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柏林死后的第5年，1830年，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一位牧师，被欧柏林不为名利造福人类的精神所动，决心学习欧柏林，把他的精神继承下来发扬光大。二人出资并出面主持募捐，要在美国中部地区的俄亥俄州建造一所大学，取名为欧柏林大学。　　当时，美国的俄亥俄州也属穷困地区，自然和人文条件都与欧柏林的家乡相差无几。所以这两位开拓者遇到的困难也大体和欧柏林当年遇到的困难一样。为了创建欧柏林大学，他们和欧柏林一样，垦荒建屋艰苦奋斗，最后终于在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建立起了著名的欧柏林大学。欧柏林如果泉下有知，应当可以欣慰了。　　事实上，当年的欧柏林先生并没有到过美国的俄亥俄州。所以，欧柏林在有生之年做梦都不会想到在美国会有人用他的名义建立起一所大学。更不会想到在他死去72年后的1907年，在遥远的东方，在比他家乡更加荒凉的黄土高坡上，会出现一所以贯彻欧柏林精神为宗旨的中国的铭贤学校。孔祥熙每次谈到铭贤学校办学的宗旨，都声称是取法欧柏林精神。他曾讲道：　　“铭贤学校不设在通州大邑，而设在太谷乡间，其旨趣完全取法于欧柏林大学。再往上溯其源流，那么，我的办学纯粹是效法欧柏林”。　　实际上是不是果真如此，就该当别论了。　　进入欧柏林大学后，孔祥熙在此学习了4年，从1901年到1904年。在校学习期间，孔祥熙称得上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好学生。他读书用功，孜孜不倦，恐怕落在美国人后面而让人看不起。本来在潞河学院读书时，孔祥熙的英语已具备了一定的根基，每次考试在所有考生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现在环境变了，条件也变了，孔祥熙掌握的那点英语单词不够用了。在学习理化课程时，由于专业名词太多，孔祥熙感到非常吃力。但他咬牙坚持拿出比其他同学多几倍的时间去补习英语，拿出所有的课业时间，甚至放弃了一切课外活动和节假日休息时间，去钻研课堂上没有听懂的内容，“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努力，孔祥熙终于彻底地攻克了语言关。　　孔祥熙最初主攻的是自然科学，选择的是理化专业。从他的朴素爱国之心出发，孔祥熙想将来学有成就，走一条实业救国的道路。当时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比西方国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强大了就可以不挨打甚至可以打人。这就是当初孔祥熙的朴素想法。　　两年以后，孔祥熙的兴趣变了方向。这期间孔祥熙外出听的演讲多了，阅读的课外书多了，所以改变了自己以前的看法。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想真正强大，最关键的是人。所以改造一个国家，要从改造社会制度人手，使人民都安居乐业，民智开化后，才能真正热爱自己的国家。这样国家才能慢慢强大起来。　　基于这种想法，孔祥熙后两年选择的是社会科学。其最后的结果是，理化不曾修完，社会科学也不曾学好。　　孔祥熙每每总结这段经历时，都会痛切自悔地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想学工就学工，必须就个人志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准定是跌到河里成了落汤鸡。”　　1901年孔祥熙赴美留学，是他的第一次出国。虽然他在国内从小上的教会学校，受的是新式教育，思想上和生活方式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是孔祥熙初到美国还是感到很不适应，中国和美国判若两个世界，清政府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中的两大累赘--男人的辫子和女人的缠足，在西方人的眼里真是太可笑也太落后了。孔祥熙决心在生活上先做一个反叛者，他当机立断地剪掉了那条拖在脑后的长辫子。　　1905年，孔祥熙4年的欧柏林大学生活结束了。他取得了毕业文凭。可这文凭对他来说又有什么用呢？理化和社会科学，二者平分秋色，都是半途而废。谈什么学以致用呢，回去之后又拿什么来报效祖国呢？毕业文凭对孔祥熙来说只是一张废纸。只能说明一个人喝过“洋墨水”或“镀过金”了，实际能力一点也说明不了。　　因此，孔祥熙决定继续留在美国深造。经教会批准，这年秋天，孔祥熙考人了著名的耶鲁大学研究院，专攻矿物学。　　为什么专攻矿物学呢？孔祥熙经过再三考虑，结论是“中国人只知道自己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殊不知中国矿产蕴藏量之丰实，甲于全球。有这么丰实的宝藏委弃于地，而全国处处仍在闹穷，这是多么的愚不可及。”　　孔祥熙决心学好矿物学，将来回国以便开发地下的诸多宝藏，以此来拯救国家之贫穷。　　耶鲁大学位于美国康纳狄克州的钮海文市，创办于1701年。在美国当时的二千余所高等学府中，其校龄仅次于美国的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创办于1636年），声望则与哈佛齐名，在某些方面甚至还超过了哈佛大学。有人曾对美国500名杰出工商领袖的出身作过统计，发现其中36名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占美国高等院校的第一位。又有人对美国的1万名大学生的收人作过调查，结果是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位居前三位。由于耶鲁大学是一所师资力量雄厚、学生素质优良的著名大学，所以一旦考取便身价倍增。当时耶鲁大学的东方学生很少，中国学生只有孔祥熙一人。　　孔祥熙赴美留学时期，正是美国经济经过长时间恢复，工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时期，但孔祥熙认为当时的美国比不过他的老家太谷。1907年他回国后，对铭贤学校的师生发表留学感想时曾说：“6年前，我到美国的时候，我发现纽约的房屋建筑，普遍的不如太谷之华丽而坚固。”　　人们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孔祥熙进一步解释说：“当我儿时，太谷一县拥家资300万两以上的富户，即有13家之多，七八层楼的大宅院，到处可见--太谷县城里有一家姓孙的修盖花园，竟用汉代的白玉铺砌地面，因而引起县里一名秀才藉词勒索敲诈。姓孙的不理，秀才使向朝廷举发，说孙家庭园规模胜过皇宫，诬他谋叛造反。皇帝三次派钦差来查办，孙家便拿金银财宝出来打点，清朝官吏爱钱的居多数，回奏的时候都说孙家是良民，并无叛逆事情。最后一次皇帝命人将姓孙的拘到北京，同时掘出铺地的汉玉呈上朝廷作为证物，由皇帝亲自审问。姓孙的到达北京，有人面授一计。在审问时皇帝问他花园里地面是用什么铺的？姓孙的假痴假呆，答道：“都是这些白石头子。”皇帝见他土头土脑，错把白玉当石子，也便哈哈大笑而了之。”　　但是，孔祥熙毕竟接受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美国人爱干净、勤洗澡这件事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回国后他大加提倡，并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部下发牢骚：　　“中国人真是肮脏，洗脸只抹一把脸盘子，绝不儒洗颈脖，洗手只洗手背掌，从不肯顺便也洗洗胳膊，清洗界限，截然分明，洁与不洁，永远保持楚河汉界。这种决不越俎代疱的洗涤，究其肇因，而不洁之故端在不洗澡”。　　接着孔祥熙还说：　　“谈到洗澡，我们中国人竟有人一生一世只洗过三五回的。你们若不相信？那么，请看所谓世家子弟的身上，污垢满布一层，油腻无处不有。像这么样的肮脏，生活既不舒适，发汗更难畅通，因而体格赢弱，百病丛生，这就是东亚病夫绰号之由来！　　所以，孔祥熙一生遂以洗澡为习惯，自从美国返归中国后，一直保持一日一浴，到死为止。不仅是洗澡讲卫生，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二人因都受过美国式的教育，生活西方化、饮食西方化和谈话西方化等等在他俩身上体现得也非常鲜明。　　可能是受西方夜生活的影响，孔祥熙和宋蔼龄都是以昼作夜、以夜作昼。孔祥熙每天一般睡到上午10点钟才起床。上午一般不会客，也不出门，随便看看报纸。午饭前要洗一次澡，有专人服侍擦背修脚。下午1点半去财政部办公，一些兼职机关的办公人员（行政院、中央银行）都是到财政部碰头，向孔祥熙请示工作。晚上办公时间没有定，有时七八点，有时一、两点。　　当时的党国要人，一般都是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孔祥熙也不例外。宋蔼龄常往上海，规定孔祥熙每到周末须下午5时从南京坐火车9时抵家。宋蔼龄一般来说不去车站接他，偶尔遇有约会，才到车站接孔祥熙，然后直接赴约定地点。依照惯例，孔祥熙要在星期天夜里坐夜车赶回南京，参加星期一上午7点半举行的总理纪念周的有关活动。　　孔祥熙的早点（相当于半中午饭，他起的很晚）是一碗蛋白燕窝汤，并备各式高级点心轮换着吃。无论在南京还是在上海，孔祥熙的早点都是单独吃，中饭则一家人在一起吃。一般是6个菜，2个汤，生熟冷热俱全。全家人都喜欢吃无锡大米饭，只有孔祥熙一人爱吃山西老家的拉面，每顿吃一中碗约3两，或是两个山西煎饼。孔祥熙家里共有3个厨师，一个做上海菜，一个做西餐，一个山西人专门制作家乡菜给孔祥熙一人吃。山西人都喜欢吃陈年老醋，孔祥熙也有此嗜好，而宋蔼龄和子女们则都不吃。有时赶上家里吃西餐，菜和汤并不按“六二”配备。孔祥熙在南京办公的时候，下午3点家里派人送去乳汁莲子羹一碗，夜间回到家里，吃人参鸡汤一小碗和自制山西煎饼一小盘。　　孔祥熙除了每天午前洗一次澡外，大约每周洗一次汤山温泉澡，有时也约上蒋介石一起去。那里设有专房，设备讲究，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孔祥熙家有自己的医药顾问，专给孔祥熙看病的是一个犹太人，是上海保隆医院著名的医生，据说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薪金数百元给此人。孔祥熙身体肥胖，血压较高。遵照医嘱，孔祥熙不喝酒倒喜欢吸烟。办公会客都要抽烟，可是当着宋蔼龄的面，孔祥熙从来不吸烟。宋蔼龄自己不吸烟，也不准丈夫吸烟，如果发现孔祥熙吸烟，就会埋怨道：又吸烟了吧？孔祥熙每逢这时，就会低头不语，丢掉香烟不吸了。　　发迹后的孔祥熙不大爱看书，卧室里连书架都没有。但每天要看报纸，《中央日报》每天必读，《新闻报》的商业行情也是每天必读，孔祥熙每天看报的时间，大约一、二个小时。　　孔祥熙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信仰基督教。但孔祥熙很少去做礼拜。这一点和宋蔼龄大不一样，宋蔼龄住上海时，每周都去做礼拜，只是每天吃饭时免除了祷告谢饭的仪式。　　旧社会的有钱人家，盛行打麻将牌，孔祥熙家却不流行。孔祥熙对这些没有兴趣，一心只想着赚钱。宋蔼龄倒是喜欢打牌，可不是麻将牌，而是扑克牌。宋蔼龄也是每天上午10点左右才起来。她一天中最热闹的黄金时刻是在晚上。有几对夫妇是她的密友，每晚必来，家里成了宋蔼龄的俱乐部。这个俱乐部里有盛老七夫妇，盛老七名叫盛升颐，是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他的妻子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且妩媚动人，尤其善于辞令，一望便知是交际场中能手。她是宋蔼龄的挚友，也是智囊，为之出谋定计操纵市场，配合得非常出色。此夫妇二人几乎天天来。此外还有税务局长樊充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一来就是一双。大多是在这里吃晚饭，有时打电话叫冠生园送一桌广东莱来，吃过了即打扑克牌，赌兴极浓，直到深夜1点左右吃过点心方各自散去。有时不打扑克，便在家里办个舞会尽欢始散。　　宋蔼龄每天早起，喝一碗珍珠粉燕窝汤。她认为长期服用可使皮肤细腻。宋蔼龄的外表并不漂亮，可是极爱打扮，平时穿的衣服和皮鞋、使用的化妆品都是舶来品，式样是最流行的，走起路来都香扑鼻，俨然一位贵妇人。　　宋蔼龄亦非常讲究卫生，每天早点后洗澡，用的是英国女皇用的洗澡香粉。当时的上海只有一家外国洋行出售这种香粉。衣服穿不了几次就换新的，袜子和皮鞋换得更勤。她换下来的衣服，一般都分给花园里的女工。　　孔祥熙和宋蔼龄虽然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受美国的影响很深，但二人的性格却截然不同。宋蔼龄泼辣锋利，说话算数，家里的规章都是她定的。孔祥熙有点怕她，所以要老老实实地遵守。孔祥熙单身住南京时，未曾有过外遇。每逢星期天下午没有客人的时候，夫妇二人便出现在花园里散步说话，看起来很亲密。　　家里的孩子们，都怕母亲，不怕父亲，以至影响到家里的佣人也是如此。　　如果说孔祥熙在生活习惯上受美国的影响很深，那么在学业上还算是为中国人争气的。孔祥熙人耶鲁大学之初，每天都是平平和和、温温吞吞的样子。本来东方学生就少，美国人就更瞧不起这个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青年了，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孔祥熙心里清楚，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暗里却刻苦努力。不久，孔祥熙便以优秀的成绩，征服了大家。人们终于发现，这个不动声色的矮胖子，是个思维极为严密、做事极为认真的人。没有人看不起他了，接近他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都愿意和孔祥熙做朋友。　　正是因为孔祥熙为人谦和，学习成绩突出，所以孔祥熙留学6年，交了很多美国朋友。其中和孔祥熙称得上最为知己的要算是欧柏林大学的保罗·考宾。　　保罗·考宾是孔祥熙在欧柏林大学读书时的密友，二人友谊深厚，无话不谈。在孔祥熙的影响下，保罗非常向往中国这块神秘的东方大地。为此，孔祥熙还给他起了个中国名字：康保罗，字乐三。　　孔祥熙曾不止一次地向康乐三讲述当初山西教案的情况，并且每每难过地说：　　“回忆庚子殉难的那些教士，在太谷设医院与学校，传布福音，使太谷一城百姓获益无穷，他们辛辛苦苦所建立的基础，被庚子事变摧毁无遗，好不容易皈依基督的一些信徒，经过庚子那样大事杀戮，虎口余生，心摧胆裂，再也不敢上教堂的门。而西洋教士为了自身的安全，更无不视中国为畏途，殉难先贤的事业，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可以恢复。　　康乐三听得非常激动不禁地动情地说：　　“听你所说的，你的故乡太谷，竟比欧柏林先生尽瘁一生的史特拉斯堡环境更加恶劣，造福人群必须有冒险犯难的决心，基督精神原本是信、望与爱。孔君，如果你学成归国还愿意本着欧柏林先生的精神回到你的家乡去继续先贤未竟的事业，那么我们不妨邀几位志同道合、不避艰危的朋友，大家一齐到太谷去！”　　“好极了！”孔祥熙高兴道：“我决心放弃祖传的许多事业，不做官，也不接受任何人的邀请，我愿回到故乡，将殉难先贤的作为发扬光大”。　　孔祥熙后来真的回到老家太谷，继承了先贤的事业，但所谓不做官的诺言，却很快给证明是假的了。　　一次推心至腹的谈话，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一生。康乐三先于孔祥熙毕业于欧柏林大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带着夫人一同来到中国，主动地到太谷主持教会，他的夫人做为助手，也在教会里担任一些工作。后来孔祥熙回国，在老家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康乐三夫妇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康乐三本人还应邀在铭贤学校担任教员，支持孔祥熙的欧柏林精神。对此，孔祥熙曾这样说过：　　“铭贤草创之初，其困顿艰苦，祥熙固力任而不辞。惟熙每有一得之见，辄若不为时有所惊，而君（康乐三）不独谅之，且更助之成之，世言知己之交，熙与君有焉！”　　1905年，孔祥熙刚刚考人耶鲁大学研究院不久。一天，孔祥熙听说孙中山先生旅美正经过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这消息使孔祥熙万分激动。他决心再不放过这次机会，1901年，孔祥熙在日本横滨已曾错过了和孙中山见面的机会，当时他觉得非常遗憾，甚至有几分失落感。孔祥熙是带着遗憾与失望，从横滨启程去美国的，以至他一路上都闷闷不乐。后来在美国他又错过了两次与孙中山见面的机会。这次孔祥熙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也要见上孙中山一面，当面向这位革命的先驱请教。　　放下每天要听的课程，放下手中研究的课题，孔祥熙坐上火车，从康狄纳克州赶往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去与孙中山先生进行历史性的会面。　　克利夫兰是一座位于美国中北部的重要工业城市，1796年以城市的筹建者--克利夫兰将军的名字命名。　　这一次孔祥熙在别人的指点下，很快找到了孙中山先生寄寓的地方。站在门前，孔祥熙的心“咚咚”直跳，按门铃的手停在半空有些颤抖。他想象不出孙中山--这位革命的领袖，肯不肯见他这个20岁出头的“楞小子”。如果不见自己该怎么办呢？如果见又该是怎样的一种会面呢？孔祥熙犹豫着。但随即孔祥熙想到，会晤孙中山先生不是自己长期的夙愿吗？有什么可难为情的呢？强烈的愿望促使他鼓足勇气，使劲按响了门铃。　　门开了，站在孔祥熙面前的是位身材中等、留着两撒胡子且双目炯炯有神的中年人。他热情地向孔祥熙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把孔祥熙让进屋里。此刻种种疑虑和担心转眼之间全消失了，孔祥熙迫不及待地声音有些激动地向孙中山先生述说了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经历，谈了自己对中国时局的看法和对中国未来前途的种种忧虑，表达了自己愿意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耐心地倾听着孔祥熙的述说，深深地被眼前这位出身于中国传统世家而又接受西方新式教育长大现在又留学海外的游子的经历所感动了。孙中山想到中国多一些这样怀有一颗赤子之心的青年人该多好啊！这样的年轻人多起来，中国的革命就有希望、华夏民族就有希望啊。　　初次见面的投缘引来了孙中山与孔祥熙的彻夜长谈。孙中山先生热情而坦率地向孔祥熙阐发了革命宗旨和民族大义，以及革命的方略，向他介绍了中国的革命形势，介绍了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合成大团”，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由他和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章太炎、秋瑾等革命志士携手合作，如今革命的浪潮正风起云涌一日千里。　　那还是在1894年。当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孙中山认为革命出现了新的形势，便再返檀香山。在檀香山他奔走逾月，在华侨中动员了20多位关怀祖国命运的人（主要是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于1894年11月创立了中国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1895年2月，孙中山先生又在香港成立了兴中会总部，准备回国发动武装起义。虽然兴中会带有狭隘的地域性，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但毕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它的成立发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号，不仅标志着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初步形成及其革命活动的正式开始，并且表明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形式上的初步形成，意味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初步发展。　　