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会写我在莫斯科阿尔巴特大街买的无名画家的两幅油画。为了这两幅画，我花光了身上所有的钱，还借了200美金。价格虽然不菲，但物有所值。我永远都看不厌画家用的红白绿黄蓝，那么活泼明快的色调让他(她)的人物没有了油画常有的阴郁。还有，我要写我头顶烈日在巨大的莫斯科工艺品市场转了一圈又一圈才买下的金制树叶、狮头。我琢磨着，它们该是沙俄时代钉在大户人家大门上的装饰。我把其中一部分宝贝摊在了客厅的中式矮柜上。那已经成了客厅里最好看的地方。除了三毛自己的书，我也买别人写的有关三毛的书(在我这里，享受这种超级作家待遇的还有张爱玲。)有一阵儿，一本揭露所谓“三毛真相”的书很是流行，我也买来看了。那些有关三毛的真真假假都不会令我失望。我喜欢的是文章里的那个三毛，至于生活中的她到底是什么样子，何必去管呢?我只是感叹，有人迷三毛竟然迷到这种程度，不惜大费周章一一采访三毛书中提到的人、去过的地方。这让我自叹不如。1995年，我来到西雅图。租房子、买家具，安顿下来后首先去逛的就是著名的PIKE PLACE MARKET。这个地方还是从三毛的书里知道的。1986年5月，三毛在西雅图BELLEUVE COMMUNITY COLLEGE边休养边学习英文，课余时间常常泡在那个有几百家小店铺的自由市场。这段经历被她写进了《闹学记》。我自己也做了西雅图的居民后，PIKE PLACE MARKET成了我每天都要光顾的地方，不是去那的星巴克喝杯咖啡，就是去买水果、报纸。这些东西其实住所附近的超市、便利店都有，可我总是舍近求远，宁可走上10分钟，也要享受逛市场的乐趣。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对PIKE PLACE MARKET里的每一个店铺的位置都已了如指掌。一个周日的下午，我一个人拿着刚买的蛋筒冰激凌，和大约几千个外地或外国游客挤在一起逛市场里长长一溜卖瓜果、蔬菜、鲜花、海鲜的摊位。PIKE PLACE MARKET是西雅图著名的旅游景点，一到周末、节假日总是人山人海。那时已经6月份了，天很热，我被各种肤色的人挤得心烦意乱。于是，我把剩下的大半个蛋卷扔进了垃圾桶，往市场的楼梯拐角处走去。我计划下一层楼，逛底层的古玩商店，那里通常比较安静。我一边下楼一边低头用纸巾擦着被冰激凌弄得粘糊糊的手指，这时，我的余光看到了楼梯角落里隔出的一家小店铺。我的心开始狂跳不已：“天哪，这是哈敏的店啊!”三毛在《我的宝贝》里写了一章“阿富汗人哈敏妻子的项链”。哈敏是三毛在PIKE PLACE MARKET认识的小店主，他是阿富汗人，为躲避战乱和养家糊口，独自一人在美国经营一家卖印度服饰的小店。三毛离开美国回台湾之前，哈敏要送给三毛一条项链——他妻子的项链。项链美极了，三毛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下了它。平心而论，这篇故事三毛写得很一般。照片上那串项链也看不出令人惊艳的地方：项链是银制的，金属表链似的造型，但比表链宽，上面还坠着十几个25美分大小的银币。惟一抢眼的是项链上镶着6块浅粉或淡蓝的亮片，配一件黑色低胸晚装会很好看。因为故事平淡，我逛了快100次的PIKE PLACE MARKET都没有意识到，藏在楼梯间角落里的就是哈敏的小店。“哈敏的小店是楼梯间挤出来的一个小角落。”“店已经够小了，6个榻榻米那么大还做了一个有如我们中国北方人的炕一样的东西。他呢，不是站着的，永远盘坐在那个地方，上面挂了一批花花绿绿的衣服和丝巾。”这是三毛对小店的描述。我站在离小店两步远的地方，好奇地向里张望着。哈敏(我想他就是哈敏)正盘坐在床上，他的四周的墙上，门上，到处挂满了沙丽、头巾，五彩缤纷的，看久了让人喘不过气来。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足有5分钟，一直盯着哈敏看。这么长的时间，再没有经营头脑的店家想必也会出来问一声：“小姐，你想买点儿什么?”吧。哈敏还是一动不动。这下我更肯定他就是三毛笔下的哈敏。