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年正月初十日，乾隆帝根据西、北两路军营将军、副将军班第、永常、阿睦尔撤纳、萨喇尔连续寄来的奏疏，谕告军机天臣说：“看来准噶尔内乱，计穷力竭，我兵神速，即可成功”，令“即拣选精兵数千，于二月中旬奋勇深入”。［20］　　遵照帝旨，西北两路军立即行动起来。北路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领前队兵六千名，于二月十二日出发，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于三月初八日出巴颜珠尔克边卡前往。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领兵五千余名，于二月二十五日出发。在此前后，达瓦齐不顾清军征剿的危险，“终日饮酒，事务皆废”，遣军往擒额琳沁，兵败而回，哈萨克军来攻，“行文各处备兵，兵皆未到”，许多部落被哈萨克兵抢夺。属下人员，以其自为“台吉以来，无一日安宁”，而“人人嗟怨”。因此，一听到清朝大皇帝发军来剿，准噶尔、和硕特、辉特、杜尔伯特等部的台吉、宰桑和部众，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争向大军投降。二月中下句两路副将军率兵出发以后，进展异常迅速，“各部落望风崩角”，“所至台吉、宰桑，或数百户，或千余户，携酮酪，献羊马，络绎道左”，竞相来归。［21］乾隆帝命视其人口多少、势力强弱、影响大小，从优封赏，妥善安排。额林哈毕尔噶的宰桑阿巴噶斯、乌勒木济、哈丹三人率部向阿睦尔撒纳降顺，又奉命领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旧日大宰桑之子孙”，今日“诚心归顺”，封授三人为散秩大臣，赏给孔雀翎，将其部众专编一支，仍归三人管辖。［22］布噜古特的诺海奇齐等三十余台吉和业克明安辉特的扎博勒登台吉率部向西路萨喇尔副将军投降。准噶尔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跪听大皇帝谕其来归的敕旨后，奏称与达瓦齐势力相等，“不相侵犯”，拒绝其让己备兵一万的命令，“今闻恩旨，愿率属归诚”，后并带兵从征，乾隆帝以其系大台吉，“所属之人甚众”，命萨喇尔、三车凌携旨前往奖谕，封其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23］这样一来，各部台吉、宰桑，更是来归恐后，因此，大军“师行数千里，无一人抗颜行者”，仅仅两个多月，就打到伊犁。［24］　　乾隆二十年五月十九日，定边左副将军、亲王阿睦尔撒纳奏章至京，言及大军于五月初二日进入伊犁，“达瓦齐逋窜游魂，可计日就缚”。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再次讲述征讨准部的必要，数说满洲王公大臣“意存畏缩”，“懦怯乖张”，强调要遵循“独运乾纲，主持振作”的家法，谕令群臣要“竭心协志”，“奋发有为”，并大赏功臣，赐阿睦尔撒纳亲王双俸（一般称其为双亲王），其护卫官员增加一倍，加赏豹尾枪四杆，其子封为世子。班第、萨喇尔俱晋封一等公，赏四团龙补服、金黄绦朝珠。玛木特晋三等公，赏二龙团补服。车凌赏亲王双俸，所属护卫官员增添一倍。车凌乌巴什、班珠尔、讷默库俱由郡王晋为亲王，车凌孟克贝勒晋郡王。其余官员兵丁依次议叙赏赐。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独赞用兵，与帝“协心赞画”，加恩再授一等公。六月初一日，以平定准噶尔告祭太庙，初七日加上皇太后徽号、颁恩诏，庆贺平准。十三日“回部”霍集斯伯克诱擒达瓦齐，押送于清军。［25］至此，厄鲁特四部已全部纳入清朝版图，乾隆帝取得了又一辉煌胜利。　　关于厄鲁特今后的安排，乾隆帝遵循百年以来行之有效的祖制，采取了对待漠南蒙古和漠北喀尔喀四部一样的办法，欲将他们编立四部，分设四汗，实行扎萨克制度。明代前期，漠西厄鲁特蒙古分为四部，即准噶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土尔扈特部于明末远徙俄国，而强大的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浑台吉和多和沁、博硕克图汗噶尔丹、浑台吉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等人，则一直是四部的总汗，其他三部的大小台吉皆须听命于准部之主。乾隆帝认为四部统一于一人之下，总汗势力过分强大，是造成几十年来干戈频起、西北不安的主要因素，必须改变这种局面。因此，他很早就提出要“众建以分其势”，要将“四卫拉特”“议编四部，分设四汗”。大军正式出征之前，乾隆帝具体指定了四汗的人选。他谕告军机大臣说：“准噶尔平定之后，联意将四卫拉特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封车凌为杜尔伯特汗、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26］至于准噶尔汗，因尚无合适的人选，他只原则规定要由其旧汗之家族中的大台吉担任。　　对于厄鲁特四部，皆按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度，编立旗分佐领，每部设立盟长、副将军各一员，有事向清朝派去的驻扎大臣报告，求其转奏朝廷。各台吉属下人员应交贡赋，由各台吉自行办理，其无台吉之宰桑人等所辖人众，过去是向达瓦齐交纳贡赋，现由定北将军班第等酌定其贡赋数目。　　在诸事大体就绪后，六月初八日，乾隆帝特对“准噶尔（实指厄鲁特四部）全部台吉、宰桑”下达专谕，首先叙述了准部内乱，人民“俱受荼毒”，故派大兵进剿，除暴安民，众台吉“去逆效顺”等情况，接着宣布了对待四部的政策，谕令众台吉效忠于朝廷，“为天朝臣仆”，共享太平之福。他说：　　“今准噶尔全部底定，仍将尔四卫拉特台吉等，施恩封为汗、贝勒、贝子、公爵，令各管辖属人，安居乐业。尔台吉、宰桑等，俱宜仰体朕一视同仁之意，约束所属人等，安静谋生，勿因睚眦小嫌，互相搆衅，亦毋得将所属人等残虐。众属人等，亦并遵守条教，畜牧耕种，各勤职业，以共享太平之福，……尔四卫拉特，俱为天朝臣仆……［27］　　正在朝野上下欢庆胜利的时候，突然北方又起锋火，清军不得不再次远征。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451，页11、12。　　［2］《清高宗实录》卷252，页18、36。　　［3］《清高宗实录》卷373，页10、11；卷406，页8-11；《清史稿》卷314《萨赖尔传》。　　［4］《清高宗实录》卷403，页6、7。　　［5］《清高宗实录》卷439，员14。此奏有所欠真，实际情况是，达瓦齐于乾隆十七年十月率兵突入伊犁，杀死了喇嘛达尔扎。　　［6］《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6；卷489，页9-13；卷490，页21-23；《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7］《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8］《清高宗实录》卷464，页9、10。　　［9］《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6；卷439，页9；《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0］《清高宗实录》卷464，页9、19；卷465，页8。　　［11］《啸亭杂录》卷3，《记辛亥败兵事》。　　［12］《清高宗实录》卷474，页14-19。　　［13］《清高宗实录》卷465，页17、18、20。　　［14］《清高宗实录》卷469，页10、11、16；卷470，页8、9、11；卷471，页8、12；卷475，页3。　　［15］《清高宗实录》卷470，页8、9；卷479，页20；《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16］《清高宗实录》卷470，页7、19；卷471，页15；卷473，页8；卷479，页11、20。　　［17］《清高宗实录》卷478，页14；卷479，页11、14；卷480，页3；卷482，页4。　　［18］《清高宗实录》卷484，页15；卷485，页8。　　［19］《清高宗实录》卷486，页18、19。　　［20］《清高宗实录》卷480，页15。　　［21］《清高宗实录》卷481，页21；卷487，页20、21；《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22］《清高宗实录》卷486，页3、4。　　［23］《清高宗实录》卷485，页19-24；卷486，页3、4、8、1l；卷472，页12。　　［24］《圣武记》卷之，《乾隆荡平准部记》。　　［25］《清高宗实录》卷438，页9-13；卷490，页2、3、14、17；卷491，页21；卷499，页10。　　［26］《清高宗实录》卷481，页3。　　［27］《清高宗实录》卷490，页24、25。再征准噶尔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第二节　再征准噶尔　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一、烽火又起　“双亲王”反叛　（一）大皇帝决策失误　辉特汗权势激增　　乾隆二十年九月初三日，正在木兰行围的乾隆皇帝，忽然听到陪同阿睦尔撒纳入觐的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的使者前来奏报：定边左副将军、辉特汗、和硕亲王阿睦尔撒纳把副将军印信交与额琳沁多尔济，托言回其游牧处治点行装，让额琳沁多尔济先行。第二日，阿睦尔撒纳从额尔齐斯地方逃走，“沿途抢掠”，现已派索伦兵二百名、喀尔喀兵一百名前往追逐。［1］乾隆帝因其奏报“甚属含糊”，“尚未深信”，谕令再行详报。初四日又接到莫尔浑的报告：阿睦尔撒纳之兄贝勒齐木库尔、普尔普等，将阿睦尔撒纳私遣至游牧之人拿获，询知其告诉游牧人“先行起程，伊即从阿尔台一路来迎”。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阿睦尔撒纳“种种逆迹，俱已败露”，齐木库尔等能“不顾弟兄私情”，擒捉来人，“深明大义，实可嘉予”，待拿获阿睦尔撒纳后，即将其户口产业赏与其兄。［2］　　为什么蒙帝厚恩荣为辉特汗与和硕亲王，尊为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不愿去到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为什么这位一年以前率部二万余人长途跋涉自动降清的大台吉，要潜行逃走和起兵反叛？在这个问题上乾隆帝有无失误之处？剖析这一阶段的历史事实，使人们能够正确地解答这些重要问题。原来，阿睦尔撒纳的出走和作乱，并不是一种偶然行为，而是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深刻的思想根源。　　阿睦尔撒纳骁勇机智，人多势强，早就想取代达瓦齐成为厄鲁特四部的总汗，但是，几经鏖战，接连失利，败于达瓦齐之手下，无可奈何，才逃入边卡，归顺于“天朝大皇帝”，暂时找一栖身之处。可是，他并未完全放弃独主准部的强烈愿望，时时刻刻都在寻找机会。他很清楚，自己力量太弱，加上同父异母之兄班珠尔和内弟讷默库，不过只有败残士卒五千余名，单靠这支部队，是无法打败达瓦齐返回故部的，更不用说去夺取浑台吉（即四部总汗）的宝座了。当时只有清朝大皇帝才能对付达瓦齐，因此，阿睦尔撒纳把实现自己目标的希望寄托在乾隆皇帝身上，尽量争取博得皇上的欢心。他主要在两个问题上取得了清帝的信任。一是刚入边卡就奏请率领属下从征，并进献炮九位，此后，多次要求领部厮杀，为大皇帝效劳。二是他选准了用兵的最好时间。先前，乾隆帝选定于二十年秋季进军，因为这时塞外草密水足，战马肥壮，利于奔驰。阿睦尔撒纳却提出，正因为秋高草茂，“我马肥，彼马亦肥”，开战以后，敌军容易逃窜。而且，秋季时间不长，冬夭很快就要到来，那时大雪封路，气候寒冷，草枯水冻，大军无法久驻，只有撤兵，达瓦齐就会重返故地。清军是离境数千里外作哉，供应太困难，要将米一石运到前线，往往需花十几石甚至几十石米的成本，士卒又水土不合，易患疾病。因此，清军利于速决战，希望一次就解决问题，不利于持久战，更害怕反复交锋，年年都要进军，哪一次也不能彻底取胜征服准部。阿睦尔撤纳建议于春季出征，此时，春草尚未长出，达瓦齐部“马畜疲乏”，“不能抗拒”，又未想到清军会于春月进攻，没有准备，“且不能远遁，可一战擒之，无后患”。后来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十分正确的，准部人员“皆言大兵前来，须待明年草青”，估计清军“于出青前，断不能进”，因而没有防备，为清军的迅速进展敞开了方便之门。［3］因此，阿睦尔撒纳很快就成为大皇帝宠信和倚任之人。　　对于阿睦尔撒纳的来归，一些满洲大臣持有怀疑态度。在北路军营办事的户部尚书舒赫德和定边左副将军、二等公策楞，很早就建议将阿睦尔撒纳及其士卒留在军营待命从征，其老少子女俱移往数千里外戈壁以南之苏尼特与四子部落接壤地方。这样办的理由是，如安插在乌里雅苏台附近地方，则军营粮饷马匹军器牲畜，俱在周围，又系通往准部的大路，恐他们将明春进兵之事向准噶尔人泄漏，而且，两万余人需食用大量牛羊米粮，喀尔喀地方无法供应。　　话虽然说得比较婉转，实际上却表明了策楞、舒赫德对阿睦尔撒纳抱有强烈戒心，不相信其系真心投诚。可是，乾隆帝却是另外一种态度，他相信阿睦尔撒纳是诚心归顺，把平准的希望寄托于这位准部大台吉身上，“欲倚阿睦尔撒纳擒达瓦齐“，因此，他见到策楞的奏章后十分生气，立即严辞痛斥，指责他们“办理此事，甚属错谬”，“必欲坏国家大事”，“不知是何居心，乖张谬戾，实为朕所不料”。他着重指出，策楞、舒赫德将“远方归顺之人”，离散其父母妻室儿女，分居于数千里以外，降人必“生疑惧”，“不知将伊眷属作何发落”，“倘或心生怨望，激发事端”，就难以处置了。他愤怒宣布，将二人革职，“着以闲散在参赞上效力赎罪”，所有家产全部籍没，策楞之子特通额、舒赫德之子舒常革职，发往黑龙江披甲当兵，二人在京诸子，俱拿交刑部，“以为大员负恩者戒”。［4］　　乾隆帝对策楞、舒赫德二人如此不讲道理的训斥和严厉处罚，给予群臣一个十分清楚的信号，明白无误地告诉文武官员，他一定要重用和依靠阿睦尔撒纳，来征讨达瓦齐平定准部，不许臣子对此怀疑，谁若胆敢反对或阻挠，就要受到严惩。　　乾隆帝这样作，是又一严重失误。他对阿睦尔撒纳本来就所知甚少，此时这位败下阵来的准部大台吉还未入觐，未睹龙颜，大皇帝怎能对这未曾相见的台吉如此轻信无疑？怎能全盘否定身在军营亲理军务的将军、尚书的意见？而且退一步说，就算二人考虑不周，安排欠妥，也不应大发雷霆，滥施帝威，搞得群臣人人自危，不敢涉及此事。这样一来，阻塞了言路，封锁了军情，使乾隆帝不能全面了解阿睦尔撒纳的为人，妨碍了他及时识透这位台吉的真面目，而一味予以偏袒、赞扬和重用，阿睦尔撒纳却不失时机地紧紧抓住了乾隆帝的弱点，对其失误作了最大限度的利用。　　阿睦尔撒纳的一大成功，是利用大皇帝错误的用兵部署，掌握了北路军权。乾隆帝因阿睦尔撒纳等人提供的情况和建议，而对用兵方案作了重大修改，从以满、蒙兵士为主，改为“以准攻准”，委任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带领北路“前队”六千人（主要系其部众）进攻，命令号称为主帅的定北将军班第带领少量士卒相距前队十日路程尾行，以树立副将军的威信。班第最初带察哈尔兵一千五百名出发，后只领六百名前行。阿睦尔撒纳利用乾隆帝的这一差错，“建其旧纛前进”，沿途发号施令，招纳降人，实际上掌握了北路用兵大权。　　阿睦尔撒纳凭仗乾隆帝的宠信、厚待与手中的权力，急剧扩大个人势力。他抢掠各部人口，收纳降人，属员迅速增加。十九年七月入边卡时，他和班珠尔、讷默库统领的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人员，一共才四千户，而进军以后，短短几个月的时何，他自己的属人就增到五千余户。他大量劫夺财畜，仅从达瓦齐的游牧，就掠取马、驼各一千余匹（头）、羊二万余只。他诬蔑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叛逆，实即欲图排斥异己，兼并邻部，彻底扫除完全统治和硕特部的障碍。　　阿睦尔撒纳尽力提高自己的威信，扩大个人势力，贬低大皇帝和清军的作用。他宣场自己军功卓著，下伊犁，檄令回部霍集斯擒送达瓦齐，皆其之力，并一再“妄自夸张，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他不穿清朝官服，不佩御赐黄带翎顶，不用清朝副将军印，而私用达瓦齐所用的“浑台吉”菊形小红印章，“移檄各部落”，隐瞒降清之事，“不将已经内附受恩之处，告诉厄鲁特人众”，而“以总汗自处”，“言统领满、汉、蒙古兵来平此地。”他“擅诛杀掳掠”，残酷虐待不听命于己的“宰桑等大员，抄没家产”，“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他排斥主帅定北将军班第，不让其知道，便藉口防御哈萨克、布鲁特，“私用图记，调兵九千”。他竭力拉拢喇嘛，“送银与喇嘛熬茶”，声称“将来统据准噶尔之后，当即善为照看”。在与邻部的交往中，他也讳言投降清政府蒙受厚恩为帝臣僚的事实，而以厄鲁特四部总汗自居。他行文哈萨克首领时，“隐讳投降受恩之事”，仅说是“借兵报仇”，“总统准部”。［5］经过几个月紧张活动，阿睦尔撒纳的军事力量大为增强，网罗了一批党羽，又得到伊犁喇嘛的大力支持，因此他就向清政府正式提出要当厄鲁特四部的总汗。　（二）求当总汗未遂　阿睦尔撒纳作乱　　乾隆二十年五月，阿睦尔撒纳秘密会见清定北将军班第，进行了一次十分重要的谈判。他首先提出，若以噶勒藏多尔济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众心不服”，不如待事定以后，召集各宰桑得木齐等，广为咨询，于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中，“不论何姓”，“择众心悦服能御哈萨克、布鲁特者，公同保奏，俾领其众，则舆情既协，亦可永远宁怗”。［6］阿睦尔撒纳对噶勒藏多尔济被封为准噶尔汗之否定，以及其对新汗所举三个必具的条件，理由是很不充分的。第一，既然是要册封准噶尔部的新汗，那么，这个候封的台吉必须首先是准部之人，而且还应是被清政府承认的浑台吉的家族，怎能说是“不论何姓”皆可充当！早在进军之前，乾隆帝即已宣布要在噶尔丹策零家族中选择合适之人封为准噶尔部的新汗，而噶勒藏多尔济既与噶尔丹策零皆系巴图尔浑合吉的曾孙，又拥有大量人畜，是准部之中一位人多势强的大台吉，完全符合清帝所言的条件，为什么不能受封？　　第二，阿睦尔撒纳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他要当新的准部之汗，可是按其所提三个条件来挑选，其他人都难入选，只有他最合适，因为，只有他才为“众心悦服”，只有他才有力量防御哈萨克与布鲁特，而且，他还是噶尔丹策零的亲戚，他的母亲是噶尔丹策零的妹妹。由此可见，所谓噶勒藏多尔济不为众人信服，所谓不论外姓等三个条件，皆是藉口之词，其真实含意是要封阿睦尔撤纳为准部新汗。　　对这种含意，三朝为官，历任理藩院侍郎、兵部尚书、都统、巡抚的定北将军班第，不会不明白，但他却坚决反对这一要求，告诉阿睦尔撒纳说：遵奉圣旨，四卫拉特各封一汗，“令自管辖”，如果另举外姓之人，不仅违背了圣意，“即准噶尔众心，亦岂允服”。［7］班第的话不多，却很有分量。他把当时最有权威、最有力量、最厉害的法宝——圣旨，搬了出来。按照国法，任何人，不管是平民百姓，还是文武大员，甚至贵如王爷，都是大皇帝的臣仆和子民，都得听从帝命服从圣旨，不得有半点违抗。四部各封一汗，准噶尔汗封授与噶勒藏多尔济，这是圣旨所定，必须照办，如要“另选别姓”（包括阿睦尔撒纳本人），就是抗旨，就违背了圣意。这个罪名可担当不起。班第还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拿出“准噶尔众心”不服，来回敬阿睦尔撒纳，暗示说，你这位辉特部台吉如果要当准噶尔汗和总汗，四部人员是不会“允服”的。　　阿睦尔撒纳虽然碰了一个大钉子，但话已出口，势难收回，何况清政府很快就要向厄鲁特四部公开宣布分封四汗之事，那时就难以扭转了。因此他又对班第讲了下述一段话：　　“我蒙皇上重恩，已极尊荣，复有何求。但我等四卫拉特，与喀尔喀不同，若无总统之人，恐人心不一，不能外御诸敌，又生变乱，俟与额附共同商酌，再为陈请。”［8］　　阿睦尔撒纳的第一句话，有真有假。他所说蒙帝重恩，“已极尊荣”，这是事实。十个月以前，他遭达瓦齐东西夹攻，接连失败，无处安身，逃出准部进入边卡，乞求大皇帝保护。正是由于他适应了乾隆帝欲图平准和以准攻准的需要，博得了天子的欢心，他才由一个濒临灭亡的台吉，一跃而为辉特汗、双亲王，当上了“天朝”定边左副将军，威行厄鲁特四部，确是极为“尊荣”，四部大小台吉上百，哪一个能和他比，哪一个有他这样为帝宠信地位显赫？但是，他向班第说他无有所求，却是一大谎言。他不是无所求，而是大有所求，求的是要当四部的总汗。他的后边那几句话，实际上是直接针对着乾隆皇帝说的。