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开交，但这只是形式上的原因，起根本作用的是阎明复先生的个人素质。如果他是一个冷漠无情、老谋深算、对权位的追求超过了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的人，所有这些乱子他都推得掉； 但他揽下了，出于对他的党和国家的责任。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双向选择的问题： 何东昌的面孔学生们已经领教够了； 李铁映刚刚接任，就差一点让北京大学的学生给嘘下讲台。我不认为走上街头的学生有意识把自己放在被中共统战的地位，但他们觉得能够理解他们，并且能够如实向中央转达他们的意见与愿望的共产党高级干部，也就是阎明复了。值班室把电话转到陶斯亮手中，我向她讲了这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她学者们打算出面对最激烈的学生代表作点工作试试，请她向上报告，并联系谈话地点。放下电话我即回到会议室。这时，那《紧急呼吁》基本上已经拟出来了，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严家其等人正在你拿去改改，他拿去改改。我问王超华：“你觉得有可能么? 绝食戴晴回忆录—83—同学会听我们的意见?”她的回答非常肯定，并且说她立刻就去找他们。我于是请那企业家帮忙，用他的车把王超华送到广场，他爽快地答应了。正在这时，陶斯亮回电话了，她说人民大会堂有困难，谈话地点定在国务院信访局。号称从不问政治的李陀立刻敏感到这一安排有名堂，他说这是一种降格，表明政府根本不看重我们的这次效命。记得当时有谁劝了劝他，意思是不管政府如何，我们已尽我们之所能，我们自己的良心就平安了。李陀本来对劝说学生这事就很勉强，这时候根本不想去了。在场没有人附合他，也没有人反对他。应该说，在当时，除了温元凯，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曾对自己过高估计。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才学和品德，而是政治身份。别说登堂入室，就连乘车住店都要问你是什么级别。知识分子在中国，承蒙共产党关照，已经降到有史以来最可怜的地步，连清末举子都不如。那时，秀才们乡试，还能大大神气几天，吓得酒肆关门、妓女搬家。从五十年代至今，除了一批批只知道干活的匠人，再挑几个好乖的装点门面，共产党什么时候容得下指点江山之士? 但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很难折回了。就在这时，《光明日报》总编辑姚锡华赶来，对正在进行着的这件事，抱着一种绝对中立的态度。我念念不忘这次聚首的原旨，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将他：“老姚，座谈纪要你可要发呀，这可是启立发了话不反对的。要是咱们这次失了信用，以后可就再也要不到他们的稿子了。” 老姚哈哈笑着，绝对不接我的话碴儿，只一再问：“用过饭没有? 让伙房安排一下!”，“车子问题解决了没有? ”姚锡华是高举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旗的琢县会议的发起人之一，表面上虽然对我又热情又和气，实际上我最好的文章都是被他或枪毙、或砍得支离破碎。我不能算作是他的干员，但只要有可能，他也尽量不压抑我的积极性。他只求我不要惹祸。我是在狱中从报纸上得知《光明日报》总编辑易人的，冠冕终于落到坚定的革命“左”派、已退休的前文艺部主任、每讲半个钟头话不出七、八个别字就不够意思、也号称诗人但诗作绝大部分都要发在自己主管的版面上的张常海头上。