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戴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治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项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　　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了一些CC主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与章程和“青白团”、“同志会”大同小异，而且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的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屯。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嫡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理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分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之外，在东北关内青年学生中有以齐士英领导的“东北青年学社”；在南京有以徐恩曾、萧铮、洪陆东领导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以陈伴岭领导的“武德社”和陈伟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在上海有以潘公展、吴开先等领导的“上海协会”；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以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等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于了大量的坏事，犯下了滔天罪行。　　陈立夫不仅看重组织活动，而且很重视宣传教育，他认为：反共要正本清源，要在文化思想上反马列主义、肃清马列思想。当时他曾信心十足地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和陈果夫等，到处发表讲演，宣传法西斯主义，陈立夫在北大、清华讲演中还说，他一年之内要在京沪汉等大城市对10万学生发表讲话。除此之外，他还网罗一些反动文人帮他写了反对唯物论、否定阶级斗争学说的《唯生论》；组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所谓文化建设运动，要一些反动文人办宣传法西斯主义的报刊；还和叶楚怆一起主编吹嘘蒋介石为法西斯领袖人物的《墨索里尼传》；发动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陶希圣等CC系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在他们的领导下，各种反动学生组织办的报刊，那就太多了。　　二陈和徐恩曾等在学校中培训反动学生，建立、发展特务组织的活动中，值得特别说的是，贯彻执行蒋介石提出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特工总部和复兴社特务处，在南京和北平都遵照蒋介石的旨意进行了这项活动。　　1934年，徐恩曾在南京常府街48号，召集特工总部的卢斌和专管“学运”的项本善，以及南京国民党市党部做“民运”的李永懋等，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组织大中学校学生到江西参观，就是对他们训练，是寓训练于参观之中。要使“学运”　　的核心分子实地见识一番，看看国民党“剿共”的“成绩”，了解一番共产党的各种情况，以便研究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参观旅途的食宿费用，全部由公费负担。当时决定，特工总部的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下面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其中有CC分子，特务分子和部分思想落后的分子。他们从1934年7月ZI日出发，8月29日回归，历时40天。在参观中，国民党把他们杀光、烧光、吃光的“三光政策”造成的恶果，诬蔑说是共产党和红军干的；把苏区实行孙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说成是“匪行”。“参观”回来后，在陈立夫的导演下，成立了一个由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洪兰友等5人组成的“学运指导小组”。学运指导小组在9月14日，召集参观团成员和各大中学校的CC骨干共16）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简称“同盟”）．的组织。“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又神秘。叶秀峰、张道藩亲自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分。”监誓人徐恩曾做了长篇讲话，说什么“同盟是选择优秀学生组织起来的”，今天是大家走上“光明的政治道路的开端。只有绝对服从蒋委员长才有前途，反对蒋委员长的都是我们的敌人。”仪式后把人们分成8个小组，宣布了五项纪律，基本内容是：一切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倭，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当时还规定，每半日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布置，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比如，在中央大学调查过生物系教授欧阳翦先生，原因是有人密报他对社会不满，发过牢骚，历时一年多没抓住他的把柄。再就是西北军阀马家送中央大学学习的一批人，也都被列人过调查对象，还为他们写过“专案报告”。为了有把握完成调查任务，徐恩曾还教给他们一套手段，如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等等。为了培养这批同盟成果，还举办过一期“专题讲座”，陈立夫讲的是《唯生论》；戴季陶讲的是如何俯首帖耳供蒋驱使的“青年修养”；梁凤林讲的是“中国历史人物证论”，中心思想是说蒋介石为中国理所当然的最高领袖；徐恩曾的任务是轮流约组长到“餐馆”吃饭，谈话，做具体深人的教育。　　北平的“寓训练于参观之中”，是由张厉生导演，在胡梦华主持下进行的，以诚社成员为主，叫做北平大学生暑假南下考察团，有50人参加，历时1个月。他们在武汉参观了汉阳兵工厂、张之洞祠堂，在南昌参加了蒋介石发起的“新生活运动”　　中的“清洁整齐运动周”，“靠左边去”和“新生活星期日识字运动”等活动；搜集了江西省政府经济统制和对苏区经济封锁的资料；到南城参观了毛炳文、康泽对“江西民众剿匪自卫大队”的检阅；从南城到南丰的路上，看到沿途蒋军修的“乌龟壳（堡垒）”，听顾祝同吹嘘“围剿”中的“赫赫成果”；在广昌由罗卓英、樊松甫引导着参观了所谓“卤获胜利品陈列所”；也看到了红军刷写的“苏维埃政府万岁”，“工农兵团结起来粉碎白军的围剿”等标语，以及由于群众信仰共产党，蒋军所占地区群众跟红军撤走后的萧条景色。最后这个团还上庐山接受了一周军官训练团的反共训练，听了蒋介石、陈诚、贺衷寒等人讲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攘外必先安内”和“尊老师敬父母服从领袖”之类的讲话。为了散布考察团贩运的毒素，诚社的《存诚月刊》刊载了长篇报道记事，天津诚社刊物《理论与实践》还出了专号。　　“同志会”和“青白团”与国民党中的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政治部门中和以张群为首的政学系作斗争，在经济部门、金融部门中和以宋子文、孔祥熙为首的裙带派作斗争，在特务组织中和以黄埔为核心的复兴社作斗争。　　1938年3月武汉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吴稚晖代表大会主席团建议大会推选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所有过去小组织成员可就地参加国民党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场起立，一致同意。于是，“青白团”与“复兴社”在汉口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解散，从此CC又成为封建关系的派系，并且日趋分崩离析。首先背叛CC的是张厉生。张厉生因破坏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而为蒋介石所赏识，1935年继陈立夫掌国民党组织部。他谋自起炉灶，另建派系，但时受制于陈之亲信，心怀愤懑，遂于1938年跑到陈诚那边，以组织部长身份任陈诚的总政治部秘书长，不顾其它CC分子的责难，而处处和陈立夫作对。其后他更联合孔祥熙和二陈为难，凡孔祥熙所把持的部门，四联总处也好，财政部也罢，都对CC关着门。朱家骅继张厉生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CC分子仍处于多难之秋。朱家骅对各级党部中的CC分子虽不能逐个清洗，以自己亲信代之，但处处设难，使彼等陷于困境。　　另一个背叛CC的是刘不同。刘不同于1938年由英回国，二陈在汉口设宴接待时，刘不同说的第一句话说是要登报声明退出青白团。随后高宗禹和何思源等也离开了CC；其它没有公开背叛者亦对二陈存有贰心，自找出路，各奔一方。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设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于是，在全团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系统。　　7．陈果夫发现许多内幕　　蒋介石调集部队围剿新四军时，日军全力配合，封锁长江，其中内幕完全是通过双方特务组织勾结布置的。亏心事做得越多，越怕报应，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在“军统”、“中统”两个组织之外，又成立了“党员调查网”。同时，“中统”还办了一个“经济调查人员训练班。”为此，陈果夫发现了许多内幕。　　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无论是“军统”也好，“中统”也好，都是彻底执行的。抗战初期，蒋介石一面喊“国共合作”，一面又秘密发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个恶名昭彰的“办法”，就是徐恩曾奉蒋介石之命拟订的。当时，先由谢永存执笔，经孟九修改后，交给徐恩曾，由徐恩曾定了初稿，交陈立夫看过，然后送与陈布雷，再由陈布雷转呈蒋介石。蒋介石看后，又指示要点，再作修改，经蒋介石最后决定，再以“中秘”（中央秘书处）“绝密”件发下去。　　所谓“防制异党”，照“中统”内部的阐释，就是“背向日本，面向边区。”　　直言之，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敌人，而以共产党及解放区人民为敌人，不以汉奸卖国贼为敌人，而以抗日爱国者为敌人。这是有事实根据的，比方，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前；“中统”便已接到蒋介石的命令，指示敌后特务人员，与敌伪相勾结，一致对付新四军。　　蒋介石对付新四军的阴谋，在1940年已经开始。他交给“中统”的任务之一，就是派遣高级特务进入沦陷区，和敌伪接头，俾收“合作”之效。“中统”奉命后便派出专员邓纫，负责办理这件“要公”。　　邓纫到上海后见了日本特务头目柴山中将、影佐少将、冈田大佐和金山大佐等人，随后又回到浙江，展开活动。到1941年春天，蒋介石调集部队围袭新四军时，日寇方面也马上配合行动，封锁长江，完全是事先通过双方特务勾结布置的，在新四军事件发生前后，邓纫由浙江金华用“滔密”的密码向“中统”发电，一直联系着。后采电报忽然中断，经过“中统”浙江调查室的调查才知道邓纫被日本人所杀。至于邓纫为何被杀，直到吴开先被日本人送回重庆时对徐恩曾说，只是出于“误会”。　　吴开先之由沪返渝，正如当时大后方所传，是带了日本人的条件回去的。　　吴开先本来是国民党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在抗战胜利后，吴开先随着接收人员回沪返任，曾发表过一篇很长的谈话，大意说：他在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作敌后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寇逮捕，曾受尽酷刑，但他始终不肯供出自己领导的组织和有关人员。又说他曾吞针自杀，但被救转来。以后敌人又以高官厚禄利诱他，他丝毫不为所动，最后乘敌人不备，不顾全家性命与自身安危，闯关越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逃回重庆…云云。如果依照他这一番吹嘘，他简直就是一个抗日英雄人物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　　1942年，吴开先在上海被捕后立刻就被送到南京。吴开先在南京，很快便见了汪精卫和汪精卫的日本顾问。最初，日、汪准备叫吴开先出任伪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的其他要职，吴开先亦已答应考虑。后来汪精卫等人又考虑到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准备叫吴开先担任，所以又把吴开先送返上海，由李士群交给一个其时代表蒋介石在沪与日、伪联络的人。自此以后，吴开先便不在外边公开露面。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吴开先接收后，便一面报告蒋介石，一面也和吴开先商量，听听他有什么意见。始知吴开先又想去南京做官，又不知道汪精卫等还有什么任务交给他，处于一种患得患失的情况之中。　　其时，蒋介石的联络人，也还不了解汪精卫和日本人方面究竟要怎样运用吴开先，就分向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人去打听，才知道自1943年1月9日江伪南京政府向英美宣战以后，日本方面的决策是：希望赶快结束中日战争，对蒋介石方面，愿意多作出一些让步，甚至愿恢复“七七”以前的形势，以便于把大部分军力集中起来，对付美国。只要蒋介石同意断交美英并继续进行反共军事活动就行。周佛海、陈公博。李士群等汉奸还对那位蒋介石联络人说：“在几年的战争中，日本人已深深体会到共产党的势力一天天地壮大，已成燎原之势。中国（指蒋介石的统治）不亡于对日战争的惨败，也不亡于对日之和与未和，而将亡于共产党。若依靠美英，继续抗战下去，只会使共产党壮大。这是是非不明，利害不辨，今天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他们是知道蒋介石的反共决心的，但认为他对于依靠美英一点，仍然听信谗言，一时难改，因此必须找个能直接与蒋介石讲话的人去当面剖陈利害，所以考虑到吴开先。　　这几个大汉奸的话，一方面是暗示他们想把劝蒋的任务托付于吴开先，一方面也是示意给蒋介石的联络人，叫他向蒋介石转报。那联络人听了之后，觉得不便先告诉吴开先就先将情况向蒋介石报告。　　吴开先既然已成了日、伪准备应用的棋子，当然什么危险也不会再有。他名义上是交由那个蒋介石的联络人接收，实则只是白天由那人用汽车接到家中，晚上再把他送回吴开先家去住。所以，那个说自己曾“吞针自杀”的“英雄”，实际既没有受什么“酷刑”，他和他的全家的“性命”，也从未发生过他所说的“危险”。不久之后，蒋介石的联络人有时还带他去苏州玩几天。　　蒋介石的联络人把密电拍出后，一面等着回复，一面又再度探吴开先的态度。吴开先还是患得患失，三心二意。他有时想去南京做官，但又怕做汉奸做到脸上，若抗战取得胜利，那就收场可虑。虽然他也能够办到一面在南京当汉奸，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将来也可以用“奉命投敌”来掩饰自己落水，吴开先考虑过回重庆，但如偷偷地溜回去，不但危险，也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还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而受处分。在这种种的考虑中，既踌躇又苦闷。　　后来，蒋介石的回电来了，说同意日本人送吴开先回去，叫吴开先不要去南京。还怕他不肯回去，又说他回重庆后，职务有所安排，不必顾虑。　　蒋介石的联络人收到电报后即交与天开先和周佛海看，吴开先这时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而希望能帮他早日回重庆去。周佛海也很赞同吴开先早日回去．他认为在南京的人已经不少，吴开先有这个条件，还是回重庆好。当时，由于局势关系，一些与重庆有了勾结的汉奸，都希望在日本人的主持之下，实现宁、渝两政府的统一，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既可能不因当汉奸而受到惩罚，又可保持住高官厚禄。　　于是，蒋介石的联络人又向李士群提出，说吴开先去南京的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人的希望，早日送他回重庆有利得多。李作不了主，又去向他的主子请示。　　正在这时候，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住到了上海，蒋介石的联络人在一次宴会上与他相遇，也就找他商谈吴开先问渝的问题。影佐当场表示．可以早点让吴开先返渝，劝蒋介石早日停止抗战并胡吹了一套老调，说什么日本对中国本无野心，不打算用军队长期占领中国，为蒋介石设想，应当早下决心，立即接受日本的好意。还说，如果重庆方面有什么顾虑，日本方面在某些问题广，可以尽可能多作些让步，不太损伤蒋介石的面子。当蒋的联络人告诉他蒋介石同意接受日本人派吴先回去之后，影佐很高兴，认为这是重庆有了诚意的表示，并立即说了一些尊敬蒋介石的话。还希望那联络人利用他的关系，早日促成其事。　　蒋介石的联络人回家之后，把同影佐谈话的经过转告吴开先，吴开先立即得意忘形，他还告诉蒋介石的联络人，当他被送到南京时，影佐曾在一家日本餐馆请他吃饭，酒喝多了，曾与日本艺妓胡闹，一不留神，弄得呕吐起来，以致把一些脏东西弄到影佐身上，甚为失礼云云。他可能是觉得太对不起那位D本大人了，因此还问蒋的联络人，影住有无提及此事。　　影佐加南京不久，日本上海驻军司令便派人找吴开先去商谈。前后谈了几次，最后决定送他回渝，当面向蒋介石转达日方的意见。并叮嘱吴开先一定要直接和蒋介石谈尽快取得具体的答复。　　作了这样的决定之后不久，吴开先便在日本人小林的保护之下，乘飞机离开上海。在吴开先被送走的那天，蒋介石的联络人还去送行。当时还有一个很滑稽的插曲：当吴开先慌慌忙忙地赶到机场的时候，脚上穿的竟是一双拖鞋，弄得到场者无不啼笑皆非。他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鞋子换，只好就穿着拖鞋上飞机。究竟他为什么弄得如此荒唐，是一奉到日本主子的通知，便迫不及待地出门？还是喜不自胜，以致于神昏志乱？那就只有这个“CC”和“中统”的“要人”自己才能够解答了。吴开先走后，他留在上海的家属，一直由敌伪加以照顾，和他后来的胡说完全是两回事。　　当时，日本人把吴开先送到广州湾，吴开先再经广西返重庆。到渝后，他先见了徐恩曾，再由徐恩曾陪同去见陈立夫，之后又由张道藩陪他到南温泉见陈果夫，再由陈果夫布置他去见蒋介石，转达日本人的意见。尔后朱家骅还在其牛角沱私邸以茶点招待这位敌伪派回来的“特使”。吴开先在谈了敌伪区的经济情况之后，还提到“军统”特务在沦陷区如何如何地发财，使朱家晔听得眉飞色舞，认为“中统”　　亦应该“大有可为”。　　在抗战期间，“中统”通过本是“CC”要角的大汉奸了默屯的关系，早就与敌伪特务机关暗中勾搭上。其时“中统”译电室收到上海方面的密电，均由译电室主任专送徐恩曾本人亲译。这个专用的密电卷宗是绿色的，分类编号是“0042”，因为上海敌伪特务机关设于极斯菲尔路76号，7乘6为42，所以“中统”与此有关的密电，便以“0042”为号标。　　在重庆期间，“中统”奉蒋介石之命，还搞过一个全国性的“党员调查网”。中国有一句老话：亏心事作得愈多的人愈怕报应。蒋介石的心理恐怕也正是与此相似，因为愈是“安内”，“内”愈不“安”，愈是“反共”，“共”亦愈“反”，所以他也愈来愈感到江山靠不住，特务组织也就愈来愈多。“军统”、“中统”之不足，又再来一“党员调查网”，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　　蒋介石在“手令”上说，要在国民党党员中，挑选一批忠实可靠的优秀党员，成立一个全国性的调查网，替中央做耳目，以供“惩治奸邪、整肃贪污”的参考，要“中统”拟具办法呈阅。徐恩曾奉令后，就交由谢永存起草，经徐恩曾和陈果夫、陈立夫提到“CC”高级会议上修改补充后，再送蒋介石核准施行。这样的一个“调查网”，实际上就成了“中统”的大规模的外围组织。　　首先，他们在重庆各中央机关、部队、学校、工商界展开建网工作。凡参加“调查网”者，须有被认为可靠的介绍人两人的介绍，经“调查网”的审查委员会审查合格后，才予接受，凡合了格的分子，即发给“调查手册”一份。在那手册上，印有蒋介石发给“调查网”的手今，所以进行工作时即等于执行“总裁”的命令。手册上所写的“政治敌人”把共产党列为第一，其次是一些进步团体。此外，。还有一些“贪污舞弊，囤积居奇”的官样文章及“尚礼仪、知廉耻”的滥调，作为陪衬。“调查网”办公室和“调查网”分子均用代号通讯，办公室的代号是“许清”，通讯处是重庆市邮政信箱91号。　　从1940年夏天到同年年底，单在重庆就收罗了差不多3000人。其中高级官员（文官简任以上、武官将官以上）约占1／10，普通行政人员约占6／10，学校教职员学生约占2／10，其他约占1／10。　　“调查网”的“成绩”究竟是怎样呢？计为：检举告发国民党人员贪污读职的材料占80％弱，揭发汉奸罪嫌的材料占12％，其余百分之七八，则为检举所谓“共党”或“共党嫌疑”者。而最后一项，查实是挟怨诬陷或捕风捉影者多。　　这样的“成绩”摆在徐恩曾面前，使他大伤脑筋，因为如果照样拿去向蒋介石报销，就非挨骂不可。因此，他在“调查网”办公室开会时说：“这个工作费了时间，费了人力，结果是调查了自己，出了自己的丑。做共产党的工作不容易，我们的力量不够，才搞这套办法，谁知这些人一点东西也捞不到。我们要不要再这样搞下去？请大家多谈谈。”于是各人发表观感，综合起来，是这样的几点：（一）赞成徐恩曾的说法，主张不要再搞；（二）认为给通讯者以乱告的特权，不如不搞，以免搞坏了“中统”的“名誉”；（三）认为在通讯者中间，已经发生了不少招摇撞骗的事件，再搞下去，毛病越多，“中统”愈背不起；（四）其他派系集团，认为“中统”这样搞，是挖他们的墙脚，出他们的丑，在蒋介石面前表示不满的已大有人在，孔祥熙就是其中之一。