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由于是新成立的临时拼凑的队伍，纪律较为松弛，战斗力也不强。于是，孔祥熙一面加紧对队员进行军事训练，一面为队员做了统一的服装。队员的服装都是当时各省“流行”的式样，孔司令自己则例外，他身着自己设计的戎服，或是红衣白裤、长靴齐膝、胸前几道缨穗，或是呢质军装、软皮套裤、胸前缀上三五枚从外国带回来的徽章。他整天在太谷县的大街小巷巡视。当时有人评论说，孔祥熙没什么卓著战功，服饰上却大为讲究。　　太谷民军成立不久，邻近各县也纷纷仿效，并请孔祥熙亲临策划指导。所以山西中部民众自发的武装力量发展很快。面对这种形势，榆次、徐沟、文水、交城、汾阳、平遥、介休和孝义等县的地方当局和绅士集议，推举孔祥熙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于是，“太谷营务处”的牌子被“山西中路军军政分府”的牌子所取代，孔祥熙也随之成了“军政分府”的实权人物。　　1911年11月，袁世凯在派人暗杀了革命党人吴禄贞之后，旋即派曹锟亲率北洋军第三镇进攻山西，企图扑灭山西的革命之火。一时间，娘子关前清军与山西革命军展开激战。　　消息传来，铭贤学校的学生群情沸腾；他们自动请缨，矢志从军，要去娘子关与清军决一死战。孔祥熙先后派出30人组成“敢死队”，携带枪核弹药奔赴娘子关前，与革命军一道抗击清军。　　这些青年作战英勇，与革命军一道，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武器简陋，最后娘子关失守。孔祥熙派出的30名青年也辗转返回铭贤学校。　　那天，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为30名返校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首先，由参战学生汇报了他们赴娘子关与清军作战的经过，然后由孔祥熙登台致贺词说：　　“30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30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历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云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孔祥熙的慷慨陈词，博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欢呼。其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了茶点，下面同学们可以表演节目了。”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1912年1月1比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历史闹剧，国内形势由此发生急剧变化。　　在山西太谷，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时，显然一些人对袁世凯都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孔祥熙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眼下仍是前途未卜，必须另寻出路。孔祥熙左思右想，终于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洋人身上。他觉得只有依靠洋人，自己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便牵头组织了一个叫“中美同盟会”的团体，以求政治上的发展。　　孔祥熙四处活动，积极地向传教士宣传和介绍自己的主张。他认为：　　“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泛宣传，而后持之以恒。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在孔祥熙的热情奔走和积极努力下，终于他领导组成了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中美同盟会”。　　为此孔祥熙还特地提出了两句口号：　　一、“灌输新思想”。　　二、“改革旧习惯”。　　1911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召开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撑腰。地方上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捧场。铭贤学校的师生全体出动，担任大会的工作人员。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和传教士及社会名流一起坐在主席台中央，春风满面，非常得意。　　在成立大会上，孔祥熙即席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激动地说：“中美同盟会的推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成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为什么本会不名之为中英、中法或中意等同盟会，而特名为中美同盟会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士对于我国向来亲善，同时也由于本主席留学美国多年，结识的美国朋友比较多，所以暂以联络美国人士为人手工作，等到本会组织就绪，工作稍有成效，我们再成立中英、中法等同盟会。”　　当谈到“中美同盟会”的宗旨时孔祥熙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主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向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研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撅，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1．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2．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接着孔祥熙对参加大会的外国传教士继续说道：“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进而促进世界大同的宗旨。”　　这次成立大会后的第3天，孔祥熙专门雇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9个大字。当即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以后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为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各界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系。但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的发展，能壮大其教会的势力；所以孔祥熙在开展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制肘。孔祥熙虽四处奔波，但终因事倍功半而影响不大。到后来，参加“中美同盟会”的人一直不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不了解“中美同盟会”的当地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中美同盟会”和教会差不多，都是一码事，都是“洋人”们进行的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多大的关系。这样一来，渐渐地“中美同盟会”便名存实亡了。　　可以说，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的活动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组织的本身来说，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就在“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遇到重重困难时，孔祥熙听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山西太原开展活动。　　辞去“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先生，当时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并开始筹措全国铁路建设，用实业救国实现他的革命理想。　　在孙中山看来，修铁路是消除中国贫困的重要因素，他始终认为美国在有铁路之前是贫困的，但一旦美国借钱铺设了20万英里的铁路后，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由于中国比美国还大一些，所以它应当修更多的铁路。　　据说当时的某一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列车上邀见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端纳发现孙中山先生正在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手里挥动着一支毛笔。孙中山先生在各个城市之间画上线，并把它们联结起来。端纳在一旁注视着。当端纳明白了这个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暗自思忖，“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不仅发了疯，且疯得还较厉害。”　　“我希望你帮我设计这幅铁路图。”孙中山对端纳说道，“我建议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长的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从一个省会伸向另一个省会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它的是一些支线和次要的连结线。”　　在后来的几天内，端纳每天上午7时就来到孙中山先生的车厢，看着他标画铁路线--他涂掉画弯曲的线，将它们改成直线。最后当列车快要抵达一座预定要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讲话了：“我不想向记者展示您的铁路图，”端纳漫不经心地说，“您会打消您的这些特殊想法的。”　　“我不。”孙中山先生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在乎。我想让人们知道它们。我的铁路图将能拯救中国。”　　“几天以前您说您将在10年之内修20万里，”端纳反驳说，“这恐怕是不可能的。首先，这需要大量的钱；其次我认为您在30年内也不会修出那么多的铁路。”　　“这很简单，”孙中山先生答道，“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款项。我将用英国资金修一部分铁路，用美国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资金再修一部分，等等。”　　“您难道不知道满清也曾想这样做吗？他们企图将铁路收归国有，依靠外国资金来经营，结果招致一场铁路风潮。”　　当孙中山先生听罢默默不语时，端纳指着地图上的西藏高原说：“孙先生，围绕西藏的那条铁路是永远也修不成的。您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修它--只此而已。您的铁路要经过的一些山口位于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那儿有道路，是不是？”孙中山先生巧辩说。　　“没有道路，孙先生。只有崎岖羊肠小径，盘旋直上云天，非常陡峭，陡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很难爬上去。”　　“哪儿有路，铁路就可以修到哪儿。”孙中山先生回答说，并就这样把这个问题丢开了。后来端纳记录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梦想的私下反应：“他简直发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画了铁路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足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线，甚至更多的线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先生竟以为只要他画了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5至10年内修成所有的铁路！”　　孙中山于1912年9月18日抵达太原，寓于皇华馆。孔祥熙闻讯后立即赶赴太原迎接。19日上午和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山西大学礼堂数千人欢迎大会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层小楼前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孔祥熙在场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教诲。　　孙中山先生首先赞扬了山西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指出：“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接下来孙中山先生又讲，“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有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即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既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这两次讲演，都给孔祥熙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太原同孙中山先生作第二次会晤，并“有所密谈”。也就是从这时起，孔祥熙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孔祥熙正式开始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亡命日本　　还是在1913年夏，孙中山在南方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即曾写信给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后即束装赴沪，以襄赞“二次革命”。孔祥熙当时接到信后，倒并没有踌躇，当即就把铭贤的校务交待一番，便匆忙上路了。从这一点来看，倒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孔祥熙确是真心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不惜抛家舍业。毕竟，当时的孔氏家族已非其幼时那般潦倒那般不值珍惜了。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告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已逃亡日本，一时无从与之联系。