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以后，我和电视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1998年，我回到母校北京广播学院和外语系的学弟学妹们见面。同学们早早地挤满了当年我们上大课用的阶梯教室，黑板上写着几个大大的粉笔字：欢迎鲁豫回家。当掌声响起的时候，我内心的感动和感慨无法言说。一个女生代表全系向我表示欢迎，她的致辞让我恍如隔世：“10年前，鲁豫也在这间教室上过课。”我心里咯噔一下，10年了吗?我从没想过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一直以来，我的内心还保持着一份学生情怀，而且始终像个大学新生，心里怯生生的，对一切充满好奇和敬畏。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1988年入学时，我们外语系人丁并不兴旺，只有国际新闻一个专业，一个年级又只有一个班，每班20人。作为新生，我对高年级同学很是羡慕，觉得他们成熟、漂亮、能干。平时，总能看到他们背个包，风风火火地在广院门口伸手招一辆十块钱的小面，忙着往电视台跑。我常盯着他们的身影发呆，恨不得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电视界大显身手。我眼巴巴地盼着大学第一年早早过去，系里再来些新生，也能够尝尝高年级面对低年级时，那种关怀、自信又略带傲气的感觉。等啊等，等来的结果却是1989年外语系不招生。眼看着其他系的88级学生终于修成正果，抬头挺胸地做起了老资格的师哥师姐，我心里颇有些失落。无奈，在外语系，我们班还是年级最低的班级。就这样，大学二年级了，我还像个新生似的，每天怯怯地去食堂吃饭、去水房打水。大三开始了，外语系终于迎来了90级新生。可我，很长时间里还是找不到高年级学生的感觉。一天中午，我一个人静静地坐在食堂吃饭。一个高大漂亮的女生坐到了我的旁边，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含着满口饭菜勉强抿了抿嘴算是打招呼。她，大大方方地冲我一笑，用一听就知道是播音系学生的悦耳嗓音亲切地问我：“你，是哪个年级的啊?”“88的。”我伸了伸脖子吞下了嘴里的饭，声音小得像蚊子。漂亮女生半张着的嘴一下子合上了，她开始埋头吃饭。“请问，你是哪个年级的?”我鼓起勇气问她，心里其实很清楚，她一定是87级的，要不然怎么能有那么自然又老练的神情呢?我练了两年多了，还没练成呢。谁想，她的声音低了八度：“我，是89的。”我感觉自己的背一下子挺直了。从此以后，我终于没有了新生的羞涩和胆怯。我从来都不是刻苦的学生，从小学到大学，一路都是晃晃悠悠的。高三就算比较认真了，也远没到头悬梁锥刺骨的地步。倒是进了广院，我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起来。终于没有了数理化的欺压，每天一堂接一堂的全是我喜欢的英文课，我开始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我突然变得刻苦，还有一个原因。我的父母都是北京广播学院六十年代的毕业生，外语系不少老师都认识他们，个别老教授当年也给他们上过课。所以，我入学的第一个星期，几乎每一门课的老师在说完开场白之后，都要问一句：“你们当中，哪位同学是陈鲁豫?”我总是乖乖地举起手。老师们会仔仔细细地打量我一番，然后说：“我认识你的爸爸、妈妈。”这句话在我听来意味深长，我的解读是：“你爸妈当年成绩都不错，不知你的表现怎么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没有退路，只有努力地live up to their expectations.(不让别人失望。)其实，我的高考分数在全班20人里是比较低的。但是，老师们从开学第一天就格外关注我，一方面是因为我父母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我在面试时，口语表现优异，老师们觉得我是可造之才。这下好了，内因外因都决定，我必须做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否则老师们失望不算，我爸妈脸上也无光。于是，在广院宽松、自由的校园里，我成了个整日埋头读书的乖学生。在广院，外语系的学生非常好辨认。任何时间，你要是在校园里看见一个学生，一手抱一本厚厚的Webster(韦氏)字典，腋下夹一张过期的China Daily(中国日报)，另一只手还在耳边举着一个小小的短波收音机，收音机刺刺嚓嚓地放着不清楚的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或BBC的英文报道，不用问，肯定是外语系的学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们没有Internet，看不到原版英文电影，更没钱买英文报纸杂志，就连人手一本的Oxford(牛津)、Longman(朗文)、Webster(韦氏)字典也只买得起翻版的。