尼卡·贝弗利欧还接受了由国际奥委会出钱购买的一辆豪华轿车。当莫尼卡·贝弗利欧辞职时，报界只报道了她强调自己与国际奥委会的合同要到1988年年底才结束，并有传闻说她正在准备写一本书，全面披露国际奥委会在许多决策上的内幕，但这本书一直没有面世。　　《柏林时报》还透露，国际奥委会曾禁止她为一个申办1992年奥运会的城市工作，这期间她也获得了一笔补偿费。莫尼卡·贝弗利欧曾在1992年奥运会选址上与萨马兰奇发生冲突，因萨马兰奇想让这届奥运会由他的故乡巴塞罗那主办（结果果真如此），而贝弗利欧夫人却支持当时参加申办的巴黎市。　　文章最后提到，目前贝弗利欧夫人替法国总统希拉克工作。　　这篇文章在国际体育界和新闻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0月20日，萨马兰奇在接受西班牙国家新闻社EFE的采访时，坚决否认国际奥委会曾秘密支付给莫尼卡·贝弗利欧巨额的“堵嘴费”。　　萨马兰奇说，贝弗利欧夫人是在1985年同意辞去总干事职务的，这比她与国际奥委会原来签署的工作至1988年的合同提前了三年。当时，她同意辞职的条件就是今后三年的工资照付。　　但是《柏林时报》却援引前东德安全部的有关记录说，国际奥委会共支付了贝弗利欧夫人730万美元，作为其提早三年交出执掌国际奥委会总干事的大权，以及对国际奥委会的秘密保持沉默的“补偿”。　　萨马兰奇最后说：“假如果真有德国报纸所说的那种记录，那一定是非常可笑的。”　　除了来自贝弗利欧夫人的阻挠，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前几年最让萨马兰奇感到棘手的问题，就是西方世界对莫斯科奥运会的抵制。　　苏联出兵阿富汗引起了以美国卡特政府为首的许多国家抵制莫斯科奥运会行动，西班牙政府也在抵制者的行列中。从正义的立场讲，萨马兰奇反对侵略，作为西班牙驻苏联大使，他应该服从政府的决定。但是作为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他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奥运会。更重要的是，1980年改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苏联的一票又何等重要。　　萨马兰奇立即飞回马德里。他要避免唾手可得的成果失之交臂。他劝说政府，如果他能够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那也是西班牙的荣誉，对于西班牙政府也有好处。政府终于做出了有限的让步，西班牙代表队可以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但是不能打西班牙国旗，不代表西班牙，而只代表西班牙奥委会。　　可是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有几个国家的政府通知他们的驻苏大使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仪式。西班牙政府也步人后尘，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这回萨马兰奇可真为难了，他本人就是驻苏联大使啊！萨马兰奇请求政府给他一个例外，政府不允。他又请求解除他的大使头衔，以免他处境尴尬。但西班牙政府却说这是政府做出的决定，与他个人无关，更没有必要因此解除他这位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的职务。而萨马兰奇本人也不想辞职，因为即使他辞职，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万般无奈之下，萨马兰奇决定请长假，而将使馆的工作交由商务参赞负责，并明确指示参赞不得参加莫斯科奥运会的任何活动。他认为这样就能以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身份参加莫斯科奥运会了。　　这个办法对萨马兰奇和苏联当局都不错。但是西班牙政府却不能接受这种做法。西班牙外交部一名副部长来到驻苏大使馆，后来外交部长奥雷哈也打电话来表示了同样的意见：外交部不准把萨马兰奇解职，但是如果他参加了莫斯科奥运会，他就不必继续留在大使馆了。　　萨马兰奇选择了奥运会。奥林匹克是他的事业，而当外交官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更何况他的主要竞争对手、联邦德国的维利·道默已经由于其政府拒绝派运动员参加莫斯科奥运会而失去了同他竞争的机会。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呢？而且，这次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有阿迪达斯运动服老板霍斯特·达斯勒和国际足联主席阿维兰热的支持，他们保证分别做非洲、亚洲、法国和拉丁美洲代表的工作。苏联的工作已由萨马兰奇本人做好了。成功已经指日可待，又何需留恋区区一个大使的职位呢？　　人生的关键往往就在几步，甚至一步。萨马兰奇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奥林匹克运动。莫斯科奥运会前夕，1980年7月16日，国际奥委会第83届全体委员会议如期举行，会上，来自加拿大的詹姆斯·沃勒尔、前西德的维利·道默、瑞士的马克·霍德勒与萨马兰奇四人参加了竞选，四人都曾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多年，是国际奥委会的资深委员。但前三人在组织才能和声誉上与萨马兰奇不可比拟。经过全体委员秘密投票，最后霍德勒得21票，道默得7票，沃勒尔得4票，三人得票总数远低于萨马兰奇一人的得票——47票。只经过一轮投票便如愿以偿地登上了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宝座，成为任期8年的国际奥委会第7任主席，萨马兰奇对此真是既惊又喜。