只两月之间，局势即发生如此逆转，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不知所向。当时又正逢袁世凯政府白色恐怖最严重之际，反动势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面孔祥熙自辛亥以后又一直是北中国地区最活跃的革命党人，如在沪滞留下去，恐怕要难逃罗网。万般无奈之下，他也便只好横下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孔祥熙决定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去了。　　一艘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颠簸前行，悬在半空中的太阳惨白惨白地将光芒洒落在已经发暗的海面上，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船尾的海鸥惶恐地尖叫着，上下翻窜，一时找不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似的。天与地间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显着那般的无精打采，那般的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站在船舷旁那位中年男子的黯淡心态。　　这位男子便是正处天涯亡命之中的孔祥熙。　　曾几何时，也是这天也是这海，同样也是这位孔祥熙，怀抱一腔科学救国的热情，不远万里飘零海外，赴美国求取救国的知识和本领。当时，他也是倚在这船舷旁极目远眺，心情是那样的兴奋，澎湃如眼前那汹涌的万顷碧波一样。然而时隔仅为数载，命运竟如此严酷地降临在孔祥熙头上，以至他有家不能回有国不能奔，只好这般子然一身孤零零地漂泊再漂泊，不知漂泊到什么时候，才能重返那熟悉可爱的故乡？　　不知因为什么，此次出洋孔祥熙心情异常的沮丧，也异常地思念故乡。　　当时导致孔祥熙情绪低落的原因，并不只是表面上革命的久未成功屡战屡败，这只能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更重要的且为一般局外人所不知的，却是孔祥熙内心中正忍受着刚刚丧偶的痛苦煎熬，所谓孔祥熙当年丧魂失魄的苦恼，相当大一部分即源于此。　　如今一般世人都知道孔祥熙的夫人是宋蔼龄，却不知宋蔼龄并非孔的结发妻子。孔祥熙当年的结发妻子叫做韩玉梅。1908年孔祥熙留美返乡并创办了太谷铭贤学校之后，已过而立之年了。事业有成，当然就该到了成家的时候。经媒人介绍并且在老父亲的积极张罗下，当年秋天孔祥熙在家乡太谷与韩玉梅女士拜了天地。　　那韩玉梅原本是个孤儿，是由太原的一所教会学校将她抚养成人的。姑娘生得端庄清秀，娇小纤弱且又性情温婉，知书达礼。由于同是受的教会学校的熏陶，夫妻二人倒是有着相同的志趣和共同的语言。结婚以后两人你敬我爱，夫唱妇随，生活非常的幸福和谐，且又不失年轻人的浪漫色彩。然而好景不长，自幼失去父母呵护且又长期生活在宗教礼仪压抑中的韩玉梅，长期以来身体瘦弱并患有肺病。在今天，肺病已经不是什么绝症，只要及时医治便能很快康复，但在当时我国对肺病尚无根治的药品，一旦染上便成不治之症。韩玉梅没等为孔家留下一儿半女，便于1912年撒手西归。　　虽然仅仅作了3年多的夫妻，但是孔祥熙对韩玉梅却情深似海，他把爱妻安葬在先父孔繁慈墓的右侧。　　韩玉梅的病故，对孔祥熙来说是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使他一度陷于悲痛之中，情绪异常低沉。一时间爱妻的影子时常在眼前浮现，晃来晃去搅得他心神不定。但远大的救国理想和手头忙碌的工作又不容孔祥熙一味地沉浸于心中的悲伤。当时的两全之策，只有找机会换换环境，以冲淡心中那难以磨灭的记忆。　　“呜”地一声汽笛长呜，将沉浸在回忆与思念中的孔祥熙唤回，举头前望，日本列岛已在眼前了。一想到马上就可以和自己敬重的孙中山先生以及其他革命党同志见面，孔祥熙一路阴郁的心清不禁好了许多。“二次革命”失败后，为避袁世凯政府的疯狂镇压，当时一大批国民党人如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以及宋耀如一家均逃往日本避难。也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孔祥熙追求孙中山先生也来到了日本。　　孔祥熙此次来日本，除政治上暂避锋芒之外，还有一个可说冠冕堂皇的理由就是，当时有人推荐他来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简称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　　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他曾几次经历这种遇难呈祥、因祸得福的事情。比如童年时他因生那场大病而得以接触洋人并进教会学校；比如后来抗战胜利前夕，他在蒋介石那里过早失宠以至一气之下去了美国，才避免了后来国民党政权大陆崩坍之际随老蒋主子一块死一块埋了。这一次同样，假如不是因为“二次革命”过早失败以至他也仓惶之中亡命日本，恐怕基督教青年会这份美差也未必会轮到他的头上。　　当时所谓的基督教青年会，简称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组织。它最初由英国青年商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1876年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其后在沿海和内地一些城市也陆续有了青年会组织。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立上海为所属会的中心并设立了总部。总部名称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成“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为此该组织经常开展各种活动，并要求寓活动于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之中，对当时的青年人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个组织还曾帮助中国吸食鸦片的人建立戒烟会，希望他们永远戒除吸烟的恶习。这些都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改革，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初，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留学热，为了适应留学生越来越多的新形势，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了分会。国内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和一片混乱的社会境况，同样在广大的中国留学生身上引起了反响，致使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很不景气。当时担任总干事的王正廷恰好是孔祥熙留美时的同学，由于他在政治上的一些失误遭到了一些学生的围攻，最后只好被迫辞职。于是教会工作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为此王正廷向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罗·莫特推荐孔祥熙来继任并得到了批准。不想莫特的邀请真可谓是雪中送炭，正中孔祥熙的下怀。　　孔祥熙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当时并没有指望捞到什么好处，只求借一方宝地避避风雨，能干好就干好，干不好也是得过且过。同时也算解了老同学王正廷之围。在王正廷看来，孔祥熙算是对他有恩之人。事情就是这样，孔祥熙无意无奈中的投之以李，王正廷却有心报之以桃。从此王正廷极力提携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的校友兼“恩人”，为他脐身政坛步人官场架桥铺路。反过来孔祥熙也要报答王正廷的知遇之恩，曾一度忠心耿耿地一直追随王正廷左右，成为王正廷班子里的一员大将，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后来王正廷失势下台，孔祥熙便原封不动地接收了王的老班底，并把这些人安插到自己担任要职的机关里，这也算是继承了王正廷的衣钵。　　在日本期间，孔祥熙一方面走马上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之职并管理该会会务，处理日常工作。更重要的是利用总干事的工作之便，广交留日革命党人，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先生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住房只有十几米大，每月的生活费用主要靠朋友们的支援。孙中山在闭门思过的过程中，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当时的国民党只求人数的发展不计素质的好坏，结果造成了党员虽众内部却意见分歧，以致号令不能统一。孙中山先生决心改造这个“一盘散沙”的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员进行重新组建，当年7月8日在东京举行了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大会重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大旗，准备继续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当时到会者有300余人，孔祥熙也参加了这次成立大会。他和与会人士一致表示：　　“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造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　　当时孙中山规定：“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务文一人，毫不犹豫而后可。”并且还要求每位加入新党同志要捺印指模，以示真诚。当即，廖仲恺、陈其美、张静江和孔祥熙等人表示拥护，并相继在契约上端端正正地按了各自的手模。但黄兴等人对此却持异议，认为这是会党旧俗，有辱人格。当场孙中山先生断然拒绝了黄兴和汪精卫等人的不同意见。他决定不勉强黄兴等人参加，并劝黄兴休养两年以便反省自己。至此，尽管在革命目标上孙中山和黄兴两人并无分歧，但在具体的革命方式上两个人可以说是正式的分道扬镳了。不过，当日后黄兴高日旅美行前，设宴与孙中山叙别时，孙中山先生不免对黄兴的离去十分惋惜。当时中山先生即席赋联予黄兴：　　“安危他日终须仗，苦苦来时要共尝。”　　孙中山在日本流亡期间，孔祥熙作为一名革命新秀，赢得了中山先生的信赖和倚重。孔祥熙也竟日跟随左右，协助孙中山组建中华革命党的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还负责革命经费的劝募筹集等。也就是当此之际，孔祥熙偶然地结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宋蔼龄。　　第六章 天作之合　　1．千里有缘来相会　　孔祥熙接替王正廷出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果然不负众望。他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凭着一股热情和高度的事业心，加之他多年来受西方文化培养熏陶而成的学识和能力，所以没过多久，那基督教青年会便一改往日沉迷衰败的局面，出现了一派勃勃的生机。而孔祥熙正好也利用“总干事”这一职务之便，遍游日本列岛，广交留日的中国学生，一时间声名鹊起，年轻有为的孔祥熙赢得了社会各方的一致赞许和信赖。　　也就在此时，因“后生可畏”之声望吸引，宋耀如亦来孔祥熙处慕名拜访，结果造就了一段后来举世瞩目的美好姻缘--孔祥熙和宋蔼龄结为伉俪。　　在前面我们曾介绍过，“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与宋耀如联袂逃亡日本，因此宋耀如一家在日本也成了政治难民。其时，宋蔼龄基本上已决定辞去孙中山秘书的职务，并推荐了刚刚由美国来日本的妹妹宋庆龄接替她，孙中山对此也同意了。而宋耀如则一如既往地随同孙中山一起，为革命奔走不辍。　　在东京的一处寓所里，孔祥熙接待了自己未来的岳父宋耀如先生，并很快以不凡的谈吐和横溢的才华博得了宋耀如的赏识。据说，那一次会面两个人谈了许多也谈了许久，且越谈越投机，双方均有相见恨晚之感。渐渐地，竟一方无意而另一方则有心。宋耀如心里灵机一动，忽然想到眼前这位虽然身材不高却水平不低的孔祥熙，倒很合适自己的女儿宋蔼龄啊。想人非非之际，宋耀如竟以岳父的眼光打量起眼前这个年轻人来：虽然身材不够理想，但恰好来蔼龄也有些矮胖，尤其是孔祥熙那儒雅渊博的谈吐，虽显老成却亦不失年轻人的热情和活力，那一双精明的大眼睛里，更透着一股令人不可小觑的潜在能量。此外，再想到孔祥熙出身孔氏名门，又留学美国笃信基督教，凡此种种在宋耀如当时看来，孔祥熙与他家宋蔼龄都很般配。就这样，因为有了要孔祥熙作东床快婿的念头，当即来耀如竟一再盛情地邀请孔祥熙到家里去作客。而孔祥熙呢，一来正巧闲暇无事，二来宋耀如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多年好友，如此盛情实在难却，当下也便愉快地答应了下来。当时他哪里想得到，他此一番应邀前往宋家作客，竟遭遇了可说梦中恋人的宋蔼龄，并与之结成了百年之好；而且他的整个人生命运，就此也发生了幸运的转折。　　那是1914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万家灯火刚刚亮起之际，孔祥熙随同宋耀如来到了宋家在日本的寓所。站在客厅门口，宋耀如显然有些激动地向家人介绍道：　　“这位就是孔夫子第75代孙，山西首富孔祥熙先生。”　　当时正在壁炉旁的椅子上与蚂咪畅想未来的二女儿宋庆龄闻听介绍，脱口惊讶道：“是圣人呀！”就只因宋庆龄随意地嚷了这一句，后来孔祥熙在宋家便得了一个“圣人”的绰号。这么一个当时曾令他脸上一红，随后也便习以为常甚而常常自认当之无愧的绰号。　　然而就二妹庆龄这一句无意的惊讶，却搞得宋蔼龄在旁边不禁怦然心动。当时，她已是23岁了，正是应该考虑终身大事的年龄。而突然出现在眼前的这个身材不高、有些微微发福却也显着慈眉善目的男子，不知为什么竟莫名的惹她兴奋。尤其刚才进门时父亲的介绍--“孔夫子第75代孙”和“山西首富”之类字眼，仿佛一块磁力巨大的磁铁一般，顿时吸引了她。她来蔼龄从来都是一个务实的人啊！一瞬间她想起，午后父亲就已捎话回来，说晚间家中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光临，并特意嘱咐宋蔼龄不要离开。难道，这一次幸运之神即将光顾自己？一想到那丘比特的爱情之箭正向自己射来，宋蔼龄脸上不禁红了起来。　　好在当时全家的注意力都在孔祥熙那里，并没有人注意到宋蔼龄怎样。　　晚宴开始了。宋耀如夫妇有意安排宋蔼龄和孔祥熙坐在自己身旁，以便有意撮合他们两个，席间的气氛倒是十分热烈，大家都是亡命之人，难得有这么一次温馨随和的故人相聚，所以很快就谈得很投机。那天，除了宋子文和宋美龄仍在美国留学之外，宋氏家族的其他成员都到齐了。首先，孔祥熙提起一件往事，说他在美国曾遇到过宋蔼龄。顿时，宴会出现了高潮。　　那还是1906年，在美国纽约的一次社交聚会上，当时正在耶鲁大学研究院读硕士学位的孔祥熙与正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就读的宋蔼龄，同时作为客人出席了那次聚会，并因此有了一面之交。但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何，迄今已无法考证了，恐怕双方当时都没给对方留下什么深刻印象，甚至已经全部淡忘了对方。因为据今可考的资料证明，孔、宋二人自美国学成回国后，都沿着各自的人生轨迹继续运行，双方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直到8年之后的这一天，同作天涯亡命人的孔祥熙和宋蔼龄，居然阴错阳差地在日本再度会面了。　　