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大军进关前夕，东北局于11月23日在沈阳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注37 该决议于1949年5月6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当我们开始进入东北，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帮助下，曾经利用和平烟幕进兵东北。接着又依靠其当时军事上的优势，配合东北反动势力，向我作大举进攻，企图消灭我们于立足未稳之时，当时情况，极为困难。尤其是当时东北党内少数领导干部所存在的错误思想，更增加了当时的困难。这些同志对于敌人的和平阴谋抱着很大的幻想，对敌我力量的对比，以肓目的乐观代替了冷静的科学分析，对旧政权旧军队敌伪残余分子和阶级本质，缺乏阶级的分析，过份强调少数一时不能取得的中心城市的作用而忽视了广大的乡村，因而使他们违背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在坚决依靠东北人民坚决消灭敌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政策上发生了许多原则性的错误。这是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少数同志丧失阶级立场的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这种倾向，一开始就遭受到另一部分领导干部的坚决反对，但仍给予东北人民解放事业以很大的损失。直至1946年东北局“七·七决议”之后，才在全东北党内贯彻了毛主席1945年12月的指示，克服了党内右倾危险，使全党同志团结在东北局周围，同心协力，坚决依靠群众，动员1.2万干部深入农村，实现土地改革，发动农民斗争，消灭封建势力，消灭土匪，使反对蒋美匪军的战争成为广大东北人民参加的人民解放战争，在整整三年的艰苦战争中，在正确的军事指挥之下，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使东北人民解放军迅速从防御转入反攻，以致最后彻底的全部消灭了敌人，解放了全东北。　　我们还要引用陈云在会上说的一段话：　　东北解放的原因，一是中央领导的正确，二是有国际援助，三是关内的配合，四是前后方的努力。如果前面三条都有了，第四点是有决定意义的。　　第四点里有几条，可能在现在与以后，都会有不同意见，首先是对形势的认识，其中包括和与战、敌我力量之强弱、独占东北、优势与建立根据地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七?七决议”之前就有争论，“七?七决议”以后也有，但是，另外的意见占了领导地位。这种争论在部队、在地方都有，这决不是个人意气，而是原则上的争论。因此，东北局的改组很有必要，否则搞不好。再就是1.2万干部下乡，没有这点，我们立不住脚。三是仗打得好。形势不利时，我们正确的退却（比如不打第一次锦州之战），该打时就苦打硬打。四是“七?七决议”后，东北局领导同志高度的共产主义的团结，这是有很大意义的。这里林、罗以全力照顾地方，地方优先照顾军队，这就合拍了……　　罗荣桓认为：　　胜利原因是在东北局统一集中的领导下，贯彻了中央方针，完成了土改，进行了建设，创立了强大的军队，以这来解决历史上的争论与教育全党。历史的争论，事实已做了结论。　　形势问题，有所谓独占东北的口号。这一口号存在侥幸心理，是对和平发生幻想，想靠红军保镖。后来又有一战（决胜）的问题。这还是和平幻想……　　毛主席1948年12月的电报，具体解决了形势发展的问题。但“七·七决议”以后才贯彻了毛主席的方针。从三年的战果来看，更证明了“七·七决议”是正确的。　　胜利时指出这一条很必要，这不是仅是为了回答过去的争论（这在事实上已做了结论），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了全党干部。　　历史已经过去60多年，回顾这段历史过程，应是认识与实践逐步统一的过程。认识与实践脱节，主客观的脱节导致战略上的失误。对这个失误，彭真有责任，中共中央、毛泽东和刘少奇也有责任，而且责任可能更重些。然而在“七·七决议”以及1948年11月会议决议中，却以毛泽东的“一二?二八指示”为线定是非，过多追究个人的责任。这些是是非非，影响到东北干部的团结，甚至使得一些人结怨甚深，延续多年。　　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彭真在东北的错误只有半年，当时有许多情况都不清楚，不能算路线错误，只能说是“路线性的错误”。1953年在财经会议上，他再次提起，说一波的错误与彭真在东北的错误不同，彭真的错误是“路线性”的错误。　　1985年编写《辽沈决战》一书时，双方重开论战，陈云和彭真各自组织人写了该书的“综述”。彭真认为他当年是执行中央的指示，并无大错。两篇文章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说：这件事就不要再争了。两篇文章都不发表，一起存档。　　这段历史孰是孰非，自有后人去评说。但要说高岗从那时就反对刘少奇，就有野心，甚至要夺权，显然根据不足。反之，要说彭真等人那时反对林彪和高岗是“有先见之明”，甚至以此说明林彪、高岗之“一贯反党”，亦不符合历史。　　历史就是历史，既不能以今天的正确来掩盖过去的失误，也不应以今天的过错，甚至罪行来否定过去的功劳。　　五、建设新东北　　1949年初，中共中央决定由高岗担任东北地区党政军第一把手的工作。9月，在全国政协的第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支援全国解放，建设东北和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做出了很大成绩东北的成就受到毛泽东多次赞扬，不止一次号召全国各地向东北学习，要求领导干部向高岗学习。　　（一）战略转变　　早在1948年3月东北大反攻开始不久，东北局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今后东北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发展农业与工业生产，增加我们的物质力量，改善解放区人民的生活，满足前线大兵团集中作战的一切需要。”1948年11月23日，大军进关前夕，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局扩大会议决议再次确定：“今后的战略任务是巩固东北，支援全国，及时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一切为了支援与争取全国战争的胜利，仍然是东北党的战斗的口号”。决议强调：“必须百倍加强党在东北一切建设中的领导”，“加强党内组织统一”，“加强全党的团结，以保证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实现”。　　东北全境解放，为东北和平建设创造了条件。1949年春，东北局适时地把党的工作中心由农村转入城市，开始了全面恢复工作。　　1949年8月22日，在东北人民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提出《关于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的建议》，37再次强调：“东北是全国的有机部分。因之巩固与建设新东北的任务与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的任务必须密切结合，并使前者为后者服务。”　　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归来途径沈阳时，指示东北局：“要把东北建设成全国工业化的出发点和重要基地，出机器、出人才，支援全国”，确定了东北率先发展的方针。　　1950年3月，在东北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高岗代表东北局作《站在东北经济建设的最前面》的报告，进一步号召广大党员投身到东北的经济建设中去，并明确将毛泽东的这个要求列为东北经济建设三年计划纲要的战略目标。随后，东北人民政府通过了20年规划和三年经济计划纲要，提出1950年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首先是恢复国营企业的生产。　　1、狠抓党的思想作风建设　　环境变了，党的中心任务变了，党员的思想作风也必须随之而变。1949年，东北局首先在全区开展整风学习，以使全党从思想上、作风上跟上新的形势，在经济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年8月，高岗随刘少奇访苏回来以后，针对当时党内一些思想状况，提出名誉、地位、物资待遇应当给谁的问题。9月8日，高岗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荣誉属于谁？》的演讲，指出由战争转变到和平建设后，党的中心任务也要转变。过去是以战争为标准看一个干部，现在要以基本建设为标准考察干部。他全面阐述了经济建设工作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及提高全党干部革命事业心的必要性；严肃批评了那些“不求进步。不研究改进自己的工作，好讲求名誉地位，计较物资享受”的干部。他指出，共产党员应该认识，荣誉地位“首先应归之于工人阶级，归之于人民大众”，“物资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众的。只有人民大众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们共产党员也才有地位可言”；“要懂得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就是党的利益”，“至于荣誉，那是人民根据你对于整个事业的贡献而给予你的鼓励；地位，是人民给你的责任；物资待遇，是人民根据你的贡献给的酬劳。”他提出，过去看一个干部，是以战争中的表现为标准，现在要以经济建设中的表现为标准。　　这个报告反映很好。后来经过李荒、马洪等人修改，李富春把题目改为《荣誉是属于谁的？》，送中央审查。毛主席和刘少奇都看过这篇文章，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东北日报》于1949年11月10日发表，后来《新华月报》、《活页文选》分别转载，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搞了一些以此为题的节目，在全国宣传。　　后来批判高岗时，有人说他用名誉、地位收买人心；也有人说这个报告是他剽窃别人的文章。但事实并非如此。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全党，在党的中心工作由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以后，要学会搞建设，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保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高岗正是根据这一精神和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提出“荣誉属于谁”的问题。