干得真彻底呀，连姚锡华都容不下了。我想那理由必定是堂皇的： 当报社年轻的编辑记者们游行时，姚老总取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正在这时，陶斯亮又打电话来：“阎部长要跟你们讲话。” 接着，他的声音传来。我捂着受话器喊了一声“阎明复”，屋子里安静了下来。我大致讲了一下经过，并将学者的名子一一报出。由于我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以组织人的身份出现，觉得此刻阎明复应与真正的学者代表亲自谈才对头。 戴晴回忆录—84—我说了声“请等一下”，就将话筒……我瞥了一眼学者们，我很想将话筒交给李泽厚或刘再复，因为他俩在国内国外影响最大；我也想递给李洪林，因为他是我们这批人中唯一一名老资格党内理论家。但他们都离电话机很远，唯有迟到的严家其正站在电话近旁。我将话筒递给了他——这又是一个偶然。不知这个偶然是否会给阎明复的“错误”再加上点份量。当时会场气氛非常庄重。这批手无缚鸡之力者，居然怀了一种“受命于危难”感，其实他们与广场黑压压的人群仅有的一点点的联系“作者—读者”，是最不牢靠的； 而那“命”究竟来自何处，也十分朦胧。我的印象，在电话上，严家其讲的比阎明复多。这位理工科出身的政治学学者，历来就是一个长于阐发而不大会倾听的人，在这一时刻，这个特点依旧十分突出。我后来回想，其实在那时，我们 12 人的意见已经很不相同，我们的联袂出场，仅是在“希望别闹大乱子，别死人”这种共识下的有限协同。严家其、包遵信、李陀、苏炜比较激进，认为这次民主运动太可贵了，对中国政局将发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我和李洪林、苏晓康要保守得多，我们希望维持 1989 年 4 月 27日以前的改革局面，认为“4.27”带给社会的东西足够消化好几年，而按眼下这种趋势闹下去，只会把改革成果葬送殆尽； 刘再复没怎么讲话，他是一个内在感受很丰富却怯于当众滔滔表述的人； 李泽厚可能内心非常矛盾。他实在是聪明过人，即使在那样乱纷纷的时刻，他都能悄然苦恼着，被后果、安全、前程等等非常实在的问题。出发了。报社给我们派了一部小巴士，学者们一一落坐后，我对一直送到车门边的方恭温、陶铠说：“不祝我们什么么? 连一句壮哉此行也不说? ”老方温和地笑着，说了一句：“祝大家成功! ”我们那天是平日最为繁忙的国务院信访局唯一的一批来访者，局里的值班人员已得到通知，很郑重地接待，千方百计满足我们的要求，无论是打电话、复印、还是派车。一开始，我们被安排在一间大约有 20 多个座位的中会议室，打算在那里等候学生，茶水等等也已经送来了。学者们坐下后，忽然觉得很不安，因为我们 12 人，加上随队的《光明日报》记者，已剩不下几张空椅，学生来了怎么办，谁站着? 难道是绝食的同学们? 我于是又出面联系，信访局方立刻打开他们那座建筑物端头一间权充库房的大屋子，学者记者一齐动手，摆桌子、铺台布，布置起一处使谈话的双方都觉得平等亲切的环境。陆续有人赶到这里，包括外国记者。我于是一趟趟被叫到门口，辨认他们，决定谁可以放进来谁不可以。 戴晴回忆录—85—在这当儿，那被多人改了一溜够的《紧急呼吁》终于完稿，因为没有打字机——或者如李陀所估计，因它是“宣传器材”而无人敢出借——《光明日报》一名编辑已将它工整誊抄了一遍。就在我跑进跑出地忙的时候，不知他们怎么商量的，待我看到这张纸，11 个名字已经签好，最打头的那个位置正为我空着。我平时最恨论资排辈，尤其在文化人、自由职业者中间。但一项“严正声明”或“呼吁”的带头人非同小可。我不认为这样安排很合适。“是你把我们找来的，你应该签第一个。”他们说。我记得当时什么都没说，拿起笔就在那空位上签了。