皇上多次讲过，要象对待喀尔喀四部那样对待厄鲁特四部，实行扎萨克制，四部各封一汗，而阿睦尔撒纳却说，厄鲁特与喀尔喀不同，不能分为四汗各辖其属，必须要有一“总统之人”，没有这个总汗来统管四部，人心就会纷乱，就没有力量抵御外敌，内部还会发生变乱。这简直成了公开的威胁了，不封阿睦尔撒纳为总汗，厄鲁特四部就要大乱，就要“生变”。他所说与额附商议，这个额附就是乾隆帝的女婿科尔沁亲王、固伦额驸、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阿睦尔撒纳极力拉拢这位额驸，愚弄此人，让其为己说话，牵制班第，并想让额驸向其岳父大皇帝求情，允许他当四部总汗。　　班第将这次谈话内容，紧急写成奏折送到北京。此时乾隆帝尚不知晓前述阿睦尔撒纳种种不法行为，只能就此折所报情形进行判断，作出结论。尽管他一向相信阿睦尔撒纳忠于朝廷，对其格外优遇，言听计从，但这次一涉及是分封四汗还是设总汗的原则问题，他便立刻警觉起来，寸步不让。他于五月二十七日谕告军机大臣，认为“阿睦尔撒纳不无希冀侥幸之心”，班第回答四部封四汗之事，“业已降旨，断不可改”，答得很好，“持论甚为得体”。他明确表示，不能让阿睦尔撒纳为总汗，“若止封阿睦尔撒纳为汗，则办理准噶尔一事，全为伊一人集事矣”。但是，他对这位台吉的为人还是了解太少，认识不深刻，认为其仅仅是有此想法，只要班第“正词相拒”，就能制止其异念，“料伊亦不敢速尔妄行”。因此，他对如何安排阿睦尔撒纳，拿不定主意，既说此人有了要当总汗的想法，则“久留彼处，于事无益”，又说若即催促其立即来京，又恐使其怀疑惧怕，“亦有不便”。他把这一难题交于班第解答。他说：如果过些时候，待擒获达瓦齐时，“将伊同众台吉遣回”，“固可安然无事”，但以前曾下谕旨，令其留在准部“驻扎办事”，现在设若将其急邃遣回，又恐其“顿起猜嫌”，不如仍照前旨实行，令班第酌量情形，“善为筹划，不必拘泥朕旨”。对于封准噶尔汗之事，他指出，阿睦尔撒纳和萨喇尔都认为不宜封噶勒藏多尔济，“看来众心果有不愿，亦未可定”。命班第密查，“如果不足服众”，则于噶尔丹策零近族内封一人为汗，与阿睦尔撒纳商议具奏。［9］　　过了半个多月，六月十五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据班第密奏，阿睦尔撤纳不欲派遣青滚杂卜去招降乌梁海人，班第不允，仍遵前旨办理。可见，只要班第“能果断定夺”，阿睦尔撒纳亦＿“不敢有异词”。［10］此时，乾隆帝仍未想到阿睦尔撒纳会有谋叛之心。　　又过了几天，六月二十二日定北将军班第、参赞大臣鄂容安的密折送到京师，对阿睦尔撒纳的不轨行为，作了如下详细的奏述：　　“伊渐志足意满，惟知寻获被抢人口，攫取牲只。又妄自夸能，谓来归之众，俱系向伊投诚。及入伊犁，益无忌惮，纵属下人肆行劫夺，不行禁止。……又素性贪忍，凡有仇隙者，任意杀害。……至查办牧场及遣人收服四路之事，亦尚未办，一意迁延，惟与各宰桑头目私行往来，行踪诡秘。……凡有传行事件，并不用印信，仍仿达瓦齐私用小红钤记。臣等节次理论，终不遵行，动即扬言此处人众欲叛，视萨喇勒如仇，潜行猜忌，图据伊犁，恋恋不已。仰恳特降谕旨，令其速行入觐，早定四部封汗之事，以杜非分之想。”［11］　　尽管班第、鄂容安把阿睦尔撒纳的谋逆言行讲得已经相当清楚，但乾隆帝仍不相信其会谋反，批示说：“初览伊奏，似事端已成，再四详阅，仍系阿睦尔撒纳希图侥幸，贪得牲只什物耳，并无图占准噶尔确据。”当然，乾隆帝并非庸君，何况此时他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执掌朝政二十载，经验十分丰富，不会对亲理军务，“夷务”的将军、大臣之议完全置之不顾。他又批示说，令班第、鄂容安“再细心察看”，如其“占据僭越之形，果有密据，即行密奏，朕另行定夺。如并未至于此极，不过希图肥己，亦不必过于苛求。”同时，他立即于当日下谕给阿睦尔撒纳，嘉奖其“办理诸事，动合机宜”，命其速赴热河，将分封四汗，“赏功策勋”。［12］　　过了六天，即六月二十八日，乾隆帝的态度完全变了，相信了班第等人的奏报，认为阿睦尔撒纳确实“欲图占据准噶尔”。他下谕给军机大臣说：　　“班第、萨喇勒、鄂容安等密奏阿睦尔撒纳意欲占据准噶尔，种种僭越妄行，情迹显著一折。……班第等奏称：阿睦尔撒纳指称防守哈萨克、布鲁特，用钤记行文，调兵九千。……又擅杀达瓦齐众宰桑，抄没家产。私用噶尔丹策零小红钤记，结交奸佞之徒，各处遣人潜行招服。又告谕属下，有哈萨克惧伊，伊在此断不敢前来等语。种种不法之处，图据准噶尔，已无疑义，岂必待其生变，始为实据耶！……将此密谕班第等，阿睦尔撒纳若仍未起程，班第等即行密商，如何擒拿办理，相机完结，伊信用之宰桑等，亦即拿解前来。……事关紧要，伊等务必熟筹妥办。”［13］　　乾隆帝虽然正确地作出决定，要擒捕阿睦尔撒纳，以安定准部，保持西北、北方安宁。但是，一则时间较晚，阿睦尔撒纳势力已相当强大，已作了相当充分的起兵的准备，再则更重要的是，他在前些时候处理善后事宜时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既不该让阿睦尔撒纳主持平准之后的善后工作，更不该将满蒙汉大军过早撤出准部。　　早在五月初二日，乾隆帝就下谕给班第等将军、大臣，命他们在打下伊犁后，酌量存留跟随将军驻扎的士卒，大军“即速陆续分起凯旋”。十三日，他在西路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建议“功成之后，请停止伊犁驻兵”的奏折上批道：不会永远驻兵，只留数百名或一二百名兵士跟随大臣，以听差遣。也可以只派大臣驻扎，不派士卒。六月二十五日，也就是乾隆帝知悉阿睦尔撤纳有“非分之念”而下达命其入觐的谕旨后的第三天，他批准了班第留兵五百的建议，大军撤回，只留察哈尔兵三百名，喀尔喀兵二百名。［14］　　此时的准噶尔，经过多年内乱，四分五裂，元气大伤，战斗力已明显下降，如果清军留驻，哪怕只有一、二万人，也可控制住局势，也能制服多数台吉、宰桑，使他们不敢贸然行事，不敢附合阿睦尔撒纳叛乱，而且也可能镇住这位大台吉，使其野心有所收敛。但是，乾隆帝计不出此，一味实行以准治准的政策，幻想仿照对待喀尔喀四部的办法，编旗设扎萨克，让其自行处理属下内部事务，重大要事由朝廷裁处，不派驻大臣和官兵，既收辖治其部之效，又不千里转输，耗费银米，劳累士卒人民，结果，犯了一个大错误，为阿睦尔撒纳的谋叛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六月二十八日下谕命擒阿睦尔撤纳之后，班第、鄂容安又连续呈报此人阴谋不轨情形，乾隆帝多次批示，催其迅速入觐，以便在热河将其逮捕；如其不来，则令班第在伊犁动手，拿获解京；设若已经起行，则于途中擒拿。总之，乾隆帝主意已定，一定要捕擒阿睦尔撒纳。但是，他万万没有料到，这三管齐下之计未能生效，阿睦尔撒纳从大皇帝布下的埋伏圈里安然无恙地溜走了。　　当乾隆帝于六月底决定除掉阿睦尔撒纳时，这位台吉还不知皇上已经变脸，还把当厄鲁特四部总汗的希望，寄托在大皇帝的施恩上。他知道班第会从中作梗，因此就托科尔沁亲王、固伦额驸色布腾巴尔珠尔向朝廷转奏己情，要求封他为总汗。额驸于六月随大军凯旋，约定于七月下旬告诉消息。科尔沁额驸回京以后，看到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皇上已从宠信、依赖阿睦尔撒纳，转变为必欲将其擒诛而后快，十分惧怕，不敢上奏，使阿睦尔撒纳的这一打算，完全落空。　　阿睦尔撒纳虽还不知清帝已下达擒拿自己的密谕，但从各个方面侦探到的消息，已使他产生了怀疑，估计到通过清帝加封这条途径来达到荣为四部总汗的目的，是很难成功的，班第又不断催促到热河朝觐，一到热河，岂不是自投罗网。因此，他加紧进行起兵叛乱的准备工作。由于他对科尔沁额驸还抱有幻想，所以在预约回信的七月下旬以前不愿和清政府公开破裂，尽力敷衍，并于七月初十日，随参赞大臣、喀尔喀亲王额琳沁多尔济出发，开始了入觐热河之行，但行走缓慢，不断与亲信密谋，并遣同母异父之弟纳噶察往见班第，进行威胁。纳噶察告诉班第说：阿巴噶斯、约苏图、乌克图与喇嘛等“潜行计议，如不令阿睦尔撒纳统领驻扎，伊等宁剖腹而死，不能贪生，别事他人。”［15］班第立即遣人将此情况秘密赴京奏报。　　七月中旬，班第收到了乾隆帝六月二十八日关于擒拿阿睦尔撒纳的上谕，此人已与喀尔喀亲王同行。其后，又收到几道谕旨，令将此人追回军营，或于途中捕捉。班第等回奏，由于有哈萨克贡使同行，恐其惊疑，未能下手，只有待其到达热河再说。其实，这并不是贡使惊恐与否的问题，而是由于班第不能办理此事。他手下只有五百名士兵，而伊犁一处就有喇嘛六千余人，他们大都支持阿睦尔撒纳，在这些喇嘛的影响之下，伊犁地区的准部人员也多数拥护这位台吉，再加上其旧部和阿巴噶斯等宰桑、台吉的部下，起码几十倍于班第的小小军队。处于这样众寡悬殊的恶劣形势，班第怎能公开派兵捕捉阿睦尔撒纳，只好尽量催其入觐，待其到达热河时；就可轻易将其处治了。但是，乾隆帝和班第的希望都落空了，阿睦尔撒纳不愿束手就擒，当他等到八月中旬还未见到科尔沁额驸的回音，便知必然是“事中有变”，就于八月十九日行至乌隆古河，距其札布堪河旧游牧不远的地方，率众潜逃，由额尔齐斯河间道北逸。震动清廷的阿睦尔撤纳的叛乱，就这样发生了。二、定北将军班第死节　　乾隆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清定北将军、兵部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一等诚勇公班第，参赞大臣、三等襄勤伯鄂容安，定边右副将军、一等超勇公萨喇尔率兵五百，从伊犁河北尼楚滚将军府第出发，匆匆忙忙向崆吉斯退去。原来，阿睦尔撒纳已经反叛，其党羽起而作乱呼应，宰桑阿巴噶斯、哈丹率人抢掠西路台站，夺取官茶。伊犁的宰桑克什木、敦多克曼集、乌克图、图布慎、巴朗、都噶尔、巴苏泰等，纠集喇嘛及“回人”，于二十三日抢掠台站，二十四日占据了伊犁，班第等兵少力薄，无法抵挡，只好撤退。克什木等人率众紧紧追赶，二十九日于距伊犁二百余里的乌兰固图勒，将班第、鄂容安、萨喇尔重重包围。萨喇尔见敌兵势大，“即欲奔避”，鄂容安相告说：“贼来，当与决战，何至奔逃。”萨喇尔不听劝阻，鞭马逃走，兵多从逃，只剩下司员、侍卫及卫卒六十人。班第与鄂容安“力战不支”，“相顾曰：今日徒死，于事无济，负上托耳。”班第拔剑自刭，鄂容安亦自杀，但因“腕弱不能下”，命仆人用刀刺己腹而死。［16］　　主帅被围自尽，这还是康熙以来清军战史中的第一次。这场九十四年内罕有的大悲剧的发生，与乾隆帝的失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阿睦尔撒纳叛逃以后，台站中断，音信隔绝，清廷与班第失去了联系，很久都打听不到他们的下落。过了一个月，二十年十月二十日，乾隆帝才第一次看到了关于班第去向的消息。北路参赞大臣哈达哈报告：据从伊犁逃出的收楞额讷默库告称，班第、萨喇尔由西路从哈什带兵出来。但是，这个消息是不准确的。第二天，西路参赞大臣策楞的奏折送到了京城。策楞报告：据从伊犁逃出来的索诺木告称：敦多克曼济等“会同喇嘛、回人等作乱，班第、鄂容安被陷。”［17］　　乾隆帝知道这一消息后，立即于二十三日谕军机大臣，命即令策楞与参赞大臣玉保、扎拉丰阿设法和班第等通信，将下述谕旨传谕班第等人：　　“以朕初意，准噶尔危乱之余，甫经安定，若屯驻大兵，恐多惊扰，是以但命伊等驻扎办事，兵少力弱，为贼所困，非失守封疆可比。伊等或相机脱出，或忍死以待大兵，方为大臣举止，若谓事势至此，惟以一身殉之，则所见反小类。鄂容安素称读书人，汉苏武为匈奴拘系十九年，全节而归，阿睦尔撒纳固不足比匈奴，我大清又岂汉时可比，自当爱惜此身，以图后效。恐伊等以失守罹罪，不识大义，遽尔轻生。”［18］　　在乾隆帝执政二十年来下达的成千上万道的谕旨中，这道谕旨是相当特殊的。乾隆帝非常强调气节，多次宣讲，为臣必须坚守臣节，食君禄，作君事，为国捐躯在所不惜，以身死节，名垂千古。就在五年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诛除谋叛的藏王后，因被乱军包围力穷自尽。乾隆帝高度赞扬二人以身殉国的崇高气节，在其丧还之日，亲临祭奠，追封傅清、拉布敦为一等伯，二人之子孙世袭一等子，各赐银万两，并建祠于京师，命名先双忠祠。他对雍正九年和通泊之败时为准军所俘未曾尽节的官兵，十分鄙视，以其重生失节，谕令分别处死或罚配为奴。可是，这次他却一反常态，不仅不用以身殉国之义相胁，而且还苦口婆心地劝谕他们要生存下去，要活下去，即使不能“相机脱出”，也要“忍死以待大兵”，甚至搬出苏武牧羊十九载为例相劝，确是情深意长，百般宽慰。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大的变化？细看谕旨，原来乾隆帝怀有深深内疚的心情。　　这次班第、鄂容安的失败及其自尽，固然有其本身的责任，他们的工作有不少欠妥之处。班第身为定北将军，肩负安抚、辖治厄鲁特四部的重任，理应抓紧作好各部台吉、宰桑和有影响的上层喇嘛的工作，争取他们支持，让他们管好属下人员，安分守法”，各就本业。如果他对“投诚之台吉、宰桑等人”，“因其求见，开诚晓谕，有应鼓励者，奏闻加恩”，就能得到他们的拥护，使“新附之人，倾心悦服，遇事无不陈告”，这样，不仅可以了解地方情形和人心向背，即“伊等可信与否，亦得以灼见”。但是班第却“过于谨慎，气局狭小，好亲细事”，除办理陈奏事件外，“不与伊等接见”。鄂容安虽系进士出身，久在军机处、上书房行走，历任巡抚、总餐，颇有才干，但不谙军务，又不通蒙古语，“一应机密筹划，未能洞悉”。萨喇尔倒善于征战，也拥有显秩，身任定边右副将军，受封一等超勇公，但其原来仅系台吉达什达瓦手下一员宰桑，地位不高，名望不大，厄鲁特四部众台吉、宰桑“原所不服”，而“伊复粗率自大”，更加引起各上层人员的反感。三人本应和衷共济，齐心协力对付险局，而他们却“性习各殊”，意见参差，甚为不睦，［19］严重地影响了安定准部的工作。兼之，阿睦尔撤纳过分“狡诈”，早有安排，“其所不悦，尽遣入朝”，班第、鄂容安左右，皆其党羽，三人反“深信不疑，疏于自卫，兵散处，马远牧”，一朝有事，“缓急无应”。军营又存贮大量金帛茶布，“夷众眈眈以视”，班第等却不介意。三人又无应变之才，象宰桑敦克多曼集，乃系阿睦尔撒纳信用之人，班第等一闻抢掠台站的消息，就应立即将其擒戮，“以剪其爪牙”，不料他反而让其“传谕喇嘛，安抚夷众”，敦克多曼集得以乘机“招集群凶，操戈相向”，班第等“仓卒冲突”，无依无靠，孤军奋战，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下场。［20］　　尽管乾隆帝对班第三人的过失作了如上的评述，但他并未藉此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减轻本人应负的责任。他之所以下达劝告班第不要殉节的特殊谕旨，就是因为他承认和公开宣布此次失败，主要应归咎于他自己的决策有误。正是由于他低估了敌情，只从省粮饷少惊扰部民考虑，伊犁一下，就快速撤军，仅留下区区五百名士卒，去对付那“素称狡诈”人心难测的辽阔新域，一旦骁勇多谋、威望颇高的辉特汗阿睦尔撒纳作乱兴兵，班第等自然是“兵少力弱”，难以支持，所以，乾隆帝才打破惯例，尽量劝慰三人不要轻生，并命令策楞等竭力遣军前往营救。　　乾隆帝刚于十月二十三日下达了谕劝班第勿寻短见待军营救的谕旨，第二天，二十四日收到了策楞呈述班第、鄂容安自尽、萨喇尔被锡克锡尔格拿获送往伊犁的奏折，当即降旨，谕令策楞加紧征剿阿巴噶斯、哈丹游牧，相机前往伊犁。第二年，班第、鄂容安的灵柩运到北京，乾隆帝亲临祭奠，令执倡乱叛酋克什木、巴朗等，“馘耳以祭”，寻以班第二人义烈，仍命照傅、清拉布敦之例，建祠于京师，亦命名为双忠祠，并“图形紫光阁”。　　乾隆帝还破例赐鄂容安谥号为“刚烈”，亲写赞文，其中有“用违其才，实予之失”等句，对其之死不胜惋惜，深深引为己咎。三、英主欠妥庸将误军　厄鲁特大乱　　阿睦尔撤纳叛逃，伊犁变起，定北将军班第、鄂容安死节，使当初反对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多疑议”，认为不该派军往征，乾隆帝严厉训斥了这些庸臣的怯懦无能，几次下达长谕，讲述用兵的必要性及其征讨的沿革，痛责“妄生异议者”，坚持平叛的正确立场。他一获悉乱起之后，立即采取各种措施，调兵遣将，追捕阿睦尔撤纳及其抢掠西路台站的党羽阿巴噶斯弟兄，极力争取拿获首犯，平息叛乱，安定厄鲁特四部。　　此时的形势，对清政府的平乱是比较有利的。阿睦尔撒纳拥众不过二千余人，其游牧已被清军包围和降服，其妻、子、女及同母之兄班珠尔亦被押往北京，呼应为乱的仅阿巴噶斯、哈丹及伊犁的克什木等少数宰桑，而四部中的大合吉、大宰桑，大都至热河避暑山庄朝觐大皇帝，如准部辖众五六千户的大台吉噶勒藏多尔济，和硕特部大台吉沙克都尔曼济，辉特部大台吉巴雅尔，坚决拥护清朝的杜尔伯特三车凌，以及准部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正在热河行宫随侍清帝，领取冠服和赏银，参加宴会。阿睦尔撒纳的继父之子辉特部大台吉齐木库尔、普尔普、德济特、纳噶察等，正由喀尔喀亲王、参赞大臣额琳沁多尔济领着，前往热河入觐。这些台吉、宰桑都表示要效忠于大皇帝，愿带本部人员从征，追捕阿睦尔撒纳。齐木库尔、普尔普等还“不顾弟兄私情”，在变起之前，多次向清朝将军、大臣密告其弟欲图谋叛。仍然留在本部的台吉、宰桑，也有不少人是拥护清政府的。　　在准部四分五裂、各据一部、从逆之人甚少的形势下，清军如果征抚得法，本来是能够很快擒住阿睦尔撒纳平定叛乱的，但是，由于乾隆帝的指挥欠妥和几位将军、大臣的软弱无能惧敌怯战，错过了这一良好时机，延长了用兵的时间，厄鲁特四部再起大乱。　　乾隆帝多次否定阿睦尔撒纳乞当总汗的要求，坚决发兵镇压叛乱，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他对厄鲁特四部的形势毕竟认识得不够深刻，在用兵的安排上有着重大的失误。他在平乱初期，不该过分倚赖准噶尔、辉特人员，继续实行“以新归降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九月十二日，即知悉阿睦尔撒纳反叛消息后的第八天，他特下专诏，封授厄鲁特四部的大台吉、宰桑为汗、公、大臣。诏书说：　　“准噶尔部落人等，互相残杀，群遭涂炭，不获安生。　　朕统一寰区，不忍坐视，特发两路大兵进讨，各台吉、管理鄂拓克宰桑等，畏威怀德，率属来归，从军自效，今已平定伊犁，擒获达瓦齐，是用广沛仁恩，酬庸赐爵。准噶尔旧有四卫拉特，今即仍其部落，树之君长，噶勒藏多尔济封为绰罗斯汗（即准噶尔部之汗），车凌封为杜尔伯特汗，沙克都尔曼济封为和硕特汗，巴雅尔封为辉特汗。台吉和通额默根、达瓦、布鲁特封为公。……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俱授为内大臣，办理图什墨勒事务，鄂勒哲依仍管喀喇沁鄂拓克，哈萨克锡喇仍管噶勒杂特鄂拓克。……噶勒藏多尔济等，及管理鄂拓克之宰桑鄂勒哲依等，受朕深恩，其董率所属，各勤教养，共图生聚，尔等如恪遵朕训，自永受无穷之福。钦哉勿怠。”［21］　　乾隆帝显然是想通过封授爵位官职，来促使四部台吉、宰桑效忠朝廷率部从征，因此先命噶勒藏多尔济、沙克都曼尔济、巴雅尔等，遣派宰桑，“寄信晓谕伊等游牧人众”，“集兵会剿贼众”，随即将这些台吉，宰桑或直接派往军营，或遣回本部，令其统领属下士卒征讨叛军。乾降帝授噶勒藏多尔济等人为领队大臣，送往军营，以鄂勒哲依等中途出痘，特授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骑都尉世职，授恩克博罗特等人云骑尉世职。因贝勒齐木库尔擒送其同母异父之弟阿睦尔撒纳遣派的侍卫，晋其为郡王，并授为辉特部的盟长。［22］以噶勒藏多尔济之子诺尔布琳沁领兵千余击败阿巴噶斯，特封为郡王。达什达瓦之妻率部众数千户冲破伊犁乱军的阻挠，长途跋涉，赶到西路军军营巴里坤，乾隆帝嘉奖了她这一正义行动，封她为“车臣默尔根哈屯”（意为聪明智慧的王妃）。　　他还想利用已成阶下囚的原浑台吉达瓦齐的影响，来促进平乱的顺利进行，为此专门下诏，改变了对达瓦齐的评价，封其为和硕亲王。诏书说：　　“达瓦齐原无获罪于天朝之处，伊之残酷暴虐，亦皆出于阿睦尔撒纳之口，迨俘获来京，视之则一庸慤可悯之人耳，且言久思归顺，特以阿睦尔撒纳领兵前往，实不便于其军前纳款，此其肝膈本怀，非由饰说。古者异国降王，或优以封爵，示无外也。达瓦齐著加恩封为亲王，赐第京师，奉朝请。”［23］　　达瓦齐感谢大皇帝封王和不杀之恩，“思图报效”，亲写书信，“寄伊亲信之”库木诺雅特台吉诺尔布、杜尔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宰桑约苏图、车凌多尔济等，“令其协擒阿逆，以彰国法”。后来辖众数千户的大台吉伯什阿噶什来归，被封为和硕亲王。”［24］　　乾隆帝想充分调动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的力量，来征剿乱军，这个作法并不坏，但还需要有一条根本性的必具条件，那就是要有一枝强大的清军，在平乱中清军应是主要威慑力量，清定西将军是统率全军（包括厄鲁特兵）的主帅，台吉、宰桑们只能是助手、是向导，是翻译官，厄鲁特军队只能起配合的作用，不能成为讨逆的主力军。乾隆帝的失误就在于此，过分依靠准部台吉、宰桑及其士卒。他最初决定只由西路进攻，西路定西将军永常统兵五千余人，而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一汗即奉命率其部四五千名士卒，“会同进剿”，还有辉特汗巴雅尔，杜尔伯特汗车凌、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三汗的兵士，再加上车臣默尔根哈屯的一二千名兵丁，以及鄂勒哲依等大宰桑的部下，显然清军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厄鲁特士兵远比清军为多，这不仅不利于平乱的顺利进行，而且还潜伏了很大危机，使台吉、宰桑们轻视清军，易生叛念，容易再蹈阿睦尔撒纳反叛的覆辄。　　