此真可谓“千里有缘来相会”啊！　　那宋耀如本来已经十分赏识孔祥熙了，闻听他这么一说，并且女儿来蔼龄也点头认可确有此事，不免在心下更加坚信这两个年轻人的缘份了。一时间，高兴得他神采奕奕，手舞足蹈，其情绪之热烈顿时感染了席间所有的人。　　那孔祥熙虽然在美国留学多年，讲着一口十分地道的英语，但一遇到国人，他还是喜欢操起那一口山西老陈醋味的口音与人交谈，并且津津乐道。由于山西话中有些发音习惯十分特别，诸如“拿过酒壶壶，俄来满！”还有“俄吃不了这底些，马刻拿走！”以及“一槐人一个花碗碗”等等，席间逗得子良和子安两个孩子笑个不停。孔祥熙毕竟也是个见过世面的人了，所以对此并不觉得窘迫，反而益发地淋漓发挥，以活跃席间的气氛。　　渐渐地，谈话的中心由宋耀如与孔祥熙之间，转移到了宋蔼龄与孔祥熙之间。因为前面重提过的俩人在美国那一面之缘，所以眼下两个人俨然以故知旧友的身份，热烈地叙谈起来。在旁喜得来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时乐得合不拢嘴：这简直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呀！宋夫人情不自禁地暗下祈祷起如此的天赐良缘来。就这样，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谈到了各自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谈了回国后的革命工作，谈到了早年在教会学校的种种趣事。真是越谈越投机，越谈越感到彼此相见恨晚。孔祥熙还讲述了自己在庚子年间的种种冒险经历，并且讲得绘声绘色。连宋夫人听得都人了迷，并暗暗喜欢上这个青年人了，认为孔祥熙能干而富有朝气。当晚主客之间谈笑风生，没有半点虚假客套。宋耀如主动告诉孔祥熙，宋家祖籍也是山西。1644年清军入关后局势混乱，才被迫逃往海南，后来在海南岛文昌县的一个小渔村定居下来。如此说来孔祥熙和宋家算是老乡关系了。临分手时，宋耀如和倪桂珍都一再嘱咐孔祥熙：到这里就像在家里一样，不必客套。　　那天晚上，孔祥熙和宋蔼龄度过了永远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孔祥熙那因为丧偶已然冷却的心复苏了。　　宋蔼龄那充满憧憬的芳心也萌动了。　　另外有资料记载，那天晚上在宋家的客厅里，孔祥熙和宋蔼龄作了彻夜长谈。但据说，当晚两个人谈话的中心议题却并非谈情说爱，而主要是谈钱。所以后来世人才有宋蔼龄“谈钱得婿”之说。　　当时宋蔼龄讲，她从小就有一种“钱这东西真不可思议”的感觉，感觉钱有种神奇的魔力，它常常搞得人头脑发晕，既干好事也做蠢事。讲到这里，宋蔼龄故意问孔祥熙：　　“你说到底是人掌握钱，还是钱掌握人？”　　孔祥熙当即答说是人掌握钱。宋蔼龄听后不满意地摇摇头。她说当我6岁多一点刚开始上学时，就已经亲身体会到钱的重要。钱能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你比如说我当时穿得好一点、时髦一点，教师和工友也就自然高看我一眼；我周围也就会聚集一帮好朋友，甚至甘愿听我驱使。相反如果不是这样，那等着瞧吧，我将尽遭白眼。　　听着宋蔼龄这样一个小女子如此令人怦然心惊的高论，孔祥熙当下真不得不刮目相看了。　　宋蔼龄自顾在那里继续说道：“后来我去了美国，最初的时候美国人一听说我是中国人，便自然把穷联系到我的身上，并且都不爱理我，不同我交朋友。但后来，我让父亲给我寄钱，寄我们中国的火腿、腊肉还有丝绸……我只用了一点小钱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以致当时许多人都来恭维我。后来当我毕业时，她们还在美国的报纸上吹捧我……”讲到这时，宋蔼龄忽然停下不讲了。沉默半响，她才接着总结式地说：　　“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好像志向远大的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不过都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只有靠钱才能买到。所以我说，一个不懂得怎样赚钱的人，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　　讲到最后来蔼龄表示，她眼下最渴望的，就是掌握一笔巨大的财富。因为有了这样一笔财富，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就可以比较容易地修筑铁路和再造共和，就可以帮助天下的穷人摆脱贫困。当即听得孔祥熙是目瞪口呆，竖起拇指连称高论高论，真是与君一席语，胜读10年书哇！　　后来，孔宋夫妇果真济命抓钱，并且真的成了“四大家族”的首富。而所以如此，关键恐怕还是宋蔼龄当初对钱的这一番深刻认识的指导吧。　　宋蔼龄尽管身处优越环境，自身的条件也很好，但要想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也并非易事。和孔祥熙接触以后，她渐渐地发现孔祥熙正是她想要找的理想男子。　　前面我们已经不止一次讲过，宋蔼龄是个讲实际的人。她认为“理想主义是蛋糕上的糖霜，蛋糕用动力才能烤熟，而且动力却是要钱的”。在长期的生活中宋蔼龄认识到，人们崇拜卡尔将军，是因为卡尔有钱。父亲从一个极普通的巡回牧师变成上海商界的实力人物，也是因为有钱。而孔祥熙“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并且“赚钱赚得很得法”。　　恋情往往需要一个契机才能拨动双方心中的和弦，进而产生强烈的共鸣。孔祥熙和宋蔼龄两个讲求实际的人相遇后，即产生了这种共鸣，于是他们的恋情迅速发展了。　　1913年秋季的一天，宋蔼龄喜形于色地对全家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惊人的消息！”全家人都注视着她。这时宋蔼龄以幸福的口吻向全家宣布：“我们准备到横滨去举行婚礼！”　　听到这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的消息，全家人顿时欢呼起来。倪桂珍高兴地合手念道：“上帝祝福你们。”　　宋耀如半开玩笑地说道：“怎么这么快呀！”　　宋蔼龄娇嗔道：“还不是你嘛爸爸！”　　宋耀如想了想，旋即哈哈大笑起来。　　1914年春季的一天，孔祥熙和宋蔼龄按照基督教礼仪，在横滨一所坐落在山丘上的小教堂里举行了婚礼。婚礼规模不大，只有宋家的人和孔祥熙的堂兄及几位好友前来参加。那天新娘打扮得高雅而艳丽，粉红色缎子上衣配着长裙子，衣服上绣着深红色的梅花图案，象征着大吉大利，头上还扎着一朵梅花绸结。新郎则穿着一身西装，白衬衫的领子上扎有黑绸花结。　　那天由于气候的原因，使这场婚礼增加了一份特殊难忘的记忆，甚至也是一种象征和寓意。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横滨大雨滂沦。4月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雨水把粉红色的樱花打落得遍地都是，真可谓“雨打残红”。空气里洋溢着一股潮湿的泥土气息。但是当新郎新娘动身去教堂时，天空却突然放晴了。大家极目远眺横滨市区，只见蓝天、白天、绿树、红花、青山和大地都像用水洗过一样，清爽洁净，如诗如画。等到大家用过婚餐，蔼龄且又换上绣有金色飞鸟的苹果绿缎装，夫妇乘车到游览胜地镰仓度蜜月时，有趣的是当他们走下车刚刚踏进旅馆大门后，大雨又倾盆而下。如此成人之美的天气，不由得使孔祥熙连声赞叹道：“这是大吉大利之兆！”　　后人还为此作过一副对子盛赞当时景况：　　“风调雨顺，乃为天公作美助兴；　　金玉良缘，原是泰山牵线穿针。”　　从此，孔祥熙和宋蔼龄正式结为夫妇。　　孔祥熙与宋氏家族联姻，又有了能干的贤内助，此后不仅官运亨通青云直上，而且对中国近现代史的进程也产生了当时人们尚意想不到的重大影响。　　自1926年开始，孔祥熙在国民党的政坛上活跃了20余年，曾身兼国民党行政院长、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等要职。宋蔼龄虽没有什么名义上的官衔，但其活动能力、才干和智谋心计均为中外人士所称道。当年宋庆龄曾说：“倘若大姐是个男人……她在15年前就会统治中国。”　　还是在婚前，宋耀如曾对孔祥熙和宋蔼龄二人提出要求：“你们婚后能去做一个时期的传教工作吗？或者从事相当于传教的崇高事业？”二人同时回答说：“能！”　　宋蔼龄接着说：“爸爸，我考虑过了，打算到中国的穷乡僻壤去办一所大学。”　　宋耀如问：“哪里？”　　孔祥熙回答：“山西太谷，我们想尽快回去。”　　接着宋蔼龄又向父亲说明了她已建议由妹妹庆龄接替自己的秘书工作，只等国内形势有所好转，就马上回国。宋耀如听后点头应允。　　婚后孔祥熙和宋蔼龄住进了东京的新家。除了每天看报读书和偶尔的社交活动外，宋蔼龄白天几乎无事可做。好在孔祥熙全力帮助孙中山处理党务，一些白天没干完的工作，晚上回到家里由妻子帮助处理。同时宋蔼龄也通过孔祥熙了解了外面的一些情况，就这样他们在日本东京又度过了一年的美满幸福时光。　　1915年袁世凯在篡夺了总统宝座之后，又在北京紧锣密鼓，积极筹备洪宪帝制。袁世凯的复辟活动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流亡日本的革命党人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并决定派人回国，策动和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武装斗争。　　2．夫妻双双荣归故里　　1915年，根据国内形势的变化，孙中山先生命孔祥熙夫妇作为中华革命党的特派员，先行一步返回山西太谷从事秘密活动。但他们回国的公开理由，是回太谷老家，增设铭贤学校大学预科。所以临行前孔祥熙特意花了几天时间，在东京参观了几所大学，购买了一大批图书资料和教学仪器。1915年秋天，孔宋伉俪先宋耀如一家一步回到上海。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并没有急于启程回太谷办学，而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意见，积极联络上海军政要人中的革命党人，策动反袁起义。当时国内的云南、广东、贵州及广西各省先后宣布独立，讨袁声势浩大。但是孔祥熙在上海却出师不利，他的行踪很快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并准备将孔给予拘留。幸有上海都督陈其美暗中传递消息，通知孔祥熙火速离沪。　　于是孔祥熙夫妇只得暂时放弃策动武装起义和军事讨袁的使命，离开上海前往太谷。　　从上海启程前，宋夫人（这时宋耀如已回到上海）担心女儿过不惯山西太谷那种穷乡僻壤的苦日子（后来的情况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她一边帮女儿收拾行装，一边讲述文成公主的故事以鼓励女儿。宋蔼龄完全理解母亲的苦心，她安慰母亲说：　　“妈咪，你是怕我中途返回对不对？你放心好了，什么样的精神准备我都有了。爸爸当年十来岁出海还闯出了名堂，我去内地有什么可怕？何况，还有他呢！”　　宋蔼龄说完深情地看了一眼孔祥熙。　　女儿的话使母亲好不欣慰，当然还有孔祥熙。　　回山西太谷继续办学，既是孙中山的主意，也是孔祥熙本人的愿望。孔祥熙当时曾表示说：　　“革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武力推翻或许在一夜之间结束，但是然后呢？你到哪里去找接下来的建设人才？治国是需要训练有素的人才的，而教育正是革命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正是出于重视教育，孙中山才让孔祥熙夫妇归返故里办学校，这也是他对革命的通盘考虑。孙中山还指示孔祥熙回到太谷以后，要利用自己已经建立起来的威望，加紧联络北方军政要人。　　对于第一次到内地的宋蔼龄来说，从上海到孔祥熙的家乡--山西太谷，可谓是一次漫长而又充满乐趣的旅行。火车到达山西榆次后，铁路钱中止，榆次距太谷虽说只有20公里的路程，可一路上全是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跟一些有钱人一样，宋蔼龄坐进了八抬大轿，孔祥熙则骑马相陪，走完了余下的路程。宋蔼龄坐在轿子里不时地拉开小窗上的布帘极目远望，就见远近都是一色的黄土高原，当时庄稼已经收割过了，茫茫的原野上只有衰草随风向她点头，远处偶尔出现牧羊人赶着羊群唱着小调在漫游，如此可谓是满目苍凉。宋蔼龄尽量克制着自己的情绪跌落，她已做好了迎接艰苦生活的思想准备。但是当她来到太谷，看到家家户户优越的住房条件，当下不免大吃一惊。孔家的家具都是质地坚硬的袖木制成，房屋也是规模宏大，这是宋蔼龄做梦都想不到的。孔祥熙夫妇拜见过族中的长辈后，直接搬到铭贤学校的校长公馆居住。铭贤学校的全体师生早在翘首以待，为了迎接他们一别数年的校长回校主持校务，他们特意把学校整修一番，楼台亭阁雕梁画栋，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就连生在南国长在异邦的宋“师母”，也对铭贤能有如此幽雅的环境，特别是室内拥有的洗澡、盥漱、电灯、电话、壁炉和暖气等应有尽有的先进设备而颇感惊奇。她怎么都想不到在山西太谷，在偏远的内地小县竟有如此之环境。这不禁使她想起了在日本与孔祥熙那天晚上的彻夜长谈。当时听到孔祥熙夸耀自己的家乡太谷，她还不信，以为是孔祥熙夜郎自大的胡乱吹牛呢。　　当时，两个人谈起美国纽约的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时，孔祥熙禁不住脱口说道，纽约某些方面还不如俄太谷呢。当即讲得宋蔼龄震惊不已。她绝不相信，堂堂的世界一流大都市的纽约，居然会赶不上你山西一个山沟沟里裹着的太谷，这简直是开玩笑。所以当时宋蔼龄也半开玩笑地逗孔祥熙说：“你该不是刚刚从夜郎国来的吧！”　　见宋蔼龄不相信，孔祥熙只好给她讲起太谷的沿革由来：俄太谷在清代中叶就已经是商贾云集的热闹地场了。当年江南的茶叶、丝绸以及蒙俄的羊毛、皮货，还有全国各地的山货、药材，都在太谷做着大宗的批发交易。而太谷的当地人则不去费那个事地捣来捣去，他们只做票号生意，就是开钱庄、当铺等。太谷的这些金融生意专门给各地的商贾提供汇兑或者现银担保，因而也是一本万利，收入十分的丰厚。当年的一句民谚就讲，“银祁县，金太谷……”见宋蔼龄依旧不肯相信，当下孔祥熙便不免有些着急地跟她数起了指头发誓般地说：“俄有事实为证，俄有事实为证。俄太谷现在有经商的人家两千多户，比全城的一半还多。你在什么地方见着有这么多做买卖的人家？俄小的时候，在太谷城里家藏几百万两银子的，就有十几家。七八层楼的高宅大院，你去太谷到处可见。到太谷街头你会发现，来来往往人们穿的尽是绫罗绸缎。哪里像什么美国纽约，街头建筑陈旧简陋不说，街上你看那些美国男女穿的尽是些棉布衣服。”　　当时，孔祥熙讲得有根有蔓，宋蔼龄也不好再作不相信的奚落了，只好半信半疑，姑妄言之姑听之吧。然而眼前，当刚刚经历随夫荣归故里这一种听起来似乎可怕实则异常舒适排场的旅程后，尤其是经历了孔氏家族操办的虽说古老、俗气却也极尽铺张奢华的迎亲仪式后，宋蔼龄的印象里已经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仿佛第一次真正找到了归宿一般。看来，这山沟沟里裹着的小小太谷，的确不可以等闲小觑啊。　　当日参加婚宴的客人散去之后，宋蔼龄才得暇仔细瞧瞧孔祥熙的祖宅--这令人久仰的山西首富孔家大院。不瞧则已，一瞧果然是气魄非凡。就见那院落屋宇，全是巨石垒成，粗木为梁，一进一出的庞大院落回环九曲，仿佛迷宫一般，很有些中世纪欧洲古堡的风格。尤其令宋蔼龄这个自幼生在江南的南国女子惊诧不已的是，在这荒凉贫瘠的大山之中，孔氏宅内居然还藏了一座错落别致雅似江南的大花园。园内一汪莲花池水倒映出无边寺里的白塔，周围画廊曲折，亭台点缀，好一派难得的江南风光哟！一时间喜得宋蔼龄心往神迷，留连忘返。直到夫君在旁唤她到赏花亭中小坐，她才猛醒过来。　　其实，在这里孔祥熙跟宋蔼龄是打了埋伏的。此处豪华宅院虽眼下确属孔门，但却并非孔氏老宅。孔氏家族的祖宅我们知道，是在城关以西程家庄的井儿院，亦即孔祥熙自幼吃尽艰难困苦的那个地方。而眼前这座高宅大院，却是孔祥熙后来自美留学归来且小有发展之后，才从太谷一位姓孟的秀才家里购得的。说来也真是命运捉弄，冤怨相报，那落魄的孟秀才祖上，便是当年与孔祥熙曾祖父孔宪昌争夺拔贡且胜了孔宪昌的那位孟拔贡。不过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宋蔼龄一直把这座孟家花园宅第视为孔家祖宅，并以此向外人炫耀，以此证明孔家确为山西的首富。不知她是确实不知道，还是知道了也不愿挑明，就这么一直胡涂着再胡弄别人。就宋蔼龄的性格来说，这后一种可能也比较大。　　宋蔼龄自幼是在都市里长大的，并且一直受的西方文明熏陶，身上自是洋气十足。