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谕令班第与张广泗商议，可否用岳钟琪以提督、总兵衔“统领军务”。张与岳向有旧怨，雍正十一年，张以副将军身份上疏，痛诋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调度失宜，贻误军机，使岳被罢官问罪。因此，张对用岳之议，甚为不满，奏称岳有“纨袴之习，喜独断自用，错误不肯悛改。闻贼警则茫无所措，色厉内荏，言大才疏”。但是，因有皇上特谕，只好呈称愿遵旨将岳调赴军营，令其赴党坝军营统领。乾隆帝不顾张之明从暗抗，特下谕旨，赐岳以提督职衔，令其奋勉图报，立功之时，从优议叙。［25］　　这两项措施，应该说还是不错的，班第连续上奏，使乾隆帝对前线军情有了更多的更为真实的了解，班第还对张广泗赏罚不公偏袒属员之过有所匡正。岳钟琪于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军营后，对揭示张之弊病及关于用兵之法的建议颇为中肯，后来还立下了大功。但是，乾隆帝采取的另一更为重大的措施——用讷亲为经略，却铸成了大错，严重地危害了对金川的军事进攻。三、用短弃长　经略讷亲误国丧命　　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十一日，乾隆帝连下四道上谕，任命讷亲为经略，现摘录如下：　　“四川大金川军务，历时许久，尚未就绪。总督张广泗厉练军情，尚书班第专办筹饷，现在竭力办理，各省官兵亦已调集。但此番狡寇，负固猖獗，非寻常小丑可比，应遣重臣前往，提挈纲领，相机商度，乘时策励，则军声振而士气一，及锋而用，可期迅奏肤功。大学士、公讷亲，……著速来京，给与经略大臣印信，驰驿前往，经略四川军务。”“……此番驻师日久，兵气不扬，将士懈怠，现在各省调拨官兵，云集川省，张广泗一人未能独任，且自张兴覆没之后，益加愤懑，其抚驭将士，亦未能恩威并著。……惟大学士讷亲前往经略，相机调度，控制全师，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泗，而军中将士亦必振刷归向，上下一心，从前疲玩之习，可以焕然改观，成克期进取之效，即后此之善后机宜，亦可一手办理，抒朕西顾之忧。”“……可传谕张广泗，诸凡同心协力，务期早得渠魁，速歼群丑，俾番蛮慑服，咸知向化，一劳永逸。”［26］　　这四道上谕，表明了乾隆帝处理金川之役的三个问题。其一；狠下决心，誓平金川。这最明显地反映在讷亲的出任经略上。讷亲可不是一般的文武大员，而是乾隆帝之第一亲信宠臣，是体现帝旨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实际上的大宰相。讷亲，姓钮祜禄氏，是清开国元勋弘毅公额亦都的曾孙，是康熙初年四大辅臣之一、一等公遏必隆的孙子，其姑为康熙帝之孝昭仁皇后。雍正五年，讷亲袭父音德之三等果毅公，授散秩大臣，十一年任军机大臣，十三年八月受世宗顾命，十月被高宗授为镶白旗满洲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协办总理事务，十二月因推孝昭仁皇后外家恩，晋一等公，从此以后，讷亲极受乾隆帝宠爱和栽培，历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诸职，多次口衔帝命，巡视地方，审理要案，勘察河工，检阅营伍。讷亲从乾隆四年任协办大学士起，十年迁大学士，十一、十二两年任首席大学士。在军机处，讷亲任职更长，从雍正十一年直到乾隆十三年，连任十六年军机大臣，而且从乾隆十一至十三年，皆为名列第一的领班军机大臣。换句话说，在乾隆十一、十二年，讷亲既是首席大学士即人们尊称的首辅，又是领班军机大臣，其地位之高权势之大，受帝之宠信，可想而知。乾隆帝本人便曾多次讲到对讷亲无微不至的培养和极其特殊的宠爱：论培养，“当大学士鄂尔泰在之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讲恩遇，“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谈重用，“朕向所倚任者，亦无出于讷亲之右者”。［27］至于清朝文献中群臣言及讷亲为帝“厚加倚任”，诸军机大臣中惟其一人单独入见面承帝旨，等等记载，更是屡见不鲜。［28］乾隆帝能将这样一位不可须臾离的最为倚任的军国重臣和一等宠信之爱卿调任经略，远征金川，可见他的确是下了最大的决心，要誓灭“川蛮”了。　　其二，形势需要，舍其（讷亲）莫属。乾隆帝让讷亲远征金川，是由于国家军政财经严重形势的迫切需要，使他认为只有走此一着，才能使全盘皆活。张广泗统率三万大军，进攻小小一隅的金川，长达两年，竟阻于险碉，寸步不前。三军“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奏凯之日，遥远无期。经济上，军需浩繁，费用无限，仅在乾隆十二年下半年，三万士卒和两万多役夫，日需米面五百石。十三年四月以后，兵卒四万和各色人员，将近十万，食粮倍增，姑按一日八百石计算，从四川运至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还不包括对民间的科派），八百石就是一万四千两，一月为四十二万两，一年为五百零四万两，如果加上官兵军饷、枪炮弓箭弹药器械、战马饷料，等等用费，又将倍增。在乾隆十三年前后，这样巨量的用费，清政府是无力长期支付的。战事延长，旷日持久，调兵各省，沿途骚扰，西南地区不得安宁，朝廷忙于处理军务，贻误了其他重要事件的裁处。乾隆帝为了挽转战局，急需派遣一位军国重臣前往主持军务，而尚书班第的“力量、识见、物望，均不能胜此重任，张广泗亦未必倾心信服”，所以不得不把讷亲派去，以便凭藉其位极人臣势倾朝野的威望和才干，“慑服张广泅”，改变低下士气，统率全军奋勇冲杀，早日获胜。［29］　　其三，获胜有望，促其成功。此时乾隆帝还是认为，张广泗有军事才干，但川兵疲弱，张御下无方，“督责过严”，使将弃怀怨，因而不能克敌。现在增派陕甘锐卒万名，赶运大炮枪铳弹药，四万大军对付四千藏民，以众凌寡，条件是相当好的。而且，起用宿将勇将，曾以兵五千败敌十余万的原宁远大将军岳钟琪，被任为四川提督，原靖边大将军傅尔丹被授为内大臣兼镶黄旗护军统领，曾单骑定乱兵的勇将任举从固原提标参将升为总兵，前赴金川军营。兵多将勇，炮厉粮足，重兵围攻，胜利是有希望的。讷亲之被任为经略，对全军官兵会有很大影响，“俾军令肃而士气奋”。这样，“娴于军旅”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得专意征剿”，当讷亲抵达军营时，即或“尚在征剿”，也可“资其（讷亲）威略”，促进胜利。而按照乾隆帝的估计，讷亲将于五月底六月初到金川，此时，依总督张广泗奏报的计划（张早已多次保证获胜，四月底五月初又奏称，兵分十路，定于五月初八日开始进攻），“计经略抵营之日，正当告捷之时”。［30］清兵已经胜利，讷亲有经略之名，凭经略之衔可戴建树奇勋之桂冠，既无需亲临前线指挥，劳神费力，鞍马劳顿，又不冒战阵厮杀难免死伤或战败溃逃的危险，有乐无苦，坐享其福。这可是乾隆帝对其第一心爱宠臣的又一特殊栽培和极大恩遇了。　　乾隆帝经过长期深思熟虑，制定了如此的制服金川的锦囊妙计，便静待蜀西早报捷音了。不料，十三年七月初十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公讷亲与川映总督张广泗呈报官兵于五月三十日至六月十六日腊岭、卡撒、党坝、甲索、乃赏、马奈、正地诸路攻战情形的四份急折，同时送到北京，奏称诸路进攻被阻，署重庆镇总兵任举、参将买国良阵亡，副将唐开中受伤，总兵治大雄患伤寒，“一时统领乏员”，已调原固原提督段起贤、副将胡大勇来军营，乞简发曾经保举的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十余员来川作战，并奏请督军筑碉，以己碉逼金川守兵之碉，“与敌共险。”［31］　　讷亲、张广泗上述所谓前进遇阻等语，显系玩弄文字游戏，将其失败真情予以掩盖缩小，其实，这不是一般的遇阻，而是重大的失败。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兵丁大量伤亡。奏折没有谈到士兵伤亡情形，但是，这一问题相当严重。讷亲、张广泗于五月底至六月初发动进攻时，汉土官兵有四万余名，经过这次战争，及相继的几次小的进攻，除去死亡及伤病遣回者，到九月初只剩下汉土兵二万五千一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32］可见伤亡之惨重！　　其次，士气低落。两军相逢勇者胜。如果兵无斗志，哪怕有百万之众，亦如一群绵羊，任人宰割，一遇风声鹤唳，便会狼狈溃散，兵败如山倒。此时清军，刚遭大败，总兵战亡，副将重伤，经略束手无策，总督智穷才尽，因此士气异常低落，“士无斗志”，战辄奔逃，“一遇贼徒，辄鸟兽散，将领皆所不顾”。［33］闰七月二十七日，官兵三千余人，由卡撒攻喇底二道山梁，领兵的副将、游击，畏缩不前，督至沟口而止，带兵的守备等官又复落后，金川兵数十人从山梁呐喊冲下迎战，清兵“三千余众拥挤奔回，多有伤损”。三千余名士卒竟见敌兵数十名而“闻声远遁，自相蹂躏”。［34］确系罕见。乾隆帝闻此不胜愤怒，连说“殊为骇听”，“实出情理之外”。［35］　　再次，筑碉株守，实为无策。讷亲，张广泗原来是制定十路并进的战略方针，以党坝、美卧、甲索、乃当、正地五路，攻勒乌围，以卡撒、腊岭、纳喇沟、纳贝山、马奈五路攻刮耳崖。莎罗奔住居勒乌围。岳钟琪早就主张从党坝进攻，因为，党坝至勒乌围不过五六十里，只要攻破党坝右边的康八达，“便可直捣巢穴”，而卡撒、腊岭中阻刮耳崖，即使打下刮耳崖，离勒乌围还有一百余里，道路险阻，又要耽误许多时间。这次讷亲、张广泗统率大军从腊岭进攻，惨遭失败，畏惧金川之战碉，攻一碉动辄死伤数十人乃至数百人，因此欲筑碉相逼，以碉攻碉。殊不知，这样一来，清军龟缩碉中，怎能前进，坐耗大量钱粮，天长日久，饷道堵塞，水源断绝，敌兵乘虚来击，必致全军覆没。因此乾隆帝痛斥讷亲、张广泗之谬议。这一在军史上实为罕见的攻敌之法之出现，正说明此时清军已陷入“智勇皆困”计穷策尽的绝境。　　尽管乾隆帝相继下谕数十道，教诲、督促、斥责讷亲和张广泗，要他俩重整军威，克期破敌，可是毫无效果，二人除了连上奏疏辩解外，拿不出任何办法，军务毫无进展。乾隆帝十分恼怒，将二人革职削爵问罪，于十三年十二月斩张广泗，抄没其家，以遏必隆的遗刀，送往军前，勒令讷亲用其祖之刀自裁。　　对于讷亲、张广泗用兵失败的原因，当时的将帅曾作过评述。四川提督岳钟琪于十三年六月任举阵亡之后，在七月下旬上奏，讲到这一问题，认为主要是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度不当，如土兵怯懦，官兵守营放卡防台护粮用兵太多，以致真正用于进攻之兵太少，深感力单不足，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弟良尔吉私通其嫂阿扣，恐与大金川莎罗奔“暗通”。督臣不允己请，不增派兵归己，从党坝进攻，等等。乾隆帝对此深表赞同。　　接替讷亲之任的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十四年正月上疏，详言讷亲、张广泗之失误，时人皆以其言十分中肯，广为传述，现摘录如下。傅恒奏称：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防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及讷亲至军，未察情形，惟严切催战，任举败殁，挫锐气索，晏起偷安，将士不得一见，不听人言，军无斗志，一以军务委张广泗。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无如贼碉层立，得不偿失，先后杀伤数千人，尚匿不实奏。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一碉）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　　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36］　　以上傅恒、岳钟琪对先前用兵失利的原因，主要归纳为四点：经略无谋胆小偷安，督臣指挥失宜，诸将逗留失机，金川地形险要，守兵拼死反击。这些都是事实，这样的分析，不能说不是正确的，但是，也不能说是十分深刻的。更主要、更起决定作用、更为根本的因素，他俩没有提到，或者说得准确一点，他俩是不敢涉及，没有胆量讲出来。这一因素就是乾隆帝的重大失误。　　乾隆帝在用兵金川之事上，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判断欠妥，误认为可以轻易取胜，故而草率决定发军征讨；二是任人不当。乾隆帝只看到张广泗在平苗变、治苗疆过程中的杰出才干，没有想到其在金川之战中会如此无能。如果仅仅就此而论，倒还可以谅解，谁能担保对一个人的军事指挥能力的估计，可以永远正确。但是，在另一问题上，即张之性格、度量、作风上，乾隆帝却不该无所了解了。张广泗其人，得志之后，心胸狭窄，成见太深，贪功专权，桀骜不驯，骄横跋扈。岳钟琪久为四川提督，熟悉“番情”，“向为番众信服”，对莎罗奔还有厚恩。［37］如果张广泗能从其建言委以军权，充分发挥岳的作用，肯定会对军务大有俾益。可是，张广泗既因与岳曾有前隙，又嫉贤妒能，对岳钟琪处处提防，多方限制，使其才干未能发挥。更为严重的是，他对讷亲的抵制和谋害，使局面更为恶化。　　乾隆帝原本以为委任讷亲为经略，“其威略足以慑服张广泅”，可以使官兵振奋，变怯为勇，张广泗能“专意征剿”，缓和其与诸将之矛盾，而加速出征之胜利，并可藉此抬高讷亲之声望，予以更大的恩宠，实为一举两得之妙计。不料，张广泗竟然蔑视圣旨，傲对讷亲，根本不与讷亲合作，千方百计拆讷亲的台。后来，乾隆帝以此作为张之一项大罪，多次下谕斥责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贻误了军机。［38］钦差大臣、署四川巡抚班第对此详奏说：　　“查讷亲抵营时”，各路官兵俱已调齐，正可进攻，而张广泗迟回不进，犹驻美诺，经讷亲再四勒催，始来军营。但讷亲不能细察形势，督催过激，以致布置疏虞，任举、买国良相继阵亡，自此一切军务俱不敢主持，仍听张广泗调度。而张广泗遂无论事之大小，动云面奉经略指示，其实皆出张广泗之意，而讷亲不知也。张广泗之居心委卸，举动乖张，讷亲未尝不知，臣亦尝与言及。……”［39］　　乾隆帝对讷亲的认识和委用，更为错误。讷亲本来是一位精明能干之人，青年得志，深受乾隆帝赏识，勤奋敏捷，颇有见识，时人称其“料事每与上（乾隆帝）合”。他身任多职，理事浩繁，审案勘河巡阅营伍，办理皆甚妥善。尤为难得的是，他“以清介持躬”，不贪财纳贿，不交结权贵，不与官员私交，“其门前惟巨獒终日缚扉侧，初无车马之迹”。人们因其“廉介自敕”，“不敢干以私”，怕碰钉子，遭其惩处。［40］这是一位治理国政的能臣，乾隆帝对其栽培陶养十几年，心血是没有白费的。但是，讷亲虽善治政，却不谙用兵，又因是名门之后，贵胄子弟，生性骄惯，怕劳畏死。谁知，乾隆帝竟将这位“素未莅师”的儒臣任为经略，使其肩负征剿大金川的重任，这样地弃其所长用其所短，当然会误国误军，也害了讷亲本人。　　刚到金川，讷亲还是想有所作为的。他于十三年四月下旬得知此命即速回京师，短住一时便赶赴四川，六月初三日抵达大金川，立即发动进攻。史称其“锐意灭贼”，但“自恃其才，蔑视广泗，甫至军，限三日克刮耳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三军震惧，多有损伤。”［41］金川藏民的英勇反击，官兵的严重伤亡，使这位“意气骄溢”的宰相吓破了胆，处事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就“锐挫气索”，不敢言战，由“蔑视广泗”转变为“不敢专攻，仍倚张广泗办贼”，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人皆笑之”。而张广泗则“轻讷亲不知兵而气凌己上，故以军事推让而实困之”。讷亲虽知张“居心委卸，举动乖张”，但“以军旅之事，素未谙练，倚仗张广泗，希图成功，是以明知其非，曲为徇隐”。这样一来，“将相不和，士皆解体”，“军威日损”，进攻焉能获胜。［42］由此可见，乾隆帝任帅不当，错用讷亲、张广泗，是造成清军进征金川失败的主要因素。这一点，他很快就认识到了，立即采取对策，遣派协办大学士傅恒代替讷亲，出任经略，准备向金川发动第二次大的战役。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6。　　［2］宫中档：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高其倬题，《清史稿》卷295，《年羹尧传》，卷296，《岳钟琪传》。　　［3］《清高宗实录》卷97，页27。　　［4］《清高宗实录》卷101，页25，卷103，页28。　　［5］《清高宗实录》卷105，页19-21。　　［6］《清高宗实录》卷219，页20，21，卷223，页31。　　［7］《清高宗实录》卷279，页20，21。　　［8］《清高宗实录》卷284，页19、20。　　［9］《清高宗实录》卷286，页15-19，卷287，页4、5、24。　　［10］《清高宗实录》卷291，页2、3。　　［11］《圣武记》卷11，《兵制兵饷》。　　［12］《清高宗实录》卷291，页30。　　［13］《清高宗实录》卷292，页24、25。　　［14］《清高宗实录》卷293，页2、3、4。　　［15］《清高宗实录》卷295，页17-20。　　［16］《清高宗实录》卷297，页10。　　［17］《清高宗实录》卷299，页22-24。　　［18］《清高宗实录》卷300，页7、8。　　［19］《清高宗实录》卷298，页19，卷300，页8。　　［20］《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卷305，页10。　　［21］《清高宗实录》卷305，页38、39，卷309，页47-50。　　［22］《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45。　　［23］《清高宗实录》卷311，页39。　　［24］《清高宗实录》卷310，页10。　　［25］《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卷313，页13、14、48、49。　　［26］《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7-21。　　［27］《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1，卷328，页43，卷359，页53。　　［28］《啸亭杂录》卷1，《杀纳亲》：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大臣同进见》。　　［29］《清高宗实录》卷300，页16，17，卷307，页3、4，卷311，页33、39，卷312，页19，卷314，页37，卷329，页55。　　［30］《清高宗实录》卷312，页19、21；卷315，页36；卷325，页22。　　［31］《清高宗实录》卷318，页23-27。　　［32］《清高宗实录》卷324，页12；卷325，页38。　　［33］《清高宗实录》324，页13；卷325，页37。　　