“哈敏不回国办货色，他向一个美国人去批，批自己国家的东西。“哈敏你不积极!”“够了。”“首饰不好看。”“那是你挑剔呀。”“这样不能赚钱。”“可以吃饱就好了啦!”“永远是这种扯淡似的对话，我觉得哈敏活得有禅味。”这是三毛在书中的描写。我当时很想走上去告诉哈敏，那个花了100美金买下他妻子项链的中国女人是个很有名的作家。她在书中也提到了他的小店。可惜，她已经不在了。但我还是一动不动。我又站了几分钟，冲哈敏笑笑，转身下楼离开了小店。他是不是哈敏不重要，哈敏知不知道三毛的事情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我的整个少年时期，三毛浪迹天涯的故事曾带给我那么多的渴望。我常常遗憾地想，如果三毛还活着，我一定要交她这个朋友，至少，要做上两期《鲁豫有约》。“人越瘦越美”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条我一直渴望自己拥有玉树临风、不食人间烟火的淑女气质，可惜，我从小就是个饕餮之徒。我俨然成了减肥专家，随时随地和别人分享减肥心得：“饭后站半个小时……”。“人越瘦越美”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条英文里有一句话：You can never be too rich or too thin.翻成中文就是：钱越多越好，人越瘦越美。对于前半句话，我的感触不深。我喜欢钱，可是远没有到热衷的程度。只是偶尔站在李嘉诚的角度替他郁闷，因为前面永远有个Bill Gates(比尔·盖茨)比他有钱。至于后半句话“人越瘦越美”，却是我一生追逐的信条。小时候，我胖乎乎的挺可爱。我的大姑父已经70岁了，每次见到我，总是抽着烟，眯缝着眼睛回忆从前的事情：“你一生下来，就胖嘟嘟的，可好玩了。邻居们谁见了都恨不得咬你一口!”每到这时候，我总想象着大人们张着血盆大口在我的脸上、小胳膊上狠命地咬着，那场面极其恐怖。小学五年，我一直在北京月坛少年之家舞蹈班跳舞。每个周六下午，我一个人拿着月票，从月坛北街坐15路公共汽车，到南礼士路下车，过长安街后再步行长长的一段路到西便门，少年之家就在马路边一片简陋的平房里。我们舞蹈老师姓杜，曾经是专业舞蹈演员。她30出头，身材高挑，有一头烫过的短发，走路时挺胸抬头，永远穿合体的瘦裤子。每次杜老师带着我们扶把杆做基本功训练，我都会羡慕地看着她细长的双腿，幻想着有一天，我也会有那么修长的身姿。杜老师教我们跳的都是成年人的舞蹈：舞剧《丝路花雨》中的独舞《敦煌彩塑》、《小刀会》中的《弓舞》、四个小天鹅等等。那时，我迷上了舞蹈。少年之家的排练室里有不少舞蹈方面的杂志，我常常看得如醉如痴。当时，我心目中的偶像是杨华、蒋齐、唐敏和冯英。如果我记得不错，杨华跳的是《敦煌彩塑》，蒋齐的代表作是《金色的小鹿》，唐敏和冯英都是出色的芭蕾舞演员。小学三年级，正赶上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专业招生。杜老师一直希望她的学生中有人能成为专业的舞蹈演员，于是带着我们去军艺考试。当时，考军艺难于登天。首先，要拿到准考资格。这要求考生必须拥有足够修长的双腿，标准是，女生的腿至少要比上身长14厘米。腿长指的是脚后跟上方到臀部下端。结果，我们少年之家一群女孩子中竟没有一个符合标准。这次考试使我平生第一次注意到了自己的身材。小孩子很实在，不懂得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一心一意想着那14厘米的差距，这让我颇为沮丧。上了初中，我开始发育，胃口变的出奇的好。大概是初二那年吧，一天下午放学回家，爸爸正在做晚饭。我连书包都顾不上摘，就冲厨房里大喊：“爸，我饿死了!先帮我煎个荷包蛋!”我爸实在没什么原则，马上就要开饭了，他居然放下手里的菜刀，忙着往锅里打鸡蛋。我呢，就站在煤气炉旁边，用两片方面包夹住荷包蛋，大口往嘴里送。不到3分钟就结束了战斗。伸手擦擦嘴，还是觉得意犹未尽，于是又对爸爸说：“我还饿，还要一个荷包蛋。”我那个爸啊，他又毫无原则地递给我一份面包夹鸡蛋，虽然嘴上照例叮嘱着：“少吃点吧，晚饭快做好了。”