不过在都市里住得久了，冷丁来到乡村，呼吸呼吸山野乡间满带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倒令来蔼龄一下惬意了许多，仿佛返朴归真了一般。特别是孔家做出的各种吃食，虽不及西餐那样富丽堂皇的讲究，却也十分的好吃可口，令宋蔼龄大开眼界也大饱口福。那么多的美味佳肴暂且不说，光是山西风味的面食，就足以令人膛目结舌，不知先吃哪一口才好。什么剔尖啦、擦片啦、豌豆面疙瘩啦，好多名堂简直宋蔼龄闻所未闻。关键是这些东西都十分的好吃，每每香得人不忍住口且又回味无穷。当时未蔼龄心下暗忖，都说是皇帝老子过得日子好，能好到什么地步，怕也不过如此罢了。每念及此，她不禁感叹，这要多大的家业才能铺陈得起呀！　　尽管前面讲了许多，都是令人舒服惬意的事情。但毕竟宋蔼龄是在大都市里住惯了的人，眼下来到太谷孔家，举头四望尽是大山，满眼苍凉，时间一久宋蔼龄不免有些闲极无聊，有些想家想爸爸和妈咪了。特别是当时二妹庆龄已经和孙中山先生成婚。同是姐妹想想人家再看看自己，宋蔼龄不免有些黯然神伤。说到底，她还是一个见过世面且不甘平庸的人，她怎么能忍受像一个财主婆子那样，整天山珍海味绫罗绸缎的醉生梦死呢。想当年，她宋蔼龄小小的年纪便只身一人飘洋过海去闯美国，美国总统她见过，中国的总统她也伺候过，难道这辈子她就跟这么个孔样熙终老山沟？不！绝不！黯然神伤之余，宋蔼龄在心下已打定了一个主意，重新设计孔祥熙。然后再和丈夫一起，重新走出这大山，再干一番经天纬地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不久，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的第一个女儿孔令仪出生了。　　3．“铭贤”轶事之二　　孔祥熙此次荣归故里，来铭贤学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计划增设大学预科并付诸实践，新扩建了许多教室和办公楼。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开学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使“孔夫人”或“宋师母”同时成为一位执掌教鞭的“良师”。　　当时开学在即，可原来应聘的一位美国欧柏林大学的教师突然变卦，表示不能来中国任教了。这样一来，使铭贤学校原来就感到不足的师资力量，更显紧张。再续聘其他教师已经没有时间了。怎么办？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为何不请现成的老师--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校长夫人出来任教？”就这样宋蔼龄这位年轻的女子拿起教鞭走上讲台，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当时在太谷这样落后的县城里，传统的看法是年轻女子不配占据“先生”这个神圣的受人尊敬的席位，况且这里的学生有的年龄还超过了宋蔼龄。但是宋蔼龄以高雅的风度和女人特有的勇气博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师母”。为了表示对“师母”的敬意，大家特意集资买了一个金手镯赠给宋蔼龄。礼物虽轻，却表明当时的人心所向。孔祥熙和宋蔼龄心里自然十分高兴。后来由于长女需时照顾的缘故，宋蔼龄才结束了这段教学生涯，退居家中协助丈夫处理校务并料理家务。　　当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时，宋蔼龄说：　　“我根本不配做这种工作，我相信即使在一所普通学校里，我也不够格。我之所以能够教书，只是因为当时的情况特殊……我记得在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我，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我回答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在我看来，对于那些使我和学生都感到不解的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回答。从此以后，每当我遇到难题的时候，我就说：‘哦，这是不言而喻的！’”　　孔祥熙办学一向重视体育，重视学生身体的锻炼，他认为身体是发展智育和德育的基础。所以铭贤学校一向是以体育好而闻名的。1916年春天，山西省举办第一次中学以上运动会，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孔祥熙倍感兴奋，觉得一展铭贤学生体格和学校风貌的大好机会来了。于是他别出心裁地想出了一些在当时认为新的花样，借此机会宣传铭贤也宣传体育的重要性。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只有100多名学生的铭贤学校竟派出了20多名选手前往参加，其规模在各学校中绝对第一。孔祥熙让铭贤学校的运动员穿上整齐的校服，精神抖擞地在太原市绕行一周。运动会开幕那天，孔祥熙又亲率只穿背心短裤的选手们绕场小跑一圈，向观众挥手致意，使整个运动场掌声不断，轰动一时。　　在这次运动会上，铭贤学校的选手们夺得了200米跑、400米跑、撑竿跳、掷铁球、平跳和跳远六个项目的冠军。任何一所学校与之相比都相差甚远。于是各学校纷纷派人与孔祥熙联系，拟在铭贤选手中聘请体育教员。孔祥熙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西全省的体育而婉辞说，铭贤选手并非专攻体育，他答应代为各校向平。津、沪、宁各大都市延揽大批体育人才人晋，分赴各个学校担任体育教员。自那时起，山西的体育一度雄居华北之首。　　1916年夏季，孔祥熙在太谷凤凰山酿泉亭举办了山西全省第一届学生夏令营。参加夏令营的各校学生欢聚在一起，交流知识，研讨学术，并举办了各式各样的活动，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加。这次活动使得学生们演讲、辩论等方面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提高。　　当然，孔祥熙和宋蔼龄回太谷继续办铭贤学校的同时，并没有忘记两件事：一件是“发财”，一件是“革命”。　　在中国旧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中，有重学问、重名望而轻财富的特点。做了铭贤学校校长的孔祥熙，在一般的太谷商人看来已经是富得流油了。但孔祥熙认为经商发财要“志当存高远”，他不能受“一群少年去赶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推车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之类一般百姓的人生哲学的束缚。　　古人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意思是说袖子长善于跳舞，财富多益于经商。　　孔祥熙最初经商的资本并不多。据说，山西人喜欢攒银子，集到一定数量就把它铸成1000两一个的大锭收藏起来，称为“莫奈何”，最初是防盗贼的意思。当初孔祥熙就是凭着3000两银子起家，后来竟发展成为国民党“四大家族”中的“首富”，足见其发财确实是“有术有效”。　　早在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时，他通过和外国传教士的频繁接触发现煤油乃百姓生活之必需，煤油生意有大利可图。当孔祥熙听外国传教士告诉他英国商人要在山西倾销煤油时，立刻伙同他的五叔孔繁杏，设立了“祥记公司”（又称祥记商行）。他向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了25000英磅的保证金，按当时汇价16银元兑换一英磅，共付出40万元，取得了山西省亚细亚壳牌火油总代理权。此外，孔祥照后来曾对别人说，他开始发财是在欧战时期，代美国购买山西铁砂。孔祥熙因为和教会有关系且和美侨较多接近，又因为火油生意和美国使馆商务参赞处有所来往。一次，他听说美国商人要收购铁砂，立即跑到太原把山西铁砂定购下来，每吨银币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　　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意外收获。同时也为孔祥熙日后经商积累了资金，为其成为一个买办商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孔祥熙与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该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的约10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股金1万元。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是旧中国主要的商业银行之一，它与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后改称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三家私营银行合称为“南四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提倡小额储蓄、举办小额工商放款为招揽业务的手段。抗日战争以前，它在国内各地的分支机构多达80多处，直到解放前夕还尚存40余处。　　1917年，孔祥熙又借中华书局面临危机、濒临绝境时，投资人股并渐渐控制了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是陆费伯鸿于1872年创办的，最初以出版中小学课本为主，并印行古籍、科学、文艺著作和工具书等。1917年因缺乏资金，几乎倒闭。正当此时，孔祥熙以投资相利诱，企图夺取中华书局作为他的政治资本。但因中华书局旧有股东害怕孔祥熙喧宾夺主，就采取一边利用、一边限制的办法，仅借了大宗款项，来增加书局的资金。　　后来书局为了更好地吸收资金，又采取厚发股息的方法，从而资金迅速增加，由初期的25000元增至160万元，后又增至400万元和800万元。期间，孔祥熙逐渐在书局打下了基础。　　书局的资金收足以后，又因美金、法币等币制形同悬崖转石，每况愈下，所以中华书局不得不降低股息，中华股票价格也迅速跌落下来。当听说孔祥熙又想收买中华股票时，老板陆费伯鸿对孔祥熙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为此孔祥熙说了不少陆费伯鸿的怪话，什么“不商量事情”、“不接受意见”、“想搞独立王国”等等，这些怪话传到陆老板那里后，陆总是一笑了之。因二人相互猜疑，也使孔祥熙收买股票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　　直到1941年陆费伯鸿在香港逝世后，孔祥熙马上把自己的亲信李升明扶上台，接替了中华书局总经理的职位。因李升明对孔祥熙唯命是从，孔祥熙由此当上了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从此，经过几十年苦斗，中华书局终于完全落人了孔样熙手中。　　孔祥熙喜欢搞独资经营。他的私人企业基本上都是商业资本。除了祥记公司以外，他办的商业还有山西裕华商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　　山西裕华银行创设于1915年，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又都先后成立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商行原来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迁到重庆，大搞投机生意。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是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的，孔祥照所办的企业有它的特点，不讲求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孔祥熙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孔祥熙为什么对“广”字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呢？是因为他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自己的家眷又是广东人，所以他很喜欢“广”字，认为“广”能给他带来财运。　　办学同时，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革命了。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结交北方军政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　　1916年元月，国人的强烈反对最终没能阻挡当时已利令智昏的袁世凯一意孤行。是年元旦，袁世凯在北京改元“洪宪”并皇袍加身，登基当上了皇帝。从北京传出消息，“洪宪”皇帝特令孔祥熙的侄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孔令贻仍袭封衍圣公，并授予“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孔祥熙在山西太谷得到消息后，大为愤慨，当即写了一篇《上袁世凯书》的洋洋千言，发送到报馆公开发表。文中孔祥熙写道：　　“吾公（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不在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丞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为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违，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闻尔，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辞严、语锋犀利，大有革命者的精神和气概，表明了孔祥熙这个时期是站在中华革命党人的立场上，维护孙中山先生革命与民主这面旗帜的。文章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刊杂志评价此文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其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世人一般都知道这份电报给铭贤学校带来了荣耀，同时也为孔祥熙涉足政坛并扶摇直上添色不少。而实际上，首倡上书并参与谋篇布局、润色斟酌的首功，却应记在孔祥熙的“贤内助”宋蔼龄的头上。实际上，这也是宋蔼龄设计夫君的第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后来当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成革命政府后，又是宋蔼龄代夫君以探亲为名先走一趟以为铺垫，然后孔祥熙才正式开始了广东革命政府的仕途生涯。直到后来，宋子文因挨蒋介石耳光愤而辞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之职后，也又是宋蔼龄出面找蒋，孔祥熙才又得到了一顶“财政部长”的乌纱帽，我们这样说，倒并非是贬低孔氏无能，而是说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面，的确该有一名非凡的女性。宋蔼龄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当时，这篇讨袁檄文不仅使孔祥熙出尽了风光，同时也使他与阎锡山之间，就此建立了十分密切的联系。　　第七章 “山西新政”纪事　　1．