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十日，下令催促每个牛录收获谷物入场。十二月，新年到了，命令每个牛录可以杀食贡牛两头，各取公炭十筐，由牛录额真亲自去领取［24］。出兵打仗也不例外，天启三年四月初一日，努尔哈赤下令每牛录出兵百甲［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采取汉官仍然授与旧职，民各守明时旧业，实行明朝税制、租赋等制，参照明时的军屯制，斟酌后金的牛录计丁制，实行“计丁授田”，以八旗牛录制度统理官民。这对后金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起了促进和加速作用。　　后金在进入辽沈前后，社会制度的变化是明显的，尤其是在阶级关系方面的表现比较突出。后金在进入辽沈以前，努尔哈赤将社会等级分为汗、贝勒、大臣、诸申和阿哈等。汗、贝勒、大臣是上层奴隶主阶级。诸申除了部分人役使阿哈为奴隶主外，多数是平民。阿哈作为一个阶级是后金社会的产物，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从阶级关系方面看是三个社会集团，奴隶主、诸申和阿哈。努尔哈赤要求贝勒与诸申，主人与阿哈之间要相互“慈爱”［26］。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于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努尔哈赤对这三个社会阶层的关系有了新的看法。他认为汗是天的儿子，汗以天为父；众贝勒、大臣是汗的儿子，汗是众贝勒、大臣的父亲；诸申是众贝勒、大臣的儿子，众贝勒、大臣是诸申的父亲；阿哈是主人的儿子，主人是阿哈的父亲。　　上下都是父子关系，要求下敬上，子敬父，不许贪私，不许生盗贼奸暴之心，各自都要勤于本身的职务。诸申、阿哈要按照汗、众贝勒、大臣的指令行事，忠于职守，否则，忧患就必然会降临［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新看法，究其真谛无非是比较明确地接受了明朝封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观念，这无疑的是个重大的变化。在这种观念下，孝悌、忠君思想被提倡作为指导思想。过去发兵征服了乌拉部、叶赫部，把各部的居民编入八旗，两部中父辈的老人拜朱扈、果兴阿等，对努尔哈赤多有怨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夭命十年），努尔哈赤主动宴请两位老人，并亲自跪在他们面前，双手捧着肉，请他们食用。他认为，这种作法是“以孝悌为礼”，又教育各级额真、国人都应当照这样行事［28］。要求他们孝敬父母，梯其兄长，世世代代都不要违背孝悌之道。要求女真人、蒙古人、汉人等各族人民，都应当以孝悌之道处事，“和乐”生活。在这个基础上，提倡尊君，主张“忠信”。他命令各级官员都向汗作出忠信的誓言，要做到身死家贫也绝不违背汗的教诲之言［29］。这些君臣、父子、孝悌、忠信等伦理道德观念的反复提倡，使明朝的封建思想在后金的上层建筑领域逐渐居于统治地位，使后金的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渡正向更深化的程度发展了。　　后金奴隶制在进入辽沈的特定历史条件下，迅速地向封建制转变，统治阶级在变，被统治阶级也在变。在“计丁授田”过程中，汗、众贝勒、大臣成为辽东无主田地的所有者，每个诸申都必须在新的地主名下（即汗及其以下各级额真）领得自己的六垧田，缴纳租谷和赋银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到分配形式，都采取封建的剥削方式。诸申成为新土地所有者的依附农，社会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们必须严格地服从君臣、父子关系，倘若违背众贝勒、大臣的意旨，就要大祸临头。阿哈这时可以通过告发主人的办法，离开户主，甚至改变社会地位，上升为主人［30］，为其争得人身自由，开了一线光明之途。这就是说，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一系列变化，使后金社会在进入辽东以后，迅速地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和演变，这是努尔哈赤实行仿照明制、酌立新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诚然，尽管后金社会在进入辽沈以后，向封建制的过渡较快，但必须看到，这是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包围之下，在广大的汉族人民的激烈斗争中实现的，而其原有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甚至在某些方面仍然有所发展。因为它毕竟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国家，统治者从一个剥削阶级转变为另一个剥削阶级也还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因此，后金军进驻辽沈的时候，在残酷镇压辽沈人民反抗斗争和女真军户搬迁的过程中，奴隶主或集体地或零星地掠夺了大批的辽沈人民作为阿哈。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七月的二十六个月中，较大规模地掠俘为奴就有：元年五月，李永芳、佟养性，俘获镇江人一千名，七月，皇太极、阿敏俘获镇江人一万二千名；九月，俘获长山岛人一万名，镇江人三千名；天启二年一月，俘获毛文龙部下一万名，三月，俘获镇江人七百名；天启三年七月，大贝勒俘获辽河沿岸居民一千零三十七名；俘获岫岩人六千七百名［31］。据不完全统计，共俘获四万四千多人沦为阿哈。此外还有女真各个家主，以战胜者姿态，对于辽沈人民的“滥行占取”，其数量就更难于计算了。皇太极供认说，此种人“甚多”［32］。清礼亲王昭梿也回忆说，国初时，俘获辽沈人民“悉为满洲奴隶”［33］。　　被俘虏的辽沈人民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人分散在女真各个家庭中役使。比如，天启元年，李永芳、佟养性所抢掠的镇江一千人，其中三百个男人归官，余下的七百人分给兵士家中作为阿哈。天启二年，掠毛文龙部下的一万人，也有半数在众兵丁的家中役使，剩下的归官，充八家托克索中的阿哈。　　随着阿哈人数的增加，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八贝勒托克索相继在辽沈各地建立起来。