如再搞下去，只有加深彼此间的矛盾；（五）各省市“中统”特务外围，本来已经有了一套，这次建立“调查网”的命令发下去，还是那批人，不过加了个名义，实在没有必要。在这种种情形下，徐恩曾以为搞下去只有添麻烦，因此去同陈果夫、陈立夫等商量后，由他们再向蒋介石建议，终于把这个盖在自己头上的破“网”，转送给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改名为“监察网”。从此之后，便成了次序衙门内的摆设了。　　在搞“调查网”的同时，“中统”还办一个“经济检查人员训练班”。这个班在筹备期间，标明目的在于“调查抗战后经济方面的营私舞弊和贪污渎职以及非法经营工商业的黑幕”。为什么蒋介石要搞这一套呢？据徐恩曾说：“由于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原来勉强呈现稳定的金融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之后，造成人为的混乱，如不迅速予以抑制，恐怕动摇根本。”　　这个训练班一次招训了好几百人，先在“中统”里面上课，后来由于人数多、空袭多，便迁到重庆南岸弹子右中央警官学校去。这班人训练完毕之后，便成立了“经济调查队”，名义上隶属于行政院，实际上由“中统”领导。但是，四大家族本身就是最大的违法乱纪者，这种“调查”如果要做出成绩，首先就要打倒连“中统”也在内的机关，本来就不可能搞出什么名堂来，结果搞了半年左右就宣布撤销了。这些“经济调查队”存在的时候，“老虎不打打苍蝇”，倒干了不少扰民之事，弄得怨声载道。“经济调查队”撤销后，大部分人员遣散，只有20人左右被“中统”　　吸收，安插于“经济调查处”。　　不过这半年的“经济调查”，也不是毫无“收获”的，其“收获”之一，是使“中统”发现了不少“同志”：原来除了他们自己之外，还有许多人在做黑线生意，一面是敌伪区的汉奸，一面是蒋介石管区的官僚和奸商，他们双方勾结起来，大规模地由沦陷区向蒋介石管区走私。在这些关系人中，除了“军统”分子之外，还有不少是中央各院部的高级官员。但是这种“收获”对他们向蒋介石讨功的用处不大，因为“CC”分子和“中统”分子，也就是这个大黑窝中重要的一伙，别人固然是淫坯，他们自己也并不贞节，那又有什么好说的呢？从这根经济黑线上，也就现出了另一条政治黑线，说明从经济关系到人事关系，蒋介石、汪精卫之间都是万缕千丝，亲如一家。当时他们还有一种理论，把与汉奸在经济方面的勾结，美其名曰“经济”调节。“调节”者彼注此，他们的彼此之间，原是一条水管两头通的。　　“中统”的经济调查处通过陈果夫同中国农民银行的关系，为“CC”集团发卖国财大开门路，当时的敌伪区成立的一些商行或公司，都是蒋介石、汪精卫特务合作的汉奸商业结合。特别是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邻近沦陷地区的银行，都由这条特殊线路引来暴利生意。　　徐白光主持的交通处在沦陷区的活动，主要是靠汉奸支持。“中统”对于解放区是很少办法的。有一次，徐白光在“星期汇报”上就向徐恩曾说过：“共区的老百姓都是共产党的，内线难建立，化装有危险，进得去，出不来。”这个“中统”　　交通处处长，因为“通”不到解放区，也就常常无法向蒋介石“交”卷。　　8．中央青干班　　“中央青干班”的成员是在归国华侨中精心挑选出来的。陈立夫亲自写了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他在文章中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蒋介石政府在抗战初期撤到武汉时，曾在武昌成立了一个“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教育长桂永清是在这个团毕业的，被蒋介石批准与中央各军事学校一律待遇，视同为军校出身。在这里边，有不少是在抗战初期回国，想参加抗战工作的华侨，其中又以从南洋回来的青年占最多数。徐恩曾久欲在华侨中发展“中统”势力，所以决定向“战干团”打主意。　　徐恩曾经过签准手续后，随即与桂永清接头，并由桂永清派了上校教官罗剑雄到“中统”去联系。“中统”根据桂永清的名册图选了约一排人，从“战干团”　　正式调了过去。罗剑雄也跟着到了“中统”。　　“中统就把这批人组成一个训练班，加以情报训练，内容有政治训练、组织生活、技术训练和业务学习，都由“中统”局本部组、处、科的头目向他们讲授。此外，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还对他们作过若干次的“精神讲话”。半年训练期满后，这帮人就成为“中统”的正式特务。其中被认为比较露头角的，有泰国的方博之，印尼的古秉文，婆罗洲的陈锦江，印尼的卜哑夫，马来西亚的张介夫，新加坡的刁林等人。　　与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的同时，还举办了一个“中央青年干部训练班”，这是“中统”在重庆所办的比较重要，比较占份量的特务训练班。它名义上挂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招牌，实际上是“中统”所办。　　这个班简称“中央青干班”，初设于四川綦石角镇，后来迁到重庆，设在“中统”局本部之内。班主任由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朱家晔兼任，负实责的是副主任徐恩曾。全部教官和训导人员，都由“中统”的特务担任。　　这个班的成员，是由蒋介石指定桂永清在“战干团”精选的，人数为一个中队，选定后交与“中统”接收训练。少校中队长黄光朔，也随受训人员进了“中统”。　　原来，自蒋介石密令“防制异常活动”之后，他所害怕的“异党”，因为坚持抗战，越打越强，连日寇对他们也害怕起来了。特别是在华北地区，更是如此。而蒋介石“忠实同志”，却只晓得向后方逃，不逃的就投了敌伪，连影子都没有了。蒋介石很想“收复失地”，所以准备由重庆送一批人到华北去，干他自己的一套。他在“手令”上要中央党部准备派一批县党部的书记长下去，一个人抓一个县，这些人由“中统”训练，派下去之后也由“中统”掌握指挥。因此成立了这个班。　　该班的训练，照徐恩曾在“训练方案”上所写，是“采用组（织）训（练）技术与情报业务同时施教的方针，重点灌输军事与政治的实用知识，充实独立作战的能力，以达到培育领导工作者的要求为目的。”根据这种目的，训练的内容和情况如下：在“军事训练”方面，取消了国民党一般军事训练班的那套旧形式，不把学员当入伍生，也不要操场上的“术科”，而把军事课程综合为一，名日“军事讲话”，着重于军事组织工作、指挥工作、侦察工作、策反工作、军事地理。武器使用、军需供应、兵种调度、游击木等等，担任这个部分的教官是叛徒何畏。　　“党派工作”这门课程，着重于讲解共产党的情况，其他进步党派团体的情况也附带介绍中，这部分由叛徒吴若萍担任教官。　　“三民主义”的课程，所用教材是由“中统”第二组及研究室合编的“三民主义讲义”，它把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分为三大部分，用蒋介石特务观点来加以论述，想借此达到“以情报业务为体，以共产党理论为用”的目的。担任这项课程的是第二组的万大宏。　　课程中的所谓“敌后经济调查”，由封锁物资、套购商品、吸收金银、印制伪钞，一直到散布谣言、刺激物价、勾结地方奸商囤积居奇，全都包括在内。教官李超英讲这门课程时，重点在使特务学会对解放区及临近解放区的经济破坏工作，与敌后的关系堪少。　　“宣传工作”课，先由万大宏担任。主要是讲怎样使用技巧低毁共产党。陈立夫还亲自写过一篇《宣传工作刍议》，交徐恩曾转给“中央青干班”本部，这篇东西后来就成为“中统”在宣传工作技巧上的指导性文件，其“精采”之处可见一斑。　　他认为正面自吹自捧的正面骂人，有时候恰好是帮助对方做宣传；如果老是这样，一定会处处不吉，事事不宜。他主张拿“事实”出来，揭开对方的一角给民众看，不必做大文章。也不要多用形容词，不要因为某件事伤了自己的心，便用一些“令人发指”之类的话以塞篇幅。要注意效果，千万不可写鸣冤禀帖式的东西。也不可用“包打天下不平”的好汉气派代替平心静气的新闻笔法。　　他认为把自己装扮成第三者的中立态度，始终是不可缺少的。他要特务多多研究心理学，认为担任宣传工作的人不懂心理学，必然吃力不讨好。　　他说，如果程度不够，或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形不许可，最好不要使用“小骂大帮忙”的办法，否则会弄巧成拙。　　他认为宣传者的语言和行动，要符合本身情况，否则在对方势力范围内，或是在国民党力量所不及的地区，肯定地要出毛病，不但个人吃亏，组织也要遭受损害。　　他认为要宣传工作有收获，先必须播种，播种之前，还要做些土壤工作，因此就要就地找班底，物色助手。平时多做准备，有事时才可免忙乱。　　他说，不要使花瓶空着，没有鲜花也得插假花，假花插得好，使人发生美感，有时候也不弱于鲜花。但要注意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条件，不可千篇一律地笨干，露了底就等于不设防了。　　他认为宣传品不可滥交，最好利用现成的园地下种，再求开花结果。即令是县以下的一张油印的“民报”，都不可放松。则地方势力主办或支持的报刊，要想法子打进去，即令投稿能被刊载，也是好的；不可标新立异，以出风头的打算来另起炉灶。这还不是省钱或耗费的问题，而是用另起炉灶的办法，有时候会自找麻烦。　　陈立夫这套“妙计”简单言之，就是教那些特务在自己还不能完全控制的环境下，怎样保护自己，利用别人。怎样用第三者的烟幕的手法，去隐蔽自己的真正身份和目的，以便于迷惑别人，迷惑群众。在宣传工具上，则尽量运用别人现成的东西，做无本生意。在人力运用上，不但要设法使自己的人进去，而且要把别人的人设法拉过来。这套东西。其实也就是“中统”在训练工作上的三种办法（即“挖根移植”、“鸭卵鸡孵”、“夺胎换骨”）在宣传工作方面的运用、后来“宣传工作”　　课程由叶青从万大宏手里接过去之后，就照着陈立夫这一套讲下去。　　“中央青干班”的课程，还有“政治学概论”，除贩卖西方资产阶级的一般理论外，还特别注意用纳粹统治的所谓政治技术和中国历史技术，来谈政治手段与政治目的关系问题，其中另有一部分，则专讲“社会势力的诱导与运用”（包括民族的、封建的、传统的、宗教的、伦理的、一般风俗习惯等等）。这项课程，重点在灌输法西斯政治思想和技术。它和另一项课程“国际现势”，均由刘恭担任讲授。　　除讲课之外，还有“业务实习”，亦即特务工作实习，由“重庆实验区”负责人陈庆斋主持。　　在该班由石角镇迁人重庆之前，徐恩曾曾亲自到班，作过一个下午的讲话，题目是“对青干班同学们的要求和期望”。他在讲话时，对学员正式下达了具体“指示”，告诉他们结业后将派到华北去于什么工作，也宣布了“中统”和他们的工作关系，并详尽地介绍了华北情况。　　第二，徐恩曾又邀集该班的负责人员开了一次业务座谈会。谈到学员思想情况时，好几个都说，那些学员知道就要派到非蒋介石管区去工作时，心中多存疑惧，个别的人还打算请长假。徐恩曾说：“专搞业务讲习和技术训练，把学员训练成为情报专家，都坐在后方吹牛，有啥用场？忽视精神教育，什么训练都办不好；完全靠纪律，也办不好事体。迁到局里去之后，这方面要特别注意。”因此该班迁人重庆“中统”局本部之后，除了原已排定的课目之外，天天都有人来为他们作“精神讲话”；担任这种讲话的有陈立夫、张道藩、叶秀峰、叶青和“中统”的高级特务。其中以陈立夫的演技最好，影响也较大。这个“CC”头子讲话时，特别装出一副亲切的姿态，用“自己人”说“体己话”的语气，以博取听讲者的好感。陈立夫还对他们说：“我同你们讲话的内容，你们应该听得懂，是任何公开讲演都个便讲的。”这些话，是有意使听讲者感觉陈立夫把他们当成亲密的“家里人”，关系非常可比。陈立夫又说：“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在别的范围遇到困难，吃了苦头，得不到半点支持和温暖；但在我们这里就不会，绝对不会！只要你不出卖组织，天大的事体我陈立夫包下来！”像这一类的甜言蜜语，也往往使新人伙的年轻特务为之动容。　　在“中统”局本部直接举办的训练班，大致情形就如上述。此外，由省市调查室训练的特务还多，其方式方法，与局本部只是大同小异而已。　　自抗战发生以后，蒋介石不但在国内加强“防制异常活动”工作，其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也以反共工作为中心。在重庆开办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时，其讨论的题目，就有“如何利用侨生华侨身份在海外布置调查工作”、“如何控制侨领使其不为共党利用”等等。但是，作为蒋介石主要特务机关之一的“中统”，在抗战以前，对于海外情报工作是没有像样的基础的。专搞海外党务的中央海外部所掌握的材料，也甚为贫乏。有一次，徐恩曾请于斌吃饭，谈到需要了解泰国方面的情况时，于斌答应供给材料。随后徐恩曾派人去取，拿到了一份英文打字的文件，长达64面，其内容均为“中统”所未知。所以于斌的秘书（兼办《益世报》）潘朝英有一天和“中统”的刘恭闲谈时，曾说：“我们为了教会事业，稍为多知道一点，如果我们真要打听什么，比任何机关都方便些，因为我们的教友遍天下，而且他们对神职人员百分之百的忠心守密。”刘恭把这番话转给徐恩曾，徐恩曾说：“他们必须搞情报工作，没有这个，他们便不能保产保业，更不能作世界系统的发展。他们的历史传统就没有把政治和宗教分开。但是他们处处隐蔽，把宗教摆在前面。这样做是对的。倘若像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什么都不懂，事体办不好，还要装出一副难看的吃相，被人家当猪。他们天主教的人员不会这么低能的。“”这个“中统”头子在这方面的观察，却相当的洞彻。　　天主教神父雷鸣远、雷震远与“军统”的关系，是由于斌搭线的。“中统”在天主教中的组织，也是透过于斌之助而建立的。在抗战以前，于斌当南京区主教时，与徐恩曾的“交情便已不浅。到了重庆之后，徐恩曾更经常派“中统”第三组组长高密和于斌联系。于斌毕业于罗马耶禾利阿学院，高寿也到意大利去学过法西斯的一套，所以两人之间，还扯上个留意同学的关系。“中统”的“黔室”在贵州苗区进行“调查”工作时，也通过于斌的协助而与天主教达成“合作”的。天津解放时，“中统”所派的潜伏特务赵鸿雁，亦以天主教为掩护。到了1950年夏天，赵鸿雁组织“民众建国协进会天津支部”，进行反革命活动，终被破获。这也是“中统”和天主教的“合作”例子之一。　　’‘中统”在华侨社会的特务活动，主要是通过海外部进行的。自从萧吉珊当海外部副部长的时候起，便把“CC”的一班人引了进去。海外部的处长李朴生、科长刘翼凌都听命于“中统”，为它在海外扎根。陈宗周和白昭义等，更无时不为特务活动而尽力，他们先后拉上了一批侨领。利用他们争夺华侨团体，以充“中统”　　的外围。比方在美洲，就有一个姓陆的侨领向陈立夫寄过“金山埠（包括旧金山等三个市）左倾激烈分子名册”，将华侨和留学生中的进步人士都列人黑名单中。陈立夫接到后，即通过外交部密令旧金山总领事黄朝琴与美国方面联系，加以迫害。结果，有些华侨被迫离美，有些留学生的护照被缴销。　　“中统”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的一批特务结业之后，即从事于迫害归侨的工作。抗战初期，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的华侨，不断地展开救亡运动，支援祖国。后为当地统治者诬为共产党，加以逮捕，前后共有1300多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便被遣送回国。这1300多人，蒋介石下令由“中统”负责处理。“中统”即派第二组的沈哲臣到香港，和国民党的港澳总支部合作，把他们弄到广东东昌的北乡，成立了一个“华侨训练班”。“中统”规定，在这个班里，要“训练、甄别，同时进行”。所谓“甄别”，就是要清查出共产党来；所谓“训练”就是想经过灌输教育，收为己用。可是甄来审去，也找不出一个共产党。“中统”对于这样的结果，很不满意。曾打电报给广东省调查室转知该班，加以斥责。电报里说：“据外交部转交通知文件所附统计数字，指明共产党嫌疑分子占75％，其中犯破坏捣乱罪者居多，何以竟无一人？务须深人工作，不得怠忽！职责所在，应予重视！”被“中统”局本部这样一斥之后，沈哲臣就要设法交帐。他据方博之（海外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毕业）报称：“华侨训练班”中的梁球是马来西亚共产党负责人，女华侨邢玉华是共产党。于是经过余俊贤转报“中统”局本部。局本部接报后，即电令沈哲臣会同“粤室”办理。他们即将梁球和邢玉华两人拘捕，实行刑讯。由方博之负责讯问，由古秉文动手用刑，竟用烧红的铁把梁球的背部烙伤多处！虽然用了这种惨无人道的手段，却仍然查不出一点证据。结果，又由“中央青干班”出身的“湘室”特务姚中，把梁球、邢玉华押交乐昌县府，转解与第九战区处理。当时那1000多爱国华侨，在外国受到了虐待，本以为回到祖国之后，便可以过自由生活了。岂料回来之后，又堕入特务手中，受到这样的“优待”！　　第七章 中共“特科行动”　　1．特务头子竞为钱壮飞连声叫好　　陈赓当年与打入特务机关的钱壮飞拿着国民党特务机关护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了许多重要情报。为应付徐恩曾，钱壮飞回上海后，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一些道听途说，写成了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交给徐恩曾，徐恩曾看后，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25号）中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派遣一二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中央特科通过各种关系，派遣同志打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了解敌情。1928年夏，钱壮飞考上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徐恩曾是陈立夫的表兄弟，钱壮飞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加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因他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所以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采，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1929年冬，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工作对象，不再停留在国民党内部的派系调查和党务调查上面了。这是由于各红色区域的红军运动这时已成为国内政治运动的重要因素。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和工作也有了相当的恢复，蒋介石企图一举消灭红军，彻底破坏白区共产党的组织，很希望陈立夫助他一臂之力。而陈立夫则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便在积极筹划这个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陈立夫便找亲信徐恩曾来办，徐恩曾又找钱壮飞帮忙。　　这时，钱壮飞希望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准备介绍他去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但要经过正式考试才行。李克农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央请示。　　中央很重视钱壮飞已在敌人那里所取得的地位，遂即批准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党在敌人内部的工作。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的准备，考试合格，就在敌人那里站住了脚。　　不久，在临近1929年底时，徐恩曾把由他担任党务调查科主任，着手扩大特务组织的事情告诉了钱壮飞，要钱壮飞帮助他。徐恩曾还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对共产党的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共产党的叛徒作他们的侦探奸细，潜伏在共产党内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敌人要在调查科的基础上，扩建一个镇压革命活动的反共特务机构。　　钱壮飞和李克农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党中央以后，周恩来指示：“你们把它拿过来！”是，特科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打入敌人最高特务组织。当时李克农、钱壮飞还在上海，党的关系此后便转到陈赓手上。　　徐恩曾到南京一上任，就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增设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进入国民党的军警机关进行活动。当时，徐恩曾最关心的就是：在上海如何重用杨登瀛，如何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建立起基层秘密机关，进行侦察活动。为了便于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他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在南京组织一个秘密指挥机关，并且设立秘密电台，建立各地基层机构。陈立夫、徐恩曾还一再交代，除了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还要搜罗有关其他党派的情报。于是，共产党就又“帮助”他们建立起通讯社的形式公开出现的情报网。　　从此，钱壮飞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李克农掌握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情报，胡底先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以后调到天津创办“长城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经常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乱，不容易保密。于是，他便选定中山东路5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作为秘密机关的“大本营”。这里人不多，钱壮飞只配备了少量的机要人员；一方面管理电台，兼作秘书、会计等，一方面担任他和李克农联系的秘密交通（其中就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徐恩曾是个纨挎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全部机密。　　