但眼神里分明是长辈对孩子的纵容娇惯。后来，我总对朋友吹牛说：“那天，我一口气吃了7个煎鸡蛋。”可仔细想想，我又有点怀疑自己的记忆，我不可能吃那么多吧。前几天，我专门就此事询问了我爸，他老人家斩钉截铁地说：“没错，你吃了7个。”我一下就急了：“你怎么能允许我吃那么多呢?撑着，怎么办?”“管?”我爸瞪着眼，好像要把我吃了似的。“管得了吗?不给你吃，你也得干那!”“没错，爸，她就像个小孩似的，只要一饿，立刻就要吃东西，晚一会，少吃一口都不行。”老公在一旁连声附和。我不说话了。我一直渴望自己拥有玉树临风、不食人间烟火的淑女气质，可惜，我从小就是个饕餮之徒。我记得，吃过7个鸡蛋后，整整一个星期，我都感觉胸口憋闷得喘不过气来。我没去医院检查，估计是蛋白质中毒一类的病吧。到了第7天，我跑到楼下的小卖部，买了一瓶北冰洋汽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憋闷的感觉立刻荡然无存。高中我上的是清华附中。学校离家远，我于是过起了住校生活。住在集体宿舍的女孩子通常都有两个爱好：聊天和吃零食。我们宿舍7个人也不例外。一天，我偶然发现，麦乳精如果不用开水冲泡而是干嚼着吃，味道很像巧克力。这意外的收获令大家很是兴奋，因为麦乳精比巧克力便宜多了。下午放学后，我们7个人凑够钱，然后一起去清华大学里的小卖部买了一大桶麦乳精，足有三、四斤重。回到宿舍，谁也不急着往图书馆跑，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的勺子，7双眼睛紧紧地盯住硕大的铁皮桶。学生时代，每个寝室的室长是很有威望的人。于是，我们的室长在众目睽睽之下，打开了麦乳精桶的桶盖，又小心翼翼地撕开了蒙在桶口处的锡纸，一股浓郁的甜味立刻扑面而来。说时迟那时快，7把钢勺同时伸进了桶内。半个小时后，我们风卷残云，吃出了一个亮晶晶、空荡荡的麦乳精桶。这时，大家都不说话。刚才吃得太快太猛，这会儿，一粒粒的麦乳精好像一直堵到了喉咙口，稍一张嘴，就会喷出来。更可怕的是宿舍的空气，弥漫着甜得呛人的味道，吸一口气就觉得五脏六腑都会被粘住。我们7个人呆呆地站了10分钟，突然，屋子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呻吟声：“我肚子疼!”“我觉得恶心!”“我难受死了!”大家连滚带爬地躺到了各自的床上，一边痛苦地哼哼唧唧，一边还在坚持聊天。“刚才忘了看，该不会是麦乳精过期了吧。”“咱们可能食物中毒了!”关键时刻，一室之长做出了冷静、合理的分析。“天哪，我吃得最多!我不会被毒死吧?!”我们其余6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去食堂吃饭，也没去教室上晚自习，7个人一直躺着聊天。10点钟熄灯后还被宿舍楼查房的老师敲了好几次门警告：“413，还不睡觉，整个楼道就听你们的声音了。嘻嘻哈哈的，怎么那么大的精神，今天吃什么了?”第二天一早，我们7个人起床后感觉格外的神清气爽，神秘的疾病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为了庆祝重获健康，大家一起去食堂，饱餐了一顿油饼、稀粥。只是，从此以后，我们413室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也不准再提麦乳精三个字。高中三年，我把自己吃得白白胖胖的。高考复习那么累，我都没有瘦下来。连我爸都啧啧称奇：“闺女，你考试这么辛苦，怎么就不见瘦呢?”我自己倒无所谓。看看身边的女同学，高三一年下来，各个灰头土脸的，没有一丝青春年少的风采，我对于身材、相貌也就不那么斤斤计较了。更何况，我还有偶像的支持。当时，我最喜欢的影星是山口百惠。她的厚嘴唇、咪咪眼在我看来都是那么的完美无缺。就连她圆润的胳膊、粗粗的腿对我都是一种安慰。“山口百惠也不瘦啊，我胖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时候，惟一让我觉得有精神压力的是去上海探亲。