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相关 开篇“只是一切都过去了。据说，这是孟小冬晚年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她不说“一切都过去了”，而是说“只是一切都过去了”。如果她说“一切都过去了”，那么人们就可以感受得到她对过去了的人和事的确已经从容而淡然。但是，她却在“一切都过去了”之前加上了“只是”两个字。这也许是她无心的非刻意而为，却恰恰从中透出她心底隐秘之处仍然错综杂乱。“只是”，包含了太多无法言明的东西，可以理解为“不论……，只是……”，也可以理解为“哪怕……，只是……”；更可以理解为“尽管……，只是……”。这“不论”、“哪怕”、“尽管”后面的一切，客观上，是过去了；主观上，却沉淀在了她的内心深处。它们组成了她的人生，于是，她这一辈子，就是不想耿耿于怀似乎也不行了。长久以来，孟小冬这个名字，留在很多人记忆中的，已不单单是一代红伶，一介名优，而是一个在旧时代受封建遗毒侵害、历经坎坷的悲惨女人。很多人为她两次为人妾、一生无后而掬同情之泪。于是，无论何时提及孟小冬，总绕不过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梅兰芳。有人说，梅兰芳开始了孟小冬的悲剧人生；也有人说，孟小冬使梅兰芳的清白人生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些说法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不免失之偏颇。梅兰芳选择了孟小冬，孟小冬也选择了梅兰芳。这是他们的选择。如果说孟小冬选择梅兰芳，结局是悲剧的话，那么，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当归于她是女人，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的女人，是一个生活在旧时代却偏偏以唱戏为生的女人。这一切，使她的命运不可逆转。有一句话似乎已经成为经典：性格决定命运。换句话说，选择，也决定了命运。梨园世家梅兰芳的家世背景清晰明了孟小冬身世成谜梅兰芳出生于梨园旦行世家，三世唱旦孟小冬成长于梨园生行世家，三代唱生“老佛爷”赐梅兰芳祖父“胖巧玲”孟小冬的祖父人称“老孟七”无论孟小冬真正的身世如何，她成长于梨园世家，那是肯定的。这样说来，生活在梨园世家，这是梅兰芳和孟小冬唯一的共同之处。既然如此，他们最终踏上戏路，并非仅限秉承子续父业、光宗耀祖的中国传统家族观念，而是无从选择，也不能选择。自宋代起而遗留下来的“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籍陋习到了清末虽已不再具有强制性，但它的余毒仍然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对于梅兰芳和孟小冬来说，命运早就为他们铺就了一条艰辛却光辉的艺术之路。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细细辩清世界的真相时，就已经无奈地站在了艺术的起跑线上并跨进了京剧之门。到梅兰芳和孟小冬这一辈，梅家和孟家都是三代梨园。梅兰芳的祖父叫梅巧玲。他有个雅号，叫“胖巧玲”。说来很有意思，这个雅号的来历，跟“老佛爷”慈禧太后有关。由于梅巧玲生得脸圆体胖，和他为人的一团和气相称，爱看他戏的慈禧太后就赐了他这个雅号。这位爱好看戏的老佛爷还有点美学眼光，她说巧玲身材的肥胖恰能显示雍容华贵。在祖父梅巧玲之前，梅家世代以雕刻为生。道光十年至咸丰十年间苏北里下河一带的水患不断，导致无数人家沦为赤贫，梅巧玲的父亲梅天材穷病而死，巧玲和两个弟弟随母亲颜氏逃难江南，可富庶的江南并没有改变一家人的命运。颜氏不能眼见儿子们饿死，只得忍痛先将八岁的长子巧玲卖给苏州的一个江姓鳏夫作义子。之后巧玲的两个弟弟下落不明，颜氏只身回到故乡，不久也饿死了。梅巧玲被卖到江家，逃却了饿死的噩运。义父江某一度也将他视为己出，但好景不长。江某在娶妻生子之后，对巧玲的态度就变了。有一天，江妻在屋里的炉子上用砂罐烧红烧肉，吩咐巧玲照看着。巧玲不小心将砂罐碰翻了，当时没人看见，巧玲自然不敢声张。等到大家追究起来，发现巧玲的鞋底下沾有肉汁，这下惹了大祸。江某夫妇怒发冲冠，借口巧玲做了坏事还抵赖，竟三天三夜不给巧玲饭吃以示惩戒，把巧玲饿得天昏地暗。还是家里的一个厨子起了善心，偷偷用荷叶包了点饭给他吃，这才算没有饿出个好歹来。在巧玲十一岁那年，江氏夫妇又将他卖了出去。梅巧玲这回被卖到一个叫“福盛班”的戏班子作徒弟，这是梅家与京剧结缘的开始。那时，京剧已经形成并正急速成长。梅巧玲苦学皮黄，历经磨难。福盛班班主杨三喜善长昆曲，却以虐待徒弟闻名。他对徒弟非打即骂，还特别喜欢用硬木板打徒弟手心，据说巧玲的手纹都给打平了。有一年除夕之夜，杨三喜莫名地就不给巧玲饭吃，让巧玲抱着他的孙子杨元在地上拣饭粒吃。许多年以后，梅巧玲做了四喜班班主，也收了徒弟，杨元被请来给学徒教戏。也许是自小耳濡目染，杨元对学徒也很苛求，动不动就要挥舞木板条。梅巧玲对杨元说：“这儿不是福盛班，我不能看着你糟蹋别人家的孩子，干脆给我请吧。”杨元后来死在一个庙里，没有人去理会，还是梅巧玲心软，派家人将杨元的尸首收殓了。梅巧玲离开杨三喜后，跟了一个叫夏白眼的师父，这又是一个喜欢虐待徒弟的师父。梅巧玲在他手上也吃了不少苦头。直到跟了第三个师傅罗巧福，他才算是彻底脱离了苦海。罗巧福人很厚道，他原是杨三喜的徒弟，满师后独立门户开课授徒，他见巧玲在夏白眼那里受尽折磨，很不忍心，便花了一笔钱将巧玲赎了出来，收在自己门下。罗巧福教戏很认真，从此巧玲安心向罗巧福学皮黄，进步很快。至于梅巧玲究竟是什么时候进京的，目前已无法考证。可以确知的是，梅巧玲满师后也自立门户。他此时还不知母亲早死，两个弟弟也已不知去向，派人到家乡去，打算接家人出来同住。梅巧玲直到死也没有打听到家人的下落。那么，他是不是有可能是在出师后随即进京的呢？梅巧玲工花旦，却又不满足于本行，他大胆革新身段、表情、神气、台步以及扮相，打破了过去京剧舞台上贞女烈女“行不动裙、笑不露齿”的动作程式，又吸取青衣的唱工技巧，逐渐红透京城，成为“同光十三绝”之一，也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成为班主（另外三个班是三庆班、春台班、和春班）。梅兰芳日后在京剧舞台上不断创新和变革，与其说是基于他具有顺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善于听取有识之士建议的从善如流的虚心态度，倒不如说是他的血管里本就流淌着祖父遗传下来的永远向前的血液。他不仅完全继承了祖父不安现状勇于冲破传统樊笼的个性而在祖父奠定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光大了“花衫”这一融青衣、花旦于一炉的新的表演方法，更延袭了祖父诚实好学而精通音韵、唱腔、书法的文化素养，正如梅兰芳自己所说：“我好结交、善看书、爱绘画及收集文物的习性，也可说是祖传给我的天资。”孟小冬的祖父孟七，本名孟福保，又名孟长七，“孟七”是他的艺名。在他的三子孟鸿荣被人称为“小孟七”后，孟福保就被人称作“老孟七”了。孟家祖籍山东济南。跟梅巧玲不知何时进京一样，孟七具体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的，已无从考证。据估计，是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之后。一个唱戏的，如何跟太平天国运动扯上关系呢？这颇具戏剧性。早先，孟七和他的哥哥孟六一起在戏班里唱武生和武净。太平天国运动风起云涌时，年轻的又有一身好武艺的孟七怀着一腔热血毅然脱离戏班，南下江苏投身太平军。他在军中是否建立功勋，甚至是否真正意义上参加过和清军的作战，都不得而知。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在军中办了一个同春班，因为孟七是唱戏出身，又有武艺，自然而然地被聘为同春班教习。闲时，他教徒授艺，当然，既教唱戏，更教武艺。战事间隙，他们以唱戏、表演劳军。自然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孟七不得不重操旧业，北上搭班，继续以唱戏为生。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进了京。目前可知的是，他在北京最早搭的戏班是久和班，常演《铁笼山》、《收关胜》、《八蜡庙》、《下河东》、《大名府》、《武十回》等武戏。由于他武艺超群，当时的受众群又都是男子，偏爱武戏，因此他很受欢迎。同治初年，他应上海丹桂茶园老板刘维忠的邀请，和同班的杨月楼、任春廷、沈韵秋等同往上海。从此，他滞留于沪。梅巧玲1860年娶著名小生陈金雀之女陈氏为妻。陈氏心地善良，善于治家，比梅巧玲小2岁。两人婚后育有二子二女。两个儿子，一个是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一个就是他的父亲梅竹芬。