这个时候，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原来这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到不了手。李克农和钱壮飞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设下一计。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们趁机一起向徐恩曾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心，马上要去。李克农却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行？”徐恩曾马上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他们便马上复制收藏起来。　　由于国民党的需要，设立了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5号设立“长城通讯社”，而把这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路5号隔壁），由钱壮飞负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然而，积极筹建这些机构，正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在中央饭店四楼住下，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商谈工作，过党的生活。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共产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时国民党要什么情报，钱壮飞就给他们编造。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样、阎锡山混战之后，蒋介石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晓得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摘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打算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护照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钱壮飞回到上海，同李克农一起，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以后，徐恩曾连声称赞“了不起”“哪来这么好的材料！”他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给予了嘉奖。因为有了这些，不但徐恩曾能够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在徐恩曾心目中，钱壮飞从此就成了有名有实的陈立夫、徐恩曾系统特务组织的创建人。　　2．传奇人物是“老宋”　　特科招待叛徒用的是“千里香”酒，尽管陪客频频添杯，却不见醉意，独是“贵客”酒一沾唇，立即酩酊如泥，只见进门，不见出去。任弼时被捕后，敌人不仅用酷刑折磨他，还用电刑将他击昏，使他神经处于混乱状态，以便从他口中诱出口供。敌人用高电压将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两个拳头大的坑，也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一点情况。　　特科有名的传奇人物“老宋”（宋再生），是陈赓主持情报科工作以后，派进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的第一个重要情报员。　　宋再生原名宋启荣，浙江诸暨人。他在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以后，调到中央特科，即留在陈赓身边工作。　　经过陈赓认真细致的安排，宋再生很快就同上海的有关方面拉上了关系。这年9月7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接着又令他兼任“淞沪杭剿匪总指挥”。一天，宋再生在马路上遇到同乡陈大同，那人一见面就乐乐呵呵地对他说：“老宋，你的时运来了！”　　宋再生陪着笑，诧异地问：“什么事？”　　“熊天翼（熊式辉的宇）当了警备司令，他是蒋伯器老先生的学生，你赶快去拜蒋门为师吧！”陈大同对于自己的先知先觉十分得意怂恿地说：“只要一拜师，他就会保举你。走这个门子，你稳可当个侦察队长，每年光烟土一项，就能弄个百把万元。”　　“是啊，这倒是个肥缺，不过--”宋再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问道：“有什么条件没有呢？”　　陈大同笑嘻嘻地说：“只需筹备1000元作押金，200元的酒席费，以后进帐三、七分--给他三成，七成归你。”　　宋再生把手一摆，佯装犹豫，慢条斯理地说：“你先别忙，让我回头仔细想想再说，好吗？”　　“行！”　　宋再生和陈大同分手后，一直琢磨着这件事，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回来就向陈赓汇报了。陈赓一听，喜形于色，就叫他利用这个办法试一试，争取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于是，宋再生就去投了门生帖，拜在蒋伯器门下。果然，蒋伯器收了他的拜帖和现款不久，就把他介绍到亚尔培路熊式辉的公馆里去了。熊式辉见宋再生是由蒋老先生推荐而来，便热情地给予了款待。等来再生从熊式辉那里转回来，刚一走进蒋伯器的客厅，蒋伯器就非常高兴地对他说：“天翼已经来了电话，委派你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政治密查员。”　　宋再生很快领到警备司令部的第四号政治密查员证件。随后，他按照陈赓的指示，就用这个政治密查员的身份，去同英、法巡捕房和上海市公安局的督察处、侦缉处联系。他很快就结识了法捕房的探目范广珍，并且建立了情报交换关系。范广珍又名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先后在法租界政治处查缉股任职10年。--查缉股又称查缉班，专门负责协助国民党政府在法租界搜捕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和国民党内的反蒋人物。班长是法国人马慕雅，范广珍是三个华籍探目中的一个。这时，范广珍向宋再生提供的情报，有来自叛徒的，有来自黄色工会的，也有来自捕房眼线的。宋再生拿回交给陈庚后，再把组织上编造的一些真真假假的情报交给范广珍。其后，宋再生又同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拉上了关系，名气越来越大。宋再生的弟弟宋启华（“小宋”），也是一个有名的传奇人物，经常充当“老宋”　　的帮手。　　就在这年腊月底的一天，有个叫王铁挣的找到宋再生，给他介绍了一个姓黄的年轻人。这个姓黄的以浓重的湖南口音对宋再生说：“我可以帮助你们捕到共产党的重要人物罗迈！”　　“罗迈？”宋再生心头一紧，不禁重复了一句。原来罗迈是李维汉的化名，当时他在上海任江苏省委书记，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极力追捕的我党负责同志之一。敌人通缉李维汉的时候，曾为他的头颅悬赏5万元。没等来再生再开口，姓黄的点了点头，忙又追问：　　“你晓不晓得，捕罗赏格5万元有无回扣？”　　宋再生眉毛一扬，淡淡一笑，说：“十足照付，不折不扣。不过事要实在、稳。”　　姓黄的哪个家伙拍着胸脯，神气十足地说：“完全保证。”　　“那好！”宋再生遂即与那个姓黄的约定：农历正月初五在长乐茶社碰头。并应他的恳求，先付给他现钞30元，供他“过年急用”。　　宋再生打发走那个姓黄的家伙之后，立即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想了想说，“好吗！到时候你把姓黄的果真弄来到长乐茶社，与他心目中的政治密查员--宋再生见面。”　　宋再生把这个姓黄的带到大东旅社的时候，陈康身着黄呢军服，完全是一副国民党高级军官的派头，正在一间摆设豪华的房间里“恭候”。宋再生把这个财迷心窃的告密者引进屋里，伸着手，郑重地介绍说：“这位就是我们司令部王参谋长，你快跟随他去见司令！”　　陈赓遂带此人坐上汽车，开到威海路805号一幢石库房前。在这里等候他们的，是当时主持中央特科日常工作的顾顺章和另外三个红队队员。顾顺章见陈庚领着这个个子不算太高的陌生人正要进门，就急忙走到门口笑脸相迎，高兴地说：　　“王参谋长好！这位莫非就是黄君吧！”　　“不错！”陈康点头回答说。　　顾顺章请他两个进屋，边走边说；“来来来，我们先来商量一下，再去见司令官。”他即吩咐左右摆出上好酒菜款待客人。　　这时端上来的酒叫“千里香”，尽管陪客的人频频添杯，毫未见有醉意，独是这位贵客，一经沾唇，立刻酩酊如泥。从此，再没有看见这位姓黄的走出门去。原来是顾顺章这位“化广奇”魔术大师施了魔法，那把酒壶正不是寻常之物，而是能够因人“分别对待”的魔术道具。　　又一天，宋再生在南京路游逛，走到三友实业社门口，碰见法界探目范广珍，身后跟着一个年轻人。经过介绍，这年轻人姓顾，可是究竟是干什么的呢？宋再生并不清楚。然而当这个年轻人听说宋再生是个政治密查员后，如鱼得水，不肯离开，一直跟到浙江路迎春坊--来再生的住处。这个年轻人一路上大献殷勤不说，进屋就问：“捕获李立三奖赏多少？”当他听到“赏格5万’时，就求来再生带见熊式辉。第二天，这人到约定的地点会面，拿来一张李立三同志在外国拍的照片。宋再生遂将此事报告陈赓，陈赓迅速查明：原来这个姓顾的是铁路工会秘书，同李立三朝夕见面，关系非浅！如今财迷心窃，竟要干起伤天害理的事情来了。　　当时每逢共产党中央机关召开重要会议，都由情报科和行动科等有关部门配合，慎重地选择会址，周密地布置警戒。一般都是先由总务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即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卫护，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商贩在房前、屋后和里弄口观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的时候，外围人员马上发出报警信号，在会场的人员分头行动，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1930年初，共产党中央在上海英租界赫德路召开苏维埃区域代表会筹委会会议。为了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中央特科进行了如下周密布置：在赫德路卡尔登影院后面租了一座四层的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是中央特科的工作人员，二、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是供举行大会用的会议厅。一楼由总务科派人充当门房、帐房等职，负责接待、应付临时偶然闯进来求诊的一般病人，并且负责应付查电表、收水电费等一类琐事，严防外人进入正楼。同时陈康叫刘鼎出面，在近邻处另租一座房子住下，布设机关，成为“医院病人”迅速转移的通道，遇事可以从红楼楼顶转到刘鼎住房顶上，再经他的住屋走出大门逃走。会议开始的时候，即由行动科派出红队，在这座楼房的周围进行巡逻、警戒。准备一旦被敌人发觉，遇有巡捕前来搜捕的时候，红队立即持枪抵抗；同时指定专人负责引路，带领参加会议的代表，穿过刘鼎的住屋转移出去。为此，陈赓等曾经多次到红楼来检查、筹划。事先曾为参加会议的同志租了一些旅馆，还准备了适合各种身份的比较阔绰的服装。各地代表到上海，先在指定的旅馆住下。经过初步审查后，就作为“病人”逐个送进“医院”。代表进了医院，住人病房，暂时即与外界隔绝开来，不让外出。开会以前，这里按照普通医院的正常秩序：医生、护士、厨师以及服务人员，完全同一般医院一样照章办事。到了开会的时候，方才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把代表逐个地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这样，只有几天光景，这家新开设的医院，就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全部走得无影无踪。　　但在这次会议前不久，要在上海开会的事曾被国民党特务侦知。有一天，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找去宋再生说：共产党要在上海召开苏维埃议会，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指蒋介石）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现金犯万元。”　　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他要宋再生找人伪装“摊贩”，布置便衣，进行侦察。还说：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宋再生马上找到陈赓作了汇报。陈赓指示他继续了解敌人的意图和情况，同时在老问捕房探长尤阿根的俱乐部对面的东方旅社开了几个房间，派人就近监视敌人的行动；还在会场周围作了周密部署，使得会议得以顺利进行，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到了1929年底，南京国民党特务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我们党的计划、命令，陈赓都能通过杨登瀛及其他分布在敌人各种内部的联系及时得到。每当遇到有人告密，敌人准备抓人的时候，也大都能够化险为夷。　　1930年4月，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黄第洪刚从莫斯科回到上海不久，就秘密写信给蒋介石，说他在共产党内“不得意”，要求同蒋介石面谈，但不要让旁人知道；还把周恩来准备同他会面的地方以及他的联络地址告诉蒋介石，让蒋介石派人找他接头。然而，首先看到这类自首信件的，照例是蒋介石的陈立夫。蒋介石批给陈立夫办，陈立夫批给徐恩曾办，徐恩曾交给杨登瀛同黄第洪接头，并且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杨登瀛闻得此讯，便把黄第洪秘密自首的情况报告刘鼎，刘鼎一听，感到事关重大，便一面要杨登瀛把这个案子暂时压一压，一面报告陈康转报中央。周恩来接到报告，便指示特科要先将黄第洪隔离，同时进行深人的调查，了解是否确实。虽然黄第洪这个叛徒十分狡猾，杨登瀛两次约他到指定地点见面，他都没有去。但是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写信向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对党进行大破坏，完全属实。中央即决定将叛徒黄第洪秘密处决，为党除了大害，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使敌人的阴谋未能得逞。　　1929年9月末的一天，任粥时一早出去开会。外面下着大雨，他在离开家门的时候告诉爱人陈琼英说：12点回来吃中饭，下午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开会。从中午起，陈琼英就开始等他，直到天黑他也没有回来。陈琼英非常焦急，又整整等了一个夜晚，仍不见人影，心想准是出事了。第二天清早，她就赶到江苏省委书记罗迈（李维汉）那里打听消息。　　罗迈一见陈琼英，就向她证实：弼时昨天被捕了。同时安慰她说，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　　陈赓从中央特科得到这一消息后，就打发杨登瀛立即到英国巡捕房去探听有关情况。　　原来，任弼时去开会的地点早被敌人发现。他去参加会议的那天，这个机关已被敌人破坏，巡捕房在屋内埋伏了便衣侦探，我们的同志还没有来得及发出报警信号，任弼时已经在骤雨中急步走上台阶扣门。门开了一半，他发觉不对头，因为屋内出现一些探头探脑的陌生人。正想转身走开，便衣巡捕早已抓住他的两臂，想挣扎已经不可能了。敌人逼着一个住在这个机关的女同志说出他的名字。这女同志望了一眼，说：“不认识。”敌人不相信，可也没办法。但在这个时候，她的小孩（才三四岁）一见到任粥时就扑过去。敌人不由那女同志辩解，就给任弼时戴上镣铐，推上囚车。这时，他乘机把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到口里咽下去了。当被押进西牢后，敌人从他身上只搜出一张电车月票，上面有像片和详细地址。杨登瀛把这些情况报告陈赓后，立刻把详情转告江苏省委。省委知道任粥时在月票上填的是培德路培德里的一个门牌号。敌人按照这个地址去调查，根本找不到这所房子，因为这所房子早已经在一次火灾中被烧掉了。于是，告知陈倧英马上搬到培德里去住，并且还安排了一个姓社的南方老太太陪她住在那里。罗迈还告诉她，敌人若来查问，应该怎么回答。　　果然，不几天，敌人就来查问了。陈倧英便按照组织上帮她编造的那一套去应付。随后，在巡捕房审问任粥时的时候，她又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在敌人的法庭上旁听公审。　　敌人对任弼时用严刑拷打，甚至施用全刑，但得不到任何口供。几个洋巡捕和警官就轮流用皮鞋踢，用皮鞭抽，妄图逼他开口。由于刑讯而发着高烧，他身体极度虚弱，眼看就要昏倒。但他强打精神，鼓起勇气，在敌人用皮鞭抽打他的时候，用手去挡，鞭子一下打到那个“法官”头上。惹得那个家伙如同一头丧失人性的野兽咆哮起来，不仅更残暴的毒打他，而且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电刑。那个长着黄头发的法官知道，这种酷刑能使受刑者处于半昏迷半麻木状态，身心受到极大损伤，神经系统陷于混乱，从而当受刑者受不了时，可能吐露真情。于是他在命令左右拉下电闸之前，极力逼问任粥时到底是干什么的。任弼时照旧只字不吐。当电闸一合，他只觉得心跳快的可怕，身如受到乱箭猛刺，脑壳发胀，眼珠外突，立刻仿佛大地失去了平衡，物体在旋转，房屋在倾斜……敌人连续使用这种酷刑，使他多次昏厥过去。然而，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抵制了敌人的逼供。哪知敌人并不以此罢休，反而惨无人道地不断升高电压，直到两个电极在任弼时的背上烙出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发出了皮肉烧焦的腐臭味才收场。但是，不论敌人怎样拷打，任弼时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没有讲出任何情况，没有一点口供。过了几天，敌人没有从任弼时嘴里得到任何情况，在他身上搜到的惟一的东西，就是那张月票。几经调查，也都被陈倧英妥善地应付过去。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判了较短时间的监禁即行释放。　　这年春天，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也在上海被捕，还被敌人抄去了一大箱子文件。中央要陈庚设法营救关向应，而首先要抢救被敌人搜走的这批文件。因为关向应被捕时化名李世珍，只要我们把其中的主要文件搞走，敌人就无法判断他的身份，党的机密也不至于受到大的损害。赶巧这时英国巡捕房酷刑拷打关向应，没有得到任何一点口实，也正在为这一批文件发愁。英国看见这么多的文件和材料，挑过来掠过去硬是找不到那一份是重要的，天天围着文件箱子转也无济于事。陈赓为了摸准情况，先叫杨登瀛到巡捕房探听消息。杨登瀛回来说国民党想要把文件弄去，英巡捕房不同意，强调这个案子是租界破的，不愿意把文件交给国民党。陈赓便同杨登瀛商量，要他直接去找兰普逊，就说愿意帮助巡捕房来鉴别这些文件。兰普逊正求之不得，就对杨登瀛说，那就交给你来鉴别吧！杨登瀛见兰普逊已经应承，忙又改口说自己事情忙，不过可以另想办法。杨登瀛和巡捕房谈好之后，陈赓就根据中央指示，派刘鼎去鉴别，告诉他说，要把所有手抄的和复写的文件都拿回来，其他的可以不管。陈赓还特别嘱咐刘鼎：不要将被捕者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杨登瀛，怕他知道了胆怯，不好营救。于是杨登瀛就把刘鼎作为他的“专家”介绍给英巡捕房，并把他带到存放文件的房间，把门带上。刘鼎在这里仔细地检查了全部文件，把里面的手抄和复写件抽出来藏在身上，出来的时候手还故意拿着几张油印文件，对巡捕房的人说：“我带回去看看！”后来陈赓就叫杨登瀛告诉兰普逊：被捕者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都是些引进学术研究资料，从此把敌人敷衍过去了。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便不予重视，对他判刑也较轻。押了不到1年即行释放。关向应出狱不久，就被任命为红二军团政委，派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与贺龙共同率领红二军团同敌人周旋去了。　　3．软刀子杀人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提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于是，他们判定的“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顾顺章在陈立夫的策略中，首先成了成功的“试验品”。　　1930年5月，南京道署街132号，瞻园。　　瞻园在南京市区南部秦淮河畔。堂字深邃，园林秀丽。它原是明朝开国元勋中山武宁王徐达府内的花园，清代改为江宁布政使衙署，太平天国时为杨秀清的东王府，辛亥革命又为江苏省长公署所在地，如今则为陈果夫、陈立夫的特务组织所占据。　　平时瞻园大门紧闭，很少有人在这滞留，园内园外静的出奇。可这一段时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却频繁出人，他们正在秘密商议反共的新对策。　　经过多次的秘密讨论，陈立夫等终于有了办法。　　陈立夫说：“我们前一时期清共是颇有成效的，但我们大家也看到共党似乎是越捉越多，越杀越多，也不知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是我们不能软硬兼施，双管齐下的结果。用杀戮的办法来根除共产党，并不是最好的办法。相反，我们杀戮得越多，他们就躲得更隐蔽，我们无法再杀戮他们。所以我建议我们在用硬的一手的时候，还必须使用‘软’的办法，那就是要用政治手段，引诱他们中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自首过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到共产党内部的更多的机密，然后再用武力一举歼灭他们。