至于报告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乃至提纲都是他自己提出的，马洪只是帮他整理加工成文稿。像这样由秘书或写作班子帮助整理加工文稿的情况，不止高岗一人。这是否能算是“剽窃”呢？　　党中央对东北的整风给予充分的肯定。1950年5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进行整风运动的决定，此后，东北的整风运动更加深入展开。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东北局又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纯洁了党的队伍，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素质，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2、制定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　　1949年1月，东北局成立了东北计划委员会及各级计划机构，制定了1949年的经济恢复计划。同时，按照党中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并采取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主张，38 结合东北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东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于当年8月经东北人民代表会议通过。其中确定了从1950年到1952年各项事业的恢复发展目标：“以全力争取吧工业生产设备和农业生产设备恢复到1944年的水平，并适当的改造原有殖民地的经济结构，使之适合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为发展东北经济与为全国工业化准备条件”，“工业方面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同时也注意轻工业的提高。农业方面是提高生产量……改善农民生活”，同时制订了为实现这些目标应采取的措施。《施政方针》把加强国防建设放在重要位置，提出，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解放军总部的统一领导与指挥下，首先担负起建设正规化国防军的任务，特别提出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国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尽管当时没有预料到1950年发生抗美援朝战争所带来的困难，但经过全区军民的艰苦努力和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到1952年，这些目标都提前超额完成，为大规模经济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充分发挥作用。　　3、大力培养各种技术干部，广招人才　　伪满时期，东北的技术人员有许多流亡关内；东北解放后，绝大多数日本技术人员被遣返回国。因此，东北的技术人才奇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工会，“用各种办法来培养、教育大批个人干部”；并在报刊上发表《欢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任务，培养提拔和调配更多的干部到经济战线去》等文章，广泛进行宣传。　　另一方面采取了多项措施；首先是恢复和建立各类学校，如开办培训班、工农速成中学、工人政治大学、行政学院和各类专科学校等，选拔优秀工农分子进行培养。到1952年，全区从个人中选拔培养了十万干部，成为工业战线的骨干力量。第二是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和技术人员加强建设战线，选派大批优秀老干部加强经济战线的领导，要求他们努力钻研业务，尽快成为内行。第三，派李富春到中财委请求从关内招聘技术人才。经中央批准，东北局派专人到京津、上海、武汉、西南等地招聘上万名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到东北参加建设（当时关内建设尚未恢复，失业的人很多）。第四，大胆录用旧军队和旧政权的技术人员，对他们政治上不歧视，业务上放手，生活上照顾，充分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第五，1950年制定了对技术人员的五项优惠待遇，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来东北参加建设。通过这些措施，不但解决了东北的技术力量短缺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就业的矛盾。　　在培养干部的工作中，建立干部梯队，定人定向，有计划地培养各级领导干部，成熟一个，提拔一个。克服盲目性和临时观点，保证干部需求和干部的质量。同时，对干部的使用上，用人唯贤，不论资历，不讲山头。　　针对东北解放之初有人散布“东北局是西北局搬家”的流言，1950年1月，刘少奇与陈伯村（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谈话时说：“这种说法是无原则的、错误的，东北局的干部是中央调配的，不是高岗自己拉去的。”他请陈伯村转告高岗：不要因此而背包袱。　　4、克服困难恢复生产　　由于许多生产设备、零配件在战乱中丢失，再加上苏联红军撤退时把大量工业和交通设备拆运回国，使东北工业生产的恢复遇到极大的困难。党和政府号召群众发扬自力更生精神，把失散在民间的机器、零件、器材等捐献出来，并鼓励工人和技术人员献计献策，帮助恢复生产；在生产中实行民主管理，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革新等群众运动；学习苏联的经验和管理方法等等，许多厂矿很快就恢复了生产。　　同时，东北人民政府不失时机地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夏，党中央派高岗以东北人民政府主席的身份陪同刘少奇秘密访问苏联。期间，高岗代表东北人民政府同苏联签订了12个月的易货贸易协议，【注38 当时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苏两国尚未建交，根据斯大林的建议，授权苏联政府和已建立的中国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协定，并在报纸上发表一条消息，报道以高岗为首的商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以便于中共代表团进行公开参观访问活动。这个协定包括以物易物的形式获得苏联提供给中国三亿美元贷款；苏联派专家来华帮助进行经济建设等。】以农副产品换回急需的生产设备和物质。当时，在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苏联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外交关系的情况下，签订这个协定，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国经济建设的困难，而且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此后，东北与苏联及其他友邻国家的合作也开展起来，到1952年10月，东北人民政府先后与苏联政府达成几十项新的贸易和经济援建协定；并开放边境所有口岸，允许当地政府与相邻的苏联、朝鲜、蒙古的地方政府进行贸易往来。　　东北在1949年完成了经济恢复的准备工作，从1950年开始全面经济恢复工作。经过三年艰苦奋斗，完成了恢复经济的任务，进入大规模有计划的建设阶段。　　（二）建设新东北　　1、优先发展重工业　　由于东北的能源、交通和重工业比较发达，国营企业(主要是重工业)占很大比例（接收伪满和国民党的官僚资产），以及关内解放战争的需求等，东北局制定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的建设方针，而在工业方面又提出“应以最大的努力恢复国营重工业。”　　抗美援朝战争促使东北吧方针经济，尤其是方针重工业提高到巩固国防的战略地位。1951年元旦，《东北日报》发表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生产》的新年献词，指出：1951年的四个重大任务，一是巩固国防；二是在过去两年的基础上继续加强经济建设；三是进一步深入和巩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四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加紧培养和训练干部。　　1951年2月27日，高岗在东北人民政府委员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报告，他说，只有进一步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才能保卫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顺利的向前发展；同时也只有发展生产和建设强大的经济力量，才能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更加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使国防建设有可靠的物资基础。“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目的，这就是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与强大的经济力量”，“没有强大的国防就没有一切”。　　在发展工农业的过程中，东北党和政府始终注意正确处理公私关系，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得以落实。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城市合作经济与私营经济也有了较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有了较大提高。　　经过三年不懈的努力，东北地区的工业恢复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到1952年底，东北工业的恢复改造工作基本完成，工业生产总值超过1943年最高水平的10%以上；工农业比重，1949年为一百，1953年工业为486.1，农业为162.4；生产资料年增长与消费资料比，1949年为66%，1952年为78%，1953年1～9月尾75.4%；社会主义经济比重（工业），1949年国营企业为72.6%，私营企业为22.3%，合作社及公私合营、手工业伟5.1%；1953年分别为79.4%（不含国防工业）、11.7%和8.9%；商业，1953年国营批发业伟83.7%，国营与合作社的零售为72.3%。