梅雨田年轻时就有“六场通透”的美称，是公认的戏曲音乐家。他之所以从事戏曲音乐，跟父亲梅巧玲有关。梅巧玲有“义伶”之称，但他的“义”并不总能得到回报，当角儿或场面（即乐队成员）闹脾气而告假罢演时，梅巧玲痛心疾首之余便在妻子面前发牢骚说：“我一定要让咱们的儿子学场面。”仿佛老天爷有意成全梅巧玲，梅雨田从小就喜欢音乐。他出生于1865年，刚满三岁，就坐在一个木桶里，抱着一把破弦子，叮叮咚咚地弹着玩。八岁时父亲问他想学什么，他说：“我爱学场面。”梅巧玲听了别提心里有多欢喜。此后，他便把京城里的吹拉敲弹各路好手都请来教儿子。“四喜班”的琴师贾祥瑞成为梅雨田的开蒙老师，京城其他名手如李春泉、樊景泰、韩明儿、钱春望都教过梅雨田。梅雨田天资聪慧，在音乐方面也有天份，吹拉弹拉样样拿手，无论什么一学就会，终于没有辜负梅巧玲的一片苦心和厚望。梅雨田性格孤僻高傲，常与和他合作的演员闹不愉快。当时的场面只有六人，分武场、文场。武场有单皮鼓、大锣、小锣；文场有胡琴、月琴、三弦，而胡琴又兼笛子、水镲、唢呐；月琴要兼铙钹、笛子、唢呐；三弦要兼堂鼓、海笛、唢呐。梅雨田因为无论武场还是文场，无论胡琴还是月琴样样精通，因此就有了“六场通透”称号。有几年，梅雨田被召进宫，为著名老生、“谭派老生”的创始人谭鑫培操琴。谭老板的唱腔，梅雨田的胡琴，配上鼓师李五的鼓，可谓珠联璧合。三人被公认为是最理想的搭档，可却因各自孤傲的性格而常闹意见，外界一会儿传他们散伙了，一会儿又说他们和好了，莫衷一是。不过只要一上台，谭老板唱得来劲，梅雨田便弹得畅快，李五的鼓敲得也痛快，唱得拉得打得，三人之间的配合天衣无缝。梅兰芳没有见过他的祖父，甚至梅巧玲去世时，梅竹芬也只有十岁。后来，梅竹芬和著名武生杨隆寿的女儿杨长玉成了亲。她就是梅兰芳的母亲。杨长玉出生于1876年，比梅竹芬小四岁。梅竹芬遗传了梅巧玲善良温顺的性格，做事认真而不投机取巧。他最早学的是老生，后改小生，最后承乃父衣钵，唱青衣花旦。因为他的唱法极似梅巧玲，长相也酷似父亲，故有“梅肖芬”之称。当时，梅竹芬搭班福寿班。班里有些演员常闹脾气，告假不唱。每到这个时候，班主总是让竹芬上场代唱。他也从不推辞，而且每次唱的都是梅巧玲的唱工本戏。戏班为多挣钱，营业性的演出异常频繁，又有经常性的外串堂会。梅竹芬因家境每况愈下也不得不卖命地唱。长期的劳顿，使他身体倍受摧残。二十六岁时患上“大头瘟”，吃了药也不见效，只几天功夫就死了。对于梅竹芬的早逝，最悲伤的自然莫过于梅兰芳的祖母陈氏，她痛心地说：“竹芬是累死的，因他忠厚老实，什么累活都叫他干。”因此，她对班主有些怨恨。竹芬出殡那天，班主在灵前痛哭流涕，陈氏心里想：“你们恐怕不容易再找到这么一位好说话的角儿了。”梅家只有梅巧玲一人在京，巧玲生了两个儿子，二儿子梅竹芬英年早逝，加上长子梅雨田一生无子，而梅竹芬又只有梅兰芳一个儿子，所以，人丁不旺，传承也就很单一。孟家却不一样。老孟七和其兄孟六都工武生、武净。老孟七育有七个儿子，除了七子未入戏界外，其余六个儿子均从事戏曲。长子孟鸿芳，幼随父习武生，后改工文武丑。民国初年，他在上海搭麒麟童周信芳的班，常演《小上坟》、《杀子报》、《串珠八出》等戏。更多的时候，他跟周信芳合作演出。次子孟鸿寿，幼年因病导致发育欠佳，两足内翻，有点跛行。老孟七有意让他司鼓、操琴，后来成为鼓师。不过，他好胜心强，非常好学，武艺竟然也不输兄弟。由于他长相怪异，不仅矮胖，而且“头大如斗，腰阔数抱”，因此，他很聪明地选择工丑行，最终由鼓师转行成为丑角，擅演《花子拾金》、《戏迷传》、《盗魂铃》、《傻子成亲》、《猫狗告状》、《洞房献佛》、《水底大》、《强中强》、《十八扯》等。他嗓音宏亮，不仅擅长生、丑行，也能唱旦角戏，而且还积极排演新戏，因此一时成为众戏班争扮的好角，终成名丑。他自称“第一怪”。三子孟鸿荣，也就是“小孟七”。他之所以有此雅号，是因为他最像老孟七。当然，这个“像”，不仅是长相，更有技艺。也就是说，在他的身上，最能体现老孟七当年的风采。其实，他幼年学的是武旦，师从王庆云。老孟七为什么让小孟七以武旦开蒙，不得而知。不过后来，小孟七还是转入了“正行”。在老孟七于“小金台”科班任教习期间，小孟七进入该班，转学武生、武净，也学老生戏。不仅如此，他还擅长编剧，编演过《鹿台恨》等剧。老孟七六个从艺的儿子中，只有四子孟鸿祥不是登台唱戏的演员。正如梅家出了一个场面一样，孟家也有一人从事戏曲音乐，他就是孟鸿祥。孟家第五个儿子，也就是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因排行老五，人称“孟五爷”，工武净和文武老生，擅演《铁笼山》、《收关胜》、《艳阳楼》、《通天犀》等剧。民国初年，“伶界大王”谭鑫培受聘南下上海演戏，孟鸿群有幸和谭鑫培合作《连营寨》，饰演赵云，深得谭老板赏识。这是他一生最为自豪的经历。跟他合作最多的沪上名角儿是周信芳，他们曾合演过《大名府》、《宋教仁遇害》、《要离断臂》等。六子孟鸿茂是老孟七继室所生，也出科于小金台班，初学花脸，后改工文丑，曾和四大名旦之一的荀慧生合作过《小放牛》，和名老旦龚云甫合作过《钓金龟》，和四大须生之一的高庆奎合作过《戏迷传》等。在丑行，他也算首屈一指。30年代，他曾应丽歌唱片公司之邀，灌录了一张旨在宣传禁烟的《烟鬼叹》唱片。孟小冬是否孟氏血脉，目前存有争议。在30年代的小报、剧刊上登载的有关孟小冬的身世介绍，基本上别无二致，都说她是孟家后代，祖父孟七，父亲孟鸿群。然而，民间却传说她非孟鸿群亲生，而是孟鸿群在汉口演出时领养的。关于领养的时候，有两种说法，一说此时是清朝末年；一说此时她已经7岁了。这么说来，她似乎应该是汉口人。又传说孟小冬本姓“董”。孟鸿群在汉口演出时，寄居在戏院附近一个姓董的人家。董家有四个女儿，小冬是老三，原名令辉，乳名若兰。当时，小冬很爱听戏，常出入戏院。孟鸿群见她聪明伶俐，又酷爱唱戏，闲时随口教她唱几句。谁知，她唱得竟然有模有样，令孟鸿群十分惊异，觉得这孩子将来定能成大器，便有心栽培她。在汉口的演出期满后，孟鸿群要回上海了，有些舍不得小冬，董家女儿多，便将小冬送给了孟鸿群。从此，小冬成了孟鸿群的女儿。据说，孟鸿群之前一直称小冬为“小董”，之后，大概是在她十五岁时，孟鸿群将其更名“小冬”，并改“董”为“孟”姓。此说有些牵强。如果孟小冬被领养时的确是七岁，那么，孟家祖籍是山东，后来定居上海，就山东人、上海人的称呼习惯，不可能称呼一个只有七岁的姓董的小女孩为“小董”。除此之外，她出生于1908（或1907）年，十五岁时，应该是1923（或1922）年。实际上，她在1919年12月首次离沪去无锡演出时，就已经使用“孟筱冬”的艺名了。因此，她在十五岁时更改姓名的说法，便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孟小冬非孟氏所出的说法又并非空穴来风。上海作家沈寂曾经撰文称他于50年代初在香港拜访过孟小冬，孟小冬亲口告知她的身世。沈寂在文章中这样写道：我提起孟氏的名伶世家，不知道她是出于对我的信任，还是另有原因，竟然告诉我有关她自己的一段身世秘史（或许已不是秘密，而我却是第一次听到，估计很多人并不知道）。她目光黯然，神色苦涩。“我非孟氏所生……”只说一句就停口。我当然很是惊愣，也不便多问。然而这句话对我始终是个谜。如果“非孟氏所生”的确是孟小冬亲口所言，那么它就证实了民间传说。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也十分蹊跷，从另一个侧面似乎又否认了这样的传说。孟氏祖籍山东，自孟七开始，由北京移居上海，从此生活繁衍于此。据说，孟小冬出生于上海。她在谈到她是哪里人时，不说是山东，也不说是上海，却说是宛平。比如，50年代，著名老生余叔岩的好友孙养农撰写了一本《谈余叔岩》，作为余叔岩的弟子，孟小冬亲书序言“仰思先师”，署名为“宛平孟小冬”。她的弟子李猷回忆说，孟师曾亲口对他说她是“河北宛平人”。“河北宛平”原属河北，50年代初归属北京。也许正是据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和《中国京剧史》等戏曲词典中，都说孟小冬的祖籍山东，是北京人。孟小冬之所以说她是北京人，恐怕缘于祖父孟七曾在北京生活过，而且孟七的儿子，即孟小冬的父亲孟鸿群很可能就出生在北京。她一方面说她“非孟氏所生”，一方面却又以孟鸿群的出生地作为自己是北京人的依据。那么，她到底是不是真的说过“非孟氏所生”这句话呢？如果她非孟氏所生，那么，她又为什么说自己是北京人呢？不知是不是她欲言又止而故意留给后人一个难解的谜，还是她的确另有苦衷不得言明。总之，关于她的身世，恐怕无人能说得清了。尽管孟小冬身世成谜，但她成长于梨园世家，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也就注定她日后必然以唱戏为生，就像梅兰芳出生于梨园世家一样。梅家除了梅巧玲、梅雨田、梅竹芬父子三人从事着唱戏这一行外，梅兰芳的祖母、母亲、姑母、伯母也都出身梨园。祖母陈氏是著名昆曲小生陈金雀的千金，母亲杨长玉是有“活武松”之称的著名皮黄武生演员杨隆寿的女儿，大姑母嫁给了旦角演员秦稚芬，二姑母的丈夫是武生演员王怀卿，伯母是旦角演员胡喜禄的侄女。不同的是，梅兰芳以男人身份唱了旦，孟小冬以女人身份唱了生。