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对于我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我更多的以记者的身分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我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心里很痛快。况且，电视本来就充满了乐趣。就在今年四月份，《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我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很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许多“特权”。比如，闻名于世的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历来只允许美国电视台进入，而且只许拍新闻，不许逗留。而经过事先协商，他们破例允许给我们两个小时的拍摄时间。尽管如此，时间仍显紧迫——仅仅是在博物馆楼上楼下走上一圈，两个小时也不够啊。于是我们决定事先作为一般参观者，进去“探探路”。这一“探”，就是一天。酷爱艺术的滕导和灯光师朱文琪在一幅幅世界名画前流连忘返，大呼进行了一次艺术上的“暴饮暴食”。这样“饱餐”一顿后，我们坐下来细细“消化”，一致认为：两个小时的时间太紧张，只有舍“面”保“点”，重点放在大都会博物馆收藏最丰富的欧洲绘画馆及埃及馆，并确定了主要作品及艺术家。当夜，我翻出所有手头的中英文资料，写下了近二十段串联词。第二天的拍摄简直就是拚抢。不等陪同我们的馆内公关部小姐多说什么，我们就一马当先，按预定计划开始录像。从文艺复兴到巴洛克时代，从伦勃朗到米勒、梵高，我们的每个镜头都非常明确，介绍的内容也相当准确，使馆内特别派来的中文解说员大感无用武之地，连说：“你们都知道了？我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全组人马的高效配合也使公关经理大为感叹：“你们的每个镜头基本上拍第一遍就成功。我曾接待过美国国内的电视摄制组，他们的名牌主持人每段串联词都要录十遍左右才能说对，我在一旁都能把他们的词背下来了。”但即使如此，两个小时仍飞似地溜走了。埃及馆还没有拍呢。这时，我们只有露出最灿烂、最真诚的微笑，恳求公关经理让我们再多拍一会儿（拍电视的，求人的时候多了！）也许是见我们态度恳切，也许是欣赏我们的工作作风，经理小姐犹豫了一下，同意了：“再给你们半个小时吧。”而且她还主动打开了当天关闭的“狮身人面像展室”，让我们在里面安安静静地拍了个够。后来，她又领我们去了亚洲馆，后来，又到了博物馆的露天展台..半个小时，又半个小时..等到大汗淋漓的我们吐出一口长气，说：“谢谢，我们大概可以结束了。”经理小姐才突然想起什么，大呼：“唉呀，今天中午我的老板约我开午餐会议，我已经迟到一个小时了！”——对不起，经理小姐，我们可不是有意的。这一番紧张激烈带来的是工作的快感和全组人由衷的相互敬佩。电视是项集体创作，越是成熟的电视制作，分工就越细。现在有些人一提起“主持人要采、编、播合一”就以为是主持人一个人什么都说了算，什么都干，其实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曾经有主持人在片尾字幕上用特大号字体给自己的名字冠以“策划、制片、导演、编辑、解说、主题歌演唱”等一串头衔，就差没写上自己是“摄像”了。也许有些人认为这样才显得主持人“名副其实”，多才多艺，其实这恰恰反映出制片的原始和粗糙。我认为，主持人只要在节目内容上积极参与，对其他工种粗通一下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必要要求每个主持人都做“万能胶”。即使是在西方以主持人为主导的制作集体里，他的任务也只是调动各方能人的积极性，把握总的节目水准和艺术风格，而不是面面俱到，事必躬亲。在《杨澜视线》的制作过程中，我就深深感到集体配合的重要。先说膝俊杰导演吧。我与他的相识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当时他率《飞越太平洋》剧组赴美拍摄，在哥伦比亚大学采访了我。他拚命三郎式的工作作风和灵活多变的摄制风格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也促成了现在的合作。