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称呼泛滥，几乎成为电视中对长者的普遍尊称，但在严格意义上，赵老师的确是我的师长，这是不容置疑的；不，应该说是良师益友才更准确。此刻，赵老师在做什么呢？是被请去筹划新的节目，还是偷得片刻闲暇，在家铺纸泼墨，画他最拿手的小毛驴？泪洒蒙特卡罗不知怎么的，我与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的一系列活动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到陪同国际奥委会考察团参观中央电视台，到各种以申办奥运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我穿梭其间，乐此不疲。我的英语主持受到国际人士，包括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先生的一致好评，北京奥申委的领导们也对我屡次鼓励。闲谈时，他们甚至说：“杨澜，如果申办成功，我们给你发勋章。”当时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的何振梁先生握着我的手对我说：“非常感谢你，你给我们中国人争气了。”何振梁先生本人精通好几门外语，在国际体育界中享有很高的声誉，其举止风范颇有外交家的风度。按他的身分，完全可以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辈摆出上级的权威。但他却亲近宽厚得像自家的长辈，真诚恳切得让我感动。一九九三年九月中旬，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代表团在李岚清副总理的带领下乘民航专机离开北京前往蒙特卡罗。一周以后，国际奥委会的投票仪式将在那里举行。奥申委特别邀请我同行，决定如果申办成功，将由我在这个地中海滨的著名城市主持盛大的庆典宴会。我心想，这个邀请本身就反映了当时代表团所持的谨慎的乐观态度。有人神秘地对我说：“某某气功大师测过了，说这次奥运会准是咱们的。”能够亲身经历这次对世纪转折中的中国具有特别意义的活动，我自然格外兴奋。于是我特别定做了两套礼服，配套的首饰也全部从香港订来。服装设计师向我保证说，两款均为欧洲当年上流社会的流行品味，穿出去决不会坍台。我在穿衣镜前反复设计着自己的语言、风度甚至手势——主持其他任何仪式都没有这么费过心思！如果说，代表团其他人员的工作是争取申办的最终成功，那么我的参加就有点锦上添花的意味。我甚至觉得，如果在申办的关键时刻我无所事事，而成功的那一天却要大出风头，太有些下山摘桃的不安。于是一到蒙特卡罗，就主动申请与中央电视台的体育部的记者们一起工作。宋世雄老师负责每天在会议中心参加记者招待会、采访人物及配音工作，我则与另一摄制组出外景，拍一些软性的专题片，介绍摩纳哥的历史、风情和有关申办的社会性活动。摩纳哥是个袖珍国，只有1.90平方公里。北靠大山，南邻大海，中间狭长的一条便是领土的全部。从山顶的高尔夫球场俯瞰下来，湛蓝的海湾里停满了白色的游艇，辽阔纯净的地中海一直伸展到无限远，只见阳光和煦，海鸥翩翩，真有世外桃源的超逸。蒙特卡罗是摩纳哥的首府，其主要的街区包括一些古城堡，高高低低的散落在临海的峭壁上，格外巍峨。全城最辉煌的建筑要数赌场——CASINO。我不知道它是否是世界上最大的赌场之一，但论其建筑和装修的精美华贵，大概无出其右了。这简直是一个巨大的宫殿。门前对称的弧形石阶把本来就挺拔的大厦烘托得更加辉煌。铺着红地毯的殿内，摆满了古董，挂满了名画，每一张桌椅都装饰着考究的镶金雕纹，颇显出些年代。如果没有那些荧光闪烁的老虎机（一种赌硬币的机器），提醒人们这里是一个赌场，真要以为自己走进了一个艺术博物馆。赌场分为五层，越往上等级越高，装潢越奢华。到了顶层，据说只有几个单间，是供大赌家一掷千金、一掷万金的场所。每天夜里，华灯初上，CASINO门前停着各式昂贵的跑车，从里面走下来身着夜礼服的俊男倩女，郑重其事地去参加人类最古老的游戏之一：赌博。实际上赌博业是摩纳哥的支柱型经济，公国的旗帜上有红白相间的菱形，宛如纸牌，不知是巧合否。我们摄制组曾被允许进入CASINO的底层进行拍摄。当时是上午十点左右，两名工人正在一名经理的监督下，把一个个老虎机里的塑料筒搬出来，把里面装得满满的硬币，哗哗地倒入一个大口袋。想到几个赌客前一夜因为在老虎机上赚了几千法郎而惊喜狂呼，比比赌场的收入真是小巫见大巫。我这才具体地明白了赌场老板才是不输的赢家。那监工的经理看到我们的摄像机拍到收钱的“盛况”，颇有些不悦，走过来向陪同我们的公关经理耳语几句，只见公关经理大惊失色，忙不迭地的向我们申明：这样的镜头千万不能播出。求我们当场消磁，否则他的饭碗就没了。看到西服笔挺的他，刚才一直矜持得像个绅士，这下惊慌失措，一脸虚汗，倒让我们着实可怜起他来。