投奔阎百川　　在前面我们已经写到，当年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亦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做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作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并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此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人们都知道阎锡山对山西的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工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却并不详知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阎锡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不得再缠足，已裹脚的要放脚，且“听从者奖、违抗者罚”。并且在五台，定襄家乡率先做起。要求同盟会员首先自己带头，村里设立“保安社”定期检查。委任其同乡也是同盟会员和日本留学生康佩瑜负责推行。康佩瑜本人无疑是最早剪辫子的，当时村里人都叫他“康秃子”，他的老婆也是最早放脚的妇女。　　“破旧立新”并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一个缠脚妇女，因为拒绝放脚曾被罚了一块银元，有钱人家还要多罚。　　清朝统治时代男女必须梳一根长辫子垂于脑后，象征着对新潮代的归顺。不留辫子则被砍头，所以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脑后的“尾巴”自然要割掉。做三百年来传下来的这根辫子突然被剪掉，在一些守旧的中老年人当中首先通不过。有些人怕剪辫子，上街时都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盖上，还有的人跑到偏僻的山村藏起来。但因当时把剪不剪辫子作为革不革命的标志，这样一来男人头上的辫子慢慢的都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放开成了“天足”。　　旧中国北方的习俗与南方有很大区别，北方的妇女再穷也没有打赤脚的。阎锡山指示道：　　“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的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呀？这样吧，放了脚的女人，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做双袜子穿！”　　就这样当时凡是放了脚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两毛钱的奖励。如此一来，放了脚的女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的山西人都说：“阎锡山实在管的宽哩，连男人的头、女人的脚他也管。”　　对于阎锡山号召乡镇搬掉泥神、腾出庙宇办学堂的主张，守旧之人更是反对。阎锡山的家乡五台一带就曾传诵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初三十三二十三，　　河边出了阎锡山，　　阎锡山，灰拾翻，　　剃了辫子留了洋，　　搬了神像立学堂。”　　可是等到后来推行国民教育，城镇办起中学和高等小学，农村办起初等小学，人们又夸奖阎锡山做得对了。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学育，可以说是阎锡山主政的一大功劳。继在农村。乡镇举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校，阎锡山在太原创办了一所私立“进山”中学，又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私立“川至”中学和附属小学。　　1915年阎锡山私人出资，在河边村创办了两所小学校。学校聘请了大建安举人徐一监先生任校长，郭琅任庶务主任。入校学生全部免费。　　1918年阎锡山又出资兴办中学。这便是后来定名为“川至中学校”的私立学校。　　“川至中学校”以阎锡山的字百川的川字命名，“川至”名称又有各种解释，川者百川归大海也。　　川至中学的校训是：“公毅敏洁”。另将阎锡山对山西全省学生的告谕：“苦学救国”四字刻巨匾悬挂礼堂。　　川至中学编有自己的校歌，学生入校都得会唱校歌。校歌的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　　川至中学原为五台县立中学，新校址在河边村建成后遂由五台县迁来，改为私立川至中学。1922年至192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曾在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担任教师。　　川至中学的成立，主要目的是阎锡山造就家乡子弟。学生主要是五台县籍的，尤其是以河边村人为主。起初川至中学不但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制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再后来由于开支太大，不但不发制服了，还得交纳学费。　　川至中学的学生和山西其他学校一样，其附属小学的二年级就有军事操课。操场上学生持木枪练习立射、跪射、卧射各种姿势。中小学校都有童子军组织，有童子军军歌。当时就有这样的歌词：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脚踢五大洲，气吞东西球，　　不竞争，安能存！　　谁云儒子不知兵！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由于阎锡山是军人出身，所以对中小学生以至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军事训练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一次阎锡山回家乡河边村，派人通知川至中学及附近各学校的学生，第二天都到J！侄中学的大操场集合听阎督军训话。　　可是这天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清早起来，鹅毛大雪仍飘落不止，这时副官进来请示道：　　“雪下得如此之大，还要不要露天集合学生训话？”　　当即阎锡山答道：“正是考验国民精神的时候，准时前往不误。”　　就这样学生们冒着雪雨，集结在川至中学的操场上接受训导。当时阎锡山训话的头一句便是：“人不是纸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洞学们今天能来这里，是很不错的。”　　办川至中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为阎锡山在山西统治培养人才。该校毕业生大部分都在阎锡山的军政府的机要部门做事。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说明阎锡山对家乡子弟的重视。　　1919年，阎锡山又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阎锡山的密友、同盟会员也是后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赵戴文。　　阎锡山办这所学校，确实下了大本钱。当时学校建设分东西两大块，东边是校本部建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理化实验室、教员办公室、学生自习室和宿舍。西边是大操场、校园、“园师里”（教员职工宿舍），还有附属小学，校址是太原市小北门街。　　师范学校的课程当时设有军事、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心理学、教育学还有音乐、体育、美术、武术等。学生生活半军事化，一律军人装束，上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营级以上军官，要求非常严格。　　这个学校为阎锡山在军政方面补充了大批干部，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爱国人士。可以说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一批军事家和政治家。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就是国民师范学校毕业的，还有薄一波、李雪峰、程子华和王世英等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孙中山访晋期间就指示阎锡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须大搞经济建设。也就是在这以后，山西资源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棋瑞当政时期，改各省都督为督军。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这期间阎锡山大力推行了“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即种棉、造林、牧畜。　　六政中开发水利资源包括开渠、凿井、修筑蓄水池。植树，阎锡山也抓得最紧，限令每人必须种植数株，还提倡道路两旁种树成荫。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　　三事中阎锡山则把种棉列为第一件事。山西除了晋北、晋西北，许多地区都适合种植棉花。为了推广种植，他还下令设了试验场，改良品种，为种棉人设“奖金”。阎锡山要造林并设了大、小林区，还设了林业传习所和林业促进会，号召“种用荒废山野造林”。　　同时阎锡山在山西大力推行村治。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保持山西这块华北仅有的革命基地，阎锡山颁布了《山西督军兼省长阎告谕人民八条》的通告：　　（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三大义务，不可不知。　　（二）身体不壮，为人生之大不幸，不可不知。　　（三）尚武为国民必要之精神，不可不知。　　（四）人能有所发明，才算真本领，不可不知。　　（五）卫国以武，备战以财，不可不知。　　（六）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不可不知。　　（七）治病要在人未死亡前努力，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不可不知。　　（八）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可不知。　　阎锡山又颁布《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规定：　　（一）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　　（二）桀做不驯，为野蛮人之特性。　　（三）真血性男子，脑筋中有国家两字。　　（四）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　　（五）欲自立，先从不碍人自由起。　　（六）能忠于职务者，才是真正爱国。　　阎锡山推行“村治”的同时，将上述告通汇编成册，取名叫做《人民须知》发给各县、村，作为训练一省人民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加给国民学校的课本。　　以后阎锡山每到一地巡视，路过某一村庄，都要仔细询问该村“六政三事”的执行情况，询问植树、种棉和水利的情况。当他了解了太谷下庄村情况后，便命名这个村为模范村，还赏给村长一枚双穗奖章，授其一块刻着“功在桑梓”四字的牌匾以示嘉奖。　　孙中山访晋时曾指示阎锡山说：　　“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铁钢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大炼钢厂，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军备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赞成。”　　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阎锡山开始了炼铁炼钢厂和兵工工业的筹建。1917年以后山西实行自己制造军火，并成立了军人工艺实习厂，由当时的旅长商震兼总办。所辖工厂除原修械所的电气厂、机械厂、铜元厂、熔炼厂、翻砂厂之外，又陆续修建了炸弹厂、酸厂、无烟药厂、炸药厂、枪弹厂、炮弹厂、炮厂、枪厂、铜壳厂、双用引信厂、铁工厂和罐头厂等等。1924年还建立了飞机制造厂在不过配装过几架教练机不能生产飞机。1926年又添压钢弹设备，与铜壳厂合名为水压机厂，并又增设压药厂。至此，山西的军火制造初具规模。制造军火以弹药为主，日产手榴弹一万颗。枪弹先造六五、七九步、机枪弹，后增造冲锋枪弹，日产二万发。接着建成火药厂，后来又加紧火炮的制造。炮厂建成后可仿造日本的三八式七点五公分山炮，能制造一四式步兵曲射炮并大造迫击炮。为适合山西地形要求，还仿制法国十点五公分口径能驮载的重山炮和八点八公分野炮。仿造时作了改进，能平射又能曲射，能马拉又能驮载。阎锡山在山西自制的军火武器弹药，1925年与樊钟秀军阀部队作战时便初显威力。其后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时，傅作义防守琢州，使用山西自造的手掷弹和手雷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作霖重兵进攻山西，晋军娘子关和雁门关守军，均以加大火炮杀伤攻击之敌，张作霖的部队不攻自退。山西的工业生产建设，截至对日抗战开始时，山西的建设已有一机器厂，其中较好的机器有4300余部。一个炼钢厂有日出500吨的铁炉、日出250吨的钢炉。焦炭炉之建设亦即将完工。一个化学厂建设费200万美元，其地址房舍均已建好，机器正在安装中。洋灰厂设计生产能力日出250吨，当时已能日出120吨。一个制造铁轨钢板厂，50万美元的机器已经购回但尚未安装。在兵工制造业上，步枪厂月出3000支，枪弹厂月出4万发，轻机枪厂月出300挺，重机枪厂月出50挺，冲锋枪厂月出800支，手枪月出600支，山炮厂日出七五山炮30门、野重炮12门，火药厂日出120吨。抗战初期阎锡山晋北指挥国民革命军抵抗日本侵略军作战，其大部分作战军械弹药，都是山西自己供应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铁道建设。山西的铁路建设，虽然动工在1932年阎锡山复职太原绥靖主任以后，但他修建山西铁路的思想，也是当初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教和影响而萌生的。　　正是因为阎锡山在山西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915年阎锡山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充实实力，听说孔祥熙在家乡太谷办铭贤学校取得很大成绩，便派人请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厅长。他希望启用孔祥熙，以便大刀阔斧地整顿山西教育。但是，孔祥熙当时既想到省城供事为阎锡山效力，又怕自己无力承担全省的办学重任；同时也不想得罪教会，舍不得离开铭贤学校。便以此为理由假意推辞，表示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阎锡山可谓政坛高手，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无非想得到一个实惠而体面的职位，便当即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　　于是孔祥熙再也顾不上教会和铭贤学校了，旋即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　　开始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允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一听要自己同“洋人”打交道，便满口答应下来。　　