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上午，投票结果终于出来了。布伦戴奇的提名以3票的多数获得通过。　　自1953年萨马兰奇申请加入国际奥委会，到1966年国际奥委会最终批准，已经过去了13个年头。在13年时间里，萨马兰奇一直关注着国际奥委会和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尤其是在这期间举行的3届奥运会，虽然他没有带队参加这3届体育盛会。　　1956年11月22日至12月8日，第十六届奥运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2958名男子运动员和384名女子运动员参加了首次在南半球进行的这次体育盛会。苏联运动员显示了他们强劲的实力，共获98枚奖牌（37金），美国代表队屈居第二，获74枚奖牌（32金），紧随其后的是澳大利亚35枚（13金）。由于当时马匹检疫原因，马术项目的比赛，移至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举行。　　这届奥运会总的来看比较成功，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男子水球决赛中，匈牙利队与苏联队发生了冲突并导致流血事件。最后匈牙利队在这场因暴力而被中止的决赛中以4：0击败苏联队夺得金牌。　　澳大利亚18岁的短跑名将贝蒂·卡恩伯特是本届奥运会的风云人物，她在短跑项目中一人独得3枚金牌。　　第十七届奥运会于1960年8月25日至9月11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来自83个国家和地区的4738名男选手和610名女选手参赛。苏联再次荣登奖牌榜首，共获103枚（其中金牌43枚）、美国获74枚（34金）、意大利36枚（13金）。这届运动会上最引人注目的是意大利国家电视台对比赛进程进行了国际性电视转播，使地球其他地方的体育迷们坐在家里就能欣赏各国运动员高水平的角逐。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则用5万美元买断了美国国内的电视转播权。　　从小就患小儿麻痹症的美国黑人女选手威尔玛·鲁道夫因获得女子100米、200米和4×100米接力3枚金牌而成为当时的新闻人物。拳王阿里第一次参加奥林匹克重量级拳击比赛，就获得了冠军。　　第十八届奥运会于1964年10月10日在日本东京拉开战幕，这是奥林匹克运动会首次在一个亚洲国家举行。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4457名男选手和683名女选手参赛。比赛结果，美国获90枚奖牌（36金）、苏联86枚（30金）、日本29枚（16金）。美国人唐·斯科兰德在100米和400米自由泳、400米和800米自由泳接力中的胜利使他成为第一位在一届奥运会上获得4枚金牌的游泳选手。　　东道主日本为本届奥运会花费了近20亿美元，比以往任何一届都多。但这些钱并没有白花，因为这是历史上最成功的一届奥运会，而且还给日本带来了国际声誉，提高了其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　　这届奥运会上最引起轰动的人物是澳大利亚的唐·弗雷泽。她在连续第三次获得女子100米自由泳冠军后，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胜利，结果引发了一场国际官司。弗雷泽先是喝了些啤酒，然后率一小伙人半夜去毁坏东京皇宫门前的一面日本旗帜。日本警方逮捕了她，但经澳大利亚使馆的交涉，很快此案就撤诉了。东京警视厅还将一面日本国旗送给弗雷泽作为礼物。　　1966年罗马竞办大会上，萨马兰奇虽然获得了成功，但他所代表的西班牙申奥小组却失败了，尽管失败早在人们的意料之中。　　《奥林匹克宪章》第5章第37条规定：“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几个城市要求举办同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则由国家奥委会决定其中一个城市申办。”　　由于西班牙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由马德里和巴塞罗那共同主办奥运会，违背了《奥林匹克宪章》规定原则，再加上马德里并未就申办奥运会进行认真准备，国际奥委会决定由慕尼黑主办第20届奥运会。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的第二年，萨马兰奇接替埃洛拉，担任了西班牙奥委会主席。　　西班牙在罗马痛失奥运会主办权，舆论界纷纷指责埃洛拉工作不利。萨马兰奇同年却加入了国际奥委会，并接替了埃洛拉的职务。埃洛拉从此对萨马兰奇耿耿于怀。　　1970年的一天，萨马兰奇在对新闻界的一次谈话中谈到，根据他个人的亲身了解，他认为西班牙还不具备举办奥运会的能力。此语一出，埃洛拉勃然大怒。同时他认为抨击萨马兰奇的机会已到。于是埃洛拉在报纸上发表了一封给萨马兰奇的公开信，公开指责萨马兰奇利用到罗马争办奥动会的机会为自己加入国际奥委会游说活动。　　公开信说，萨马兰奇认为西班牙不具备举办奥运会能力的言论“有悖于你4年前的看法。当时你不仅认为西班牙的某个城市应该争办1972年奥运会，而且还同你在国际奥委会里的朋友一起积极活动。”公开信别有用心地说，“与此同时，你还为自己能够成为国际奥委会成员而奔波游说。你坚持不懈，结果本来只能有一名委员的西班牙现在有了两名委员，而且一些真正有水平的人并没有当选。”　　公开信企图把争办1972年奥运会失败的原因归咎于萨马兰奇，同时也是为自己开脱。埃洛拉在信中说，在申办小组去罗马之前，他已经对布伦戴奇和其他几位委员，特别是拉美国家的委员做了不少工作，萨马兰奇也参加了整个申办过程，应该对申办进展情况了如指掌。“但是1966年在罗马递交了申办报告之后，却发生了许多‘巧合’。我们的申办工作由于非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和西班牙奥委会的原因失败了。”　　公开信还质问，“究竟为什么，你的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变化？”信的结尾说，“我要控告你。”　　后来埃洛拉并没有象公开信中所叫嚷的那样，向司法部门提出控告，也许连他自己心里也清楚：没有站得住脚的理由，控告的结果除了自己要掏出巨额的诉讼费外，其它将一无所获。　　