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鲁豫有约》播出才5个月，却已在观众和传媒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每一期节目的文字都有不少报纸和网站全文转载，观众在网上讨论他们感兴趣的嘉宾，至于我采访过的有争议的人物，各方的评论和报道更是铺天盖地。有这么多的关注着实令我兴奋，也令我惶恐。我有些不知所措。作为一个追问者(这是向阳在《南方周末》的报道中为我起的名字，我很喜欢)，我的任务是让被访者讲出他从未对人提起的一段生活，一个故事。有时，我会好奇地打破沙锅问到底；有时，我会善意地接受一个也许并不真实的回答(观众讨厌虚假，可有时真实并不美丽，他们未必能接受。至于被访者，如果不愿回答某个问题，一定有他的难言之隐，我完全理解。)而当嘉宾在关键问题上闪烁其词，或者用反问来代替回答的时候，我也会执著地重复我的问题，直到对方的语言或者表情，给出一个真实的答案。我就是想把一场谈话的真实状态呈现出来：有时我的声音大，语言机智，有时被访者的回答要远比我智慧。在长达几个小时的访谈中，我是追问者，更是聆听者，而我的嘉宾们在一种尊重、平等、友善的气氛中将积压多年的心声一吐为快。我很满意我和同事们的作品《鲁豫有约》。但观众们的反应却很复杂。他们喜欢看《鲁豫有约》，喜欢节目的真实和人性，只是对我在个别访谈中的采访风格不能接受。有的来信言辞激烈：“鲁豫，我一直最喜欢你，可今后，我再也不看你的节目了!”“你以为你是谁?你凭什么不停地追问人家?”……这些反对的声音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本来就是个认真的人，这下更是不断地自我反省：“《鲁豫有约》是个好节目，但我们的创意和风格是不是稍微超前了点儿?也许我的观众还没有准备好接受一个真实的谈话节目吧?而一个节目再好，如果观众不喜欢，又有什么用呢?《鲁豫有约》还要不要再做下去呢?”将近一个月，这些问题每天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我甚至想到了放弃电视。理由有两个：一、主持人被视作公众人物，被人议论是很正常的，可惜我不习惯，那只有另谋高就。二、我自以为了解观众，知道他们的需求，可事实证明并非如此。这对我打击很大，连观众的心态都吃不准，还做什么电视?前思后想，只有一个出路：不干了。我的家人不理解我为什么痛苦：“你的节目才播出几期就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这是多少人求之不得的事情。有些批评的声音很正常，这点心理承受力你还没有吗?”我在采访中开始有杂念：“我的微笑应该再明显点吧，否则观众会说我挺厉害的；这个问题，最好别问，要不然别人会说我不善良……”2002年4、5月份的几次采访，我完全没有了以往《鲁豫有约》的锋芒。刘春和樊庆元(刘春是监制、樊是制片人)一次又一次地给我敲警钟：“你有点矫枉过正!好多该问的问题都没问。”他们说的我都清楚，可我心理障碍太大。5月初采访王军霞，她和她的老公战宇特意从沈阳飞来北京。王军霞是一个特别爽直、单纯的人，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着掖着的。”可我却是畏首畏尾。她和马俊仁之间的恩恩怨怨，我只字不提，倒是王军霞坦坦荡荡地说起了马指导。我完全可以接着她的话问下去，让王军霞聊聊她们师徒之间的故事。可那时候，我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马家军’的事别说了，马俊仁和王军霞都是为国争光的人，说谁说多了都不合适。观众会不答应的!”我和王军霞聊了一个半小时，谈话过程中我用余光瞟了瞟现场工作人员，大家都显得心不在焉。我知道，这是一场失败的访问。樊庆元眼里不揉沙子：“今天说的太不好听了，”我自知理亏，可还是嘴硬：“也只能说成这样。”樊庆元是个比我还较劲的人：“我们去沈阳，再采访一次王军霞。”他这招真狠，彻底把我制住了。5月7日，国航一架航班在韩国斧山失事，机上122人罹难。我是5月8日一大早从凤凰资讯台得知这个消息的，赶紧打电话通知樊庆元，大家少不了唏嘘感叹一番。可两个小时后，还是按原计划从北京坐国航飞机飞往沈阳。我有些内疚，如果不是我表现失常，一大帮人也不用起个大早再飞趟沈阳吧!王军霞的家离沈阳桃仙机场很近，我们的第二次对话就在她的客厅里进行。也许是家的气氛让王军霞更放松，也许是我的内疚让我打消了不少顾虑，我总算完成了任务。现在的我，偶尔在采访前还是会有顾虑，但我越来越了解我的观众，我知道，他们希望我锲而不舍地提问，温柔敦厚地提问。与观众间的趣事不和观众水乳相融，还做什么电视?1某次活动，我和余秋雨老师坐在一起。不时有观众和读者过来要求签名或者合影，我和秋雨老师这个坐下那个又站起来，着实忙碌。