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特意点出CC派立委杯葛倪文亚出任“立法院”副院长一事，他说：“在上次立法院副院长选举的时候，一部分反党分子，竟公然违背中央的决定，与党外勾结，合力来反党倒党，这还能算一个党员吗？这还能算革命干部吗？而中央纪律委员会也竟熟视无睹，根本没有对中央对大会提出检讨，你们的党性何在？而党的纪律又何在呢？我们对党员重新登记的工作还能延误吗？”　　虽然蒋介石声色俱厉地三令五申，但重新登记工作仍迟至一年以后才正式开始。　　在这一年中，国民党组织部门通过各种方式，力求平息CC派成员的对立情绪。　　软硬交攻的结果，终于促成了CC派的分崩离析。　　以莫营言、刘振东、潘廉方、刘锡五、蒋公亮等为代表的一批“立法委员”，不愿意过分地得罪蒋氏父子，他们从CC派中分化出来，另组“中社”以标榜中立。　　以后青年党的李公权、民社党的周树声、无党籍的战庆辉等也加入“中社”。这批人与“立法院”的主流派“座谈会派”保持距离，但也不认同CC派开明“立委”的“反对派”立场。由于他们办有《民主宪政》半月刊，因此也被称为“民主宪政杂志社派”。　　另外一些较年轻、政治野心较大的CC派“立委”，力求仕途发达，逐渐向主流派靠拢。　　这批人以潘衍兴、张斋哲、王大任、陈桂清、黄强、武誓彭、丑俊坡为主要成员，对国民党中央党部取积极的支持态度，与坚持“忠诚反对派”立场的CC派成员则日益疏远。由于这批人向国民党中央认同，故被称为“新中央派”。　　这两派脱离CC派以后，还有以梁萧戎、吴延环、张子扬为代表的一批人，继续坚持开明立场，对国民党中央的政策不时提出批评。　　但此时这些人在党外失去“自由分子”的呼应，在“立法院”也居于绝对少数，实际上已成不了什么气候。在国民党不断加强党纪，不断逼他们在“忠诚”和“反对”之间选择时，只有个别人如费希平在受到“停止党权一年”处分期满后，拒绝重新办理登记，从此脱离了国民党。　　1962年11月，国民党召开八届五中全会。　　会议决定分3批进行党员总登记。第一批登记对象为“中央”从政党员，包括各“部会”首脑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国大代表”等等，共约1800余人。　　第一批登记期限为12月ZI日至年底。第二批登记对象是省级从政党员的省议员；第三批是一般党员。预计分别于1963年1月和2月登记完毕。　　这次登记规定，凡愿登记者必须在“实践规约”上签名，若有党员认为他对政治方向的看法与党的路线不符合，可不登记，即为脱党。　　如逾期不办理登记也以脱党记。　　登记结果：“中央”从政党员登记率为99．99％，只有0.01％没有登记，一般党员登记率为99．36％，只有0．64％没有登记。　　结果表明，绝大多数党员愿意接受重新登记。蒋介石称之为“获得了出人意料之外”的成效，并称他本人从登记结果中“自知过去对一般同志估计错误的发现，所以乃得转部结为轩豁，转悲观为乐观”。　　原本蒋介石设想的“总登记”，是要每个登记都作在签署“实践规约”以外，还要当众宣誓，后因许多党员反对，便把宣誓一项取销，而以“实践规约”为“信誓之所在”。　　“实践规约”的基本内容，除了“遵奉总理遗教”、“实现三民主义”等套话外，主要是强调“服从中央”、“严守党纪”、“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实际上是要求每个党员做蒋介石的驯服工具。　　登记之后，国民党按照不同的社会分工和政治需要，对党员重新进行编组，并注重党小组长的甄选和辅导，加强党小组的活动。　　蒋介石还提出把每个党员自己签署的“实践规约”附在党证之后，在小组会议上经常进行自我检查和相互检讨。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门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加强对干部的考核和监察。　　1963年11月，国民党召开“九大”　　蒋介石在会上指出，‘当总登记以后．大家亦皆能遵守誓约，根据党的领导来活动，这在各级组织，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蒋介石还讲道：“目前小组会议。据报半数由假记录所取代，小组一部分几乎名存实亡。大批农工党员因为不会托人签名，不会制造记录，而被开除了党籍党员规避小组义务，视小组活动为儿戏，小组长竟有连任到23次之久者。”　　上两段话，充分表明“总登记”及其后国民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主要是使CC派就范。即所谓：“特别是民意代表中间，有显著的绩效。”　　此后，CC派在“立法院”内的势力基本解体，梁肃戎。吴延环等虽仍被人称为CC派，但其实应该说是CC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开明派”；而且他们既然签署了“实践规约”，等于已向中央屈服。　　随着岁月的推移，这批人的“反对派”角色日益淡化，有时在“立法院”内，反对“行政院长”，搞搞‘叫、骂大帮忙”，有时在党内为“民主自由”呼号几声，如此而已。　　但在“监察院”内，CC派仍有一定能量。这是因为国民党“宪法”规定，只要有一名“监委”提议，9名以上“监委”审察及决定，便可提出对“中央”及地方公务人员的弹刻案。　　因此，CC派“监委”的人数虽少，但还可以呼风唤雨。　　在1960年底至1961年初，CC派的曹德宣等5名“监委”对雷震进行复查，使国民党中央颇为不快。　　因此，这次复查虽然查出大量问题，但最后结论都仍维持原判的“确定性”与“既判力”。　　从主观上讲，这是CC派不愿与“中央”过分对立；从客观上讲，它也不具备否定原判的实力。　　此后，在蒋介石一连串的指责恐吓下，CC派的“监委”心惊胆战，实施总登记时，他们全部参加。　　“监察院”内的国民党党团，也加强了对本党籍“监委”的控制与监督。　　1965年3月26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令开除“监察委员”曹德宣党籍。理由是他在《自由晚报》上撰文，有鼓吹“两个中国”的倾向，有“违基本国策迎合分歧分子”。这是对“监察院”内CC“开明派”的当头一棒。　　10月，“监察院”副院长改选问题提人日程，国民党中央提出张维翰为候选人，而CC派的于镇洲却公然抗拒党令，出头竞选。　　10月16日，举行第一轮投票，张维翰以一票之差落选，而于镇洲也未得到法定多数的赞成票。　　蒋介石闻讯大怒，原投于镇洲的票的党内“监委”必须改选张维翰，否则一律开除出党。　　10月29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张维翰终于在“党鞭”的挥舞声中当选。　　11月17日，国民党中央开除于镇洲党籍。　　次年2月，又开除了帮于镇洲竞选的CC派“监委”曹启文党籍。　　