台上的阴阳颠倒拉近了他们的关系，成就了他们的故事。正因为梅家三代在舞台上饰演女人，梅兰芳的性格柔弱而温和，不急不躁不怨不怒，永远的彬彬有礼谦和从容从善如流；孟家不是武生就是老生，加上老孟七早年还征战过沙场，性格自然相反。孟小冬虽然是女人，但她在舞台上饰演的却是生，不是小生，偏偏是老生。角色需要她摒弃妇人的柔绵和哀怨，取而代之以阳刚和霸气。日久天长，她的性格中刚烈的成分更多一些。这是他俩的不同，也许也是他俩无法天长地久的原因之一。梅孟之恋孟小冬定居北京，拜师陈秀华——梅兰芳频繁接待外国友人，梅宅成了“外交场所”——梅、孟合唱《游龙戏凤》——梅、孟两情相悦，渐生情愫——梅兰芳有妻室，前有王明华，后有福芝芳，还有无疾而终的刘喜奎——友人撮合，梅孟结合，另择新屋而居孟小冬以一出《四郎探母》在北京城一炮而红，又因为和梅兰芳合作《四郎探母》而迅速跻身名角儿行列，演出邀约纷至沓来，她忙得不亦乐乎。频繁演出、灌录唱片，使她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这个时候，她认为可以将父母家人接到北京来了。其实在她离沪赴京之前，孟鸿群就已经产生了移家北京的想法。当时，他对小冬说，你先去看看，如果能在北京站稳脚，我们就过来。因此，孟小冬如此急切地决定全家定居北京，除了北京是京剧的故乡，京剧界泰斗级人物都在北京，在这里能有更好的艺术发展等因系之外，在孟家人的心里，似乎还存有落叶归根、衣锦还乡之类的朴素观念。此时孟家，孟鸿群因为身体原因，已很少登台，即便登台，也只能唱些小戏，戏份很少。因此，孟小冬实际上已经成为孟家顶门立户的支柱了。一家人全都指望她的演戏收入维持生计，自然地，她在哪儿，他们也应该跟到哪儿。既然孟小冬在北京奠定了事业根基，那么，他们必须跟随她而去。很快，孟鸿群、张云鹤夫妇将上海的家清理之后，带着小冬弟妹一起乘火车奔赴北京。在这之前，孟小冬在北京东城的东堂子胡同购买了一处住宅，房子不大，小冬自住一间，师傅仇月祥住一间，父母住一间，三个弟妹合住一间，就已经住得满满当当的了。孟鸿群身体原本就虚弱，加上旅途劳顿，刚到北京就病倒了。于是，孝顺的小冬又请了一个女佣，负责家里烧饭买菜打扫卫生等杂事，还请了一个看门的男佣叫海公段，负责照顾三个弟妹。如此，房子就显得更拥挤了。孟小冬的琴师孙老元并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但他天天要到孟家为小冬吊嗓、说戏。这里吊嗓，那里锅碗瓢勺叮叮当当，还有弟妹们的打闹，父母的呵斥，等等，院子里显得异常吵杂。想想长此以往不是个事儿，孟小冬狠狠心，决定搬家。当初，孟鸿群之所以下决心让小冬离沪到京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冬的舅舅张桂芬也在北京唱戏。他是汪派老生，艺名“小桂芬”，虽不能和余叔岩、谭富英、言菊朋、马连良这样的名老生相比，但也算得上是角儿。于是，小冬委托张桂芬找房子。不久，孟家又乔迁，迁居东四三条内的一个大四合院。将家安顿好，孟小冬在演出之余，忙着拜师了。按照北京梨园行的行规，只有入了行会，注了册、登了记，被承认而符合了京剧演员的身份之后，才能正式作为京剧演员登台唱京剧。这里的“行会”，指是的“正乐育化会”。用一句话概括，“正乐育化会”是北京戏曲艺人的自治性行业组织。它成立于1912年，发起人是京剧演员余玉琴、田际云。它成立的时代背景，是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界走向维新道路之时。它成立的目的，是想通过自己的团体向同行们传播新思想、灌输新知识，以提高他们的文化修养，更好地在舞台上塑造人物，更好地发挥戏曲的教育功能，实践戏曲的社会责任。尽管“正乐育化会”只是一个行业性社会团体，并不具有政府职能性质，但是，它的权威性，是无可置疑的。一个演员能否在北京的舞台上登台唱戏，事先必须征得行会的审查、登记、批准。其中包括北京当地初入戏门的演员，以及初次由外地到北京，想要登台的演员，比如孟小冬，就属此类。所谓审查，即审查该演员是否具备登台唱戏的资格。也就是说，他的学艺经历、他的师承、他的技艺水平等。其中“师承”，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北京梨园行又有个不成文的行规，即外来的演员，无论之前是否坐过科，拜过师，到北京后，如果想在京城登台，还必须另外拜师，拜北京的师。当时，学旦角的角儿，大多数拜有“通天教主”之称的王瑶卿，而一般旦角，大多数拜吴彩霞、诸如香、赵绮霞等；学老生的角儿，主要拜陈秀华、鲍吉祥、张春彦等，而一般的老生，则主要拜陈少五、札金奎等。孟小冬此时，算得上是角儿了，因此她在北京拜的第一个师傅，是陈秀华。由于此时的拜师是入会的必经程序，因此不少刚到北京的演员，也就只将拜师当作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很敷衍，只是在拜师时按规矩送去孝礼，并不真正前去学习，空有师徒之名。孟小冬则不同，她是少数真心向学中的一个，时常向陈秀华讨教，虚心求学。这个时候，她似乎已经找准了方向，那就是主工余（叔岩）派。除了随师学习学习字眼、唱腔，每有余叔岩登台，她必前往观看，细心观察。有的时候，她还向余派票友请教。比如，对余腔有相当研究的名票李适可，就曾因孟小冬之请为她传授过余派技艺。拜了师，取得了正乐育化会会籍，孟小冬正式成为北京梨园行的一员了。这段期间的梅兰芳，似乎大大减少了营业戏的演出，不为别的，只为他已不仅仅是一个以唱戏为生的演员了，而肩负起了对外交流的文化使者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政府、官方强加的，而是以他的艺术才华、人格魅力在民间自然形成的。1926年7月15日，新加坡维多利亚剧院，这里正有一场别开生面的西洋舞剧表演，男女主角是来自美国的“现代舞之父”泰德#8226;肖恩和“舞蹈第一夫人”露丝#8226;圣丹尼斯伉俪。其优美的舞姿与凄美的爱情故事中深深打动着观众，然而有华人观众却发现其中的一部取名《吴妻别帅》的舞剧似曾相识，除了人物、故事，甚至台上还出现了一名检场人员，手持一根带树叶的竹竿站在一旁，象征一棵树，随后由他撤去舞台上的椅子和其他物件。这岂不和中国京剧的舞台传统相一致？最让那些熟知梅戏的观众惊奇的是，吴帅夫人身上所穿的那套带水袖的戏装很像梅兰芳曾经穿过的。其实这个《吴妻别帅》正是取材于梅兰芳的《霸王别姬》，吴帅夫人身上的那戏装也是梅兰芳送的。就在前一年，肖恩夫妇率舞蹈团进行为期一年半的亚洲巡演。他们在北京演出三天也只能逗留三天，故抽不出时间观看梅兰芳演戏，却又对梅戏十分向往。梅兰芳慷慨大度地将他的剧团带到剧场，俟他们演出一结束，续演一场京剧。这不仅让观众喜出望外，更让包括肖恩夫妇在内的舞蹈团成员欣喜若狂，他们来不及卸妆就飞快奔向观众席，一睹梅的风采。观剧后，肖恩夫妇说“比想像的还要令人振奋”。出于舞蹈家的敏感，他们对梅兰芳美丽的手、优雅的身段、雍容的台风大为震撼，称“从没有见过如此深刻感人的异国情调的表演”，更认为“梅先生是复兴中国舞蹈的惟一真正希望”。次日，他们特地拜访了梅兰芳，三人相谈甚欢。临行，梅兰芳送给圣丹尼丝一套带水袖的戏装。肖恩夫妇回国后立即将《霸王别姬》移植改编成了一出十分钟的西洋舞剧，取名《吴妻别帅》，并在新加坡首演，从此该剧成为舞蹈团的保留剧目。论及梅兰芳与国际人士的交往，最早要追溯到1915年梅兰芳集中排演古装新戏期间。那年下半年，他用他的那部新编古装新戏《嫦娥奔月》招待了一个美教师团体。从此，每当有外宾来访，在招待宴会或晚会上，梅兰芳的京剧表演均成为保留节目。在此之前，在华外国人是不进中国戏园不看京剧的，在他们眼里，戏园充满了庸俗的喧闹和混杂的人群，京剧只是敲锣打鼓、尖声怪叫。梅兰芳改变了他们对京剧的观感，连美国驻华公使在看了他的戏后，也忍不住大声叫好，并向其国人大加推荐。于是，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与梅兰芳结识。也正是如此，梅兰芳得以跨出国门，将京剧引入国外。两次出访日本又去过香港后，更多的外国人知道并认识了他，他与国际人士的交往也就愈加频繁。1926年，他不但接待了意大利、美国、西班牙、瑞典大使及夫人，还与守田勘弥（十三世）、村田嘉久等50多位日本歌舞伎名伶同台献艺，更与瑞典王储夫妇“赠石订交”。粗略统计，他在那些年接待过国外包括文艺界、政界、实业界、教育界等各界各色人士多达六、七千。由于当时的北洋政府不愿意支付外交交际费，或者说因为腐败而拿不出钱来，梅兰芳每次接待外国友人就不得不自掏腰包。难怪梅家女佣张妈曾对梅夫人福芝芳开玩笑说：“梅大爷每次要花那么多钱开茶会招待洋人，我看早晚会让他们给吃穷了！”当年的美国驻华商务参赞裘林#8226;阿诺德于1926年11月29日撰文概括了梅兰芳那时期的外交活动，文章说：“那些在过去十年或廿年旅居北京的外籍人士，满意地注意到梅兰芳乐于尽力在外国观众当中推广中国的戏剧。他把自己的艺术献给祖国人民，使他们得到愉快的享受。与此同时，他在教育外国观众如何更好地欣赏中国戏剧表演这方面所尽的力量，也许同样可以使他感到自豪。我们祝愿他诸事成功，因为他在帮助西方人士如何更好地欣赏中国文化艺术方面所尽的一切力量，都有助于东西方之间的相互了解。”