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人出出进进，甚至有我非常熟识的人，但我知道，如果我在此时有一点动作，两旁的大汉就会上来掐住我的脖子。我们等着。我知道，里面准是正在进行磋商:当局怪《光明日报》未能顺利将我骗出北京，弄得只好出动警察暂时把我控制住；但警察此时肯定不肯将我逮捕，收容审查也不肯，只想尽快交还《光明日报》，顶好就塞在这幢大楼里了事，但《光明日报》又不肯。他们的讨价还价是如此艰难，12 点了，还没有明确动作。我开始向大汉进言:“你们身手不凡呀! 以你们这样训练有素的小伙子，擒拿我这样一个年近半百的女性，而且六七个对一，也算不上什么本事。现在全国走私贩毒杀人越货的那么多，你们大显身手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在这里浪费警力? 瞧，都到中午了，你们饭也吃不上，真够辛苦。你们为国，我见美国人，也是为国。得不到理解，不希望我见，好好跟我说，我不见就是了，何必如此? 你们扣了我将近 4 个钟头了，我是受宪法保护的公民，本可以告你们侵犯人身自由。如果大家把话说清楚，现在放我回家，客人我可以不见，这四个钟头也可以不计较。但是，如果你们非这么押着我，下边可就要闹笑话了。这责任该谁负，你们想清楚。向头儿汇报去吧。”大汉们仍一言不发，不过在此期间，他们也换了人，我身边坐上了一个女民警，一个看上去挺娴雅的年轻姑娘。我于是告诉她我需要方便。她把这意思以眼色告诉大汉，大汉说:“克服克服吧! ”“这是生理问题，没法克服，思想觉悟再高也不行。”我板着脸说。那大汉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说:“真的找不到地方……” 戴晴回忆录—110—我说: “我还不知道这一带街上没有? 《光明日报》就在眼前，每层楼都有盥洗室……”“那可不行，这责任我们可负不起。”终于，在大约两、三点钟的时候，汽车开动了: 三部警察的车，两部《光明日报》的。车子驶过天安门广场，驶过建国门，直驶上那条宽宽的、几乎空荡荡没什么车的东郊大路。警察以这种方式捉我，虽然可恶，但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工作还是有板有眼的。到偏僻处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乘的那部车开向一间街边公厕。他们把车停得如此漂亮，使后车门简直就贴在了公厕门上。北京的街边公厕是没有隔间的，那年轻的姑娘陪我进去，并不凶恶，还有几分尴尬。接着，我回到车内，先头的那个中年人再度出场:“请你到《光明日报》北戴河招待所休息两天。”“现在是什么季节? 我不需要到海边休息，我要回家。”“别这么犟，这是已经决定了的。”“谁的决定? 你们是什么人? 你们有什么权力扣压我这么多个小时? ”“你要是不合作，我们可就不客气了。”“不客气怎么样? 你不是说老徐要见我吗? 他在哪儿? ” 那人连磕吧都没有打一下，就说:“老徐就在你们《光明日报》招待所等着你呢，你快去见他吧。”我不敢相信，坐着不动。那中年人口气强硬起来:“你这种态度，是让我们不得不动手了。”我当然可以反问他“还要怎么动手”，自己已经觉得没意思。在那僻静的郊区公路上，面对五部车和正执行“党”所交给的任务的十多个人，我还能作什么呢?“您就去吧，就照他们说的去吧。”我身边的姑娘轻声说，不像是命令，倒像是恳求，而且用的是“您”。 戴晴回忆录—111—我突然感到很难过，不仅仅为自己，更为一代又一代浪费生命和精力的中国人。我叹了一口气:“好吧。不过我要给我丈夫打个电话。”“可以，可以，到了就打，你们招待所就有电话。”那中年人爽快地说。我被押出警车，换到《光明日报》的车里，里边已经坐着两男一女，男的是保卫部的； 女的就是那天在副总编办公室诡秘出入的忠诚小卒，显然是我这期间的“陪同”了。