他是个完美主义者，对每个镜头，每段串联都要求很高。有时串联词太长，我出点儿小错，如一两个字的发音没有咬准等等，他都要求我重新来过。说实话，过去没有一个导演对我要求如此严格。观众听一遍就过去了，似乎也不必那么认真。但我心里知道他是对的，而且有这样一丝不苟的导演把关，自己也更有信心了。遇到光线不理想，或背景不够有特点，或构图不美，他都会要求重拍。当观众对《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质量表示赞赏时，我认为头一份功劳应该归滕导。从五月底到六月底的二十五天中，我们拍摄了二十集节目的内容。摄制组的未文琪，薄古，吴彬都在时差还没有倒过来的情况下，就开始了无休止的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白天扛着器材抢时间，晚上还要把当天几个小时的素材带检查一遍，并做场记。在这近一个月的拍摄中，没出过任何技术上的差错。拍摄的顺利进行也离不开前期周密的联系工作，我的先生吴征承担了这份复杂而细致的工作。特别是这次我们采访的基辛格博士，美国电视主持人的元老级人物沃尔特·克朗凯特，现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首席主持人丹·拉瑟，联邦调查局纽约分局前局长等人都是不轻易接受采访的，与他们打交道需要周到的文字材料和出色的社交能力。再比如我们采访了美国最大的戒毒所之一——凤凰屋戒毒所，那里有规定，每个被摄入镜头的戒毒者都需要在事先签署一份同意上电视的声明，一个戒毒所几百号人，每人签一张，的确也够管理人员麻烦的，所以他们迟迟没有确定采访日期，而吴征就有本事不厌其烦地打电话，发传真去联系，终于使这次采访获得成功。没有全组人员的齐心协力，光凭我一个人，什么也做不成。这不是什么表面上的谦虚话，而是我内心真实的感受。写了这么多，似乎该收笔了，但我的确还有不少感受无法一一铺在纸上。《杨澜视线》是我作为一个主持人转型的第一步，也是我在策划和制作上的完整介入节目的开始。观众有褒有贬，我自己有得有失，这一切在这个过渡时期出现是完全正常的。人们还在评论是因为他们还在关心，搞电视的人最大悲哀恐怕就是没人评论，没人关心。为此，我感谢观众。但是，当有些朋友还把评论停留在“杨澜的发式如何如何”或“杨澜是否比以前漂亮”之类的话题上，我想对他们说：“这些其实已不再那么重要了，我的视线早已超越这些外在的形象，而投向节目本身了。”主持无艺术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在纽约采访了沃尔特·克朗凯恃先生。他平易的态度恰与其简朴而雅致的书房相配，透着一股实在劲儿。这是一位须发皆白的八十岁高龄的老人，五官中以大鼻子最有特点，年轻时曾因此被认为其貌不扬。不过，半个世纪以来，人们看惯了，反而觉得亲切，于是亲亲热热地称他为“沃尔特大叔”。电视圈的人大致都听说过他的名字。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十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担任CBS（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首席新闻主持人，主播晚间新闻和专题报道类节目，保持了近二十年的高收视率神话，可以说，同时代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电视主持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他的节目伴随美国人度过最为动荡的年代：从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到席卷全美的女权运动，从疯狂的摇滚音乐热潮到目无一切的嬉皮士的一代，从越南战争到古巴导弹危机，从肯尼迪总统被刺到阿波罗飞船登月，美国固有的社会秩序、道德观念在动摇、分化、瓦解，人们激动、烦躁、不安，对未来感到前所未有的迷茫。而这时，克朗凯特，这位相貌平平，声音低沉的大鼻子新闻主持人，却以其正直的人格魅力和严谨客观的职业素质赢得了人们的普遍爱戴，成为那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中公众可以信赖的人物。以至于当他从越南前线发回报道，称越战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后，约翰逊总统黯然地叹息道：“失去了克朗凯特，我就失去了整个美国。”