当然，如果清军将帅智勇双全，指挥得当，这五六千人的部队也会具有强大的威力，也能打败乱军，慑服从征的厄鲁特台吉、宰桑，控制住四部的形势。但是，平乱初期的将军、大臣太无能了，严重贻误了战机，危害了平叛之战。定西将军、内大臣永常，拥有劲兵五千，驻于穆垒，一听到阿睦尔撒纳叛逃的消息，即惊慌万状。当时，“西路各部台吉坚心内向”，遣人来告军营，“求以兵力壮其声势”，“自效之意，显然可见”。业克明安宰桑札木参等，率所部数千人赴永常处，“叩请迁移附近军营居住，以为倚庇”。此时如果永常能“克振军威，诸部得所依倚”，率来归之众，令为前驱，全军奋往直前，“厉兵迅往”，则“追捕叛迹，其势甚易”，也可“早通伊犁声息”，声援班第，拿获阿睦尔撒纳，使西陲安然无事。但是，永常却对来告的宰桑，“不审虚实，疑为诡计，张皇失措，挟其宰桑置军中为质，兼程却走”，又怕乱军追来，急檄驻戍巴里坤的副都统、原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派兵接应，大军匆匆忙忙撤退到巴里坤。永常轻信谣言，以为阿睦尔撤纳已飞越数千里，来袭巴里坤，急忙致扎陕甘总督刘统勋檄调陕西、甘肃绿营官兵来援。刘统勋受其影响，“望风疑畏”，以雍正七年巴里坤马驼为噶尔丹策零派兵劫夺为辞，向帝奏报，要求撤退至哈密。如果这一计划付诸实行，清军就失掉了前进基地，后果实难设想。　　乾隆帝大怒，连下谕旨痛斥永常、刘统勋”为浮言惊骇，无端退避，使新附寒心，士卒沮气”，贻误了军机，令将二人革职拿解至京议罪，二人之子，或革职在军营效力，或拿交刑部。命策楞代为定西将军，以玉保、富德、达尔当阿为参赞大臣，哈达阿为定边左副将军，扎拉丰阿为定边右副将军。同时，他又授厄鲁特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等人为参赞大臣，并以鄂勒哲依曾在准部办理图什墨勒事务（相当于宰相），“招降人众，易于集事”，“加恩照将军体制办事”，让其统领大兵，与已摆脱乱军控制的萨喇尔同掌副将军印。［25］定西将军策楞遣玉保等领兵一千一百名，于二十年十二月初七日起程，余兵随后继进，众台吉、宰桑分别随先行部队及大军出发，定边左副将军哈达阿奉旨统领索伦、喀尔喀、和托辉特兵三千，由北路进攻。　　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哈达哈将阿睦尔撒纳的奏折送到了京师。阿睦尔撒纳委过于班第、萨喇尔，声称“受恩图报”，拟整顿厄鲁特四部，“并令回人、布鲁特、塔什干、哈萨克等臣服”，“祈赏臣管辖四卫拉特印信”，仍然希望清帝封其为四部总汗。［26］乾隆帝拒绝了这一要求，命大军继续前进。在此前后，他几次下旨，谕告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及伊犁地区宰桑、喇嘛，要他们认清阿睦尔撤纳的罪过，协助大军征剿。　　进军初期，新封的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率部从征，征抚兼施、勇往直前，起了很大作用。内大臣、参赞大臣、布噜古特台吉尼玛自到军营以后，“颇著劳绩”，“勇往任事”，领兵紧紧追击哈丹，擒获其妻孥，招降众得木齐，受到朝廷嘉奖，晋封公爵。鄂勒哲依向各鄂拓克集兵四千余名，与策楞分道前进，使乌噜特、克噜特、绰和尔等鄂拓克“俱归顺”，并向上奏称“可以克期擒贼”。策楞因伊犁喇嘛、宰桑等悔过，愿“发兵擒贼赎罪”，须遣人前往“抚慰众心”，而鄂勒哲依在噶尔丹策零时，“曾给以调遣众鄂拓克兵马钤记”，现又愿前往谕告伊犁喇嘛宰桑等“相机行事”，故令其先行，以“离贼党羽”。后因其与擒获伊犁“贼党”克什木的哈萨克锡喇俱能感激帝恩，“实心效力”，皆封授公爵。　　由于厄鲁特四部大多数人员的支持，清军进展十分顺利，二十一年二月收复了伊犁。但是，乾隆帝及将军、大臣们万万也没有想到，一场更大的变乱即将发生，大多数台吉、宰桑转变了态度，站在清政府的对立面，兴兵作乱。原来，这次进军，和十个月前征讨达瓦齐之战，有很多相似之处，清军的数量少于从征的厄鲁特士兵，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等大宰桑，起着与上次阿睦尔撒纳、萨喇尔类似的作用，伊犁的收复及沿途击败乱军招降各部，主要应归功于这些率部从征的宰桑、台吉及其属人，清朝的将军、大臣很少建立殊勋，而且还充分暴露出他们庸碌无能的真实面目。当二十一年正月大军长驱直入抵达特克勒河时，探知阿睦尔撒纳与清军相距仅有一日路程，如果急速往追，便可将其拿获，不料，阿睦尔撒纳巧施计策，派人至军营伪报台吉诺尔布已将其擒捉，正押送来献。清参赞大臣玉保竟然相信了这一谎言，驻军不动，且以红旗报捷于定西将军策楞，策楞不察虚实，马上飞章告捷，乾隆帝大喜，谕封策楞为一等公、玉保为三等男。阿睦尔撒纳利用清军中缓兵计的机会，率残部越库陇癸岭，逃入哈萨克，而策楞、玉保却互相推咎，藉口马力已乏，屯兵伊犁，不前往追捕。策楞、玉保被革职拿解后，继任的定西将军的达尔当阿和负责北路的定边左副将军哈达哈，更为愚蠢。达尔当阿由西路出，击败哈萨克及阿睦尔撒纳军队，阿睦尔撒纳变换衣服潜遁，清军追及相隔一谷，仅二三里，“贼仓卒不及驼载”，眼看就要将其擒获，全歼残敌，忽然一哈萨克人来报：即欲捕捉阿睦尔撒纳献与大军，但需待其汗至，“乞暂缓师待”。清军将领“争欲进捕”，而达尔当阿却信其谎言，下令停止前进，驻军以待，他不知道来报之人又系阿睦尔撒纳所遣。阿睦尔撒纳趁清军中计止兵，飞速逃走，免掉了灭顶之灾。哈达哈领军由北路出，遇哈萨克汗阿布奈之兵一千余人于巴颜山，按兵不击，听其逃逸。因此，大军出发数月，停滞不前，无甚收获。［27］　　乾隆帝过分依赖厄鲁特台吉、宰桑及将军、参赞大臣的失职，不仅使阿睦尔撒纳儿次逃出虎口化险为夷，大军迟迟不能获取全胜，而且使许多台吉、宰桑对大皇帝、对大将军的才干和威力产生了怀疑，看到几位将军多次“见卖无能”，“皆轻之”。适值与阿睦尔撒纳关系密切的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青衮杂布于二十一年七月率部叛变，撤掉了清政府所设第十六驿至二十九驿的台站，“羽书中断”，信息隔绝，清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因此，不少台吉、宰桑改变了态度，希望完全“复其旧制”，“而耻为我（清）臣，遂从拥清转为反清。阿睦尔撒纳之妻弟杜尔伯特部郡王讷默库首先为乱，接着，从乾隆二十一年十月至第二年三月，绰罗斯汗（即准噶尔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辉特部大台吉与郡王车布登多尔济、阿睦尔撒纳的弟兄普尔普、德济特、和硕特汗沙克都曼尔济之弟明噶特先后反叛，从征有功为清帝重用和嘉奖的大宰桑鄂勒哲依、哈萨克锡喇、尼玛、达什车凌、唐木忒等亦相继率部为乱，宁夏将军、巴里坤办事大臣和起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为哈萨克锡喇、尼玛等人诱斩。阿睦尔撒纳得知“四部大乱”消息，从哈萨克归回，会新叛变的诸台吉、宰桑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总台吉，厄鲁特四部“复大扰乱”，策楞、玉保于解京途中被厄鲁特乱兵杀害。［28］四、调度有方　迅获全胜　　乾隆二十一年末至二十二年初，绰罗斯汗、辉特汗等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起为乱，杀将军，抢台站，推立总台吉，西北大乱，警报频传，京师为之震动。原来不同意用兵的王公大臣们又“生疑议”，认为确实不该进军于万里之外。乾隆帝虽然完全没有料到大功垂成之时又生变乱，但他镇静自若，没有任何丝毫的犹豫，坚持进军，一定要把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进行到底。　　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知道巴雅尔、哈萨克锡喇、尼玛，莽噶里克等“同谋为逆”后，谕军机大臣说，“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即告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所部兵丁回巴里坤，“沿途遇背叛贼人，悉行剿灭”。［29］　　过了四天，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与西路参赞大臣觉罗雅尔哈善相继奏报，宁夏将军和起被尼玛等所率布噜古特、杜尔伯特、扎哈沁、“回人”数千兵丁围攻，力尽而死。乾隆帝给军机大臣下了一道十分重要的长谕，主要讲了五个问题。第一，一定要用兵厄鲁特。除了过去多次提到的安插杜尔伯特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数万来归人这些理邮卜，谕旨还特别提出了边患问题。上谕批驳“无识之人”、“妄生议论”、“谓此事原不当办”的谬论说：　　“殊不思准噶尔之为西北边患，自有明迄今，垂四百余年，我皇祖、皇考当噶尔丹，噶尔丹策零等藩篱完固兵力强盛之时，尚且屡申挞伐，以为边睡久安之计，朕仰承鸿绪，上荷天庥，适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侯，既已有机可乘，而安坐失之，岂不贻笑于天下后世，亦何以上对皇祖、皇考在天之灵。此所以熟筹审计，实有万不得已之苦心，非一时之好大喜功开边衅而勤远略也。……况该夷地近西陲，虽定以疆界，准通贸易，而犬羊之性，久之亦难保其不生衅端。今即重烦兵力，得以永靖边圉，揆之事机，尚应断然为之，岂有已成之功，转为弃置之理。”［30］　　第二，必须擒获阿睦尔撒纳。乾隆帝认为，阿睦尔撒纳的漏网，是促使各宰桑、台吉降而复叛的重要因素。他就和起被尼玛等叛兵杀害一事指出：“贪残好乱，反复狡诈，固属准夷常性，然亦由阿逆未经擒获之故，昨降旨黄廷桂，所谓叛贼一日不获，则伊犁一日不安，边陲之事一日不靖者，正为此耳。”［31］他严令定西将军、定边左、右副将军，一定要集中兵力追捕阿睦尔撒纳，不将其捕获决不罢休。　　第三，取消旧规，拟行新制。乾隆帝初征准部时，并未想完全改变厄鲁特四部旧有制度，只是想作一些较大的更动，恢复其八九十年前四部各有所主不听命于总汗的原有局面，四部分封四汗，“众建而分其势，俾其各自为守”，同时仿照内扎萨克、喀尔喀四部之例，将厄鲁特人员编立旗分佐领，设扎萨克和盟长，使其既纳入清朝版图遵从帝旨，又保持有相当大的内部自治权，与州县大有区别。但是，各台吉、宰桑降而复叛，欲图完全脱离清朝，耻为清臣，使乾隆帝感到，原来的设想弊病甚多，稳定不了局势，难保今后“不生衅端”，必须另筹新制，将其直接辖属于朝廷之下，设立厅府州县，取消其独据一方的权力。　　第四，放弃“以准攻准”旧策，主要依靠清军。两年的实践证明，“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的政策，带来了严重危害，使各部台吉、宰桑看不到清军的威力和作用，产生了轻视清朝的想法，因而降后又叛。象上面提到的和起之死，便系一典型例证。身为宁夏将军、尊为钦差大臣的和起，奉定边右副将军兆惠之令，去征讨已叛的辉特汗巴雅尔。巴雅尔既为一部之汗，属人至少有数千户，至少有数千名兵士，而和起率领进攻的军队虽有数千人，可是只有一百名索伦兵是其旧部，余下之兵系他向厄鲁特台吉、宰桑和回部伯克征调而来，其中，尼玛之兵一千五百余名，莽噶里克、哈萨克依喇及额敏和卓各有兵数百、千余不等，因此，一旦尼玛等“操戈相向”，莽噶里克之兵“从后鼓噪”，和起的一百士卒当然抵挡不住，力尽而死。如果他统有满蒙汉官兵数千，这一悲剧怎会发生。所以乾隆帝改变了方针，放弃了“以准攻准”的政策，改为以清军为主。他在谕中讲到，“现在巴里坤地方，已经添驻重兵，并派调索伦、察哈尔、吉林等兵，迅速前往，协力擒捕”。［32］　　第五，一定能夺取胜利。尽管噶尔丹、策旺阿拉布坦与噶尔丹策零曾于康熙、雍正时期称雄于西北，大败清军于和通泊，但乾隆帝敏锐地、准确地把握住了准部内乱元气大伤这一根本性弱点，科学地断言必能取胜。他说：现“值该夷部落携离，人心涣散之候”，“机有可乘”，“前岁平定伊犁时，偏师直入，业已所向披靡，今该地又经阿逆蹂躏之后，凋敝已极，大兵所至，自可计日戡定，尚属易于经理之事。”［33］　　乾隆帝的这一断言，并非随意胡诌无稽之谈，而是有两年来清军进征厄鲁特的历史事实为其依据。二十年春征讨达瓦齐，西、北二路“哨探兵”才一万一千余人，就降服了这位曾屡败敌兵统一四部的浑台吉的广阔辖地，而且在五月十四日达瓦齐拥宿卫亲兵万人屯格登山时，奉命侦察敌情的清军翼领喀喇巴图鲁阿玉锡，仅带二十四人就“突入贼营冲击，出其不意”，“贼兵大溃”，收降七千余人，达瓦齐仓皇逃走。［34］号称骁勇多谋的阿睦尔撒纳，反叛以后，屡为清军击败，不得不四处流窜。北路领队大臣阿里衮率兵七十余人，便曾于二十一年九月击败哈萨克兵一千余，俘获大量马匹辎重。最能说明尼玛等宰桑的军队战斗力不强的例证是兆惠的征战。闻听和起被害，兆惠领兵二千余，于二十一年十一月从伊犁撤退，沿途皆被各部截阻，从济尔噶朗河转战而南，一战于鄂垒，再战于库图齐，又战于达哈齐，前后击杀敌军数千。二十二年正月退至乌鲁木齐，噶勒藏多尔济、扎那噶鲁布等“诸贼俱会”，“日数十战”，清军“无不一当百，皆步行冰雪淖中，履袜不完，食瘦驼疲马”，行至特纳格尔，被敌军重重包围。时侍卫图伦楚领兵八百来援，兆惠率疲军冲出，并往击巴雅尔，然后全师回至巴里坤西路大军军营。［35］兆惠仅以区区二千驻防之兵，就能突破各部宰桑、台吉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转战千余里，击伤敌军数千，全军而回，可见厄鲁特四部反清军队士气之不振、军力之衰弱。　　乾隆帝从这些战例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增强了平准的决心和信心，连下谕旨，调兵遣将，拨发帑银，抓紧办理厄鲁特四部之事。他以喀尔喀亲王成衮扎布“熟悉蒙古事务”，“诚心报效”，授为定边将军，统领大军由北路珠勒都斯进攻，任兵部尚书舒赫德、鄂实等为参赞大臣，户部尚书阿里衮、一等公明瑞等人为领队大臣，命定边右副将军、一等伯、领侍卫内大臣兆惠和参赞大臣富德领军从西路额林哈毕尔噶征讨，两路共七千名士卒，主要系满洲索伦、绿旗及蒙古兵，哨探队于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日起程，大队于十一日出发，考虑到以往大军进攻，准部台吉、宰桑率领属人逃往哈萨克或潜匿山谷，清军一撤，又归回本部，继续作乱，无法彻底降服，“非一劳永逸之计”，因此这次令随军的绿旗兵丁屯垦田土，并招募维吾尔族农民耕种，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军队粮食的供应，“可资军食”，又可使反叛的台吉、宰桑“无可归之路”，哈萨克也会因“不能久资养赡”，而与叛者“相戕”，“庶可以永绝根株”，彻底平定准部。［36］　　乾隆帝调度有方，任人得当，赏罚严明，将军、大臣和三军官兵奋勇向前，军威远扬，势不可当，而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们却互相残杀，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为其侄扎那噶尔布所杀，阿睦尔撒纳又袭掠扎那噶尔布，尼玛又欲谋害扎那噶尔布，兼之，“痘疫盛行，死之相望”，因此清军进展神速，很快就收复了伊犁，擒获或斩杀了车布登多尔济、普尔普、德济特、巴雅尔、达什车凌、尼玛、扎那噶尔布，鄂勒哲依为其子敦多克斩杀，哈萨克依喇败走流窜。阿睦尔撒纳在济尔噶朗“猝遇大兵，不能抵御，即行逃走”，计穷力尽，再次逃入哈萨克，富德领兵紧追。二十二年六月初三日哈萨克阿布赉汗之弟阿布勒比斯遣使来见，呈述说：去岁阿睦尔撒纳逃来时，“大国遣人索取，沿边居人未即达知阿布赉，是以烦大皇帝征讨”。阿布赉欲将阿睦尔撒纳擒捉，送献大皇帝，不料其事先察觉，“盗马逸去”。今后如再入我境，“必行擒送”，并恳请“带兵效力”，“往来交易”。富德派参领达里库等人前往“宣谕威德”，阿布奈“愿以哈萨克全部归顺”，并遣使入贡，呈献表文。［37］　　阿睦尔撒纳于乾隆二十二年六月逃入俄国，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国擒献。八月，阿睦尔撒纳患天花病死，十二月，俄国边界官员将其尸送到恰克图，清政府派侍郎三泰、喀尔喀亲王齐巴克雅喇木丕勒前往验看。清军继续追剿厄鲁特“余贼”，至二十四年始告结束。　　乾隆三十六年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率部民十余万离开俄国，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归回祖国。乾隆帝大喜，厚待其部，封渥巴锡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卓哩克图汗，封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为亲王、郡王，封恭格、默门图、旺丹沙喇扣肯、奇布腾、雅尔丕尔、额墨根乌巴什等人为贝勒、贝子，其余头领分封公、台吉。随后分授其汗、王、贝勒为四盟之盟长、副盟长，按喀尔喀四部之制编立旗盟。“于是四喀尔喀与四瓦喇（即厄鲁特四部）部众皆抚而有之，疆域几埒元代矣”。［38］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496，页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2］《清高宗实录》卷496，页5、6。　　［3］《清高宗实录》卷479，页20；卷480，页12；《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4］《清高宗实录》卷469，页22、23；《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　　［5］《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5、16、21、23；卷492，页14；卷493，页14-16；《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6］《清高宗实录》卷439，页28。　　［7］《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8。　　［8］《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9。　　［9］《清高宗实录》卷489，页29、30、31。　　［10］《清高宗实录》卷491，页9。　　［11］《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5。　　［12］《清高宗实录》卷491，页14-16。　　［13］《清高宗实录》卷491，页22、23、24。　　［14］《清高宗实录》卷488，页3、4、24；卷431，页19。　　［15］《清高宗实录》卷494，页2。　　［16］《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2、23；卷501，页2；卷503，页5；卷509，页2；《清史稿》卷312，《班第、鄂容安传》。　　［17］《清高宗实录》卷499，页19、20、22。　　［18］《清高宗实录》卷499，页21、25、26。　　［19］《清高宗实录》卷501，页5；卷502，页25、26。　　［20］《清高宗实录》卷502，页26。　　［21］《清高宗实录》卷496，页26、27。　　［22］《清高宗实录》卷496，页9、23；卷497，页24-27；卷498，页11；卷505，页11。　　［23］《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7。　　［24］《清高宗实录》卷500，页28；卷521，页10。　　［25］《清高宗实录》卷497，页1、7、21；卷499，页35、36；卷500，页13；卷505，页11。　　［26］《清高宗实录》卷504，页7。　　［27］《清高宗实录》卷506，页35、36、37；卷508，页4；卷520，页7-10；卷529，页9-14；《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清史稿》卷314《达尔当阿、玉保、哈达哈、策楞传》。　　［28］《清高宗实录》卷524，页24-26；卷527，页18-20；卷523，页4；卷529，页119；卷530，页12；卷541，页35。　　［29］《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2、13。　　［30］《清高宗实录》卷527，页21。　　［31］《清高宗实录》卷527，页20。　　［32］《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9-22。　　［33］《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9、20。　　