自从1925年8月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了《四郎探母》后，很多戏迷都盼望着两人能再度合作。不过那时，在营业戏中，男女演员尚不能同台，更不能同戏。然而，义务戏、堂会戏则是例外。因此，梅、孟若同台、同戏，只能同唱义务戏，或堂会戏。1926年下半年，机会来了！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王克敏为庆贺五十寿辰，决定办一次堂会。他这样的身份，应邀来唱堂会的，也一定不是一般人。于是，梅兰芳来了，孟小冬也来了。有人提议，晚宴后的大轴戏，理应由梅兰芳、孟小冬合作一出大戏。这个提议立即招来众人应和。梅、孟二人也没有表示反对。唱什么呢？一个生，一个旦，自然唱生、旦对儿戏，《四郎探母》唱过了，那就唱《游龙戏凤》吧。梅兰芳曾经和余叔岩多次合作这出戏，早已了熟于胸；孟小冬则有些发懵，因为她虽然学过，却从来没有演过。初演这出戏，她就要和梅大师合作，这着实让她大出冷汗。不过此时，她已经19岁了，心智早已成熟，又多次跑码头，舞台经验也很丰富，加上她年少成名，多少有些心高气傲，倔强而不服输。在外人面前，她哪里会承认唱不了。于是，他俩第二次合作的剧目就这样确定了下来。《游龙戏凤》又名《梅龙镇》，故事大意是：明朝正德皇帝假扮军官出游，当他行至山西大同府梅龙镇时，在一家酒店巧遇李凤姐，为她的美貌所诱，就用言语挑逗她，当他跟李凤姐进屋后，再不肯出来，又怕李凤姐喊叫而惊动当地官府，便吐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并封李凤姐为妃子。山西大同当时还流传着关于正德和李凤姐的几种传说，一说正德后来将李凤姐带回北京，可走到居庸关时，李凤姐就病死了；另一说是正德后来离开李凤姐时，李凤姐已身怀有孕，而正德回京后，就把凤姐忘了，凤姐一直在大同附近以卖炸糕为生。这虽说是一出著名的生、旦对儿戏，但提议梅、孟合作这出戏的人，似乎另有他图，换句话说，有些“心怀不轨”。从该出戏的故事内容便可知，戏里有些情节不可避免地沾染情色成分。很多年以后，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里明确说戏里有一些“庸俗琐碎的表演”。比如，有一场戏，正德从下场门出来，走到李凤姐身后，搂抱住她的腰。还有些场次，极具挑逗性。之前，梅兰芳在和余叔岩合作这出戏时，不断地删减其中他认为的庸俗琐碎的部分。但是，因为剧情需要，还是不可避免地存有两人打情骂俏的细节。在有些人想来，一个饰旦的男人，一个饰生的女人，本身阴阳颠倒，又在戏里眉来眼去、打情骂俏，甚至动手动脚，是很值得期待的事情，具有极大的想像空间。他们要看的，或者说，想看的，就是饰演正德皇帝的女人孟小冬，如何挑逗饰演李凤姐的男人梅兰芳。因此，尽管梅兰芳、孟小冬一板一眼地唱，规规矩矩地演，在欣赏艺术的人眼里，他们一个活泼俏皮，一个风流倜傥，有情但不色、不浪，然而在另外一些人的眼里，他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看着看着，有人提议，何不将他俩撮合成一对儿？这样的提议，就像当初有人提议让梅、孟合作一样，立即招来响应。梨园中人的婚姻，很符合“门当户对”这样的传统，也就是说，梨园人家互相结亲。“唱戏的子女只能从事唱戏”的户藉陋习，是对艺人歧视的一种表现。既然如此，有谁愿意将自家的闺女嫁给唱戏的？因此，在梨园界，艺人之间彼此通婚，便成了不得已而为之的习俗。以梅兰芳为例，他的发妻是名武生王毓楼的妹妹、名老生王少楼的姑母王明华，他的第二个夫人福芝芳，也是唱戏的出身。但是，王明华本身并不唱戏，福芝芳也是唱青衣的，梅、王和梅、福这样的结合，又能引起什么话题呢？而梅、孟则不同，他们的反差太大。生活中的丈夫在戏里却是柔情似水的美娇娘；生活中的妻子在戏里却是霸气十足的壮男。他们在戏里的表现，很容易让人对他们生活中的夫妻关系进行揣测和想像。从经济方面考虑，一对夫妻在戏里阴阳颠倒，那将会引来多少关注？从梅、孟两人来说，他俩经过两次合作，对彼此都有了一定了解。此时的梅兰芳，名气自不必说，又刚刚三十出头，相貌俊美，因性情儒雅而风度翩翩，很绅士。这样一个有型有名具有相当社会地位的男人，有哪个女人不会对他产生好感？孟小冬呢，正值妙龄，一双大眼，鼻子直挺，嘴唇饱满，从五官到脸颊的线条，于女子的圆润中，又隐现男子的直硬。眉目之间常常带了一丝忧郁，闲坐时，满是处子的娴静；回过神来，则又透露出一股迫人的英气。她的扮相俊逸儒雅，姿态柔美又不失阳刚；她的嗓音高亢、苍劲、醇厚，全无女人的棉软与柔弱，听来别有韵味。天津《天风报》主笔沙游天非常欣赏孟小冬，在文章中称之为“冬皇”，这一称号随即便被公众接受，“冬皇”美誉一时四传。这样一个有貌有才被广泛关注的女人，有哪人男人不会对她产生好感？于是，梅、孟互相吸引，理当在情理之中；日久天长，两人渐生情愫，也似乎不出人意料。可是，此时的梅兰芳，早已有家有室，而且先后娶过两个妻子——梅兰芳是在17岁那年（即1910年），和王明华结的婚。那时，孟小冬不过才3岁。王明华处事干练，能吃苦，会持家，而且通情达理。她刚嫁过来时，梅家还不富裕，她毫无嫌贫之意，而是尽心尽力操持家务。她的手也很巧，梅兰芳有件过冬的羊皮袍，因为穿得时间太久了，皮板子已经很破，但经她的巧手缝缀，就又可以让梅兰芳多穿一个冬天。每每看到妻子于天寒地冻的雪夜坐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光线一针一线地缝补时，梅兰芳的心中就充满愧疚和感激。随着梅兰芳渐渐走红收入日增，又见王明华如此能干，原来掌管梅家的梅兰芳伯父梅雨田便放心地将家里银钱往来、日常用度的帐目交由王明华。在她的细心安排下，梅家虽未大富大贵，但也安逸。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结婚的第二年就生了个儿子，取名大永；隔了一年又生了个女儿，唤作五十，儿子女儿都很乖巧。那时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家，总是与媳妇儿说起演出的情况，一边与儿女嬉戏，沉醉在天伦之乐中。王明华不仅在生活上妥贴照料梅兰芳，甚至于在他的事业上也能给他很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嫦蛾奔月》中嫦蛾的服装，老戏是把短裙系在袄子里边，在王明华的建议下，创作人员参照古代美女图，改为淡红软绸对胸袄外系一白软绸长裙，腰间围着丝绦编成的各种花围，中间系一条打着如意结的丝带，两旁垂着些玉佩。这种设计后来成为程式化服饰。嫦蛾头面的式样王明华也功不可没。头面的式样梅兰芳他们最初也取样于仕女画，可是画中人物只有正面侧面，很少见到有背面的，结果当梅兰芳转过身去的时候，后面的式样很不理想。这一难题最终是被王明华解决的，她的设计是，把头发披散在后面，分成两条，每一条在靠近颈子的部位加上一个丝绒做的“头把”，在头把下面用假发打两个如意结。不仅如此，王明华对于梳头也很能干。梅兰芳初期演古装戏时，出门往戏馆去，随身总是带着一个木盒子。那里面装的是王明华在家为他梳好的假头发，因为那种梳法连专门梳头的师傅都梳不上来。梅兰芳上台前只需把假头发往自己头上一套，一个精美的古代美人的形象便立刻出现了。时间一长，便有不明真相的人误以为王明华是亲到后台为梅兰芳梳头的。传来传去，假的传成了真的。王明华很可能就是听到了这个传言才决心真的到后台去帮丈夫梳头的。在当时的行规里，后台仿佛是一个神圣之地，是不容女人涉足的。王明华敢于将多年陈规一举打破，当然需要极大的勇气，也可略窥她的性格。王明华之所以如此，固是梅兰芳演古装戏的需要，事先做好带去毕竟不如现场做；同时也是因想要为丈夫排除干扰。一个演员走红之后，便如同亮起了夏夜之灯，免不了会招来各种虫蛾在身边乱扑横飞。演员受骚扰而影响事业，受诱惑而步入歧途的不乏其例。王明华一方面听见梅兰芳祖母对他这方面的教诲，一方面也是自己担心，于是毅然将为梅兰芳演出前的梳头、化妆等活揽了过来，因此得以常伴梅兰芳身边。夫人出马，梅兰芳身边顿时清静了许多。梅兰芳第一次到日本访问演出，王明华也是跟着去的。所以那次的成功，也有她的一份功劳。为了长伴在梅兰芳身边，王明华在与梅兰芳生了一双儿女之后，一时考虑不周，贸然做了绝育手术，却不料过后大永和五十两个孩子却因为当时的医疗条件太差而相继夭折了。从此，梅兰芳每晚散戏回家，再也听不见两个孩子欢快的笑声，心中的伤痛是难以言表的，但他看到妻子因怀念儿女形容憔悴不思饮食，整日里卧床叹息萎靡不振，他又不得不强打精神，掩盖起自己的悲伤，反过来安慰妻子。坚强的王明华自知如此颓丧势必影响丈夫的演艺，便又安慰丈夫：“你忙你的去吧，别担心我，我没事的。”夫妻俩就是这样互相安慰着支撑着度过了那些悲苦的日子。失去儿女的梅兰芳虽然伤心也未深责妻子，但他毕竟有肩祧两房、为梅家传宗接代的重任，因此，1921年，他又娶，新娘名叫福芝芳梅、福第一次见面是在1920年的一次堂会上，当时，梅兰芳前演《思凡》，后演《武家坡》，中间的一出戏便是福芝芳参演的《战蒲关》。梅兰芳对眼前这个只有15岁的小姑娘颇有好感，觉得她人长得很大气，足可以用《水浒》中宋江见玄女时描写的“天然妙目，正大仙容”来形容，又见她“为人直爽，待人接物有礼节，在舞台上兢兢业业”。