面对这种恶意中伤，萨马兰奇采取的策略就是置之不理，他知道这种为开脱自己的责任而谴责他人的公开信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但这次风波也向萨马兰奇预示：他在国际奥委会的道路绝不会是一帆风顺。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5章　宦海沉浮第5章　宦海沉浮　　·前途无量　　·莫名解职　　·明刀暗箭　　·“萨马兰奇，滚蛋”　　赫尔辛基奥运会结束后，萨马兰奇请假回到巴塞罗那盘点家族财产，佛朗西斯科再次劝说萨马兰奇全心全意经营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但萨马兰奇没有听从父亲的劝告。自投身政治以来，他已深深体会到政治的刺激和魅力，特别是这次带队去赫尔辛基参加奥运会更让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自己手握大权，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思想。萨马兰奇知道，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家族雄厚的资产，他一定能够在西班牙政坛大放异彩。萨马兰奇在等待着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1952年4月，巴塞罗那省长利佩·阿塞朵新官上任，决意对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工作进行改革。他对巴塞罗那市长安东尼奥·西马罗颇为不满。西马罗是一名法学教授，在阿塞朵上任前几个月被任命为巴塞罗那市长。西马罗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但求无事，平平安安”。由于西马罗身后有背景，阿塞朵对他也无可奈何。但阿塞朵决心对巴塞罗那市政府迅速动一次手术，增加新鲜血液，改变市政府死气沉沉的局面。他责成西马罗改选一部分市政府官员。　　萨马兰奇听到这个消息后，决定站出来应选。他与阿塞朵只见过一面，那还是去年6月份，阿塞朵参加在格兰比利亚体育场举行的向西班牙队颁发世界旱冰球锦标赛冠军奖杯的时候。在此之前，阿塞朵曾打电话向萨马兰奇要人场券。萨马兰奇相信，如果能够进入市政府，不仅对自己的前途有利，而且也将有助于巴塞罗那和西班牙体育事业的发展。　　10月12日，萨马兰奇给阿塞朵写了一封信，短短几行字，向阿塞朵正式表示了自己参加11月份市政府官员选举的希望。信末尾的一句话是：“上帝为了西班牙的利益将保佑您多年。”　　阿塞朵的本意也是想挑选一两个体育界人才，借以振奋一下巴塞罗那沉闷的空气。但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只好听凭西马罗挑选了几个人，其中没有萨马兰奇这个名字。　　不久阿塞朵就发现，他的初衷并没有实现。他在向上级送交的一份报告里写到：　　“新当选的几个人并不具备预期的能力，特别是工会的几个领导人。我不否认，这是我的失败。我本意希望向西马罗市长提供几个他完全相信的人，不致给他造成任何麻烦。但西马罗贪图安逸，只想找几个恭顺唯谨的合作者，结果推荐了一群无能、松懈、毫无个性的好小子。”　　萨马兰奇不在这些“好小子”之列。　　正如阿塞朵料想的一样，“好小子们”没有给巴塞罗那带来新的生机。然而阿塞朵并没有忘记萨马兰奇。1954年底，萨马兰奇终于当选为市政府成员，负责第三区的行政工作。说实话，这并不是他所希望的。萨马兰奇希望能够主管全市的体育工作。当时这项工作由副市长佩纳·卡德纳尔负责。　　1955年6月，卡德纳尔由于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同阿塞朵见解不同，被阿塞朵解除了职务，萨马兰奇顺利接管了巴塞罗那市的体育工作。但萨马兰奇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将下一个目标瞄准了巴塞罗那议会。　　当时巴塞罗那省议会运动委员会的主任普伊赫韦特先生与萨马兰奇的父亲是至交。一天，萨马兰奇去看望这位老前辈，顺便谈一些体育工作上的事情。谈话中，萨马兰奇流露出想进入巴塞罗那省议会的愿望。他解释说，这完全是为了西班牙体育运动的发展。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更多的财政预算和政治空间。而且按照规定，巴塞罗那市政府可以有两名官员进入省议会。　　了解萨马兰奇的愿望后，普伊赫韦特拿起了电话，拨通了巴塞罗那省议会几位重要人物家里的电话。十几分钟后，他告诉萨马兰奇：　　“你已经是巴塞罗那省议员了。”　　进入省议会后，萨马兰奇几乎将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体育上。他积极支持西班牙体育活动的开展，扩大体育活动范围，工作显得卓有成效。　　不久，萨马兰奇结识了新上任的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何塞·安东尼奥·埃洛拉·奥拉索，共同的胆识使俩人一见如故。奥拉索决定邀请萨马兰奇作自己在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代表。萨马兰奇自然全力相助。　　仅过了几个月，奥拉索就发现巴塞罗那市政府的体育预算果然增加了。同时奥拉索还接到了萨马兰奇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希望这件礼物（巴塞罗那市政府增加体育预算）能够成为您收到的最好消息。您对此受之无愧。这不仅仅是由于您担任的职务所致，而且是由于您对西班牙体育运动的发展付出了辛勤努力。”　　奥拉索在回信中称赞了萨马兰奇，并告诉萨马兰奇说：　　“我已经致函西马罗市长，感谢他增加了体育预算。同时我还致函马德里市长，告之巴塞罗那市的这一行动已成为该市在诸多事务中树立的楷模之一。”　　萨马兰奇与奥拉索的密切合作使俩人成了莫逆之交。他们彼此信任，几乎无所不谈。1965年，奥拉索因病需要动一次手术。奥拉索担心自己年老体弱不能度过这一关，在立遗嘱时，他首先想到的公证人就是萨马兰奇。　　后来奥拉索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这次难关，但恢复后仍然感到力不从心。他向西班牙议会提议将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位移交给萨马兰奇。　　但是奥拉索的建议遭到了马里亚诺·卡尔维尼诺的反对，原定1966年11月25日举行的交接仪式被推迟了。　　