39　　三年间，由于东北工业恢复和改造，始终坚持以发展重工业和制造工业为主的方针，使东北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东北工业的比重仅占35%（农业比重为65%），1950年增加到43%，1951年增加到52.6%，1952年将增加到55.9%，从而使东北工农业的比重达到1943年的水平。40过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工业，虽然基础庞大，但却是殖民地性质的，整个工业附属于日本的工业体系，为日本侵略战争服务。东北工业在恢复与改造中同时也摆脱了殖民地经济的性质，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随着东北工业的恢复，1952年，全区开始了由重点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把基本建设提到了首位。这一年的基本建设工程总量比1951年增加了125%；东北工业部投入新建（包括改建）工程的资金，1949年只占25%，1952年增加到90%。　　2、建设强大的国防工业　　1948年冬，百万大军进关后，东北仍保持相当数量的军队；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增加了20多万边防军。东北不足五千万人口（占全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参军人数达160万，占全国军队的三分之一。　　东北局在施政方针中指出“加强国防建设，建立正规军队”的任务，明确提出了“增设各种特种部队，使我们的军队迅速正规化，并逐步近代化”的目标，以及在作风上“克服游击习气与无组织无纪律的残余”等要求。　　早在1941年，党中央就曾批准在陕甘宁边区建立航空学校。高岗亲自带人到安塞选校址、勘察机场、筹建航校，并于是年春季招收了一批学员。后来因种种原因，航校停办，党仍保留一个飞行大队。这个飞行大队于1945年10月来到东北，成为后来人民解放军第一个航校的基础。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航校多次转移，高岗亲自主持选址和迁移工作。1948年底，高岗向党中央汇报了东北航校的情况，毛泽东高兴地说：“了不起，了不起！过去延安办不到的事，今天在东北办到了。你们为今后正式建立空军做了准备。”1949年3月，根据中央决定，由东北航校调一批干部成立了航空局。1949年5月，在长春正式成立东北航校。这是我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该校培养的第一批毕业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参加了检阅飞行。1950年又成立了沈阳航校，在抗美援朝中，这两所航校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夏天，刘少奇和高岗访苏期间，向苏联提出购买二白架飞机和代培飞行员的要求。虽然他当时不会预见到一年后将发生朝鲜战争，但他为军队近代化建设所作的努力，无疑是有远见的。　　在国防工业方面，除北满和大连等地的军工厂外，沈阳解放后又接收了一批军工企业，更加强了军工生产，为大军进关作战和支援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等作出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局决定把南满的部分重工业工厂迁往北满，国防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养军治军方面，高岗在陕甘宁时期，就很重视屯垦养兵，吧屯垦与人民子弟兵的性质联系起来，作为长期方针。在和平年代，高岗仍坚持以劳养武，劳武结合的方针，边练武，边生产；1950年春，东北军区召开第一次部队生产会议，高岗提出军队要“自给三个月的粮食”的任务。要求部队领导不仅要深入生产第一线，组织与指导部队开展多方面的生产，而且要组建工程队参加地方的水利、铁路、公路和基建工程。这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经费，而且培养了人才，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在建设正规军的同时，加强民兵建设，平时生产，战时支前。抗美援朝战争中，民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3、农林牧业全面发展　　在农村工作方面，东北局发扬毛泽东在陕甘宁提出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从变工互助组到农业合作社，乃至大型国营农场，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探索。东北的农村合作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东北党和政府还制订了改造自然的宏伟计划，治水治沙，在西满地区营造大规模的防护林，有计划地向北满地区移民垦荒。　　东北人民政府在《施政方针》中提出的营造西北部防护林的计划，从1950年开始动工，经过勘察规划，加强了原有林的保护，营造了大量种苗，建立各级林业生产的领导、技术和种苗机构，做了大量准备改造。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东北人民政府作出了《计划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要求以6～１0年时间营造西北满防护林的宏伟规划（造林面积大的地区用10～12年完成），由东北人民政府高岗、副主席林枫、高崇民、李富春署名发布实施。防护林南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南的富余、甘南等地，长1100公里，宽三百余公里，跨60多个县（旗），受益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六千万亩），等于东北总面积的20%。完成建成后，林木收益可达相当于四千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这项工程不仅在国内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这一决策，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　　为了把群众性的造林活动持续下去，东北人民政府规定每年4月5～20日为“植树造林和护林运动节”，从195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造林护林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1952年的造林面积达到1950年的47.55倍。　　遗憾的是，这项计划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实现。　　林业发展带动了畜牧业发展，高岗多次强调增畜、爱畜、保畜和提高牲畜质量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改良畜种和预防畜病的活动。到1952年，牲畜量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畜疫得到控制。　　从1950年起，东北人民政府着手根治水患，将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结合起来，合理开发利用水力资源，进行现代化的水利建设，控制水害，造福万代。　　4、大力支援全国　　东北地区遵照党中央关于“先走一步，支援全国”的指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没有忘记关内的兄弟省区，不论在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还是在经济建设、干部工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援。　　早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东北酒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关内大批军用物资。解放初期，全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发资本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造成物价暴涨，市场混乱，金融危机。为了评议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心，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迅速扭转局面，东北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调运大批粮食、布匹、棉纱、木材、钢材等物资投放到关内市场，仅天津在1949年冬的半个月内，每天从东北调入的粮食达1000～1200万斤，有力地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帮助关内平息市场风波，渡过难关。在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地区承担了主要的战勤供应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关内的负担，支援了他们的经济恢复工作。　　此外，东北地区还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向关内调配了大批干部，其中包括大批有经验的经济工作干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和各地的经济建设。　　（三）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东北人民全力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1950年6月，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为防不测，中央军委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东北的军队陡然增加了26万。毛泽东命令，“部队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撤出，东北进入了紧张的战备。　　然而，要真的投入一场新的战争，谈何容易！当时我国面临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关内的工农业生产尚未恢复，粮食、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后勤保障只能由东北多承担。