天启元年闰二月，八贝勒在法纳哈（即范河）路，增设八贝勒托克索［34］。同年九月，在牛庄、海州以东，鞍山以西，八贝勒各置三个托克索［35］。这些托克索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多在七人左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又赐给额驸、格格一批由阿哈组成的托克索。每人各给七人组成的女真阿哈托克索两个，汉人阿哈托克索两个。另外，还有随手役使的女真阿哈五男五女，以及砍木的男人，运水的女人各五对等。总计，每个人得男女阿哈近五十人［36］。　　阿哈所从事的劳役不同。有的在家端茶倒水，洗衣做饭，有的外出砍柴、运水。托克素中的阿哈，或耕田，或栽培园圃。他们象牲畜一样从事艰苦的劳作，主人和庄头常常手持棍棒监视在后边，往往伸手就打，开口便骂，任意摧残。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六月，女真人坷纳的妻子，竟以烧红的铁块灼女阿哈的阴户，成为轰动一时的残酷事件［37］，连上层的奴隶主们也公认这是没有先例的残暴行为。　　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集团进入辽沈以后，在一段时间内，封建制和奴隶制两种生产方式并列存在，并由后者向前者过渡或演变，使满族为统治民族的后金社会在迅速地向前发展。________________　　［1］《满文老档·太祖》卷19，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武录》卷4。　　［2］《满文文老档·太祖》卷20，参见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第三编第三章。　　［3］［4］《满文老档·太祖》卷26，卷30。　　［5］《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45。　　［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45。　　［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54，卷44。　　［8］《满文老档·太祖》卷20。　　［9］《宁完我请变通大明会典设六部通事奏》，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中。　　［10］《山海纪闻二》载：“辽俗五亩为一日”，参见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日又作晌或垧。　　［11］《满文老档·太祖》卷24。　　［12］《明宪宗实录》卷242。　　［1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9。　　［14］《满文老档·太祖》卷27，参见周远廉：《清朝开国史研究》第三编第四章。　　［15］《满文老档·太祖》卷24，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15载：斛（即hule），十小斗为一斛。　　［16］《满文老档·太祖》卷21。　　［17］《满文老档·太祖》卷22。　　［18］《满文老档·太祖》卷23。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5。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45。　　［22］［23］《满文老档·太祖》卷38,卷45。　　［24］《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24,卷30,卷31。　　［25］［26］《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17。　　［27］《满文老档·太祖》卷44。　　［28］《满文老档·太祖》卷64。　　［29］《满文老档·太祖》卷78。　　［30］《满文老档·太祖》卷23。　　［3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24,卷26，卷27,卷33,卷40,卷57。　　［32］《清太宗实录》卷40。　　［33］昭梿：《啸亭杂录》卷2。　　［34］［35］《满文老档·太祖》卷18，卷27。　　［36］《满文老档·太祖》卷60。　　［37］《满文老档·太祖》卷42。反金怒涛席卷全辽第七章农奴制庄园的确立一、反金怒涛席卷全辽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努尔哈赤统兵攻占沈阳、辽阳，明军死伤、溃败约达十六万多人。沈阳一战死伤、溃败七万多，辽阳一战死伤、溃败八万多。明军大规模有组织地抵抗力量虽然减弱了，然而，沈阳失守后，川、浙兵的浑河南北血战却具体、生动地表示了明军抗金的意志和决心，它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从这个时候起，辽沈军民反抗后金的怒涛，便在辽河东西的大地上迅速掀起，并逐渐地席卷了全辽。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屠杀百姓、掠夺财物，并逼迫辽民剃发是激起辽民各个阶层一致起来反抗后金的主要原因之一。努尔哈赤初入辽沈的时候，虽然口头上说不杀辽东兵民，都可以剃发作农［1］。但以不反抗后金奴隶主们向全辽进军为前提，对抗拒者仍然实行残酷的屠杀政策。进入铁岭时曾杀掠军民达两万多人，攻占开原时，又杀了数万；进占辽阳时，按籍查阅辽人，凡是可疑的人均杀而勿赦。当时，努尔哈赤命令一名小头目，率领兵丁坐守辽阳城西门，对来往的行人逐一盘查，凡是发现没有剃发的，一律杀头。　　三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下令在辽阳全城开始搜刮民财，规定大户富室只许每人留下衣服九件，中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五件，下等人家准许留下衣服三件，其他的财物一律交出，弄得辽阳城中各户，室室尽空。所收集上来的衣物聚集在辽阳教军场上，堆积如山，供后金奴隶主和蒙古贵族们分取。同时，又驱赶辽阳官民迁往城的北半部，把南半部空出来给努尔哈赤、众贝勒、大臣及女真军户居住。这些措施都严重地侵犯了广大的汉族人民的切身利益。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除了派人封存府库、搜刮民财以外，又派遣骑兵，手持红旗，沿着大街小巷传呼汗令，命令说：凡是自动剃发的不杀，否则，砍头［2］。