［34］《清高宗实录》卷323，页2、3。　　［35］《清高宗实录》卷323，页3。　　［36］《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37］《清高宗实录》卷309，页44。　　［38］《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7。　　［39］《清高宗实录》卷328，页8。　　［40］《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　　［41］《啸亭杂录》卷1，《杀讷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42］《清高宗实录》卷328，页3；《啸亭杂录》卷1，《杀纳亲》；《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第一武功”不武无功　一征金川得不偿失第三节　“第一武功”不武无功　一征金川得不偿失一、改任新经略傅恒　再图大举　　乾隆十三年九月二十八日，乾隆帝下谕说：大金川之事，讷亲、张广泗旷日持久，有负重托。“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著傅恒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与班第、傅尔丹、岳钟琪等妥协办理军务，务期犁庭扫穴，迅奏肤功。第二日又谕令授傅恒为经略，“统领一切军务”，十月初六日再晋其为保和殿大学士，位居首辅。　　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其曾祖哈什屯、祖父米思翰分别系顺治帝、康熙帝之忠臣和亲信大臣，其姐为乾隆帝之爱妻孝贤纯皇后。由于这些原因傅恒青年得志，二十四、五岁就当上了军机大臣，过了两年（乾隆十二年）又擢户部尚书，十三年四月加太子太保，升协办大学士，兼领吏部，十月授保和殿大学士，此时他还不到三十岁，可见其受帝之宠爱和栽培。　　乾隆帝派出这位第二宠臣时，认真吸取了先前错用讷亲的教训，在任傅恒为经略时，两次下达长谕，既详言讷亲“身图安逸”、畏缩不前、“负国负恩”之大罪，将予严惩，并明确告诫傅恒不要“如讷亲之怯弱”，否则“前鉴具在”；又夸奖傅恒“念切休戚，力图获丑”，有“锐往直前破釜沉舟之志”。［1］这对促使傅恒勇于任事，誓平金川，自然是会起作用的。　　乾隆帝又连下数谕，责令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四川提督岳钟琪，“务须乘机度势，可进则进”，不要迟延，不许象从前“张广泗闻有讷亲经略之命，辄心怀观望，诸事推诿”，当以张为戒。这为调整将帅关系，加强统一指挥，很有裨益。　　乾隆帝专对金川军营将弁兵丁下达特谕，既指责兵丁“不能鼓勇先登，摧锋陷阵”之过，将弁“虚糜廪禄，均属有罪之人”，又告以“咎归主将”，乃讷亲、张广泗，官兵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现派经略大学士傅恒赉往内帑银两，赏赉将弁兵丁，“鼓励士心”，责令他们务必“各知奋勉”，“踊跃前驱”，“共成伟绩”。［2］　　乾隆帝在调兵上也作了重大的改进，决定增派大批满汉官兵。　　他于十三年九月、十月下谕，遣派京师满兵二千、东三省满兵三千、陕甘二省兵一万五千名、云贵八千、湖南湖北二省四千名、西安满兵二千、四川满兵一千，合共三万五千名，派总兵六员、副将八员统领，限于十四年三月齐集金川军营。加上金川现有汉土官兵及少数满兵共二万四千九百佘名，清军总数多达六万名，超过金川藏兵十余倍，而且其中有清帝倚为根本支柱的满兵九千余名，可见乾隆帝誓平金川的决心之大。对出征官兵，皆厚赐银两，满兵的前锋、护军，每人赐银五十两，可购米五、六十石。　　给经略每月养廉银一千两、“赏赉银”一万两。　　在粮饷器械方面，也力求富余充足。运去大批枪炮，其中冲天炮、九节炮威力极大，是“国家利器”，威远炮在康熙年间征西藏时，“曾以此得胜”，制胜炮威严雄壮，均为圣祖时制造，平时均“贮之禁中”，这次也特为请出，送往前方。金川军营又铸造了多位重二千余斤的铜炮。乾隆帝拨户部库银和各省银四百万两以供军储，又出内帑十万供傅恒赏赐官兵之用。　　乾隆帝为使傅恒“专一经理进剿事宜，俾肤功早奏”，保证粮饷器械的供应，增强指挥效率，于十月十四日解其带管川陕总督之职，特派数员能臣前往，以两广总督尹继善为协办大学士，摄陕西总督，主馈运，派兵部尚书兼户部尚书舒赫德随傅恒行，因讷亲之兄两江总督策楞及讷亲之堂弟吏部尚书达尔当阿，恳请从征效劳，授策楞为四川总督，命以上四员大臣及内大臣傅尔丹均为参赞大臣，“参赞军务”。［3］　　乾隆帝的这些措施，以及诛讷亲，斩张广泗，惩治四川巡抚纪山，使新经略感戴帝恩，文武大臣加强了责任感，三军将弁士卒畏惧处罚争求立功，军纪严明，士气大振，兼之，粮饷充足，枪炮众多，军需物资齐备，这一切，为进攻金川提供了获胜的可靠保证。　　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御太和殿，赐经略大学士傅恒敕书。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亲祭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至东长安门外御幄，亲赐傅恒酒，命其于御幄前上马，又遣皇子及大学士来保等送至良乡。未及而立之岁的青年大帅傅恒，深受特宠，誓报帝恩，决心要踏平金川，建树丰功伟绩。他一出京门，便兼程前进，飞速奔驰，日行二百四五十里，每日还要看阅帝旨和有关军情的文件，处理军务和地方要事，缮写奏折。十一月末他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鞍马之劳顿，可想而知。他从成都出发，沿途崇山峻岭，道路险恶，尤其是十二月初九日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平常时日都只能牵马步行，而现在连日降雪，“路途益滑”，“极滑处”将马用绳系拉而上，“一二步即倒”，有十几匹马坠入山涧，傅恒亲自率众步行七十里，整整劳累一天，才登上山岭。历经艰辛，傅恒于十二月十八日赶到金川军营。［4］　　对于与军中大将岳钟琪、傅尔丹的关系，傅恒十分慎重，竭力争取和衷同济，同建功业。他于十二月初在途中上奏说：“闻军中绿旗将士，知臣来川，日夜盼望。而傅尔丹等闻臣将至，转生疑惧”。待到军营后，当对傅尔丹等“详悉开导，使之释然无疑”。拟告岳钟琪：你受皇上深恩，弃瑕录用，“当一矢丹诚，竭力报效，不可稍存瞻顾”。若你进攻有效，即你之功，若不尽力则有过。我为经略，“众人之功，即我之功”，“惟在同心协力，相与有成”。并欲将此“谆切告语”，“宣布军中将士，使傅尔丹等疑惧尽释，庶臣得收指臂之效”。同时，他奏减兵九千，只派新兵二万六千名。乾隆帝盛赞其“筹审精详，思虑周到，识见高远，实乃超出等伦”，“经略大学士信为有福之大臣，观此，则大功必可告成也”。［5］　　傅恒立志做番事业，一再向帝奏称誓平金川，明确讲道：“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6］他详细了解军情以后，于十四年正月初专上长疏，详述了讷亲、张广泗的失误，提出了征剿方略。他说：等待各省调派之兵到齐以后，即同时并举，分地奋攻，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番众”不多，外边防备既密，内部守御必疏，我军从捷径深入，出其不意，“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卡撒一路，岭高沟窄，我“既身为经略，当亲任其难”，党坝一路由岳钟琪统率，“两路并进”，“使其面面受敌，不能兼顾”。土兵中，小金川兵骁勇善战，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谷、梭磨、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干不足，革布什咱兵精锐，均“可资其兵力”，“定于四月间报捷”。［7］　　在此之前，他奏准斩杀私通大金川之奸细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及其嫂阿扣和汉民王秋，断了莎罗奔安插在清军里的内应。他“申明纪律，整顿营伍，亲身督战，露立风雪之中，连霄达旦攻克碉卡”，军威大振。　　傅恒之下的大将四川提督岳钟琪，深感皇上不念前过起用重任的厚恩，决心报效朝廷，立功建业。尽管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翁，但从乾隆十三年四月抵达军营后，便尽心竭力从事征剿，提了不少十分中肯的建议。尤其是张广泗战败被斩无法对岳排挤以后，他更为发奋，于九月十二日至十九日，统领党坝之军，进攻、康八达山梁。他所辖之兵，号称一万余名，但因要防守二十五座营盘、一百零五卡和粮台塘站，以及伤病，只剩下七千余人可供进剿之用，其中大半系附近土司之兵。他用这支以土兵为主的军队，猛攻敌碉，夺毁大战碉、小战碉各数座，打下木卡、石卡、木城、石洞十八座（处），焚金川藏民粮食十二仓，取平房四十六间，斫破大皮船四只，攻占跟杂一带地方，南北四十余里东西二十余里，“前后杀贼甚众”，为数月以来罕有之胜。［8］岳于此月奏请用兵三万五千，以一万由党坝水陆井进，直捣勒乌围；以一万由甲索夺马牙冈、乃党、两沟，径抵河边，与党坝之兵会合，攻取勒乌围莎罗奔住碉，留兵八千于卡撒防御刮耳崖莎罗奔之侄郎卡来援，俟取勒乌围，前后夹攻，夺占刮耳崖；余兵七千分守营盘，防护粮运。他向帝表示：“专责臣办理，一年内可成功”。［9］此奏深受乾隆帝赞赏。岳钟琪又于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和十二月十三日，连续领兵一千余名，猛攻界于康八达与木耳金岗两山之中的塔高山梁，将其石城轰坍，又火焚木耳金岗战碉二座、卡二处，击杀金川藏兵一、二百人。乾隆帝闻知甚喜，批示说：“欣悦览之，汝调度有方，实可嘉悦，总俟克成大勋，从优议叙。”［10］岳虽因年老和昔日进剿西藏时“染受寒湿，左手足麻木不仁”，金川山高路险，难于乘骑，但在攻打火烧梁、木耳金岗、革什戎岗、康八达等三十余处时，仍“策杖扶人，徒步督战”。［11］岳钟琪的战功，鼓舞了三军士气，对扭转清军的被动局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十三年十二月末，金川军营右汉满士兵三万八千余人，加上十四年正月陆续调来之兵，到二月初，总数当在四万名以上，超　　过大金川藏兵七、八倍。大军压境，枪炮众多，连下碉卡，士气振奋，傅恒、岳钟琪决计深入，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不料，从京城方面连续传来圣旨，乾隆帝要经略收兵息战班师回朝，使广大官兵诧讶不已，议论纷纷。二、获胜无望后悔用兵　下诏班师　　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乾隆帝弘历下谕，宣召经略大学士傅恒、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回京说：　　“金川用兵一事，朕本意欲以禁遏凶暴，绥辑群番，并非利其民人土地，而从前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屡经贻误，是以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视师，熟察形势，相度攻剿。经略大学士傅恒自奉命至军，忠诚劳勋，超出等伦，其办事则钜细周详，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则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击碉夺卡，大著声威，诚为仰副委任。朕思蕞尔穷番，何足当我师颜，而机务重大，部务殷繁，诸大臣皆为此一事，驰骋经营。经略大学士傅恒，乃中朝第一宣力大巨，素深倚毗，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擒获渠魁，扫荡巢穴，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尚书达勒当阿、舒赫德各有部职，亦未便久旷，总督尹继善统制全秦，边防綦重，著一同回任。所有军营一切事宜，交与该省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等，尽现在兵力，足以调派，即傅尔丹，尚有满兵在彼，亦应暂留，殚心筹画，妥协办理，以竣军务。”［12］　　过了两天，正月十七日，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详言必须班师的理由，认为“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因“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命议政王大臣“通盘筹酌，详议具奏”。议政王大臣立即集议，奏称：“王师除逆安边，原非利其土地民人，金川情形，既经奏悉，限于地势，讵可劳师糜饷，从事于人力难施之荒徼，应请撤兵，召经略大学士还朝。”乾隆帝从其议，即于当日正式下诏班师说：　　“经略大学士傅恒自抵军营，即诛渠魁，克碉卡，军威大振。贼首穷蹙求降，经略大学士志期殄灭种类，欲俟各路兵丁齐到，一举荡平，不肯允降。朕思蠢尔穷番，何足污我斧钻，既已乞降，允宜网开三面。且经略大学士心膂重臣，久劳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已降旨召令还朝，赞襄机务，所有纳降事宜，命川督策楞随宜酌办。内大臣傅尔丹暂留，统领满兵陆续撤回。其各路满汉官兵未抵营者，于所至之处，著班第、纪山、高越知会统兵官弁，令其按起，仍由原路回营，不必前进。……大兵既经撤回，军糈亦无庸挽运。……”［13］　　又过了一天，正月十八日，乾隆帝以奉皇太后之命，下诏封搏恒为一等忠勇公说：　　“……朕恭请皇太后圣母万安，仰蒙垂询，朕以班师纳降具奏。钦奉慈谕：息众宁边，乃国家太平长策。皇帝御极十有四年，予从不问外朝政事，上年皇帝奏闻，因系军国重务，时惦予怀，近见皇帝宵旰焦劳，尤为注切。今既下诏撤兵。实我大清国景运兴隆亿万年社稷苍生之庆。大学士傅恒忠勤宣力，谋勇兼优，成绩懋著，朝廷宜封以公爵，用示奖励，予心如是，皇帝以为何如。朕念经略大学士傅恒殚心为国，实冠等伦，超锡五等之崇班，允协酬庸之盛典，仰遵慈谕，封为忠勇公，铭勋册府，光我邦家，朕实嘉焉。”［14］　　乾隆帝是于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授傅恒为经略的，并于十一月初三日为其出师饯行，拨款四百万两，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对其寄予厚望，要其“振旅兴师”，“犁庭扫穴”，“迅奏肤功”。为什么时隔不久，他就改变初衷，要下诏班师？总观乾隆帝在十四年正月初二至二月初十日关于止兵的近二十道上谕，可以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此意由来已久，是他经过长期反复考虑而慎重作出的结论。促使他这样作的主要因素有五。其一，进攻难以获胜。乾隆帝原本以为，金川乃一偏僻之区弹丸之地，只要派遣数千绿旗士卒，征调附近土司的土兵，就可势如破竹，迅速“直捣巢穴”，“擒获渠魁”，大功告成。不料，事与愿违，川陕总督张广泗领兵三万，一挫于马邦、曾达，经略大学士、一等果毅公讷亲和张广泗统军四万再败于腊岭，用兵两年，被挡于莎罗奔所居勒乌围数十里外，寸步不前。这时，他才知道金川气候恶劣，地形险峻，藏民誓死反击，进剿很难成功。他在正月十五日谕召傅恒回京的同时，告诉军机大臣说：“朕思用兵一事，总系从前不知其难，错误办理。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　　金川“坚碉难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天险非人力可施”。敌之石卡，守御仅十一人，我以七百人进攻，只毙其半；而土兵，绿旗死者已达十一人，伤者至七十余人。若以百人敌其一人，则“贼徒三千，当用三十万众”。［15］在此之前，他多次讲到“番境道路奇险，军行艰难”，卡撒“坚碉林立”，“险峻逾常”，勒乌围、刮耳崖“险必更甚”，若早知“征途险阻如此”，决不派遣傅恒前去了。他还忧心忡忡地说：悬军深入，歧径莫测，敌军设伏断后，“种种可虞，险著讵宜尝试”！［16］他的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金川藏民凭险死守，“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清军极难取胜，并常有败师殒将的危险，是迫使乾隆帝后悔用兵下诏班师的决定性因素。　　其二，费银巨万，国力难支。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京奔赴金川时，军营只有汉土兵二万四千九百余人。经过朝廷增调满汉官兵及随行夫役，以及佥征土兵，到十二月中，人数大增。办理粮饷的刑部右侍郎兆惠和署四川巡抚班第的奏折，于十二月二十三日送到北京。他俩奏称：“现在通筹各军粮，计口预备”，卡撒五万人，党坝三万余人，甲索一万余人，马奈、正地各五千余人，“各有存积”。［17］官将兵丁役夫已有十万余人，到了十四年二月初，人数又有所增加。四川布政使高越于十三年十二月初奏称，现驻军营官兵夫役，月需米二万一千余石，今又添满汉官兵和运夫，约添二万余石，从本年十二月到明年（十四年）五月，共需二十五万石。当时，从成都运米到军营，每石需脚价银十八两。姑按高越的计算，每月需米四万余石，一年就是五十万石，一石脚价银十八两，每年仅食米一项，就需脚价银九百万两。另外，还有其他开支。高越又奏称，从十三年十二月到十四年五月，“一切需费”，约银八百七十万余两。［18］除去二十五万石米的脚价银四百八十万两，则其他项目的用费为三百九十万两，相当于五个月内食米脚价银的百分之八十。照此推算，每年食米的脚价银和其他开支，应需银一千六百余万两，相当于全国田赋银总数一半以上。数量之大，实在令人吃惊。　　乾隆帝在得知高越奏折后的第四天，即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谕说：前据高越奏称，川省军需，年内至明年五月，尚须拨银八百七十万两。“金川小丑，初不意糜费如许物力，两年之间，所用儿及二千万”。［19］又过了七天，十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论述“金川用兵，定不过（十四年）四月初旬之期”的理由时讲道：若四月初不能收局，“则劳费无已，势将难继”。今部库所存，通计仅二千七百余万两，“各省拨协钱粮，已动及留备”，若迟至（十四年）秋冬，“则士马疲惫，馈饷繁难”。此二千七百余万两，倘若“悉以掷之蛮荒绝傲，设令内地偶有急需，计将安出。”［20］如果联系到乾隆帝即位时国库已有银二千四百万两，十三年之久只增加了三百万两，更可显示出这二千七百万两之宝贵，怎能轻易掷于金川。巨万军费，非此时清政府所能承担，这是促使乾隆帝决定停兵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其三，“疲于供亿”，民力难堪。