这些充分显示了蒋介石对整顿党籍、压制CC派确实下了决心。　　1966年8月，于镇洲等发起反击，在20天之内，相继弹劾“财政部长”陈庆瑜、“经济部长”李国鼎、“台湾银行”董事长陈急修和总经理毛松年，造成全岛的巨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连压带哄，阻止了“监委”们对另外三位政策性贷款案的追究。　　9月，台湾警方破获一起大量盗窃黄金案。　　顺藤摸瓜，又发现在降低黄金进口税率的问题上，有若干“中央民意代表”总受不法海商的贿赂而滥用职权，其中“监察委员”于镇洲、孙玉琳、郝遇林等涉嫌。　　9月底，于镇洲等人被逮捕，次年判刑。　　1968年1月，这些人因服刑被取销“中央民意代表”资格。　　于镇洲、孙玉琳等“监察委员”被判刑，虽然有卷人“黄金案”的原因，但也可视为台湾当局对“不听招呼”的“中央民意代表”开始大动干戈了。　　此案以后，“监察院”年度纠弹数目直线下跌，所纠弹官职级也明显降低，派系之间的分争也随之淡化。　　至此，CC系的势力完全土崩瓦解了。　　第十八章 异国的田园生活　　1．养鸡新泽西，悠然读《易经》　　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一个美丽的地方。　　这里群山环绕，原野开阔，环境幽静，风景宜人。　　1950年8月4日，陈立夫离台后，飞到了这个美丽的小镇。　　不久，陈立夫在离镇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块地皮，定居下来。　　随后，在这块地皮上出现了一个小型农场。　　湖林镇人每天早晨可见一老翁，‘驾着一辆破旧的老式汽车，悠然自得地穿来往去，从早到晚，都不得闲暇。　　又过了不多日子，在镇中的街道旁，出现了一个卖鸡蛋的老农，地道的中山装打扮，却说一口溜利的英语，对顾客热情而不多言，谦恭而不拘谨，诚实而又大方，很快，这个卖鸡蛋的老头，引起了湖林镇人的注意和兴趣。　　但是谁会知道，这位老农，竟是当年国民党的要人，CC派的领袖陈立夫？　　一般而言，长期从事政治的人，现在一下子静下来从事实业，心理上一时会感到难以承受。昔日的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今日的平民百姓，自食其力，其落差之大，实在难以适应。　　刚到美国，陈立夫还是“人在美国，心在台湾”，时刻想着暂取守势，待情况有所好转，再返回台湾政界。　　但是从台湾传来的消息却跟他想的相悖。　　蒋介石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掌管“中央党部”的大权，国民党的改造运动正大张旗鼓地进行，陈立夫逍遥政坛之后，蒋经国的三青团和军方领导人陈诚两次“组阁”，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CC派残余力量在失去二陈的不利形势下，节节败退，无力回天，逐渐分化瓦解。　　看来，台湾是不能回了，陈立夫想。　　陈立夫只有随遇而安。　　既然随遇而安，就要安居乐业，首先要维持生活。　　陈立夫买来了6500只鸡，雇佣了几名工人，精心喂养。　　他开始看养鸡类的书，学会给鸡打针、吃药、喂食、捡蛋等活计，干得很投入，很开心。　　起初，由于没有任何基础，等于白手起家，给鸡买饲料，上街卖鸡蛋，全由陈立夫肩挑背扛，可想而知，一个从学校门口直接进入政坛的陈立夫，怎么受过这种洋罪，体力上哪能吃得消。　　经过一段时间的精心经营，渐渐有了点家底，陈立夫便先买了辆破车，他很快学会了驾驶，于是，他就每天开着它到镇上买饲料、卖鸡蛋，可谓不亦乐乎。　　在陈立夫的苦心经营下，农场竟顺利运转起来，第一年的收入，除去工人的工资以外还有所盈利。　　想到从事经济竟比搞政治更得心应手，见效也快，陈立夫十分开心，精神也为此振奋，开始从“郁郁苦不展，羽融困低昂”的苦闷情绪中解脱出来。　　闲下来的时候，陈捧着一本《易经》啃读，记得当时离开台湾时，宋美龄曾送他一本《圣经》，他没有收下，还冲了宋美龄几句．当时觉得很解气。他知道宋美龄的用心是好的，但他却接受不了这种好意，他在政坛上一落千丈，蒋介石一脚把他踢得老远，不是耶稣能安慰的　　然而，时到如今，清心寡欲的百姓生活，却使陈立夫格外喜欢起《易经》来，这部马成于殷周之际的书，对陈立夫此时此地的心境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立夫一边读，一边琢磨一边记笔记。　　易系辞云：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数五：一、三、五、七、九；　　地数五：二、四、六。八。十。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天数二十有五。　　地数三十。　　几天地之数，五十有五。　　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　　陈立夫点点头，格外心领神会起来。　　接着他又认真研究《易经》变挂法：　　第一类：六爻皆为可变之，爻或皆为不可变之交者。　　第二类：有可变也有不可变之爻。”　　《易经》中观物取象的观念，万物交替的意识，发展变化的观点，似乎与他的经历有息息相通之处。　　特别书中所强调的“无平不破，无往不复”这种对立统一的原则，正巧印证了他在国民党执政中从泰到否由兴到衰，从登峰造极到一落千丈的必然归宿。　　陈立夫孜孜不倦地读《易经》，并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反复研究，终于写成了《四书道贯》。　　美国出版商对《四书道贯》颇感兴趣，买去了出版权，出版后，竟十分畅销，在美国一版再版，共销了3万册。　　这使陈立夫感到万般高兴，他总算寻找到了一种精神寄托。　　陈立夫经过大起大落的宦海沉浮，心境慢慢有所变化，读书写作成了他的主要业余爱好，再也不为政坛上的失意而耿耿于怀了。　　在美国果久了，一些新闻界的记者们便趋之若骛，对他这位政坛上的活跃分子突然过起隐居生活，颇感兴趣，都想得到有价值的新闻。　　一些作家还找陈立夫采访，觉得他的人生经历很有文学价值，要给他写一部传记。　　失意中的陈立夫对文人墨客的来访当然十分欢迎，而谈起来却十分谨慎，他最不愿意有人问他关于台湾和中国大陆的情况。　　他不用“无可奉告”的成语打发来访者，而是换了一个稍客气的词“一言蔽之”。　　有时被问得没办法了，他就简单地回答说：“过去国民党是我一手搞的，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打败了，败军之将不可言勇，有什么好谈的？”　　孙禄卿接过来说：“我觉得立夫未必总为此事自怨自艾，远离政坛，也可能是我们后半生的一大福分。”　　记者对孙禄卿的话很感兴趣：“夫人感觉现在的日子比以前如何？”　　孙禄卿说：“别看我们现在这么忙，我倒觉得是人的生活，过去在南京，哪里是人的生活呢？”　　