几乎每个观众打量我一番后都会动情地说：“鲁豫，你本人比电视上漂亮!”我总是开心地回答：“谢谢。”而秋雨老师不说话，只是埋头签字。直到面前摊着的一堆书和本子签得差不多了，他这才转过身，研究性地看看我，认真地说：“鲁豫，以后别人再说你本人比电视上好看，你千万别谢他们。”“为什么?”“你想想，本人比电视上漂亮，那就是说，你在电视上不漂亮喽。这是夸你吗?”秋雨老师一脸严肃。我有点糊涂了，这的确不像是在夸我。“可是，别人应该怎么说才对呢?说你生活中不如电视上耐看?”秋雨老师也皱起了眉头，“这好像更说不过去了吧。”我彻底被他搞晕了。“应该这么说。”秋雨老师突然面露孩子气的坏笑，“鲁豫，你在电视上很漂亮，没想到生活中更漂亮!”我刚喝到嘴里的一口水几乎喷了出来。2我曾收到一封观众来信，洋洋洒洒两大张纸，满是对我的溢美之词。我正看得志得意满、虚荣心膨胀，这时我注意到信的最后一行，用粗粗的黑色签字笔醒目地写到：“鲁豫，我太崇拜你了，请你无论如何帮我弄到一张刘德华的签名照片。”32000年，内地某机场，我急匆匆地来赶早班飞机。因为起得太早，眼睛肿肿的，只能戴着眼镜。办好登机手续，我晃晃地往洗手间走去。这时发现身旁老有一个中年男子跟着，我用余光扫了扫他，觉得他是要跟我搭话。上洗手间的路上被观众拦住要求签名或者合影实在有些尴尬。我于是低着头，假装想着心事，加快脚步往洗手间里闯。正要推门，从里面走出来一个男士，一脸愕然，差点和我撞个满怀。我这才看清门上的标志，原来这是个男厕所。我讪讪地转过身，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这时，刚才那位中年男子疾步走到我面前：“鲁豫小姐，你走那么快干什么?我这紧赶慢赶地就是想告诉你，这是男用卫生间，女士的，在大厅那一边，可你就是不理我。”4文涛来凤凰之前，是广东电台颇有名气的主持人。文涛的口才我早已领教，倒是电视图像让我一直忽略了他的声音，音色明亮、饱满，但并不是浑厚圆润得高不可攀。大概就是凭借着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文涛在广州时就有了一堆追星族，常常有不少女听众寄来表示爱慕的信件。文涛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言简意赅：文涛：我要到广州和你合体。文涛为此心猿意马了好几天。51997年我在昆明举行观众见面会。会场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排起了长队要我在宣传照片上签名。那天签字签得手都软了，但观众的热情和礼貌实在令我感动。每签一张照片，我都会和观众握握手，并且由衷地说声：“谢谢。”观众也很客气，都笑笑地回一句：“谢谢你。”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然后格外认真地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说：“谢谢您。”大爷看了看我，慢悠悠地说了句：“不客气。”6我在北京的化妆师跟我说过一件有趣的事。台湾歌手周华健在成都开演唱会，听众反响强烈。于是，主办方特意举办了一场周华健签名会，果然吸引了众多歌迷。可让周华健大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歌迷在请他签名之前，都要激动地说：“周华健，我是李宗盛的歌迷。”周华健不高兴了，找来主办方的人质问：“为什么你们安排李宗盛的歌迷来参加我的见面会?”工作人员赶忙解释：“他们讲话有口音，他们说的是，周华健，我是你忠实的歌迷。”7我很少上网，只是偶尔出于好奇才看看网络上对某一事件的评论。尽管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每次看过之后还是会生一肚子闷气，因为网络上有太多的谩骂。朋友劝我，对网上的一切大可不必认真，可我做不到。朋友于是又劝我，既然生气，那就别看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倒是个好主意。911直播结束后，我仔细反思了自己的表现，觉得比较满意。周围的反馈也很好，认为我及时、冷静地报道了这一突发事件，既客观又有人情味。那一阵，我也颇为亢奋。911直播是电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直播，没有流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关注事件的发展，一点点接近真相。这样的直播，是空前的。可网上似乎是另一番景象。凤凰网的同事知道我从不进聊天室，特意搜集了网友们的意见，打印了厚厚的几十页纸，交到了我的手上。