他的敬业精神也被广为称道。他曾成功地进行过数次阿波罗登月飞船的报道，最长的一次连续工作三十多小时。为了不说外行话，把艰深的宇航知识平实地介绍给普通电视观众，他大量研修了这方面的专业书籍。其深入浅出的报道使专家们对其准确性惊叹不已。而当阿波罗11号在月球上着陆的那一刻终于来临，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哎哟，我的天哪！”而当时其他电视台的主持人则说了不少事先准备好的诗一样的赞美语克朗凯特对所报道的内容作出的近乎学术性的钻研和他朴素的平民化的情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而这一切，他做得那么自然，甚至从未加以“设计”。面对这位比我年长五十多岁的，具有传奇色彩的美国同行，我发问了：“如果在‘主持人’和‘记者’这两个称谓中选择一个，您希望别人怎么称呼您？”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记者。当然是记者。”他接着说：“主持人是个很含糊的概念。其中有的人只是很好的播音员——当然，播音本身也是值得尊敬的职业，但却没有参加节目的采访和制作。而‘记者’，则比较明确地划定了我的职业性质。”当然，美国的一些大众型节目的主持人并不面临类似克朗凯特先生在职业称谓上的选择，以谈话节目（也称脱口秀）的头牌主持人奥普拉·雯费瑞女士为例，虽然在初期她当过几年记者，但是在她二十多年的电视生涯中，主要是在演播室中主持谈话节目，可以说跟记者这一行是分道扬镳了。美国的谈话节目多达三十多个，大多每周播出五次，因此无论在节目的数量与质量上竞争都是非常激烈的。而奥普拉竟在二十年中独占鳌头，成为美国电视、文艺界中年收入最高者，以一九九五年为例，达一亿七千万美元。她的成功所凭借的是什么呢？是她的外貌吗？她是一位四十多的黑人妇女，中等身材，相貌平常，体重曾达两百磅（约九十公斤）；是她受过什么主持人的专业训练吗？她仅在大学上了两年戏剧专业，尚未毕业就开始了工作。我反复看了她的节目，觉得她成功的秘诀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与观众真诚的感情交流，既敞开自己的心扉，同时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苦乐。在一次关于美国少女被强奸一题讨论时，她竟全盘托出自己十五岁时被摧残的亲身经历。这样坦率和真诚怎能不打动观众的心呢？她曾经把自己的成功经验归纳为两个字：“分享”。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我主修国际传媒专业。作为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书量不可谓不丰，我却没有查找出一本有关所谓主持人理论方面的书籍。有关主持人的著作除名人传记外，只有一本名为《采访的艺术》的书带有一些理论色彩。作为一个电视大国和主持人这个词的发源地，出现这种现象一开始让我很诧异，问及指导老师，他反问道：“主持人艺术？没听过这样的说法。”记得过去在国内曾看过不少主持人理论方面的文章和书籍，也曾被有意著书的人士采访，谈过电视主持的经验和体会。“主持人艺术”的概念堂而皇之地出现于电视评论界，也成为不少有志于做电视主持人的年轻人的理想追求。而现在，我却第一次对这个提法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主持有艺术吗？如果说没有，那么怎么解释诸如镜头感、语言的分寸感、现场气氛的调节，个人情绪的把握等等对主持人的要求呢？又怎么解释世界范围内一位位卓越主持人的魅力呢？如果没有艺术可言，电视主持人这一职业岂不显得立足不稳？慢。我似乎发现了问题：电视主持人——这个眼下时髦的职业，有严格的定义吗？换句话说，这算得上是一种明确的职业吗？让我们先到美国看一看那里的电视主持人是如何产生的吧。四五十年代，美国电视发展的早期，电视中的主持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默罗为代表的记者出身的新闻主持人，被称为“Anchor”。默罗不仅因为二战时在伦敦大轰炸中的现场报道而成为战时英雄，而且因为敢于面对面地与麦卡锡辩论及在感恩节时深入揭露外籍劳工在美国农场中的非人待遇等等成为正义的象征。第二类主持人被称为“Host”，负责的是歌舞、说笑等娱乐性节目。