月需四万余石米的军粮，每门重二千佘斤的大炮，上万枪铳，数以十万计的大小炮子，以及军装刀枪剑戟，等等，数量浩繁，而川省道路崎岖，骡马难行，全靠人们肩挑背磨，十分艰难。四川布政使高越曾上专疏奏称：“蜀中輓运军需，全资民力，轮流更替，即村曲乡民，亦多征拨不已，近添新旅，募夫尤众。一出桃关，山路崎险，雪深冰结，艰苦视内地倍甚。成都米价昂贵，民食艰难。”［21］乾隆帝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报，深知军需转运的累民，多次下谕讲到，川省军兴以来，“一切夫马粮饷，供亿浩繁，内地民情，疲困殊甚”，“川省物力虚耗”，“川省疲惫”，“川省夫马钱粮拮据”，“川省连年困于征发，民力实已劳惫不支”。他又就征剿对各省的危害说：“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22］他于十四年正月初三日再次下谕解释必于四月初收局时讲道：若不早日收兵，“劳费无已”，“非惟川省民力难支，即沿途各省，半属边境，骚动可虞”。［23］他很担心差重役繁，民难支撑，将怨愤反抗。他曾多次下谕讲到：“川省民番杂糅。加之啯噜流匪，遇事逞凶”，今烽燧连年，“人苦劳役”，“设有奸徒从而煽诱”，“以易动之民，当困惫之际，内地少有疏虞，诸事深为可虑”。［24］他之所以很早就限于十四年四月初完功和后来令傅恒立即回京，便与此有关，“盖深有见于此也。”［25］　　其四，军情紧迫，贻误政务。征战以来，军中事务繁多，军情瞬息万变，胜败难卜，不仅阵前将帅精力高度紧张，京师帝、王、大臣运筹数千里之外，亦甚烦劳，因而影响了政务的妥善裁处。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初九日下谕，专门详细讲述此事，把它作为必须班师的一条重要理由。他说：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一切政务，未免因此分心”。朕昨御斋宫，偶一检点应发之旨，遂有数件。“六部为天下政务根本”，经略大学士以阁臣而兼理户、工两部，今专任于军旅，而尚书之在军前者，有吏部尚书达勒当阿、户部尚书舒赫德，兵部尚书瑚宝亦暂留于陕甘。军机大臣之中，大学士张廷玉年老休暇，大学士来保、尚书陈大受、汪由敦、纳延泰所理之吏、户、刑三部及理藩院，“均属紧要”，而他们近来“晨夕内直”，承旨办理军前事务，便难照常料理部务，自会旷误。金川军务一日不竣，则诸大臣一日无暇，“朕亦不忍更责以旷误部务之愆”。直隶诸省督抚州县，“因供亿军行”，必使吏治民事“迟延耽误”。今“聚能办事之部院大臣，悉赴行间，致旷内外诸务”，实不应该。经略大学士“宜深为内外政务筹虑”，早还朝一日，即可早办一日之事，诸臣亦得各事其事，“朕亦得安心万几，不致惦念”。［26］　　其五，厚爱经略，虑其有失。任经略之前，傅恒本来就因为是孝贤皇后之弟和勤慎事上，而深受乾隆帝宠爱，超级提拔，未及而立之岁便任至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成为仅次于讷亲之第二宠臣。当张广泗料理未妥帝心烦闷之时，讷亲安坐未动，傅恒却奏请“愿效前驱”，赴军指挥，分担帝忧，此举甚受皇上赞扬。傅恒就任经略以后，不辞辛苦，长途奔驰，赶到军营，整顿营伍，露立风雪之中，“彻夜督战”，夺碉取卡，军威大振，更赢得了皇上的信任和欢心，乾隆帝决定要让其接替讷亲之位，成为“素深倚毗”、最受宠信的“中朝第一宣力大臣”，因此对其用兵十分担心，既怕其战败，又恐其负伤或劳累成疾，所以要傅恒尽速统兵回朝。他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傅恒回京的谕中讲道：经略大学士“乃国家第一宣力大臣，赞襄机务，所关綦重”，“岂可因荒徼小丑，久稽于外”，况悬军深入，“种种可虞”。且孝贤皇后念经略大学士是手足至亲，教导成就，“恩意笃挚”，朕亦因孝贤皇后诸弟之中，“能如此忠诚任事”，殊不易得，“是以优加眷遇”。其在金川“临阵督战，彻夜露立风雪之中，此岂人所能甚”，于心不忍，是以特召回朝。［27］第二日，正月十六日，他又下谕说：经略大学士年力壮盛，“赞襄之日方长”，实国家所不易得之社稷重臣，“朕岂肯以将来五六十年辅弼良佐”，而令其殚穷年之力，专办一无足轻重之“番蛮”。大学士督战金川，使“朕心日夜悬注”，皇太后因朕筹画忧勤，“又致圣心日夜悬注”。贤臣久劳在外，“朕心实有所不忍”，应即撤兵还朝。［28］　　以上这些因素，促使乾隆帝深悔不该错对金川用兵，因此，从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送傅恒离京，到十四年正月初三日，仅仅过了两个月，他就决定要止兵撤军了，并准备派岳钟琪统兵一万，驻守打箭炉，防止金川兵袭击要道和丙地。应当说，乾隆帝知错能改，还是应予肯定的。人孰无误，知过能改，筹画弥补之法，于国于民于己，都是大有裨益的。然而，历史进程变化多端，有时还曲折有趣，正当乾隆帝引咎自责面带惭色之时，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的告捷露布，从远离京城五千里的金川军营，飞速传送，日行六七百里，仅仅用了八天的时间，就呈于御案之上，顿时龙眉舒展，变愁为笑，宫殿内外，喜气洋洋，一派欢庆大捷的快乐景象。三、岳钟琪劝降勒乌围　莎罗奔营前归顺　　连续接到皇上劝说、谕令班师回京的圣旨，被乾隆帝赞为“殚心为国”之“中朝第一宣力大臣”的经略傅恒，感到十分为难。他本来抱有誓平金川的雄心壮志，至军营后一再向帝奏称：“此番必期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必欲打下勒乌围、刮耳崖，生擒莎罗奔及其侄郎卡，“荡平贼境，慑服群番”。［29］何况，军务颇有起色，卡撒、党坝两路大军均连续夺碉取卡，渐逼莎罗奔住碉，大金川藏民震于清军“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要求降顺。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突然撤兵回朝，真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太可惜了，对朝廷，对自己，都是一大损失。因此，他多次上奏，要求把战争进行到底，但一再遭到皇上拒绝。而且皇帝既连下长谕，嘉赞经略为国尽忠效劳建树了功勋，又温情脉脉，以至亲身份，苦口婆心地从国家大局到个人安危婉言相劝，阐述收兵的必要，还特封一等忠勇公爵，搬出皇太后的慈谕，提及长姐孝贤皇后之恩眷，这一切特恩殊宠，都使傅恒难以坚持己见。尤其是乾隆帝于十四年正月十五日宣召经略回京的上谕中，明确宣布，“此旨到日，经略大学士傅恒著即驰驿还朝”，如此严谕，臣子怎能违命。兼之，十七日班师之诏又已下达，各省增派之兵尚在中途者一律返回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傅恒只好上疏，奏称愿意离开军营，遵谕返京。　　十四年二月初九日酉刻，乾隆帝收到傅恒的奏折，言及金川头人阿申内附，机有可乘，弃之可惜，恳展还朝之期。初十日丑刻，傅恒之疏又到，奏称奉到十六日谕旨，“敬谨遵奉。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即行星驰就道”，纳降之事，交策楞办理。乾隆帝赞嘉说：“如此方为明于事理能知轻重之大臣，朕心深为嘉悦。罢兵一事，朕再四熟筹，为国家远大之计，无逾于此。”［30］　　傅恒所说欲于正月二十九日或二月初二日动身回京，并非真话。当时从北京到金川军营，谕旨及经略的奏折，一般需要十二天。傅恒系于正月二十七日或二十八日奉到十六日的上谕，而他奏称将于一天之后，在二十九日起身，执行圣旨之如此坚决和迅速，当然会得到皇上的夸奖。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傅恒上奏之时就已决定要延期起程，而且要亲自纳降。尽管近二十道上谕促其返京，而且明确限令其停止战争，撤军回朝，他也上了奏疏，表示要遵旨归京，可是他并未放弃建功立业的愿望，只不过是在“纳降”上作了重大的变动而已。　　早在十三年十一月初，莎罗奔便“日遣头人在卡喊降”，护川陕总督傅尔丹、署四川巡抚班第告诉来使说：必须莎罗奔、郎卡“面缚叩见，方准伊不死”。初七日头人得什阿朗到达党坝四川提督岳钟琪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注验”。岳遣千总杨自功等于初八日赴勒乌围，验得郎卡果系病重，并探明勒乌围一带道路及山川形势。岳传谕得什阿朗：若莎罗奔、郎卡“抗不赴营，嗣后无庸喊降。”随后，十余名藏民陆续来降，言及刮耳崖已无粮，勒乌围粮少，普通藏民“不能得食”，“人人思溃”，“贼酋……欲诱令（藏民）同出投诚”。［31］乾隆帝得知此事后，改变了在原先讷亲、张广泗任职时制定的政策，当时是要二人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不许收降，现在因已后悔不该用兵金川，故于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下谕宣布，如果三个月内不能成功，即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息人力”。［32］　　傅恒在十三年十二月中至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的四十余日里，连续奉到多道言及尽早收兵的上谕。他一方面几上奏疏，要求实行他制定的“锐师深入，从中峰压下，直捣贼巢之策”，欲图荡平金川，与此同时，他也开始考虑计诱“番酋”之法。他于十四年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奏称：“番众震我兵威，且粮食将尽，屡次喊降”。正月十二日“具禀哀恳”，十五日又遣头人来营，送还抢去绿旗兵三名，“观其情词恳切，穷蹙似系实情”，因谕以莎罗奔、郎卡若亲缚赴辕，当贷以不死。“臣意乘其投诚，仍抵贼窟，将二酋带入内地，还朝献俘”。［33］　　傅恒意欲骗诱莎罗奔及其侄郎卡来营投降时，缚二人入京献俘，这种作法实为谬误。傅恒可能是藉此博取生擒“逆酋”之“美名”，谋取殊勋特功之封赏，但此举将带来严重后果。失信于“番”，金川藏民将重举义旗，拼死反抗，局面很难收拾。何况，堂堂天朝大帅，行此鼠窃狗偷之计，岂不贻笑大方。乾隆帝对傅恒之策予以摈斥，于正月二十六、二十七日连下二谕，令其废除此法。他指出：莎罗奔、郎卡会考虑到被骗的危险，而“令人冒充”，就算是二人来投，一旦擒拿押献，不仅其“随从之众，一时情急生变”，而且“彼中人心团结，必复另有推戴，其仇恨深切，力抗坚拒，更倍于前”，如欲“痛断根株”，非一二年不可。何况，既许以不死，又“絷之槛车，献俘阙下”，则“群番环视，且畏且惊”，不如“昭布殊恩”，遣彼回归故地，“告布各番”，使知“王师有征无战，降者不杀，信义宏孚，恩威并著”，这样一来，“边徼由此永宁”。［34］　　傅恒在奉到这两道上谕之前，已决定放弃诱擒之法，改为纳降和好，允其返回。他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改变，可能是出于两个因素。一是他已收到令其见旨之后立即返京的正月十五、十六两日的上谕，恐因捉拿莎罗奔、郎卡引起“番变”，无法离开金川，从而违背了“著即还朝”命策楞纳降的圣旨，犯下欺君抗诏的大罪。二是莎罗奔真心降顺，于正月二十日遣头人来到军营，“呈献甘结，遵依六事”：一、永不敢侵扰“诸番”；二、供役比各土司勤勉；三、尽返所夺“邻番”之地；四、擒献过去误犯天兵之凶首；五、送还从前所侵掠之人民、马匹；六、照数献出枪炮。虽被傅恒以其“未经面缚”而“峻拒其请”，莎罗奔仍求降不已，并托绰斯甲土司转求提督岳钟琪“代请贷死”，还屡派亲信头人“致词献币”，禀称果贷其死，“当为经略大学士建祠顶祝”。［35］傅恒很可能考虑到，与其遵旨立即被迫乘马还朝，将纳降之功让与别人，自己落得一个虚糜粮饷无功返京的可耻下场，倒不如抓住这一极为难得的机会，允许莎罗奔投顺，还可亲享四个月来鞍马劳顿勤理军务之佳果，立一大功，博得平定金川之美名，因而放弃了诱擒的安排。　　雍正初年岳钟琪署川陕总督时，曾推翻原总督年羹尧的错误决定，将大金川割与沃日土司之美同等寨，归还与莎罗奔弟兄，因此莎罗奔对岳十分感激。现在岳钟琪向傅恒提出纳降，愿意亲至勒乌围招抚，傅恒同意。岳遂带兵四五十人，进抵勒乌围，宣谕劝说，莎罗奔见岳轻骑亲至，大喜，“迎谒甚恭”，“悉听约束”，是夜留岳宿于帐中，岳“解衣酣寝如常”，莎罗奔更为信服。次日，岳至莎罗奔的经堂，令绰斯甲土司同莎罗奔、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随即前往卡撤军营，告诉经略。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于卡撒经略之军门外，“除道设坛”，带领喇嘛、头目多人，“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傅恒轻骑减从，“示以不疑”，升帐就座，莎罗奔等人“次第俯伏帐下”。傅恒“开诚训饬，义正词严”，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以不死”，莎罗奔等人“感激欢欣，致词恳切，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并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却银受佛，颁赉恩赏，手授荷包，莎罗奔跪谢领受，叩称银两不敢领回，愿以此银为经略大学士傅恒“建祠诵经，子孙戴德”，傅恒遣其归还勒乌围。此日，“远近各番，观者如堵，莫不踊跃欣喜，敬信畏服”，“万声欢庆”。［36］　　十四年二月十五日，乾隆帝得到傅恒“奏报夭威远扬平定金川”“献捷班师”的露布，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宣布喜讯，盛赞傅恒“迅奏肤功”，从此“远徼敉宁，蛮氛尽息，生灵休养，食德饮和，实我大清国亿万年无疆之休，垂诸史册，盛烈光昭”。他从厚封赏功臣，赐令一等忠勇公傅恒服四团龙补褂（按清制，此服仅亲王、郡王才能服用），赐与金黄带及宝石帽顶，并依开国元勋超等公、追赠武勋王扬古里额驸之制，加赐豹尾枪二杆、亲军二名，不许恳辞，又照勋臣额亦都、佟国维之例，为其家“敕建宗祠，春秋致祭”，“用奖忠勋”。对提督岳钟琪，加太子太保，复封三等公，赐号威信，授兵部尚书衔，赐紫禁城骑马，免其西征准噶尔时罚令赔补之银七十余万两。［37］　　莎罗奔感帝“宥死之恩”，“选进番童番女各十名，代伊等服役”，送至经略傅恒处，求进献大皇帝，又于刮耳崖修建祠宇，供奉经略大学士忠勇公傅恒“长生禄位”。乾隆帝得悉四川总督策楞奏报此事后，谕令送还“幼番”，量加奖赏，允其建立傅恒生祠。他又于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下谕给金川土司莎罗奔等人，讲述了讷亲、张广泗办理不善已处以军法等事，谕其“安分守法，勉力向善，皈依佛教，各守封疆，永无侵轶”，设若邻近土司前来欺凌，许其向总督、提督控告，当“为尔等分剖曲直”。［38］第二日，二月三十日，又下谕给邻近的各土司，重申上述意见。　　三月十三日，大学士等议准四川总督策楞奏上之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一、巴底、巴旺，仍由其原土司纳旺管辖。二、允许从军出力之革布什咱土舍扎什诺尔布承袭该土司，给与号纸。　　三、杂谷、草布什咱、沃日，小金川四土司仍各辖己地，毋庸“联为一气”。四、沃日女土司泽尔吉与小金川土司泽旺婚配。五、沃日土司印务，仍由女土司泽尔吉护理，所生之子，分袭沃日、小金川二土司。六、小金川被毁的碉房，听其自修自守。七、小金川副土司小朗素及大朗素，酌予安插。八、先来投诚之大金川土舍汪尔吉，乃郎卡之异母弟兄，交伊舅革布什咱土司扎什诺尔布带赴游牧，待有安插之处时，即予安排。九、梭磨、竹克基、党坝等土司、土舍，仍保留原有职衔，毋庸加衔。十、各土司恭顺辛勤，业蒙恩旨赏赉，交部分别加级，以示鼓励。十一、“严汉奸出入番地之禁”，各土司钱谷文移需人代办，听其自行延请汉民充任，“番民贸易”难以禁绝，惟严察匪徒出入。十二、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地，“番民”“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不必勒令汉民赎还，今后严禁内地民人将田地“私售番民，违者治罪”。［39］四、斩相诛帅耗银劳民　名胜实败　　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一等忠勇公傅恒奏报“平定金川”的告捷露布送到北京以后，乾隆帝万分高兴，封赏功臣，遣派大员祭告天、地、太庙、大社、大稷、奉先殿、永陵、福陵、昭陵、昭西陵、孝陵、孝东陵、景陵、泰陵和先师孔子，立碑太学，编平定金川方略，并恭谒泰陵，上崇庆慈宣康惠皇太后徽号，颁诏天下，恩赐出征官兵夫役和伤病兵丁，宽免犯人，其《御制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文》，概述了征剿的原因、过程和奏凯之情，现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金川莎罗奔者，居西蜀桃关以外，界绰斯甲、小金川之间，向曾从征，得受符檄，与诸土司齿，顾恃其险远，夜郎自大，构衅邻番。各土司申诉封疆吏，吏曰，蔓之不图，岂其视为瓯脱，乃请兵筹饷，期扫其穴。而司其事者，或怯缩以老师，或剽狡以蓄志，军无适从，事用弗集。（乃命傅恒为经略）………（傅恒）恩威既明，士用益励，……奸酋授首，军声大振。……（莎罗奔）稽首请降，……经略宣朕明旨，登坛受降，己已二月之望日，金川平定捷音至京。是役也，深入数千里，奏凯未七旬……”［40］　　乾隆帝及其文武大臣把莎罗奔之降当作平定金川之一大武功，而且后来列为“十全武功”之首，因其余九大武功皆在此之后。此役延续两年，调兵数万，可谓规模不小，但是否能将此称为“平定金川”，是否能以它作为清军大胜的赫赫“武功”，就很难说了。　　金川之战是否能成为清朝的一大武功，主要取决于清政府在此战之中，是得不偿失，还是获利无穷。清帝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军队来说，乾隆十二年，川陕总督张广泗调征汉土官兵三万，受挫之后，十三年上半年再增为四万。傅恒于十三年十一月出任经略，又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四川、北京和东三省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金川军营之兵二万五千，多达六万之众。用兵两载，耗费了巨量银两。　　一征金川，究竟用银多少，以往无人涉及。乾隆帝于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曾惊呼：“两年之间，所用几及二千万。”［41］这个数字偏大一些。金川事平之后，参赞大臣、户部尚书舒赫德于十四年二月上疏，详言军费开支情况，其文如下：　　“钦差户部尚书舒赫德奏称：川省旧管新收，共军需银七十七万二千九百余两，部拨及外省协济银八百七十九万一千一百余两，现存一百五十万三千余两。军兴以来，用司库及府厅州县酌留存贮银五十七万一千余两。查此项银以备地方紧要，不可久缺，应于存银照数拨还，尚余九十二万一千余两。