我飞快地翻了一遍，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有网友措辞激烈地抨击我：“竟然表现出了对911死难者的同情，美国炸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你难道忘了?”我一生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和侮辱!同情在恐怖袭击中罹难的无辜百姓就是背叛中国人民?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气得浑身发抖!我忍着眼泪，把几十页纸上的近百封电子邮件又看了一遍。一位家住深圳的观众，在信中对我表达了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并在信尾大义凛然地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当时我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一看见这个号码，脑子一热，就抄起了电话。但是，电话没人接。整整一个下午，我就坐在沙发上，一遍遍地拨那几个号码。终于，电话通了。“喂，你是×××吗?”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没征得他的同意，所以隐去了他的姓名。“你好，我是陈鲁豫。”这时我的火气已消了大半，人也平静下来了。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可是吃惊不小：“我真没想到，你会给我回电话。”“我请你收回信里的那些话。你凭什么说我同情911死难者就是不爱国?”“对不起，我其实已经记不清当时给你写了些什么。语言有过激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看你主持的节目。我真是觉得意外，你会打电话给我。我给中央台黄健翔发过3封E-mail，他一直没理我。”咖啡情缘我在心里偷着乐，老公先掉入我的情网，现在又掉入咖啡的情网不能自拔。两张天网罩着他，任他插翅也难飞。我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唱卡拉OK，是个挺乏味的女人。惟一的嗜好是咖啡。小学4年级，爸爸的同事李叔叔送给我一罐从坦桑尼亚带回来的正宗非洲咖啡，我如获至宝。小孩子哪懂咖啡，纯粹是看个稀罕。那时市场上见不到包装精美的产品，我于是对那个亮晶晶的金属罐爱不释手。又正是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羡慕的年龄，觉得铁罐上一行行的外文显得那么洋气。翻过来倒过去地看了很久，才想到重要的是罐里的咖啡。用长长的钢制勺把撬开罐口，里面是一层密封的锡纸，撕开锡纸，一股浓郁的又苦又香的气味扑面而来。我一下子就爱上了咖啡。正好第二天中古友谊小学组织春游，那一回，我们要去的是香山。爸爸看我捧着个咖啡罐闻了又闻，突然有了灵感。他冲了一小锅咖啡，加了大量的糖，没放奶，晾凉了以后灌进了我的绿色军用水壶。我站在旁边馋得要命，可爸爸很坚持：“小孩子晚上喝了咖啡睡不着觉，明天爬上香山再喝。”我一个晚上都没睡好，想的不是春游，而是咖啡。第二天，我背着一壶咖啡爬山去了。爬到山顶，已是中午。春天的太阳已有些热力，我又刚刚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爬上鬼见愁，小脸涨得红扑扑的，额角满是细细密密的汗珠。那一刻，我反而没有想到咖啡，只是本能地捧住水壶，咕咚咕咚地喝了个痛快。小孩子忘性真大，我光顾着和同学换面包、香肠、茶叶蛋，咖啡的事想都没想。只是我当时不知道，10岁那年，在香山山顶，我就落入了咖啡的情网，一生不能自拔。不久以后，各种品牌的速溶咖啡相继出现了。电视上每天播着广告：雀巢咖啡，味道好极了。于是，咖啡不仅仅是咖啡了，它代表着一种温馨、富裕的生活，让人神往。香山之行以后，我再没喝过咖啡。想必是爸爸听说了咖啡因对小孩不好，况且，小小年纪，真要每天端杯咖啡，那样子也挺奇怪的。小孩嘛，就该去喝可乐、果汁，微苦的滋味今后有的是时间品尝，何必着急?和咖啡再续情缘已是大学毕业以后了。想想，我和咖啡倒颇像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天各一方，最终却是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倒挺像我的感情生活。大学五年级，我开始边上学边在中央电视台主持节目。有了稳定的经济收入，从此过上了自给自足的独立生活。人说饱暖思淫欲，我却是饱暖思咖啡。有了钱，我先想到了咖啡，这其中还有很实际的考虑：喝咖啡能减肥。我开始改造自己的生活方式。再也不能象大学时代那样了，每天早餐喝粥、吃油饼不仅不够小资，也不利减肥。