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当年在国民党政府中，特别是高层领导和核心人物中，公用和私用的界线很难分清。如蒋介石，他不爱财、不管钱、不用钱，那是因为他有权、有钱；当时整个中国都是他的，他要用多少钱都是一句话的事。正因为如此，孔祥熙才上行下效，肆无忌惮地从中央银行拨钱供个人消费使用。如1936年，他以财政部长身份，令财政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次年，又一次以财政部长的名义给自己拨出20万元，还美其名日公务需要。而当时，孔祥熙的月薪按规定只有400元。　　孔祥熙还把国民党中央银行看成是他家里的帐房。中央银行的财产成了他家里的储蓄。孔家几乎所有的开支，都可以到中央银行报销。大到孔祥熙、宋蔼龄、孔令仪、孔令侃等人的专车，小到从英国进口的香皂等等。最令人惊奇的是，一向称赞自己善于当家理财的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居然不建立最起码的预决算制度。　　在国民党政府里，有些和孔祥熙不对付的，曾写信给蒋介石揭发孔祥熙在中央银行的所有做为。但蒋介石在开始时并不以为然，他自己就最讨厌什么预算决算。在他看来，经济要服从于政治。　　孔祥熙得知有人在蒋那里告他的黑状后，便生气了。他立即指使亲信调查，看哪些人在背后搞他的鬼。在一次行政院的公务会议上，一向态度温和的孔祥熙竟一改平时的谦和，拍着桌子对着众人发怒说：“听说有人想查中央银行的帐，我看他们是发疯了　　当年孔祥熙贪赃枉法、巧取豪夺的最大一桩“买卖”，就是1942年那次侵吞美金公债了。这次侵吞公债是孔祥熙、宋蔼龄赚得最多的一笔“生意”。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可以说，这是他们从兴盛走向衰败的转折点。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作出了最后的挣扎，继珍珠港事件和美国宣战以后，他们为了孤立澳大利亚，扼制美英对日的反攻，占领南太平洋的战略资源；又相继发动了珊瑚海战役和占领新几内亚等战役。在东南亚，则发动了滇缅战役，切断了大后方与缅甸和越南的通道。在中国的沦陷区，日军就开始了残酷的扫荡，实行了野蛮的“三光”政策，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　　美国为了在太平洋战争中占据主动，为了让中国军队在陆地上拖住日军以减轻美军的压力，于1942年由国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向国民党政府贷款5亿美元，以支持中国抗战。　　这对蒋介石、孔祥熙来说，无疑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孔祥熙在和蒋介石等研究后决定，这5亿美元中3亿用于向美国购买黄金，以做为战略储备，1亿购买军火，1亿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准备金。因为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已是相当紧张，人不敷出。孔祥熙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借助这次美国的援助再玩弄一次寅吃卯粮的把戏。　　这次公债的名称为“同盟胜利美金公债”，共发行1亿美元。当时国民党官方公布法币对美元的比值为1元、3元、5元、10元四种，待抗战胜利时向储户兑还美金。　　孔祥熙为了使这次公债能发行成功，开动了所有的宣传机器，向社会各界反复兜售。说什么“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民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等等。　　另外在形式上，发行公债是由蒋介石以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劝储委员会主席名义函电各省分会主任委员（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按照规定的指标，向各阶层人士摊派认购，并照比例上缴国库。可实际上，却是由财政部交中央银行国库再分发各地银行经售。　　由于当时战争的破坏和国民党政府的盘剥，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大多已无力购买公债。一些有钱的权贵富商虽然拥有大量游资，又多用来抢购物资，囤积居奇。因为以前国民党政府发的公债太多了，很多都不能兑现，很多人对公债失去了信心，甚至认为这是政府玩弄的又一次花招。　　美金公债发行开始了，购买者寥寥无几。蒋介石得知后大怒，亲自打电话给各省主席，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完成任务。在蒋介石、孔祥熙的压力下，公债购买有了缓慢的进展。从1942年冬季开始形式销售，到1943年10月，10个月的时间共售出美金公债约一半，即5000万美金。　　而且很多买公债的人是迫于压力，他们并不相信到时候就能兑现美金。即使兑现美金又无处可用，到哪去花？所以很多人在买了公债后旋即又把公债抛出。因此，公债发行初期，在黑市上公债多低于面值出售，最低时仅10几元法币。　　但时隔不久，公债市场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由于孔祥熙滥发纸币，致使大后方通货膨胀呈直线上升。1942年至1943年不到两年时间，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0％。法币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不值钱，于是有人又想起了美元公债。于是美元公债的价格又开始攀升，由10几元上涨到30几元，而且仍在看涨。　　孔祥熙原来正为这公债发行一事发愁，看这公债价格上扬，心里暗自欢喜。他叫人把风透出去，说美元公债是以美元为基础的，是以美国贷款为担保的。而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购买公债绝对有利可图云云。于是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美金公债开始受到青睐，并逐渐成为抢手货。面值也迅速上升到100元，比发行时高出5倍。　　当宋蔼龄知道这种情况后，觉得这是个大捞一把的好机会。便找到孔祥熙问，“现在还有多少公债没卖出去？”　　孔祥熙前几天为卖不动公债发愁，这几天又被公债突然火爆弄得晕头转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就说“还剩了大约一半吧。”　　宋蔼龄说，“剩下的别卖了，我全包了。”　　孔祥熙一下明白了，他怕这样一来要惹麻烦。这笔贷款的分配是蒋介石亲自定的盘子。发行美金公债也是又登报又宣传，要是突然停止销售，一旦内幕披露出去，上上下下他都没法交待。　　还是宋蔼龄鬼点子多，当时她说“你这呆子，不会想点办法？还说你会当家理财，我看你还不如我呢。你把剩余的公债扣下，对老蒋就说分给政府的各级官员和将军们，他们日夜为国为民操心受累，没时间到市面上买公债，我们派人送去，他们怕谢还来不及呢？其实呢，你送给他们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明白了吧？”　　孔祥熙摸摸额头，又摘下眼镜用手帕揩了揩，心里还是不住地打鼓。但这笔公债的利润实在太大了，没有一个人会不被它诱惑，最后他一横心，将来万一走漏风声，再想别的办法就是了。　　和宋蔼龄商量好以后，他立即打电话给国库局长吕威和业务局长郭景琨，如此这般地布置了一番。　　此时已是深夜，夜深人静，月白星稀，孔祥熙放下电话，总有一种不祥之感，因此毫无睡意……　　第二天，重庆各大报却在头版显要位置刊登了一则消息称：由于民众抗战热情高涨，购买爱国公债空前踊跃，全部美金公债可望周内告罄。又过了一天，刚好是星期五，由于报纸登出消息，黑市公债价格翻番，各代销点更是人山人海，有的人半夜便起来排队。结果人越挤，卖得越慢。到下午5点各代销点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全部售完。　　其实这时，孔祥熙手里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1943年10月15日，孔祥熙指令财政部正式下文，通知国库局“将美券停售，所有尚未出售的5000万美元，悉数由中央银行业务局购进”。　　国库局长吕威在孔祥熙、宋蔼龄授意下，要各省把剩余的美金公债速押解向中央银行，并转存国库局。然后，吕威还冠冕皇堂地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美元公债发行遇到一些困难，为保证这次任务的完成，拟决定将剩余公债全部按官价购进，这符合政府吸引游资之宗旨，并能用以平抑物价，调剂人民生活。　　报告送到孔祥熙办公室后孔祥熙不知哪根神经动了。他没签自己的名字，只是批了一个“可”字，并叫手下在“可”字下盖上了“中央银行总裁”的章。　　吕拿着孔的批示，就等于有了尚方宝剑，立刻明目张胆地干起了贪赃枉法的勾当。他首先购进了第一批美元公债350万美元，照官价折合7000万法币，全部送给了孔祥熙。　　几天后，孔祥熙、宋蔼龄又伙同吕威购进了第二批800万美元的公债，按官价折合法币1．6亿元。　　就这样，5000美元的公债在不到几个月的时间就分别按官价被吃进了。　　吕威、郭景琨按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旨意，把侵吞公债的一部分按身份等级，分送给了一些权贵和金融以及财政系统的要员，其余的则全部进入了宋蔼龄所办公司的帐户。　　孔祥熙在这次公债活动中赚了多少钱呢？孔祥熙是在1944年1月批了吕威的那份报告，当时美金公债在市场的最低价已涨到250元法币（高出面值12．5倍），最高价为273元（高出面值13．6倍），面孔祥熙全是以20元的官价吃进的，仅以孔祥熙第一。二次购买的1150万美元公债计算，一倒手就可非法获利26亿元法币。相当于四川省一省全年的储蓄总额。若是以5000万美元公债计算，他们又该贪污了多少呢！　　后来美元公债的利润披露出去以后，有人估计，在这次丑闻中孔祥熙、宋蔼龄至少赚了30个亿。；　　的确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美元公债一事还是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蒋介石派戴笠秘密调查了此事，证明属实后，把鼻子都气歪了。蒋介石觉得这件事孔祥熙太不像话了，做得太过分了。但他还不能公开流露。因为蒋介石知道他对某个重要官员流露出的任何一点不满，都可能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但此时他对孔祥熙的厌烦已是肯定的了。这也为不久蒋介石罢黜孔祥熙提供了根据。　　事后也有人说孔祥熙是聪明人办了个蠢事，已经有了那么大的权力，那么多的财产，几辈子都吃不完，何必因小失大呢？　　话虽这么说，但这就如同在赌场上一样，赢了还想赢，永远也没有止境。那些官迷，当上了小官还想当更大的官，当上省长还想到中央；对他们来说，不进则退，停止不前就等于将被淘汰。孔祥熙也是一样，他爱钱如同爱命，其至超过了爱他的生命。他有了还想有，赚了还想赚，绝对不会有什么止境。当然，他确实急了一点，那就是这个江山姓蒋，蒋介石让不让他赚这个钱还是要命的关键。　　此次孔祥熙侵吞美元公债，是抗战以来他一次赚取的最大的一笔财富。不过，也是他为相10年赚取的最后一笔财富。　　2．敛财手段之二：走私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暴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走私。这说起来有点叫人难以置信，他身兼国家要职，执掌国家财经大权，参与制订修改法规法令，对部属、对下级天天讲廉洁。要缉拿走私犯，而他自己恰恰就是一个最大的走私犯。　　当然，孔祥熙不是3岁的小孩，不会傻到自己亲自去干，然后给人抓住把柄，招来无端的是非。他可以叫他手下的人去干，叫他的亲属去干，赚了钱大头是他的，出了事找个替罪羊一推了之。他孔祥熙还是个“廉洁公正”的好部长嘛。　　1938年武汉失守后，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当时与外界相连的还剩下两大出口，一是香港的海上通道，二是西南和缅甸、越南相通的陆路通道。国民党政府的进出口物资主要靠这两条通道。　　