卡尔维尼诺是卡塔卢尼亚地区政府的一位重要智囊。除了偶尔插身党派活动外，从来没有担任过任何政治职务。然而他势广根深，很多重要决策，甚至包括省长的任命，都要事先同他商量，他是卡塔卢尼亚地区举足轻重的幕后人物。　　卡尔维尼诺原是玛丽亚父亲的朋友，可当时玛丽亚还是个小姑娘，卡尔维尼诺今天哪里还记得她。萨马兰奇对卡尔维尼诺很敬重，称他为“马里亚诺叔叔”。可他并没有想到，这位“叔叔”会阻碍对自己的任命。萨马兰奇明白，卡尔维尼诺可能另有考虑。虽然体委主任是体育官职，但也是政治仕途的一个门径。　　这次卡尔维尼诺失败了。更多的人仗义执言，举荐萨马兰奇。一位侯爵这样说道：“萨马兰奇丝毫不炫耀自己，他对人坦诚，所有接触过他的人都对他交口称赞。他还常交华盖运，有一次他同我们一起去打猎，还是向我借的猎枪，结果第一天就打死了一只18个角叉的大鹿。”　　1967年1月10日，萨马兰奇正式走马上任。在移交仪式上，奥拉索发表了讲话：　　“我平生最满意的事情就是我所留下的空缺，是由我亲密的朋友、杰出的合作者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来填补。我完全信任他，而且了解他的智慧，他卓越的才能以及他对体育运动和西班牙的热爱程度。”　　此前不久，萨马兰奇还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转折——1966年4月27日，萨马兰奇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萨马兰奇的事业正如日中天。　　然而萨马兰奇万万没有料到，4年后，即1970年9月3日，他突然被解除了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接任他的是胡安·希奇。　　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德高望重，在体育界和新闻界更是深受欢迎。起初人们都不相信这一事实。一时间，萨马兰奇成了巴塞罗那以及9月上旬在巴塞罗那举行的欧洲游泳锦标赛的主要话题。　　关于萨马兰奇被解职的理由，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只有一些猜测。　　有人说萨马兰奇在任职的三年时间里把西班牙的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报纸、电台、电视经常加以报道，萨马兰奇的声望日益提高。但有几次邀请政府首脑人物参加诸如地中海运动会之类的活动，他事先没有同某些有权势的组织和人物通气，令某些要人耿耿于怀。这些人早就想“修理”一下萨马兰奇，他的下台可能是这些人在背后做了手脚。　　也有人说萨马兰奇是当时党派之争的牺牲品，还有的说是卡尔维尼诺做了手脚，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是个问号。　　此后一段时间萨马兰奇是在沮丧、茫然中渡过的。他有旺盛的精力却无处发挥，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朋友们劝他：他们把你从一个职位上赶了下来，但还有其它的职位。你输掉了一场比赛，振奋起来，我们再重新参加比赛。一个聪明的失败者不应怪罪裁判和对手，而应该想到未来，不要总是同裁判和对手过不去。你还是很多董事会的董事，还是巴塞罗那国际航海沙龙主席，还是国际奥委会成员，这已经不少了，真的。　　如果说，在此之前，萨马兰奇认为他从政是为了进一步发展西班牙的体育运动，或者以体育运动为自己的政治目标辩解的话，那么现在他已经开始怀疑政治和体育是否可以分开。体育应当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至于政治，何必要在那上面浪费时间呢？单纯从事体育活动不是也同样得到了人民的爱戴吗？　　1970年10月1日，就是被解职后的第四个星期，萨马兰奇飞赴洛桑担任国际奥委会执委。临行前，他会见了巴塞罗那《终极日报》记者曼努埃尔·比希尔·巴斯克斯，他说自己不会就此沉沦。他还说，那几天，他收到了数以百计的来信，对他领导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期间取得的成就给予褒扬。对所有的来信，他都一一回信。这是萨马兰奇一贯的做法，因为他知道，冷淡别人的关怀等于失去了别人的支持。　　萨马兰奇并没有停止他的社会活动。巴塞罗那国际航海沙龙成了他大显身手的舞台。1961年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发起并组建了国际航海沙龙，但那时他主要的精力都用在国际旱冰球协会和巴塞罗那省议会，很少光顾自己建立起来的航海沙龙。现在官场失意的萨马兰奇又回到了航海沙龙，他决心大力推广国际航海运动，用自己的行动向解除他职务的官僚们显示，我萨马兰奇有能力带动任何一项体育事业向国际化方向发展！萨马兰奇很快同国内国外的航船制造厂家，商人以及航海俱乐部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航海沙龙的面积也由4千平方米扩展到4万平方米。沙龙里名流荟萃，甚至连西班牙的王子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基拉宁也常常光临此地。国际航海沙龙在巴塞罗那的社交活动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1972年，萨马兰奇被推选为国际航海沙龙协会主席。这个席位不仅振奋了萨马兰奇的精神，也提高了巴塞罗那的知名度。萨马兰奇有一次兴奋地对朋友说：“应该让巴塞罗那成为航海之都。”身为国际航海运动的头领，萨马兰奇本人却没有一艘游艇。“买游艇得花钱，还得维修、照看。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作为客人应邀出航。”萨马兰奇常常这样说。他自己只有一条小赛艇，并且就是用这条小赛艇参加了当地的友谊赛。显然萨马兰奇绝非买不起游艇，而是因为他的最终目标早已远远超出了航海运动。　　1973年是萨马兰奇时来运转的一年。巴塞罗那市长即将改选，巴塞罗那议长穆列尔·德阿瓦达尔任期已满。各报刊杂志纷纷举行民意测验，开列出新市长和新议长侯选人名单。所有名单中都有萨马兰奇的名字，而且位置都很靠前。　　萨马兰奇也利用各种政治、经济、社会和体育活动的场合积极活动，他要东山再起！有很多人了解他，有很多市民支持他，他为什么不重新站起来呢？巴塞罗那省前省长托马斯·加里卡诺·戈尼现在已登上了西班牙内务部长的位子，以前曾与萨马兰奇在巴塞罗那市政府共事的佩拉塔利亚达现在已经是市政府的秘书长，自己为什么要袖手旁观呢？　　