广大的汉族人民听到这个命令后，除部分乖乖地剃了发，当了顺民外，大多数人，激于民族尊严和气节，纷纷起来反抗，宁死不肯剃发。还有的远走他乡，逃出后金辖区。他们说：金兵将要杀不肯归顺的人，我们生死且不足虑，一旦剃了头发便做了达子，改日官军返回来，真假达子难辨，一律剿灭，我们不是当了冤屈鬼了吗［3］。努尔哈赤还下令，所有的汉人家都要出兵，家有父子五个人的出三个人，有三个人的出两个人。这些措施又进一步激起了辽东汉族人民的义愤，致使抗金斗争的火焰从辽阳燃起后，愈烧愈旺，不久，就波及到全辽。　　当后金官吏在辽阳城西门检查辽民的时候，有一家父子六个人，气愤地击杀守城兵卒数十人。守门的小头目见情况不妙，没敢对抗，便慌忙地逃走了。辽城人民乘机冲出城外五、六百人，结队向南奔去。英勇惯战的八旗兵，面对愤怒的辽民也束手无策，只好任其南去，没敢追杀。　　辽南的铁山矿工与广大的辽沈人民，声闻辽阳城内居民被杀掠，后金又颁布剃发令，群情激愤，便纷纷竖起了抗金的大旗，一时震动了辽南各卫。以东山矿工为代表，以辽南四卫为中心，以不剃发为号召，掀起了抗金斗争的高潮。东山矿工与辽民集结在铁山上，凡是有剃发的人来到，一律斩首勿赦，而铁山近地复州又是后金军队必争之地。因为这里是辽南出海的交通要道和门户，有良田沃壤，是辽南的仓廪基地。夺取金、复、海、盖四卫可以解决后金的粮食供应，同时断绝各个海岛和明军的粮食供应。南四卫又有铜、铁、铅、银等矿，有利于发展手工业。因此，夺取复州，征服铁山军民成为后金奴隶主政权继夺取辽沈以后，扩大战果，站脚辽东的当务之急［4］。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派遣额驸、副将乌尔古岱、李永芳等率领三千兵前去铁山进行镇压。八旗兵沿着山脚向上仰攻。暴动的人们手持弓箭、石块，进行激烈的搏战，双方相峙多日，互有胜负，死伤惨重。于是，努尔哈赤又从辽阳调兵八千，命令每个人携带一个月的口粮，再次围攻铁山。双方经过多次血战，八旗士卒战死者以千计。正当双方相峙不下的时候，镇江人民也奋起响应，暴动的声势更大了，努尔哈赤不得不又派遣李永芳等前往镇江弹压［5］。　　以镇江为中心的辽民抗金斗争时间之长，声势之大，斗争之激烈，在辽地是首屈一指的。因为镇江与盖州、复州互为表里，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一点，无论是明朝的战将，还是久经战阵的努尔哈赤，他们的心中都是明确的。镇江是辽南四卫的门户，是扼守通往朝鲜王国的陆路咽喉。明廷想与朝鲜王国联络，互为犄角，不可失掉镇江，自断咽喉。努尔哈赤为了逼迫朝鲜王国反明，必须夺取镇江这个重镇，不使明廷与朝鲜王廷呼吸相通。因此，对于努尔哈赤来说，镇江的争夺比辽南任何一地的争夺都更加重要［6］。　　镇江人民的斗争，不仅有贫苦的人民参加，而且有社会的上层，明廷的官员、将领等都卷入了这个斗争的漩涡中。当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兵攻占辽沈的时候，镇江的大姓缪氏兄弟五人（即明廷封授的指挥一员、诸生四员），率先捐献万金，结交南四卫的众豪杰，誓死不剃发，立意抵抗到底［7］。这样，镇江具有全民性质的抗金斗争与铁山矿工的斗争互相呼应，使抗金的浪潮不断高涨，努尔哈赤刚进入辽沈就遇到一个十分难于解决的问题。　　同年五月，当铁山军民抗金斗争正在炽热发展的时候，镇江的暴动开始了。初五日，镇江人得知辽东汉人必须剃头的命令以后，便在缪氏兄弟的带领下，抗拒努尔哈赤的命令，杀死后金的官员，掀起暴动。努尔哈赤指示额驸副将乌尔古岱和李永芳，送汗书对镇江人民进行劝降。汗书说：你们镇江人民杀了我派去的使臣，畏惧而不敢投顺。你们过去是大明帝的臣民，今天都是我的臣民了，只要把你们当中首恶的四、五个人交出来，其他人一律剃发，事情就可以了结了。镇江军民仍然抗拒不应。于是，乌尔古岱、李永芳等挥军大肆屠杀镇江人民，俘获他们的妻室、儿女一千多人，并且追杀逃民一直越过鸭绿江，进入朝鲜王国境内［8］。　　对铁山、镇江的大屠杀，并没有将辽南四卫人民抗金斗争的烈火扑灭，反而激起了汉族人民更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人心更加背金向明。［9］从这个时候起，镇江就成了辽南抗金斗争的中心了。在这斗争日益尖锐的时刻，明朝政府派一名总兵官坐镇朝鲜王国的义州城，毛文龙占据了海岛，不间断地派遣辽人，潜入南四卫进行策反，官军、辽民配合袭击辽南各城的八旗兵，使南四卫成了朱明政权与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争夺的第一线。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五月以后，复州守将单荩忠在毛文龙的策动下，重归于明廷。当他得知后金大军将要攻取镇江城的时候，便率领复州军民五万多人避入长山岛。　　七月，毛文龙夺取镇江城以后，皇太极、栋鄂额驸何和理统兵三千向镇江进发，二十七日，阿敏贝勒、达尔汉侍卫又统兵两千，随后助战，结果，血洗了镇江城，迫使三万多居民渡江避入朝鲜王国境内，一万二千多人为皇太极、阿敏等所部俘虏［10］。八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又派莽古尔泰贝勒，达尔汉侍卫统兵两千，追踪复州人民，进入长山岛，屠杀军民两千，俘获逃民一万多人［11］。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夭命七年）三月，后金再次发兵，逼令镇江人民下山耕田。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所震惊，决定派重兵进行弹压。六月初九日，命令大贝勒代善率领两万大军，向复州进发，后金兵残酷地将复州的男子全部杀光，并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牛、马、财物等掠夺一空［12］。在这同时，青台峪、岫岩等地也相继起来反抗后金，以致于南四卫人民抗金起义接连不断。　　同年七月，明都司张盘招抚辽民四千多人，侦知金州守兵单薄，只有八旗士卒五百，就以岛民作向导，昼伏夜行，向金州进发。初三日三更时分，到了金州城下，发炮呐喊攻城，八旗守卒遭到突然袭击，慌恐地从金州北门逃走。张盘入城，得到粮食三千石，火药五百斤，铳炮一千多件，驻守金州。八月，大英明汗派兵夺回了金州，张盘退守旅顺［13］。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底，毛文龙退出镇江，再入海岛后，他不断地派遣人员策动辽民抗金。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毛文龙改变攻击辽沈南部，向后金东部腹地进兵。他亲自统兵或派遣部下带领小股的兵力到亮马甸、牛毛寨、方山、镇江、宽甸、瑷阳、凤凰城、乌鸡关、深河等地进行袭击［14］。