这样做我们才能真正达到‘清除’共党的目的。”　　陈立夫的话得到了徐恩曾、叶秀峰、张冲等人的赞同。陈立夫等人于是制定了“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策略。不久，蒋介石即同意了陈立夫的建议和策略。　　这一年，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国民党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其中规定：共产党员如主动向国民党自首者，视不同情况，可予免刑或减刑。　　这一办法果然奏效，一段时间内，国民党特务通过劝降审讯、政治软化等手段，确实收买了极少数意志薄弱、贪生怕死的中共党员，这些人在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的引诱下自首投敌，成为可耻的叛徒，而通过这些叛徒、特务又发展了一些叛徒，这样，特务利用叛徒，扩大了对共产党组织的破坏。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使陈立夫的策略颇受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派出特务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活动。　　1931年3月，蔡孟坚劝降叛徒黄佑南，并在黄佑南指引下，在武昌破坏中共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被捕，两人坚贞不屈，均被杀害。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尤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将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别人不易认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共产党员。　　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经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共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顾顺章逃避不及，就被尾追的特务逮捕。　　蔡孟坚为了对顾顺章进行软化诱叛，亲自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蔡孟坚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顾顺章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顺章毫无表示。　　蔡孟坚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果夫之后，再想办法。于是他又对顾顺章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随后，蔡孟坚急电南京，向陈果夫、徐恩曾等汇报了情况。陈果夫、徐恩曾指示蔡孟坚从水路押送顾顺章去南京。接着陈果夫、徐恩曾指示之后，蔡孟坚立即率三名特务，将顾顺章押上了江轮，送往南京。　　抓获顾顺章这样的中共要员，二陈极为高兴，他俩知道顾顺章一定掌握不少中共机密，如能劝降顾顺章，破坏中共中央组织，少不了又要升官发财。为了确保顾顺章的“安全”，当江轮开到南京后，陈立夫、徐恩曾、张冲等亲自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中心接顾顺章，然后将顾顺章送往南京中山东路的“正元实业社”，这是调查科特务组织的秘密所在地。　　在去“正元实业社”的途中，陈立夫、徐恩曾等人又与顾顺章“谈话”，希望能从顾顺章口中得到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果然陈立夫、徐恩曾得到了重要情报。前几天一直毫无表示的顾顺章忽然说出了“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们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　　陈立夫、徐恩曾从顾顺章的口中获悉钱壮飞身份后，大为震惊。更感觉到劝降顾顺章的重要，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国民党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的优待室内。这样，既能保证顾顺章的安全，又能满足顾顺章的生活要求。　　顾顺章在关押中，陈立夫、徐恩曾等多次到狱中对顾顺章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叛变革命。为照顾顾顺章的生活，陈立夫、徐恩曾还多次派人送钱、送物给顾顺章。如当时任调查科助理干事的张文，曾三次受徐恩曾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在陈立夫、徐恩曾的劝说利诱下，顾顺章完全叛变了共产党。　　他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的真实身份。　　挥代英是中央委员，1931年春在上海以共产党嫌疑被捕。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监号等知道甚详。在顾顺章供出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光、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刊有恽代英相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因恽代英是黄埔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在查对证实以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挥代英进一系列的威胁利诱，企图迫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中共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但是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外，无其它任何供词。不久，恽代英便由蒋介石下令杀害了。　　除外，顾顺章供出了几处中共在上海来不及迁移的地下秘密机关。　　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为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迁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被迫全部重新安排处所和人事。　　此外，顾顺章还供出了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　　顾顺章叛变之后，也加入了陈立夫的特务组织。　　顾顺章整理编撰了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整理出一套六册的特工丛书，分别有《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查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　　除此之外顾顺章还为二陈出谋划策，培养特工，顾顺章曾向陈果夫、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基础，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贯彻，以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　　他还提出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有特务工作能力的人员，充实各级特务机构。为了打击共产党，顾顺章还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点的上海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给共产党以不断打击。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陈果夫、陈立夫、徐恩曾采纳。　　由于中共基层组织里的党员的大部分都是参加生产的在业工人，他们与脱产干部不同，有家庭的拖累，有失业的危险。特务们对这些人采取“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的政策，是尽量不予逮捕，通过谈话“说服”他们秘密自首，充当特务耳目--内线“细胞”。这种方式，特务们自称为“细胞”政策。而“细胞”政策多运用于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区。　　马绍武，又名史济美，是二陈在上海的特务头子。1932年，他来到上海，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　　马绍武根据自首人提供的线索，查证确实后，即采用突击说服的办法，把对象吸收为共产党基层的内线关系，使之成为细胞。　　在突击说服时，特务常把说服对象带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到对象的家里，先和他谈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然后和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一般的对象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的，谈话特务就对他显露身份，对他进行威胁和反动宣传，说什么“共产党对人民危害极大，破坏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扰乱了国家体制完整，共产党已成了违犯民国的主要犯罪分子，应受到军法的惩治”等等。然后进一步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今天的谈话不要和其他人谈起，否则，对你只有百害而无一利。”　　特务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马绍武在沪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　　马绍武后被中共“特科”行动队除去，继位的徐兆麟承继和发展了“细胞”政策，他不仅注意发展内线细胞，更重视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在培训利用中，凡发现不利于内线细胞提升的障碍，便设法予以清除，为他们进一步打入高一级组织打清道路。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拔上去，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　　为拉拢内线细胞，特务机关对内线细胞每月分别给予5到15元的活动津贴费，对有“重要表现”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也酌给生活补助费等。　　为了更好地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人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中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湖南反省院。该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随后，沿长江各省也相继建立了反省院。　　按组织系统，反省院隶属法院。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办法不如CC特务的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省力的破坏革命的工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二陈极力想控制这一机关。　　二陈与徐恩曾几经商议之后，提出了一整套对反省院加强管理和实施诱叛的办法，然后由中央组织部出面和司法院院长居正、司法部部长谢冠生接洽，要求整饬反省院组织，订立更为完整的制度，更有效地实现其欺骗诱叛，瓦解革命阵线的政治目的；要求反省院除接受高等法院送来的“反省人”外，还要接受调查科派来的“反省人”；并要求司法部门同意接受中央组织部推荐的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　　1932年，各反省院院长陆续改由CC分子充任。如首都反省院院长廖家楠、苏州反省院院长刘云、安徽反省院院长仲建辉、湖北反省院院长郭良牧等。自这些CC分子担任反省院院长之后，反省院形式上仍属高等法院，但实际上已改隶特工总部。对于反省院原有人员，除少数被吸收进入中统外，大部分都被赶走。反省院成了CC特务完全控制的单位。　　反省院的组织是在院长之下分设训育、管理、总务三个科，三科之中，以训育科为重心，直接对“反省人”进行欺骗诱叛。　　反省院在押的人员分为三类，一为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三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反省院按“反省人”的文化程度将其编为四组进行“训练”。甲组为大学程度；乙组为中学程度；丙组为小学程度；丁组为文盲。如果丁组人数不多，丙丁两个组便合为一个组。甲组只是“学习”，不参加劳役，“学习”以听课为主，自学为辅，乙组“学习”、劳役各半。丙丁两组以劳役为主，间或参加听课。　　“学习”内容中最主要的是戴季陶的《孙文主义哲学基础》、胡汉民的《三民主义的连环性》、陈立夫的《唯生论》。上课由训育员担任讲课。此外，还有一种该院认为最重要的课程。即所谓精神讲话。精神讲话，多由该院聘请一些反动报刊的主笔编辑、社会各流学者以及一些省党部委员担任，所讲内容不外是说国民党好，共产党坏，只有叛变革命，才有出路等等之类。对于此项讲话，四个组都要参加听，甲、乙两组还须作各种笔记，如听讲笔记、读书日记、反省笔记等等，并须逐日送交训育员审阅，训育员还要经常进行个别谈话。　　反省院规定所有“反省人”的“反省”以6个月为一期，每6个月举行一次考试，甲、乙两组去笔试，其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是怎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之类。对于丙、了两组是口试。考试不及格者便留级，继续“反省”半年。那些训育员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反省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所以在押的人精神上经常受到折磨和摧残。考试及格者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即使是这些被释放出去的“自新人”　　仍必须接受当地特务室的管制三年，定期汇报思想和言行。如果“自新人”被认为有共产党活动嫌疑的，随时可以被重新关押监禁。　　这样，陈果夫、陈立夫利用劝降审讯，反省院训练的办法，虽有革命不坚定分子叛变，但更多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胁利诱的面前，却永保革命者的本色。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瞿秋白留在江西根据地，任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在突围转移途中于福建武平被国民党军队包围被俘。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十分兴奋。他想，瞿秋白曾任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有名的大知识分子，如果劝降成功，会震惊中外，至少也可以得到共产党内若干机密情报。于是，他亲自挑了一名专门从事劝降工作的高级特务、特工总部训练科科长王杰夫前往福建，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福建党务视察员的身分，去作瞿秋白的劝降工作。王杰夫到福建后，会同所属福建省特务室主任钱永建一道对瞿秋白进行劝降。他们多次商谈对策，采取种种办法，与瞿秋白进行多次谈话，企图让瞿秋白自首。但瞿秋白一身正气，威武不屈，丝毫不为所劝，誓死不投降，直至最后英勇就义。　　第八章 内讧纷起　　1．戴季陶不满“二陈”　　陈果夫没有想到自己推荐的人会向他开刀，感叹“真是人心大变”。陈立夫身为部长却十分害怕戴季陶。蒋介石训斥说：“现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闹，我看闹垮了，还闹什么！”　　蒋介石对谁都不相信，所以在他手下的每个系统中，他都有意制造两个以上的派别互相牵制，互相抗衡，以利于他自己独揽大权。蒋介石的这种手法和意图，在当时就已为他的一些手下发现。复兴社重要分子萧作霖在回忆复兴社之所以被解散，贺衷寒被贬的情况时，引述了一段贺衷寒对蒋介石评价的话，他回忆说：　　“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邀我到他的李子坝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个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对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兄弟；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威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的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难道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被摔成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因为他唯恐复兴社会发展一旦难于驾驭的地步；尤其是这个组织的高级骨干又多数是湖南人，这也是他所难以放心的。他的打算有极高明的权术的，你还骂他昏！可见你还是年轻不大晓事，你自己才是有点昏！”　　蒋介石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国民党中央党务多年，没有给他们二人培植反对派，除了二人对蒋介右比较忠心而外，还有两个原因更重要，一是党一直是一块蒋系和其它派系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西山会议派争夺的阵地，蒋不能在内部分散自己的力量，必须一致对敌；二是国民党是一块只能作为发表意见用的讲坛，起的决定作用并不大，枪口的说服力比人口大得多，让二陈替自己去和这些人吵嘴，免得让这些人有精力找上自己。这样，二陈垄断党务近十年，一直未发生内部危机。　　但是，二陈并不是一点儿私利都不讲，百依百顺的那种奴才，一旦身居高位，手下又有一帮可靠的喽罗以后，说话办事，逐渐难免有点骄横。对蒋介石也不是十分听话了，常常也敢为了自己或手下的人事和蒋顶上几句，蒋对二陈不能不产生怀疑。　　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在忠于自己的党棍中给二陈物色对手，以打破他们垄断党务局面。最初，他选中了张厉生，所以在1935年12月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推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的位置，张在布置组织部人马时，以王星舟代骆美，并提倡读书，想给组织部带来点新气象。但陈果夫树大根深，经营组织部多年，张厉生又多年为陈果夫下手，积威之下，张战战兢兢，并不敢对二陈的人马大动手术。加上张厉生的支持者是陈诚，属于军界，张本人在国民党内没有强硬后台，认识的人大都是CC分子，也没有一支自己的队伍，张唯恐自己出了差错，没人搭救，所以一直未敢对二陈下辣手。虽然事实上已叛离CC，表面上还得尊重M陈。张以后依靠陈诚走向政界，事实上是自己脱离了党务系统，也可能是在党务系统为二陈排斥而不能立足。　　张厉生虽未敢向二陈开刀，“但陈果夫对他的叛投陈诚一直耿耿于怀，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下台，同时并推荐朱家骅。蒋介石此时也对张厉生未完成他的意图不满，同意由朱家骅出任组织部长。不想陈果夫一念之差，赶走了张厉生，迎来了朱家骅，倒真的招来了拆自己台的冤家。　　朱家骅，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湖州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是CC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未在学术教育界为CC出点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伯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当上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选副总裁。表面上看，蒋江已结束了党权之争，但实际情况，远非如此。汪精卫对选举结果并不满意，在他的头脑里，总裁的位置应该给他。蒋介石虽如愿以偿。但对汪仍不放心。多年的党权斗争，蒋介石知道汪不是一个容易对付的角色，尤其善长宣传和组织活动，他手下的改组派诸如陈公博、顾孟余也都是些拿得起、放得下的厉害人物，所以蒋总裁拖着汪副总裁这个尾巴，让汪自由活动。实在寝食难安。更要命的是，蒋介石要负责全国各战场的军事指挥，有关军事的一切活动都要由他最后决定和组织。战场军情，瞬息万变，要掌握各种情况，做出决策，并非易事，蒋介石必须全力以赴，这便等于是将党政舞台完全让给了副总裁汪精卫。　　在党务各方面，本来有二陈看家，但二陈无论在组织能力、宣传鼓动和资历、才干上都远逊汪精卫。张厉生这时正任组织部长，更是后生晚辈，在政治上没有号召力。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给蒋介石出了主意，将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书长提高一级，改称中央秘书长。