因为战争爆发，加之国内和大后方有的工业产品不能制造和生产、或虽能制造生产但数量很少，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使一些工业品和轻工产品的价格和海外市场的价格拉得很大，也为从境外向境内走私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在国民党上层，稍微明白一点的都看出了运输部门是个肥缺，因此都绞尽了脑汁向里面渗透。当时国民党内除蒋介石稳坐第一把交椅外，军统的戴笠和中统的陈氏兄弟是两大势力。在政界和经济界，孔祥熙和宋子文则分庭抗礼。这几大势力都看中了香港和西南这两个黄金通道，纷纷向其中插手。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香港，国民党政府的南大门被堵塞。因此，对外联系的重点自然地转到了西南。　　当时负责西南陆路运输的是国民党政府设立的西南物资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秘书处、警卫处等十几个部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警卫处。别看牌不大，权力可不小，它是军统直接控制的特派机构，直接监督西南运输公司的全面工作。当时西南对外联系主要是从越南的海防到桂林的海桂铁路，从缅甸仰光到云南昆明的滇缅公路以及后来修筑的从印度到云南保山的申印公路。　　这些战略要道，一方面的抗战运送着大批物资，一面也为国民党豪门人物夹带走私货。而那主管运输大权的大小官员们，则靠着这两条公路一条铁路大发横财。　　孔祥熙是何等人物。别看他表面上文质彬彬，一副温良恭俭让的模样，其实他最见不得的就是看别人在赚钱，最听不得别人在发财。眼看着宋子文、戴笠在西南运输处大把大把的捞钞票，而他只能像一个不能上场的后补队员那样坐冷板凳，那滋味真比用刀子挖他的心都难受。　　还有就是宋蔼龄和她的那几位少爷小姐，那种从娘胎里带来的、与生俱来的贪婪，比孔祥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为什么不能在重庆搞运输公司？”在一段时间里，孔令侃几乎每天吃晚饭时都要这样问紧锁眉头的孔祥熙。　　孔祥熙何尝不想插手运输走私。但他明白，在中国要想干任何一件事都必须讲名份，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要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通。西南运输处在宋子文和戴笠的控制下，你怎么能插得进去。因此尽管宋蔼龄、孔令侃成天吵吵，孔祥熙一直不动声色。　　1939年，孔祥熙吞并华西公司初步得手，他主持拼凑了一个中国兴业公司，下属的企业有十几家而且都是重工业。孔祥熙的想法是把中兴办成全国的钢铁生产基地。当时，中兴公司的成立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他肯定了孔祥熙的做法，认为国家应该把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钢铁工业掌握在手里。孔祥熙也由此找到了一个插手公路运输的时机和理由。　　他以中兴公司和他所属的金融财政系统的实业需要物资交流为由，在他所直接掌握的中央信托局下面新成立了一个运输处。在上报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这个运输处的主要职责是负责“兵工储料”及“中央银行运钞和装运国家急需之特种物资”。于是，孔祥熙借着这个运输处，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干起他想往已久的走私勾当了。　　为了使走私万无一失，孔祥熙任他的少爷孔令侃为中央信托局负责人，直接掌管运输处的工作。孔令侃则向他老爹推荐他的心腹，原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林世良为运输处处长。这个林世良原本是个溜须拍马之徒，并无真才实学，只是在吃喝嫖赌上与孔令侃臭味相投，又心甘情愿当孔令侃的奴才，才被孔令侃相中。孔祥熙对中央银行这一层的干部都不了解，他只是叮嘱孔令侃，运输处长职位虽不高，但权力很大且油水也不小；非精明能干又忠心耿耿之人不能胜任，孔令侃则拍着胸脯向他老爹保证没问题，于是林世良走马上任。　　再说林世良，原本是个无职无权的芝麻绿豆官，因行为不轨和行里其他同事关系也不好。这次突然荣升运输处长，感动得他泪流满面。当即他称孔令侃是他的恩人，并表示为孔家出生入死，在所不辞。　　结果林世良真的竟为孔家而死了，这是后话。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成立以后，由于背靠着孔祥熙这棵大树，便有恃无恐地大肆走私。他们打着为中央银行运钞票和其他一些理由闯关过卡，运送的都是当时重庆四川最紧俏的物资，大到冰箱沙发，小到烟酒发卡，甚至连孔家养的猫狗的吃食等等都来走私。　　各路哨卡虽然也多如牛毛，但那也多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能在滇缅公路走私的人都有头有脸，什么证件都能搞得到，就是检查出了问题，扣了他们的车扣子他们的货，不到两天一个电话，你还得放车放人。1939年到1942年缅甸被日军攻占3年多时间里，孔家在这条公路上不知捞到了多少好处，林世良也因此成为红极一时的大腕。　　1941年初，日军为了配合太平洋战争和美军作战，决定发动攻缅战役，目的就是切断国民党政府和国外联系的惟一陆路通道--滇缅公路，从而使蒋介石投降。这时，蒋介石也风言风语听到不少关于滇缅公路走私的消息。特别是戴笠，别看他本身就干走私的买卖，但为了向主子表忠心，他还是供出了不少他的走私同伙。　　“依你看，这事该怎么办？”当时蒋介石问戴笠。　　“我恐怕力不胜任，只好能派出一钦差大臣，既和各派利益无关，又有委员长的尚方宝剑，才能出于公正铲除弊端。”　　蒋介石觉得戴笠说得有理，滇缅公路的状况不扭转，会直接影响到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就像这条血脉里出现了严重的血栓，如不及时清除，这条大动脉就有瘫痪的危险。最后，蒋介石决定派他的表弟俞飞鹏出马，并委任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的头衔，常驻仰光。　　这个俞飞鹏以前是个小学教员，后借助蒋介石的关系，在国民党政府当个小官，论德论才论貌都极一般。但有一条，对蒋介石绝对忠心耿耿。蒋介石明白，选用监察、执法一类的官员，忠诚和铁面无私是最重要的，其次才是能力。　　果然，俞飞鹏一到仰光，便开始“整顿”滇缅公路的运输秩序。他发布命令说，从他上任之日起，不论公车私车，都必须承运西南运输公司的军用物资。没有他的手令，一切车辆不能在路上通行。　　走私是被暂时遏制了，但正常的运输也陷于瘫痪，因为滇缅公路每天要通行数百辆汽车，几十个车队，要-一检查后签发通行证当然要造成交通堵塞。而俞飞鹏为了表示自己执法如山，为了要树立起自己的权威，事必躬亲，甚至每辆军车的车篷他都要撩起来查看。一时间，仰光到处挤满了运输的车辆，仓库里堆满了急需运输的物资。　　1942年春，日军没有在史迪威设想的地段展开正面进攻，而是从泰国迂回，向史迪威的背后扑来。这大大出乎赴缅远征军的预料。正面构筑的工事屁用没有了，后路又被日军切断。如不撤退，恐怕只有全军覆没了。　　史迪威一撤，俞飞鹏也得跟着撤，可满大街堆放着的物资怎么办，总不能交给日本人吧。于是，俞飞鹏就对军统局负责人潘其武说：你去派人把东西烧掉，不能留给日本人。　　潘其武也不傻，当即就说：“那些都是供给大后方的军用物资，你叫我去烧，军统的条例里没有撤退时放火这一条。”　　俞飞鹏火了，“这里我说了算！你去还是不去？”　　潘其武说：“我去放火可以，但你必须写条子，不然我负不起这个责任。”　　潘其武知道，在长沙撤退时，一位军官就是因为撤退时放火而被枪毙的。　　俞飞鹏自知难办，如烧了这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军事物资，罪责难逃。但若不烧，留给日本人，则更无法向国人交待。最后一咬牙，写了条子给潘其武。　　潘其武拿到俞飞鹏的手今，又派人坐专机将手令带到重庆报告给戴笠。戴笠默许后，才开始放火。即使这样，焚烧大批军用物资一事还是由新闻媒体爆了光，重庆方面为之哗然，纷纷要求追究当事者和领导者的责任。　　为了转移目标，欺骗人民，必须要找一个替罪羊，否则戴笠没法交待。因为火是他手下的人放的，俞飞鹏也没法交待，他到任3个月，大批物资不但没运到内地，反而要落人日军之手，他又是蒋介石的亲戚，等于又给蒋介石抹了黑。　　当即戴笠打电话到昆明，找到他的心腹，滇缅公路警务处处长李崇诗，要他立即想办法补救。李崇诗对戴笠心领神会，接到电话后即到昆明西站，将一队装满货物的卡车扣留。一检查，全是没有上税的走私货，价值数千万法币，货主就是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处长林世良。　　李崇诗打电话给戴笠：“是中央信托局的货，扣不扣？”　　戴笠早就对林世良不满。林世良狐假虎威，借着孔家的势力为非作歹，每次私卖黑货，都不把军统放在眼里，有几次还抢了军统的生意。戴笠平常已注意搜集了一批林世良的材料，这次正是个报复的好机会，于是用电话命令立即逮捕林世良。　　那天，林世良正在昆明的太和酒店搂着他的情人唱小曲呢，突然从门外走进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　　林世良还想摆摆他的臭架子，叫那些面若冰霜的大兵出去。谁知来者不动声色地从兜中掏出了逮捕证。到这时，林世良仍没把逮捕证放在眼里，对前来逮捕的几个宪兵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一个小头目说：“当然知道，不过戴局长有令，抓得就是你，兄弟也是奉命行事。　　“走就走，不出两天，你们也得把我放出来。”林世良听到戴笠的名字，心里不由有点虚。但一想到孔家的势力，又把腰板直了起来。　　再说俞飞鹏听说抓住了林世良的消息后高兴得不得了。他立刻跑到蒋介石那里，一把鼻涕一把泪，把他在仰光的失误全推到林世良身上，说他仗势欺人，假公济私，借孔家的势力故意和他做对，才使他的政令不通。　　蒋介石听完了俞飞鹏哭诉，当时并不动声色，只是说了句“你去吧，我心里有数”，就把俞飞鹏打发走了。　　但当时蒋介石不露声色，并不说明他不在意。实际的情形是，俞飞鹏的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就在去年重庆市长贺耀祖根据他的命令，追查囤积居奇者的时候，也是在孔家碰了钉子。　　那是日军攻占香港以后由于对外的海上通道被切断，商人们立刻预感到这是一次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于是纷纷囤积居奇。一时间重庆市商品奇缺，物价飞涨，并且流言四起，人心惶惶。　　陈布雷将情况向蒋介石做了汇报，蒋介石觉得有必要采取措施，重新树立自己在公众中的形象。于是他想了两个办法，一是让新闻媒体大量宣传报道中国赴缅远征军英勇作战并取得节节胜利的消息，并暗示来自西南方面的供应将会大大增加；二是由政府发布，规定了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几十种商品。凡经营这些商品的公司和商店都不得囤积居奇，而要按规定的价格出售，如发现违犯规定者，严惩不贷。　　另外，为了杀鸡吓猴，蒋介石也准备抓几个典型。这时，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他发现了一个大户在暗中做梗，如果不动点真格的，这整顿的政令恐怕要落空了。　　“谁？”蒋介石劈头问道。　　“这个……”戴笠张了张嘴，马上还是没说出来。　　没说出来蒋介石也明白了。他问戴笠：“情况搞清楚了吗？”　　戴笠马上说：“一清二楚，只要总司令下决心，我保证他人赃俱在。”　　当即蒋介石要通了贺耀祖的电话。半小时后，贺耀祖来到蒋的办公室。　　蒋介石和戴笠、贺耀祖商量后，决定由重庆市政府出面去执行这项任务。蒋介石为此亲自写了手谕。戴笠、贺耀祖都答应守口如瓶，因为如果宋美龄知道了这次行动，就极有可能告诉宋蔼龄。　　要说也怪，蒋介石那么器重孔祥熙并委以重用，孔祥熙对蒋也绝对唯命是从，并且为蒋家政府弹精竭虑，但当孔祥熙危及蒋介石的根本利益时，他却决不手软。面孔祥熙呢，自然是深知老蒋的秉性，一方面对蒋忠心耿耿，一方面为自己大捞特捞，等着有朝一日老蒋一翻脸把他撤下去时也能享尽荣华富贵。　　当天从蒋介石那出来已是深夜。贺耀祖连夜召开了紧急会方。但当他说明了明天“攻击”的目标时，他的部下都像泥鳅似地一个个地滑掉了。这时他想起吴浩宇。　　吴浩宇是市政府的秘书，30当头年纪，平时温文尔雅但却足智多谋，而且对贺耀祖也绝对忠诚。　　