反正这些镜头价值并不大，消就消吧。临走，这位经理拉着我们的手，千恩万谢。此时，CASINO外的角逐也正如火如荼。悉尼、曼彻斯特、柏林、伊斯坦布尔各申办城市代表团纷纷抵达蒙特卡罗。国际奥委会高级官员下榻于王子饭店。于是，这家饭店外的广场便成为各家必争之地，经常有各种表演活动在那里进行。北京代表团有一支随行的由中学生组成的女子合唱团。她们曾获得过国际童声合唱大奖。这些清清秀秀的女孩子，穿着整洁漂亮的学生装，非常乖巧可爱，引得路人啧啧称道。相比之下，悉尼的公关队伍声势更为浩大，也更不拘泥于形式。那是上百个身着宣传T恤衫的成年人，挥扬着鲜艳的气球，散落于大街小巷。见了行人就热情送上一顶棒球帽，或替人家别上一枚纪念章，热情洋溢地嘱托一句：“悉尼是个阳光灿烂的城市，奥运会应该在我们那儿办。”就连会议中心附近的海鲜餐馆也被他们说动，挂上了无数悉尼的旗帜。这样铺天盖地似的热情，是很难让人不感动的。相比之下，我们靠几个孩子的攻势就显得单薄了一些。于是北京代表团里就有呼声说：“我们不是也带了几屋子的礼品吗？也该上街去发呀！”据说另一种意见占了上风：“这些礼品是等申办成功了才发的，现在发光了，到时怎么办？”——哎，怎么这么死脑筋。真要是胜利了，什么都不发又怎么样，关键是现在的公关形象呀！我们后来陆陆续续地散发了一些礼品。比如T恤衫、背包什么的。但是有一位英国摄影记者对我们的摄像师说：“还记得你送给我的印有北京和五环标志的背包吗？我不想使您难堪，但是那个包没用两天就开线了。如果你们用它来装分量重的镜头一类，一定要小心，别砸坏了设备。”瞧人家一本正经地给我们善意的提醒，真诚地反映“质量问题”，我们这些中国记者的心里可不是滋味。临近投票的日子，各城市的攻势猛增。各国世界级的体育明星纷纷出现在蒙特卡罗的公共场所，签名留念，为自己国家的代表团站脚助威。我去采访中国随团的十几位世界冠军，他们却在下榻的饭店里待命，我一边采访，心中一边不安起来：把这么多世界冠军请到蒙特卡罗，难道就是为了在饭店里显显国威吗？在投票仪式的彩排中，我们才见到了北京的电视宣传片。恕我直言，那个片子只是在重复几个固有的视觉形象：打太极拳的老人和手捧鲜花的孩子。既没有悉尼的宣传片那么有冲击性，也没有曼彻斯特的那样追求艺术效果。只见老人慢慢地推掌，孩子们在天坛前挥动着鲜花。这就是北京吗？这就是体育吗？据说奥申办的几位主要领导看过这个片子后都一言不发：已经到了这时候，说什么也晚了。就这样，初来蒙特卡罗的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乐观信心，被一点点地消蚀：我们还缺乏国际社会的公关经验，已是大家默认的事实。我们不会像悉尼市长那样在记者招待会上大送香槟，以示热诚；也没有像土耳其的女总理那样来一招侃侃而谈的温柔战术。就在这时，悉尼抛出杀手锏，宣布将承担所有运动员家属的旅行费用，而一些外国报纸批评北京为争办奥运搞了大量人海战术，没有把更多精力放在具体的环境改善上。这本来是一个不难反驳的话题，可就在这时，国内传来十万人上长城的“壮举”，并且传闻要花巨额卫星转播费，把这一“盛况”传送给远在蒙特卡罗的国际奥委会成员们。我们不禁暗暗叫苦，心想：“别添乱了，这儿不兴这一套。”投票的日子终于到了，宋世雄老师和我负责向国内的观众直播投票实况。说实话，每个人心里都没有底。终于，委员们投票结束，纷纷进入大会现场。有人急步走到北京代表团席跟前耳语。据说，当时几位领导脸色顿变。主席台上萨马兰奇先生宣布投票结果：“感谢北京、柏林、伊斯坦布尔和曼彻斯特对奥运会的热诚和积极的参与，可惜赢家只有一个——悉尼。”这句话是我现场翻译的。这也是我有生以来说过的最扫兴的话，虽然只是翻译。悉尼代表团腾地欢呼起来，北京代表团里那十几位合唱团的女孩子们哇地哭了。只差一票，当然冤枉。但毕竟差一票，说来也不冤——如果我们以一票的多数胜了，一定会认为悉尼输得理所当然。但轮到自己头上，又实在不是滋味。我们现有的体育馆是不如人家的先进，北京的空气是没有悉尼的清洁，我们也说不出承担运动员家属的行宿的大话。体育里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使另外几个申办城市容易结成联盟与中国抗衡。国际奥委会内部也有权力的较量，而幕后的交易则不是我们这些老百姓所能悉知的。据说，有一些奥委会成员两面许诺——我突然想起那永远不会亏钱的CASIN0，只有他们是永远的赢家。但这一切都是推测。一股暗流在蒙特卡罗灿烂的阳光里涌动，人们嗅得出，却抓不到。但我们似乎也该为如此接近的比分而自慰。我们毕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虽败犹荣。有近一半的委员认为在新世纪来到的时候应该把国际体育界的头号盛事交给崛起的中国，他们的信心难道不使我们受到鼓舞吗？其实中国人办哪届奥运会都行，并不一定为了失去二○○○年这个特殊的“名分”而跟自己太过不去。