［34］《清高宗实录》卷490，页5；卷499，页13。　　［35］《清高宗实录》卷530，页9、10、11；卷531，页12、22；卷532，页8、15、16、17；《啸亭杂录》卷10，《兆武毅公》，《清史稿》卷313，《兆惠传》，《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36］《清高宗实录》卷530，页3-5；卷533，页18-21；卷534，页18；卷535，页2。　　［37］《清高宗实录》卷535，页5；卷536，页11、12、21；卷537，页18、33；卷538，页26、27；卷539，页8；卷543，页7、8、9、24、25、26、29-33；卷547，页6、11。　　［38］《清高宗实录》卷887，页9-14；卷890，页16、17、18；卷892页，15-25、51、52；卷983，页1-5；《圣武记》卷4，《乾隆新疆后事记》。大、小和卓称汗叛清第八章　追讨叛汗　统一回疆第一节　大、小和卓称汗叛清一、拒帝招抚　两和卓忘恩作乱　（一）和卓出牢　感恩“来归”　　乾隆二十年四月二十四日，清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呈报击败准噶尔汗达瓦齐的消息时奏称：领兵前进，陆续招降各部人员，共四千余户，“内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因策妄阿喇布坦时羁留伊父为质，未经放回，将属下三十余户，率领来归。”［1］　　萨喇尔提到的原“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的和卓木，就是大和卓木（亦称大和卓）布拉呢敦（布那敦，博罗尼都）与小和卓木霍集占两弟兄。《清实录》、《圣武记》等书所说的“回部”、“回人”，在唐朝叫“回纥”，宋、辽、金时写为“回鹘”，元、明两代叫畏吾、畏兀、畏兀儿，清人称为“回部”、“回民”、“缠回”、“回子”，就是今夭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聚居在天山以南的广大地区，也有部分住在北疆和伊犁。　　维吾尔族曾经建立过强大的回纥汗国，但从十三世纪初蒙古兴起以后，就降为蒙古汗王的属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元太祖成吉思汗之次子察合台的后裔分别统治，形成了若干王国和地面。明末清初，回疆有大小回城数十，回庄小堡上千，统一隶属于叶尔羌汗国，汗仍然是察合台的后人。这时伊斯兰教中出现了“白山”、“黑山”两个教派，互相争夺，“黑山”派在叶尔羌汗伊斯玛业勒的支持下，将白山派首领伊达雅图勒和卓驱逐出境。康熙十九年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应和卓伊达雅图勒的请求，发兵十二万，灭了叶尔羌汗国，尽执元裔诸汗迁居天山以北，扶持伊达雅图勒为阿帕克和卓（意为世界之王），通过他及各城伯克统治回疆。康熙三十六年噶尔丹兵败暴卒，阿帕克和卓之子玛哈木特在喀什噶尔、叶尔羌的伯克（封建主）支持下，乘机兴起，欲图建立一个伊斯兰教汗国，完全摆脱准噶尔贵族的统治。策妄阿拉布坦出兵征服南疆，拘禁玛罕木特于伊犁，以其二子布拉呢敦、霍集占为人质，令率数千维吾尔族人员垦地输赋，并曾将他俩囚于地牢数载。　　乾隆帝看过萨喇尔呈述和卓木来归的奏折后批示说：“投诚之和卓木”，原系叶尔羌、喀什噶尔回部之长，“羁留准噶尔为质”，未经放回，“情甚可悯”，“著萨喇尔即将伊派令前来入觐”，至回营时，“仍令复回原部，并将此预行告知，俾知感戴”。［2］也许由于不久就生变乱，二人未曾至京朝觐大皇帝。清政府遣兵送大和卓布拉呢敦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留小和卓霍集占于伊犁，“掌回务”。　　乾隆帝对“投诚之和卓木”的如此安排，显然是表明此时他已确定了对回部（回疆）的基本方针，把它和哈萨克部区别开来，实行不同的政策。　　对哈萨克，他只要求其朝贡，允许互市，保持与对安南等国一样的朝贡关系，基本上是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只不过清是大国，是天朝，哈萨克、安南等是小国，是“属国”，而对回部，则是把它当作与喀尔喀四部蒙古一样的“藩部”，将其纳入清朝的版图，征收贡赋，责令按期朝贡与入觐，重大问题要听从清政府裁处。虽然清廷没有说明为什么要这样作，但道理也很简单，因为，从十三世纪以来，回疆就是蒙古察合台汗后裔及准噶尔汗的属部，归其统治，遵其命令，缴纳赋税，充当差役，佥兵从征，甚至和卓、伯克成为人质，听从准汗的差遣和奴役。现在既然准汗臣服于清朝，清政府当然有权接管回疆，当然对回部拥有统治之权，清帝与回部和卓、伯克和一般人员之间当然存在着君臣之分、君民之分。所以，乾隆帝得知和卓来归时，即令其入觐，既表示予其以目睹龙颜的恩宠，让其“俾知感戴”，也清楚地显示出从此以后双方就是君臣关系，和卓成为清帝属臣。　　乾隆帝不仅在二十年四月进攻准汗达瓦齐时就决定了要统一回部，而且这时还基本上确定了以“招抚”为主的策略，通过遣使宣谕，让各和卓、伯克率部来归，以便和平统一回部。他的这一想法，是与当时厄鲁特四部台吉、宰桑纷纷来归的事实分不开的，骁勇剽悍的准部台吉、宰桑都不敢与清朝对抗，都自动降顺，那么，一听准军到来就四处逃亡的回部人员，岂能举兵相敌，当然会仿其所为争先来归。所以，他敢于遣兵护送大和卓回叶尔羌，“使统其旧部”，并不将其羁为人质，又令定北将军班第遣人招抚大伯克霍集斯等来归和入觐。直到二十二年四月他还谕告军机大臣：大兵征讨阿睦尔撒纳及其他叛乱的台吉、宰桑，进展十分顺利，“即可剿灭贼众。厄鲁特等既皆翦除，则回部自可招服”。［3］　　但是，随着回疆形势的发展，以及陆续吸取了阿睦尔撤纳权大生变和厄鲁特台吉、宰桑降而复叛的教训，他逐渐修改了策略，转变为抚剿兼施，力擒首领，招抚多数，而且就在招抚各和卓、伯克来归时，也十分警惕，尽力防止他们揽权割据独霸回疆。　　在一段时间里，乾隆帝特别注意大、小和卓的动静，极力争取他们归顺清朝。他这样作的原因，是不难理解的。由于广大维吾尔族人员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教主大、小和卓在回疆中威望甚高、影响很大，拉住了两和卓，统一回部之事就易如反掌。何况，两和卓之能脱离地牢之苦，靠的是清军，清军不打败达瓦齐，他俩还得在牢中苦苦挣扎，他俩能不为有救命之恩的大皇帝尽忠效劳？退一万步说，就算是不理睬恩德之事，单就实力来考虑，拥有信徒上百万的大、小和卓，既然斗不过噶尔丹策零与达瓦齐，被拘于狱，那末，他俩又怎能和生擒达瓦齐的清军交战，怎敢拒绝“天下之共主”的大皇帝的招抚？因此，乾隆帝多次下谕，处理招抚二和卓之事。　　乾隆二十一年四月十六日，定西将军策楞奏：“回人总管”阿底斯等禀报：布拉呢敦、霍集古等“向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隙”，现将回人并我等妻子移往库车、赛哩木、济木萨一带居住，若遣使招抚，“自必投诚”，移往吐鲁番。“查回人素受准夷奴役”，今舍伊犁而去，必不愿回，应即派员同阿底斯等前往招抚，将他们移住吐鲁蕃。［4］阿底斯的报告，有真有假，说二和卓带领回人离开伊犁，前往回疆，此事属买，而言其与叶尔羌、喀什噶尔有仇有怨，则系谬误，此二城为回疆中的大城，二和卓及其祖、父在此有很大的影响，亲友属员很多，是他俩依靠的重要基地，怎能说“有隙”而不前去。显然，阿底斯这样说有其个人打算，那就是欲图利用清朝的威力“招抚”一大批“回人”，带到吐鲁番，使他们成为自己的部下，听从差遣和纳赋，这样一来，不仅增加了属民，扩大了租赋收入，壮大了个人势力，而且也可讨好于清朝，得到赏赐，封授爵职，大大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策楞可能是由于不了解二和卓的情况，故听信了阿底斯的话，派员随其前往招抚，乾隆帝则因为早有统一回部的想法，故未加核实而听其行动。　　也就是这月（四月）的二十七日，策楞再报：布拉呢敦、霍集占等两次遣人至军营，“俱未得达”，今又遣厄鲁特策勒伯探听清兵抵达伊犁的消息，“欲来投诚”。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布拉呢敦等“屡次遣人探信，如投诚之意属实”，策楞应立即派兵前往晓谕，他们设若亲至军营，“即准其归降，其如何安插纳贡之处，奏闻请旨”。［5］　（二）自立为汗　霍集占反叛　　起初，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对怎样处理与清朝的关系，看法有所不同。布拉呢敦比较谨慎，不愿开罪于清政府，愿意接受清朝的辖束；霍集占则“好诈异常”，不甘为人下，力图独主回疆。　　乾隆二十年秋阿睦尔撒纳叛乱后，霍集占忘掉清帝救命之恩，“率众助逆”，于乾隆二十年十二月与阿会合，“兵势颇盛”，击败了萨喇尔和协助清军平叛的厄鲁特台吉、宰桑之兵，使阿在这次战争中避免了失败，进入伊犁。［6］第二年清军收复伊犁时，小和卓始率部逃归回疆，与兄长住在一起，他对清朝始终抱有疑贰之心。两弟兄意见分歧，霍集占势力大，能言善辩，对兄长的态度和行动，逐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自二十年夏被清军从地牢释放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没有正式向清朝臣服和归顺，但也未采取公开敌视行动，而且还故意作了一件表示友好之事。二十一年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感到大、小和卓情形可疑，特派镶蓝旗蒙古副都统阿敏道率索伦兵一百、厄鲁特兵二千及库车伯克鄂对等，前往察看和招抚。阿敏道于闰九月报告，行至绰鲁克特赫，途中收到以前遣往回部议定贡赋的侍卫托伦泰的奏报文书，言及去年已招降喀什噶尔，正与叶尔羌回人交战，被阿睦尔撒纳遣人擒去，后经布拉呢敦收留，今年五月霍集占来到后，“即将阿逆使人杀戮”，派人护送自己出来。兆惠看过阿敏道的报告后，秘密通知阿敏道说：据托伦泰所报，“回城地方，并无事故，毋庸多带兵前往”，即同锡克锡尔格到叶尔羌等处“详察情形，如无抗违之意，即将回人等加意安抚”，“毋得扰害”。回人应输贡赋，查明数目，令其交纳。其应赴伊犁种地回人，务于十二月内携带牛具，前赴指定地方，“并令回人头目亲赴伊犁，以便询问”。兆惠将上述情况向帝奏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奖嘉兆惠“密饬阿敏道前赴回城办理事宜，甚属妥协”，“即照所奏办理”。［7］　　也许是准部阿睦尔撤纳等人的降而复叛，给予了乾隆帝深刻的教训，因此他在招抚大、小和卓的时候，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在上述谕旨下达后的第四月，二十二年正月初八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其办理各回部事宜”，现在阿敏道尚在叶尔羌，令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右副将军兆惠会同额敏和卓详细商议，或再派侍卫托伦泰、总管五十六前往晓谕。“其布拉呢敦、霍集占二人，看来布拉呢敦尚属恭顺，霍集占奸诈异常，应留心防范，相机办理”。［8］过了五天，正月十三日，他进一步明确谕示军机大臣：待霍集占所遣使人沙呢雅斯来到时，即派五十六、托伦泰一同回到叶尔羌、喀什噶尔，令布拉呢敦等“酌定贡赋章程，前来陈奏”，如他们遵谕照办，便可罢休，“徜稍有推托”，就于剿灭厄鲁特后，“再派兵往办理”。［9］　　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前遣总管五十六、侍卫托伦泰带霍集占的使者沙呢雅斯去回城晓谕，“因中途阻滞”，不能前进，折回军营。请先行文通知布拉呢敦、霍集占，“责令前来投顺”。乾隆帝批示：“所办尚合机宜。第布拉呢敦、霍集占俱极狡诈，而霍集占为尤甚。伊等不即前来投顺，明系别生异心，即应派兵擒拿”。但因厄鲁特之事尚未办完，暂行缓办，待事成之后，仍令沙呢雅斯前往晓谕，“布拉呢敦等，如亲身来归，亦即擒拿解京，否则即派兵前往剿灭”。［10］此谕表明，乾隆帝已断定大、小和卓不会归顺，已经下定了将其擒斩的决心，只不过是因为这时还未完全平定厄鲁特台吉、宰桑的叛乱，不能同时两处用兵，因而暂缓。　　过了半个月，乾隆帝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四月十八日，他看到兆惠奏报扎那噶尔布遣人纠合回部，为霍集占等所拒时，对二和卓未能归顺的原因和性质，作了与上不同的评断，批示说：“回人布拉呢敦、霍集占等，原未附合厄鲁特，特徘徊观望，未即前来投顺”，仍遣五十六等带来使沙呢雅斯“前往招抚”，如将阿敏道送回，便可洞悉彼处情形。“第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即使归降”，亦不得仍居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处，著于吐鲁番、巴里坤二处，酌量指给一地，令其迁移，稍有推托，仍行拿解来京。［11］　　此时乾隆帝虽然认为二和卓未与准部纠合作乱，但仍然感到形势不太稳定，布拉呢敦等“生性狡猾”，易生事端，故要采取预防措施，将其迁至清朝能控制的吐鲁番或巴里坤，使其不能为乱，而且还强硬地令其迁移，如不听命，即武力捕捉，解京治罪。可见，他已认识到，必须用兵，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招抚回部大小首领，才能统一回部安定回疆。这一方针是正确的，可惜为时已晚，霍集占、布拉呢敦等人已经先动手了。当二十一年冬阿敏道遣人招抚时，布拉呢敦与霍集占商议对策。布拉呢敦说：“我家三世为准夷所拘，蒙天朝释归，得统所部，此恩何可忘也。”主张归顺，“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霍集占竭力反对，要“自长一方”。他说：“我方久困于准夷，今属中国，则又为人奴”。“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12］　　霍集占的这番话，看起来颇似高见和有理，拥有上百万信徒和辽阔回疆的伟大教主两位和卓，怎能为人之奴，羁居异邦为质，应该要“自长一方”，自立为国。而且清朝刚得准部，动乱未已，难以发兵来攻，即使对方来征，我据险坚守，敌军远征数千里外，供应困难，不能久屯，必然撤退，可以不战而胜。霍集占虽然素称精明，善于用智，可是，在这关系到身家性命和统治回部之权的根本问题上，却犯了致命的错误。第一，错看了清朝对回部的政策。清政府不似准噶尔汗，它欲图实行的回部政策与准汗不一样，它仅仅是要回部和喀尔喀四部一样，为帝藩部而已，基本上仍是由和卓、伯克管理回疆，并未剥夺大、小和卓的教主之权，更不会拘和卓为人质或关押于地牢。霍集占所谓为人之奴，完全是危言耸听，乱人心怀。　　第二，低估了清朝的力量，不了解乾隆帝的为人。霍集占所谓清军不可能来攻，是其一大误解。厄鲁特四部确实是动乱不已。大多数台吉、宰桑降而反叛，此时清军尚未把这一变乱完全平定下去，但是，霍集占忽略了一个重大问题，那就是清朝是一个幅员广阔、臣民上亿的强大之国，是当时人们尊称的天朝。而且更糟糕的是他没有能够看清乾隆帝的志向、才干和对回部的态度，不知道这位大皇帝依靠“全盛之时”的巨大财力、物力、人力和兵力，要想做出一番超越前人的伟大事业，要将回部统一，纳入清朝的版图，已经定下了用兵回疆的方针。因此，霍集占的所谓清军难来，仅只是他的幻想和希望，不是事实。　　第三，夸大了己方的优势，忽略了对方长处。霍集占所说即使清军来攻，我拒险坚守，可不战而挫敌，又系谬论。谬误之一是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已的力量，好象整个回疆，所有伯克、回民都会听他统治为他卖命，上百万回人一致抗清，其实，这位教主并没有这样大的力量。后来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伯克和人民不赞同他的叛清活动，或袖手旁观，或归顺清帝，或在高压之下暂时随声附和，时机一到即舍其而去，并没有形成全民据险死守的局面。谬误之二是清朝既有力量赶运粮饷器械供应军需，把进攻延续下去，又能督军猛攻，招抚“回人”，很快就削平叛军，统一回疆。　　总而言之，霍集占出于独主回疆的目的，对敌我双方的形势作了十分谬误的估计，铸成了大错。在他的煽动下，布拉呢敦及部分和卓、伯克决定叛清。霍集占还“集其伯克、阿浑等，自立为巴图尔汗，传檄各城爱曼，集士马峙糗粮器械以待”。在霍集占公开起乱之前，清副都统阿敏道率兵来抚，围库车城。城中人诡告阿敏道说：“厄鲁特吾仇，虑为害，撤还即纳降。”阿敏道中计，命厄鲁特兵后退，仅带一百名索伦兵进城，被霍集占拘捕。［13］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杀害阿敏道，正式叛乱，大多数回城响应，“回户数十万皆靡”，［14］一场严重危害回疆的大祸，就这样发生了。二、任用劣帅　败酋逃出罗网　　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奏称：霍集占等扰乱，杀害副都统阿敏道。俟大兵到伊犁，即前往回城，剿灭霍集占等人。紧接着成衮扎布又连上数奏，要求统兵“办理回部”，擒拿霍集占。　　霍集占的反叛，虽然出乎一个月前乾隆帝之意料以外，但他毕竟早已定下剿抚兼施统一回部的方针，也曾看出霍集占“狡诈”必生事端，因此并未惊慌失措。他于五月十七日、二十日，六月十二日、二十一日，七月二十八日，陆续下达有关此事的谕旨，定下了办理回部的几条基本原则：一是必征回部；二是现先集中兵力平定准部之乱，擒获阿睦尔撒纳；三是征回较易，不需多少军队；四是定于来年进军。　　十月初二日，他针对有些大臣不愿用兵征回的议论，下谕予以驳斥，指出国家对死事之臣，应当为之复仇，“我大清堂堂天朝”，不能以唾面自干“为自全之善策”。［15］　　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厄鲁特之乱已基本平定下去，阿睦尔撤纳败入俄国出痘身死，乾隆帝遂于正月二十六日，以“回酋霍集占罪状”，宣谕回部各城。该谕说：　　“……至布拉呢教、霍集占兄弟，在噶尔丹策零时，被拘于阿巴噶斯、哈丹鄂拓，我兵初定伊犁，释其囚絷，令为回人头目，方欲加恩赐爵，授以土田，乃乘厄鲁特变乱，率伊犁回人，逃往叶尔羌、喀什噶尔。朕以其或惧厄鲁特骚扰，暂避以图休息，尚未加兵，第遣使招抚，不料竟敢戕害使臣，僭称巴图尔汗，情尤可恶，若不擒获正犯，则回众终不得安生，用是特发大兵，声罪致讨。……尔等皆无罪之人，朕何忍与叛逆之徒，一体诛戮。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尔等若将霍集占缚献，自必安居如旧，永受殊恩，如执迷不悟，听从逆首指使，大兵所至，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悔之何及，尚其熟思利害，毋自贻误。”［16］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第一次正式明确地宣布了对待回部的政策，阐明了用兵的理由。具体说，此谕讲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君臣之分。谕旨宣布了清帝与布拉呢敦、霍集占有着君臣关系，回部隶属于清政府。谕旨着重讲道，是清军进入伊犁，才将大、小和卓出之于牢，是清朝大皇帝“令（二人）为回人头目”，而且准备封授爵位，赐以田土。这就明白无误地向广大维吾尔族人员指出，两和卓是清帝之属臣，他俩之所以能成为“回人头目”，是由于清帝的赐予，是清帝之威力，是清帝封授二人为回部头目，彼此之间有君臣之分，回疆归属清政府辖治。因此，霍集占之称巴图尔汗，是“僭称”，没有得到清政府允许，未经清帝赐封，是非法的，是叛君行为。　　其二，用兵之由。谕旨指出，霍集占弟兄原系准汗的阶下囚，关押于地牢，他们竞忘掉清帝将其释放并“令为回人头目”的大恩，不来归顺，率部潜逃，甚至杀害清政府前往招抚的使臣，兴兵倡乱，实属罪大恶极，如不将其擒获，“则回众终不得安生”，因此清帝要遣发大军，“声罪致讨”。其三，专擒“逆酋”。谕旨强调指出，“此次兴师，特为霍集占一人”，连其兄长布拉呢敦，亦念彼系“被迫从行”，而命分别办理，“期无枉抑”。维吾尔族广大人员只要能将霍集占捕捉献送，“自必安居如旧”，成为清帝赤子，“永受（大皇帝）殊恩”，决不株连扰害，滥加屠戮。　　其四，拒抚剿除。谕旨宣布，如果“回人”执迷不悟，听从霍集占指使，抗拒不降，不献首逆，则大兵一到，“即不分善恶，悉行剿除”，明确地表述了清帝必平叛乱、统一回疆的坚定立场。　　乾隆帝坚决主张统一回部、专剿首逆、招抚多数的方针政策，是十分正确的，为进军的胜利奠定了牢靠的基础。但是，美中不足的是，他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是任人不当，不该把剿平反叛的重任委之于雅尔哈善。本来乾隆帝是依靠兆惠来负责准、回二部用兵之事的，于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将其由定边右副将军升为定边将军，明确谕告“来年办理进兵，惟兆惠等是赖”。