自1916年至1925年10年间，孔祥熙奉阎锡山之职可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他协助阎锡山承揽了几乎所有接待外宾的活动。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谦恭，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感无限风光。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赞、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照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运动会开幕的前一天，孔祥熙便风尘仆仆地亲自到石家庄去远迎各国贵宾并陪同他们乘专车直抵太原，安排他们下榻于布置一新的正太饭店。当天下午陪同他们拜会了阎锡山，并权充向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省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并懂得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又愿为“洋人”办外交的人很少。孔祥熙从小就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一直在一种和外国人接触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懂得怎样去取悦“洋人”以博得洋人的好感，同时洋人也不时对孔祥熙施以小恩小惠，使其更加卖力。　　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宫再度人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向导，陪同他们游历考察。晋祠里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孔祥熙还带着他们来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铭贤学校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孔祥熙在致词中对美国公使克兰大加吹捧，盛赞他“胸襟开阔好交朋友”。接下来，这位公使在演说中也对孔祥熙大加称赞，他赞扬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以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烟六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　　“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较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　　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里，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发生反感，不愿接受”。　　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然后实际上，当年没有哪一个军阀真正切实地关心过老百姓的生活和死活，阎锡山当年的“村政改革”，也不过是一种政治欺骗，是对付北洋政府的一种手段。其实只是在不能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免出现只说不做、多说少做、弄虚作假等等。而阎锡山通过“村政改革”排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政客替他鸣锣开道，大肆吹捧。结果，阎锡山骗取了他统治下的山西省为“模范省”的荣誉。　　在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中，孔祥熙尤其对戒烟一条执行的最坚决。当年从日本回到太谷之初，孔祥熙就声言学校四周，决不允许有人抽鸦片烟。孔祥熙的具体办法是“集体戒烟”。　　当时，孔祥熙责成村长把本村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由村长负责管理，强迫这些人戒烟。第一批集体戒烟的烟民共11人，孔祥熙每月付给村长50元钱的管理费（当时一个人一月消费3元钱已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了）。　　就这样，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孔祥熙所负责的村庄就烟民绝迹了，因此被阎锡山评为全省的“模范村”。　　不久，孔祥熙又发动太谷全县的官绅、机关和学校组成“太谷拒毒会”，公推太谷县长安恭己为会长，很快在全县境根绝了吸毒者。　　这时期的孔祥熙，可算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连村民吵架这类的小事，只要是让孔祥熙碰上，他都要出面调停。因为他有知识、有见解，每每这种调解都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乡民们还送了孔祥熙一个官称儿“孔大人”。在旧中国，“大人”是百姓对父母官的称呼。孔祥熙一分文人，即使有“校长”头衔也不是官方任命的，大家叫他“孔大人”，足以说明孔祥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阎锡山为了感激孔祥熙及铭贤师生积极推行“村政改革”，后来特赋诗两首给孔祥熙：　　其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了有饭吃，学了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全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学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这叫诗吗？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后，受宠若惊，推行村政更加卖力。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成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教师督率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开赴所指定的各自负责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村政改革”。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还宣布，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所以说阎锡山推行“新政”的政绩，是和孔祥熙当时的积极贡献分不开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山西历史上曾有过的哀鸿遍野的惨剧，在这一年又发生了。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实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　　不久灾情愈发严重，灾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以救济灾民。　　对于救灾救民，当时的孔祥熙尚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信心十足地一个一个地挨个拜访官僚、政客、商人和实业家，劝他们解囊相助。可这些人却都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法，并表示督军府将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当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这项工作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和督办。于是两人最后商定的结果，由督军府派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乃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孔祥熙举行太谷夏令营时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教授学生的健身运动，和孔祥熙有过一些交情。在修路过程中，赵友琴经常找孔祥熙商量一些具体问题，孔祥熙也乐意帮赵友琴出一些点子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的一些人担任工头，并且放假期间铭贤师生也加入了筑路行列，当然也是担任工头。　　当时孔祥熙的华洋义赈会的贷款正好是100万元。至于说这笔巨款在修路中用了多少，孔祥熙和赵友琴又是怎样分配的，这些都无人知晓。总之，只是用了一部分钱雇用灾民，修筑这条由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以及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至辽县之晋东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的修通对当时发展山西交通，开发山西经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修路期间，一次孔祥熙险些断腿。　　那次，孔祥熙和赵友琴一同坐车去视察工程。归途中不料汽车坏了，二人只得步行而归。他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出了十多里。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累，越走越饿也越走越渴。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我看没有，顶多还一二里”。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了。　　“这么说我们的罪快受完了。”赵友琴觉得有点对不住孔祥熙，“我受这份罪倒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犯不着”。赵友琴不安地说。　　孔祥熙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人又胖，此刻已经是汗流泱背，气喘嘘嘘了。但为了面子，孔祥熙硬着头皮说道：“有什么犯着犯不着的，为了公共利益即便跑上20里路，也谈不上是吃苦啊。”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就听孔祥熙一个“苦”字余音未断，紧接着便是一声“哎呀！”　　赵友琴一听大惊失色，就见孔祥熙倒在一个坑里呻吟着：“哎呀！我的腿快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不小心掉下了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在坑里孔祥熙低声说道：“快拉我上来。”　　孔祥熙身沉体胖，赵友琴费了很大的劲儿，出了一身臭汗，才把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孔祥熙在华洋义赈会洋教士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孔祥熙一块匾额上日：“急公好义”。孔祥熙将它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送的匾额上日：“扶危济困”。对于督军的“礼物”，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也对孔祥熙有所表示，他们送给孔祥熙一对功德牌联，上书：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不仅如此，孔祥熙对山西地面的其他事情也多有“操劳”。　　1921年春，山西基督教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各派划区传教且各自为教，对教义解释的不一致，造成教友的信仰不一致。教会主权大部分被外国人操纵，妨碍了教会的发展。为此，孔祥熙决心对教会加以改进。他与刘宝箴等人在太原南有墙街创立了“山西中华基督教会”，为日后基督教在山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2．“结张交吴”缘为革命　　1915年秋，当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其中交给孔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相机结交当时北中国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作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办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率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　　即便如此，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　　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北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动政府赖以支撑的军队就未必再听其摆布了。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后经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后又一度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一度“同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空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可谓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和当年的皖、直系军阀段棋瑞、曹锟等不同。这些军阀的形成和称霸，有其原有的反动政治地位的继承性。他们原来就在“北京政府”中任军政要职，以致后来他们的称霸是较为容易的。张作霖则不然。他“既无宦途履历，又与中央政府无因缘”。他的称霸除需要武力、需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这是旧军阀必备的基本条件）外，还靠他有一套比上述军阀更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这种特点，是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提起张作霖，人们往往以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其实不然，他是“长于权谋数术”的。张的亲信杨宇霆说：“张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有人说：“张是临机应变的泰斗”，“两只狐眼，机警过人”。张自己也有句经验之谈：“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这些都说明，张作霖是个“机略纵横”的军阀。