因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特急电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物，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遵照这个命令，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组织动员工作：调派干部建立健全战勤机构，为志愿军组建五条后勤供应线；动员成千上万的民工、技术人员和担架、车辆等随军服务，源源不断地把战需物资运往前线，把伤病员和部分朝鲜难民运回国内；铁路实行军事化；重要工厂向北满转移……　　三年间，为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高岗几次亲赴朝鲜，与金日成首相、彭德怀一道共商两军协同作战大计；他往返于北京、莫斯科和朝鲜之间，为争取苏联援助，做了许多工作。东北党和政府带领全区军民为保障战争的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受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好评，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扬。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抗美援朝的胜利的功劳是一百，后勤工作的功劳应该由60。　　在这期间，高岗被推举为军委副主席。　　（四）增产节约与“三反”、“五反”运动　　东北经济建设和支援朝鲜的任务都很重，东北的财政很困难，尽管中央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但东北局考虑到全国刚解放，关内的经济尚未恢复，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于是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克服困难。　　1951年5月，高岗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工会议上，做了《为增产500万吨粮食财富而斗争》的报告，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增产节约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广大职工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当家作主的责任心，促进了技术改革，增加了生产。当年10月，就增产节约价值一千万吨粮食的财富；到年底，完成价值1600万吨粮食的财富，大大缓解了财政困难。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学习推广东北经验，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随着增产节约的深入，揭露出许多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仅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严重地腐蚀党政干部，破坏党和政府的威望。东北局在1951年8月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高岗亲自作动员报告，东北局作出相应决定，41把整顿党风和增产节约、“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进行。同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张秀山为主任、张明远为副主任的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并由纪检委向各省市派出工作组，指导帮助开展“三反”运动。　　东北的经验再次得到党中央的赞同，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全国推广。【注39 1951年11月20日，中央转高岗11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为其写了批示：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95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介绍了东北的经验。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党中央的指示，使东北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更加深入健康地进行，并取得很大成绩。　　1952年5月，结合“三反”运动进行整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在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和不法资本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法资本家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向党政军机关国家干部行贿，并通过他们盗窃经济情报，十分猖狂地进行不法活动。情况反映到中央后，1952年1月，中央批准开展以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盗窃国家情报（当时称为“五毒”）为内容的“五反“运动。3月，中央提出处理不法商户的五项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根据这些原则，东北各省市对不法工商户分别进行了查处。　　在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左”的偏差，如不切合实际地搞“打老虎”运动，要求各地抓“大老虎”，扩大了打击面，甚至发生逼人致死的现象。后来东北局纠正了这个错误做法。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清除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堕落分子，打击不法资本家在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同时也纯洁了党政干部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工作热情，保障了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顺利进行。　　总之，东北当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东北对全国的贡献自有公论。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在全国各地依然能看到当年东北援建的工厂，能听到当年支援关内的工人、技术人员们未改的乡音。　　不能否认，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当年高岗的确是在为彻底改变东北的贫穷落后面貌，为支援全国兄弟省区共同发展呕心沥血。惟其如此，他才能受到全东北人民的拥戴，也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　　高岗在东北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据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干部说，一是他善于抓大事，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大事是什么？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他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具体政策，狠抓落实，并获得成功。在北满时期如此，东北解放后也是如此。起草他继承和发扬在陕甘宁时期“搞五湖四海”的精神，对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干部，以德才取人，不论山头，不计资历，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三是深入实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这些就是高岗的“成功之道”。　　然而必须看到，东北的成就虽然有高岗的一份贡献，但更主要是有党中央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真确的战略部署和东北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才使东北的解放早于全国其他地区，使东北人民有了得天独厚的和平环境，得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重建家园。而大批军队进关作战，一方面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东北人民的负担，为他们方针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建国方针，东北建设事业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是东北广大党员、干部、军队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下团结一致，舍生忘死地日夜奋战，才取得看抗美援朝和东北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没有这一切，高岗将一事无成。　　1954年，高岗在反省时说：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工作，开始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和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些工作。以后，中央支持，苏联帮助，调干部、出主意、买机器、来专家。自己在一些方面，部是摸得很深恨准的。爱报喜，不报忧。听到“先进”就舒服；一听说“有毛病”，就不高兴。因为自己没有看到这些，过高地估计自己个人的作用，也就产生了突出个人和不注意集体领导的缺点。　　（五）新的分歧　　如前所述，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高岗对刘少奇是尊重的，尽管后来产生了一些隔阂，但没有成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他们在工作中发生一些意见分歧，而高岗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意见分歧多了，自然就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但还说不上是反对刘少奇。