接下来便是由湖南的留学生黄兴、刘葵一、杨毓麟域、陈天华等人发起于1904年2月15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的华兴会。当时到会的有本省的和外省人士共百余人，其中大多数是学界中人。他们推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葵一为副会长。黄兴先生（1874－1916年）系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县学出身，肄业于武昌的两湖学院；1901年官费到日本留学，进师范学校同时学习了军事。当时黄兴等人计划在华兴会成立9个月时，在长沙发动起义。但因1905年10月10日是清廷实际掌权人物慈禧太后的70生辰，于是他们计划趁省里文武官员在这天集会行礼时，引爆炸弹，并由省城内的武备学堂的学生发动起义，哥老会在省城外各地响应，然后分路进军长沙。后由于一个混在华兴会的内奸向官方告密，官方立即下手逮捕有关人士。当即黄兴靠基督教会里朋友的帮助逃出长沙去了上海。刘葵一等人也都脱险，起义宣告失败。黄兴、刘葵一等人毁家筹措的四、五万元革命经费付诸东流。　　再有就是光复会。光复会于1904年冬在上海成立。参加的人多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的学界人士。狱中的章太炎也参加了。刚从日本回国的龚宝全是推动光复会成立的主要人物。主持中国教育会的蔡元培被选为会长。实际的核心人物是陶成章。陶成章（187－1912年）系浙江绍兴人，年轻时当过塾师。他于1900年前后萌发反抗清朝统治的思想。1902年陶成章留学日本，本来想学习军事，却被清朝官方阻挠。一气之下他于1903年回国开展革命活动。。　　光复会成立后，曾同华兴会联系，准备在长江下游发动起义以响应湖南的华兴会。后来因为华兴会的起义流产，光复会的配合行动也就中止了。　　当时光复会还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大量工作。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抱着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上一笔的，还有秋瑾。秋瑾系中国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1877－190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父母之命同一个富绅家的纨绔子弟结婚，后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而与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决心献身救国事业。1904年，她自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除了光复会、华兴会以外，当时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如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和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汉族独立会以及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在日本的各省有志革命青年和旅日华侨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其中包括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关于党的名称，当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提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因此提议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于是后确定了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宗旨。吕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几百人。除甘肃省当时因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各省的留学生代表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确定了执行会务的其他成员。　　同盟会的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有译议部、司法部和由总理指定的人组成的执行部。它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选举产生的。执行部权力最大，由总理直接领导。会议一致推选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工作。　　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则按省设立分会，并有各省主盟人。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把分散的革命的团体统一起来，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导中心，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那天夜里，孔祥熙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聆听着孙中山先生畅谈革命大计，他觉得能结识孙中山先生是自己的荣幸。因为孙中山是著名的反清斗士，年纪也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在当时，能追随孙中山这样的反清斗士，是孔祥熙这样的时代青年最大的愿望。孔祥熙当即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要求，孙中山则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要求。　　从此，孔祥熙加入了兴中会，投身反清斗争，后来又自动转为中国同盟会会员。　　当孙中山问起孔祥熙未来的抱负时，孔祥熙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认为孔祥熙其志可嘉。但教育和实业两件大事一同做，恐怕要失之于大而不当。为此，孙中山告诫孔祥熙，“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极早建立。”　　孔祥熙听到孙中山先生赞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异常激动。后来，他回忆这段初次会晤孙中山的情形时，曾感慨万千地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云，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黑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以前更为慎重。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经过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以后，孔祥熙继续回耶鲁大学学习。但是孔祥熙变了，以前他的学习时间要多于思考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现在二者颠倒了过来。孔祥熙时刻思考着怎样用行动证明不辱与孙中山先生这次的会晤和彻夜长谈。他要切切实实地拿出一个行动，拿出一个向欧柏林先生学习的行动，拿出一个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行动。孔祥熙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2．宋蔼龄过海求学　　1904年夏天，当孔祥熙即将跨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未来的妻子宋蔼龄，自上海出发来到美国，也开始了自己的留学历程。和孔祥熙相比，宋蔼龄在美求学却是十分轻松而愉快的。　　宋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濒临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市内林木葱葱，幽静闲雅。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后来才增建了配套建筑。二十世纪初，主楼由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改为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又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顶，使之成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宿舍在顶楼且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和更衣室，每层楼还有一间浴室，里边有浴盆和瓷制便器。1900年学院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以为新入学的住宿生提供住处。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宋耀如的3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后来，这所女子学院也因培养了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宋蔼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与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一样，她也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宋蔼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学生里只有她懂得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服饰打扮，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学问。平时没事的时候，宋蔼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蔼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当然这种推断都是她心里琢磨出来的。宋蔼龄的同学们都把她的沉稳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为这个矮胖的圆脸中国姑娘不会给她们构成任何威胁。　　但是，宋蔼龄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蔼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自从同学们发现了这位中国姑娘的真正性格后，闲暇时都愿意聚集在她的身边，或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挤进她的宿舍，聆听宋蔼龄用甜甜的声音，讲那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故事。宋蔼龄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宋蔼龄的嗓音甜润而宏亮，在家父亲又教过她唱歌，这使她在演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每当学校集体活动或联欢时，宋蔼龄自然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格里院长的太太格里夫人。　　格里夫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热心肠妇女。是她尽力设法使宋蔼龄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蔼龄对格里夫妇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感情。宋蔼龄变了，变得更加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她穿的全是美国服装，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且英语口语也运用自如。到美国仅1年宋蔼龄就剪掉了辫子，梳起了流行的高发式。　　宋蔼龄的成长还得益于父亲的指导。宋耀如经常写信给自己的女儿，向她介绍最新的上海情况，推荐有关的中国历史书籍，鼓励她要自己努力。宋蔼龄从父亲的信中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用东方人的眼光看，宋蔼龄的长相并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发生误会。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来蔼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蔼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宋蔼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美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来蔼龄不愿做美国公民，而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呢？也许是因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宋蔼龄自始至终都有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　　为了这位教授的一句话，也为了她初来美国时所遇到的遭遇，宋蔼龄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这股火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发泄出来。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6年1月，宋蔼龄经学院特别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温秉忠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了。温秉忠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领一个清朝教育考察团来美国考察美国教育的。　　一向瞧不起洋人但又十分惧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开明起来了呢？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下去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出逃西安后重又返回北京。这时，不知何故慈禧一改往常主意，突然高喊起“变法”，并似乎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政”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机。《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缓和了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她要顺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一种新姿态出现在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政权，而是一个能顺应“时代”需要的政权。与此同时，慈禧也深知来自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剥削压迫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和商人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加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也为了使人们感到清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不得不高喊变法，实行新政。　　当时慈禧的“新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1903年9月，朝廷成立商部，由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该部管理。同时，提出《奖励公司章程》，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等等。以前清朝政府一直把新式工业紧紧控制在官方手里，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人中国工矿各种部门，官方再无力控制时，清廷才鼓励私人资本加人。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为时已经太晚。　　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并提倡出国留学。清政府下令，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整顿京师大学堂，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同时，承认了西学合法的地位。　　三是改革军制，裁撤旧式的绿营和防勇，组成新式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均是在这时形成的。为了培养新式官兵，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以从1904年起，每年要有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慈禧太后还接受了一些大臣的建议，居然要实行“君主立宪”了。其实，这只是清王朝妄图以此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以达到他们“解散乱党”目的的一个伎俩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蔼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了美国。