而且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大可不必上升到国家的荣辱。胜败乃兵家常事，还是应该抱有平常心。这些正正反反的理由，我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我时而清醒，时而糊涂，时而客观，时而愤愤不平。就抱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收拾行装，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飞机上，合唱团的女学生们唱起歌鼓励着神情沮丧的大人们。机舱里一片悲壮。我突然深切地认识到：不错，后人也许能够对这一次的成败进行冷静的分析。对于他们来说，那只是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典型事例。但对每一个直接参加申办的人员来说，这却是切身的痛楚，是情感上难以抚平的波澜。何振梁先生已经不再担任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之职，对于他来说，亲自参加申办奥运也许只有这么一次了。而何先生自己这些日子以来，已心力交瘁，他有多少无能为力的苦衷，我们是可以想见却又无法真正体会的。这位献身于中国和世界体育的老人，在别人的搀扶下，从前舱走到后舱，和每一个代表团成员握手、道谢。机舱内一片啜泣声。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握着他的手说：“您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他又用那极其亲切诚恳的眼光看着我说：“杨澜，我请你来是准备开庆功宴的。让你白跑一趟，很对不起。”我再也忍不住泪水，紧紧握住他的手，说不出话来。身下的蒙特卡罗已渐渐消失，只剩下海天一色，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蒙特卡罗，就这样与你告别，真有点不甘心。然而不甘心就意味着希望。辩论之后主持人做了五年，只有这一次改了“名分”，被尊称为“主席”了。本想与年龄相仿的辩手们融成一片，但被他们毕恭毕敬地一叫，特别是领队的老师还要提醒那些尚未打招呼的门生：“看见主席怎么不叫呢？”我不由地和他们一样惶恐起来。兼之要维护客观公正的形象，避免任何亲疏之嫌，所以变得愈加客气。今天借助笔端，可以抛开拘束，一抒胸怀，可谓快事，但时间仓促，不觉只落得只言片语。对于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我一直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因为父亲是大学教授，所以我从小生长在校园里。一九九○年，还在上大学的我考入中央电视台做起主持人。观众很快接受了我，据说原因之一便是我有“书卷气”。一九九四年，我远涉重洋，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重新做了一名学生，攻读国际传媒的硕士学位。没有了“明星”的负担，还一个朴素自然的我，读爱读的书，听爱听的课，写爱写的文章，呼唤我曾久违的新鲜明净的校园空气，实在是人生一大乐事，一大幸事！正因为与大学生活的这些渊源，所以每次主持大学生的节目，我在情感上都很投入，而大学师生也对我抱有很大的认同感。当导演打电话到纽约邀请我主持’95国际大专辩论会时，我便一口答应下来。然而辩论赛毕竟与轻松自由的晚会不同。单是从辩手们略显苍白的脸色和发黑的眼圈，以及领队教授们轻轻的“别紧张”的叮嘱中，便可使我感到那无声的压力。每场辩论赛录像前，演播室一切准备就绪后，往往有几分钟时间的静寂，全场等待导演的指令。台上的辩手个个仪态端庄，大气不出，在场的几百位观众无不受到这气氛的压迫，几个耐不住的观众首先不自在地咳嗽起来，接着咳嗽声便此起彼落，像是每个人都在准备发言了。一瞬间，我仿佛又回到了学校的考场正不安地等待着老师发下的试卷。看着身边的辩手们摊在桌上写得密密麻麻的卡片，我突然倍受感动。好一群兢兢业业的学生啊！但愿今天的考题不要太难为他们；真想看到那一张张看起来镇定而老练的面孔上露出本来仍属于他们的略带稚气的笑容。说实话，这次辩论赛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倒不是南京大学、辅仁大学等强队，而是几名非华族的辩手。其中，韩国外国语大学的整体实力最为突出。在美国学习一年多之后，我深深认识到语言不仅是思想的载体，而从某种角度说，语言就是思维本身。语言的障碍不仅影响表达能力，更会直接妨碍逻辑和判断。