居于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之上。其地位仅次于总裁、副总裁；为使中央秘书长有执行的能力，使之兼任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秘书长主持中央党部工作。秘书长一职的提格，目的显然是为了架空副总裁。　　以地位实力而言，出任中央秘书长的最佳人选是陈果夫或陈立夫，但这时的二陈，正值包办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之后受到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围攻，苦于分辩，而戴季陶正在此时也加入了攻击二陈战团。　　戴季陶不满意二陈，却对朱家骅颇为欣赏，因此向蒋介石极力推荐，于是朱家骅顺利地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朱家骅之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比他的前任叶楚伧、陈立夫的国民党中央秘书处头子的中央秘书长地位要高得多，权力也大得多，可以指导指挥中央各部会的首长，成了国民党中央真正的第三把手。在工作上，他不像叶楚怆那样胆小怕事，遇事推、拉、拖，而是干脆明了，立刻断决；在干劲上，他比陈立夫还要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经常揽事找事做。　　朱家骅主持国民党党务工作这种大包大揽的风格，就是为了让汪精卫无法插足，但汪精卫不甘寂寞，他为了冲破朱家骅以中央秘书长地位对他和中央各部关系的隔离，他规定每隔两星期的一个星期六，召集各部秘书、处长以上人员，到中央秘书处会餐，漫谈工作，解决疑难问题。朱家骅对之表面应付，暗地另加布置。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也都知道江朱的关系，对江一味敷衍，所以在会上好好形成的决定，一转身走出中央秘书处，便成了空话。汪精卫本以为他以前受蒋介石的气，这次蒋忙于军务，不能抽身，在党务问题上应该有决定权了，没想又冒出个朱家骅来，对汪这位副总裁的帐一点不买。汪眼见掌权无望，一气之下于1938年12月18日离开重庆，飞往昆明，次日飞赴河内，干脆投降了日本。　　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朱家骅不仅架空了汪精卫，在中央大权独揽，而且将手伸向地方，他把属于中央组织部职权的沦陷区和战区的东北、华北、江南各省党部人事、经费全部揽在手中，由他选派委员，发放经费。对陈立夫、徐恩曾主持的中央统计局，他也毫不放松。他派刘次萧充该局主任秘书，核阅重要文件情报，按时向他汇报。又派专员高越天，拿着他的名章在文件上盖章，他还亲自去中统局召见过一次中统员工。以表示他对该局工作的重视。　　对于朱家骅的欺上压下，陈果夫表示大力支持，他把朱家骅当作自己人，自称是自己的知己。对于朱家骅从张厉生手中夺取东北、华北、江南沦陷区和战区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人选，陈不以为怪，他乐于见到张厉生出乖露丑，只要有损于张厉生的事，他都愿意看到，甚至推动其发生。　　汪精卫投日后，朱家骅的中央秘书长职务已失去初设时的意义，陈果夫乘机推荐朱家骅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此举的意图，一方面仍是对朱表示推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赶走他所讨厌的张厉生，戴季陶此时对二陈虽颇不满但对陈果夫推崇的朱家骅却非常赏识，以全力支持他。戴季陶推崇朱家骅出掌中央组织部的意图和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陈果夫、陈立夫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掉，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用一句话说，就是把二陈原来在组织部的一套人员和工作办法，连窝端掉。蒋介石对朱家骅敢干敢为，能干能为的作风也非常赏识，他觉得交给张厉生的任务已不能完成，要给二陈在党务系统内树立一个反对派，得让朱家骅来干。这样1939年，朱家骅接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　　朱家骅接任后，对元老们果然尊重，他把由戴季陶订立的以三民主义与儒家学说混而为一的国民党党员守则12条，塞进了总理纪念周日程，于每星期一上午八九点对党政军人员讲述。在人事上，朱家骅对外拉“三青团”为外援，内部对丁惟汾的“大同盟”分子、改组派遣留成员以及少数胡汉民派分子，一并收揽，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陈果夫看到此种情形，不知道朱的后面有蒋介石的默许和戴季陶的支持，对受了排挤的CC分子大发牢骚：“朱太不像话，怎么单对我们的人开刀。而我们人中也有些失节之徒跑到朱家，真是人心大变。”朱家骅的反CC阵营诸如“大同盟”、“改组派’分子，长期被CC分子在各地压得抬不起头，这次有朱家骅撑腰，立即反攻，无论在什么地方，什么部门，朱家骅派和CC分子互不相容。朱家骅收揽人力，不管过去和自己的关系如何，只要现在帮助自己反CC，一并收人，甚至对被他取代的张厉生手下人员，也企图拉为己用。1940年初，朱家骅亲自找张厉生手下的第一号干将胡梦华谈话，要求他继续留任组织部任党务视察主任。并借和胡是南京中央大学校友的关系，要求胡留下来，帮助他们彻底清除二陈留下的一套。由于张厉生反对胡梦华留任，胡只得辞职，由张介绍出任了河北省政府秘书长。但朱竟不以此为意，继续要求胡照顾他所派的河北及东北党务督导员度过河北进入日占区，开展工作和发放经费，而且强拉硬套，让胡出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委员。　　1944年，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陈果夫包办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有经验，蒋介石叫朱家骅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职位让给陈果夫。不久，陈果夫因肺结核病重，不能再任组织部长，改由陈立夫担任，朱家骅任原由陈立夫担任的教育部长。于是，双方争斗再次激烈起来，陈立夫将朱家晔安置在组织部的人大批赶走，朱家骅则在教育部清洗二陈的爪牙。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朱家骅便与中华复兴社分子联合向CC派争中委名额，双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吵得热火朝天，以至每次会议，蒋介石都被闹得头昏脑胀。有一次，蒋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大发脾气。训斥说：“现在有些人，一天到黑互相吵闹，我看闹垮了，还闹什么！”　　除组织和教育系统外，二陈与朱家骅争夺的第三个部门是中统。本来，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之所以不让徐恩曾出任中统局长，不让戴笠出任军统局长，是嫌二人资历太低，所以才让朱家骅兼任中统局长，林蔚兼任军统局长，而以二人为副局长主持工作，负实际责任。林蔚出任军统局长后，很知趣，并不过问军统的事情，一切让戴笠全权处理；可朱家骅就不同了，他不满意空头局长这个名义，而名实相符，真抓实管。实际上，二陈和朱家骅的冲突，首先就发生在谁控制中统的问题上。　　朱家骅本来是没有自己的班底的，出任中央秘书长以后，由于有组织部长张厉生在，也不好立即招兵买马。由于出任中统局长，所以他的建立自己基本班底的主意首先便打在了中统局上。中统局由朱家晔任局长，对中下层的中、小特务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一方面是朱家骅职高权重，兼任局长，显示了中统机构的重要；另一方面，中统局毕竟是一个叫得出口的机关，不像过去的名称“特工总部”那样不伦不类，中统特务们可以不再抱怨“我们就像小老婆养的一样”了。但对徐恩曾来说，就不怎么满意了，原来他毕竟是“特工总部”的一部之主，以“部”改“局”，他一下子多了个“婆婆”朱家骅，尽管朱原也是CC线上的人，但徐心怀恐惧，怕没事还要揽事的朱家骅真的行使起局长职权来。这时朱在蒋介石面前红得发紫，如果真的那样，徐恩曾只有让出实权乖乖服从的份。徐恩曾虽心怀疑惧，但二陈来说，由朱兼任中统局长也未尝不可。朱毕竟和二陈颇有渊源，而且在这时国民党内很受欢迎，二陈人缘不好，在好多地方有用得着朱这样的人物去缓冲一下摩擦冲突的需要，所以对他进入中统相当欢迎，没有完全把他当作仅有空名的局长看待。这样，朱家骅便以自己自愿，徐恩曾无奈，二陈支持的背景像模像样地当起了中统局长。　　这时，正值国民党政府的大批机构由武汉迁往重庆，朱家骅到重庆后，徐恩曾还未到。这位“真正的”中统局长在重庆找不到中统局的行踪，便在重庆连电催徐，叫他立即率人赶往重庆。徐恩曾复电说，原特工总部的人部分还在武汉、衡阳，路途遥远，交通困难，短时间不能赶到重庆，中统机关不能马上成立。朱家骅便跳着脚大骂徐恩曾混蛋。并不管三七二十一，独自作主，将陆续到达重庆的干部进行了安排。朱家骅安排干部，有的是自己的亲信，有的是过去反对徐恩曾的人，有的中统的对手军统分子，不管背景如何，只要来投奔自己，一概安置。徐恩曾到重庆后，看到这种情况，非常恼火，却也无可奈何。接着发生了让徐恩曾更为恼火的事。原“特工总部”主任秘书孟九外调，淄前脚刚走，朱马上以“中央秘书处”的名义推荐他的亲信刘次萧接替。何培荣是朱家骅任浙江省民政厅长兼杭州警官学校校长时的学生，当时戴笠任该校政治特派员，何在校时就加入了戴的特务组织，朱家骅喜欢何，便让他出任了中统四川省调查室主任。此外，局内的处长，专员室级别较高的专员，由朱家骅任命的也超过一半以上。朱又控制着中统的经费，没有朱的批准，经费就拿不到手。对此，徐恩曾只能忍气吞声，朱的人做处长，徐的人就做副处长，处处让着朱。徐恩曾虽表面上忍得住，但徐原来手下的人却忍不住了，他们想出种种办法，给朱派来的人和朱难堪。　　朱的人多是新来乍到，并不懂中统局的业务，所以有时遇上问题，就得向徐的人请教，但徐的人往往持不买帐的态度，有时反问对方：“你是领导，为什么问我们。”有的干脆消极怠工，躺倒不干。朱家骅为笼络人心，缓和与徐的手下的矛盾，于1940年春给全体人员发委任状，明确任职，在徐的支持下，徐的手下人串通一气，“不予接受”，弄得朱家骅十分难堪，最后还是拉上了徐恩曾，由徐多方面做工作，徐的手下人才勉强接受。以后，徐派人又多次对朱发难，朱徐的矛盾越来越深。　　朱家骅要将二陈控制的中统据为已有引起了二陈的不满，他们开始想办法赶走朱家骅。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陈果夫被推荐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原中央秘书长由叶楚枪口任。没想到朱离开中央组织部长职后，赖着中统局长不辞，而叶楚伧和他的继任者吴铁城也不以为意，听之任之。这样，朱家骅仍旧兼任中统局长。由于在朱家骅和徐恩曾争夺中统控制权的斗争中，二陈偏袒徐恩曾，终于引发了朱家骅和二陈矛盾的公开化，他在出任组织部长后，全力和二陈作对。　　朱家骅和徐恩曾的争夺也未停止，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徐恩曾保荐自己亲信顾建中为副局长，而朱家骅也从陕西调来了陕西省党部书记长郭紫峻，保荐为副局长。这样，朱家晔和徐恩曾二人的争夺，就变成了以朱、郭为一方，徐、顾为另一方的四人争夺。1944年，朱家骅离开组织部长职位，出任教育部长，郭紫峻失去后台，不得不向徐恩曾屈服。可徐恩曾穷追不舍，仍要痛打丧家犬，逼得郭紫峻走投无路便和戴笠勾结了起来。1945年初，郭当面向徐提出：“请为着你，为着整个团体，请求你自动向总裁辞职，由我过渡一个时期，以后再交权给你，行不行？”徐不同意，并立即表示对郭不信任，戴立即行动，人赃俱获，并马上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对徐恩曾行动不力早已不满，借此机会立即下令免去徐本兼各职，“永不录用”。当徐走私贪污，人赃俱获时，朱家骅也立即向蒋汇报了徐的种种非法行径。这样，徐恩曾便在军统和朱家骅的联合夹击下倒了台。　　2．陈立夫因藐视戴笠而结怨　　戴笠去见陈立夫，陈立夫极为藐视，为此戴笠怀恨在心，便时时处处都想让“中统”人出乖露丑，为了挽回颓势，得到蒋介石“青睐”，叶秀峰继徐恩曾之后，更加凶恶。　　“中统”和“军统”这两个特务机关，常常互相摩擦，互相排挤，互相攻击，这种情形，并非到两“统”分立之后才开始，在它们还是“一处”，“二处”的时候便已发生。当“复兴社”的特务处并入陈立夫领导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二处时，戴签去见陈，陈对他极为藐视，这使他怀恨在心，久久不忘。因此他自立门户以后，便事事都要爬在“中统”前头，以逞报复之快。正因为陈立夫看不起戴笠，所以在陈任局长时期，徐恩曾的“一处”比戴笠的’‘二处”，政治地位较高，许多便宜都给“一处”占了先，这使“二处”很不服气。当时专搞反间工作的南京邮件检查所和南京电报检查所这两单位，邮检所的中校所长张志鹏，是“一处”的，少校副所长董襄是“二处”的；电检所的情况也一样；正所长是“一处”的叶定。这两个检查所凡有检获，材料照例送局本部，而局本部主办邮电检查部分工作的特务，又是“一处”的应泽。所以在没有送到局本部之前，“一处”老早就全部知道了。至于“二处”的人即使是副所长一类的头目，也只能从经手人那里看一点，记一点，所以他们感觉总是为人作嫁，不能与“一处”争功，早就心有不甘。后来，罗杏芳当上重庆邮检所所长时，就曾愤愤地说过：“CC”分子还想从我这里得到情报？对不起，老子请他们吃“CC”！（罗杏芳是湖南人，湖南土话称尿为“稀稀”）　　当两“统”分立之时，照蒋介石的指示，原有分工之议：“中统”着重于党务、政治、经济；“军统”着重于军事、特务武装和“‘行动”。但后来“军统”　　机构逐渐庞大，经费也不断扩增，戴笠更用印制伪钞、走私贩毒等办法来自筹经费，野心勃勃，悉力发展，而且为恶愈多，愈获得蒋介石的信赖，就再也没有去顾什冬分工。特别是在他把徐恩曾搞垮以后，更是什么都抓，不理“中统”。到了抗战后期，戴笠得到美帝的支持，靠山愈大，野心愈大，机构愈大，特务愈多，那就更不把“中统”放在眼里了。　　“军统”素来认为全国警权应该归它，任何其他派系均不应分沾。“中统”则因本来没有培训过什么警政人员，也没有公开指挥或管辖过警察单位，所以也无法向警权圈内插手。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便用了一向搞警官学校的李士珍。为了扶李土珍，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一再说他“识大体”，心目中只有“领袖”，替他邀得蒋介石的喜欢。李士珍的资历本来够不上当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因为得到陈立夫的帮忙，终把名字圈了上去，因此李土珍对于陈立夫感激得五体投地。虽然如此，但陈立夫却并不要李士珍公开与“CC”合作，而叮嘱他保持原来的政治面貌，有时候还要李士珍在公开场面上，对陈立夫或“CC”提出带“批评性的意见”，借此在第三者的眼前吹起迷沙。李士珍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着中央警官学校这个地盘，没有被“军统”吃掉，不能不多谢陈立夫的做法。这样一来，以李士珍而言，是借陈立夫之助维持住地盘；在陈立夫而言，则是利用李士珍的存在，以抵御戴笠在警权内的独占，双方都有好处。因为李士珍的地盘巩固了，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提高了，他对警官学校的毕业生就能抓得更紧。这些毕业生派到各省、市、县去担任警政职务后，由于李士珍的关系，便和“中统”的地方特务组织协同一致，这又使“中统”　　得到不少助手和方便，借此达到两利的目的。在警权方面，“中统”虽无力与“军统”明争，却仍用“柔术”进行暗斗。　　尽管陈立夫和徐恩曾等人想方设法与戴笠争宠，可是事实上，愈到后期，“中统”愈给“军统”压得无法出头。这不仅是因为“军统”利用抗战期间，大量扩充，且得到美帝的帮助；更因为蒋介石的统治愈接近末日，也就愈依靠暴力手段来维持，在这个作用上，“军统”的组织比之“中统”，确实更能适应蒋介石的需要。再加上戴笠一心要垄断蒋介石的整个特务工作，但又不可能把“中统”消灭，便时时处处都想让它出乖露丑，一直弄到徐恩曾走私贪污案发，是戴笠对“中统”最重的一击。徐恩曾招架不住，终于被打下台来，从此就得不到蒋介石的起用。这一幕，是“军统”和“中统”利害冲突的顶点。　　徐恩曾垮下来，叶秀峰顶上去，“中统”就开始走下坡，其内部的离心现象也加重了。　　首先是人事上的变迁。在徐恩曾时代的许多组处级的人物，因已利用过去时期的人事关系，和别的范围拉扯上，这时候干脆弃旧而就新，离局他去。有的人因在本籍已扎了根，或在企业范围已打好底子，这时也转去当地方官或经营赚钱的业务了，有的和二陈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的，就转到中央级的别的部门或省市级的厅处去。只有一部分一直靠“中统”吃饭的中下级人员，仍然守在旧窝。　　其次是经费被削减。在徐恩曾为蒋介石宠信的时期，除国民党中央党部照编制开支的经费之外，尚有“特别补加费”。“中统”分布在各公司开的有收益机关（如盐务机关）的头子们，还向局本部提供款项，俾资运用。而用走私等种种不法手段弄来的钱，也可拿来补充。但徐去叶来之后，在蒋介石偏重“军统”的情形下，正式经费打了折扣，别的来源也随之萎缩，以致叶秀峰也唉声叹气的说：“徐先生倒霉，连机关经费也缩减，人与事相联，实在伤脑筋广　　在失宠的景况下，为了挽回颓势，重邀蒋介石“青睐”，叶秀峰就加紧为恶。所以，在抗战后期，像在重庆搞“校场口血案”，组织反苏游行，捣毁《新华日报》等等，“中统”局本部及其“重庆实验区”都派了大批特务去进行。抗战结束后，各地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在学校进行特务活动，编造学生黑名单，并进行绑架搜捕工作，“中统”更成为主力。在蒋介石政权的最后阶段，“中统”向“军统”学步，在川湘等省的部分地区，也利用帮会和土匪，组织过特务武装，其中如湘西洪江的陈通焕、玩陵的吴学尧等“中统”分子，就是这样。但是，在解放军到达湘西时，很快都被肃清了。　　叶秀峰接管“中统”是在抗战后期，当时，他还看不到蒋介石政权会如此迅速地趋于崩溃，所以仍想借着这个特务机关，做出一番“表现”。岂料抗战胜利不久，许多他认为可靠的人，已开始离开。到1948年，这种众叛亲离的现象更趋显著。连他自己一手培植的杨博清（曾混人延安抗大，后返重庆），也不愿再跟随他，而利用自已是福建人的关系，要到印尼去另谋出路。今天这个离开，明天那个远走，连“纪律”约束也宣告失灵。那年秋天，‘中统’的刘恭在上海碰到“CC”头目之一的洪兰友，洪对他苦笑道：“趋炎附势，人之常情；看样子，如果共产党说不杀人的话，我们“中统”的朋友，十有八九输诚自请，望门投止！”曾兼过“中统”　　局长的朱家晔，在离开南京之前，在其赤壁路7号寓所见到“中统”的旧人时，也承认共产党的工作做的好，国民党是没有办法了。他说：“他们的工作做得好，老百姓都跟他们了。这些事实我们都知道。我看老头子（蒋介石）也明明知道一些，他就是不肯认输。戴先生（戴季陶）和他谈过，谈了也无益。我们这些人都上了年纪，不中用了，钻牛角尖钻到底算了！”那时候，蒋介石在大陆还保有半壁江山，但洪兰友和朱家骅已觉得局势无可挽回。先为它致悼词了。　　3．“中统”确比“军统”更阴毒　　陈立夫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　　陈立夫还说：“戴雨农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中统”的第二组，是专搞反共工作的重点组。这个组集中了不少被徐恩曾认为是“基本队伍”的要角，如万大宏、吴若萍、沈哲臣、杜衡、章志仁、何畏、陈建中等都在其内。徐恩曾所谓“以组织对组织”的策略，就是靠这一班人为他策划的。著名托派分子叶青也在其内。　　“中统”特务的“小组生活”和“小组学习”，都是由第二组布置的。他们也要特务们读一些马列主义的书，有时还讨论共产党的“党的建设”。还由万大宏拟制过提纲，要大家“钻研”“联共党史”。他们认为要作一个高级特务，非有“这一套”不行。在这批特务之中，如托派吴若萍等，也和叶青一样，以“精通”　　马列主义自命。只是叶青爱公开地吹，而吴若萍则只在“中统”之内，从不向外抛头露面。　　在“中统”内部的所谓“业务学习”中，有一种所谓“调查演习”，在这种时候，就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人，就某一个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共产党的观点，以共产党的思想方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来一套所谓“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评点要求”，说这不像、那不够，于是一再重演，弄到足以以假乱真为止。这套把戏，目的在使特务们学到理论伪装，以便骗人入陷阱。　　陈立夫常常自夸“中统”的“软功”。有一次，他在一个特务班讲演了“情报技术的政治要求”之后，对“中统”的高级人员说：“戴雨农（笠）喜欢蛮干，情报人员摆出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武装代替一切，还要情报技术工作作啥用场！”　　他总认为“军统”的做法是不合要求，而只有他所夸示的“中统”的那套技术，才是情报工作的精髓。不过事实上，在某些政治技术方面，“中统”确也比“军统”　　更为阴毒。　　伪装中间和伪装进步，一向都是特务们的迷惑手段之一。如在学校区开书店，摆卖些进步书刊，供以吸引和侦察进步学生，就是这类手段之一种。那些特务店员，有时还故意发些不满现状的牢骚至于“左”的话，以接近进步青年，从而施展工作。抗战期间的重庆，他们在大学区的沙磁区和南温泉，都开有这类书店。　　当时，“中统”在沙磁区的特务学生组织中心，设于中央大学，公开和半公开的组织，有“生路社”、“民锋社”和“自强社”。这三个社都归王星舟领导。王星舟自抗战初期起，就在重庆大学和四川教育学院等校发展反动组织，组成“沙磁联组”，收罗了特务学生谢昆、崔尧、谭永昌、赵剑豪等20余人。这个“沙磁联组”与“中统”的重庆实验区沙磁区经常联系，将各校进步学生的言行动态制成记录。“中统”即根据此等资料，编造学生黑名单，分别进行打击、分化以至逮捕工作。这方面的活动，也由局本部第二组发号施令。　　在反动政治技术的研究上，收买叛徒的工作上，以及指示各省市调查室工作方针及解答困难问题上，研究室都与第二组配合。研究室主任杨为，老奸巨猾，一方面，他时时刻刻都称颂“徐先生（徐恩曾）领导有方”和“前辈先生们的成绩”，使“中统”头子都把他引为心腹。另一方面，也自认为自张冲以后，就算他对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最“通”了。他的办公室堆满了俄文书刊，上衣口袋里也常常插着一份《真理报》，口衔烟斗，扮成学者的姿态。特务们则称之为“杨教师”。当张国焘和何畏等人投蒋介石之初，“中统”曾派专人与他们谈过话，并研究过共产党的策略和路线问题。杨为把每次谈话写成记录，提出具体问题，加以分析判断送交徐恩曾转呈蒋介石过目。