陈立夫接过来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易经》上也讲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之中，我们当今落此光景，也是自然规律。”　　记者问陈立夫：“那你现在的心境如何？”　　陈立夫笑笑说：“自得其乐，乐此不疲。”　　记者又问：“假如有一天，台湾政府又邀请你，你会不会重返政坛？”　　陈立夫不假思索地道：“我会婉言谢绝。”　　在美国住留不久，因为他原来的地位和名气，便有人请他到大学讲讲课，且答应报酬颇为丰厚。　　对此陈立夫犹豫了半天，还是拒绝了。　　从经济条件来看，他确实需要增加额外收入，除了实业上的需要以外，还要供养孙子上学，还要维持全家人的生活，但是他不想什么样的钱都去挣。　　陈立夫当年自己是留学美国学矿冶工程的，如今年代已久，早已忘却，至于中国文化可以讲，但这是在美国的大学，讲得必须十分慎重，而且还要长时间备课，想想还是不去讲为好。君子谋财，取之有道吧。他还是集中精力办自己的养鸡场。　　陈立夫发现养鸡也很有学问，比研究政治更容易发生兴趣。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福祸。　　正在陈立夫一心扑在养鸡事业的时候，1961年，他的父亲陈其业在台中病危。　　陈其业乃陈其美长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重，这次不得不亲自向远在美国的陈立夫发了电报：　　“尊翁病危，盼即返国。”　　陈立夫接到电报以后，百感交集，可以说是既难过又难受，半晌没有说话。　　10年前，因为政治原因，他离开80高龄的父亲，远走异国他乡，当时，果夫卧病在床，病人膏盲，但他还是义无返顾地走了。　　他离开台湾的第二年，陈果夫去世，台湾拍来电报，让他回去参加葬礼，同胞兄弟在政坛上风雨同舟几十载，何不想回去见兄长一面，但当时刚刚离开台湾，蒋介石正集中精力整肃CC派，他不敢回去。　　不敢回去，又为失去情同手足的兄长万分哀痛，于是，他伏在案头整整哭了一天。　　他想起了离台前跟陈果夫告别的情景，想起了陈果夫那张痛苦的脸和那些令人伤感的话，谁知道，那匆匆的一面竟是诀别。　　失去果夫兄，确实让他柔肠寸断，肝胆欲裂，痛不欲生，因为他们不仅是同胞兄弟，还有共同的使命把他们连在一起。　　国民党“改造”以后，封赠陈立大“国策顾问”、“总统府资政”等虚衔，陈立夫不敢回去。　　国民党“八大”时，又把陈立夫增选为“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陈立夫仍未回去。　　1958年以后，蒋介石曾几次托人捎话，让陈立夫回台湾看看，他也谢绝了。　　现在，年逾九旬的老父亲就要去世了，回不回去呢？　　陈立夫陷入痛苦的思考之中。　　要说不想回去看一眼病危中的父亲，对于倡导中国文化，提倡重整道德的陈立夫那是不可能的。当年离台出走，对父亲便是一个打击，10年了，生未能尽孝，死了还不为老人送终吗？这简直是天理难容。　　可是，回去又怎么样？　　家里的摊子谁来经管？还有，台湾政界是什么样的态度，蒋介石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回到台湾，会见到一张张什么样的面孔？　　孙禄卿很理解丈夫的心境，安慰他道：“不管怎么说，老人病危了，我们也应该回去，不然于天于地于良心都说不过去。我们回去是看望父亲的，不问政治就是了吗？有什么值得为难的？”　　陈立夫觉得夫人的话很有道理，于是，便下了回台湾的决心。　　2.奔父丧重返台湾　　1961年2月24日，台北松山机场。　　通往机场的公路上，自下午2时起，新式轿车、吉普车、旅行车川流不息，源源不断。　　各式各样的男女从汽车上走下来，挤往机场会客厅。　　新闻界的记者们也潮水般地涌向机场。　　3时整，忽然下起了雨，雨水冲刷着机场，冲刷着车辆，冲刷着拥挤着的人们。　　3点5分，一位身材矮胖穿藏青色中山服的人从通道机场转弯处下车，他的两手插裤袋，沉思地穿人行道，冒雨踱步踏人机场接待厅。　　他是蒋经国，他到机场是欢迎从美国飞来的一个重要人物。　　欢迎的人群中，除了较年轻的记者外，大都是50岁以上的人，至少也是45岁以上的人，他们都是国民党的政界人物，其中“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较多，大都是CC派的人。　　这些人中，一部分是从外县市赶来的，他们冒雨等待一个熟悉而陌生的人物到来。　　一个很有经验的记者说：“这是正宗的政治新闻。”　　这些人是欢迎陈立夫的。　　泰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快要驶上跑道了，能够获得机场人场证的人都进了机场。　　剩下的人仍在会客厅等候。　　3时15分，机门打开，第一个走下飞机的是陈立夫的夫人孙禄卿。　　接着走下飞机的便是白发银丝的陈立夫。　　在欢迎人群面前，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呼致意。　　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两位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10几分钟才到达。　　陈立夫夫妇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　　“副总统”陈诚正在贵宾室等候陈立夫夫妇。　　陈立夫激动地伸出双手：“谢谢陈副总统前来迎接。”　　陈诚也热情地道：“久违了，别来无恙吧？”　　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有历史和现实意义的真实镜头，却被警察挡住。　　两分钟以后，陈诚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了上来。　　蒋经国、朱家驿、李石曾、莫德惠。陈启天、孙亚夫、黄国书等人抢上前去，和陈立夫夫妇握手问候。　　陈立夫的孙女温梦营迎上前去，向陈立夫夫妇献上一束鲜花。　　陈立夫高兴地把孙女抱了起来。　　机场上响起一片欢呼声。　　面对这个人声鼎沸的场面，陈立夫激动地流下眼泪。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自己是在政治上失意之时离开台湾，在美10年，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　　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人是要来欢迎他的。　　