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章中，他们建议国有大中型企业应该加快进行公司化改造，就是“将现有的非公司类型的企业改组成为公司法人组织”，其基本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明确公司的法人性质，界定产权关系和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他在与外国同行的交往中，对各国大企业的企业制度知之甚详。吴敬琏回忆说：“当时在全会文件起草组里领导企业改革调研组的陈清泰认同我们这篇文章的观点，便写进了全会以前江泽民在大连国企座谈会的讲话中去。在全会《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便成了企业改革的新主题。”陈清泰是少有的、由企业一线晋升上来的高级官员，他曾长期担任第二汽车制造厂厂长，1988年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1992年7月，陈清泰抽调到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当副主任，旋即出任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主管国企改革的副主任。他与吴敬琏一样，认为承包制弊病很多。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现代企业制度”这个新名词非常醒目地出现了，《决定》提出“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全会结束后的一个月，1993年12月，吴敬琏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公司制度的专著《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此书一再重印，并获得国家图书奖。对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中论述的国有企业改革那一部分，吴敬琏并不完全满意，他对此是这样评价的：“这个综合方案中也有很大的缺陷，集中表现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1993年的那个文件中，是相当混乱的，你说好的地方，就是提出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混乱的地方，就是放任，把现代企业制度和扩大企业自主权搅在一起，并不清晰。”“搅在一起”的原因，还是因为理念不清及争论不休。199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公司法》。从1994年起，中央政府开始按照《公司法》在全国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改革，到年底，国家体改委在全国选择了31家大型企业进行试点。就如同分税制替代了财税包干制一样，《公司法》的实施，意味着承包制即将在中国企业改革中走向终结。事实上，早从80年代中期以来，吴敬琏便断定国有企业必须走产权清晰化的股份制道路，不过，他有一个与厉以宁的股份化理论不完全相同的观点，就是公司只有确定“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结构”才能有效运行。吴敬琏和钱颖一在《关于公司化》一文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详细介绍和论述了一个当时国人还十分生疏的重要概念—公司治理（Corporate Governance，又称法人治理结构）。他们指出：“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旨在于明确划分股东、董事会和经理人员各自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从而形成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这就是说，公司必须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可惜的是，在20世纪后期已成为现代公司制度核心架构的公司治理，在当时的中国还鲜为人知，可否在《决定》中写进这样一个并非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外国名词，就成了问题。几经折中，写进文件中作为代替的是四句浅显明白的话：“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法人治理结构”这个公司制度的核心概念，直到1999年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才被采纳，第一次出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文件之中。由于当时决策层中仍有不少人坚持认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对股份制或产权变革不以为然，他们的思想及声音渗透在很多文件、报告和讲话中，因此常常出现讲现代企业制度，讲着讲着就成了“放权让利”。于是，出现了“只讲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三句话”，还是“四句话一起讲”的争议，吴敬琏当然支持后者。在企业一线则出现了操作中的难题。不少企业便把很多相干、不相干的东西都往“现代企业制度”这个箩筐里乱装。而能够在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建立起制衡关系的公司治理却付诸阙如。这样，新建立的“公司”往往有其名而无其实，更谈不上绩效的改善。进入1995年之后，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持续恶化，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显示，国有企业的亏损面超过40%。另据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 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 544亿元，负债却达2 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倍，债务则增长了倍。国家显然已经无力照顾数以百万计的“亲生儿子”们。正是在山穷水尽之处，改革再次“被动”地得到拓进。在总结了前几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未能取得成功的教训以后，1999年9月19日至22日召开的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改制公司普遍实现股权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但一般只是集团公司控股的二级企业，而非母公司本身）的公司化改制才算“动真格”的了。2000年1月24日，是吴敬琏70岁寿辰。早在一年前，他的朋辈和弟子们就开始筹划祝贺之事。当时吴敬琏正在匈牙利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学术访问，他发回电子邮件表示，“大家的心意我是很感激的，但不要搞对我个人的歌功颂德，最好的形式是大家聚在一起，对我们共同的改革事业（不是个人的成就）作一次系统的回顾和展望”。经过讨论，朋友们同意以举办学术研讨会来表达对他的敬意，同时出版一部经济论文集，来纪念他在半个世纪中的辛勤耕耘。这场研讨会是在2月26日召开的。据时任国家体改办副主任的李剑阁回忆：“来自学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宾朋满座，盛况空前。代表各个学术流派和各种观点的与会演讲者不仅发表了高水平的论文，进行了无拘无束的深入讨论，而且以真挚感人的语言，对吴敬琏的道德和文章作出了恰当的评价。会议气氛浓烈，会后人们的心情仍然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这场祝寿研讨会的7天后，3月4日，吴敬琏突然扮演了一个“黑色预言家”的角色。当时正在召开全国“两会”，这一天，身为全国政协常委的吴敬琏在一次与记者的即兴谈话中，对如火如荼的网络经济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他说：“目前香港和内地都在炒作网络股，它对高新技术产业利少弊多，传媒最好不要推波助澜。”他认为，“在中国，现在上市的网络股没有几个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股。”没有想到，他的这一讲话引来了证券界和网络界人士的强烈反击。这已经不是吴敬琏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中国资本市场的混乱现象。早在去年的全国“两会”上，他就对记者抱怨说：“在规范的证券市场上，一般有两个渠道可以来钱，一个是投资回报，另一个来源靠价差，价差就是钱在几个人的口袋里转，在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容易出问题。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有投资价值的场所。由于制度不规范，股市由少数有权力、有后台的所谓‘庄家’支配，他们赚的概率很高，一般的投资者，就是给人垫背。”当时，吴敬琏还提出了一个倡议，他说：我向诸位媒介呼吁，我们能不能来一点小革命，把“股民”这个词革掉。我非常反感传媒用“股民”这个词。什么叫股民？他是股东，他是“东家”。在中国的语汇里，因为长期的封建社会，这个“民”，相对应是“官”，意思就是低人一等，这个不是市场经济的概念，市场经济一定要树立一个概念，这个股东，他是“东家”，而“不是可以任意鱼肉的小民”。吴敬琏当然不是第一个对股市提出批评的人，他想要把“股东”和“股民”分开来的建议，在很多人听来也就是经济学家爱嚼字眼儿的表现，因而，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关注。可是，这次不同了，因为他把矛头直接对准了股市上炒作“互联网概念”的行为。他举例说，最近股价暴涨的上海梅林，其实是做食品的，只不过有一个网址可以在网上买卖，就把它与新经济连起来，这未免太过勉强。最后他用一种很恳切的口吻说：“中国的新经济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吴敬琏的这段话好像在一盆正熊熊燃烧的火焰上，兜头浇下了一瓢冷水，当即溅出四射的火星。第二天，各大媒体及门户网站都发出了新闻：“经济学家吴敬琏给网络股泼冷水。”