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42高岗对刘少奇有意见，1949年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43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在东北谈话（富农问题）。 44　　1、关于私人工商业　　1948年，张闻天发表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之一，并提出了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思想。这个《提纲》是东北局制定关于私人工商业政策的思想依据之一。　　张闻天认为，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东北的国营经济，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谓“特殊的历史条件”，就是在日伪时期，东北的工商业全部被日本人和汉奸所控制，几乎没有民族工商业。东北解放后，大量的日伪、汉奸产业和官僚资产被没收而成为强大的国营企业。即所有的大企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并且国营经济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已经占了领导地位。而私人资本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东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并且主要是以加工订货、包产包销、承揽工程等形式，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发展。　　这种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相关的方针政策也与关内有所不同。　　国营公私企业的关系，他充分注意到私人资本主义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指出他们的投机操纵之破坏作用。他提出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就是把必须要方针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并对其进行管制与监督，与其破坏性作长期斗争，并将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都无利可图，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而凡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因而使之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同它的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任务”；“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危险的。”这就是对私人企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公私兼顾”的具体体现。　　高岗完全接受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把它作为东北局指导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依据，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和对私人资本进行利用监督改造的方针处理公私关系及工农商的产购关系，增强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带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的发展。　　然而，刘少奇不赞成东北的做法。　　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起草并签发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概述了他视察天津时发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后指出“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些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电报批评东北局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要求东北局“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电报还要求东北局召集会议，点名要张闻天参加，并发表意见。　　电报最后指出：“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电报并转来邹大鹏给刘少奇的信，大意是：　　（1）刘少奇的报告（天津讲话）解决了他久已存思想问题，即城市工作中的宁“左”勿右引起的苦恼。　　（2）认为张闻天的报告对私人资本的意见令他们“垂头丧气”，但因为怕被说成“右倾”，又不敢提意见（他参加了东北局讨论和通过《提纲》的会议）。　　（3）认为张闻天的主张是错误的，私人资本“垮了”不如利用起来好；“垮了”以后工人失业，劳资两不利。他举了一个牙刷厂为例。这分明属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张闻天明明是主张要保护和发展的，何错之有？　　当时高岗正在苏联访问，便由李富春主持起草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存在的偏差，并提出改进意见。高岗回国后，不同意这个报告，重新组织人进行调查，另写报告，认为“少奇同志不了解东北的情况”，说东北的私人资本经济十分薄弱，对公营经济的依赖性很大，不承认东北局在政策上有“左”的偏差。　　高岗还对东北局的几个常务说：少奇同志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薄一波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他叫王鹤寿等人吧刘少奇在天津队资本家讲话的记录（高岗在反省时说，这些谈话记录是陈云让王鹤寿送给他的）搜集起来，转给毛泽东，明确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这两件事后来都成为高岗“反党”的重要“罪证”。　　2、公营农村发展道路　　周恩来所说的合作社问题和刘少奇在东北的谈话，都关系到农村发展道路问题。　　早在陕甘宁时期，毛泽东就发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不但建立起许多变工队、互助组，也发展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及公营农场等。在北满，中共北满分局推广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建立了一大批变工互助组织。1949年，高岗进一步指出：“必须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加强公营农场”；“（互助组）在获得生产工具改造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东北局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注40 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是：农贷，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应首先贷给变工组，或在价格上给以优待；良种及国家可能的农业扶助，变工组有优先权；劳模奖励基本奖给好的变工组等等。】以利其发展。　　1950年，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东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互助合作运动。到1952年，东北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80%，耕地面积达到84%，农场与合作社也有所增加。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解决较早的北满、东满等地区的大部分贫苦农民很快富裕起来，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少数农户买了牲口、车辆，有的还增加了土地，甚至雇了长工，放高利贷，有了剥削，成了新富农，其中不少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据东北局1952年3月的调查，这种新富农约有1%左右的农户。有人把新中农称之为“排头”，而把新富农称之为“旗杆”，羡慕他们，学习他们，向往着将来也像他们一样富裕起来。这是中国农民走了千百年的一条“单干致富”之路。　　也有一些人认为，单干是农村发展的自发趋势，单干致富和集体致富是农村两条道路的反映，是农村发展的方向问题。高岗说，“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放弃无产阶级领导，主张完全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对于党员剥削问题，他认为，原则上讲，不允许党员剥削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要通过教育的办法解决，非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　　1949年夏季，刘少奇从苏联归国途径沈阳时，曾就新富农问题在东北局发表过意见。1950年1月，东北局又就这些问题给刘少奇写信请示。　　1950年1月23日，刘少奇针对东北局提出的问题，找安子文、张秀山等人谈话，大意是：　　关于互助组织问题，他说：现在农村生产力很低，农民生活仍很贫穷，仅可温饱，根本谈不上资本主义。把70%的农民参加变工互助当作社会主义积极性，以及把三匹马、一辆车的农民看作新富农，都是“左”倾情绪。现在东北的这种农民部署富农而是中农，这种农民只不过占农民的10%，还需要大大发展而不是限制。应该使80%的农民都达到这种水平（其中有10%的富农），将来才能谈得上集体化问题。现在的变工互助的基础是农民在贫困和破产的威胁和无力自耕的情况下出现的。将来生产发展了，农民富裕了，有能力独立经营土地时，这种互助就会解体而出现更多的单干农民，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组织不可能发展为将来的集体农庄，这两个不同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混为一谈。　　关于富农及党员剥削问题，他说，现在必须有剥削，要欢迎剥削，不剥削就不能生活，剥削是救人……将来用国家劳动法，把雇工组织起来，提高雇工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但现在要让它发展，没有坏处。