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主张的可取之处。认为这是自己和吴佩孚建立友好关系的大好时机。当时孔祥熙主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民，敢做敢为”，就立即亲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为“有识之士”。　　拍发电报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想同吴佩孚这位“有识之士”建立关系。　　吴佩孚在堆积如山的响应推崇电函中，发现了孔祥熙的电文，竟大喜过望。吴佩孚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他便提笔复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李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加勉强，只又复了一封信给孔祥熙，信中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对孔祥熙兴学救国的理想与抱负表示“钦佩”，并誓与孔祥熙结为“神交”。看到这些字句，当时的孔祥熙真是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的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不过，后来二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孔祥熙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坛的显赫人物，“四大家族”之一，许多小军阀都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称霸一时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且统兵几十万之众，但终于在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败北，吴佩孚先是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直至1939年一命呜呼。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其所居城市，必定抽空拜访，有时还赠送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祥熙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但吴佩孚对孔祥熙的情义还是感激涕零且每每回赠的。于是，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掠取的大量珍宝古董，有不少又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罕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了一番：　　“赫赫吴公，能武能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铃，取威定霸，虎视中原，暗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嗡雷霆。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镇直，以逮壮缨。说礼敦诗，是式是鹊，读综诸教，贤圣佛仙……”　　通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由此亦可见孔祥熙与吴佩军当年的交情之深。　　从以上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来北中国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作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　　3．发迹赖有王正廷　　辛亥革命后在山西，孔祥熙追随当时的山西军政首脑阎锡山推行“新政”，确实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情。为此孔氏捞到了包括提高声望在内的不少实惠，阎锡山还给了他一个都军府参议的职务。大约与此同时，孔祥熙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在北方军阀中开展革命工作，还相继结识了张作霖、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将军等，并与这几位北方军界要人之间建立了相当亲密的联系。　　只是，孔祥熙毕竟不是那种甘心寂寞的等闲之辈，加之夫人宋蔼龄在身后也一直窜摄丈夫跃跃欲试，渐渐地孔氏开始不满意“参议”、“帮办”一类闲职，他渴望正式地脐身政界，以便进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　　就当此时，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经王正廷推荐，自天降临般地摆在了孔祥熙的面前。当时担任北京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风风火火地给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当年的同学拍来一封电报，邀他即赴山东济南出任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于是，对孔祥熙来说一个官运亨通乃至飞黄腾达的好运命，自此开始了。　　却说那位王正廷（1882－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一代巨枭蒋介石的同乡。王正廷早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工学预科；后于1906年留学日本，其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王正廷又赴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就此论来，他尚属晚孔祥熙1年的小师弟呢，因为1907年孔祥熙即已由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了。当年王正廷自海外学成归国后，就走了仕途。他先后出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后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历工商部代部长、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等要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召开和会。当时计有27个国家参加。因大战期间中国亦参加了对德、奥等国的宣战，故属战胜国之一并出席了巴黎和会。此次和会王正廷即随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微样以及驻美公使顾维钩等人一起，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出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指令以及留学欧美中国学生代表的请愿主张，向巴黎和会提出如下三项要求：　　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诸如放弃各列强在华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驻华军警、撤消外国领事在华所谓的裁判权以及归还租借地、中国关税自主权等等）；　　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卖国政府订立的所谓“ZI条”不平等条约；　　三、归还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日本帝国主义夺取的原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湾的领地及其各项权利。　　当时问题的焦点，首先集中反映在这第三项要求上。日本政府代表即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收回胶州湾的主张提出威胁和反对。在其后的讨论过程中，美国提出主张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暂交协约国方面代为管理。此议亦遭日本方面反对。日本政府代表以其获得原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时已得到英、法等国承认并且当时中国政府方面亦有“欣然同意”之换文为借口，拒绝将其在山东新获的利益交还中国或委托协约国代管。最后“巴黎和会”的结果，仍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向日本方面作出妥协。如此一来，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便告彻底失败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后，即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长期以来郁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爱国义愤终于像火山一般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结果，不仅迫使当时的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样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电令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也给当时气焰嚣张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以极大的震摄，使其不得不适当收敛一些对华的侵略企图，并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作出迫不得已的让步。　　1921年11月，经美国发起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当时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九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在《九国公约》中，虽然规定中国政府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并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归还胶济铁路及撤出山东；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方面须将胶州湾原德国帝国主义的占领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许外国人在此区域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等；除此而外，关于日本归还胶济铁路问题，《九国公约》亦规定“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云云。依照如此的《九国公约》，不仅胶州湾由原来的日本独占转而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共享，而且实际上胶济铁路仍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总而言之，《九国公约》尽管在脸面上照顾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但实际上中国山东却仍然为各帝国主义列强所占领和控制。如果一定要找出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九国公约》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第一次收回了其被别国侵占或掠夺走的行政主权。仅此而已。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鲁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　　本来在此之前，王正廷即已同孔祥熙有过一段瓜葛且因此王对孔氏印象极佳。事情说来，还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逃亡日本时，正遇上王正廷在日本处于艰窘困境之际。最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后，由王正廷出任总干事。由于当时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致使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也陷于低谷。加之王正廷担任总干事期间政治上的一些不应有失误，终致引起内部严重的分裂，甚而王正廷本人亦遭到一些学生的围攻，从而更严重地影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存在和发展。就当此际，当时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莫特先生决定由孔祥照前来接替王正廷，担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约翰·莫特看来，基督教青年会就应该有孔祥熙这样办事执着、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牵头办理。而且后来事情的发展及孔祥熙走马上任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约翰·莫特失望。当时在客观上，也正是孔祥熙的到来和接替，才解了王正廷的围。所以尽管后来王正廷被迫辞去了青年会总干事的职务，对孔祥熙这个人他还是始终心存感激的。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王正廷知恩图报且“鲁案”公署又极需人手，他便极力举荐并盛情邀请孔祥熙即日赴鲁，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处长。　　当时，因为收回青岛主权问题，关系民族尊严之大计，在孔祥熙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时，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出任王正廷“鲁案”公署所聘职务。就这样，孔祥熙于公于私已均属义不容辞，便回复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请不日赴职。　　随即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省府“参议”之职，于1922年3月前后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管员职务，也是他正式步人仕途的一个标志。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面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同时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为“鲁案”公署官员由济南专程赶赴青岛具体承办各项接收事宜。到任后孔祥熙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订出各项接收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步骤，为此王正廷对他大加赞许。但“鲁案”公署毕竟是个临时性的机构，只限于接收期间，且当时的接收工作又进展得较为顺利，所以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整个接收工作已告结束。当时，为了妥善安排部分办理“鲁案”的人员，也为了培训中方人员以接替日本话务员等善后工作安排，孔祥熙一直滞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东返回山西。　　经过这一次当官的经历后，孔祥熙给撩拨得更加难以超脱了。每一想起在鲁期间，他跟随王正廷整日前呼后拥居高临下的日子，真真是好不威风。加之在济南期间，整天的游山玩水，无限风光也无比享受，比起太谷眼下这穷山恶水落后闭塞的景象，也实在是令人眷恋不已。孔祥熙突然意识到，太谷乃到山西这穷山沟沟已经呆不下他了，他还得走出去闯闯世界。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乐一番呢。孔祥熙这种出外闯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谋官的愿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蔼龄的赞许和支持屈为这本来也属于宋蔼龄打算重新设计丈夫的一个范畴。所以当下孔祥熙就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其后又多次写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作提携之德，帮他谋上个一官半职，以图进一步发展。　　对于孔祥熙的这般请求，那王正廷倒是乐于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电报给山西的孔祥熙，请孔祥熙速来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政府别有重任。　　原来，此一段时间里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帝俄时代强加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干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　　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日“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测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　　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犊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当时，每至饭后他都喜欢去市场里的命馆相室跟人家聊天穷侃。命馆里的“星相家”们一见那孔祥熙生得是方面大耳，背厚腰圆，且又衣冠楚楚，以政府要员自居咱然便免不了一番奉承和恭维，什么日后“官至特任”啦、“资累巨万”啦等等。在旁随行的其他公署官员闻听即随声附合，所以每每搞得那孔祥熙飘飘然不知所以。笑过之后，他亦出手大方，给那帮“星相学家”多赏了不少银钱。　　4．