但因当时兆惠还需追剿厄鲁特叛军残部，故他于二十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委任参赞大臣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专管征讨霍集占，另以都统哈宁阿为参赞大臣，副都统顺德纳、副都统爱隆阿为领队大臣。［17］这是一个严重失误。尽管额敏和卓父子效忠清帝，熟悉回务，颇有智谋，副都统爱隆阿是一员猛将，但主帅雅尔哈善太槽糕了，肩负不了征回的重任。　　雅尔哈善是觉罗子弟，全名为觉罗雅尔哈善。此人是文人出身，从翻译举人任内阁中书升通政使，因事罢官，后厉任（龙安、松江、苏州三府）知府、署江苏巡抚、浙江巡抚、户部侍郎、兵部侍郎、办事大臣、参赞大臣、兵部尚书。他在松江，苏州任知府时，倒还有点作为，但此后便未有任何建树，特别是于任办事大臣期间，做了一件特大错事。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二十一年十一月初八日，乾隆帝因辉特汗巴雅尔等台吉、宰桑降而反叛，谕示军机大臣：“厄鲁特等似此辜恩背叛，必应尽行剿灭”。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现在巴里坤居住，令雅尔哈善详加体察其情形如何，“倘尚有可疑，亦当乘其不备，先行剿灭”。十二月二十九日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奏称：遵旨详察沙克都尔曼济情形，见其向内设立卡座，又屡遣人探听巴里坤兵马情形。其属人普尔普，首伊与扎那噶尔布等潜通信息。并令伊前赴巴里坤，托病不至。种种可疑，显有叛逆形迹。随于十二月十六日，派兵至伊游牧擒剿，“共斩贼众四千余人，以杜后患”。乾隆帝夸奖雅尔哈善察出沙克都尔曼济“背叛情形”，即领兵擒剿，“办理甚属奋往”，著交部“照军功议叙”。［18］雅尔哈善于第二年被授为参赞大臣，擢兵部尚书，以及荣为靖逆将军，与此次“奋往”擒剿沙克都尔曼济之“军功”，是有直接联系的。但是，雅尔哈善之所谓重大军功，纯属假冒，沙克都尔曼济之“叛乱”，完全是莫须有之事，是一件大冤案。　　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和硕特汗沙克都尔曼济虽因其弟明噶特随从阿睦尔撒纳为乱，本身处境比较艰难，容易引起清帝的怀疑，但他是坚决效忠清政府的。他拒绝附从叛军，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率本部四千余户离开故土投奔内地，“依巴里坤（清西路大军军营）近城以居”。由于长途跋涉，匆促内移，携带粮食牛羊不多，乏粮缺食，不得不向雅尔哈善乞要粮食。雅尔哈善不察来情，疑其有诈，决意剿灭，遂遣裨将阎师相领兵五百，入其游牧，伪称系“失路借宿”。沙克都尔曼济热情款待贵客，‘屠羊以待”。夜半大雪，阎师相以笳为令，突袭其卧庐，“尽歼全部四千余人”。沙克都尔曼吉被杀时，残灯未灭，其妻从睡梦中惊起，“不忍其夫之戕于乱刃，裸而抱持之，”双双被害，其景惨不忍睹。［19］雅尔哈善就是这样以数千无辜之人的鲜血染红了帽顶，伪称平叛，被封为一等伯，擢升靖逆将军。　　这样一个胆怯畏敌、假冒军功、不谙兵法之劣臣，竟被乾隆帝委付以平回重任，怎能不误军机。雅尔哈善率领满、汉官军八、九千人，于二十三年五月包围了库车城。“回人素懦怯”，不善作战，城内又只有数千人，如果清帅用兵得法，取城并非太难之事。但是雅尔哈善乃一“书生，未娴将略，惟听偏裨等出策，令不画一”，因而迟迟不能克城。霍集占闻报，率最精锐的巴拉鸟枪兵八千，由阿克苏经戈壁捷径飞速来援，这正是清军俘获敌酋的好机会。领队大臣、副都统爱隆阿统兵奋战，初败敌前队三千于戈壁南之和托鼐，“歼贼甚众”，又于六月十六日率吉林、索伦兵二千余人，与霍集占所领五千名续援部队交战于鄂根河侧，迫敌入水，“死者三千余人，拔其纛”，霍集占领余兵八百败入城内。雅尔哈善等将帅，因霍集占困于城中，料想可以将其擒获，十分高兴，督兵攻城。　　库车城依山岗，系用柳条沙土密筑而成，比较坚实，清军用炮轰打，未能奏效。提督马得胜建议挖地道，突入城内，雅尔哈善同意此议，于城北一里掘入。将近至城，雅尔哈善因乾隆帝急催克城获酋，严令士卒昼夜挖掘，城上之人发现灯光，于城内开挖一道横沟，放水冲入地道，将挖城的清绿旗兵六百余人全部淹死。雅尔哈善“咄嗟无他策”，惟围城坐等，欲图待其粮尽弹绝而自毙。到七月初，前后围城一月余，城中饮食困难，弹矢渐缺。原库车伯克鄂对降清后授散秩大臣，奉命随军参战，鄂对了解敌情，熟悉地形，向雅尔哈善建议：困兽犹斗，敌必不会束手待毙，“今霍集占困守危城，食力已尽，必不坐而待缚”，一定会乘我不备而逃走，“返其巢穴，整兵复来”，那样，事就不好办了。敌若欲遁，有两条路，一是由城西鄂根河水浅处涉水而逃，另一条路是由北山口通向戈壁，逃往阿克苏。“若于二路各伏兵一千，则贼酋可擒矣”。雅尔哈善不听其言，不为防备，不巡营垒，还故作风雅，自命儒将，“终日棋奕”，饮酒为乐。六月二十四日傍晚，一索伦老兵于城下牧马，闻听城中驼鸣，似负重载，立即奔回大营，向雅尔哈善报告：“其驼鸣高且健，贼将遁矣。”这位昏庸的劣帅，正在饮酒，哈哈一笑，自卖聪明地说：“健卒，尔何知？”“酌酒如故”。　　这位昏帅可帮了霍集占的大忙。正如鄂对所料，两和卓于当日晚上率四百骑潜出西门，涉鄂根河逃走。无独有偶，上有庸帅，下有劣将。把守西门的领队大臣、副都统顺德讷，听到部下报告城中之人夜逃，“尚以昏夜不发兵”，直到天明，才遣兵一百往追，霍集占早已渡过鄂根河，并“去桥断后”，直奔阿克苏，城主不纳，转赴乌什，亦未让进，于是霍集占到叶尔羌、布拉呢敦至喀什噶尔。霍集占的党羽库车城主阿布都亦于八月夜遁突围，余下老弱三千余人投降。［20］擒获大、小和卓的最好机会，就这样被雅尔哈善葬送了，从而使战火蔓延，维吾尔族人员死伤众多，清朝花费了大量财力、人力，足足多用了一年的时间才把两和卓挑起的战乱平息下去。庸帅误国祸民，雅尔哈善死有余辜，任用这位劣员的乾隆帝也难辞其责。三、名君轻敌　定边将军兆惠被困黑水营　（一）遣兵数千　欲图速平大乱　　乾隆帝知悉雅尔哈善坐守军营、老师靡饷、纵酋逃脱的消息后，极为震怒，连下数谕，痛责其过，将其革职解京，依法处死，并斩副都统顺德讷和提督马得胜，勒令参赞大臣哈宁阿自尽。乾隆帝命纳穆扎尔代替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以三泰为参赞大臣，并明确谕告军机大臣：“办理回部，仍于（定边将军）兆惠是赖”，协办军务的有富德、阿里衮、舒赫德等大臣。纳木扎尔历任副都统、都统、参赞大臣、署定边右副将军等职，久理军务，因擒捕反叛的和托辉特首领郡王青滚杂布，而被封为一等勤襄伯，世袭罔替。富德，行伍出身，由护军因功连续升迁，乾隆十五年任至副都统，征准时又累立军功，擢参赞大臣，授正黄旗蒙古都统，赐云骑尉世职。阿里衮系将门之后，清开国元勋、众额真、弘毅公额亦都之曾孙，历任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户部、刑部、工部尚书，兼镶白旗汉军都统、征准时，佐定西将军达尔当阿，任领队大臣，颇有治政经验，从军时亦有勇有谋。舒赫德，任至兵部尚书、户部尚书，一征金川时任参赞，征准时首言阿睦尔撒纳必叛，多次建言军务，颇有见解，平回初期，以头等侍卫衔驻阿克苏，寻授副都统、参赞大臣。从两位将军和这些大臣来看，应当说是群英荟萃了，能够胜任征回之重担，乾隆帝这次算是用人得当。　　将帅虽然有勇有谋，勇于征剿，可惜的是，在一段时间里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尽其所长，不仅不能速奏凯歌，而且还差点全军覆没，遭受惨败。束缚将军手脚、造成这样危险局面的主要负责人，不是别人，而是世称英君的乾隆皇帝。　　乾隆皇帝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重大错误。一是过分轻敌，二是急于求成，冒险用兵。征讨准汗达瓦齐时，他吸取了雍正九年傅尔丹轻敌冒进惨败于和通泊的教训，认真对待，欲图调集满、蒙、汉五万大军，远征漠西，不料，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来归，准部内乱，用兵异常顺利，西、北两路仅用了以降人（厄鲁特）为主的一万一千余名“哨探兵”，不到三个月就进入伊犁，很快擒获了达瓦齐。二征准部，平定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同样是轻而易举，势如破竹，没有打过大仗，未曾发生鏖战，很快就逼使阿睦尔撒纳东逃西窜，重要叛酋陆续落网，大获全胜。名列“十全武功”　　之第二、第三次武功，如此轻易地到手，使这位早期用兵相当谨慎的名君顿易常态，产生了严重的轻敌思想。兼之，“回人素懦怯”，大、小和卓木被准汗拘于地牢令为人质，既然清军能打败回部的征服者——准噶尔汗，难道剿除回部还不是易如反掌。　　因此，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十七日，定边将军成衮扎布等奏报霍集占杀害副都统阿敏道，要求带兵前往剿灭时，乾隆帝立即拒绝这一要求，并严加驳斥说：“其回部事宜，俟荡平伊犁之后，愿可从容办理”，“纵回人妄逞鸱张，俟平定厄鲁特后，再行办理，亦有何难，成衮扎布等所奏，殊不识事体轻重”。［21］六月二十一日，以成衮扎布一再提出攻剿霍集占，乾隆帝再次指责其奏“殊未悉合机宜”，并明确宣布：“其办理回人事宜，即缓至明年，亦未为迟。且即遣兵办理回人，亦不过派兵四五千名，着一大员统领，已足胜任，亦无庸成衮扎布亲任”。［22］兆惠亦为此事，屡遭皇上申斥。兆惠察觉大、小和卓有叛乱的迹象，驻师济尔哈朗，欲图待机往剿，遭帝责其“急回部”，“失轻重”。一直到十二月匆七日具体决定剿回的军队数目时，乾隆帝仍令，“往办回部，派兵二千名”，另调屯田兵兰千作为“应援之兵”。［23］过了几天，听到厄鲁特叛军残部“投往回部”，才又下令增派绿旗兵，凑足八千，留一二千屯田，用六七千进剿，便可“均觉裕如”。［24］　　二十兰年六月爱隆阿等大败霍集占来援库车之“最精巴拉”鸟枪兵八千，以及一些回城的陆续归顺，使乾隆帝更加认为回人懦弱，大功即可告成，愈加急迫地敦促兆惠务必于近期擒获二和卓平定回疆。他于七月二十五日谕告军机大臣，令其传谕兆惠：“回人素称选懦，近来屡经剿捕，畏我军威，乞降相续”，“如擒获霍集占，各城自然归附。兆惠其加意奋勉，以奏肤功。”［25］九月二十六日他谕示章嘉呼图克图：“今大兵所至，闻风效顺”，“霍集占不日就擒，即可蒇事。”［26］　（二）遭帝严责　兆惠冒进被围　　定边将军兆惠等人，在皇帝这样严厉督责下，当然要加速进兵，就无法冷静估计形势，既勇往又妥善，被迫走上了冒险侥幸的道路。兆惠于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收到令其前往库车（时库车仍未降清）的谕旨后，立即上奏说：“当即领兵八百名速进，一抵库车；即与雅尔哈善（时尚未斩）协心剿贼，断不肯半道回京，有腼颜面。”［27］乾隆帝对其“毅然以剿贼自任”，“不肯苟且了事”，大加赞赏，奖其“器识实出诸臣之右”，乃“一急公任事之大臣”，表示“深为嘉悦”，谕加恩赏戴双眼孔雀翎，“以示优奖”。［28］　　在回疆多数城庄“从逆”，“回户数十万”附合二和卓为乱的严重形势下，身为堂堂天朝大将军的兆惠仅带兵八百就从伊犁出发，前往库车，行程上千里，确实太危险了。但是，帝命难违，厚恩必报，这位过去多次主张“持重”而被皇上斥为“怯懦”的大将军，不得不冒险行军了。开始还比较顺利，八月初九日出发，九月初十日乾隆帝已在木兰行围的阿贵图大营看到兆惠呈报收复库车拟往阿克苏的奏折，二十三日又收到兆惠招降阿克苏城，“领兵速进”，往攻叶尔羌，并报告大伯克霍集斯等率部来归，乌什、和闻、沙雅尔、赛哩木等城相继降顺。乾隆帝闻讯，异常高兴，接连下谕宣布捷音。一再笑说“霍集占不日就擒”、“大功即日告成”，并于九月二十九日谕令军机大臣安排回部善后事宜，重新恢复因用兵而中断的伊犁屯田，令正在前往回疆参加平乱的定边右副将军、喀尔喀多罗郡王车布登扎布率其喀尔喀兵士返回游牧休息，令厄鲁特汗罗布藏多尔济领其“宣力有年”的厄鲁特兵回游牧，让赴叶尔羌“协剿逆匪”的参赞大臣富德来京，留其所领的索伦、察哈尔兵于吐鲁番等处。［29］先前为了“必于今冬竣事”平定回部，乾隆帝曾于八月二十一日下谕，增派健锐营兵一千名、索伦兵二千名、察哈尔兵一千名，前往回疆，现改令将二千名驻防伊犁，其余分驻库车和阿克苏。［30］　　十一月初五日，乾隆帝披挂甲胄，登晾鹰台，举行大阅，八旗官兵列队进退，枪炮齐发，声震天地，威武雄壮。在右部哈萨克及布噜特使臣面前显示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军成。然而乐极生悲，就在这一天，定边将军兆惠遇险求援的紧急奏折，送到了皇帝面前，顿使俩月来欢庆胜利的喜悦气氛一扫而空，乾隆帝不得不日夜操劳，赶调兵马增援。　　原来，兆惠领兵四千余名，从乌什兼程前进，穿越戈壁行走一千五百里，只剩下马一千余匹，于十月初三日赶至辉齐阿里克，距叶尔羌四十里，人马皆乏。叶尔羌城宽大坚固，周长十余里，四面共十二个城门，清军人少，只能围其一面。霍集占先已将“村庄回众粮草”移入城中，坚壁清野，严守以待，又诱骗城民说，“大兵尽剿回人，伯克霍集斯已被杀”，煽动回民抵抗清兵。布拉呢敦领马步兵一万余人，驻于离喀什噶尔城一站路的当噶勒齐，互为特角。　　兆惠于城东隔河有水草处扎营，此河名黑水河，故称为黑水营。十月初六日清兵二千余，分七队进攻，先攻克叶尔羌城东北五六里处的一座高台，追敌至城下，守兵开西门，各出四五百骑，迎战三次，退入城内，又从北门出数百骑，清索伦兵畏敌而逃，健锐营兵屹立不动，后队接济，交战后守兵退入城中。兆惠因听说靖逆将军纳木扎尔、参赞大臣三泰将至，遣副都统爱隆阿、署总兵戴定柱，带兵八百名，前往堵截喀什噶尔来援之路，并巡查台站，接应两位将军、大臣。他询问俘获的回人，知霍集占的牧群及沙喇斯户口俱在城南英峨奇盘山，欲图夺取以供军需，于十三日留兵守黑水营，亲率骑兵一千余人自东而南，由城南夺桥过河。兆惠明明早已侦知城中有马兵五千余，步兵甚多，为什么要率兵千余去进攻十倍于己之敌？看来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求胜心切，急欲生擒霍集占平定回部，建功立业，报效皇上，蒙受恩宠，避免受责；二是中了霍集占之计，轻敌冒进。初六日之战，据兆惠奏称，敌军三战三北，“败走入城”，射毙敌兵二十余名，“带箭逃去者无算”，清兵只十九人受伤，无一死亡。既然守兵如此不堪一击，当然可以用千佘骑兵去夺取牧群，他就没有冷静分析战局，敌军是真败，还是伪装衰弱以迷惑、引诱清军？结果是轻敌冒进。　　兆惠刚领兵四百余过桥到达彼岸，不料，桥忽然折断（这显然是城中之人的精心安排），霍集占统骑兵五千余、步军万余名，前后夹攻，又从两翼冲入，将四百余名清兵截断成数处，打乱了清军的编制，官兵四分五裂，未过河的清兵又无法援救。回兵猛烈冲击，地沮淤，难驰骋，清兵且战且退，浮水还营。兆惠的脸上和小腿俱负伤，坐骑中枪倒毙，易马再战又被刺毙。行伍出身累立军功摧升西宁总兵，领队大臣的勇将高天喜，大学士鄂尔泰之次子曾任左翼前锋统领、参赞大臣的鄂实，原副都统、领队大臣三格，原定西将军、一等公策楞之子侍卫特通额，俱战死，数万回军包围了黑水营。从早晨到傍晚，苦战一天，清军死者数百，“受伤者无算”。　　兆惠原共只有兵四千余名，马一千余匹，爱隆阿带走八百人，这次战败，士卒伤亡较多，马匹倒毙不少，余下之马亦疲乏不堪，“不能冲杀”，只有掘壕筑垒结寨死守。由于建筑材料有限，时间紧迫，掘壕既浅，垒又低矮，敌可轻易跨入，“遂日夜来攻”。兆惠只好飞章告急，遣索伦兵五人，各持一函，冲出重围，奔至阿克苏。驻阿克苏办事的头等侍卫舒赫德遣人飞速驰报：十月二十日，将军兆惠派遣的索伦领催阿勒丹察、披甲扎奇勒图赶到阿克苏，送到将军文书及爱隆阿移文，内称十三日攻城失利，将军受伤，被敌军万余包围，“以无马不能冲突”，遂掘壕结寨，敌兵亦结寨相持。营中粮食可供二月，军器火药不足。乾隆帝于十一月十三日看到舒赫德的奏折，在此之前的初五日，又收到兆惠的奏折，言及十月初三到叶尔羌，要求尽调库车、赛哩木等处绿旗兵和送马三千匹，十分震惊，知道大事不好，敌情严重，连下十几道谕旨，赶调兵马，他于初五日谕令舒赫德将阿克苏“现在所得马匹，即速解赴军营”。十三日，他授参赞大臣富德为定边右副将军，授阿里衮、爱隆阿、福禄、舒赫德为参赞大臣，谕令“无论何队兵丁，惟择马力有余者，作速前往”，“应援兆惠”，命陕甘总督黄廷桂将预备马二万匹“加意豢养”。十六日他又下谕说：“将军兆惠等被围，亟需策应”，今拟分兵两路，一路由阿克苏、乌什，一路由特穆尔图诺尔，“夹攻逆贼”。十七日再谕，调西安满兵二千，由将军松阿里率往乌鲁木齐。原令增调的健锐营、索伦兵、察哈尔兵四千留驻伊犁，现命火速赶往叶尔羌。对于舒赫德、富德、阿里衮主动支援兆惠的调遣兵马的安排，均予允准，并给以嘉奖。同时，他又鼓励回城伯克杀“贼”解围，晋贝子玉素布为贝勒，并命户部拨银三百万两，解甘省备用。［31］　　将军被困黑水营的消息，象一股强劲的寒风，使“伫待伊等捷奏”欲庆大勋的乾隆皇帝冷静下来了，他在调军遣将前往策应兆惠的同时，认真总结用兵以来的得失，找出了自己轻视回军急于求成，是导致兆惠失利被围的根本因素。当十一月十三日看到舒赫德第一次报告兆惠受挫的奏折时，他谕告军机大臣：“兆惠领兵深入，虽未免有轻贼之心，亦恐朕责其怯懦，若当日令伊暂驻阿克苏，候兵马齐集，当不至此，然于现在情形，亦未为失策，朕岂肯加之责备。”［32］过了八天，十一月二十一日，兆惠托舒赫德缮写转呈的奏折，送到了皇帝面前。兆惠除报告了十月十三日作战经过、官兵伤亡、敌军合围等情形以外，承认自己犯了轻敌之错，请求处治。兆惠奏称：“臣等前因阿克苏、乌什既定，擒获渠魁，机不可失，遂不暇计兵多寡，马力如何，轻敌妄进，臣兆惠罪实难逭。”［33］　　乾隆帝看过此奏后，下了一道长谕，除再申用兵回部之因以外，着重讲到轻敌之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迨我师已得库车，将军兆惠勒兵前进，风声所过，如阿克苏、乌计等城，皆相继倾心归化，其回部大头目霍集斯伯克等，复向官军投顺。愿效前驱。惟贼首霍集占奔窜叶尔羌。是以将军兆惠率师乘机直入。彼时若令兆惠暂且留驻阿克苏城，俟后队到齐，然后并力进取，则自此发旨到日，已属不及。然此则不过身处局外者事后好为议论则可耳，揆诸用兵机宜，兆惠尚为有进无退之良将也。……向来之轻视逆回，乃朕之误，又何忍以妄进轻敌为兆惠之责乎。此盖数年以来，平准噶尔，降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实为极盛之会，而默默中有此佳兵之警，上天仁爱之意，朕实钦承感谢矣。”［34］　　乾隆帝这样分析兆惠失利之因，引咎于自己“轻视逆回”责己而不委过于将帅，既找到了导致失败的主要原因，又对用兵回部苦苦厮杀的将领士卒慰谕劝解，宽其畏过怕责之心，论事合情合理，论情宽厚抚爱，对激励三军以利再战，定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乾隆皇帝还对从征被围之人从重奖赏，以兆惠“甚属奋勉”，“深入贼巢”，“志在灭此朝食”，“忠诚勇敢”，由一等武毅伯晋为武毅谋勇一等公，加赏红宝石帽顶、四团龙补褂，额敏和卓赏给郡王品级，霍集斯伯克晋贝子加贝勒品级，高天喜照一品大臣例赏给恤典，鄂实、三格照其原任前锋统领、副都统从优议恤、阵亡、负伤官兵分别赏恤，其他在场的大臣、侍卫亦加恩优叙。［35］因被围而从优封赏，这在清朝前期，还是少有的，可见，乾隆帝确是将失利之过归诸于己，鼓励官兵继续勇往直前建功立业，彻底扭转逆局，尽快夺取胜利。　　远在万里以外的黑水营清军，虽被回军重重包围，与世隔绝，未能听到皇上宽慰优遇和调遣救兵之旨，但他们仍然坚守大营，浴血奋战，待援突围。局面确是万分险恶，疲卒伤兵不过三千余名，口粮仅能供给一二月，军器火药不足，马匹倒毙伤残，而回军在本地作战，粮草充早．弹荡甚多，二万余兵轮番攻营。实难抵挡。兆惠等官兵拼死反击，从十月十三日起，与回军“接战五昼夜”，“皆死中求生”，“杀贼甚力”。霍集占等惧请兵死战，“欲以不战收全功”，于黑水营壕外，筑长垒围困，以待清军食尽自毙。清军掘堑安营时，挖得“回人”窖粟数十石。回军在上游决水灌营，清军将冲来之水泄于下游，并用其水以供饮用，又随处掘井皆得水。回军多次进攻，“枪炮如雨”，兆惠原来是择水草处扎营，营依树林，敌兵鸟枪所射之铅子落于林叶中，清军伐树，每伐一木，“即坠落无数”，反得“铅丸万亿”以击来兵，又砍林木作薪，柴火不缺。［36］　　霍集占、布拉呢敦围困清营二十余日的时候，听说喀什噶尔所属英吉沙尔城被布噜特人抢掠，正紧张商议对策，忽然清军出营进攻，夺去回营二座，“劫杀看守人众过半”。两位和卓认为，必然是“将军与布噜特有约”，这样里外交兵，“即围守经年，谅难取胜，且力亦不支，莫如议和”。十一月十一日他俩遣一回人及俘获的清厄鲁特、察哈尔兵四人持书往清营，告称霍集占抗拒时，“布拉呢敦本不知情”，“今奉书请和，愿助口粮，并求亲信人同行入觐”。兆惠拘留来人，将从前颁发给布拉呢敦令其擒送霍集占的上谕，命“对阵回人捧去”。第二日回军再申前说，兆惠命人传谕，不允其请，宣布大兵即来问罪。双方重起战斗。［37］　　兆惠等人虽能保全大营，但“拒守日久，粮日乏，“仅瘦驼羸马亦将尽”，眼看即将绝食饿毙全军覆没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救兵从天而降。原来，乾隆帝于八月增派的四千名健锐营、索伦、察哈尔之兵，十月二十日已经过了辟展，一听黑水营被围之信后，帝命他们火速驰援。十月十三日，靖逆将军纳穆扎尔、参赞大臣三泰遇到爱隆阿所领之八百兵后，即带兵二百余星夜赶赴兆惠处，不料于当日夜间四更时候，遇回军三千余名，众寡不敌，战败阵亡，同行的侍卫、官员十人、兵一百五十余人死难，六十余人受伤。