保卫部长走过来，要我的手包。有幸坐了回牢，保卫部长成了熟人了:“老周，你这可是违法的呀。”我把包递给他，补了一句。老周是个厚道人，只嗫嚅着:“帮你保存，帮你保存。”又对那几个人说: “好好照顾，注意安全。”我们的车朝东驶去。我看见路边的水果摊，提出要下去买，他们不让。我提出由他们帮我买，大家一起吃，他们同意了。由此我判断我这回的定性是: 暂时与社会绝对隔离的人民内部矛盾。到达我熟悉的那座海滨小院时，天已经全黑了。招待所王所长站在通道口，笑容可掬: “欢迎你们来北戴河疗养! ”“谢谢。”我板着脸说，“我是被押来的。”(六)那时已是 11 月底，北戴河海滨区一片漆黑。《光明日报》这座有上百个床位的招待所，已季节性关闭，只选了一间朝阳的客房，生起一个火炉，权充作院长办公室兼值班室。所长把这唯一一间暖和的屋子让给我，别人都蜷缩到别的冷屋子里。要是平时，我是会推让的； 但在此刻，为显得不是一名低人一等的囚犯，便当仁不让地接受了。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那部电话机。 戴晴回忆录—112—老徐并不在这里，这我在路上就已经料到了。但电话就在眼前，我转向他们，声明立刻要用。老王先说“坏了”，又说“不能打长途”，最后见骗不了我，才说出“已奉命绝不许你使用它”。说了就好，但它就在我的禁闭室里，不但男人们不可能一秒不离地在这间屋子里守着，这电话他们自己也要用，包括请示、报告、接受指示。这景况真够所长为难的。好在他们并不把类似中宣部指示的“对长期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要坚决揭露斗争，绝不心慈手软”⑦当真； 我也充分体谅他们奉命行事的无奈，尽量合作，答应“得到同意之后再打”，他们也就完全相信我所作的许诺。有时候北京的电话来了，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往往先接了，说声“我是戴晴”，把对方吓一跳之后，再叫他们来接。还有的时候，王所长当着我的面汇报我的情况，我还不停地帮他纠正细节错误。他每餐饭都陪我一道用，声称“提出什么要求，都尽量满足”，只要不打电话、不走出他的院子。第一天，他给我抱来一大叠烂杂志和烂录影带，凶杀、打斗，乌烟瘴气。这是我看的东西吗? 我向他要书，顶好是英文书，这样才看得慢。他先给我拿来一本介绍北戴河的旅游手册，这只够将我稳住半小时。他只好到处打电话求助，一个接一个，最后脸上终于漾起笑容，旋即跑了出去。半小时之后，一阵风似的跑了回来，手了抱了一本真正的硬皮大书: 英文原版《世界的鸟类》——足够我钻研几个月。第二天，我提出要换内衣裤，坚决表示“不能克服”，并指出北戴河镇上就有百货公司，押我来的那天已经看见了，他们可以押着我到那里去买。院长和保卫官员对看了一眼，又出去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委婉地告诉我“不可以出去”，非要买，只能由他们代办。我提出代办我就不付钱。他们权衡了一下，也同意了。我于是第一次加入贪官污吏的行列，用公款给自己买名牌货。第三天，按照日程，詹姆斯·贝克该离开北京了，我从他们的通话里也知道了明天就让我回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所长与我聊起了家常，把我归作他们“老王家”的人，我们甚至筹划将来怎么到他的老家作民俗采访。但第四天，不知为什么，又说“可能还要在这里多留几天”。我质问缘由，没有。我再次提出和王德嘉通电话，不行。那是 199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我说:“现在是 10 点，你们拘禁我已经整整三天。我坚决要求你们履行三天前的允诺，让我与我的家人通话。如果 8 小时之内得不到答复，我将开始绝食。”