“总理遗嘱”见证人　　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复向冯氏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1922年初，当时已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孙中山先生，曾致电要求孔祥熙来广东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大革命。同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蔼龄又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自山西出发，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就任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并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宋蔼龄母女抵达羊城后，即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情款待。孙中山先生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劝庸之，来南方参加革命吧。现在广东形势很好，正准备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当即孙中山还允诺孔祥熙来粤后，在革命政府内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宋蔼龄闻听自然也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并表示马上就让孔祥熙来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　　但当宋蔼龄回晋后，孔祥熙当时并未马上赴广东参加南方政府，其原因之一是孔氏当时正在“鲁案”公署任职，手头上的许多事不能撂下一走了之。此外另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他正在秘密地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父子，马上亦脱不开身。　　那还是1922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皖、奉二系军阀，以便建立反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三角同盟，曾致电指示孔祥熙相机加强与张作霖、张学良等奉系上层人物的联络，力图加强或促成奉系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孔祥熙忠实执行中山先生指示，多次北上沈阳做张家父子的工作。当年春末，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以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暨北京政府。但仅隔数日，奉军即告败北，张作霖率部退出关外。不久，张作霖再度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继续准备与直系军阀再决一战，同时又表示出明显的“南倾意向”。”此一成果的取得，应该说与孔祥熙当时的多次北上斡旋不无关系。　　就这样，直到1924年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人革命政府。抵穗后孔祥熙亦受到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当即还拿出他刚刚脱稿的《建国大纲》给他看，并征询他的意见。孔祥熙当即表示这个《建国大纲》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并请求中山先生允许他将《大纲》带回去仔细研读。孙中山先生亦答应了孔祥熙的这一请求。　　数日后孔祥熙兴致勃勃地求见孙中山先生，对其《建国大纲》大加赞赏并建议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见中山先生边听边赞许地点头，孔祥熙更加兴奋了。他进一步建议道：“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份《大纲》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方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了。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一听孔祥熙说得满有道理，孙中山先生当即点头应允。　　于是孔祥熙又束装上路。他先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3万本《建国大纲》，然后即带着《建国大纲》转赴北京。在北京南苑，孔祥熙与冯玉祥亦即冯焕章将军进行了会晤。　　冯玉祥将军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是当时北方军界中一位实力派人物。他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人，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其父名冯有茂，家境清贫，初以泥瓦匠兼为人打工为生，后因平素喜爱习武而径投淮军，走了吃粮当兵的道路。直至升为下级军官始复员回家。冯玉祥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但只有冯玉祥及其哥哥冯其道幸存下来。1892年冯玉祥11岁时，其母游氏不幸病故。其后冯玉祥即为其长嫂代为抚养，直到4年后他15岁时入伍为止。冯玉祥人伍不久，其父便被裁复员。因当时复员在保定难有川资为生，其父便只好留玉祥于营中而独自归还故里。当时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专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比一般士兵高，其至可以高出一倍。冯玉祥为了当上教习，刻苦自学并练习喊操，每天早晨天未明即到教场学习喊操，一直苦练了4年。　　冯玉祥自小失学，仅入过私塾1年零3个月。在军营中他发奋自学，读过《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曾胡治兵语录》等，由此文化和历史知识有了很大长进。　　1902年3月，冯玉祥到袁世凯所练的新军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勤学苦练所以升迁很快，秋天升为副目，次年升为正目，同年12月又升为第二营左哨哨长，1905年7月升为第三营后队排长。这时的标统（团长）王化东对冯甚为赏识，时值陆建章任协统。陆有内侄女刘德贞在家寄养意欲择配。王化东要介绍与冯玉祥。冯玉祥初以地位低、晌俸薄为辞，但因王力促后乃与刘成婚。因此冯玉祥与陆建章成为姻眷，以后提拔很快。至1910年冯玉祥已是第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这时的冯玉祥还抱着“忠君即爱国”的思想，读一些俗文正家书》之类的书，想封侯拜相。后来受工兵营排长孙谏声的影响，他开始读《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知道了清军入关时虐杀汉人的骇人史实，才把爱国思想与“忠君”分离开来。此后他正以一种为种族雪恨的复仇观念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滦州起义。　　但当与冯玉祥约定一同起义的同仁王金铭、施从云仓淬起义于滦州时，冯玉祥尚未获得已经起义的消息，犹在海阳镇期待烟台民军。后来起义失败，冯玉祥被拘4天后递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对冯这样的从轻发落，主要因为陆建章已成为袁世凯的亲信’，陆对冯玉祥非常器重又有烟亲关系，所以冯玉祥得以保全。　　1912年陆建章奉命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委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次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　　冯玉祥任团长时，曾由刘芳牧师介绍人基督教。他以为信基督教的人都放足、识字、讲卫生、不吸大烟、教人平等博爱，这些总是好事，便把基督教引人军中作为练兵的辅助方法。直到“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冯玉祥才认识到传教士的真面目，乃通电同他们决裂。　　冯玉祥在南北混战期间，力主议和。当时他只简单地认为和比战好。至于和是怎么样的和，战是怎么样的战？同谁和又同谁战，战与和的幕后又有什么背景、搞些什么名堂？对这些问题，他是全然不知。　　以后冯玉祥曾驻守信阳，督军陕西、河南，当过十一师师长和陆军检阅使等。尤其是在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中，冯玉祥所部立有大功。　　早在冯玉祥在驻常德的两年时间里，他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往来，初步读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且对孙中山先生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革命影响下，冯玉祥的部队与广东方面的军队结为友军，互不攻击。　　1920年夏天，当冯玉祥的部队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湛家矾时，冯玉样曾致信孙中山表述了自己对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业的景仰之情。冯在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并在信中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　　孙中山接到冯玉祥来信后，当即派徐谦、钮永建携带他的亲笔信专赴汉口拜见冯玉祥，希望冯玉祥“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当时令冯玉祥十分的兴奋和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又奉孙中山之命赴北京拜访冯玉祥，当时冯玉祥亦表示要与孙中山先生及其他革命党人建立往来。　　面孔祥熙与冯玉祥之间则早有交往。因为两人同是北方人又都笃信基督教，所以在交往中逐渐默契以至互为密友。所以，后来当孙中山先生分析当时形势并认为联络冯玉祥的工作势在必行时，自然想到由孔祥熙出头去办更为合适一些。　　此次赴京孔祥熙在南苑约见冯玉祥将军时，考虑到冯氏早有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初步思想基础，便在冯玉祥为他准备的接风宴上，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道：“焕章兄，你在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一句：“你有没有办法？”　　冯玉祥摇摇头答道：“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　　孔祥熙马上接过话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说着他拉起冯玉祥走进宴会厅侧旁的一间密室，打开口袋取出孙中山手书的那份《建国大纲》递给冯玉祥说：　　“总理把他手定的这份《建国大纲》送给你，并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补充的地方。”　　冯玉祥当即双手接过孙中山先生的那份手书《建国大纲》，激动地紧紧握住孔祥熙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孔祥熙走后，冯玉祥摒去左右，一个人在屋子里将那份《建国大纲》打开仔细研读了两遍，不禁击掌叫绝，连连称道：“太好了！太完全了！”冯玉祥当时感到，这实在太难得了。不仅难得在中国终于有了救国的办法，而且难得在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的革命党对他冯玉祥这份信赖和看重。自1920年以来，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业对冯玉祥的影响逐日加深，到了眼下孔祥熙给他捎来中山先生亲笔手书的《建国大纲》，使得冯玉祥倾向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心终于坚定了。于是不久之后，他发动了著名的“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的奉军大战于山海关。一时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冀辽一带遍处硝烟弥漫，四下炮声隆隆。战争爆发后，吴佩孚即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并率部开赴前线。同年10月19日当冯玉祥在滦平得知前线失利的消息后，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成熟。当即他下令全军班师回返，并于10月23日未鸣一枪即率部占领北京城。占领北京之后冯玉祥即囚禁了当时有名的“贿选总统”曹锟，并迫曹下令前方全线停战，同时下令免去北洋反动军阀吴佩率的本兼各职。这便是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　　“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就把所部统统改称为国民军，并成立了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是年11月初曹锟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至此，为直系军阀控制多年的北京政府宣告结束。其后不久，冯玉祥即下令所部进宫将当时一直赖在皇宫里的清朝末代皇帝博仪驱逐出宫，并废除了自民国成立后又延续了13年的所谓“帝号”。当时，冯玉祥将军的这些革命行动，受到了国内各阶层人民的拥护，也得到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的赞同与支持。　　“北京政变”后在中国北方出现了以冯玉祥和奉系军阀张作霖、皖系军阀段棋瑞共同支配且由段棋瑞为临时政府总执政的所谓中央政权，于是三方之间又形成了既联合又争斗的新的复杂局面。由于当时在北京的三个方面依旧各怀心腹事勉强合作，致使许多事情无法协调并且新的矛盾又不断涌现。最后，三方竟各怀不同的政治目的，一齐电邀广东革命政府领袖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　　接到北京政权三方邀请后，孙中山先生为求得全国的真正统一，亦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女士是于1924年门月13日自广州出发北上的，一路经由香港、上海且取道日本转赴天津，辗转达一月有余方才于是年的12月31日风尘仆仆地抵达北京。当时，由于多年来艰苦的革命生涯消磨，致使孙中山先生已然积劳成疾，身体十分的虚弱。此次北上又一路辛劳奔波，加之途中因段棋瑞等人公然的卖国谬论所致的一度怒不可遏，待孙中山先生抵达北京后，竟突然病情恶化以致一病不起。当即送他到协和医院诊治，即被确诊为肝癌而且已经到了晚期。　　本来已先期到达北京的孔祥熙立即与孙中山先生的随同人士宋子文等四下焦急奔波，延医问药，并协助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女士悉心照料已身患绝症的孙中山先生。当时众人心下一直默默祈祷，企望能有奇迹的突然出现。但至1925年2月以后，孙中山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当时协和医院的代院长刘瑞恒先生以英文函告孔祥熙，中山先生之病已经不治，其函曰：孔庸之先生转孙先生家属暨国民党员诸君览：　　孙先生人本院即发觉所患癌最末时期，为不治之症。经于剖割及将癌之外皮用显微镜考察，证明诊断正确，病自不好而至极不好。余等以孙先生之生存，为无希望矣。　　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　　2月17日下午1时　　1925年2月24日午后3时许，医护人员出来吩咐准备后事。当时在场的人在征得孙夫人宋庆龄同意后，一致公推孔祥熙、宋子文、孙科和汪精卫等4人进入病房，拟征询中山先生的最后遗嘱。　　当时见几位一齐进来，孙中山先生就问：“诸同志何为？”然后就又闭上眼睛，稍过一会又睁开眼睛继续问道：“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　　孔祥熙等人一见中山先生如此模样，不禁心酸，犹豫半晌尚无人开口。又过片刻，还是汪精卫按捺不住，上至近前对孙中山先生试探着说：“当1月26日先生进入医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许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如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尽管当时汪精卫讲得较为婉转，但孙中山先生还是听明白了。他沉默良久，然后缓缓说道：“我何言哉！我病如若痊愈，则所言甚多，惟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当即孔祥熙等4人再次恳请道：“吾等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见中山先生仍沉默不语，汪精卫又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作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事已至此，孙中山先生便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当即取出所拟手稿，即后来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慢地读了起来。读毕只见孙中山先生微微点头说：“好，我极赞成。”待等汪精卫取来笔具请中山先生签字时，孙中山想想又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待到3月11日孙中山再度病危时，孔祥熙、宋子文、吴敬恒、何香凝以及宋庆龄、孙科等人围拢其病榻前，还是汪精卫将那拟好的文稿呈上去。由于当时孙中山先生已经无力举腕，后还是在夫人宋庆龄的托助下，用颤抖的手执笔签上“孙文”二字。当时在场的孔祥熙等人，即成为《总理遗嘱》见证人。　　公元1925年3月12日，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不幸病逝，年仅59岁。　　当时由于孔祥熙与孙中山的连襟关系，加上同仁中他的年纪稍长几岁且场面上的事较为熟悉，众人便一致推举他为负责人，主办中山先生治丧事宜。并且由他在其西总布胡同的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以存放花圈挽联等。4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推定，由孔祥熙、张人杰、汪精卫、林森、于右任、邵力子和宋子文等人，共同组成葬事筹备委员会。　　此前的3月19日，宋氏家族为了哀悼亲人，曾小规模地举办了一次丧礼。