这一类的“功绩”，也得到过蒋介石的欣赏。因为“中统”　　认为杨为是“苏联问题专家”，后来就派他到新疆主持特务工作去了。同时，第三组组长谢永存，也被派到新疆去当国民党省党部书记长，与杨为合作。就在这段时间，谢因飞机失事而亡。　　“中统”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关，主要就是省市的调查室。贵州调查室（简称“黔室”）是被“中统”局本部认为组训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省室。这个地区的所谓“专业工作”，又曾被评为第一等。其所以获得局本部的嘉奖和重视。　　“黔室”的主持人程惕予（又名程铁如、程迪庐），是“四一二”之后投蒋介石的。抗战期间，他在贵州用就地取材的办法，吸收训练了一批特务骨干，完全解决了“中统”在贵州方面的需要。　　“黔室”特别注重特务的“学习”和“小组生活”，以此为训练的基础。对于某一“专案”，事后都进行所谓讲评，以总结经验。它在特务工作方式方法上不拘陈套，且随时随地以老特务的经验教导小特务，所以特务成长得快。陈立夫到贵州视察之后，曾认为这套办法效果好。　　“黔室”在“中统”局本部需要补充人力时，曾调了10多个人去，这批人的能力、水平、纪律都比较好，颇得徐恩曾的赏识，徐恩曾还把其中的一人，破格提升为重庆实验区的分部领导人。　　张道藩是贵州人，他将他在贵州的一些班底交与“黔室”使用。同时，贵州“三谷”（谷正伦、谷正鼎、谷正纲）在贵州的地方势力，也被“中统”拉拢过来，他们处处帮“黔室”不但不得罪地方上的巨室，而且还特别维护他们的利益，所以相得益欢，在罪恶活动上亦特别顺手。　　“黔室”曾同当地天主教法国神甫合伙，在石门坎苗族地区，做过一次持续三年的“调查工作”，写成10多万字的“专案材料”，并诱骗苗族中的实力派（武装的地主富农），参加了“中统”的外围组织。　　“中统”在主要交通线上，都布置了特务活动。在粤汉。湘桂两铁路地区，就设有“联立工作组织”（简称粤桂联组）这个“联组”由上述两铁路和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调查室共同组成。当时，广东省调查室的负责人是余俊贤，广东是蒋静一，湖南是韩中石，粤汉路调查室的负责人是田纯玉，行动队长是伍岳。湘桂路的调查室，则由蒋静一指挥。在这个地区，由联络专员徐政（又名徐子政）担任督导工作，所以这个家伙，经常奔走于曲江、衡阳和桂林之间。在这个“联组”下面的伍岳的行动队，和他手下的一群土匪武装，在粤汉路北段常常进行非法逮捕，骚扰抢劫，使地方居民恨之人骨。田纯玉则着重在拉拢工贼，控制黄色工会，布置沿线特务工作。伍岳、田纯玉两人合在一起，又与“军统”的粤汉路警务处处长史铭互相拉拢，天天忙着的是两件事：一是防共，二是搞钱。　　湖南调查室有一段时期，忙于”党团摩擦”，与三青团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使“CC”统治下的湖南，处处受牵制，处处受打击，无法发展。因此，当韩中石到重庆去述职的时候，徐恩曾曾指着他鼻子骂到：“张荫梧是一个摩擦专家，但他是共产党所讨厌的摩擦专家；你这个摩擦专家，却是对内生是非，造障碍的傻公！”韩中石被骂后，回去便改变作风，虽然仍旧和三青团对立，但在反共工作上，则和“军统”人员合作起来，力求做出些结果来，以改变局本部对他的看法。比方在湖南第M区（该区行政督察专员为CC的萧训），就曾与“军统”负责人苏业光合伙，清查过茶陵和攸县一带的地下党组织，搜捕过中共人员。　　华北地区的“中统”特务工作，与和张厉生相关联相结合的组织，关系都比较密切。张后来不见信于“CC”，转投于陈诚旗下，原来在张的小组织中的得力分子，则有一部分投身于“中统。像“诚社”分子牛传钦加入“中统”局本部第二组工作，就属这一类。解放后被捕的、由“中统”的“平室”和“津室”所派的特务董化昌（天津铁路潜伏破坏总队天津第一大队直属分组长）、王书华（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学运组特务头子，解放前大批逮捕进步学生、破坏学运）、支彭英、支永信、吕广仁、沈振启、李树声、王富春、吴镇屏等（解放后潜伏于北京邮政总局），就是张厉生在华北地区所搞的小组织中的分子。　　安微调查室又有另一种做法，它因为安徽主要是由桂系李品仙控制，而桂系又在某种限度内拉拢了三青团的力量，所以“皖室”的王秀春，与“中统”老特务安徽财政厅长孟九两人联合起来，一面与李品仙桂系势力相周旋，一面又与徐君佩的三青团势力互斗。但在省级“特种汇报”会议上，又极力设法联同各种反动力量，对付地下革命活动。王秀春这种手腕，曾被叶秀峰夸赞为善于利用各种力量“一致对待共同敌人”的“范例”。　　“中统”在“第一处”时期，即设有训练科。训练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内容分两方面：　　政治训练方面，组织过“读书会”，除“总理遗教”之外，戴季陶和周佛海关于三民主义的著作也被列为必读之书。此外，以蒋介石名义“发明”的新生活运动全套理论，和由陈立夫在讲堂上乱扯的“唯物论”，都是他们在政治训练上的理论根据。　　抗战以前，“中统”内部搞过“小组生活”，通过小组的形式，安排政治讨论与技术研究。这些做法，后来还被“中央训练团”所采用。可以说，在国民党内，是“CC”先有这套东西；而在“CC”之内，是“中统”先有这套东西。　　“中统”还办过一个刊物，叫做《群力》。在这个刊物上，一方面登载鼓吹“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理论，一方面则刊载诽谤苏联和共产党的文字，以及由那些叛徒所写的“内幕”和“仟悔录”一类的东西。到了抗战开始时，因为蒋介石表面上也喊“国共合作”，这样内容的刊物再出下去，连“中统”也怕有所不便，也就停印了。　　在技术训练方面，曾由训练科编有《情报业务概要》一书，该书有50万言，内容异常杂乱，从特务工作理论，蒋介石的言论，一直到化装术、射击术、驾驶术、擒拿术以及跟踪盯梢之类的所谓技术，都包括在内。此外，如手枪射击，拆装和保护、化装技术，以及帮会沿革和内幕等等，都印过单行本。对于各个党派的情况，也不定期地编印过一些“指导手册”。凡新进去的特务，例有三个月的试用期。在这三个月内，“中统”就要他们看这些书，并派出专人与之谈话，查询其读书心得，同时解答问题，这也算是训练工作中的一部分。至于实用技术，则由负责“行动”　　特务所必修之外，其余人员则不硬性规定，任其自择。　　南京沦陷到蒋政府逃渝那段时间，“中统”的训练工作曾一度停顿。到了抗日中期，“中统”改组完成，已自成系统，其训练工作，亦逐步由普通训练进为正规的、全面的训练了。　　从三青团江北青年训练班中吸收新分子“：抗战开始后不久，国民党军节节败退，长江下游及华北华中大部分地区，均沦于日寇之手。许多青年离乡背井，奔到后方，怀着爱国热忱，希望参加有组织的抗日工作。三青团便利用这个机会，在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办了一个“青年执行所”，收容了男女青年近千人。最初由三青团按其学识能力介绍工作，后来蒋介石要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拟定办法，将这个“执行所”变成训练性质，并由三青团中央团部和重庆团部派了一批中央军校特训班的学员，去担任这个班的大队和中队的负责人。“中统”认为这是一个“抢才”的机会，即在班里吸收了30多人拉到“中统”作进一步的特务训练，然后按照手续，成为它的喽罗。这种从其他组织“选料加工”的办法，后来就成为“中统”内部训练班的选人办法。他们自以为这个办法比“军统”高明。因为“军统”的许多训练班，都是招来就“训”，“训”了就算人伙的。但受“训”者在被“招”　　之时，往往还不知道主办的机关就是“军统”，等到发觉以后，有些就中途退学，要求不准逃跑，逃跑不出去就被长期拘押。而“中统”的办法，则是从别的组织中先加考察，然后伸手去拿，这样就可以减少像“军统”那样的麻烦。陈立夫在“CC”　　的一次高级会议上曾说：“我们召集人才要重质不重量，宁可少，不可滥。我们不许用北洋军阀招兵的方式，举起旗子叫人跟着走，就算是自己的兵。我们要找孙猴子，找到一个孙猴子，可以放弃100个猪八戒。”这就是他们所自己夸“中统”骨干分子的培训原则。　　“CC”对于外围组织的运用，也和“复兴社”有所不同。它的外围组织很多，而外围组织的中心分子则并不多，但那些中心分子，却都是“CC”的死党。“CC”　　对这班人拉得紧，对他们生活所赖的大小官职，也始终以组织力量加以维护，使这班人死心塌地依靠“CC”，为它拼命。　　“CC”在较大范围的外围，也用同一方式，而又有两种方法。例如抗日战争以前（1935年）在南京成立的“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会员人数9734人（会址在四象桥，经常住会办公的只有一个专用职员王鉴藩为金陵大学“CC”学生，后来跟洪兰友当秘书），在这9000多人中，有意让非“CC”甚至反“CC”的分子参加，借以冲淡“CC”色彩。“CC”有意用这种外围作“疑兵”，似乎是在做“赔本”生意，实际则利用该会来收罗文化界的分子，这就是它的“寓吸收于外围”的训练工作方法之一。又如“中国工程师学会”这个组织，本来是“CC”插不进去的，因为在“CC”里边，实在没几个象样的工程师，工程师在当时也颇有社会地位，并且自认清高，一般也不屑于当“CC”的走卒。可是，陈立夫、徐恩曾等人本来是学过工程的，在工程界原有一些同学关系，加上他们在统治层中，又有相当的政治地位，因此就不声不响地把“中国工程师学会”这样的组织也套了过来。虽然套了过来，但仍然不用“CC”人物在台间露面，避免刺激；只暗中极力扰其二三等人物，以扩大“CC”在工程技术界的势力。照他们说，这是一种“就汤下面”的办法。　　“中统”在外围吸收人力的方式方法，基本上也就是运用上述的原则，归纳言之，可分三种：一日“挖根移植”，二日“鸭卵鸡孵”，三曰“夺胎换骨”。　　所谓“挖根移植”，就是把别人培养好了的技术人员，情报能手以及具有一技之长的其他货色，拉过来植在“中统”这块毒土里，使其继续生长，为之服务。干脆地说，就是吃掉人家的现成东西。　　所谓“鸭卵鸡孵”，则是原来已经成为“CC”的职业学生，或是从未暴露过的在某些技术学校（如兵工署的兵工专科学校等）的“CC”爪牙，让他们在那学习，学成之后、，等于用母鸡孵出的小鸭，羽毛长了，再自然地浮人“中统”的污水塘中。“中统”“少壮派”中的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上层特务。都是这个来源。　　所谓“夺胎换骨”，系利用已有的公开团体（特别是历史悠久，有名气的老牌企业）来做文章，掌握其中部分的或个别的有作用人物，予以物质诱惑，施以组织训练，进而加以纪律约束，使为己用。但始终让他们罩在原有的壳子下面以蔽风雨，在原有的环境中以吸吮营养，以延续其内线生命。例如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及邮电、税务以及新闻。文化单位中身居要津的分子，为“中统”暗中工作的就大有人在。　　第九章 “无形阵地”　　1．“今日欲言救国．非从教育入手不可”　　1929年6月，国民党中央的培养训政人才，将“中国党务学校”改为四年制的“中央政治学校”任命蒋中正为校长，丁惟汾为教育长，增设校务委员，陈果夫被推为校务委员之一。以党务学校第二期生为第一期，1929年8月招人的新生的第M期，称大学部。应试者近千人，录取67人。暑期开学后陈果夫对学生讲话：“各位同学：这个学期开学以来，我未曾和诸位说过话。各位在学校都能用功，是很好的现象。中央对于这个学校，期望甚殷。希望诸位受到三民主义的教育，将来负担实践主义的责任。现在置身党部、政府中的负责的人，都觉得目前有很多的缺陷，同时，又感觉我们能力都是很差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的能力差，所以希望将来增加能力的心越大。在现在的中国，我们所负的责任极大，分开来说约有三种：第一，我们要负责扫除旧的障碍，还是要凭学问，既使学得了外国人一样的知识和能力，恐怕还是不足。因为要去除这种障碍，所以在做事的时候，已经要用两倍的能力，何况还要创造新环境呢。创造事业，是要自己想出计划，造出方案来的。往往有许多出国留学生，他们在外国多年，学了农工商业，回到中国来，虽然自己学到了专门知识和技能，还是和普通的人相差不远，他们还是同一般没有知识的人去争饭碗，而不能为没有知识的人去创造饭碗。他们既然有专门学问和技能，为什么要这样？推究其原委，因为没有创造的精神。　　是年同月，陈果夫为了促成实施丁惟汾所提《资送革命青年留学案》，向国民党中央提议，资送革命青年，以100名为度，并指定其留学国别与应修学科。经国民党中央决议，订定资送办法，成立派遣留学生管理委员会，先后派遣留学生数批，为国民党培植了不少领导各业的人才。次年3月，陈果夫提议派遣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及中央政治学校每期毕业生，应准考选三至五名资送出洋留学，以资深造，经校务会议通过，旋由校方举行考试，结果马星野等五人被选，资送美国留学。　　1932年，陈果夫鉴于当时的教育设施，不合国家需要，曾向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提出：《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建议专科、大学及派遣学生应注意农工医等实科教育，中学注意数理化等基本科学，小学注重国文及算术。这个方案经国民党中央通过交教育部执行，成为数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对于教育明确的决策。陈果夫出于他为国民党政权服务的目的，不断发表文章，并于1944年出版《中国教育改革之途径》一书，内容涉及教育各方面。　　其中两个改革教育方案全文如下：　　一、改革教育初步方案　　查国家办理教育之主旨，原为培植各项人才，以供社会需要。吾国二三十年来，学校课程管偏重于文、法，而忽视农。工、商、医各门。据目前统计，在58个公私立之大学中，约70％设有文科，40％设有法科，22％设有农科，27％设有工科，12％设有医科。又26个专科学院中，有六个专修法科（以吾所知，过去尚不止此数），有四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校，合计亦仅十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其结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过剩，与农。工、医人才之缺乏。因其过剩，故失业者逐渐增加，造成社会上种种不安状态；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设事业不能得专门人才为之推进。果以为此种教育上病态之应纠正，固不待于今日，而以今日为尤急。盖一方面训政建设正在规划与推进，他方面又值国家多难之时期，皆有重订教育方针，造就若干适用之人才，以应付此非常环境之必要也。谨就管见所及，拟订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如左：　　一、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　　二、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　　三、在各大学中，如设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艺术等科之经费移作扩充农、工、医科之用；其无农。工、医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设农、工、医科等，就原有经费，尽量划拨应用。　　四、全国各中学，一律加重与农、工、医科有关之基本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之类。　　五、全国各小学，一律加重国文、算学。　　六、由教育部从速编译专门教科书，以适合农村与工商业区域应用之小学教材。　　七、在中央设立一文艺研究院，或用考试方法收罗专长文学、艺术之人才（如陆续停职之文学教授，不能任其他教科者亦得其所）。由中央派员指导，分配工作，或中央特别奖励其有关三民主义作品，使文艺仍有一部分人才之研究与提倡。关于其他文科中教授，亦宜另行设法给予适当工作或指导。　　八、关于前曾毕业及近二三年内陆续毕业之法科学生，中央应再加以严格训练，使成为知法、守法且能司法之人才，其学政治、经济或其他社会科学者，如系在失业期内应分别授以关于训政之训练，至少一年，俾各个人皆有适当之工作。　　九、在十年之内，中央及各省派遣留学生，规定学科以农、工、医等应用科学为限。　　十、关于农、工、医等科之补助教育，如农场、工场、医院、图书馆、博物院等，应充分派置，使学生多得研究及实习之机会。　　二、改革教育方案　　吾国教育不适合于国情，已为无可讳言之事实。因教育之不良，以致影响于各个人之生活，社会之组织，国家之生存，民族之生命。至于今日，贫弱之形已成，危亡之势日迫，甚至为日本所乘，难于应付。以言国家经济，则未当日树立基础，以言民族精神，则尚未开始培养。人造以十，我不及一。永夜思之，能无战傈。故今日欲言救国，非从教育人手不可。兹斟酌国情，拟具改革教育方案如左：　　（一）教育之使命　　（1）国人患弱宜速教之使强　　凡成人体格之锻炼，民族精神之奋兴，民族自信力之培养，均为今日当务之急。故除医学卫生及民族意识，全国须重视外，小学教育，应以民族主义为基本，而由中级各学校完成之。故小学应着重健全体格之训练，民族意识之培养。生活学校，则须有童子军之训练；高级生活学校、初级师范、高级师范及大学预科，则须受军事训练。民间则多方提倡健全体格之培养，尤其对于女子体格健全之奖进，务期造成坚强严肃任重致远之国民，以救国家民族之危殆。　　（2）国人患贫应速教之使富　　总理在建国大纲中，指示吾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是以亟应注重于民生之建设，以立经济基础。故在教育上应提倡应用科学，由中级学校广其用，而以大学集其成。即大学于十年之内侧重农、工，中级学校之教育，则适于环境，切于生活；务使在短期内达到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以确立中华民族之经济基础，增加中国国家与各个人民之富力。　　（3）国人道德渐堕落应端正其品性　　国民道德之熏陶，应由各方的努力。如成年妇女，则应首先受补习教育，使能培养儿童品性于家教。入学儿童，如其品行良善，其母于教师应受同等之奖励。在小学与中级学校，应增设修身科，且施行严格管理，务使男女青年，在中小学校求学时代，即造成服务纪律之习惯与力行之精神，同时力戒今人虚荣自私，浮嚣散慢种种恶习。嗣后无论何种学校，其关于衣、食、住、行种种设备，应力求简单实用，不得有不合环境之虚糜。其利用学生作政治活动为进身之谋或为个人权益，不惜造成学校风潮之校长、教职员，如在本校发现而撤职者，他校不得任用。以学校为商业性质，牟利作恶者，查出处办后，不许再办学校。在政治上劣迹昭著者，不许办教育。学生入学不读书，不守学校纪律者，罪其教师。其原因于家教者，罪其家长。　　（二）学制系统　　（l）学制系统分为六级　　1家庭定为6年；　　2小学定为4年；　　3生活教育定为3年；　　4高级生活教育定为3年；　　5大学预科定为2年；　　6大学定为4年至6年。　　（2）六级之外应有以下各级　　1．在第一级之最后2年，得请保育儿童有经验之妇女，训导儿童之品性；由私人联合设立或私人捐资，由地方设立儿童公园，国内专收其父母终日在外谋生无暇教育之子女，其期间约为1年至2年。　　2．第三级与第四级之间，设初级师范，定为3年，曾受第三级教育毕业后办事2年以上者，准许入学。　　3．第四级与第六级之间，设高级师范，定为3年，曾受第四级教育毕业后办事2年以上者，准许入学。　　4．第三、四、五级与初级及高级师范，均应设有适合女子性格之女子学校，为培植师资着想，尤应多设女子师范。　　5.第二级毕业至第六级始业之间，另设特种教育，不规定毕业年限。　　（三）各级教育之意义与其分布　　1．家庭：陶养品性，以立做人基础。（儿童公园同）　　2．小学：培养国民应有知识及做人应具之条件，以立健全国民之基础。凡乡村有50家以上，至少设一小学。（其他经济不充裕者，可先办适合当地需要之工艺或农业传习所，使先裕其经济，而后再设小学。）　　县政府应择每若干乡村之适中地点，设一标准小学，为全乡村小学之准绳。其校长必须经过特别训练，由政府考试合格者充之，有监督及考查各公私立小学及家庭之职责。凡全区公私立小学学生及由母教或自习有相当成绩者，均有同等参与标准小学毕业考试之权利（除标准学校外，不得颁给文凭）。　　3．生活学校：以养成有技能及能自立之健全国民为目的。由若干乡村联合，或在各乡村小学之上，应有一生活学校，公私均可设立（惟政府应奖励私立者）。此种学校，应依其地之主要生产为施教技能之方针，故其主要科目，当为生产之改良、推广、加工、贩卖等等。　　政府在数个生活学校之中心地点，设立一标准生活学校为全区生活学校之准绳，其区内凡为生活学校之学生（女生在内X皆有同样参与此标准生活学校毕业考试之权利。　　4．高级生活学校：养成熟练技能，及能管理人事之健全国民。此种高等生活教育范围较广，每省得依其生产及制造之环境而设立之，以公立为原则。但人民亦可依政府之规定私立之，而中央斟酌各省区之环境及程度，亦得指定某某高级生活学校为标准学校（浙江蚕丝业区之蚕丝学校与江苏、安徽等省之蚕丝学校，作为一区）。惟标准学校之校长，应增设一人，以便循环考察与研究。其专业考试时，应由政府派员会同行之。　　5．大学预科：补习普通科学、外国语文或高级常识，为人大学之预备。　　6．大学：养成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7．师范：以初级师范为培养小学之师资，高级师范为培养生活教育之师资。凡师范教育不设标准学校，必须由国家办理，依照教育扩充之计划，分区设置。其毕业考试由考试院派员行之。　　8．特种教育：亦称天才教育，由国家在小学专选品性优良有特殊天才之儿童，送人相当之特种学校，以造成特种人才。因无毕业年限，故不能设标准，惟得尽其学力考人大学肄业，此种学校系依其地方人才多寡以定其设立与否，政府应不断的派员考察与研究，并指导其教授。　　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道德，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案，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2．“最难对付的是学生”　　难对付的是学生，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段，蒋介石感到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还没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也只有学生最干净最敢于说话。“九·一八”后，学生要求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蒋介石只好口头答应，可学生们却要蒋介石签字画押。　　1931年，正在蒋介石为囚禁胡汉民一事被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日本侵略者又给他出了一道难题。在1930年9月18日率东北军主力人关，抄了阎冯后路的少帅张学良，一年以后的同一月同一天，又被日本侵略者端了老家，日本人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如何处理“九·一八”事变后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是蒋介石最为头疼的事。　　