宋蔼龄立即前往华盛顿看望姨夫。见到温秉忠之后，宋蔼龄非常高兴，这毕竟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见到来自故乡的亲人。　　随后，宋蔼龄作为温秉忠的客人，一同出席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教育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席间，宋蔼龄就自己初来美国时的遭遇，向美国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批评了美国的“民主”。当时，这位美国总统也许是被眼前这位中国姑娘的气势给“镇住”了；据说，罗斯福总统当场向宋蔼龄表示了歉意。　　当时，宋蔼龄的父亲来耀如也正在美国为同盟会进行募捐活动。他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爱女的表现时非常激动。消息也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宋蔼龄成了新闻人物，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向她打听当时的情况。　　而最令同学们羡慕的还是宋氏三姐妹相聚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情景。　　宋蔼龄和姨夫温秉忠在华盛顿参加完有关活动后，又前往纽约。在纽约，宋蔼龄和自己的父亲宋耀如重逢了。站在父亲面前的宋蔼龄已经不是两年前离家时梳着一根大辫子、脸上充满稚气的小姑娘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位操着一口流利英语且打扮入时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妙龄少女了。宋耀如看着两年独立生活给女儿带来的变化，心里溢满了欣慰之情。　　父女俩从纽约分手后，宋蔼龄返回梅肯市，宋耀如随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一所朴实无华的学校。宋耀如很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所以他当场询问波特温小姐，明年是否愿意录取他的女儿宋庆龄和宋美龄来这里就学？　　波特温小姐欣然同意了宋耀如的要求。　　1907年夏天，二度赴美考察教育的温秉忠，带上外甥女宋庆龄和宋美龄，乘坐“满洲里”号邮轮启程。宋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步大姐宋蔼龄的后尘，后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当时庆龄只有14岁，美龄只有10岁。　　10岁的宋美龄是个非常天真和活泼的小姑娘。在旅途中，一天宋美龄同一位从上海回家的美国姑娘在甲板上谈天。美国姑娘问她：“你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呀？”　　“我要当大夫。”宋美龄脱口而出。　　“大夫！哦，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当大夫要去锯掉人家的腿，你知道吗？”　　“是吗？”宋美龄大为惊讶，“那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抵达大洋彼岸时，她们没有遭遇到大姐蔼龄入境时所遭到的可怕经历，很顺利地在旧金山通过了关检。　　最初，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小镇，在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办的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是去年来耀如赴美时说好的。　　波特温的学生埃米莉·唐纳对宋氏姐妹要来学校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这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再听到进一步的消息，因此大家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可是，有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来了。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摸有15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都9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呼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因为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但是，同时还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美龄。她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非常活泼和欢跃，而且相当淘气。她长得像个滚圆的小黄油球娃娃，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不论是新奇的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盘根问底，打听清楚。　　“这两个女孩来波特温小姐的学校后没有多久，她们的姐姐宋蔼龄就来看望她们。蔼龄已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女子，她非常和蔼，非常友善。她脸上敷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和两颊涂着朱色。当时已经是1908年，她这种打扮使我们大为吃惊。我们知道，象她这年龄的中国姑娘都喜欢这么打扮，就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姑娘都喜欢轻轻地往脸上扑点香粉一样。我看得出，她是打扮得很漂亮的。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我，确实是从内心里希望美龄长大后不要把面孔抹成这副模样。　　“有一天，庆龄和美龄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其中有给美龄的一套漂亮的黑绸服，包括一条黑绸小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上这套衣裤去爬树玩，爬到树梢上下不来了。我哥哥赶紧爬上去扶她下来。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站在树下翘望，只希望她那身漂亮衣裳别扯破了。还好，衣服没有扯破。”　　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了姐姐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蔼龄正念四年级。　　刚入学的宋庆龄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姐姐还帮助她尽快熟悉那里的环境，宋庆龄对哲学课最感兴趣，文学水平很高又热心社会活动，因此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在《威斯里安》上发表了《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和《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等。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表达了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青年时期。正是留学期间的学习，使宋庆龄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丰润的大姑娘，其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日趋炽烈，逐渐升华到为革命献身的境地。　　1909年宋美龄12岁时，也考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家三姐妹欢聚在了一起。美龄年纪太小，一时还不能当一名正式学生。她也受到了大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美龄从小就崇拜大姐。因为幼时姐妹们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她的年龄最小。每当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伤心地大哭时，大姐蔼龄就会轻轻走过来安慰她，为她擦去眼泪和鼻涕。　　每逢这时，美龄还是抽抽噎噎地问：“姐姐，你说我能够长大吗？”　　“能！你一定能长成一个大人！”大姐蔼龄肯定的话语给小美龄极大的鼓励。从儿时起，美龄就产生了对大姐英雄般的崇拜，以后又逐渐转化为深厚的爱。可以说，这种爱在宋美龄则终其一生末已。　　不久，宋美龄和另外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美国小姑娘，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班级。她们效仿大姐姐们组织的联谊会，成立了一个名叫“三个小家伙”的组织。为了使自己的组织有一间会议室，她们发展了院长为该组织的会员，从而获准使用大音乐室顶层的一间空房。不久，学校许多老师都成了她们的忠实会员。为了健全“三个小家伙”，她们还制定了口令、秘密暗号和组织规则。如规定在会议室开会时不准嚼口香糖。一般老师注意不到这一规定，总是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走进会议室，于是三个小家伙立即大喊大叫表示抗议。　　她们还创办了一份报纸，美龄当文学编辑，另外两个女孩任美术编辑和记者。报纸是抄写的，每天发行5份，但每份内容各不相同，售价是每张5美分。　　报纸内容独特，大受同学们欢迎，每天都销售一空。如其中一份的社会专栏评论说：“多萝西·迪尔是全校最聪明的姑娘！”　　这份报纸卖给了多萝西·迪尔。　　另一份报纸在同一专栏里写道：“校园里所有的姑娘都说帕蒂·布朗长得美，昨天，有人见她……”　　这份报纸卖给了帕蒂·布朗。　　三个小姑娘，每天经过辛勤的劳动挣得25美分。她们用钱买来冰激凌、花生和糖果，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　　三个小姑娘由于办报办出了名。一天，她们接到东部一所大学的学生来信，信中说他们听说了这份独特的报纸，很想得到一份，以便把它作为美国最年轻编辑的一项纪录。能受到如此的尊重，当时三个小姑娘们真高兴极了。　　一个小姑娘说：“我们赶紧给他们寄一份吧。”　　“不，”小美龄见解很深刻，“他们没有附订报的5分硬币来。如果这样便宜地送给他们，我们的报纸不是太没价值了吗？”　　“对，我们必须让他们寄钱来。”另一个小姑娘说道。　　于是，由文学编辑宋美龄执笔，她们写了一封信寄去，向对方指出没附订报费这一严重疏漏。寄信花了她们2美分。她们耐心等待着消息。　　不久，东部的索报人寄来了5分硬币，小家伙们这才把她们的报纸寄出去。这次又花了2美分邮费。　　宋家三姐妹欢聚在威斯里安子学院，这一事情是值得回忆和值得纪念的。但是欢聚的时间太短了。1909年，宋美龄刚刚跨进学院大门，而她的大姐来蔼龄做为学院的五年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并且面临着毕业后的选择。　　由于宋蔼龄在音乐和表演方面的才能，其主演的《学院生活的变迁》，友善地取笑了卫理公会所属的学院。这个剧本是学院里的三名高年级的学生根据贝蒂·韦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其改编人之一就是宋蔼龄。　　毕业典礼上，自然少不了宋蔼龄的表演。她先是朗诵了一段根据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原歌词改写的台词，然后出演了被涉世不深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尔顿遗弃的忠贞的日本妇女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宋蔼龄专门写信给父亲宋耀如，要他寄绸缎来制作和服。宋耀如给女儿寄来了4丈玫瑰色的锦缎。　　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09年宋蔼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言册上，同学们为她写下了美好的预言：　　“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闻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我们现在才理解，当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称她是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为何感到奇耻大辱。”　　1910年，宋蔼龄带着一纸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毕业文凭，带着同学们的良好祝愿，告别了正在同校低年级就读的两位妹妹，穿着一身时髦的美国服装，回到了风云变幻中的故乡。　　可惜，同学们的美好预言并没有实现。后来宋蔼龄没有成为“领袖”的妻子，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此时正在太谷老家继承和发扬着欧柏林精神，以实现他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　　再后来，宋蔼龄嫁给了孔祥熙，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3．归来报国　　欧柏林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创建欧柏林大学的两位开拓者，时时都在鼓舞和鞭策着孔祥熙，使他的性格稳重而务实。几年的留学经历更使孔祥熙认识到，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能想人非非，而要脚踏实地。这就更强化了孔祥熙固有的性格特征。　　1905年孔祥熙和孙中山先生会晤后，特别是他得知孙中山赞成他的教育兴国和实业救国的想法后，孔祥熙便下定决心，毕业后要返回老家太谷创办欧柏林式的学校，走教育兴国之路。　　1907年，孔祥熙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孔祥熙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参加了毕业典礼。随后孔祥熙匆匆赶到母校欧柏林大学，因为在他回国之际，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特地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回国欢送会。　　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是教会扶植起来的一个学生组织。学会的宗旨是会员要人人立志研究中国学术，远涉重洋到中国为社会人群服务。　　所以在这次欢送孔祥熙的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趁孔祥熙回国之便利，让他带上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战士处死在山西尤其是太谷的传教士建立一个纪念馆，以纪念他们“献身人类”的精神。这个议题立即得到了同学会全体同学的赞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建一座什么样的纪念馆，且碑文内容怎样写更合适云云。　　最初，是一位美国传教士问孔祥熙：“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认为继承发扬欧柏林精神、献身人类人人都有份，自己更是责无旁贷。于是他一反平日里的温和态度，两眼炯炯放光，激动地申明：　　“您的意见很好。然而，建筑好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可是，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是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显然，孔祥熙要以兴办学校的形式来纪念“庚子殉难的传教士”。这里，除了他要以教育救国的原因外，还有其历史根源的。孔祥熙一直认为传教士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如果这些人受了教育、有了文化就变成了“有知”，自然就不会再恨传教士了。因为这“教育”和“文化”本身就来自传教士。孔祥熙建学校的提议显然是符合美国传教士口味的，所以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通过了孔祥熙的提议。学校由谁去办呢？自然是孔祥熙了。中国同学会为此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办学经费。　　1907年秋，孔祥熙带着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带着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的重托，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孔祥熙是乘海轮回国的。轮船途经日本时，孔祥熙特地在日本停留了几天，以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并坚定自己兴办教育的决心。　　孔祥熙留学归国之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前面讲过，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慈禧太后为缓和国内矛盾，实行所谓“新政”，曾先后派大员到美国及英、法、德、俄等国进行考察，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1906年9月，清政府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和农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1员（部长）、侍郎2员（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大多是满人，汉人只有4人。　　“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设新式学堂，鼓励留学。对留学归来的人员给以足够的重视，包括给留学生以各种优待等。所以，一时间留学生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已趋没落的年代里很吃得开。孔祥熙持有美国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更是前途无量。当时国内的许多部门都慕名请孔祥熙到部里任职。邮传部尚书陈壁耳闻孔祥熙在处理“教案”时的能力，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在孔祥熙刚刚回国的时候，他便亲自找上门去，请孔祥熙到邮传部任职。