事后议论起这事，有人说这是抢名誉，有人说是有担当，其实都不确。我当时想到的是，如果我不签，或者推三阻四地往后边蹭，是会在猜忌本来就很重的中国文人中引起挺严重的误会的——“她为什么不签? 准是有了什么内部精神? ”我这辈子被人误解的事多了，再加上这条也没什么了不起，但在这种关头应尽量避免。这份《呼吁》后来在信访局复印了 25 份。等了大约一个小时，当晚霞已经布满天际的时候，统战部的面包车送来了十几名头上扎着白带子的青年。他们不仅神情异常激动，还非常焦躁。我因为来来去去地忙着处理杂事，没有听到学者们如何劝说，待我回到大会议室的时候，发现这些青年其实一点都不固执，基本上已经“完全同意”老师们的见解。“老师们说得都对，我们都同意，请老师们直接和同学们谈好不好? 直接和大家见面。”在大会议室里，反反复复听他们说的，似乎就这么一句话。这已完全不同于我们最初的设想。这些领袖是太年轻了，他们“常委”、“总指挥”的地位，可能就是在几分钟的大喊大叫下形成的。要求他们具有组织及策略意识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既然这么容易地就放弃原主张，再一次放弃不也很容易么? 而他们的反复，不就意味着我们的徒劳么? 但那时我们被这些同学的热诚和切望所打动，已不知什么叫拒绝； 也已忘记，有人因为一辈子写不出象样文章，正等在暗处朝我们捅刀子。12 名作家学者，包括已年届花甲的李洪林、于浩成，全挤进原已被学生塞得满满的小面包车，一路摇着白头带，举着象征胜利的两根手指(v)，开向统战部。在根本不能从容就座，换句话说，简直就是人叠人的小巴士内，那些正以自己的青春、激情，将中国事态推上全世界报纸头条的学生们，竟没有一点历史沉重感。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唱着一齣重头大戏：一齣在数十亿人口中重新估评社戴晴回忆录—86—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庄严的正剧。他们孩子般地将一个个破旧的小本子，甚至一张张揉皱的小纸片递来递去，请“老师们”签名留念。在狱中每忆及此，我总抑制不住热泪盈眶，历史怎么能将这样的重负加在如此稚嫩的肩头?统战部院内满是人，大部份是学生，也有记者和别的人。应该说，与我们同车回来的学生领袖，还是有一定的张罗能力的，他们很快将散落在四周的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把“老师们”一个个从车上叫下来，到圈内去讲话。今天想起这一幕，真象做梦一样。我很希望有哪位清醒的旁观者能将当时的景况如实描绘出来。我只记得，我被接下车，塞进圈内。我不知在我前边下车的学者们说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我后边的人会说些什么，我甚至不知道在信访局的大会议室里，双方是怎么谈的。我只记得我站在圈中反复强调的是： 为结束今天的局面，双方都要让步，政府先让，同学们也要让； 至于条件，如果同学们相信我们，我们愿向政府方面作一试探。可能李泽厚、李洪林等人的到场使学生们受到鼓舞，他们决定撤离统战部，请老师们到广场去与广大绝食同学直接见面，我则被推举走进办公楼，将《紧集呼吁》交给工作人员之后，作为学生方的代表与阎明复部长会面。那是 5 月 14 日下午 7：00 的样子，他正坐在统战部大餐厅里一张杯盘狼籍的餐桌旁。餐厅里四、五张餐桌都是这样，看来在这里用餐的人很多，服务人员已经来不及收拾。席上没什么山珍海味，只是一份份快餐。阎明复神情焦虑。他甚至来不及跟我寒喧几句，劈头便问：“广场上的同学撤出，起码暂时撤出，什么条件?”我将我们的《紧急呼吁》递给他。“领导人亲自出面宣布，承认爱国民主运动，学生组织合法等等。”我说。“这是不可能的!”阎明复说。