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说到孔祥熙当年的昏庸胡涂，我们这里倒有两个小掌故，于惹人捧腹之际亦惹人扼腕再三。　　当年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里，一度盛行聚赌之风，给孔祥熙得知后，他决定前往训话。当时孔祥熙大发雷霆，声色俱厉，把下面属员骂了一个狗血喷头。可万没想到的是，正骂的欢呢，孔祥熙却突然面孔一换，嘻嘻哈哈地说：“其实，打麻将可能看出一个人的性格，输钱不着急的人，涵养一定好，也可以担任比较重要的职务。按照我个人的看法，将来选用人才，不妨让大家在一起打打麻将。”说着孔祥熙竟自顾地哈哈大笑起来。一时搞得下面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认不清孔老板是赞成打麻将呢，还是反对打麻将。倒是一些跟在孔祥熙身边且对他性格较为熟悉的人，知道“哈哈孔”又犯起胡涂来了，便附和着一起哄笑起来。　　当年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孔祥熙驴唇不对马嘴地胡讲一气，也搞得众人一时啼笑皆非。　　那是1943年11月的一天，重庆中英文化协会和外交协会等文化团体，为欢送中国访英团出国，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饯别茶会。当时邵力子等国民党政要多有出席并上台致辞相送。那天，孔祥熙是晚到的，到场即被邀请发言。他倒也不客气，上台即侃侃说道：“古人云，睦邻有道，礼尚往来。诸位这次为答谢去年英国议员访华团而赴英回访，意义异常重大。我曾先后访英六次，可以称为访英老前辈，其中三次，系代表政府正式招聘，两次系私人考察实业，最后一次是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说着孔祥熙便情不自禁地炫耀起他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时的风光经历，那次“礼毕后，曾应威林顿爵士之邀，出席欢宴。是日参加宴会者，有英国国会议员18人，均属中国问题小组。席间威林顿爵士起立致词，谓以后英国政府如有不利中国政策之实，彼应据理力争。我当时致答词，盛赞威氏之善意，并谓中国人与英国人，实有血统关系。众皆愕然，我说这个毋庸惊奇，因为马来亚、香港生长之华侨，都称为British^Subject（英国臣民）。”听了孔祥熙这番胡言乱语后，当时在座的各位简直就如听了天下奇谈一般，面面相觑哭笑不得。　　堂堂泱泱大国的部长老爷，居然连“殖民地”这种常识性的问题都搞颠倒了，却还在那里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并且居然也能自圆其说，这真是惹夭下耻笑的尴尬之事。不过，据说当时孔祥熙竟对下面嘲讽的哄堂大笑全不介意，无动于衷，这倒也是“哈哈孔”不同凡响的一大本事。　　初次见到孔祥熙的人，都容易为其“哈哈孔”的外表所迷惑。因为乍看上去，这个人性情平和，既不锋芒毕露又不潇洒风流，甚至于没有什么明显的个人喜好，不打牌不搓麻将也几乎不找女人，惟一爱抽一点烟还要背着老婆。当年许多人记得孔祥熙比较突出的一个爱好，就是和部属嘻嘻哈哈的聊天，而且乐此不疲常常一聊就是几个小时。不过，当年真正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孔祥熙的这副好脾气仅仅是表面上的，其骨子里则酸性得要命，说翻脸就翻脸。所以当时有人给孔氏性格概括为：貌宽厚而性偏急。当时在孔祥熙手底下办事的人都知道孔祥熙好发脾气。有时候，其手下属员向他汇报或者请示工作，常常就因为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譬如一句话说错啦、一个字写错啦等等，孔祥熙立刻就拉下脸去连怨带损，以至盛怒之下朝地上摔东西，或用英语骂娘等，根本不容人有半点分辩。尤其令下面属员难办的是孔祥熙的喜怒无常，难以捉摸。其任性程度，常常令人感到就是小孩子，也未必会如此，说耍就要说闹就闹，简直如7月的梅雨天一样，说不准哪块云彩下雨。而且更无法让人容忍的是，孔祥熙一发起脾气来，顿时斯文扫地，全无半点教养，动辄让人“滚蛋”，对属员一点人格上的尊重都不给。还是在三十年代初孔祥熙在南京政府做实业部长时，一个湖南籍的秘书因为一点小小过失惹怒了孔祥熙。当下孔祥熙根本不容分说，张口就让那个秘书“滚蛋”。偏偏遇上那个秘书也是个桀骛不驯的倔强脾气，虽然当时给孔祥熙骂了个晕头转向，言语不得，但心下却是根本不服气的。孔祥熙当时骂得凶，痛快过后也就没事了。没想到那个秘书却不依不饶了。正好第二天是周日，当天孔祥熙就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去了。那个秘书便穷追不舍，乘上特快晚车也去了上海。星期天一大早孔祥熙还没起床呢，那秘书便上门叨扰。于是孔祥熙只好披上睡衣出来见客，一见又是自己手下的那个秘书，方待发作，没料却给对方抢了个上风。就听那秘书说道：　　“昨天你在部里骂我‘滚蛋’，为尊重国家体制和纪纲，我当时只好不作声。今天特来私人住宅，骂你孔祥熙这个老混蛋，老子不干了！”　　骂完之后，那湖南籍的秘书竞猛一转身，扬长而去，搞得孔样熙晃晃圆脑袋，半天也没缓过劲儿来。事情过后，孔祥熙对那位秘书倒是不无欣赏并有了挽留之意，但对方却好马不吃回头草，以“我与部长同为国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为理由，断然拒绝了孔部长的“厚爱”。　　当年在孔祥熙身边工作的属员中，稍有一点骨气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鸟气而离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书雷克瑞、英文秘书黄中勋等人，都是因与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难受屈辱，而相继离职而去。当时没有走的人，后来也逐渐都学乖了，大体能够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气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数对孔祥熙性格心态了解较多的幕僚，还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乐的晴雨表。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与蒋介石对其的褒贬好恶紧密相关。每当蒋介石夸奖孔祥熙几句时，他便笑逐颜开兴高采烈，且因为人逢喜事心情开朗而对下属也较为平易随和。比如抗战中，一次孔氏官邸秘书处的一部分被日寇飞机炸毁，正好第二天就赶上了孔祥熙在范庄召开会议。于是会上孔祥熙难免意气用事，对属下各部门首脑极尽刁难之能事，特别是那个赈济委员许世英，给孔氏训斥了个茄子皮色。恰在此时，蒋介石前来慰问，当即孔祥熙雨过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对许世英也一反前态，说说笑笑仿佛什么也没发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蒋介石那里讨了没趣或者挨了臭损时，他也便由心情恶劣而态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无常，从而把自身的火气发泄到下属身上了事。每当此际，在“哈哈孔”身边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来了，一个个小心翼翼敬而远之，唯恐给孔老板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来脾气糟糕再加之昏聩胡涂，于是常常难免尴尬人偏做尴尬事，以至每每搞得当事人耸肩摊手哑然苦笑，却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战争中在陪都重庆，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书处对陈立廷、陈炳章两位得力秘书大发一通脾气后，一脸严肃地说：“从今天起，你们俩人被免职了。”事情过后，孔祥熙稀里胡涂，竟把这件事给忘个干干净净。没几天春节来临孔又与二位秘书相遇拜年，其间闲谈竟又布置起了工作。当二位告孔他们已被免职了时，孔竟一脸惊讶，连连追问是什么人给免的职。一时搞得陈立廷、陈炳章两位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简直啼笑皆非一般。于是，这件当初在孔氏官邸轰动一时的事，就这样莫名其妙地了结了。　　当年的“哈哈孔”就是这般的不可貌相，这般的荒唐至极。　　不过，孔祥熙尽管如上所述脾气糟糕得很，却也并非一触即发不忍不让。他发脾气从来都是看对象的。比如孔祥熙就从不向夫人宋蔼龄发脾气，对蒋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让终让始终在让。在孔样照眼里，蒋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孔祥熙总是立刻毕恭毕敬地听话并唯命是从。在国民政府做官的十几年里，凡是蒋介石亲自批的条子，孔祥熙总是立刻照办，绝不打半点折扣。当年孔祥熙曾对属下讲过，“我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　　孔祥熙当年的忍让之心，亦只体现在对宋蔼龄和蒋介石两人的态度上，因为他们之间毕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关联。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则就极有限度了。抗日战争后期，国内好多新闻媒介，常常对孔祥熙及其身后家族的大发国难财的罪恶行径，予以冷嘲热讽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锐批评。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骂得狗血喷头体无完肤，甚至恨不能一杀其头而谢天下。对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恼怒的，但他圆滑的另一面却促使他表面上无动于衰，全当了耳旁风一般。据此有人夸说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实则全然不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孔祥熙不仅报复心极强，而且手段也极其的阴险毒辣。比如当年著名的财经专家马寅初先生就因抨击孔祥熙的财经政策不留情面，招致了孔氏及其蒋介石政府的残酷报复，被无理羁押在息烽集中营达21个月之久。这件事当年在民国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丑闻。　　当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辗转来到大后方，并出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最初，马先生本意是只想办好商学院为祖国培养更多的经世致用之才，同时亦想利用在陪都重庆的机会，着重研究一下中国战时的经济问题。然而当时正值国民党的政治统治极端黑暗腐败、前方吃紧而后方却紧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权势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尤其是以孔祥熙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财政金融机构滥发钞票，以致造成历史罕见空前绝后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国社会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一时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的马寅初先生作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位具高度责任感的学者和经济学家，目睹时弊不免痛心疾首。于是马先生便义不容辞地在重庆公开发表演讲，不畏权贵敢怒敢言，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腐败黑暗尤其是其战时的错误经济政策；并针对孔宋家族利用权势中饱私囊的丑恶行径，马寅初提出开征“临时财产税”等新举措，以重征发国难财者的财产来补充抗日经费之不足，且强调要求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1939年秋的一天，马寅初先生借重庆道门口银行工会场址，召开1939年度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当时，马先生特地亲自邀请财政部长孔祥熙参加。会议开始后，马寅初先生首先致开幕词。他在开幕词中说：“今天我们很幸运，我们的社员、现在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年会。孔先生是财政经济专家，又是掌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主管长官，现在我想先请孔部长对国家当前的财经情况和政策，对我们作一指导。”于是，在一片掌声中，孔祥熙面红耳赤地走上台去，胡诌八扯随意地敷衍了一番。　　待孔祥熙发言即将结束之际，马寅初先生出其不意地将了孔祥熙一军。他提问道：“请问部长先生，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财政当局没有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更猛烈地上涨，我们学识浅薄，不知用意何在？”讲到这里，马先生特意瞧了一眼表情此际已然僵硬的孔祥熙，接下去又讲道：“听说这次调整美元比价公布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拚命向市场上抢购美元、黄金和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不顾人民死活，一夕之间都发了大财。请问部长先生，这又作何解释？”当被之际，孔祥熙站在台上面色苍白，仿佛死人一般。马寅初此时也完全豁出去了，继续无情抨击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了，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和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都应该这样的呢？”　　马寅初先生这末后一句提问，搞得孔祥熙僵在那里呆着木鸡，一句话也答不上来。当时在座的各位与会代表，都明显听出马先生上述一番话的锋芒所指，并且都为马寅初这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的精神所深深感染。于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响起来了。在掌声中，那孔祥熙赶紧托辞有事不能耽搁，夹着尾巴灰溜溜地走了。尽管当时在会场上面对马寅初的无情抨击，孔祥熙未置一词表示反感，但在内心里却已经把个马寅初恨得咬牙切齿。　　偏偏那马寅初先生既不知趣又不买帐，当时蒋介石两次派人请他去蒋处晤谈，都给马先生不客气地拒绝了。这还不算，马先生在第工年的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再度年会时，接下来仍就当时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措施等加以严厉的批判和抨击。尽管这一次孔祥熙鉴于前车，不敢冒昧参加了，但对马寅初在会议中抨击当时弊政尤其是抨击孔宋家族的暴敛钱财罪行的做法，却-一记录在其帐上，准备以后寻机报复。当时孔祥熙心下笃信的一个信念就是：君子报仇10年不晚，咱们走着瞧吧。　　果然没过多久，孔祥熙报复的机会来了。