虽然那会还没有知识产权、正版、盗版这些概念，可我总觉得花二三十块钱买一本原价二三百元的字典是有点问题。当然，两种字典有着天壤之别，正版很轻，我们用的翻版字迹模糊而且死沉死沉的。那时候，外语系的学生自我感觉非常好。招生时都听说了，国际新闻专业之所以要上5年，是因为除了文化课，我们还要接受小到开车、大到开飞机的训练，将来好胜任驻外记者的工作。要学的东西这么多，4年时间不够用。开学第一天，我们班就不住地催老师：“什么时候安排我们开飞机啊?是战斗机吗?”我们宿舍的关娟娟现在是国际广播电台一名出色的记者，曾经在以色列那么危险的地方驻站整整两年。当年，她只是个娇滴滴的南方女孩。大家一聊天，发现她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于是狠狠地挤兑了她一下。“这有什么，”关娟娟撇撇嘴，“我将来是要直接开车、开飞机的，自行车，谁稀罕骑啊?”时间过去了一年又一年，等到毕业时，我们才醒过闷来，互相追着打听：“开车、开飞机的谣言是谁造的?”只是苦了关娟娟，一直巴巴地等着，恐怕至今也不会骑车吧。除了外语系，播音系的学生也很好认，听声音就行了。早上7点开始，宿舍楼附近的小路上、操场上，到处能听到播音系学生在字正腔圆地练习播音。每次从他们身边经过，我都误以为自己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这让我骄傲极了，觉得广院是个与众不同的学校，我的同学们个个才华横溢。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我曾经听到两个播音系男生之间的一段对话：学生甲(嗓音嘹亮，字正腔圆)指着笸箩里的馒头：“师傅，来一个馒头。”身后学生乙(声音浑厚，明显带有胸腔的共鸣)探身关心地问：“一个馒头够吃吗?”学生甲转身：“我还要二两粥。”这段话干着念没什么意思，你想象用播音员的声音一板一眼地播出来会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咱们会被处分吗?广院的学生很少有不谈恋爱的，我当然不例外。校园爱情很单纯，无外乎男生在女生宿舍楼下眼巴巴地等着女朋友下来，然后两人手拉手一起去食堂、去图书馆。万一吵架了，操场恐怕是最佳去处。400米长的跑道，一圈圈去走吧。第一圈女孩还眼泪汪汪的呢，走第二圈多半就雨过天晴了。一天中午，吃过午饭，我和男朋友(现在是老公了)溜溜达达在校园里散步。走到一片核桃林前，他突然停下来，用手拍拍我的脑袋：“你先回宿舍吧，我去教室拿点东西。”就在这时，我突然听到身后一声大喝：“大白天的，你们俩在校园里干什么呢?”我和他同时转身，发现是学院的一位领导，正怒目圆睁地盯着我俩。“我们怎么了?”他纳闷地问院领导，声音里的不耐烦我是听出来了。我心里忽悠一下，他该不会是没认出院领导吧。“你们是哪个系的?在校园里拉拉扯扯像什么样子?”院领导的声音更大了。我的头嗡地一下，天哪，拉拉扯扯，这在我听来和校园里贴出的“某某和某某在宿舍被当场抓住”的处分布告一样可怕呀。我的脑海里立刻出现了声名狼藉、名誉扫地这些词。不时有学生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好奇地看上两眼，这更让我羞愧难当。“你凭什么出言不逊、血口喷人?”他平常语言朴实，说的都是大白话，没想到被逼急了，反倒出口成章。“你这个学生，是什么态度?走，跟我到保卫处去!”领导怒不可遏。“别说了。”我吓坏了，想伸手去拽他，又怕院领导再给我们罪加一等，只能作罢。“你先走吧。我跟他去保卫处，非把这事查个水落石出。”他知道我胆子小，所以一个劲赶我走，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我那天真不够意思，竟然丢下他仓皇而逃。下午两堂课我一点都没有听进去，心里总在嘀咕，学校该贴布告处分我们了吧。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屈打成招的冤假错案。我就是个例子，原本坦坦荡荡的什么坏事也没做，被老师一吓唬就觉得自己真犯了生活作风错误。“你知道那人是谁吗?”一下课，就见他笑嘻嘻地站在教室门口等我。“会怎么处分咱们俩?”我又忘了男女授受不亲，一把抓住了他的手。“没事，到了保卫处我才知道那是院领导，于是赶快承认错误，领导还算宽宏大量，挥挥手就让我上课去了。”我惊喜交加地看着他，一种劫后重逢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管学生，广院老师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广院的学生天性大多自由奔放又略带散漫，这样的学生如果一板一眼地严格管理，效果未必好。广院老师可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有一阵，学生食堂浪费食物现象很严重，教务处于是召集全院在礼堂开会。我在口袋里塞了本琼瑶小说准备去会场消磨时光，反正老师准会讲一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之类的老生常谈。