“可他们总得露个面，这么僵着算什么?”“如果不附加种种允诺，我尽力劝他们出来。”“谁出来?”“赵、李，还要谁?”“出来以后呢? ” 戴晴回忆录—87—“不能再附加条件，这已经是今天能做到的极限了。”还有什么可讨价还价的么? 我不知道。我从来没谈判过。“我们去试试，我们愿意去试试。”我说。“好。”阎明复说，言语之间没有热情，也没有信心。我走出餐厅，在走廊里遇见一名我大学时候的同学，他是会议室里正在谈判着的双方政府方面的一员。“怎么样? ”我问。“毫无结果。”他说。“你们怎么就不能让让步? ”我问他。“让是可以让，可是让起来，你说，有头吗? ”我一时语塞。我不知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此时还有多大神力。“你不会退足? 不是一点一点退，一步退足。”我强撑着说。他没和我争，只苦笑了一下。 不错，谈判的一方一步退到底，与其说是一种方略，不如说是一种气度。一般总能获得舆论同情，从而改变双方力量对比。比如那天，如果政府退够了，街上的市民可能就会少一些。但这不过是一则原理，一种通例； 在那时候的中国，在民众情绪如此高扬又有那么多居心叵测的人搅进来的情况下，似乎很难以常理作判断。也在这同一条走廊，我又遇见一名青年。想来是谈判双方学生方面的一员。他的焦急已全部摆在脸上。“戴老师……"他主动走上前。“绝食团代表? ”我问。“要是就好了。”他说，“我们在这儿谈，刚有一点进展，就被他们推翻，以前说的全都不算。我们是被正式推举出来的，可什么也代表不了。”我当时说出来的竟是这样一句话：“你们努力争取。外面绝食的同学由我们负责劝说。” 戴晴回忆录—88—“那就太好了! "他说。在牢里我一次次回想这一场面，羞愧得无以自容。我有什么把握、又有什么资格作这种大言不惭的许诺呢?记得到了 1989 年底，警察让我写一份对“八九春夏之交”的“认识”。“我无罪可认。”我说。“不是让你认罪，是认识错误。谁没错? 我们都得写。”我写了，就认这个错，认得心悦诚服。我说我五月间最大的错误就是介入斡旋。总的说来，斡旋本身并没有错，问题是有没有人可以充当冲突双方的斡旋人。这，从原理上讲也有，比方说有实力者——特别是军事和财经实力； 有背景者——国际的或者家族的； 有声望者——德高望重的前政治家或者社会活动家、科学家、文化名人等等。 中国有没有过这样的人呢? 也有过，不幸半个世纪来，不是因学舌成了宠儿，就是被下了狱、杀了头。有幸居中活下来的，不是心灰意冷，便已噤若寒蝉，只有我这种不知深浅、不谙内情、不知自个儿斤两的，才会在这种时候自以为干得了这等事。改革开放不过十年，许你小声哼哼几句不过几回，还不必说你尚不具哼哼的本事，哼得稍稍走点板还一巴掌打过来，不禁打的已是败象毕露，政府凭什么信托你? 民众凭什么信托你? 无人信托，你斡旋什么?后来的事实证明就是这样，只可惜当时没这样想。我“身负重托”，走出统战部办公楼。半个小时前还拥满学生的大院，已恢复平静。在一名统战部干部的陪伴下，由统战部出车送我从正阳门来到广场。天已完全黑了，广场上满是人，围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圈子，有人在圈子中心发表讲话。我们弄不清谁是谁，就朝最先遇到的一个圈子走进去。有谁问了一句“找谁? ”我反问“教授们在这里么? ”这话被一波波往前传，不知怎么传成“教授来了”，只听圈子中心的人大喊，“教授来了太好了。教授，快请进来演讲! ”不由我们分辨，已被拥到圈子中心。这时我才看清，主持人非常年轻，但静静地坐在四周的，有不少上了年岁的人。“你们不是学生么?”我问。我那时以为，这种时候静候在广场的，只有学生。“不是，我们是工人。”七、八人争着回答。我吓了一跳。工人和学生完全不一样，他们走上街头，固然也有道义的推动，但主要是利益。