现在应付回兵水陆船只夫马之需，又从前雇马雇夫运米及铁斤草料，价应找给，又出师官兵赏恤，均宜留备，查各省尚有奉拨未到银，应请将一百万两，留备前项支用。余银查川省本年领赋奉恩缓征，临边要地，炉藏各站，岁有供应，宁使多备无缺，应再拨银一百万两，以备岁需，计核少银四十五万两，请于就近湖广起解银，截拨足数。（从之）”［42］　　按照舒赫德的奏报，截至十四年二月中，金川之役已用银八百六十三万二千余两，加上支付大军班师所需水陆运费及先前欠付的脚价等费，又是一百万两，则共用军费九百六十三万余两。　　如果再加上瞻对之役的一百余万两银，则军费多达一千一百万两。　　用兵金川的过程中，清军两次失败，伤亡惨重。前面曾说过讷亲、张广泗所统之四万余名兵士，因战死和重伤遣返，只剩下二万四千九百余名，减员八分之三。四川提督岳钟琪奏报张广泗等损失之具体情形说：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军营现存官兵，“每百名中（带伤者）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43］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前往金川途中，“见陕西、云南受伤遣回之兵，敝衣垢面，几无人色”。［44］　　由于供应军需，转运粮饷，民力十分疲惫，尤以川省为甚。停战之后，乾隆帝降旨：川省军兴，“一切供亿输輓，有资民力”，令川督将运米州县分等具报，听候施恩，并将十三年、十四年地丁钱粮缓征。四川总督策楞于十四年四月遵旨上奏后，帝于五月初八日下谕：列为一等的茂州等十四州县，“地居冲要，差务殷繁，承办米夫最多”，加恩镯免一年钱粮。列在二等的温江等四十三州县厅，办米出夫亦多，仅次于茂州，有的州县或派出口站夫，或当北路孔道，“差务亦重”，免一年钱粮十分之七。列为三等、四等的乐山、隆昌等七十五州县，或出夫而不办米，或粮由舟运，“人力稍省”，分别免一年钱粮的十分之五或十分之三。［45］此时四川省有州、厅、县一百四十三，而上述因出夫运米镯免钱粮的州、县、厅却为一百三十二，占全省州、县、厅总数百分之九十二，可见金川之战使四川民力亏损之严重。　　乾隆十年七月至十一年四月的瞻对之战，使历任尚书、总督、都统、领侍卫内大臣、大学士等要职的国舅爷一等公庆复，坐贻误军机律，革职削爵，勒令自尽；署四川提督李质粹被处以死刑。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一征金川，使势倾朝野的乾隆帝之第一宠臣、首辅、领班军机大臣、一等果毅公、经略讷亲，被削爵问罪，丧命于其祖遏必隆的宝刀之下；因治苗疆平苗变而平步青云超升总督、副将军，被帝赞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以失误军机“有心误国”罪，立即处斩。　　乾隆帝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又得到了什么？当然，也不是一无所获。其一，不管怎样，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总算是“稽首请降”了，还具了甘结，遵守六条，金川地区保持了十几年比较安定的局面。其二，逃匿多时的下瞻对首领班滚，慑于军威，“悔罪投诚”，率领弟兄、土目、头人，“出界跪迎”四川总督策楞派往晓谕的官员，“誓死明心”，“亲身率众归诚”，并表示立即“约束番众禁做夹坝，遇有差使，倍竭报效”。其亲戚土目，“亦各同声欢庆，如获更生”。［46］瞻对之役的未竟之事，也算得到了解决，这一地区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其三，降服苍旺，将杂谷土司改土归流。乾隆十七年八月下旬至九月初，以杂谷土司苍旺攻打邻界之梭磨、卓克基土司，不遵官府调处，又“私造铁炮，潜蓄逆谋”，四川总督策楞、提督岳钟琪发兵四千，前往征剿，半个月内擒获苍旺，降服“番寨”一百余寨，招抚藏民四万余人，将这延袤二千余里的大土司改主归流，设立理番厅。此事虽在打金川之后，但显然与岳钟琪起为提督，执掌四川兵权，以及其两次攻取金川碉卡，劝降莎罗奔，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可以将此列为用兵金川的成效之一。　　至于所谓莎罗奔之“跪降”及其六条条约，倒很难作为“武功”的依据，或者说得更准确、更明白一些，它反而是表明乾隆帝用兵金川之误及其并未成功的有力证据。莎罗奔之“跪降”一事，很有文章。乾隆帝援引傅恒、岳钟琪的奏疏，说莎罗奔多次求降，情切辞恳，但是他们却在“求降”之事的三个重要关节上含糊其辞。一是虽然莎罗奔与其侄郎卡确曾一再和清军联系，要求停兵议和（即傅恒等人说的求降），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俩坚决拒绝清朝要其自缚到营面议的要求，只是屡遣头人来见，本人从不前往清军大营。二是莎罗奔之所以能于十四年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傅恒军营外设坛除道，很重要的原因是岳钟琪的劝降。　　堂堂天朝的大将军四川提督岳钟琪，竟然仅仅率领四、五十名随员，就纡尊降贵，亲临小小土司寒舍，反复劝导，而且肯定讲述了清政府宽待莎罗奔的方针及“跪降”的具体安排。先有岳的大驾光临及其保证，才有二月初五日莎罗奔、郎卡等人至军营的“跪降”。三是莎罗奔仅仅是率众跪迎，并未自缚其身“肉袒羊牵”，而且傅恒宣布帝旨“示以德威，宥之不死”，当即遣返回家，没有施加任何凌辱和处罚。如果考虑到，莎罗奔原本是经帝批准袭承其兄之职的一个小小安抚使，是清帝所辖之微不足道的一位“番酋”，连清政府中的七品芝麻官到来，他都要率众跪迎，那么，这次二月初五的“跪降”，便没有什么特殊性了，便不是因战败而跪迎将军、经略。　　与此相类似的，是所谓莎罗奔的“呈献甘结，遵依六事”，即不侵邻“番”、退还占地、勤勉当差、献擒凶首、送还俘获、交献枪炮。这与其说是莎罗奔战败而签的投降条约，倒不如说是友和协议和例行公文。莎罗奔是清帝“属番”，他作为清政府统辖之下的一个安抚使，本来就应遵守清朝国法，不得侵扰邻“番”抢掠汉民，不许侵占其他土司之地，更不得对抗官军，杀伤将弁士卒，夺取枪炮，如果违令则要依法严惩，直至抄家问斩，踏平全境。这次的两年之战，莎罗奔先后击杀了总兵任举、副将张兴、参将买国良、游击孟臣等将领多人，杀伤官兵上万，还夺取了许多枪炮，犯下了“十恶不赦”的灭门大罪，可是，六条之中，莎罗奔只是退地、还人、当差、献炮而已，交了一个马邦头人朗多阿朗，作为“起祸之原”“误犯天兵的凶首”，而他这位指挥“番民”万人侵邻、占地、掠人、夺炮、数败官军的大土司，却安然无恙，既不问罪，又不受罚，还不挨骂，不受羞辱，照样稳坐安抚使的金交椅，统辖五百里的大金川，这六条怎能成为清军获胜建立武功的根据。看看用兵初期乾隆帝关于此战的目的、要求的谕旨，更可使人们明了所谓平定金川之武功的真情。十二年三月十九日，他下谕决定征讨金川时讲道：此番进剿，“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以期永靖边陲”。［47］擒斩莎罗奔，诛其弟兄叔侄子孙，铲除再起变乱的根源，就是乾隆帝用兵金川的主要目的。这一方针，此后多次在谕旨中继续宣扬和强调。七月二十七日，他对大学士、川陕总督庆复呈述副将马良柱解沃日土司之围、小金川投诚、莎罗奔退守的“捷奏”，批示说：此乃小小取胜，与去岁进攻瞻对相似。“蠢兹小丑，大兵压境，未尝不畏威慑服”，究难保其日后之不复肆横，置之化外，仍不免劳师动众，岂为一劳永逸之计”。［48］十月十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四川巡抚纪山报称莎罗奔遣人求降，因其未亲赴军营，不准。川陕总督张广泗亦曾奏述莎罗奔及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断难允行”。张之“所见极是。逆蛮反复狡狯，即使面缚归诚，尚难保其日后不复肆横。况此番官兵云集，正当犁庭扫穴，痛绝根株，一劳永逸，断无以纳款受降，草率了局之理。著传谕张广泗，务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49］在这里，他再次明白宣布：必擒莎罗奔，犁庭扫穴，不许纳降，哪怕“番酋”面缚归诚，也不允其请。十二月十九日，因张广泗奏称，莎罗奔托土司汪结“恳请招安”，已坚拒其请，告以“该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今岁不能，至明岁，明岁不能，至后岁，决不似瞻对烧毁罢兵。他盛赞其处理得当，批示说：“好。　　明告之，甚是。看此，朕实庆用卿之得人也。勉之，虽迟何妨。”［50］过了九天，十二月二十八日，他令军机大臣传谕张广泗，命其“擒执逆酋”，“拿解京师献俘，明正典刑”。［51］　　类似谕旨，还有不少，毋需赘引。问题最清楚不过了，乾隆帝的此次出兵，是为了踏平大金川，生擒莎罗奔，彻底制服这一地区，决不是“纳降了局”，即使莎罗奔“面缚求降”，也不罢休。将此和十四年二月初五日傅恒所奏的“平定金川”大捷相对照，其名胜实败的真情便不言可喻了。　　总的看来，乾隆帝发动的十二年六月至十四年二月的金川之役，并没有取得胜利。他的这一所谓“平定金川”的“武功”，既不威武，也无功可言，不过是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而已。由于他决策有误，用兵的时间不对，选择的打击对象（大金川莎罗奔）欠妥，较长时间里任用将帅不当，因此，耗费了巨量银两，劳民伤财，败师殒将，得不偿失，最后不得不以“纳降”来“草率了局”，实际上是打了一场大败仗。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325，页34、35；卷326，页2-8。　　［2］《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4、25。　　［3］《清高宗实录》卷332，页29。　　［4］《清高宗实录》卷329，页25；卷330，页23；卷331，页33、34；卷332，页2。　　［5］《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6-39。　　［6］《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　　［7］《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8］《清高宗实录》卷326，页26-28。　　［9］《清高宗实录》卷325，页8、9。　　［10］《清高宗实录》卷330，页30、51；卷331，页32。　　［11］《清高宗实录》卷329，页63。　　［12］《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2、43。　　［13］《清高宗实录》卷333，页6-10。　　［14］《清高宗实录》卷333，页11，12。　　［15］《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4。　　［16］《清高宗实录》331，页36、48、52；卷332，页5、7、17，44。　　［17］《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6。　　［18］《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6，31。　　［19］《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1。　　［20］《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2。　　［21］《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　　［22］《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56；卷332，页13、27；卷333，页25。　　［23］《清高宗实录》卷332，页13。　　［24］《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1；卷332，页27。　　［25］《清高宗实录》卷331，页57。　　［26］《清高宗实录》卷332，页35-38。　　［27］《清高宗实录》卷332，页43、46、48。　　［28］《清高宗实录》卷333，页3、4。　　［29］《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0；卷333，页2。　　［30］《清高宗实录》334，页17。　　［31］《清高宗实录》卷330，页43、44。　　［32］《清高宗实录》卷331，页4。　　［33］《清高宗实录》卷333，页29、30、33、34。　　［34］《清高宗实录》卷333，页29、30、33、34。　　［35］《清宗高实录》卷334，页17，18，29，30。　　［36］《清高宗实录》卷334，页18，26，27，29，30；《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37］《清高宗实录》卷334，页26-28；卷336，页22；卷350，页24、25。　　［38］《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8、29。　　［39］《清高宗实录》卷336，页37、38、39。　　［40］《清高宗实录》卷335，页3-7。　　［41］《清高宗实录》卷331，页31。　　［42］《清高宗实录》卷335，页20，21。　　［43］《清高宗实录》卷325，页7、8。　　［44］《清高宗实录》卷331，页15。　　［45］《清高宗实录》卷340，页19。　　［46］《清高宗实录》卷349，页6；卷358，页6。　　［47］《清高宗实录》卷237，页4、5。　　［48］《清高宗实录》卷295，页20。　　［49］《清高宗实录》卷301，页17。　　［50］《清高宗实录》卷305，页10。　　［51］《清高宗实录》卷305，页29。大皇帝决策征金川第六章　再征金川　大功告成第一节　大皇帝决策征金川一、金川侵扰九土司　　乾隆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呈报金川欺凌九土司及九土司联合反击情形之折，送到紫禁城。阿尔泰、岳钟璜奏：西南两路，惟金川居各土司之中，地势险峻。大金川土司郎卡“贪顽成性，狡黯异常，向来逞强，滋扰邻境”，如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小金川、党坝（丹坝）五土司，与金川连界，“夙被欺凌，结怨已久”。沃日、松冈、梭磨、卓克基四土司，距金川稍远，与绰斯甲布等五土司接壤，非亲即族，唇齿相依。九土司之中，绰斯甲布势力稍强，可与金川相敌，其余或兵力微弱，或土司愚庸，分处各巢，只可勉力防守，联为一气，则可并力攻击，“此九土司共为合从之计，以遏郎卡窥伺之机也”。上年九月，因郎卡侵占党坝地方，绰斯甲布发兵相助党坝，并约会各土司禀恳官府，准其攻打金川，以图报复。本年五月二十九日，九土司会攻金川，分路前进。三个月以来，节据两路委员禀报，各土司或连得胜仗，或互相杀伤，核计杀掳数目，及焚碉夺卡抢获马匹器械，“郎卡甚为受创”。［1］　　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所奏大金川与绰斯甲布、党坝等九土司之争的情形，并不始于乾隆二十七年或二十八年，而是历来已久，第一次金川之役，便系由此而生。虽然乾隆帝两派经略大臣，调兵六万余名，耗银近千万两，历时三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顶佛经立誓，亲诣大学士傅恒军营乞降，誓归侵占其他土司之地，纳军械，献凶酋，停兵和好，但此后仍常起争端。　　乾隆二十五年莎罗奔因病去世，其侄郎卡主持大金川土司事务。郎卡呈请袭叔之职，四川总督开泰奏请准其承袭，并不需取具本土司内土舍头人及邻近土司的甘结。乾隆帝就此事于二十七年二月十一日下谕：该督如此办理，意在直截简便，且不令土司等因此通同附和，所见固是，然而不向郎卡等人明白宣谕，恐此等土舍不知怀畏，转疑开泰对郎卡有意迁就，一似徇其所请，竟不待各处甘结就允其请，“或致潜生骄纵，殊非控驭之道”，著传谕开泰、岳钟璜即行向郎卡晓谕，“谓邻近土司与尔素有嫌隙，今因承袭之事，照例取结，伊等定不乐从，今据尔恳求，竟免其展转取结，以示加惠土司之意。但袭职之后，在尔与邻境诸部既不能相协，而封疆大臣亦断不肯为尔少贷”，如此办理，“方足令其知所儆惕，于体制亦为允协”。［2］　　尽管乾隆帝注意防范大金川滋生事端，但未能见效。郎卡早在叔父去世之前，已因叔年老多病，而实际上主持了土司事务。他于乾隆二十三年起兵，攻打革布什咱，并扰及小金川，将革布什咱土司四郎多博登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色刚桑）团团围困，僧格桑逃出，四朗多博登被迫携带妻室儿女投奔清政府，革布什咱地区悉为郎卡占据。二十七年，郎卡又发兵进攻党坝官寨。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年正月初，郎卡又攻占党坝土司之额碉，用炮轰击党坝格藏官寨，并攻围巴旺土司之卡卡角，烧毁寨房，杀掳人口”。［3］　　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继承人索诺木势力越来越大，不断侵扰和占夺邻近弱小土司地土，如不及时加以制止，不仅各土司之间争端日多，广大地区不得安宁，而且金川辖地日益扩展，人丁日多，兵马愈强，就不会只是土司内部相斗，势必波及邻近州县，威胁川藏交通，危害川省安全。清政府对此，自然是不能坐视的。二、“以番攻番之策”失效　　乾隆皇帝弘历虽然多次下谕讲述一征金川的不必要，催促经略、大学士傅恒收兵还朝，十分高兴地接受莎罗奔的降顺，但他并未因此就置金川于度外，听其任意扩展。至迟在乾隆二十三年，他就产生了见机削平金川的想法。　　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四川总督开泰、提督岳钟璜呈报金川用兵之情及对策说：革布什咱土司四朗多博登、小金川土司僧格桑从大金川兵围困中被救出来后，金川兵又回攻丹多吉地，“现在分委将弁，晓谕控制，如有必需另办之处，再行奏闻，并“分拨土练，弹压打箭炉等处地方”。［4］　　乾隆帝读过此折后，于二十三年四月初十日谕军机大臣：“向来番苗自相攻击，原可不必绳以内地官法”。此次金川与革布什咱等兴兵搆怨，据该督两次奏称，原不过是因为结亲起衅，量其情形，“本与蛮触无异”，但打箭炉系通藏要道，如金川之意不专在革布什咱，“势必为边圉滋扰”，“则必须彻底办理”，开泰等当据实速奏，“候朕另行降旨”。“绰斯甲布现与小金川、沃日诸土司联络，其人众兵力不甚单弱，或传知该土目，果能自出其力，惩创金川，则所得地方人众，不妨量赏伊等以示鼓励，以番攻番之策，亦属可行。总之情形非可悬度，朕意如果番蛮自相攻扰，乃事所常有，只可将就了事。设不得不办，则亦非川省绿营所能任其事者，十三年其明验也”。该督当密行速筹二三千人数月之粮饷，奏闻请旨。［5］　　被乾隆帝特委以治理金川重任的工部尚书、署四川总督阿桂，于二十九年七月上疏，奏报“前往番地体察各酋情形”，建议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乾隆帝赞同此计，于八月十四日谕军机大臣：“（阿桂）所见颇悉番酋情状，看来以番攻番，自是乘机善策，九土司等果能齐心协剿，其势实有可图”。