不久，西班牙议长罗德里格斯·德巴尔卡塞尔在马德里邀请萨马兰奇等几个人进餐。德巴尔卡塞尔探询萨马兰奇是否有出任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的意愿。萨马兰奇略感意外。他本来有意巴塞罗那市长的位子。大概是市长的位置已另有人选，也可能是萨马兰奇听从了在场几位朋友的劝告，认为巴塞罗那市议长的前途更加辉煌，他接受了德巴尔卡塞尔的提议。5月23日，《人民报》以显要位置刊登了罗德里格斯·德巴尔卡塞尔委任萨马兰奇为巴塞罗那市议长的消息。　　但是有件事《人民报》没有刊登出来，就是巴塞罗那市前任议长穆列尔·德阿瓦达尔离任的时间向后推迟。他的一个儿子要结婚，德阿瓦达尔要在任职期间为儿子主办婚礼。可怜天下父母心！萨马兰奇对此丝毫不反对，而且他也希望能够将自己上任的时间安排在7月17日——自己的生日那天，但愿这个日子能为他带来好运。　　然而上帝也有打盹的时候，好运还没有降临，坏消息已接踵而至。在德阿瓦达尔的儿子举行婚礼那天，报纸上的几条消息引起了萨马兰奇的不安。第一条消息说“戈尼被解职，阿里亚斯·纳瓦罗继任”。戈尼是萨马兰奇的至交，被解职前是西班牙内务部长；纳瓦罗原是马德里市长，曾因申办奥运会问题对萨马兰奇有看法，而内务部长在内阁里还是占有一定地位的。　　另一条消息更加不妙：“托尔夸托出任副首相”。托尔夸托，这个曾亲手签署解除萨马兰奇体委主任命令的托尔夸托，竟成了西班牙的副首相！　　第三条消息显得闪烁其辞：“萨马兰奇将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议长”。“将被任命”？这就是说还没有被任命。　　后来几天，萨马兰奇一直在忐忑不安中渡过。穆列尔的离职仪式并没有举行，其他官员陆续上任，甚至连名不见经传的恩里克·马索·巴斯克斯也在5月17日被正式任命为巴塞罗那市市长。有的人私下悄悄活动，觊觎着巴塞罗那议长的职位。本来在6月份巴塞罗那议会的全体会议上，穆列尔应发表告别演说，可他得到通知说。先暂不做告别演说。虽然穆列尔承认他的使命即将终结，却义说“天情地愿希望我继续领导巴塞罗那币议会”。报界认为巴塞罗那议会现在面临的只是继任人问题，并且重提萨马兰奇被托尔夸托解职的旧帐。　　看来最后的决定只能由西班牙最上层作出了。萨马兰奇通过一些朋友打听消息。过了一段时间，萨马兰奇两位通天朋友波尔塔和米兰达传来了托尔夸托的原话：　　“你们告诉他，放心吧，没有人会解除他那个还没有被任命的职务。”　　不久纳瓦罗也打来电话，通知萨马兰奇，他已经被任命为巴塞罗那议会议长，就职仪式将于7月12日在马德里举行。也许是太迷信了，过去的不幸经历他记忆犹新。他要求将就职仪式推迟到7月17日举行。纳瓦罗同意了。　　萨马兰奇在他年满53周岁的那天宣誓就任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从此萨马兰奇将很多重大的活动都安排在7月17日他生日这一天。　　萨马兰奇永远是个有心人。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界的作用。舆论有时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很多官员对新闻记者是又怕又恨又惹不起。萨马兰奇认为，与其躲避，不如主动做工作。在上任前15天，萨马兰奇就正式视察了巴塞罗那所有的报社、杂志社、电台和电视台。一时间，新闻界对巴塞罗那议会发表各种报道、评论，沸沸扬扬，而市政府就显得相形见绌了。　　对待舆论界，萨马兰奇一向非常重视，因为他自己曾做过《新闻报》的特邀记者，知道舆论工具的作用有时甚至超出了政治高压和明枪暗刀。他深深懂得，只靠自己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发动、掌握更多的记者，充分发挥出新闻工具的作用。特别是担任了西班牙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以后，他更是注意把报纸、电台、电视台作为行使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萨马兰奇根据自己为《新闻报》撰稿的经验，专门组织了19名记者，每个记者负责一个体育项目，这样，所有的体育运动都均衡地得到了被宣传的机会，总体宣传也造成了一种声势。当然，这些记者都在工资之外得到了一些经济补助。　　萨马兰奇不像其他人那样对记者敬而远之，而是主动接近，同他们联络感情，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他们的朋友。1955年的一天，萨马兰奇甚至对一些记者说：　　“你们将会看到我多么喜欢记者的职业，我马上就要同一位记者结婚了。”　　这是句双关语。在西班牙语中，“结婚”一词还有“合得来”的意思。他不仅是在谈情说爱，而且也是在向记者职业暗送秋波。　　萨马兰奇确实同一位记者——玛丽亚——结了婚，不过严格讲，玛丽亚还算不上记者。她只读了一个新闻短训班，并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文章。　　萨马兰奇本来就是个有心人，对记者们更是眷顾。《论坛报》一位记者虽然从未同萨马兰奇见过面，可是当这位记者结婚时，却意外地收到了萨马兰奇派人送来的一个银盘。萨马兰奇外出时，常常邀请几名记者同行，一切费用都由萨马兰奇支付。这样，一方面可以报道萨马兰奇的行踪，另一方面，给几名记者创造一次旅行的机会。平时，萨马兰奇也总是不断地送记者们一些诸如领带卡、公文包、纪念章之类的纪念品。东西虽小，但起到的作用却往往难以估量。　　由于萨马兰奇的人品和威望，很多人都请他作自己孩子的教父。在萨马兰奇的这些教子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记者。对于这些教子，萨马兰奇更是关怀备至。每当他们过生日的时候，一定会收到萨马兰奇一份奇特的礼物——一些刀叉和其它餐具。这些东西的数量是经过精确计算的，等到这些教子们满18岁的法定年龄时，这些东西就会形成一套完整的豪华餐具。　　萨马兰奇十分了解记者。他了解记者们的生活习惯，了解他们的家庭，更了解他们的经济处境。于是萨马兰奇从体育运动委员会公共开支里拨出一笔钱，定期补助一批记者。当时，西班牙几乎所有大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的记者都得到过这种补助。　　60年代初，一次巴塞罗那国际航海沙龙的成员聚餐时，西班牙驻英国大使馆新闻官卡洛斯·门多抱怨说，英国的检疫法太严格了，他的狗已经被英国卫生检疫机构隔离体检，要到3天后才能还给他。　　