这天气氛有点紧张，所长和保卫已不再使用我的“禁闭室”里的电话，而是开车跑到镇上去打。依旧没有答复。 戴晴回忆录—113—时间一点点过去，最后一抹晚霞，就要从窗边退去，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绝食，就要开始了。我不知道后面的几天会怎么过，盘算着他们把鼻饲管从北京调来需要的时间。突然，门开了，院长端着一个托盘进来。我望了一眼手腕: 五点半，并不是我们平日的晚餐时间。“开饭了，开饭了! ”他说，脸上堆着笑。我楞住了:“你这是……你们……”“吃点，吃点。你看，8 小时还没到嘛! ”他说，开始一一摆到桌上。这回，不是平日我们两人一起吃的那类便饭，是一桌远为丰盛的大餐，而且全是我平常聊天中无意露出来的我最喜欢的菜肴。“我不是有意对你们……”我说，“知道，知道，我们不也是奉命行事嘛。”我拿起筷子，望着一碟碟整齐清爽的小菜，夹起又放下。“瞧你，瞧你，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你离家这么远，身体保住比什么都要紧。”老王说，语气中没有埋怨，只有关切。我本想说句打趣的话，眼泪噼啪落个不住，哽噎着吃不进去——不为我自己，只为这些善良的人，为他们在不得不执行荒谬的决定时，所表现出的同情心。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桌足够 6 个人用的早饭，我没有碰。11 点，保卫官员高兴地跑进来:“好了好了，给家里打电话吧。其实你根本不必打了，下午就坐火车回北京。”气氛一下子轻松起来，我们几个人一起吃了个大午餐，还喝了啤酒。到北京已是晚上九点。报社的另外两名保卫官员在车站接我，一见面就把手包还给了我。“仔细搜查过啦? 没发现交给帝国主义的导弹发射基地分布图? ”我问。“瞧您真会拿我们开心。”他们笑着说。 戴晴回忆录—114—“北京这两天怎么样? 我们家呢，还有人看着吗? ”“这不就到了吗，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确实一下子就到了。跨出车门前，我像平常一样，请他们进去喝杯茶。“不了，不了，还有事。下次吧。”他们说，嗖地钻进车门，刷地一下就开跑了。我跑上楼，高兴地用少先队鼓点敲门。王德嘉把门打开，家里的灯，从走廊到卧室，全部大开。我一下子明白了刚才那两位为什么溜得那么快——在我家不足 20 平方米的厅里，站着、坐着、躺着起码 15 名各报记者。我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们已经把话筒捅到我面前:“戴女士，什么人把你带走的?”“他们为什么要带你走?”“你到底要和詹姆斯·贝克先生说什么? ”(七)“带我走的是便衣警察。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我想和詹姆斯·贝克先生说的是，请给中国人时间，支持邓小平的改革。”接着我又讲了一个风和太阳比本事，看谁能把一个旅人的外衣脱下来的寓言，意思不外“用风那种猛吹的办法对待中国的改革，只有势得其反； 还是太阳融融地晒比较好。”我想我的这番讲话一定令在场的同行很失望。因为，后来我知道，没有他们在刚刚过去的三天里紧盯住詹姆斯·贝克问我的下落⑧，中国当局可能不会这么快就放我回家。他们救出了我，除了一般意义上的道义而外，或许本期望采访到一个声泪俱下的控诉，没想到这名受迫害者还要为加害于她的强权说项。我自己就是当记者的，这局面怎么会不明白? 但第一，我和我的前辈文人，为保持言论独立所遭受的磨难实在太多了一点。这五天的拘禁，对一名外部世界的公民而言，不啻基本权利的大伤害，就算从索赔的角度，也可以与滥用职权的部门大闹一场。但对共产党治下的中国人，没杀没打，好吃好喝地供着，到时候也放回来了，心中已觉大不一般。第二，北京警察对我，虽然没有像他们的洛杉机同行对金、或如戒严部队“L·S”之后对北京市民那样拳脚交加，心理伤害不可能没有。