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不计以外，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有不少人是陈立夫亲手提拔起来的旧部。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以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造成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陈立夫回到台北寓所后，曾向记者发表了如下书面谈话：“立夫出国年逾十载，退思补过，蛰居美国乡间，绝不耳闻政治。　　“在此之间，对于留在国内之家父，未克稍尽侍奉之责，愧作殊深，幸承总统暨诸亲友同志多方照顾，各位主治医师悉心诊疗，深情厚谊，永铭肺腑。　　“家父身体素健，兴趣甚佳，年逾九旬，尚能出席各种会议，此番病起仓猝，曾一度十分危险，消息传来，为之寝饮难安，正拟设法赶归侍疾，乃蒙总统先赐电召，当即尊命兼程返国，下机后欣悉家父病况尚未恶化，但仍在危险时期。　　“惟望此番归来，有助于家父病体之康复，则余愿已足。　　“内子禄卿除偕归侍疾外，以其继母今年已七十七岁，亦思归省，故亦同返。　　“如家父病体幸得告痊，仍拟与内子即行返美。因离美时匆遽成行，各事均暂托友人代为照料，日久则困难殊多。　　“今日下机时，承陈副总统与诸亲友远道冒雨而接，不胜感激。因急于探视老父病况，未及-一谢捆，尤深歉疚，唯祈祷予厚谢！”　　陈立夫的书面讲话，确实是抵达台北以后才写的，虽然该话稿并非他本人手笔，但其内容却为陈立夫口述。　　这一书面谈话中最引人注意的一段是对自己来台以后的去留问题作了答复。　　在台湾，曾有人认为陈立夫的这段话虽然是本人口述，但听起来有些言不由衷，即使他有意留在台湾，也不能自己直接道来，需经台湾当局主动作出安排，他好顺水推舟，在这之前，他不得不表示其返美之意。　　当时，新闻界各执一辞，引起哗然。　　据接近陈立夫的一位人士透露，陈立夫在书面讲话中特别提出“即行返美”的意思，的确是因为陈立夫此行并未打算在台北久留。因为，如果陈氏并无返美的决意，他在讲话中不提及这个问题就是了。目前的客观环境并未迫使陈立夫对此必须有明确的表示，除非他的确有意返美。　　说陈立夫心中的政治之火完全熄灭，也不完全是事实。　　几十年的政治生活。留给他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他当年远走美国完全是出于无奈，是想出去避避风头，后来看到陈诚、蒋经国的政权根基越来越稳他东山再起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念头也就渐渐打消了。　　这次有机会重返台湾，看望父病是主要的，但他也想顺便观望一下台湾政坛，试探一下蒋介石对自己的态度。如果台湾能容，他还是有意回台，自谋生计、远走他乡毕竟也是很凄苦的，尤其是精神上的思乡之情，是任何物质享受所不能替代的。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前往“总统官邸”拜望蒋介石。　　一见陈立夫，蒋介石表现出特有的热情，他迎出门外，与陈立夫紧紧握手：“立夫．一别10年，我可是无时无刻不想念你呀。今日归来，实乃是令人高兴之事。”　　陈立夫双手一拱说：“承蒙总统关照与厚爱！我奉命返回台北，总统，别来无恙吧！”　　“好的，好的。”蒋介石操一口地道的老家话，“立夫在美国也混得不错吧，虽然不断打听你的消息．亦曾几次写信予你，但毕竟10年过去了，难得一见啊。”　　陈立夫说：“‘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景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只是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陈立夫说这话的用意是想试探一下，蒋介石对他这次回台有什么安排。他说得很婉转，但蒋介石想必会明白。　　而蒋介石却有意避开这个话题：“果夫去世转眼也七八年的时间了，现在想起来，我就感到痛心。当时我把葬礼搞得隆重，就是因为果夫对中国革命有过杰出的贡献，政绩斐然。还有，姚文英（陈其美之妻）女土在台湾大学卧病多年，我也经常派人前去看望，最近身体还好，这请你放心就是了……”　　陈立夫嘴上说：“多谢总统关照。”同时细听下言说什么，但等了半天，蒋介石总扯不到正题上来，他有些灰心。　　陈立夫哪里知道，此时的蒋介石正一心要把太子蒋经国扶上宝座，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现在蒋经国的地位还没有真正稳固，CC派的势力还不可低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让陈立夫卷土重来呢？　　除蒋介石不冷不热的态度以外，台湾各报对陈立夫的报道也很少。　　“新闻界除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煌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这是《公论报》对此情形作出的评论。　　几天以后，蒋介石又找陈立夫单独交谈过几次，谈话内容跟第一次大同小异，始终没有劝陈回台定居的意思。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亲自陪陈立夫前往陈果夫墓祭奠扫墓。　　蒋经国还几次去探望陈父陈其业。　　陈立夫见重返政坛无望，便一心一意侍奉父亲，尽一个远道而来之子的孝道，但陈其业毕竟年事已高，虽经名医诊治，终于寿终正寝。　　陈其业死后，蒋介石夫妇亲往吊唁，蒋经国任治丧委员会副主任。　　陈诚、蒋经国等率2000多名国民党要员参加葬礼。　　台湾的《征信新闻报》也发表社论，称赞陈立夫是“有思想，有抱负，并且笃守儒家纪律的人物”，并劝陈“不要介意于十几年前早已烟消云散的往事而再次报效国家”。　　此时，蒋介石的“改造”运动已见成效，肃清CC派系已是时间问题，然CC派仍负隅顽抗，张道藩下台，CC派失去了“立法院”长，显然是一大失败，为了挽回面子和减少损失，他们又争副院长的位置。　　正在这时，CC派见陈立夫返台，觉得有了主心骨，纷纷向陈立夫靠拢，指望他能站出来说话。　　但是，陈立夫看出CC派与主流派的矛盾日益尖锐，他如果帮助主流派来压制CC派，等于控制自己的墙角，他也不会那样干；如果支持CC派闹下去，蒋氏父子更不能谅解。陈立夫感到十分为难。　　陈立夫只能说一句话：“不问政治。”　　CC派的人问陈立夫能不能回台湾定居，陈立夫说：“过去有句话叫‘动则得咎’，我现在是不动也得咎”。　　陈立夫为父亲奔完丧，即悄悄返回美国。离台前，他考虑到再回台湾已不是件容易事，便携夫人游览了日月潭和高雄港，再次领略了台湾宝岛的壮美风光。　　3．