细一打听，福芝芳原来是吴菱仙的女弟子，她正跟吴菱仙学习青衣呢。由吴菱仙对梅家的感恩图报心情，梅兰芳的婚事他不会不上心。何况梅兰芳是他给启的蒙，福芝芳又是他的女徒，徒弟徒妹，一门二徒，若能结成姻缘，为师的当然高兴。当吴老先生获知梅兰芳对福芝芳也有好感时，便有一天借口到梅家来借《王宝钏》的本子，便带了福芝芳同去。梅家见了漂亮又文静的福芝芳，非常中意，立刻请吴菱仙前往福家说媒。说媒的过程似乎并不十分顺利。福芝芳生在北京的一个旗人家庭，父亲逝世很早，与母亲相依为命。福母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虽然守寡多年，却依然保持了满族妇女自尊自强的性格，当她听说梅兰芳已有一个妻子，便道：我家虽然贫寒，但我女儿不做姨太太。梅家得到回话急忙商议，再至福家禀报：正好梅兰芳是肩祧两房，福芝芳入门后，梅家将把她与前边那位太太等同看待，不分大小。福母这才允诺了这门亲事。1921年冬，梅兰芳与福芝芳结为秦晋之好。王明华原知梅兰芳对梅家香火所负责任，只会深悔自己当时的冒失及叹息命运的作弄，不会反对梅兰芳与福芝芳的婚事，更不会对梅兰芳有怨怼。她也知道梅兰芳是有情有义之人，不会嫌弃她。细心的梅兰芳很是洞察王明华的复杂心理，为不使她难过，新婚之夜，他先在王明华的房里陪着说了些话，而后说：“你歇着，我过去了。”王明华本就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又见梅兰芳如此体察她的心情，自然很是感激，便道：“你快去吧，别让人等着。”据梅家后人回忆，福芝芳生下大儿子后，立即提议过继给王明华，还亲自把儿子抱给王明华。王明华给婴儿缝了顶小帽子，又将孩子送回给福芝芳，她对福芝芳说：“我身体不好，还请妹妹多费心，照顾好梅家后代。”王明华因肺痨病经治不愈，身体很弱。后来为养病，她独自去了天津，最终病逝于天津。当福芝芳得悉后，叫儿子赴津迎回其灵柩，将她葬于北京香山碧云寺北麓万花山。梅兰芳与福芝芳的感情很好。为支持丈夫的事业，福芝芳嫁入梅家后便放弃了演戏，专心相夫教子。闲时，她在丈夫的帮助下读书认字。梅兰芳又特地为她请了两位老师教她读书，使原来识字不多的她文化提高到可以读古文的程度，也足见她的聪明。于是，她不再仅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像王明华一样日渐成为丈夫事业的好帮手。她常伴梅兰芳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也常到剧场后台作些化妆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甚至演员之间有了矛盾，她还帮助梅兰芳一起从中说和。演出之余，梅兰芳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万花山，或许是因为“万花”与他的字“畹华”谐音之缘故吧。他在山脚下买了一块地，然后种树盖房，取名“雨香馆别墅”。早年，这里是他躲避世俗纷扰修身养性之地，后来这里又是前夫人王明华的安葬之地。五十年代末的一天，他与夫人福芝芳又一次游于此地。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说：“我想我死后最好就下葬在这里吧。”福芝芳以为丈夫随便一说，便接口道：“您老百年后还不是被请进八宝山革命公墓。”梅兰芳不无担忧地说：“我如进了八宝山，你怎么办呢？”一听此言，福芝芳的眼泪几乎夺眶而出，她这才知道梅兰芳是为了能和她永久在一起，才有如此想法的。后来，梅兰芳的墓地就在此处，他的两边是他的两位夫人。在王明华、福芝芳之外，在孟小冬之前，梅兰芳生命中还出现过一个女人，常被忽视，她是刘喜奎。曹禺在1980年的时候，著文这样说：“如今戏剧界很少有人提到刘喜奎了。”然而在一、二十年代，她可是红透半边天的名坤伶，是唯一能跟谭鑫培、杨小楼唱对台戏的女演员。她比梅兰芳小一岁，1895年出生于河北，自小学习河北梆子，后来兼学京剧。在梅兰芳大量排演时装新戏时，刘喜奎在天津也参与演出了不少新戏，有《宦海潮》、《黑籍冤魂》、《新茶花》等。就目前现存资料，梅兰芳和刘喜奎初次同台演出，大约是在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外交总长陆徵办堂会，几乎邀集了北京的所有名角儿，其中有谭鑫培、杨小楼、梅兰芳，以及刘喜奎。四人的戏码分别是《洪羊洞》、《水帘洞》、《贵妃醉酒》、《花田错》。此时的谭鑫培年事已高，而梅兰芳已经崭露头角。因此，演出后，谭老板感叹道：“我男不如梅兰芳，女不如刘喜奎。”的确，这个时候的刘喜奎，已经唱红了北京城。据说有她演出的包厢，大的一百元，小的五十元。有的戏院老板跟她签演出合同，不容讨价还价，直接开出每天包银两百的高价。她的个性很独特，视金钱为粪土，她说：“我一生对于钱，不大注重，我认为钱是个外来之物，是个活的东西。我又不想买房子置地，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的兴趣是在艺术上多作一点，并且改革一下旧戏班的恶习。”对钱如此，面对权势，她则不卑不亢。初入北京，她曾被袁世凯召去唱堂会。袁二公子对她百般纠缠，她嗤之以鼻；袁世凯想让她陪客打牌，她严辞拒绝；袁三公子扬言：“我不结婚，我等着刘喜奎，我要等刘喜奎结了婚我才结婚。”她不加理睬。身处如此复杂的环境中，她坚守着自尊，保持着纯洁。她公开自己的处事原则：不给任何大官拜客；不灌唱片；不照戏装像，也不照便装像；不做商业广告。她特立独行、自尊自强的个性，受到梨园界人士的尊重，更受到梨园前辈老艺人的喜爱。田际云和票友出身的孙菊仙就是其中之一。田际云和孙菊仙很为刘喜奎的处境担心，不约而同地认为应该尽快让她嫁人，以便摆脱不怀好意的人的纠缠，但他们又不愿意看着年纪轻轻又有大好艺术前途的她过早地离开舞台。想来想去，他们想让她嫁给梨园中人。田际云想到的人，是昆曲演员韩世昌；孙菊仙想到的人，就是梅兰芳。相对来说，刘喜奎更倾向梅兰芳。事实上，他俩的确有过短暂的恋爱经历。关于两人恋爱的时间，据刘喜奎自己回忆，是在她20岁的时候，也就是大约在1915年左右。她说：“我到20多岁的时候，名气也大了，问题也就复杂了，首先就遇到梅兰芳，而且他对我热爱，我对他也有好感。”这时，梅兰芳在经过两次赴沪演出，又创排了几部时装新戏后，名声大震。一个名男旦，一个名坤伶，在外人眼里，是相当般配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分手了呢？显然，这个时候的梅兰芳是有家室的。他们的分手，有没有这个原因呢？刘喜奎在事后的回忆录中说到他俩的分手时，并没有提及这个原因。事实上，尽管这是刘喜奎的第一次恋爱，恋爱对象又是名旦梅兰芳，最终却是她自己提出了分手。之所以如此，她这样回忆说：“我经过再三地痛苦地考虑，决定牺牲自己的幸福，成全别人。”撇开刘喜奎不谈，孟小冬面对的，是尚有两个妻子的梅兰芳，如果她嫁梅兰芳，能够像当年福芝芳那样，如愿成为梅兰芳第三个妻子，而不只是梅大师金屋藏娇的一个妾吗？她不免有些担心。不过，担心归担心，她终究没有抵挡得住奔涌而至的情感洪流。于是，梅、孟相恋了。梅孟之恋若在常人，其实就是一件很寻常的事，只不过他二人皆是京城名角，连起居衣着芝麻大的事情都为众人所关注，恋情自然更是街谈巷议的好话题，报刊当然无例外地特别起劲，两人恋情发展的每一步，都是引人入胜的好新闻。恋爱总是两个人的事儿，梅、孟产生恋情，虽然当事人特殊情况种种，也总不外乎两情相悦、两性相吸而已。对艺术的共同的热爱与追求，两人同台演戏配合默契，台下互相倾慕对方的才华，经常交流艺术，如此产生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然而，事实似乎并不那么单纯。有人说，他俩走到一起，是他身边的朋友为了某种目的有意撮合的。“他身边的朋友”指的是梅兰芳的专职编剧齐如山，以及站在齐如山这边的其他人。那么，他们是为了何种目的撮合梅、孟呢？据说，他们之前是支持王明华的，而对福芝芳有些不满。在他们看来，王明华之所以以养病为由避走天津，都是因为福芝芳。他们又抱怨福芝芳将梅兰芳管得太死，梅兰芳不如以前自由了。也就是说，梅兰芳不能随心所欲地跟他们“混”在一起了。因此，为了气福芝芳，他们有意将梅、孟拉在一起。这是说法之一种。还有一种说法，有人说梅、孟结合，是身患沉疴的王明华一手安排的。比如署名“傲翁”的作者曾在天津《北洋画报》上写的一篇文字中就说：梅娶孟这件事，“最奇的是这场亲事的媒人，不是别人，偏偏是梅郎的夫人梅大奶奶。据本埠大陆报转载七国通信社消息说道：梅大奶奶现在因为自己肺病甚重，已入第三期，奄奄一息，恐无生存希望，但她素来是不喜欢福芝芳的，所以决然使其夫预约小冬为继室，一则可以完成梅孟二人的夙愿，一则可以阻止福芝芳，使她再无扶正的机会，一举而得，设计可谓巧极。不必说梅孟两人是十二分的赞成了，听说现在小冬已把订婚的戒指也戴上了。在下虽则未曾看见，也没得工夫去研究这个消息是否确实，只为听说小冬已肯决心嫁一个人，与我的希望甚合，所以急忙地先把这个消息转载出来，证实或更正，日后定有下文，诸君请等着吧！”