“一直要过3天啊，我才能见到我的狗。”卡洛斯·门多似乎悲痛欲绝。　　卡洛斯·门多没想到他的这句话已被在座的萨马兰奇记在心里。第四天早晨，卡洛斯·门多打开门，发现门口放着一个包。他打开一看，是一块塑料骨头，上面附带了一个便条：　　“送给你最好的朋友　　胡安·安东尼奥·萨马兰奇”　　萨马兰奇对新闻记者的关怀，使他在宣传上掌握了主动权，一些不利于萨马兰奇的报道一般是不会见报的，特别是在萨马兰奇从政期间。萨马兰奇出任巴塞罗那市议会议长后，有的报纸，如《新闻报》，每天未印刷发行之前，先通过电话向萨马兰奇通报当天报纸的主要内容。这样，萨马兰奇往往先于别人知道一些重要消息，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他总是第一个到达应该到达的地方。　　萨马兰奇把他的这个经验引进了国际奥委会。很多宣传报道，他都亲自过问。到各国访问，他总是不忘给记者们留出一些时间。他在各国新闻界都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的要求萨马兰奇一般都会答应。　　从小跟父亲在一起工作，耳濡目染，还有在商学院学到的营销学、市场学等各种专业知识，使萨马兰奇在企业管理方面颇有建树。如今，他又把这些管理方法运用到了议会工作中。他对议会内部的委员会进行了改组，给所有议员工作和职权，大幅度增加他们的工资。　　此外，他还设法给巴塞罗那工会领导人增加工资。增长幅度之大，连他们本人都感到吃惊。可以说，在某些方面，萨马兰奇已经将巴塞罗那市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8月1日举行的巴塞罗那议会全体会议上，萨马兰奇提出了加强经济竞争和建立巴塞罗那特别制度的设想。其实建立巴塞罗那特别制度也许比加强经济竞争更为重要。　　三年前的教训萨马兰奇并没有忘记。他认为自己那段时间过于激进了。凡事应当尊重客观事实，要因地制宜，否则迟早要垮台。自己如果想在巴塞罗那站住脚，首先要解决民族情绪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能够身孚众望；处理得不好，身败名裂。可以说，萨马兰奇在担任巴塞罗那市议长的几年时间里是从钢丝上走过来的。　　西班牙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卡塔卢尼亚人、加利西亚和巴斯克人，分布在东北部、西北部和北部地区。西班牙的官方语言为西班牙语，但在各少数民族地区，常常是西班牙语和本少数民族语言并用。巴塞罗那处在卡塔卢尼亚地区，是卡塔卢尼亚的重要城市。因此，凡是在巴塞罗那任职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卡塔卢尼亚民族问题。不少官员常常在某些公开场合先说几句卡塔卢尼亚语，然后再讲西班牙语。萨马兰奇同样如此，即使在担任了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期间，萨马兰奇也常常面对记者讲一通卡塔卢尼亚语，结果往往使记者们茫然不知所云。　　按照西方占星学，萨马兰奇天生就有外交才能。而外交家最擅长的就是周旋。应当说，萨马兰奇担任巴塞罗那议长期间在卡塔卢尼亚问题上周旋得不错。　　1月26日是巴塞罗那解放纪念日。那天，萨马兰奇特意命人在议会大厦顶部的西班牙国旗旁升起了一面卡塔卢尼亚旗。同时，他又修改了议会大厦前阵亡将士纪念碑的题词，将纪念卡塔卢尼亚阵亡将士的文字改为纪念西班牙所有阵亡将士。　　在议长官邸，他重新摆放了卡塔卢尼亚共同体主席普拉特·德拉里瓦的半身像，像下面有用卡塔卢尼亚文刻的铭文：卡塔卢尼亚和西班牙的伟人。　　萨马兰奇还极其自然地允许了在议会全体大会上使用卡塔卢尼亚语。为此他做了精心组织。首先，萨马兰奇自己学习了卡塔卢尼亚语的语法和发音，然后安排诺格拉市市长、卡塔卢尼亚代表在会上用卡塔卢尼亚语向他提出一个请求，然后他十分从容地用卡塔卢尼亚语回答。接着又有一位议员用西班牙语提出某个请求，他又用西班牙语做了回答。连在场的记者都未发现这是在做戏。萨马兰奇就这样以默许的方式同意在议会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而且不露破绽，也没有引起争论和麻烦。此后他又允许用卡塔卢尼亚文命名街道、商店等。　　对于卡塔卢尼亚的文化，特别是绘画和雕塑，萨马兰奇采取一种明智的保护政策。他同巴塞罗那所有画廊约定，对于所有参展的卡塔卢尼亚画家，议会都以折扣价格收购其一幅作品。这样即保留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又鼓励了卡塔卢尼亚画家的创作热情。　　在行政管理上，萨马兰奇同样有自己的目标。他希望在巴塞罗那建立一种特别制度，使巴塞罗那议会能够起到卡塔卢尼亚自治政府的作用。他希望在巴塞罗那省，各民族能够和睦相处，并最终建立一个大同社会。为此，他仔细研究了普拉特·德拉里瓦提出的共同体设想，研究了1932年的《区域自治法》，并且结合现实情况，拟定了一个《1977年自治法》。然而这个《自治法》终被束之高阁，从没有得到实施。　　1973年12月，西班牙首相、海军上将卡雷罗·布兰科遇刺身亡。一时间，西班牙举国震惊。萨马兰奇对报界发表谈话，“卡雷罗·布兰科是本世纪最伟大西班牙人中的一位。他的品德代表着每一位善良西班人应具有的品德。”而且，萨马兰奇立即向卡雷罗·布兰科追授巴塞罗那议会金质勋章，并建立了“海军上将卡雷罗·布兰科新闻奖”，目的是“发展遇害政治家的思想”。　　一个月后，阿里亚斯·纳瓦罗接任首相。纳瓦罗向全国发出了一个名为《二·一二精神》的改革方案。萨马兰奇对此十分赞同，为此他同几位至友组成了西班牙人民联盟党。但是时局动荡，萨马兰奇认为这个方案在巴塞罗那缺少可行性，谢绝担任这个党在卡塔卢尼亚地区的负责人。　　尽管萨马兰奇并没有称心如意地实现自己的计划，但与巴塞罗那市长马索比起来，他的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特别是萨马兰奇高超的周旋技巧使他成为巴塞罗那“最好的市长人选”。担任议长刚两年，萨马兰奇便被召到马德里，阿里亚斯·纳瓦罗建议他出任巴塞罗那市长。萨马兰奇连忙以种种理由推脱，说什么“工作刚刚开始”，“希望议会工作有更大的起色”，等等，但他没有说出真正的理由：在当时的情况下，当市长等于上了前线，而议长的位子相当于留在后方。　　按照萨马兰奇自己的说法，这次救了他的不是他那些有影响的朋友，而是夫人玛丽亚。玛丽亚口才颇佳，与萨马兰奇一样，擅于人际关系周旋。有一次，在普拉特高尔夫球场的一次午餐上，玛丽亚有意坐在阿里亚斯·纳瓦罗身边。她以萨马兰奇妻子的身份请求纳瓦罗不要让萨马兰奇去当那个可怕的巴塞罗那市长。