但我深知他们改到今天这个份儿上已属不易； 而且，他们的整体变化，只取决改革的大局。所以，我选择把个人的委屈暂时放一放⑨，先从大处说。当然也有人将其溢美为“棋高戴晴回忆录—115—一着”: 此时越是不怒不怨，宽柔大度，才越显得对方蛮横无理。其实我没有那么老到，我只凭直觉这么做。记者们当时也告诉了我一条与我的这次落难有些关联的新闻: 中美人权谈判，达成了一个结果: 任何中国公民，只要没有刑事案在身，都有通过正常手续出国的权利。具体到我，《光明日报》的“单位不同意你去”，就立不住了。果然，可能就在第二、三天，报社就把我叫去。这回出面的已降为张部长的部下:“你不是要到哈佛去吗? 可以办手续了。”“怎么又可以了? 调整计划，把我列入了? ”“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们，把我关在北戴河怎么回事? ”“这别问我们……”“问谁? 你们找我来不是代表报社当局吗? ”“我们就管具体交办的事，你有什么问题找头儿去。”“头儿在哪? 让他自己跟我谈。”“你自己找去，我们不管。”我于是走到报社领导人办公室所在的那层楼，似乎是，他们都约齐了那天不是这个有会就是那个有外事活动。我不信，站在走廊里喊:“张常海，出来! ×××(10)，出来! 你们犯法了，知不知道? 你们凭什么关我?拿出依据来! 拿出证据来! 你们以为捻死一个人还像以前那么容易吗? 你们以为当个芝麻大的官就可以为非作歹吗? ……”我注意到，通向走廊的几个门都悄悄地开了一个小缝，但没有一个人出来。除了我的骂声，也没有一个人搭话。我尽情地大嚷了一通，好像连坐牢时候瘀下的气，都嚷出来了。接下来是张部长出马，催我办手续。那时已是 12 月，哈佛的项目已经过了一半，而且对方已经同意将我的资格延到下一年。我答说“这次去不成了，以后戴晴回忆录—116—再说吧。”他不放弃，好言好语地劝，显然是奉上头之命，尽快了结我这段公案。我这人一怕说软话，二怕磨，加上我周围的人都劝我:“有什么是非黑白好争? 赶快离开比什么都强。”我同意了。待到正式办的时候，我才明白报社方这次为何如此主动。原来根据他们的“土政策”，每一个不是由官方正式派出的人，要想出国，哪怕就出去考查两个礼拜，都须自己签字画押辞去公职。1980 年代以来，辞去公职的人并不在少数。大多数人下海从商，也有少数优秀者从事实业。我没有这个兴趣，也没有这个本事，我只能当记者，也只想当记者。在共产党不开放出版自由的今天，我唯一的选择是留在我本来挣扎着能活、弄好了也能出点东西、更不要说还曾为我挣来声誉的原来的位置。更况且，我为“公家”工作到那时已历 30 年。在这 30 年间，大陆的薪给原则是，医疗住房退休国家包干，个人月入仅够糊口而已。辞去公职，意味着与国家脱离干系。而在过去的月入根本没有可能有所积蓄的情况下，一下子失掉了公家本应供给的一切，其实意味着认可了 30 年的隐形剥削。但事已至此。我把报告交给他，其中书明，“鉴于本报的土政策，我不得不为正常的暂时的业务进修活动辞职，但仅辞这九个月，活动一结束，我就返回。”张部长说: “你瞧你，何苦写这么多呢?”我说: “对你们好象不得不如此吧。”我当时以为，他们的批示，必在这张报告上进行。批准辞职，同时也意味着批准 9 个月之后的回归原位。他们批了。然后，一切程序加速进行，包括被几乎所有办理过私人护照的人称作“阎王殿”的北京市公安局护照处。用他们的话说: “办照，没有不脱几层皮的”。而这回，我错在他们的休息日赶去的时候，还被迎进内室，得享好言嘉勉(见《我的同胞的临别赠言》)。接着，美国大使馆政务一秘再度与我联络，通知我将在他们的协助下获得签证:“这是我们介入的第二个案子。第一个是……”说到这里，他笑起来，笑得几分顽皮，似与他沉重的使命不大相称。“第一个是? ”我追问。 戴晴回忆录—117—“Princeton's wives.(11)”他说。