至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毛文龙所部袭击后金的地域已经达一千余里，斩杀努尔哈赤的臣民七百多人，严重地威胁着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因此，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李永芳亲笔给毛文龙通信，并优待他在后金的亲属，以求双方和解［15］。这说明后金与明在辽南的争夺战是十分激烈的，也反映了后金社会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是相当严重的。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正月，大英明汗又亲自统率大军进攻广宁。辽西军民听说后金兵过了辽河，纷纷逃避到深山里去。后来，努尔哈赤决定迁徙锦、义人民到辽河以东居住，又有一批人奔入了深山。后金军占领广宁以后的四个月，广宁东南十三站大路南十三山（今辽宁省锦县东北“石山”）仍然有军民数千不肯归降。最初据守十三山的义民有四万多人，其他山城如前寺山、查角山、义州城南的戚家堡、锦州城南的双堡、十官儿屯等，合起来约有十万多人，统由辽地大侠杨山领导。大额驸李永芳率兵前去攻打，先后杀了五、六百人，而抗金义民仍然占据山头，拚命抵抗，后金无法清剿。起义的辽民不断地向明军呼救［16］，但是，由于明经略王在晋等人不肯相助，在当年九月，终于被努尔哈赤的八旗兵给镇压下去了。　　辽民的抗金斗争除了大城市的暴动和占山据守以外，还有的逃入关内、占据海岛、渡海进入登莱或渡江寄居朝鲜王国等。当努尔哈赤挥军向辽河东西挺进的时候，辽民闻讯便逃不愿归顺。沈阳城刚一失守，辽阳以北的居民都逃遁一空，路途人烟断绝。前后拥入关内的辽民以百万计，先后进入朝鲜王国境内的有数十万人。浮海入岛散居在长山岛的也以万计，皮岛（今鸭绿江口东朝鲜湾椴岛）有三万人，广鹿岛、石城岛、鹿岛都以数千计，獐子岛等以数百计，浮海入岛的共多达数十万。跑到登莱的人数也不少，除了由登莱巡抚陶郎先安插耕田的以外，编入水师的就多达三万之众［17］。　　这些情况表明，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采取的掠夺民财，强逼辽民剃发和屠杀政策，引起了辽民的强烈反杭和逃亡，激化了民族矛盾，造成了社会的严重不安。这一个时期的抗金斗争特点是以城市暴动为主，多采取公开的、武装对抗的形式。争夺的中心多在辽南四卫，而反金的波涛已经席卷了全辽。________________　　［1］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2］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3，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第十一章。　　［3］李肯翊：《燃藜室记述》卷21。　　［4］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3。　　［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辽阳调的八千兵，就是同书十月条所载的“鱼皮达子万余人”，参见《全边略记》卷1。　　［6］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　　［7］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8］《满文老档·太祖》卷21。　　［9］傅国：《辽广实录》卷下载：“奴之屠铁山也，怒我人心之西向。”　　［10］《满文老档·太祖》卷24，卷25，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3。　　［11］《满文老档·太协卷26。　　［12］《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清太宗实录》卷25。　　［1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5］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漫叟：《东江遗事》卷下。　　［16］茅元仪：《辽事砭吃》卷6，周文郁：《边事小纪》卷4。　　［17］《明熹宗实录》卷72，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卷4。各种矛盾的激化二、各种矛盾的激化　　面对城乡辽民激烈的反抗斗争浪潮，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与汉族的降官相结合，以软硬兼施的手段，共同镇压辽地人民的反抗斗争。由于镇江人民的暴动，努尔哈赤虽然下令，照顾一下汉族人民的感情，作些政策性的让步，谁许老年汉族人可以暂时不剃发，企图缓和民族矛盾，但矛盾已经尖锐到不可解的程度了。努尔哈赤多次派兵屠杀镇江、复州人民，并先后俘虏各地辽民多达数万人。这种做法使满汉民族矛盾趋于激化，迫使辽民的反抗斗争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起来。　　辽民的反抗斗争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三月，当后金军与女真军户移进辽东的时候，汉族人民暗中的反抗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他们经常投放毒药，毒杀女真人。此类谋害案件层出不穷，给后金奴隶主们在辽东立足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甚至努尔哈赤自身的安全都难以保证。汉人将毒药投入水中、猪肉、盐、粮食等各种食物中。努尔哈赤虽然多次下令防范，却毫无效果。当年五月，在努尔哈赤到海州视察的时候，就有八名汉人把毒药投入井内，显然，是为了毒死努尔哈赤。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汉民的殊死反抗，十分气恼。他下书给众贝勒、大臣说：各处汉人毒杀我们女真人，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有的汉人假意与女真人结交，把我们女真人引到家中杀了。有的汉人不耕田，却结伙掠夺，常常劫杀路人，抢掠牛、马，杀掉分吃［1］。　　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深入和广泛的发展，从反抗的规模上也看得出来。