再度赴美--已然淡泊和自省　　陈立夫在台湾住了42天，一般都深居简出，即便是他当年的下属CC派们来访，他也“莫谈国事”，只是互相问候，拉拉家常，或者找知己谈谈中国文化，跟实业家谈谈养鸡，很少主动到外面走走。　　他没忘记远走之前的失意，也没忘记自己此次返台的身份和目的，他显得很谨慎。　　对于记者的采访，他一般不见，实在无法推托，也是把话题避开政治。　　香港《正午》报1961年6月报道：　　当陈立夫为其先父治丧后，台湾当局重申前议，盼其于“考试院长”及“驻日大使”两职，择一担任。　　后来，当局又告以“九全大会”即将于双十节前后召开，届时“中枢”人事，将有新的安排，甚欲有所倚重。然陈立夫返台以后，发现台湾虽不断以“团结”号召海外，其实国民党自身并未做到真正的团结，如党政之间，“中央机构”与地方机构之间，“立法部”及“行政部”之间，处处均存在互相敌视的对峙态度。　　以陈氏在“立监两院”和文化教育界的深远影响，将不免左右为难。所以，他仍决心置身事外。　　这一次，陈立夫终于向蒋介石表明他的心事了。　　他说，他近年替福特基金会写一部关于《我所知道的中国国民党》的回忆录，定于今年年底完成。如果中途搁笔，势必违约背信；并且，现在已送出去的部分资料．其中对党对“总裁”诸多批评，深恐将来引起不良的影响，似应拿回去重新改写，此亦效忠“总裁”之一法也。蒋介石只说容考虑后再议。　　不久。CC一位大将，“立法委员”吴某在台北的某晚报上发表一文，大意喻两陈（即将陈立夫和陈诚）均为国效劳到了白发之年。今日局势危殆，尤望同心协力，团结奋斗，以期达到“白头偕老”的厚望。　　此虽游戏文章，但在政治上却激起了微妙的反应。　　众所周知，台湾一些“反对党”的人们，十年来曾对陈诚寄以愿望。及去年门960年）“国大”召开期间，陈辞修（陈诚）召集政策委员会“以全体委员到国防研究院谈话，--力矢忠贞到底”，才使他们看得“儒子不可教也！”“国大”闭幕，“立法院”即爆起“倒阁”之声，先有徐源泉等130人指责案的提出，继后又有追加446000万元以提高军公人员待遇案的通过。　　陈氏在此沉重压力下曾赴金门劳军以示消极。　　今事过境迁又有人鼓吹两陈合作，岂为情势所许，于是陈立夫行矣。　　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有关报纸也进行了报道：　　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都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风光。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似锦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他和他的夫人，先下榻横滨，第二天才搬进东京帝国饭店。　　看来，在开始的时候，他似乎有意避免些无聊的应酬，但是，一搬进东京城内，他们夫妇的应酬便忙了起来。　　名画家张大千在横滨举行了一个小规模的个人画展，陈立夫夫妇应邀作了这位四川才子的座上嘉宾。　　接着，陈立夫夫妇便品遍了东京几位国民党要人的佳肴。前后台两位驻日本代表团长朱世明、商震都宴请了他。　　不用说，当时国民党政权驻日“大使”张厉生和“大使馆”几位“公使”参事都尽了应尽的东道之谊。　　就在如此这般的应酬中，陈立夫的心情愉快了，他的话匣子打开了。他打破了在台北守口如瓶的状况，开始有所议论了。　　尽管这位在美闲居十余年的职业政治家的议论，免不了多是那些老声常谈，但是，毕竟他肯开口了，新闻记者就不愁找不到可取的材料。　　台湾《联合报》东京特派员司马桑敦，当年4月28日在该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全文如下：　　我21日中午在东京近郊一个花园野餐会上访问了陈立夫先生。　　这天，他们夫妇已经整好行装准备当夜飞赴美国了。　　不过，也许因为和这个花园野餐会上主人的交情有关，陈立夫兴致冲冲的谈风，竟完全看不出他该是一个行色匆匆的旅人。　　在这一段谈话的途中，陈夫人曾插进来催促他赶紧收场去赶路，他却先打发夫人走了，而把他的谈兴一直维持到餐会最后。　　这中间，当我为他们夫妇和主人夫妇在一丛晚开的樱花前摄影时，陈先生特别给我一个警告说：“我们今天谈的，可不能上报！”但是，事后我觉得他所谈的，纵然上报，无一有害于他自已，更无一有害于任何他人，而且，当我向他提出问题时，我会声明我就该写的写，不该写的不写，同时，我是以新闻记者与近代史研究工作者的双重身份向他求教的。而陈先生本人也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这种研究工作。　　所以，把他的片语只言对于我们这个前进中的国家和民族有交待意义的，透露一二，似乎并无伤于大雅，更重要的，也许更有利于他的新工作--“历史”。　　我记得，一开首，我便冒失地从阴阳山会谈的话题提起。　　我引用一般新闻界的看法向他表示当这个关系海内反共势力的重大行动就要开始的时候，他以一个过去对党对政府有过如此重要贡献的人物，竟悄然离开了这个行动的圈子。　　这似乎不免令人有几分诧异，甚至也有几分失误的。　　他起先把两臂交叉在胸前，悠然而镇定地注视着我，微笑着一言不发。　　他似乎只在品味着春风吹拂他的华发的那股爽舒的味道，而把我的话充耳未闻。　　但是，过了片刻，中间有些别的话语滑过去了。　　他重新拾起刚才的话题谈：“谈话会要听听别人的，听听别人的意见比不听总是要好的多！”　　于是，我接着又问下去；“答以陈先生在美10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再以若干年来积存的政治经验，这个意见岂不是更值得听听？”　　我的话尚未了，他又是微笑不发一言。　　他抱着管走到花丛中绕了一个圈子，走回来很深沉地表示说：“过去的党是我一手搞的，但是过去的党打败了，打败了就是打败了，败军之将还有什么好谈的？”　　不过，话是如此，这位败军之将至少还有些失败的经验是值得一谈的。　　“一个政权如果和人民利益脱了节，到头来人民一定会抛弃它的，没有比这个事实考验结果再残酷，再不客气的了！”　　他是先从大陆上的失败谈起的。　　“坦白地讲，在大陆时代，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以后的一个时期，我们的财经政策过分漠视了人民的利益。　　“人民的生活利益在政策上得不到保障，人民自然就要抛弃这个政权的。　　“财经政策在政治上占的位置比军事、比党都更重要，它是直接关系人民利益的。　　“在当时，我们的敌人日本，犹比较我们政府懂得在政策上去照顾和维持一般人的生活的，因为他们毕竟懂得这是他们军政统治的一个必要手段。　　“日本军在中国大陆发行军票，以一比一的等价套换法币，这在政治上虽然打败了我们的政府，但使中国人民仍可持有与原值相等的购买能力。　　“而人民资本在市场上的作用，也照旧产生等值的结果。