我本来最喜欢凑趣大笑，这回虽然也笑了，但只是搭讪地笑了一下：美国刚刚播过一个电视剧《Hollywood's Husbands》，中国流亡精英之妻以这样的形象被打趣，哪怕很轻很轻，哪怕一点不怀恶意，也不是很好玩。接着是在美国的准英雄式的接待。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难过。我感激美国人的善意，更欣赏他们直率、热诚、见义勇为的性格。但这些，实际上不可能不与两大国的政治斗法缠在一起。我本视心灵自由高于一切，但落到这个份上，不但成了其间一个小小的筹码； 处在对立面的，又是生我、养我，我也立志为它奉献才力的祖国。几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亲人们——都以为我出来得这么辛苦，定会千方百计在这块慷慨、富饶的土地上留下，在没有政治威胁的环境里，拼打自己的前程。甚至已经有两位好心的律师提出免费为我办理一应手续。我没有。我不能。我不是不羡慕那里的水、空气、树木，那里的电话与公路，汽车和房子，还有书籍和报纸。我以我余下的生命，在中国就算一天工作 16 小时，也得不到我只需开口请求“政治避难”，就能获得的一切。美国变成这样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担起人道与正义也不是什么说着玩儿的事，背后有着千百万与你完全不相干的人的辛勤劳作。你为这块土地做了什么，使你在享用的时候不觉心虚? 慷慨大度不是老实可欺，接受善意不是占了便宜就完了，它意味此后的责任。我揣度自己的处境，觉得还没有到不“避”一下，就会面临危难的地步。也不能为了想过舒服日子而亵渎世间已经越来越难得的不求回报的善意。更况且，我拿的是 J-1 签证，尼曼研习计划的宗旨是习毕回原机构服务，我必须言而有信。1992 年 5 月，哈佛大学放长达两个月的暑假，我决定转道欧洲回家(12)。(八)在布拉格，接到家里电话，警察通知他们，要他们告诉我，“5 月底别回来”，同时掷下的还有：“等明年学完了再说，那时候也好见面。” 戴晴回忆录—118—我踌躇良久。我不认为作出这一安排的人是出于对我个人的恶意，但我实在想不出不许我回北京的道理所在——包括对国家甚至对执政的共产党的好处，以及这一决定得以实施的法律依据。当然，若按“中国特色”，将它理解为谁都不明白、甚至不同意、但谁都不敢忤逆的“上边的意思”，倒也顺理成章，只是这个时代早该过去了。但怎么过去，怎么让这个一个人颐指气使，大家都遭难的时代结束，一纸命令就完事当然好，但如果没有这么简捷痛快，顶好大家都在自己的位置上努力，让“上边”明白，他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他的意志未必就是真理，让他通过一件一件具体的事情，学会听不同意见，学会随时克制并修正自己。这道理实在太简单了，我越想越真，真到觉得祖国的同志们要是傻到不这么想，简直岂有此理了。我把“按原计划”的决定告诉家里，登上由法兰克福经曼谷香港赴北京的飞机。按预订旅程，我应在香港机场停留大约三小时，然后搭乘中国民航飞北京。从泰国飞过来，我径直走向中国民航柜台，办登机手续。台上的人看了一眼我的护照和机票，即踅进里边。数分钟后，一名很体面地高级职员走了出来，胸前佩有怡和洋行的标志:“你不能登机。”“能请教为什么吗? ”“我们得到通知不允许你登机。”“哪里的通知? ”“中国民航，我们是它的香港代理。”“那你们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乘原日航回去。”“回到哪儿? ”“曼谷。”“我没有泰国签证。”“再回到法兰克福。” 戴晴回忆录—119—“德国的签证已经过期。”“回纽约。”“美国签证也已经过期了。”“不会吧，你不是还要在美国耽半年吗? ”“那要等我回北京再签证之后。”(13)“再签证的文件你带在身上了吗?”这人真是门儿清得很。