他们几乎全是喜剧演员出身。一些好莱坞、百老汇明星也时常在这些节目中客串。到了五十年代末，游戏、智力竞赛类节目兴盛一时，主持人以公正的形象出现，他们多是拥有良好社会形象和一定知识修养的中年演员。六十年代，谈话节目出现，具有亲和力的新闻记者，谈吐幽默的演员成为这类节目的红星。到了七十年代以后，电视节目已多如牛毛，其主持人的来源、层次，在节目中发挥的作用也参差不齐。一些王牌节目，如《六十分钟》、《二十、二十》等依然采用资深老记者，但他们往往只负责重头新闻报道，如总统竞选，两党年会等。其他外景报道由年轻些的记者负责，串联词也往往由编辑写好，送到手上。电视上大量的新闻快讯则由相貌出众的“年轻”播音员承担。而“年轻”的概念也是指年纪在三十岁以上。名人专访类节目，突出主持人的明星效应。他们面对政界艺坛的风云人物，不卑不亢，甚至针锋相对，专门提富有挑战性的尖锐问题，有时不惜吵个天翻地覆。他们的文稿虽然事先由创作集体拟定，但因为现场采访，不容迟疑，所以要求这些主持人的思辨及语言功底都不同凡响。至于娱乐节目，脱口秀一类，则一般由电视台向私人制作公司购得。这些节目的主持人五花八门，难以概述，很多人根本离不开现场台词提示器的帮助。可以说，在美国并不存在定义严格的“主持人”这一职业，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都来自电视以外的职业背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称呼当从赵忠祥先生在八十年代初主持中学生智力竞赛开始，沈力女士又成为第一个拥有固定栏目——《为您服务》的主持人。现在，除新闻播音员外，几乎所有在电视节目中露脸的，以节目主人身分出现的面孔，都被冠以主持人的称号。大概是因为我们的电视承担着推广标准普通话的职责，或许也因为我们首先想到在“圈内”寻找有经验的人选，反正一大批电视节目主持人是播音员出身。但是国内电视主持人的评奖往往把新闻播音员排除在外，因为他们虽然字正腔圆，音亮质纯，且传达准确，但只是念稿而已。为此，不少播音员并不服气：“大多数所谓‘主持人’不也是背稿吗？难道因为他们多加了些‘那么’、‘嗯呀’之类的小零碎儿，或故意把标准普通话说得像南方化国语，就高人一等了？”我认为播音员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仅仅把严谨的书面语言“翻译”成大白话，或把严肃的面孔换成一副笑脸，并不代表什么水平的差别；在主持过程中即兴来两句俏皮话，鼓励观众拍拍手之类，也与“艺术”大有差距。近五六年来，电视主持人的另一大来源是大学生。他们年轻活泼，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且青春亮丽，口齿伶俐，屏幕形象招人喜欢。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规律，从国家级到省市级，到乡镇厂矿的电视台，女性主持人普遍比男性多，而其中又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女主持人最为活跃。而那些年过三十的女主持人，几乎都希望把自己往年轻时髦里打扮，她们最大的苦恼就是面临那些脸上没有皱纹的年轻同行的挑战。这些是不是告诉我们：从电视台到观众，都把“形象”当作评价主持人的首要标准。甚至有人说：“女演员年纪大了还可以演老太太，女主持人过了四十，还有什么好看？”据我所知，一旦入了这行，找到了镜头感，不少主持人花在化妆上的时间远比花在节目上的时间多。再来看看国内常见的一些评价主持人的惯用词汇吧：“高雅大方”、“端庄秀丽”、“亲切温柔”、“朴实无华”等等，几乎全是形容外貌和气质的。更难怪各种对主持人的采访中常有这样的问题出现：“您认为主持人与演员有什么不同？”提这个问题本身就说明在一般人心中主持人与演员区别不大，反正都是靠形象吃饭的。我个人认为即使主持人与演员之间的模糊界线得以澄清，单就电视主持本身而言，仍无法被冠以“艺术”之美誉。这是由其工作内容所决定的。大多数电视主持人的工作就是在节目中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没有多少节目以主持人为中心，而大多数现任主持人的资历与业务素质也还不足以承担节目主导的任务。所以主持人的主要工作就是在编导提供的脚本的基础上，把台词化为自己的语言，以观众比较喜爱的方式说出来而已。随着电视节奏的不断加快，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每段话从十五秒到一分半不等。