铁路和邮电是当时国内公认的待遇优厚的部门，有的人想进都进不去，而孔祥熙却对这“主动上门的买卖”没动丝毫心思。后来北洋大学堂请孔祥熙去任教职，湖南旅京绅士请孔祥熙到长沙去办学校，二者都许以厚禄，但孔祥熙主意已定--即学习欧柏林精神，到山西太谷老家在穷乡僻壤办学校。为此孔祥熙-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时值李提摩太要在太原创立山西大学，聘请孔祥熙去任校长。面对“恩人”的盛情，孔祥熙心里有些犯难，但他随即想到，要办好教育必须由小学中学人手。因而他也谢绝了李提摩太的邀请。　　此后，山西太谷便诞生了一个后来曾名扬四海的“铭贤学校”，横亘在孔祥熙心头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孔祥熙的这一举动，确实是一个向欧柏林学习的最好形式：从信仰到行动，从表面到内容，都与欧柏林一致。　　最初，孔祥熙利用太谷县城南街基督教公理会的明道院办了个小学，教职员四五人，学生三五十人。明道院不过是个小小的四合院，地方狭小没有发展的余地。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认为明道院没有发展前途，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迁址，学校才有希望得到发展。　　1909年2月，学校迁至距太谷县城约2里地的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并增设了中学。　　孟氏花园内环境清幽，景物宜人。北有乌马河，南依凤山，确实是个理想的学习园地。此外还有土地400余亩，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　　孔祥熙请来能工巧匠，精心建设，兴建了大量的楼房并细心装修。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因为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万万元作为了建校基金。当然，建立霍尔的塑像对于孔祥熙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孔祥熙决定用“铭贤”二字做为学校的校名。“铭贤”有两层意思。一层顾名思义也，铭者，纪念也；贤者，圣贤也。铭贤者，乃纪念圣贤之地也。这里所谓的铭贤就是纪念庚子年间美国传教士在山西太谷为道殉难的“先贤”，即铭感美国传教士的意思。另一层，则是为纪念和崇尚欧柏林艰苦办学的精神，表示在美国欧柏林大学资助和领导下创办的眼前这所学校。故英文校名为“Oberlln^Sansi^Memorial^School”，即欧柏林大学山西分校。　　孔祥熙亲自出任铭贤学校校长。　　孔祥熙的教育救国事业开始并不顺利。第一年铭贤学校只有9名学生。尽管学生不多，孔祥熙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认真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首先，铭贤学校充分体现着教会办学的特色。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博爱济公，服务社会的人。”　　其校训是：“学以事人。”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备案的，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并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托事部由14人组成，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成员大多数也是该学校的教职员或校友。凡铭贤学校的方针、财政、人事、教学等重大问题，均由托事部来决定或批准。　　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在国民政府立案前为理事部），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中国政府才成立的。因为北代战争以后，政府曾通令全国各教会学校均须先以校董会名义在中国政府立案，并按中国当时教育法令办学。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的组织法规定：孔祥熙自任校长兼董事长，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3人、社会名流4人，加上孔祥熙本人共11人。校董会主要是根据美国铭贤托事部的各项指示来办校，但不管什么人做了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所以校董会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对孔祥熙歌功颂德而已。校董会要定期开会研究校务，但孔祥熙做了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长期住南京或上海，所以每次开会，校董们只好跑到南京或上海去开会。每次开会都是由董事长孔祥熙大作报告，信口开河地吹嘘一番，把开会的时间全部用完，最后差不多了才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学校负责人（代理校长）带来的议案，随便吩咐一番了事。所以后来每次开会校董们都说，我们不是来开会，而是来听训。　　不管孔祥熙做了多大的官，他还是兼着铭贤学校的校长。为什么呢？一个小小的校长不是和孔祥熙的身份有些不成比例吗？这是因为孔祥熙要遵守他自己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对校友们许下的“诺言”：即不忘欧柏林精神。同时铭贤学校在孔祥熙的人生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特别珍爱这光荣的历史。所以，后来孔祥熙始终都是铭贤学校的校长和校董会的董事长。　　铭贤学校从一建立，就有中美互派代表的制度。学校建立后，除有美国人携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外，最初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每3年选送1位毕业或未毕业的单身男性代表来山西铭贤学生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3年。以后改为每年选派1人，每人任期2年，这样就同时有两人在铭贤学校。最后又改为每年选派1男1女（单身），每人任期2年，即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两男两女）。欧柏林大学有山西学生委员会，负责选派代表和筹措经费。欧柏林大学到山西铭贤学校任教的男性代表共约20余人，女性代表10余人。这些大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代表，年纪都很小。初到中国，他们都不能讲中国话，甚至连中国山西的风土人情都很难适应。故只能教英语，兼教音乐和体育课。他们初为人师，又是出国任教，经验不足，很难教好；等到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后，也就到回国的时间了。　　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师资队伍，被孔祥熙视为珍宝，大肆宣传，说铭贤学校的英语是由美国人直接讲授的，并且这些教师是训练有素、善于诱导云云。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学校就学。而这些美国教师也颇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方法，如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和进行交际等；并对一些贫苦学生施以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段，这样又更加助长了学生们的崇美亲美情绪。进而加大了铭贤对学生及家长的吸引力，生源源源不断。　　至于说到中美互派代表，中方去美国的人，也就是选派教职员去美国留学。此一项进行的较晚，从铭贤开办到解放前夕，前后只有十余人次。他们最初是到铭贤学校的母校欧柏林大学留学，后因该大学只有文理、神学和音乐等几个学院，故以后学工学农的亦可到其他大学留学，但要回母校联系几次。　　孔祥熙创办铭贤学校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革命、宗教与教育三者的结合。宗教思想对孔祥熙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孔祥熙从小便受到深刻的宗教教育，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所以，铭贤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基督教徒，学生要上经课，学校组织圣诞节、团契会和主日会等教友活动。更重要的是孔祥熙曾出国留学，特别是受到欧柏林先生和欧柏林大学较大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放。这样就自然在办铭贤学校时，容易吸收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孔祥熙曾多次向铭贤师生强调他的这种主张：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就是我的富国强兵之策！希望人人都有这样的信念，都要身体力行的去做，那么我们的国家由弱转强。由贫转富，将是指日可待的。　　孔祥熙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受到孙中山先生反清思想的感召，并且要通过教育救国的形式来实现其目的，这是迎合潮流的举动。　　正是革命、教育和宗教三者的结合，使孔样照较全面地设计了铭贤学校的课程，如初中设有党义、历史、地理、数学、英文、自然和工艺等，高中除上述课程外还设有法制、心理、经济、哲学、医学、物理、化学、生物、会计商法学、货币银行学、教育和农业等学科。　　全校之初、高中均设有体育和音乐课。　　同时，铭贤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相当丰富。除体育活动外，校内还有很多社团组织，组织各种活动让学生参与，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如学生会、青年会、国学研究会、英文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经济研究会、语言练习会、料学社、宗教研究会、证道团。平民教育宣传会以及各省县同乡会等，还有新剧表演团、晨曦社、海涛社、火花社等文艺社团。学生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组织，在这里交流思想，研究学术，练习写作。　　从铭贤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学生们的课外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孔祥熙为铭贤学校操心的程度。孔祥熙的本家侄女孔令华老人至今仍赞叹他当年办学的劲头：“三叔那时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铭贤。一个普通学生的事都装在心里。三叔为铭贤操心真是没明没黑。”　　当时，孔祥熙不仅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还是历史、地理和体育课的教师，同时兼任总务长。30年代由胡春霖整理出版的《山西铭贤辑要》所载都是孔祥熙当年在铭贤学校上历史课时的讲稿，内容共分为山西的帝王类、侯宰类、勤良类、将领类、忠烈类、廉洁类、文史类和艺术类等。内容之全面，堪为山西文史集揽。　　此外，孔祥熙还以高薪从省内外聘请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来铭贤学校担任有关课程。其中，他的父亲孔繁慈就在校内讲授经史课。　　当时，孔祥熙要以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与天津的南开、北京的师大附中一决高下。　　铭贤学校的学制，最初是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1916年又添设大学预科3年（高中）。全部课程共14年。1923年遵照国民党全国教育会议决策，改为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全部课共12年。停办大学预科。　　1928年起，铭贤学校办起了农科，担任农科主任的是美国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康乃尔大学的理科硕士穆懿尔。农科聘用了大批的农业大学及专科毕业生从事实验研究工作。除对作物育种、畜牧兽医、园艺果树等进行理论研究外，并办有农场、牧场和园艺场，在太谷南山有果园、在清源县有萄葡园以供实验。该科还培育了“金皇后玉米”、“169小麦”等很多优良品种，并每年举办一次大规模农业展览以展出各地作物和农村产品。穆效尔还借此分析实验了我国各地的土壤，调查研究了山西的农村经济。1931年铭贤又增办工科，主要是制造农具为农科服务，如制造冰铁犁、中耕器、除草机、喷雾器和玉米脱粒机等。此外还办有翻砂厂、机械厂、肥皂厂和印刷厂等。但是，当时农、工两科都是研究性机构，初期并未招生授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北并致北平沦陷，太原告急。铭贤学校被迫西迁，经河南狭县、西安、洒县，历尽艰辛于1939年春到达四川省金堂县。租赁宅地开始上课，生源主要是华北逃难的学生和山西的商人子弟。1940年铭贤又专门开办农工专科学校并于1943年扩展为铭贤学院，内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艺、畜牧兽医、农业经济、银行及工商管理八系，并附有农场、牧场、机械厂、纺纱厂、酿造厂和制药厂等。　　孔祥熙在1929年7月，曾搞了一个铭贤学校建校ZI周年的纪念活动，井亲自为《铭贤学校ZI周年纪念刊》写序。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4人增至80人，学生自30余人增至800人，经费自8000元增至每年45000元”。　　铭贤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始终坚持从难从严。学院成立后实行学分制。凡一年内不及格学分超过该学年应修学分总数的三分之一者，即勒令退学。考试舞弊者，除取消该学科成绩外，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后来铭贤学院的工科合并于太原工学院，农科发展为山西农业大学。　　铭贤学校虽为孔祥熙所创立，孔祥熙又是校长兼校董会的董事长，但他为铭贤学校并没有直接花过多少钱。铭贤学校固定的办学经费，都是从美国得到的。美国发明电解法制铝的查理·霍尔是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制铝工业的资本家之一。他去世后从他的遗产中捐赠给铭贤学校75万元美金，作为办学基金。这笔款子一部分系制铝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则存入银行吃利息，每年共约有3万多元美金。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以其所收会费的一半捐助铭贤学校，连同一些零散的捐款，每年亦将近1万多元美金。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45000元美金左右。　　正是有了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孔祥熙和铭贤学校才能在孟家花园内大兴土木，增加设施。这些设施大部用美国友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如田氏楼、韩氏楼、杭氏楼。还有的以孔祥熙和宋蔼龄父母命名的，如嘉桂科学楼、亭兰图书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的内地太谷，铭贤学校内的楼馆里就都配有暖气、自来水和电灯、电话、发电机、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试验室里都配有完备的教学仪器和药品。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里是很少有的。　　其实这些开支都是从美国资本家手里得来的。　　再就是孔祥熙从外国为国民党政府购买物资时，常顺便敲外国商人的竹杠，让他们对铭贤学校有所捐助，如英国和德国厂商就曾对铭贤工科捐助过机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底还是剥削中国人民的钱。孔祥熙有时也运用他的关系从国外机构方面弄到一些经费，铭贤学校曾得到过美国的中美文化委员会和美国的罗氏基金会的捐助。因此可以说铭贤的办学经费自始自终都很充裕。　　除得到美国方面的资助外，铭贤学校还在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募捐。19M年孔祥熙对铭贤学校在重庆的毕业生们（包括校董们在内）发脾气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毕业生下去研究了一下说：“老先生（铭贤毕业生对孔祥熙的称呼）的意思，是叫我们用他的名义去募捐啊广于是马上成立了庞大的募捐委员会，印了捐启并通过当时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系统（各地税局及关卡），以及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各地分支行、信托局）和其他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王正廷当时就曾在重庆中国银行出名请客，为铭贤学校募捐，杜月笙、刘鸿生和萧振瀛都是当时的座上客。募捐结果，得到了若干亿元。这些捐款除学校用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因管理不善，随着法币不断贬值而逐渐化为乌有。　　孔祥熙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拨给铭贤学校，如他曾令农本局经理穆藕初把两套七七式印度纺纱机拨给铭贤学校，既非送也非借，只是一笔糊涂帐。后来铭贤从四I！I金堂县迁往成都，曾把一整套纺纱机借与四川大学，安定以后连要都不敢要，就是因为这套纺纱机来路不明，说不出口。　　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校长兼董事长，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办学为教会服务，为美国“大老板”服务；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终把铭贤学校看成他的私人财产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并以此来扩大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就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任总裁及财政部任部长期间，用人行事皆成系统。他为了植党营私，紧紧抓住人事大权，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里安插了大批“亲信”。