我本来可以说没有带，但当时不知怎么竟忘记世上还有可以撒撒谎这种事，就把邀请信等等老老实实交给他了。待他拿着我所有的文件证件，说着“我们设法和美国领馆联络一下”，并且走掉之后，我才后悔起来。我赶紧扑向电话亭，也挂向美国领馆。那天是周末，没有人听，但录音机在工作。我对它说了我的情况，请求“不要在这里给我签证。麻烦是中国政府造成的，让它自己解决，这对它有好处。”我挂上电话，心想，那边的办事员恐怕得多听两遍才能弄明白。因为这种请求，对美国各处的领馆说来，恐怕不是很多。我不知道香港当局那时正如何紧张地运作，我这里倒是清闲得很。想起一栏之隔的香港朋友，本应打些电话报不平安，无奈私人电话本打在托运行李里了，只好通过问讯台给传媒界朋友打。他们当然充满义愤，有的买了根本不打算飞的机票进来看我； 周到的陆大哥还给我送来在机场的长凳上过夜的被子。不知怎么，事情出现了转机。在我并没有申请的情况下，香港当局破例给了我 7 天滞留，容我在这里向我的祖国交涉。我对香港的政治运作不熟悉，不知各派势力在其中起了怎样的作用，但对朋友们的帮助确是十分感激的。有点感到为难的是，这感激不可能也不应一时间化作某种理念的变更，于是，就某些方面而言，我辜负了一些推动民主运动的朋友的期望。我为此挨骂，不打算解释，心里也没有太委屈。但我只能如此，否则也就不是我了。那些日子，我和龚小夏(14)挤住在薛晓光家，天天给中国大使馆——也就是“新华社”——挂电话。我们一会儿说国语、一会儿说广东话、一会儿说英文，但总机绝不受骗，没有一次给我接到哪个头头脑脑的分机上。时间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快要坚持不住，已经开始盘算下一步怎么办的时候，徐驷民先生(15)那边有了消息。我的所在国的总理李鹏对老先生的询问做出了回答: “民航出了些技术错误，一俟有位子，她就可以回来了。” 戴晴回忆录—120—此前希图蒙混过关，我已经又忍痛买了一张民航的票，原来的那张已不抱希望。没想到作为统一处置的一环，该航驻香港头头亲自到机场，亲切地将因“自己出了错儿”而使我蒙受的损失陪给我，真让我喜出望外，也对基层中共党员为领导承担过失的忍辱精神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接下去的就是北京机场的那场大混乱。正像我 6 个月前出来的时候一样，我的箱子又一一被打开。也像上次一样，那奉命而行的搜查并不认真。穿着海关制服的安全官员显然并不认为我会蠢到自己挟带违禁物——就算我想带的话。候机厅里拥着大批记者，我的手指尖刚碰到王德嘉的胳膊，就有四个人挤过来把我们环住，挡住其他人，直朝外边拥。记者被挡在外边，想拍张照片或问个问题几乎已无可能。其实，此次的历险，我该说的话在香港早说光了。我只是非常同情我的同行，不忍见他们等了那么久空手而返。我对那几个拥着我们夫妻往外走的人说:“停停，停停，你们什么人? 我到自己国家了还没有站一会儿的自由吗? ”他们说: “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们这是保护您哪! ”我说: “我用不着保护，你们是什么人? ”他们说: “机场的，我们是机场的工作人员。”王德嘉说: “对了，你们制服上身是换了，看看裤子，怎么多了一条红线? (警察制服裤外侧有红线)。”他们把我们塞进王德嘉借来的一部车，催着开走。当然，在后边紧咬着我们的，还有两部。我们驶进市中心，直驶北京饭店，因为与我同机到达也遭搜查后来却被冲散了的薛晓光将在这里下榻。我看见有便衣紧张地从后边那两部车里跳出来，指手划脚一阵，又“隐蔽”到不知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位年纪已经不轻了，不停地摘下草帽挥汗。我心里突然涌上一阵怜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之所以要到这里等薛晓光，不过为从她的箱子里取出我送给女儿的大司奴比，不知会作何感想。