在蒋介石的直接唆使下，孔祥熙等人为了铲除异己，禁铜舆论，竟于1941年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劫持了马寅初先生，旋即又将其送到贵州的息烽集中营中软禁起来。一时间，国内舆论哗然，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义愤；人们对“哈哈孔”外表敦厚内存险恶的可鄙嘴脸，也认识得更清楚了。　　就这样，直到1942年8月，迫于中国共产党和世界爱国民主人士尤其是重庆大学学生运动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才将马寅初放出来。但马寅初返回重庆后，仍为特务们软禁在其歌乐山的家中，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马寅初先生才最终恢复了自由。只是，非常令蒋介石和孔祥熙之流头疼的是，马寅初先生恢复自由之后，依旧大声疾呼，抨击国民党政权的贪污、腐败和暗无天日。　　孔祥熙性格中最突出也最持久的一个因子，就是对金钱和财富的贪婪攫取。他一生中主要的奋斗目标，第一是抓钱，第二是抓钱，第三还是抓钱。所不同的是，在抓钱的过程中孔祥熙逐渐认识到，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及时行乐。所以发迹之后，孔祥熙变十分贪图眼前的享受。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当时许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基本上都是做官在南京，赚钱或享乐在上海。当时，孔祥熙亦在南京、上海同时各置了一套房产。孔办理公务在南京，其夫人宋蔼龄长住上海。每逢周末，孔氏便同当时许多政要一样，搭上赴沪特快列车赶赴上海孔公馆与孔夫人宋蔼龄团聚。除了沪、宁两地各有一处房产外，孔祥熙及孔氏家族已在北平、广州、香港以及太原、太谷等地，都置有自家的豪华住宅。　　当年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在上海的住宅坐落在旧法租界的霞飞路和西爱威斯路上，分别为50号，51号两幢西式风格的二层洋楼；且装饰得十分富丽堂皇。而其在南京的宅第，坐落在南京高门楼20号上，系当年孔祥熙出任工商部长时，兴建起来的一幢中西合璧式的建筑。这套住宅平时只有孔祥熙一个人住，夫人宋蔼龄带着孩子均住在上海。只有宋蔼龄来南京有事时，才偶尔住上一晚然后就回上海。南京孔宅内一共有两间卧室、两间会客室和两间办公室，规模不算太大，装修也较为简单，只陈列了镜框油画，以及悬挂几幅谭延阎和于右任等人撰写的对联等。院子里是一条市道直通大门，两边各有一排厢房供属下警卫人员使用。此外这套住宅的厅前厅后都是花园，一年四季绿林成荫鸟语花香，环境甚为宜人。　　而在上海那边孔家一共有两幢洋楼，房屋装饰布置得就十分富丽堂皇了。其中不仅有各式新潮的像俱以及古色古香的装饰，房前屋后还栽种了不少的奇花异草，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在饭厅门口摆了一张画着一头狮子的大屏风，画面上那狮子站在一块隆起的巨石上，昂首挺胸向上怒吼的样子。屏风右角上题有一句：“睡狮已醒--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作出最大贡献的孔祥熙”。这幅巨画是当年上海展览馆的董事们送给孔祥熙的。当时，孔祥熙夫妇及其子女分别住在上海这两幢洋楼里。全家上上下下包括总管、佣人及警卫人员等共有70多人。上海的孔公馆里，除了大、小客厅以及餐厅外，还分别设有书房、古董陈列室、休息室、弹子室、写字办公间以及接待室、传达室等，可谓是兼具办公和别墅休闲之功能。　　当年孔氏家族的成员们，基本上是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来决定到各地居住的。　　在前面我们说了，孔祥熙没有什么太多的喜好，只喜欢吸吸烟或跟下面属僚聊聊天等。孔祥熙所吸的烟，其中亦有不少的名堂。平素他在家时，全吸的是进口高级洋烟，尤其喜爱吸三五牌的洋烟。但在外面公开场合露面或开会时，孔氏则专用一只中国烟听，里面装上三五牌洋烟，于是“哈哈孔”便一面吸着洋烟，一面还大言不惭地批评他人不吸国产香烟而专门喜好外国洋烟，俨然一派热爱国家的正人君人模样。不知情者当时还真以为孔部长抽的是中国烟呢，孰不知这家伙阳奉阴违，虚伪透顶。虽然，这种偷梁换柱的勾当是下属中那些拍马屁的人干的，但显然也是“哈哈孔”愿意如此，下面人才投其所好的。由此倒可见出，孔祥熙其人性格虚伪狡诈的另一侧面。　　孔祥熙因为常常胡说八道地发表演说，有时于不伦不类之中倒也不乏些许的幽默感，当年的许多新闻记者都曾目睹和报道过这位惹人捧腹的所谓新闻人物。比如一次孔祥熙出席广东建设研究会第一届年会时，人家恭请他莅临训话，他便也不客气地登上台，操一口山西老醋口音大放厥词讲其与广东有特殊关系、特殊渊源。当时他讲道：“第一、我自己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第二、我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第三、我自己的家眷是广东人；第四、我还在广东做过官。因此--讲到这里时，孔祥熙站在台上一脸的煞有介事又说道：“如果广东同乡会允许的话，我也可以毅然决然地加入广东籍……”当即，台下发出一片掌声和哄笑声。而“哈哈孔”站在台上却全不察觉，一副自鸣得意的派头。瞧了他那个样子，台下益发地哄笑起来。　　孔祥熙当年的迷信也是有名的，而且他无论是信上帝还是信江湖算命，全带有极强烈的功利色彩。这也许和孔祥熙当年发迹时走了基督的路子有关吧。1936年底“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一度全然不知所措，便又去祷告上帝乞求神明。当时他用《新约福音》为蒋介石的凶吉卜了一次洋卦。孔祥熙卜卦的方法亦很特别，他常常闭上眼睛随便翻开《圣经》中的一页，用手指按上其中一段，然后睁开眼睛去读其中内容讲的什么。这一次给蒋介石卜卦，孔祥熙翻出《圣经》中的一页说的是“耶和华和一个妇女一起获救的故事，于是他马上跑去告诉宋美龄。后来，果然是宋美龄亲走西安斡旋，终使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这件事当年使得孔祥熙得意了好一阵子，他到处跟人吹嘘自己占卜的洋卦如何如何灵等等，仿佛真有了半仙之体似的。此外，后来一直追随孔祥熙左右的那个潘益民，前面我们讲过就是给“哈哈孔”当年算命有功，才被孔祥熙屡屡提携的。　　孔祥熙在婚姻生活方面一直是比较严肃的。他得势后身边也曾美女如云，但他并不好色。在宋蔼龄之前，他曾结过一次婚，但他是在妻子死后才和宋蔼龄相识并结婚的。不过，孔祥熙当时对婚姻的想法，与其说是为了爱，还不如说是为了权、为了钱。因为他总觉得，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成天拜倒在石榴裙下，每日迷恋于粉脂气中，是不会有太大出息的。因此自从和宋蔼龄结婚后，他几乎是一直“安分守己”，宋蔼龄在这方面对他也挺放心。　　孔祥熙下午上班很准时，一点半到。所以财政部司局以上的干部有时上午不来，但下午都来，而且比孔祥熙提前半小时，以表示他们的“敬业”精神。孔祥熙有很多兼职，如行政院、中央银行等，都集中到财政部办公。如当时的行政院秘书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人，也都汇集到财政部碰头。除非有重要会议或重要活动，孔祥熙才到那边去。　　国民党政府建都南京后，党政要员们大都工作在南京，消遣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每逢周末，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是冠盖如云，车马如流。孔祥熙当然也夹在其中。宋蔼龄常住上海，要求孔祥熙每个周末的下午5点必须赶到上海的住所，孔祥熙唯命是听。一到周末便在办公室里“坐卧不安”，秘书知道了这个秘密后，也在后来对来访者进行挡驾，不是特别紧要的公文也就压一压。据说一次因为一件紧急公文需要处理，孔祥照周末9点才赶到上海，宋蔼龄不但不在门口迎接（一般她是在门口迎接的），而且还给孔祥熙甩脸子看。孔祥熙在南京虽为堂堂财政部长，上上下下都要看他的脸色，回到家里却现了原形，要看宋蔼龄的眼色。　　和宋蔼龄结婚后，孔祥熙是比较规矩的，并不像很多国民党上层人物一样，到处沾花惹草。一方面是天性使然，孔祥熙属内向理智型。外表给人的感觉是和善敦厚，初次婚姻及再婚，使他对女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青春期对异性的渴望便让位于对权；力、事业和成功的渴望。他曾私下和密友说：女人嘛，不能没有，。但不能太多。古人云万恶淫为首是有道理的。再有就是宋蔼龄的厉害。宋蔼龄跟随孙中山做秘书，曾对孙中山产生了爱慕之情，无奈是剃头挑子一头热，使她心灰意冷，最后委屈嫁给了孔祥熙。孔祥熙知道，无论从身价、知识、能力、财产还是势力，他都比不让宋蔼龄，他娶了宋蔼龄实际上是“高攀”了。而且，靠着宋家的势力，他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分量是加重了许多，他是万万做不得惹怒宋蔼龄的事的，特别是在私生活上。　　但好色几乎是所有成功男人的本性。好汉难过美人关，这也是一句古训。连古人的三十六计中都要附上一条美人计，可见女色之厉害。多少年来，研究民国历史的人一直在发出这样的提问，孔祥熙果真是不近女色的大丈夫？在韩玉梅、宋蔼龄之外就再没有别的女人？　　的确，在孔祥熙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以后，他遇到的美妇数不清，尽管孔祥熙从不跳舞，一般也不去夜总会，更不去逛妓院，但仍有一些必要的应酬必须参加，这就免不了有一些接触别的女人的机会。特别是在抗战爆发前孔祥熙和宋蔼龄分住南京和上海，如没有特殊情况，一个星期见一次面，这就使孔祥熙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寻欢作乐的条件。　　但孔祥熙真正“下水”只有一次。　　那次是一个叫约翰的英国人来和孔祥熙谈一笔生意，随同约翰同来的是一位绝顶美丽的女人。会谈后，他们一同到一家饭店用餐，孔祥熙不禁向那女人多看了几眼。而且这一细节，被细心的约翰发现，并对孔祥熙说：“荣小姐是我的私人秘书，久仰孔部长的大名，一直渴求一见。”　　那女人也赶紧顺着说：“我年轻幼稚，刚刚进入商界，还请孔部长多多关照。”　　孔祥熙当时也没多想，就和他们边聊边喝。不料荣小姐没什，么量，才喝了几杯便头晕胸闷，倒在了椅子里。无奈，约翰便搀扶着荣小姐走出了酒店。付帐时，约翰叫孔祥熙帮助扶一下荣小姐，孔祥熙不得已扶起了那女人的肩膀，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心跳加快，血液奔涌起来。　　和宋蔼龄结婚十几年来，他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女子如此亲近。那荣小姐白晰的皮肤粉里透红，就像刚出水的嫩藕。肩膀和胳膊软绵绵的像春天的柳枝，浑身上下散发着芳香。孔祥熙的心弦像被一只手拨动起来，并猛然升腾起一股强烈的占有欲望。　　后来，约翰又带着荣小姐拜访过孔祥熙，并说他有事要先回英国，在南京的生意由荣小姐负责。他为她在金陵饭店订了一个包房，有事可直接联系。　　约翰“走”了。孔祥熙记下了荣小姐的房间号和电话号码。孔祥熙到荣小姐那里去了没有，去了几次，和荣小姐的关系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孔祥熙和荣小姐的秘密接触被宋蔼龄知道了。　　孔祥熙虽老谋深算，但还是不能跳出宋蔼龄的手心。宋蔼龄人虽不在南京，但南京孔宅里的人，却有宋的耳目。孔祥熙出去干什么，夜里回没回家，在上海的宋蔼龄知道得一清二楚。　　一天晚上，宋蔼龄突然返回南京，铁青着脸走进卧房，宋蔼龄没吵也没闹，更没有把事情扩散出去。孔祥熙心里明白，也挺感激，他庆幸那晚他没出去。他原来是动了想出去一趟的念头，只因为白开工作有些疲劳，才没出去，他暗自庆幸，但宋蔼龄的突然出现使他明白了，他根本不能忘记、忽视宋蔼龄的存在，哪怕是为了像荣小姐那样漂亮多情的女人，都是绝对不允许的。　　当年孔祥熙和那个荣小姐虽然时间不长且后果不大，却提醒了宋蔼龄。从此夫人管束加强，不给半点机会，孔祥熙自然也老实了下来。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再未听说孔氏夫妇这方面的排闻。人们倒常常见到，每到星期天休息，孔祥熙便携夫人出现在后花园里，散步说话一派恩爱亲热的样子。尽管当年还有其他一些传闻，甚至有人讲孔二小姐为能从其父那里弄权勒索，私下里也曾给老爹拉过皮条等，因都属坊间传闻飞短流长，故均不大可信。就此可以说，孔祥熙与宋蔼龄夫妻二人的感情，还是相当融洽的。　　第十章 “西安事变”始末　　1．古城是个火药桶　　公元1936年12月12日，中国历史上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这一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当时任国民党代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日益高涨，而这种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情，对被蒋介石派到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影响很大。　　东北军从将军到士兵全是东北人，眼看自己的家乡被日寇占领，自己的亲人被日寇蹂躏，而他们做为职业军人，不能回去保卫家乡和亲人，却被蒋介石派到西北来打内战。到1936年，东北军的大多数官兵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反对内战，打回老家去，从日本人手中收复东北。这些想法，和蒋介石的计划显然是格格不入的。　　东北军抵制蒋的计划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谓桂系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开批评蒋介石不抵抗的“亲日”政策。蒋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是向他的领导权威的公然挑战，当下曾派军队前去威胁。但经过几个星期的在战争边缘徘徊后，双方都认识到开战是两败俱伤，于是达成妥协。但这件事对全国，特别是对东北军产生极大的影响，白崇禧、李宗仁为他们树立了一个敢于“反蒋抗日”，而蒋又拿他们无可奈何的榜样。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和左翼的救国会领导下，尽管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全国各地的抗日浪潮依旧风起云涌。1936年10月，日本关东军指使驻蒙的伪军在日本控制下的热河和察哈尔装备训练后，大举进犯绥远北部（内蒙）。当即国内外舆论普遍把这看成是日军对中国的公开侵略，是中国政府忍耐的“最后限度”和全国抗战的“信号”。但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对此向新闻界的答复是，“攘外必先安内”，只有消灭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团结抗日才可能实现。蒋介石的这一主张违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学校学生和爱国人士提出强烈批评。他们要求蒋接受成立“爱国民主统一战线”的主张，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门前请愿。但前去请愿的群众却被当作“卖国贼”和“捣乱分子”，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关进监狱。　　这时，西北地区的抗日情绪尤为激烈，东北军身在其中共鸣也极为强烈，但当时蒋介石对此却毫无认识。在蒋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级官员看来，西北地区是个交通闭塞、文化经济落后的边远的地方，对整个中国的影响无足轻重。也很少有记者到那里采访，把那里的情况公之于众。只有一个例外即美国作家尼姆·韦尔斯女士，继斯诺访问延安之后，又于当年10月访问了西安，并发回了极有价值的报道。