当时，财政部人事司长即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高晓楼开始只是孔祥熙的一个秘书。后来，孔祥熙的另一个秘书陈廷柞倚仗着孔二小姐的势力爬了上来后，收集了高晓楼的贪污材料，向孔祥熙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祥熙只好把高晓楼撤职。但过了没多久，高晓楼一跃而升任财政部的人事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迁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高晓楼既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祥熙的同乡。凡是铭贤学校的学生，都属孔祥熙“亲信”之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要是毕业于铭贤学校，无论成绩优劣，几乎都可以飞黄腾达，在国民党政府里位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当一名专员。在铭贤学校读过书的人，也可以得到破格提拔。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中央信托局里的山西人极多，而且大部分都担任主任、科长以上的要职。　　这些人因为和孔祥熙有师生关系，即使是碌碌无为的低能儿，也都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于是有人说孔祥熙是“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其中“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铭贤学校。　　当时，孔祥熙听后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里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英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英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实际上，孔祥照所用的山西人，除了孔家的亲友外，大都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谈得上是一般的山西民众呢？　　4．荣膺“总统秘书”　　公元1910年夏天，在美国威斯里安学习整整5年的宋蔼龄终于学成回国，当她乘坐的那艘客轮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出现时，已经在码头上等了差不多大半天的宋耀如夫妇激动地流下眼泪：他们可爱的大女儿尤其是妈咪日夜想念的蔼龄，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怀抱。　　在码头上好一番亲热之后，宋耀如带着她们母女俩乘车回到他们的虹口家中。一路上，宋蔼龄透过车窗不停地打量着上海--这阔别5年的城市。同刚刚离开不久的美国小城梅肯市相比，中国的贫穷、落后尤其是那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肮脏，令宋蔼龄下意识地皱起眉头。其后一连多少天里，她都觉着什么都不适应，都格格不人。喝水，她觉得水里有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洗澡，她感到澡盆又小又脏，远不如在美国用那淋浴喷头冲起来来得方便和惬意。除此而外，上街漫哪儿都是拥挤的人群，都是肮脏的尘土，都是难闻的气息和麻木的面孔。宋蔼龄痛感在这飞速旋转变化的世界中，祖国落伍了，甚至保守得让她无法忍受。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由地开始在宋蔼龄身上流露出来。　　父亲宋耀如很快就察觉出大女儿身上有着一股不健康的苗头。于是当有一天宋耀如听到女儿在用英语向他请求要加入同盟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不悦地对女儿说道：“你最好用中国语同我讲话，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不是美国。在自己的祖国你应该讲中国话。”宋耀如缓和一下口气接着又说：“我想你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中国人，然后才能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我可不希望你用一种美国人的眼光在中国看这看那，更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来给我作什么秘书。”说罢，宋耀如起身心情十分沉重地踱出屋去。　　宋蔼龄当下简直震惊了。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父亲方才那一番话可谓是一句中的，击中了她内心深处那虚荣的要害。顿时，羞愧的泪水一下奔涌出来，宋蔼龄猛地侧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但宋蔼龄毕竟是宋蔼龄。自幼养成的刚强执着的性格，马上给了她改正错误的勇气。所以当第二天的阳光照进来家客厅时，宋蔼龄已穿上一身地道的中国旗袍由卧室里走出，并用十分纯正的上海话向爸爸和妈妈问了一声好。当时，宋耀如脸上立刻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随后，宋耀如便带着女儿来到了自己在华美印书馆的办公室。他指着窗前一张崭新的办公桌对宋蔼龄说：“蔼龄从今天起你就坐在这里给我担任秘书。不过我说的秘书，并非我们华美印书馆的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的秘书。”说到这里，宋耀如加重语气且目光异常严肃地望着女儿说：“这项工作是很危险的，你随时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捕的目标。所以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革命！”　　宋蔼龄低下头去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坚定地望着父亲期待的目光说：“爸爸，我想我行，我能干好。”说着她走到桌前，拿起一本《圣经》并把右手按在上面，激动地又说：“我发誓--”　　就这样，宋蔼龄回国后第一项工作即给父亲宋耀如担任秘书，公开身份是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她很快就全身心地投人了，认真地帮助父亲募集资金，登记造册，并把会党名册和资金收支绘制图表等。这时，宋蔼龄身上的优点开始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她把一切都做得那样认真、那样扎实，同时也那样的出色。以至父亲宋耀如不时赞许地对她子以表扬和鼓励。　　的确，有了女儿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助手，宋耀如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轻多了；并且办公室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桌子上不再那么杂乱无章了，每日须办的事情也给蔼龄依次记在备忘录上。宋耀如开始有了时间，并腾出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开辟更多新的财源等。很快地，宋耀如感到女儿这个助手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女儿几乎已经成了他的左膀和右臂了。　　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出了。　　1911年12月25日，在海外长期流亡的孙中山先生回国并抵达上海。当天，在上海的金利源码头到处是彩旗和欢迎的人群，锣鼓声更是一阵高过一阵。人们是在这里热烈地迎接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归来。当时，宋蔼龄跟随父亲一起，也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并且心情十分激动。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旋即住进了虹口宋耀如的家中。他此次回国，即是准备赶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时间异常紧迫，所以宋耀如等人都围绕在中山先生周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南京就职的筹备事宜。因为当时内政外交千头万绪，孙中山感到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他便向宋耀如提出，帮他尽快物色一位精明能干且又能懂英文的秘书，以便协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包括陪同他去和一些外交使团接触等。当即，宋耀如便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宋蔼龄。因为孙中山是宋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甚至可以说当年他是看着蔼龄长大的，对这位侄女辈的宋家大小姐，实在是太了解了。尤其那天在码头上，当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见到长大后的宋蔼龄时，他的印象更是好极了。所以当时孙中山二话没说，即同意了宋耀如推荐的人选。　　就这样，宋蔼龄又成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也就是说，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秘书。　　上任伊始，就把个“宋秘书”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孙中山久居海外，对国内的情况及方方面面的局势均不甚了解。所以他抵沪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国内各同志的汇报。而宋蔼龄的任务，就是把孙中山先生同这些同志的谈话认真地记录下来。当时，来汇报的人络绎不绝，有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等等。宋蔼龄坐在孙中山的身旁静静地听着，手中的一支笔飞速地记录着。作完记录后，只要稍有间歇，宋蔼龄便立把记录整理出来，并摘出要点送给中山先生。很快的，“宋秘书”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表扬和赞许。中山先生对宋耀如说：　　“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公元1912年元月1日，宋蔼龄陪同孙中山先生来到南京就任。当中山先生乘坐的专列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受到了南京各界人士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中外军舰鸣了21响礼炮，以示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临南京就职的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当时，人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万里晴空中久久回荡。　　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了。　　当晚11时许，在胡汉民等人的簇拥下，孙中山先生来到典礼堂。就见他健步登上主席台，站在五色旗前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孙中山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千头万绪百事待举，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作为总统秘书，宋蔼龄的工作量也异常繁重起来。每日的电报、函件、请示和报告等文件，像雪片一样飞落在她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得如山一样。尽管总统身边还有其他助手，但因为宋蔼龄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个，所以来蔼龄的工作负担也较他人格外地重了许多。但她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秘书，既有魄力又有条理，工作很快给她安排得有章有法，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很快影响了其他同仁，一时间在孙中山先生周围，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大家都在忘我地拼命工作着。　　因为孙中山待人本来就很随和，加之他和宋家一向很熟，宋蔼龄就几乎是他看着长大的，所以他在宋蔼龄面前从不摆什么总统架子。每逢闲暇时，孙中山常常来和宋蔼龄聊天，两个人探讨一些问题。甚至有时遇上意见难以统一时，宋蔼龄还敢和孙“大总统”争执几句。当时，因为尚属非常时期，兼之孙中山先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十分理想。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夫人卢慕贞女士只短暂来宁小住，旋即返回澳门。为此中山先生十分苦恼且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愈来愈糟糕。恰在此时，宋蔼龄陪伴在孙中山身边并以“子侄一辈”的特殊身份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给了孙中山以弥足珍贵的体贴、关心和安慰。以至后来，宋蔼龄这种不无过分的关心和照顾，竟引起当时亦一路随行的孙中山先生的女儿孙金淡、孙金流的一度误解和反感。后来，当宋蔼龄决定辞去总统秘书的工作时，中山先生亦曾十分诚恳地再三挽留，直至后来，宋庆龄的出现才作罢了。　　就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会聚南京创立共和、准备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一番大事业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蠢蠢欲动，按捺不住杀机了。加之当时革命党内部也确有一批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总以为只要袁世凯逼退清宫，就能领导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就该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等。尤其是汪精卫等人，当时竟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搅在一块且打得火热。除此而外，由于袁世凯长期在北洋军界经营，势力深厚。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有北洋军阀48名将领在袁世凯的怂勇下联名通电反对，甚至示以武力威胁。在这种内外相煎的紧急情势下，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开始考虑辞去“大总统”职位的问题。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说：　　“孙文几十年冒死舍生推进革命，实为国家民生，并不在求个人地位。……只要他袁世凯赞成共和，让清室退位，中华民国得以确立，我孙文随时准备把大总统的职位转交给他。”　　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博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即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来继任总统。　　当时，对于孙中山先生深明大义、以全局为重的做法，宋蔼龄尚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她还措辞激烈的指斥中山先生为“扶不起来的天子”等。而面对宋蔼龄的一腔激烈，孙中山又能说什么呢？惟有无语苦笑而已。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旷世孤独，往往是无法期盼别人理解的。此正所谓古人云“高处不胜寒”啊！　　卸下总统重任后，正好袁世凯答应由孙中山先生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于是中山先生也兴致勃勃，准备好好施展一番创办实业的伟大抱负。当时，他与亦是革命党人的黄兴约定，他孙中山去搞全国的铁路建设，黄兴则去大西北搞开发，大家共同把新生的中华民国建设好。尽管当时来蔼龄因种种不易说清的情绪所困扰，打算辞去总统秘书的职务，但后来在父亲宋耀如的鼓励下，就又坚定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决心。当时，孙中山还请宋耀如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处的司库职务，为他总理铁路筹建费用的一切收支。　　于是，孙中山一行自上海出发，先赴广东，然后广西、福建、湖北，最后又北上考察了华北各地，一时间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他们都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不论走到哪里，孙中山先生都念念不忘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　　当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构想，筹建全国铁路及其所需资金大体上可分三种形式筹措：　　1．与外国订立合同贷款，自行修筑；　　2．订立招股章程，成立中外合办的公司，招股修筑；　　3．批给外国人修筑，期满或达一定期限后，由中方采取有偿或无偿方式赎回并收归国有；　　但孙中山当时也约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决不动摇，即是：　　1．不失主权；　　2．不用抵押；　　3．利息甚轻。　　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拟在10年之内修筑20万里铁路，并沟通全国三大铁路干线，初步实现每年运输收入达10亿元的目标。当年构想的三大铁路干线是：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西藏并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则由上海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最后由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并抵达终点伊犁；第三条铁路干线将起于秦皇岛，然后穿过山海关进入辽宁及东北各地，并由此西折人内蒙，最后北穿外蒙到达终点乌拉海。