在当时许多人看来，吴敬琏的言论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互联网技术从实验室走了出来，日渐成为一个勃然兴旺的新经济。在之前的10年里，它让美国重新回到了全球经济领头羊的地位。就在1999年12月，主要以互联网公司股票构成的美国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正逼近5 000点，而在1998年7月它才刚刚跨越了2 000点大关，市场的繁荣把人们对互联网的热情推到了沸腾的高度。在中国国内，新浪、搜狐和网易等门户网站如日中天，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刚刚拉开了华丽的帷幕。可是，吴敬琏偏偏要说这个“帷幕”上爬满了跳蚤，他的言论遭到了嘲笑和批驳。有人为“泡沫”欢呼，说“没有泡沫的啤酒不是好啤酒”。两位网络观察家撰文反击，并在网上放了一个10万字的资料，号召大家起来批驳吴敬琏的“泡沫论”。在论战中，甚至连他70岁的年龄也被拿来当话题，年轻人们用嘲讽的口吻写道，“未来属于你们，也属于我们，但归根到底属于我们……知会并要求您上一上互联网，来与我们共同感受大时代涛声的澎湃！”2000年3月9日，纳斯达克指数赫然突破5 000点，举世一派欢腾，吴敬琏的声音愈发显得好笑和荒唐。这位倔强的经济学家决定应战。他很快写出了《互联网：要发展还是要泡沫》一文。他直言：“有人说，股市泡沫有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新经济’的时代，网络股的泡沫不会破灭，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吴敬琏不但不反对中国发展高新科技产业—包括互联网产业，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发烧友”。他反对的是资本市场中的炒作行为，“对于不强调真抓实干，而是爆炒‘高科技’、‘网络股’等概念以吸引大众跟风入市，促成股价上升，就不能不怀疑醉翁另有他意了”。进而，他对美国当下的网络热也提出了自己的警告，“最近9年来，在信息产业、基因工程等高技术产业的带动下，美国经济持续高涨，股价也一直在上升。这引起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担心，因为按照过去的规律，长时期的高速增长预示着通货膨胀的爆发和金融市场的崩溃……当前美国经济既有‘新经济’的内容，也存在‘泡沫’的成分。”3月17日，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时政周报《南方周末》刊发了吴敬琏的这篇文章，不过题目被改成了更具有刺激性的、在他看来有点逻辑不通的《要制度还是要泡沫》。同时，报纸也配发了网络观察家方兴东和姜奇平的反驳文章《致吴先生：别给网络泼冷水》。他们针锋相对地写道：“吴先生的观点，有将新经济与网络股割裂之嫌……不能割裂经济整体与风险资本市场的内在联系，把部分网络股公司的淘汰，直接等同于泡沫。而且现在给美国的‘大多数公司’判处死刑，更是过于轻率。”这场论战顿时溅起漫天喧哗，各路媒体进行了连篇累牍的追踪报道。这也是吴敬琏第一次与政界和经济理论界之外的人士展开论战，而且他的对手竟是他无比呵护和喜爱的年轻人，这让他不免有点沮丧。在他看来，网络经济当然应该大力鼓吹，但是，现在的人们把“网络经济的发展”和“网络泡沫的膨胀”等同在了一起，这是让他无法接受的，而更糟糕的是，那些与他争论的年轻人们也总是把这两件事搅在一起。他对助手柳红说，这是一场莫须有的“论战”，让大众围观这样的“论战”，实在是一种浪费。4月13日，新浪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正式挂牌交易，融资6 000万美元，国内舆论为之雀跃欢腾。然而，几乎就在同时，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从4月起，一直高傲地一路上飙的纳市在毫无预兆的情形下突然调头下坠，综合指数在半年内从最高的5 132点跌去四成，万亿美元的公司市值蒸发，这个数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年收入。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用黯淡语调评论，“泡沫破灭了，经济陷入了衰退，这种结果的发生是无法避免的—建立在虚假根基之上的喧嚣的90年代，最终将走向终结”。就这样，吴敬琏又一次“不幸而言中”。这位不久前还被认定“落伍”了的经济学家，“意外”地成了一个准确预言了全球网络破灭的“黑衣魔术师”。5月12日，吴敬琏参加高新技术产业国际周的活动，作完演讲后，当即被记者团团围住。人们十分好奇的是，他到底是在哪只“水晶球”里看到了网络泡沫即将破灭的景象？吴敬琏的回答似乎没有完全满足他们的好奇，他似乎仍然沉浸在两个月前的那场争论中，他说，“有人说，新经济和旧经济完全不一样了，你们那些经济学家和那些经济学没有用了，现在叫做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只要吸引眼球移动就一定能成功，这个我不相信。我并没有给网络泼冷水，我是给热炒网络股泼冷水。”2000年，对于70岁的吴敬琏来说是难忘的一年，正是在这一年，他的影响力超出了其所研究的经济学专业领域，成为一个广受瞩目的公众人物。年初，他因为预言网络泡沫的破灭而成了一个“明星预言家”。到年底，他又因一个重大事件而站在了公众舆论的“风暴眼”中。10月，《财经》杂志刊登了一组封面调查《基金黑幕》，将中国股市中的“基金神话”一下子刺破了。这个“说真话的孩子”是一个28岁的无名小卒赵瑜纲，他是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的研究人员，为了对基金管理的现状做一个例行的调研，他以1999年8月9日到2000年4月28日为区间，对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的22个证券投资基金进行了追踪，将它们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的汇总记录细致分析，写出了《基金行为分析》和《基金风格及其评价》两份报告。就是在这两份报告中，赵瑜纲披露了投资基金大量的违规、违法操作事实。报告是在5月份形成的，很快就以非正式的方式流传到了社会上，并最终落到了被证券界一些人称为“最危险的女人”、《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的手上，在她的坚持下，《财经》以选编的方式刊发了赵瑜纲的报告。此文一出，顿时平地掀起千重巨浪。10月16日，被点名的10家基金管理公司联合发表声明，指斥《基金黑幕》一文以耸人听闻的形式刊发颇多不实之词和偏颇之论，它们自称：“中国的基金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基金黑幕》依据的资料数据采样不准确，研究方法不科学，对基金的交易行为的判断与事实严重不符。该报告的作者和《财经》严重违背了新闻客观、公正的职业操守，对中国基金业两年来的试点成果给予全盘否定，是可忍孰不可忍。”10家基金公司因此强烈表示要追究作者和媒体的诽谤责任。被质疑职业操守的胡舒立毫不退缩，她当即在3家证券报上发表声明，称《基金黑幕》资料具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符合客观、公正的事业原则。当时，国内经济学界一片噤声，而众多的财经媒体或因利害关系或因真相未明而不置一词，舆论一时间空前压抑。就在基金公司发表声明的10多天后，10月29日，吴敬琏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记者的采访，谈了他对“基金黑幕”的看法。吴敬琏说，“第一，10大基金这个声明说是多处不实，但它没有举出来最基本的核心的事实是不实。对倒、倒仓这些活动，我想是《财经》这篇文章最主要的指责、指控。因为这是一个触及《刑法》的问题……操纵市场是刑事犯罪。第二，怎么可能10大基金公司共同互保？难道他们之间互相的账在他们内部都是公开的吗？他们的操纵行为都是互相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吗？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不可想象的。10大公司本来各个之间是竞争对手嘛。而且法律上说他们不能够串谋来进行交易活动，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怎么能够互相证明呢？如果这个证明是有资格证明的话，那肯定就是说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完全是共同商量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就是违法行为了吗？”记者接着追问：“就算是基金管理公司出了一些问题的话，按照您的说法这笔账应该记到谁的头上？”吴敬琏坦率地直指监管当局，他说：“一个市场，如果普遍地违规违法，那就要考虑了。这个环境引诱人们走向违规违法，那么就是有关当局都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首先是监管机构，然后是司法机构，那都是负有责任的。当然比如说行业的自律，还有我们的传媒，我们都是有责任的，有的是有行政责任，有的是法律责任，有的人是一种道义责任，包括经济学家。我们都是一个社会人，在这里面你是鼓励让这个市场正常化起来，你是在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还是在帮那些违规违法、自己当了暴发户而把中小投资者套住了、坑了的人，你是站在哪一边？”那段时间里，有关方面正在隆重纪念中国证券市场恢复10周年，歌颂和总结的文章正层出不穷。《财经》对基金业的揭黑以及吴敬琏的呼应，无疑让部分管理高层人士很不舒服。吴敬琏多年的学术搭档周小川于2000年2月刚刚调任证监会主席，他提出“资本市场要在规范的基础上发展”，而一些人则对此攻击说，“规范，规范，再规范，就会搞垮中国资本市场”。日后吴敬琏回顾自己之所以挺身直言时说，“《财经》发表《基金黑幕》之后，公众表达了极大的关切和义愤，但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在对峙之中，人们便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接受了中央台的采访”。中央台的节目播出后，在全国产生了震动性的效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吴敬琏连续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在与《南方周末》记者陈涛的对话中，他颇为激烈地说：“在某些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领导人看来，证券市场的功能就是为获准上市的企业圈钱解困。