著阿桂以“钦差、总督之意，明谕九土司：郎卡反复狡诈，为众土司之害”，天朝不会复庇“众人之蠹”，“尔土司等集众往攻，原为自除己害起见，钦差及总督控制边隅，不惟不为禁制，且有应行奖励之处，亦决不为之靳惜。尔土司等能殄灭此酋，所有金川之地，就各番寨所近，即令分析，画界管理”。如此开导，各土司既可剪灭仇敌，又得增开疆土，“自必倍加踊跃，其事尤属易成，而于内地不动声色镇靖边番之道，亦深有裨益”。阿桂等即仔细计议，相机妥办。［6］　　阿桂与新任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遵照皇上谕旨，反复筹画以九土司攻大金川之策，并于二十九年九月初联名上折，呈述九土司情形及有关措施。阿桂等奏：“郎卡所恃，不过地险碉坚，然合计众土司之力，较金川多至数倍，若果奋力攻击，必可成功，是以番攻番，实为镇静办理之善策”。九土司内，巴旺、革布什咱地小兵单，只可藉以牵制一面。沃日不与金川接壤，又兵少力弱。杂谷之梭磨、松冈、卓克基三部，地势隔绝，与金川只有一路相当，颇难进攻。党坝本系杂谷土舍，于乾隆二十四年始分设土司，地小力微，逼近金川，屡被金川欺凌，难以自立。“惟绰斯甲布番部，其地势兵力堪称金酋劲敌，且与金川连界之处甚多，进攻颇易”。如果绰斯甲布与党坝各自努力，加上小金川人丁，“则金酋小丑实有可图”。但进攻必须持之以久，方可使金川疲惫，必须对九土司酌予赏恤，“以鼓其奋往”，拟运官茶于打箭炉、松潘两处变卖，“所获余息，暂为夷务赏项之费”，于明岁各部土兵进攻金川时，“量给口食之费，并照现定赏格，或割获首级耳记，及阵亡带伤者，均予赏恤”。如此，“庶各部番兵，可期得力，数年可望成功”。乾隆帝阅过此折后，同意其议。［7］　　过了两个多月，乾隆二十九年十一月，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岳钟璜奏报九土司进攻金川情形说：遵旨指示机宜，“令臣等会给九土司谕稿，委员分发”。今据各委员察称：亲抵各土司，“传示檄谕，且驾驭鼓励，量为稿赏，该土司、土舍、头目人等俱感激踊跃，或奋欲剿掠，以冀复仇，或亟图攻取，思除后患”。各委员目睹小金川、党坝、三杂谷、绰斯甲布等土司，派拨头人土兵，分路进赴金川地，明击暗攻，并将攻劫抢掠情形，禀报前来。现已飞饬绰斯甲布、革布什咱、巴旺等土司，各于要隘添兵防守，设伏巡警，如有金川兵到，即奋力剿杀。［8］　　第二月，乾隆三十年正月初，阿尔泰等又奏：“绰斯甲布等九土司会攻金川，节次得胜，宜乘机鼓励”，现筹办银一万两，以备赏用。乾隆帝批示：“如所议行。”［9］　　虽然皇上、饮差大臣、总督、提督都把制服大金川的希望寄托于九土司，九土司也一再表示要出力效劳，但九土司中，弱者居多，且大都与金川沾亲带故，心力不齐，故持续数年，无甚实效。郎卡于三十年十二月发兵攻打党坝、巴旺二土司，烧毁寨房，击杀人丁，掠夺人口，使九土司“惊惶失措”，合攻之策难以继续进行。乾隆帝得悉此情后，于三十一年三月初四日下谕，再次强调执行“以蛮攻蛮”之策。他说：金川攻占党坝额碉、巴旺卡卡，抢奋碉卡，“该处土司未免惊惶失措”。金川虽在诸土司中稍为强横，若九土司果能齐心协力，联络声援，不难夺卡进攻，“捣其巢穴，自属以蛮攻蛮之善策”。“但恐土司等因连次挫衄，心存畏沮，遂尔闻风辄怖，裹足不前，致金蛮益得肆其猖獗，究于番地有碍”。著该总督、提督详察机宜，“或于攻剿之时，量增赏恤以励其心，或于驻防处所，酌助军声以壮其气，俾土司兵目有所恃而不恐，立效自当较易”。阿尔泰、岳钟璜遵旨回奏：各土司中，松冈、梭磨、卓克基、沃日距金川远，革布什咱兵少，只可随众攻守。“绰斯甲布、小金川地势兵力堪与金川为敌，因郎卡未大挫衄，观望不前”，党坝、巴旺贫懦，人丁甚少，且金川据险下攻则易，党坝、巴旺仰攻则难，现拟派土练兵分赴党坝、巴旺，助其军声，量增赏恤，并谕绰斯甲布、小金川等土司，“进攻获胜，不但可分其地，兼除伊等子孙之害。总使金蛮分头抵御，党坝、巴旺即可乘虚而入”。［10］　　皇上圣旨，固然可以震惊臣僚，但金川并不因此而罢干戈，九土司也未转为协力进剿，“以番攻番”之术不灵。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乾隆帝为此事再谕军机大臣：“九土司会攻金蛮一事，相持已将数载，尚无就绪”。兹询岳钟璜，亦无善策，惟奏称党坝力弱兵单，难以抵御金川，沃日等土司“大率意存观望，不为策应”，“绰斯甲布又与金酋迹涉姻党，不无首鼠两端。看来土司等性多狡猾，以蛮攻蛮之计，似难责效”。岳钟璜等并称如金川悔罪，退出额碉，恳请施恩宽有金川，等语。“所奏未得此事要领”。著传谕九土司齐心奋力进剿，如九土司畏缩不前，被金川占据，则当特发大兵，捣平金川，并将九土司地方“概行收取，改土归流，以永靖蛮服”。［11］　　尽管乾隆帝多次下谕指授办理金川要领，督促实行“以蛮攻蛮”之策，但九土司并不齐心，合攻之法无效。眼见此情，四川总督阿尔泰不仅没有找出症结之所在，练兵备粮，勇于进取，反而因循苟且，企图招抚金川，草率了结。阿尔泰与提督岳钟璜于乾隆三十一年九月初上奏说：奉旨出口查办郎卡之事，于八月二十八日起程，行抵杂谷脑口外，郎卡差大头人当噶尔拉等来迎，禀称愿退还占地碉卡，恳求赏给新印，赏还自藏返川的七名金川喇嘛，允许郎卡与绰斯甲布联姻。臣等当亲至其地，“示以咸稜，晓以利害，如果感悔输诚”，即饬委员督令郎卡退还各处碉卡，划清界址，各安住牧。郎卡既与各土司同听约束，可以允许其差人赴省贸易，给予自藏返川的七名喇嘛，明春发给金川土司印信。乾隆帝览折后，下谕斥责阿尔泰“有将就了事之意”。［12］　　阿尔泰、岳钟璜没有接到帝旨，继续前行，到达金川康八达，“郎卡率领土舍头人，环跪叩首，畏罪输诚，情愿将所占额碉山梁并先后所抢各土司人口退还，各安住牧，不敢再出滋扰”。阿尔泰、岳钟璜当即面许其承袭新印，及给还喇嘛人口，“验办完毕”。不久，阿尔泰又从郎卡之请，允许郎卡以女配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13］　　阿尔泰这样办理，是十分错误的，使金川与九土司之间的关系及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此之前，尽管九土司不能齐心协力进攻大金川，但总还算是与其保持着敌对的关系，还不时出兵向其进攻，可是，从阿尔泰这祥办理以后，九土司之间松懈的联合，便完全瓦解了，不敢再与大金川相抗，而且小金川也自九土司中分离出来，与大金川合谋共事，从而使大金川土司郎卡及其子索诺木等更加放手兼并邻地扩大势力，屡生衅端。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就此评论说：“初，九土司中巴旺、丹坝（即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偪者，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与，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三、钦派官兵征剿两金川　　四川总督阿尔泰虽然反复推敲，精心编造，巧饰言辞，将苟且招抚大金川之事蒙混上奏，也得到了皇上的批准，但乾隆帝在批允之时，已看出此举欠妥，将贻后患，可是由于正在用兵缅甸，难以分身，而“以番攻番”之策又无效果，故不得不姑从其请。尽管处于这样的形势之下，乾隆帝仍然对阿尔泰给予了严厉的斥责。三十一年十月初八日，他在批准阿尔泰之奏的谕中讲道：阿尔泰、岳钟璜办理郎卡之折，“未免存将就了事之见。金酋与众土司互相仇杀，并未干犯内地，原无庸声罪致讨，且其事亦不值一办，特因九土司各怀观望，不能齐心并力，共剿金酋，则以蛮攻蛮之策，难以复行，是以谕令该督提等亲赴该处，明白晓谕各土司，俾其咸知鼓励，合群力以自相捍御，使金蛮不敢侵扰邻封，如土司等游移两端，致为金蛮蚕食，或潜相党附，则并土司之地收剿之，改土归流，永靖边徼”。乃阿尔泰竟允许其领取承袭新印，予以了结。“既已允其所恳，自不便复有改移，此时亦只可将错就错，以完此案矣。但该督提如此办理，究未妥善，不知蛮性反复靡常，现在姑为此乞恩倖免之计，果能保其永远不复更滋事端耶？”“此奏姑从所请办理，但该督提等迁就苟安，实未能体朕原谕大旨”。［14］当他在三个月后看到阿尔泰奏称允准郎卡以女配与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的折子时，立即感到不安，批示说：“此又伏一衅端矣。当留心，不可隐讳。”［15］　　乾隆帝之判断和预见，是十分正确的，他所担心之事很快就出现了，不但大金川土司滋生事端，小金川土舍僧格桑也在闹事。原来大金川土司郎卡病故，其子索诺木继为土司，小金川土司泽旺老病，其子僧格桑实掌土司事务。僧格桑以沃什土司人少势弱，欲图兼并其地，藉口沃什土司色达克拉咒诅自己及父亲泽旺，以致父子患病，而率兵进攻，沃什土司抵挡不住，求官府保护。四川总督阿尔泰、提督董天弼于乾隆三十五年兰月、四月两次上折，奏称小金川与沃什土司“争地起衅，用兵相攻”，僧格桑与“多事头人怂恿生事”，明正、革布什咱土司劝阻无效，遂派官前往弹压。僧格桑遵谕停兵，但要求“应照蛮礼，打伤人口，罚赔命价，，要沃什交出三寨，“准小金川耕获作抵”。［16］寻因僧格桑“托词观望”，不退侵占沃什之地，不撤进攻之兵，色达克拉请求官府发兵攻剿，僧格桑复围攻其官寨，并派人防守官兵进剿小路。阿尔泰、董天弼一面亲往查办，派将官督各土司进攻僧格桑，一面向朝廷奏报，乾隆帝于三十五年闰五月十九日下谕，赞其办理尚属正确，命速行具奏剿办情形。［17］　　过了一个半月，三十五年七月初七日，乾隆帝就小金川之事，谕军机大臣：据阿尔泰奏，拟对小金川剿抚并行。“所办亦是。番夷自相仇杀，其事本不值一办，乃小金川敢于恃强，侵占沃克什地方”，总督、提督大员既亲临查办，自当速令解怨息争，各守境土，何得任其顽梗不遵。当传集小金川土司，谕以尔土司乃弹丸之地，又非险要，若稍有不驯，大兵朝发夕至，“尔自度力量，能与天朝相抗乎”？“且尔从前屡被大金川欺凌，大皇帝悯尔残弱，特发大兵征服，尔得保守疆土，数十年来安享太平”。今尔乃侵扰邻封，屡经饬谕，仍然执迷不悟，“是尔全不知感恩安分，竟成一冥顽不灵之人”。若大金川复侵尔疆界，朝廷岂能为尔保护维持。“祸福惟尔自取，早自抉择，毋贻后悔”。如此开导，谅小金川“自必感发天良，怡然服教，胜于派兵会剿多矣”。［18］　　乾隆帝本想实行攻心为上之策，晓以祸福，使小金川遵谕停兵退地，不料僧格桑对圣旨却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继续自行其是。明正土司、木坪土司见此情景，向官府禀告，愿前往晓谕僧格桑，令其退还沃什地方。阿尔泰遣派“番兵”六千余名，欲剿抚并行。僧格桑遂亲至军营，叩见阿尔泰、董天弼，“叩头谢罪”，愿退出附近达木巴宗之墨穆尔吉日古噜等地，交出所抢沃什土司之母舅僧格及“番民”二十四人，其沃什土司认罚愿给与小金川之地方，仍听众土司调处，不敢抗违。但事后僧格桑又违约不行，并进一步侵扰瓦寺土司。　　小金川之事尚未了结，大金川又起风波。革布什咱土司的个别头人勾结大金川，杀害土司，大金川占据了革布什咱的官寨。乾隆帝得报后，于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下谕说：“金川土舍索诺木幼小罔识利害，而革地头人又复顽劣不法，则慑以兵威，自不可少”。阿尔泰当遣人晓谕士金川，责其擅自发兵侵占邻地，“实为非理”，姑念索诺木年幼无知，受人怂恿，特予宽恕，令该土司速将土兵全部撤回，退出占地。［19］六月二十五日，他又降旨：据阿尔泰奏，“索诺木恳乞将革布什咱地方百姓赏给当差”，“此断不可允行”，“断不可稍涉迁就，致彼无所顾导，滋生事端”。阿尔泰若稍露就便完局之意，使索诺木得逞其欲，“势必于附近土司渐图蚕食，又复何所底止！”著阿尔泰等酌量机宜，详慎筹度，以期经久无弊。［20］　　经过反复推敲和深思熟虑，乾隆帝终于下定了发兵征剿小金川的决心。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初六日，他谕告军机大臣：阿尔泰等奏称，小金川土舍僧格桑围攻沃什，“请临以兵威，以挫其气”。此折“所见甚是”。“蛮夷自相仇杀”，虽属常情，不值烦我兵力，但小金川去岁与沃什搆衅，占据其地，经阿尔泰等亲往饬谕，虽遵令退还，但为日无几，复敢兴兵滋扰，“似此怙恶不悛，非复可以理喻”。且现在金川与革布什咱之事，尚未办完，“而小金川又复效尤滋事，此而不加以惩创，伊等将视内地大臣专务调停和事，不复知所畏忌，于抚驭番夷之道，甚有关系”。小金川不象大金川那样险阻，今董天弼既亲往该处，“竟当统兵直捣其巢穴，或计以诱敌，或竟以力取，将僧格桑擒解省城候旨，另择驯谨奉法之人立为土司，安抚其地为妥协”，断不宜仍以和解了事，如此，亦可使大金川闻风震慑，禀受教约，返回本地。［21］　　过了四天，因四川总督阿尔泰奏称，明正土司甲勒参得沁禀告小金川不听劝阻，坚攻沃什，并发兵攻占本土司的纳顶等寨，他再谕军机大臣：僧格桑既攻沃什，又侵明正，“若不慑以兵威，番夷岂复知所畏惧”，著于成都调满兵一千，于绿营选派精锐数千，加上土练，共五千名，“捣其巢穴，务获凶渠”。倘僧格桑向大金川求救，则谕大金川往掠小金川，“所得财物，即以赉之，惟地方仍还内地”。［22］　　由于阿尔泰“惟图急于迁就了事”，“一味畏首畏尾”，不愿也不敢承担攻克小金川之艰险重任，乾隆帝多次下谕对其厉行申饬。三十六年九月十三日，乾隆帝谕军机大臣：阿尔泰“总欲图姑息苟安”，如小金川认罪求饶，“阿尔泰必将迁就，此断不可”。小金川反复滋衅，“僧格桑竟敢抗拒官兵，实为可恶，尤不可不大示惩创，总以克期觅道进兵，捣其巢穴，擒获凶渠，将该处番地番户分给就近各土司编管抚治，并将僧格桑之妻孥近族，及其党恶土目，尽行俘系，请旨办理，其事方能完结”。［23］　　乾隆帝虽然下定了剿灭小金川的决心，但对于大金川，仍迟迟未能确定征讨之方针。他这样犹豫不决，原因有二：一是大金川兵强势大，地形险要，“跬步皆山”，难攻易守，不易攻克；二是索诺木尚未正式与官府为敌，表面上尚属“安分”。但是随着征讨小金川的顺利进行，乾隆帝越益感到，必须剿灭大金川，才能根除祸根。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他谕告军机大臣：若索诺木见小金川已破，“心知畏惧，敛迹退归，或诣军营请罪”，可以宥其既往之罪，不必穷究。如索诺木“仍然罔知忌惮，屯聚不退，即当以我胜兵全力，剿击金川，亦属一劳永逸之计”。［24］过了二十三天，十二月初八日，他再次降谕：“小金川以服属土司，敢于跳梁肆恶，抗拒官兵，非捣穴擒渠，不足以示惩创”。今大兵分路进剿，若僧格桑势穷力迫窜入金川，“而索诺木冥顽梗化，桀骜不驯，其势断难中止，岂可一任两凶竖狼狈为奸，渐致蚕食邻近土司，甚或扰及边境，尚复成何事体！我大清正当全盛之时，中外一家，岂容近徼弹丸，独轶化外！”［25］　　过了一段时间，当他得悉大金川土司索诺木暗中派兵支持小金川对抗官军，索诺木并欲侵占各土司，进袭内地，更为恼怒，愈加坚定了剿灭大金川的决心。三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乾隆帝谕军机大臣：“金川投诚番人彤锡供情，是僧格桑力不能支，不惜献地为饵，耸动金川助兵，索诺木实欲吞占各土司，令其诸弟分布，且有即打到维州桥亦不难之语，竟思侵扰内地，其情尤为可恶。……若仍稍事因循，将来土司境壤，必尽为金川蚕食，尚复成何事体！”著平小金川后，即“出其不意，攻剿金川，并擒索诺木”。［26］此后，他多次下谕，反复讲述征剿大金川的必要，并于三十七年七月初十日下谕宣布要正式进剿金川。他说：“现在进剿小金川后，必须并剿金川，累降谕旨甚明”，但未宣露。现应传檄金川：昔年郎卡恃远跳梁，王师压境，“郎卡悔罪投诚，蒙大皇帝格外矜全，允其降服”。郎卡感恩畏法，恭顺如初，二十余年恪奉土职，“故番众尚得安享太平”。乃自郎卡去世，索诺木不遵父训，不感国恩，与僧格桑狼狈为奸，侵扰邻境土司。　　今大兵分路进剿，索诺木若能悔罪改过，缚献僧格桑，则可赦其一死，否则必诛无赦。［27］至此，二征大金川之役，正式开始了。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695，页28、29。　　［2］《清高宗实录》卷654，页13、14。　　［3］《清高宗实录》卷754，页19、20。　　［4］《清高宗实录》卷560，页16。　　［5］《清高宗实录》卷560，页16、17。　　［6］《清高宗实录》卷716，页17、18。　　［7］《清高宗实录》卷719，页23、24、25。　　［8］《清高宗实录》卷724，页16。　　［9］《清高宗实录》卷727，页14。　　［10］《清高宗实录》卷756，页6、7、8。　　［11］《清高宗实录》卷763，页2、3、4。　　［12］《清高宗实录》卷768，页19-24。　　［13］《清高宗实录》卷770，页13、14，卷777，页35。　　［14］《清高宗实录》卷770，页14、15。　　［15］《清高宗实录》卷777，页35。　　［16］《清高宗实录》卷855，页28；卷857，页15。　　［17］《清高宗实录》卷861，页9。　　［18］《清高宗实录》卷864，页16、17。　　［19］《清高宗实录》卷885，页19、20。　　［20］《清高宗实录》卷887，页15。　　［21］《清高宗实录》卷888，页8、9。　　［22］《清高宗实录》卷888，页23、24。　　［23］《清高宗实录》卷892，页45。　　［24］《清高宗实录》卷896，页29。　　［25］《清高宗实录》卷898，页16。　　［26］《清高宗实录》卷904，页21、22。　　［27］《清高宗实录》卷912，页16、17、18。先败后胜　平定金川第二节　先败后胜　平定金川一、木果木清军惨败　定边将军温福丧命　　清军进攻小金川初期，乾隆帝是委任大学士、四川总督阿尔泰、四川提督董天弼负责指挥的。旋因阿尔泰由部员出身，未娴军旅，且齿迈躯肥，不宜驰骋行阵，改调谙习军务的云贵总督德福为四川总督，不久因德福奏述缅甸军情欠妥，又改令文绶为川督。在此期间，征讨小金川的军务由阿尔泰主持。阿尔泰畏难逗留，乾隆帝大怒，多次下谕严斥其非，后并革其大学士、总督职，拿问治罪，赐令自尽。三十六年九月十一日，他以主持征缅军务的定边右副将军温福曾从兆惠征讨霍集占，颇为勇敢，力战负伤，遂命温福带军营满兵二百和精壮黔兵三千，星驰赴川，指挥大军进攻小金川，以侍郎、军机大臣桂林相佐。　　温福于乾隆三十六年十月十八日至成都，十一月中抵达章谷军营。乾隆帝决心剿灭大、小金川，给温福提供了极为优越的条件。他大调士卒，三十六年九月，三路共调汉土官兵一万六千五百名；十月，温福所带之兵至川，又奏准添调贵州兵二千、陕甘兵三千；十二月又增调陕甘兵三千。三十七年二月再增派贵州兵三千、陕甘兵三千。至此，陕甘、贵州共调兵一万七千名，加上川省汉土官兵，共三万三、四千名，而小金川“番民”仅一万余人。到三十七年十月宣布征剿大金川时，各省共调兵丁三万八千余名，加上川省汉土兵三万余名，共约七万名，而大金川“番民”不过二万余人，官兵显然处于优势。官兵拥有大批枪炮火药。温福尚未到川之前，官兵各营已有火药十万零九千余斤、枪子五百二十八万余颗、火绳六万盘，还有大批枪炮。温福又铸重四千斤、三千斤至一千斤的大炮，另有靖远炮、劈山炮等炮。乾隆帝调拨了大量军需银两，三十六年十一月，以钦差侍郎桂林奏称川省已动支备贮银三十七万余两为军用，仅存备贮银六十七万余两，不敷应用，帝命于湖南、湖北各拨三十万两，广东六十万两，广西一百二十万两，又于广东盐课内拨六十万两，共三百万两，解往蜀中兵营。后又多次拨银，到三十八年六月初，已拨银二千九百万两，三倍于一征金川之军费，而且乾隆帝下谕宣布，“但能扫荡擒歼，为一劳永逸之计，即使再多费一千万两，朕亦不靳”。