当时，孙中山认为，现在共和革命已经完成了，可以专心致志地修铁路了，所以他决心10年之内不问政治，以便专心完成其铁路建设计划。后来，当他们路过北京时，孙中山依旧抱着幻想十分诚恳地与袁世凯相约：　　“今后我们两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我们共同使中国富强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不以善良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其狼子野心已然暴露无遗了。尤其是不久之后，袁世凯又相继解除了各省由国民党员担任的都督，并十分嚣张地宣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终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猛醒了。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并声讨袁世凯，随即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纷纷响应，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只遗憾的是，由于是事到临头仓促起事，即缺乏组织又没有策应，以至讨袁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再度亡命日本，至此，孙中山“实业报国”的伟大抱负也便付诸东流了。　　因为当时未耀如一家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关系已成公开的秘密，为防不测，宋耀如全家也追随孙中山来到了日本。是年秋初，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也径来日本与家人团聚。　　不久，宋蔼龄辞去了“总统秘书”的职务。　　5．“铭贤”轶事之一　　前面我们讲过，铭贤学校的校址设在太谷县城东关外杨家庄的孟家花园内。孟家花园占地大，环境幽雅，是个理想的学习场所。铭贤学校从校园环境、课程设置、师生生活及各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佳话和趣闻值得一谈。　　由铭贤学校的校门往里走，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块大而醒目的匾牌，写着“渐人佳境”四个大字。孔祥熙向学生们解释其含义即：为使学生读书既不要踏步不前，也不要急于冒进，必须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循序渐进，越走越光明，所谓渐人佳境。　　对于铭贤学校，当时有人写文歌颂云：　　“凤山之阳，箕城之东，有校特立，中美同风。忆自庚戍，有清季年，孔君来归，乃创铭贤，由晦而显，自微而著，鼓度来游，銮翔凤翥，三育以兴，五教以修，冠裳济济，步武流洲，郁此园林，锦簇花团，蒸为库序，玉树芝兰，高楼矗云，可以穷经，广堂带星，可以携铭，大庇欢颜……学以事人，群英竞爽，服务精神！”　　事实上，铭贤学校的风景比颂词中说的还要好，铭贤师生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一向自诩、自赏和自豪。他们把自己的学校概括为“双八景”。　　这双八景是：　　1．崇圣晓晴。崇圣楼是一座中西二层建筑，宏峻崇丽飞楼插空，每届铭贤毕业学生的毕业会都在这里举行。破晓时分，旭光辉映，衬着四周的花木扶疏，宛是一幅天然的图画。　　2．义家芳草。铭贤之南的庚子殉难教士墓园，每当夏日来临，芳草凄凄，悄然冷寂，别有一番风趣。　　3．公厅夏静。崇圣楼西，是孔祥熙的办公之处。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窗前不但花木茂盛，而且每年夏天搭起凉棚，清凉幽静，胜如仙境。　　4，曲径秋明。孔祥熙办公处的游廊环抱金屋，曲径通幽。每到秋天，坐在这儿赏月最好不过。　　5．南楼对峙。这是铭贤副校长田俊清捐赠的一座楼房，是铭贤的自然科学实验室，因此又有科学楼之称。这座楼与韩氏楼遥相对峙，故得此称。　　6．东校野操。这是四周垂杨的大操场，在萧瑟的冬天，学生们仍在这里上操，显得生机勃勃。　　7．韩楼灯火。铭贤的美国教员韩明卫的母亲捐赠的一座三层洋楼，建筑豪华、设备先进。一到夜晚灯火辉煌，蔚为壮观。　　8．南园云树。指校园南面的搜倩芬蔚，绿云合匝。　　9．环山叠翠。在四明厅南建造的一座假山，山之畔还建有两个亭子。　　10．宾馆逐霞。铭贤特为招待各方参观人士下榻而设的一座迎宾馆。花木披纷，长廊寂寂。馆里还藏有不少名人字画、珍奇古玩。　　11．石桥疏雨。四明厅北的一口人工池塘，上面架有石桥，题为“色映花池”四字，指的是满池碧油油的绿水。　　12．精舍斜阳。铭贤教员宿舍，每晚斜阳返照，光灿然。　　13．亭下晨钟。假山上的一座钟亭，是铭贤全校师生作息授课的指挥者。　　14．斋窗夜读。铭贤学校的西北隅，是全校学生的宿舍。每至夜晚学生挑灯诵读，书声朗朗。　　15．严杞秋鲜。钟亭附近种植的拘杞，一到秋天果实累累，鲜艳欲滴。　　16．堂槐夜合。图书馆旁有几株夜合槐，叶密花红，像绒线球一样，白天开花夜间卷合。　　以上是铭贤学校校园的双八景。这在当时的中小学里恐怕是找不到的，就是今天的中小学里，有这般景色的也未必多见。　　孔祥熙亲自制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采用英文校名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的校旗也是一个大“O”。“铭贤”学校的运动员背心上，印着一个更大的“O”。当地群众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　　山西太谷县在本世纪初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内陆小县城。当地各个阶层的人们习惯于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处处恪守着祖训，在戏院、电影院和教堂里，一向都是男女分座，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闲言碎语。孔祥熙是留过洋的洋学生，思想比较开明。再说他年轻在潞河书院读书时，就曾对径渭分明的男女之防提出过自己的异议。所以后来他对铭贤学校的男女关系并不是很介意的。建校初期，当地人看到铭贤学校的洋先生洋小姐们接吻拥抱，心里感到厌恶，斥为太不“正经”，有伤风化。　　一天，贝露女校的校长、美国传教士贺芳兰气冲冲地找到孔祥熙质问：“你的学生常常偷看我的学生，在礼拜堂里，这成什么样子？”　　孔祥熙从容不迫地反问：“贺女士，如果你的学生不偷看我的学生，又怎知我的学生在偷看你的学生呢？”　　这真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贺女士先是一怔，然后自觉理亏，一笑了之。　　正因为铭贤学校是一所教会所属的学校，当地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对一些外国人的行为，即使感到厌恶，也无可奈何，只有背后议论议论发发心中的牢骚而已。　　当地人都说铭贤学校的学生是“三长一短有味道”。学生们的“三长一短”指的是英文、体育、辩论是长处。这是一种讽刺。英文者，洋学生；体育者，体育不是正道哪能叫课，只能算是玩玩；辩论者，就更不用提了，孔圣人早有“巧言令色”之说。有了这“三长”，必然有“一短”，那就是古代圣贤的学问短了。人们在背后责骂孔祥熙：你一介孔圣人的后代，居然搞起了这一套，真是辱没祖宗，不成体统。至于说铭贤学生有“味道”，其实是讲卫生。当时，孔祥熙要求铭贤学生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并鼓励大家多从教务处领用肥皂。　　有一次，孔祥熙给铭贤学生训话。他问道：“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化程度，应该以什么为准呢？”　　台下的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礼貌”，有人答“交通”，还有人说“建设”。孔祥熙在台上摇手然后说：“不对，不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要欲知一国一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得看他们用水的多少。”　　当场学生们惊讶不解。　　孔祥熙微微一笑并解释道：“对喽，要看水。越是文明进步的人，用水便越多，否则反之。一个人爱清洁，必定会把水当作他的好朋友。其实依我之见，光用水还不够，还得多用肥皂。”　　民国初年时山西没有肥皂厂，太谷乡人也没见过肥皂朋巴皂要从外地运来并且价格昂贵。铭贤学校的学生没使过肥皂也不想使，于是抱怨说太贵买不起。　　岂知这话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以后，他马上派人到太原一口气买了十几箱肥皂回来，然后向学生宣布道：　　“我听说有人嫌肥皂贵，这不要紧，本校长别的供不起，供给全校学生用肥皂还不成问题。我已经买了不少的肥皂，谁要谁就自己去拿。”　　开始，谁也不好意思带这个头。孔祥熙向学生鼓励道：“叫你们去拿肥皂呀，你们越拿得多，就越用得多，我也就越喜欢。”　　渐渐地，铭贤学校里用肥皂的学生多了起来。　　而那时的肥皂，有一股强烈的刺激气味。铭贤学校的学生们用了肥皂后，身上带有肥皂味，一出校门老百姓老远就闻出了肥皂的味道。但他们不知肥皂是何物，只晓得孔大人办学校、教学生都是按洋人的规矩办。于是，出自猜想并以讹传讹，纷纷传说“哎呀，可不得了啦，学生一进铭贤，身上马上就有了洋味，老远的便能闻到。这种洋味沾上了身，准是一辈了也脱不掉。”　　今天看来这真是太可笑了，但当时，老百姓的确误把肥皂味当成了“洋味”。　　实际上，铭贤学校后来能和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一决高下，正是得力于孔祥照这位留过学的洋学生。正因为孔祥熙的学贯中西，所以才能把西洋的新式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教育在铭贤学校里加以结合并互相取长补短。在铭贤学校里，既有西装革履的洋先生，也有穿长袍马褂的中国老夫子。既讲授孔孟的四书五经，也讲授林肯、瓦特和华盛顿。总之，目标都在“育才”。　　孔祥熙要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多方面促使学生注意体育锻炼，并亲自教授体育课。但当时国内学校尚无开设体育课程的前例，因而也无现成的体育课本。孔祥熙东拼西凑，自己编了一套体操。他把美国当代的步兵操典，带到大清帝国的学校里来了。　　孔祥熙教学生们‘立正”、“稍息”、“开步走”或者“跑步走”，待到幸体学生走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以后，他就给铭贤学生配起了“武装”。　　铭贤学生所私下拥有的第一批“武器”，是孔祥熙自备的一把指挥刀和60多把用榆木自制的步枪。　　上体育课时，孔祥熙把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孔祥熙则跨着大刀往旁边一站，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铭贤学生操“洋操”、练“洋枪”的事情，很快就在当时保守而又闭塞的太谷县城传开了，竟成了太谷县的一大新闻。好奇的当地人都想目睹一下这新奇之事。于是每当孔祥熙给学生们上体操课时，操场四周总有一些人围观。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学生们则更是兴致盎然，步伐也就更加整齐。围观的人见此情景都喷喷称羡，并为之四处宣扬。因此，孔祥熙能操洋兵法、编练“新军”的名声，很快就满城皆知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改变了一点当地众人对铭贤学校的偏见。　　孔祥熙能编练“新军”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县商会会长的耳朵里。这个商会会长原先掌握着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而逃，商团也就名存实亡，处于行将瓦解的状态。　　一天，商会会长带着礼物，慕名亲往铭贤学校欲以重金礼聘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并指挥商团。孔祥熙对此邀请很感兴趣，也正中他的下怀。他想借此机会掌握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商团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购买真枪真炮。　　其后孔祥熙训练商团也颇有成效，于是太谷警察局也前来约聘孔祥熙，请他出任顾问，每月到警察局去一次，对警察进行训话。在警察局，孔祥熙主要是宣传一些美国的治安管理方法，同时灌输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样，孔祥熙很快便掌握了太谷一带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就像地方大员一样，常常身穿西装，腰佩指挥刀，挺胸昂首，威风凛凛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巡视。而街上的警察、商团团员和铭贤学校的学生及其他学校的学生，见到孔祥熙都要立正向他敬礼。　　如果说孔祥熙让铭贤学生操练体操，是把西洋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传统的国学也是注意加以改进的。　　孔祥熙身为一校之长，遇有教师因故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时，所缺之课都由孔祥熙替代。特别是在替别人上国文课时，孔祥熙常常结合时事，拟出作文题目让学生去做。不过，有一次他这样做却碰了“钉子”了。　　那天，孔祥熙又临时替别人代课，并且偏巧又是作文课。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祥熙刚把题讲解完，国文教师赵昌变气冲冲地走了进来。赵昌变是清朝拔贡，以书法洒脱扬名三晋，是一位众人景仰的老先生。孔祥熙与他过从甚密并且也对他相当敬重。　　可今天赵昌变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当即他责问孔祥熙道：　　“你一代作文课，作文题目都和武事有关。孔校长你办铭贤学校，性质是文呢还是武？你出这些作文题目，总不是让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兵吧？”　　孔祥熙听完急忙解释：“哈，赵老夫子，我是有这么一个念头，铭贤的学生毕了业，虽然不必全去当兵，可当兵的观念和准备却必须有。”　　接着，孔祥熙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清政府如何腐败和国外各国征兵制的区别及优劣，讲一个公民应该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和意识。这一通说教，使愤然前来质问的赵昌变缄默不语了。他心里不得不佩服孔校长确实要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　　在和赵昌变讨论之后不久，孔祥熙作了一条正式规定：今后凡写作文不必非引经据典，只要能言之有理，即使方言俗语人文也可评为上佳之作。　　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当时被普天下的道学家视为不成体统、不伦不类的“洪水猛兽”。因此，胡适被尊为白话文的倡导人。其实孔祥熙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在自己办的铭贤学校提倡白话文了，此真可谓敢为天下先。　　孔祥熙不仅敢提倡白话文，而且还敢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这在当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需要多大的胆量啊！　　既然孔祥熙从小就敢背叛自己的老祖宗，而去接受教会的教育，既然孔祥熙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那么他就能在当时比较落后的自己的家乡去开风气之先，揭造化之奇。他就敢于公开与传统的礼教相违背，做一个实施“新风”的表率。当时孔祥熙在铭贤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他每季两次或者三次，把那些已发育成熟、即将从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集中于一室并亲自讲解“性的卫生”、“性的道德”、“性的神圣”和“两性结合”等问题。　　这些题目的讲解，在当时来说实属“大胆”而“先进”的不凡举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学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冲击。孔祥熙对“性”的讲解，把当地那既没有真本事、又道貌岸然，并且常常说三道四的伪道学们搞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　　当然，孔祥熙对性问题的理解和讲解，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引导学生，使之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全面揭开人生的秘密，消除年轻人对此的神秘感。用今天的话说，纯属正面教育。　　孔祥熙在每次给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总是对那些好奇心切的学生们说：“老先生们制止性欲，有如鲸之治水，筑堤防、防外溢，不知浚疏河道，只晓增强堤坝。这个方法最危险，因为水不暴发犹可，一旦暴发堤决坝溃，必将无法收拾。所以我们制止年轻人的性欲奔放，应该用大禹治水的法子，疏浚沦排，顺着水性逐步导人正轨。”　　当时，孔祥熙还明确地告诫学生：“手淫最能残害身体，初期为神经衰弱，浸渐便成不易治疗的重症。你们切切不可玩忽，万万不许任性妄为，要知道你们将来能否成功立业，能否为圣为贤，几乎完全以可否克制性欲而为断。”　　为了使铭贤学校的学生都能身心健康地发展，孔祥熙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他特别注意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言行举动，严禁学生看课外的那些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不良读物；并大量准备体育用器，让他们积极锻炼身体，白天认真学习并加强身体的锻炼，这样晚间就能按时人睡，永远有一种饱满旺盛的精力。　　正是孔祥熙对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有意的新式教育，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15年4月，华北第一次运动会在太原举行。铭贤学生共取得6个主要项目的第一名，一时威震华北各省。当时许多人面面相觑，不知山西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支劲旅。从此，铭贤的声誉不胜而走。　　后来所谓的“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就是当时人们在通过一段时间对铭贤的了解之后，对其比较公正的评价。　　