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于十月中得到兆惠调马三千匹的咨文后，奏称即往哈密，多为挑选，“亲身送至军营”，乾隆帝嘉其“所办甚合机宜”，授参赞大臣，命袭二等公，令速前往。、阿里衮领兵六百，解马二千匹、驼一千头兼程往援。定边右副将军富德闻黑水围急，日夜奔驰，十二月二十五日与舒赫德相合于巴尔楚克，领增派的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和北路兵共二三千人迅速前进，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行至呼尔□，遇回军五千余名马兵，转战四日四夜，虽杀敌甚多，但敌军人多，层层阻截。正月初九日富德等行至沁达尔，遭回军激烈攻击，“势阻不得进”，形势险恶，“又几殆”。这时阿里衮和爱隆阿赶到，领兵一千余名猛攻，富德乘机挥军掩杀，大败回兵。兆惠在黑水营察觉围营之兵在减少，又听到数十里外的枪炮声，知援兵已到，先遣人往富德处，随即全军冲出，二军里外夹击，击败敌军，“所向披靡，斩获无算”，两位将军会合，返回阿克苏。从二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被围，至二十四年正月十四日，长达三月之久的黑水营之困，终于以清军全师安全撤走而解围了。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　　［2］《清高宗实录》卷487，页12-14。　　［3］《清高宗实录》卷533，页18。　　［4］《清高宗实录》卷511，页3。　　［5］《清高宗实录》卷511，页23。　　［6］《清高宗实录》卷505，页9。　　［7］《清高宗实录》卷522，页15，16，17。　　［8］《清高宗实录》卷530，页19。　　［9］《清高宗实录》卷530，页25，26。　　［10］《清高宗实录》卷536，页30。　　［11］《清高宗实录》卷537，页32，33。　　［12］《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13］《清史稿》卷315，《阿敏道传》：《圣武记》卷4，《乾隆裁定回疆记》。　　［14］《清高宗实录》卷539，页3；卷543，页42；《清高宗实录》卷547，页11。　　［15］《清高宗实录》卷548，页4。　　［16］《清高宗实录》卷555，页23、24、25。　　［17］《清高宗实录》卷553，页19、20；卷555，页27。　　［18］《清高宗实录》卷527，页13；卷529、页23。　　［19］《啸亭杂录》卷1，《西域用兵始末》，《清史稿》卷314，《雅尔哈善传》。　　［20］《清高宗实录》卷564，页3-5；卷566，页10、11、14、21；卷567，页9-33、15-17；卷568，页11-14；《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清史稿》卷314，《雅尔哈善传》，卷316，《爱隆阿传》。　　［21］《清高宗实录》卷539，页3、4、18。　　［22］《清高宗实录》卷540，页29，卷541，页13。　　［23］《清高宗实录》卷551，页19、20，卷552，页20。　　［24］《清高宗实录》卷553，页15-18。　　［25］《清高宗实录》卷567，页16、17。　　［26］《清高宗实录》卷571，页15。　　［27］《清高宗实录》卷570，页1。　　［28］《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　　［29］《清高宗实录》卷571，页15、17、25、26。　　［30］《清高宗实录》卷569，页8、9；卷571，页19；卷574，页4。　　［31］《清高宗实录》卷574，页12、29；卷575，页1、2、3、15、36。　　［32］《清高宗实录》卷574，页29。　　［33］《清高宗实录》卷575，页19、20、21。　　［34］《清商宗实录》卷575，页21、22、23。　　［35］《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5、26。　　［36］《清高宗实录》卷574，页28；卷577，页35；卷582，页17；《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本末》。　　［37］《清高宗实录》卷577，页34、36。纠错再征　马到功成第二节　纠错再征　马到功成一、牢记前鉴　重兵征剿　　定边将军兆惠等人的被困于黑水营，对清政府的统一回部，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威风凛凛的大将军，竟被“回人”围得水泄不通，几乎全军覆没，这对图创伟业的乾隆帝来说，是一切齿大辱。在这关系到帝君尊严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乾隆帝表现得十分明智和非常果断。一方面他痛定思痛，认真分析战局，找出失败的主要原因——轻敌冒进，引咎自责，不诿过于将帅；另一方面，他排除庸臣因循保守、唾面自干的苟且之议，坚持一定要统一回部的正确立场，作了极大的努力。按时间顺序排列，他做了以下五件事。首先是改变轻视回军急于求成的想法。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即刚刚知晓兆惠被围之后的第二天，他谕告军机大臣：“看来办理回部，必须整齐兵力，于来年回人收获时再行进剿”，命将“铸成炮位及办造之物料、工人”，以及所有骆驼米面，速解前方，“多多益善”。［1］过了七天，十一月二十二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兆惠得到派去的四千健锐营、索伦、察哈尔兵的接济，如一时不能剿灭霍集占，则回到阿克苏，计其身边的四千兵，健锐营等四千兵，新遣的西安满兵二千，以及厄鲁特达什达瓦兵一千和绿旗兵四五千，共一万五六千名兵士，于明春齐集进剿。这样一来，在得知黑水营被围后的十天内，乾隆帝就果断地对先前轻敌冒进的错误决策作了自我否定，转而采取认真对待、谨慎从事、大军征剿的正确方针，从而对扭转战局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其次，重赏有功官员兵丁。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乾隆帝听到军营奏报黑水围解两军会合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封赏有功人员，特封“迅速应援，屡败贼众”，“厥功懋著”的定边右副将军富德为一等伯，侍郎、一等公明瑞，副都统由屯、温布、鄂博什，总管端济布，护军统领努三，皆交部议叙，给与世职，二等侍卫瑚什等五人授为头等侍卫，三等侍卫福龄安等十八人授二等侍卫，侍读学士温福补授内阁学士。提督豆斌伤重身故，照旗员一品大臣例交部议叙，给与世职。游击衔荣保擢总兵。［2］这对慰抚将官，激励三军斗志，起了很大作用。　　再次，驳斥阻碍用兵的浮论，晓示中外，坚持进征。也就是在这一天，针对“选懦无知之徒”主张“罢兵息事”的“首鼠两端之浮论”，乾隆帝特下坚持用兵平乱的谕旨，谕告中外说：　　“……已传谕将军等，令于附近有城之处，酌量驻营，俟马匹调齐，乘春和膘力壮健，以需继进。特恐选懦无知之徒，闻尔时援师克捷解围，势同破竹，辄谓可以罢兵息事，则大不然。毋论逆酋前此辜恩反噬，害我王臣，难追天诛，即去冬官兵渡河进剿，辄敢悍然杭拒，稔恶更深。今虽全师整暇如故，而元凶罪大恶极，凡我大清国臣民，当无不人人切齿，使以一战得志，妄语洗甲韬戈，不但军纪国威难于中止，且于政体亦甚有关系。佳兵之戒，朕所深凛，而天讨有罪，自古无可逭之王章。且当我国家全盛时，兵力现俱充裕，又何不可执言声罪之理。……计其成功，迟亦不出夏秋间耳。若徇首鼠两端之浮论，姑息了事，朕实耻之，断断不可为也。可将此通谕中外知之。”［3］　　过了两个多月，四月二十五日，在大军即将出发征回之前，乾隆帝又以阅读《圣祖实录》所载，康熙帝训斥臣僚惟图保身，贻误国事，反对平三藩、征准之例，下谕说：　　“盖彼时臣工内，即有囿于己私惟图安逸之习气，故皇祖神谟独断，毅然办理，是以每遇用兵，罔不克捷。朕御极以来，曾屡降谕旨，力除此习，即如数年来，办理军务，大臣中不愿者居多，亦因朕指示督催，始能剿杀敌众，所向无前，阅时未久，即平定准噶尔。……著传谕八旗大臣官员等，嗣后各除便己求安之私意，惟知训练兵丁，务使技艺娴熟，不失满洲旧习，庶兵丁皆成劲旅，而风俗日以还淳，于国家之事大有裨益矣。”［4］　　乾隆帝连降谕旨，斥责畏难俱战的庸碌之臣，坚主用兵，在思想上扫除了危害进军的障碍，为使三军奋勇前进，创造了良好条件。　　又次，作好长期大举征剿的充分准备。乾隆帝谕令有关部门和官员，迅速调遣士卒，赶运粮草器械，筹拨军需银两。除了兆惠、富德所领八千余名满、蒙兵丁以外，增派绿旗兵一万，使军营有兵近两万名。二月初二日甘肃巡抚明德奏称，已办好运往军前之马二万三千余匹、牛四千余头、羊五万余只。不久，陕甘总督吴达善等又购买羊二十六万余只，可供大军二万名兵士七个月的食用。他拨国库存银供应军需，两淮盐商又捐银一百万两，长芦山东盐商捐银三十万两，以供“军需屯务”之用。有关部、省遵照帝旨，赶运大量枪支弹药刀枪箭矢。五月二十日乾隆帝根据前方送来“霍集占于叶尔羌附近耕种”的消息，又谕军机大臣：据此，霍集占等人“尚无远遁之意”，因为他们认为，我兵前去，“不过攻围数月，未能持久，俟撤兵便可无事”，著即传谕兆惠等于进兵之时，“加意备办攻城器具”，现在陕甘总督吴达善正在肃州造送攩牌，又铸造大炮，制作云梯等器械，“足以突阵冲坚”。运送前线的十一门大神威炮，“实为攻城利器”，锋镝甚锐。［5］　　复次，乾隆帝谕令兆惠、富德收复和阗诸城。当正月十四日兆惠与富德会合解围时，乾隆帝就一再下谕，责令他们前往和阗，支援当地被围的清兵和鄂对伯克等人。和阗，乃汉朝时的于闻国，为新疆的西北地区，南接西藏，东界青海。和阗地区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一千余里。此时，和阗有六回城，维吾尔族有一万八千六百余户七万二千余人，“米粮甚多”，距叶尔羌很近，可以作为进攻霍集占的重要基地。兆惠于二十三年九月遣侍卫齐凌扎布与鄂对伯克往抚，和阗及其所属哈喇哈什、玉陇哈什、塔克、齐尔拉、克勒底雅等五城伯克阿什默特、阿布都哈里克等归顺，将六城大小伯克职名、户口、粮食、牲畜数目开单呈报，乾隆帝闻讯，下谕奖其“诚敬可嘉”，赏给二人三品职衔，戴孔雀翎，赐各伯克大荷包各一个。霍集占在围困兆惠的同时，曾遣少数士卒往取和阗，被齐凌扎布、鄂对率众伯克击退。解围后，霍集占派兵六百进攻，破克勒底雅城，额里齐、哈喇哈什二城兵少力弱，抵挡不住，十分危急。兆惠也许由于长期被困，人马皆乏，出围之后，亟需休整，因而与富德领军返回阿克苏，实际上，从叶尔羌到和阗，比到阿克苏将近近一半，其所以不去和阗，恐与其不愿立即再战有关。　　乾隆帝对兆惠、富德此举，甚为不满，虽念其久被围困，未予惩处，但多次下谕指责其非。就在二十四年二月十八日大封富德等人的同一天，他谕军机大臣：和阗离叶尔羌颇近，霍集占攻和阗，齐凌扎布请兵往援，“看来和阗之得失，惟视我与贼到彼之先后，倘为贼所据，则我侍卫、官兵及伯克鄂对等，岂不可惜。且各城伯克所积资粮，皆为贼用，再行攻取，更属烦费”，将军、大臣应当会议发兵应援。立谕参赞大臣巴禄领兵数百前往驻扎。［6］过了九夭，二月二十七日兆惠、富德等将军、大臣的奏折送到了京师，兆惠等人说：应援和阗，自不可缓，但现在马力疲乏，先派瑚尔起等将领兵数百前往，沿途侦察，若和阗己失，则收兵等候，待机再进。乾隆帝看过此奏后，十分恼怒，谕责兆惠待人救出即行撤回是“不知愧奋”，不援和阗将为“霍集斯伯克所笑”，遣瑚尔起前往是“塞责而已”，愤怒宣布，“每念及此，殊增愤懑”，令领队大臣们据实奏报将军、参赞大臣在此事上各自的意见。又责令统率另一支军队的参赞大臣巴禄“明白回奏”为什么不去支援和阗。紧接着，乾隆帝连续下谕，斥责兆惠等人未即前援和阗之错，责令他们迅速带兵往援。兆惠、富德遵照帝旨，调遣军队，由富德亲自带领前去，途中闻已失二城，火速进军，击败回兵，收复了二城。［7］和阗六城归清所有，与阿克苏、乌什的清军联成一片，从北面、东面和东南面包围了大小和卓占据的叶尔羌和喀什噶尔，对即将发起的围歼霍集占弟兄的大战，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另一件大事，是重用回城伯克参与征抚，但又防其揽权生变。　　乾隆帝从一开始用兵便采取了重用回部和卓、伯克的政策。因吐鲁番额敏和卓及哈密玉素布在平准战争中忠于朝廷立下功勋，故乾隆帝在征讨霍集占的过程中，对他们寄以重任，一再晋爵。二十二年五月霍集占起兵后，贝子额敏和卓于八月奏请于明年四月进兵，愿领所部，“从军自效”，帝奖其“奋勉可嘉”，命派兵一百名，“在前锋行走”，授其为领队大臣。二十三年正月哈密贝子玉素布呈请带回兵百名，“随营效力”，帝以其系“回部望族”，“情愿带兵效力”，“深可嘉奖”，允其所请，厚赐钱粮。同月在任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时，他授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玉素布为领队大臣，不久晋额敏和卓为贝勒，仍以参赞大臣职衔，“同将军等办理军务”，并因伊犁屯田驻兵，“关系甚重”，命额敏和卓于平回后驻伊犁，“同将军大臣等管束屯田兵丁”，俟一切就绪后再返回吐鲁番。［8］　　额敏和卓与玉素布虽然都是“回部望族”，皆拥护清朝中央政府，十分可靠，但他俩毕竟不是天山南路回城的伯克，影响终归有限，因此乾隆帝积极吸收南疆有影响的伯克参加统一回部的工作，主要是着重使用和招抚鄂对、霍集斯等人。鄂对是库车伯克，乾隆二十年清军入准时，偕乌什伯克色提巴勒氏、噶岱默特等人来归。二十三年正月，帝命北路军营将鄂对等伯克送至额敏和卓处，“令其招降旧部”，不久，帝以三人“俱系回人头目，恳请效力军前，甚属可嘉”，授鄂对为散秩大臣，赏色提巴勒氏、噶岱默特三品顶带，俱戴孔雀翎，并谕告三人，“若能招降各城回人”，即照旧令其管辖所属，仍加恩封赏。后因鄂对等效劳立功，封晋爵职；鄂对先晋内大臣，赐公品级，随又封固山贝子，晋贝勒品级。色提巴勒氏晋至辅国公，赐贝子品级，世袭罔替；噶岱默特赐公品级。［9］　　乾隆帝吸取了厄鲁特四部“双亲王”阿睦尔撒纳、绰罗斯汗噶勒藏多尔济、辉特汗巴雅尔等人降后争权复叛的深刻教训，在招抚和使用各回城伯克来归时，非常警惕，尽力防止他们包揽大权称霸割据，特别反对一人总管回部的任何活动与打算。这在对霍集斯的安排上，表现得十分清楚。霍集斯原系吐鲁番阿奇木伯克，后率子侄分居乌什、阿克苏等四城，部民众多，势力强大，在回部各城里名望甚高影响很大。霍集斯于乾隆二十年六月遵照当时担任清定边左副将军的阿睦尔撒纳的檄文，将达瓦齐擒获送献清军，立下了大功，本应受到朝廷重奖，但是，阿睦尔撤纳随即反叛，定北将军班第于七月向帝奏报，霍集斯在送俘之时，曾“阴求阿睦尔撒纳，俟招降叶尔羌、喀什噶尔后，令其总统各部，心殊叵测”，因此封赏之事暂时搁置下来。霍集占起兵后，乾隆帝又想起霍集斯来，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和前方将军、大臣遣使往招。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谕令靖逆将军雅尔哈善派人访问霍集斯下落，劝其来归，必将“施恩赏赉”，使其“永受恩泽”。三月初五日，将军雅尔哈善与参赞大臣议定后，奏请于吐鲁番霍集斯的旧日属下，选几人前往乌什四城，招抚霍集斯，帝允其请，嘉其如此办事“颇合机宜”。［10］九月二十六日定边将军兆惠的奏疏送到北京，疏中说道：霍集斯于和阗率众“归诚”，并“面陈追擒霍集占之策”，又请让其诸子分居各城。乾隆帝一方面对其来归予以嘉奖，言其“有擒献达瓦齐之功，今又归诚画策，深为嘉悦”，封为公爵，赏戴双眼孔雀翎、宝石帽顶，天马褂、荷包、鼻眼壶，“用示优眷”，命兆惠立即“传旨抚慰”；但另一方面，又对其抱有很大的戒心，谕示兆惠说：“霍集斯有伊子分居各城之语，似非长策，兆惠宜留心体察”，令其诸子同居一城，如“伊微觉含怨，即令其入觐”。［11］乾隆帝如此对待霍集斯，原因不难理解，这位大伯克，人多势大，颇有智谋，号召力强，除去大、小和卓，任何伯克也无力超越于他之上，故他敢于向清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的要求让其“总统各部”，此人能为清用，必对平定回部起到很大作用，但如其抱有野心，恐又会成为第二个阿睦尔撒纳。因此，乾隆帝明智地、警惕地对待这位伯克，既施予恩宠，晋封崇爵，授予协助将军用兵之权，又内怀戒心，时刻防备，严令将军暗中监视，观其动静，限制其势力的扩张，并在必要时将其除掉。　　二十四年五月初三日，乾隆帝看过兆惠呈报霍集斯言乌什一路行走艰难不宜由此进军的奏疏后，谕军机大臣：“朕详察霍集斯情形，似以擒获霍集占等后，回酋无出其右者，意在总统回部，曾密谕兆惠等留心防范”。但霍集斯虽不可信，从前曾擒献达瓦齐，此次归顺，又随将军在叶尔羌效力，若骤行究治，“回人未免惊疑”。著再密谕兆惠等人：霍集斯此时“如情形叵测，不得姑息从事”，若其仅系“恃功率意”，即暂行包容，平乱后令其来京，“照达瓦齐之例安置”。“兆惠等宜加意慎密，以合机宜”。［12］既用其力，戡平回部，从优封赏，又不许其僭越独主回部，以杜绝乱事，这就是乾隆帝对霍集斯以及鄂对等来归的回城伯克的基本方针。六月，以和阗系霍集斯旧属，授其为管和阗六城的阿奇木伯克。八月，以其在征战中“奋勉自效”，兄弟子侄多为霍集占杀戮，晋为贝勒，后大功告成，晋霍集斯为郡王，令其率领子侄入居京师。乾隆帝的这些措施，既鼓励、促使霍集斯、鄂对等回城伯克纷纷来归，率部从征，为加速平定回部，起了较大的作用，又防止了再生大变。　　在乾隆帝亲自调度和严厉督促下，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皆已完毕，到二十四年五月，大军二万，马三万匹、驼一万头皆集于阿克苏，又以布向维吾尔族易换大量粟米，省运费三十余万两。万事俱备，定边将军兆惠、副将军富德遵循帝旨，定于六月出发，开始了第二次征讨霍集占弟兄的战争。二、清军获胜　霍集占败死巴达克山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军从和阗出发，和阗六城伯克带“回兵”六百五十名从军效力，进攻小和卓霍集占所据叶尔羌城，十一日定边将军兆惠统兵由乌什出发，往取大和卓布拉呢敦驻扎的喀什噶尔城。两路大军共一万余人。喀什噶尔地居西北，距肃州嘉峪关六千余里，东界乌什、阿克苏，西界安集延、布噜特，南接叶尔羌，总计大小十城和七村庄，有人一万六千余户数十万口，叶尔羌所属二十七城村，三万户，十万余口。喀什噶尔与叶尔羌是“回部著名之地”，在回疆各城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大小和卓及其先祖长期驻扎的根本基地。霍集占凭藉其教主的有利条件，将两大城及其所属城、村的数十万人动员起来，再加上其他城庄投来的“回户”，据城坚守，清军远道而来，以少击多，以劳对逸，是不大容易破敌取城的。上一年几千人的库车城，尚能坚守三月之久，叶尔羌、喀什噶尔自然更难攻克。因此，清军做好了打硬仗、打大仗、打长期攻坚仗的准备，乾隆帝还专门谕示亲外侄侍郎、参赞大臣、一等公明瑞“临阵须当慎重”，深怕重蹈轻敌冒进遇险的覆辄。［13］所以，两位将军行军之时，十分谨慎，按序而行，不敢轻装冒进。富德还“沿途息养马力”，待收到兆惠进兵信息后，才“相机办理”。兆惠又以西安满兵二千名“不习劳苦”，随军前行，无益有害，拖累他人，将其留下，分发台站和防守阿克苏、乌什等处，以保证军队的战斗力。　　乌什与喀什噶尔连界，距离不太远，若策马奔驰，不过六七日即可到达，而兆惠从六月十一日离开乌什后，走了二十来天，闰六月初三日才到达伊克斯哈喇。这时，前队参赞大臣明瑞送来六名骑马的回人，称系喀什噶尔众伯克遣来投降的使者，奉上降顺之书。其书说：　　“喀什噶尔大小人等谨呈阿克苏等处驻扎将军大人、伯克霍集斯：今布拉呢敦将喀什噶尔男妇驱逐出城至哈喇克尔，我等仰慕大皇帝仁化，复回城中看守。布拉呢敦同其亲信人等至提斯衮暂住，我等马匹牲只皆为所掠，无力追夺，且河水难渡，恳大兵速来救援，庶布拉呢敦不致远厄，布噜特不来抢掠。”［14］　　兆惠怀疑其系伪饰降人，狡词谎骗，诱引清军“轻装前进”，以设伏围袭，便再三盘问。来使阿珲和济默尔伯克和沙勒等人详细回答说：“布拉呢敦去年在叶尔羌打仗时身中枪矢，曾遣人与霍集占商议投降，小和卓不允，遂分途通使巴达克山、霍罕额尔德尼等处，巴达克山已有回信。听说霍集占于四月内即将家口行装移住叶尔羌迤西羌呼靳之赫色勒塔克，若大兵复来，则逃往巴达克山。布拉呢敦早就索取粮马等物，于六月初十日以前陆续运至塔勒巴楚克河，仅与亲信在城居住。六月十五日布噜特百余人来掠，布拉呢敦遣兵往拒，失败，自此，“每日作为出兵之状”向喀什噶尔各伯克及城民“凑集货装”，二十七日“突将我等兵器夺去”，将男妇带至提斯衮，夺其衣服而去。本城所属的汗额哩吉衣城、雅普尔古城、乌什哈喇城和牌租阿巴特城，皆各自保守，“不肯从贼”。本城的阿奇木伯克墨墨氏敏、伯克阿布都尔番俱被布拉呢敦带走，城内街市俱焚，城门亦毁，伯克托喀等正在修理。［15］　　在此之前，六月十八日、十九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询问了刚从叶尔羌逃来降顺的郭尔拜默特等回人，他们回答说：“闻大兵到和阗之信，叶尔羌人等惊动”，“霍集占将家口辎重移往哈子勒塔克”。［16］　　两处降人的报告，完全出乎兆惠、富德等将军、大臣意料之外，为什么号称骁勇多智桀傲难驯的小和卓霍集占竟不战而走弃城他奔？