傲翁这样写文章，写这样的文章，实在是很不负责任的，而且在未曾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单凭道听途说，就把梅兰芳发妻王明华说成一个死之前还要设计害人的狠毒女人，如此随意败坏他人名誉，实在过分。其在文章中，不止一处说“听说……”，挑明消息来源不实，连题目都写的是“关于梅孟两伶婚事之谣言”，似乎并未以假充真，蒙骗读者，实则玩的是“春秋笔法”，一面说明是谣言，一面却将谣言传播出去了，自己却又不用负责，逃掉了干系，委实危害不浅——不仅对于梅兰芳及其家人，对于读者也会产生误导。因为他把“梅大奶奶”为梅孟做媒一节，写得绘声绘色，不怕人不信。1926年8月28日的《北洋画报》上，“傲翁”又撰文说“小冬听从记者意见，决定嫁，新郎不是阔老，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而是梅兰芳。”当天的《北洋画报》上还刊发了梅、孟各一张照片，照片下的文字分别是“将娶孟小冬之梅兰芳（戏装）”、“将嫁梅兰芳之孟小冬（旗装）”。这可能是媒体最早一次对梅孟恋情作肯定报道。那么，傲翁在这篇文章中，为什么特别提到“新郎不是阔老，也不是督军省长之类”呢？孟小冬曾经得罪过一个权势之人，这人为了报复，在小冬于某戏院演出时，放出话来，要包下这家戏院，然后清空戏院，让小冬面对空无一人的戏院，唱独角戏。当然，他最终没有那么做，但对孟小冬来说，还是有被羞辱了一番的感觉，自尊心大受伤害。于是，她也放出话来，以后要么不嫁人，要嫁就嫁更有权势之人。她嫁梅兰芳，实则没有实践她当初的豪言——梅兰芳是艺术家，有名望，但和“督军省长之类”相比，应该不算有权势之人。在那个年代，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何来权，何来势？因此，孟小冬最终选择嫁梅，而没有左挑右选“督军省长之类”，还是感情上了上风。梅孟分手-1对孟小冬嫁梅兰芳，最反对的，不是孟鸿群、张云鹤，而是师傅仇月祥。起初，孟鸿群夫妇很担心女儿为妾可能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给人做小。但是，有人信誓旦旦地在他们面前保证：王明华病重，恐怕不久于人世，而且她长住天津，梅家实则只剩下一房，即福芝芳。也就是说，小冬嫁过去，就梅兰芳肩祧两房之责，她也是可以和福芝芳平起平坐的，即两房都是夫人，没有太太、小妾之说。简单地说，就是两头大。与此同时，孟氏夫妇又听说此婚事是王明华做的主，她是认可小冬的，而且她就是为了阻止福芝芳扶正，才撮合兰芳和小冬的。干脆地说，她有意让小冬做大。他们也许不知道，福芝芳嫁梅时，梅、福两家就已经谈妥，福芝芳是以夫人身份嫁的，谈不上扶正不扶正。不管怎么说，孟氏夫妇认定女儿是去当夫人的，而不是做小，又从媒人那里收到梅家送来的一笔巨款，自然答应得很爽快。无论如何，仇月祥都反对这门婚事。有人认为，他反对的原因，是他舍不得放弃孟小冬这棵摇钱树。他知道，小冬一旦嫁给梅兰芳，自然是不能登台唱戏了伶界大王梅兰芳怎么可能让妻子粉墨登场如此招摇呢。小冬一旦不唱，他这个师傅就没了经济来源。嫁了人的小冬是可以不唱的，身为梅太太，没有经济负担，而他仇月祥，可就没那么好运了。这样的说法，对仇月祥很不公平。其实，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事后证明，也是极其英明的。在仇月祥看来，孟小冬先天条件太好了，这样的条件，不是一般人所具备的。另外，她天资聪慧，接受能力强，又好学向上，加上名师指点，她的艺术前途光明一片。事实上，她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无锡，以至后来到济南，抵天津，唱到哪儿，就红到哪儿。最后她进入京剧人才荟萃的北京城，仍然一炮而红。这说明什么？这只能说明她天生就应该是唱戏的，甚至可以说，她为戏而生。何况这时，她二十不到，年纪轻轻就脱离舞台，岂不太可惜？就算仇月祥有经济方面的考虑，也不为过。他一手将孟小冬培养出来，倾注了大量心血，弟子成名走红，师傅脸上有光，同时有了经济保障，也不是不能理解。孟小冬似乎不能体会师傅的良苦用心，或者说，她体会到了，但还是不顾师傅的强烈反对。此时，她情窦已开，她被梅兰芳所吸引，特别是当她消除了做小的担忧后，完全没有了顾忌。在舞台上，她扮着叱咤风云、指点江山的大英雄，或者是豪情万丈、激情澎湃的大男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的骨子里具备了自我独立永往直前的气势。她还是女人，有着女人固有的崇尚爱情、依俯男人，甘愿做男人背后小女人的传统观念。也许，她登台唱戏，本就不是她对生活的主动选择，而是生活所迫家庭所逼，她只是将唱戏当作挣钱养家糊口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她对京剧艺术的热爱，从而视唱戏为一种事业，一种争取女人独立自主的方式。因此，当不需要她养家糊口时，她很自然地决然抛弃了唱戏。何况，她将嫁谁？梅兰芳！一个女人，能够嫁给这样一个人，怎么能不感到心满意足？仇月祥伤心极了，也痛心极了。事已至此，他唯有无可奈何。他选择离开北京，重返上海。不知道孟小冬有没有亲自送师傅离开。即便相送，师徒俩此时必定相对无言。多少年的师徒情份，终究抵不过男女之情。一个要嫁，一个不想她嫁；一个不想唱了，一个还想让她唱，这一切，原本并非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然而不知为什么，这对师徒似乎从此脱离了关系并且恩断义绝。许多年以后，孟小冬自京返沪。此时，已六十高龄的仇月祥晚景凄凉。很多人都以为孟小冬会去看望恩师，并给予他生活上的接济。但是，她没有。有人不甘心，直接进言孟小冬，明确告知她仇月祥生活困顿，希望她念及师恩加以救济。孟小冬是何态度？上海某报在一篇题为《孟小冬冷淡开蒙先生》的文章中这样写道：小冬含糊其辞，好像没有这样一位授业师一般。令人费解的是，既然媒人承诺两头大，也就是说，梅兰芳娶孟小冬，是准备像他当年娶福芝芳一样，也给予夫人名份的，那么，他俩的婚礼为什么不公开呢？没有花轿，没有迎亲，没有吹吹打打。实际上，他俩从恋爱到结婚，都是避人耳目神神秘秘地。就连新房，也只是设于冯（幼伟）宅之中。据说，梅、孟婚礼，举行的时间是在1927年农历正月二十四。参加婚礼的，只有梅党成员，如冯幼伟、李释戡、齐如山等。又据说，冯幼伟任证婚人，冯的小姨子任伴娘。如果此说的确属实的话，那么，梅、孟关系是由齐如山等梅党成员一手促成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春暖花开时节，具体说，大约4月份，梅、孟从冯宅迁出移居东城内务部街，原因是不知谁走漏了风声，有人打听到久不露面的孟小冬早已被梅兰芳藏在冯宅，而且两人还秘密结了婚。这一来，冯宅是待不下去了，于是搬家。无论居于冯宅，还是住在新居，孟小冬总也脱不了被梅兰芳金屋藏娇的感觉。既是秘密成婚，她就不能公开登台，也不能公开以梅夫人的身份露面。她的生活很单调。住在冯宅时尚好，冯宅人多，她可以串门闲谈；住在新屋，身边除了陪伴她的冯幼伟小姨子，一个做家务的老妈子，一个看家护院的男佣外，别无他人。梅兰芳不能天天陪着她，他还要唱戏，还要接待外国友人，还要创排新戏，还要交际，最重要的是，他有他的家，有夫人和孩子，他还要回家。1928年1月，福芝芳又诞儿，取名绍斯（即梅绍武）。由此推测，梅兰芳在随孟小冬搬迁新居时，还是时常回家的。为解小冬寂寞，梅兰芳购置了一台手摇唱机，又捧回来一叠唱片。白天，孟小冬靠听唱片打发时间，回味她在舞台上的辉煌，感慨逝去了的唱戏时艰辛又美好的岁月。在梅兰芳的鼓励下，她还读书认字，习画临字。她那么早就学戏登台，自知文化欠缺，一直有心要补足这一课。不过，两人毕竟新婚，生活总是温馨而甜蜜的。这从后来公开的一张梅兰芳游戏照片上可窥见一斑。照片上，梅兰芳身着家居装，右手插腰，左手做了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在灯光的映衬下，投射在他身后的白墙上，显出一个鹅头的影像。在照片的右侧，是孟小冬的笔迹：你在那里作什么啊？在照片的左侧，梅兰芳回答道：我在这里作鹅影呢。梅兰芳难得如此活泼幽默充满生活情趣，看得出来，此时，他的心情是极其轻松和愉悦的。的确，1927年上半年的梅兰芳，好事连连，和孟小冬的婚事是一桩，还有一件事，对他来说，也极具意义，那就是北京《顺天时报》举办的一次活动。这次活动涉及到四大名旦称谓的由来。关于四大名旦称谓的来历，时至今日，一直存在着这样的误区，那就是，很多人都认为，这个称谓来自于一次观众投票活动。换句话说，四大名旦是投票选举出来的。也就是说，这次投票活动，就是为了选举名旦。这种说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很有权威性，很普遍，也就被广泛引用。实际上，这次投票活动的全称是：为鼓吹新剧，奖励艺员，现举行征集五大名伶新剧夺魁投票活动。（《顺天时报》1927年6月20日第五版）。也就是说，投票活动主要针对的是五大名伶的新剧，并不涉及对他们五个人个人艺术的全面评价。