所以人民生活尚是安定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汪伪时期，曾经贬低了这个价值，但是，人民大致仍可维持原值一半的购买能力。　　“可是不幸的是，在胜利复员时，我什1居然利用一时变态的市场心理，一下子把法币换伪币的比率折为一比二百。这说明沦陷区人民购买力是因抗战胜利而一夜之间变低为二百分之一了。　　“100块钱的存款变成5角钱了。这事关系太大了，试想，小康人家亦贫化了，尚有何社会安定而言？犹有甚者，诸如我们战时美金储蓄券的大打折扣，黄金换实的不可信用，处处表现的都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处处与人民脱节，这种情况，又焉得人民不抛弃这个政府？”　　最后，陈先生严肃地说：“说来惭愧，一切由于当时我们无知！我们无知！”　　这句话，强烈地刺激了我们的听觉。　　这是一句出自一个曾是党的组织部长的良知的话语。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种真正自省的声音，这句话，深深地描写了过去，但也深深地点画出了将来。　　4．无忧·无辱·常乐　　陈立夫携夫人经过长途旅行，返回美国。　　陈氏夫妇回来一看，他们的农场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因40多天无人照管，房屋积满灰尘，地里杂草丛生，一片凄凉。　　陈立夫夫妇立即卷起衣袖进行打扫，重整家业。　　几天之后，这里的一切又恢复了原样。　　不仅如此，陈立夫又扩大了农场规模，所养的鸡最多时已超过7000多只。他们夫妇两人忙不过来，又雇佣了几个工人帮忙。　　他们很快又投入了另外一种生活，失去先父的哀伤，台湾政坛的纷争，渐渐置于脑后。　　陈立夫喂鸡、卖蛋、读书、写字，真有一种“或植枝而耘籽”，“乐琴书以消忧”的快乐心情。　　由于时间充裕，陈立夫应邀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到大学讲讲课，日子过得很逍遥。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隐居生活，使陈立夫又多了几分闲情逸致。夫人孙禄卿善于书画，作品颇丰，陈立夫除了吟读古诗名句以外，剩余时间，也向夫人学学书画，夫妇二人互相切磋勉励，家庭气氛更加和谐美满。　　一日，夫妇二人在家闲坐。　　孙禄卿给陈立夫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的陈立夫头戴斗笠，肩负重担，独行在田间小路上，路两旁是鸟语花香，芳草侵道；天空碧蓝如洗，清澈若水，远处雁阵高飞，人字成趣，脚下一条小河若飘荡的绸带，缓缓东流，好一派。冶人风光。　　画面的落款上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夫君兴来所作。”　　陈立夫望着夫人的作品，心中忽然荡起一种自得的神情。　　孙禄卿问道：“怎么样，喜欢吗？”　　陈立夫笑起来：“太妙了。太妙了。”　　孙禄卿接着说：“这幅画比我以前的作品有诸多变化，不知立夫看出来没有？”　　陈立夫想了想说：“从用墨上来讲，比以前更加挥洒自如，一泻千里，追求古朴自然的内蕴，展现流畅的线条与传神的人物形态，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真乃传世之作。”　　孙禄卿并不完全满意他的夸奖，接着问：“还有呢？”　　陈立夫又看了一会，没说出什么。　　孙禄卿笑着说：“我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是写生，这幅画却完全是写意的，不知立夫看出来没有？”　　陈立夫摇摇头：“写意？”　　“对！大写意。”孙禄卿说。“你瞧，你头戴斗笼肩挑重担，迈着悠然自得的步伐，行进在田间小径，术》就是写意。”　　陈立夫还是看不出来。　　孙禄卿说：“斗笠象征着你曾为官，斗笠之所以偏到一边，是因为你已把官场置之脑后，肩挑重担，而又悠然自得，是说你摆脱了政坛上争论倾轧，还民间百姓生活，虽肩负重担，而心情舒畅，万事悠悠。用美好的大自然风光衬托你田园生活的乐此不疲，使这幅画完全成了你此时此地心情的写照，从而，也抒发了人类回归大自然的妙趣无穷。”　　陈立夫咧嘴大笑，顿时，满脸皱纹云聚，像一朵花绽开：“真乃知我者夫人也。”说完，笑个不停。　　陈立夫大笑一阵以后说：“我今天也赠夫人一幅作品。”　　陈立夫说完，取过笔砚，铺好宣纸，挥笔疾书，一挥而就：　　故人具鸡黍，　　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　　青山廓外斜。　　开轩面场围，　　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　　还来就菊花。　　落款是：“录唐代诗人孟浩然《过故人庄》诗一首，恰乐之中书赠夫人。”　　孙禄卿细细读来，脸上露出微笑：“立夫的字越发长进了。古朴端庄而不呆板，龙飞凤舞而章法间架透于字里行间，刚柔井济而不媚态娇柔，可谓溶大家之长，合为陈体也，真是令禄卿大开眼界。”　　陈立夫说：“夫人过奖了，我学书不过几载，自知不少败笔，还请夫人多指教。”　　孙禄卿说：“立夫的字不必多夸了。孟浩然的诗，我读的不少，然这首《过故人庄》确实未曾读过，立夫可给我作些解释。”　　陈立夫兴致很浓：“这首诗是写老朋友请他到家里作客，以鸡黍款待，反映出田家生活的真实情趣与朋友间的真诚友爱。”　　孙禄卿也来了兴趣：“立夫，能否逐字逐句解释一遍？”　　陈立夫道：“首联承接‘田家’二字，把一幅农村图景呈现在读者面前。绿树、村落、青山、城廓、一近一远，层次清楚，相映成趣。‘合’字写近景，‘斜’字写远景，生动鲜明，浓淡相宜，把读者带到一个安适闲静的境界。”　　“再看颈联。”陈立夫喝了一口水，接着说。“这两句表现的是生活美，跟出句刻划的自然美相映成趣，字里行间跳跃着作者对农村的深厚感情。场围、桑麻、开轩、把酒，又是一番情趣。出句表现的是大自然静的感受，对句描摹的是日常生活动的欢悦。动好交错，融为一体。其中，‘面’字，‘话’字，体物言情，真挚动人。老朋友叙旧，面对场围，喜话桑麻，那种忘怀世事的轻松愉悦之情，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陈立夫越讲越有兴致：“尾联更是其妙无穷。从眼前的欢乐联想到别后的未来。后会有期，等到重阳佳节的时候，再来欣赏菊花。这是诗人和老朋友的预约，也是诗人生活向往的所在，这话真是真诚朴实，味中见味啊！”　　孙禄卿被陈立夫解释得昏昏然：“听立夫这么一解释，我真是茅塞顿开。这下，我更明白了，立夫此时此刻书此诗句的用意，这正是我们生活和心境的真实写照。可惜，禄卿才疏学浅，不然，真想写一首绝句，与那孟浩然决一高下。”　　陈立夫和孙禄卿会意地笑了起来。　　