对于另一些懂得金融市场交易特性，又有某种权力背景的人来说，则把它看作一个可以进行违法违规操作而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从中小投资者（他们往往被某些人轻蔑地看作可以任意宰割的‘股民’）口袋里大把掏钱的良好场所……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坑害中小投资者的活动愈演愈烈，以致简直成了市场活动的常规，证券报刊的习惯用语。中小证券投资者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却无能为力。他们郁积于胸间的愤懑之情，只要看看《基金黑幕》发表以后投资者在网上发表的言论，就可见一斑。同时，不止一篇良心未泯而又勇于仗义执言的证券业从业人员揭露黑幕的文章，也印证了受害的中小投资者所言非虚。”吴敬琏的参与让“基金黑幕事件”顿时升温。12月4日，证监会主席周小川接受采访，表示欢迎媒体对证券业、资本市场发表意见，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给予依法处理。据后来的调查结果显示，10家基金公司中，除了两家，其余均被发现存在“异常交易行为”。吴敬琏的勇敢和率直让他的声望达到了顶峰。在此之前，在公众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居于庙堂之上的“体制设计者”，而此刻，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吴敬琏出现了。2000年12月，中央电视台第一次评选“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由100位经济学家和50位知名财经记者共同组成的评选委员会选出了10位表现最活跃的“年度人物”，他们是吴敬琏、柳传志、田溯宁、梁定邦、彭作义、周厚健、张瑞敏、张宏伟、求伯军和王石，在10位当选人中，吴敬琏唯一以学者的身份入选，并获得了“年度人物”第一名的大奖，在网络票选中他遥遥领先，排在“人气排行榜”首位。在获奖者专访中，主持人问白发苍苍的吴敬琏：“我们曾经把冰心老人称作是‘中国文坛的良心’，那么现在也有人把您称作是‘中国经济界的良心’。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中，‘经济’这两个字无处不在。大家都在讲钱，都在讲创造财富和盈利，良心这两个字有什么用处？ ”后者答道，“中国老话就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市场经济它需要一个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关系，没有这样一种信任关系，如果靠尔虞我诈是发展不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在专访的最后，主持人颇有感慨地说：“旧的一年过去，好在我们把良心留下了。我们也许不需要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们需要敢讲真话、讲实话的经济学家。”12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记者潘园对吴敬琏的专访，题目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吴敬琏直言，“我感到不满足的是，1984年以后一些方面的改革仍然进展太慢”。他说：“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的基本道路。其后的党代表会议要求在‘七五’（1986~1990年）期间建立起商品经济的基本框架。这个任务没有完成。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要求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那时到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有了很大进步。但是市场经济的有些重要架构，例如现代金融体系，还有待建立。阻碍改革推进得更快的一个因素是旧的意识形态的障碍，但更重要的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在这段时期的文章和言论中，吴敬琏一再提及“既得利益集团”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个名词，这在几年前是罕见的。他认为，“改革确实会带来痛苦，但这些痛苦并非都来自改革自身，而是来自改革以外的东西。其中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人为的，不客气地说，有人就是要在里面搅，想浑水摸鱼”。他对记者谈到，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种错误的倾向—有人打着“维护社会主义”的旗号来打击改革；也有人打着“改革”的旗号来反对改革。改革的阻力既来自旧观念，更来自既得利益。而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既得利益，有的产生于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有的来自前期不规范的改革。例如，在规范化的基础上发展证券市场要求，就受到一些人的反对，说这是“打击新生事物”。有些人说这种话的原因是不了解经济学的道理和事情的真相，但是，也有些人对事情本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们这样说，只是因为代表着一种利益。这种打着“改革”的旗号反对改革的说法和做法危害甚大。第一，它延缓了建立规范化市场经济的进程。第二，使受到这类不正常行为损害的人们误以为这种不正常状态是改革带来的，从而产生对改革的反感和对立的情绪。而这些人正是我们要为之寻求公平的对象。在解释什么是“改革的大关”时，吴敬琏是这样回答的：“现在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就是因为体制未改的国有部门还支配着一些重要资源的主要部分。这是当前许多困扰我们的经济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据此，他提出了“目前在经济改革方面需要重点解决的四个问题”：其一，按照“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调整所有制结构；其二，尽快解决私营企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其三，市场经济的支持性系统亟待建立，主要是金融系统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其四，要确立公正透明的游戏规则，要确立法治。要使老百姓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并使他们有足够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要让官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受到法律的监督。就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刊出的第二天，12月30日，中央电视台的《对话》节目为吴敬琏做了一个专场，主题是《感受吴敬琏》。这是全国观众第一次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位真实的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的形象和表现符合他们对“经济学家”的某种想象：一位温和的儒雅长者，充满了智慧和责任感，面对公众时稍稍有点拘谨。主持人沈冰问：“我不知道吴老师您在参加那个颁奖晚会（指刚刚举办过的年度经济人物颁奖晚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有没有想到有一天作为一个学者也能够站在聚光灯下？”吴敬琏很诚实地回答说：“像我们这种当老师的或者做研究工作的碰到这种场面有点手足无措，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怎么会在点击率上得了那么高的票数？”主持人问：“那您觉得您为什么人气会这么旺呢？”吴答：“也许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的折射，普通的大众投资者声音太小，他们说话的舞台缺乏……也许至少岁数大一点，也许可以说得更多一点。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本分。”接下来提到了“基金黑幕”。主持人问：“对于这样一个事情，您为什么一定要站出来说呢？”吴答：“我一听说我们的电视台和一些报刊想要请我们经济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人发表意见，但是他们都有很大的顾虑，我觉得这是非常不正常的。”问：“您那个时候有顾虑吗？”答：“马克思说过，利益会把仇神招到战场上来，这是意料中的事，断人财路嘛。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是经济学家嘛。我们经常说，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科学，就是说，它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它是什么’，这是经济学家的基本职业道德。”在观众提问环节中，问：“咱们国家现在全面炒股，这种情况，对国民生活将会带来什么影响？”吴答：“资本市场要扩大，应该要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直接投资，应该说是好的现象。但是全民炒股，讲的就不是投资了，我看是不正常的。这说明我们没有为我们的大众，提供一个好的投资机会……我们没有给我们的大众准备这样好的投资场所，所以他只有在股市里面看涨落，希望通过这个能够得到回报。炒作过程中，赚钱的人赚的是谁的钱呢？他不是在生产发展中创造财富得来的钱，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转到他的口袋里，靠这个炒作来让一个民族富起来，这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是不可能的。美国有个经济学家叫加尔布雷思，他说美国人特别健忘，20年前被崩盘咬了一口，过了20年又忘了。我们这个忘性更大，几个月就忘了。”