［1］　　乾隆帝给温福派去了不少勇将，如参赞大臣、都统海兰察、参赞大臣明亮、提督哈国兴等，皆久经战阵军功卓著之名将，特别是有大将之才的原副将军阿桂亦在军营，应当说清军之中确是人才济济。　　乾隆帝还对温福特施厚恩。温福是乾隆帝一手提拔起来的。　　温福原系繙译举人，雍正六年补兵部笔帖式，乾隆五年始迁兵部主事，从此升迁迅速，八年迁员外郎，任军机章京，十年迁吏部郎中，十一年摧湖南布政使，十四年调贵州布政使，以办案草率，于十九年革职，自备资斧于乌里雅苏台办理粮饷，效力赎罪。二十三年温福被授为内阁侍读学士，赴定边将军兆惠军营办事，随军征战，手受枪伤，“奋勉效力”，蒙帝嘉奖，授内阁学士，议叙军功，加六级，二十五年回京后授仓场侍郎，三十四年晋福建巡抚，三十五年五月任吏部侍郎、军机大臣，七月授理藩院尚书，八月兼正黄旗蒙古都统，擢任定边右副将军，赴滇办理征缅军务。乾隆帝于三十六年九月调温福赴川，十一月即授其为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第二年又升其为定边将军，对其异常信任和宠爱。并听从其言，将自己的亲女婿固伦额驸、亲王、尚书、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尔珠尔革职削爵，将参赞大臣伍岱革职遣戍伊犁。对于用兵金川方略，乾隆帝亦多依温福所奏而定。　　温福蒙帝厚恩，拥有这样优越的条件，在征战初期，确系知恩图报，统率官兵，奋勇向前。温福由汶川出口，为西路军，总督桂林由打箭炉出口，为南路军。三十七年春，桂林克复革布什咱土司故地，温福克资里、阿喀。五月，桂林遣参将薛琮率兵三千入墨龙沟，全军陷没，帝任阿桂为参赞大臣，代桂林，统南路兵。两军连夺碉卡险隘，不断深入敌境，至三十七年十二月，温福领兵连克东玛、固卜济山梁、路顶宗、博尔根山梁、达克苏、公雅山、明郭宗；阿桂率南路军克甲尔木、僧格宗，并与温福西路军会合，取僧格桑所居之美诺。僧格桑赴父泽旺居住的底木达，泽旺闭寨门不纳，僧格桑遂逃入大金川，泽旺降。至此，尽取小金川全境，清军大胜。　　乾隆帝在得悉攻取僧格宗消息后，于三十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下谕：小金川之局，年内即可告成，“金川索诺木助恶主谋，罪更浮于僧格桑，即应移师并剿，歼此渠魁，庶杜边夷后患”。大军应分三路进攻，温福著授为定边将军，阿桂、丰升额俱为副将军，授舒常为温福一路之参赞大臣，海兰察为阿桂一路参赞大臣，哈国兴为丰升额一路参赞大臣，各自统辖兵弁，分路进剿。　　温福、阿桂奏言用兵大金川之法说：过去张广泗等征金川时，十路七路分合不常，其实只有六路，总以前抵勒乌围、噶尔崖为主。一为喀尔萨尔，由小金川美诺至噶尔崖约五程，为傅恒进兵之路，一为党坝（丹坝），由维州桥经番地抵勒乌围，约二十余程，中有穆津冈天险，为岳钟琪进兵之路，前后三载未逾寸步。一为僧格桑由美诺抵噶尔崖，六七程，即总兵马良柱之路。一为革布什咱，一为马尔邦，皆距噶尔崖五六程，险狭难行。一为绰斯甲之官寨，至勒乌围，仅二程，山路较平。今既得美诺，即当由喀尔萨尔正路进兵，俄坡一路既有绰斯甲土司愿出兵复其失地，可为犄角，其余各路分兵牵制，使不能兼顾。温福统军由功噶尔拉至喀尔萨尔，进捣噶尔崖（噶拉依），阿桂自僧格宗、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进攻噶尔崖，丰升额由章谷吉地赴绰斯甲布，经俄坡，攻勒乌围。乾隆帝阅奏后于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降旨予以嘉奖。　　三路大军分头进攻后，温福以攻噶尔拉碉固路险，墙坚冻滑，改从别道攻昔岭，驻营木果木，令提督董天弼分屯底木达，以守小金川之地。乾隆帝读过温福奏折后，十分担心，恐大金川袭掠官兵后路，于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两次谕告军机大臣：“朕按图察看，我兵业已深入，后路各处，均关紧要，贼匪本属狡诈，不敢明为接仗，或乘间由大兵之后，前来偷袭，亦未可知，”殊为惦念，著令诸将细心防护。［2］　　乾隆帝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三个多月以后，果真出现了大金川截断官兵后路大败清军的惊人事件。原来，主帅定边将军、大学士、兵部尚书温福，刚愎自用，获胜骄傲，居功自负，仗势凌人，轻视同僚，当进攻昔岭遭金川兵猛烈抵抗，难以前进时，“不广咨方略，惟袭讷亲、张广泗以碉卡逼碉卡之故事，修筑千计，所将兵二万余大半散于各卡，每逾数日当奏事，即派兵扑碉，不计地势之难易，得不偿失，士心解体”。温福还“狃于易胜，不复调檄各路兵马，惟日与董、提督天弼辈置酒高宴”。［3］参赞大臣、都统伍岱曾上密折劾温福“自以为是，不听伊言，以致众兵寒心”，参赞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赞成伍岱之议，亦疏劾温福，但均被温福诡辩驳回，反使帝信其言，重惩二臣。［4］参赞大臣海兰察对温福顿兵坚碉之下十分不满，扣刀讥温福说：“身为大将，而惟闭寨高卧，苟安旦夕，非丈夫也。　　今师虽疲老，使某督之，犹可致胜。若公终不肯出战，不若饮刃自尽，使某等各竭其力可也。”温福虽被此尖利言辞刺痛，拂袖而起，但仍因循苟且，“亦无有所指挥也”。［5］　　温福将大营扎于木果木，命侍卫德尔森保领兵驻扎簇拉角克一带，令提督董天弼守底木达。由于屯兵日久，屡攻不下，金川番兵又藏匿各处密林，夜间四出劫营，官兵不胜其扰，防不胜防，士气低落，防范松懈。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乘机让僧格桑遣派许多头人由美卧沟出至小金川，“煽故降番，使复叛。诸降番见大军久顿不进，遂蜂起应之”。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一日夜间，大小金川番兵从大板昭山口下，夺清军卡五所，抢占底木达营盘，击杀董天弼，随又夺占粮台，潜攻木果木。温福闻悉，尚不严备山后要隘。六月初八日金川夺据炮局，初九日抢占大营东北山上木栅，初十日又夺占大营后面木栅。此时温福军营尚有官兵近二万人，本可据营坚守，甚至反守为攻，但几日来的失利，使许多官兵心惊胆战，绿营兵丁又素来怯懦惧战，兼之，温福指挥失宜，当运粮民夫三千余人逃奔大营时，温福竟下令紧闭大营四门，民夫溃散，“声如坏堤，于是军心益震”。金川兵四面进攻，突入营中，“温福中枪死，各卡兵望风溃散”。海兰察率领部分士卒突围出，沿途收集溃兵，于十二日退至美诺。　　清军木果木之败，损失惨重。阵亡或未经冲出的文武官员有：定边将军温福，提督董天弼，四川提督马全，署贵州提督牛天畀，总兵张大经，副都统阿尔素纳、巴朗，御前头等侍卫德尔森保，副将二达色、多隆武、赵琮，参领观音保、德保、额尔塞、阿哈达、知州徐谂、吴璜、彭元玮、常纪、知府吴一嵩，以及主事、知县、同知、典史、副参领、护军校、骁骑校、协领、防御、都司、守备、参将、游击等，共一百余员，兵士阵亡三千余人。木果木军营遗失米粮一万七千余石、银五万余两、火药七万余斤、大炮五位。这是乾隆帝执政三十六年来第一次的大惨败。二、皇上紧急应变　副帅智脱险境　　乾隆三十八年六月初十日定边将军、大学士、兵部尚书温福命丧木果木之时，远在数千里外的乾隆皇帝弘历并不知情，还在苦苦思索克敌妙计，等待捷音，并连发谕旨，指授用兵方略。当大金川兵于六月初一突袭大板昭、底木达时，乾隆帝于此日再次下谕，重申必灭金川的决心。他谕军机大臣：温福等奏，攻剿昔岭及达扎克角木栅，均有金川人出寨邀击官兵。金川“竟敢公然打仗，实为可恨，必当剿洗净尽，不可稍有游移”。至于军需银两，共拨二千九百万两，约计用至明年四五月，尽属宽裕。设或以多费为可惜，中止撤兵，“贼必并吞各土司，联而为一，直闹至维州桥，其时岂能置之不间，是现在所用，尽为虚掷，又须另起炉灶，所费必更不赀，而办理倍难，谋国者断不应出此。即或急切未能蒇事，但能扫荡擒歼，为一劳永逸之计，即使再多费一千万两，朕亦不靳。温福、阿桂、丰升额等各宜深体朕意”。［6］六月初十日，他又谕示军机大臣，遣春宁、特成额带荷包、奶饼，往温福、阿桂军营分赏，并查看打仗情形，即回具奏。他不知道，此时温福已在木果木成了大金川人的刀下鬼了。　　正当皇上志灭金川贮候捷音之时，急报接连而至。六月十六日，温福、阿桂于五月末发出的奏折到京，言及金川侵扰粮站。　　第二日阿桂之折又到，奏称六月初二日得悉，底木达于初一夜间失陷，喇嘛寺粮台被占。二十三日参赞大臣海兰察紧急奏折到京，言及初十日木果木大营失陷，温福阵亡，已带满兵突围，于十二日退至美诺，四川总督刘秉恬亦由登春奔回，正会同博清额、伍岱、和隆武商议固守及开通将军阿桂后路。　　乾隆帝获悉木果木惨败后，当日（六月二十三日）连下五道谕旨，又于第二日下达七道上谕，部署紧急对策。这十二道谕旨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其一，添派满兵。“温福等失事，皆为绿旗兵所误。去年春，朕已派定健锐等营精兵数千备调，因温福、一阿桂奏，以京兵较绿旗兵费几数倍，朕为其说所游移，遂尔中止”。今事已如此，悔亦无及，现选派健锐、火器营兵各一千、黑龙江兵一千、吉林兵一千、伊犁厄鲁特兵一千，前往军营，照例厚给赏赐。其二，增遣将官。色布腾巴勒珠尔复为固伦额驸，仍戴宝石顶、三眼孔雀领，授为参赞大臣，富德著由三等侍卫授为头等侍卫、领队大臣，并派出乾清门侍卫保宁、伊达里、纳木扎、珠尔格德等人前往。其三，指授方略。此时海兰察已与刘秉恬、富勒浑（署四川总督，率贵州兵）会合一处，“惟当示以镇静”，将美诺至明郭宗一带办理周密，其余各紧要处，须开通者迅速开通，“应剿杀者尽力剿杀，总须占住小金川、沃克什地方，整顿兵众，鼓励士气，以期另办”。阿桂知悉木果木情形，自必统领大兵撤回，“只须阿桂与海兰察等会合，大局即定”。宜喜一路，留参赞大臣舒常带兵驻守，副将军丰升额即由该处径往阿桂军营。其四，缓征钱粮。川省官兵经过州县，钱粮缓征二年，京兵、陕甘兵经过州县，钱粮分别缓征五分至八分。其五，惩奖士卒。“温福军营绿旗兵尽皆溃散，实堪发指，若不将倡首及附和者正法多人，军律安在！”必须严办。其随从海兰察、伍岱剿敌之兵，亦系绿营，尚知奋勉打仗，即应赏赐以示鼓励，或赏一分盐菜银，或赐半月饷银，对土兵土练亦一体赏赐。［7］温福一路失败以后，乾隆帝把希望寄托在阿桂身上，于六月二十四日下谕说，据阿桂奏：“现在派兵防守，杀贼多人，并设法将叛逆降番羁其头人，歼其丑类，剿清后路军营，军心稳定”，储备充裕，铅药敷用。阿桂所办，“甚合机宜，实为嘉慰”，著即授阿桂为定边将军，另整规模，俟京兵到齐后，另筹进剿，“务须扫荡贼巢，擒歼两逆，以雪愤恨而申威令”。［8］　　乾隆帝极为担心阿桂一路的安危，恐其被金川截断后路全军覆没，多次下谕指出，“此时最要之事，惟在阿桂从军营回至美诺”，“惟接阿桂，最为紧要”，催促海兰察开通阿桂的后路予以接应，要求阿桂尽快撤退至美诺。［9］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阿桂处境确实危险。木果木清军惨败之讯，鼓舞了大小金川人斗志，纷纷出击，已降之小金川人亦欲起而响应。绿营兵本来就懦弱怯战，现在得知将军战死，更易动荡不安，如不及时采取得力措施，绿营兵必狼狈溃散，那时阿桂就将落到与温福一样丧命的下场，木果木之败的情景又将出现。更使乾隆帝不安的是，海兰察等抵挡不住金川的进攻，被迫从美诺撤出，后退至很远的日诺屯驻，更难以接应阿桂了。　　在这万分险恶的紧急关头，副将军阿桂采取了严守防地、清除内应、断绝河南河北大小金川人丁之间的联系等紧急措施。阿桂一闻底木达失掐，便“料其必有小金川番人为内应，即察各寨头人内之迹涉可疑者，羁留营中，不令回寨”，又于当噶尔拉至章谷后路一带，“将小金川精壮男番歼灭，碉寨尽行烧毁”，并派兵在达乌、翁古尔垄等处防剿，其僧格宗至当噶尔拉之必经之路，的色木则，令奎林、崔文杰堵剿，扑杀多人，添兵防护纳围粮站，征剿河以南之拉约寨，“痛加剿戮，焚烧寨落”，又尽收皮船，使河南、河北大小金川兵丁不能往来接应，从而清除了隐患，切断了大金川的内应，稳定了军心，防御严密，累败敌兵。［10］因此，尽管海兰察一路官兵已经撤退，“丰升额一路现又分拨官兵护粮防后，亦不能竭力西攻，所有贼番力量全注于当噶尔拉（即阿桂军）一路”，但阿桂仍然信心十足，向帝奏称：“当噶尔拉一路，军粮火药尚为充裕，惟有悉力筹办，即贼匪百出侵扰，臣等鼓励众心，亦尚能坚守两三月”。　　大金川土司索诺木见阿桂防守严密，难以进攻，又想让清军尽早退出大金川，遂多次遣派头人到军营禀称，“我金川系大皇帝家旧土司，如今官兵百姓等，我金川一点不敢侵扰”“（索诺木）分付两金川人众，凡阿将军处出来兵丁百姓，断不可稍有伤损”，希望清军退出。［11］阿桂因“当噶尔拉后路险仄绵长，如翁古尔垄、策尔丹色木等处，悬崖鸟道，只需数十人据截，虽有多兵，不能冲过。即如木果木一路官兵二万有余，德尔森保一经失事，即不足恃，皆因后路一断，兵卒等慌张溃乱所致”，故“将计就计”，立允其请，于六月二十五日陆续撤兵，分拨于思纽、得里、翁古尔垄、阿仰、卡了、邦科、约咱、索布章谷等处，他自己亲带滇兵一千六百名断后，于七月初一日撤出，在翁古尔垄、思纽扼要地方暂为存驻。大金川守信，未予截击。撤出之时，阿桂见沿途各隘，皆有忠于清帝之土兵“驻守接应，始知巴旺、布拉革底土司已将得力头人尽数派出，并攒集土司把守后路，其明正土司及革布什咱土司，亦各尚知报效，不肯为贼番等所眩惑”。［12］　　乾隆帝于三十八年七月十六日收到阿桂全师而出退驻翁古尔垄的奏折，非常高兴，立谕军机大臣：“连日盼望阿桂军营信息，甚为悬切，因屡谕富勒浑及富德等速往带兵接应”。今阿桂全师而出，“朕心稍慰”。阿桂此次办理，“事事妥协，甚属可嘉，已授为定边将军，统办进剿之事，实堪倚任，此外大臣等，亦罕有能出其右者，阿桂即当实力担承此事，不必稍存疑虑”。［13］　　乾隆帝认为，阿桂安全回驻，使“大局已定”，从此便积极调兵遣将，“一俟兵力略振，即可收复小金川”，并进剿大金川。［14］金川之役即将进入新的阶段了。三、用名将拨银七千万两　誓擒“二酋”　五天取美诺　八日尽据小金川　　乾隆皇帝弘厉从三十八年六月二十三日获悉温福丧身于木果木起，至十月底，抓紧进行再征金川的准备工作。他主要作了三件事。其一，选任将帅。乾隆帝认为，木果木之败的主要原因是任帅用将失误。刚开始，他还以为温福的失事，是由于提督董天弼丢了底木达、头等侍卫德尔森保疏于防备，故对温福之死表示悼惜，赐封伯爵，待后知悉其种种过失贻误军机时，才深悔用其之误。他于三十八年七月初十日下谕，历数温福之错说：“温福军营，民散在前，兵溃在后，实系温福未能先事预防所致”，“温福之仓皇失算，其死乃由自取”。温福军营阵亡文武大小各员多至数十人，而将弁兵丁之未出者至三千余人，“此皆温福乖方偾事，以致折将损兵，使其身尚在，即当立正典刑，以申军纪，岂可复膺五等之封”，著革其伯爵。“朕之误任温福，又误信其不发劲旅，悔己无及，惟有引咎自责而已。”［15］　　因此，这次他在任用将帅上特别慎重。经过多方考虑，他委任阿桂为定边将军，以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任富德、色布腾巴勒珠尔、海兰察为参赞大臣。乾隆帝特别多次强调“此事惟阿桂是仗”，“军营一应机宜，朕惟阿桂是倚”。［16］他又因检阅将军印谱时，发现定西将军印系顺治年间将军爱星阿征剿李定国时佩带，“成功甚速，最为吉祥”，故改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佩带此印。　　其二，增派满汉兵丁。阿桂请增调京兵三千、吉林兵匹千、索伦兵三千、湖广兵五千、山西兵五千、云南兵二千，共二万三千名。乾隆帝认为，“温福等失事，皆为绿旗兵所误”，“总因营中无满洲兵可为倚恃，遂使绿营率惊溃无存，亦由温福等倡议不用京兵所误”，故增派北京健锐营满兵一千、火器营满兵一千、吉林满兵二千、黑龙江满兵索伦兵二千、西安驻防满兵一千、荆州驻防满兵一千、成都满兵五百，共八千五百名；又派伊犁厄鲁特兵一千，并增派湖广兵四千、云南兵二千、陕甘兵二千，共计满汉兵一万七千五百名，还有贵州等省已调之兵三千余名，加上过去所调成都驻防及各省兵三万九千名及川省官兵与屯土兵练，三十八年七月，清军总共有七万余名，后更陆续增至十万。［17］　　其三，筹拨大量军需银两和枪炮弹药。乾隆帝决心剿灭金川，调拨巨量银两以供军需之用。至乾隆三十八年七月止，已拨银二千九百余万两，此时，每月需银一百余万两。八月两淮盐商奏捐四百万两，十月长芦、山东盐商呈捐九十万两，山西士绅捐银一百一十万两。乾隆帝谕告军机大臣：“军需费用虽多，而现在再拨二三千万，库帑亦尚充盈。朕意惟在剿灭两金川，永除后患，断不靳惜多费。”他又谕令“川运开捐，约计可收千万”。此后朝廷继续解运银两，到四十一年二月平定金川时，共用七千余万两。［18］除军营自铸大炮以外，又解运军营冲天炮、劈山炮等炮及大批弹药，仅平定之日军营存贮未用完的生熟铁即将近六千万斤。　　作好兵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准备后，乾隆帝便吩咐阿桂等统军进剿。在用兵方略和战术上，他基本上同意阿桂的建议，而不时加以补充或提醒其应注意之事。阿桂刚回到翁古尔垄不久，就上疏建议“应分三路进取，此时先须收复小金川”。乾隆帝于三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降谕赞同说，“自当如此筹办”，并据此作了三路进攻的部署。他以“此三路中，沃克什既为正路，尤关紧要，且日隆等处现有之兵（即原温福所统之西路兵），多系溃退之余，心多怯懦，尤不可不亟为振作鼓舞，以期奋励”，故令阿桂统领此路（西路）兵马，令色布腾巴勒珠尔固伦额驸为参赞大臣。别斯满一路（即北路）令副将军丰升额统率，海兰察为参赞大臣。南路由副将军明亮统领，富德为参赞大臣。［19］　　十一月初，定西将军阿桂等奏：定于本月二十九日分路进兵，攻剿小金川。乾隆帝就此谕军机大臣，“阿桂等奏分路派兵剿复小金川一折，所办甚好，伫盼捷音。此次添有满洲劲旅，声势甚盛，而阿桂等派拨带兵之处，亦甚合宜，看来收复美诺，自属益事。”［20］　　战局果如乾隆帝所预料和盼望的那样，进展很快，西路阿桂两天之内就攻下了上次五六个月才克取的阿喀木雅、木阑坝等“势俱绝险”之地，十一月初三日就收复了美诺，南路明亮亦连克碉卡，十一月初六日攻取僧格宗，至此，将小金川之地全部攻取。进军之快，克碉之多，实属罕有。乾隆帝获悉捷音后，十分高兴，连下数谕嘉奖官兵，从厚赏赐，并亲写纪事诗一章，颁赐阿桂：他分析得胜之因说：此次进兵以来，“连得贼酋险要碉卡，如摧枯拉朽，固由添派满洲劲旅勇往直前，绿营亦皆效法知勉”，“将军、参赞调度董率有方”。［21］四、定西将军阿桂调度有方　将士苦战两年擒渠降敌　　阿桂等略事休整后，向朝廷报告，定于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初十日，向大金川进攻。乾隆帝于正月初五日得悉此奏后，谕军机大臣：“据阿桂等奏，定于正月初十日各路同时并发。所办甚好，伫听捷音。又据称官兵彻赴底木达，俱令裹带干粮，不许举火。自应如此办理。至所称僧格宗、章谷一路，应于总兵英泰、参将汪腾龙内派留一员驻扎，即著派英泰在彼实力妥办。”［22］　　阿桂等将军、参赞大臣仔细商量攻剿之法，拟由谷噶、凯立叶及马奈、博堵三路进击，阿桂自谷噶入，副将军丰升额领兵攻凯立叶，副将军明亮击马奈、博堵，最后三路合攻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居住的勒乌围。阿桂于三十八年十二月中奏称：谷噶第一道山梁，碉卡少，第二道山梁，碉卡严密，若从此绕越，抢据格鲁瓦觉三寨，断其来援之路，则第二道山梁之敌可不攻自溃。“过此至勒乌围，皆系据高临下，甚为得势”。