而中国的工人，尤戴晴回忆录—89—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又眼见今天“一套烂章程”的工人，其实非常特别。那时，他们被称作“领导一切”的阶级，也真的一批批被伟大领袖派出去管政府、管学校、管研究机构； 而今，在他们看来，老实干活的人穷得丁当响，流氓痞子倒一个个阔得流油。除了根本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什么、要什么和怎么得到之外，又心眼儿实得让你一点脾气没有。就算我是个研究工人运动的专家，满肚子学问正没地方倒，也不能在那个时刻、那种地方发表宏论。我们连声道着对不起，立刻撤了出来。我要尽快找到他们 11 人，尽快劝学生撤出，工人们已经来到广场，情况已经很危急了。我们往南挤，很快就碰见了学生，很快就来了一名小头头，领着我们从很快让出的一条通道往当时的指挥中心——广播站走去。所谓广播站，不过几台便携式录音机，但从声音可以送出几十米远判断，或许有台把扩大机和高音喇叭，我没有看到。学生们全部席地而坐，秩序可以说好到不能再好。估计有不少电视摄影记者包括搜集情报的干员挤在当中，因为只要有人讲话，不下 10 支聚光灯就会从各个方向打过来。他们 11 人也已全部坐在“广播站”中心(也是席地)，我还没来得及把和严明复见面的情形细细说明，并在 11 人(其实是 10 人，严家其此时已不知在何处)中充分讨论，主持“广播站”的学生领袖们已急不可待：“请老师们快点开始吧，大家等得太久了。”于是开始第一项，由领袖们将我们一一介绍。每报出一个名子就是一片掌声，包括大家肯定相当生疏苏炜、李陀，也许再加上我本人。赢得掌声一般总令人欣慰，不幸我从小就读莎翁的《裘力斯.凯撒》，记得还挺熟； 又对“革命是民众的节日”这句名言笃信不疑，所以那时只觉不安。介绍完毕，读《紧急呼吁》。因为我是 12 人中唯一女声，于是由我读。读毕，由我宣布撤出条件： 总理和总书记来看望大家，同学们从广场撤出，哪怕暂时撤到中山公园，为明天的国事活动让出地方。这回没有掌声了，但也没有嘘声。人群沉默着，象在等待什么。温元凯、苏晓康、包遵信……好象除了生病的李泽厚和嗓子哑了的李洪林，一个个起来发言，苦口婆心地劝。人群渐渐有了反应，似乎是，“光来看看不行，必须说点什么。”说什么呢，各种方案都有，都不现实。“老师们”于是又一个个站起来劝。其中以苏晓康的临场演说最为精彩，有理有据，声情并茂，真不愧写电视剧的。 戴晴回忆录—90—我也站起来两次。“劝说”本是我最不擅长的一种活儿，平日与人相处，三言两语，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各自走路，从没尝过苦口婆心的甜头，无论对己还是对人。这次非同小可啦，再不行也得上阵了。当时说了些什么，已不能一一确记，唯一记得的，是对那些纯洁的年轻人说，“你们已经干得很棒，下面要由我们一点点来作了。你们这几天所开创的局面留给我们的，几年也干不完。” 现在回想，在这句话里，我既没说清什么是“你们”，什么是“我们”，也没说清什么是“棒”，什么是“一点点来作”。于是，不如我想象的那么“纯洁”与“年轻”的人的反应是： 啊，我们受苦受累，你们摘桃子(这是我接到的一张条子)!我的第二个建议是关于向政府所提条件。我建议如果学者们的发言能在《人民日报》上转发，就同意撤。对这条的反映是： 我们费这么大劲造成压力，让她发文章!(其实这一组发言中根本没有我)。在这样的基础上还作什么斡旋?果然，没过多久，一个瘦瘦的、戴副眼镜、学生模样的人从人丛中挤过来，对谁都没有打招呼，直接从我手里一把夺过话筒，以无比的激情喊道：“同学们，同学们，现在，跟我念三遍绝食宣言!……鲜血……生命……民主……”下边齐声喊起来，声势起码比刚才大十倍。王超华呢? 一直没有见到她； 别的将我们请来的领袖们此时也一言不发。面对这种场面，我们还能作什么呢?7“咱们撤吧。”