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确实给陈立夫夫妇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共同的命运，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生活情趣，也使他们夫妇更加情投意笃，一直到老年，陈氏夫妇始终相敬如宾，相儒以沫，生活得很幸福。　　陈立夫除了养鸡，最大的爱好莫过于著书了。　　1994年，美国和台湾同时推出了陈立夫的长篇回忆录--《成败之鉴》。　　在这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人生历程。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他在美国所经历的岁月，现摘录如下：　　赴美定居后，有许多朋友都从事教职。　　当时我是学矿冶的，可教矿冶课，也能教哲学和中国文化。就在此时，我的女儿中学毕业，要去新泽西湖林城上大学，此地是一养鸡中心，也是避寒的所在地，故有许多一流规模的大旅社，它们夏天歇业，冬季生意兴隆，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在作生意。　　我有一位朋友胡定安先生，是过去江苏医学院院长，提议到新泽西养鸡，并邀我同去；恰值我女儿也去此地念书，我便答应了一起去养鸡。　　在开业之前，我们去看了6个养鸡场，最后选一较便宜者买了下来，成交要付47000元美金，可先付两万元，其余分期十年给付。　　这是一笔大数字，而我只有4000元，不得已只好向朋友告贷。　　孔祥熙先生很慷慨，答应借我8000元，与我合伙的胡先生也只能拿4000元，剩下的4000元还是其他朋友帮忙的。　　我为什么要选择养鸡行业呢？因为我想想替政府已工作这么多年，侍候了蒋公和党内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侍候任何人！那么去照料鸡没有这种感觉了。　　此时，美国的蛋价很好，故从事养鸡业也颇能赚钱，而半年下来，我们赚了5000元。　　在美国养鸡，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但我们的农场却用人工，很不现代化及科学化，且饮用水也不够，乃径以所赚之钱购买了部输送鸡粮机器，和开掘一口深水井，5000元就这么花掉了。　　我们共养了5000只鸡，饲养很忙碌，所幸3个儿子都抽暇帮忙，那时我小儿子才百岁，不过，养鸡也有方便的一面，就以饲料来说，只要一通电话就会送来。　　那时我健康良好，100磅的饲料，我一弯腰就能扛起来。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经养鸡劳动后，也不再有复发的感觉了。　　我经营养鸡业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总算运气好，没碰上如鸡瘟等的麻烦事。　　养了三年后，有一次鸡生了喉咙痛病，那时共有10大间鸡舍，每间饲养500只，计有5000只鸡，如都生起病来，那真会一发不可收拾，幸亏医治得早，传染不普遍，所以并无大碍。　　这5000只鸡，若以七折计，每天即可生蛋3500个，可谓利润甚丰。　　干哪一行，必须了解那一行。就拿养鸡业来说，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主要的是对小鸡能辨别雌雄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生蛋，如买来公鸡就亏蚀老本了。　　通常我们难以辨雌雄，必须专家们以显微镜辨识，出鸡壳的小鸡，在24小时以内他们才能分辨出雌雄来，当然，这也难保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偶尔也有一、二只看走了眼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很是权威。　　天生万物似有一定规律，以鸡的雌雄来说，如有5000只，新生的小鸡，雌雄大概各占一半，差不多51％与49％之比例。　　小鸡难养，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温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后，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屋外，且应严防黄鼠狼侵害，因此，门窗要紧密，日夜加以照料。　　销售鸡蛋，也有一定程序。通常是以机器挑选、分类，使蛋能维待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灌，以维护生产质品与信誉。　　为保持其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就近由新泽西去供应纽约市场所需。　　奈何好景不长，待东西高速公路完成通车后，蛋价暴跌，原因为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成本低廉，业者用货柜车用冷藏方式，把蛋连夜运往纽约廉价销售，与新泽西养鸡中心竞争蛋市，原有市场大部分被其抢走。　　几年以后，使新泽西养鸡场生意冷落，纷纷倒闭。我隔壁是一家犹太人，他很有眼光，告诉我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　　于是，那犹太人把鸡场断然卖掉。　　但我却不敢作此打算，卖掉养鸡场干什么？此时，每个月比过去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越来越困难，会用机器不用人工的养鸡业者，还可勉强维持，而人工饲养者便无法维持下去。　　开始与我合伙的胡先生在经营3年后已离去，我的大儿子也去念书进修，最后只剩下我的内子及小儿子合力经营，尽管一再节省开支，但还是周转不灵，乃向朋友借贷维持，而我所借的钱，大都言明两三个月一定还，从未失信过一天。　　我的养鸡生涯自1953年开始远至1961年，实无法再继续下去，乃不得不关闭养鸡场，结束了为期吕年惨淡经营的养鸡业。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应验了这句话，就在我关闭养鸡场后，碰上了一桩倒霉的事。　　我开始养鸡时，连房舍一并投保16000元，现在鸡不养了，保险公司的人因我已有8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对我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这么多险呢？可以少保一点吗？”　　于是，我决定只投保4000元。　　