所以我特别能体会这几位外国学生在以非母语的华语进行辩论时所遇到的困难，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辩论中，持移山立场的韩国队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今天讨论的，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问题，而不是方法的问题”，在自由辩论中又反复强调寓言的意义在于比喻而不是就事论事。若不是坐在主席台上，我一定会随观众一起为如此精辟的发言而拍手叫好。我认为学生读书的动机大致可一分为二：喜欢读书而读书或为好成绩而读书，而参加辩论的动机或许也有为辩而辩和为赢而辩之分，两者当然不完全对立，但就每个辩手而言，大概还是有轻重之别的。从感情上来说，我更钟情于前者，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创造和美源于热爱而不是功利。克拉尔·多娜丽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明星”辩手，其对华语的掌握程度及良好的风度、率直的性格都让人不能不喜欢她。而我最欣赏她的则是她在做观众时也表现出来的对辩论与思考的热衷。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结束后，评判团退席了，观众席中的她举手发言，有条不紊地回答正方辩手提出的、反方辩手没能正面回答的问题：“到底有哪个社会主要靠道德维系秩序的？”她列举了一些以宗教为主要社会法则的阿拉伯国家及没有成文法律的澳大利亚土著部落为例，与正方辩手讨论进一步辩论的可能，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更让人觉得她的可爱。我看见新南威尔士大学及其他一些大学的领队老师纷纷点头表示赞许。大概老师们都在同一时间达成了默契：孺子可教也。赛前与波恩大学的四位“老外”聊天，想知道他们对于自己未来事业的设想。除了欧福克一人比较肯定要做老师外，其余三位都没有明确的打算。问他们怎么会选择花五六年的时间学习一门与就业并不直接“挂钩”的学问，他们极坦然地说：“我们喜欢中国文化，我们是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一个近来很少听人们提起的名词，从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口中，以并不十分标准的我们的语言说出来，不是可以让我们对自己有所参悟吗？当波恩大学首场失利后，我在结束语中说：“他们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及在辩论中展现的良好素质，使我感到他们虽败犹荣。”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一定是与我有同样的感受吧。如果一定要问我对本届辩论赛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考试的气氛过浓。由于辩论的空气不足，偏于文字准备，因而临场发挥不够；辩手们勤恳用功的学生气非常可爱，但在场上似乎给人各说各的，以不变应万变的印象，真正针锋相对的对辩还不多见。是不是因为事先观摩的辩论太多，以致把一些辩论技巧程式化了呢？比如在自由辩论阶段，当一方提出一个质询后，另一方往往以“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回答过了，我倒要请教对方辩手..”然后把已准备好的问题抛出了事，这样问来问去，往往不了了之。又比如对仗工整、合拍押韵的句式往往对辩论的气势有所帮助，但一味追求文字本身的抑扬顿挫，或为了营造现场气氛一味讲一些俗语、俏皮话，我个人以为都会以文害意，反而给人哗众取宠之感。相比之下，七场辩论中，”短平快”式的精彩发言尤为难能可贵。如在“治贫与治愚哪个更重要”的辩论中，持治愚更重要观点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举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古训，而反方新南威尔士大学立即反唇相讥：“不妨先吃了这条鱼，再学钓鱼不迟。”又如在“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靠法律还是靠道德”的辩论中，反方香港中文大学提出孔子的教化思想，又以包拯秉公执法为例说明道德在执法中的重要作用，正方南京大学的辩手不避不让，以孔子”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及“道德对陈世美的恶行无可奈何，最后还是靠包青天的虎头铡给了一个了断”相辩，可谓神来之笔，令我暗自叫绝。