最初辽民的反抗斗争，多是此起彼伏。其中以镇江、复州、铁山等城镇的暴动为主，乡村的反抗规模较小。进入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夭命八年），斗争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辽民抗金斗争已经势如潮涌，城镇暴动普遍地出现了。先后有古城、马前寨（今辽宁省清原县南八家子公社马前村）、镇江、长山岛、双山（今辽宁省阜新县阜新镇一西南“双山堡”）、岫岩、复州、平顶山（今辽阳市东“平顶山”）、耀州、鞍山、海州、金州、首山（今辽阳市南“首山”）、彰义站（今沈阳市西南“彰驿站”）及其诸城周围的各堡汉人，通过明廷派来的所谓“奸细”与明军联系，准备棍棒，伺机举事［2］。在城镇普遍暴动的同时，乡村的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辽民的逃跑己经不是个别人的单独行动了，而是整村整村的居民串通起来，村村相结，户户相通。天启三年六月，后金佟参将管下有七个村子的汉人，集体逃走了。娘娘宫（今辽宁省复县复州西南娘娘宫）近地李游击管下有五个村子的人同时叛逃［3］。在城乡人民抗金的浪潮中，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感到形势不妙，终日忧心忡忡。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加上天灾，收成不佳，后金国内的“盗贼”兴起。努尔哈赤回忆几年来苦心经营的时候，深深地感到处理好汉族人民的事情，是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他说：自从得了辽东以后，汉人多数不够安定，常常逃走或变作“奸细”，不肯勤于耕田［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辽东所以遇到这样长期、复杂的问题，原因是很多的，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明廷对辽东的统治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封建地主阶级、官僚、士绅的社会根基很深，在各个方面的社会联系都比较广泛，他们的策反能力是相当大的。努尔哈赤在南四卫设置四名汉人镇守官，结果，一名被辽民捉走了，其余的三个人先后反正，复归了明朝。明廷派入后金的策反人员几乎深入各处，他们时时鼓动辽民反金。拿复州来说，汉人将明廷派来的“好细”隐藏起来，一个大家族竟能藏匿四、五十个人。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叫苦说：这些入境的人员，汉人不抓，女真人怎么能够识别［5］？只有依靠汉官告密。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三月，岫岩的守备官乔邦奎，在毛文龙的“好细”策动下，想要叛金归明，后因事情泄漏，为他人告发，结果全族被诛灭［6］。后金进行残酷镇压，明廷竭力进行策反，后金极力争取明朝降官、败将和归顺的中小地主、官绅，以稳定统治，明廷则利用旧日的社会基础，破坏后金的统治，恢复往日的江山。这样，就造成了明廷与后金在辽东激烈、反复地争夺。　　面对复杂的斗争局势，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为了防止汉人投毒，规定凡是女真、汉人所设的店肆，一律写明店主家的姓名，立牌子开业。凡是女真人购买货物，必须说清卖主是谁。各官辖区以内，不许擅自放入可疑的行人，若不加以严查，擅自放入可疑的人，一经被他人发现或告发，就籍没户口，按“贼”对待。被捕捉的人令作阿哈［7］。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下令，无论是女真人或汉人，若是发现有游荡可疑的人，应当立即捕送官衙。被捕的人若是有妻室、儿女，都降为阿哈，赐给捕捉的人。被捕的人若是光棍，就赏给捕捉的人白银三两［8］。　　任何家庭和个人，都不许窝藏逃人，见有身分不明，相貌可疑的人不许轻易放过，谁若是放过了，一旦被他人告发，就处以重刑。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鉴于个别行动的女真人，常常在路上被人截杀，就下令：凡是外出有事，都要十个人结伙而行，少于十个人的不许外出。若是不遵守这个规定，少一个人罚银一两。若是有他人告发，就赏给告发的人银子一两［9］。　　由于汉人逃叛不绝，努尔哈赤又规定：凡是与汉人合住的女真各户，都应察看汉人的善恶，行使监视的责任。夭启三年九月，女真牛录领催布兰珠，对合住的李维龙不尽心监视，使李维龙全家逃走。努尔哈赤决定罢去布兰珠的官职，命他坐在衙门，惩罚他三天［10］。　　为了防止汉人手持武器杀害女真人，努尔哈赤在天启三年四月六日，下令收缴汉人的武器，凡是汉人家有弓箭、腰刀、枪、铳等武器的，限令在二十夭以内，送到所辖各官驻地。过期不送，并为他人告发的，处以重罪［11］。凡是汉族工匠所制造的箭、腰刀、枪等兵器，以十日为限，一律停止出售，若是十天以后，仍然擅自出售的，买卖双方同时治罪［12］。命令下达以后刚刚一个星期，后金奴隶主集团觉得此令把自己的手脚也捆住了。所以四月十三日，又由都堂改正说：凡是汉人所制造的武器，只许卖给女真人，不许卖给汉人［13］。对于这些限令，若是不肯遵守被他人告发了，假如告发的人是阿哈，立即转为户主。若告发的人是诸申，立即晋升为守备官［14］。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以晋职封官或重赏等办法，实行告叛制度。这虽然对于维护后金奴隶主集团的统治，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它更加剧了民族关系的紧张程度。天启三年五月二十五日，一面山人民将要逃叛，有两个人前来告发。努尔哈赤令两名告叛者各任守备之官［15］。同年六月，告发青苔峪、岫岩等地人将要逃走的魏秀才，也被晋升为守备官，并赏给他银子五十两及大蟒缎衣、大凉帽等物［16］。努尔哈赤采取种种措施，企图巩固在辽东的统治，然而，在毛文龙部队的袭击，内部人民的反抗下，逃叛等事件仍然相继不绝。为了便于捉拿逃叛，渡过困难时期，他下令实行警报制度。因为白天行人满街，擦肩接踵，有警时必然人人注目，无法逃脱。夜间人们安睡，逃叛的大可乘夜深人静时活动。尤其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各官难以立即知道。努尔哈赤下令设立云板、铜锣、大鼓三种警报器，凡是有敌人入侵，军情紧急时，击云板。城内有叛变、逃亡的人，敲铜锣。有报喜、大捷等事情时，击大鼓。三种警报器都设在汗的大衙门和八和硕贝勒的衙门［17］。　　