孰料退保不久，却发生一场森林大火，恰巧，那天我们全家应邀到纽约朋友家做客，火顺风蔓延到我的养鸡场。　　我的那片农场共有30英亩大，房舍占了3亩地，那时地上落叶遍地，久不下雨，大火就燃烧着落叶一路烧过来。　　说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就在做客前夕，把我房子四周落叶扫净，不料，竟因此使人未燃烧枯叶延伸过来，房子乃未被大火波及，而三排鸡舍被焚，只剩下半排鸡房，我一部新坐车，放在饲料室旁边，也烧成灰烬，那是因为去纽约朋友家做容，往返是搭当地朋友的便车去的，故把车停放家中车间里，不料竟遭此意外。　　逢此火灾，适值减投保之后，只保了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赔偿也减少了！　　此非始料所能及。　　1964年10月，那场森林大火，把陈立夫的农场化为灰烬。　　正如他在文章中所云：“此非始料所能及”。这场无情的大火，把他平淡的田园生活烧焦了。　　他十余年苦心经营的心血被毁于一旦。　　面对焦土尘烟，面对狼藉一片，。陈立夫的心也似乎被烧焦了。　　陈立夫后悔自己偏偏在这一天去纽约朋友家作客。　　孙禄卿安慰他：天灾人祸“，谁也躲不过。　　陈立夫又后悔自己．不该提前退了120000的保险金，不然会减少一些损失。　　儿女们劝他：钱财都是身夕之物，只要没烧着人就算是幸事。　　陈立夫曾一度情绪很低落，在政坛上失意被迫远走他乡，原想在平淡无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一些慰藉，谁料，躲过了人祸，又遇上天灾，这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道？　　大火后，有人建议陈立夫把地皮卖掉。　　陈立夫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没有那样做，尽管30英亩地能换回不少的钱，完全能够挣回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但他不想那样做，他考虑得很长远。　　当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辛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完成了博士学业，服务于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虽在念大学，但已结婚，搞半工半读，不需家庭负担，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也即将毕业。　　他的儿子们早就希望父亲能放弃农场，与他们一起生活。　　这次，儿女们知道农场失火后，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夫妇到他们那儿去。　　陈立夫知道儿女都很孝顺，也有能力养活他，让他安度晚年，但他不想去和儿子们一起生活。　　陈立夫过惯了这种“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　　失火后不久，陈立夫又开始整理荒地，盖起了房舍，并重新买了少量的鸡来喂养。　　同时，他们还在家中做起了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副业，将这些产品运到纽约，卖到那里的华侨餐厅。　　就这样，陈立夫夫妇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名人》杂志1994年第11期发表江东先生题为《新泽西州养鸡人--陈立夫旅美生活一瞥》的文章，介绍了他所采访的陈立夫养鸡生涯，全文如下：　　台湾国民党元老，孔孟学会会长现已95岁高龄的陈立夫，自1952年离台去美，一住长达17年。　　这位原北洋大学矿冶系毕业生，在美国又取得匹兹堡大学来矿硕士学位的学人，却弃其专业，从事党政工作，这是有其前因后果的。　　早在民国初年，蒋介石追随其二叔、上海都督陈英士而认识了孙中山先生，至陈英士被袁世凯暗杀后，陈立夫与其胞兄陈果夫追随蒋介石达30年之久。其间，在国民党中历任要职，掌握党政大权，故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民间传说。　　然在国民党兵败撤离大陆去台湾的第二年，陈立夫即悄悄离开了台湾。　　作为一个豪门显要，要做什么并不难，他却到美国做起养鸡孵蛋制作皮蛋的劳累而又邋遢的行当，使人一下难以理解。　　这个鸡场从老板到伙计只有陈氏夫妇两人。　　陈夫人负责捡鸡蛋，陈先生的工作是加工饲料，清粪及其它。陈立夫描述当时的苦状：“以前到镇上去买饲料，都是自已扛来扛去。”　　陈立夫经营的这个鸡场，在新泽西州的莱克坞镇，很宽敞，有发展条件。　　起初是陈氏夫妇亲自动手作试验性质的，到60年代规模扩大了，有名的莱克亨高产蛋鸡蛋增到七八千只，就雇了技术人员作机械化管理。　　在西方制作中国皮蛋，倒是热门生意，获利颇丰，确是事实。　　早年被称为皮蛋博士的马君武和豆腐专家的李石曾就是在德国和法国首制中国民间食品致富的。皮蛋适合西方人的胃口，已登上西方饮食文化的殿堂。　　陈立夫先生制作皮蛋虽早已晚了半个多世纪，只要制作精良，晶莹碧透的中国皮蛋，仍为美国莱篮子中的上品。西方还试把皮蛋作为战场用的方便而又抗饿食品。　　陈氏夫妇在美国侨居17年，这对“养鸡人”在养鸡生活中，还手脑并用。　　陈立夫忙于著书、讲学、研究医学、孔学和书法。　　孙禄卿女士则努力创作中国画。这位30年代上海美专出身的女画家早有名声，其花虫鱼鸟山水作品，敷色清丽，形趣盎然，尤其在鸡场体验取对所画的鸡，更是形态多样，栩栩如生。　　当时，在美国举办了“陈立夫孙禄卿伉俪书画作品展”，宣传中华传统文化，美国企业界的大亨、华侨，华人中的巨贾，也给这对“告老还家”的故友捧捧场，纷纷订购书画。　　书画展地增添了陈氏夫妇的经济收入，一举两得。　　陈氏夫妇有三男一女，都在美国工作。　　去年9月，陈立夫45年后重履香港。　　他在答记者问中，关心着两岸的统一，反对台独。　　他坚决相信：“海峡两岸将来总要统一的，我对未来前途持乐观态度。”　　最近，陈立夫变卖了自己的一部分家产，用这笔钱铸造了五尊孔子铜像，待两岸和平统一后（也说在条件许可下，在两岸统一前），将这些铜像树立在各民族地区，让大家看到孔子像，知道咱们都是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凝聚力。陈立夫在接受江东先生采访时，还为其书写条幅日：　　以仁存心者无忧；　　以礼存心者无辱；　　以义存心者常乐。　　第十九章 回台定居　　1．应邀为蒋贺寿　　1966年10月的一天，陈立夫收到了蒋介石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