蒋介石当时如果能认真研究一下这些报道，就不可能亲赴西安督战，历史也可能会改写。然而，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来不会因一个记者的报道改变自己的决定，所以才导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机，同时也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干，提供了舞台。　　韦尔斯女士当时的报道是这样写的：　　在中国的西京西安府，张学良少帅驻在这里剿共的，激烈抗日的东北军队伍中间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局面。这些军队原来在1931年有25万人，如今只剩13万人，都成了“亡国奴”；想家、厌恶内战，对南京政府对日本继续采取不抵抗政策越来越愤慨。下层官兵中间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就要谋反了。这种激情甚至传染到了高级军官。这种情况引起谣传说，甚至张学良以前同蒋介石的良好个人关系现在也紧张起来，他打算与红军结盟，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领导。　　中国抗日运动的严重并不表现在从北到南的许多“事件”，而是表现在这里西安府的东北流亡者身上--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其它地方虽然遭到了镇压，在西安府却在张学良少帅的公开热情的领导下，他在这方面采取行动是受到他的部队的热烈拥护的，如果说不是受着他们逼迫的话。　　当时，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个警告的严重性。当年10月，蒋介石手下最精锐的部队第一军去进攻甘肃的中国工农红军，他得到的情报是，工农红军经过万里艰苦跋涉已疲惫不堪，一触即溃。当时，蒋介石也多少知道东北军和红军秘密接触的情况，因此他决定亲赴西安督战。为了取得这次围剿红军战役的胜利，他甚至在兰州和西安准备了近百架飞机，运去了大批炸弹，据说还有毒气弹。在赴西安途中，蒋对他的幕僚吹嘘说，只需两个星期，至多一个多月，就可以彻底消灭“赤匪”的全部。　　直至蒋介石到了西安之后，他才发现他大大低估了东北军的抗日决心和张学良的意志。张学良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当时蒋介石十分生气地回答，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此事。　　但这时全国民族情绪越来越高涨，社会各界要求抗日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蒋介石的脉搏，要求南京政府镇压逮捕救国会，因为中国的抗日宣传是他们煽动起来的。蒋介石为了讨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国会7位最著名的领导人。其中有在公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银行家。律师、教育家和作家。对此，蒋介石学嫌不够，又查封了当时14家畅销的杂志。恰在这时，上海日商纱厂的数千名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下，抗议日军侵略绥远，却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镇压。而在青岛也爆发了爱国学生领导和抗日游行，日本军队竟派出海军陆战队在青岛登陆，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国学生。　　所有在新近发生的一切，都越来越强化了那个早已在东北军官兵心中生根的念头。当年11月，张学良代表所有东北军官兵及西北军将士，向公众发表了他在西安事变前最著名的呼吁，要求蒋介石允许他的部队开住绥远前线，打击日本侵略军：　　我们要信守诺言，一有机会就要让他们实现打敌人的愿望。否则他们就不仅把我本人，并将把钧座视为骗子，此后不再服从我们的命令。因此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　　当时张学良在西北军事委员会的这份公告里措辞恳切，要求报仇雪恨的心愿之真诚强烈，希望通过上前线抗日以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愿望均溢于言表。但顽固不化的蒋介都断然拒绝他们的请求，仍要求东北军立即准备同在延安地区的红军作战。　　张学良也不气馁，他以坚韧的意志又去了洛阳，再次请求在洛阳部署“剿共”事宜的蒋介石，同意他及东北军的请求；同时他还为被捕的救国会领导人说情。在扣留了蒋介石之后，他在解释扣蒋原因时曾向外界披露了那次谈话：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领袖，……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胞。其实我同那几位，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见过面，也不太熟；而我们积极援救他们，不过是因为主张相同，意志相同。蒋委员长决不采纳我的请求，后来我说：蒋委员长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区别？”　　蒋总司令回答说：“全国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作就是革命。”……　　但严格地说，张学良当初还未下发动事变的决心，因为蒋介石向张许诺，说他不久将再到西安，向东北军师以上将领阐明他这次行动的计划和战略。张学良回西安后，焦急地等待着他的领袖的第二次驾到，以平息部下的越来越难以控制的情绪。　　但就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又发生了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使事态朝着越来越不利于蒋介石的方向发展。　　第一件事是德日反共协定的签订和意大利墨索里尼非正式参加这一签订仪式。意大利早就和德日法西斯沆瀣一气，默认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墨索里尼同“满洲国”建交。这一系列文件激怒了张学良。他发誓要消除意大利在中国的影响。当时张学良在向军校毕业生发表讲话时说：“这是法西斯运动在中国的末日！”另外，德国军事顾问当时正在训练蒋介石的空军去轰炸工农红军。德国既然和日本是盟友，谁能保证德国不把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情报送给日本呢？他张学良率领的东北军怎么能和与日本结盟的德国军事顾问合作，去打共产党和红军呢？　　此外也是在这个月里，又传来了胡宗南所吹嘘的“铁军”第一军在“剿共”中吃了败仗的消息。胡宗南被蒋介石认为是国民党军队中最善战的军事将领之一。自蒋介石1936年10月到西安下令后，胡宗南部就一直迅猛地向甘肃北部红军控制的地区挺进。但就在胡宗南洋洋得意地向蒋报告，说红军正在溃退和不堪一击时，工农红军突然在一个深谷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那是在一天的黄昏，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胡宗南的飞机飞回了机场，气温下降到零度。红军突然向行进中的国民党军队发起攻击。一夜之间，胡宗南最精锐的两个步兵旅和一个骑兵团就被全歼，还有约一个团投诚参加了红军。胡宗南的其他部队得知这个消息后纷纷后撤，一时间把在几天前“占领”的地区全部又送给了红军。　　这件事给了东北军又一个极深的印象：他们假如真的服从蒋的命令去和红军作战，谁能保证他们的下场会和胡宗南不同呢？更何况胡宗南就是本地的军阀，他手下的官兵也大都是本地人而且熟悉地形。　　张学良深感和红军作战绝非易事，要想取胜更是难干上青天。想当年在江西的“围剿”中，哪次不是总司令亲自坐阵，而哪一次不是以失败而告终呢！　　蒋介石就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于1936年12月4日再次来到西安的。而这时的西安，由于各派势力的明争暗斗，已变成了一个一触即发的火药桶。　　当时，蒋介石在西安及附近没有正规军，除了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外，蒋介石在西安通过他的侄子蒋孝先控制了一个特务组织--蓝衣社。这个蓝衣社大约有1500名特务，分布在陕西全省。他们作为蒋在西北的耳目，曾诱捕、监禁、杀害、绑架了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员，同时也在密秘监视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一举一动。　　蒋到达西安的第5天，也就是12月9日，西安几千学生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向临潼蒋介石的驻地进发，要向“总司令”递交一份请求抗日的请愿书。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下令驱散学生队伍，警察在蒋介石亲率的宪兵的支持下，向游行队伍开枪，两个学生被打伤，其中一个恰好是一个东北军军官的孩子，这等于给本来就不满蒋介石的东北军火上浇油。消息传来，张学良亲自前往干涉，制止了警察对学生的殴打，并劝说学生回城，答应一定把请愿书转交给蒋介石。　　此时早有人跑到华清池把事情告诉了蒋介石。所以当张学良随后到蒋的住宅后，蒋对张学良大发雷霆，怒斥张学良立场不稳，对党国不忠。以后的很多年里，蒋介石一直认为他们俩人的这一事件是后来发生反叛的原因。　　当天，蒋介石把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全部集中在一起，但并没有像原来设想的那样一起接见他们，老奸巨猾的蒋介石想通过分别接见的办法来分化瓦解东西北军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但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又破产了。不论蒋介石接见哪一派的将领，这些将领只有一个请求：到绥远抗日前线去。虽然他们仍都承认蒋是他们的总司令。　　然而已经利令智昏的蒋介石却不顾一切反对，决定在当月10日召开大本营会义，正式通过发动第六次“围剿”计划。他在日记中写到：“我告诉他们（指大本营将领），剿匪已到最后5分钟就可最后实现胜利的阶段。”　　蒋介石随之向已驻扎在甘肃、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以及南京军队发布总动员令。并拟在12日向全体将士公布总动员令。蒋在动员令中声称，如果张学良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东北军将就地被南京派来的部队缴械，张本人亦将被撤职。　　与此同时，张学良和杨虎城还得到一个消息，蒋孝先控制的蓝衣社同警察已拟定了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和同共产党有秘密接触的人的黑名单，准备在总动员令发布的同时，将这些人立即逮捕。他们还得到情报，说蒋介石已秘密任命另一位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来接替张学良任“剿匪”总司令。　　12月11日，张学良、杨虎城分别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会议，面对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最后下定了兵谏的决心。张学良当即调动了一个师的东北军和一个团的西北军解决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和蓝衣社，另派自己的心腹、卫队营长孙铭九前往华清池蒋的住处去抓蒋介石。当时张学良对孙铭九说：　　“孙营长，我现在命令你，马上率兵去华清池（蒋介石的住处）执行任务与白凤翔师长一起去。他是干过掏窝（土匪）的。千万谨慎小心！千万别把他（蒋介石）打死了。万不得已时，打断他的一条腿！可千万别叫他跑了！千万不能把他打死！”接着张学良还颇为伤感地说：　　“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你我就见不着面了。你死，还是我死，都说不定了……”　　1936年12月12日凌晨3点，孙铭九率领的200多名东北军驱车赶赴华清池。5点钟行动开始，蒋介石的警卫和孙铭九部在宾馆门口交起火来，但不到一刻钟，孙铭九就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只是当孙铭九率部冲进蒋的卧室时，蒋已不见了踪影，而蒋介石的假牙还泡在水中，帽子和皮包等散落在室内。孙铭九一摸蒋介石的被窝还有余温，于是断定蒋介石没有走远，就带领下属在附近搜索。终于在不远山坡上的一块巨石的石缝里，他们发现了身穿睡衣睡裤、冻得哆哆嗦嗦的蒋介石。　　英国的一名叫詹姆斯·贝特兰的记者事后采访孙铭九并报道了当时的情景说：　　孙铭九向他打了招呼，总司令的第一句话是：“你是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算了。”孙回答说，“我们不开枪。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介石坐在大石上，结结巴巴地说，“把张少帅叫来，我就下山。”　　“张少帅不在这里。城里的部队已起义，我们是来保护你的。”　　总司令闻此似乎感到放心多了，要派一匹马送他下山。“这里没有马，”孙铭九说，“不过我可以背你下山。”他在蒋介石前面蹲下。蒋介石犹豫一会就同意了，吃力地趴在这个年轻军官的宽阔背上。他们就这样在军队卫护下下了山，等仆人送来他的鞋子，然后在山脚下上了汽车开到西安去。　　“既往不咎，”孙铭九对他说。“从今开始中国必须采取新政策。你打算怎么办……中国的唯一紧急任务就是打日木。这是东北人民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下令打红军？”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介石大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东北军和西北军还控制了西安市。蓝衣社的特务在睡梦中被惊醒、缴械和关押起来；“剿匪”参谋总部的人员在西安宾馆的住处亦被包围；邵力子省主席和警察局长也成了张学良的阶下囚；蒋介石派到西安的50架轰炸机和飞行员同时在机场被扣。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便以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名义联合通电全国。这封简短的电报说，为了促使蒋抗战，已要求蒋“暂留西安”，同时保证他的安全。提交给蒋的“救国要求”也同时向全国广播，但遭到国民党控制的新闻单位的封锁，报纸也没有发表。当时张杨的“救国要求”就是后来著名的8条纲领，其主内容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内战，采取武装抗日。　　（三）释放上海爱国七领袖。　　（四）大赦政治犯。　　（五）保证人民集会自由。　　（六）保证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和政治自由。　　（七）实行孙中山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当时的这八项救国主张，立即受到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各阶层各党派以及各界群众的多数拥护和支持，并在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反响。　　2．孔祥熙机关算尽　　西安事变爆发的当天，孔祥熙、宋蔼龄和宋美龄正在上海。　　那是12月12日下午3时，机要秘书脚步匆匆，叩响了孔祥熙书房的门。　　“什么事？”