这可是两位和卓的“老巢”，他俩怎能如此轻易地抛弃了世代相传的祖业？实实令人费解。其实，说难解也并不难，霍集占并非甘心情愿地离此他往，而完全是迫于形势不得已出走。　　当霍集占弟兄自伊犁返回时，以其家世为教主，回疆数十万回户对他俩热烈欢迎，争相拥戴。因此霍集占一发难，大多数回城、回庄的伯克、和卓、阿浑及居民都起而响应，很快他就威行大半个回疆，自称巴图尔汗。然而，由于霍集占的倒行逆施，局面迅速急转直下。霍集占不相信叶尔羌等城的土著人民，仅仅依靠先前随他俩垦种伊犁后又一道返归的几千户维吾尔族及新投的厄鲁特士卒，厚待这些亲兵，而对回疆数十万“回户”则“厚敛淫刑”，“虐用其民”，使广大“回人”从原来“念其先世，推戴恐后”，转变为离心离德纷欲叛逃。［17］自身的基地动荡不稳，已经使霍集占坐卧不安，而二十三年六月的库车之战和十月开始的黑水营之战，更使他感到清军之可畏。尽管由于庸帅雅尔哈善的指挥失妥，影响了官兵的锐气，但领队大臣、副都统爱隆阿却率部以少击众，大败霍集占应援库车的八千“最精巴拉乌枪”兵，打得他落花流水，率残兵八百逃入城内。尤其是黑水营之战，兆惠仅带四百余骑冲过木桥，就敢于与霍集占、布拉呢敦一万余士卒拼死厮杀，后又以三千疲兵伤卒牢守大营，坚拒二万余兵回军于营外，“掘井得水，掘窖得粟，三月不困”，使围营的回军大惊，“骇为神”。既然区区三千之军都无法应付，又怎能抵挡号称数万的雄师？何况，在乾隆帝正确指挥下，三军勇往直前，军威远扬，大部分回城已降顺于清，喀什噶尔、叶尔羌处于三面包围之中。内外交困，局势险恶，大、小和卓只好率领二万人口，在清军进攻之前，逃往巴达克山，企图暂避一时，待清军粮尽撤兵时，伺机返回，重据旧地。　　兆惠、富德虽然不知道二和卓的详细情形，但根据降使和逃人提供的消息，均分别作出了前往受降和征抚的结论。兆惠向帝呈报了喀什噶尔众伯克遣来使人求降之事后，奏称：　　“臣等议先攻喀什噶尔，原欲断其逃窜，今约计趱送和阗马，闰六月初十间可到，阿里衮、巴禄之兵亦可抵巴尔楚克，叶尔羌、喀什噶尔既差人分途迎降，想富德等自必闻知，速往追袭。现在来投人等，虽无可疑，而受降如受敌，自应倍加谨慎，不必轻骑先进，即领现在马兵三千名，前往安抚。一面侦贼踪迹，若果赴巴达克山，即直入其境，宣示军威，晓以利害，相机索取擒拿。”［18］　　兆惠想必记取了前两次轻兵前进遭敌围困的沉重教训，这次采取了“受降如受敌”须“倍加谨慎”的态度，不轻骑前进，而率马兵三千开往喀什噶尔受降和安抚，准备应付突然事变。富德却与兆惠不同，处事简单得多，他仅仅得知“脱出回人”的供述，就立即向帝奏称，于闰六月初旬，即领现在马兵一千二百余名和绿旗步兵一千二百余名，“空赶马匹，径行戈壁”，向固璠萨纳珠前进，与兆惠约期会剿，无马之兵八百余名，待参赞大臣阿桂送马到达时，与其所带牧马之兵七百余名一道随后赶来。［19］　　兆惠与富德的上述奏折，于二十四年闰六月二十六日同时送到乾隆帝面前，他立即下谕说：令兆惠留阿里衮驻于喀什噶尔，其本人前往抚定叶尔羌，富德、额敏和卓、明瑞迅速领兵侦察霍集占逃窜之路，“穷追务获”。此兵丁必须挑选两路军队的“健锐者”，每名兵士给马三匹，并多备口粮。如天气寒怜，难以前进，即暂于叶尔羌过冬，明年再办理，“总以务获逆贼兄弟，始可告成功。若仅取二城，则事仍未竣”。霍集斯与鄂对，俱熟悉回部情形，追擒霍集占时，须令其中一人随同前去。将来两军会合时，“毋论贼为谁获，皆同功一体，务宜和衷集事，不可稍分彼此。”［20］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大体上确定了下一阶段进军的基本方针和策略，一为进军目标，一定要擒获大、小和卓，不达此目的，决不罢休，今年办不到，明年继续用兵，不能以收降喀什噶尔、叶尔羌便潦草结束，收兵还朝。二为用兵方法，立即于两路军队中挑选精兵，多带战马，备足口粮，以便迅速前进，抓住霍集占弟兄，并让霍集斯或鄂对随军行走。三为将帅分工，令兆惠留驻叶尔羌，安抚二城及所属小城村庄，命勇将富德偕额敏和卓与明瑞率军追剿。四为告诫诸将要和衷共济，不许分彼此互相推托，擒获和卓，两军皆有功。这些安排是相当妥善的，正确地吸取了一征金川、两平准部的经验教训。讷亲与张广泗各怀私意，将帅不和，贻误了军机。阿睦尔撒纳久未捕获，很多厄鲁特台吉、宰桑因而受其影响降后复叛。所以乾隆帝特别强调一定要击毙或擒获霍集占，一定要同心协力不分彼此，一定要遣派回部大伯克随军征抚。后来的事实证明，乾隆帝的这些要求，对迅速获胜起了很大作用。　　七月初一日，兆惠的奏折到京，呈报军情说：从听到喀什噶尔来投之人报告的消息以后，即领兵前进，先遣额敏和卓之子茂萨等驰往安抚城堡，查明地亩。喀什噶尔所属牌租阿巴特城伯克呢雅斯遣人来报：六月间，霍集占派人告诉布拉呢敦，将叶尔羌、喀什噶尔城堡焚毁，令回人迁往巴达克山，“我即闭城据守”。同日到达的参赞大臣阿里衮的奏折说：据俘获的回人廋默特供称：霍集占弟兄商议，“欲从巴迭克山路往痕都斯坦。”［21］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再次强调必擒二和卓，指示臣下说：“二城即定，而逆贼兄弟未擒，难云竣事。兆惠、富德自应穷追务获”。［22］第二日，他谕告军机大臣，进一步具体指出擒捉霍集占的办法。主要是三条，一是“迫袭最为紧要”，要紧急追袭。霍集占携带上万人口，夹杂有妇女儿童，行走不便，我军“马力有余”，容易追上。如果派兵堵截，迂回拦堵，要绕很多道路，将“徒疲马力”。二是“恩威井用”。逃人人多杂乱，“易生变乱”，我军前进时，遣人招抚，或施用离间，逃人“必自溃散”，“或有擒献者”。三是谕令巴达克山献送。巴达克山是一小部落，“断不能收养如许逋逃”，也不肯“自招罪累”。最后，他督促兆惠、富德“悉心奋勉，以奏肤功”。［23］　　兆惠、富德、阿里衮、明瑞等遵照帝旨，迅速前进，受到维吾尔族人员热烈欢迎，“经过村庄”，“沿途回人扶老携幼，道左跪迎”，“献牛酒果饵，情词恭顺”。闰六月十四日，兆惠率马兵三千名进入喀什噶尔，十八日富德领马步兵二千余名至叶尔羌，“各回人皆具鼓吹进羊酒迎以入”。两位将军“入城抚慰回众，令各安生业”，然后兆惠留驻叶尔羌，富德，明瑞等领兵追剿。［24］　　明瑞于六月下旬率兵九百名追至霍斯库鲁克岭，霍集占军六千余人“负隅固守”，清军不顾敌众己寡，“整阵奋勇鏖战”，长达三个时辰。回军大败，越岭撤退，死五百余人，“受伤遁走者无算”。随即富德与明瑞、阿里衮三队官兵会合，拣选四千人往追，七月初七日赶到阿尔楚山，霍集占将辎重妇女藏于安全地方，以精锐六千埋伏于谷口，而以疲弱兵士前来引诱清军。乾隆帝早就谕示明瑞“临阵须当慎重”，因此，清军“严阵为备”，富德以火器、健锐营居中，明瑞、阿桂（工部侍郎、副都统）为左翼，阿里衮、巴禄为右翼，别派奇兵、援兵各二队，“且以兵殿，如墙而进”。奇兵先夺取回军所据的左右两山，从上往下俯冲，回军“阵动”。清军三面进攻，再次以少胜多，追击二十余里，斩敌一千余人，获炮纛器械牲口无算。”［25］　　富德领兵乘势追剿，七月初十日行至叶什勒库勒诺尔，此系巴达克山界，山足有路，仅能容一骑通行，过一大岭，名叫和什珠克岭，两涯皆山。大和卓将家属安排在河西岭，战局不利即撤走。小和卓领兵万余据北山及迤东诸峰，准备决一死战。富德尾随回军，乘其未进入其他部落，先行分路堵截。富德先令阿里衮等由南岸趋西岭，自击东峰回兵，仰攻逾时未克，便选铳手数十名，缘山北岭往下俯击，阿里衮军亦从南岸山上以火器遥击山北回兵。山麓狭窄，回兵辎重家口拥挤堵塞，去路又被清军截断，无法逃走，人心惶惶。富德等将一面督军猛攻，一面命霍集斯、鄂对树回纛大呼招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霍集占竭力拦阻，严禁部下投降，甚至手刃降者，仍无法阻止，“而降者益多”。清军共收获降人一万二千余名、军器二千余件，驼骡牛羊一万余只（匹、头），两和卓只好携带家眷和旧部四五百人匆忙逃往巴达克山。富德令阿里衮带兵追赶，自己随后策应，未能追上，遂遣使晓谕巴达克山部落献送大、小和卓。［26］　　乾隆帝得悉捷音后，既予以嘉奖，自将军到领队大臣，均交部从优议叙，侍卫、宫兵及阵亡受伤人员，俱送部议叙议恤，又责备富德未立急拣选精兵数百骑快马，穷追深入，致使二和卓逃入巴达克山。他严令富德行文晓谕巴达克山部落缚送二和卓，如若不献，即遣兵索取，一定要“剿绝根株”，天如寒冷，来年再行进征，并谕告军机大臣和有关臣僚，备办军需诸物及马匹，以供支用。不久，富德奏报：巴达山部部长素勒坦沙已遵将军之谕，击毙霍集占，生擒布拉呢敦，“但回部信奉经典，从无自擒族类转送与人之例”，如果将其擒献天朝，恐其他部落“必来滋事”，请求免送。乾隆帝不从其请，命兆惠、富德“克期勒兵向索”，如若该部违命，来年大举征剿，并于九月三十日、十月初十日两次敕谕巴达克山汗素勒坦沙，嘉其擒拿大、小和卓，“慕化归诚”，“具见恭顺”，“深用嘉悦”，讲述送献与否的利害关系，劝其“将霍集占兄弟俘馘以献”，定当赐以殊恩，使其“永荷无疆之福”。［27］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富德的奏折至京，呈报巴达克山汪素勒坦沙送献“霍集占首级，全部纳款捷音”。［28］霍集占、布拉呢敦弟兄掀起的大乱，终于被乾隆帝派遣的清军削平了，广大回疆重新安定下来。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574，页31、32。　　［2］《清高宗实录》卷581，页5、6、7、8。　　［3］《清高宗实录》卷581，页12、13。　　［4］《清高宗实录》卷585，页10-14。　　［5］《清高宗实录》卷587，页13；卷601，页31。　　［6］《清高宗实录》卷581，页14。　　［7］《清高宗实录》卷581，页29、34；卷582，页11、12、13、20；卷583，页1、2、16。　　［8］《清高宗实录》卷544，页26、27；卷555，页10、27；卷560，页26。　　［9］《清高宗实录》卷555，页12；卷557，页28；卷506，页6；《清史稿》卷51，《藩部世表三》。　　［10］《清高宗实录》卷554，页7、8；卷556，页6，卷558，页6。　　［11］《清高宗实录》卷571，页11、18。　　［12］《清高宗实录》卷586，页8、9。　　［13］《清高宗实录》卷593，页12；卷595，页8；卷597，页35。　　［14］《清高宗实录》卷591，页14、15。　　［15］《清高宗实录》卷591，页14、15。　　［16］《清高宗实录》卷591，页18、19。　　［17］《清高宗实录》卷593，页12；卷595，页8；《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本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18］《清高宗实录》卷591，页17。　　［19］《清高宗实录》卷591，页19。　　［20］《清高宗实录》卷591，页20、21。　　［21］《清高宗实录》卷592，页1、2。　　［22］《清高宗实录》卷592，页2。　　［23］《清高宗实录》卷592，页3、4。　　［24］《清高宗实录》卷594，页1、2、22；《啸亨杂记》卷6，《平定回部本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25］《清高宗实录》卷594，页1、2、22；《啸亭杂记》卷6，《平定回部本末》；《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26］《清高宗实录》卷595，页7；《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27］《清高宗实录》卷594，页22，卷595，页9-11；卷596，页3、9、10、13；卷597，页34、39；卷598，页22。　　［28］《清高宗实录》卷599，页23。总结准、回之役　积极建设新疆第三节　总结准、回之役　积极建设新疆一、《御制开惑论》与《告成太学碑文》　　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呈报捷音的奏折送到京师后，乾隆帝十分高兴，立即下谕，宣示中外，封赏有功人员，定边将军、一等武毅谋勇公兆惠，加赏宗室公品级、鞍辔，授一子为三等侍卫；富德从一等成勇伯晋为一等靖远成勇侯，戴双眼孔雀翎，授一子为三等侍卫；参赞大臣一等公明瑞、阿里衮，赏戴双眼孔雀翎；参赞大臣舒赫德等官员，交部从优议叙；参战士卒赏给两月钱粮；叶尔羌等城兵丁赏一月钱粮。贝勒霍集斯伯克，抒其所见，尽心协助将军、大臣成功，加封为郡王品级，贝子鄂对伯克加封贝勒品级。　　第二天，十月二十四日，乾隆帝以西师成功始末，颁《御制开惑论》，晓示中外，十一月初五日，宣读《御制平定回部告成太学碑文》。这两道文书详细叙述了乾隆帝用兵准部、回部的原因、争议、效果及其基本过程，现将部分内容摘录于下：　　颁行《御制开惑论》之谕旨：“巴达克山素勒坦沙等归诚。逆贼霍集占授首，于办理回部因告成功，而乎定准噶尔全局亦于此大定。……而朕于颁师奏凯时，回念前事，转深祇惧，非仅为履满思谦之虚语也。准噶尔一部，久外生成，自我皇祖、皇考时，屡兴挞伐，未既厥绪。前杜尔伯特车凌、车凌乌巴什等方款关内附，在庸庸无识之徒，生际升乎日久，方皆狃于便安，谓可拒而不纳，殊不思堂堂天朝，抚驭方夏，……岂有俨然视如敌国，至不敢受其降人之理。……且上苍赐祚垂禧，予以经画边陲之事，俾朕继述我祖宗未竟之志事，而朕敢惑于浮议，不勉思敬以承之乎。今统计用兵，不越五载，内地初不知有征发之劳，而关门以西，万有余里，悉入版图，如左右哈萨克、东西布噜特，及回部各城，以次抚定，现在巴达克山诸部落，皆知献俘自效，捧檄前驱，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即朕始愿，亦不敢望其遂能至此也。此番遐方绥靖，我将军、参赞，以及一介执戈之士，无不得娴行阵，于国气人才，深有裨益，然非朕力为振作，信赏必罚，以淬励之，其谁不畏难苟安，而坐希无事之福乎。今即饮至告功，而日有万机，宵肝畴咨，又何能自释敬事之怀，有一日之可逸者，即前此军务方殷，运筹乙夜，曾不废令节燕响之文。……”［1］　　乾隆帝的这两道文书，是其对五年之中用兵准、回二部的基本总结，主要讲了六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勇于进取，坚主用兵。乾隆帝再次重申，对准、回二部必须征讨，原因有二。一是杜尔伯特三车凌来归和阿睦尔撒纳降顺，需予安排，身为堂堂天朝之“天下共主”的大皇帝，岂有畏惧准部小汗达瓦齐而拒受降人之理。二是准部之事乃皇祖、皇考“未竟之志事”，不办妥此事，无以告慰祖宗在天之灵，无法安定西北局面，消除危害社稷的隐息，也不能洗雪和通泊惨败的耻辱。　　其二，浮议屡起。从一开始考虑征准之日起，庸臣反对用兵的“浮议”就不断发生。一征准部，号称天朝人才济济的八旗满洲王公大臣，除大学士傅恒一人赞同帝意外，余“皆畏怯退缩”，反对用兵。阿睦尔撒纳反叛后，又有“无识之人”认为“此事原不当办”，既办复生变，“何如不办”，直到阿睦尔撒纳“已败死俄国时，异议仍起。甚至到了嘉庆以后，一些不谙掌故的官员，仍以乾隆帝开辟新疆岁增兵饷三百万两的错误说法，对此加以贬词。　　其三，因势利导。乾隆帝一征准部时，本来只想在擒获达瓦齐后，将厄鲁特的绰罗斯（即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辉特四部分设四汗，按喀尔喀四部之例，实行扎萨克制，不屯驻官兵，不派驻将军、大臣，不料，阿睦尔撒纳谋当总汗，兴兵叛乱，因而在二征准部时，改变了原来的设想，筑城驻兵，屯垦田地，设置将军、大臣，招民入居。对于天山南路的辽阔回疆，乾隆帝最初也仅是想沿袭其臣服于准汗的旧制，收贡赋，仍让伯克管辖回城，谁知大、小和卓拒帝拒抚，忘恩为乱，遂于平叛之后，加强对回疆的管辖，设官驻兵，辖治伯克。乾隆帝根据形势的变化采取新的方针、政策，对新疆的开发，起了重大作用。　　其四，亲理军务。兴兵以来，五年内乾隆帝日夜操劳，军务繁忙时，“运筹乙夜”，举凡用兵与否，征讨方针、政策与策略，将帅的任用，粮饷、马匹、器械的筹备和运输，等等，他都一一过问和决策。仅《清实录》所载关于用兵的上谕，就有几百道。　　《圣武记》总论清帝指挥征战时写道：“前代方略专持本兵，我朝悉禀庙算。羽檄交驰，立时批答，虽午夜必起披览，召见军机大臣，指示曲折，万里如禁闼。”［2］这段评述正可作为乾隆帝亲理军务的最好写照。　　其五，赏罚严明。五年之中，大批官将浮沉消长，虽然不能说乾隆帝的惩奖完全正确，无一差错，但他确实对此极为重视，敢于惩治劣帅庸弁，敢于擢用猛士勇将，基本上作到了赏必信罚必严。绿营兵高天喜，以军功陆续升为保宁堡守备，二十二年随参将迈斯汉往援副将军兆惠，风雪道梗，单骑往探，奋欲赴援，为迈斯汉所阻，帝知其情后，诏革迈斯汉职，以高代为参将，第二年升至西宁总兵，授领队大臣，年底战死黑水营。乾隆帝闻悉，赋诗悼惜，赞其为绿旗中第一人，图形于紫光阁，亲书赞同说：“爪牙之将，用不拘资，感予特达，授命何辞？百战百进，义弗旋踵，怒则血赤，是为血勇。呜乎！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听磐声，则思死封疆之臣。”［3］富德以一贯奋勇冲杀，十余年内，由护军升至定边右副将军，兼任都统、尚书、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封一等靖远成勇侯，图形紫光阁。兆惠因两次被困，坚守出围，征服回部，五年之内，由办理粮运的侍郎荣任定边将军，升为尚书、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封一等武毅谋勇公，加宗室公品级，图形紫光阁，后配享太庙，其子扎兰泰娶高宗第九女和硕和恪公主，授额驸，袭爵。对怯战畏敌、因循苟且、贻误军机之人，乾隆帝严加惩治。五年内，他先后逮问定西将军、一等公策楞、参赞大臣玉保、定西将军永常，将定边左副将军、尚书、领侍卫内大臣、二等公哈达哈与定西将军、尚书、协办大学士、二等公达尔当阿革职削爵，罚充披甲，诛死靖逆将军觉罗雅尔哈善，勒令参赞大臣、都统、二等公哈宁阿自尽。这对严明军纪，激励将帅和三军官兵，增强军队战斗力，克敌取胜，起了重大的作用。　　其六，建树殊勋。乾隆帝非常高兴而且十分得意地说，用兵准、回获得了极大的胜利，建立了丰功殊勋。他在《开惑论》中写道：“两大部落，不为不强，周二万余里，不为不广，五年成功，不为不速。”他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辛苦五年，实现了父祖未竟的志愿，安定了西北局面，消除了产生大的变乱的基础，扩大了版图，节省了巨量军费，实为全胜，实为殊勋。二、设官建置驻兵屯田　新疆迅速发展　　乾隆皇帝上述关于用兵准、回之成效的评论，大体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清政府统一了天山南北广大区域，为开发大西北、促进统一的多民族祖国的发展，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坚实基础。但是，事情并没有完，这一伟大事业刚刚开始，不能半途而废，因此，紧接着，乾隆帝又作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花费了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采取了许多措施，为建设、巩固大西北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他早在战争进行中，就确定了对待准、回地区的基本方针。二十二年四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准噶尔喇嘛断不可信，从前尚曾降旨欲设立库伦，振兴黄教，“今准噶尔等作孽深重，福泽已尽”，未曾助乱的喇嘛可以留下性命，但“断不可仍前库伦、锡哷、堪布等名号”，也不保留鄂拓克（原系汗之部属）和宰桑名号，选择年老不生事端之人，补放总管，管辖准部人员。［4］过了一个月，五月十六日，他又降谕说：前命将军等进剿（厄鲁特四部）各鄂拓克时，将老幼人等安抚，择其可信之人，授为总管、副总管，“不得照从前留各鄂拓克旧名，仍授为宰桑、牧楞额等名目”。［5］这时他已决定完全取消厄鲁特四部旧的政治制度，要实行由帝任官管辖其部人员的新制。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因领队大臣阿里衮奏称于布叶搜获库尔勒城伯克托克托的属人巴雅尔，他下谕给靖逆将军雅尔哈善说：如果库尔勒城归顺，即“仍令伯克托克托管辖”，“其他招服回人头目，亦可照此办理”。［6］同年九月十五日他又下谕说：伊犁要驻兵，回部则不驻兵，但“拣选头目，统辖城堡，总归伊犁军营节制”。［7］此后，由于形势的变化，具体作法有所改动，但基本方针没有变，那就是要将准、回地区纳入清朝的版图，直接隶属于清政府管辖，最终变成为大清国的一省。　　对于乾隆帝统一和建设西北地区的宏伟事业，不少大臣很不理解，乱发异议。他们认为西域二万余里，“沙漠辽远，牲畜凋耗，难驻守”。大学士史贻直早在二十二年十月就提出捐弃伊犁的主张。大学士陈世倌特上专折，以“粮饷、马力、将帅”三个难题，反对继续用兵。乾隆帝予以一一驳斥，坚决排除浅见庸议的干扰，选任了几位能臣，来贯彻执行他建设西北的方针，主要是阿桂、舒赫德、明瑞和伊勒图。　　舒赫德从乾隆十八年就到西北处理准部问题，二十三年起，以参赞大臣、尚书、都统的头衔驻阿克苏，连续好几年，先后奏定回城赋税台站，设伯克，阿克苏铸腾格，阿克苏、库车、哈喇沙尔、乌什、和阗置文武官员，政绩卓著。阿桂于二十年以内阁学士身份赴北路乌里雅苏台督台站起，到三十三年止，除短期调离外，基本上在准、回地区任参赞大臣、伊犁将军等职。