所有的反蒋政客们马上看出蒋介石已陷入困境，他们纵横联络，很快就把南京政府的政治危机和中华民族的民族危机两个焦点集中到了“身负党国大任”的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到十分为难，政客们的攻击手法，完全可以以政客手法还击，自己身上不干净是事实，可在对手身上找出几块旧疮疤新疮疤揭一揭并不难。　　难对付的是学生。这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用几句好话糊弄过去不太容易，可是用对付政客们的揭疮疤的手法又行不通，因为这些学生们还未走上社会，没疮疤可揭，而且在中国，每当出现民族危机或政治危机时，也只有学生最干净，不抱着趁机搞倒政敌，同时自己又要在捞一把的企图来参子。因此，学生也最能获得社会的同情。尽管对付乏术，可有些时候兵来了没将也得挡，水来了没土也得掩。没有称心如意的上策，凑合着下策总比束手无策强。蒋介石在对付学生运动上就采取了下策。　　“九·一八”刚发生不久，学生们就行动起来，他们在全国各地纷纷集会游行，发通电、搞宣传、组织抗日义勇军，向当地国民党政府请愿。1931年9月25日以后，各地学生先后派代表到南京。9月28日，南京、上海学生两千多人，冒着倾盆大雨步行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要求会见蒋介石，蒋介石自己不敢出来，学生一气之下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砸了他的办公室。　　此时的蒋介石正忙于江西的“剿共”军事，对日本的侵略，本来主张“不抵抗”，可看到众议纷纷，主张“不抵抗”于己不利，慢慢地也就主张抵抗了。1931年11月12日，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不仅决定“奖慰马占山及黑省将士”，而且通过了要求“蒋中正同志速率兵北上收复失地案”。　　南京政府决定派蒋介石北上收复失地，本来是为了抵消政府不抵抗的传言，做一个爱国的姿态，可恰恰那些对政治似懂非懂的学生们认了真，非得要蒋介石做出个样子来看看。在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被迫宣布“本人将率师北上抗日。”消息一经传出，竟差点弄假成真，南京和各地学生立即发起“送蒋北上运动”，蒋介石本想说完大话，做完空谈抗日英雄后悄悄收场，没想到这些学生们竟不让他下台。11月25日，到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出兵抗日的学生已达两万多人。26日早晨，学生结队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并在国民政府门前悬起警钟轮番敲打。学生此举简直就像“催粮逼债”，竟要蒋介石签字画押，对蒋介石的信用显然是表示怀疑。这天，又逢冬雨，天气骤冷，学生站立一天一夜，饥寒交迫，甚至有人被冻倒昏迷，但还是坚持不退。蒋介石见拖不垮学生，可是大言已出，食言背信显然有辱“领袖人格”，于是出来接见学生。看到群情激愤的样子，蒋介石心里有点发毛，若是真的像王正廷那样挨上几拳头，受点皮肉之苦事小，当众丢人出丑事可就大了。若蒋介石被打，肯定就有人幸灾乐祸。蒋介石，看到学生们一个个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样子，他知道不答应，学生不会善罢甘休。于是就采取了光棍不吃眼前亏的流氓态度，当众宣布“我3日以后宣布出兵抗日”。学生们没想到蒋介石会答应得这么痛快，还没回过神来，蒋介石已溜之大吉。　　蒋介石知道，许给学生们的诺言是不好不还的。因为学生们知道受了骗，肯定还会闹，蒋介石从许愿那天起，也就在琢磨如何对付了。1931年12月5日，当南下的北京大学示威团300多人在南京街头示威时，蒋介石手下的军警特务立即动手，突然将学生包围，打伤30多人，逮走185人。12月7日，被激怒的上海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大。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代表集会，在CC派操纵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公安局指挥下，大批特务和流氓闯人会场捣乱，并把从南京来的北大学生-一逮捕。上海学生气愤之余，当天下午便聚集万人包围了上海市政府，要求释放被捕学生代表，交出凶手。学生们坚持一夜，终于达到了目的。10日上午，上海学生组织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公布通令票传上海CC头目陶百川，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也被捣毁。　　此时宁粤党争正烈，广东广西方面的要人古应芬、陈济棠、李宗仁等和刚刚开扩大会议失败不久的汪精卫，强烈要求蒋介石下台。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下野。他颇为头疼的应付学生要求北上出兵抗日问题，竟也随之而去。他未能出兵的罪责一下子都落到了赶他下台的政敌的头上。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各地学生代表和南京学生3万多人，又组成浩浩荡荡的队伍举行联合大示威，当队伍走到珍珠桥时，受到国民党军警的联合屠杀，33名学生被当场刺死，多人受伤，不少死者尸体被抛到河里，这就是轰动一时的“珍珠桥惨案”。　　蒋介石知道，在“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学潮中，他口出大言不想兑现，没把自己弄得威信扫地，是被迫下野的意外收获，可此事可一不可二，要想不处于被动地位，必须设法对付。所以1932年他重新上台之后，如何对付学生运动，就成了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CC派的另一重要任务。　　陈立夫对付学生的手段要比蒋介石高明得多。他知道对付学生，用对付政客的那种欺骗、高压手段不行，因而采取了内外结合，表里兼治的手段。　　陈立夫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在学生内部利用落后学生，组织反动学生组织，从内部分化、利用学生运动。他指使各地CC分子，至少在当地组织一个反动学生组织，一律称某社，把落后学生组织起来，用以对付先进学生，用学生打学生，就不用再动用军警出面，有碍视听。当时学生活动最为活跃的是北平、上海、武汉、南京等地，陈立夫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这些地方。在北平，由张厉生指使胡梦华、陈石泉、董霖等负责；在上海由吴醒亚、吴开先、潘公展负责；在武汉由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负责，在南京由徐恩曾负责。　　自1894年“公车上书”以来，北京就是中国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国一流大学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都设在北京。1928年蒋介石北伐占领北京后，将北京改名北平，但对那座“戊戌变法”的唯一硕果，先称京师大学堂后改名为北京大学的学府，却未敢因势改名为“北平大学”，因为他怕因此惹出一场风波来。既然北平执全国学生运动牛耳，陈立夫当然也就把工作重点放在了北平。　　当时的北平，可以说是五大势力并存。国民党是事实上的统治者，但内部并不统一，陈立夫想有所行动，得先看看张学良的脸色；共产党处于地下，只在知识文化界有市场；失了势的北洋军阀人还在，心也未死，一直跃跃欲试；前清遗老遗少们从盼博仪从天津租界返回改为盼从“满洲国”返回；少数汉奸觉得日本人来统治最好。可事实上有竞争影响力的，却只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国民党掌握了军政大权，共产党掌握了民众运动尤其是学生运动。　　陈立夫不信他搞不过共产党。他颇为自信地向蒋介石说：“若说作文章、讲话、搞学生运动，我们总不见得搞不过共产党吧广于是，他亲自从南京跑到北平，真的在作文章、讲话和搞学生运动三个问题上开始下手。他召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讲话，大谈中国古代文化源流，并不时地引用“四书”、“五经”中的话；为了表示他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理解深刻，他自撰了一本小册子《唯生论》，到处散发，四处炫耀，以致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斥责他不懂孙中山的“民生史观”。可由于陈立夫以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莅临北平，北平各界还得给他面子。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等都到场陪座，平、津、冀、察、晋、绥、辽。吉、黑、热等各省市党部委员也都同席。陈立夫颇有演讲才能，他的讲话博得阵阵掌声。他转向张厉生叮咛，要张指使陈访先、陈石泉和胡梦华趁热打铁，分别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河北与北平分会及北平学生组织好好地组织起来，澄清华北文化教育界的民主进步气氛，破坏、窒息革命进步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以实现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陈立夫进而宣称，这一年他还要在武汉、南京、上海等大都市及各省省会对10万大学生讲话，以便为他的“学生运动”打好基础，大张旗鼓地进行活动。　　在陈立夫的推动下，北平的反动学生运动立即开始了起来。　　1933年夏末，CC分子胡梦华通过河北顺义人刘子麟的关系，认识了北大政治系学生赵在田，又通过赵在田认识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宝深，北大政治系学生田文奎、顾承锋，北大国学系学生许叙典，北大物理系学生伍腾阁。胡梦华在河北省党部委员他的宿舍，分别约见了这些人，就建立学生组织问题和他们交换了意见。委托他们在同系同班同学和同乡中扩大宣传，拉拢思想相近的人。随后，胡梦华又找到国民党河北完县党部委员杨荫衡、束鹿县党部委员史国源等在北平大学法学院设法拉人。这时胡梦华自己还办有一个刊物《人民评论》，该刊编辑四川合江人李白虹又介绍了一批四川人，计有北大政治系学生宗成凯，北大历史系学生徐世勋、北大经济系学生李守权等。胡梦华又约师大教育系学生朱芳春、张光涛二人谈话，主要谈的是教育改革和教育和政治的关系，朱芳春、张光涛二人一致认为国民党花了大笔钱办大学，聘请名流学者当教授，由他们宣传民主、革命，无异于自掘坟墓。　　胡梦华最初认识的这些人，除了李白虹介绍的几个外，都是河北人，他的目标先抓北大、师大、清华几所名牌学校的人为骨干，再通过他们去发展组织。清华远在西郊，认识的人不多，他着眼的重点是北大政治系、经济系和师大教育系。不久，他又结识了北大经济系四年级学生齐联科和北大经济系学生常荣德，这二人也是河北人。　　在有了上述人员基础以后，到1933年冬初，胡梦华便授意他们利用同乡、同学等各种关系，四处活动，到处拉人，在北京大学政治系、经济系、国学系、历史系，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经济系，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和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农学院以及中国大学、辅仁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等学校拉拢了一大批人。胡梦华对这些人进行了初步的组织部署，在各大学指定召集一人或二人，其下按系编为小组，小组包括五至十五人，由其成员共推组长一人，为召集人。北大小组最多，召集人为赵在田、李宝谦、田文奎；平大法学院召集人为杨荫衡、史国源；师大召集人为张光涛、朱芳春；清华召集人为张秉刚；中国大学召集人为左子奇；辅仁大学召集人为柴景仁、马文升；朝阳大学由北平大学的杨荫衡、史国源二人兼管，燕京大学由清华的张秉刚兼管。　　1934年春，张厉生约见国民党天津市党部书记长邵汉元和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施奎龄，同时胡梦华也在座，张厉生当场把加入了CC学生小组织的河北省立法商学院的八名学生介绍给了胡梦华，他们是谢天培、曹传善、魏普泽、贾锡恩、庞宇振、康玉书、王增、罗统三。这样，胡梦华便成了国民党北平和天津各高校学生组织的统一领导人。　　为了避免政治性太强，引起学生反感，张厉生和胡梦华一直没敢在他们组织的学生中提出“拥蒋”之类的敏感的政治主张，反而处处以学术的姿态出现。张厉生说：“实则虚之，虚则实之。这个外围学生团体，将以政治学术团体讲学的姿态出现，以矫正当前学生运动引导一般学生不读书、不研究，而偏向于游行示威、请愿、卧轨等风气，但仍需要参加者体会其政治实质。‘修辞立其诚’，我已报请南京中央干事会，以‘诚社’命名该组织”。　　1934年秋，在北平王府大街励志社内，“诚社”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共有三四百人，推举张厉生为“诚社”总书记，胡梦华为副书记，李白虹为“诚社”北平干事会干事长，赵在田、张光涛等为副干事长。会后，张厉生将成立大会的照片寄给了陈立夫。　　上海CC头子吴醒亚是湖北黄破人。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出任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曾任大本营秘书处科员，说起来称得上“老革命”了。以后，他担任过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民政厅长、安徽省代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由于CC派浙江系的潘公展和江苏系的吴开先互不相融，在上海互相拆台，二陈请准蒋介石，派他来到上海，出任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不仅在党内够资格，和上海的地方势力帮会也颇有交情，和帮会头子杨虎、杜月笙等人是平起平坐，称兄道弟的“爷们”。加上吴醒亚见多识广，久历宦海，所以颇有一套为人处世的办法。　　自从1932年“-·二八”淞沪抗战以后，由于出现过学生代表群集上海，捣毁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一类的事，上海国民党当局也想方设法控制学生运动。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的手下抢占了一些学校校长位置，从正面控制学生；陇体要则以复旦大学为中心，走的是内部引导路线，最能体现上海特色的还要算吴醒亚，他把国民党精神和上海帮会行动结合起来，组织了一个名叫“寅社”的学生组织。这些参加了“寅社”的学生，实行军事管理，配备有手枪，对同学、教师以至校长，只要认为反蒋，动辄威吓及至驱逐、逮捕。吴醒亚手下的陆京士，组织了一帮工人，由青红帮流氓领导，号称“工人行动大队”，除了在工人中活动外，也参加对学生运动的破坏。　　在武汉，负责青年学生运动的是CC派的“十人团”。1930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迅速把各县党务整理完，以便选举省党部的执监委员。由国民党湖北省、汉口市党务工作人员训练所（即“党训所”）毕业的刘鸣皋、张导民、陶尧阶、崔从濒、王延烈、周宗颐等6人，由于同在党部党务整理委员会工作，在得到这一消息后，立即提出“党训所”同学团结起来，作好准备，竞选本届湖北省执监委的口号。另外又邀请了在武汉工作的袁雍、钱云阶、王维时、王道义等四人，以换兰谱的方式结为拜把兄弟，共同发起组织“党训学术励进社”，以“研究学术，联络感情；政治上互相提携，经济上互相帮助”的名义，结成了政治小团体“十人团”。1933年，陈立夫亲邀“十人团”“团长”刘鸣皋到南京，把“十人团”连窝端人了CC派。而在同时，陶尧阶、艾毓英、杨锦县等充任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运干事会干事，负责引导当地的青年学生运动。只是湖北并未发生大的学潮，所以三人也就未做出什么大的成绩。　　南京的反动学生组织是1934年秋组织起来的。1934年9月，在陈立夫的直接指使下，徐恩曾、张道藩、叶秀峰、骆美美、洪兰友等五个组成了一个“学运指导小组”。9月14日，“学运指导小组”召集各大学校的CC派分子共167人，在四象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成立了一个名为“三民主义革命大同盟”的组织。据说“同盟”的成立仪式严肃而且有些神秘。由叶秀峰、张道藩亲自率领大家举手宣誓：“绝对服从蒋委员长训示”，“如背誓言，甘愿受最严厉的处罚”。监誓人由徐恩曾担任。　　“同盟”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参加者一切行动听组织指挥，绝对保守秘密，内部情况不许外泄，接受任务不许推脱，不许擅自脱离组织等。至于“同盟”的活动，当时规定每半个月开一次例会，地点在临时指定的秘密机关，内容由同盟办公室主任项本善指定。主要有：“汇报校内各种团体、组织的活动情况，院会、系会、演说会、辩论会、同乡会等统统在内；讨论如何支配、掌握这些组织和团体；接受调查任务等，要调查的对象主要是有亲共反蒋表现的人。”徐恩曾是特务出身，对调查刺探一类的事情是行家里手，因而还教给他们一套调查刺探的手段，“要伪装，不要暴露真面目，在左倾同学面前装左，在右倾同学面前装右；要千方百计往同学们的团体中钻，钻进去就要争取当领导。”　　在组织北平各大学暑期南下考察团的同时，张厉生又和胡梦华策动了1934年北平各大学毕业生“职业运动同盟”，利用毕业生急于求职的心理，诱使大学生加入。由于“诚社”分子的组织和宣传，各大学毕业生参加“职业运动同盟”的有400多人，几乎是毕业生的全部。胡梦华选朝阳大学的胡松叔、中国大学的崔蔚云、北京大学的齐联科、北平大学的谭庶潜等四人为领导人。“职业运动同盟”成立后，胡梦华鼓励毕业生到南京请愿，要求南京政府教育部解决大学生毕业就业问题，并对教育进行彻底改革。南京政府教育总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在得知此事后，被迫设法应付学生请愿代表，在教育部总务司下设“学术咨询处”，登记找工作的大专学校毕业生，向有关机关推荐。胡梦华此举，虽然是给教育部出了个难题，但对学生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所以他在北平学生中得到了更多的拥护。　　组织南京学生考察团的是徐恩曾、卢斌、项本善和李永懋等人，参观旅途费用，全部公费。参观团以卢斌为团长，项本善为秘书长，下分三个小组。第一组为中央大学学生；第二组为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学生；第三组为中学生，共计56人。他们从1934年7月21日出发，8月29日返回，共历40天，参观的主要内容也是江西“剿共”区内各项事宜。　　1936年以后，国民党在全国大修国防工事，还组织学生参观了一些地区的国防工事的修筑情况。　　陈立夫的分化、控制、收买、欺骗四管齐下的手法，对扼制当时的学生运动走向反蒋确实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35年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一二·九”运动，学潮的主持者是北平市学联。这时，北平落后学生组织“诚社”等在向张厉生、胡梦华汇报的同时，操纵落后学生另成立北平市新学联与原北平市学联对抗。“诚社”分子是北平市新学联的主体之一，“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诚社”北平干事会的李白虹、张光涛等立即向张厉生发函发电，要求派人到北平指导，并希望对组织落后学生组织和操纵学生运动都颇有一套的胡梦华走一趟，张厉生找胡梦华商量，问他怎么办。胡梦华说：“这是教揉升木的结果，他们自动干起来，应予支持。”张厉生问谁去北平指导合适，胡梦华表示因受《何梅协定》限制国民党党部在北平活动一款的影响，他去北平也不能公开露面，因此表示消极。张厉生就派原北京大学“诚社”分子，后跟张厉生到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任助理干事的赵在田前往。赵在田到北平后，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进步和落后学生的冲突也愈益严重，北平各校的“诚社”分子都卷入了学潮，尤以北大、北师大和清华为最。赵在田在北平，有些问题可直接处理，不能拿主张的就函报张厉生、胡梦华，由胡梦华研究拟具处理意见，交张厉生看过后，再以米汤密写函复赵在田。　　“一二·九”运动结束后，北平“诚社”分子李白虹、张光涛、韩克敬先后由北平到南京汇报了破坏“一二·九”运动的过程。他们说破坏“一二·九”运动是由北平“诚社”和“北平中华复兴社”共同策划的。“北平中华复兴社”的头目是北大历史系教授陶希圣、北师大物理系主任教授杨立奎、师大英文系讲师兼私立志成中学校长吴保三等人。据说先是由吴保三找北平“诚社”的领导者师大的李光涛和李白虹等联系，经过策划，决定分别策动北平各校两社成员煽动所在学校学生反对“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北平市学联，推举代表召开全市学生大会，由师大北平“诚社”骨干韩克敬充当大会主席，宣布北平市新学联成立，解散旧学联。“一二·九”运动结束后，“诚社”分子又挑动各校落后学生反对进步学生，直至寻衅斗殴，聚众打人。　　“一二·九”运动当时之所以未发展成反蒋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这时的对日关系颇大。自从1935年以后，蒋介石对日态度渐趋强硬，事实上对日本已经很少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表面上是蒋介石对日的重大让步，但事实上是日本人受了蒋介石的玩弄。日本人本以为宋哲元、张自忠都是亲日派，会和他们合作，但宋哲元、张自忠只是虚与委蛇，骨子里都坚决反日。蒋介石对宋哲元、张自忠二人的认识比日本人深刻得多。　　由于蒋介石对日态度的转变，1935年“一二·九”运动以后，他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事实上有所提高。对此，南京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次长段锡朋认识得比较清楚。因此，他二人建议蒋介石趁热打铁，亲自出面，召集高等教育界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到南京“聆训”。而与此同时，在北平等地直接做学生工作的张厉生、刘健群等，建议蒋介石，召集各大学校长、著名教授和学生代表讲话，亲口表明意图，以争取学生的理解和支持。蒋介石采纳了他们的建议。　　