吴浩宇被找来后，贺向他摊了牌。不料吴浩宇听了之后不但没有惧怕之色，反而拍着胸脯说：“市长让我去，是看得起我吴浩宇。有委员长的手谕，有市长您的支持，我豁出去了。”　　第二天上午，吴浩宇按照戴笠提供的地址，直捣孔家设在西郊的仓库。那个仓库是宋蔼龄名下的一个公司办的，经理姓周。　　周经理认识吴浩宇，但一见那卡车连跳下来的全是头戴大盖帽，揣着盒子枪的大兵，就感到来者不善。　　“吴兄，哪陈风把您给吹来了？”　　“我今天执行公务，不能和你称兄道弟。”吴浩宇一本正经。　　周经理把吴浩字引进接待室，吴浩字便掏出了蒋介石的手谕。　　“老弟，不是和你过不去。看见了吧，我也是没办法的。”　　“是啊，是啊……”那周经理一面应酬，心里一边打鼓，看来外面的车队是来截货的。这批货要是让他们运走了，宋蔼龄不得扒了我的皮。　　“怎么样，看看货吧？！”吴浩宇一脸大功告成的样子。　　“不急不急，”周经理想起了他们在一次宴会时的情景，吴浩宇特别爱喝酒。　　“有委员长的手谕在，我哪敢抗命。只是你们大老远的来，又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吃完了饭再装货也不迟吧？”　　吴浩宇一想也是，他姓周的还能耍什么把戏？吃饱喝足，下午装车走人。贺市长还说这件事如何难办，纯粹是神经过敏。　　当下那吴浩宇被周经理请进了一个单间，里面七大碟八大碗摆了整整一桌子。　　“你这是何必呢，都是自己兄弟。”　　“哪里哪里，你老兄为执行公务远道而来，薄酒素菜，不成敬意。”周经理一脸堆笑。　　“怕不是‘鸿门宴’吧？”吴浩宇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有总裁的手谕在此，我哪里敢啊！”　　周经理一挥手，服务员上来了两瓶茅台，吴浩宇的小眼睛里变得闪闪发亮。在当时的重庆，别说喝茅台，大街上你见都见不到啊！不过吴浩宇还是有点不放心，又问一句：“弟兄们都怎么安排？”　　“一样，到食堂就餐，酒肉伺候。”　　“兄弟公务在身，应先清仓点库，再喝这茅台不迟。”吴浩宇说罢起身要走。　　周经理不慌不忙地说：“吴兄，你还怕我跑了不成？现在我这人的小命都握在你手里，我上有老下有小，今后可全靠你照应了…… ”说罢，那周经理竟还眼圈红了起来。　　吴浩宇这人吃软不吃硬，见周经理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就顺水推舟地坐了下来。　　“周经理，别难过。咱们都是为别人当差……来，咱俩先喝上一杯！”　　吴浩宇本来贪酒，加上又是很久没喝茅台，不觉得上头。连喝了十几杯，只觉得嗓子有点发热，连声说：“好酒好酒。”又不知喝了多少，头脑昏沉沉地就记不得事了。　　周经理见吴浩宇醉了，立即派人将他送回家，接着一个电话打到宋蔼龄那里。　　宋蔼龄接到消息十分吃惊，按说这样的事以前也有过，但孔祥熙事前都知道。因为事前采取了对策，“严打”、“检查”什么他们都能安然无恙。这次居然滴水不漏，显然是冲着孔家来的。　　“我已经把他灌醉了。”周经理不无得意地说。　　“我马上派人去把货转走。”宋蔼龄放下电话，找到孔令侃，调集了十几辆卡车直奔仓库。　　吴浩宇带去的那帮宪兵和特务见头头进了餐厅就再没冒头，不知出了什么事，吃完饭后就仨一群俩一伙地聊天。不一会儿，见公路上尘土飞扬，十几辆卡车开进了院内。　　为首的一个穿皮夹克的“小伙”从车上下来，忽啦啦跟出了上百人，全都荷枪实弹。　　那“小伙”便是孔令侃。只听他大吼一声，“下他们的枪”，这十来个宪兵特务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赶到一间屋子里去了。　　孔令侃和那周经理连夜组织装车，并把货物运走。等吴浩宇酒醒了赶回仓库时，已是货去库空。　　事后，贺耀祖臭骂了吴浩宇一顿，并把他调出市政府。蒋介石闻听哭笑不得，又批评了贺耀祖用人不当。但孔祥熙、宋蔼龄囤积居奇的印象蒋介石是刻在脑子里了。而这次在滇缅公路，又是孔家的势力在作对，看来得打打这个孔祥熙了。　　这时，戴笠把逮捕林世良的报告递给了蒋介石。蒋介石马上在报告上批：严加查办。　　林世良被关进了监狱，戴笠组织人连夜审讯，逼问他任职期间一共走私多少回？都是什么货？谁是后台等等。　　林世良承认自己走私，但想到孔家对自己的恩德，便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绝不牵连他人。　　再说孔祥熙得知林世良被捕的消息后，气得大骂孔令侃：“找了这么个好人，结果惹了一身骚！”孔令侃也不服气，说林世良赚的钱还不都进了孔家，你当初也没不高兴啊。见父子僵持，宋蔼龄便从中调解道：“吵有什么用！现在的问题是怎能救出林世良。他要招了供，咱们都跟着倒霉。”　　孔令侃查了一下，林世良的那批走私总价值为3000万元。按照规定，这样巨额的走私要被判处死刑的。但有钱能使鬼推磨，孔令侃在宋蔼龄的授意下立即开始四处活动。　　他们首先买通了军法总监何成浚。何成浚收了孔家的银子，自然要为孔家说话。他反复看了案卷，认为走私案里有漏洞，可以把走私的恶名向下面推，是林世良的部属走私。林世良只是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这样顶多只判10年徒刑了事。　　半年多过去了，由于孔家的干涉，林世良的案子拖延了下来。除了中统和军统，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在为林世良说情，林世良在监狱里住上了一个套间，里面设备虽不说豪华，也极其舒适，高级饭店的伙食应有尽有。林世良的情人来看他，还被留下过夜。连监狱里的看守都觉得惊讶，这哪里是坐牢啊，分明是太上皇。连监狱长见了林世良都客客气气。　　当时那林世良心里也美滋滋的，心想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被放出来。到时候我林世良还是一条好汉。　　这时，由于滇缅公路交通被日军切断，重庆市的物价再次飞涨。林世良的那批走私货按时价已由原来的3000万涨到6000万元。负责缉私的中统为了奖励打击走私，又出台了一个新规定，即几查获走私证据确凿的，可提取走私物品价格的10％做为奖金。这样林世良6000万元走私案要是真能结案，办案人员就可得到600万元的奖金，这对那些在中统办案的特务来说不亚于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他们当时的月薪只有800元。　　本来油于孔祥熙、宋蔼龄从中阻挠，林世良的案子已骑虎难下。国民党上层官员都明白，连蒋介石都感到难办。不办，国法难容。杀了吧，宋蔼龄那边又不好交待。但办案人员由于有了co00万奖金的动力，又象加足了油的汽车，开始疯跑起来。他们纷纷给上面写报告和检举信，提供关于林世良贪污、走私、贩毒和嫖娼的更多的证据，而且还故意把这些证据透露给新闻界。一时间，林世良一案在沉寂了半年后又成为重庆报界的头条新闻。　　戴笠见时机成熟了，又将林世良的罪行重新整理出了几条最突出的、最容易招致激烈批评的送到蒋介石那里。　　蒋介石看了戴笠送来的报告，眉头皱了皱，然后就在案卷上批了四个字：“立子枪决”。　　戴笠如获至宝，他拿着有蒋介石批示的报告来到了监狱，想借这个报告从林世良嘴里榨出点东西来，做为今后倒孔的资本。　　无奈林世良不上戴笠的当，他无法知道上层的矛盾，但直觉告诉他这可能是孔家为了考验他而设的一个圈套。只要他忠于主子，主子一定不会牺牲他这个奴才，而且以他之见当今的国民政府，除了姓蒋恐怕就姓孔了，保他出狱是迟早的事。戴笠施诈不成，愤愤地走出监狱。　　不久，林世良被执行枪决。临死前，他还抱着幻想。据说，直到被枪决的前一天晚上，他还托看守给孔令侃捎话。　　枪毙了林世良，自然是大快人心。给人们的印象是，政府还是公正的，廉洁的，都是下面有一帮人把经给念歪了。孔祥熙也是打掉了门牙往肚子里咽，有苦说不出。　　但孔祥熙和戴笠这个仇是结下了。蒋介石却通过这件事对戴笠更加信任。蒋介石的原则是不能对一个人太重用，不让某个人拥有太大的权力。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他就要想法分出一些权力，想出办法对他进行牵制。他启用戴笠就是这个目的。　　林世良被枪毙后，孔家因走私的收入并没有减少。因为滇缅公路已被日军切断，林世良也就失去了意义，孔家在其他方面的生意照样做。　　但是，对戴笠的这口恶气，孔家却始终没出。孔令侃性情直率，曾公开大骂戴笠欺人太甚。宋蔼龄也给宋美龄吹过风，说戴笠这个人玩阴的，要防着他一手。孔祥熙也一直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没过多久，机会终于来了。　　因为日军的封锁，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很多物品都要计划供应。有的是有价无市，有的公开地卖高价，使走私活动越发猖撅。因此，国民党政府准备设立一个专门负责缉查走私的机构--缉私处，并直接归蒋介石的侍从室指挥。这标志着，缉私处将是一个权力极大的机构。于是，围绕着缉私处长人选问题各派展开了一场争斗。　　宋蔼龄得知，戴笠正极力争取这个位置，并力图把缉私处纳人军统的范围。她急坏了，立刻打电话给正在开会的孔祥熙。　　“赶快回家，有要紧的事。”　　孔祥熙也不敢怠慢，知道一定是急事，当即跟秘书交待了一下就驱车赶回孔府。　　宋蔼龄把戴笠想当缉私处长的事说了以后，孔祥熙果然气得咬牙切齿。　　“这个坏蛋，上次就坏了我们令侃的事，现在还想来卡我们。”　　“得赶快想个办法。”　　“我会想办法的。”孔祥熙握紧了拳头说。　　缉私处虽直接归侍从室，但因是政府部门的事，还要从行政院走一下手续。于是孔祥熙在行政院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根本没提戴笠的名字，而是推荐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在行政院是一个处长，是孔祥熙在上海时看中的一个青年人。　　孔祥熙想，缉私处不管怎么说，在名义上还是属于行政院，不属于军统。我这个行政院长总不能一点作用都不起吧。　　与此同时，宋蔼龄也积极活动，利用她的关系在国民党上层之间散布戴笠的摇言，说他走私贩毒、私设公堂、执法犯法等等。　　然后没想到的是，孔祥熙的阴谋最后还是破产了。因为蒋介石已决心起用戴笠，做为对国民党原老派的牵制。其中也包括孔祥熙。因为戴笠毕竟年轻，和其他派系没有更多的瓜葛。　　所以，蒋介石在孔祥熙送上的报告中，把杨某的名字删去，而加上了戴笠。　　孔祥熙和戴笠虽然结了怨，但大面上还都过得去，只是每每在关键时刻却互相拆台。比如，戴笠当了缉私处长后，以缉私为名也大肆走私，发国难财和战争财。他还通过关系，把大后方的禁运物资运到沦陷区去卖。尝到甜头之后，戴笠又想把沦陷区东西运到大后方来卖。但从沦陷区返往大后方运送违禁物品需要财政部发通行证，孔祥熙当然不会把通行证发给戴笠。　　戴笠知道壳卡在孔祥熙那里，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派亲信把一封信带给孔祥熙。孔祥熙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500万元的支票。孔祥熙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表面上多么有修养，无论在场面上多么讲原则，无论和谁有多深的冤仇，只要有钱，一切都可以抛弃，一切都可以化解。因为金钱就是他的上帝。　　于是，孔祥熙破例为戴笠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于是戴笠的那批货--几十辆卡车的烟土，价值几千万元的走私货，就顺利地通过了路卡。　　在抗战期间，孔祥熙一家通过走私赚了多少钱，恐怕将永远是一个谜了。据美国一家报纸披露，孔家当时在美国的存款额达30亿美元。这在美国的巨富中也是屈指可数的。对此孔祥熙当然矢口否认，但从孔祥熙后来移居美国的情况看，这种说法也并非毫无根据。　　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才指使戴笠，用铁腕堵住这些漏洞。戴笠也才敢拿孔家开刀，着实给了孔祥熙和宋蔼龄一点颜色看看。不久，戴笠又把缉私处扩展为缉私署，把军统中的骨干派进去，将海关的权力缩减小得不能再小了。到了抗战后期，海关的职能仅限于征税补税，所有查缉走私的任务和查缉后的处理，包括走私物品的保管和处理，全由缉私署一手遮天。孔祥熙一点也插不上手。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孔家原来走私多么严重，以致连国民党上层人物都犯了红眼病，要成心和他作对。　　3．敛财手段之三：吞并　　孔祥熙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爆富，其所采取的另一个手段是赤裸裸地吞并，以强凌弱。　　别看孔祥熙留过洋，自称是大户人家且娶的是中国最富有家庭的小姐，自己又身居高位主掌着国民党政府的财经大权，但一样犯红眼病。