孔祥熙放下后中的报纸，抬头漫不经心地问道。　　“加急电报！”　　当即，孔祥熙从秘书额头上渗出的汗珠和眸子惊慌游散的目光中，感觉到了什么，但仍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摆摆手说：“你出去吧。”　　秘书走后，孙祥熙从邮封中抽出电报正文，顿时一行细小的5号来体字映人他的眼帘，他的心一下子窜到了嗓子眼，全身的血液似乎一下子凝固了。　　“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　　电报的落款是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　　这难道是真的？孔祥熙头脑中刹那闪闪过了无数念头。他素知何应钦和桂系白崇禧、李宗仁有深交，与蒋介石也是面和心不和。但如此重要的情况，料他何应钦也不会视为儿戏。　　孔祥熙立即要通了南京的电话，几经查问，最后从南京财政部秘书那里传来的绝密电话，证实了何应钦的消息。同时，南京也收到了张学良的电报，还有一封专门是给孔祥熙的。　　接完电话，孔祥熙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像一尊雕塑一动不动。　　窗外大块大块的云团从远处飘来，挡住了蓝色的天空。　　此刻孔祥熙的心像被压住了一块大石头，压得喘不过气来。他脑子急速旋转着：张学良用意不清，蒋介石生死不明，日本这时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刚刚缓和的派系之争必将再次发起；更主要的是他已通过法币改革，死心踏地投靠了蒋介石，孔家的命运已和主子的兴衰沉浮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半响，孔祥熙镇静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拨通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票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秘书鄂山荫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就在这时，宋蔼龄也走了进来。看到桌上的电报后她也惊呆了，片刻后才说：“小妹知道了吗？”　　“她还不知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会要死不活的。要想好了办法再告诉她。”　　“我知道，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但孔祥熙心里明白，如不赶快通知宋美龄，她从其它渠道得到了消息会更加气愤和悲伤。于是，他和宋蔼龄立即驱车前往宋美龄在上海的往处。　　碰巧，这天下午来美龄正在主持召开“航空事务委员会”常务会议，商讨改组“全国航空事务委员会”事宜。　　孔祥熙派人把宋美龄叫到客厅，对她说：“有件事很紧急，我专程赶来告诉你。”　　“什么事？”宋美龄立即预感到什么严重的事情发生了。　　“你别着急，事情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宋美龄越发着起急来。　　孔祥熙示意宋蔼龄坐在宋美龄身旁，然后一字一句地说：“西安发生了兵变，委员长下落不明。”　　宋美龄惊呆了，脸色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灰。接着，她便用双手掩住面颊硬咽起来，肩膀像秋风中的树叶不停地抖动。　　宋蔼龄急忙劝说。一会儿宋美龄停止了抽泣。在这种时刻他们都明白，眼泪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唯一要紧的是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而最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只要蒋介石还活着，一切都好办。　　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明日清晨一起前往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那一晚，是孔祥熙进入南京最高决策层后最难熬过的一夜。窗外寒星点点，屋内灯火黯淡，孔祥熙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他脑海中不知为什么，总是浮现出张学良手持左轮手枪在大声训斥蒋介石的画面。　　不行，得立即给张学良发电报，稳住这位年轻气盛的少帅，确保蒋介石死里逃生。　　老谋深算的孔祥熙拿出在商战中揣度对方心态的技俩，披衣坐在写字台前，在一叠几十张信纸上写满了草稿，并且写一张扔一张；再写，不满意再扔……当时，孔祥熙想到给张学良发电报，也是有原因的。1922年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不料时隔不久，张作霖的奉系在战争中大败，于是撤回关外准备整军备战伺机反攻。此时，在广东的孙中山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便密令孔祥熙到东北，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和张作霖谈判，以求形成南北联合共同对付直系军阀的局面。就是在那时，孔祥熙第一次见到了少帅张学良。　　孔祥熙在沈阳受到了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热情招待，孔祥熙在东北半月余；和张作霖张学良成了“知心朋友”，尽管彼此都知道是相互利用，但毕竟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孔祥熙进入国民党决策层后，仍和原来各大军阀保持着联系，私交甚好，如阎锡山、冯玉祥等，对张学良也是一样。当时，他想以私人身份给张学良发一电报，是想通过此举稳住张学良、说服张学良、感化张学良，使张学良不至采取过激的行动。至少可以摸清张学良的思想脉络，保持一条和张学良沟通的渠道。于是，孔祥熙在电报里这样写道：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徽吾见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呈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先复布意，位候明教。　　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也不激烈，没有指责攻击威胁之词，反映了孔祥熙对这一事变的基本态度--即和平解决的愿意。　　当晚岂止是孔祥熙没有睡觉。12月12日这天夜里，对在南京的所有的军政大员来说，都是一个难眠之夜。　　夜幕深深浅罩着六朝古都南京。　　在南京何应钦的官邸客厅里，依旧灯火通明。　　国民党中央委员云集于此，正在召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处理“西安事变”的对策。　　在这次国民党中央的紧急会议上，平时养尊处优、傲慢专横的国民党高级党政要员大都乱了方寸。他们都被西安事变的突然发生弄得目瞪口呆。据说戴季陶第一个站起来大叫大喊到：“对张学良一定要明令讨伐，张学良胆敢对委员长非礼，实属犯上作乱，大逆不道。如不明令讨伐，则主不为主，国将不国！”　　这种极力明令讨伐的言辞激烈的演说，当场立即引起了共鸣，于是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这次会议决定：　　（一）免除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属部队，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叛党国，交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由原5人增至7人，并推举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会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军队指挥调动由何应钦负责。　　直至13日清晨，没有参加会议却被推举为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的孔祥熙才携宋美龄、宋蔼龄姐妹俩一起来到了南京。　　当时，何应钦也不顾事先约定的礼节，急匆匆地闯进了孔祥熙的寓所，向他通报了昨晚会议的内容。　　这时，宋美龄也来到孔祥熙的寓所。当听何应钦说已决定对张学良、杨虎城动武的决定后，立即和何应钦吵了起来。　　宋美龄质问何应钦：“我问你，你大力主张讨伐是何用意？假如仗真的打起来，你能控制局势吗？你能保证救出委员长并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吗？告诉你，无论谁要发动这场战争，都是对他的谋杀！”　　何应钦本想安慰宋美龄几句，不料宋美龄却向他发起了“进攻”，“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换了别人，我一定把他看成是异党和别有用心。现在首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委员长的安全，‘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何应钦自然不敢得罪宋美龄，特别又当着孔祥熙的面。“那--照夫人的意思是……”何陪着笑脸问。　　“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地说：“停止讨伐的命令，想尽一切办法把委员长救出来。把他活着救出来，活着回南京！”　　“夫人，讨伐不是我一个人意见，是会议……”何应钦还想要滑头。　　“会议又怎么样？我们可以重新开会。我和孔祥熙一同出席！”　　“那倒不必，那倒不必……”何应钦说，“不过，据我所知，总参谋部已命令20个师出发了。”　　“出发了也得调回来！”宋美龄把眼睛都气歪了。“何总司令，你想过没有？一旦爆发战争，西北方面决不会孤立无援。你好好想想，有多少省都希望你去讨伐，日本人也盼望着你去。这样矛盾就会更加激化，委员长的生命就更无法保证，中国就会大乱。谁希望中国现在大乱？你主张讨伐到底是帮助委员长还是在害委员长？”　　“这……这……”何庆钦理屈词穷，鼻头上渗出了汗珠。　　宋美龄又看了一眼孔祥熙说：“明天我就派端纳到洛阳，转道去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了，他回来后我们一同去。”　　“夫人，”何应钦说。“可以让冯玉祥代替委员长做人质，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告辞了。”宋美龄不等何应钦反应，起身出了孔宅。　　宋美龄走后，孔祥熙对何应钦说：“夫人的言辞激烈可以理解，我一会儿会去劝她。不过，对西北动武，军事解决问题，千万要慎之又慎。”　　何应钦走后不久，苏联驻华大使馆秘书鄂山荫如约来到孔宅。　　孔祥熙忙出门迎接，满脸堆笑。孔祥熙虽自小经商，但工于心计，对政治也极为精通。他急着约鄂山荫见面，就是想通过苏联的力量和影响来控制中国共产党，从而影响张学良和杨虎城，以期保护蒋介石的生命。如此可谓机关算尽，用心良苦。　　上过茶后，孔祥熙真诚地对鄂山荫说：　　“阁下想必已知道西安发生的事情。试想蒋委员长如果遇险，中国的亲日派必然得势，中国的人力物力将成为日本军阀向东北及世界扩张的资本，这对亚洲对苏联都将构成严重威胁。所以，希望苏联能通过自己的影响来保证蒋委员长的安全……。”　　会见完鄂山荫后，孔祥熙又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领事须磨。含蓄地告诫其“西安事变”乃中国民众抗日情绪爆发使然，日方对此事应保持理智，不能乱插手，以免激怒中方，造成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饭就又赶到总统府的国民党中央会议室，参加政治委员会常务会议。此次会议的议题仍是怎样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　　会上，主战派和主和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何应钦自然是主战派，宋美龄上午对他的警告他并没放在心上。相反，他还把宋美龄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这次会议一开始，何应钦先声夺人先人为主，报告了由飞机侦察的西安的情况及军队中高级将领对此的反映。　　孔祥熙则寸步不让，随即报告了在上海听到的“西安事变”的消息后，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决的愿望。　　于是两派各执一词，陈述利害，争论不休。如何应钦、吴稚晖等仍然主张立即讨伐，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则以为先缓解为佳，孔祥熙亦说张学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会议继续且争吵继续，最后依旧是毫无结果。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面红耳赤。　　孔祥熙想军界力主讨伐，除了亲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里蒋一直对军队灌输效忠思想，一旦蒋本人遇难，部属无动于衷岂不荒谬。军人力主讨伐，也表明了对委员长的一片忠心。现在的问题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达到个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级将领陈明利害，考虑长远顾全大局，关键时刻切不可意气用事。　　14月中午散会后，孔祥熙特邀冯玉祥到其住处密谈。孔祥熙知道，要想制止何应钦和桂系的战争叫嚣，必须有足够强大的军力来制衡，而现在掌握兵权的将军里，他能说上话的就是冯玉祥了。　　当年孔祥熙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同冯玉祥会面，二人一见如故，彻底长谈，从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于受了孙中山及孔祥熙等当时的革命党人的影响，尤其是听了孔祥熙的劝说，当年冯玉祥才发动了北京政变，并从此走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的。当时去找冯玉祥将军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冯玉祥在“西安事变”后曾立即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来，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公开陈述”，并表示愿意替蒋介石到西安去当人质。　　于是见面后，孔祥熙开诚布公地对冯玉祥说：“我的意见你在会上都听到了，这个仗无论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讨伐是下下策，于国、于党、于民、于委员长都不利。”　　冯玉祥说：“此话正合我意。”　　当下两个人还商量如何做好部队将领工作，以保持稳定以及请英美和苏联出面调停等事宜。　　几天来，孔祥熙异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长一职给他以受命于危难之时之感。在和宋蔼龄商量后，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听各省实力派人物对西安事变的反应。表面上，他又做些官样文章，公开致电各地，极尽分化拉拢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制何应钦亲日派之势力，又从各方面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压力。