看玛丽亚那凄怆的样子，好像她马上就要成了寡妇似的。纳瓦罗虽然深感意外，但还是顾全了玛丽亚的担忧，任命了一位极不理想的人选华金·比奥拉为巴塞罗那市长。　　果然，华金·比奥拉1975年8月担任巴塞罗那市长后，仅16个月就下台了。巴塞罗那当时正处于不稳定的困难时期，再加上华金·比奥拉独断专行，不得人心，使他成了抗议游行的攻击目标。　　华金·比奥拉被撤职后，索西亚斯·温贝特接过了这个烂摊子。不过温贝特看出了其中的奥妙。他同反对派频频接触，稳定了形势，然后转过头，把矛头对准了萨马兰奇。从那时起，游行队伍便汇集到议会大厦前，他们呼喊的口号也变成了“萨马兰奇，滚蛋”！　　西班牙议会1975年底通过了《地方制度基本法》。根据这部《基本法》，各省议会的议长改由省议会议员选举产生，而不是像以前那样由西班牙议会任命。为此巴塞罗那省议会投票选举议长。就萨马兰奇在省议会的声望而言，没有任何人能与之相比。因此萨马兰奇成了唯一的侯选人。1976年1月8日，他被选举为巴塞罗那省议会议长，任期为4年。他重新被认为是巴塞罗那最有前途的领导人之一。　　这时，巴塞罗那省长马丁·比利亚被首相阿里亚斯·纳瓦罗召唤到马德里，研究从卡塔卢尼亚地区挑选几位内阁大臣人选问题。马丁·比利亚立即提议让萨马兰奇出任青年与体育大臣。自从希奇被解除了西班牙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的职务后，马丁·比利亚一直考虑找机会让萨马兰奇负责西班牙的体育工作。阿里亚斯·纳瓦罗承认萨马兰奇领导体育工作的才能与成就。但那是青年和体育部，还有青年的一摊工作。如果为了发挥萨马兰奇的特长而将青年部分转移到其它部委，就要改变部委结构，动作就显得大了些。最后他没有采纳马丁·比利亚的这个建议。　　1976年7月，阿里亚斯·纳瓦罗的《二·一二精神》改革方案宣告失败。国王胡安·卡洛斯一世启用阿道弗·苏亚雷斯为首相，并责成他加速改革步伐。年底，西班牙举行了公民投票，由人民选择国家的发展方向。第二年7月，全国举行了36年来的第一次民主大选。　　民主改革的浪潮自然波及到巴塞罗那。为了适应这种形势，萨马兰奇参照坎博同盟的形式，牵头建立了卡塔卢尼亚团结党，并且推出了《1977年自治法》。他在各种集会上宣讲自己的主张。每次开始讲话前，他都要问在场的群众希望他用卡塔卢尼亚语还是西班牙语讲话。但是反对派并没有放弃这个机会。他们提出恢复卡塔卢尼亚议会，并要求特拉德利亚斯担任该议会议长，并且拒绝了《1977年自治法》，坚持实行《1932年自治法》。　　反对派和巴塞罗那市长索西亚斯推波助澜，巴塞罗那风雨飘摇。每个星期都会在圣海梅广场发生游行示威。有的记者甚至拿卡塔卢尼亚团结党的西班牙名称缩写COCA取笑，称之为蛋糕。　　1977年4月23日是圣海梅节。10万人汇集圣海梅广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游行示威，示威群众高喊“自由、大赦、自治”的口号。市长索西亚斯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游行示威的组织者。示威人群也要求萨马兰奇接见他们。萨马兰奇命令卫队关闭了议会大厦的大门，他感到了恐惧。　　但游行的人群迟迟不肯散去。电影演员佩雷·波塔贝莉亚甚至跳到一辆轿车顶上，用喊话筒带头喊道：“萨马兰奇，滚蛋！”　　这是萨马兰奇一生中最昏暗的一刻。他曾经阻止这个口号见诸几家最有影响报纸的报端。可是眼下，居然有几千人在楼下叫喊，要赶走他。他被遗弃了。他感到心灵受到了严重的伤害，痛苦万分。他就像一个陌生世界里的孤儿，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安东尼奥·萨马兰奇--第6章　商业与体育第6章　商业与体育　　·出卖公司　　·马德里银行董事　　·投资地产　　·以商养体　　1968年，在仕途上越走越远的萨马兰奇做出了一个令他的兄弟吃惊不已、令他的亡父灵魂难安的决定。他决定卖出他在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要知道，萨马兰奇在投身体育和政治的过程中，家族财产给了他多么大的支持。如果没有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雄厚资产作基础，萨马兰奇根本不可能组织起西班牙第一支旱冰球队，也没有可能资助这支年青的球队参加各类比赛，并迅速成长起来。萨马兰奇也可能根本走不到体育这条路上来，更谈不上利用从纺织品买卖中得到的巨额利润为自己的政治前途铺垫路基。此时的萨马兰奇虽然在政治上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成为西班牙妇孺皆知的“青年才俊”，但并不说明家族的财产对他已没有太大的帮助。因为当时的国际奥委会是非赢利组织，经费主要靠各国企业的赞助，有时委员们自己要掏腰包，来往于世界各地，有时甚至要自己出资，赞助国际奥委会的活动。所以大多数委员的家境相当富裕，能够支付参加奥委会各项活动的费用。萨马兰奇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他还是毅然作出决定，卖出了他在家族公司的股份。　　“你们兄弟之间必须团结。分裂最终会把你们父亲饱尝艰辛所创立的家业付诸东流。我总是宽以待人的。有时候，小小的付出可以解决很多人的问题。你们必须做到能够当之无愧地称自己为好人。”　　这是萨马兰奇的父亲佛朗西斯科留给萨马兰奇兄弟每人一份亲笔家书中的一句话。信的落款日期是1956年1月7日。　　佛朗西斯科意识到自己年事已高，该把自己的思想和家产传给孩子们了。他把财产平均分配给子女们。他没有沿袭卡塔卢尼亚地区把全部财产交由长子掌管的规矩，却保留了凡是涉及产业领导权的，都传男不传女的习惯。　　佛朗西斯科临终前告诉孩子们要团结一致，管理好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不要参与政治，不要涉足银行业。　　父亲去世和弟弟奥古斯托因手术失败病故以后，萨马兰奇同几位兄弟一起管理着萨马兰奇公司。　　但是萨马兰奇最终没有实现父亲的遗愿。1968年，他通知几个兄弟，他决定出售属于自己的那部分股份，去从事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他已在仕宦路途上走得很远，而且还想在其他领域一试身手，譬如，银行业。　　也许萨马兰奇做对了。70年代，西班牙的纺织业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危机，萨马兰奇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那场危机中倒闭了。　　