时间之短，容量之小，间隔之大，使语言不可能在深度和广度上展开。这一切都似乎注定了主持人语言不太可能成为一门精深的艺术。时下，有不少所谓“主持人训练班”，所教授的内容包括播音化妆、即兴讲演、采访等等。对此，我并不以为然。在我看来，“电视节目”是依靠一种播出的媒介——电视来划定范围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这个概念又因为不同的电视节目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既然没有简单划一的“电视艺术”，也就谈不上所谓“主持人艺术”。就像你不能把一位电视剧导演与一位新闻专题节目导演横向比较一样，一位综艺节目主持人几乎完全不能与一位新闻主播相提并论。电视只是一种载体，与内容毫不相干。其作用更接近于报纸、杂志，而不是电影。谁听过有人说“报纸艺术”或“杂志记者艺术”吗？“主持艺术”的概念含糊在于它可以被分解成一些没有多少联系的门类。比如新闻主持人的艺术往往可以被归纳成采访的艺术；综艺类节目或游戏节目的主持人也许更需要一些表演的训练，特别是喜剧表演的训练，因为活跃气氛往往要求主持人语言、表情的戏剧化，要求幽默诙谐的气质；体育节目主持人的专业知识是其“艺术”的主要内容；儿童节目主持人则必须具备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的基本修养等等。如果说，不同节目的成功与主持人之间尚有规律可寻的话，我想，那就是人格的魅力了。赵忠祥老师如果只是掌握了关于旅游和动、植物的大量知识，而没有一颗热爱大自然，善于感悟生命的心灵，那么他主持的《正大综艺》、《人与自然》等栏目，充其量只能成为世界知识或生物课的讲堂而已，谈什么魅力呢？克朗凯特如果没有勇气冒枪林弹雨的危险，不敢承担说真话的责任，又怎么会在越战的关键时刻，不推诿、不避让，鲜明地表白自己的反战立场呢？不过，话说回来，这样的素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修行，当属“功夫在主持外”了。所以，追求其实并不存在的大一统式的”主持艺术”，只能导致电视主持的工匠化；追求一种万金油式的技巧性的熟练，只能把本来具备成功素质的年轻人引向歧途。况且，电视屏幕带来的虚假的“成功”和“权威”是多么容易让人沾沾自喜呀！这往往使主持人产生盲目的自大。随着中国电视的日臻成熟，对主持人的要求也必然越来越专业化。那种凭借少量训练便可获得的“镜头感”不再神秘，对主持人的评价标准会更多地放在主持人本身的涵养素质与节目的相配性，大量的新闻专题类节目会直接起用记者作主持人（现在不少电视台已经开始这样做了），社会类的节目会把一些擅长表达的专家请进演播室，主持人队伍本身的年龄会趋于成熟化，性别分配将更为均衡。我们将很难再信任一个过于年轻的面孔分析中东局势，也很难再容忍一个空虚的头脑煞有介事地教训观众，无论他们多么上镜。我认为，一位电视主持人，只有认识到主持无艺术，才能放得下一些虚张声势的骄傲，也才能在与节目的真正融合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形成自己的风格。纽约，纽约我承认，我喜欢纽约，第一眼就喜欢。那是一九九四年一月，在录制了《正大综艺》二百期特别节目的第二天，我登上了赴美的飞机。飞机误点，到达纽约已是午夜时分。我的身下出现了一座绵延不绝的灯火的城市，繁忙的高速公路上满是紧紧相连的移动的光点，穿梭纵横，那快活的节奏让我想起一首老歌《纽约，纽约》，其中有一句歌词是：“如果能在这里成功，你就可以走遍天下，因为这里是纽约。”我的嘴里有些发干，年轻好胜的心怦怦地跳着。过去的一切荣辱胜败都在这片灯火前变得毫不相干，我将重新开始，在这个地球上最繁华的都市，找到一席之地。至于这个位置究竟是什么，我还相当模糊，但这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纽约，我来了。一向被形容得面目可憎的移民官翻看了我的证件，态度竟和善可亲，使介于临战状态的我一下放松了警惕。他指着我的入学通知书说：“纽约大学可是个好学校（我来美国时就读于私立纽约大学，半年后转入‘常青藤’名校之一的哥伦比亚大学）。我儿子想上这个学校，但学费太贵了，我供不起。所以他去了州立大学，他在那儿学得不错。”说着啪啪啪一串钢印，“祝你好运气！欢迎到美国来！”一时间，我想起了长安街上“北京欢迎您”之类的广告牌。感觉良好。