学者之中不知谁建议。没人再有别的意见，我们顺序从人群闪开的一条通道中撤出。一路上，不少同学朝我喊，有的还激动地伸过手来揪住我的衣领：“戴老师，我们不能撤啊，我们豁出命跟他们拼了!” 我任他们拉来拽去，不做任何反映。我不认为有如中华民族遥远回声般的理性能敌得住毛泽东几十年培植起的以愚昧无知为基础的“革命激情”； 我也不认为，在这种局面下，散荡如我者，还足够坚强到堪与营谋有日的潜在政客对峙。回到统战部，神形俱疲的文人们被让到一间小会议室。阎明复部长很快就来了。没等我们细述经过，他先开口，眼睛谁也不看，声音是从未有过的沉重。直到今天我还清楚记得那缓重低沉的语调：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时候不早了，请回去休息吧。”这时已是 15 日凌晨。 戴晴回忆录—91—(七) 五月十九日 再度斡旋5 月 14 日的斡旋失败之后，从理性方面分析，我本已心灰意冷； 可那时候广场还那么僵着，可以说，是个正常人就做不到了不相涉。不少人踌躇满志，以为改变中国历史的机会终于到来了。我没那么大的气魄。我不认为看起来绝对正面的骤然的变化就一定会导出损失最小的正面结局。辛亥革命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我那阵子一门心思想的只有一个： 给学生找台阶。我担心这没人肯负责的局面将酿成大祸，更不愿中国青年一腔报国之忱受到伤害。因为住得离市中心远，5 月 15 日—5 月 19 日的这段日子，天天就是接电话、打电话。记得在 15 日晚，曾将北京大学冯友兰、季羡林等 10 位教授的呼吁书转告统战部办公室； 还曾在一天晚上给胡启立办公室打过一个电话，忘记出了个什么主意，总之如果政府答应这个条件，学生就撤云云。对方答应转达，还甩出了这么一句：“他们会遵守诺言么? 答应了这个又得寸进尺。”我语塞。大约在 5 月 17 日或 18 日清晨，我的芙蓉里的邻居楚庄——他那时是民进中央副主席，还是人大常委——突然来到我家。进得门来，话还没有说，已是泪流满面。我请他坐，他说已经绝食绝水这么多天，要出事情了，怎么办? 我也哭了。他问我知识界能不能作点什么，我说我问问看。他说他在人大和党派想点办法，请我与知识界的人商量商量，说毕就走了。紧接着，我又接到我的朋友沈及明的电话，她是文化部电影资料馆编辑，一向怡怡然乐天知命。这回，她非常着急，因为她的 20 岁刚出头的儿子是 12 名绝水中的一个，正和他的伙伴们一句话也不说，就那么静静地躺在人大会堂东面的台阶上。沈及明在话筒那边已泣不成声。如果说刚才和楚庄议论的时候感觉还比较抽象，这时候的焦虑已经很具体： 想办法救孩子，好朋友的儿子不能死。为理想壮烈献身一直是共产党反复宣扬的主题，直到今天我在原理上也是同意的。但这里有一个严格的限定条件，那就是，对这一精神的尊奉只能是行为个体绝对清醒的自主选择，不应由主事者或者看客“哄”起来。到今天我也不怕被指责为“不愿为革命作出贡献”。我倒觉得，直到“六.四”已经过去三年之后，相当多好心的人还看不到，或者说不愿承认，做为可能会在瞬间失去儿子的母亲，沈及明在那时就已经了然了的事实： 阴险的见习政客们正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为自己钻谋。 戴晴回忆录—92—那时，我与今天玩儿“民运”的文人还算得上是朋友，虽然意见不同，尚未到交恶的程度。也就是说，有时还有个商量。我那时虽然不象今天这样确切明了一些充满革命激情的作家们那时候曾起到过那么大的作用，但知道苏炜、郑义一拨子人常在一起商量事，就打电话找他们，哪怕找着相关的人也行。找来找去都找不到，只好打给家住东城的人民文学编辑朱伟，请他在见到他们时转达我的今天看起来不啻痴人说梦的意见： 如果各种劝说都失败，能不能我们成年人绝食，年轻的孩子们进水进食。