1936年1月15日，“聆训”会议在南京励志社举行，与会者有各省市教育厅长、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200多人，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担任会议主席，他在致开幕词时说：“现在学生反日，却不知国民党是一惯反日的。日本田中有亡华的大陆政策--满蒙政策。国民党先总理（指孙中山）早有遗策……--与之针锋相对。这就是中国不忘甲午战争失败之耻，一定要收复台湾等地。在先总理耳提面命之下，本人没有一天不记着这个遗策，计划求其实现，以告慰先总理在天之灵。现在拙于国力，不得不暂时忍辱负重。”最后他声称：“令人焦思苦虑的，不仅是要保障冀、察，收复东北，而且要收复台湾，但细于国力，今非其时。”因此，他要求出席会议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及有关省市教育厅局长，回去对学生要切实晓喻，要深刻体会他的忍辱负重，暂采妥协政策的苦衷。　　蒋介石致开幕词后，出席会议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上海暨南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先后发言，对蒋介石的讲话子以颂扬捧扬。会议由教育部长王世杰担任秘书长，并于蒋介石不在会时主持会议。第二、三两天各地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继续发言。　　蒋介石召集各省市教育厅局长、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聆训”，其目的在于根本消除学生运动或至少让学生运动不致走向反蒋，这就要有具体措施，应想出一个有效的办法。有人认为多年来大专院校及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没有出路，毕业即失业，使得青年学生彷徨苦闷，对现实不满，因而容易情绪激动起来闹事，要想减少学生闹学潮的可能性，得先解决学生产生不满情绪的原因，解决就业问题。蒋介石觉得有理，因此决定由行政院附设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由各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该校1936年毕业生中各科系的前三名到该班受训六个月后，由行政院分发就业。　　在蒋介石“聆训”的同时，北平“诚社”和北平各中华复兴社联合煽动北平大中院校落后学生组织“献剑团”，到南京给蒋介石献剑。参加“献剑团”的共30人，其中中华复兴社分子占20名，“诚社”分子占10名，参团人员统一服装，往返路费由公款负担。献剑时所用之剑及献剑词都由中华复兴社准备。该团团长为吴保三，预定献剑时由吴保三宣读献剑词，由“诚社”中选派一人捧剑上献。预定由北平到南京后，于1936年1月15日向蒋介石献剑。但1月15日正值蒋介石“聆训”，他讲话离不开，于是，委托贺衷寒代为受剑。这样，向蒋介石献剑，就成了祝贺衷寒献剑。　　在1935年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后，12月17日晚上，中央大学七个学院32个科系的学生代表集会，做出了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决议。事情为南京“三民主义大同盟”分子所知，他们连夜开会商量对策。本来学生代表会议议定18日晨吕时集合全校同学传达决议，刚到7时，“同盟”分子敲响了紧急集合钟，并在同学陆续走向礼堂时，先行占好了便于控制会场的位子。会议开始后，未等学生会代表把话讲完，“同盟”分子刘伯谦根据事先定好的基调，以及“左”的口吻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意见，并且号召解散原学生会，成立援救北平同学的“中央大学学生救国会”。接着，事先准备好的“同盟”分子纷纷发言响应，改选学生代表和主席团一下子便成了事实。在改选中，“同盟”的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当选。这样，南京中央大学援助北平学生爱国运动的活动一开始就陷入了CC分子的控制之中。　　1935年12月18日，南京各校学生决定下午举行游行示威，由于无法阻止，徐恩曾派项本善命令刘伯谦、杨博清等人，和复兴社分子合作，力求避免事态扩大，设法避免学生冲入国民政府、行政院、日本领事馆等敏感机关；尽量使集会当天结束，阻止上海学生进入南京，防止北平学生南下串联等。　　18日下午4点多，南京各校学生13000多人的请愿队伍出发，当来到行政院门前时，门前警卫森严，军警让学生队伍停在广场，由各校学生代表进入行政院。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接见了学生代表，对学生的爱国行动表示钦佩，并说了一番慰勉的话，最后要求学生要安心读书，各种要求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加以考虑。学生代表们要求蒋介石亲自出面答复质问，翁文灏表示不能。学生们表示不满，要求蒋介石出来。这时CC分子刘伯谦鼓动说：“请愿的答复我们是不满意的，是敷衍的，没有诚意的……，这样的请愿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要改请愿为示威，要喊“九·一八”以来4年没喊过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由于大多数学生也认为向蒋介石请愿请不出个什么来，赞成游行示威，这样就使请蒋介石出来变成了游行示威，给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游行示威开始后，刘伯谦和杨博清等CC分子又组成了纠察队和领队，一路带领下去，避开了日本大使馆，最后回到中央大学。对游行路线，大多参加学生并不知道如何安排，只是一路喊着口号跟着走，等到回到中央大学，虽然不满，但已劳累一天，无可奈何。以后，学生们虽仍坚持斗争，但已形不成大的气势。这样，南京的学潮也就不了了之。　　为了防止北平南下学生串联，在南京学生中再传染不安情绪，南京的CC派加紧防范。当北平学生代表清华大学学生刘毓衍和燕京大学学生朱南华到南京时，杨博清奉命接待他们，一路陪将下去，几乎寸步不离，二人既得不到南京学生组织的帮助，又不能和学生直接联系，最后只得匆匆北返。　　由陈立夫主持，在北平由张厉生、胡梦华具体操办，在南京由徐恩曾、项本善操办的分化、瓦解和利用爱国学生运动的工作基本上说可以达到了目的。学生运动的主旨是爱国，反对日本侵略，只要这个导致学生运动的原因不去，消除学生运动不可能，但学生运动没有走向反蒋，已是很不容易了。控制学生运动的成功，主要应归因于陈立夫手腕灵活，但蒋介石转变内外政策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1935年以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强硬，走上了和日本对抗的道路，学生再指责蒋介石对日投降，已无理由。再加上蒋介石在学生毕业就业问题上采取了一些措施，也颇能收买人心。蒋介石的这些举措为陈立夫手下的张厉生、徐恩曾等人大力宣传，使蒋介石成了一些学生心目中的英雄，到1936年，很多人把领导抗日的希望寄托在了他的身上。　　3．陈立夫为此丢了乌纱帽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一方面收容、安置流亡学生，组织战地服务，另一方面在学生中发展培植自已的势力。进行反共宣传。美国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为此丢了教育部长职务。　　全面抗战开始后，陈立夫出任军事委员会经六部部长，由于第六部是由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训练部。中央调查统计处和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六个单位合并成的，在合并时大批人员被裁并下来，再加上1936年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常会提议设立，行政院附设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未派工作的学员，总共有50人需要安置。这时由于北平附近已处于战争状态。大批北平、天津学生南下，这些人到南京后，也需要安置。于是，陈立夫、张厉生以这些人为基础，组织战地服务团，以利用闲散人力，为抗战服务。军事委员会第六部战地服务团共100人，由“诚社”组织者，张厉生的亲信胡梦华任主任。下辖两个大队，每大队50人，大队设大队长一人，大队副一人，每个大队分5个分队，每个分队有团员10人，设分队长一人，分队附一人，团员都享受中尉待遇。　　战地服务团第一大队由国民党中央各部裁并剩余人员和训导班未派工作学员组成，大队长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沈亮，大队附为第六期毕业生孙寅。第二大队由北平流亡南京的学生组成，基本上都是胡梦华手下的“诚社”分子，由刘青原任大队长，郭雅云为大队附。　　战地服务团的任务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就地动员民众，联系党政部门协助抗战。其具体工作为对民众宣传，指导民众组织训练，协助军队挖战壕，建筑工事，救护伤员，搜集日军情报以及侦查汉奸等。其工作方式为：以一个大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一军或一师工作；或以一分队为一单位，配合蒋军师旅以下单位工作，工作时分为小组，每两人为一组，承担上述动员和组织工作。原计划第一大队沿津浦路北进，配合津浦路沿线军队；第二大队沿平汉路北进，配合平汉路沿线军队作战。　　战地服务团两个大队分别在南京市立中学和安徽中学集训1个月，随后，胡梦华放弃原计划，率两个大队一同到达汉口，再转车北上，将团部设于郑州，开始工作。同时扩充组织，建立第三大队，收容从北平，天津南逃的各校学生。　　1938年第六部取消后，战地服务团改称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退至豫南一带。1938年底政治部直属政治大队撤销，所有人员都派往各军、师中充当政工人员。　　从根本上说，战地服务团并未起到发动民众，组织民众，宣传抗日的作用，但在当时局势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战地服务团对收留流亡学生，使这些人免于失业和流离失所，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　　1938年1月，陈立夫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离开了他长期把持的国民党组织系统。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他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前期主要是收容、安置流亡学生，后期主要搞反共教育。　　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时，日军在华北、华东都已占领大批地区，同时徐州一带战火又起，从战区和沦陷区逃往后方的中小学生、教师人数极多，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置，一时急得教育部诸官员团团乱转，束手无策。这时，教育部官员顾树森向陈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当地区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予以收容，对一部分中学教师和一些小学教师、社会教育人员，设立战区中心小学教师服务团，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维持生活。此建议得到陈立夫的支持，他先在河南斯州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门收容河北、察哈尔、北平、天津等省市流亡教师学生，以后又陆续在贵州钢仁设立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在四川合川设立国立四川临时中学，专门收容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逃亡后方的中等学校教师，学生。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各临时中学去掉“临时”二字，改为国立中学。陆续在陕西安康设立国立陕西中学，甘肃天水设国立甘肃中学，湖北郧阳设国立湖北中学，陕西洋县设国立山西中学3湖南乾城设国立安徽中学，分别收容各战区陆续退到后方的中等教师和学生。教育部迁到重庆后，陈立夫将这些国立中学，按照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定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等中学，到1942年，共成立国立中学22所。此外还专门设有招收女教师和女学生的国立女子中学，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第一、第二、第三等三个华侨中学和其它特设的国立中学。　　国立中学收容的一般都是流亡后方的零散教师学生，还有一些大学、中学、小学整个搬到后方，但在搬迁过程中，由于人员流散，已不能单独成校，陈立夫便把这些学校，收拢合并，采用战时措施，成立联合学校。联合学校大学、小学、中学都有，其中以中、小学居多，大学著名的有西南联大和西北联大，西南联大设在昆明，西北联大设在西安。　　国立中学的设置，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职业各科训练等。国立中学校长人选，由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体把持，经费的支配和发放，由总务司长CC分子章品掌握。陈立夫基本上管不了各联合大学，但对各国立中学控制极严，竭力防范各校教师，学生思想左转。为了约束学生，他大发国民党人党志愿书和党证，动员中学教师和学生整批人党或集体人党。为了随时观察学校动向，他极力在各校中发展CC分子，从内部监视教师、学生的动向，有的学校发展不了CC分子，他就派人强行打入，充当教师或学生。有的充当教师或学生的CC分子，既不教课也不学习，整天在学校四处乱逛，查找别人的思想问题。　　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主要有在河南的第一、第二服务团，在四川的第三服务团，在湖南、贵州的第四服务团和在湖北的第五服务团。以后，又成立陕西第六服务团，甘肃第七服务团，山西第八服务团，湖南第九服务团和宁夏第十服务团。服务团的任务，最初以办理中、小学，编订地方教材，辅导国民教育，社会教育与地方自给工作等为主。根据各省市当地的实际需要，按急缓先后实施。中、小学教师服务团采取委员制，设主任委员一人，委员若干人，名义上由普通教育司管，实际上由主任秘书负责。到1941年，服务团改为团长制，团长由教育部指定所在地区教育厅厅长担任，团员工作由所在地教育厅指定若于地区为工作区，每区成立工作队。到1943年，各服务团工作结束，工作交由所在地方办。　　对于沦陷区，陈立夫基本上根据《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制订各种管理方法。将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九省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四市划分五个教育指导区，每区设置专员，负责办理从沦陷区撤退到敌踪不到地区的各中等学校。1939年“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重新划全国沦陷区为70区，由陈立夫亲自指挥。“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下辖三个组，分别主管特别教育、战区教育和战区救济工作。　　陈立夫任教育部长，除了安置战时流散教师、学生，恢复教学秩序外，更重要的是统制教育，也就是让教育完全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这也是蒋介石让他出任教育部长最重要的目的。陈立夫统制教育主要采取了三方面的措施：　　首先，推行国民教育。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曾有《改进地方行政组织，确立地方自治基础》的决议案，1939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此决议案制订《新县制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规定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受教育者包括儿童、成年人和妇女三部分。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乡壮了队长、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了队队长，分别以一人兼任。在教育、经济发达的地区，乡镇中心学校教员，兼任乡镇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干事；保国民学校教员，兼任保办公处文化干事。教育部根据这个规定，于1940年制订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同年3月正式实行。　　《国民教育实施纲领》的实施有两重目的，一是在乡村中进行文化普及工作，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二是加强乡村统治，乡镇长、校长、乡镇壮丁队长由一人担任，实际上等于是由乡镇长一人垄断了基层单位的行政、教育和治安三项权利，乡镇长对其治下的民众不仅有管理权，还有教育权和训练指挥权，这对加强对一般民众的控制显然有利。　　但是，以乡保长兼任校长的做法马上就出了问题。按规定：“乡镇中心国民学校校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以专任为原则；在经济、教育不发达的区域，乡镇长，保长，乡镇中心学校校长，保国民学校长及壮了队队长，暂以一人兼任之”。可国民教育一经实行，各地都成了不发达地区，各省市借口地方人才经费缺乏，一律以乡镇长兼任中心学校校长，保长兼任国民学校校长。而乡长镇长，尤其保长，大多是有点钱财的乡村土地主，既无见识，也不懂教育，有的甚至目不识丁，也当了校长。这些校长上台以后，立即行使职权，把一些亲戚朋友，滥竿充数，硬拉进来充当教员。原有的校长教员，要么被排斥，要么离职出走。而这些新上来的土地主校长和他们的亲戚教员又维持不住局面，于是学校变成了挂牌学校。鉴于此种情况，陈立夫不得不改变办法，下令各省市校长仍以专任为原则。但是，放出去容易，收回来就难了，很多土地主校长好不容易捡了个校长头衔，怎肯轻易放弃？很多人死乞百赖，占在校长的位子上硬不下来，陈立夫也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地说：“地方教育更困难了。”　　国民教育的推行，是采用所谓“行政三联制”。即由教育部制订全国各省、市5年实施计划，派员视察，考核；再由各省市根据教育部计划拟订本省市分年实施计划，并督导所属县即统筹拟定分年实施计划，派员视察考核。　　其次，实施特种教育。特种教育是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剿共”期间对占领的根据地，即所谓的“收复区”民众进行的一种欺骗教育，其内容可分为管、教、养、卫四个方面，实行地区主要是赣、闽、皖、豫、鄂五省。　　1934年3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召开10省民政、教育厅长、秘书长、行政督察专员会议。他说：“五省横遭赤祸，匪区民众多受煽惑，更有所谓列宁小学，一县多至数百所，以为麻醉青年之利器。此种思想之流毒，实较有形匪患为尤甚。甚或因祸害切肤，思奋起自救者，亦苦无教育上有力之指导。现经收复，不得不有管、教、养、卫施之特种教育，予以感化的、公民的、职业的、自卫的训练，以正确其思想，健全其人格，发展其生计，扶植其生存。”推行特种教育办法是建立中山民众学校，集中力量，把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以弥补人才、经费不足的缺陷。中山民校分设儿童班、成人班和妇女班，根据情况，酌情设立高级班或职业班。教学内容为：宣传三民主义，揭破赤匪之错误与罪恶；并针对民众之思想言论，为深切之指导，教以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美德，表扬历史上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牺牲的伟大事迹，解说国家现在所处之地位与国际环境，授以普通文、应用文、歌曲等，注意阅读及思想发表之训练，并公民生活之常识。”　　陈立夫未参加过南昌时期的特种教育工作，他继任教育部长后，采取了两项措施，加强自蒋介石那里继承来的特种教育：一、到原来实行过特种教育的省区视察中山民校，搜集原来中共编写的课本，教材；二、针对中共课本，教材，编印读物和宣传材料，作反宣传。三、编印统一的中山学校教科书。中国教育本来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朱家骅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发起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王世杰继任后继续编辑，但各学校仍自由使用，不作为固定教科书。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编了一部小学教科书，通令全国采用。随后，他又操纵编写了一套“国定中学教科书”。陈立夫编的这两套教科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宣传儒家思想，二是注意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甚至把国民党的党员守则12条也作为小学训练要目编了进去。　　陈立夫借战争时期，大家都在注意战争，不怎么关心教育这种有利时机，为确立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在教育界拚命地折腾，在中国国内并未引起什么大的反响。由于陈立夫的办法和蒋介石一脉相承，甚至完全效法蒋的做法，对巩固蒋的统治又有利，蒋介石更是大力支持。但是，陈的这种肆无忌惮的做法毕竟为大多数人所厌恶。1944年，美国报纸纷纷指责陈立夫“统制思想”，蒋介石不敢得罪美国人，只是将陈立夫从教育部长的职位撤了下来。本书来自www．ａｂａ免费txt小说下载站更多更新免费电子书请关注ａｄａ．ｃ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