萨马兰奇把出售股份得到的钱投入了海梅·卡斯特利等人创立的马德里银行，成为该银行董事会的一名董事。萨马兰奇把钱投入马德里银行自有他的道理。他知道，这家银行有实力，又有发展前途。马德里银行的前身是一家叫里波利的小银行。卡斯特利同几个人一起决定在这家小银行的基础上，创立一个大银行，名叫马德里银行。　　卡斯特利1917年7月4日出生于西班牙的曼雷萨。他能言善辩，又好交际，因此在各界都有一些朋友。同时卡斯特利还是个富于幻想的人物，总是对现状不满足，常常搞出些新的东西来一鸣惊人。也许是这种性格使他不断追求进取，又不断获得成功。卡斯特利的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了一家纺织厂和一家肉类食品加工厂，但卡斯特利对这两个工厂并没有太在意，倒对开设银行来了兴趣。　　后来卡斯特利通过一位珠宝商的儿子比利亚努埃瓦认识了比利亚韦德侯爵。　　认识比利亚韦德侯爵时，俩人还都是单身。恰巧有一次在飞机上相遇，便随便聊了起来。比利亚韦德无意中提到自己就要结婚了，未婚妻是佛朗哥的女儿，婚礼当然得办得像个样子。比利亚韦德自己在哈恩有处庄园，虽然母亲给他留下了一笔财产，但要风风光光地娶进佛朗哥这位大人物的女儿恐怕还不够。　　卡斯特利听后沉思了一下，自己在卡塔卢尼亚也算个大厂商了，而且以后自己要发展，还得靠些有威望的人士帮忙。于是他提出他负责比利亚韦德侯爵婚礼的全部费用。侯爵自然高兴无比。　　马德里银行的正式建立是在1954年1月13日。这天，卡斯特利等人来到波西奥莱斯开办的公证处办理银行易名公证。波西奥莱斯后来成了巴塞罗那市长。波西奥莱斯并没有马上办理易名公证，因为在1920年，西班牙阿根廷贸易银行集团已经办理了名为马德里银行的注册手续。　　于是卡斯特利等人援引了1946年12月31日颁布的《西班牙银行管理法》，其中规定：“虽已注册，但后又停止营业，并且未能在1936年7月18日之前恢复营业的银行，不得被视为合法银行。”这样，卡斯特利等人的马德里银行从这一天开始宣布成立。　　马德里银行的业务发展很快，引起了各方的瞩目。马德里银行开业刚一年，就有一位叫萨尔加多的中将说：“有些人经常向我谈起新建立的马德里银行。我也不知是真是假，反正他们说这个银行的董事长同佛朗哥是亲家。我不知道这位董事长以前就有钱有势，还是同佛朗哥攀亲以来才发的迹，反正现在他们是大户了。”　　这位董事长就是比利亚韦德侯爵的父亲何塞·马丁内斯，他原来只是位普通矿山工程师，后来同贵族千金玛丽亚·德拉奥·博尔迪乌结婚后，才被封为伯爵。但他真正有钱有势还是从他的儿子比利亚韦德当上佛朗哥的女婿之后开始的。　　很显然，何塞·马丁内斯担任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长是卡斯特利同比利亚韦德安排的结果。卡斯特利知道，要想在金融界站住脚，就得在政界寻找到坚实的靠山。后来比利亚韦德也进入了马行里银行董事会。董事会里还有另外一些皇亲国戚。　　萨马兰奇不属于皇亲国戚，但他同卡斯特利的私人关系极为密切，特别是在60年代。萨马兰奇成为马德里银行董事会董事后不久，又在卡斯特利开的另一家银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里人了股，并且在那个银行里成了继卡斯特利之后的第2号人物。　　卡斯特利的势力越来越大，各行各业几乎没有他不插手的地方。至于他的势力到底有多大，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不过只要看看卡斯特利在国外的银行业务发展，就可以窥见一斑了。　　卡斯特利建立了马德里银行不久，就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开设了一家银行。以后在瑞士洛桑开设了国际贸易经营银行，在美国迈阿密开设了大陆际银行，在法国佩皮尼昂和巴黎开设了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分行。　　萨马兰奇同卡斯特利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他们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卡斯特利高傲自负，萨马兰奇却谨慎寡言；卡斯特利得意时就容易忘形，萨马兰奇无论是喜是悲，绝无骄矜之气。二人甚至在穿戴爱好上都完全不同，卡斯特利喜欢宽松的休闲服，所以外观看起来总有种松散之感，而萨马兰奇却非常讲究着装，平时总是西装革履，甚至连大多数衬衣都是订做的。　　萨马兰奇成为马德里银行的董事之后，提出了许多合理建议，如成立普拉特城建公司、在略夫雷加特三角洲附近建立度假村、创立《电讯快报》等，都被董事会采纳。卡斯特利对萨马兰奇总是另眼看待。　　《电讯快报》创立于1964年。马德里银行共投资5百万比塞塔，其中有萨马兰奇的20万。这份报纸后来成为卡斯特利与巴塞罗那的晚报《世界新闻报》的对抗工具。《世界新闻报》因为不时抨击波西奥莱斯领导的巴塞罗那市政府而引起当局的不满。尽管《世界新闻报》受到了来自于卡斯特利的种种压力，它始终未被挤垮。　　后来卡斯特利又开办了《电讯传真》周刊作为《电讯快报》的增刊。萨马兰奇的夫人玛丽亚也曾在上面发表了几篇文章。1965年，因巴塞罗那市政府的干预，《电讯传真》被迫停刊。　　马德里银行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的人股公司最多时曾高达200家，一般时期也有130家。诚然这是个繁荣现象，不过同时也给两家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如果某家公司破产了，银行无论用什么价钱也得把它买下来。　　卡斯特利的发迹不仅为他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入，而且也带来了一定的社会荣誉。1975年，巴塞罗那“圣海梅广场”被改名为“圣海梅·卡斯特利广场”。当时巴塞罗那市市长是华金·比奥拉，巴塞罗那议会议长是萨马兰奇。卡斯特利已经成为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长，华金·比奥拉和萨马兰奇是该银行的董事。　　后来，萨马兰奇又在克罗斯银行人了股。不久，巴塞罗那发生了一系列恐怖事件，目标好象都针对着银行巨头。　　1977年5月9日，克罗斯银行的董事长布尔托在街上被一颗炸弹炸死。　　萨马兰奇的生命似乎也受到了威胁。正巧这年的6月，他赴莫斯科，任西班牙首任驻苏大使，才逃脱了厄运。　　1978年1月25日，另外一颗炸弹又炸死了华金·比奥拉。　　卡斯特利不得不离开巴塞罗那，迁居到瑞士洛桑。　　