孔祥熙把这一套办法归纳为“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　　孔祥熙发出致各省市的通电，大都要求各地当局要“遵照蒋委员会长的既定方针，以最大的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他还分别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韩复榘、商震、沈鸿烈、阎锡山和刘湘等各省各军要人，从不同角度并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讨救蒋之策，或暗示威胁，或封官许愿，企图彻底孤立张、杨于西安；使其成为共讨的孤军孤将。他要宋哲元“坐阵冀察”、“共挽时艰”；他致电韩复榘，告之“蒋公安全，以坚其信”，并“望韩专电劝张，祛除误会，免阅墙之争，招覆卵之祸”；旋又致电阎锡山“即电汉卿，促其反省”，并请阎考虑能否设法利用地利之便，将张学良接到太原，以阎做为中间人进行谈判。　　在这盘险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拢分化各地党政要员外，还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到了一些虽名望不高、官阶不大却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个叫冯钦哉的，只是个师长，他却几次致电对其表示关心和关注。孔祥熙如此作为例并不是为了礼贤下士。这个冯钦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乡，又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24师师长，驻防在离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给驻洛阳的64军军长樊嵩甫拍发电报，并请樊转交冯钦哉。电报中孔祥熙要冯钦哉站稳立场，在这事关党国安危的关头与蒋保持一致，并希望冯能在西北军多做疏导工作，及时将部队中的动态和西安的详细情况报告给他。　　冯钦哉接到孔祥熙的电报后极为高兴，这个官迷原来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样才能抱住一个粗腿好升官发财。这次“西安事变”把命运之神送到了家门口，过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动发了电报给他，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当下，有奶就是娘的冯钦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国主张”，同时为了表示对孔祥熙的忠诚，他还秘密会见樊嵩南，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军的情况密报了上去，并明确表示要效忠蒋介石和孔祥熙，随时准备反叛参加“围剿”东北军，并设法收容影响门路军即西北军。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冯钦哉的来电。随后他亦立即给冯钦哉回电。在表达了对冯的欣赏佩慰之后，要求其将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密报南京。　　冯钦哉做为西北军中为蒋介石、孔祥熙卖命的内线，就这样与南京建立了联系。他一面复电孔祥熙，表示“希惠我南针，立即勉效驰驱”，一面与樊嵩甫联系，公开发表“声讨”西安的声明。这样，孔祥熙通过略施手腕，达到了分化杨虎城西北军的目的。　　据说何应钦在得知樊嵩甫和冯钦哉密报孔祥熙一事后，极为恼怒。他立即打电话到洛阳，将樊嵩甫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当时何应钦在电话中说：“你好大的胆子，胆敢瞒着我直接向孔院长告密。我看你这个军长是当到头了！”　　樊嵩甫忙自己辩解说是孔直接打电报给他。他做为一个小官，实在不敢得罪。　　何应钦命令地说：“今后凡属军情只能向我和刘峙长官汇报，不准再越级上报他人！”　　精明世故的樊嵩甫又将此消息告诉了孔祥熙，并讨好说，他并未被何应钦吓倒。以后有了重要情况，第一个报告的仍是孔院长，只是希望孔院长保守秘密，不要向外界透露。　　。孔祥熙是何等聪明，听出樊嵩甫话中有话。为了稳住樊，立即给樊嵩甫汇去大洋1万元，说这笔钱暂做为军事费用，以后还会再次追加，对其在南京读书的子女也会好好照顾。孔祥熙希望樊对南京中央政府和蒋孔忠心不改。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为了给其打气，还任命他为“渭北剿匪司令”，并派专人连夜送去巨款安稳军心。　　冯接到委任状和巨款后，对天发誓要忠于孔祥熙，为南京卖力。这件事又可见孔祥熙其人的手腕之阴险。　　有人说，孔祥熙在处理西安事变中使用了他在经商理财中的杀手锏--金钱铺路，但在他当代理行政院长这段时间，到底有多少钱经他手流出，至今还是一个谜。但一般认为，宋子文是当时中国仅次于杜月笙的第二大富翁。孔家和蒋家分别排在第三位和第四位。孔祥熙又是财政部长，是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大管家，拿出些钱来贿赂绝对不成问题。再说，依当时的情景，金钱对孔祥熙已不那么重要了。只要能保住主子，只要蒋介石能活着回来继续执掌大权，他的财源就仍旧如同不尽的长江之水，滚滚而来。　　尽管南京政府当时封锁了一切从西安传来的消息：广播、报纸、宣传品和电报……但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还是传了过来。一时间，南京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什么“西安遍地是火，处处是红旗和枪炮声”；什么“西安城四周已布满了正在修筑阵地、挖掘壕沟的士兵”，什么“共产党和东北军一起在城内杀人放火，抢劫掠夺”等等，无奇不有。　　“西安事变”发生后，孔祥熙就和宋蔼龄、宋美龄商量，决定先派端纳去西安探听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他出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30年前以报社记者的身份踏人中国的土地，由于他精通华语，为人热情，笔头子来得也快，故很快就成为一个活跃于旧中国政治舞台的时髦人物。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使端纳很快喜欢上了这块沃土，他又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好友。当年既和同盟会交往，又是一些清朝官吏的坐上宾。在孔祥熙青年时代，他就成了孔、宋两家的常客。辛亥革命以后，端纳又投靠了革命并一度担任孙中山的私人顾问；继而又成了张作霖的顾问，及张学良的英语老师和好朋友。他不但给张学良出谋划策，据说还助其戒掉了多年难以戒断的毒瘾。端纳曾陪张学良赴欧洲考察，考察期间两个人如同至交，竟日形影不离。　　后来不知谁向蒋介石推荐了这位“洋大人”，说他为人真挚，学贯中西，深谋远虑。于是蒋介石亲自出面又将端纳调人南京中央政府，成为美英驻华大使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人。端纳亦积极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提供信息，出谋划策。　　1928年，端纳曾和孔祥熙做过一次生意。结果，在官场上运作自如的端纳败给了在商场上老好巨猾的孔祥熙，赔了一大笔钱。当时，端纳曾诅咒发誓，再也不和孔祥熙这种人交往。然而没过多久，“他的赌咒就一钱不值了！”为了英美的在华利益和他的地位收入，端纳很快就忘记了自己的誓言，成为蒋介石、孔祥熙的“幕僚”和“随从”了。　　端纳跟随张学良多年，深知他的为人和秉性。所以当孔祥熙和宋美龄找到他后，他自信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背叛蒋介石搞兵变，我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孔祥熙、宋美龄虽然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们仍催促端纳赶快去西安，一来看看蒋介石现在的情况；二来充当他们的调解人，并摸摸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虚实。　　当时他们觉得，端纳是最佳人选。　　1936年12月14日下午，端纳忐忑不安地走下飞机。他环顾西安机场，并不像他原来想象的那么可怕，而到处是欢迎官员且都堆着笑脸。为首的，就是他的“故友”张学良将军。　　在机场寒暄了几句后，端纳便提出要见蒋介石。　　“这么急，不到宾馆小憩片刻？”　　“你不知道蒋夫人和孔院长有多么着急，他们要我一下飞机就去见委员长，我也是受人之托呀！”　　于是张学良答应端纳的要求，二人驱车来到关押蒋介石的宾馆。　　进门后只见蒋介石坐在一张简易沙发上，面色灰黄，两眼布满血丝，但还算有点精神。端纳上前握手，蒋介石不起身迎接，二人相握的手在空中使劲摇晃，一时竟不知说什么为好。　　三人落座后，端纳突然从兜中掏出钢笔，草草拟了一份电报后交给张学良说：“能否派人把电报发给南京，这样他们晚上就能见到。”　　“端纳先生……”蒋介石有些沉不住气了，“什么事这么急，我们还没开始谈话……”　　端纳知道蒋的意思就说：“我们谈话的内容和这里的一切我随时可以向南京发报。但这封电报必须马上发，我要让那边的人知道，委员长您安然无恙。”　　端纳从公文包里又掏出了宋美龄的亲笔信说：“这是夫人给您的信。”　　蒋介石也顾不上和端纳说话，连忙打开信细细读了起来。当他读到那句“南京现在是戏中有戏”时，一向严肃的面孔却忍不住笑出声来。　　孔祥熙很快收到了端纳的电报。12月15日端纳飞到洛阳，又用电话向孔祥熙及宋美龄报告了他在西安会见蒋、张的情况及所见到的一切，并着重强调了张学良的善意，及其张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愿望。　　与此同时，张学良也向南京政府发了电报，希望孔祥熙、宋美龄或其他要员前去西安，商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当时张学良的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总司令在此久留不是我们的责任。端纳先生上星期一到达后，总司令的气愤和不愿谈话的心情稍减，他心平气和地讨论了我们面前的问题，至星期二已原则上同意我们所提各点，以便采取明确国策，实行改革，使全国能够在政治上和物质上合理地和自由地发展，以符合孙中山博士的遗志。　　我因此打电报欢迎南京方面派任何人来听总司令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总司令自然强烈要求释放他回南京，我个人虽然完全相信总司令会履行诺言，但不能贸然让他在回南京后被人劝说继续内战……他同意了这一看法，此后他即与我们一样等待南京派有权处理此事（即提供适当保证）的人员前来，以便总司令能回京，但迄今并无结果。　　情况就是如此。如此贻误，实在令人奇怪。若派员前来，他几天前就早已可以回去……　　但当南京的党政要员接到这封情真意切的电报后，多数人却持怀疑态度。有人认为这是张学良在耍手腕故意拖延时间，有人认为这是张在变向提出索价的条件，还有的人甚至认为不能派要员去，认为张学良想趁机多抓几个人质，做为以后讨价还价的筹码。　　“委员长他们都敢扣，孔祥熙为什么不能扣？”何应钦在会议上大声喊着。　　在政界军界一片“讨伐”的叫嚣中，孔祥熙也慢慢改变了温和的态度。一是他觉得如果失去了多数人的支持他会控制不了南京的局面；二是他自进入官场以来也养成了多疑的习惯，对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不太信任；三是他觉得对张、杨也需要采取恩威并重、打拉结合的手段，一边伸出橄榄枝，一边高压威胁，对解决事变可能更有益一些。　　正是在这种动机的支配下，孔祥熙当时接受了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的采访，并发表讲话宣称张、杨对蒋的劫持影响了国家前途且十恶不赦等等言论。此外他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亦说：“汉卿劫持介公，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以国家民族计，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此时孔祥熙的态度又同12月12日深夜他致张学良电报中的态度判若两人了。　　当时，孔祥熙态度的转变，使国民党高层内关于“缓和”和“讨伐”的争论及两派相持的局面发生了变化。12月16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并作出对张、杨进行武装讨伐的决定，会议推选何应钦为讨伐军总司令，迅速调动部署军队，完成对西安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向国内外公开发布讨伐令。当天，孔祥熙和林森两人立即以中央国民政府的名义向全国公布了《讨伐令》，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上述命令，从16日起，南京市实行了所谓“戒严”。　　1936年12月17日，人心浮动且流言四起的南京市大街上行人稀少，街市冷落，不少店铺早早地上了门板，只有偶尔一两辆人力车从街上穿过。这时，几辆美国福特牌轿车急速驶向位于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丁家桥。车停稳后，孔祥熙从车内钻出向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广播电台播音室走去。晚8时整，孔祥熙对全国、全世界亿万关心着“西安事变”的人们，发表了《“西安事变”与勘乱》的讲话。　　在广播讲话中，孔祥熙用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提高了嗓门说到：“全国同胞们，今天本人受中央广播电台之邀，为‘西安事变’一事向同胞们演讲。”他首先为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决定乱吹并诡辩了一通，然后对张学良、杨虎城所谓“叛变行为”进行了谴责：　　“张学良、杨虎城等竟敢犯上作乱，劫持蒋委员会长，为了区区小利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虽然我们都非常关心和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一个人的安全而妨碍一贯国策，不能因一时事变有所迁就……”　　他接着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纪纲，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孔祥熙的声音通过无线电波，传向全国各地，并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　　发表完演讲后，孔祥熙还担心一些帝国主义列强不了解、不支持他们的决定，于是特地派了一位外交部官员专门到英国驻华大使馆，向大使体格森爵士传达了孔祥熙本人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信心。同时这位外交部官员还向英方表示，他们已得到情报，苏联政府称他们同“西安事变”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不会引起中国同其他列强的冲突和对立。　　在以往的文章和传记中，都反复介绍说明孔祥熙力主和谈。反对讨伐的言行及动机，却很少提到孔祥熙在一段时间内也曾赞成讨伐，并向国内外发表公开演说这一事实。虽然发表演说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之授权，但他本人若态度坚决，恐怕也不会有那样的结果。　　