五大名伶是梅兰芳、程艳（砚）秋、尚小云、荀慧生、徐碧云。更准确地说，活动规则是要求投票者从五个人所演新剧中分别选出最佳的一出戏。为缩小范围而使选票相对集中，主办方从五人所演新剧中各选出五部作为候选，也就是一共有25部候选剧目。它们分别是：梅兰芳：《洛神》、《太真外传》、《廉锦枫》、《西施》和《上元夫人》；程砚秋：《花舫缘》、《红拂传》、《青霜剑》、《碧玉簪》和《聂隐娘》；尚小云：《林四娘》、《五龙祚》、《摩登伽女》、《秦良玉》和《谢小娥》；荀慧生：《元宵谜》、《丹青引》、《红梨记》、《绣襦记》和《香罗带》；徐碧云：《丽珠梦》、《褒姒》、《二乔》、《绿珠》和《薛琼英》。一个月以后，投票活动结束。7月23日，《顺天时报》揭晓了投票结果。从收到的选票来看，这次活动很受读者支持。主办方共收到选票14091张，五大名伶各自的最佳剧目分别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得票总计1774票；程砚秋的《红拂传》，得票总计4785票；尚小云的《摩登伽女》，得票总计6628票；荀慧生的《丹青引》，得票总计1254票；徐碧云的《绿珠》，得票总计1709票。这次活动，从开始刊发启事，到投票过程，以至最后揭晓结果，都只用了五大名伶这个名称，而没有用五大名旦。这就造成两个后果：一，有人因此推断，在这之前，还没有四大名旦（或五大名旦）的说法，否则，主办方应该用五大名旦，而不是以五大名伶之名；二，正因为如此，有人得出结论：四大名旦的称谓，就是在此次投票活动结束后确立的，即被选举产生的。很明显，这样的结论是不符合实际的。首先，此次投票选举活动，针对的只是五个人的新戏，并不是评选孰强孰弱。也就是说，只将他们各自的新戏做纵向比较，而并不将他们五人做横向比较，更不是在五个候选人中，选出四强；其次，如果四大名旦之说是因为此次投票选举活动而产生的，那么也应该是五大名旦，为何漏掉徐碧云而只说四大名旦呢？除此之外，如果以得票多少排列，位列第一的是尚小云的《摩登伽女》，6628票，其次是程砚秋的《红拂传》，4785票，然后是梅兰芳的《太真外传》1774票，接着是徐碧云的《绿珠》1709票，最后是荀慧生的《丹青引》，1254票。假使这次活动的目的确是为了选举四大名旦，那么，按照票数，排在前四位的，也应该是尚小云、程砚秋、梅兰芳、徐碧云，缘何荀慧生最终位列四大名旦之一，而缺了徐碧云呢？仅从这个角度上说，四大名旦是由戏迷、读者选举产生的论断，就是错误的。投票选举，是确立四大名旦称谓的其中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最终被事实所推翻。另外，还有一种说法，更加没有说服力，不值一驳。据说，在1924年到1925年期间，在军阀张宗昌家的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合作了一出《四五花洞》。这次演出《四五花洞》，梅、尚饰演两个真金莲；程、荀饰演两个假金莲。由于四个人的表演各具特色，艺术水平难分高下，便从此有了四大名旦的说法。这样的说法十分含糊，没有明确到底是由谁最先喊出四大名旦这个名称的。民间曾经有这样的流传，四大名旦同台演出过多次，但合作演出一部戏，只有《四五花洞》。实际上并不尽然。1918年5月26日，中国银行总裁冯幼伟在家里举办堂会。在这次堂会上，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与其他京城名角儿合作演出了《满床笏》。这次，可能是四人初次同台、初次合作的一场演出，颇具纪念意义。只是那时，还没有四大名旦的说法。就目前现存资料而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四大名旦的称谓是由天津《天风报》社长沙大风率先提出来的。沙大风（19001973）原名沙厚烈，笔名沙游天。因为沙游天中的天，英名是SKY，而俄文人名中的斯基，也是SKY，所以，又有称他沙游斯基。他早年在《天津商报》任戏剧版主编，后得到天津最大的百货公司中原公司的资助，于1921年创办《天风报》，自任社长。据沙大风之子沙临岳回忆，四大其实是借用当时流传甚广的四大金刚之名。四大金刚指的是直系军阀曹辊的内阁大臣程克等4人。有人说，由于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朱琴心的名气不亚于四大金刚，所以有人称他们为伶界四大金刚。后来，荀慧生取代了朱琴心，伶界四大金刚又指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沙大风对伶界四大金刚这个称谓颇不以为然。他觉得金刚怒目与四旦的娇美英姿不相吻合，所以提笔一改，改称为四大名旦。整个1927年，梅兰芳经历了冰火两重天。上半年，他春风得意，新婚燕尔，身边有佳人相伴；在艺术上，四大名旦的称谓逐渐被叫响，而且开始深入人心，这是他在继伶界大王之后的又一个美称。然而下半年，他却被卷入一场血案之中，给他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他和孟小冬的关系。关于这件血案，当时京、津大小报刊纷纷在显要位置予以报道，天津《大公报》的标题是：诈财杀人巨案；北京《晨报》的标题为：北京空前大绑票案，单枪匹马欲劫梅兰芳，冯耿光宅中之大惨剧，更几乎用了整幅版面，详细报道事件经过；《北洋画报》配以罪犯被枭首的相片这桩案件的过程虽然有些离奇，可是就案件本身来说并不复杂，警方不仅当场将罪犯击毙，案件也很快处理完毕。可是，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案件，却又因了不为人知的缘故，竟变得扑朔迷离。这桩血案的真凶底是谁，迄今仍有两个版本，一说李志刚，一说王惟琛，令人难下结论。版本之一来自报刊对案件的报道。各报刊的报道虽然略有出入，但大体情节相差不大：1927年9月14日下午两点多钟，有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在北京无量大人胡同梅兰芳住宅门口徘徊，晚上9点左右，梅兰芳的司机发动了停在门口的汽车，到东四9条35号冯幼伟家，去接与众友人在那里为黄秋岳祝寿的梅兰芳。年轻人见了，拼命在后面追赶。司机到了冯宅，便将这个奇怪的年轻人的举止说给其他来宾的司机及冯宅看门人听。大家便到门口去向年轻人问究竟，答是家里有急事，来向梅老板求救。大家见他衣着整洁，面目清秀，不像是一个无赖，问他姓名，答叫李志刚。便有一位仆人去上房通报梅兰芳。梅兰芳说，我并不认识此人。坐在一边的绰号夜壶三的《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便起身走出来察看。李志刚见到张汉举，脱帽鞠躬后说，他与梅兰芳的确不认识，但他祖父与梅兰芳有旧，现已逝世3天，停尸在床，无钱入殓，因此求助于梅兰芳。一边说着，唏嘘不已。张汉举说，你与梅兰芳既不相识，他怎么帮助你呢？如果找个介绍人，或者把情况写清楚，这样比较有效。李志刚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交给张汉举，同时又挥泪跪下，样子十分可怜。张汉举把他扶起来，读了信后，便拿了信到上房给梅兰芳及在座的人看。众人读了信，起了恻隐之心，于是凑了约两百元，由张汉举转交。张汉举也并不是个见不得眼泪的人，并未轻信李志刚，他拿钱在手，嘴里道，我要到他家去看一看，如果是真的，我再把钱交给他。说着，他来到门外，把李志刚叫到门内的走廊下，问他住址。答是东斜街。张汉举说，好极了，我住在西斜街，你稍等一会，等宴席散了，我同你一道到你家去看看。李志刚说，我肚子很饿。张汉举便给了他5元的钞票一张。李志刚却不肯收，只说，从早晨到现在，粒米未进，现在只想吃东西。张汉举便叫仆人拿了些残羹剩饭，给李志刚在门房吃。夜里11点，席终人散，张汉举与画家汪蔼士及李志刚一同乘汽车往西城驶去。汪系搭便车顺路回家。当车行至东斜街口时，李志刚忽然凶相毕露，从腰间掏出一把旧式左轮手枪来，向张汪二人明言他前面的话都是假的，他的目的是要向梅兰芳索要5万大洋。命张汪尽快为他设法，否则手枪侍候。在他的逼迫下，汽车重又开回冯宅。此时梅兰芳已经回家去了。李志刚不让张汪下车，只命车夫进去报告。冯幼伟拿了5百元给车夫，李志刚不收，说，5万元一块钱也不能少。车夫重又入内，如此往还几次，终未谈妥。这时，适有两个巡警由西口走来，李志刚以为是冲着他来的，于是挟持张汪二人进入冯宅。后在与闻讯赶来的军警对恃中，汪蔼士借机得以逃脱，而张汉举则被李志刚开枪打死，李志刚也丧命军警枪下，随后李志刚被枭首示众。各报刊都说劫匪叫李志刚；将罪犯枭首示众的京师军警联合办事处在张贴的布告中也称其为李志刚。该布告全文如下：为布告事，本月十四日夜十二日，据报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住户冯耿光家，有盗匪闯入绑人勒赎情事，当即调派军警前往围捕，乃该匪先将被绑人张汉举用枪击伤，对于军警开枪拒捕，又击伤侦缉探兵一名。因将该匪当场格杀，枭首示众，由其身边搜出信件，始悉该犯名李志刚，合亟布告军民人等，一体周知。几年后，孟小冬在刊登的《启事》里也说是李某。看来罪犯姓李名志刚无疑。