到了家之后，户籍警已等在那里了。想想刚才那一阵大热闹，只觉得哭笑不得。作为纳税人，我是很珍惜我国的警力的。鉴于我实在没什么需要瞒着公安和安全部门的，而又无法让他们对此确信而放松，只好自己搭上功夫，在以后的十戴晴回忆录—121—多次出出进进中，不厌其烦地与他们主动配合，详细告知归期、离期和航班(见[附5])，并且一再提出，若须翻箱子，干脆在我打行李的时候在旁边看着； 如果真有兴趣跟我，提前说一声，我也不再费钱租车了，干脆坐警察的车，大家省事。(九)自 1991 年我第一次申请出国，至今已两年多。这两年多来，我出入国门已达十三次。虽说都在党的统一领导和号令之下，各处的情况，差异颇大。一般说来，上海最放松，出来进去好几次，从没有理过我。广东比较紧张: 93 年初进深圳(第四次)，在我一再声称有东西要申报的情况下，就是不让我走红色通道，“这边，这边，”一位身着海关制服的人指着绿色通道口对我说。“可是我有照相机、录音机，还有笔记本电脑……”“这边，这边，走这边。”他说。“我箱子里有海洛英，一公斤哪! ”“别开玩笑了，走这边。”——在入关者作了如此声称之后，还非让走绿色通道，恐怕也是全世界没有的。同为广东的白云机场就不同了。1994 夏天年我从他们那里出境，这已是第11 次，边防的大兵凶悍依旧，从下飞机就被扣在他们的台子前，直扣到广州的客人都已经登机，全飞机就等我一个，才放我出境。我听见他们口中嘟囔的是:“名单也不早打过来。”即使国内旅行，比如我 1993 年从海口飞北京的时候，也曾被扣下来。但海口港官员业务素养，比起白云港来，要高多了。见到我的名字，他们当然也不敢轻易放行，也须打电话、查电脑。但他们把你请进休息室，开一瓶矿泉水，找一个最善辞令的和你聊天，那边的工作也做完了。初到北京的人，往往弄不明白，不少汽车后边贴张纸，上边歪歪扭扭写上两个大字: “磨合”，是什么意思(16)。 戴晴回忆录—122—出狱以后，由于失去了几乎所有社会身份，只剩下“公民”一项，所以两年半来，可与之“磨合”的，只有警察了。与警察“磨合”，应该说一点都不好玩。但不得不“磨合”的结果，使我终于大致如我本该享有的那样: 只要证件齐备，得以出入国门。到了 1994 年 5 月底，就在那吓人的、被政民(政府与民运)两造都煽得神乎其神的“l·s”五周年前夕，正碰上我在纽约的研究结束。结束就得回国，居然也得以正常入境回家了。门是进来了，但这并不意味与“磨合”从此分道扬镖，对此我不能不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也就是第二天吧，当我看见警察把一部破伏尔加拖到我的单元门口开始“蹲坑”的时候，既不吃惊，也没生气。我出出进进都跟那些百无聊赖地卧在破车里的年轻人招手、说“Hi”，包括请他们吃冰棍，和他们一起耐着性子等讯号解除，还和他们一起议论“何不把‘L·S’定为警察节”； 而当他们在此期间忍不住想回家过周末，或者想看世界杯足球赛的时候，已不再对他们的头儿而是对我说:“您要是不出门，我就去了。这是我的 BP 机号，有事呼我。”对于被扣上了“资产阶级自由化代表人物”这类帽子的人，当局究竟打算再拿出什么新招儿呢?1994 年 11 月 堪培拉注释：①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确实的材料披露于世，让人们了解“六·四”镇压之后大逮捕的决定过程。比如说，苏晓康、李洪林……还有我这样的人怎么被列入通缉名单。② 也没有让我为我的坐牢交纳伙食费(￥75.00/月)，这真是很优待，因为有的死刑犯人连枪子儿费都得自己出。③ 按规定，我 1990 年 2 月到 5 月的“监视居住”可在任何地方执行，包括自己家中。无奈警察嫌我的联络太广，觉得家中不妥； 我曾提出将电话暂时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