其凯立叶一路，现调丰升额进兵，若占据萨尔赤罗山梁，顺山而下，则康巴达格什戎冈亦被官兵截断在外，而穆尔津冈之敌即不能与勒乌围相通，且官兵一至谷噶山梁，与凯立叶相望，从内转攻穆尔津冈，“贼必难于抵御”，而党坝存驻之兵，亦可前来会合。绰斯甲布应袭土司雍中旺尔结因“大兵必灭金川”，除已派三千六百名部下从征外，“愿添派番兵，别寻径路，誓必夺取山梁”。乾隆帝于三十九年正月初六日看到此折后，谕军机大臣：“阿桂等奏筹画进剿情形，颇见诚心，所筹甚善，是阿桂、丰升额一路之兵甚为得势。如果能进逼勒乌围，则贼人外险已失，必多惶窘，自难久于支拒，便可扫荡贼巢，擒缚凶竖，以成大功。指日即届进兵吉期，伫望捷音速至”。“两金川罪大恶极，万无可逭，并非缚献逆酋所能完局。况今各路进兵，尤不宜复通文檄，设或贼人情急，差人诣军门献俘求降，均宜置之不理，……一面督兵上紧进剿。各路将军均当深体朕意，切实办理，朕惟早盼喜音之至。”［23］　　过了六天，阿桂之折又到，奏称给丰升额增派三千余名兵士。大金川头人丹巴沃咱尔等喊禀：“伊土司欲将僧格桑献出，请差一二兵丁往验。”“臣饬令卡兵，严斥不理”。乾隆帝嘉奖阿桂“所办俱合机宜，可谓尽心筹画”，给丰升额增兵是“尤能悉秉诚心，不分畛域”，“体国奉公”，“甚属可嘉”，并着重谕示不能允许金川投降。他说：阿桂对丹巴沃咱尔差人叫唤，“付之不理”，“所见甚是”。“从前准令金川投降一节，朕深悔所办姑息。今贼酋敢如此负恩反噬，不可不急为剿灭，以除后患。　　……各路将军等总当如阿桂之坚持定见，设遇贼人禀吁，竟不必与之交言，若送僧格桑到营，即并其送来之人，设法擒获，一面仍加紧进攻，贼人计无可施，自必易于集事。”［24］　　阿桂等准备完竣，即各分头进军。定西将军阿桂、参赞大臣色布腾巴勒珠尔等于三十九年正月初二日至布朗郭宗，查点满汉兵丁，应带火药铅弹军械及十日口粮，均已齐全，遂分三队起行。第一队五千余名，由海兰察、额森特、普尔普、保宁带领，于初六日进发。第二队五千余名，由色布腾巴勒珠尔率福康安、乌什哈达、特成额、成德带领，初七日出发。第三队五千余名，由阿桂率积福、倭升额、福珠礼、海禄带领，初八日起行。定边右副将军明亮、参赞大臣富德于正月初五日抵格藏桥，即于桥北地方藏兵，密施号令，兵分三支，河北骆驼沟一路，派兵六千名，由富德统领，河南博堵一路，派兵四千石，由奎林、三保统领，俱紧随土兵进攻，土屯兵共三千八百余兵。明亮统兵一千六百名，在河北马奈进攻迎面敌卡。定边右副将军丰升额领兵六千余名，以及阿桂增派已到之兵二千名，于正月初八日抵萨尔赤鄂罗山，占据南面雪山，分攻各隘。乾隆帝得悉军情后，嘉奖阿桂等将军办理妥当，并因阿桂奏若得新增之兵，“捣虚直入，更可以制其死命”，即谕四川总督文绶，命其派将到川省的荆州驻防兵一千名、湖广绿营兵一千名，调往布朗郭宗，听从阿桂使用。［25］　　阿桂等将军统领满汉官兵三万五六千名及大批土兵，浩浩荡荡，向大金川进攻，本想如同进剿小金川那样迅速取胜，当时五天下美诺，八夭尽取小金川，现在难道不能半月攻克勒乌围吗？　　然而，战场的现实却是另一番情景。不是一月两月，也不是半载一岁，这场战争足足打了两年才算结束。　　大金川本来就是地险碉坚兵丁勇悍，自乾隆十二、十三年一征金川之役以后，大金川更“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26］尽管大金川“跬步皆山”，险碉林立，守御严密，但在皇上誓灭金川的决心的鼓舞和鞭策下，阿桂、明亮、海兰察、潜尔普、福康安等将帅矢志克敌，带领满汉官兵奋勇冲杀，绰斯甲布等土司之兵亦争先进击，因此不断获胜，兴胜保等夺占木谿山梁，即系一例。定边右副将军明亮、参赞大臣富德呈报此战之情说：卡卡角前山，形如丁字，凡官兵竭力上攻之处，即金川人加意防守之处。查木谿山梁之半，“东向峭壁，攀援俱绝”，其上虽有金川人滚石放枪，而山峰一带并无卡隘，因将扎勒桑所带当噶尔拉牵缀兵一千名撤回，一面令各队官兵于十九日分路进攻，一面密挑健兵三百名，派扎勒桑带领蓝翎兴善保、守备田蓝玉先于十八日在山梁下预伏，是夜，兴善保、田蓝玉潜领吉林兵七名、索伦兵二名、屯兵八名，“于万难容足之地，攀附而行”，黎明时已在峭壁之上，其余兵士接踵而至，金川兵正在四面迎战各队官兵，“突见我兵从此截出，惊惶失措，碉内各番，望风溃散，官兵奋勇齐登”，击毙多人，将两山梁全行占据。［27］清军大炮众多，大将军重达三四千斤，食弹子二十余斤，二将军、三将军重一二千斤，冲天炮、劈山炮威力皆大，还有喷筒，杀伤力强，满兵弓箭亦很厉害。因此，虽然大金川拼命挡拒，但清军仍连战连胜，步步进逼，不断深入，直抵勒乌围。索诺木药死僧格桑，献送其尸，要求投降，乾隆帝多次下谕，坚拒其请。他于三十九年八月初二日以官兵进围逊克尔宗，将抵勒乌围，即谕告军机大臣，宣布必灭金川说：“官兵既近逼贼巢，大势已失，加以官军勇锐，贼酋自难以久持，第恐其情窘计穷，相率乞降，以冀缓死，将军等断不可为其所惑，稍存姑息。金川负恩肆逆，罪大恶极，自取灭亡，必当明正刑诛，以快人心而慑边徼。况官军费如许力量，始得平定其地，不当以受降完结，使诸番无所儆畏，且不可留此余孽，复滋后患。著传谕阿桂等，若逆酋索诺木及莎罗奔兄弟等，此时诣营求降，惟即擒拿俘献，不得稍有游移。”［28］此后，他又多次重申此意。　　清军顽强进攻，从三十九年三月初十日起，直到第二年八月十六日，才将勒乌围攻下。定西将军阿桂、副将军丰升额、参赞大臣海兰察、额森特于当日具折，向帝奏报此战情形说：　　“查勒乌围碉寨高坚，墙垣巩固，其南为转经楼，又过甲尔日桑桥而南为科布曲山腿，与官寨互为犄角，枪炮俱可以相及，其间寨落木城石卡又皆鳞次栉比，联络接应。前阻大河，后负高磡，对河扎乌古、阿尔古一带之枪炮既能隔水救援，而其后之高磡层层，每层丈余至数丈不等，磡上均有卡栅碉座，备御甚严，且自转经楼而甲尔日磉桥以达于科布曲，陆路既可通行，而用皮船过渡，亦为便易，是以贼人希图死守。奴才等自压至勒乌围之上，分兵攻绕，既用大炮轰摧，复将冲天炮击打，惟恐尚需时日，因从勒乌围转经楼碉卡密排之中，一面攻抢占据，一面拿栅横截而下，以断其后路，并令冷角寺一带官兵由西北合轰官寨，沿河向南拿栅，以断贼人下水之路。但荣噶尔博以及喇嘛科尔等处遁回贼人全聚于此各碉寨内，而贼酋等复悉索噶喇依一带番人均于此合力抗拒，枪炮倍为紧密，且高磡陡削，兵力难施，因又令官兵砍伐树林作为柴捆挡牌，并将口袋装盛沙土，令官兵葡匐地上，头顶柴捆土袋，以手扳转而行，一至磡沿，层层堆起，赶运木植，连起三层高栅以击磡下之贼，并于地道中运往炮位，轰击从磡下挖沟抗拒之贼，共计高磡八层，均被官军连日逐步抢占。……（十五日夜里）维时预备攻打勒乌围官寨之兵，奴才海兰察率同纳木扎格勒尔德自官寨东南进攻，普尔普、台斐莱阿自南进攻，福康安、特成额、明仁从西北进攻，而伍岱攻其东北，奴才丰升领带兵为各处策应，其额尔特、岱森保于攻得木城之后又併力前往攻打，官兵四面围攻，呼声动地，抛掷火弹，诚如流星闪电，官兵乘势各自攀援上登。贼人始犹抗拒，及见我兵四围蜂涌而入，胆落欲逃，被我兵歼戮者更为不少，遂于十六日子刻将勒乌围官寨攻克。”［29］　　阿桂将此胜用红旗报捷，只用了七天的时间，于八月二十四日丑时送到木兰行在。乾隆皇帝大喜，立于当日下谕：“此实仰赖上天眷佑，成功迅速，而将军、参赞实心宣力，调度得宜，将领弁兵各奋勇集事，均属可嘉”，著将阿桂等交部从优议叙。［30］他于八月三十日读到阿桂等呈叙战事详情的奏折，知悉此战攻获敌方“碉房、寨落、木城、石卡六十余座，杀贼数百人，夺获枪炮刀矛无算”，高兴极了，下谕说：“此皆由上天垂佑，尔等同心协力，方能成此大业，嘉悦之外，儿欲垂泪，更当合力前进，速成大功，以俟厚奖。”［31］　　阿桂、丰升额、海兰察等已于八月十七日即继续进军，追讨逃至噶拉依的索诺木。此时，满汉官兵有七万余人，加上土兵，将近十万。清军于四十年十二月十八日抵达噶拉依官寨，团团围困，猛烈进攻，官寨无力抵挡。索诺木之母阿仓、姑阿青及索诺木之姊妹于十八日离开官寨，二十日到达阿桂军营投降，阿仓并向将军呈准，差人往谕索诺木出降，二十八日索诺木之长兄莎罗奔冈达克来营投降。阿桂、丰升额、明亮三路大军齐抵噶噶依官寨，激烈攻打，索诺木再也抵挡不住了，于四十一年二月初四日，带同兄弟并伊妻及其大头人、喇嘛、大小头目和藏民二千余人出寨，乞免诛戮”，阿桂遵旨将索诺木及其他头人槛送京师，并红旗报捷，至十二日，用了八天时间，赶送到桃花寺行在。［32］乾隆帝非常高兴，立即下谕嘉奖将帅官兵，随即于四月二十七日举行郊劳大典，次日献俘社庙，并御门受俘后，将索诺木等“寸磔”，又上皇太后徽号，勒碑太学及两金川地。乾隆帝大封立功人员，封定西将军阿桂为一等诚谋英勇公，进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军机大臣，赐御用鞍马、紫韁、四团龙补褂、金黄带；对副将军果毅公丰升额再赏一等子爵，封参赞大臣海兰察为一等超勇侯，封副将军明亮一等伯，对领队大臣奎林、福康安、和隆武、普尔普等各封晋爵位，其他将弁士兵及从征土司、土目、土兵，各奖赏有差。　　将军阿桂遵照帝旨，紧张安排金川善后事宜，主要是安插降番和治理新区。阿桂、丰升额、明亮三路进军以来，陆续收纳了“投出番人二万有零”，除将形迹可疑及罪大之人及时正法外，其余人员分别安插到革布什咱、绰斯甲布、梭磨、布拉克底、巴旺、明正、卓克采、从噶克、丹坝、木坪、沃什、瓦寺等十二个土司，各土司又将他们分别安置于各寨，委派头人管束，“垦耕安业，尽力农功”。大小金川人丁分居力单，从此再也不能滋生事端。　　乾隆帝谕在金川设镇驻兵，阿桂遵旨议奏，于大金川驻兵三千名，在勒乌围设总兵一员、游击一员、都司二员、守备二员，噶喇依设副将一员，噶尔丹寺、茹寨、马尔邦、曾达各设参将、游击、都司、守备等官。于小金川安兵三千名，美诺设总兵一员，底木达、僧格宗、翁古尔垄、约咱各设参将等官。每兵三人，给地亩一分，“两人当差，一人耕种”。官兵所需盐菜银七八万两，于江浙等省酌裁名粮抵补。帝命此银由正项开支，余依议。［33］　　乾隆帝于四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行受俘礼后，颁下《御制平定两金川告成太学之碑》文，命勒石大成殿阼阶前。此文对二征金川的原因、经过、艰苦及皇上本人之功过，作了较好的评述，现摘录如下：　　“（金川）阴谋负恩，已自戊寅年（乾隆二十三年）始。盖戊辰（乾隆十三年）之师，实缘其跳梁不靖，而师既临境，彼即穷蹙乞降，遂以赦罪颁师。甫十年而其酋郎卡即与革布什咱搆衅，又四年遂与绰斯甲布及三杂谷为敌，而逆子索诺木凶悖益甚，自恃地广人众力强，与各土司搆兵迄无宁岁，故各土司昔畏之如虎，而以势分力散，又莫能如之何，余以为业已受其降，不宜复加兵，且蚁斗蛮触，不足以劳三师，因命地方文武大吏随宜弹压，令弗越内地界，亦足以安民而示度耳。不虞地方大吏欲息事而每示宽，逆首转以为无足惧而日益逞，其小金川逆酋僧格桑者，始则与索诺木水火相仇，继乃狼狈为奸，于是索诺木计杀革布什咱土司色楞敦多布，取其印敕以归，而僧格桑亦侵占鄂克什地界，且发兵围其土司色达拉之官寨，期于必取。总督阿尔泰、提督董天弼知事不可掩，乃有发兵之请。是役也，或咎阿尔泰依违误事之过，而余则以为阿尔泰之过，皆余之过。盖金川因其地险众悍，久蓄异志，是以有杀至维州桥之谣，则其不忘内地，情率可知。戊辰之役，我师深入屡胜，即不宜赦其罪而受其降，此一误也。甫十年而郎卡背恩作乱，以及逆子踵其迹，皆不即发兵问罪，惟令地方大吏随宜处置，又屡误也。　　以至尾大不掉，终于兴师，故予不答人之议为穷兵黩武，而转咎己之类于姑息养奸。盖中国之制外域，张挞伐则彼畏而敛迹，主和好则彼轻而生心，汉唐宋明之覆辙，率可鉴也。若谓予穷兵黩武，则予赖天恩，平伊犁，定回部，拓疆二万余里，岂其尚不知足，而欲灭蕞尔之金川，以为扬赫濯纪勋烈之图哉。虽然平伊犁，定回部，其事大失，然费帑不及三千万，成功不过五年，兹两金川小寇，地不逾五百里，人不满三万众，而费帑至七千万，成功亦迟至五年，则以跬步皆险，番奴效命死守，故得延至今日。而我将军阿桂立志坚定，决机明敏，两副将军及参赞、领队诸臣同心合力，各军士敌忾奋勇，凡经大小数百战，而后成功，视平伊犁定回部，费力转不啻倍蓰。设非天恩助顺，众志成城，则金川未易言灭，而国威或致少损矣。是不可不记。”［34］　　魏源在《圣武记》卷七《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亦对用兵金川之因及其艰难，作了如下的评述：　　“初，乾隆二十年，平准、回两部，辟地二万余里，用兵五年，用帑银三千余万两。金川地仅千里，不及准、回两部十之一二，而用兵亦五年，用帑银至七千万。功半而事倍者，则以天时之多雨久雪，地势之万夫莫前，人心之同恶誓死，兼三难而有之。方其神施鬼设，伺间出奇，九地九天，霆劈雹骤，或七萃从石缝而出，或千矛随炮声而入，险万阴平，艰百石堡（肃注：险峻万倍于邓艾之阴平，艰危百倍于唐代之石堡），自蚩尤以来，未有凿凶裂缝□目詟魂如兹役者。……非乘国家全盛之物力，与庙堂宵旰之忧勤，固烈不臻此，非前狃于钟琪之宽大受降，后激于温福之债辕失律，亦劳不致此。然则穷武节殚飚锐以事之，奋伐深入，圣心亦岂得已哉！”　　乾隆帝再征金川，虽然耗银七千万两，用兵五年，双方士卒死伤众多，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然而，自此以后，金川及其邻近地区，皆享宁谧。金川地区屯田发展，人丁日增，到乾隆五十年，即停兵以后第十年，金川“屯事日兴，荒土尽辟”，垦地十三万六千六百三十五亩，“降番”己因“久沐深恩，各安耕作，遇有差遣，莫不奋勉出力，无异内地民人”，而“改土为屯，除去降番名目”。［35］这对金川及其邻近地区藏、汉人民的安定生活及经经发展交流，均起到了较大的作用。________________　　［1］《清高宗实录》卷896，页30；卷903，页30；卷919，页23、25；卷930，页3；卷934，页10；卷936，页5。　　［2］《清高宗实录》卷927，页19、20、21、22。　　［3］《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啸亭杂录》卷7，《木果木之败》。　　［4］《清高宗实录》卷902，页8；卷903，页2。　　［5］《啸亭杂录》卷7，《木果木之败》。　　［6］《清高宗实录》卷936，页5。　　［7］《清高宗实录》卷937，页20-32。　　［8］《清高宗实录》卷937，页34。　　［9］《清高宗实录》卷938，页5、29。　　［10］《清高宗实录》卷937，页34、43；卷938，页24；卷939，页1；卷939，5。　　［11］《清高宗实录》卷939，页4、50。　　［12］《清高宗实录》卷939，页2、4、5、25、50。　　［13］《清高宗实录》卷939，页2、3、6。　　［14］《清高宗实录》卷939，页10。　　［15］《清商宗实录》卷938，页35、36、38。　　［16］《清高宗实录》卷939，页32，卷940，页5。　　［17］《清高宗实录》卷937，页21；卷938，页38；卷939，页13、55；卷949，页12；卷1004，页24、25、26。　　［18］《清高宗实录》卷941，页21、31；卷944，页15、18；卷949，页12；卷991，页30、31；卷1004，页24、25、26。　　［19］《清高宗实录》卷939，页57、58。　　［20］《清高宗实录》老邵旬页7、8。　　［21］《清高宗实录》卷946，页17、13、21、22、25。　　［22］《清高宗实录》卷950，页12。　　［23］《清高宗实录》卷950，页13、14、15、16。　　［24］《清高宗实录》卷950，页22、23。　　［25］《清高宗实录》951，页2、3、4、5、8、9。　　［26］《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记》。　　［27］《清高宗实录》卷952，页7、8。　　［28］《清高宗实录》卷64，页4-5。　　［29］军机处月折包第2776箱9156包37513号，乾隆四十年八月十六日，阿桂奏折录副。转引自庄吉发著《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30］《清高宗实录》卷989，页15、16。　　［31］《清高宗实录》卷989，页35。　　［32］《清高宗实录》卷990，页5；卷991，页16；卷995，页8；卷1000，页9、25、26、70。　　［33］《清高宗实录》卷1004，页46、47、48、49。　　［34］《清高宗实录》卷1007，页19、20、21、22、23。　　［35］《清高宗实录》卷1192，页4；卷1297，页31。一征准部　生擒达瓦齐第七章　乘机征准　开拓新域第一节　一征准部　生擒达瓦齐一、力排众议定用兵　（一）准部内乱　三车凌来归　　乾隆十八年十月，清定边左副将军、蒙古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扎萨克、和硕亲王成衮扎布，在塔密尔军营里，听到哨探禀报，杜尔伯特大台吉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孟克（通称三车凌）遣使巴颜克什克等前来，呈述准部内乱，征战不停，要求归顺，部众三千余户在额克阿喇勒待命。成衮扎布立遣守汛将士往侦。因准部首领一向善用计谋，他怀疑车凌之来有诈，恐其藉此率兵入侵，便调遣军营的喀尔喀士卒，严加防范，并派使者飞速奏报朝廷。　　乾隆皇帝阅完报告后，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谕告军机大臣：　　“朕观车凌等来降，似非叵测，何也？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尔搆兵不已，俱令车凌等相助，两家胜败既难预定，即幸而所从者胜，亦仍受其约束，自不若归降大国，冀得妥生。伊等既经来至边卡，将情事实告，应即令其入内休息。可速传谕成衮扎布，即遣军营明白历练大员，前往晓谕，告以尔等率众投诚，业经奏闻大皇帝，大皇帝念尔等俱准噶尔台吉大员，输诚向化，甚可嘉悯，今所驻额克阿喇勒，乃我边卡外地，倘有追兵至此，未便应援，或有所失，朕心深为不忍，即可移入卡内驻扎。……从前准噶尔台吉阿喇布坦、丹济拉等投诚，俱封以显爵，优加赏赉，其宰桑及部落人等，皆授官分产，至今安居乐业。伊等入见后，朕自格外加恩，此时先令成衮扎布动用官项牛羊，赏给伊等，以为接济，其驻牧处所，另行酌定。至准噶尔素称狡诈，固宜派兵防范，但伊等天性好疑，亦不可启其猜嫌，倘车凌等愿留卡外居住，我虽预备，无庸宣露，若已入卡内，则更无可疑，不须过为防范。”［1］　　乾隆帝的这道谕旨非常重要，是清政府改变对待准噶尔部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西北地区形势的剧变发生了强烈影响。乾隆帝讲的这番话，概括起来，可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他敏锐地察觉到准部大变，准确地把握住准部内乱这一至关重要的实质问题。谕中所说“达瓦齐与讷默库济尔噶尔搆兵不已”，就是对准部长期纷争内战不停的混乱局面的很好归纳。乾隆帝虽然在即位后积极争取与准部议和，双方建立起朝贡的正常的和平关系，但他并未把它置之脑后不闻不间，而是密切注视着准部形势的变化。乾隆十年三月，西藏郡王颇罗鼐遵旨派人前往准部刺探消息后，向清政府报告，准部人员“出痘死者甚众”，噶尔丹策零连续对属下台吉及邻近部落用兵。十一月，乾隆帝获悉噶尔丹策零于九月病故，“恐伊部落内，彼此心离，易生变乱，或潜至边境，偷盗牲畜”，谕令西北两路将军“固守边疆，严谨卡伦”，预为防范。［2］　　乾隆十五年九月二十三日，准部达什达瓦台吉的宰桑萨喇尔（萨喇勒、萨赖尔）率所属来归，报告了准噶尔内部争夺情况。在此之前，沙喇克、敦多布等来降时，也讲了不少事情。原来，噶尔丹策零去世后，其次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继承汗位，凶暴淫乱，不理政务，羁禁其姐乌兰巴雅尔，又欲杀害同父异母的长兄喇嘛达尔扎。