选举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萨马兰奇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把他的喜悦之情通过电波传播到世界各地。“对我来讲，这一职务不是什么牺牲，而是对我多年愿望的满足。我要说，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差事。”　　人世沧桑，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自1896年开始以来，已经历了84个春秋。国际奥委会也变更了6任主席。　　第一任主席维凯拉斯，是一个希腊诗人和语言学家，1894年担任国际奥委会第1任主席。两年之后，辞去了主席的职务。　　第2任主席就是顾拜旦。他为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献出了毕生精力。从1896年至1925年，他担任主席共29年，退休时62岁。　　接替顾拜旦的是比利时外交官巴耶·拉图尔，1942年1月6日，65岁高龄的他长眠于他的工作岗位上，在此之前，他已作为主席在国际奥委会工作了17个年头。　　第4任主席是瑞典体育活动家埃德斯特隆。他先接替巴耶·拉图尔担任了4年临时主席，然后又于1946年至1952年担任了6年主席。　　第5任主席是美国活动家布伦戴奇，自1952年开始担任主席达20年之久。　　为恢复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做出了有益工作的基拉宁是国际奥委会第6任主席。他出生于爱尔兰，是记者、作家和体育活动家。曾以战地记者的身份到中国采访。他在主席的位置上度过了8载春秋，1980年因不满西方社会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的行为愤然退休。　　现在，全世界都将目光投在了第七任主席萨马兰奇身上。他将在奥林匹克的历史上书写怎样的篇章呢？　　如果不是出差在外，或者有什么其它事情，萨马兰奇一般回巴塞罗那度周末。星期日下午四点零五分，他在巴塞罗那登上飞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日内瓦克万特兰机场。一辆防弹奔驰一梅塞德斯已静候在机场。这辆豪华汽车是奔驰一梅塞德斯公司借给国际奥委会使用的，每两年更新一次，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降雪，这辆汽车都会由经验丰富的司机驾驶，用它那极其舒适的空间经过40分钟的坦途把萨马兰奇送到国际奥委会总部——人称“体育联合国”的总部所在地瑞士洛桑。　　洛桑位于瑞士的西南部，在洛桑的西南部有个莱芒湖，湖面烟波浩渺，湖水碧波粼粼，旖旎的白睡莲点缀着淡青的湖面。　　莱芒糊畔有座深褐色的玻璃建筑，正面白色大理石拱门的门楣上镶嵌着五环标志。拱门内四座玻璃门上烫金印着“国际奥林匹克委会员”的字样。周围翠松环绕，绿荫掩映，地面青草如茵，显得格外恬静。右侧一条玻璃体通道连接着一座白墙红瓦的三层小楼“维迪堡”，它以前曾是国际奥委会总部，现在其中一部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官邸。　　洛桑素有“国际文化城”之称，许多世界文豪，如拜伦、雪莱、雨果、狄更斯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出生在这里。如今，她又成了“奥林匹克城”。　　最初，国际奥委会秘书处都是在奥运会举办国办公。也就是说，每4年就得搬一次家。这样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而且不利于国际奥委会和世界体育运动资料的保存和整理。1914年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英、法、俄为核心的一方和以德、奥为核心的另一方在欧、亚、非三洲展开了鏖战。开始顾拜旦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是随着战争的发展，几乎无处得以安身。年过五旬的顾拜旦决定为法国的荣誉而参加战斗。顾拜旦对国际奥委会委员们说：　　“对于我不得不参加战斗这一点，你们会理解的。你们同样还会理解，既然我参加了战斗，我们的委员会就不应该由一名士兵来领导。”于是他授权他的好朋友、瑞士人戈德弗鲁瓦·德布卢纳暂时代理他的职务，并考虑把国际奥委会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经过认真考察，顾拜旦发现了美丽、宁静的中立国瑞士。经过协商，1915年洛桑市政府决定将洛桑蒙幼波堡的一部分提供给国际奥委会临时使用，其中一套房子作为顾拜旦的住宅，此后他一直居住在此。　　1937年，顾拜旦在洛桑逝世。作为洛桑市荣誉市民，他被安葬在洛桑市西南的布瓦德沃墓地。他的妻子及两个孩子也葬在这里。在墓地中，顾拜旦的墓碑最大，是用一块两米高的花岗岩制成，周围有苍松翠柏。碑上刻着顾拜旦的名字，旁边写着“奥林匹克运动的复兴者永垂不朽”。顾拜旦在此“安息”（在瑞士语中蒙勒波的意思是“安息”）了。他长眠在此，魂系奥林匹克运动。后来戴高乐将军曾建议将顾拜旦的遗骨迁到巴黎的潘蒂翁墓地，遭到顾拜旦家人的拒绝。顾拜旦把他的一切都留在了洛桑。　　洛桑市政府对国际奥委会鼎力相助，顾拜旦铭记在心。1926年他在日记中写到：　　“海尔维第（瑞士的历史地名）联邦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治产物。她使几个不同的种族、两种宗教和无数的利益群体能够共处一体，形成一个即灵活又坚强的整体……。瑞士应当成为各文明民族的实验园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