看谁的生意好，他就嫉妒不舒服。看什么行业能赚钱，他就想插手什么行业，哪怕是别人正在做的事，他也要想方设法抢过来变成自己的。　　抗战期间，被孔祥熙和他下属的公司吞并挤垮的公司很多，而最典型的，要数他吞并民生和华西两大公司的事了。然而天公不做美，他的宏大理想后来只实现了一个。　　孔祥熙首先想吞并民生公司是有原因的。　　民生公司1925年成立于重庆，是专门在长江上承担航运的私人轮船企业，总经理卢作孚。　　民生公司成立前，长江上游的航运一直是未被开发的处女地。虽然英国和法国等在长江中游的武汉设立了办事处，弄了几条船从事航运，但远远没有形成规模和批量。上海南京的一些航运公司，大都把目光盯在长江中下游水域平缓的地带，所以长江上游地区当年一直无人投入大量资金开发。　　四川是天府之国，人川之陆路交通十分不便。当时四川又没有铁路，四川的大量物资运不出去，外地的物资运不进来，商品交换严重滞阻，当地经济发展亦受到很大影响。　　正是看到了这些情况，当年的卢作孚决心投资开发长江上游地区的航运，从长江水面上打通人川的通道。他看好这个行业，认为前途无量。　　而抗战的爆发，又给民生公司带来了新的发达机会，也证明了卢作革当年的远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向四川转移，大批沿海工厂、学校内迁，都需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于是当时的民生公司成为承担大后方运输的主要运输企业。　　为了公司的生意，也为了民生在国民党中的声誉和形象，卢作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日夜在公司上班。他积极想办法从香港和内地招募、培训工程技术人员，并从湖北、江苏等地收购船只。日军占领南京后，很多船舶公司纷纷将运输船只抛售，卢作孚看准机会，能买的买，能修的修，能租的租。一时民生的实力大增。抗战前他只有各种船只40多艘，而抗战开始时已发展到100多艘，不到两年增加了一倍多。　　为了使民生公司的发展有足够的后劲，当时卢作孚派得力人员到香港（那时香港还未被日军占领）采购大量柴油、润滑油及修造船舶用的五金机械，以备一旦战事发展可能遇到的不测。在武汉和广州陷落前，民生公司已从广州香港两地运回了柴油4000多吨，各种机器设备2000多吨。　　民生公司一跃而成为当时大后方尽人皆知的大企业，生意红火，利润丰厚，这就难怪孔祥熙要垂涎三尺了。　　于是，孔祥熙下决心要吞下这块肥肉。他首先派人调查了这家公司的背景，当他得知民生只是一家私人公司时，不禁皱起了眉头。　　说实话，这要是一家官办公司，孔祥熙一个命令或一个指示，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弄到手。而这是一家私人公司，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现在正是抗战，这家公司正在为抗战出力，国家又明令鼓励私人企业发展。如果公开地去吞并恐怕对自己不利，但民生公司巨大的利润又使孔祥熙欲罢不能。　　在和幕僚商量后，孔祥熙决定下手了。他首先向民生公司伸出橄榄枝。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说他们为抗战作出了贡献，中央政府对他们很满意，决定由孔院长看望公司职员。卢作孚知道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在一天上午孔祥熙大摇大摆来到民生公司，对着卢作孚和民生的全体员工做了一次讲演（其实是拿着稿念的）。在讲演中，他把民生公司和卢作李大大表扬了一番，说他们同中央政府同心同德，努力工作，为国尽力千古流芳。反正都是些东拼西凑的赞扬词句。最后孔祥熙说，民生公司应成为私人公司的一面旗帜，政府也将对公司给予特别的关怀和关注，不能让这面旗帜倒下去给政府抹黑。　　接着，孔祥熙派人到民生公司找到卢作孚，对卢讲，听说贵公司前一段从香港进货后资金有些紧张，孔院长特别关照中央信托局给民生公司投资200万元，以解燃眉之急。　　当下卢作孚一听就明白了，因为民生公司那时资金并无困难，这200万元分明是个诱饵。一旦接受，就很难摆脱孔祥熙对公司业务的控制。可是不接受，又会得罪孔祥熙，真是左右为难。　　卢作孚想起了张公权。张公权当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交通部长，和卢作孚是知交。　　卢作孚当即在重庆著名的桂花楼酒家请张公权。张自然应邀到来，听了卢作孚讲的情况后，张公权的脸色立时也变得沉重起来。　　“作孚兄，”张公权说：“不瞒你说，这件事实在难办。孔祥熙现在是蒋介石的红人，得罪不起呀！”　　“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民生被蚕食吞并不成？民生公司走到这一步不易啊。这其中也有你老弟的一份心血呐！”　　这话说到要害处，张公权在民生也有一些股份。如果让孔祥熙吞并，对张公权也没什么好处。　　二人商量后决定，先找人向孔祥熙推掉这笔贷款。理由是民生公司是私人企业，不宜接受官方的投资，特别是中央信托局的投资。民生如确有资金方面的困难，可向对口的交通银行贷款。　　于是，卢作孚、张公权请出了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来办。钱新之和卢、张二位既是同事，又是好友，便欣然前往。　　钱备了一份厚礼送给宋蔼龄，然后又向孔陈述了拒绝那笔投资的理由。孔祥熙听了心里极为不快。但他也感到民生虽为私人企业，并且眼下正和交通部及交通银行的人打得火热，居然还有这么多人为民生说情，看来收拾民生的条件还不成熟。　　送走钱新之，孔祥熙对宋蔼龄说，‘“你看着吧，早晚我要把民生弄到手。”　　孔祥熙平时只看《中央日报》，可自从“关心”民生公司后，他也时常叫人送一些小报来看。不久，果然有一件事被孔祥熙抓住了把柄。　　那是一家小报登了一则消息，说是某月某日民生公司的一艘叫民惠号的客轮在小南海翻沉，乘客死伤数十人。　　孔祥熙如获至宝，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他先是利用自己控制的两家报纸《时事新报》、《国民公报》发表评论和消息，渲染沉船事件的后果和对死难者家属带来的悲伤，接着便兴师问罪，要调查事故原因并追查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　　在“舆论界”作了铺垫之后，孔祥熙在一次国民党行政院院务会议上亲自跳了出来，提出了要进行“民惠轮沉没调查案”的调查，以对人民负责。　　但调查来调查去，结果都一样，民惠轮翻沉不属于责任事故而是因为暴风所致。孔祥熙兴师问罪的举动只好草草收场。　　民惠轮事件不久，孔祥熙又开始给民生出难题了。　　在重庆中央银行附近，民生公司有一幢四层楼房，是公司财务处的办公地点。有一天，卢作孚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打电话人自称是中央银行的总裁助理，口大气粗地提出要民生公司把这幢楼房让给中央银行。　　卢作李立刻感到此事非同小可，肯定又是孔祥熙妄图吞并民生的又一招棋。他一面在电话里安抚对方，一面答应尽快给予答复。　　放下电话后，卢作革找到张公权和钱新之等人商议，他们都觉得此事以退让为好。于是卢作串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表示马上设法找另一处房子让财务处迁出，并希望孔祥熙能付给适当的补偿，不一定和原来房的造价相等，也不要使民生吃太多的亏。　　卢作李哪里知道孔祥熙的手段。孔祥熙一面在电话里答应，一面授意中央银行的人如此这般。　　几天后，中央银行就向民生公司下了“最后通碟”，要他们在某月内腾出。随后不久，民生公司在生意上遇到了麻烦。民生公司曾承担了很多政府部门的运输，而到期没付的运费财政部找出种种理由拒付，与此同时民生公司向中央银行申请的流动资金也扣押和冻结。　　孔祥熙还在一次重庆工商界头的聚会中公开说：“卢作孚太不够朋友了”等等。　　这种种消息传到卢作孚那里，便他感到从四面八方扔来的绳索已将他套住，如果他现在不想办法解脱，绳索将越拉越紧，最终会致他以死地。　　他只有丢卒保车。一个月后，民生公司财务处搬到其它地方，这幢四层楼房卢作孚无条件地送给了中央银行。　　当时卢作孚只想用这栋房子买孔祥熙一个好，借机缓和和孔祥熙的关系。但他又错了，孔祥熙得了便宜并不买账，于是又一条无形的绳索又向卢作孚逼来。　　一天，民生公司主任秘书张梁找到民生公司的另一位负责人，要这负责人将民生主要股东姓名及所拥有的股数抄一份给他。这位负责人见他是本公司的主任秘书，便认为这一定是老板的意思，就按要求把股东的情况抄给他了。几天后，张梁又约这位负责人吃饭。吃饭时张梁又问起民生公司股票转让买卖的事。这位负责人告诉张梁，民生公司的股票都在私人手中，没法在交易所进行买卖。　　张梁又问这位负责人，若有人想大量购买民生的股票，有什么办法。　　这位负责人感到奇怪，便问是谁要买？要买多少？　　张梁回答说，大概一二百万吧。　　这位负责人大吃一惊。因为据他所知，民生现有定股700万且分散在几百个散户手中。其中超过10万的也就几十户。若一个人或一个集团能拥有200万民生的股份，那么这个人或这个集团就可以操纵民生公司了。　　对这个非同小可的消息，这位负责人立刻报告了卢作孚。卢作孚马上找到张梁，问他这是什么意思。　　张梁回答说，没什么意思，他只是觉得现在法币不断贬值，物价不断上涨，为了防止有人从中投机，了解掌握一些情况以备不测。　　尽管张梁对答如流，卢作孚还是起了疑心。他立刻召集几个心腹商讨对策，决定财务处对股票过户一定从严掌握，防止民生的股票被“大户”套购，同时对张梁加强戒备。　　卢作孚没有看错，张梁正是孔祥熙打入民生的“暗探”。　　张梁原为国民党政府的主任处长，一贯跟随孔祥熙，后由孔祥熙授意经第三者介绍到民生公司。实际是处处为孔祥熙通风报信。孔祥熙原来投资民生的计划不成之后，就又想出用大量收购民生公司股票的办法来控制民生公司。不料又被卢作孚识破了。　　孔祥熙觊觎民生公司多年，且多次伸手多次失败，这使他心下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民生是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他的行政下属，他的命令到不了那个地方去；采取强硬手段，他又觉得损失太大。因为民生是一家有较大影响的公司，为国民党政府内迁做出过贡献，和许多上层人物都有联系，强硬地去吞并会引起连锁反应。然而对民生施展的一些小手段又-一被其识破，孔祥熙怎能不恼？　　最后还是宋蔼龄想得明白，她知道孔祥熙的心思。一次夫妇俩商量如何对付民生时她说：“办实业是最傻的，吃苦受累出力还冒风险，要说赚钱还得靠股票和公债。有你对付民生公司的功夫，我们在其他方面早不知赚了多少了。”　　也许是宋蔼龄的话起了作用，也许是孔祥熙别的事太多，孔祥熙再没提起民生公司的事。这也算民生的一大幸事。　　其实孔祥熙是不甘心的，虽然他吞并民生未成，但他吞并民族资本的念头一直未断。孔祥熙觉得，仅搞股票和公债投机，还有走私什么的虽然能赚钱，但毕竟不是正面八经的实业，而他一直想过过当实业家老板的痛。后来不久，孔祥熙终于有了一个机会，他终于用卑鄙的手段将华西兴业公司变为他的囊中之物，也算补偿了他没能吃掉民生的遗憾了。　　华西兴业公司是1932年中国民族资本家胡仲实和胡叔潜兄弟合办的。这兄弟二人当时只有30几岁。别看他们年龄不大，活动能量却不小。当时他们打通各种关节，以高额利润吸引四川军阀、官僚政客和金融界人物投资，一成立便有了较雄厚的资本及较高的层次。胡氏兄弟在大学都是学管理的，因为他们办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兴办实业，而当时在西南地区，这方面几乎是空白。　　仅几年的时间，华西的业务迅速拓展，规模不断扩大。他们先后在四川开办了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和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十几个实业。此外他们还承包工程，先后承建了重庆电力厂、重庆水泥厂、重庆自来水厂，并在重庆和成都等地建立银行、学校和仓库等等。　　当年胡氏兄弟还有一个打算，与当地驻军中最有影响的国民党21军合作，由21军和他们共同出资对华联钢铁厂进行扩建改造，使之成为西南最大的钢铁企业，从而垄断华南地区的钢铁生产。后因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要迁都重庆而此计划告吹。　　像这样一个规模巨大、效益颇丰的综合性公司，孔祥熙当然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不久，孔祥熙就象注意民生公司一样注意到了华西公司。孔祥熙在经济上要想在西南立足，没有一两个直接控制的大型企业是不行的，因此他开始打华西主意了。　　