努尔哈赤虽然实行了各种政策和措施，却没能使辽民完全安定下来。尤其是他所采取的某些民族压迫政策，更导致了严重的社会后果。许多汉族农民不肯归田生产，流荡在社会上。在后金军进入辽沈的第三个年头的时候，许多田中的谷物都没有人去收割。努尔哈赤不得不命令方吉纳等官员率领耀州、牛庄、海州的女真人到娘娘宫一带去收获“叛民”的谷物。命令石副将、主守备官等率领盖州、耀州、海州三城的汉人到复州各个村庄去收获麦子，摘棉花［18］。　　农民不耕田，不收获，社会上的谷物越来越少，百姓没有吃的。女真、汉人、蒙古合住食谷的户也难于糊口了。努尔哈赤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凡是汉人富有的家庭不许擅自出售粮食，把多余的谷物一律送到官府衙门，给少许的钱作为报酬。如若不肯送来或私自出卖，一经发现，就把家中所有的谷物全部没收，并将本人处以死刑［19］。　　严禁汉人富户私自售粮，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后金社会上的粮食困难问题，因为要想生产粮食，必须先安定民心，要想安定民心，又必须积极鼓励生产。因此，努尔哈赤要解决如何安定民心和得到粮食两个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鉴于后金社会上的严重情况，努尔哈赤基本上采取强制政策。以复州的情况为例，天启三年，有男子一万一千多人，他们的谷物却颗粒无存，人们把麦子做成炒面，等待时机，准备逃叛［20］。行踪不定的乞食流浪者，大批地流动在社会上，既无助于农业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些人的出现，原因故然很多，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努尔哈赤的屠杀，压迫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而且努尔哈赤除了继续下令追捕以外，没有其他解脱的办法。为了一箭双雕，既使乞食的流浪者没有容身之地，又使富户拿出多余的粮食来，努尔哈赤又采取穷求民财，逼民走上绝路的政策。　　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努尔哈赤实行清查政策，以汉族家中存放各物的多少，作为忠于新汗，还是心怀二意，准备逃跑的标准。就是说，凡是穷得家无存财，囤无存粮的人，都是不安心耕田，准备逃叛或作为“奸细”的证据。同年正月初五日，努尔哈赤派出手下的大臣，按照牛录分户量谷。在英格、赫彻木、穆奇（今辽宁省新宾县境的木其公社）、马尔顿（今新宾县上夹公社马尔墩村）、扎库木（今抚顺县西部扎库木河一带）等抚顺路东部五地，查汉人五牛录的汉户是否有谷物时规定，按照女真的升，每口人平均有六、七升谷物的，算作有谷的户，仍然令他们居住原地。一口人平均有五升谷物，另有家畜折价计算，足六、七升谷的，算作有谷的户，否则，列为无谷的户。抚顺以东各路的汉人是编入牛录的，他们单独居住，没有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较高。抚顺路及其以西的汉户，与女真军户合住，有谷无谷的标准稍低一些。平均每口人有五升谷物的，便列入有谷的户。平均每口有四升、三升谷物的，又另有牛、驴的，也列入有谷的户。若是仅有三、四升谷物，而没有牛、驴或谷物更少的，都算作无谷的户。　　经过量谷普查，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既摸清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存谷情况，又暂时解决了一些缺少谷物户的困难。但造成的社会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对于那些划入没有谷物的户，努尔哈赤完全采取了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他命令盖州以西，威宁营以东的各路大臣，凡是有谷物的户都给予田土、房宅，使其安心居住和生产。凡是无谷物的户，一律收捕起来，将各户的男子列名上报，都贬斥为包衣阿哈（即booiaha，汉译“家奴”之意）［21］。这种穷民之财，逼迫汉民为阿哈的作法，进一步激化了辽东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________________　　［1］《满文老档·太祖》卷22，卷52，卷49,卷20。　　［2］《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满文老档·太祖》卷55。　　［4］《满文老档·太祖》卷61。　　［5］［6］《满文老档·太祖》卷54,卷48。　　［7］［8］［9］《满文老档·太祖》卷42,卷61,卷39。　　［10］［11］《满文老档·太祖》卷56,卷59。　　［12］［13］《满文老档·太祖，卷48，卷49。　　［14］［15］［16］《满文老档·太祖》卷23，卷52,卷5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8］《满文老档·太祖》卷65,卷56。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2,卷47。　　［20］《满文老档·太祖》卷56。　　［21］《满文老档·太祖》卷60,卷61。社会危机的加深三、社会危机的加深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兵和女真军户拥入辽沈地区，被汉族人民如汪洋大海似的包围起来。这时，在人口、兵力以及阶级力量对比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大的汉族人民如火如荼的抗金斗争，对于努尔哈赤的兵力和统治能力都提出了新的挑战。只靠后金原有的兵力和统治力量是难以应付出现的新问题的，因此，努尔哈赤在攻下辽阳以后，首先进行扩军。决定招兵的办法是，汉人家有五丁的抽三丁，有三丁的抽二丁。七月，在“计丁授田”的基础上，又正式规定招收汉丁入伍的办法，即没有急事时，凡是汉人每二十个丁抽调一人当兵，有急事时十个人中抽调一个人当兵。用大批的汉兵与少数的女真兵共同防守［1］城池。此外，征税、纳赋、查奸、告叛等，无不求助于汉民、汉官。因为女真官员不通汉语，人数有限，民情不熟，不求助于汉官、汉民就难于维护统治。　　当时，刘兴祚，李永芳、佟养性、石廷柱、孙得功等大批的明朝中、下等的汉族官吏，先后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后金奴隶主集团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汉官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在维护后金在辽沈地区的统治中起了积极的作用。