至于党员成了富农，或着富农成了党员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当前主要是发展生产，党员要带头，不要怕雇工，不要怕有的党员变成富农。这个问题可以到将来解决，那时开除十万八万的也没关系。认为党员就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　　同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央组织部答复东北局的信，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应完全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限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后来雇工到北京开会时，将刘少奇的谈话记录和组织部的信交给了毛泽东。高岗说，毛泽东看后非常生气，认为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路线问题，并对高说：“该丁的就要顶一顶。在原则问题上，马克思主义既不能让步，也不能作交易，而要展开斗争！”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关于老区农村合作社问题的一个报告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报告提出扶植与增强互助组内公共积累和按劳分配两个新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的自发趋势，是对私有制的一个否定因素。对于私有制基础应当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刘少奇批评了这种观点，指出：现在采取动摇私有制的步骤，条件不成熟。“没有拖拉机，没有化肥，不要急于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来逐步动摇、削弱私有制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制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的，因而是错误的”；“想通过这种建立在贫困落后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社来动摇和消灭私有制，实现集体化，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危险的。”　　以后他还在其他场合说过：“单用这种农业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我们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农业社会化要靠工业”；“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完全是空想。这种想法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　　毛泽东不赞成刘少奇的这些意见。　　至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已经超出了最初在东北农村问题的范围，而成为全国性的、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　　1951年9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生产互助合作会议。10月14日，高岗给中央写了《关于东北农村互助合作的报告》，认为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的多数，以及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对互助合作的指导思想，应是反对和防止农民的自发倾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要加以积极扶持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高级形式。各级政府应从各方面给互助组以优待……　　毛泽东非常赞赏高岗的报告，1951年10月17日即批示将报告及三个附件印成一个小册子，并亲自为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军、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的通报，转发高岗的报告，作为党内文件发全国学习。通报指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1952年1月，高岗组织一些人写了《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反对党内右倾思想》的文章，并作了一次报告。其中第二部分“关于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对刘少奇进行了不点名的批评。他说：“在农村经济发展方向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右倾观点，这主要表现在对人民民主专政下经过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经济的基本方向的认识错误。有的同志认为……既然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就让其自发和分化好了，用不着去组织农民生产互助，更用不着去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这种说法的实质是否定了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这是要工人阶级放弃对农民的领导，这是对于农村中增长的资本主义因素表示软弱，表示投降。”他指出，对土改后的农村，“必须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坚定不移的方针，一方面继续帮助农民个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必须经过国营农场和农业合作社的示范，坚决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反对各种自流……那种让农民自流发展，让农村经过深刻阶级分化之后,再来一次大革命,或者等到将来有了机器,在一个早晨下命令实行集体化的观点,是一种有害的思想”；“如果不积极引导农民走合作社的道路,而是去积极发展富农经济,则农村政权必然蜕化为富农政权。如果共产党员都去雇工、放高利贷,农村的党必然蜕化成富农党。这就将是人民政府和党组织在农村资产阶级进攻面前的完全失败……”　　毛泽东看这篇报告以后，批示：很好。请乔木同志作文字修改，以能公开发表为度（大意）。于是这篇文章不仅在《东北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而且由新华书店印成“活页文选”向全国发行，扩大宣传。　　供销合作社　　早在1948年秋冬，张闻天经过调查研究，向中央和东北局提出了国营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发展供销合作社，以及东北经济建设中的阶级路线等问题的意见，45认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的合作社经济,是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是国营经济的最可靠的有利的助手。”因此,“国家在资金、税收、运输以及定货诸方面，给合作社以经常的适当的优待和帮助，是完全必要的。”他还主张给社员分红利，以吸引农民加入供销社。　　张闻天的这些意见对高岗有着深刻的影响，成为他指导东北经济建设的重要思想。　　1949年夏,刘少奇赴苏途经东北时,在东北局常委中谈到供销合作社问题时,批评张闻天的意见是“资本主义路线。”反对供销社以分红为号召吸引农民入社。他强调要从业务方面和价格方面为社员服务，吸引农民。1951年,刘少奇写了《论合作社》一文发各中央局讨论，其中除上述意见外，还提出供销社对社员实行在价格优惠和配售制等具体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张闻天的意见,并说搞配售制是“发疯了。”　　高岗在东北局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他认为刘少奇反对供销社盈利分红、限制社员入股等，是犯了“左”的错误；而搞配售制是恩赐观点，都是错误的。　　高岗对刘少奇的意见不仅这些。　　3、关于经济建设方针的设想　　1949年8月，高岗在东北施政方针中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的建设方针。而刘少奇的主张是：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应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轻工业及必要的军事工业。只有先发展农业、轻工业，才能安排好人民群众的生活，并积累资金去发展重工业。46　　1953年，毛泽东提出在10～15年内基本实现向社会主义过度的总路线。根据这个总路线制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国家工业化合国防现代化的方针。　　4、关于工会立场　　解放前，企业工会是维护工人利益的群众组织。建国以后，工人阶级的地位变了，企业工会同行政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1950年7月，邓子恢在中南区总工会的一次报告中提出：“公营企业中的工会工作者与企业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工作人员之间，在‘基本立场’和‘具体立场’上有所区别……即使在公营工厂中，工会仍有‘代表工人利益’和‘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而不能脱离这个基本任务，形成为‘厂方的附属品’，当厂方某些规定与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就应该反映工人意见，同厂方商量修改完善。”　　1950年8月4日，刘少奇为中央拟稿批转了邓子恢的报告。批语说：这个报告很好，望照子恢同志的做法，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同时，邓子恢的报告先在《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高岗不同意邓子恢和刘少奇的意见。1951年4月，他主持写了《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的文章，针对邓子恢的观点进行批评。