而这时的胡氏兄弟，也正在打国民政府的主意。因为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内迁，一些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便有自顾不暇之感，也不再想向华西投资。因此，华西要想发展，一是要寻找资金来源；二是要找到新的势力做靠山。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为了安抚人心和稳定局面，曾出了一个“扶植奖励西南实业”政策。其中有对西南地区实业在资金。原料上给予支持优惠等条款。当时胡氏兄弟想，何不利用这个政策早申请贷款，趁内迁厂立足未稳，发展华西事业。因此他们开始与重庆国民党高层人士接触，并提出申请贷款和扩大华联的要求。　　胡氏兄弟仍想采用过去和军阀打交道时的办法，即“借其力量谋发展，经营管理得自主”。既要利用官僚资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力量来发展自己的事业，又要使企业的经营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不受他人牵制。可他们未曾料到，这次他的对手是老谋深算的孔祥熙。　　孔祥照得知华西申请贷款的消息后非常高兴，这和他主动要贷款民生却不给面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早在国民党政府暂迁汉口时，孔祥熙就派人到重庆摸清了华西公司底牌。华西公司有一支较强的技术队伍，工程技术人员多为留洋学生；华西公司又有较完整的设备和直接控制的矿厂，已初步具备了一个现代钢铁联合企业的规模和基础。另外，华西公司还开发当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的半导体无线电技术，并在西南建立了第一家无线电公司。　　当时孔祥熙的如意算盘是，如能将华西全盘接管，稍加投资扩建，就能成为大后方钢铁企业之首。　　孔祥熙首先派出亲信与华西接触，随后孔祥熙又亲自和胡氏兄弟会谈，商讨华西扩建一事。　　1936年1月1日，经过一年的“商讨”后，终于成立了一个“中国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华西”二字已被“中国”取代。从此，华西胡氏兄弟在孔祥熙的设置的陷井里越陷越深。　　华西兴业公司原计划将华联扩建为日产30万吨钢材的炼钢厂，扩建资金预算300万元。其中华西自筹150万元，还差一半。孔祥熙力主这后面的150万由其下属一家公司投资。胡氏兄弟得知后表示担忧，认为这是“引狼入室”，主张申请贷款。贷款是借钱，付利息且到时本息两清，谁也不欠谁的情。投资则不同了，接受投资就等于是合办，投资方根据资金比重大小就可以对企业拥有监督甚至管理经营权。　　胡氏兄弟不接受投资想申请贷款的情况反映到孔祥熙这里，孔祥熙接受了民生的教训，决定变投资为贷款，目的是防止其他势力特别是宋子文的势力插手。先稳住华西再说。　　再说胡氏兄弟听说孔接受了他们的条件，自然欢欣鼓舞庆祝胜利。于是扩建的各项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哪知到中央信托局提取贷款时傻了眼。因为中央信托局给他们的贷款不是180万，而是60万。　　胡氏兄弟这才感到事情不妙，这时他们想见孔祥熙已是难于上青天了。中央信托局的官员对他们解释说，贷款只是一时有困难，先拿去这60万，剩余的部分筹齐后再通知。　　话说得是不错，但华联厂的扩建工作已全面展开，而且一环套一环，一部分资金不到位，预购的部分设备付不了现金，人家就不发货，从而整个扩建工程因此停顿下来。　　原来，这是孔祥熙早就预谋的缓兵之计。先同意贷款，但只让你拿到其中的一少部分，这就等于鱼上了钩，想吐都吐不掉，只能乖乖地跟着钓鱼线走。　　胡氏兄弟心急如焚，工程停顿不能预期完工，企业将蒙受重大损失。他们天天打电话到中央信托局，问剩余的贷款何时能到位。　　孔祥熙见时机到了，就派了一个心腹到华西跟他们摊牌。孔祥熙告诉他们，抗战时期钢铁需求量很大，加之日军海上封锁，国外运输困难，因此主要要靠国内生产。华西的华联厂是一个基础很好的企业，只有扩大规模，更新技术，才能适应国家的需要。这关系到抗战的胜负国家的存之，希望他们能和国家合作。　　胡氏兄弟正被资金匮乏弄得焦头烂额，见孔祥熙派人来，又说得如此恳切，不禁有所动心。但他们仍担心国家一旦出资，企业的性质将发生变化，他兄弟二人创下的事业也将落入他人之手。　　这一切都在孔祥熙的预料之中，于是不久后的一天晚上，孔祥熙在他居住的范庄官邸亲自召见胡氏兄弟。在宴席上，孔祥熙又对胡氏兄弟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说华西公司对国家的贡献多么伟大、胡氏兄弟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等等。又说即使国家投资，也一定要请他们主持公司业务等等。一个劲儿地给胡氏兄弟灌迷魂酒，吃定心丸。　　对孔祥熙的话湖氏兄弟不能不认真考虑了。孔祥熙当时是行政院院长，又是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能以“平等”的身份和他们商讨企业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对双方都“有利”的合作前景，他们实在是不好回绝了。再说，他们以前投靠的是四川当地的军阀和官僚，比起孔祥熙，那些人简直是土包子。孔祥熙力图以华西为基础，以华联钢厂为龙头，建立一个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前景也着实诱人。况且他们兄弟二人在这个企业中也能保留一定股份，并且还能担任要职啊。　　当下胡氏兄弟没有别的选择。他们只能接受孔祥熙的条件，同意接受“官僚资本”投资改组中国兴业公司（既华西公司），并商定该公司资本总额为1200万元。　　华西的大门终于被轰开了。孔祥熙立即以“西南经济建设为中央急需进行”为由，指令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行筹集资金，向华西投资，并致函经济部和四川省政府向华西投资。孔祥熙还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筹措资金向华西投资。而华西方面则把自己已有的固定资产评估后也列入投资之中。　　孔祥熙和他控制的国家及官僚资本的介入，使华西公司的实力大增，一跃而成为四川乃至全国资金最雄厚的实业公司之一。但其性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投资的结果大大超过原来的设想，“官股”占了共总额的81％，而胡氏兄弟控制的民股只占资金总额的19％。华西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改变了颜色。　　虽然，孔祥熙吞并华西司的第一个战役以他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因为公司的主要管理权还在胡氏兄弟手里。以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还占公司总资本的四分之一。所以，孔祥熙并未因为第一次的胜利而高枕无忧，而是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给胡氏兄弟以喘息的机会，以便将他们彻底摧毁。　　当中兴公司（此时华西已变为为中兴的一部分了）的华联各厂的建厂工程快要结束的时候，孔祥熙又提出因为物价上涨。法币贬值等因素要使中兴公司增强竞争实力，需再增加资金投入2400万元，使公司总资本由原来的3600万元扩大到6000万元。　　当时，胡氏兄弟和许多民股持有者都认为增资无大必要。公司刚增资不久，第一次增资的项目已快建成，建成后就可产生效益，而一经生产产生效益公司资本自然就会增加；二是时值抗战，各方资金都很紧张，谁能一下再拿出很多钱来增资；三是增资必然涉及公司的人事变动，投资多的一方自然要更多地享有对企业的发言权，刚刚稳定的领导班子又要面临动荡。　　然而此时的孔祥熙根本不听胡氏兄弟和民股代表的意见了。他强行召开了第二次股东大会，大会选在他的官邸--范庄召开。由他的秘书亲自发请柬，股东们一看是孔祥熙发的请柬，谁敢不来。胡氏兄弟甚至私下说，这哪里是开会，这是去赴鸿门宴。　　胡氏兄弟想的果然不错。这就是一次鸿门宴，不过是一次不拿刀剑的鸿门宴，但比拿刀动剑还厉害。孔祥熙堂堂一国“宰相”，居然屈尊亲自主持了这次股东大会，因这时他所控制的官股无论在人数上还是资金数额上都已占了绝对多数，所以否决了胡氏兄弟的意见，并顺利通过了增资决议。　　在会后带有最后通碟意味的决议中说：计增新股2400万元，由旧股东按比例摊认（这一招就够损的，孔祥熙提出方案，但自己不拿钱，而让大家平摊）。增认的股金须于当月ZI日前交清（开会是11日，只给了10天的时间）。　　按这个决议，胡氏兄弟为首的民股要缴纳增股资金446万元，而且10天内缴齐，这是根本办不到事情。　　孔祥熙在通过这个决议后又假装仁慈地解释道，如果有的股东确实资本困难，可请其他股东代为认足。实际上，孔祥熙就是故意给民股股东出难题。他明知他们10日内不可能筹集到400多万元，却故意这样定。于是华西的股东大部分自愿放弃，他趁机指示他的银行代为认购。通过这增资扩股，孔祥熙所控制的资本达到了公司资本总额的89％，比原来上升了8％。而胡氏兄弟的份额则由原来的19％下降到11％。　　几年后，孔祥熙故伎重演，再次提出要公司增资扩股，并要将原来的6000万元翻番，增至1．2亿元，所使用手法与上次一致，其结果是他所控制的总资本上升到公司总额的95％，而胡氏兄弟的资本下降到5％。　　这时，华西公司可以说已完全成为孔祥熙的囊中之物了。　　前面我们说过，孔祥熙的目的是要把华西兴业公司及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全部纳人中国兴业公司。他不仅要以股份占公司的绝对优势，更要在人事上使其成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因此，表面上他对胡氏兄弟客客气气，称兄道弟，骨子里却一直想把他们整掉、整垮。　　再说这时的胡氏兄弟对孔祥熙已有了彻底的了解。孔祥熙一步一步地向他们逼近，也一步步地暴露了其狰狞的面目。原来胡氏兄弟想的是如何保住自己这几个“小公司”的控制权，但对能不能保住，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　　在中兴公司刚成立不久，孔祥熙为了拉拢华西公司，便将中兴公司的扩建工程交由华西公司承办。当时胡氏兄弟拟将扩建工程分别交于本公司的建筑工程部、华兴机器厂与中国无线电公司承办，并将建筑用的铁、煤、耐火材料、木材和矿石等原材料与中兴公司签定了长期的供销合同，仅此一项就有十分丰厚的利润。　　可当合同签订不久，孔祥熙竟出尔反尔。在一次会议上，他突然提出要将华联、华兴与中国无线电公司合办一个公司，同为中兴公司的下属企业并建立统一的财务帐号。这一提议立刻遭到胡氏兄弟的反对，但为了不把关系搞僵，也是为了华西公司的这笔生意，胡氏兄弟当时也做了让步，即同意华联钢铁厂与中兴合办，其余两个企业必须保持独立经营。　　孔祥熙却不答应，中兴公司不是空架子，他必须有实体。华联当然要成为其一部分，其余的也必须理顺关系，否则将撤回投资，停止和华西签定的合同。　　一时间，双方在会议上僵持起来。　　会后，孔祥熙又派人探听胡氏兄弟的口气，得知其仍不准备让步时，他便使出了最后的手段。孔祥熙旋即在给财政部、经济部的一份批文中写到：钢铁、电业和矿业均属重工业，与抗战建国息息相关，必须由华西、华联、中电三公司组成中国兴业公司，统一领导方能立于不败之地。此意向已向总裁（蒋介石）兼报，并深荷总裁赞许云云。　　当孔祥熙命秘书将批文送到了胡氏二兄弟手里后，胡氏兄弟一看此事惊动了蒋介石，感到十分害怕，便托人找孔祥熙，表示愿意就孔祥熙提出的条件谈判。其实孔祥熙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问题也不太关心。但胡氏兄弟不知底细，他们知道孔祥熙的背景，知道来蔼龄和宋美龄的血缘关系，他们实在是不敢得罪啊。如果不是事关他的祖辈创下的家业要落人他人之手，他们也许早就向孔祥熙举手投降了。　　经过几次商谈，胡氏兄弟终于得到孔祥熙的“谅解”。最后达成的协议是，华西公司保留，但其下属的华联钢铁厂、华兴机器厂和中国无线电公司等一并纳入中国兴业公司，中兴公司兴建工程，仍由华西承包，仍由原来的几个公司分别承建。但华联、华兴等在承建中的利润的大部分不是流入了华西公司，而是流进了中兴公司，也就是流进了孔祥熙的腰包。　　