《北京青年报》的一个记者谈了她对吴敬琏的感受：“我第一次接触吴敬琏教授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大学刚毕业去采访他，以后上‘两会’，每年我都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见着他被记者围追堵截的那个情况，我对他的印象是：他的嘴对着领袖的耳朵，但他的脚站在百姓的中间。”这段话在现场激起了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吴敬琏看上去非常腼腆和谦逊，他显然不习惯这种热烈的、被追捧的场面。这时，他谈到了顾准：“首先我要说我不是先知先觉，这两天好多人都问我你怎么先知先觉，早就知道这个网络要崩盘，我只不过是注意各种事情，另外用经济学理论去分析各种现象，如此而已。我自己在相当长的时候，可以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晚期吧，才稍微懂得了一点道理。我的老师、朋友顾准说的，要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那样去解剖这个社会经济关系。”这是一场充满了温馨气息的电视访谈节目，女主持人现场播放了一段交响乐，吴敬琏马上听出，这是捷克作曲家贝多伊齐·斯美塔那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的第二乐章《沃尔塔瓦河》。他告诉观众，和老师孙冶方特别喜欢雄壮、战斗的贝多芬不同，他更喜欢“舒缓一些的音乐”，比如莫扎特，“我喜欢他的钢琴奏鸣曲，因为我们这种职业常常处于激烈的辩论，而且这种激烈的辩论，它常常又有利益的背景，所以它就比较紧张。莫扎特对人类的善意，能够让你平静下来，从人性的角度说，莫扎特很有深度……他对这种人性的解释，我觉得非常能够使自己心平气和起来。有的时候在什么辩论会上，不管是经济学家吵架还是跟领导激烈辩论，这种时候打开来听一听。”节目的最后，细心的沈冰发现，“吴老师的生日就是在1月24日，也就是我们国家的农历初一。”她代表栏目组和全国观众，将一盘斯美塔娜的《我的祖国》音乐片送给了吴敬琏。这一节目在观众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但是也有人批评说：这个节目吹捧了一个人（指吴敬琏），这个人又吹捧了另一个人（指顾准），应该停播。看来吴敬琏是犯了某些人的忌讳了。2000年12月31日，吴敬琏是在书桌前度过的。在过去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编辑一部作品集，书名是《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现在，校订已经完成，初步决定下一年开春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在2000年的最后一天，他坐下来写了一篇序言。近段时期传媒对他的赞颂和嘉奖，以及前一天录影现场的其乐融融，似乎都没有让他的心情变得轻快，相反竟还有点黯淡。他写道：“当我在2000年年初着手编这本集子时，心情确实有几分沉闷和沮丧……从经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可以说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特别使人沮丧的是，我们不得不继续谈论5年前我就已提出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的低效率，日益猖獗的腐败，经济关系的混乱与失范，改革过程中财产再分配的严重不公，以及金融诈骗、股市泡沫、公权不彰、法治不行等等。”从1950年春天进入南京金陵大学经济系求学至今，吴敬琏在经济学领域已经浸淫了整整50年，他由一个青涩的激进青年成长为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可是，他对自己满意吗？在序言中，他竟有点自责地写道：“经济学在改革中的作用发挥得怎么样？我总感到，在这迫切需要经济学家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推动改革前进和在改革过程中尽力保护大众利益的时候，我们做得很不够。这固然有社会环境方面的原因，也与我们自身的努力不够有关。所谓努力不够，有两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学识方面的……另一方面的缺点，则是没有能够在改革这一巨大社会变革中实现自己作为社会良知的职能。”他写完这段文字的时候，当然不会料到，序言中的很多内容将很快面临考验。书房之外，一场更猛烈，已然酝酿生成的风暴正在不远处等待着他。2008年5月12日，四川的汶川地区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举国陷入空前的悲恸之中。几乎与此同时，国内外的宏观经济局势也突然发生了逆转。美国华尔街因次贷风波引爆了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欧美消费市场突然疲软萧条，吴敬琏在2004~2006年所担心的景象终于出现了，以粗放式增长为特征的中国出口导向经济遭遇重挫。从2008年年初开始，数以十万计的中小企业纷纷倒闭，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使得东南沿海的众多劳动密集型外贸工厂无以为继，大量外迁或歇业。深沪两市自1月起就暴跌不止，从最高的5 499点一路下探到5月底的3433点。6月份，央行与银监会颁布《关于金融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时称“限贷令”，一把关掉了对房地产企业的信贷闸门，楼市价格应声下滑，阴跌不止，各城市的土地拍卖更是频频流产，那些靠土地出让金维系行政支出的地方政府叫苦不迭。在内外交困的大氛围中，一年前还受过热困扰的中国经济陡然间陷入可怕的大萧条，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几乎全数停歇。面对突如其来的大变局，政府、学界及企业界显然都没有做好应对的准备。7月中下旬，吴敬琏和厉以宁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表了自己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看法，他们给出了两个不同的“药方”。7月22日，吴敬琏在上海参加《解放日报》的文化讲坛，同台企业家有联想的柳传志、阿里巴巴的马云和正泰集团的南存辉。吴敬琏在演讲中警告，中国经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上，他建议一方面要坚持货币政策的总量紧缩，另一方面要从机制上改善和提高企业的效率，鉴于大量中小企业因信贷紧缩和市场的萎缩所面临的困难，他呼吁给企业减税。在他看来，中国的税收已经连续18年保持年均20%以上的增长，“现在到了该减税的时候”。同时，他建议放活民间的金融产业，让“地下钱庄”变身合法化。他在讲坛上的警告似乎引起了企业家们的严重关注。就在7月23日晚间，马云给内部职工发出一份题为《冬天的使命》的紧急电子邮件，要求员工警惕宏观经济周期性起伏带来的巨大风险，“不要过多考虑股价波动问题，而是肩负比以往更大的责任，不能让自己倒下”。这是第一个提出要“做好过冬准备”的中国企业家。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厉以宁在北京的一次讨论会上对当前宏观形势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当前反通货膨胀的措施不当、时间过长，下半年的首要任务是防止通胀衍变为滞胀。因此，他建议松动银根，扩大信贷规模。8月底，吴敬琏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访问，再提主张用供给方面的政策刺激经济的意见。这位对政策设计十分娴熟的经济学家深谙其中之道。在他看来，货币和财政政策都是短期政策，关键在于时机和力度的掌握，一旦错过最佳时机，就可能步步被动，招招皆错。他对记者说：“最大的隐患有些人不愿意听，人无远虑，近忧必至，这是三四年前就已经讲过了，靠要素投入、出口导向一定会产生很严重的问题……我看货币政策不能松，但金融应该搞活，小企业贷款、民间银行，都应当做。”吴敬琏始终不太赞同粗放式投资的拯救方案，而寄希望于重要体制的改革。对于信贷松动的呼声，他警告说：“从发票子到物价涨，有一个时间的滞后期，按西方的说法起码是8个月。发票子的时候，高兴得不得了，说是空前繁荣，等到物价涨的时候怎么办？”就在这次专访后的半个来月，9月15日，华尔街突然传出全美四大投资银行之一的雷曼兄弟控股公司破产，一场金融风暴迅速传导至全球，引发二战以来世界经济最大的一次震荡。就在这一天下午，中国的中央银行宣布下调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在此后100天时间里，连续5次下调利率。同时，国务院宣布了一个轰动全球财经界的“四万亿拯救计划”，信贷的口子陡然大开。在这期间，吴敬琏又莫名地卷入了一个“间谍门”的风波之中。就在8月下旬，吴敬琏刚参加了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办公会议，从外地回到北京，一条短信已经在国内各家媒体主编的手机上快速地流传：“吴敬琏涉嫌出卖国家情报，已经被有关部门以间谍罪带离调查。”这实在是一条太惊人的消息，几乎所有的人都将信将疑。到8月28日上午，美国新闻网站博讯网发布了一条消息，似乎一下子证实了传言的真实，该网站在一篇没有作者署名的新闻中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因涉嫌为美国担任间谍工作，被国家安全部门调查。博讯网宣称消息来源是中国境内读者的“爆料”，因为没有吴敬琏本人的电话，所以“没有办法求证，只好先发消息”。到中午，海外一些网站纷纷转载这一消息，并添加了一则“秘闻”，称吴敬琏身中“美人计”，曾向一名美籍华裔女性泄露某些机密。8月29日中午，台湾“中央社”随即也进行了转发。一时间，国内外舆论哗然。在当时的各种传言版本中，还有人将“间谍门”与不久前的另一则财经事件联系在一起。在8月19日，摩根大通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忽然对外透露，中央政府正在开会研究，“将出资2000亿~4000亿元人民币刺激经济”，这一消息导致第二天的上证股指大涨将近180点。传言说，摩根大通在期间获利甚巨，而龚的消息就是吴敬琏泄露给他的，吴因此获罪。①8月29日下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官方网站的首页刊出声明，称：“近日网上流传吴敬琏教授的一些不实传言，也有不少人来电询问并关心吴教授的近况。我们刚刚与吴敬琏教授通过电话，他目前工作及生活一切正常，并将于2008年8月30日如期出席相关学术会议。”第二天，吴敬琏出现在北京郊区顺义的一个会场上，参加天则经济研究所与广东人文学会联合举办的“改革开放30年研讨会”。至此，平地生起的“间谍门”事件才得以平息。