其后，葬事筹委会又决定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丧礼由加拉罕作主祭人，前司法部长许崇智出面作悼词，当时场面甚为隆重庄严。待至3月24日发丧致祭，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人数多达14万余人。孙中山病重期间，葡萄牙公使符立德等外国友人曾前往医院探望。待其逝世后，苏联公使馆还立刻下了半旗以示衰悼。　　1925年4月2日，孙中山先生遗体移发北京香山碧云寺石塔，使整个悼念活动达到高潮。当天前住送行的，竟有十余万之众，足见各界民众对革命领袖的爱戴和怀念之深。当时，孔祥熙在中山先生灵前悬挂的挽联上书：　　“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知易行难，并有史言传海内；骨葬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当时，自孙中山先生北上及生病住院到最后病故发丧，其所需费用都是由孔祥熙出面筹集的。发丧之际所需组织和维持，又多是孔祥熙请冯玉祥将军协助解决的。而后为了安排丧事，孔祥熙又在北京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在孙中山先生晚年弥留之际以及先生身后的善后安排上，孔祥熙的确是出了大力的。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先生的遗体移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当时国民政府为此举行了盛大庄严的奉安大典，孔祥熙又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迎接指挥，兼总理奉安委员会办公处总干事。南京中山陵建成之后，在北京香山碧云寺为中山先生又设衣冠冢，即将中山先生衣帽封于碧云寺，于石墙中再筑冢而成。　　中山陵园建成之后，孔祥熙曾撰写手字祭文以为纪念，其祭文如下：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钱之辰，爱献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日：　　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奄忽愈乎四年，青旗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赛，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致治平以五权，新大同之速脐，谁审识乎知难，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虽百世其莫殚，藉流施以表德，斩古今而谁先，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谏乎鸿烈，惟略陈其私言，忆负笈于被美，接清房于逆旅，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职睿，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昭万古兮埃尘，呜呼尚餐。”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无论当年孔祥熙以及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多么忠诚谦恭，待先生故去后却几乎同时背叛了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尤其是孔祥熙，后来竟一百八十度地向右转，卖身投靠蒋介石反动独裁政权，以至最终辜负了孙中山先生生前对他的一片殷殷瞩望。这不能不令人慨叹再三，扼腕哑然。　　第八章　从此人生向右转　　1．蒋介石得志猖狂　　1926年底，正值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北洋军阀的部队节节败退之际，孔祥熙自美国归来。归国以后孔祥熙直赴广州并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理财政部长，一时总揽后方财政大权，以支持北伐前线战事。　　当时参加北伐的革命武装力量即广东国民政府统率的国民革命军，其总司令就是适时年仅39岁的蒋介石。自1925年春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经过广东革命政府改组、国民革命军东征两广以及两广统一，还有当时轰动一时的“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当时的蒋介石已经一手独揽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军事大权，成为当时左右局面的真正实权人物，且也正在窥视国民党的最高统治地位，伺机企图据为己有。　　孔祥熙的此时归来赴穗，可以说正属适时。他平素一向自诩的“做大官”飞黄腾达的绝佳机遇，终于摆在了他的面前。由于和孙中山先生的特殊亲属关系，以及中山先生葬事过程中孔祥熙的出色贡献及由此而来的巨大声望，正应发迹之初的蒋介石所急需，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孔祥熙于是便不再犹豫，正式投靠了彼时正冉冉上升的民国新权贵蒋介石。自然，其整个的许身投靠过程，亦少不了孔夫人宋蔼龄背后的一手策划和怂恿。　　却说那蒋介石，原名瑞元，学名志清，出走江湖之后方改名为介石，字中正。1887年10月引日，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县溪口镇一个平常的商人家庭。　　浙江奉化的溪口镇是一个十分古老的小镇，位于四明山的南麓，距宁波市仅几十公里，距奉化约15公里。是通往新昌、坪县、余姚以及郊县的交通要地，亦是附近几个乡镇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此地四周群山怀抱，九曲剡溪绕山而至，景色秀丽，风光磁妮，显然一个人杰地灵的不凡之处。相传当年的溪口有十大景致，如奎阁凌霄、武储浪暖、平沙芳草、碧潭观鱼、松林晓莺、溪船夜掉、锦溪秋月、雪峰晚照、屏山雪雾、南园早梅等等。而蒋氏的祖宅，就坐落在溪口镇那条长不足数里的街上。　　根据《武岭蒋氏家谱》所记载，蒋介石的祖先可以上溯至五代时期后梁国的“摩诃居士”算起。所谓“摩诃居士”本名蒋宗霸，字必大。据说此人心地慈善，行为温谨，口诵“摩诃般若波罗蜜多”，所以乡人都称他为蒋摩诃。蒋摩河在宁波小盘山上结庐而居，潜心佛事，自称“摩诃居士”。　　蒋宗霸一支向下传承，至蒋浚明一代，才迁至奉化禽孝乡三岭。蒋浚明生前最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这即使在蒋氏家族以后的子孙中也是最为显赫的，所以蒋家们堂的祖宗牌位就是从蒋浚明供起的。　　到了蒋家第十六代传人蒋仕杰时，举家由奉化禽孝乡三岭迁至武岭，世世代代皆以务农为本，此后300年间，再没有一个人外出做官。待到了蒋家的第二十六代传人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时，开始弃农经商。　　根据《蒋氏宗谱》记载，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又有称蒋玉表，“清嘉庆十九年甲戌十一月二十日子时生，光绪二十年甲午十月二十四日午时卒”。蒋斯千有两个儿子，长子世昭过继给其兄，次子肃庵，即蒋介石的父亲，又有称蒋肇聪。蒋斯千在溪口镇上开设了一家以经营盐、酒、石灰为主的店铺，称“王泰盐铺”，主要面向雪窦山地区的乡村山民，生意颇好。　　蒋肃庵22岁那年，蒋斯千将店铺传给儿子经营。由于肃庵的头脑灵活，精明能干，经营有方，王泰盐铺的生意日亦兴隆，家业小康。设于溪口中街的店铺颇具规模。除盐铺之外，蒋家尚有薄田30多亩，成为当地十甲户之一。　　蒋肃庵前后共娶过三位妻室。元配徐氏，生于清道光二十六年三月，卒子光绪八年二月。继配孙氏，生于咸丰五年六月，卒于光绪十二年十月。蒋肃庵的第三位夫人王氏，也就是蒋介石的生母，生于同治三年十一月，卒于民国十年（1922年）六月。　　这位王氏夫人名采玉，是与奉化毗邻的峰县葛溪人。据《王氏宗谱》记载，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生于清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卒于清咸丰六年十月，为清朝的迪功郎，生三子二女，长子王有则就是王采玉的父亲。　　王采玉是王有则继室所生之女，自幼聪明伶俐，袭承父教，稍识文字，精于女红。她的祖父王毓庆在世时，曾做过山货生意，为王家积下了一些产业。到了王采玉父亲时，由于王有则不事生产，家道中落，祖业已难以维持家用，常常人不敷出。为贴补家用，王采玉拼命作活，帮人缝缝补补，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十分艰难。　　18岁那年，王采玉由父母作主，嫁给溪口曹家田俞某为妻，曾育一子，少而夭折。不久丈夫俞某染病身死，王采五年纪轻轻便夭子丧夫，精神倍受刺激。　　适逢父亲王有则病故，王采玉回家奔丧，目睹母亲中年孀居，又想到自己年轻轻的便作了未亡人，不禁悲从中来，无限辛酸。从此，王采玉心灰意懒，萌发了适人空门的念头。　　王采玉的决定得到了一心向佛的母亲的支持，于是王采玉带发修行，遣人空门。王采工人庵以后，一方面拜佛念经，一方面种菜植瓜，粗茶淡饭日子到过得平淡而安稳。　　但是，此时的王采玉毕竟是个年轻貌美的少妇，虽然丧夫寡居，遁入空门，但长此已往却并非一件妥事。当时许多人纷纷劝其趁年纪尚轻，早早改嫁他人为是。又有一相面人说王采玉生就一副福贵之相，日后必会母以子贵，光耀非凡。闻听人言，王采玉不禁思绪纷扰。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溪口的蒋肃庵两年之间，连续丧妻，所造一双儿女年龄尚幼，家中无人照料意欲再娶。恰巧，玉泰盐铺的帐房王贤东，是王采玉的堂兄，知道了东家的想法之后就回葛溪找王采王母女说合此事。　　1886年6月，23岁的王采玉还俗再嫁到溪口，作了45岁的蒋肃庵的第三房继室，并当上了玉泰盐铺的老板娘。　　王采玉婚后第二年也就是1887年，顺利地产下一个小男孩，取名瑞元，此即后来的蒋介石。按《蒋氏宗谱》排列，蒋介石为周字辈，故又名周泰，又有志清、中正名。继蒋介石之后，母亲王采工又接连生下瑞莲、瑞菊、瑞青，共二男二女。加上蒋肃庵元配徐氏所生一男一女，组成了一个老少三代的大家庭。　　转眼近10年过去了，不幸的命运再次向王采玉接踵袭来，首先是一向疼爱蒋介石的公公蒋斯千以八旬高龄撒手人寰。次年（1895）丈夫蒋肃庵又身染时疫，抛下店铺和年轻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女一命呜呼。是年王采玉32岁，蒋介石年仅9岁。　　在父亲去世后没有几年的时间里，蒋介石的小妹妹瑞菊、幼弟瑞青相继夭折，同父异母的哥哥蒋介卿又提出了分家另居的要求。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落在王采玉母子的头上。分家以后，蒋介卿分得玉泰盐铺全部资产及房屋，而王采玉母子仅分得所居祖宅、20几亩薄田和一片竹山。母子靠这份产业相依相傍，艰难渡日。在经历过家庭的不幸变故之后，王采玉愈发地礼佛诵经，同时将她的全部心血用于培育孤儿蒋介石，并对其倾注了毕生的希望，期待他早成大器，光耀门楣。　　幼年时期的蒋介石是顽劣异常的，他在所撰《王太夫人事略》中说：“中正幼多疾病，且常危笃，及愈则又放嬉跳跃，凡水火刀之伤，遭害非一，以此倍增慈母之劳。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而先妣训迪不倦，或夏楚频施，不稍姑息。”　　据说蒋介石小时候爱动好斗，常常闯祸闹事，不仅街坊邻里对他的顽劣行径叫苦连天却又奈何不得，就是家里对他的所作所为也表现得束手无策。母亲王采玉常常将他关在房内痛加鞭挞，而他对于生母的责打视着寻常，依旧我行我素。因此，时常将母亲气得嚎陶大哭。更有甚者的是他的刁顽任性无人能及，每当他遇到不能达到预想目的的时候，他便采取惯用的伎俩，倒地而卧大耍无赖，让人无可奈何，于是当时人们纷称他为“瑞元无赖”。　　1892年蒋介石6岁时，他的父母及祖父深恐他顽劣成性贻误终生，于是决定在他未及入学年龄之时，即请师设塾。　　蒋介石先后从师于任介眉、蒋谨藩、毛凤美、竺景崧、毛思诚等人，诵读古籍史书。关于蒋介石小时候求学的情况，陈布雷在他所编的《蒋介石先生年表》中写道：“公六岁，始人家塾从任介眉读”；“公七岁，仍就读家塾”；“公八岁，改从蒋谨藩读《大学》、《中庸》”；“公九岁，春夏从任介眉读《论语》、《孟子》，六月又从蒋谨藩读《礼记》”；“公十岁，读《孝经》”；“公十一岁，读《春秋》、《左传》”；“公十三岁，始出就外傅往嵊县葛溪从姚宗元读《尚书》”；“公十四岁，赴榆林村从毛凤美读《易》”；“公十五岁，赴畸山下村读于皇甫氏始作策语”；“公十六岁，赴岩溪村从毛忠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应童子试”；“公十七岁，赴县城肄业风麓学堂受新式教育”；“公十八岁，仍肄业风麓学堂”；“公十九岁，赴宁波从顾清廉于箭金公学，读周秦诸子、说文解字及曾文正集并研究理性文学。顾先生授公认孙子兵法，且讲述民族大义”；“公二十岁正月赴县城肄业龙津中学，四月东渡日本肄业东京清华学校，冬返国。”　　在蒋介石漫长的求学过程中，曾对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这几个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廷将领无限崇敬。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特地手辑了一本《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并写了一个序，序中说：“辛亥以前，曾间曾文正全集一书……民国二年失败以后，再将曾氏之书与胡左诸集，悉心讨究，不禁而叹胡阔之之才略识见，与左季高之败，必有所本也”。他又说：“治心即为治兵之本，吾故择曾胡治心之切要者，另列一目。兼采左季高之言，可为后世法者。”据说。蒋介石生平最爱的书是《曾文正公全集丶无论何时总是将此书置于案头油此可见青少年时期所爱之深，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促使他走上习武之途。　　1904年蒋介石年满18岁，转入离家较远的宁波箭金学堂读书。这次结发妻毛福梅随蒋同往宁波，伴读半年。此期间，蒋介石从师于顾清廉，他不仅从顾先生那里学到了深厚的国学知识，而且从那里第一次听说了孙中山的名字，并对中国革命党人在海外活动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顾清廉以日本明治维新后由弱变强的历史为据，向学生灌输强兵是富国之本的思想。他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蒋介石由此决定东渡赴日，学习军事。　　1906年，蒋介石第一次东渡日本，拟进入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陆军。但当时清政府与日本方面有约定：凡中国学生要进入日本军校受训，必有清廷陆军部保荐方可。蒋介石首次赴日本未能如愿以偿，冬季返国。　　蒋介石回国后不久，正赶上1907年夏季清政府陆军部属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官学校的前身）在全国各省招考，蒋介石在千名考生中脱颖而出一举高中，并于翌年被军校保送去日本留学。　　蒋介石到达日本以后，很快便进入振武学校学习，并于1910年毕业。离开振武以后，蒋介石被分配在日本驻新渴县高田市（现上越市）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充当二等兵，以后上升为上等兵，称士官候补生。　　蒋介石在日本3年的留学生涯，对其今后一生的影响极大，成为他日后教育部下的资本，也是他蒙受孙中山器重的先决条件。　　蒋介石在日本3年的留学生生涯，除了军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收获以外，还认识了陈其美。通过陈其美他还加入了同盟会，并结识了孙中山。所有这一切，都为他今后的仕途发展提供了条件。　　蒋介石最初认识陈其美是在1906年他第一次去日本时。陈其美学英士，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生于1878年。其家境贫寒，曾在上海同康泰丝绸栈当助理会计。1906年受蔡元培反清革命演说的鼓动，决计出洋留学并于同年东渡日本，先进入警监学校学习，后转人东斌学校学习军事。在日本期间，陈其美结识了孙中山并深受其影响，其后亦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蒋、陈二人由于志趣相投又是同省乡亲，所以关系非常密切。蒋介石同陈其美一起参加反清革命活动，并成为陈的得力助手，后经陈其美的着力推荐而受到孙中山的重视。为此蒋介石一生视陈其美为恩人及良师益友。1908年蒋介石再次赴日，由陈其美介绍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湖南、江西、陕西、山西及云南等省随之也相继宣布独立。为配合武昌，当时担任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一面在上海积极筹划武装起义，一面电召蒋介石等同盟会员回国参战。　　这一年夏天，蒋介石由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托故假归”，在上海参与陈其美密商起义计划，营救被关在牢狱里的同志张恭，计划暗杀出卖了张恭的刘光权、何震夫妇。假期结束蒋介石返回日本。　　辛亥革命爆发以后，陈其美再次致电蒋介石等，催其火速回国。蒋介石当即向师团长长冈外史请假回国，长阿外史以“因受陆军省委托管理，不能许可擅自回国”为由加以拒绝。蒋介石转而与联队长飞松宽吾请假，飞松宽吾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准了蒋48个小时的短假，同时获准的还有同盟会员张群等人，飞松宽吾同时告诫蒋介石等：“如果你在48小时内不回队，就作为逃兵处置，由宪兵查缉。”　　蒋介石、张群等人由高日乘火车赶到东京，向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了回国的路费，然后乔装改扮，与另外23名留学生一起乘船回国。阴历九月九日蒋介石抵达上海。　　蒋介石抵沪后，陈其美派他率领100名“先锋敢死队”队员，迅速奔赴杭州参加起义。　　9月中旬两湖起义成功，王金发、蒋介石、王文清、张伯歧、董梦蛟、孙贯生、蒋著卿等人携带印信、旗帜、手枪、炸弹等到达杭州。蒋介石承担了攻打浙江巡抚衙门的核心战斗并担任炸弹队临时指挥官。战斗进行到15日夜晚，杭州全城被起义军占领，浙江巡抚曾温被活捉。起义军建立了浙江军政府，由汤寿潜为都督。就此，浙江的辛亥革命宣告成功。　　杭州光复以后，蒋介石回到上海，继续追随陈其美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沪军都督府成立后陈其美任都督，命蒋介石协助整编革命军潍持上海治安。不久滁其美组建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第五团团长，隶属于黄郭的第二师。经过数年的接触，此时陈其美、黄郭、蒋介石三人之间的关系已非同寻常，他们在战斗中结下生死至交。于是也就此时，三人互换兰谱，结为盟兄。这对蒋介石今后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蒋介石日益受到陈其美的着力培植，开始独挡一面。　　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建立。浙江都督汤寿潜调任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浙江都督一职出现空缺，许多人诸如上海都督陈其美、苏州都督程德全、镇江都督林述庆、吴淞都督李珳和等，都虎视眈眈窥视着这个位置。恰恰在这个时候，光复会的革命党人和浙江多数革命党人极力推举陶成章继任，尤其是章太炎首先通电推荐。陶成章也因在光复会与同盟会之间的关系上，极力主张“以浙江光复（会）代之为革命正统”的思想，所有这一切在革命党人内部引起了激烈的派系之争。