孔祥熙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向胡氏兄弟发起新一轮的攻势，妄图一举掌握中兴公司的经营权凸至于胡氏兄弟，虽然在资本侵人上一再退让，但他们心里也自有打算，胡氏兄弟知道中兴虽然在资本上占有优势，但缺少懂经营的管理人才。在办实业中，更缺乏懂技术的人才，而他手中有经过多年培养和磨合形成的这两支队伍，这是他的资本。就凭这一条，在中兴的人事安排上他可以占到上风。　　于是，双方争夺人事权的斗争又疾风暴雨般地展开了。　　先是在董事会名额分配上互不相让，中兴公司董事会设董事23人，监察11人，按规定均由董事大会产生。但孔祥熙为了控制董事会，在公司章程里规定，本公司各股东每股（10元）有一表决权，一股东而有11股以上者自11股起，每5股有一表决权；100股以上者自101股起，每10股有一表决权。按照这样推算，孔祥熙控制的官股有9800多份表决权，而胡氏兄弟代表的民股只有2300份表决权。按少数服从多数和超过半数有效的原则，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董事会的选举。　　胡氏兄弟对这个办法当然不满，他们四处积极活动，要求改变选举办法，为民股在董事会中争取更多的地位；并且还提出应在原来董事会的基础之上进行选举，并要求相应增加管理人员的比重。　　当即孔祥熙表面上作了让步。他又修改了董事监选条例，并增加了“在第一届营业年限内加入本公司之华西矿业组华联钢铁公司，中国无线电公司代表得推选董事7人”。胡氏兄弟取得了局部胜利，但选举后孔祥熙所控制的董事仍有16人，超过了总数的三分之二。　　至于董事长的人选，众人心里更是明镜一般。孔祥熙虽然表示自己力不胜任，但其本意仍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结果，经董事大会“选举”后，又有一帮吹喇叭抬轿子的联名上书劝驾，孔祥熙才“极不情愿”地出任了中国兴业公司董事长，而且一任就是10年，直到国民党政权的垮台。　　至此董事会的竞争告一段落。在总经理、总会计师等职位上双方又是一番撕杀。自然，胡氏兄弟还是落得个惨败而归。　　当时孔祥熙曾就中兴的人事安排问题和胡氏兄弟通过气。孔的意见是，总经理和总会计师都由他的亲信出任，一个叫傅沐波、一个叫李达，而胡氏兄弟一个任协理，一个任总工程师。　　这时胡仲实已意识到这是孔祥熙的又一个花招。他说协理可以另选他人出任，我过去以常务董事参与企业管理，现在我仍愿以这个身份为中兴公司服务。　　这正中孔祥熙下怀，他正不好打发胡仲实，没想到胡仲实激流勇退了。这样，除了总工程师以外，中兴公司的其他要职全部被孔祥熙的亲信把持了。　　中兴公司扩建初期，因新旧交接胡氏兄弟尚能发挥一些作用。但后来，随傅沐波羽翼日丰，便大权独揽，安插亲信拉帮结派，处处排挤原华西公司的留用人员。上上下下不论什么事，一切都得傅沐波做主。胡仲实便渐渐感到插不上嘴了。　　胡叔潜一看处境不妙，便为自己找了退路，当时正好四J！；省建设厅厅长位置空缺，他便托人谋了去。剩下胡仲实一个人更为孤家寡人，孤掌难鸣了。　　一个好端端的民营企业--华西实业公司就这样被孔祥熙占为己有，并很快成了孔祥熙的一棵摇钱大树。　　4．“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　　孔祥熙在站稳了脚根、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地位之后，贪婪的本性就愈加明显地暴露出来。看见哪有好处，他要不伸手，心里就痒痒。抗战爆发后，在觊觎和图谋民生、华西等民营公司的同时，他还把手伸向了国民党政府中的经济部。　　经济部是抗战时期蒋介石孔祥熙进行体制改革的产物。由原来的农林部、实业部、建设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军委资源委员会等机构合并组成，当时由翁文灏任部长。　　成立经济部的目的，就是为了理顺关系，提高效率，改政出多门为政出一门。但经济部真的要行使自己的职权，就必须要触及各方面的既得利益，将原来一些权贵们主管的业务或肥缺划归到经济部掌管，孔祥熙也不例外。他当财政部长以后，和宋蔼龄等兴办了一些公司和实业，同时他的狐朋狗友也办了不少公司。现在这些公司大部分的业务都归口到经济部，他们说不上话，办事只能公对公，这些平日里以权贵自居、骄横跋扈惯了的人哪能咽得下这口气。宋蔼龄一次为了一笔棉花生意想走走翁文灏的后门，结果翁文灏说棉花一事由常务次长何廉分管，他不好插手。宋蔼龄又打电话找何廉，不料何廉出差不在，这件事就耽误了下来，生意没做成。宋蔼龄却对翁文灏一肚子不满。一次吃饭她把这件事对孔祥熙说了，还说有什么了不起，这那么一点棉花，他签个条子不就调出来，至于推给何廉吗？！　　当时孔祥熙也觉得翁文灏做事有点过分。当了个部长，就觉得身份倍增，不知道自己是老几，以为只听老蒋的，谁都可以不放在眼里。另外，孔祥熙还害怕经济部在财经上不配合，搞小金库。经济部上交给财政部的钱少，财政部完不成预算，就要被认为是领导无方和失职。而在经济部那一方面，觉得你财政部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财政支出收入预算除了保证战争，就是要保证经济建设，财政应该围绕经济转，因此在工作上也发生了矛盾。　　1939年，日军加强了在军事上的进攻、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沿海、沿江工业城市不断陷落，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一时造成大后方物资匾乏，特别是粮食、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紧缺。翁文灏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由于供给不足，军队的军需品得不到保证，将军们便把失败的责任推到了经济部。在重庆、成都和昆明等大城市，物价也不断上涨，黑市泛滥，民众亦是议论纷纷。　　孔祥熙认为时机到了，便吩咐财政部次长、孔的死党除堪等向经济部发难。孔祥熙利用徐堪的部下搜集了经济部商业司司长章元善的材料，准备用章元善为靶子，打倒他身后的翁文灏，以达到夺取经济部大权的目的。　　很快徐堪将调查的所谓材料交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看后即交到侍从室，由侍从室又转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蒋介石看后大怒，抗战伊始正需要严明党纪国法，树立他的绝对权威。此前不久，蒋介石亲自发手令，以抗战不利、丢失山东的罪名枪毙了军阀韩复榘。现在，国民政府内部又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违，在太岁头上动土，不严惩岂能服人心、镇天下？！　　蒋介石一个电话找到戴笠，对他如此这般地交待了一番。几天后，章元善就在梦中被叫醒，还没弄清怎么回事，一双冰凉的手铐就烤住了他的双手。　　紧接着，由军统和财政部联合组成的工作组进住经济部。经济部顿时大乱，和章元善关系密切的不是被革职就是被调换，主管粮棉的经济部次长何廉也险些人狱。翁文灏一看这来头，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来了个主动撤退，向蒋介石提出辞呈。　　蒋介石虽然抓了章元善，但心里也明白，粮棉油短缺、物价上涨的主要原因是日军大举进攻造成的。抓章元善，是在用曹操杀粮官的办法，是用一个替罪羊来平息各界对政府因粮棉油供应不足而引起的不满。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深知他手下的官员的特点，这方面他确实比孔祥熙高出一筹。孔祥熙对经济部不满，根本原因是想取而代之。如果让孔祥熙取而代之，不仅会造成孔的权力过于集中强大，而且未必就能保证不产生新的贪污。因此，蒋介石采取了他惯用的伎俩，分权，叫你们人人都分管一方面，人人都有一点权，但又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互相牵制，互相争斗，而他蒋介石高高在上，在维持调节这些矛盾和争斗中实现自己的最高统治。但在表面上，蒋介石还是请孔祥熙来，谈谈对改组经济部的意见。　　孔祥熙自然“人套”，他向蒋介石建议，为了防止权力过于集中形成的弊端，应将经济部管辖的粮棉两项权力划分出来。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专门负责管理（这几乎等于倒退到抗战前，抗战前就专有农业部管理此类事情）。　　蒋介石部分采纳了孔祥熙的意见，对经济部的业务范围做了调整。将粮食业务全部划出，在行政院内设粮食局管理，将经济部主管的花纱业务全部划出，由一位和孔祥熙关系密切的棉纱业巨头穆藕初掌管，然后将经济部直辖的平价购销处的职权大大缩小。粮食局划归行政院后孔祥熙又使之升格为粮食部，由徐堪任部长，而花纱业务则由财政部接管。　　但做为一种平衡，蒋介石亦没有批谁翁文灏的辞呈，翁仍然是经济部长。到这时翁文灏才明白，孔祥熙当初推荐他任经济部长的目的何在。为了不再得罪孔祥熙，翁文灏把经济部大权拱手让给孔祥熙，只是过问一下该部下属的资源委员会的企业。部长之职形同虚设。　　经济部改组之后，粮食棉花的供应情况并未因此好转，根本原因是国民党上层的各大势力集团都想插手，利益均沾，而不是想怎样发展生产，满足人民需要。因此1940、1941两年物价仍旧飞涨不止，民众苦不堪言。棉花花纱布因有巨额利润，对其争夺也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　　孔祥熙能向蒋介石“奏本”，别人也可以向蒋介石告孔祥熙。在陈布雷那里，就经常有反映孔祥熙及亲属如何徇私舞弊的“奏本”。巧的很，蒋介石当时刚刚批准戴笠枪毙因走私而犯罪的孔令侃的“把兄弟”、孔祥熙的亲信林世良，就又有人反映穆藕初在花纱收购中欺上瞒下，中饱私囊的罪行。　　蒋介石为了平息舆论，直接插手这一具体事务。他命令经济部设立一个物资局，专管收购销售大后方的花纱布任务，由他亲自选了一个叫何浩若的人担任局长。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亲信，当然不愿让这块肥肉让给何洁若。但无奈这是蒋介石亲自安排的，又不能公开反对。　　穆藕初找他的主子孔祥熙想办法。当下孔祥熙对他说：“你急什么，要以不变应万变。先让何浩着高兴几天，他长不了。”　　穆藕初见孔祥熙胸有成竹，也信心大增，准备和何浩若打一场持久战。果然，何浩若一上任，穆藕初就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因为经济部改组两年多来，棉花花纱业务一直是穆藕初管辖，何浩若一时还不可能全盘接手，加之人也不熟，就感到工作起来很困难，到处都是软钉子。　　比如何法若一上台就规定，农本局和各纱厂每个星期都要结付纱价一次。但穆藕初私下对纱厂老板说：“别看何浩若趾高气扬，他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故意给何拆台。因为穆自持有孔祥熙撑腰，不久终于和何洁若发生了直接的冲突。　　物资局成立后不久，何浩若即在重庆邀请各纺纱厂老板，希望他们同心协力，支持他的工作，完成花纱布的购销任务。何浩若感觉需向老板们谈谈他的指导思想：物资局管理的方法是以花控纱，以纱控布，以布控价；管理的步骤是先统制棉花，再统制棉纱，再统制布匹。何洁若还表示，在座各位老板所需的原料，由农本局负责供应。　　何浩若的想法不错，可他忘了一点，当时棉花收储业务撑握在他的死对头穆藕初手里。穆藕初在仓库里囤积了大批棉花，就是不供应。纱厂拿着何洁若的批文来要，穆藕初就以日军进攻交通阻隔运输不畅为由，说仓库里没有棉花。　　在正常渠道纱厂用棉不能保证，于是纱厂就只好到市场采购。棉商一看棉花需求量大，就趁机抬高物价。纱厂一看市场价高得根本无法承受，就到产棉区陕西等地自行收购。棉商见囤积棉花有利可赚，也到产棉区收购棉花。棉花价格暴涨，市场更加混乱。　　消息传到重庆，蒋介石向何浩若询问此事。孔祥熙隔岸观火，穆藕初喜上眉梢。何浩著却急了，亲自跑到西安，宣布国家将对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不允许公司或单位不经批准擅自囤积棉花。考虑到市场上棉花价格已经抬得较高，为了不损害棉农的利益，鼓励棉农把棉花卖给国家，当时何浩若决定将棉花的征购价格定为每担100元，并初步计划征购10万担。　　穆藕初收购棉花的价格是比较低的。这样一来，棉商和棉农肯定会把手中的存棉卖给何浩若，穆藕初企图利用棉花做武器挤垮何浩若的计划就会流产。因此，当穆藕初得知这一消息后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他立刻到孔祥熙那里汇报了情况，并说何浩若将棉花价格定得太高，建议将每担棉花的收购价限定为60元。孔祥熙当即批准，并由经济部下文。