孔祥熙不仅注意铭贤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陋习，也是极力主张从根铲除，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　　孔祥熙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洋教育，对基督教会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国对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怎样才能禁绝鸦片呢？在他看来，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有点感情用事，太冲动了。虽说此举一时大快人心，但最终兵败于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让。当时曾有铭贤学生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监督（铭贤学生对孔祥熙的称呼），假如你奉命禁烟，您会如何办理呢？”　　当即孔祥熙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除了尽焚鸦片烟，对于抽鸦片的我还有一个顶好的办法，那便是把这些人统统充军到甘肃、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们开垦种田，从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来苦，或者暗中还在抽鸦片，干脆掘一个大坑，丢他们下去活埋。”　　看来孔祥熙对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并力主彻底根除。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做得又怎样呢？　　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的周围，吸食鸦片的人相当多。每当这些吸食者烟瘾发作时，就要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伸举自如。一些瘾大者，更是面黄肌瘦，肩耸项缩，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气又恨。他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这种恶习。于是孔祥熙备了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的士绅，商量给“烟民”戒烟的方法。席间孔祥熙力陈鸦片之害，终于获得了村长和乡绅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管理，把当地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强行戒烟。同时孔祥熙提议，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家里没钱的，由铭贤学校供给。数日之后，戒烟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烟民日渐减少，到后来杨家庄几乎烟民绝迹。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亲孔繁慈找来给铭贤学校讲授经史，本意是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利于自己对铭贤的控制。不料，这个孔繁慈却实实在在给儿子添了不少麻烦。　　当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还振振有词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顿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这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孔祥熙规定师生一律不准吸烟饮酒。可是孔繁慈对此并不太重视，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对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长提倡戒烟戒酒，而身为教师的校长之父都可以例外，这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呢？于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厨役不要为孔繁慈备酒，继而又当面向父亲讲明其缘由，请求父亲能身体力行支持儿子的戒烟戒酒活动。孔繁慈听罢虽说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面对族中众多人的压力，当初都能支持儿子冲破阻力去上教会学校、去留学美国。今天孔繁慈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也为了儿子把铭贤学校办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乡的威望，孔繁慈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抽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人们也多能自觉地去戒烟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孔祥熙提倡戒烟戒酒，真可谓先见英明且难能可贵。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为办好铭贤学校进而为桑梓做出贡献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再一次改变了孔祥熙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第五章 革命狂飙乍起　　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系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任上编练组成的。当时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有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新军编成后，当时许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纷纷投人进去，并在新军中迅速形成一股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开展活动。所谓日知会本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专供教徒阅读书报的一种机构，后于1906年亦为清政府强迫停止了活动。这样1908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又以为群治学社名义，成立一秘密组织（后改为振武学社）。当时日知会和为群治学社（亦即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在武昌地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人，直接组织兵士，并且有些革命知识青年还直接当了兵，并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其次，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先前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由于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并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试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后来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只得停顿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并开始进入新军中开展工作。　　当时，在有着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当时大家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微（复基）和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会议还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会议原议定10月6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而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刘、彭、杨3人在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二省）总督的审讯法庭上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凶狠的瑞徽在杀害3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相当于团）、各营和各队（相当于连），禁绝往来并全城戒严，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在巡查楼上营房里，发现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正在准备起义。当场他厉声责骂：“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答说：“造反就造反！”当那个排长命令士兵去捆绑金兆龙时，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了吧！”顿时，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把那个反动排长打死了，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士兵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颁发的肩章撕掉并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斗志昂扬地冲出营房，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　　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奔向楚望台。晚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湖广总督署。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到督置东辕门，仿佛一把尖刀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炮队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督署前枪炮和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瑞徽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惶登上泊在长江上的“楚泰”号兵舰出逃。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在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被基本消灭，革命军士兵于清晨胜利地攻克总督衙门，并于次日正午占据了武昌全城。其后又迅速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起义士兵乘胜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当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在各省领导下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普遍开展反清斗争。一时间，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第12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紧接着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也都纷纷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王朝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也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党方面。虽然，当时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但总的说来，起义各省均不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了。　　山西省也不例外。武昌起义直接影响了山西，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二营管带姚以价在太原秋村大操场集合500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取得成功。不过，实际上山西太原起义的指挥和策划者都是阎锡山。所以太原起义成功后，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并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号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字百川，又伯川，号龙池，乳名万喜。堂名为斌役堂。1883年10月8日出生。他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母亲叫曲月清。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素以“华北屋脊”著称的五台山巍然坐落在山西省的东北部。是与普陀、九华、峨眉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佛教文化早在隋唐时代就已名播四方。而五台县亦以五台山于公元606年得美名矣！　　据阎锡山本人讲，他的先祖并不是五台县人，而是由“洪洞大槐树”下移民来到晋北的，开始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最终定居河边村。而就在距河边村不远的永安村，本世纪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这就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帅。　　从阎锡山的曾祖父间兴泰起，阎家家道好转，基本脱离了贫寒状况。而当年阎兴泰的发家，并不是靠种地而是靠经商做生意。到了阎锡山祖父阎青云时，阎家有土地五六十亩，除自耕自种一部分外，与另一家合伙用一家佃户给他们种地，阎青云除了收取一些地租外，还做点小买卖。在当时属于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生活比较富裕。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除了继承父业外，后以500吊钱的资本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个“吉庆昌”钱铺并雇了一个小伙计，自己做起了掌柜。所以说阎锡山是出生在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家庭里。　　阎锡山6岁时，他的生母曲月清去世。其父阎书堂续娶邻村（陈家营村）的陈秀卿为妻，过门时陈秀卿提出以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因此阎锡山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因为阎锡山是阎家后代的独苗，又放在外祖父家抚养，从小就很娇惯。不过，阎锡山虽然异常顽皮，却很聪明，他念私塾时像《百家姓》、《三字经》、《大学》和《中庸》等等，基本都能大段地背诵下来。　　阎锡山16岁时，遵父命在春天的一个吉日良辰，与和他同庚的建安村徐一敬的长女徐竹春（字友梅）结婚。　　婚后不久，阎锡山便到五台县城里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在“吉庆昌”他很快就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和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阎锡山18岁时因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赔本，父子俩两手空空狼狈回家，一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下去。当时，一些债主追到河边村讨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告别了父亲到五台山去当兵。只是，当兵也并没有给阎锡山的前途带来转机。他只是在军队上当了一名马夫。阎锡山认为整天的喂马遛马、担水铡草、清理马圈的活计“不是人干的”，于是他在军队没干多久，就开了小差又跑回家里。　　后来阎氏父子又跑到太原，去投靠魏仰微（魏老五），因魏老五年轻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阎家是魏老五的恩人。　　当时，阎锡山拜魏老五为干爹，“干爹”把“干儿子”安排在繁华的钟楼街柳巷“裕盛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阎锡山每当在“裕盛店”闲下来的时候，就到处走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距“裕盛店”不远处有一家陕西人开的“四海店”。一天阎锡山串门进了“四海店”，由此而结识了两个青年，一个叫张瑜，一个叫黄国梁。因为三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三人举杯盟誓“桃园三结义”，拜为换帖兄弟。也就是这次结拜，由此而改变了阎锡山的一生。　　1902年，山西恢复武备学堂，招生时三兄弟一同前往应试。当时应试题目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了武备学堂录取通知书，阎锡山、张瑜、黄国梁拜把三兄弟都被录取。当即他们又备了一壶酒，举杯庆贺。后来人们才知道，阎锡山的论文写的并不好，他所以能考取，全凭他的口试。口试时阎锡山对答如流，没得挑剔，而且精神状态好，很有点军人风度，当场深得考官们的赏识。这样一来他就被录取了。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了两年。1904年他做为武备学堂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里学习了两年，后转人日本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然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深造。　　