在这种情况下，陈其美一方面为达到个人目的，一方面为抚平派系之争，指使蒋介石刺杀陶成章。蒋介石买通了光复会会员王竹卿，乘陶成章住进上海广慈医院休养之机，将陶枪杀。　　陶成章案发后第二天，孙中山从南京致电陈其美，令其“严速究缉，务令凶犯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灵下之愤。”陈其美则悄悄打发蒋介石离开上海，远避日本。　　蒋介石此次去日本呆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在日期间，蒋介石筹办《军声》杂志。他指出办此杂志的目的是为了“将欲揭破各国之阴谋，而晓音暗，警告国人以未雨绸缎之计者”。同时发表了《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战后军政之经营》、《巴尔干战局影响中国与列国之外交》、《军政统一问题》等一系列涉及时政的文章。这份杂志只出了4期就因故停办了，蒋介石也由日本返回中国，在老家溪口镇闲居。　　1913年3月来教仁被刺，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6月蒋介石来到上海，找到陈其美要求启程赴德国学习军事。当时陈其美正在上海组织举兵准备征讨袁世凯，正需要人帮助，便劝说蒋介石留下来帮他组织武装讨伐袁世凯，孙中山也同意陈其美的主张。蒋介石便留在上海，到袁军第93团去做发动工作，并追随陈其美“躬赴火线，往来指挥”。但是不到一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二次革命”失败以后，陈其美跟随孙中山赴日，出国以前他将上海方面的工作交给蒋介石负责。9月1日蒋介石也乘船到达日本的长崎，进入由黄兴开办的设在东京的军事教育机关“浩然庐”学习，此期间他又接受陈其美的指派赴东北活动。　　与此同时，远在日本的孙中山为了重整旗鼓，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重新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为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居正为党务部长、胡汉民为政治部长，历时逾年的改组工作终于以中华革命党的正式成立而宣告结束。而蒋介石本人则早在1913年10月29日在上海由陈其美的盟兄张静江作盟誓人，加入了当时尚在改组中的中华革命党，成为在国内最早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几个人之一。同时给孙中山呈上《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指出“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步，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外交失败期间，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此期间，蒋介石在国内与日本之间往返频繁，继续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活动。　　中华革命党成立以后．孙中山仍以反袁革命相号召，任命各省的中华革命军司令，派干部深入各省。1915年2月，陈其美由日本返回上海进行反袁活动，蒋介石留在东京处理善后。临别时蒋介石对陈其美表示：“此去万一不幸，而为袁氏所害，余当为兄之第二化身，以成未竟之志！”这年10月，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　　陈其美走马上任后即致电蒋介石，催他火速返回。　　蒋介石回到上海以后，在湘沪司令长官总机关工作，与陈其美策划上海起义，并亲自拟订了一个详细的“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且参加了运动肇和舰、袭取应瑞舰，攻夺陆地各官署的军事活动，屡次身陷险境而侥幸逃脱。　　陈其美等人在上海的讨袁活动，引起了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1916年5月18日，袁世凯设下圈套，以70万重金悬遣刺客李海秋，在住沪日侨山田家中将陈其美暗杀。蒋介石闻噩耗后几不欲生。陈其美一死，蒋介石顿时失去了依靠，孙中山也失去了一个军事上的得力助手。于是，作为陈其美亲信的蒋介石，开始受到孙中山器重。蒋介石也设法全力投靠孙中山，以获取孙中山的信任。　　前面我们讲到，早在1910年，蒋介石就在东京认识了孙中山。孙中山对蒋介石的最初印象颇好，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而陈其美在以后的日子里，时常在孙中山面前大加赞赏蒋介石，并将蒋介石作为军事人才推荐给孙中山。所以尽管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直接接触不多，但是由于他的聪明才智和勇敢顽强，到底引起了孙中山对他的重视。　　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继续高扬民主革命的旗帜，主张武装斗争，但却找不到正确的道路。所以在以后的十多年的军事斗争中，孙中山采取了联合甲派军事力量打倒乙派军事力量的军事政策，结果到处碰壁。蒋介石正是在这个时候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与提拔。　　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孙中山在上海通电全国，号召全体国民讨伐叛逆，轰轰烈烈的护法运动拉开了序幕。　　7月17日，孙中山一行抵达广州，发表了护法演说。这时的孙中山，手中没有军队，只能依靠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的力量，在广州建立起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府，并当选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　　当时，蒋介石正在上海，听到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并积极准备北伐的消息，精神为之一振，于9月20和10月两次上书孙中山，提出《对北作战计划》和《滇粤两军对闽浙单独作战之计划》，他在上述两文中对当时的时局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并对敌我力量的优劣势态进行了对比，指出了以长江沿岸作为主战地，先克武昌，稳定南京，然后直捣北京的作战方针。蒋介石的这两份作战计划得到了孙中山的重视和赞许。　　1918年3月5日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由上海南下广州，参与孙中山的军事活动。先后在援闽粤军总司令部任作战科主任。第二支队司令，第二军前敌总指挥官等职，并拟有《今后南北两军行动之判断》、《粤军第二期作战计划》。他参与指挥的大埔攻防战，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部队中深得陈炯明的信任。同年9月18日，蒋介石被任命为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官，统领1000人马。这个任职意味着，蒋介石从此由“参佐军务”而开始独挡一面了。　　就在这个时候，粤军中出现派系之争且愈演愈烈，形成了以陈炯明为首的惠州派、以邓铿为首的粤东派和以许崇智为首的福建派。三派之间相互倾轧句心斗角，军中一片混乱。蒋介石本人虽然不参加任何一派的争斗，但他和陈炯明之间渐生嫌隙，便于1919年9月正式辞去第二支队司令官一职。10月13日蒋介石赴上海拜见孙中山，提出去欧美留学的要求。当时孙中山正在进行中国国民党的改组工作，需要大批得力的干将，便极力挽留蒋介石，蒋答应留下住在上海，时刻准备听从孙中山的召唤。　　在上海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除了潜心读书外，开始涉足于上海的股票交易所并颇有所得。　　转眼到了1920年，粤军有了很大的发展，由原来的8000人发展至20000多人，扩编成两个军。　　但是由于粤军派系林立的痼疾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蒋介石到任后一直难以开展工作，于是再次请辞。据统计，从1918年蒋介石在援闽粤军中第一次辞职算起，到1924年4月他正式就任黄埔军校校长的6年间，他辞职复职、复而又辞的次数达十多次。　　1920年9月ZI日，倍受孙中山器重的朱执信不幸遇难。孙中山写信给蒋介石，信中言说：“执信忽然夭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唯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借过甚，故常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从此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日益提高，逐渐成为孙中山最为倚重的心腹人物。尽管如此，孙中山仍然并未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为蒋介石安排重要的职位。　　同年12月，孙中山在广州恢复军政府，并决定西征。在此前后，曾数次电召蒋介石赴粤。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在奉化拟就了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寄给孙中山，对当时的时局、军事准备、北方出师准备、处置四川、军费预算、军制、外交、筹备兵工厂、修建粤汉铁路等九个方面的问题提供了意见。是年的4月8日和21日、7月20日、11月16日和12月17日，孙中山先后数度给蒋介石致电，催其南下，共商西征之事。　　1922年3月ZI日，粤军参谋长邓铿惨遭暗杀，陈炯明加紧步伐策划谋反。在桂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力主讨伐陈炯明，巩固广东根据地，再图北伐，而孙中山却寄希望于陈炯明能够悔过自新，主张先行北伐。蒋介石一气之下，返回奉化溪口老家。　　6月2日陈炯明阴谋反叛被发现，孙中山紧急电召蒋介石：“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千钧一发，有船即来至盼。”　　6月16日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乔装打扮，移至永丰舰上。18日，孙中山再次电告蒋介石：“粤局危急盼速来广同时，汪精卫从上海致电蒋介石：“惊悉粤变，尤幸总统无恙。”　　蒋介石见电后于当月25日由上海启程直奔广州，29日抵粤即冒险登上永丰舰。见到了孙中山后，孙中山立刻将海上军事指挥权全权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登舰后沉着应战，从容镇定。他的到来给处于危难之中的孙中山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安慰，孙中山曾为此对外国记者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了二万援军。”　　吕月9日，孙中山偕蒋介石等离开永丰舰，乘英国“摩汉号”炮舰由广州赴香港。10日转乘“俄罗斯皇后号”邮船赴上海。　　从6月15日至8月15日，陈炯明叛乱事件历时两个月约60余天时间，最终得以圆满解决。在此次平定叛乱的事件中，蒋介石所起的作用的确是至关重要的，由此他亦更加得到孙中山先生的倚重和信赖。自此以后，中山先生开始重用蒋介石，并将蒋介石喻为“如身之臂，如骖之靳”。　　1923年3月，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参谋长。同年8月，孙中山又派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同行成员有张太雷、沈定一和王登云等人。当时，蒋介石一行在苏逗留了3个多月的时间，广泛考察了苏联当时的社会状况；蒋介石还特地了解一下苏联军事组织的情况，并参观了苏联的军校以及相关的武装设施。同时代表团还相继拜会了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托洛茨基等。回国以后，蒋介石将这3个多月行程及考察资料，写成《游俄报告书》，转呈孙中山，并于1924年1月16日亲抵广州，再次向孙中山作了口头报告。这次考察使蒋介石感到俄国人在对待中国国民党的态度上缺乏诚意。这一点，蒋介石在给廖仲恺的信中亦有所论及：“以弟观察，俄党殊无诚意可言，即弟对兄言俄人之言只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过信俄人，而不能尽扫兄之兴趣也。至其对孙先生个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国共产党，而乃国际共产党员也。至我国党员在俄国者，对于孙先生惟有低毁与怀疑而已。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决不信吾党可与之始终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　　在当时，正值国内第一次国共合作已初露端倪之际。经过辛亥、讨袁和护法之役，使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的局势，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革命主义未能施行，革命所以未获最后成功，关键还在于没有一个坚强团结的党和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且极具战斗力的军队。　　于是，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确定以广州市郊区黄埔长洲岛上的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旧址为校址，这就是日后闻名于世的黄埔军校。　　同年1月24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2月1日复任命王柏龄、李济深、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等7人为筹备委员。2月6日在省城南堤2号设立筹备处，分设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区五部，并推定王柏龄、李济深（由邓演达代）、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为临时主任分部办事。2月吕日蒋介石召开校务筹备会议。两天后开始分配各省区招收学生名额。　　1924年5月3日，孙中山特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同月9日孙中山特派廖仲恺为陆军军官学校党代表。不久，蒋介石与廖仲恺联名呈请孙中山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王柏龄为军校教授部主任、戴季陶为学校政治部主任、何应钦为军校总教官。后来，军校又增设政治科，孙中山特命邵元冲为政治教官。　　1924年6月16日，中国国民党陆军学校举行开学典礼。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包括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计499人，连同军校的教职员工近千人出席了开学典礼。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女士亦出席典礼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说《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　　自此以后，黄埔军校发展迅猛。其第一期学员虽只有不足500人，但至1927年3月时，该军校学员就已达12万余人。当时，虽然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亲任军校总理，但实际上军校的一切事务统由蒋介石来负责。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北上途中于北京病逝。临终弥留之际，孙中山特意吩咐由廖仲恺、汪精卫和蒋介石三人共同负责其身后事，并安排蒋介石负责军事方面工作。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上层顿失重心，最高权力结构面临重新划分。而当此之际，蒋介石的突出表现即对孙中山的无限崇敬，并借此标榜自己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1925年3月30日，蒋介石特作《祭总理文》，文中写道：　　“弟子蒋中正，致祭于总理孙先生之灵前日：呜呼！山陵其崩乎！三千学子，全军将士，将何所依归托命耶，二十载相从，一朝永诀，谁为为之。……抚今思昔，瞻前顾后，举凡可歌可泣，可悲可伤，心摧肠断之，终身隐痛，其谁与诉？其谁与知？而今而后，岂复有生人之乐趣乎？……今惟有教养学子，训练党军；继续生命，复兴中华以慰在天之灵。”　　尽管当时蒋介石表现得哀痛欲绝，但听其言观其行则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在国民党内部就相继发生了左派领袖廖仲恺遇刺以及“中山舰事件”，及其后的“整理党务案”等等。当时的矛头指向直接对准中国共产党人，对准轰轰烈烈的工农大众革命运动。此后蒋介石便大权在握，得志猖狂。直至1927年4月12日，他在上海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其背叛孙中山先生及其“三民主义”革命理想的狼子野心，就已昭然若揭了。　　“四·一二”政变后不久，南京国民政府便在蒋介石的唆使操纵下正式挂牌亮相。当时，推举国民党右派的著名代表人物胡汉民为南京政府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但实际上胡氏只不过前面立个牌位而已，真正执掌大权的铁腕人物还是蒋介石。1927年5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大纲》，其中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的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并决定该委员会受当时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全权总揽一切事务。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国史上蒋介石时代的正式开始。　　2．孔祥熙卖身投靠　　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还是在北伐战争进展顺利捷报频传之际，当时正在美国进行考察的孔祥熙看准“升官发财”的绝好时机已到，便于1926年冬天匆忙赶回国内，并迅速投身于当时的国民革命大浪潮中。最初，孔祥熙靠着他出色的理财能力，担任了广东省财政厅长，旋又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等职，一时总掌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此时，孔祥熙以其“最能把握时机”的敏锐洞察力，开始捕捉孙中山逝世后应该出现的政治新秀，并迅即将目光落到了当时正统率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的总司令蒋介石身上。当然，孔祥熙的这种政治赌博，其最终的押宝决定，也还是孔夫人宋蔼龄作出的。　　