这样，孔祥熙由事变刚开始主张和谈（有12日晚致张学良的电报为证）到17日赞同讨伐，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很多疑问也待历史学家们去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宋蔼龄、宋美龄和宋子文等都是反对讨伐的，孔祥熙何以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是惧怕何应钦为首的强硬派，还是代理行政院长的身份使他不得不在世人面前摆出一种不能屈服的姿态？一时还以难下定论。但从他和宋蔼龄、宋美龄的谈话来看，他内心是不主张讨伐和武力解决的，起码在没救出蒋介石之前。　　讨伐令一下，战争机器便开始起动。何应钦信心十足，精神抖擞，立即指挥大军由各方向陕西进军。一时间飞机轰鸣，马达声声，很快东路集团军便在潼关一带和东北军接上了火。飞机也飞临东北军驻地上空，成排地丢下了内战的炸弹。当时，只是因为突然飘起大雪，才未轰炸西安。　　上面提到，讨伐令发出后各方反应激烈，而这些反应对后来形势的变化发生了影响。　　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等人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公开致电南京政府，指出“西安事变”的出现是蒋介石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果继续扩大内战，必是亲者痛。仇者快，直至亡国灭种。中国共产党希望南京政府和蒋介石采纳张、杨八项救国民主纲领，立即变内战为抗战。　　当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的以周恩来、秦邦宪和叶剑英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和蒋介石进行谈判，以表示中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诚意。　　“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曾亲自驾机飞赴延安，同周恩来进行过彻夜长谈且受益匪浅，并由此对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对周恩来的到来，张学良及杨虎城两将军表示热烈的欢迎。　　12月19日冲华苏维埃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全文如下：　　南京孔庸之（群熙）、孙哲生（料）、冯焕章（玉祥）、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以哲）、孙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述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过全国各党各派务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正确主张，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大的反响。特别是周恩来等亲赴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蒋介石的直接会谈，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到了重要作用。　　再说张学良、杨虎城原来举行“兵谏”的目的，就是为了反对内战，一致抗日，并不真想加害于蒋介石。听到孔祥熙的讨伐令后，张、杨不禁义愤填膺，东北军官兵也情绪激烈，纷纷表示要和何应钦决一死战，拼个鱼死网破。一时间，西安古城战云密布，战争一触即发。　　12月16日，也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做出讨伐决定的当天，端纳就向蒋介石通报了宋美龄透露给他的国军即将进攻西安的消息，要求蒋介石明察大局，下令制止。当时，张学良刚巧也在蒋介石身边，他十分气愤地说，何应钦做得太过分了。　　张学良还就南京的讨伐专门回了一份电报。他在电报中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期间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尚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张学良的电报铿锵有力，表明了寄希望于和平但又并不惧怕战争的气概。　　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最担心的人物莫过于蒋介石了。事变因他而发生，围绕着他的命运，各派力量又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而老谋深算的蒋介石，对此自然是再明了不过了。在问鼎中国最高政治权力的过程中，蒋介石也曾多次遇险。但这一次，却是他在获取最高权力之后的第一次，也是他从政以来最危机的一次。为了他的生存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生存，他虽身陷囹圄却也绞尽了脑汁。　　当端纳将南京政府决定采取军事行动的决定告诉蒋介石后，蒋的第一个反应是假如大战开始，我个人的安全还有没有保障。到时候，各派都会以他为赌注，进行一次空前的大赌博，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自己成为牺牲品。因为张学良肯定不是何应钦的对手，被逼急了他什么事干不出来。即使张学良不愿那么做，但他能制止、控制住他的部下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10年不晚。这一点，蒋介石和宋美龄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并非不恨张学良和杨虎城，并非不恨共产党，而现在是小命搭在别人手里，哪儿还能摆什么委员长的威风！当时蒋介石心里想，古人云，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现在是三十六计活为上计。　　经过一夜苦苦的思考，12月17日蒋介石写了一个“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的手令，叫同他一起在西安被扣的蒋鼎文带回南京，并亲手交给何应钦。　　次日，蒋鼎文飞抵南京，孔祥熙和何应钦看到了这份手令。当下孔祥熙心中暗喜，何应钦无可奈何，南京政府中的讨伐派顿时像泄气的皮球，蔫了下来。　　与此同时，英国对孔祥熙、何应钦的讨伐也作出了反应，且明确表示反对。18日英国驻华大使驱车前往孔祥熙住处，孔祥熙忙出面迎接。当即这位傲慢的大使以英国人特有的口吻对孔说：　　“尊敬的阁下，我受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的委托，向您转达他的意见。他认为，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是这样，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这对事诚是否会有所帮助呢？”　　在孔祥熙听来，这位英国爵士虽没有明确表示反对讨伐，但宇里行间反对军事解决的意见是再明显不过了。于是，孔祥熙只得陪着笑脸说：“欢迎文登大臣的建议，如果艾登先生能推进这一安排，我们将十分感谢！”　　国内国外的压力、特别是蒋介石的手今，迫使孔祥熙必须考虑怎样通过谈判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而谈判的核心是两个问题，一是怎样把蒋介石安全救出又不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面子；二是派谁去西安才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当时，张学良、杨虎城希望孔祥熙、宋美龄去谈，因为他们俩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比较合适，并且能代表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形象。　　宋美龄急切地希望早日见到蒋介石，觉得无论谁都无所谓。孔祥熙这一边就不同了，尽管不断有消息传来说蒋介石安然无恙、西安城内秩序井然、张学良为人坦诚等，但毕竟这些只是消息。有人就对孔祥熙说，蒋委员长已被扣做人质，先生现主持全国行政，如轻人虎穴再被扣押，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孔祥熙决意不去西安，他找宋美龄商量，并推举宋子文出面前往。宋美龄听后也觉得孔祥熙说的有道理，便打电话给当时正在洛阳的端纳说：“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主持全国政务，不便离开。能否以宋子文代替，请同张学良商量。”　　端纳立即面见张学良，提出南京方面的意见。事已至此，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只有同意了。　　却说宋子文自辞去财政部长后，也是无官一身轻，整日盘旋于生意场和酒吧、舞厅之中，日子倒过得十分惬意。同时，生意他也没耽误，钞票也是大把大把地往腰包里装。西安事变前，他正赴香港谈一笔生意。12月12日宋子文正在香港回上海的船中，得知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举事的消息后不禁也大吃一惊。但宋子文并不像来美龄、孔祥熙那般加热锅上的蚂蚁。一是他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二是他觉得张学良年轻气盛一介武夫，决不能成什么大气候。当前的关键，是怎样能想办法哄着张学良答应把蒋介石放回南京。　　宋子文接到孔祥熙的电话后，即刻赶赴南京。前几年两个人名争暗斗、面和心不和，终以孔祥熙得宠宋子文失意为结果。宋虽对孔祥熙个人无甚成见，但毕竟心里也不舒服。只是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共同的利益又把两位金融大腕的命运拴在一起。　　宋子文听完孔祥熙的意见后，立即同意了和宋美龄同赴西安的安排，并问何日启程。为了表示自己对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支持，宋子文回南京后还在中央银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招待会上，面对记者们一个个刁钻古怪咄咄逼人的问题，宋子文一派儒雅风度，从容不迫。他讲道：　　“蒋委员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我有各方面包括张学良、杨虎城方面的保证。当然，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之悲哀。目前急需拿出对策，以求妥善解决。本人与蒋委员长决非一日之交，与张学良也是多年的朋友，这都不是密秘。因此，我愿前往西安尽绵薄之力，在政府的领导支持之下使事件圆满解决。”　　不料，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并表示要代替南京政府赴西安。与张杨谈判的消息在南京传开后，南京政府内竟有不少高层人士认为孔祥熙选人不当，说宋子文名声不好，不宜担任重任。还说他与蒋介石前段时间积怨甚深，又身兼国民党中执委员，如赴西安会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嫌疑，于南京的形象不利。　　当时时间紧迫，虽说有蒋的手令，但一心想讨伐的何应钦仍跃跃欲试，中共派周恩来等赴西安更加重了南京的疑虑。张学良和杨虎城也非等闲之辈，邀孔祥熙不来，换宋子文又不来，难免授人以柄。时局瞬息万变，端纳也在西安几个小时一个电话打来，向孔祥熙询问结果。　　这个时候的孔祥熙不愧为谋略大师，既然国人认为宋子文以政府官员出面不好，他就想出了个点子，让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即以蒋的舅兄身份去西安探询情况，总得可以了吧。这一招还真灵，在国民党执委会上，孔祥熙和宋美龄一唱一合，终于通过了允许宋子文以私人身份出访西安的决定。到此，孔祥熙总算喘了一口气。　　19日，孔祥熙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务会议上，正式宣布：准许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并且为了解救蒋介石，南京政府讨伐军对西安的空中轰炸，将推迟到12月22日以后进行。　　会后，孔祥熙仍觉得似乎还有漏洞，宋子文赴西安固然已是天时地利，但张学良的请柬当初毕竟是发给我个人的。将来蒋委员长凯旋回京，我却于危险之时没能去西安探望，难免为后人留下话柄。　　此时已是傍晚，宋蔼龄几次催孔祥熙用餐，孔都说他要一个人再想一会儿。终于，面对残血夕阳，孔祥熙走到写字台旁，提起他擅用的狼毫小楷，给蒋委员长草书一封，准备让宋子文带到西安亲手交给蒋。　　孔祥熙当时在信中写道：　　介石钧鉴：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帐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较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祈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颁钧棋。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后来人们评价说，孔祥熙这封信可谓机关算尽，即讨好了蒋介石，又将不能去西安的原因都推给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他自己不负任何责任。　　即使这样，孔祥熙还嫌不够。在这危难之时，不能和主子同赴国难而一个人留在南京，无论如何“良心”不忍。于是，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忠诚，孔祥熙当时又演了另一出戏。他每日清晨为蒋烧一柱香，每晚在十字架前向耶稣祈祷，并用《圣经》占卜蒋的安危。那天他从《新约福音》中看到“耶和华和一妇人一起得救”字样，便像发现了珍宝，急忙打电话告诉宋美龄，说是一个吉兆。宋子文、宋美龄兄妹的西安之行，一定有了耶稣在上天保佑。当即说得宋美龄心里也美滋滋的踏实了不少。　　12月ZI日端纳从西安返回南京，向孔祥熙报告了蒋介石在西安的情况及同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会谈的情况。他还在南京到处说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使主张讨伐的何应钦等人大煞风景。第二天，孔祥熙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去西安谈判。　　1936年12月22日晨5点30分，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降落在西安机场。当即在东北军的护卫下，宋美龄、宋子文走下飞机，并驱车前往蒋介石的住处。　　当天早晨6点整，车队准时到达。张学良打头，宋美龄紧随其后，然后依次是端纳、蒋鼎文、宋子文等一行人鱼贯而人走进蒋介石的客厅。真巧，这一天距离蒋介石被押刚好整10天光景。　　当时，宋美龄第一个走到蒋介石面前，夫妻相遇万语千言，但此时却说不出口。宋美龄只是说：“伤在哪里？伤在哪里？让我瞧瞧……”　　蒋介石不愿当着众人有什么过分亲呢的表示，只是淡淡地说：“还好，还好。回去再找大夫吧。”　　宋美龄听了当即眉头一皱：“啊！’他们没给你找大夫？”　　张学良在一旁忙解释说：“有的夫人，我们天天都有大夫替委员长看病、换药……”。　　扯了一阵子客气话后，张学良自觉告辞。　　于是蒋家夫妇同宋子文三人重新坐定后，宋美龄先说道：“我们应尽快争取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要来的，考虑到南京的情况，他也需要留在那边。对了，临来西安时祥熙还为你祈祷，果然有了吉言，说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宋美龄此番话说得众人都笑了。　　