每年暑假，我的出现总会让娇小玲珑的上海街坊四邻大为兴奋：“侬看格小囡，模子老大，样子交关好。”翻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你看这个小女孩，块头真大，人长得真不错。天知道，我那会不过是个一脸baby fat，胖乎乎的小女孩而已，被他们大呼小叫地称赞一番，我真觉得自己该痛下决心减肥了。真正减肥从大四开始我真正开始减肥是在1992年大四寒假过后。我失恋了，那真是天塌下来的感觉。生活还能不能继续我不知道。我一边复习准备考托福到国外留学，立刻离开北京这个伤心地，一边开始狠命地节食。那股狠劲让我第一次在自己身上看到了所谓的毅力。现在回忆起广院的食堂，我总是忍不住要流口水，但凭良心讲，当年饭菜的质量实在不敢恭维。我每天不知是在和谁发狠，早餐只吃一个煮鸡蛋。中午永远买又便宜又难吃的豆腐泡炒肉片，而且只吃豆腐泡，肉连碰也不碰，米饭更是数着粒吃。这样做，既省钱又节食，一举两得。吃过午饭，我也不休息，一个人跑到教室去做托福习题。到下午4点左右，我的肚子开始造反，我通常会吃一个水果，再接着做英文作业。晚上是最难熬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地，人怎么也睡不着。这样一来，日子倒好过了不少，我每天的精力都花在了托福和饥饿的问题上，心里的伤痛也就淡了许多。为什么开始减肥我不知道。从心理学的角度，这也许是疼痛转移法吧，把心灵的伤痛转移到肉体上，最艰难的时刻也就挺过来了。两个月之后，我的体重从110斤跌到了90斤。从此，瘦，成了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1993年和1994年，是我最不开心的一段时间。吃，成了我那个时期排遣内心苦闷的惟一方法。花，是我高中同班同学，我当年患难与共的朋友。难得她也正经历着生活中最彷徨、最不如意的时刻，于是我们两个人找到了共同兴趣：吃!东四十条的必胜客，那两年，我们每周至少光顾一次。两个女孩子，却要点一个厚厚的至尊Pizza、两份沙拉、两大杯可乐，然后，互相鼓励着，一口一口吃到撑得连站都站不起来。那一阵，我们两人的体重都在飞快地上升。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善意地麻痹对方：“你不胖，你一点都不胖。来，你再多吃一块Pizza吧。”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萨马兰奇在蒙特卡罗宣布结果的那个晚上，花从亚太大厦早早下了班，我们一起去长安商场旁边的麦当劳买了两个巨无霸汉堡包、两大份薯条、两大杯奶昔和两个苹果派，然后兴冲冲地来到我家，只等北京获胜的消息传来，就大吃大喝庆贺一番。没想到，萨马兰奇无情地念出了悉尼的名字，我和花都难过地大哭了一场，这其中，也颇有些借题发挥之意。哭过之后，我们将满满一桌的麦当劳快餐消灭得干干净净。1994年的夏天到了。夏天总是带给人希望。有一天晚上，我和花站在赛特山姆叔叔的门口，一人手里捧着一袋葡萄干面包正在话别。我突然对花说：“咱们开始锻炼身体减肥吧!”花看了看手里的面包，说：“好!”第二天，我们去长富宫健身俱乐部报了名，又去西单商场买了两辆一模一样的红色26女车，相约每天下午在花下班之后骑车去健身。我终于发现，我其实是个有毅力的人。7月份，北京最热的时候，我每天下午顶着大太阳，汗流浃背地从南礼士路骑车到长富宫。每次走进长富宫的一刻，是最幸福的。外面骄阳似火，而开足了空调的大厅里清凉宜人。从饭店大厅到健身房，要上一层楼梯，再走过一条长长的通道。这往往是我内心最挣扎的时刻：练，还是不练?俱乐部里有一个日本女士，50多岁，身材瘦小，长得很像《血疑》里幸子的妈妈。这个日本欧巴桑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她每天的训练计划是这样的：在跑步机上飞快地跑步一小时，跳健美操一小时，游泳一小时，蒸桑拿一小时，最后倒立20分钟。我帮她算了一下，前后历时5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