当然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力、财力的支持，他想称霸东北角逐中原，是根本办不到的。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而在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的时候，一些官僚、军阀都以讽刺的口吻称他为“胡帅”。不过，张作霖投入匪帮，绝非偶然。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对他影响极大。　　他的祖先是河北河间人。道光初年，他的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在海城城西小洼村落户。他的父亲张有财，“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小名“张老疙瘩”，生于1875年。张有财因不肯务农，乃带领全家到海城驾掌寺开个小商铺。　　张有财是个赌徒。在张作霖14岁的时候，其父在赌场与个姓王的结仇，被人打死。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5人生活更为困窘，乃投奔镇安县外祖家中就食。　　张作霖由于受他赌徒父亲的影响，从小即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出人赌场不务正业。进私塾念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了不到一年，中途辍学。做小买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因而也常常赔本；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最后他母亲托人教他学兽医，他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　　甲午战争爆发时，正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为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不久他就开小差回小黑山了。回家以后，因为有当过兵的资本，张作霖招摇过市自吹自擂，身价也就抬高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他不错，便把次女许配他为妻。不久，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当时，附近一带有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好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和土匪小头目。后来张作霖因当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也像他父亲那样，靠赌博和放赌度日。再后来他毅然离家去找巨匪头目冯麟阁，在冯的介绍之下，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胡子”之后，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亦即看守绑来的“人质”。后来，他感到干这种“绑票”、“看票”的事没什么意思，不久也便脱离了这个帮头。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张作霖求他的地主岳父和附近村屯有钱有势的大户议妥，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附近20几个村屯，张乃移驻中安堡镇。“保险队”打着保护地方安宁、维持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做“保镖”。　　当上中安堡镇“保险队”头目的张作霖，与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发生冲突，张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　　八角台是张景惠的“保险区”。张景惠不但认为张作霖够朋友，而且想把他留在八角台合作，并情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让他当“大当家的”。张作霖为回避“鸠占鹊巢”之嫌，故意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接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张作霖在当“保险队”头目的过程中，很快懂得了壮大自己势力的门路。他感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和四出抢劫是不够的；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他们每月支给张作霖近3000两充响。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在当时的众匪帮中，张作霖的特点是政治野心较大，热衷升官发财。他在当上“保险队”头目之后，积极勾结绅商“攀权结贵”，以便有朝一日当上清朝官员。　　1902年2月，盛京将军增棋决定收编“保险队”，一来补充官军之不足，二来以加强地方之统治。张作霖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收编，誓死效忠清廷。张作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扩大实力，除了率原来所部约200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了其他匪股约100人加入，总共有300多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从此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一跃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　　1903年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响改为由政府发炯。从此张作霖身价逐渐抬高，他再不用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竟可耻地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张作霖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支弹药、粮袜柴草和金银细软。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当看到日军明显地转为优势，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边，干了不少为日军效劳和从中渔利的事情。　　1905年，张作霖所部新民游击马队营扩编为三营。1906年，又奉盛京将军赵尔巽、新民知府沈金鉴之命扩编为五营，张作霖任五营管带。不久，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銮为总办，整顿全省地方军队，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五营编为右路。另一个地主武装大头目冯德麟所部被编为左路。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建省。任命北洋老官僚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上任不久就着手调动新军，整顿旧军以剿灭东北的“胡匪”。在“剿匪”过程中，使徐世昌最感头痛的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讨剿。　　张作霖在受抚前，曾和杜立三有过冲突，杜当时曾要和张作霖决一死战。后来经过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的调解，张和杜都认“汤二爷”为“义父”，双方并建立“金兰之交”。为了向清廷效忠，张作霖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张作霖因灭杜“有功”，蒙赏银2干两，并被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19if年5月，清政府派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提高巡防营战斗力，在省城设讲武堂，轮训各营中下级军官。张作霖的老伙伴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都奉命前往受训。当他们起身时，张作霖谆谆叮嘱他们：要把省城情形随时写信告诉他。野心勃勃的张作霖羽毛渐丰，此时已经不甘心蛰伏一隅，想过问全省大计了。　　19if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党和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即在东北特别是奉天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武昌起义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决心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此时正在黑龙江视察的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省城，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如何阻挠和防止东北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张作霖看准这是他巴结奉天最高统治者，实现个人野心的关键时刻，便率部星夜兼程向省城附近移动。赵尔巽面见张作霖后，在张作霖的武力支持下，赵尔巽宣布“保安会”正式成立，由他任总会长，其他内政、外交、财政等部都是旧官僚充任，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任参谋部的副职。“保安会”宣布成立后，张作霖所部约2500人陆续开进省城，增强了省城的反动统治力量。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张作霖也列名参加，开始干预全国大政。袁世凯为了笼络东北反动将领，鼓励他们更坚决地与革命作对，并特别赏给张作霖约值二千金的军需物品；张作霖也回敬袁世凯人参1支约值六千金。这样，取得奉天统治者信任的张作霖，又开始博得了大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赏识。　　1912年1月中旬，赵尔巽与张作霖定计，对“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等暗下毒手，于是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革命党人，就这样被他们杀害了。　　张榕被杀后，赵尔巽为嘉奖张作霖“专折特奏”清廷。当时已是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为表彰张作霖，任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师）。张作霖升赏受宠若惊，为报答皇恩，他曾在赵尔巽的策动下，主张“武装勤王”保卫朝廷。后来看到清廷即将瓦解，张作霖才摇身一变，转而赞同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当听到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通电致贺并表示对袁“效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告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下了历史舞台。　　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将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张为中将师长。他的亲信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分任该师的旅长、团长；并命张作霖所部驻防省城。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地区最凶悍的一支反动武装，成为左右奉天军权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15年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涨作霖见有机可乘，又进行了一番投机表演--对袁世凯企图称帝的举动先捧后压。果然不久即得到回报，于是张作霖终于当上了奉天督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后，大肆论功行赏，封爵晋位。当时大省的上将军授公爵或侯爵，小省的将军则授伯爵和子爵。巡阅使授男爵，中将级师长和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等。张作霖则以师长资格，被袁世凯封了个二等于爵。在袁世凯看来这已是破格笼络。但素抱“封侯爵当督军”大志的张作霖，听说只封他个二等子爵便大失所望，甚为不满。他询句左右：“子爵是怎回事？”左右有人回答说：“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作霖不悦说：“吾何能为人作子？！”逐立即“递呈请假”以示反抗。袁世凯后又以调虎离山的手段来对付他，调他作绥远都统，张作霖索性一口拒绝。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全国的反对，同年12月底，蔡锷于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兴师反袁。此后西南各省相继称兵独立，全国一致要求取消帝制，处罚段芝贵等12名元凶。连原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英等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张作霖目睹全国的反袁形势，深以为是。但他对袁世凯要他带兵南征，却“拍胸愿为前躯”，目的在骗取饷械。当饷械到手后张作霖“突然变了脸”，立即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开始驱逐段芝贵，并乘袁垂危之际伸手夺取督军大权。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只好发布命令，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军务帮办。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北京政府颁令各省把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于是张作霖又任了奉天督军兼省长。至此，张作霖终于在全国反袁的形势下，乘机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当上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后来也被称为奉系军阀。这是因为他也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部下，所以奉系也是北洋军阀的一支。　　孔祥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和张作霖建立起密切联系的。