他针对创事初期某些大臣畏难主退的异议，奏称“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建议广开屯田，建置城邑，设台站，移各省有工艺技术之人入新域，均被朝廷采纳，一一施行，使新城、新村、兵营依次建立，人口上升，田地增多，“一如内地，数千里行旅晏然”。明瑞在用兵中屡立军功，二十七年任第一位伊犁将军，直到三十三年。伊勒图很早就以副都统职衔驻乌鲁木齐，不久移驻阿克苏，三十三年任伊犁将军，三十六年，降参赞大臣驻乌什，三十八年复任将军直到五十年去世。伊勒图驻边二十余年，“诸所经画，缜密垂久远”，对屯田、筑城、铸钱、采煤、炼铁等，作了很多工作，贡献很大。［8］　　乾隆帝依靠这些能臣，大力进行建设西北的宏伟事业，主要作了以下四个方面之事。其一，设官建置。二十五年八月，命阿桂总理伊犁事务，第二年九月令明瑞赴伊犁代阿桂办事。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他以“伊犁为新疆都会，现在驻兵屯田，自应设立将军，总管事务”，授明瑞为“总管伊犁等处将军”，照例颁赐敕印旗牌。［9］伊犁将军总管全疆军政财经等一切事务，集中军政大权于一身，下设都统、副都统、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理事大臣、总管等官，分驻各城。对天山以南的回疆各城，沿用其官名旧制，设阿奇木伯克（总管）、伊沙噶伯克（协理）、噶杂拉齐伯克（掌地亩钱粮）、商伯克（征输粮赋）、哈子伯克（管诉讼）等官“理回务”，大体上以归顺的伯克充任，均由大皇帝指派，皆听命于本城参赞大臣（或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定期轮班至京朝觐。息兵初期，乾隆帝对重要回城的阿奇木伯克的人选，十分重视，挑选可靠之人充任。他于二十五年三月初七日谕示军机大臣：授辅国公噶岱默特为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贝靳鄂对为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贝子品级辅国公色提巴勒氏为阿克苏阿奇木伯克，噶岱默特之子阿布都喇玛为拜城阿奇木伯克，郡王品级贝勒玉素布之弟阿布都拉为乌什阿奇木伯克。这些伯克皆系早期来归并在征讨霍集占时从征立功效忠清帝之人。　　其二，筑城驻兵。军务告竣之后，乾隆帝命留下部分军队屯驻重要城市，并陆续从陕西、甘肃、北京、东北，佥派八旗满洲、蒙古官兵、索伦、锡伯、达呼尔、察哈尔和绿营兵前来驻防或换彷，形成了固定的军事制度，又相继筑造了惠远、惠宁、绥定、广仁、赡德、拱宸、熙春、塔尔奇、宁远（以上称伊犁九城）、绥靖、迪化、巩宁、会宁、庆绥、安阜、永宁、喀喇沙尔、徕宁等城。伊犁将军所驻的惠远城有满洲驻防兵四千，惠宁城满兵二千一百四十名，伊犁河南岸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兵六千二百名，绥定等六城有绿营携眷兵三千，天山北路共一万五千立百余名兵士，星拱棋布，与伊犁城环峙，另外还有换防于回疆与塔尔巴哈台之兵二千三百名。天山南路回疆各城，共有番戍兵五千七百余名，其中，叶尔羌、喀什噶尔各九百名，阿克苏八百名。夭山东路乌鲁木齐，设有都统一员，辖驻防满兵三千四百六十名，兼辖巴里坤、古城驻防兵二千及屯田绿旗兵四千。乌什还有屯田绿旗兵一千。以上各处兵马，皆属伊犁将军节制调遣。　　其三，屯田移民。天山北路，人烟稀少，准部人员又多不习农耕，农业生产十分落后，粮食奇缺价昂。清政府从康熙末年起，便开始佥兵屯垦田地，派土默特兵一千，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等处创屯，后陆续增屯吐鲁番、鄂尔坤等地。乾隆初，回部辟展等城，“多设屯，厚兵力”。用兵准、回期间，尤其是获胜息兵以后，乾隆帝大力推行屯田政策，兵屯、民屯、回屯空前发展。二十年，以伊犁西境喀尔喀东陲多闲壤，遣满、蒙、汉兵数千开屯，又予额尔齐斯、巴里坤等处派甘肃、凉州、肃州屯兵五百垦种田地。二十三年，于辟展、鲁克察克、乌鲁木齐、托克逊、哈喇沙尔大办屯田，置新旧屯兵一万七千名，每人种二十亩。大学士管陕甘总督黄廷桂奏请拨饷以备屯田籽种之用，他立命户部于附近甘肃的省分发银三百万两，迅速解甘，以备供支。　　乾隆二十五年起，舒赫德、阿佳、明瑞于伊犁等处大兴屯田，庸懦之臣又生异议，妄称屯田劳民，乾隆帝为此于二十五年五月初九日特下专谕，批驳了“蚩蚩无识之徒”的“以讹传讹”。他强调指出，大办屯田，不是劳民动众，而是于民有利，是“惠民”而不是害民，不管是招募迁移回民到伊犁等处屯垦，还是将免死之犯人遣往种地，都是有益于民的。他特别讲了一段兴办屯田的“深意”，十分精彩，摘录如下：　　“……且朕规划此事，更有深意。国家生齿繁庶，即自乾隆元年至今二十五年之间，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而提封止有此数，余利颇艰。且古北口外一带，往代皆号岩疆，不敢尺寸逾越，我朝四十八部，子弟臣仆，视同一家。沿边内地民人，前往种植，成家室而长子孙，其利甚溥，设从而禁之，是厉民矣。今乌鲁木齐、辟展各处，知屯政方兴，客民已源源前往贸易，茆薝土锉，各成聚落，将来阡陌日增，树艺日广，则甘肃等处无业贫民，前赴营生耕作，汙莱辟而就食多，于国家牧民本图，大有稗益。……今办理屯种，亦祇因地制宜之举，而无识者又疑劳民，朕实不解，且付之不必解，而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耳”。［10］　　这道谕旨强有力地表明了，乾隆皇帝确实是目光敏锐、高瞻远瞩、英明果断。他不仅把屯田当作“资兵食”解决军粮供应的重要手段，还用以改善兵火之后残弱回人的生活，振兴回部，并以此来对付人口危机，克服整个国家人口增长过快人多地少衣食艰辛的困难，为内地汉民开辟广阔的谋生途径。这一见解非常新颖十分高明，根据这一想法实行的移民、容民入疆的政策，是富国利民的好政策。早在康熙五十二年十月初二日，乾隆帝的皇祖父就下谕讲到，人多地少使粮价地价昂贵的问题。他指出：“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地少故耳。”［11］第二年六月初六日，他又下谕指责一些官员的条陈徒奏垦田积谷，是“不识时务”，因“今人民蕃庶，食众田寡，山地尽行耕种，此外更有何应垦之田为积谷之计耶！”［12］到了乾隆朝，人口猛增，这一矛盾更为尖锐。乾隆帝在谕中讲到二十五年内，“滋生民数，岁不下亿万”，并非无根据地浮夸之词。乾隆六年，全国在册人口已达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余万，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而到乾隆二十五年，二十年中竟达到一亿九千六百八十余万，增加了三分之一。人口增加的数量之多，比例之大，速度之快，实在令人吃惊。到乾隆六十年，更增至二亿九千六百九十六万八千九百六十人。内地田土有限，怎么办？很显然，移民入边疆，容许中原人丁流入边疆垦种田地，是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一个良好计策。乾隆帝看准了这一点，因此他果断决定，要在西北新域中大力推行屯田，哪怕冒着被无识之人讥为“劳民”，暂时不为人们理解的风险，也要把屯田办下去，但他相信“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这项政策的正确性，必然会在历史实践中充分显示出来。正是由于他的坚决果断，才排除了目光短浅之人的干扰，投入了大量财力、人力和物力，新疆的屯田才能大规模地迅速进行，“东自巴里坤，西至伊犁，北自科布多，南至哈喇沙尔”，兵屯、回屯、民屯、旗屯、犯屯、户屯等各类屯田蓬勃发展。”［13］　　其四，轻徭薄赋。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统治回部时，超过回人旧制，重征暴敛，鱼肉回人，大、小和卓返回之后，又额外科敛，肆意抢掠，严重地破坏了回疆生产，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生计艰难。清政府统一回部后，实行与内地相同的轻徭薄赋政策，尤其是在息兵初期，赋税减免更多。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定边将军兆惠奏定喀什噶尔及其所属城村赋役制度：喀什噶尔大小十城和七村庄，人口数十万，过去噶尔丹策零时定额每年纳钱六万七千腾格（一腾格准清朝制钱五十文或银一两），其中，种地之鄂尔托什人等纳粮四万零八百九十八帕特码，一帕特码折清官石四石五斗，计十八万四千零四十一石，纳棉花一千四百六十三察喇克，一察喇克折清官秤十斤，计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三斤，纳红花三百六十五察喇克，折清秤三千六百五十斤，共计折钱二万一千余腾格；克色克、绰克巴什人等纳钱二万六千腾格、商贾牧养人等纳钱二万腾格，皆以本色折纳。此外又有商人金、铜税和园户果税。边界贸易回人征税十分之一，外来贸易之人征二十分之一。现在酌量减赋，种地人每年交粮四千帕特码（折一万八千石）、钱六千腾格，棉花、红花照旧输纳，征金十两、葡萄千斤交内务府，贸易税依旧课收取，其余零星杂税概行镯免。第二月，兆惠又奏定叶尔羌及其所属立十七城村的赋税。这一地区有三万户十余万人，先前噶尔丹策零时，年交贡赋十万腾格，此外还有金税、贸易缎布性畜等税，霍集占入城后又额外科敛，“回人生计甚艰”，因此，从七月起，止征杂粮一千四百帕特码和一万二千腾格。［14］此后，清政府统一制定了全回疆赋役制，原回人旧制征粮是十分取一，“载在经教”，现减少为二十分取一。买卖牲畜之税，亦照旧例减少，本地回人贸易征二十分之一，外来部落商人贸易收三十分之一。［15］　　阿桂、舒赫德、明瑞、伊勒图等将军、参赞大臣的细心筹划认真办理，广大准、维、汉、蒙、满族人民的辛勤劳动，使乾隆皇帝巩固、建设大西北的方针得到了贯彻，取得了重大成就，从而对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首先是基本结束了干戈频起战火纷飞的棍乱局面，代之以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清朝统一准、回各部后，虽然由于一些满、汉、维族官员胥吏的贪赃枉法为非作歹，以及少数地方分裂主义分子的作乱，新疆地区此后曾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总的说来，西北地区成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后，大体上仍是处于和平的环境，尤其是道光以前，除乾隆三十年乌什维族起义遭清兵镇压以外，六十年内未起烽烟。回想昔日，康熙初至乾隆二十五年的九十年里，厄鲁特四部互相厮杀，准军掠西藏、青海，“烽火逼近畿”，清军六征准噶尔汗，剿捕霍集占，兵火连年，“边民寝锋镝”，陕甘困转输，准、回人员死于劫杀病疫，两相比较，确有夭渊之别。故史家称赞乾隆帝用兵及建设之效说，自此“中外一家，老死不见兵革”。［16］政治上的统一和安定，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其次，人丁增多，生产发展。清朝官兵的驻防与番戍，陕甘汉民的大量移入，使人口急剧增长，从乾隆二十五年至三十六年的十一年里，全疆人口猛增了十倍，为农、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手。到乾隆四十年，各类屯丁多达十余万丁，天山南北有犯人兵丁屯田二十八万余亩，民屯田地七十万余亩。伊犁、塔尔巴哈台、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官营牧场，牧养着数以万计的马、驼、牛、羊。金矿、铜矿兴旺，和阗美玉名扬天下。叶尔羌先前本不产玉，自隶版图以后，渐生玉石，有玉山、玉河，量多质佳，成为全国第二大产玉区。商业也迅速发展，伊犁、乌鲁木齐、哈密、塔城、奇台、喀什噶尔、叶尔羌、阿克苏等城，皆发展为重要的政治、经济、贸易中心。乾隆帝因哈萨克、布噜特、霍罕、安集延、玛尔噶朗等部“贸易之人，络绎不绝”，前来回疆贸易，特允准参赞大臣舒赫德之请，二十五年正月于叶尔羌、喀什噶尔等城再次减少商税，“回人买来牲只，暂改为二十分取一，外来商人牲只，暂改为三十分取一”。［17］　　其三，交往频繁，互利互助。过去，准、回地区与内地常起争端，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现在同隶清政府管辖，汉民大量移入，满、汉官兵来此驻戍，蒙、维、满、汉各族人员之间，频繁往来，同居共处，互易有无，联姻嫁娶，关系越益密切。各族人民为建设新疆，而辛勤劳动，各自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其四，减少开支，增加库银。反对用兵准、回开发新疆的官员，经常以粮饷浩繁供应艰辛财力亏损为辞，乱发议论，乾隆帝一对此曾多次予以批驳。数千里之外进行征战，当然要花费巨量银米。从乾隆二十年二月出兵，到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个月内，军需费用为一千七百余万两，当月又增拨四、五百万两。到二十四年十月获悉霍集占败死巴达克山准、回全平为止，五年之中，共用军费三千三百余万两，大致相当于全国一年所征的田地赋银，数量不为不多。但是，这笔巨费的开支，是值得的，不仅因为准、回地区统一于清中央政府，为巩固祖国，开发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政治上获益极大，而且单就用费而言，自此以后清政府的总开支，也减少了许多，使它的库银得以逐步增加。从雍正七年到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七年里，由于防止准噶尔汗的入掠和征讨准部，大量士卒、役夫驻守前线，供应浩繁，共用银五、六千万两，平均每年军费八百万两，为全国田赋总数四分之一。这种开支不取消，清政府每年就会入不敷出，出现赤字，哪能积存余银。如果加上康熙五十七至六十一年四年用于西北防边的费用，十一年中共用军费七千余万两，使雍正帝尽力积存的六千余万两帑银，“动支大半”。这样巨大的开支，清政府无力长期负担，从乾隆二十四年息兵以后，年耗数百万两的征战用费，不再付出了。新疆驻兵二万左右的饷银，因其系由内地调遣而来，仍用原来的经制银两拨付，虽驻兵而不增饷，并且，因战事结束，从康熙以来陕甘等省为防边而增募的军队，大量减员，又可省下巨万费用。二十五年八月陕甘总督杨应琚奏准节省甘肃经费：裁减各提镇名粮十分之一，岁省银二十三万九千五百余两，各标名粮酌改马六步四，岁省七万四千余两，缓购摘缺马七千三百余匹，岁省十万零五千余两，裁撤西宁口外台卡官兵和瓜州渠道官兵，岁省一万三千二百余两，撤回安西推莫尔图官兵，岁省七百余两，安西提标官兵移驻巴里坤，撤回专派防兵二千名，岁省十万余两，合计每年省银五十余万两。这是一个典型例证，对分析统一准、回与其后节省军费、帑银不断增加的关系，是很有说服力的。　　生于乾隆末年荣中进士的史学大家魏源，在《圣武记》卷四，对乾隆帝用兵准、回之成效，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现摘录如下，作为本章的结束语。魏源说：　　“……计兵屯、回屯、民屯、旗屯共十余万丁，统于乌鲁木齐提督。自官田外，余地听民自占，农桑阡陌徭赋如内地。……国家提封百万，地不加增，而户口日盛，中国土满人满。今西域南北二路地大物奔，牛、羊、麦、面、蔬、蓏之贱，浇植贸易之利，金矿、铜矿之旺，徭役赋税之简，外番茶、马、布、段互市之利，又皆什佰内地。边民服贾牵牛出关，至则辟汙莱，长子孙，百无一反，是天留未辟之鸿荒，以为盛世消息尾闾者也。”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599，页30-32。　　［2］《圣武记》卷11，《武事余记》。　　［3］《清高宗实录》卷575，页24-26；《清史稿》卷314，《高天喜传》；卷11，《武事余记》。　　［4］《清高宗实录》卷537，页2。　　［5］《清高宗实录》卷539，页2。　　［6］《清高宗实录》卷557，页26。　　［7］《清高宗实录》卷570，页26。　　［8］《清史稿》卷313，《舒赫德传》；卷318，《阿桂传》；卷335，《伊勒图传》。　　［9］《清高宗实录》卷610，页4；卷673，页1。　　［10］《清高宗实录》卷612，页19-22。　　［11］《清圣祖实录》卷256，页15。　　［12］《清圣祖实录》卷259，页9。　　［13］王庆云：《石渠余纪》卷四，《纪屯田》；《清高宗实录》卷1493，页29。　　［14］《清高宗实录》593，页5；卷595，页8。　　［15］《清高宗实录》卷595，页8。　　［16］《圣武记》卷4，《乾隆戡定回疆记》。　　［17］《清高宗实录》卷605，页10、11。错攻缅甸　败而后和第九章　错攻缅甸　败而后和第一节　误听狂言出兵失利　勒令大学士杨应琚自尽一、缅王莽达拉遣使入贡　厂主吴尚贤冤死狱中　（一）吴尚贤恳切相劝　葫芦王献厂内附　　中国云南省的大理、丽江、永昌、腾越、顺宁、普洱、元江等府州厅，延袤数千里，皆与缅甸为界，长期以来，中缅人民通商往来，关系密切。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缅甸首领卜刺浪遣使臣板南速刺，至南京贡方物。第二年明设缅中军民宣慰使司，以卜刺浪为宣慰使。永乐元年（1403年），卜刺浪之长子那罗塔派人进贡，奏称：“缅虽遐夷，愿臣属中国，而道径木邦、孟养，多阻遏。乞命以职，赐冠服印章，庶免欺凌。”明成祖谕设缅甸军民宣慰使司，以那罗塔为宣慰使，遣使往赐冠带印章。不久，缅使来贡，因缅内部合二为一，故奏表只署缅甸，明朝政府遂称其为缅甸军民宣慰使司。［1］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思宗朱由检缢死煤山，明亡于清。清顺治十八年，平西王吴三桂、定西将军爱星阿统军入缅，索讨遁入缅甸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缅王交出明主，清军班师，双方未建立正式的朝贡关系。　　从明亡清兴以来，中缅之间中断了一百年的朝贡关系，终于由一位被清朝大学士蔑称为“无籍细民”的吴尚贤努力斡旋，而得到了第一次的恢复。　　吴尚贤原系云南石屏州贫民，因欲谋生，于乾隆十年前往卡瓦（佤拉）部落的茂隆银厂采矿。卡瓦在“永昌、顺宁徼外”，“其地北接耿马土司界，西接木邦界，南接生卡瓦界，东接孟艮土司界，地方二千余里”。［2］茂隆厂山场周围六百余里，始采于明，矿工、厂主、商贾多系滇民。吴尚贤精明能干，善于开采经营，矿砂大旺，获银巨万，成为茂隆厂主，雇有工人数万。他又慷慨施财，长于交际，深得卡瓦部长蚌筑信任。吴尚贤胸怀大志，利用银厂资财，欲为国家建功立业，垂名史册，因此力劝蚌筑，献厂纳课，归顺于清。蚌筑自称葫芦王，有世传铁印，“缅文曰法龙湫诸木隆”，“华言大、小箐之长”，居木城草房，戴金叶帽，形状似盔，穿蟒衣，属下头人穿花衣服，俱跣足。部民则山居穴处，以布缠头，敝衣短袴，刀耕火种。蚌筑之弟兄叔侄蚌坎、幸猛、莽恩、莽闷等，“分掌地方”，“亦不属于缅酋”。［3］　　此时缅甸内部纷争，又与邻近部落常动干戈，卡瓦西与缅甸的木邦相接，很易遭受缅军侵扰。在这样的动乱形势下，蚌筑听从了吴尚贤的劝说，“浼耿马土司罕世屏代察，称愿归顺”。他奏称：“境内茂隆厂，自前明开采时甚旺，厂民吴尚贤等议给山水租银，不敢受，请照内地厂例，抽课报税以作贡物。”［4］　　卡瓦部长蚌筑的奏请，对云南总督张允随与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很难处理但又应该解决的难题。历代封建王朝常对厂矿采取禁开的政策，原因之一是害怕厂矿聚集众多矿工后，容易滋生事端，违犯王法，甚至反抗官府，兴兵“作乱”。乾隆皇帝虽然不囿于旧制，从利国利民出发，在乾隆四年下诏允许民人开矿，多年的矿禁基本上被取消了，但这仅指直辖地区而言，对于边外的少数民族地区，不单不会许民开矿，而且连出界至彼地皆予禁止，怕内地民人出边到“夷区”后惹事生非，或勾结该处部长，侵扰内地。因此，昊尚贤的劝说和蚌筑的奏请，在一般场合下，是很难被批准的。幸运的是，吴尚贤、蚌筑碰到的滇督和皇上，皆是富有开拓精神之人，其愿始能实现。　　张允随，是汉军镶黄旗人，祖一魁任过福建邵武知府。张非科班出身，康熙末年入赀捐为光禄寺典簿，迁江南宁国同知，擢云南楚雄知府，经总督鄂尔泰荐其“可大任”，连续升迁，雍正八年已任至云南巡抚，后继升云南总督、云贵总督，乾隆十五年入授东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允随久镇云南，“熟知郡国利病，山川险要，苗夷情状”，革弊兴利，政绩卓著。他长期负责和管理云南铜厂，鼓励商民开采，使被认为需要废弃的旧厂重新兴旺，又开大龙、汤丹等新厂，岁得铜八九百万斤，从而“停采洋铜，国帑省，官累亦除”。［5］　　张允随得到蚌筑的禀报后，认为这是有益之事，立即上疏，请允其禀。他奏称：“滇省永顺（即永昌、顺宁）东南檄外，有蛮名卡瓦，其地茂隆山厂，因内地民人吴尚贤赴彼开采，矿砂大旺。该酋长愿照内地厂例，抽课作贡，计每岁应解银一万一千余两，为数过多，可否减半抽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