据说当年孔祥熙夫妇曾就孙中山身后谁为接班人问题，有过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当时孔祥熙认为：“那不是秃子头上明摆着的事情吗？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不都是先生的副手么。还有那位老资格的张静江，也算一个。”夫人宋蔼龄打住他的话头说：“你的目光短浅了，问题不能只看表面。我看这个事情很复杂，你说得那四个人，我看都未必。”　　“那依夫人之见呢？”孔祥熙忙问。　　“我问你，如今谁在掌握军权？”宋蔼龄故意卖着关子。　　孔祥熙当即一怔，搔着头皮半晌答道：“眼下握有军权的人，当然是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了。”　　“正是他呀！”夫人宋蔼龄终于为丈夫的聪明惹出笑脸，“蒋介石这个人你可千万不能小看。他作事圆滑，上海青红帮那里又有一定的势力，眼下又军权在握。我看他这个人野心不小。恐怕最后最有实力接中山先生班的人，也就是他蒋介石了。”　　孔祥熙听完再一琢磨，不禁也会心地笑了：“倒不是没有想到他，只是总觉得在党内老资格人物面前，他还有些嫩。不过眼下经夫人一提醒，我倒真觉得此事八九不离十了呢。”　　但当时宋蔼龄尚有些发愁的是，一时找不到合适的门路靠上蒋介石。幸而后来，蒋介石死追宋美龄，才给了宋蔼龄和孔祥熙两口子一个难得的好机会。　　再说蒋介石此时，正值年富力强之际。此前他已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深获孙中山的信任和倚重，并荣登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宝座。然而蒋介石毕竟是蒋介石，尽管已然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了，他的政治野心却并未因此得到满足或者遏止。恰恰相反，尤其是当孙中山逝世以后，蒋介石对政治权力的追求，一下便膨胀到了不可遏制的地步。自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之日起，蒋介石实际上就已经开始注重对自己队伍的培养了。首先，他在黄埔军校中物色了一大批亲信。于是这些人就成为他日后从事反革命政变的资本。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布置他的嫡系部队进兵东南各省，趁革命形势高涨和敌人内部激烈分化的时机，他收编了大量的军阀部队，扩大自己的武装近20万人。　　1926年冬天，蒋介石到达南昌后，这里旋即成了拍卖革命的交易所。当时各派云集南昌活动，有亲美派政客王正廷、亲日派政客且同北洋军阀有密切关系的政界要员黄郭、张群等人，一时都成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座上客。美、英帝国主义联合起来，派它们的大买办虞洽卿到南昌和蒋介石谈判，以“反共灭共”为条件，允诺蒋到南京后援助蒋6000万元的巨款作军晌。于是，蒋介石于1926年12月21日在南昌向外国记者公开发表谈话，对“美国表示友谊”并要求美国给予援助。与此同时，日本也派遣大佐永见俊德、松室孝良到南昌与蒋介石密谈。其后1927年2月戴季陶和吴铁城二次被派往日本，与日本进行接洽，表示“中国人民永不反日。”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加紧勾结的同时，蒋介石与奉系军阀之间的信使往来更加频繁。1927年1月27日，日本电通杜东京电中说：“中国南北妥协的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常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稳健的孙文主义，实现大团结”。　　两湖江西之役以后，革命势力已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并继续向黄河流域发展，武汉已成为革命的中心。为了进一步将革命形势推向新的高潮，加上两湖初下人心未定，急需政府坐镇领导以巩固胜利，安定民心。1926年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接着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分两批北上。　　在迁移过程中，由第一批到汉口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了中国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临时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就在第二批从广州北上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南昌后，原先赞成迁都武汉的蒋介石突然变卦，提出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留设南昌，并提出于1927年3月1日在南昌召开三中全会。　　蒋介石的建议立即遭到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反对，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定都武汉。　　同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举行了正式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决定议案》、《总政治部组织大纲》、《对人民宣言》《对农民宣言》、《对农民问题案》、《国民革命总司令条例》等一系列决议和宣言。　　会议坚持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特别是支持了正在蓬勃发展起来的工农运动，尤其是湘、鄂、赣三省的农民运动。会议提高了党权，限制并削弱了蒋介石的权力，规定了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它的一切决议、措施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能生效。总司令要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高级军官任免及作战动员令等，亦须经军委会决议并提交中执委通过然后再交总司令执行；而中执委常委会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这实际上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大会给蒋介石以纪律制裁，免去了蒋介石、丁惟汾、陈果夫等右派分子的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职务，并产生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但大会保留了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同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部长。　　可以说也从这时起，孔祥熙的立场就坚定地站在了蒋介石的一边。　　自北伐军占领武汉、南昌等南方大都市以后，全国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到1927年2月一3月间，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200万，并且建立和健全了各级工会组织，组织了工人纠察队，初步建立了自己阶级的武装。各地工人阶级积极配合北伐军，参加当地的解放斗争。其中仅上海的工人阶级就为解放上海，从1926年至1927年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谱写了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光辉的篇章。　　随着城市工人运动迅速发展农村的农民也积极行动起来。为了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毛泽东于1926年11月从广州到上海担任了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负责工作。全国性的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福建、安徽、江苏、浙江等省份迅速全国展开。　　北伐战争的胜利以及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涨，不仅使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而且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于是，它们一方面加紧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一方面迅速寻找新的代理人。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帝国主义及其军阀走狗们把目光集中在蒋介石身上。　　蒋从南昌到安庆，他一路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随后直奔南京、上海，准备执行更大的反革命叛变计划。　　1927年4月1日，因与蒋介石有嫌隙而辞职赴法的汪精卫，由国外回到上海。当即由孔祥熙、宋蔼龄夫妇出面，邀请汪精卫下榻位于西爱威斯路的孔氏公馆。　　当晚孔祥熙夫妇又在其寓所宴请汪精卫与蒋介石，以促成汪蒋会晤，“商谈合作”。蒋介石希望汪精卫能够留在上海参加他的所谓“清党活动”，汪精卫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并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决定于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来解决“党事纠纷”问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血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汪精卫回到武汉以后，以国民党“左派领袖”的身份出现，担任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同年4月1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发表声明，公开斥责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罪行，并开除其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　　于是，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另一个蒋记国民政府。至此，蒋介石以南京为中心，占据了闽、浙两省全部和江苏、安徽两省的江南部分。　　1927年4月22日，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共计见人联名讨蒋，武汉与南京之间形成对峙局面。随后双方一齐开始争夺拥有重兵的冯玉祥，而冯玉祥本人对武汉、南京的两个国民政府均采取接纳的态度。　　在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对峙期间，孔祥熙竭力为蒋介石奔走效力。初夏的5－6月间，正值北方热浪袭人。孔祥熙冒着酷暑，不辞辛劳地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帮助蒋介石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希望他们能够支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　　1927年6月20日-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在徐州举行特别会议，会商“分共”与宁汉合作问题。会议决定由冯玉祥通电武汉，并在电文中将武汉国民政府称为伪政府。当即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阁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冯还敦促武汉方面“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之外，余均可合二为一”。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而合作”，最后冯玉祥希望武汉方面“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至此，在孔祥熙的通力协作下，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首功告成。　　南京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将武汉政府司法、交通、财政部部长徐谦、孙科、宋子文等人一律免职，并责令其他各部部长应即表明立场。　　同年4月20日，蒋介石命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当时担任武汉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宋子文正在上海。面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强大压力，宋子文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适时，武汉国民政府不断派人来沪，促使宋子文回武汉。而南京方面则通过孔祥熙、宋蔼龄夫妇不断地给宋子文施加压力。宋子文每次去西爱成斯路孔宅时，都会陷人孔氏夫妇的“围剿”之中。最后不得已，宋子文躲入了莫里哀路宋庆龄的空房内，不想却又受到青红帮的监视。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宋子文的立场开始动摇了。　　经过一番权衡利弊之后，宋子文决定留在上海，开始倒向蒋介石一边，同意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　　1927年7月12日，宋子文带着蒋介石交予的使命回到了武汉，要求武汉国民政府的要员们抛开共产党和鲍罗廷，并同南京方面合作。宋子文同样将这一要求转达经宋庆龄，并声称这是他们的母亲、宋蔼龄及孔祥熙的意思。但当即遭到了宋庆龄的严辞拒绝。　　就在此时，武汉政府汪精卫等人却同意了蒋的要求，并由宋子文密电孔祥熙。宋在密电中详细说明了汪精卫提出的几点保全面子的办法。孔祥熙将电文转给了蒋介石，蒋命孔祥熙于13日回电宋子文日：“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希望再商定日期交货。”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了“分共会议”，宣布正式和共产党决裂，并提出了“宁可枉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血腥口号。顷刻之间，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　　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失败了。　　但其后不久，国民党内部即发生新的勾心斗角。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又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同年9月28日，蒋介石东渡日本，随行有亲日派人物张群等人。　　当彼之际，孔祥熙又开始四处奔波，各方为蒋说项。他“团结各忠实同志，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并与冯玉祥通电，呼吁国民党内部要以“精诚团结，共同合作”为主，孔祥熙的这一呼吁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群起响应，一时间请求蒋介石回京复职的呼声愈来愈高。同年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1928年1月，蒋介石再次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次月蒋又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重新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全。　　在这场南京、武汉势力的角逐争斗中，孔祥熙竭尽所能效忠于蒋介石，并多方为其奔走和周旋。终于，他以其尽心竭力的“忠诚”和办事的委婉温厚，博得了蒋介石的赏识和重用。　　3．宁汉合流的肮脏内慕　　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又回到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此时，身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的段棋瑞仍想欺骗人民，便组织召开所谓的“善后会议”，想以此选举他为正式总统，从而巩固北洋军阀的统治。不久，孔祥熙觉得在“中俄会议”中无事可做，便于1926年初离开北京，飞到美国进行了大半年的考察。　　这时，中国的政局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可以说中国正处在又一次大革命的前夜。从形式上看，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政府，一个是以段棋瑞为代表并被各国列强承认的在北京的反动政府，一个是在广州的由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组成的代表新兴阶级的革命政府。在这两个政府内部，又充满着各种矛盾、各种派系的争夺和斗争。　　1925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由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实行委员制，汪精卫任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为财政部长。同年10月，国民政府领导的革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进行了第二次东征，全歼了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残部，实现了两广统一，为北伐奠定了基础。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10万人在广州誓师北伐。此次北伐共8个军，分三路向湖南、江西和福建进军。北伐开始后，捷报频传，在两湖战场击溃吴佩孚主力并在江西重创孙传芳。一时间，北洋军阀节节败退，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就在这时，孔祥熙由美国回到了广州，就任广东省财政厅长，同时兼任广东国民政府代财政部长，总揽后方财政。　　1927年1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同年3月，武汉国民政府增设实业部，任命孔祥熙为实业部长。但当时孔祥熙并没到武汉就职，在广州等了一段时间后，他就回上海找他的夫人宋蔼龄去了。　　当时全国的形势已日渐明朗，国民革命军顺应民心民意，所向披靡。而北洋军阀失道寡助，节节败退，统一中国已然是早晚的事情。国民革命军在控制了南方数省、特别是浙江、上海后却停止了北伐。