在一年后的口述史中，吴敬琏也没有对此有更详尽的评论，不过他显然认为这是“有心人”的有意为之。倒是周南在事发当日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讲了一番颇有意味的话，她说：“吴敬琏的性格可能是造谣者的诱因。他说不能违背良心和规律，说一些奉承的话、迎合的话，所以可能得罪了一些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此荒唐的传言居然能够堂皇流传，而且攻击的对象竟是形象一直非常正面的吴敬琏，由此确可读出利益角斗的复杂和暗潮汹涌。北京大学的传媒学副教授胡泳评论说：“这是一起典型的以颠倒黑白的动机制造和以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传播的网络事件。”更有论者认为，“各方的利益诉求和利益驱动，最终促成了吴敬琏‘谍案’流言的出笼，这也是牛头不对马嘴的流言会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2008年9年20日，从“间谍门”事件中脱身出来的吴敬琏出现在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举办的论坛上，在深思熟虑之后，他第一次比较详尽讲述了自己对本次金融危机的系统性看法。当时，阴霾密布，人心飘摇，连格林斯潘都认定这是1929年以来最大的金融灾难。人们迫切地想听到老练的吴敬琏的声音。他在演讲一开始就说了三句话—“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健体强身，自求多福”。第一句话说的是美国，第二句是中国，第三句是应对之道。他分析说，当今的世界金融系统出了大毛病，最基本的问题就是美国，美国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储蓄率太低，储蓄率从来没超过10%，怎么维持经济的运转？它就利用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用这种方法借全世界的钱来投资和消费，维持一个很高的生活水平，这样就造成了全世界的流动性泛滥。关于中国当前困局，他不同意是“突降灾难”。他说：“现在有一个说法，没有人想到2008年中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突然就爆发了，在政府里面有人这样说，经济学家中也有人这么说，在我看来不是这样的。这就讲到了从本世纪初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一种增长方式一定会造成内外失衡，现在就是这两个内外失衡碰头了。这种增长方式有两个特点，一个特点就是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另外一个特点是靠出口需求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前者造成了很多恶果，使投资率不断提高，而消费率不断下降，而且投资的效率不断下降，金融系统内的潜在不良资产大量积累起来。后者，就是大量的商品出口，辅之以本国货币贬值。”接着，他再次重复2006年做过的分析：“1994年外汇改革之后，人民币深度贬值，这就标志着全面转向出口导向政策。跟其他采用这种政策的国家和地区一样，在成功执行了10多年之后，就必定会出现外汇存底的大量积累，本币升值压力增大，贸易摩擦加大。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实现汇率形成的自由化（市场化）机制。我们在这方面的改革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到2007年6月，中国外汇储备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大量的货币发行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不外是三种情况一是资产价格上升泡沫形成，二是CPI（消费均价指数）上升诱发通货膨胀，第三种情况就是二者兼而有之。于是，房地产价格和股价猛烈上升，在一开始，我们把它看成是形势大好，后来发现控制不住了，就想用行政的方式把CPI用各种方式管住。现在，CPI管住了，可是股市、房地产市场摇摇欲坠，另外企业产品出场价格指数（PPI）倒挂了，实体经济整体萧条，终于成了一个疑难杂症。”在剖析了国内外局势后，吴敬琏提出了“标本兼治”的应对之道：“标就是运用我们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稳住市场，不要让它崩盘，而且尽量保持大部分中小企业能够继续运转，但是根本问题还是要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在这里，吴敬琏又回到了他一贯的主张—“增长方式的转变就是要强身健体、自求多福。世界经济的格局不可能有大的改变，我们至少不要当冤大头。自求多福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转变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的症结在于制度性障碍，所以要真正实现转变就是进行改革，消除制度性障碍。”日后发生的事实表明，吴敬琏的建议并没有成为主流意见而被政策部门采纳。10月28日，上证股指跌到1 664点，市场信心全失。从11月份起，在中央政府的指示下，四大商业银行开始大举放贷，每月新增贷款成几何级增长，11月新增额为4 769亿元，接着是7 400亿元、9 000亿元、万亿元，到2008年3月放出空前的万亿元天量。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6月的8个月中，新增放贷总量近8万亿元，掀起了一个至热的投资狂潮。这些贷款中的八成以上被大型国有企业所获得，而投资方向则为铁路、公路和各项基础建设设施，民间戏称“铁公基”。在资金突然巨额放松的情况下，股票市场率先活跃起来，在2008年的上半年，中国股市放量振荡，一扫前期低迷，增幅为全球第一。房地产的表现更是惊人，它以出人预料的速度回暖，各大城市的土地拍卖相继创出令人瞠目结舌的“地王”价格。在中国的投资热浪拉动下，全球的能源价格也立即上弹，铁矿石、石油和有色金属等价格扶摇直上。在很多人看来，在哀鸿遍野的金融危机笼罩下，中国经济再一次“奇迹”般地率先冲出了危机。对于这样的景象，吴敬琏并无喜色。在他看来，有两个问题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是，宏观手段对微观经济的干预边界到底在哪里；二是，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从2008年年底到2009年的政策取向，实际上，是对2004年那次宏观调控政策的又一次固化。它最终呈现为三个特点；第一，“宏观调控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政策主轴，“看得见的手”变得越来越强大；第二，经济增长主要倚靠巨量投资，而不是着力于转变增长模式和产业升级；第三，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中央企业得到偏执性的扶持，民营企业被边缘化。在金融危机最动荡的时刻，欧美各国政府纷纷出手拯救经济，连最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也将一些陷入危机的银行收归国有化，由此，国内经济界再次出现国家主义思潮强劲回归的迹象。2009年3月3日，吴敬琏在《经济观察报》上撰文《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从经济史的角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需要注意的是，经济学中两个学派（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是在自由市场机制，即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范围内进行的，这并不意味着有哪一个学派主张回到政府包办一切的计划经济旧体制去。即使他们支持对某些企业实行国有化，那也只是一种短期的应变措施，而不是一种长期的制度安排。20世纪社会经济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提示我们：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加以确定。”进而，他将笔触回到了对当前政策的反思上：“我们还必须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在中国，人们常常把宏观经济管理（宏观调控）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微观干预混为一谈。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微观干预之实，实际上等于复辟命令经济。这不但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损害经济的活动，还会带来强化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泛滥等恶果。这是必须坚决制止的。”到了10月23日，在上海的“2009浦江创新论坛”上，吴敬琏在演讲中批评说，4万亿经济方案，实际上打压了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起到拉动民间投资的作用，还产生了挤出效应，产生了“国进民退”。他引用调查数据说，70%以上新的技术创新都出自小企业。“如果我们热心于创新的话，一定要帮助小企业上来，给他们信心。”除了对宏观调控的方式提出警告之外，吴敬琏的另外一个担忧是，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问题。正如他在2007年8月那次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所预料的，大量的放票子一定会形成“空前繁荣”，然后接着就是资产（房地产、股票）泡沫和通货膨胀生成。如果体制性矛盾无一得到解决，新的、更大的危机将会如影随形，如期而至。2009年6月30日，他在一份送交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问卷答案中写道：“目前对宏观经济政策走向看法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对我国经济近年来困难成因的不同分析。主流的意见把困难成因归结为以美国金融泡沫的崩溃和由此导致的中国企业出口订单的减少，认为我们只要用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创造足够的需求，来维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待到西方国家经济走出困境，增加出口，中国经济就可以全面复苏。”