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食谱：黑咖啡加麦片、牛奶和香蕉。有一天早晨起床后，我才发现家里什么吃的都没了。我也没多想，空着肚子喝了一大杯黑咖啡。这下出事了。5分钟后，我开始出冷汗，心跳加速，双手发抖，而且莫名其妙地兴奋，忍不住地想要傻笑。我吓坏了，瘫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心里还在胡思乱想：“人吸了毒大概就是这种可怕的状态吧。”1994年，我碰到了一个咖啡爱好者，同好相见，自然少不了交流心得。“咖啡嘛，我只喝麦氏或雀巢。”那个巢字我说的尾音格外上挑，那份得意显而易见。“不会吧?”对方的白眼都快翻到天上了，“你竟然喝速溶咖啡。告诉你，要想喝真正的咖啡，就得买咖啡豆，现磨，现泡。我最喜欢的品牌是Starbucks。”我被对方一顿抢白，立刻气焰全消。那天，我心悦诚服地聆听了有关咖啡的知识，并且喝了平生第一杯Starbucks的苏门答腊。第一口，就有了坠入爱河的感觉。1994年底，我去了Seattle(西雅图)。这座宁静美丽的城市拥有3样让当地居民引以为傲的宝贝：微软公司、Nirvana乐队的已故主唱Kirt Cobain和Starbucks。我竟然一不留神来到了Starbucks的故乡，我快乐得好似进入了天堂。第一次来到位于西雅图著名的海边市场Pike Place Market里的starbucks店，我有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店铺的布置简洁明快，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咖啡香，货架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咖啡器皿：玻璃的、陶瓷的、金属制的咖啡杯、咖啡罐、咖啡壶，玻璃柜台里搁着吃多了绝对要胖、但宁可变胖也不可不吃的甜点。西雅图Starbucks店的可爱之处还在于，它有着全世界最酷的店员。他们一律系着挺刮的绿色围裙，围裙里是黑色的长裤、衬衫。给顾客冲咖啡、找零钱的时候，他们会聊起哲学、音乐、电影和政治的话题。我平常最怕和陌生人进行一些不咸不淡的对话，但却很享受和这些店员们天南地北地聊天。他们大多是在校的大学生，课余时间在咖啡店打工，勤工俭学。因为学生的未来充满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他们丝毫不介意眼下清贫、忙碌的半工半读，这使得他们的态度永远从容亲和。在Starbucks买咖啡有一种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兴奋和紧张。含不含咖啡因?要大杯、中杯还是小杯?要热饮还是冷饮?Latte、Mocha还是Capuccino?Tom Hanks和Meg Ryan主演的影片《Youve got mail》(网络情缘)里就有这样一个情节。我的选择是这样的：large iced mocha in a grand cup with extra cream，意思是，我要一杯中杯的冰摩卡，但请放在大杯里，杯子里多余的空间请多加奶油。这种主意也只有我这种馋猫才能想得出来。在西雅图的日子里，我常常在星期天的午后端一杯咖啡，面前堆着厚厚一摞《星期日纽约时报》，在Starbucks店里消磨一个下午。西雅图是个适合居住的城市，但对我来说，它太过宁静。我是北京的孩子，我怀念那里的车水马龙、喧闹嘈杂，只有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才有生龙活虎的感觉。所以，一年后，我带着满满两箱衣服、书籍和5磅Starbucks咖啡豆回到了北京。1999年以前，北京、香港都没有Starbucks，我只能利用每次去美国出差、休假的机会，一次买上几磅，回到北京放在冰箱冷冻室里，然后尽可能节省着喝。一旦断顿了，只有将就着喝速溶咖啡。九八年去东京玩，居然在涩谷街头看见一家Starbucks，我就像见到亲人似的激动不已。可惜，东京离北京和香港还是太远，我也不可能为了喝杯咖啡专门飞到日本。我是个专一的人，对人对咖啡都如此。没有Starbucks的日子里，我的心依然牵挂着它，而且，我有个宏伟的计划，我想把Starbucks引进中国，在大街小巷开满连锁店，让它有朝一日比麦当劳还知名。可惜，我天生没有生意头脑，又是个光说不练的人，所以，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把咖啡文化一点点带进北京人的生活。我还记得站在国贸门口，手里拿着在北京买的第一杯星巴克冰摩卡，满足得直在心里叹气：“在我最热爱的城市里，喝着我最喜欢的咖啡，还有比这更美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