他认为，公营工厂中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矛盾，行政与工人利益是一致的，因此，行政与工会的立场没有不同，所谓“具体立场不同”，既模糊了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又模糊了公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公营企业与私人企业在本质上的区别。　　高岗把文章送给毛泽东审查修改，并请示可否在报上发表。当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给毛、刘写信，认为“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不适宜。”1951年5月10日，刘少奇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同意高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讲清楚。”刘少奇又给高岗写信说明文章暂不发表。　　1951年10月，李立三给毛泽东写信，反映在工会工作中的两种意见，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的各种对内政策上，也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由此认为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　　不久，李立三受到批判并被解除职务。高岗认为李立三的错误与刘少奇有关。　　此外，高岗在党的组织建设、干部任用等方面对刘少奇也有一些意见。　　总之，高岗在主持东北局的工作期间，在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方面，确实与刘少奇有一些分歧，而且他的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支持，也得到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支持。　　其实，对一些问题有不同意见并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也是有益的。遗憾的是，在这些分歧和争论的过程中，缺乏正常的民主气氛，常常把这些分歧和争论同对个人的态度，同对毛泽东或对刘少奇的态度联系起来，与路线斗争联系起来，稍有不是，就说是反对谁，甚至就是“反党”。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高岗到中央工作。10月，高岗带着东北的成就与辉煌，也带着对刘少奇的这些分歧与不满到北京去上任。后来，分歧与矛盾不但没有消除，反而更加深了；他对刘少奇的看法也由在某些问题上的不满，最终发展到对刘少奇的成见，甚至对其革命品质产生怀疑，以致要把他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他做梦也想不到，来北京仅仅一年，自己被打得粉碎。　　注释和出处　　1 横山县原称怀远堡，与李继迁寨原来均属陕西省米脂县。清朝设怀远县，1914年设立横山县以后，李继迁寨属横山县，《辞海》第1977、3026页。　　2 当时有人以贯彻省委反右倾机会主义，清洗部队内部不纯分子为由，逮捕了刘志丹，开除了刘景范，打死一个大队长和副大队长，缴了二支队的枪，解散了二支队，使刚刚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受到严重损失。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108号文件明确指出：“三甲原事件”“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以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40页。　　3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404页。　　4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第404页。　　5 王首道的回忆。《陕甘宁边区民主根据地》，第404页。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57页。　　7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编：《洛川会议》，《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00页。　　8 1937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洛川会议），会期四天。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飞报告，并作总结。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此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了抗战的持久性，提出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指出：日本的主攻方向是华北，上海是日本进攻的辅助方面。在此情况下，我军的主要作战地区是在晋察冀三省交界处。我军的基本任务是：1、创造根据地；2、牵制和相机消灭敌人；3、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而不是战役战斗的配合）；4、保存和扩大红军；5、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应是，独立自主地山地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创造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第200页。　　9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回忆录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第1～103页。　　10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1938年为51.6%，1939年为85.79%，1940年为74.7%。　　11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2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3 李维汉：《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回顾》，《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第1～103页。　　14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69页。　　15 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42页。　　16 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曾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当时毛泽东主张现在不提这个问题。此后，张闻天名义上仍是总书记，而实际上把工作逐渐转移，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他只抓宣传教育工作。张培森：《张闻天在1935～1938【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302页。　　17 《辽沈决战》下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90页。　　18 《辽沈决战》下卷，第590页。　　19 《辽沈决战》上卷：黄克诚：《从苏北到东北》，第184页。　　20 引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第168页。　　附录二　怀英阁　　横山，知道这个地方的人不很多，但那首“对面沟里流河水，横山上下来些游击队”的山歌却很出名，尤其那唱遍全国，乃至响彻宇宙的《东方红》，就是从这里唱出去的。如今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还能不时看到曾经遍布全国的红太阳衬着大海波涛的画面——这里的人们依然怀念着那火红的年代，以及曾经为老百姓做出贡献的人们。　　离横山县不远处，有个叫庙湾的地方，一座十分精美的石牌坊耸立在山脚的公路旁，令过路人赞叹不已。　　过石牌坊上山，便是庙区了。庙湾，顾名思义，是一处集天地间各路神灵的地方，大至玉皇大帝，小至无名小神，有的修了殿堂楼阁，有的只有在山石上挖一小洞，里面刻一小神像，都可享受人间香火。在庙群的东南角，还专门为女神们修了一座小院，与男神庙隔开。离山顶不远处有停车场、宗教事务管理机构和众多道教界人士，管理庙宇和接待游人都由道士负责。由此上行几十米到庙区的最高处，见两座并列的楼阁，那琉璃瓦顶的，便是我们要寻访的“怀英阁”。　　跨进院门，迎面看见“怀英阁”额匾高悬于门头，那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马文瑞题写的。门内是写有“饮水知源”的影壁，绕过影壁，便是大堂。大堂正中是毛泽东的立像，四位陕北革命领袖谢子长、李子洲、刘志丹、高岗的半身像分列其左右；四壁有县文化馆制做的陕北革命历史连环画，也有一些老同志的题词之类，还有一些老同志题写的条幅或镌刻在柱子上，或悬挂着。在塑像的两侧还有八字形摆列着的几块画有革命史的宣传牌。总之，感觉比较繁杂，但却表达了人们对先烈们的一片怀念和敬仰之情。　　楼上是三位领袖毛、朱。周的坐像并列在一个高台上，背景是红太阳照耀着陕北的山川；四壁也有讲述共产党、毛泽东功绩的连环画。怎么没有刘少奇呢？也许是因为他当时不在陕北吧？　　出得门来，扶栏远眺，山川尽收眼底，豁然开朗。见旁边那座与“怀英阁”并列的楼阁，便问道士，此为何庙？　　答曰：玉皇大帝。　　又戏问：毛主席怎么和玉皇大帝平起平坐？　　道士认真答道：“毛主席说过‘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能行！”　　再细看，玉帝庙虽然也是两层楼，但却是灰砖青瓦结构，比起毛泽东“庙”的水泥加琉璃瓦来，逊色多了。　　又问为什么要把怀英阁建在庙群里？　　答曰：政府经费困难，放在这里好管理，是“以庙养馆”　　原来如此！毛主席要是知道自己靠庙里的香火钱养活，会怎么想呢？　　后来参观李自成纪念馆，它修建在城内的一个庙区里，也是“以庙养馆”。不知这“以庙养馆”是不是陕北人民的发明创造？　　最后，我们在院子里见到一尊石碑，记录着当地老百姓为修建“怀英阁”集资捐款捐物的明细账目，总计14万余元。接待者还告诉我们，除了这里，榆林地区还有两处“怀英阁”。　　十多天后回到北京，看到一部新华社记者拍的内部参考片，说榆林地区群众那么贫困，却大修庙宇，大搞迷信活动，其中特别提到集资就、十几万修建“怀英阁”，解说词还说（大意）：“反党分子高岗的塑像赫然列在毛主席身边……”。　　问题严重了。后来怎么处理的，不得而知。它，这座凝聚着陕北干部群众对革命前辈思念之情的“怀英阁”，如今还在吗？　　