面对上述意见，吴敬琏认为“不符合实际”。他仍然坚持在2008年9月的那次上海论坛上所给出的结论，认为是美国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及中国经济粗放增长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接着，他对两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进行了纠正。其一，有些论者对西方经济复苏寄予很大的希望，认为只要它们恢复进口，中国在出口导向政策的支持下，粗放的发展方式又可以继续运行下去。他觉得这种想望恐怕不太现实。因为，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储蓄率已经提高了7%，这意味着至少最近不会需要过去那么多的净进口；其次，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正在致力于改变美元作为唯一国际储备的状况，建立受到国际监管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两方面的演变说明，靠出口需求支撑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持续，应当自求改变。其二，他对人们经常所谓的“三驾马车”（消费、投入和出口）之说提出了异议。他认为，“三驾马车”的分析乃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的变形，着重研究短期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经济问题，这可以说是一种短视，说得严重一点，是一种误导。如果用“三驾马车”的态势来预测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势，这意味着不管用什么样的办法，只要能够使总需求增长，就能维持GDP增长稳定上升的趋势。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的误用，极易造成宏观经济决策的偏差。吴敬琏最终指出，我国经济存在的两大问题是—效率低下、污染严重的生产方式和腐败蔓延、贫富悬殊的分配格局，其根源都在于马克思曾经进行尖锐批判、西方国家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已经抛弃的粗放增长模式……而解决之道则是，在采取短期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市场稳定的同时，坚决执行“十一五”规划和“十七大”关于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决策，激发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活力，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实现产业升级和增长转型，以便消除经济危机最深刻的根源。惊心动魄的2009年在“保八”成功的欣喜中走进历史，而面向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2010年1月，吴敬琏在为《财经年刊》所写的文章《集中力量解决长期增长中的问题》中，再次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对过往一年多中国经济表现的观点。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从应急性的短期政策转向处理长期发展中的问题”。他写道，现在人们普遍承认，中国经济在2009年实现了GDP增长的“V”形回升，现在的问题是：从更长的时间跨度看，能否保证今后的经济走势不会出现另一个“V”字，二次探底，出现人们所说的“W”行走势。在我看来，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解决中国经济长期存在的问题。所谓“长期问题”就是，中国经济采取了一种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出超）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从而导致了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形成等难题。在吴敬琏看来，单纯依靠向国民经济注入流动性的短期政策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采取增加海量投资和贷款的办法来增加需求，是不可能长期持续使用的。2009年所实行的巨额投资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引发了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的形成，货币流通正在加速，国民经济面临着资产价格膨胀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危险。因此，吴敬琏警告说，如果只专注于短期经济政策，用注入流动性救市而忽视长期问题的解决，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却在“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那就会埋下再一次资产负债危机和高通货膨胀的定时炸弹。那么，着眼长期的关键又是什么？吴敬琏的答案是，必须要促进居民的消费，而其基本的办法有二，一是增加就业，二是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换而言之，就是必须努力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优化经济结构，保证持续稳定的增长。吴敬琏不无担忧地写道，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并不是一个现在才提出的口号。早在1995年到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规划中，就已经规定了实现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转变的任务。2006年到2010年的“十一五”规划不但重提这一话题，还列举了转变的具体途径。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少数地方，成效并不显著。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吴敬琏以为原因不外有二：其一，这一转变遇到了许多体制性的障碍；其二，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还有待建立。他一言以蔽之曰，“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何谓东风？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是也。吴敬琏的生命只与两个字有关—“救国”。80年间，他的“救国”主题有过3次转折：20岁前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科学技术迷”，信仰的是“科学救国”和“产业救国”；35岁前，他相信“革命救国”，认定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将让自己的国家摆脱贫困，变得无比强大，“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60岁前，他信奉“经济体制救国”，坚信市场经济将是中国变革的终极目标；而此后的他发现，唯有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体制才可能完成现代化的目标，他成了“法治救国”的倡导者。即便在晚年的忧虑与不安之中，吴敬琏也没有失去他本质上的那种满腔希望。从顾准、孙冶方到吴敬琏一代，他们深受唯物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的熏陶。“受难者”顾准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人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顾准的这种思想也同样影响了吴敬琏，使他在认识论上确信人类具有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相信民众以及一个国家能够摆脱迷茫，最终选择理性和趋优化的道路。吴敬琏的人格特征，似乎可以如此描述：他是一个批评性精神与建构性人格的混合体。在50多年的经济学家生涯中，他一直努力保持思想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在他看来似乎是最最重要的。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你对自己成为决策层智囊是否感到骄傲？”他当即回答说：“智囊不智囊的，一点不重要，作为经济学家首要的职责是研究科学，发现真理，做一个有独立立场的观察者。”他的女儿吴晓莲也这样评论他的父亲：“公众可能认为我的父亲距离决策层很近，但我不觉得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只是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学者，向决策者提出尽可能正确的建议，至于被不被采纳，那是另外一回事。”从本性而言，吴敬琏不是一个好斗的人，他同“计划派”人士对阵作战，与一些学者激烈辩驳—有时候还包括多年的老朋友，在晚年，他与某些激进的网民“势不两立”，在这些过程中，他并没有感到什么乐趣，甚至还因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付出了代价。然而，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必需的。同时，他又总是以建构性的角度来思考所有的问题，即便在最困难的局面中，他仍然希望找到一条可能的出路。自20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知识阶层就形成一种善于颠覆、乐于破坏的“悲情情结”，非“极左”即“极右”，视改良主义为“犬儒”，对中庸和妥协的精神抱持道德上的鄙视，这实际上造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多次反复与徘徊。