虽然只有七天的相处，又多是在演播室正式的气氛中，我却已经与这些辩手建立了友谊。他们还是学生，有学生的好学，有学生的透明，也有学生的稚气。在场上，他们据理力争，有礼有节；在场下，他们随和友善，宽厚待人，都让我觉得他们的可爱。我其实也是学生中的一员，却偏偏不得不与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我心里有许多对于辩论的想法想与他们交流，或许能帮他们出一两个好主意，但碍于身分，不敢把酒论英雄。等到比赛结束了，可以放下架子，畅所欲言了，他们也要离开北京了。只有在临行前，我们意外地在海淀图书城相遇，每个人都拎着一袋书。虽是不期而遇，却又心意相通：学生嘛，买书不是一件最自然的事吗？！他们要回去继续读书，而我的学校也已开学了。回到校园，我们本来就没有多少区别。何况，在我们的日记里，已经留下了“95国际大专辩论会”这一页。视线投向何方一九九六年一月，我回到北京参加庆祝《正大综艺》第三百期的特别节目，见到了久违的老搭档姜昆、戴宗显、赵忠祥三位老师，以及曾主持过或正在主持这个节目的方舒、方卉、程前、袁鸣、姜丰和王雪纯，还意外地遇到了过去只在屏幕上相会的三位台湾“导游小姐”：李秀媛、谢家勋、曲雁翎，真可谓故友新朋，济济一堂。个个伶牙俐齿，还怕不把个演播室吵翻了天！导演特别安排我们这些前主持人与嘉宾们坐在一起，我欣喜地发现自己与乔羽先生相邻。“乔老爷”曾是《正大综艺》第一期的嘉宾。当年，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愣头愣脑地在演播室里首次“曝光”，面对在座的学界、艺坛的泰斗型人物，心中还是有不少局促的，而当时，“乔老爷”笑眯眯地端坐在嘉宾席上，用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和蔼地问我：“你是哪儿选来的呀？第一次上电视，是不是？别怕，姜昆第一次上台时比你差远了。你瞧他现在不是挺出息的吗？”我乐了，紧张感顿时得到缓解。这时“乔老爷”凑过来，低声问我：“刚才导演告诉了我一个答案，我怕她蒙我，你帮我看看，这答案对不对？”事隔六年，今天的乔老依然慈眉善目，可亲可敬，一口山东普通话也还是那么地道。录像间隙，他拍拍我的肩头，不紧不慢地说：“杨澜呀，你再不是从前那个毛丫头了，而已经有了成熟女人的味道。我看，你主持的节目也应该成熟起来，要更有深度和品味，你完全做得到，我看好你。”我大受感动。从告别《正大综艺》起，我一直在摸索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尽管思路时明时暗，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要跳出以往驾轻就熟的综艺类节目，向社会、文化类的专题节目发展，从单纯的主持向采访、报道、评论，全方位地介人节目制作过渡。所以留美期间，我除了补充知识外，特别选择了新闻专业，学了两年新闻写作、电视新闻、电视纪录片等一系列课程，我自感收获不小，不禁跃跃欲试，乔老的话更坚定了我的决心。其实当时我已开始与上海东方电视台共同筹划制作一档《杨澜视线》，由东方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滕俊杰先生担任导演，由我担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我尚在美国留学的便利，介绍并评论近年美国艺坛、影坛的动态，进而把节目内容扩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作为第一阶段的节目内容，我把”视线”投向了百老汇歌舞剧及近期的美国电影，并为此购买了有关影片片断的版权。由于我当时自毕业还有半年的时间，只能利用课余时间制作节目，所以节目长度不宜过长，遂定为每周二十分钟。然而制作一档二十分钟的节目并不一定就比一档半个小时乃至一个小时的节目省力，从拍摄的人员、费用、时间来计算，几乎相差无几.在编辑上甚至要花更大的功夫来精选镜头，突出节奏。在好朋友费翔的帮助下，我很快选定了纽约一家并不太大的制作公司，那里的导演和摄像师均有十几年的电视制作经验，而且有过与亚洲电视台合作的经历，更重要的是他们很想得到这笔生意，态度友好而积极，没有美国大制作公司中常见的傲慢和官僚作风。这是我第一次全面负责选题、撰稿、采景、联络采访对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细节的安排。纽约市各景点有严格的拍摄限制。林肯中心、世界贸易广场等“名胜”都要求摄制组提前一至两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这就要求事先有周密的计划。