刘兴祚（又名爱塔），是辽南四卫中很有影响的汉官。在南四卫动荡时期，他坐镇金州、盖州和复州，因为南四卫的人都相信他的话，所以在一段时期，及时地征收谷物，有力地提供了八旗兵的作战粮饷［2］。他擒奸捉叛，无不奋力当先［3］，甚至令其管下的汉人送鸡、鹅、鸭等给努尔哈赤，极力巴结新汗。因此，颇受努尔哈赤的信任，从游击官晋升为参将［4］，后又提升为副将［5］。额驸李永芳、佟养性都是明朝的降将。初期，努尔哈赤对于这两个人十分器重，凡是有关于汉人的事，一般都委托给他们处理。他们不负新汗所望，起到了为新汗察民情，洞人心，明耳目［6］的作用，尽力为新汗效劳，加强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后金奴隶主集团对辽东汉民的统洽。大额驸李永芳曾多次统兵镇压复州、镇江人民的起义，杀死不肯归顺的汉人男子，抢掠他们的妻子、儿女，并大写劝降书［7］。有时还积极献策，每行事皆先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请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后金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案，即一路出击，就是李永芳的主意［8］。在某些方面，李永芳所起的作用，是众贝勒所做不到的，他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向明廷各个城镇派出侦探，让自己的女婿武长春打入北京，窥测消息，了解军情［9］，又策动广宁游击孙得功投降，结果广宁城未战而下。汉官李永芳等为后金创基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绩，这也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重用汉官方面颇有卓见的具体表现。　　然而，努尔哈赤终究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的代表人物，当他进入辽沈以后，在汉族人民和女真阿哈、诸申波澜壮阔的反抗浪潮冲击下，当人民的力量充分显示出来以后，尤其是当汉族人民的持久反抗所造成的生产停滞、流民充斥社会等诸种现象，使努尔哈赤不能平静。他怀疑实行“养育汉人”的民族政策是否合适。结果，四处派兵镇压汉民反抗。他告诫女真人不要与汉人结交朋友，不许进人汉人的家。他惊呼，复州汉人没有与女真人共存之心［10］，并叮嘱众大臣，不要轻信汉族人，哪怕原来投靠过来的汉人，也不例外［11］。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金开始了对辽河东西汉族居民的大迁徙。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最初鉴于辽南沿海的汉人与明朝官员有密切的交往，混入了许多“奸细”，致使汉人反叛、逃亡相继不绝。为了隔断这种联系，他命令迁徙沿海居民到内地来。接着他又将河西的居民迁到河东，河东的居民迁到河西，使各处的居民互换居住地或迁入女真地区等。迁徙汉民成了后金奴隶主集团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一种手段。　　迁移汉民是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七月开始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先派遣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德格类、岳托等率领三千兵，收取从辽阳城算起七百二十里以外，包括旅顺、金州，直到近海的居民，共二十多万人［12］，向北迁移。同年十一月，又迁移凤凰城、镇江、汤山、镇东堡（今辽宁省凤城西北薛礼站）、镇夷堡等各村屯的居民到萨尔浒城，迁移清河城人到双山堡。新城（今沈阳市北新城子）人迁移到碱场、一堵墙堡。以孤山堡为界，界南的居民房屋一律焚毁。叆河堡人迁移到萨尔浒城。中固城、双山堡人迁移到青苔峪、岫岩城。天启二年二月，又迁移右屯卫人到复州、金州。义州人迁移到盖州。锦州人迁移到岫岩、青苔峪、析木城。广宁等四卫人迁居到沈阳、奉集堡、威宁营、蒲河等地。白土厂（今阜新县东南）、石河等地两万多居民迁移到广宁。魏家岭（今阜新市南“魏家岭）、双台二堡一万五千户迁到广宁。河西的其他居民迁往辽南四卫。娘娘宫的居民迁到海州、耀州、牛庄［13］一带。　　从天启元年七月到天启三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辽地汉民的大迁徙来看，目的和社会后果都是清楚的。他从不相信汉民的思想出发，企图割断汉族人民旧有居民的乡土关系，使他们互不联属。这诚如努尔哈赤自己所说的，恐怕没有罪的人长期住下去也会生乱，才令他们迁徙［14］。被逼迁移的居民，除了少数人主动迁徙以外，多数人是不肯搬迁的。所以导致了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夭启三年三月十四日，南方红旗岭的居民廖仁常，主动率领三百五十个男丁及其家属迁居，努尔哈赤十分高兴，授廖仁常为范河堡的守堡官，他所率领的三百五十丁，皆受到优惠的待遇，准许三年不纳贡赋［15］，而绝大多数不愿意迁徙的汉民，努尔哈赤就派大兵进行驱赶。在驱赶时，原有的房屋一律焚毁，男子不许携带财产，女子不许缠足，长途跋涉，造成老幼死于道路，尸抛荒野的悲惨景象。有的人家的牲畜、家产被掠夺一空，弄得家破人亡，或降为阿哈［16］。这个政策使广大的辽民背并离乡，倾家荡产，增加了汉族人民的不满和后金社会的动乱，加重了人民的贫困化。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的移民政策引起的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是它打击了中小地主阶级和明朝中下级官吏，严重地侵犯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触动了辽河东西各个社会阶层。从天启元年大移民、大迁徙以后，辽民无论是贫是富都要迁移，富有的家庭多田土、多财产，既不易于搬动，也不愿意远徙，他们常常被列入被驱赶之户。一旦被赶，猪、马、牛等家产，一律归公。最富裕的户到了新的地方，也只是按照规定，十五口之家给两匹马、两头牛、两头驴。贫穷的户，十口之家，只给一头牛、一头驴。更贫的户，十个男丁仅给一匹马［17］。原有的耕地，按照牛录被重新均分，原有的地主失去了田园和不劳而获的生活，变为自食其力，耕作在田的农人了。