吴敬琏的学术人生无疑与这两种极端主义格格不入。在公众舆论及学界，吴敬琏常常遭到“误读”。有人因“吴市场”之名，认定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主张把一切都扔给市场来解决；也有人因他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及政策设计人的身份，认定他是中央行政集权的最大拥护者。而两种观点似乎都有偏颇。吴敬琏的经济理论要复杂得多，与放纵任何一方相比，他似乎更相信“有限”—有限的政府、有限的市场、有限的利益与有限的正义。即使对于他所情有独钟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那也是一种在别无选择情况下无奈的“次有选项”。所以，他总是向人重复在1988年维也纳“改革经济学国际讨论会”上从东欧同行那里学来的一句仿丘吉尔论民主制度的话：“市场经济是一种不好的体制，但它在人类可能实行的制度中是最不坏的一个。”①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的社会变革正是呈现出一种渐进、改良的特征，尽管一直到今日，它仍然没有到达真正的终点，然而它确乎在质疑和摇摆中走出了一条曲线前行的道路。而这正可谓是吴敬琏式的胜利。晚年的吴敬琏因种种言论而遭到指责，不过，他越来越清晰地看到了改良主义对中国的重要性。在一篇题为《“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都会带来灾难》的读书笔记中，他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同时将之与整整40年前，顾准与他在牛棚里一再苦思的那个问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联系在了一起。他用饱含历史感的文字写道，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暴政—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当“也曾相信过”革命将会给中国带来“地上天堂”的顾准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亲眼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顾准的回答是：“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为什么激进的革命道路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新的专制主义？”吴敬琏的思考答案是 — 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震荡，“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吴敬琏由这个结论，进而推演到对中国现代化的思考—对于当代中国人来说，值得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中国政界、学界、企业界有识之士痛定思痛，在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国家这一基本共识的基础之上，开始了市场取向的改革。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中国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的差异，往往对于这些矛盾的由来作出了不同的解读，提出了不同的解救之策。在这种社会矛盾突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防止各种极端派的思潮撕裂社会，造成两端对立，避免“不走到绝路绝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防止这种悲剧的关键，在于具有不同政治倾向的人们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讨论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吴敬琏继续说，有些人认为，在暴君与暴民之间二者择一、一治一乱，是中国历史的宿命，只能听之任之而无法逃避。我认为这个结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历史上的轮回，是旧的社会结构的产物，而不是不可改变的。近代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使中间力量主导社会发展趋向成为可能。在现代经济发展阶段，技术专业人员和经营专业人员的作用变得不可或缺，而且人数也越来越多。新中等阶层成为追求自由、平等与社会和谐的中坚力量。目前中国也进入了这个过程。主要由专业人员组成的新中等阶层，包括各类科研人员和学校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和技工、中高层经理人员和一般公司职员、医护人员以及公务员的队伍正在迅速壮大。虽然我国新中等阶层的利益自觉和公民意识都还有待提高，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中更多地具有现代文化技术知识的部分，追求的是经济生活和政治环境的稳定改善，他们和社会弱势群体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是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完全可以依靠，也必须依靠的力量。从吴敬琏的这些文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读出梁启超、邓孝可、邓季惺、顾准的影子。这个在病床上偷听延安广播的年轻人，这个在劳改队里默默苦思的中年人，这个在中南海勤政殿孤身出战的老者，这个在讲台上一站就是几十年的知识分子，最终在伟大的改良主义传统中找到了思想的归宿。他和那些前辈一样，反对暴力，相信人的基本正直，相信渐进的力量。2009年10月1日，是共和国建国60年的大庆。就在9月底的《财经》杂志上，吴敬琏发表洋洋3万言的长文《中国经济六十年》①，回顾改革历程，再度呼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其进程更加不容耽误，中国经济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作为60年经济变革的目击者、参与者及政策谋划人之一，吴敬琏总结说：“在中国改革历程中，各个阶段的多种改革措施是相互穿插的，在前一阶段施行的改革中往往蕴含后一阶段主要改革措施的某些萌芽；后一阶段施行的改革，又常常保留前一阶段改革的某些遗产。”在肯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不小进展”之后，他进而谈及，新世纪之初，“由于改革有所放缓，社会矛盾的态势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在他看来，主要有三方面的问题。其一，当国有经济改革改到能源、电信、石油、金融等重要行业的国有垄断企业时，改革步伐就明显慢了下来。近年来，围绕重要行业中，国有企业究竟应当“进”还是应当“退”的争论又起，社会上又出现了被媒体称为“再国有化”或“新国有化”现象。这种“回潮”的趋势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有些领域在已对民营企业进入发放“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往后退缩，不让民营企业继续经营；二是一些国有独资和国有绝对控股的公司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使这类企业的垄断地位进一步强化。其二，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行政干预，在“宏观调控”的名义下有所加强。自2004年开始，“宏观调控要以行政调控为主”成为正式的指导方针，各级政府部门纷纷以“宏观调控”的名义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和控制，使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大为强化，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则遭到削弱。英国的阿克顿勋爵说：“权力易于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行政权力的扩张，导致寻租活动制度基础扩大，使腐败日益盛行。其三，政治改革滞后。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口号，“十六大”又重申了这一主张，而且还提出建设民主政治和提升政治文明的问题。但是，10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如《物权法》、《反垄断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都用了13年的时间才得以出台。对于一个所谓“非人格化交换”占主要地位的现代市场经济来说，没有合乎公认基本正义的法律和独立公正的司法，合同的执行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的参与人为了保障自己财产的安全，就只有去“结交官府”。于是，就出现了寻租的“新动力”。在剖析上述三大问题的实质时，吴敬琏毫不留情地认为，“我国社会中目前存在的种种权贵资本主义现象，究其根源，就在于不受约束的权力对于经济活动的干预和对于经济资源的支配”。他警告说：“改革的时间拖得越长，新旧两种体制之间积累的矛盾就会越多；既得利益者积累了更多的利益，也就有更多的动力去阻挠可能影响自己利益的进一步改革。社会存在的种种矛盾，尤其是与经济问题相关的不公事实，根源在于改革不彻底，而非改革本身。”就这样，吴敬琏再次擂响了改革的大鼓。战士已经垂垂老矣，却似乎仍有披袍再战的勇气。10月30日，吴敬琏给中欧国际工商学院2008级的EMBA班讲完了最后一课，学员们起立鼓掌。一位学员代表大家赠诗一首曰：“大音希声闻洪钟，大象无形睹真容。八十春秋谱华章，百年风云笑谈中。”吴敬琏是中欧最早的中方教授之一，早在1984年，国家经贸委与欧共体管理教育基金会在北京合作开班，为中国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授课，吴敬琏是学术委员会中唯一的中方委员。1993年，中欧想要把办学基地南迁，吴敬琏拜会了上海市老市长汪道涵和时任副市长徐匡迪，促成此事。