当时，蒋介石并非不想消灭段棋瑞，而是不愿意为别人做嫁衣裳，亦即不愿在汪精卫手下当个二把手。在没和汪精卫摊牌之前，在没有按他的意志统一国民党之前，在没有绝对控制全部军权之前，他决定不再向北出动一兵一卒。蒋介石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裂痕，顿时公开化了。　　1927年3月末，蒋介石到了上海。他随即便到了那座极为豪华的西爱威斯路宋氏家族的住宅拜访了孔祥熙夫妇，希望孔氏夫妇能支持他。　　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孔祥熙面临着选择。　　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松散的政治组织。1913年宋教仁将其组成一个统一的政党后不久，便被袁世凯暗杀。1924年孙中山下决心重组国民党，实行新的“三大政策”。但不幸于1925年孙中山也病逝北京。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被公认为接班人，但以胡汉民为代表的右派和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的矛盾日趋激化，后终于酿成于1926年的廖仲恺被暗杀。　　蒋介石借北伐和廖被暗杀而地位迅速上升，但当时他尚并不是公认的领袖和“合法”选出的主席，而汪精卫却是。当时从名义上和形式上，汪精卫代表着国民党和原来的广州革命政府；再则汪精卫也拥有一部分军队，特别是当时由苏联影响控制的共产党和在北伐中膨胀的桂系军队都支持汪精卫。　　蒋介石虽然由北伐捞到了政治资本，拥有几十万大军但毕竟势单力薄且名不正言不顺。　　孔祥熙追随孙中山多年，和宋蔼龄结婚后又一直效力于国民党的民主革命，看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的状况，不禁忧心忡忡，此时，蒋介石的拜访更使他对未来感到迷茫。　　但宋蔼龄却当即态度鲜明。她在蒋介石走后劝孔祥熙承认蒋介石是很有潜力的政治领袖，况且当时蒋介石正在和宋美龄热恋。只要蒋宋联姻，蒋家的军队和宋家的金钱联合起来，就能形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集团。当时宋蔼龄认为，当前的当务之急是说服汪精卫同蒋介石联手，并认为他们的矛盾再大也没有和张作霖的大，他们的矛盾再深也没有和孙传芳深。只要蒋汪携手北伐，国民革命大业即可告成。　　孔祥熙以前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他有一个基本的信条，就是中国必须由受过高等教育、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来治理、来统治。可这许多年来，他目睹了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状况，深感军队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而军人一般都缺少现代的民主思想。军队要打仗，就要讲纪律、讲服从、讲统一意志，而这样的土壤必然培育出独裁而不是民主的种子。蒋介石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当时，人们都已逐渐看出了他独裁武断的本质。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如果不独裁武断，他怎能统帅一支几十万人的军队？宋蔼龄说，他们将来可以在政府里影响甚至控制蒋介石，当然这恐怕是幻想，因为蒋介石需要的是奴隶和工具……但汪精卫行吗，他更是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靠一次所谓的“谋杀”大捞了政治资本，靠一支笔写了几篇文章倾倒了一部分青年，靠察言观色和伶俐的口齿赢得了孙中山的信赖。可这样的人能成为党的领袖吗？缺少大气魄，缺少大胸怀，缺少决断的能力和敢于承担后果的勇气。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汪精卫没有受过西方教育，不会讲英文。在北京孙中山身边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孔祥熙虽然觉得汪精卫有几分才气，但绝对缺少共同语言。孔祥熙还觉得汪精卫这个人很虚伪，有时又很傲慢，但汪毕竟是国民党全国代表正式选举出来的主席呀。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在紧要关头的确就只有这几步。孔祥熙当时已经47岁，已走过了人生道路的一多半，所以他不愿再拿自己的后半生去做赌注、去冒险。　　但宋蔼龄和孔祥熙的性格完全不同。孔祥熙喜欢静，她喜欢动；孔祥熙喜欢稳，她喜欢“乱”；孔祥熙不愿冒险，而她最喜欢探险和下赌注。在1927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宋蔼龄如鱼得水似地成了一个人物。自从跟随孙中山以来，她还从没有找到现在的这种感觉。当时，她正在进行着一桩足以影响中国命运的“事业”，即促成蒋宋联姻。当然，对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关系，她保留了自己的意见。于是孔氏夫妇，一个开始积极为宁汉合流斡旋，一个开始为蒋介石宋美龄牵媒拉线。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殊途同归，最终都成了蒋介石独裁政权的帮凶和重臣，并且也为他们自己的历史填写了不那么光彩的一笔。　　1927年4月，汪精卫从国外回到上海。为了缓和蒋、汪之间的矛盾，维护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孔祥熙和宋蔼龄在其寓所设宴请蒋介石、汪精卫同时出席。　　那天，蒋介石、汪精卫果然应邀赴宴。一方面是孔祥熙、宋蔼龄的面子他们谁也不好驳，二来蒋、汪也确有共同利益，“国民革命”尚未成功，他们暂时还谁也离不开谁。蒋介石需要汪精卫在政治上和舆论上的支持，汪精卫需要蒋介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力量。但他们既相互需要，又各怀鬼胎，各有各的打算。特别是蒋介石，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心眼儿里反对。他到苏联考察，对那里没留下什么好印象。无奈那时羽翼未满，需要仰仗孙中山的威望。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的反动本性日益暴露，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在控制了江浙一带后，他决心依靠上海的青红帮和江浙一带的财阀，建立起自己的统治。但他希望得到汪精卫的支持，这样在名声上要好听得多。不过他在反对共产党上却决不妥协，如果汪精卫要继续保持有苏联顾问鲍罗廷参加、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武汉国民政府，他宁可摊牌一决雌雄。　　当天晚上在孔祥熙、宋蔼龄的宴会上，蒋、汪二人表面上谈笑风声，孔床二人也频频夹菜敬酒，活跃气氛。酒过三巡后，蒋介石终于谈到了正题，希望汪精卫留在上海帮助“清党”；并说共产党建立苏俄之目的和国民党倡导的三民主义是南辕北辙，如不进行“清党”而继续北伐，必然养虎成患。等共产党在北伐中翅膀硬了，他们就会来革我们的命，杀我们的头。　　汪精卫则认为蒋介石危言耸听，共产党不过屈屈十几万党员，根本构不成对国民政府的威胁，他甚至怀疑恐怕是蒋介石想假借“清党”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并篡夺国民革命成果。于是汪精卫对蒋介石说：“实行‘清党’事关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召开中央全会讨论解决。”　　当时闻听汪精卫如此说，蒋介石不禁暗自骂道：这书呆子！等你讨论明白的时候，人家早跑得跑，藏的藏了，你还能清着谁？　　但蒋介石就是蒋介石。也许从那一刻起，他就暗下了要实行反革命政变的决心，要取汪精卫而代之的决心。但在表面上，为了稳住汪精卫稳住共产党，他旋即在上海公开发表了一个“拥汪通电”。同年4月4日，也就是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的第二天，汪精卫在上海也发表通电，声称他与蒋介石、张静江及各军事领袖举行了重要会议，决定一致合作；由汪复职，处理内政外交重大事宜，并要求各团体行动应趋正轨，不合正轨者应加以纠正。　　随后，汪精卫秘密离开上海，乘船逆江而上直赴汉口。　　汪精卫是带着怎样的心情离开上海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对蒋介石的承诺有几分信任也值得多问几个为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对当时国民党最高层的劲敌在孔祥熙和宋蔼龄那里都找到了一种感觉，一种把他们维系在一起的历史的、感情的和政治的渊源和利益，使他们觉得至少在目前，他们的共同点多于不同点。　　果然，汪精卫走后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为了巩固自己窃取的北伐革命的成果，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1927年4月IS日，蒋介石竟不顾众多人的反对，在南京建立了一个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国民政府”，并在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阅兵典礼，似乎故意向在汉口的汪精卫示威。　　汪精卫也迅速作出反应。他回汉口后即被任命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于是，汪精卫于4月18日召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会议，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各种职务。几天后，在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计40余人联名声讨蒋介石的倒行逆施。　　蒋介石和汪精卫最后摊牌了。如果说，中山舰事件只是蒋汪斗法的序幕，那么蒋置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而不顾，擅自在南京成立以自己为首的新政府，则是这出戏的高潮。这不是以平等为基础的谈判，而是以武力为基础的要挟。你汪精卫和武汉政府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就这么干了。　　蒋介石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违，承分裂国民政府的恶名，是有原因的。他已经占领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他已经掌握了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一支军队，他所“领导”的北伐受到了各阶层广泛的支持。当时，江南各有势力的财团纷纷向他靠拢，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也向他伸出橄榄枝。蒋介石明白，如果他想在上海、南京站住脚，他想把上海、南京做为自己的根据地，就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代表上海、南京大资产阶级和诸如青红帮之类的势力的集团的利益。要想取得这些人的支持和承认，就必须同苏联支持的共产党决裂，同共产国际决裂，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决裂。蒋介石的阴险、狡诈和凶毒于此可见一斑。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宁汉对立、蒋汪对立的情形下，孔祥熙为什么站在了蒋介石一边。孔祥熙受的西方教育，和宋蔼龄都是基督徒，对苏俄有着本能的反感。宋蔼龄的父亲从传教发展成为一个买办资本家，和共产党宣传的阶级斗争又格格不人。所以他们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站在蒋介石一边比站在汪精卫一边有更多的好处。　　蒋介石在南京擅自成立政府后，国民党内也顿时分为两大派系。并且由此在宋氏家族中也分为两派：宋蔼龄、宋美龄和孔祥熙同情蒋介石；宋子文、宋庆龄则反对蒋介石，同情汪精卫。为此，孔祥熙和宋蔼龄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说服宋子文投靠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老实说，宋家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特别是宋子文，根本看不上蒋介石--没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在上海滩不过是个靠着青帮势力的混混儿，而后靠着曲意迎奉孙中山和一点点手腕，居然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即使如此，宋子文还是看不上蒋介石和他的那些所谓军队，认为那不过是一帮没有纪律的乌合之众。所以，他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财政部长，就开始努力为武汉政府工作，认为那是合法的革命政府，是代表他希望的政府。1927年4月初，宋子文曾到上海，力图勾通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武汉政府的关系，像当年他父亲支持孙中山的同盟会一样支持现在的汪精卫政府。但上海金融界更看好的是蒋介石，认为蒋氏拥有军权，而且又在上海附近驻军。他们想把钱借给蒋介石，当时宋子文劝阻未果，便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从中阻止。蒋介石得知后针锋相对，他不同宋子文商量，派了自己政府的财政官员到处筹款，并派人查封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　　宋子文回到在上海的家中，大骂蒋介石是个流氓，但却没有得到家人的响应。此时，孔祥熙、宋蔼龄积极投靠蒋介石的立场已经明朗，宋蔼龄还在积极促成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当然，宋蔼龄也没忘记宋子文。这个宋家的长女，在父亲去世以后，就一直想为重振宋家的势力而绞尽脑汁。她是最早看出蒋宋联姻会给中国带来什么的人。于是，她不但不随着宋子文骂蒋介石，反而劝宋子文到南京政府任职。　　“什么？叫我到南京任职？”宋子文听到姐姐的话后顿时把眼睛瞪得溜圆。　　“对。汪精卫没有军权，成不了大事。当今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领导国民党完成统一大业。”宋蔼龄苦口婆心地劝说道。　　“蒋介石是个独夫党贼。他视党纪国法为儿戏，自恃手里掌握兵权，就公然和大多数人做对，这和袁世凯当年威逼孙中山下野有什么两样？”宋子文仍不依不饶。　　“子文，”宋蔼龄继续劝说道：“这完全是两码事，袁世凯是想复辟封建王朝，蒋介石则是想北伐。”　　见宋子文想不通，宋蔼龄又换了一种口气说：“子文，你好好想想，苏俄支持共产党北伐，目的是什么？他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完了帝国主义就要来打我们。汪精卫靠他们能靠得住吗？再看看李宗仁、白崇禧，完全像是土匪一样，汉受过教育，没有文化，国家将来能靠他们吗？不错，现在是群雄逐鹿，各霸一方，但战国最后为什么被秦始皇统一？蒋介石现握有50万北伐军，谁人能比。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崇敬欧美文化，并正在想方设法和欧美国家打通关系，对咱们宋家也极为看中。那天他亲口对我允诺，你若能到南京，他就任命你为财政部长，让咱们宋家主宰财政大权。中国有句老话你不是不知，‘良臣择主而仕’，只要咱们宋家能和蒋结上亲，这将来的天下……”　　宋子文听了姐姐的这一番宏论，虽不能完全同意，但也确实打动了他。特别是共产党要革资产阶级命和苏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他觉得有些道理。苏俄目前支持国民党，无非是想借国民党之力打击欧美在中国的势力。如果欧美在中国不支持军阀而支持我们，那苏俄还会支持国民党吗？但蒋介石这个独夫也太嚣张了一点，刚刚有了点权力就忘了自己是老几。想当初来家支持孙中山闹革命闯天下时，你蒋介石不过是一个一名不文的小卒子，现在竟敢封了我在上海的办事处！即使让蒋介石的政府合法化也必须对其进行严格的限制。不然他大权独揽，指不定要干出什么倒行逆施的恶事来呢！　　就这样，在孔祥熙和宋蔼龄反复劝说下，宋子文终于明白汪精卫绝不是能成大器之人。不管蒋将来能不能成功，应先到上海。当务之急是利用蒋的军事力量保护住家业。上海、南京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外国列强投资最多的地方。保住上海就保了天下，失了上海就失了天下。宋家应团结一致，用自己的影响力，最大限度地影响和说服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愿。　　终于，宋子文答应了以宋蔼龄为首的家族亲蒋势力，参加“宁汉合作”的活动，并去武汉充当说客，说服那边的人同南京合作。　　1927年7月20日，宋子文抵达武汉，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他对汪精卫说，蒋介石并不是想取你而代之，只是希望你能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同南京联合，组成新的国民政府。　　汪精卫也开始琢磨了。蒋介石是铁了心反共了，如果再和共产党合作，就必然要和蒋介石成为对立面。只是，我汪精卫如果也反对共产党，蒋介石能使我得到什么呢？……　　宋子文在当晚还找到宋庆龄。他向宋庆龄转答了母亲、宋蔼龄、宋美龄及孔祥熙等人的“问候”和劝告。但和汪精卫不同，宋庆龄当时就坚决拒绝了宋子文的要求，她表示决不同蒋介石合作，决不到蒋介石的政府里任职。　　正像孔祥熙来蔼龄和蒋介石预料的那样，声称把蒋介石开除党职的汪精卫不过是个懦夫，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哪里会坚持什么原则。原来的剑拔弩张就像是一场戏，下了台卸了装他和蒋介石又成了朋友。汪精卫妥协了。他提出了几条保全面子的办法，无非是文字游戏，无非是为了他个人能重享荣华富贵。对蒋介石而言，这几条可以说是在乞求了。　　据说，当时汪精卫的条件是：南京政府必须重新选举，并由武汉政府提出迁都南京。在新政府中，蒋介石掌握军权，而汪本人则应掌党政大权。　　汪精卫立场变化之快令人咂舌，宋子文到武汉后的第二天，汪氏便同南京蒋介石达成了协议。难怪抗战爆发不久，汪精卫便很快地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当然这是后话了。　　对汪精卫的这些条件，蒋介石喜不胜收。这实际等于承认了他的先斩后奏，承认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权威，承认了他有主宰中国政局的力量。南京和上海当时已成为蒋的势力范围，你汪精卫到了南京，就好比是到了如来佛的手掌心，即使是孙悟空一个跟头翻出十万八千里，又能怎样？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并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是“暴徒”。在“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的血腥口号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使中国革命再次受到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及其夫人宋蔼龄则在促使“宁汉合流”中，在争取说服冯玉祥的过程中，均有上乘表演。