最后蒋介石说：“谈判我就不参加了。我参加了反而不好办，对日作战我口头已经答应。主要的要他们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随即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帮助下，张学良、杨虎城和宋美龄、宋子文几人连续几天反复会谈，商讨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宋美龄和宋子文信誓旦旦，声称只要保证蒋介石安全飞回南京，蒋答应的联共抗日、改组南京政府、释放政治犯、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救国会议等承诺就一定兑现。　　张学良、杨虎城则坦言相告，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对蒋介石的保证有所顾虑。而且，即使他们两人信了蒋介石，他们也不能保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高级将领相信蒋介石。而这些将领正是促使张杨发动事变的直接原因。　　在此之前，中共代表周恩来专门同蒋介石谈了两个小时。周恩来还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耐心说服杨虎城和张学良放人。　　由此看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已成定局，放蒋介石回南京也是大事所趋。但是，谁都知道蒋介石的为人，谁都知道蒋介石如果活着回到南京，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意味着什么。但日军大军压境，咄咄逼人，国民党内部宗派林立，虎视眈眈。一旦蒋介石毙命，中国很可能会陷入新的内乱，这无疑对妄图吞并中国的日本侵略者是最有利的。因此，当时亲日派都希望蒋介石能死在西安。　　1936年12月25日下午3时，西安机场挤满了人群。东北军、西北军的数百名高级军官及各界两千人在欢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同时欢送蒋介石回南京。　　蒋介石面如灰槁、右手抓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提住宋美龄的手臂，步履匆匆地走向停机坪。　　这时，张学良也带领着随从赶到了机场。杨虎城则带领着一批高级军官担任警卫。　　当即蒋介石、宋美龄等人匆匆上了飞机，张学良也跟着上了飞机。杨虎城在他们分别的刹那间只说了句：“汉卿弟保重！”　　飞机在欢送的人群上空插人蓝天。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各方的努力下终于和平解决。然而，等待着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厄运。　　3．蒋介石出尔反尔　　有人曾这样形容“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决斗就像旧戏舞台上两支军队所进行的决斗一样。他们口中连声呐喊，手中猛舞刀剑，令人胆战心惊，但实际上却一点也没有碰着对方。因为双方心里都明白这是演戏。最后，战败者颓然倒地，表示阵亡。但过了一会儿却又自己爬起来，大摇大摆地走下舞台；甚而威风凛凛，比胜利者还自豪。　　这就是蒋介石回南京后给全国人民的感觉，人人都“得胜”了，只有历史是受骗者。　　那天，孔祥熙和其他国民党军政要员在飞机场，象欢迎凯旋的英雄一样欢迎着蒋介石的归来。　　就在蒋介石回南京的当天晚上，孔祥熙和宋零龄便前去探望，孔祥熙并当即提起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　　在几天后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的会议上，张学良沉痛地对在坐的人说：“兹汗颜随钧座返京，听候惩处，以昭军纪。”　　而蒋介石此际已恢复了他昔日的尊严，并以长者的“宽容”检讨说：“由于本人无德无才，教导部下无方，以致发生此史无前例之事变……汝既有悔过之意，自当转呈中枢，采取适当措施，以挽堕局。”　　挽救的措施是什么？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在1936年写到：“留心请看一切严厉措施都何等巧妙地因双方表示谅解而得到宽容，惩罚和赔礼都做得恰到好处。真不愧是妥协折衷大师的杰作，完全掌握中国人所说‘有实无名’和‘有名无实’之间的细微差别。”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并没有立刻把孔祥熙辞去代理行政院长一事放在心上。孔祥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其实辞不辞的结果都一样。蒋介石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立即向全党发表了一篇声明。其声明中说，他身为委员长，不仅没能制止叛乱，反而给国家带来危机，责任不可推卸。因此要求辞去他所担任的最高职务。在辞职之前，他下令把前去围攻西安的全部政府军撤出陕西，以履行他“停止内战”的诺言。　　蒋的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因为所有的人都没有把蒋介石提出辞职当真事，谁也不会幼稚到以为蒋介石真的想辞职，那不过是一个姿态罢了。但蒋介石又连提了两次，好像他真心地想辞职，就像孔祥熙一定要蒋批准他辞去行政院代院长一样。　　和蒋介石上演的辞职闹剧一样，对张学良的‘’审判”同时也在进行。1936年12月29日国民党召开中常委的紧急会议，会上孔祥熙等一改“西安事变”时对张学良的谦恭，开始义愤填膺地口诛笔伐，大肆声讨张学良犯上作乱的“暴行”。会议决定把惩处张学良的工作交给军事委员会来完成。　　12月对日，也就是1936年的最后一天，“西安事变”发生的20天以后，国民党最高军事法庭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10年。实际上，在判决的第二天，张学良就被释放。一切都像事先演练好的一样，张学良被一辆黑色轿车接到了宋子文家中，并天天晚上和宋子文、宋美龄一起打麻将消遣。　　1937年元旦一过，蒋介石见自己的辞呈没有被“批准”，便向中常委请了病假，回他的浙江奉化老家养病去了。不久张学良也押往溪口。　　蒋介石这一走，在南京的头头脑脑都慌了神。因为蒋介石一请病假，一回老家，就意味着高层要出现人事变动。而这次人事变动，又肯定和“西安事变”有关。那些沉不住气的，讲了真话或预谋趁机夺权的人便惶惶不安起来。　　孔祥熙这时在干什么？他心里有底。蒋介石在西安时宋美龄就向他讲了孔祥熙在南京的所做所为。蒋介石对孔祥熙是满意的，也是放心的。但“西安事变”还是让孔祥熙吓出了一身冷汗。因为在那些日子里，他不只一次地想过，假如蒋介石真的回不来怎么办？假若蒋介石真的被张学良和共产党杀了怎么办？尽管他表面上不露声色，或是在关键问题上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但他非常清楚，他这个代理行政院长的位子实际上只是政治集团的一个筹码。因为他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局面，从骨子里他是向着蒋介石的，不希望何应钦或汪精卫之流得势。但他又确实没法说服那些性情急躁的将军，比如他们要用飞机去轰炸西安等等。　　南京的冬天也是很冷的。在蒋介石去浙江的那段日子，孔祥熙一直没敢休息，他怕蒋介石一个电话打来找不到他会误事。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干枯的树枝和偶尔飞过的一两只飞鸟，孔祥熙又一次感到了命运的无常和官场的冷酷。蒋介石下一个目标是谁呢？他想，会把何应钦怎样？那个一脸横向对他表面上恭敬骨子里鄙视的家伙。　　有时下午太阳出来的时候，孔祥熙也到庭院里走走。他的秘书就会在客厅等候。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亲信正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在搜集“西安事变”后拥蒋和反蒋力量的新的对比，并重新估计拥护蒋介石的实力，把像孔祥熙这样忠于蒋的人同那些准备在西安投炸弹炸死蒋的人区分开来。宋美龄就对宋蔼龄说，“西安事变”也是件好事，叫她看清了一些原来围着蒋介石阿诀之人的真面目。　　1937年2月10日，就在蒋介石还在奉化“养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发出一封电报，电报向南京政府祝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即将和平统一”全国。这份电报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了抗日救亡大业，应对自己的政策做四项重大修改。这四项修改主张即：停止内战；保证言论、出版、集会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制订全国抵抗日本侵略计划；恢复实行孙中山遗嘱中的“三大原则”亦即当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一度实行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电报还说，中国共产党为加速全国统一和抗日，准备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尝试，并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苏维埃政府更名为“中华民国边区政府”，同时停止没收地主土地，集中人民力量投入抗战。　　5天之后，蒋介石由奉化回到南京，并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第一次正面讲述了他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的全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了自己如何临危不惧，如何拒绝书面保证履行“叛军”的要求，如何反过来说服了张、杨同意他的观点，最后才不经意地谈到“叛军”的8点要求。　　蒋介石的亲信在南京的调查活动此时已被人传出，国民党高层人士中不少人人心惶惶。既然蒋介石已经活着回来，谁还愿意再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所以此次全会坚持拒绝了张、杨当初提出的8点要求，再次对张学良的叛变行为进行谴责；同时亦再次表示对蒋介石的拥护、信任与爱戴，再次拒绝了蒋介石提出第三次辞职的请求。　　在西安当狗熊、回南京当英雄，蒋介石这出自相矛盾的戏就这么唱下去了，而且越唱越来劲儿。到了这次会议快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发现蒋介石还没健忘到那种程度，还没有把临回南京时的许诺当成放屁一笑置之。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蒋介石又做了长篇发言，在发言中他破天荒地提到了要给人民以更大的言论自由，而且第一次没有提到“共匪”，并且说今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这些字眼。当时，蒋介石还要释放政治犯等等。　　当时，蒋介石学向全会建议，要给共产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共产党必须答应4个条件，他就可以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蒋的这4个条件是：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解散苏维埃共和国；停止与三民主义相对立的宣传；放弃阶级斗争。　　这实际上等于接受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报的条件，不过给人的印象倒是反了过来，好像是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国民党的条件。　　显然，这标志着共产党和国民党通过“西安事变”达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已经开始。　　蒋介石的这一切做法，真是煞费苦心，但却也颇有成效。这样他就可以既不降低他在国民党中的威望，又能同反对派和解（“西安事变”使他认识到了反对派的力量）。他几乎满足了当时全国各反对派别的政治要求，又不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所以最后很明显的结果是，长期的内战停止了，至少在表面上是停止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就要率领中国人民抗日了，因而也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了。　　当时，蒋介石走的这是一步险棋。如果换了别人，很可能会轻率地采取报复措施。当时南京政府的很多人都是这样认为的，连孔祥熙这样的“稳健派”都坐不住了，都希望能做点什么让西北当局看看，他们粗暴扣押蒋介石应付出怎样的代价。但这时蒋介石却能“忍辱负重”，这也许是他比别人的高明之处。其实，蒋介石的报复观念是最强的。但作为一个政客，他太知道利用机会和抓住机会了。“西安事变”就给他提供了一个重新树立自己形象的机会，一个重新打击、削弱反对派的机会，一个重新为自己大捞政治资本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没有收回在西安时期作出的承诺，也没有马上对张学良和其他扣留他的人进行报复。他只是软硬兼施，恩威并重，并且在不久就成功地把东北军从陕西调到安徽和河南，把西北军整编和归属了中央军。　　到1937年2月下旬，蒋介石派出的嫡系部队不发一枪一弹就进驻了西安，并开始正式和共产党谈判。　　也只有到这时，孔祥熙才真正领略了蒋介石在处理“西安事变”时的全部计划和手腕。当下他对宋蔼龄说，难怪委员长能统一天下，成为一国君主，这次他真是领略了。　　蒋介石在这完成了这一切部署之后，在重新稳固了他的根据地之后，就开始对张学良下手了。而且最开始软禁张学良时，就是在孔祥熙的一栋别墅里。　　此前一天孔祥熙还和张学良喝茶聊天，第二天再去时门口的哨兵已是荷枪实弹。蒋介石下手之快、之狠，连孔祥熙事前都没得到半点消息。　　蒋介石终于违背了他在西安时的诺言，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　　当时，听说张学良又遭蒋介石的“毒手”，孔祥熙和宋蔼龄都起了怜悯之心。1937年1月，宋蔼龄曾找过宋美龄，希望能做做蒋介石的工作，放张学良出来，哪怕给个闲职养起来，出出头露露面也能显示出蒋介石的海量。但深知蒋介石秉性的宋美龄却没去当说客。孔祥熙也曾在1937年初密电南京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电文中说到：　　“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即电孔表示负责保护委员长的安全。孔乃以私人资格，在这次复张函电中，表示张如能迅速护蒋回京，孔亦保证张的个人安全。”　　张学良自然知道孔祥熙的态度，因此在宋蔼龄前去探望时，向宋倾吐了心中的焦虑和后悔。　　然而后来，张学良将军却始终没能获得自由。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加看管下，他先后被软禁在南京陵园、奉化溪口、安徽黄山。江西萍乡和湖南郴州等地。1949年又被秘密押往台湾。而杨虎城将军则被长期关押在重庆，并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被蒋介石派人秘密杀害了。　　虽然孔祥熙在软禁张学良的问题上给蒋介石提过意见，但总的来说，在“西安事变”中的孔祥熙为了蒋介石和蒋家王朝的利益，可谓鞍前马后忠心耿耿，从而进一步赢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信任和好感，成为蒋介石在政治上继续巩固其势力的资本。