几个月后，卡斯特利悄悄回到巴塞罗那处理银行业务善后事务。出于安全起见，他对自己回巴塞罗那的消息进行了严格保密，并且是在众多保镖的保护下，绕过机场，于深夜回到巴塞罗那的。　　又是在一个深夜，他悄悄离开了巴塞罗那。临行前，他向天哀叹：“上帝啊，你为什么要这样毁了我！”　　萨马兰奇同卡斯特利的友情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裂痕。萨马兰奇对卡斯特利愈演愈烈的骄横跋扈作风十分不满。　　华金·比奥拉遇难后，马德里银行的董事都卖掉了自己的股份，萨马兰奇也同样卖掉了自己的股份，这使他损失了几百万比塞塔。董事会中只有萨尔萨斯仍然保留了他在马德里银行的股份，至今他仍是马德里银行的股东。　　萨尔萨斯是萨马兰奇的好朋友，也是卡斯特利的好朋友。萨马兰奇定居洛桑后，萨尔萨斯同卡斯特利一起搬到了洛桑，并且在瑞士开了一家化工公司。三人同住洛桑，不同的是，萨马兰奇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常驻洛桑后，不再与卡斯特利来往，而与萨尔萨斯常常在一起重温旧梦。萨尔萨斯的一个女儿玛尔塔至今仍担任萨马兰奇的私人秘书。　　萨马兰奇没有把卖掉马德里银行股份所得到的钱投资他处，而是把这些钱带到了莫斯科，用于参加国际奥委会主席的竞选。　　萨马兰奇1980年开始常驻洛桑。卡斯特利1984年7月4日病逝于洛桑。四年间，他们即使偶然碰在一起，也互不打招呼。卡斯特利对自己银行昔日的董事不能不怀有一种酸妒的感觉。　　卡斯特利晚年身患癌症。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夫人和一个儿子。弥留之际，他让夫人走到床前，再一次慢慢地重复了自己光荣历史，虽然这段历史他的夫人已经听他讲过无数次。　　卡斯特利去世两天后，被送回巴塞罗那安葬。萨马兰奇没有出席他的葬礼　　1984年底的一天，一位叫约瑟夫·比拉拉绍的先生来拜访萨马兰奇。其实这个人萨马兰奇认识，他是欧洲几家最大的保险公司在巴塞罗那的代理人，巴塞罗那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的经理。　　来客稍微寒暄之后，便开门见山地说，凯哈人寿保险公司理事会的位子目前有个空缺，希望萨马兰奇能够填补。　　从本意讲，萨马兰奇愿意填补这个空缺，但又有所顾虑。他知道，眼前的这位比拉拉绍先生还是西班牙企业家联合会的主席——卡洛斯·费雷尔·萨拉特的叔叔。西班牙争办1992年奥运会，萨拉特出了不少力，因此萨马兰奇对萨拉特也很熟悉。萨马兰奇担心，如果担任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以后同萨拉特的关系不太好处。　　比拉拉绍似乎看出了萨马兰奇的心思。他告诉萨马兰奇，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如果随便找一个，凯哈公司的部分领导权就会落入非卡塔卢尼亚人的手里。　　其实萨马兰奇难言之隐在于，几个月前，西班牙藉国际奥委会委员麦克马洪侯爵宣传他即将从国际奥委会退休。这样西班牙可以补充一名国际奥委会委员。麦克马洪已经推荐了自己的女儿。不过萨马兰奇认为萨拉特是更好的人选。如果自己担任了这个公司的理事，人们就会把这两件本来没有联系的事联系起来。　　既然这样，比拉拉绍就不得不摊牌。他告诉萨马兰奇，如果说有沾光的事情的话，应当说是凯哈公司沾国际奥委会的光。比拉拉绍劝萨马兰奇不要有太多的顾虑。萨马兰奇终于同意担任凯哈公司的董事。　　萨马兰奇过去曾学过商业知识，又有在银行工作的经验，所以很快给凯哈公司带来了生气。　　1986年巴塞罗那争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久，萨拉特由于在争办过程中的突出贡献，由萨马兰奇推荐，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1987年5月28日，萨马兰奇当选为西班牙凯哈公司的董事长。　　不久后的一天，萨马兰奇以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身份到巴塞罗那视察奥运会筹备情况。汽车行驶到半路时，萨马兰奇让司机掉转车头驶向北方。车上的人都沉默不语，包括巴塞罗那市长马拉加尔。他们都知道，萨马兰奇要去看一看“南城”。　　所谓“南城”，其实位于巴塞罗那市北部。如果游客从北方进入巴塞罗那，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地区。　　在60年代，这里是个城市建设比较差的地区，高低不平的泥泞道路，极度潮湿的空气，令许多建筑公司望而却步，所以它一直没有得到开发。　　1962年，在瑞士普罗莫特克斯股份有限公司的资助下，巴塞罗那托雷·巴罗城建公司开始对这一地区实施改建，计划包括建设8千套住房，300个商店，两个超级市场，两个教堂，几所学校，一家医院和一个体育馆。　　萨马兰奇曾投资于托雷·巴罗城建公司，并于1963年至1971年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1967年10月，正值市政府改选之际，萨马兰奇宣布代表托雷·巴罗城建公司命名这一地区为“南城”，并将该公司在这一地区建立的全部设施无偿捐献给巴塞罗那市政府。　　《世界新闻》周刊立即对此加以报道：　　“萨马兰奇先生代表托雷·巴罗城建公司讲了话，并且介绍了这一建设的重要性。他说，他将命名这一新地区为‘南城’，并且将使这一地区变成巴塞罗那大区里的一个新城市。他说他为能代表这样一个城建公司感到骄傲，因为这一公司实现了人们要在巴塞罗那建立真正的城市住宅的夙愿。”　　汽车沿着“南城”边缘缓缓行驶。萨马兰奇触景生情，不无感慨。父亲不希望他涉足银行业，也许是怕钱玷污他的灵魂。有人说，有了钱，就能买到权，而有了权就一定会有钱。总之，父亲是怕钱毁了他。　　可他涉足银行业，并多处投资，担任过巴塞罗那储蓄银行、西班牙凯哈人寿保险公司、托雷·巴罗城建设公司的董事长，担任过马德里银行、卡塔卢尼亚开发银行、克罗斯银行等机构的董事。　　有了钱，但他从未用钱做过任何交易。相反，他把得到的钱用于城市建设，用于慈善事业，用于帮助人，用于发展体育事业。他不拒绝钱，而且善于利用钱，钱在他手里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这是他的经验。后来他把这些经验又用于奥林匹克运动。于是，奥林匹克运动也得到了发展。有人称他为世界体育总管家，有人说他是天才的外交家。可他认为，自己某种程度上还是银行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