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一封张作霖的亲笔信和一份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在函件中，张作霖特意对孔祥熙吹捧了一番，他说道：“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倘蒙荷台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处交，必有莫大稗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非平常人，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张作霖明知这一点，却还要打孔祥熙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想当前国内军阀割据，国家在短期内没有统一的希望。自己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何况现在身为阎锡山的参议又怎能弃近求远呢。他以为，还是张大帅的条件不够“优厚”。　　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其转告他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接着就向这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取得的伟大成就。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在信使回到东北以后，向张作霖作了汇报并说明了孔祥熙的情况，张作霖听后闷闷不乐，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孔祥熙的真实思想，对孔祥熙作进一步的拉拢，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虽说已近“不惑之年”，但羽毛并未丰满，需要在军阀中间找一个比较可靠的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种益的。　　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带上准备好的高级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　　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张作霖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话已至此，张作霖也不好再作强留。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沈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父子两辈的交情了。　　当时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还在孔氏临回太原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对此孔祥熙自然客套一番之后，照单全收完事。孔祥熙此行返回山西之后，自是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就当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有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袅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助。当时，吴佩孚正担任着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吴、孔二人虽未直接谋面，却建立后来世人所谓的“神交”。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生于山东蓬莱。据说，他出生那天，其父梦见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是就取戚继光的字“佩念”来给吴佩孚命名，即名佩孚，字子玉。　　后来吴佩孚得势后，曾多次夸耀自己的身世：“我家是吴泰伯的后裔，祖居江苏延陵郡。吴泰伯有24个儿子，其中有1个东渡到日本，现在的明治天皇是泰伯121代嫡裔，我也是泰伯121代嫡孙啊！”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杂货铺的店主，做小本生意。母亲张氏除帮助丈夫照料小店外，晚上还纺线织布，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吴佩孚弟兄三人，他是家中的老二。由于长子夭折，吴可成便将厚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吴佩孚6岁时，家里便把他送到私塾中读书。没有桌子，母亲只好每天将他抱到石磨上，让他骑在磨脖子上读书写字。　　吴佩孚14时，吴可成患病身亡。也就是那时起，吴佩孚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每日除了发愤读书，还要为母亲分挑生活的重担。　　不久，吴佩孚到登州府水师营里当了一名学兵，每月可得二两四钱的银饷。望子成龙的母亲怕荒废了儿子的学业，省吃俭用，攒下几两银子，买了礼品亲自带着吴佩孚去拜师。吴的老师叫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有名的饱学宿儒。在他的门下，出过不少秀才和举人。　　清贫的家境和紧张的生活，使少年吴佩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文才武略的人。　　甲午战争中，日军进攻威海，吴佩孪在长山岛亲眼看到了日舰、听到了炮声，这些给21岁的吴佩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吴佩孚成了一个领兵的将领时，回首往事还曾填写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以抒其志：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　　吉江辽沈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　　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　　甲辰役，主权弱！　　江山如故，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　　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1896年吴佩孚应童子试，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并进入院试。结果他竟一鸣惊人，中了第三名秀才！可是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吴佩孚生活的道路。有一天蓬莱电报局局长作寿请来一个戏班子，男女混杂，同台演戏。吴佩孚认为这件事伤风败俗，十分气愤，闯入寿堂兴师问罪。惹恼了正在吃酒的县太爷，立即下令缉捕吴佩孚，吓得他连夜逃离家乡。　　吴佩孚来到北京城，投奔了父亲的朋友孙庭瑶，后通过其堂兄的介绍，到天津投武卫军去了。　　吴佩孚最初做了一名勤务兵，又到营里文案郭绪栋那里听差。郭绪栋得知吴佩孚是蓬莱宿儒李丕森的门生后，自愧不如，于是提议二人结拜成了兄弟。吴佩孚得势虎踞洛阳时，果然将郭绪栋请去做了他的师爷。　　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吴佩孚第一次看到了打仗。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聂士成战死，武卫全军土崩瓦解。吴佩孚只好躲在郭家。几天后吴佩孚出门一看，繁华的天津已是十室九空，景象凄惨，目不忍睹。看到这一切，吴佩孚决定出走。吴佩孚来到了离唐山不远的一个小镇开平。这里有一所武备学堂，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地方。后来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棋瑞。冯国璋都是这所学校的早期学生。武备学堂吸引了吴佩军，他想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便投考了开平武备学堂。　　后来袁世凯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改为“北洋武备学堂”，并规定开平武备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到北洋武备学堂当教官或队长；没有毕业的，可以直接去军队，也可以随着去北洋武备学堂，但要从头学起。吴佩军决定去当兵。由于他没有毕业，不能当军官，只好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当一名正目（班长）。此时年届26岁的吴佩孚仍然是还是光棍一条，只好和老把兄郭绪栋朝夕相处了。　　在陆军警察队做事，吴佩孚作事认真，很快就升为二级初等官。后来，吴佩孚弄了一张文凭，又进了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吴佩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　　1906年吴佩孚被派往保定第四镇服役。当时第四镇由段棋瑞任统制，吴佩孚只是以原身份（上尉）充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候差员。对此吴佩孚并无异议，整日无事正好借机读书，埋头研究中外兵法，并自觉大有长进。当时吴佩孚的专心读书引起了段棋瑞的注意，他感到这个青年人学习刻苦、品行端正，是个可用之才。于是段让吴佩孚去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当了管带。不久吴佩孚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叫张福来。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张福来也成为吴佩孪的手下大将。　　1907年吴佩孚又跟随曹锟出关剿匪。　　驻防长春市时，他的房东叫赵尊贤，是长春商务总会的头面人物。他的妻妹张佩兰，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住在姐姐家中。由于张佩兰和吴老太太十分投缘，很快就认了干妈，每天呆在吴家。不久又十分关心起干哥哥吴佩孚来了。后来，吴佩孚依照母亲的意思，娶张佩兰为侧室。从那时起，张佩兰和吴佩孚休戚与共，相随32年，并在他后半生的事业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由于吴佩孪剿匪有利、有功，曹锟对吴也从起初的不重视到后来的另眼相待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后各省相继起义，到11月底有14个省宣告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覆灭了。　　山西独立后，新军第二标标统阎锡山做了晋军都督。当时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去镇压。吴禄贞本是革命党人，遂暗中与阎锡山取得联系，准备合兵进攻北京。耳目灵通的袁世凯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在正太车站杀害了吴禄贞，然后派曹锟的第三镇前往山西镇压。　　第三镇第一协担负镇压山西革命军的任务。第一协协统是卢永祥，吴佩孚为炮三标的管带。吴佩孚上了第一列火车，其顶头上司刘标统也在这列车上，火车深夜开动。按原定计划，火车应在某站停车。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在某站呼啸而过，吴佩孚心头一惊，火车再往前走，就该到娘子关前的平地了。吴佩孚叫醒身边的张福来，带一些士兵前去找刘标统。　　刘标统本来同情革命军，与山西有秘密联系。这次曹锟入晋，他早已通知了山西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姚以价。姚在娘子关上设下伏兵，单等曹锟入围。本想夜间行车不会被人发现，偏偏让吴佩军看出了破绽。　　吴佩孪推开刘标统的车厢一看，刘标统和一些人都自穿崭新的革命军军服。对北洋军和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吴佩孚立即逮捕了他们，并马上命令火车退回井隆。这下吴佩孚可立了大功。曹锟和卢永祥都十分感激他，曹馄当即说：“子玉，这炮三标归你带了！”于是吴佩孚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爬上了标统（团长）的位子。后来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但要求袁世凯去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又一手导演了“北京兵变”，并在北京宣誓就任总统一职。　　北京兵变中，曹锟立了大功，不但被允许在北京、河南招兵补员，而且被任命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担任师部副官长，后又被保荐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6000人马，成为北洋系中数得上的一员大将和猛将。　　1917年6月，辫子军大帅张勋率领辫子军马、步、炮兵10个营，约5000人，开进北京上演了一幕复辟丑剧。　　大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复辟，于当天写了一道起用段棋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段棋瑞接到命令后，于天津南的马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段棋瑞本人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以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发表讨逆檄文，发兵攻打北京。　　吴佩孚的第六旅作为先头部队立即出发，不久进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随即攻下丰台。　　很快，上演了12天的复辟丑剧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亦因此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棋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8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并号召北伐。段棋瑞则要以武力统一的手段，巩固其反动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次开战他都冲杀在最前面，靠着他内心想当湖南督军的野心，其所部连克岳州、长沙、衡阳。这样一来，本来属于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同行们都称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　　可是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段棋瑞将督军的位置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名。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一气之下公开发表“罢战求和”通电，与段棋瑞反目相向。在私下场合里，吴佩孚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