同时，孔祥熙得到的回报就是，奠定了在八年抗战中大发横财的基础。　　第十一章 出访欧美　　1．英国人不给面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万众称贺之后，南京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也由公开转向隐蔽，蒋介石亦在“隐退”了一段时间后又“官复原职”。从表面上看，当时一切照常如旧。但一些有头脑的人却在反思这一事变的缘由：张学良为什么明知“犯上”，还要发动兵变？当时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为什么不愿攻打红军？　　所有的人都在想，蒋介石也在想，南京政府从1927年正式建立至今不到10年，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仅五六年，中国却是内忧外患一派危机。特别是邻国日本野心勃勃，武装到了牙齿，自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就在觊觎着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如果不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一个符合民意的决心和政策，谁又能保证不再发生内乱，不再发生第二个“西安事变”？　　孔祥熙宋蔼龄几乎每个月都要去拜谒一次蒋介石。他们发现，蒋介石经过“西安事变”，一下子显老了许多。　　“日本，该死的东洋鬼……”蒋介石每每在睡梦中常常骂道。　　的确，当时由于日本的侵略引发的民族矛盾空前激烈，是造成“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更为严重的是，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演变使日本的法西斯分子占据了主导地位，日本军国主义在战争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了。　　自日本军部的法西斯好战分子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后，便利用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日军侵华的成果，推动国内法西斯运动的发展；同时还对国内尚持民主观点的政党和内阁成员进行暗杀，实施恐怖手段。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后，日本国内的法西斯分子分裂成“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各执一词互不相让，终于演化成两派的血腥残杀。如“皇道派”干将湘泽三部就亲自刺杀“统制派”核心人物永田铁山未遂。事后他公开说，“不能一刀结果了永田，我对此深以为耻。”　　其后日本国内的军阀分子又在“二·二六”事件中，第一批官兵首先冲进了sl岁的藏相高桥是清的卧室。当时高桥被称为是日本的理财圣诞老人，平时不修边幅、满面白花花的胡须，因反对扩大军费开支招致了“皇道派”的忌恨。当场暴乱的官兵们掀开高桥的床单，在一片叫喊声中向他开枪射击。而此刻的高桥在睡梦中突然被惊醒，刚刚睁开朦胧的双眼，就命丧黄泉。　　紧随其后，当时的日本海军大将斋腾实是第二个袭击的目标。这位性情温和的将军发现了从楼梯涌上来的士兵，但他来不及弄清原委就被集密的枪弹击倒。事后有人数过，他全身共被47颗子弹射中。　　第三批军官与此同时冲向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的别墅，这位刚刚穿好睡衣的68岁的将军，刚想向他们问明来意时；就听见“阁下，没时间了，”紧接着3发子弹已射中了他的身体。庆幸的是，他虎口余生，在山本五十六的积极协助下脱离了危险。　　日本军人的这次政变4天后被镇压了。但由此产生的广田内阁却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为了服从日本军部对外扩张侵略的意志，加快对外扩张的步代，日本政府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和《国策基准》，确立了“在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向南方发展”的根本国策，其后日本又同德国签定了《关于共产国际的决定》，迈出了和德国法西斯结盟的第一步。　　日本与德国联盟，除了反共有共同的认识以外，主要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法西俾式的独裁统治，都在执行一条侵略扩张的战争路线，有共同的敌人即英美法等西方国家。虽然日本和德国在争夺中国胶东和一些地区的权益上曾产生过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他们这时的共同点已大于不同点了。　　日本除了制订占领中国的侵略计划外，还制订了向南洋发展的战略。当时很显然是把矛头直向了美国。　　在欧洲，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穷兵黩武，也引起了新的不安。　　墨索里尼出兵干预阿比西尼亚（现在的埃塞俄比亚），最后公然吞并了这个主权国家。　　希特勒则命令部队占领了一次大战后凡尔赛和约规定的中立区即法国北部地区，公然向英法挑战。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亦推行绥靖政策，妄图以牺牲弱小国家人民的利益来保持和平和国际关系的“稳定”，实际上是助长了法西斯分子的嚣张气焰。　　而当年的国联对这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行为除了发出几声空洞的抗议谴责和无法实现的制裁外，同样也是束手无策。　　1936年底至1937年初，世界上空弥漫着战争的阴云，国际间正义和非正义的较量日趋白热化。各个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和安全开展的穿梭外交使国际关系呈日益复杂的形势，法西斯势力的侵略叫嚣咄咄逼人……　　“庸之，”一次在例行的国务会议开过之后，蒋介石叫住了孔祥熙，“我有个想法，想叫你再到欧美去一趟。”　　孔祥熙立刻明白了，蒋介石是想让他去寻求支持。一旦中日开战，无论从经济上还是外交上，中国都是弱国，都需要支持。　　“庸之，”蒋介石接着说：“你也知道，为了使国家免遭战火，我一向对日妥协，乃至引发张扬兵变。但现在看来，日本吞并之野心剧增，我们也不得不防。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最主要是欧美各国的态度。即使咱们吃了亏，也要吃在明处，也要讨个好名声。”　　“委员长的意思我明白。我一定尽力去做。”孔祥熙认真地回答道。　　当天晚上，孔祥熙就把这事和宋蔼龄说了。宋蔼龄听罢开玩笑嘲讽他说：“哎呀--你什么时候变成外交家了？”　　孔祥熙忙说：“莫开玩笑，莫开玩笑。我要去肯定要带上你的。你才像外交家，中国第一夫人的姐姐，比第一夫人还风光呢！”　　的确，蒋介石知道孔祥熙并不擅长辞令，也有意让来蔼龄陪他一同出访，两口子既能在一块朝夕相处，又能遇事互相有个商量。蒋介石一直对宋蔼龄刮目相看，他甚至有些提防着这个女人。但表面上，却很给宋蔼龄面子。　　蒋介石曾当面对孔祥熙、宋蔼龄说：“庸之温文尔雅，蔼龄机敏伶俐；庸之沉稳老练，蔼龄开朗热情；一柔一刚，一火一水，正好互为补之，相得益彰啊！”　　另外，孔祥熙和宋蔼龄两年前曾出访欧美，虽然在意大利购买飞机时有一点小小的闪失，但毕竟积累了经验。所以，此次出访欧美办理洋务，蒋介石首先想到的就是孔祥熙，其次才是宋子文。就像清朝末年一提办理洋务就总要首推李鸿章一样。　　再则，蒋介石当时对日本的野心一清二楚，但抱有幻想，认为一旦和日军开仗，必然是鹬蚌相争两败俱伤，而最后便宜了共产党。他还认为，美英在华有着巨大的利益，他们未必会看着日本人把他们嘴边的肥肉叼走而无动于衷。如果能利用英美等国的影响，制止日本的侵略是再好不过的。日本人占领中国时发明了“以华制华”的方针，其实不能算什么发明，因为蒋介石早就在玩弄“以夷制夷”的把戏了，只是玩得不好，屡遭败绩而已。　　这次孔祥照出访的主要是美、英、法、德四国，对外宣传是加强往来，增进友谊，扩大经济合作；实际是想利用这些国家的力量来遏制、推迟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同时寻求对中国的支持。　　另外，蒋介石也在抓紧和日本摊牌的最后准备。他知道，这是早晚的事。虽然他最不愿意、最不希望看到这种局面出现；但他已然清楚，日本是决心要灭亡中国的。　　孔祥熙曾和一些军政要员秘密计算过，如果真的与日军正面交火，仅步枪子弹每月约需7亿发，而自己国内只能生产两到三成，还不要说其他军需装备了。因此，购买军火也是孔祥熙此次出访的秘密使命。　　孔祥熙出访的第一站是英国。当时的飞机性能比较落后，续航能力不过几百公里，最远程的也只能1000公里。所以，从中国到英国只能乘船。如从上海起程，需在海上漂泊一个多月才能到达英国本土。即使如此，孔祥熙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也要不辞长途跋涉之苦，决心去英国寻求支持。　　众所周知，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到了1937年，其在国际上地位和影响已日落西山，后起之秀美国、德国和日本等都在经济和军事上超过了英国。特别是德国，和英国同属欧洲国家，极想和英法在各大洲争夺势力范围。加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战败，以至希特勒上台之后就更加咄咄逼人，整个日尔曼民族在希特勒的煽动下复仇心切，并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英法。所以，英国当时不能说内外交困，但也确是困难重重。当时的英国政府把希望寄托于和美国的合作以及通过和希特勒妥协换取欧洲的和平上了。而中国因为是个东方国家，对英国当时在全球设置的棋盘中，只不过是个小卒而已。　　为了能引起英方对孔祥熙出访的重视，蒋介石早已策划在先。此次正好利用英王乔治六世举行加冕典礼的时机，他派代表前去祝贺，显得既合情合理又不失国格。再则，在孔祥熙出访前，蒋介石又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并邀请了美、英、法等国公使参加，并请他们及早向本国政府投书此事以便引起重视。　　1937年春的一天晚上，南京中山大酒店彩灯闪烁，灯火辉煌。一辆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前，各国公使身着晚礼服，扶着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缓缓步入宴会厅。　　当时的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主持了这次宴会。他看了一眼在前台就坐的孔祥熙、宋蔼龄后，发表了即席讲话。王宠惠说道，“英王之加冕典礼，异常隆重。而中英之邦交，素称敦睦，是故我国参加英王加冕。此次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特使，由孔副院长担任。以孔副院长之学问、道德、声誉及地位而论，深伏得人。孔副院长在国内虽政务繁重，但因此行使命重要，故毅然决然前往。希望孔副院长此去对于中英邦交，益谋敦睦，将来归国之后，复以此行之获贡献于国家。”　　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之后，孔祥熙迈着四方步走近话筒。他轻声哼了一声，向前探了探腰然后说：“本人奉使赴英，祝贺英王加冕，愧不敢当。庸之才疏学浅，幸得委员长之信任，焉能不效犬马之劳。此次专程前往参加现今世界罕见的隆重典礼，除代表国家向英王致贺外，亦代表政府和人民向英国朝野表达亲切之热忱，使两国邦交益臻敦睦。事毕，顺道至各国考察各项建设情形，以为我国经济建设之借镜。”　　尽管孔祥熙不是外交部长，但几年来的修炼亦使他在这种场合表现出一种雍容大度，从容不迫，不拿讲稿也能侃上几十分钟。　　宴会开始后，孔祥熙举杯向各国公使，特别是英法美公使祝酒，以表真诚。而这些惯于外交辞令的公使们自然是说得比唱得还好听，反正是不花钱的晚宴，不吃白不吃。　　临行的前一天晚上，孔祥熙专门到蒋介石处辞行。蒋介石意味深长地对孔祥熙说：　　“俗话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西安事变’，更见庸之的一片忠心。将来的国家大事，更要委庸之尽心。此次赴欧美，关系更大，望能忠心尽责。”　　孔祥熙对蒋介石历来是毕恭毕敬。当下他连连点头应是，表示一定把蒋的话铭刻在心。最后，他提出能否让他的长女孔令仪、次子孔令杰随同前往。　　蒋介石应允后，孔祥熙告辞出门时，已是深夜了。　　1937年4月2日，孔祥熙以“中华民国特使”身份，率30余人从上海启程乘坐意大利豪华客轮“维多利亚”号前往英国。　　孔夫人宋蔼龄及孔令仪、孔令杰随同孔祥熙一起前往。　　国民党行政院代院长王宠惠、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以及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等众多显要，一齐到码头送行，足见对孔此次出访的重视。　　初春的海面上，风和日丽，海面上波光粼粼。“维多利亚号”穿过台湾海峡，两日后到达香港。10天后抵达印度西海岸孟买，4月20日抵埃及赛特港。　　埃及是孔祥熙一行的中转站。他们决定在这里休息几日，长途的海上奔波使孔祥熙有一种渴望陆地的感觉。每日早上、中午和傍晚，面对的都是那一望无际、深不可测的大海，心里不但没有产生自豪感，反而觉得悲凉，流水落花，岁月无情，眼下虽然事业有成，但付出的毕竟是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年华。再则，宦海沉浮，就如同这大海的波浪一样，变幻莫测。自己在南京政府身居高位，又和宋家联姻，就像这艘大船可以在海中劈波斩浪。但大海毕竟不能总是风平浪静，一旦阴沉下脸，谁能保证它不会发怒；不会把这艘大船打翻呢？当孔祥熙得知到了埃及后，不禁心花怒放，立即和夫人宋蔼龄商量，乘着时间允许，一定在这里多休息几日。　　当时也是天公做美，他们到达埃及的当天，正是埃及的传统节日“闻风节”。成千上万的埃及群众穿上光彩夺目的服装，带着自制的食品走出家门，在野外游玩，就像上天有意字排的欢迎中国人的到来一样。　　埃及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美国留学时，金字塔等举世闻名的古迹就成了孔祥熙和宋蔼龄想往的地方。没想到几十年后才梦想成真，这使他们既感到高兴，又不免因为命运对人的左右而产生淡淡的迷惘。　　孔祥熙常以孔子的后裔自居，最爱说的几句就是“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那天到埃及，他在金字塔下对宋蔼龄说：“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对一切都不应再感到困惑，都应顺其自然。这次欧美之行，也应如此，不管别人说什么……”　　宋蔼龄当即驳道：“尽说胡话。出访欧美在南京看来是趟美差月B是老蒋看你在‘西安事变’是有功而作出的报答。”　　“是啊是啊，”孔祥熙答应着，不禁心潮起伏。走仕途如同爬台阶，就像那金字塔，一层比一层难爬。而那塔尖众人瞩目，谁能爬上那尖顶，就是最了不起的。而那攀临塔尖的英雄，不知在其脚下要有多少人为他垫脚。而且，你爬上了塔尖，也就进入了险境，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但那毕竟可以俯瞰大地，体验到凡人俗人所不能体验到的美感。埃及人真聪明，发明建造了金字塔，能让人体验到仕途的伟大与艰险，孔祥熙当时在心里由衷地赞叹着。　　“在想什么呢？”宋蔼龄在一旁问。　　“我在想，我现在已接近了塔顶。我是不是再加一把劲儿爬上去呢。”　　“小心老蒋把你一脚踹下去！”　　“他敢？”　　孔宋夫妇二人言罢掩嘴，环顾四周，发现没人听见他们的谈话，才又一阵大笑，接着游览去了。　　离开埃及以后，孔祥熙又经意大利、德国等国，终于当年5月5日到达英国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