实则未必，因为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案犯叫王惟琛，发案的地点不是冯宅，而是无量大人胡同的梅家！说这话的人是袁世凯的女婿薛观澜，薛也住在无量大人胡同。那天，袁世凯的三公子袁克良（字君房）偕如夫人孙一清来访薛观澜，薛观澜回忆当时情景：是日君房来到无量大人胡同，和我一见面，就很紧张地对我说：这儿胡同口已经布满军警，我刚才遇见了军警督察处派来的人，他们说梅兰芳的家里出了事，我们一同出去看过明白再说。于是，我和君房，速即走出大门口一看，只见梅家瓦檐上站着几个佩枪的军士，看来形势极其严重，胡同两头更布满军警与卡车，如临大敌的一般。因此君房的神经格外紧张起来，他在街头大声喊道：畹华是我们熟识的人，他有性命危险，等我赶快去拿一管枪，把他救出来。我们知道君房为人是说做就做，并非徒托空言。大家便赶忙上前拦阻，君房才慢慢镇静下来。不久我们就听得枪声如连珠薛观澜笔下的案犯穿着浅灰色西装,文质彬彬,面色渗白,年约20岁左右。后经他打听来的消息是，案犯的名字叫王惟琛，是京兆尹（相当于市长）王达的儿子，于北京朝阳大学肄业。王惟琛是纨裤子弟，一直单恋孟小冬，始终得不到小冬回报，正在百般愁苦之际，听说小冬已被梅兰芳抢了去，一时想不开，一天突然闯入梅宅，欲找梅兰芳理论。当时已近正午，梅兰芳和冯幼伟等几个朋友正在吃午饭，佣人进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见梅大爷。在座的张汉举自告奋勇，对梅兰芳说他先出去看看那人有什么事，然后便离座随佣人走出餐厅往客厅走去。张汉举矮矮胖胖，由于记者出身，颇善词令，平时热衷于交际，喜欢管三管四，所以才有夜壶张三的绰号。他来到客厅，以为找几句托词就可以把王惟琛打发掉，谁知还未等他开口，就见王惟琛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抵住张汉举，叫道：我不认得你，你叫梅兰芳快些出来见我，他夺了我的未婚妻，我是来跟他算账的，与你不相干。张汉举到底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没有被吓住，很快稳定了情绪，笑着对王惟琛道：朋友！你把手枪先收起来吧，杀人是要偿命的，我看你是个公子哥儿，有什么事尽好商量。然后，他又说梅兰芳出去了。王惟琛自己也很紧张，听说梅兰芳不在家，突然手足无措起来，恼羞之下，忽然改口要起钱来：梅兰芳既敢横刀夺爱，我可不能便宜了他，我要梅兰芳拿出10万块钱来，由我捐给慈善机关，才能消得这口怨气。张汉举与他讨价还价，钱数降到了5万。张汉举大声呼唤佣人，让他们转告冯幼伟，赶快去筹款。其实，早在王惟琛掏出手枪的那一刻，就有佣人忙不迭地奔到餐厅通知了梅兰芳、冯幼伟。此时，听王惟琛说要钱，冯幼伟一面打电话通知军警督察处，一面通知银行迅速提出五万元现款。钱送到时，军警也已包围了梅宅。当佣人将钱扔进客厅后，王惟琛将张汉举挟作人质，好使他安全离开梅家。走到大门外，王惟琛这才发现军警不仅包围了梅宅，连周围屋顶上都有荷枪实弹的军警。因为过于紧张，他手中的枪响了，张汉举重重地倒在了地上。一见人质已死，军警们众枪齐发，顷刻间，王惟琛被打成了蜂窝状，当场毙命。以上两种说法，一个是各报所载，一个是亲眼所见，到底哪一个是事实呢？有人一见当年报道案件的报纸，就武断地以为王惟琛一说是错的，殊不知警方若是为维护王达的名声，玩一个李代桃僵的把戏，骗过记者与公众，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事实上，似乎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否则，明明是一个事实清楚的案件，何以连凶犯姓名、发案地点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呢？有人因此猜测，难道是两件完全不相干的事件，被混为一谈了？罪犯的死算是咎由自取，张汉举却死得冤枉。他上有七十老母，下有幼子小女，子不过13岁，女才只有6岁，还有一妻二妾。张家人闻讯惨剧，悲痛不已，也有些迁怒梅兰芳。那些天，梅宅天天传出张家人的号哭。梅兰芳对张汉举之死深感歉疚，他不仅包揽了张汉举的后事，而且还赠送给张家位于麻草园的房屋一幢，现金二千元。这场血案对于梅兰芳的刺激，并不只于对张汉举之死的歉疚，他还承受了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公众对于明星的态度向来如此，见男女台上般配，便热望及乐见其成为生活中的伴侣，也不管是否使君有妇，罗敷有夫，而一旦出现事端，则又横加责备。梅兰芳天津的一位友人来信慰问，梅兰芳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寒夜事变，实出人情之外。兰平日初不吝施，岂意重以殃及汉举先生，私心衔痛，日以滋甚。廼以戏院暨各方义务约束在先，不能不强忍出演，少缓即当休养以中怀惨怛，不能复支也。兰心实况，先生知之较深，正类昔人所言，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此时岂有置喙之地！已拟移产以赙张公，惟求安于寸心，敢（？）申于公论。至于流言百出，终必止于智者。兰在今日，只以恐惧戒省为先，向不置辩。后来梅孟分手，有人便将这两件事说为因果──梅兰芳受血案的刺激而离开孟小冬。还有人说，因为福芝芳说了句：大爷的命要紧，使梅兰芳痛下决心离开孟小冬，回到福芝芳身边去。事实上，他俩分手，是在四年之后。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件血案，不可避免地给梅孟关系蒙上了阴影。血案本身，和孟小冬没有关系，但是，制造血案的李某（王某？）却和孟小冬有关系。尽管孟小冬始终不承认她和该人有关系，甚至发誓她根本不认识他，然而事实是，他是她的戏迷，更是她的追求者，也许郎有情，妹无意，但他们的确见过面，而且不止一次。他是因为孟小冬，才欲绑架勒索梅兰芳的，从而造成血案。因此，如果有人说，血案的发生和孟小冬不无关系，似乎并不为过。既然如此，心有余悸的梅兰芳不得不重新审视他跟孟小冬的关系。他俩结合，固然有朋友的撮合，但更重要的还是两情相悦。然而，男女相爱不是一切，特别是爱会淡，情会逝。当爱淡了，情逝了，剩下的又都是流言、麻烦、困扰、压力，那么，两人逐渐疏离，便是自然的。对于梅兰芳来说，血案没有伤及他肉体，但却给了他巨大的精神压力。这份压力，是外界给予的不利于他名声的议论，甚至指责。他是爱惜羽毛的，他那么多年来精心打造了温和、大度、善良、谦恭、义气、责任等等好名声，他一直细致地维护着。如今，如此血惺味浓重的惨案，因他爱的孟小冬而发生，使他险些遭遇不测，又使张汉举做了他的替死鬼，无疑对他一贯的好名声和一贯的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破坏。也许是为了及时挽回他在公众面前的形象，也为了给自己的家庭一个交代，血案之后，梅兰芳很少回他和孟小冬的爱巢了。尽管外界对梅兰芳、孟小冬的关系议论颇多，但他们结合，毕竟从来没有公开过，始终处于保密状态。不知梅兰芳此时的心理如何，他是想就此重返夫人身边，而淡化他和孟小冬的关系，用事实平息对他俩关系的猜测？不得而知。总之，梅兰芳不仅回家了，而且常和夫人福芝芳出双入对。不仅如此，1928年初，天津《北洋画报》突然刊发这样一条消息：梅兰芳此次来津出演中原，仍寓利顺德饭店。但挈其妾福芝芳同行，则系初次。也就是说，他赴天津演出，陪在他身边的不是孟小冬，却是妻子福芝芳，而正如报上这条消息所说，他携福同行，还是第一次。这实则向外界传达出一连串信号：他的妻子是福芝芳，他们夫妻关系甚笃，他们家庭幸福。捧读这则消息，孟小冬气极。在她看来，福芝芳在向她示威，或者说，梅兰芳在向她表明一种态度。这让她无法接受。之前，她也觉察到梅兰芳的转变。因为他俩的关系，她不得不深居简出，被藏在金屋里，不敢轻易露面。这是为什么？无非是为保护梅兰芳，保护他的好名声，保护他的好形象。为了他，她这样的牺牲自己，消融自我，别离了舞台辉煌，抛弃了艺术追求，过着一种金丝雀般孤寂无聊的生活。想想自己也是有才华的，为了爱一个男人，却不得不忍受这样的生活，她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气。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凭什么你们夫妻公开地逍遥自在，让我一个人独吞苦酒独守空房，哪有这样的道理？于是，一气之下的孟小冬收拾了一些简单行李，离开爱巢，跑回了娘家。这个时候像孟小冬这样处于如此地位的女人的娘家人一般也都会站在女方这一边，指责男方忘恩负义或者背信弃义。孟鸿群夫妇也不例外，在为女儿的遭遇鸣不平的同时，提议：他们夫妇能去天津，你为什么不能去天津？孟小冬想想也是，他梅兰芳可以去天津唱戏，我为什么不可以也去天津唱戏。他能唱，我也能唱。也不知道是出于报复心理，还是久不登台，嗓子发痒很想过过戏瘾，或者是两者兼有。孟小冬决定即刻赴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