朱伟说他知道他们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个联络点，他去看看。我说你把我的意见传过去，我等你的电话，有什么进展或决定就通知我。后来朱伟没有给我回电话，只听说文化宫的好汉对我的意见颇不以为然，郑义说，“我和戴晴在电话里吵了一架”，苏炜说，“我也同她吵了。”估计那时在他们心目中我还没够上政府特务的份儿，薄识浅见而已。郑义说的那次吵架可能是在 5 月 15 日或 16 日左右，也是在电话上，他通知我游行。我问他“目的是什么? 要是游行之后能把学生带回来就参加，否则不参加。”话虽这么说，游行这种事，经不住朋友一动员，还是去了。不但去，还在头箍上亮出两家报社的大名——《光明日报》和《世界经济导报》(我是已经故去的钦老总的特约记者)，真够傻的。还好我从来未如亚姐、港姐般胸前斜个彩带，书上自己的名字和作品。当然我也没有那么著名。真不知这种主意怎么想得出来。再回来说 17 号或 18 号。山穷水尽之际，突然想起了一个老朋友，住在南池子南端，也就是紧靠天安门广场的大苏州胡同的张朗朗。我让他将我的这个意见带给学生核心。后来张回电话说同学们拒绝了。可过了一夜，张又电话告我，说学生提出了一个“八人名单”，即领袖们还愿意听听他们的意见的八个成年人。这其中大多是比较活跃，经常出面的学者。确切记得的，除我之外，还有一个89 年 5 月以来才常常被提起的《中国青年报》的李大同。我立刻表态，说愿意向同学们贡献意见。 不久，张又回电话来说，另外 7 人不愿与我一起与学生谈。现在回想，这打击其实够大的。可那时顾不上这些了，我说那我就单独谈。于是定在第二天在张家中与他们见面。放下电话后我感到，要想说服学生停止绝食，返回学校，壮着胆子去谈倒没什么难； 可是要谈成，靠我一人，影响力说服力怕都不够。我决定借助老革命的威望，一同作工作。那么这老革命之中，哪位是有见解、肯担当的呢?19 日下午，我给原社科院研究生院院长温济泽老打电话，请他约原中组部副部长，现中顾委委员李锐老。刚放下电话，震铃又响，社科院文学所何新打电话来，谈对局势的看法。那些日子，何新经常和我通电话，一说就是一个钟头。戴晴回忆录—93—19 日那天，我与他的意见大体相同。我想，他一直是青年学生们喜爱和熟悉的学者，颇有一时之俊杰之名声，就也约他同去。他没有犹豫就同意了。19 日下午 2:30 左右，我与何新，还有一名他的新华社记者朋友，在温老家约齐后，一同到李锐家。李锐让谈谈情况。正谈着，原人民日报社长，那时是人大常委委员的秦川推门进来，一迭声说：“好了，好了，绝食停止了。” 还说，“消息绝对准确”。于是我决定我与何新先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随时向老革命通报。我们到大苏州胡同时大约下午 3:30，张朗朗不在，但不久就回来了，同来的还有熊焱和另一名女青年。熊自我介绍说是学生核心组织负责外联的，愿听听知识分子的意见，有什么办法就提出来吧。我们忙问绝食是不是停止了? 他颇为不解地看了我们一眼，说没有。于是何新开谈，大意是这样闹下去后果不堪设想。熊焱有点不耐烦，说，谈具体办法吧。我当时提了几条，如： 是否可能再组织一次大游行，然后把同学们带回学校； 或者我们成年人绝食，同学们进水进食，等等。熊焱都简单记下来了，但边记边说：“不可能”、“没用”。最后，我提到红十字会一再发出的瘟疫漫延的警告，能否考虑同学们不是向政府让步，而是向大自然让步，因为至今人类在大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同学们能否从爱护支援大家的北京市民出发，先撤出广场回学校，请环卫工人清扫消毒，需要的时候再来。熊焱也说“没有可能”。何新接着又说，新华社记者也插话问： “那你们说怎么办?”谈话的当儿，我不断给温老李老拨电话，想告诉他们这边的情况，希望他们通过电话劝劝熊焱。