在重庆的经济部左右为难，无奈天高皇帝远，他们看到孔祥熙的批示，就按60元1担下了批文。　　再说何浩若在西安以为大功告成，正准备摆酒宴庆祝击败了穆藕初的阴谋进攻，一看经济部核准的价格不是每担100元而是60元，不禁大吃一惊。他立即乘飞机飞向重庆，但一得知是孔祥熙拍的板便也没了脾气。　　收购价格之争只是揭开了序幕，孔祥熙争夺花纱购销权的斗争随后进入了白热化。当然，孔祥熙不会那么傻，每次争斗，他都坐在幕后让穆藕初冲在第一线。　　一次行政院召开国家总动员会，蒋介石亲自主持。翁文灏、何洁若走进会议室时，发现出席会议名单上没有的穆藕初坐在沙发上，就预感到来者不善。果然，会议一开始，当何浩若提出应该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时，本来是列席会议的穆藕初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棉花实行统购统销后，指定纱厂棉纱征购价格为20支纱每件6900元，16支纱6400元，10支纱5600元，因棉花和机油等原材料价格上涨，各纱厂都要求调整收购价格。何浩若迫不得已，决定将各支纱上调20％至25％不等，并决定根据市场变动情况决定以后每三个月调整一次棉纱价格。　　当场，何浩着谈完自己的意见后，穆藕初立即表示反对。他说虽然市场价格上扬，但各纱厂都有大量存棉，这些存棉均是低价进的货，不能按现棉价计算成本。　　就这样，何浩若和穆藕初当着蒋介石和众多国民党元老的面，脸红脖子粗地吵了起来。　　穆藕初因岁数大了，说着说着就有些顶不住劲了。而何浩若则血气方刚，口齿伶俐。孔祥熙坐不住了，就站起来给穆藕初打气。　　他说穆老长期从事花棉业务，情况熟，经验丰富，他的意见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提出的，应该认真研究，认真考虑。　　蒋介石从内心是偏向何浩若的，但见孔祥熙出面讲了话，要直接否定穆藕初就太驳孔祥熙的面子，当即就说，纱价还是可以调的，但幅度不要太大，请翁部长孔部长再好好商量一下。　　何浩若和穆藕初的斗争可谓一波三折，调整棉纱征购价格最后以何浩若获胜告终。孔祥熙不敢违背蒋介石的旨意，和翁文灏商量后确定上调50％。　　通过这次会议何浩着认识到，穆藕初是和自己干上了。这个老家伙有孔祥熙做后台，对我分管棉纱工作耿耿于怀，千方百计地破坏捣乱，不把穆藕初整倒日子就没法过。于是，何浩若开始了他的倒穆计划。他先到各纱厂煽风点火，说穆藕初如何如何在孔祥熙面前捣鬼，故意压低棉纱价格，想搞垮棉纱生产，以此证明他以前在位的正确。当时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扬，各厂都希望提高棉纱价格以增大利润，因此对穆藕初的这一做法极为反感。他们都称穆初为“木偶”、“木乃伊”和“僵尸”，纷纷找门路想办法搬掉这块绊脚石。　　豫丰纱厂老板束云章与宋子文是朋友，两人曾做过几笔生意，宋对他印象不错。束云章就去找宋子文，把穆藕初不按规定供应纱厂棉花，囤积居奇，压欠纱厂款项，阻挠调整纱价，造成各纱厂效益下降，经营十分困难等情况；还将穆藕初故意捣乱，到陕西强迫农民以低价卖给他棉花，破坏棉花的统购统销，造成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情况也告诉了宋子文。　　宋子文对穆藕初这样横跋十分不满，加上穆又是孔祥熙的亲信，就想利用棉花问题做点文章。他叫秘书根据柬云章的介绍整理了一个比较详尽的材料，并征求了部分纱厂老板的意见，见老板们对穆藕初确实不满，就决定放出这一炮。　　不久，国家总动员会例行召开。宋子文按预想的计划在会上宣读了这份材料。宋子文说，陕西现在是国家棉花生产的重要省份，陕西棉花减产、棉农破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这直接危害了抗战也扰乱了民心，而农本局穆藕初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穆藕初就坐在宋子文不远的位置上，听到宋子文直呼其名地提出批评，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　　果然，蒋介石听完了宋子文的发言，勃然大怒。没想到看似老实忠厚的穆藕初背后竟耍了这么多手段，成心拆何浩若的台。何浩若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自然不能对穆的行为置之不理了。蒋介石当场对孔祥熙说，“行政院要立即对穆藕初进行严肃处理，处理报告要交给我看。”　　两天后，行政院即发文说：“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对于业务阳奉阴违，推倭卸责，贻误要事等情，应予撤职查办。”　　听说穆藕初被撤职的消息，翁文灏和何浩若摆开了庆功宴。他们俩约好到重庆一家有名的饭店大吃了一通。何浩若对翁文灏说：“对穆藕初这种人，就得坚决斗争，决不能手软。他仗着有孔祥照做靠山，狐假虎威，这下怎么样，也栽到我何浩若手里。”翁文灏也觉得除掉穆藕初是出一口恶气。长期以来，他这个经济部长有职无权，有名无实，干什么事都要先看看孔祥熙的眼色，又不能发作，实在憋屈得很。　　但他们俩忘了，在孔祥熙、宋子文这两个砝码上，蒋介石肯定倾向于孔祥熙一边。　　穆藕初是孔祥熙的一根棍子，孔祥熙当然不会对他的失势不管不问，只是因为那天开会，宋子文有备而来，蒋介石又大发雷霆，不便立刻为穆藕初辩护。过了半个月后，孔祥熙便到蒋介石那里为穆藕初说情，说穆藕初压低棉纱收购价格，是为了平抑物价，贯彻蒋介石加强价格管制的指示，并无个人私利。何浩若等管理无方，造成棉花价格上涨，却嫁祸于人。　　蒋介石对这些具体的经济问题并不太明白，今天这个跟他这样说，明天那个跟他那样说，弄得他也拿不定主意。但比较起来，孔祥熙比宋子文对蒋介石更多效忠，因此他情愿相信孔祥熙是对的。于是，他哼哈了几声之后，就把话题转到了别处。　　孔祥熙见他的话起到了作用，就把对穆藕初的处理问题压了下来。那些盼着穆藕初倒台的人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了半天，不见下文，知道事情恐怕有变。果然，又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控制的报纸《时事新报》忽然发表了一则消息，说农本局有些官员正准备联合上书行政院，请求穆藕初复职。　　虽然只是一则“豆腐块”似的小消息，但出自孔家的报纸就非同小可，它预示着穆藕初不仅没被撤职查办，而且可能官复原职。这对翁文灏、何洁若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　　不久，行政院再次举行例会，讨论棉纱生产、加工和销售问题。何浩若首先发言，建议撤销农本局，可在物资局下设一个处，专门负责花纱布购销业务。何浩若使的是釜底抽薪之策，想趁穆藕初尚未复出之际，撤销农本局，叫你有人无职，有职无权。　　孔祥熙一听便知道何浩若的目的所在，于是坚决反对。他在会上说，农本局成立时就明确了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官办机构，而是一个半民半官的官民合组机构，不能简单地用行政命令撤销，而要充分考虑到民间的意见。　　孔祥熙一出来说话，别人一般地讲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谁都知道当时孔祥熙的位置是何等重要，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是何等密切。何浩若虽然背地里也大骂孔祥熙，但在这种场合，特别是当着蒋介石的面，也只好认了。　　孔祥熙看把大伙威慑住了，不无得意地接着说，“我也和在座的各位一样，认为现在机构太多。单说纱花的购销，就有物资局、农本局、管制司三个单位。当初成立物资局时，就是想把纱花的事办好。可物资局成立1年多来，这方面确实毫无成效，如想精减机构，我建议将物资局先撤销了吧。”　　何浩若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这不叫抛砖引玉，而是抛砖引虎，引火烧身。本想借这个机会整掉穆藕初，不料整到了自己头上。　　其后又有几个人发言，大都是帮孔祥熙的腔，也有态度模棱两可的，却都不发言专看蒋介石的脸色。连何浩若的“忠实朋友”翁文灏都静坐着一言不发。急得何浩若心里直骂娘。他原以为穆藕初积怨颇深，他只要开头一炮就会群起而攻之，不料孔祥熙一个反击便风向大变，自己跳了出来，好像被众人出卖了一样。　　看到无人表态，蒋介石站了起来，何洁若泪眼汪汪地看着蒋介石，叫了声“委座”；就见蒋介石把手一摆，示意他不要再讲下去。然后用命令式的口吻说：“农本局撤销缓议，物资局即刻撤销，业务暂交农本局接管。”　　何浩若的身子一下子瘫软了下去。　　孔祥熙利用自己的威信和权势斗倒了何浩若，但农本局仍隶属于经济部，虽然翁文灏已向他俯首称臣，但孔祥熙仍觉得碍脚。过了大半年，他又以经济部管理无方为由，将农本局直接隶属于财政部，弄得不伦不类。后来孔祥熙又将农本局干脆直接改为花纱布管制局，委派自己的一个亲信任局长，穆藕初任副局长。至此就完全控制了花纱布的购销和生产权，使这个行业成为他的又一棵摇钱树。　　写到这里，我们不仅想起巴尔扎克当年讲过的那句著名的话：“每一笔巨大的财富后面都罪恶累累。”从整个孔氏家族敛财暴发的全过程中，无论是其炒股、走私、吞并，还是为谋不义之财相互倾轧、勾心斗角的肮脏罪恶内幕，都无不印证了老巴尔扎克当年那句话说得是多么的准确，多么的一针见血。只是我们不应忘记先人的另一句话就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孔祥熙及其身后整个家族为了攫取财富贪婪无比，不择手段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无疑也加速了其最终的垮台。　　听吧，冥冥之中孔氏家族败亡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第十四章 内外斡旋　　1．孔祥熙和日本特使密谈内慕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作为国民党上层的核心人物，作为决策者，作为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不仅在金融财经上独挡一面，为蒋介石效大马之劳，在外交上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国民党虽有外交部长；但蒋介石却常将最重要的使命赋予孔祥熙，这充分表现了蒋介石对孔祥熙的信任。　　在抗战时期，孔祥熙曾多次访美，在美国政府与国民党政府之间返往穿梭，这已被人们所熟知。而孔祥熙充当蒋介石的密使，悄悄与日本人接触，并就中日和谈问题进行了多次会晤，却鲜为人知。　　将介石和丘吉尔、斯大林不同，在二战爆发前，在没有最后下决心进行战争前，他们都幻想用和平的手段，用政治谈判或用牺牲一些小国的局部利益防止战争。当这一切失败时，当战火终于熊熊燃烧起来时，丘吉尔也好，斯大林也好，就都义无返顾地决心将战争进行到底；哪怕到了最困难的时段，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战斗。而蒋介石不是这样，即使卢沟桥事变后，即使他已向全国。全世界公开表明了抗战的态度，他心里仍存有着一丝幻想，想和日本握手言和。想效仿封建皇帝如清朝慈禧那样，通过牺牲一些国家利益保全他的面子，保全他在中国的统治地位；还有就是想借日本人的力量消灭共产党。　　在抗战的前两年，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德国也扮演了一个微妙的角色。当时英德尚未开战，德国不想放弃中国在舆论上的支持及其在华的经济利益。德国又与日本有较好的关系。因此，德国自愿出面做日中关系的调解人。　　蒋介石梦想和谈，日本也想用和谈做为手段争取时间，向中国施加压力，又有德国充当中间人，蒋介石和日本人的秘密接触有了前提和可能。惟一的问题是，蒋介石派谁担此重任呢？派谁去才能既显得蒋介石非常重视又保证消息不会传到汪精卫耳朵里呢？蒋介石想到了孔祥熙。　　1937年11月5日，孔祥熙正在上海召集金融界的巨头开会，商讨如何向香港和内地转移资金的问题。秘书急急地推门而进，在他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谁也听不见内容的话。随后，孔祥熙对在座的各位董事长和总裁们说，你们先议着，我马上赶回南京。　　孔祥熙赶回南京，蒋介石正在国民政府的一间会客室里等他。见孔进门便告诉他，把他急急地找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而且绝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　　孔祥熙立刻觉得此来非同小可。　　