其姐夫赛音伯勒克等台吉、宰桑起兵，拿获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勒，剜其双目，连其亲密朋友达什达瓦一同送往阿克苏幽禁，拥立喇嘛达尔扎为汗。喇嘛达尔扎将达什达瓦属下人员分赐与各有功台吉、宰桑，又欲拘禁达什达瓦的堂侄大策零敦布多之孙达瓦齐，因其“人众地险”，未能如愿。乾隆帝对此十分重视，重赏萨喇尔，编入蒙古正黄旗，授散秩大臣。十七年正月喇嘛达尔扎遣使入贡至京，要求归还萨喇尔，乾隆帝严辞拒绝说：萨喇尔虽从尔处来，但他“实因惧祸逃生”，“朕为天下大皇帝，以生成众生为本，岂肯转置之死地”，此奏“甚属错误”，今后不许“以此等断不可行之事渎奏”。不久，授萨喇尔为北路参赞大臣，委以驱逐乌梁海部落的重任。［3］　　从萨喇尔来归以后，乾隆帝更加重视对准部情况的了解，指示西北两路军营的将军抓紧侦探对方形势。乾隆十六年十一月，定边左副将军、亲王成衮扎布奏报：喇嘛达尔扎传唤达瓦齐，达瓦齐不敢去，欲于九月“前来投诚”，“投奔大皇帝”，被喇嘛达尔扎遣兵剿捕。乾隆帝立即谕令成衮扎布：“达瓦齐若投入我边卡，实系力穷，恳求收养”，可予优待。［4］乾隆十八年五月，成衮扎布再奏：达瓦齐于春天拿获喇嘛达尔扎，“达瓦齐即为台吉”。［5］达瓦齐连续用兵，攻打不听命于他的准部台吉和宰桑，准部大乱，不少人员投入内地，杜尔伯特三车凌即因达瓦齐发兵来征，而归顺于清帝。　　乾隆帝的谕旨的第二个重要内容就是，他断定三车凌是真降而不是伪降。作出这一结论，十分重要，也很不容易。准部人员“素称狡诈”，从噶尔丹到噶尔丹策零均曾多次制造假象，伪称降顺或兵败，而乘机摆脱清军追袭（如乌兰布通之战），或诱骗清军入伏（如和通泊之战），致使清军将帅大多是心有余悸，不敢相信准人之话。这次又是三车凌携带三千余户一万余人前来，这几千名剽悍善战的蒙古健儿进边以后，如果闹腾起来，四处抢掠，可不是容易对付的。因此，肩负防卫北路重任的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扎布疑其有诈，急忙调兵严加防范。乾隆帝却根据准部大乱这一决定性前提出发，否定了成衮扎布的意见，果断地、准确地作出了判断：“车凌等来降，似非叵测”。这就为正确安置降人，遣军北征，解决准部问题奠定了基础。　　第三，确定了厚待三车凌的方针。乾隆帝举过去噶尔丹属下台吉阿喇布坦降后受封之事为例，表示将对三车凌“格外加恩”，三十多年前，阿喇布坦投降后至京，康熙帝亲御保和殿，召其入殿内宝座前，嘉其率众来归，赐宴款待，特赐避风石、貂皮袍．褂、银币、鞍马等物，封为多罗郡王，命于洪郭尔阿济尔罕地方游牧。乾隆帝以此为证，表示要对三车凌“格外加恩”，并具体指出先赏给牛羊，再安排游牧场所。他特遣侍郎玉保携御用元狐帽，赏给车凌、车凌乌巴什各一顶，又给端罩各一件，并以京城气候与边外相异，蒙古部落中未出痘者甚多，虑其到京后患病，令三车凌于明年夏季至热河朝觐。　　三车凌惧怕准噶尔兵来袭，请求立即徙入汛内，成衮扎布遵奉帝命，迎其入卡，令暂驻乌里雅苏台，后定牧于扎克拜达里克。第二年（乾隆十九年）五月，三车凌率众台吉、宰桑至热河，乾隆帝对他们格外优待，赐宴于万树园，命观烟火游戏，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孟克与色布腾为贝勒，赐车凌银五千两、车凌乌巴什银四千两、车凌孟克与色布腾各银三千两，其余台吉、宰桑亦各封贝子、公、一等台吉不等，皆赐与银两。三车凌带来的三千余户一万余人，按内扎萨克、喀尔喀扎萨克例，编立旗分佐领，设十三扎萨克，赐号赛音济雅哈图盟，以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赐三车凌羊一万余只、米四千石以及数百石种子。　　三车凌的来归，使乾隆帝详细了解了准噶尔内部大乱的情形，知道“准噶尔篡夺相仍，人心离散，实有可乘之机”，北路军营又陆续奏报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交战及阿睦尔撒纳失利欲归顺清朝的消息，因而在他心中酝酿很久的一个想法便逐渐成熟了，欲图用兵准部，彻底解决几十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二）驳斥懦臣　下诏讨准　　乾隆帝将用兵准部之事告诉满洲王公大臣，征求他们的意见，不料，除一等忠勇公、大学士、军机大臣傅恒赞同此议，主张“用间出征”外，“其他尽畏怯退缩，恐生事端”，反对遣军攻打准噶尔。这些人认为，雍正九年清军远征，深入至博克托　　岭，遭受了七十余年以来第一次大惨败——和通泊之败，时犹未久，当年损兵折将之惨象仍历历在目，这次再冒险深入，定将重蹈覆辙，殷鉴可虑，还是不征为上。［6］满洲王公大臣的这种看法，不能说毫无道理。准噶尔部有新旧鄂拓二十四、昂吉二十一、集赛九，共二十余万户六十余万人。准部人员剽悍善战，崇尚勇武，习于冲杀，“一人能劫数人者为壮士，能劳苦，勇战斗”，声威逼人，“各回城及哈萨克一闻其至，则阖匿逃窜，虏掠驱载惟所欲”。［7］如果清政府用兵于万里之外，冒险远征，很难有败此强敌的绝对把握。何况，五年以前，数万大军围攻弹丸之地大小金川，劳师三载，费银一千余万两，将士伤亡数千，两位大臣被诛，结果清廷仍然被迫退兵休战，未能取胜。似此情境，焉能开衅边外远攻劲旅！　　乾隆帝对满洲王公大臣这种不明敌情、因循保守、胆怯惧战的态度十分不满，毅然排斥一大群庸臣之议，决定征讨准部，于乾隆十九年五月初四日下谕说：　　“……准夷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未必至搆衅滋事，不得不先为防范。况伊部落，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为难，此正可乘之机。若失此不图，再阅数年，伊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然后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况伊之宗族车凌、车凌乌巴什等率众投诚，至万有余人，亦当思所以安插之。朕意机不可失，明岁拟欲两路进兵，直抵伊犁，即将车凌等分驻游牧，众建以分其势，此从前数十年未了之局，朕再四思维，有不得不办之势。”［8］　　乾隆帝的这段话，字虽不多，却简明扼要地讲清了用兵准部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必征准部。谕中所说准部人员“素性猜疑，阴怀叵测，将来必致搆衅滋事”，虽不无侮辱准部的言词和口气，但准部确系好战，已经给清朝西北和北部地区以及喀尔喀蒙古带来严重威胁，康熙帝、雍正帝均曾“屡集廷议，皆有‘此贼不灭，天下不安’之谕”。准部已使清政府“三朝（康、雍、乾）西顾，旰食仄席，戍塞防秋”，耗费了巨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仅从康熙五十八年派兵防卫策妄阿喇布坦至雍正末，军费便用银七千余万两，几乎相当于清朝全国两年的总收入。［9］长此以往，后果难以设想。另外，雍正九年清军大败于和通泊，极大地震动和刺痛了清朝政府，君臣均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因而要“雪两朝之愤”的强烈愿望，促使乾隆帝更加坚定了必平准部的决心。　　第二，立即进军。谕中讲道，准部“数年以来，内乱相寻”，又与哈萨克作对，正是“可乘之机”，而三车凌率众万余来归，既需考虑安置地区和对待办法，又可利用其人力兵力，了解准噶尔内部详情，让他们引导大军前行，正是“天时人事辐辏”，“宜乘机大举”。如果错过这一几十年未遇的良好时机，数年以后，达瓦齐控制住了局势，“事势稍定”，“必将故智复萌”，袭扰边境与喀尔喀，那时“仓卒备御”，“其劳费必且更倍于今”，要想征服准部，就难上加难了。　　乾隆帝在谕告内扎萨克、喀尔喀众蒙古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的敕旨中，也专门讲了乘机用兵的问题。他着重指出：杜尔伯特车凌等大台吉率都数千户来归，“此际达瓦齐力穷失据，且内乱相寻，众心不服，失此不图，数年后伊事务稍定，仍来与我为难，必致愈费周章，且于尔扎萨克蒙古等，亦多未便。”［10］　　乾隆帝的这两次敕谕，不是一时心血来潮随意胡说，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依据。九十年前，身为喇嘛在西藏念经的噶尔丹，听到兄长浑台吉僧格为人杀害汗位被夺时，日夜兼程赶回准部，几经曲折，终于当上了博硕克图汗，消灭政敌，雄踞西北，兵锋直抵距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迫使清朝都城为之戒严。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年幼势弱，未婚妻阿海被叔父噶尔丹霸占，弟弟索诺木阿拉布坦又为噶尔丹所杀，本人亦险遭毒手，被迫逃亡于外。后来策妄阿拉布坦趁噶尔舟灭亡之机，收集旧部，四处征战，很快成为漠西厄鲁特蒙古四部之长，直接威胁到青海、西藏的安全。如果这次清军不发，达瓦齐很有可能统一厄鲁特四部，便将严重影响到西北的安宁。因此，不仅要征准部，而且要立即出兵。　　第三，能获全胜。雍正九年清军之败于和通泊，就准部本身条件而言，便因为它的内部是团结的，“（噶尔丹策零）亲贤使能，诸酋长感其先人之德，力为扞御”。［11］这次的形势可就迥然不同了，准部大乱，来归清朝者络绎不绝，连“令行三部（杜尔伯特、解特、和硕部）”的阿睦尔撒纳也因与达瓦齐相争而欲降清，这的确是几书年难遇的大好时机，为清军平准提供了异常有利的条件。　　虽然乾隆帝将用兵准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可能性讲得很清楚，又明白无误地表述了自己决意遣军的坚定态度，但不少满洲王公大臣仍然心怀疑虑，持不同意见，使乾隆帝异常生气。为了扫清障碍，更好地完成出征的准备工作和促进用兵的顺利进行，他于同年十月十三日御太和殿，专门召见满洲王公大臣，再次晓谕进攻准部的必要性及其必然会取胜的原因，狠狠地申饬了持反对意见的庸人。谕旨一开始就讲道：“今日召见尔等，特为晓谕办理平定准噶尔及满洲臣仆昔年勇敢迩来怯懦之故。”他重重地斥责王公大臣“畏怯退缩”，不思“效法前人，报国立功，而惟守妻孥以求安逸，闻战阵而甘退缩”。他明确表态说，“朕于此，不无深憾焉”。最后他又严肃宣布：“此用兵要务，朕筹之已审，岂以众人怯懦即失机宜半途而废！但满洲臣仆习气至于此极，朕若姑息因循，不速为整顿，振兴旧俗，数年后，不知何所底止也。故召尔等降旨开导，将此宣示八旗大臣官员，以及兵丁等知之。”［12］　　经过乾隆帝的再三谕告和坚持远征，才使大多数满洲王公大臣从内心里接受了出征准部的主张，从而积极调兵遣将备办粮草马匹器械。这样一来，便为顺利进军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二、变方略“以准攻准”　　乾隆帝在十九年五月初四日第一次正式向有关大臣，宣布征准的谕旨中，对怎样用兵，也作了原则性的指示。他讲道：明年兴兵所需的粮饷士卒马驼，均应预先筹画。西路需兵二万，欲拨甘涼绿旗兵八千及西宁、涼州、庄浪、西安、归化城土默特、察哈尔和新降厄鲁特兵前往。二十一日军机大臣奏准；北路派兵三万，西路三万。佥派京城满洲兵四千、黑龙江兵二千、索伦巴尔虎兵八千、绥远城右卫兵二千五百、西安满洲兵二千五百、涼州、庄浪满洲兵一千、宁夏兵一千、察哈尔兵四千、新降厄鲁特兵二千、归化城土默特兵一千、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哲里木兵二千、昭乌达兵二千、喀尔喀兵六千、和托辉特兵五百、宣化大同绿旗炮手兵一千、甘肃各营与安西绿旗兵一万，共兵五万。每兵需马三匹，共马十五万匹，另需驼一万六千头、口食羊三十万只，于喀尔喀四部、内扎萨克六盟、三车凌及“甘肃所管番子”处采买，不足者，从官方牛羊牧厂提取。　　军机大臣奏准调派的五万名兵士中，有清帝认为可以信赖的满兵一万三千名，索伦、巴尔虎兵八午名，还有久随征战的察哈尔兵四千名，土默特兵一千，共二万六千名，超过了全军总数一半以上。另外还有阿拉善、哲里木、昭乌达、喀尔喀、和托辉特等蒙古兵一万一千名。满兵、索伦兵、巴尔虎兵和蒙古兵共三万七千名，绿旗兵才一万一千名，满蒙士卒占了出征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三，与雍正九年主要依靠绿旗兵（西路军皆绿旗）相比，有很大的差异。这一事实表明了乾隆帝确实是下了决心，一定要平定准部。　　军机大臣所说的新降的厄鲁特兵二千名，是三车凌的士卒，亲王车凌领一千，隶北路，车凌孟克和色布腾协助办理，另一千由郡王车凌乌巴什率领，隶西路。这两千名杜尔伯特土兵只占全军总数的二十五分之一，影响有限，主要起向导作用，引导大军前进。　　关于平准之后的根本安排，乾祖帝于五月初四的谕旨中只原则性地说了要“众建以分其势”。过了二十二天他命军机大臣传谕定边左副将军策楞时，便进一步指出，要对厄鲁特蒙古，按原来“四卫拉特（即四部）之制，议编四部，封汗别居”。　　至于出征的时间，乾隆帝根据降人提供的情况和群臣的建议，最后决定于二十年秋季用兵，由军机大臣传谕各地奉调士卒，俱于二十年四月内分别到达西路、北路军营。　　对出征官兵和蒙古王公台吉，乾隆帝从重奖赏。十九年五月规定，给“出师人等”“治装银两”，大臣官员各赏俸银二年，京师前锋、护军各赏银四十两，驻防满兵三十两，绿营兵二十两。哲里木、昭乌达、阿拉善蒙古台吉各银一百五十两，管旗章京一百两，参领八十两，佐领五十两，兵二十两。厄鲁特（即三车凌部）管旗章京各赏银二百两，参领一百两，佐领八十两，兵三十两。各蒙古王公扎萨克，按爵级分别赏赐。明年正式进兵时，出征官兵、王公，“俱照旧例赏给”。［13］　　正当清政府积极调遣兵马赶运粮草加紧进行用兵的准备工作时，突然北路军营送来消息，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奏报，七月初八日，阿睦尔撒纳带兵五千余名人口二万，已进边卡，投奔大皇帝。阿睦尔撒纳的来归，对进攻准部发生了强烈影响，乾隆帝为此对用兵安排作了重大的改变。　　阿睦尔撒纳是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系策旺阿拉布坦的外孙，因其母博托洛克改嫁辉特部台吉卫征和硕齐，故成为辉特部首领，游牧于雅尔，其同母之兄班珠尔为和硕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娶杜尔伯特台吉达什之女后，袭杀达什，胁迫其子讷默库归附于己，权势激增，“令行三部”，野心也就越来越大，欲图统辖整个厄鲁特四部，因而与达瓦齐征战不已。乾隆十九年五月，达瓦齐亲领精兵三万，又遣骁将玛木特率乌梁海兵八千，东西夹攻，阿睦尔撒纳不能抵挡，遂与讷默库、班珠尔领辉特、和硕特、杜尔伯特三部二万余人投降清朝。乾隆帝久知其骁勇多谋，“为部众所畏服”，“乃最要之人”，从优款待，厚加赏赐，封其为亲王，封讷默库与班珠尔为郡王，并拟于平定达瓦齐后编设四部时，封阿睦尔撒纳为辉特汗、班珠尔为和硕特汗。乾隆帝命策楞尽速送其往热河朝觐，以便询问准部情形及其关于用兵的建议。为了能够早日见到阿睦尔撒纳，能多谈几次，乾隆帝甚至不惜打破惯例，加速行走，本来从北京至热河避暑山庄“须行六站”，现在他谕告军机大臣，下令来去都“并作三站行走”，并着重指出，“联所以计日并站而行者，无非急欲见阿睦尔撒纳之意，将此寄知玉保（北路军营参赞大臣），令其晓谕阿睦尔撒纳知之”。［14］　　阿睦尔撒纳遵旨于十九年十一月初赶到热河，详细呈述了准部大乱、达瓦齐失德寡助的情形，并提出了进军的最好时间。　　先前阿睦尔撒纳于七月初进入边卡时，也许由于战败之后十分气愤，急欲报仇和返回故部，因而向定边左副将军策楞建议：“现在准噶尔内乱，人心离散，黄教颓废，若乘此机会，领兵前进，先将包沁扎哈沁人等收服，兵威远扬”，准部人员来降，即行收纳，又可接应与己同来而落后于途中之人。到了避暑山庄后，他提出最好于明年春天出征。原达瓦齐的勇将玛木特降清后，亦提出同样建议。［15］　　乾隆帝根据阿睦尔撒纳等人的奏述和建言，考虑到形势已与半年前有了较大的变化，便修改了作战方略，主要是在两个方面作了重大的改变。一是将出师的时间提前，由原定二十年秋改为春季进兵，后并具体规定于二月出发。二是大量减少满、蒙、汉兵丁，由原来以满兵为主辅以索伦、巴尔虎和蒙古兵，酌用绿旗，将三车凌的杜尔伯特兵当向导，改为以厄鲁特兵为主，即以阿睦尔撒纳、讷默库、班珠尔、三车凌率领的厄鲁特的辉特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士兵为主。　　阿睦尔撒纳、班珠尔、讷默库带兵五千余名于七月进入边卡时，即奏准于属下人内派兵二千三百余名从征，乾隆帝因而命减少三千五百名喀尔喀兵，留其看守游牧，只征调二千五百名。随后，由于“新降厄鲁特等（即阿睦尔撒纳等人属下），咸愿出力报效”，清廷陆续减兵，原来的一万绿旗兵减为六千，宣大两镇的炮手兵一千尽行裁去。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福建藤牌兵“精悍灵便”，奏请派往西北征剿准部，乾隆帝批示说：“朕此次即满兵亦不多用，仍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耳。”［16］　　在“以新归顺之厄鲁特攻厄鲁特”（简称为“以准攻准”）的方针指导下，乾隆帝采取了新的战术，即主要依靠前锋（亦称“哨探兵”）来进行战争，征服准部。他于十九年十二月宣布，北路任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西路任永常为定西将军、萨喇尔为定边右副将军，郡王讷默库、班珠尔为北路参赞大臣，亲王车凌、郡王车凌乌巴什、贝勒车凌孟克为西路参赞大臣。西路派兵一万六千名，其中，选“先进精锐兵五千”，计有车凌、车凌乌巴什的杜尔伯特兵二千、察哈尔兵一千、涼庄满兵一千，再派阿拉善蒙古兵五百、宁夏满兵一千，共五千五百名，如战马不敷，则裁兵五百。乾隆帝令将这支军队交萨喇尔率领，迅速前进，命定西将军永常带领少数部队，在后缓慢尾行，不得急驰。北路前队（亦称“哨探兵”）六千，由阿睦尔撒纳统率，主要是其来归的部下，定北将军班第带少数兵丁，距前队十日路程逐渐前行。［17］由于定西将军永常于二十年三月初九日即带绿旗兵与“回兵”（维族士卒）出发，欲与前队会合，乾隆帝非常生气，连降多诏，严厉斥责永常办事“一味草率，其急欲进兵”，是欲与萨喇尔争功，实属谬误，勒令其立即返回肃州，办理陆续来到肃州的兵丁所需的粮饷马驼，待“全行妥协“后，才“尾行前进”。［18］　　乾隆帝解释为什么要屡降谕旨令班第和永常缓行的原因时说：因为阿睦尔撤纳是“准噶尔人众知名之人，令伊带哨探兵前行，人多认识，于收服准夷人众较易”。如将军、副将军“合并一处”，“则众人惟知有将军，不复更知有副将军，转置阿睦尔撒纳于无用之地，不足以展其所长，殊于军行无益”。［19］　　这固然是一种原因，但乾隆帝之所以这样安排，肯定还有更深刻的因素，那就是把整个征服达瓦齐、统一准部的重担全部加在阿睦尔撒纳以及其他大台吉、大宰桑（如萨喇尔）的身上，彻底实行“以准攻准”政策，让厄鲁特人自相厮杀，清军将帅却远离战场数百里，安然观战，不冒士卒伤亡或战败的危险，而一旦前锋得胜，直下伊犁，当然要归功于清军，归功于朝廷。这就是为什么乾隆帝指责永常“急欲进兵”的真实原因。可是，乾隆帝万万没有想到，他的这种精心安排，竟犯了重大错误，严重危害了统一准部的伟大事业，为阿睦尔撒纳以后的叛乱提供了良好条件。三、三月下伊犁　全准“归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