但对方一直占线，没有拨通。谈话过程中，熊焱似乎不十分专心，有点敷衍的味道。我当时想，他听这类意见可能听得太多了，烦得慌。 在 4:00 到 5:00 这一个小时里，不断有人来找他批条子，他也就一边与我们谈，一边就手批了两张。我的印象，都是好几千元的，象是买对讲机。这年轻的领导人批得很随意。我记得当时心里很难过。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小家子气，花人家捐的钱，我可不敢这么潇洒。我因为还要到机场接人，就在 6:00 左右走了，何新继续留下谈。张朗朗送我出门时笑着告诉我，刚才陪熊焱到劳动人民文化宫和那几位见面，拐来拐去，跳了一回沟，又翻了一道栏栅，很象电影里的秘密工作者。穿过他家的小院出门，我看见西屋不少人正围着一张桌子在吃饭。我惊问“怎么那么多人? ”张朗朗笑了，他说：“你放心，到这儿来的全是撤火的。”戴晴回忆录—94—(八) 五月二十日 戒严5 月 19 日傍晚，我到飞机场去接人。这是一个台湾记者团。大约半年前，北京几名艺术家把内蒙古哲里木盟一批健康和残障的孩子的版画介绍到台湾去义卖，这个记者团这次就是将这笔义卖款送到内蒙，亲手交给孩子们的。我们在两个月前已经安排好，在他们路过北京的时候，开一个首都文化界招待会，播扬这一对幼弱的关爱。地点、时间都定下了，就在人民大会堂，就在 5 月 20 日。这回全都不行了。航班又出故障。当我们驱车经过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天完全黑了。华灯依旧，人潮依旧。然而，站在路边维持交通秩序的，已是头系沾满了灰尘与汗渍的白带子的学生——不过三、四天前还是警察。把台湾人送到他们下榻的旅舍，安排好种种杂事，已近深夜。回到家，气喘甫定，共和国总理那张昂藏之中搀和着悻悻面孔，已出现在电视机屏幕上——戒严了。这对学生们说来当然不是一个光荣的结局，但也不失为一个尚未演成最不可收拾的惨状的结局。一个政权行使他的行政权力维持秩序天经地义，用不着为这受刺激。学生领袖们若真是好样的快快放出个漂亮的应对，也还来得及。不料他们气冲牛斗地宣布的，竟是绝食改静坐。这真是太像水浒里边泼皮的手段。这一夜，恐怕是那阵子最不平静的、最为思绪分呈一夜了。年轻年迈台上台下主着中国大事的方趾圆颅辈，怕是一夜没工夫合眼。我那天是怀着替总理遗憾的心情入睡的：他刚才的那番演说如果不是恶狠狠加暗暗得意，而是沉重、惋惜，哪怕只显得沉重惋惜一点，让百姓觉得政府出此计真是万不得已，效果要好多了。第二天清晨，我被窗外楼下的喊声惊醒。望望钟，还不到 6:00； 跑上阳台，只见二、三个学生模样的人，正站在楼前，反复念一份传单样的东西，只听得：“北京的市民们，芙蓉里的居民们，起来吧，赵紫阳同志已经被他们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局势还在恶化，居民们，起来吧……”我忙打开录音机，伸向窗外。终于听清了，原来是前一段炙手可热的“三所一会”的《六点声明》。时间太早，“芙蓉里的居民们”起来的不多，那年轻人已经有点喑哑的喊声，在岑寂的楼群间，显得孤单无助。 戴晴回忆录—95—我记得当时非常生气，一个人干生气。“三所一会”那时节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所担当的角色尽人皆知，他们跑出来声明，一下子把暮春以来“政府对民众”这一格局变成了“共产党中的这一派对共产党中的另一派”这种局面。也就是说，按照严格的定义，如果我们把“4.27”大游行称做是学生运动的话，5 月 13 日至 5 月19 日绝食与进占广场已是由激进份子领导的群众性政治运动； “三所一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