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因“北京政变”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待北伐开始时，冯已号称50万军队（实际只有30万），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想争取的一支力量。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且宁汉对立公开化后，冯玉祥表示，对蒋江双方都没有厚薄之见，一视同仁。而且在宁、汉两个政府中，他都派了代表，两个政府给予他的任命和军费，他也都照收不误。　　1927年6月，冯玉祥约汪精卫到郑州会谈。汪精卫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并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冯玉祥当然知道蒋介石的为人，但对汪精卫也没什么好印象。他崇拜的是孙中山和廖仲恺，可惜他们都已逝世。因此，对汪的劝说，冯玉祥的回答只是希望江蒋二人能以国民革命大业为重，继续北伐，停止内部的争权夺利之争。汪精卫为了表示对冯玉祥的信任，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做为答谢，亦表示他的军队今后完全拥护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和决议。　　冯玉祥的这，着令蒋介石寝食不安。蒋介石最看中的是军力，如果冯玉祥的这30万大军真跟他较上劲，他蒋介石还真做难。且不说这仗能否打胜，要是段棋瑞再和冯玉祥挂上钩，他蒋介石不就成了孤家寡人了吗！　　当时蒋介石急在眉头，孔祥熙急在心头。他找到蒋介石说，他和冯玉祥曾有过交情，能说上话，愿前往冯处游说。此外，他觉得冯玉祥未必就真会听汪精卫的指挥和蒋作对，冯无非是觉得形势不明朗，想看一看然后再做决定。　　孔祥熙和蒋介石秘密商讨后，便赴河南去见冯玉祥。几年前，孙中山得到冯玉祥有革命倾向，曾派孔祥熙前去联络，当时二人谈得十分投机。所以这次孔祥熙来，冯玉祥自然欢迎，以礼相待。孔祥熙虽不擅言辞，但对大是大非倒也说得明白。他给冯玉祥分析当今天下之事，指出只有国民党能得人心得天下。各派军阀虽雄踞一方，但思想保守，利益冲突；得不到民众的拥护，就像战国七雄战到最后终究要被消取。而在国民党中，惟有蒋介石能得天下。孔祥熙向冯玉祥分析了当时蒋已占尽的天时地利，汪精卫只是徒有其表。只有压汪和蒋联合，才是当务之急。而宁汉一旦合解，则国民革命大事告成。　　在孔祥熙的撮合下，蒋介石、李宗仁等和冯玉祥于当年6月20日举行了著名的徐州会议。会议就反共问题达成共识，冯玉祥亦表示要支持蒋介石代表的南京政府。　　同月ZI日冯玉祥向武汉汪精卫发电报，电报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冯玉祥还在电报中提出应让鲍罗廷回国，并督促汪精卫尽快与蒋介石谈判沟通。　　冯玉样的电报正中蒋介石和孔祥熙下怀。蒋介石当即表示拨赠军费50万元给冯玉祥以资鼓励，还表示从这一年的7月起每月拨给冯玉祥军晌250万，顿使冯受宠若惊。　　由于孔祥熙等人的斡旋，宁汉双方开始在反共反人民的基础上实现妥协，双方的对抗暂时出现缓和。　　但一波未平又起一浪。1928年8月13日，蒋介石突然宣布下野，旋即又于9月28日同张群等人东渡日本，暂时远离了国内政治漩涡。原来汪精卫同意反共后，蒋介石（代表南京）、汪精卫（代表武汉）和李宗仁（代表桂系，当时桂系在蒋北伐后已在南方迅速扩展了势力）在上海会谈，正式组成了“特别委员会”以接管国民党政权。汪精卫未能在“特别委员会”中掌握实权，就又重回到武汉，勾结军阀唐生智反对特别委员会。李宗仁也借机“逼宫”，要挟蒋介石要么交出兵权，要么出兵消灭汪精卫和唐生智。蒋介石一看事情不妙，来了个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硬把个烂摊子甩给李宗仁。　　同年10月下旬，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方（蒋介石未曾料到的半路杀出的一匹黑马）下令讨伐唐生智，宁汉双方再次开战。不过上次是唇枪舌剑，纸上交锋；这次则是真枪实弹、血流成河的较量了。　　此时的孔祥熙，又开始了四处奔波。他穿梭于宁汉之间，希望双方停止战斗，又西去太原老家说服阎锡山和冯玉祥不要参与李宗仁与唐生智的纠纷；他已汇同各方联合发出通电，希望双方息事宁人，并希望蒋介石速回南京复职。　　1927年10月，唐生智军大败，李宗仁虽胜犹败，因为他得罪了太多的人。　　这一年的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抵沪后即拍电报给汪精卫，希望与他到上海共商党务。于是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上海相见，原来的深仇大恨已被桂系的干扰驱散。他们达成共识，由蒋出任总司令，由江出任国民政府主席，以便共同对付桂系。　　但时隔不久，国民党内就有人对汪精卫进行弹劾，说汪是变化无常的势利小人，不能一心为公而只想个人争名夺利，一旦当不上主席就去勾结旧军阀反对革命，这种人还有什么资格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无奈只好再度出访法国，以求暂避锋芒。于是，蒋介石重新成了核心人物。1928年1月，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2月，又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重新控制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　　这段历史给史学家们留下了不尽的课题。孔祥熙自不必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后，在宁汉双方明争暗斗中，他不辞劳苦，四处奔波，为蒋介石充当说客，为协调蒋汪之间的矛盾可谓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但当时在中国颇具实力的几派中，蒋、冯、阎及桂系的表演却如同走马灯一般，转换变化之快令人咋舌。宁汉又合又斗，冯玉祥则坐山观虎斗，桂系更真刀实枪……蒋介石重掌国民党大权后，这四派又突然联合在一起继续北伐，以共同对付占据北京的张作霖奉系军阀统治。　　1928年6月3日，张作霖被逐出北京不久，蒋介石终于完成了所谓的“统一”大业。但时隔不久，共同北伐的盟友之间又爆发了战争，原来在北伐战争中桂系基本控制了平津和两湖地区，对蒋介石构成了“威胁”。于是蒋介石又对桂系开战，冯玉祥亦又由拥蒋变为反蒋。　　1929年6月，桂系黄绍闽、白崇禧兵败后，逃往香港。　　后来，蒋介石对孔祥熙和宋蔼龄自是“知恩必报”。1928年蒋介石重掌国民党军政大权后，就任命孔祥熙为南京国民政府工商部长，并推选其为国民政府委员；宋子文亦被蒋介石任命为财政部长。当时，还有陈果夫被任命为组织部长等。届此，可以说“四大家族”初具模样了。　　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全大会”上，经蒋介石安排，孔祥熙被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和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出任实业部长。　　1933年蒋介石和宋子文因财政预算撕破脸后，孔祥熙又接替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从此开始主掌国民党财经大权达11年之久，成为其后11年中国民党最高决策层的核心人物之一。　　可以说，1927年对孔祥熙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时期，一个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当时，他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心投靠蒋介石，并在蒋介石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和宋蔼龄全力以赴地帮蒋渡过难关，进而赢得了蒋介石的信赖。如此一来，便为他在后来尤其是抗战时期爬上国民党政治经济权力的巅峰，奠定了基础。　　4．蒋宋联姻　　1927年可以说是蒋介石最风光的一年，这年他刚满40岁，北伐大出了风头，和汪精卫的争斗中亦占了上风，并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光明前途。更重要的是，他娶了自己梦想许久的新夫人宋美龄。而促成蒋宋联姻的最大“功臣”，就是宋蔼龄和孔祥熙。　　1922年，蒋介石在孙中山家里第一次见到宋美龄。那天宋美龄本是看望姐姐宋庆龄的，不料恰巧遇到也在那是的蒋介石。世界上最说不清的也许就是婚姻，宋美龄1917年由美国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回国前，在美国遇到了英俊潇洒的留学生刘纪文。二人一见钟情，并且一直把恋情保持到同蒋介石结婚前。一般认为，宋美龄对刘纪文是真心实意的，刘纪文也是如此，但他们为什么没能结婚呢？　　关键还在宋美龄。一是她不想过早地结婚，让家庭的羁绊妨碍自己自由的生活；二是她虽然钟情刘纪文，但并不认为他就是理想的丈夫。他只是个理想的情人。宋美龄曾不只一次对宋蔼龄说，她爱他，但不想嫁给他。当年的宋美龄风姿绰约，儒雅秀丽，精通几国语言，又善于交际，早已成为上海乃至江南红得发紫的“明星”，崇拜者无以计数。宋家也一直在为她物色一个才貌双全、权高势大的如意郎君。可这谈何容易。历数上海滩的大亨大腕，哪个没有三妃六妾，哪个不是抬花惹草，叫宋美龄嫁给他们怎能放心？再看那些军阀虽威震一方，但举止粗鲁庸俗，美龄又怎能看得上？　　这次巧遇蒋介石，二人四目相对，不禁心动怦然。蒋介石那时虽还未成大气，但他初得孙中山信任，人又长得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颇见风度，宋美龄心底荡起了春波。那蒋介石早闻宋家三小姐才貌出众，是一绝色佳人，今日相见，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想占有美龄的欲望和意念便像钉子钉在了他的脑子里，越钉越深，怎么也赶不走了。　　蒋介石虽然对宋美龄有意，但毕竟没傻到立即表白的程度。他有自知之明，知道以当时的身份前去求婚求爱，必遭冷遇。自古美人爱英雄，只要自己卧薪尝胆，紧跟孙中山则必有出人头地之时。到时天下美女尽可选择，何愁一个美龄？再则，蒋介石当时还正恋着陈洁如，恋得如痴如狂。宋美龄再美，还是水中月镜中花，而陈清如却是活生生的伸手可得的美女。　　但到了1927年，情况就不同了。蒋介石已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成为北伐成功的“英雄”，成为国民党最有希望的新领袖。以这样的身份去向宋美龄求婚，不能不说是郎才女貌了吧。再则，宋美龄已年近30。俗话讲：“男过三十一枝花，女过三十豆腐渣”，宋美龄如果错过这个机会，恐怕也会是“一失足而千古恨”的。　　当然，促使蒋介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的深层原因，远不仅仅是渴望对宋美龄肉欲的占有，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宋家在上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宋家和美英等国的上层和实力人物有着密切的交往，宋家和两广乃至东南亚的资深商家有着广泛的联系。宋蔼龄曾为孙中山的秘书，掌握着许多孙中山的秘密和关系，宋庆龄是孙中山的正式夫人，也是一笔无形的财富。和宋家联姻，就能取得宋家的支持，就能使他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的争夺中多一个决定性的砝码，可谓一箭双雕。　　上海的四月正春意盎然，河边的柳枝吐出了嫩芽，田野里一片片黄灿灿的油菜花，雪白的玉兰花挂满了枝头，天空也是瓦蓝瓦蓝的，偶尔飘过团团的雾。　　一天，蒋介石托他的好友张静江来到宋家，正式向宋美龄提出求婚。这个举动，却如一块巨石投进了平静的湖水，顿时激起了片片涟漪。　　最高兴的恐怕要属宋蔼龄了。在经历了和孙中山一段不长不短的一厢情愿的“感情纠葛”后，宋蔼龄已决心脱离政界。她嫁给孔祥熙，又随孔来到山西，在孔家生了两男两女，也做了几年的贤妻良母。可天生不肯安分的宋蔼龄突然想念起大上海，怀念起和孙中山进行革命的那无数个日日夜夜。她突然发现，在太谷的这个山中小城过这种贤妻良母的生活是多么平庸无聊，是对生命的一种多么大的浪费。所以待儿女稍大一点后，她便举家东迁又回到上海。在孔祥熙随孙中山东奔西忙时，她在上海也没忘了支持丈夫，还时不时地帮孔祥熙一些忙，使他能安心在外面干一番革命事业”。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但北伐仍是当时的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蒋介石窃取革命成果，妄图成为新一代的独裁统治者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宋蔼龄想，中国没有铁腕行吗？历史上哪一个成功的皇帝不是靠铁腕、不是靠军权、不是靠“无毒不丈夫”而最终成的器候？当今中国，群雄逐鹿，国民党最有希望统一中国。而国民党中，蒋介石又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宋家虽说有钱有势，但要把这种钱势保持下去发展下去，没有政治军事上的强有力的支持是不行的。而促成宋美龄和蒋介石的结合，就是这种支持的最有效的保证。　　宋蔼龄和孔祥熙这样想，宋子文可不这样想。宋庆龄和宋美龄更是各有各的主意。所以，当张静江踏人宋家时，遇到的并不都是好脸色。　　“这事我和祥熙商量过几次，”宋蔼龄在讨论宋美龄婚姻的家庭会议上说：“大家都看到了，在上海，蒋介石已经取得了青帮的支持。武汉那边迟早要垮掉。如果我们能和蒋介石拧成一股绳，就能打下中国的天下。所以，小妹这门亲事应尽快答应下来，以免夜长梦多。”　　孔祥熙在一旁帮腔说：“汪精卫是个靠不住的人。我在北京和他相处过多日，此人性格浮躁易变，决不能成大事。国父去世之后，国民革命任务只有蒋介石才能够承担。所以，我们应和蒋介石同呼吸、共命运”。　　此时，宋家的老太太倪桂珍也加入了进来：“我们先谈家事，再谈国事。这事美龄要考虑好。蒋介石不光结过几次婚，而且人品也不好，整天和什么青帮混在一起，能学出什么好广　　宋子文在一旁冷冷地说：“在上海滩，谁都知道蒋介石是个色鬼，他向小妹求婚，为什么不和陈洁如离婚？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离婚，我听说陈清如就要一人去美国读书深造。”宋蔼龄插嘴说道。　　“小妹。你愿意嫁给蒋介石吗？”宋子文一针见血，气得宋美龄挥起她那双玉手向宋子文背上乱捶。　　“你别烦了好不好，让我再想一想……”　　“美龄”，倪桂珍说：“你也老大不小了，这婚姻之事是该下个决心了。如果真和哪个好，就去教堂，光明正大地结婚。不要老不切实际，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不过蒋介石嘛，我实在对他没什么好印象……”　　当天夜里，家人都已散去休息，宋蔼龄来到宋美龄的卧房，还在做她的工作。　　“好妹妹，你想想，你姐姐我就是一步没赶上，才嫁给了庸之这么个和事佬。而庆龄，爸爸妈妈全反对，可她就是不怕，半夜偷偷跑出去，一个人到了东京和孙中山结婚，现在成了第一夫人。蒋介石现在虽然还没有当总统，但依我看他的前途无量．你嫁了他将来也会是第一夫人。想开点吧，感情和生活本来就是两码事。再说，你是夫贵妻荣，宋家也能跟着沾光呢！”　　“真没想到，大姐你也那么俗气。”宋美龄撅起嘴说道。　　不过，宋美龄嘴上说来蔼龄俗气，心里却动了情。是啊。自己也老大不小，不能再这样晃荡下去了。蒋介石虽然有些毛病，但人无完人，只要他对我真心。再说，以目前的形势来看，蒋介石很可能会成为国民党新的领袖毛少他现在掌握了军权。能做一个国家领袖的夫人，成为众人瞩目的贤内助，这是多少才女和姑娘梦寐以求的目标。再说，正如姐姐讲的，宋家的基业是父亲含辛茹苦创下的，不能砸在我们手里。嫁给了蒋介石，就等于给母亲、给宋家带来了护身符……但刘纪文怎么办，怎么对他讲这件事？他是那么爱我，那么真诚，他若知道我要嫁给蒋介石，非气得上吊……　　宋子文和宋美龄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蒋介石不但好色，而且已经结过3次婚了。　　1901年，蒋介石只有15岁时，其母就为蒋包办娶了一个大媳妇，叫毛福梅，是岩头村富商毛鼎和的女儿，年芳19，比蒋介石大4岁。那时蒋介石还小，觉得母亲是为了自己好，再说当时乡下都这样。那毛鼎和在那一带开着铺子，是远近闻名的富老板。蒋当时是个孝子，便随了母亲心愿和那新娘拜了天地。新婚蜜月不久，蒋介石到保定读书，毛福梅在家孝敬公婆，操持家务，倒也相安无事。1910年毛福梅临产，生下了蒋经国。本来，有了儿子夫妻更应恩爱，但蒋介石却相反。随着他不断在外面闯荡，视野不断开阔，野心日益膨胀，便越来越瞧不起这位没有文化却十分贤惠的乡下妻子。当时，他几乎不回家，妻子来了信也不回，终年在上海滩鬼混。中间还几度赴日本留学，并在日本和其他女人同居，终于导致1931年正式和原配妻子离异。但蒋介石和毛福梅的离异还不能叫离婚，而是蒋介石“休”了毛福梅，抛弃了毛福梅。按当年旧中国农村的风俗，蒋介石写了一份“休妻书”，经村里乡里的名门望族认可，就算结束夫妻关系。据载，当时蒋介石的休妻书是这样写的：　　“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欲夫妻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亲情，亦生牵累，是则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之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致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见，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　　蒋介石就用一纸体书将毛福梅抛弃了。　　蒋介石的第二位女人是姚怡诚。　　蒋介石好色，经常光顾技院。在一次嫖妓中，见到了一位妓院的“房侍”姚怡诚，当即又被姚的姿色所迷惑，于是半夜三更的前来寻情。　　那姚怡城当时觉得能得到蒋的青睐是自己的福分。自己一妓院“房侍”，地位低下，巴不得找一个正经人家嫁了过去。但这姚恰诚也有几分心计，为了试试蒋对她是否真心，数次未让蒋介石得手。谁知蒋介石也是风月老手，对姚竟紧追不舍，任凭她对蒋介石怎么冷淡也无济于事，最后只得成了蒋介石的“俘虏”。　　当时在一段时间里，因讨厌毛福梅，蒋只得把自己全部的感情寄托在姚身上。这令姚激动不已。但由于姚的身份，蒋介石不愿使他们的关系公开，所以二人还得常常装得如同路人一般。这又令姚怡诚十分痛苦，好在姚并不太计较，并对蒋介石有充分的信任和理解。当时姚怡诚总想，自己一个女流之辈，能好好服侍一条汉子，将来他若真能成大事，自然有一分光彩。即使成不了大事也无妨，两个恩爱一场，也并没有辜负青春时光。　　于是，姚怡诚对蒋介石百依百顺，言听计从，这是事实。当蒋把姚玩够了之后，又想换换口味，就提出让姚回奉化老家做蒋纬国的养母，姚亦欣然答应。　　1912年冬，蒋带着姚怡诚“光明正大”地回到了浙江奉化。这时，蒋和毛福梅还没有“离婚”，却又带回了另一个老婆和一个男孩儿。　　然而，在宋美龄之前，还有一个女人，和蒋介石生活了很久且和蒋介石感情最深，并正式在上海举行了结婚庆典的，就是陈洁如。　　陈浩如原名陈凤，小名阿凤，上海人。其父是一位纸商，家庭颇为殷实，母亲受过教育，因此在陈清如10岁时将其送到上海海宁路的爱国女子学校上学。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办的，因此收女生。1918年陈洁如13岁，却已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有人说陈洁如是一个高级妓女，蒋介石是在一家妓院和陈洁如相识的，但这只是传闻而已。据团结出版社出版的《陈洁如回忆录》一书中介绍，陈洁如是1919年春在张静江家中和蒋介石初次相遇的。蒋对其一见钟情，紧追不舍，而那时陈洁如尚不足14岁。