2007年7月于北京　　结束语　　在本书即将结束时，作者诚恳希望和读者一起以平静的心情来审视、剖析这个值得反思的历史事件，了解其发生、发展的深刻原因和应当吸取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的确光荣、伟大、正确。但也有不足的一面。其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没有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内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党内斗争时有发生，思想认识的、路线方针的、牌匾集团的，甚至以我划线的……斗争批判，肃反清洗，屡见不鲜。残酷的党内斗争造成的冤假错案之多，自我损耗之大，难以估量。而受到伤害的人，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有时甚至远远超过敌人所能加害的程度。如果没有那么多那么大的内耗，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肯定会取得更大更好的成就。　　高岗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正如本书所述，固然与当事人有着直接的关系，有其具体的特定原因，但细细想来，像其他内耗事件一样，还有着多方面的共同的原因。　　高岗和所谓“高岗反党集团”，“高饶反党联盟”，所涉及的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们经受了艰苦的战争年代的考验，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他们为什么，又怎么会在短短一、二年之内，就背叛党，背叛他们为之奋斗多年是革命事业，而成为“反党分子”呢？50多年来，我们反复听到、看到相关的领导人讲话、报告或文件中，无非是说高岗有野心，搞阴谋。具体就是反对刘少奇（这是事实），想取而代之（这就是推论了）。以图将来成为毛主席唯一的接班人（这更是无限上纲了）。除此之外，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足以置高岗余死地的其他犯罪事实。但他却自杀了，被定性为“畏罪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这究竟是一个偶然事件，还是必然事件？认真想来，高岗的毛病和错误的确不少，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它们究竟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如果当时能够实事求是地估量他的错误，分析其产生的原因，真正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样的原则处理，而不是偏听偏信，夸大缺点，牵强附会，无限上纲，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式，悲剧会发生吗？　　联系到后来发生的诸多类似事件，不得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尤其是它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混淆敌我矛盾，搞阶级斗争扩大化，是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合诸多冤假错案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毛泽东错误的一个方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类似的错误绝非仅有。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止一次犯这样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国际国内、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条件影响外，领袖或领导集体自身的马列主义思想理论水平还不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品质和作风在他们身上留下这样那样的影响，反映在他们工作中，必然导致党的工作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偏离正确轨道。尤其是，长期以来，我们党缺乏真正的集体领导和民主监督，特别对领袖的监督，结果往往使这些偏差不能及时得以纠正，必至酿成大损失，方才醒悟，却为时已晚。　　试想，假如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能够实事求是地按客观规律办事，而是不搞形而上学、实用主义的、似是而非的主观唯心的东西；假如他们多一些民主法制观念，不搞一言堂，不独断专行，不以我划线定是非，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　　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的健康成长来说，尤其是对已经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马列主义思想理论和基本原理的坚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道德和素质的提高，封建主义主义遗毒和实用主义谬误的清除，集体领导党和民主监督的确立和加强，显然是必须长期贯彻的艰巨任务。同时，在当前大力利用“机遇”的情况下，在经济、政治、思想、作风等各个方面规范各级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行为，并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觉悟，抵制资本主义的迷惑，坚决清除腐败，去恶存善，去假存真，去丑存美，仍是十分必要和艰巨的任务。　　这些就是作者最恳切的期望。　　2006年8月　　跋　　《半截墓碑下的往事》终于要出版了。这本书从1994年开始筹划到现在出版，经过了漫长的13年。从最初打算写一个回忆资料，到后来完成这样一部著作，从思路到内容到结构，经过几个人反复推敲，几易其稿，几经审核，务求材料真实，言辞朴实，立论有据。在交稿之前又多次多方征求老同志的意见，进行修改。　　这本书是50多年来第一次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岗事件发生过程及其社会、历史背景，以及它对我党在建国后政治生活的影响，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政治冤案的观点。　　事实上，多年来，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曾经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受株连或未受株连的同志，都曾多次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党中央提出意见或申诉，要求对此案重新审查，重作结论。在本书即将完稿的时候，2005年，我们很欣慰地得消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代表中央领导同志向高岗的亲属表示（大意）：中央领导很重视同志们反映的意见，几年来有关部门根据中央的指示，查阅了大量的档案材料，一致认为，高岗同志在西北和东北时期对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他在北京的问题，由于有1955年党代会的决议，中央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50年啊，终于又听到了“高岗同志”这亲切的称呼！对此，无论是高岗的亲属，还是他的战友及部下，都会感到欣慰的。接下来，中央同意高岗的亲属修复他的墓碑——按照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的样子，只刻写墓主“高岗”和生卒年份，不写立碑人，不写碑文。　　我第一次去万安公墓看那半截残碑，是在1997年的初夏。它掩映在杂草丛中，一片凄凉。要知道，他可是共和国的第一任副主席呀！　　2006年听说要重修墓碑了，便去看个究竟，拍了第二张照片——整个墓区经过清理，杂草没有了，显得清爽宁静的两侧还栽了两束鲜花。转眼看到小路旁多了一个告示牌，过去一看，原来是告知墓区路线及“名人墓”所在位置，高岗名列其中第71位，位置在“酉区”。　　2007年初，听说墓碑修好了，赵老几次要去看看。我说等天暖和再去吧，坐轮椅不会很累。5月，他过生日，提起此事，却因孩子出差，说等回来再一起去。他多年患重病，很久没有写毛笔字了。在等待日子里，他费了很大的力气，写了几次才写成一张条幅“高岗同志之墓”，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要把它贴在碑上，照张相留个纪念，也算了个心愿。　　不料，此后不久他的病情加重，住进医院。在病危之际，他依然念念不忘这件事。6月27日，赵家兄弟和我一起去了万安公墓，遵照赵老的嘱托，贴上碑铭条幅，献上一个花篮，拍了照片。忽然天暗如黑夜，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　　第二天我去医院，给他看了我拍的照片。他用极其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这件事告一段落，了却一个心愿。昨天……天意，冤案，窦娥冤，六月雪，高岗冤，天降暴雨……这本书前前后后经过多少曲折，几个人，十几年，不容易，要写个东西记下来……事情办成了，做了一件好事，不要沾沾自喜……是一家之言，要准备接受各方面的响应，特别是不同的反映，要准备挨骂……”　　或许是他再无牵挂，或许是医生、家属和他自己努力配合，他的病情有所好转。我们期待着他早日康复！　　为了让他早日看到这本书，我和出版社的同仁们日以继夜地工作。我随时向他报告进展情况，既是为了安慰他，也是为了鼓励我自己。　　然而，天不遂人愿！9月9日（星期日）早晨六点半，突然传来噩耗：赵老已于昨夜十点50分离开了我们！本来，我正准备这天下午去医院，向他报告书稿已进入排版阶段的消息，不料还是迟了一步！由于他生前已办理好遗体捐赠手续，9日上午八点半，我随赵老的子女们一道，匆匆送他最后一程——将遗体送往北医三院的解剖楼！来不及通知亲朋好友，连鲜花都来不及准备，也没有隆重的告别仪式，真正的“后事从简”！从接到噩耗起，我的心情一直难以平静。赵老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尊敬的革命前辈。他生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的建设事业，刚正不阿，淡泊名利，历经坎坷；身后又为医学研究作最后的贡献。他真正做到了无私无畏，堪称我们的楷模。我将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想到这些，当晚我又投入紧张的校核书稿工作，以期实现赵老的遗愿—让这本书早日面世。　　张晓霁　　2007年9月1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