可是，老师竟饱含深情地念了一封学生家长致院领导的信，其中一段大意如下：“我是一个农民，只念过小学。如今，我的儿子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我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在经济上保证他完成学业。我们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在他入学前，为了凑够路费，我去医院卖了一次血。我给领导写这封信，就是希望你们严格管理我的孩子，让他知道，父母抚养他不容易，他要争气。”这封信念完，全场鸦雀无声。这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食堂的垃圾桶里真的再也看不见整个整个的馒头了。可信也带来了后遗症，整整一个学期，周末一回家，我就悄悄地观察我爸，怎么看怎么觉得他刚刚卖过血。偏偏我爸肤色白，这让我更加坚信，他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都是他卖血换来的。这让我痛不欲生。暑假一到，我就找了份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时薪5块钱。一个假期下来，我赚了差不多100块钱，心里总算好过了些。就算我爸还要卖血，也可以少卖些了。广院就是这么不动声色地教育着我。王纪言是凤凰卫视的副总裁，中文台台长，我在校时是广院的副院长。他对学生的管理风格就是外松内紧型，属于不留痕迹，聊着聊着就把你管得服服帖帖的。他为人极随和，可是再吊儿郎当的男生在他面前都是挺胸收腹的。有一年夏天，广院校园里男生流行光膀子穿一件衬衫，从领口到前胸全都敞着，只在肚脐上方勉勉强强地系个扣子。一天，一大帮人就这么晃着肩膀在学校里走，自我感觉很好。晃着晃着，迎面碰上了院长。院长脸上笑笑的，指指其中一个男生，用一种推心置腹的语气说：“哎，一点胸毛都没有，就别敞着了。”男生们立刻无言以对，从此，天再热，喉结下的钮扣都扣得严严实实的。我上学时，广院的名气不像现在这么大。我的同事梁冬考上广院后兴奋地带上录取通知书去看望小学时候的班主任。听说自己当年最得意的学生要离开广州到北京读大学，老师非常欣慰，欣慰之余也不忘谆谆教导：“要好好学习啊，去北京念书是多少人的梦想啊，是北大吧?”“不，是北京广播学院。”老师不说话了，沉吟半晌，才语重心长地说：“有个学上总是好的，就算是电大也不要紧。”这两年，不少高校改了名字，凡是叫学院的都改做大学，为的是跟国际接轨。我听说广院也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名字。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台的一个节目里看到广院毕业生在唱校歌，那熟悉的旋律立即让我热泪盈眶。“校园里道路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阳。啊，年轻的白杨，吸取着大地的营养啊，年轻的白杨，树叶沙沙响。年轻的白杨，你好像对我讲，要珍惜春光，珍惜春光!”谢谢母校，给了我五年美好难忘的大学时光。托福考完了，出国的事却放在了一边1992年是我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我获得“北京市申办2000年奥运会英语讲演比赛”第一名，被中央电视台选中主持《艺苑风景线》，还参加了托福考试。托福考完了，出国的事却放在了一边一下子有太多的事情发生，我单纯的大学生活变得热闹非凡，可一向清晰的学业目标却变得模糊了。电视的魅力太大，它的出现打乱了我所有的计划。原本一心要出国留学的，为此花费了一个月的时间准备托福考试，可5月份一到《艺苑风景线》剧组开始了拍摄前的筹备。开策划会，找词曲作者创作栏目的主题曲，这些事和我并没关系，但我还是天天往剧组跑。在校园里生活了10年，现在我的眼前突然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这令我兴奋不已，把托福彻底丢在了一边。考试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可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电视，根本无心恋战。导演张晓海倒是很支持我去考托福，他劝我：“好好考，考完了出国念书吧。”我听了以后既感动又困惑：“他一定觉得我做主持人没什么前途才这么说的吧?”我的心已经野了，根本没心思再做托福习题。不过报名费已经交了二三十美金，不去考试是个浪费。我决定随便考它一次算给自己一个交代。考场设在语言学院。考试那天，我手里拿着根用卷笔刀削出的2B铅笔就去了。再看看别的考生，每个人都握着满满一把铅笔，不禁有些后悔：“既然来考试，总该像个考试的样子。”托福考试的规定是把选择题的正确答案涂黑，不到5分钟，我就画秃了铅笔，只能举手向老师求救。因为心不在焉，我没能拿到满分。虽说644分的成绩还不错，对我这个几乎靠英语吃饭的人来说似乎低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