蒋介石接着说，德国大使陶德曼正在另一客厅等着我们，他要将日本政府委托的一份和平协议交给我们。　　孔祥熙听后心里一怔，卢沟桥的血迹未干，“八·一三”大战硝烟未散，全国军民正同仇敌忾，一心要与日军作战，怎么私下又接受了日本的和平协议呢？再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方针已是他们的基本国策，如不是进攻中遇到困难或准备不够充分，他们是断然不肯和谈的。　　但孔祥熙只是心里想，嘴上并没有说出来。蒋介石像看透了他的心思似地说：这件事不必急于答复，先看看他们的条件再做决定。　　一会儿，陶德曼由陈布雷带领来到客厅。陈布雷等人随即退出，客厅里只剩下蒋介石、孔祥熙、陶德曼和一名翻译。　　陶德曼将日本的和谈协议交给蒋介石后，蒋介石看都没看就说，我们希望和日本和谈，但前提是日本必须恢复到战前（指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蒋介石还说，请你转告日本政府，如果国民政府被日本击败了，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共产党和苏联的关系及他们对抗日的态度你们是清楚的。　　陶德曼走后，蒋介石把那份和谈协议丢在一旁说：“纯粹是扯淡。”并问孔祥熙对此是什么看法。　　孔祥熙能说什么呢？出访欧洲仅半年多的时间，就有“人事依旧，江山全非”的感觉。堂堂的中国政府要员，不能在自己国家的港口停泊，却要乘法国的一艘小艇悄悄地溜进港，好像是走私犯。再看南京，正忙着向武汉迁都，人心惶惶，一片混乱，从上到下对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这时却要和日本人谈判，怎么谈？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吧？”孔祥熙慢悠悠地说。　　孔祥熙平时说话从不带脏字，即使对他最恨的事最恨的人。但这次，孔祥熙鲜明地表示了态度。　　孔祥熙恨得不错，蒋介石恨那日本也恨得一头包。日本的入侵使东北军群情激愤才出现了“西安事变”；日本入侵使他恨不得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有了喘息之机；日本的入侵使得他在政治上的劲敌汪精卫又增加了同他对抗的筹码；日本的入侵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在中国大地横行……只是，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既然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历史的进程，就只能一切从实际出发。蒋介石这般想着，忽然说道：　　“庸之，只有你知道我的心呐！……”说完，蒋介石仰望窗外灰色的天空和被秋风吹落的枯叶，不禁长叹一声。　　孔祥熙心里也跟着一颤。因为，他下意识地意识到，这桩难办的差事将又要落在他的肩上。　　12月初，日军攻占上海后，大兵压境南京，南京保卫战打响，国民党政府临时迁部武汉。　　在武汉，蒋介石与陶德曼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会谈时，蒋介石对陶德曼第一次来华调停中日战争一事向德国政府做出了答复。一是对德国政府表示感谢，中国政府接受调停；二是进行调停中方有三个前提条件，即在中日恢复和平的过程中，只有德国充当双方的调解人，不让第三国插手；还有就是中国对华北的主权和行政权不得改变，最后是应对此严格保密，不对任何人透露。　　德国为了自己在华利益，很想对中国施加影响，充当日中两国调停人，结果却不理想。因为就在陶德曼和蒋介石会谈后不久，中日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府南京失陷。随后日军水陆并进，直逼武汉。　　随着日军军事上的胜利，日本国内速胜论又有所抬头，日本军部气焰日益嚣张，“6个月内解决中国问题”似乎很有把握。于是，日本外相广田向德国大使表示，如果中国想和日本重开和谈，必须同意4个条件：一是必须放弃容共、抗日、反“满”政策，与日“满”两国合解；二是必要地区设立非武装地带及特殊政权；三是中、日、“满”订立密切的经济合同协定；四是中国必须付给日本所要求的赔款。　　同年12月下旬，德国驻华大使要求蒋介石接见，蒋介石知道是这件事，就委托孔祥照处理。孔祥熙得知了日本的这四条后，感觉实难接受，但又怕因回绝一下关闭了中日和谈的大门，就采取了中国官场上常用的拖延办法，也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也不说答复也不说不答复，只说要研究研究。　　同年12月30日，日方通过陶德曼，就前几天提出的四条做了具体的解释，大概是认为以前说得过于笼统，中方不好答复。　　这四条的具体解释是：第一是必须首先承认“满洲国”，有积极排共反共的证据；第二“非武装地带；是指内蒙、华北、上海附近已为日军占领区，不得有中国的武装人员出现；第三“经济协定”是指关税与商务方面；第四“赔偿”是指国民党政府必须付给日方战争赔偿费，日本在中国占领军的费用也须由中国负担。　　这4条可以说是4把尖刀，在刺进蒋介石和孔祥熙的心脏。蒋介石和孔祥熙虽不是什么善人，但当另一个强盗要抢走他们的财物时也会拼命。承认“满洲国”？放屁！那本来就是中国的地盘叫东北，怎么会出来一个“满洲”！第二条更是荒谬，中国的领土不让中国人有武装，倒允许你日本军队横冲直撞。至于最后一条更是扯淡，你占领我的国土还让我当爷爷供着……　　条件没法接受，可他们又不想公开说不接受，就这样拖着。可是日本也弄明白了，仗着军事上有点优势就得寸进尺，不让你拖着。日本方面向孔祥熙发出最后通碟，1938年1月12日11时55分之前必须答复。但是，离答复的时间只剩下1分钟了，蒋介石、孔祥熙还没想好应该怎样答复。　　最后还是孔祥熙说：“干脆，咱们还是拖着再看看。”　　蒋介石表示赞同，他说“古人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看是三十六计拖为上计。”　　在孔祥熙的授意下，国民党政府在最后的时刻终于给日本了一个答复，但却是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贵国提出的条件仍嫌宽泛冲国政府希望对新条件有更具体的了解，以便认真研究后作出明确答复。”　　几天后，见日本方面没反应，孔祥熙又给日本外相一个照会，说冲日两国间现在进行的武装冲突对两国都有灾难性后果。中国急切盼望与日本达成真正的谅解，以维持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我们已了解了贵方提出的条件的内容，但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具体的细节，这充分表明了我们和谈的诚意。如果贵国能就具体细节同我方进一步交换，我们一定会认真研究并作出决定的。　　孔祥熙的解释是在玩耍外交辞令，日方也是在使用外交手段。其实，就在日方请陶德曼进行调停的同时，日军已经攻占南京，随之向西进攻，企图一举将蒋介石政权摧毁。　　这和日本与美国的态度颇有相似之处，就在袭击珍珠港的舰队已破浪起航的时候，日驻美大使使还在向美国伸出“橄榄枝”，提出所谓的和平新建议。　　果然，孔祥熙的两次“答复”都没得到日方的回答。因为日方也不想回答，他们已决定暂时关闭外交的大门，而以军事手段为主，占领更多的中国领土和消灭更多的国民党军队，以为后来的谈判创造基础。　　1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德国，中方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随后日军向武汉发起攻击，并在湖北境内和中国军队展开激战。　　1月18日，日本召驻华大使川激茂回国。做为回应，孔祥熙召驻日大使许世英回国。中日两国至此处于实际的断交状态。　　陶德曼调停失败，武汉随即失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诸多方面，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都面临严重考验。但蒋介石和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皇帝一样，总觉得外患不如内忧，虽然日本人比西洋人更难对付，但毕竟还是外国人。他们打中国，无非是占据中国国土后掠走更多的资源和财物，他们终究还是要走的。但内忧就不同了，它可能伴随你终身……而蒋介石的心腹大患一个是共产党，一个是国民党内的汪精卫。虽然汪精卫目前不能从根本上对他构成威胁，但毕竟是重要的威胁，而且汪精卫跟日本有着极特殊的关系，这使蒋介石不得不防。　　中日两国互撤大使之后，官方的交往已经断了。德国因上次调停的失败不愿再做中间人。这事还不能让美国人知道，尽管美国人私下里尽和日本人做交易，但你要是也做，他知道了就不高兴，美国人就这么霸道。再说，蒋介石还指望着美国的援助呢，他不愿得罪美国人。　　迁都重庆不久，蒋介石把孔祥熙找了去，对孔说：“虽说中日官方的关系已断，但和日本还应保持一条接触的渠道，这样对我们或许有些用处。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由你来办这件事，你看如何？”　　孔祥熙自然应充，只是又讲了些客观上的困难。　　蒋介石说，“我知道，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是接触的层次不要太高，这样不会被人抓住把炳，不到最关键的时刻你不要出面；二是要严格保密，不要让人说我们是假抗日真卖国。现在党内人多嘴杂呀！”　　孔祥熙心领神会。不久，就找到了一个可以担当此等使命的人。　　此人叫贾存德，和孔祥熙是同乡，又是师生。从1938年起，就在孔祥熙手下做事。贾存德热情好客，仗义疏财，又好喝酒，广交朋友，因此各方面的关系很多。抗战爆发后不久，贾存德曾托他一个朝鲜朋友从日本驻沪武官处获取了一份极重要的情报，其中有“对华作战协议书”和“江阴要塞图”。特别是这份“江阴要塞图”，对江阴一带山形水势都有极样尽的描绘，对日军在此地作战有极大的意义。贾存德也并未因此而被日军发现和引起有关人士怀疑。因此，孔祥熙对贾存德的能力有了深刻的印象。　　1938年春，贾存德一次和朋友韦竹轩相聚，几杯白酒下肚后，话题便越扯越远。韦竹轩告诉贾存德，说有一个叫萱野长知的日本人，很有钱，早年曾参加过孙中山在东京组织的同盟会，会讲中国话，现在就在上海。问贾想不想见上一面，认识认识。　　前不久孔祥熙找到贾存德，希望他能利用自己的关系和日本人交朋友，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情报。因此，贾存德正在寻找这方面的关系。听韦竹轩一说，便立刻答应了下来。　　贾存德化装和韦竹轩一同来到上海。并很快找到了萱野长知，几位在旅馆彻夜长谈，很是投机。贾存德为了吸引对方，便主动说出自己是孔祥熙的朋友，能和孔说上话。不料他这一说，萱野立刻说他已久仰孔祥熙的大名，在东京时曾和孔祥熙擦肩而过。不过那时因不太认识，所以没多说过话。不想现在孔祥熙飞黄腾达，主持国民党金融财经大印，很想托贾存德代为引见。　　萱野的话正合贾存德的心意，但为了谨慎起见，贾存德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他想再进一步证实萱野的身份和可利用的价值。所以说现在中日开战，重庆路途遥远，不如请萱野先生写书信一封，由我代为转交，以后有合适的机会必定引见。　　萱野赶紧接过话题说，他本人极不愿意看到中日之间兵戎相见。中日两国是近邦近邻，古来素为友好，他又是孙中山先生的崇拜者。所以要求见孔祥熙别无他意，一是叙旧；二是想为日中两国化干戈为玉帛贡献微薄之力。随后营野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托贾存德带回，三人随即动身。　　贾存德当时没法和孔祥熙联系，使乘船赴香港，因为他知道孔令侃经常在香港，那里有孔令侃开的公司。贾存德在香港找到了孔令侃，碰巧孔祥熙的秘书王良甫、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也在。于是，贾存德和宋蔼龄、王良甫一同乘专机飞抵武汉。　　孔祥熙这时忙得一塌糊涂，但听说贾存德回来了还是立刻接见了他。因为孔祥熙已答应了蒋介石，尽快找到一条能和日本官方接触的渠道，孔对贾寄予了很大的希望。　　孔样熙和贾存德在一间密室进行单独会谈，连宋蔼龄也被甩在一旁。孔祥熙详细看了萱野的信后又问贾存德和其相识的经过；确信没太大的问题后才说，我在东京时见过萱野，他曾做过孙中山先生的副官长，我们是老朋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