记得临行前不久，国内刚刚播了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那有关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名言，已成为纽约留给全中国的印象。我推着行李车，随着人群向外走的时候想：纽约是地狱的比喻是针对那些没有经济保障，语言不通，又无一技之长的人来说的。而我呢，既是美国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又懂英语，不需要打黑工挣钱，还有四年电视主持人的专业背景，纽约对于我，当然不是地狱。于是，只剩下了另一种可能。这样简单的推理，吓了我自己一跳，好像眼前这个未知的城市已在耳边低声告诉我那个肯定的结局。心中不由一阵欣喜。来机场接我的是三位素昧平生的朋友。称他们为“朋友”，是因为他们是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受托来尽地主之谊。他们曾看过我主持的节目，因此也不显生疏。客套了五分钟就开始大声说笑起来，使我这个异乡人倍感亲切。刚才还在波音747上俯视纽约的灯火，转眼间，已置身其中。暖洋洋的橙色或银色的亮圈在车边闪过，照得车里忽明忽暗，正搭上我们跳跃的情绪。驶上百年的布鲁克林大铁桥，才发现原来最灿烂的光彩已密密地汇聚在车的前方。地面堆不下，便挤上了天空，垒起一座座晶莹剔透的光的大厦。那就是曼哈顿了。兴奋的我不时问这问那，热情的他们不时说这说那，谈起《北京人在纽约》，他们更是滔滔不绝：“整个儿是蒙国内的人。好像纽约是个大喜大悲的戏剧化城市，其实变相的还是重复’纽约遍地是黄金’，拣一点好莱坞的套路。谁一到美国就找得到工作？谁说勤奋就可以发大财？到唐人街服装场做苦工的大多数是偷渡来的福建农民，谁见着有来自大城市的知识分子？那些小中餐馆的老板大多数都是积了近十年的钱才开出自己的买卖，老板娘都是四十往上了。看上你，就麻烦了。”他们说得既慷慨激昂，又极流畅，显然是已对不少人说过同样的内容。我听着有趣，知道他们在细节上太过认真了，但心里不知怎么地有些不安起来。他们三位中有一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叫赵伟，也在纽约大学读书。她说，在我没有找到住处之前，可以先住在她那儿。这是一幢临街的红砖楼房，六七层高。据说离学校只有二十分钟的步行距离。深夜的街道有些冷清，偶尔有两三个人搂搂抱抱地走过，竟都是男人。赵伟介绍说这个区叫“格林威治村”，住着不少艺术青年，同性恋也特别多。“放心，对女孩子来说，相对还算安全。”她特别加上一句。她住在二层。打开门一看，这是一个四房一厅的大单元，门厅特别宽敞，厨房也不小，设备俱全。洗手间只有一个，但两个女孩子合用也够了——我这样想。我问赵伟我一个月该付多少房租，她说：“我们俩平摊，一人二百七十五美元。”我喜形于色，（因为王姬曾告诉我纽约的一室一厅的单元房租都在每月一千美元以上）说道：“这么便宜！北京的房价恐怕都比这个高。哪间是我的？我能不能先把行李放在客厅里，明天再收拾？”赵伟迟疑了一下，说：“放在客厅里恐怕不行，因为这是我们八个人共用的。”“八个人？”“对呀，一共四间，每间住两个人，咱们俩共用一间。”我愣了一下，才知道我刚才误会了她的意思。赵伟也停顿了几秒钟。她一定在想：“这个杨澜是不是明星做惯了，不领市价——哪有像她想的那么便宜的房子。她是不是嫌这儿的地方小，太委屈了？”我又因为怕她这么想而更感不安起来。于是，赶紧说：“不，不，这样挺好。”她的房间大概只有十平方米，——有两张床，中间隔着简易书架，另外还有一张书桌。就这点东西，已把屋子塞得满满的，等我把箱子放到墙角，更只剩下了走路的空间。这么一小间，一个月房租五百五十美元，也太贵了！我心想：“这也不用开箱子了，东西搬出来也没地方搁。”大概看出我窘迫，赵伟安慰说：“咱们这样的条件就算不错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根本住不起曼哈顿，只有住在比较便宜的皇后区或布鲁克林区，甚至住在治安不好的布朗克斯区，每天坐半个小时的地铁来上学。像这样的房间，有时要有四五个人合住呢。”我感谢她的点拨，不时点头称是。熄灯前，她又叮嘱说：“隔壁的香港女孩成天带男朋友来住，他也用同一个洗手间。另外，每天早晨大家都急着洗漱上学，但左边的那个美国女孩总是在那时候洗澡，一洗就是半个钟头。你要是来不及了，尽可以敲门催她，不用客气。哦，还有，每天晚上六点半到七点是咱们俩的做饭时间。七点以后厨房就归两个日本女孩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