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摄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猫”时，我们就遇上了麻烦。当时，我与费翔需要在“猫”剧的巨型广告前拍一段串联，最佳的角度是在对街的一幢大办公楼前。时值隆冬，又逢大风降温，人站在室外，五分钟后脸就冻僵了。也怪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无法一气呵成。不是摄像机出毛病，就是我们吃“螺蛳”（指说错台词）。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横里窜出一个大楼警卫，挡在摄像机前，声称我们立足之处乃是私人用地，没有主人准许，不可以进行拍摄。当时申请，已不可能，于是摄制组不得不移到楼侧的一个街口上。这里的取景尚可，但却是个大风口，冷风迎面刮来，让人眼睛都睁不开。我一边诅咒着多事儿的纽约，一边还要“热情洋溢”地与镜头交谈，滋味实在够受的。而且脸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冻得不听使唤，有一些词儿的音已很难咬准。万不得已，只有躲进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后冲出来再录——而这时，摄像师的手指又冻僵了。吃些皮肉之苦还是小事。干电视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谁叫你喜欢呢？好在整个拍摄计划得以准时完成，我心中还是颇有成就感的，这毕竟是我第一次做制片人。出国前，我在中央电视台的职称是编导，一直参与节目的后期编辑，按理说不该算外行。但那时在台里做节目，只要提前申请，编辑机房随你用多少时间。所以我通常抱一堆素材带进去，一边看，一边记，一边想，一边编，从没有时间的紧迫感。可是这种方法在美国就很难行得通。纽约的普通编辑机房（非数字式的）每小时开价二百美元，按时收费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第一天编了十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十五分钟，机房费却花了两千美元。我一算，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预算。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这一点一滴的经验对于初试身手的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虽然观众从屏幕上并看不出来。但这毕竟是我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出在两地制作上。在分工上，我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滕导在上海负责最后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我已选用了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另外，我们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录像带，一去一回总要二至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五十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我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膝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还有一点也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前一段时间，国内市场上出现过不少盗版的外国影视节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节目的新鲜感。所有这些教训，如果是单单做主持人就很难真正领会，我在懊悔之余也感到学有所得。《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因此变得有的放矢。一九九六年五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当时我已毕业，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