此后，蒋介石通过张静江等向陈的母亲施加影响和压力，最终促使其和蒋结婚。在此之前，蒋向陈洁如和陈母坦白了以前的两次婚姻，并保证说以前的两位夫人均已同意接受一笔财产后与蒋了却关系，放弃对蒋的一切要求。　　蒋介石在向陈洁如求婚时曾对天发誓，说海枯石烂、山崩地陷，对其爱永远不变。并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发亮的刀片说，为了证明其心意，愿在陈面前断其一指。陈洁如那时才15岁。对蒋的表态感到紧张和满足。也许从那时起，她就已经决定将一生托付给蒋介石。所以，当蒋介石要为她改名“洁如”时，她欣然接受。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的大宴客厅内举行。　　此后，蒋介石、陈洁如开始了长达7年的夫妻生活。　　蒋、陈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是在1926年。那一年，随着动荡的政局和各派政治势力的撕杀，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作为一颗迅速上升的新星，攫取最高权力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为了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准备同陈洁如摊牌而和宋美龄结合。而促成这幕婚姻悲剧的直接责任者就是宋蔼龄。也可以说，蒋介石、陈洁如的婚姻悲剧就是宋蔼龄一手导演的。　　1927年春，国民党内部的争斗达到白热化。蒋介石准备在南京成立一个由他控制指挥的政府，而拒绝汉口汪精卫政府的一切命令。但汉口政府为了制服蒋介石，不仅拒绝供应他军队及军切，还每隔几天发过一封谴责他抗命的文件。蒋介石虽然控制着大约总数为50万的官兵，但也架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最主要的还是缺钱。为此，他想到了宋蔼龄及其身后的宋氏家族。蒋介石还是在宋蔼龄做孙中山秘书时就已与其相识。在蒋眼中，宋蔼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一个。她意志坚强，精力充沛，醉心权势，灵活狡诈又野心勃勃。宋蔼龄从太谷返回上海以后，在交易市场大搞投机，迅速操纵了工商业和部分企业的股票，并使孔祥熙一跃而成为政治上的潜在实力人物。　　蒋介石写信给上海的宋蔼龄，请她到九江说有要事商量。当即宋蔼龄心领神会，立即登船来到九江。但她没有下船而是请蒋介石上船。据说二人在船上谈了整一天一夜23小时，待宋蔼龄走后，蒋介石即开始和陈洁如“反目”。　　蒋介石告诉陈浩如：“宋蔼龄今天给我指明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就是要我和你做一笔交易。如果我要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就只能同你暂时断绝关系，而娶宋美龄为妻。这样一来，宋家就会利用他们在上海和国外的影响，动员银行家们为我筹款。做为交换条件，我必须让孔祥熙出任内阁部长，让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　　这对陈洁如无疑于晴天霹雳。她恨蒋介石的薄情，但她又确是真爱蒋介石的，因而她理解他。她最受不了是蒋介石向她乞求时的那种泪涟涟的目光。　　蒋介石还对陈洁如说：“我已走投无路。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一分钱、一斤军粮。如果我仍然想实现统一中国的梦想，就必须考虑，不--是必须接受宋雹龄的条件。我恳求你帮我，你要真的爱我，就帮帮我，度过这个难关。我永生永世都会记住你的恩情。”　　陈清如反问说：“那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避开5年，”蒋介石立刻回答到，“让我娶宋美龄。”　　陈洁如的心脏几乎要停止跳动。她全身心血液像凝固了一般。因为自从她和蒋介石结婚的那一天起，她就把自己的生命和蒋介石系在一起。而今，这种牢不可破的关系竟要视同儿戏一般被抛弃，她怎能无动于衷。　　蒋介石看陈洁如不肯答应，便又使出了他求婚时的拿手好戏。他对陈洁如说：“现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机会，也许是惟一的一次机会，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去实现总理的主义。这件事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不是这样，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情愿去死……”　　正是这一段话，打动了陈洁如。终于，陈洁如含着眼泪说：“如果我同意走开，只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不是为了你，更不是为了宋蔼龄！”　　宋蔼龄和蒋介石达成默契。且蒋介石做通了陈清如的工作后，宋蔼龄那边却不那么顺利了。除了宋美龄以外，宋子文、宋庆龄都持反对立场，宋的母亲更是一万个不愿意。但蒋介石已不管那么多了，他开始动手了。　　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占领了南京。而后他在上海一手制造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旋即着手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并以南京政府首长的身份，要求汉口鲍罗延及其手下的共产党人必须离开……　　当时宋蔼龄、孔祥熙正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奔走游说，蒋介石与陈清如分手并正式向宋美龄求婚，这一切都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　　蒋介石在南京向武汉汪精卫叫板后，遭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反对。其中闹得最凶的就是国民党的一群元老派，这些人当初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孙中山去世后却被蒋介石冷淡，而且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于是这些元老批评蒋介石说，鲍罗廷是孙中山请来的，蒋介石基于个人恩怨，未经国民党开会通过就予以驱逐。这种做法，和蒋介石眼下正在讨伐的北洋军阀，有什么两样？　　武汉政府在汪精卫的领导下，也继续强化着倒蒋工作，他们的口号是：打倒独裁者蒋介石！　　蒋介石终于发现，如果他继续担任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实际上无法进行。因为国民党内正掀起一个倒蒋的高潮。在北伐中壮大的桂系军队准备东征讨蒋，而不愿先打北方，蒋介石指挥的部队不得不准备同另一支“北伐”的军队作战。　　可以说，这些危机都是蒋介石一意孤行、独裁专制造成的。他手下的不少人对当前的情况表示不满，认为这种情况同军阀时代一模一样，根本毫无正义和革命而言，因此亦对蒋介石也失去了敬意。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实际上是暂避锋芒。因为他依旧控制着军队的大权，他是以退为进，以不变应万变而且他随时可以复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他要利用下野的机会前去日本，拜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女士，说服其同意和宋美龄的婚事。这意味着，蒋介石不仅要同原配夫人毛氏离婚，而且也必须与姚恰诚、陈洁如一刀两断。　　蒋介石东渡日本前夕，单独来到上海的陈洁如家，让陈洁如与张静江的女儿一起坐船去美国。而且他当时保证说，只要陈离开5年，5年后待蒋站稳脚根，统一中国，一定把陈清如再接回来。　　陈洁如当时说：“我已经让开，我已经离开了你，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你为什么还要来逼我，难道非要我到国外流亡吗？”　　蒋介石作出可怜兮兮的样子说：“你必须离开上海，到美国去。这是宋美龄的条件之一，我知道这样做对你来说过分了。但我这样做是为国家的统一。再说，你出国5年进修学习，以后可以在政府任职，为国家服务，这对你今后是有好处的。”　　“那么5年回国之后，我们还能恢复夫妻关系吗？”　　“当然能。”蒋介石立刻肯定地说，“我可以发誓，5年之后，我一定将你接回。”　　陈洁如当然不相信蒋介石的这个誓言。她和蒋介石结婚已近7年，听到蒋介石多次发誓，但这些海誓山盟有什么用呢？当政治利益需要他娶宋美龄时，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忘掉曾经有过的誓言。但陈洁如当时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在上海、在中国，她还能找得出一个像蒋介石这样一个有权有势的人来做为依靠吗？再说，蒋介石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如果她不走，硬留在上海，等待她们母女的又会是怎样的命运？单是从母亲的生活着想，也应该走，因为蒋答应给母亲优厚的生活待遇。再说，蒋介石毕竟没有宣布离婚，蒋介石送她去美国毕竟是去学习、深造和提高。　　陈洁如就这样说服了自己，就这样自己舔净了自己心上流出的血。蒋介石在一旁安慰说，“你到美国不会感到寂寞的，你的一切费用都由政府支付。你还有两个同伴，她们会很好的照顾你。”但陈洁如仍觉得自己像一个被人遗弃的孩子，将孤苦伶什地漂浮在大海上……　　陈洁如于1927年8月19日在张静江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乘船去美国。船行到日本时，上海报界还刊登了“蒋夫人搭轮赴美”的消息。但船行至太平洋时，陈洁如通过无线电波听到了上海各报刊登的所谓《蒋中正启事》，说“各同志对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启蒙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有二子外，并无妻女。”　　陈洁如听后几乎痛不欲生，几次要跳海自尽，均被护送者劝阻。好在随着时间流逝，陈洁如慢慢抚平内心的创伤。到美国后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学位。只是自此以后，她终生未嫁。　　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陈洁如由美国回上海后，便深居筒出，闭门谢客，而且不再和蒋介石见面。但抗战爆发后，她在重庆却和蒋又有了交往。因为有一段时间宋美龄住在香港，这便给蒋介石重温旧梦提供了机会。但很快被宋美龄发现，于是宋美龄和蒋介石大闹了一场，据说还动了手脚。后来在宋美龄的逼迫下，蒋介石专门在一次有国民党党政军首脑出席的会议辟谣，说他和陈洁如秘密接触纯属造谣，此真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　　上海解放前夕，陈洁如既没去台湾，也没去香港，而是留在了大陆。这使很多人觉得颇为奇怪。解放后陈洁如被邀请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去香港定居，改名“陈璐”。1967年陈洁如完成了自传并由美国一家公司准备出版，但受到台湾蒋家的阻挠。最后蒋家以30万美元的价格买走了这部书稿，使陈洁如的这部自传在其在世时未能问世。1971年2月12日，陈洁如在香港自己的寓所里中风而死，终年65岁。　　临终前她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了保持君等国家荣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云云……　　尽管有宋蔼龄从中牵线，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也是颇费了几番周折。　　孙中山还在世时，蒋介石就曾向孙中山提出，希望能把妻妹介绍给他。并说他已经“休”掉了原来在农村的妻子，却闭口不谈陈洁如，其实那时他和陈结婚才一年多。　　孙中山没有直接找来美龄，而是把蒋的意思告诉了宋庆龄。宋庆龄当即回答，她宁可看到妹妹嫁给一个老百姓，也不愿让她嫁给蒋介石，因为蒋介石至少有两个情人，尽管他自称说没有结婚。据说孙中山并没有把宋庆龄的意思告诉蒋介石，而是劝蒋介石说“等一等吧”。　　其实，蒋介石当时对宋美龄虽然爱慕，也知道不可能立即搞到手。越是珍贵的东西就越要付出大价钱，越是出色的女人就越难弄到手。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好在来日方长，他的政治野心还没有实现；而且好在还有陈洁如和他朝夕相处，他和宋美龄的事就暂时被放在一旁。　　1922年至1927年，仅5年时间，蒋介石的地位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时，蒋介石再向宋美龄求婚，当然是今非昔比了。　　1927年5月，宋蔼龄说服了孔祥熙和宋美龄，从中撮合，安排蒋介石携宋美龄同游镇江焦山共10余天，蒋宋二人终于互相认可。随后，蒋介石逼陈洁如赴美“深造”。宋美龄私下对人说，她已决定同蒋介石结婚了。　　这里需要提一下刘纪文。宋美龄在最后下决心和蒋介石结婚前，最觉得过意不去的是对不仕刘纪文。宋美龄早年留学美国，也曾有过浪漫理想、渴求纯洁爱情的少女时代。正是在这时，她遇到了留美学生刘纪文，二人一见钟情，保持了多年的情入关系。其间，刘纪文多次提出和宋美龄结婚，因为宋美龄虽然和刘纪文要好，但并不想和他结婚，便都拒绝了。弄得刘纪文茶饭不香。宋美龄不嫁给刘纪文，并不说明她不爱刘纪文。在她心目中，唯一能占据她爱情空间的就是刘纪文。有多少男人众星捧月一般围着宋美龄转，宋美龄唯一倾心的就是刘纪文。但是宋美龄深信一点，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就应该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就要全身心地投人，就不能考虑名誉、地位、财产和责任，爱是疯狂的、无条件的、是不求任何回报的冲动。而婚姻却相反，婚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更多的是理智的思考和权衡，是在一个理智的框架内的两性的结合。这和爱是两码事。　　尽管这样想，但当真的要和刘纪文分手，她又舍不得。她曾问宋蔼龄，难道真的必须要牺牲一个换取另一个吗？　　宋蔼龄怕宋美龄再和刘纪文约会，传出去影响和蒋介石的关系，就亲自出马找到刘纪文，和刘纪文摊牌。　　据说刘纪文虽然觉得和自己多年的恋人分手十分痛苦，但也能面对现实。宋蔼龄接着许愿说，如果蒋当了主席，一定让他提拔你当个大市的市长，另外再付你一百万现金做为补偿，我担保。　　宋蔼龄的条件到底有没有兑现，人们不得而知，结果是肯定的，刘纪文答应和宋美龄和平分手，并绝不再打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私生活。　　这样一来，宋蔼龄和孔祥熙撮合蒋宋联姻，只剩下最后一个堡垒需要攻克，那就是宋氏姐妹的母亲。　　父亲去世后床氏兄妹对母亲十分敬重，母亲也十分理解儿女。但在反对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婚姻上，宋母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决。　　宋母首先觉得蒋是一个军人，在那时有文化、有地位的人眼中，军人的地位是低下的。再则，蒋介石个人生活不检点，也或多或少传到宋母的耳朵里。蒋介石在乡下有原配夫人，在上海又结婚又纳妾，美龄嫁给他岂不是自跳火坑？三是蒋介石不是基督徒，而不是基督徒就很难和宋家有共同语言。正因为如此，宋母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拒绝和蒋介石见面，这本身就是一种拒绝。　　前面我们提到，宋家为宋美龄的婚事曾开过专门的家庭会议，结果不欢而散。后来宋子文虽被说服，但宋庆龄坚决反对，宋母也不退让。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纠缠，宋母干脆东渡日本疗养去了。　　即使宋母反对油于有宋蔼龄的积极活动，有蒋介石、宋美龄双方之间的共同需要，蒋宋联姻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　　192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在头版首先向公众披露了蒋宋即将结婚的消息，这篇题为《蒋总司令即将与宋美龄女士结婚》的报道这样说：　　“这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蒋已请来了一位英国著名裁缝，正在为他赶做礼帽、礼服，宋家正在为其妹赶制嫁妆。据说这份嫁妆价值3．5万美元，是中国姑娘中至高无上的。据说蒋总司令已同结发之妻毛福梅离婚，采取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做法--休妻制，宣布她不再是他的老婆了。除了原配夫人外，蒋似乎还送走了两个‘老婆’。宋美龄也同她的情人、当年赴美留学生刘纪文分手。”　　这报道还说：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举行的美龄的婚礼没有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蒋夫人的存在而推迟，他们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蒋同宋家的罗曼史将使蒋身价倍增，成为中国第一人……”　　这篇报道是该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写的，令人吃惊的是，提供这一重要消息的既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宋美龄，而是孔祥熙的夫人，宋家姐妹中的大姐大--宋蔼龄。同年9月16日，她在自己的寓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让人看出了她在宋家的地位和作用。开过会后，她把到会的蒋介石和宋美龄-一介绍给大家，并让记者们拍照。　　照片也拍了，消息也发了，生米煮成了熟饭，但没有宋母的同意，他们没法举行婚礼。　　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法去求别人，只有还找宋蔼龄。　　宋蔼龄给母亲写了一封长信，宋美龄随后也写了一封，前后不差几天寄到了日本。　　说实话，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宣布结婚和合影拍照的消息，宋老夫人已经知道。在此之前，蒋介石几乎两天一个电报打到日本，请求拜见宋母。宋母到日本后先住在长崎，后为了摆脱蒋介石的干扰搬到了镰仓。不料几天后蒋的电报又打到了镰仓。宋母便知道这是家人和蒋疏通好了。接着老夫人又收到宋蔼龄和宋美龄的信，看来不见蒋介石是不行了。　　在此之前，蒋介石和张群已到了日本长崎。原想在长崎拜见宋母，不料宋母去了镰仓，便不敢冒然打扰，怕惹怒了老太太鸡飞蛋打，只得静等宋蔼龄的消息。　　1927年10月3日，对蒋介石是个不平常的日子。在镰仓的宋母倪桂珍老人，终于答应见蒋介石了，也就是说，蒋介石宋美龄婚姻道路上的最后障碍终于被清除了。　　那是秋天里的一天，低重的铅色云团压在镰仓上空。蒋介石精心打扮了一番，他脱去了往日的军服，换了崭新的银灰色马褂，脸上擦了油，下巴刮得精光发亮，手里提着一盒张群亲自选购的精制的日本点心。　　渴望以久的见面实际上平淡无奇，在一间不大的房间里，蒋介石见到了宋母。　　“妈……”蒋介石一进门，先叫开了声“妈”。这对他是很困难的。蒋从小失去父亲，是母亲含辛茹苦将他抚养长大，他对妈妈这个词的感情是没法用语言形容的。　　“妈，我这次是向您老人家提亲的。”　　“你不是有夫人吗？”宋母一个字都不肯多说，面孔上也几乎没有表情。　　“我们已经离了婚。”说着，蒋介石将几张预备好的证明递了过去。　　宋母接过证明看了一下又问：“你是否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