阎锡山在日本第一批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成为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意培养山西的一批革命青年。因为同盟会把革命任务分为江北。江南两部分，举事的地点定在江南。因江南离北京较远，革命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易集中反击，而且江南有海口，易于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革命热情也比江北高。当时按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当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应革命军北上。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的重视。　　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对阎锡山和赵戴文等山西的革命骨干进行过一次考验。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一同回国度假；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两人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经上海海关时因检查甚严，阎锡山把二人所带炸弹都集于一身，并且对赵戴文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汝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人。”检查时阎站在前列，赵站后列。赵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说：“后列有怕检查之嫌。”故阎锡山仍在前列。经检查果然是检后列比前列更为细密，二人遂得渡此难关。　　后来，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的实践证明，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了山西省陆军小学的教官，3个月后升任监督。到太原起义时，阎锡山做为八十六标标统领导并指挥了太原起义，并在太原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都督。所以说阎锡山虽然比孔祥熙小3岁，但就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来看，要比孔祥熙大得多。当孔祥熙对武昌、太原起义不甚明了时，阎锡山已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了。　　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后，山西军政府也很快成立。接着阎锡山召集了重要的同盟会员和起义有功人员，研究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扩充武装力量，光复全省；尤其应当派兵防御清军的反扑。于是军政府决定都督之下成立四个标，任命张煌为第一标标统，苗文华为第二标标统，刘汉卿为第三标标统，张瑜为第四标标统。又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张煌第一标前往娘子关防御清军进攻。以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北上攻占雁门关并向大同进军。以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南下河东光复平阳和运城。　　当时，阎锡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中所作的一切，直接加速了清廷的覆灭。为此清政府十分恐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急忙调兵遣将，并于1911年11月4日派北洋陆军第六镇（相当于师）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人曰。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由湖北武备学堂选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打人清军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当时，他看出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派其带兵人晋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便给同盟会会员亦即他士官学校同学、太原起义的实际领导者阎锡山亲笔致函，联络共同革命行动。函件开头一句便是：“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吴禄贞此函件大意是革命的障碍是清奴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人京。袁若人京，无论忠清与反清，均不利于革命。希望山西的革命军，尽数开来石家庄，共同组织革命联军，并由吴、阎分任燕晋联军正副都督。阎锡山得此函甚喜，但其幕僚提醒阎锡山防其有诈。当即阎锡山激动地说：“吴公亦为同盟会盟友，岂有骗人之吴寿卿乎？”阎锡山当即复函吴禄贞，约好娘子关会见，共商北方革命大计。　　1911年11月5日，阎锡山与吴禄贞在娘子关前会面。俩人商量的结果是立即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山西出兵两营车运石家庄，听从吴总司令指挥并共同作战。吴禄贞申明已与滦州张绍曾及山东靳云鹏约定日期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以使革命早日完成。当时大事已决，吴禄贞又说：“闻袁世凯野心勃勃，近来大肆活动，他若到京就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等他过石家庄时杀之，以除此害。”　　吴禄贞可算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猛将之一。他回到石家庄便对铲除袁世凯作了完善的布置，预备在石家庄车站接送袁世凯时，借保护为名，暗伏下手枪连和机枪连一齐动手。然而可惜的是，吴禄贞将军事不机密，暗杀袁世凯之事，被打人其内部的清廷密探所侦知。遂以3万重金买通了吴禄贞旧部周符鳞。周符鳞原为第二十协统领，因曾被吴禄贞撤职而仇恨在心。接受行刺任务后，他便去找他的东北老乡、骑兵第三营营长马恩田，马恩田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面前，亦决定刺杀吴禄贞。　　马恩田曾当过吴的卫队长并颇受信任。当时吴禄贞的参谋何遂觉得马恩田行迹可疑，向吴禄贞做了报告。但吴禄贞却说：“不要紧，卫队长马恩田是靠得住的。”　　那天夜间12点多，吴禄贞正在石家庄车站附近一座小院的办公室里的批阅机密文件，马恩田突然出现在吴的面前。马进门便说：“我来向大帅贺喜。”行跪礼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吴禄贞一击，吴禄贞当即绕案躲避并谕以大义，并未持枪还击。但马仍追击不已，后吴禄贞破窗而出，马向院外奔去引吴进击。吴不知是计，追击中不幸中了伏兵的袭击，当场头部中弹而死。叛贼周符麟和马恩田刺死吴禄贞后，将头割去向袁世凯去献功了。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娘子关会商的进攻北京、扫除清室的计划，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1911年11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曹锟第三镇开往石家庄，准备攻破娘子关并向山西开进。　　娘子关一战山西民军失利，阎锡山被迫撤回太原。不久，由于民军内部发生矛盾，自行其事，阎锡山和赵戴文各骑一头小毛驴行动。取道保德，攻入绥远，占了包头，阎锡山才算生存下来。　　这时的北京政府，有不承认山西、陕西的革命之说。而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中已认识到了山西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了阎锡山等山西同盟会员及“铁血丈夫”团组织成员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孙中山先生给袁世凯打电报23次之多，一再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也在所不惜。袁世凯迫于无奈，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先生从石家庄出发，正午时分抵达山西境内的岩会车站。当时，都督阎锡山身着军礼服在车站仁立恭候。然后陪孙中山前往太原。访问太原是孙中山一生中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抵达太原时，阎锡山仍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迎接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逗留两天三夜，他的访晋十分成功。临行前，孙中山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办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当年，阎锡山的确曾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即便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留下《总理遗嘱》后，阎锡山曾下令此后每星期一上午为“总理纪念周”，所有省政府官员逢这一天都要在总理孙中山遗像前举行纪念活动，并且阎锡山要到会讲话。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阎锡山在山西无不受到北洋军阀强大势力的压迫，山西的革命烈火有随时被扑灭的危险。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为了自身的生存，阎锡山在做了山西都督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访晋之后，采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视”之方策，并以此和北洋政府相对抗，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　　在民国初年，阎锡山对山西的国民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定了“宏伟”的计划。可以说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先生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阎锡山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提出民德、民智、民财三大目标。所谓“民德”即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所谓“民智”即推广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谓“民财”即改良农业，提倡工业，以利民生。的确，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大抓各项建设，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成绩显著。这样才有力量抵御北洋各派系的武装进攻。　　正是阎锡山在山西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才为孔祥熙在辛亥革命中及以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2．民军司令孔祥熙　　当年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一地，且同是同盟会员又同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两个人却一直没能建立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太谷铭贤学校的校长，整天办他的学校、讲他的经史、练他的洋操；而阎锡山呢，当时是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实权在握，可以说当时两个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并且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山西太原响应武昌起义也取得成功。当时阎锡山威风凛凛地坐上了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沉湎于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但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近在飓尺的孔祥熙却对武昌起义和太原义举不甚明了。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为孔祥熙提供了一个施展其“才智”的绝好机会。而且，他也立刻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就在太原起义的当天，太谷县的清廷官吏早已闻风隐匿，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同时，警察也随之无影无踪。一时地方治安无从谈起，人心惶惶，群龙无首。从太原溃退下来的一队士兵一路向南逃窜，四五百人的逃兵全部荷枪实弹，直趋太谷。当时太谷县是全国金融汇聚的地方，有很多资金殷实的票号和腰缠万贯的大富豪。这些逃兵的本意，分明是要放开手脚大抢特抢，人人发上一批横财，然后各奔东西。　　这天，太谷商会会长打发一位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孔祥熙，向他说道：　　“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游勇径奔我们太谷来了。”　　在旁的一些士绅闻听全都吓坏了，众人一起向孔祥熙苦苦请求如何办法，一时间议论纷纷。　　“这批散兵既不是革命党、又不像正规的清军，直扑太谷究竟是何用心？”　　“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呀！”　　“孔先生，您得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计啊！”　　在这种情形下，孔祥熙显然已被逼上梁山，他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逃走已是不可能。要打，凭这几个民军、拿这几支破枪，显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只有先关闭城门，稳住阵脚再作打算。　　想到这里，孔祥熙壮着胆子对大家说：　　“请父老乡亲们放心，那群乌合之众是不敢进咱们太谷城的。”　　眼下找警察是没有指望了，孔祥熙只得临时拼凑了一些没有走掉的商团团员和青年学生，将四个城门统统关闭，各要害之处都派人持械把守。　　布置完毕，孔祥熙带了几个人登上了北门城楼，等待着逃兵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就见一大群溃兵乱乱哄哄地向太谷县城扑来。这批散兵在城下架起火炮，摆出了一副要攻城的架势。并且一名军官模样的人站在最前面，双手叉腰高声嚷道：　　“城里的人听着，再不开城门，我就下令开炮。”　　孔祥熙只好硬着头皮出来应付，他举起双手连连摇晃着说：“请不要开炮，不要开炮。在下是太谷民军司令。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开始孔祥照确实有点紧张，但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太谷已经光复，在下便是新推举的民军司令。诸君过境，本县军民无不欢迎，只不过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尤其妇孺无知，不善招待，诚恐贻笑大方。在下想诸君一定是急于赶路，也不会在敝县停留。为诸君计，不如由敝县立刻筹出一笔盘费，聊为犒劳，就不知道诸君是否应允？”　　“不行！”城下的那个乱军军官指着孔祥熙大骂：“你好大的胆子，我军奉令赶路通过此城，你居然胆敢关闭城门阻挡我军前进。我要你立即开门，否则叫你和你的手下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看一计不行便眼珠一转，马上施出第二计道：“实不相瞒，太谷城内也有几门炮，而且这儿的城墙也还牢固。刚才我接到电话，太原府里正有第二批队伍在往太谷开进。兄弟还是劝诸君先拿一笔盘缠吧。”　　城下军官对孔祥熙此话又信又疑，似乎真有些害怕太原方面派兵追来，于是和孔祥熙讨起价来：“多少？盘缠给多少？”　　“一千两银子，马上可以筹到！”　　“不成。太少！”　　“二千两。”　　“这样吧。”那乱军军官说道：“孔司令，你今天走马上任，兄弟我给你个面子，你赶快凑足三千两银子，少一两也不行。这三千两银子一到手，俺马上开拔，决不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觉得三千两银子似乎多了点，但是为了太谷的安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当下孔祥熙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三千两就三千两。”　　说完孔祥熙急忙跑下城楼，同早已等在下面的商会会长商议了一番，并决定立即由商会凑足三千两银子，交给了城下的那个乱军军官。　　实际上这批溃兵就是为了银子而来的，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又看到孔祥熙派人送来的银子成色很好，乱兵们便绕城扬长而去。　　这次溃兵过境事件后，孔祥熙借此极力强调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由于孔祥熙的举动才使得太谷县城幸免于难，使得全城不分老幼都对孔祥熙刮目相看，一时间他成了全县的风云人物。众人都认为孔祥熙在危急时刻有胆有识，因此他的建立地方武装的建议，自然也容易得到各方的支持。而且太谷的士绅们也确实感到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武装的必要，起码有了武装就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给别人了。　　孔祥熙在太谷各方面的支持下，将太谷的警察、商团团员以及铭贤学校的学生集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民军并命名为“太谷营务处”，孔祥熙自任营务处司令。　　很快，孔祥熙孔司令统率的这支武装有1000多人，而且火力齐备，拥有过山炮4门，最新式步枪100多支，他的幕僚参谋也多达十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