在过去10多年里，作为中欧的创院人之一和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他以《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为教材，给每个班的学生授课30学时，课程名称为“中国经济”，这是中欧的王牌课程，也是最受学员欢迎的课目。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没有告别讲台的打算，对他而言，这是他的“战场”。在一次授课中，他对300多位听课的企业家学员说：“我希望，我的生命终结在讲台上。”在2009年的最后两个月，他奔波于各地，参加了中欧的管理年会、上海的“浦江创新论坛”、浙江的“长三角论坛”等等，与各地的官员和企业家座谈，切磋观点，探讨改革。他依然保持着冷静而理性的思想锐度。到2010年的1月24日，吴敬琏会迎来80岁的寿诞。对于这位中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来说，这80年是一个与自己的国家图强求富、蹒跚前行的80年。在一个物质至上、平庸的商业年代，吴敬琏的故事像那只最后的理想主义的风筝，它以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凭风飘弋，任狂风骤雨不能让它断线坠落，无论是光亮或昏暗的天空中，它总是保持着不合时宜的姿态，让人们在仰望中生出别样的勇气。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个有限的人生实在无法穷尽时代所有的秘密，即便聪慧、勤奋如吴敬琏者，也是难免。中国的历史实在太过漫长，自公元前21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所形成的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传统几乎成了国民性中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它的高贵与顽痼一样的深重，打断它，谈何容易。相对于变革的漫长，人生实在太短暂，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敬琏在口述史中自称是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往往在现实世界里面，就会变得很悲观。”不过接着他又说，“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可能被打断，它必将曲折而前行。”在2009年的8月和9月间，他还腾出时间完成了长达20多个小时的长篇口述史讲述。他的记忆力之好令人吃惊，尽管已年届80岁，却仍然能清晰地记起1972年中科院经济所图书室管理员的名字。在那次讲述中，对生命的感恩，对所有朋辈的感念与追忆贯穿了整个叙述，命运将如此多的际遇与冲突涂抹在一个人的身上，让一个温和的人成长为一个勇敢的战士，让生命以如此充满磨难而纯洁的方式绽放。吴敬琏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本薄薄的传记也许只展示了有限的一部分。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要回到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场景中去。那是一个天空蔚蓝的清晨，在爱琴海微波荡漾的春风里，苏格拉底与他的学生柏拉图进行着一场睿智的对话。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漫漫的2 400年，可是那思想的光芒仍如海面上粼粼泛动的碎银般的日光，永生永世，总在后世人们举目眺望的视线之中。这些声音后来被编辑在了一本叫《理想国》的书中，在《何为哲学家》一章中，有一段这样的对话—柏：如果好奇能算是爱智的话，那么你会发现许多荒谬的人物都可以叫做哲学家了。所有爱看的人都酷爱学习，那些爱听的人也不在少数—这种人总是看不到他们参加任何认真的辩论，认真的研究；可是，仿佛他们已经把耳朵租出去听合唱了似的，一到酒神节，他们到处跑，不管城里乡下，只要有合唱，他们必到。我们要不要称这些人以及有类似爱好的人为哲学家？苏：绝不要。他们只是有点像哲学家罢了。柏：那么，哪些人是真正的哲学家呢？苏：那些眼睛盯着真理的人。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年代，还没有“知识分子”或“经济学家”这些称谓，而事实上，他们辩驳的对象便与本书主角的人生志趣相去无远。80年来，这位名叫吴敬琏的中国经济学家用历经劫波的生命证明，自己是一个“眼睛盯着真理的人”。首先我必须要感谢吴敬琏老师，是他给我这个机会，得以完成对他的口述史的记录和整理。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完成多个“任务”。我想描述一个爱国者、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同时，也想记录过去60年中，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理论及路线争论。正如我在书中记述的，在吴敬琏的身上，似乎流淌着一个神秘的传承。他的伯外公是清末“保路运动”的发起人之一，那个事件直接诱发了颠覆清帝国的武昌起义；他的母亲是大名鼎鼎的邓季惺，《新民报》的女主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女大侠”。青少年时的吴敬琏是一个激进的“左翼”青年。20世纪50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的吴敬琏进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那里聚集了一批同样年轻而充满了激情的青年学者。然而，让人叹息的是，在随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青春与这个国家一起陷入混乱的漩涡。吴敬琏与当时最重要的两位经济思想家—顾准和孙冶方有过近似传奇的交往，他们在去世前都把遗作的整理工作交给了这位清秀而善于思考的后辈。从47岁起，吴敬琏才真正进入学术的爆发期。随着“四人帮”被打倒，中国进入到了改革开放的新纪元，在其后的30多年中，吴敬琏以他独立思考、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气质和务实深邃的经济思想，成为中国知名度最高，也最受尊重的经济学家。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史上，吴敬琏之重要性在于，他几乎参与了建国之后所有的经济理论争议—我粗略做了一个统计，从1964年到2009年，他参与了12场重要的论战。自80年代中期之后，他是多场论战的主角，有些甚至是由他发动和主导的。这些论战主题涵盖了众多的改革困局，展现出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者为国家进步所做的思考与努力，也呈现出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诡变。他的一些理论思考和政策建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改革的路径，其得失利弊留待后来者细研。在长篇口述中，吴敬琏细致而坦诚地回顾了这些论战的细节以及自己的反思，为改革史的梳理留下了宝贵的材料。我研究吴敬琏，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对一个人的好奇心，我的愿望是找到一些能够让我们走得更远一些的启示。在吴敬琏身上，我不但看到了一个丰满生动的生命，更目睹了几代中国人寻找经济自由的漫长轨迹，重温了改革者的所有欢欣、苦恼与彷徨，触摸到了中国变革“与生俱来”的特征—它的民族性、惯性及变化的种种可能性。我仿佛是一个潜水者，一次次竭力地沉潜到思想的深水区，我能感觉到空气的稀薄，感觉到黑色压力的渐增，感觉到四周的宁静中所暗藏着的“理论的暗礁”。很多次我不得不放弃，返回水面，稍事休息后再竭力下潜。此书的写作时间超过了我的预期，推迟了整整一个月，以至于我不得不在一个论坛上向吴敬琏做说明。到最终完成书稿的今天，我仍然不能对自己满意，这块思想的深水区一定还有可以下潜的空间，那里更加的厚重、晦暗乃至危险，然而因为我的功力和勇气所不及，竟不能到达。“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本书所叙的人和事，在今天读来，都已颇有“古典”的韵味，如邓季惺的独立、顾准的气节、孙冶方的坦荡、蒋一苇的“托孤”，乃至“吴厉之争”、吴敬琏与周南的爱情，等等等等。数十年间，成千上万的青春被燃烧成一块块不堪入目的焦土，那些颠簸流离的理想星散成白山黑水间的民谣绝唱，然而，对国家的热忱却始终被所有的人共同呵护。在做口述史期间，有摄影师来为吴老拍照片，一行人走在中欧安静而优雅的草坪上，我很感慨于时代的奇妙。一代人或许真有一代人的使命，其血脉传承，曲折微妙，却从不改倔强的本色，中国之未来，不在于有多少机器、多少黄金、多少高楼，却在于我们每一代有怎样的人，100多年来，那条独立思想、追求国家复兴的血管还在热烈地奔流，这大抵是最伟大的希望。此书得以完成，我要感谢周雪林博士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田珊、李辑，感谢《第一财经》的章茜、曾捷，感谢我的助理陆斌、崔璀和朱琳。感谢《巴莎男士》提供的书封照片。感谢我的责任编辑蒋蕾和沈家乐。在书中我参考了《吴敬琏》和《我和爸爸吴敬琏》两书中的部分内容，感谢柳红和吴晓莲。感谢我的太太邵冰冰和女儿吴舒然同学，她们再一次陪伴我度过了枯燥的“写作生产期”。最后，我必须还要记录一笔的，是镜头外的一个镜头。在那场口述史的访谈中，最动人的景象其实出现在摄像机的拍摄之外。在每次长达3个多小时的对话中，同样年近80的周南—她只比吴敬琏小了9个月—始终默默地坐在两米开外，吴敬琏记不起某个人名或某个时间时，会不由自主地把头转向她。1952年，正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的吴敬琏因病住院，在疗养院，他认识了一个长相娇小而秀气的女病友，名字叫周南。近30年来，吴敬琏一直奔忙于国事，要么在北京做研究和给博士生上课，要么在各地调研、授课和演讲，周南一直在他的身后，默默地为他打理所有的杂务。回想50多年前的某个日子，两位风华青年走到了一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对彼此有过怎样的承诺。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从来未曾分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宛若一个经历风雨，却从未破碎过的中国童话。吴晓波于2010年1月杭州大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