从努尔哈赤迁移人口的地区来看，凡是辽河东西的居民几乎全部被牵动了。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最初在辽民中推行的“各守旧业”的政策，深深地触动了明朝在辽东的封建势力的根基。那些在后金刚刚进入辽沈的时候，按“各守旧业”的政策，庆幸保住田园的中小地主阶级和中、下级汉族官吏，还能在辽民的抗金波涛中，静坐两端，苟且偷生。如今，他们失掉了往昔的一切，变成了赤贫户。他们愤怒了，相继投入抗金的波涛中去。这就是天启三年以后，后金社会村村相通，户户相结，集体逃跑、暴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剧和社会危机加深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天启四年到天启五年，从城镇到乡间，处处都燃起了反抗的怒火。面对这一切，努尔哈赤完全把责任推到以李永芳、佟养性为代表的汉官和汉民的身上。事实上，正是由努尔哈赤政策本身的变化所造成的。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任用汉官的目的是让他们私查暗访，告密捉好，加强后金奴隶主贵族集团的统治。然而，辽民日益激烈的反抗斗争，使努尔哈赤大失所望，对于汉官他疑心重重。夭启二年正月，努尔哈赤对李永芳、佟养性等人，公开指责他们与河西的明人有勾结，故意损害他的事业，表示今后不再相信他们［18］。努尔哈赤还严厉指责汉官贪贿，擅自索取属下人民的财物，包庇毛文龙派来的“奸细”，不肯检举、查获他们［19］。天启三年五月，复州人民再次暴动。李永芳情况不明，误认是传言。后来证实果然有其事，努尔哈赤便愤怒异常。他下书给李永芳，大加斥责。书中说：李永芳！念你在抚顺的时候，是一个深明事理的人，才把我们金女的身子许配给你，上天保佑我有了叶赫部、哈达部、乌拉部、辉发部，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得了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蒙古等地。李永芳！你不相信吗？你每每念记明帝可以长久存在，认为我只是暂时的。辽东汉人叛乱的事，来书举发不绝，我都收查在案。你的谰言耽误我的大事。汉人投入明境的时候，你高兴，被我发觉后杀了，不顺你的心意。你若是诚心不苦累我兵，不劳苦我国人民，就要管好你任内的事，平定逃叛。如果那样，就算我的过错，你的谰言为对。你轻视我，然而，我听说你们汉人的刘邦曾经作过淮下吏，老天保佑他做了皇帝。宋太祖是个市井无赖之徒，也做了皇帝，传国数世。朱元璋没有父母，孤独乞食，投在郭元帅（郭子兴）帐下干事，也做了皇帝，传了十三、四世。你虽然思念明朝，可是，天示异兆，明国将亡，你能阻止吗？你目中没有我这个养父，但你是我家的女婿，这件事，蒙古人，明人，朝鲜人都知道。今天考虑到若是判你的罪，他国的人会嘲笑我，也会嘲笑你，所以不判你的罪，默默地了结此事。我这些话，都是发自胸中的愤恨啊［20］！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不信任汉官的结果，使一部分本来就不积极做事的汉官，更不肯勤于职守了［21］。有的汉官在女真官吏的管辖下，地位卑微，似同阿哈，难于生活。他们暗中与明廷相通，或找机会悄悄地逃走了［22］。连镇守金州、复州、盖州的副将，一度效忠于努尔哈赤的刘爱塔也离心离德，想投靠明廷。天启三年初，刘爱塔曾经在大贝勒代善的红旗下，很不得志，连他的乘马、财物也被旗主贝勒夺去，受尽虐待，几乎不能活下去。因此，爱塔派遣部将金应奎到登州、蓬莱私通明朝官员，愿意以复州作为内应，投归明朝。明廷派遣总兵官沈有容，以舟师联合毛文龙所部，集结在海外，等待刘爱塔起事。在爱塔还没能开始进行起事，努尔哈赤已经侦知明朝的舟师到了海外，他恐怕金州有失，当即采取了措施，把沿海居民暂时移到复州。爱塔首次预谋献城归明的事受阻了。同年五月，刘爱塔又派人与明官约定，将要在六月二十日深夜献出复州城。后来，因为爱塔与部下的备官王丙有了矛盾，密谋之事被王丙告发了。努尔哈赤得报后，迅速调发大兵三万，包围了复州城，逮捕刘爱塔，对复州、金州两城进行屠城。辽南军民纷纷逃难，先后逃入朝鲜王国的难民多达十余万［23］。　　由于女真官员语言不通，民情不熟，无法控制汉民，而汉官又不愿意也不敢认真去管理汉民，甚至有的完全不管，使汉民敢于集体逃走。留下的汉人也不肯从事生产，自愿变成流民，所以社会上到处乞食的流浪者日益增多。逃亡、杀掠、抢劫等事件层出不穷，加重了后金的社会的混乱。　　天启四年，由于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后金境内，居民没有粮食吃，物价飞涨，社会日用品奇缺。谷物一升由白银一两，上涨到八两。一匹马由过去的十几两白银，上涨到三百两。一匹蟒缎由过去的四、五两银，猛涨到一百五十两或二百两，相当于过去的四十倍到五十倍［24］。与此同时，社会上出现了“盗贼兴起”，人相食的严重情况。社会经济已经接近于崩溃的边缘。　　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社会上出现严重动乱之后，大生杀机。屠杀的对象不仅是暴动的，无谷和少谷的汉人，而且把矛头指向明朝革职官员、秀才，以及一切可疑的人。同年十月，努尔哈赤下令：总兵官以下，守备官以上的八旗各级官员，到各城乡、村屯去甄别汉人。凡是在八贝勒家和一般女真家庭中服役的汉人都绑来盘查。让现任的汉族官员，将各自近亲的人领出来。被甄别出来的人口，即被怀疑的人均留在村中，最后，努尔哈赤命令八旗大臣，统兵分路到各个村庄去，将留下的汉人，统统杀光。在这次血洗辽地的惨案中，无辜被杀的居民和秀才难以统计。事后清查，只有三百名秀才得以幸免［25］。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施行的一系列不利于团结汉民、汉官，并且激化民族矛盾的作法，严重地挫伤了汉族人民的感情，影响了后金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对东北地区统一事业的进程［26］，当时的人就批评努尔哈赤犯了“多疑过杀”的错误，影响了后金的发展、壮大［2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辽民采取编庄的管理办法，是始于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二月，当时由都堂下书给汉官石廷柱、刘爱塔等，命令他们将移户编庄，这些庄户有自己的家畜，分给田地，配给耕具［28］。庄户既然有自己的经济，有自己的生产资料，说明他们不是被驱赶的户，也不是阿哈。因此，这种庄不是阿哈庄，是与三年以后的大规模编庄，在性质上是一致的［29］。　　天启五年十月大屠杀以后，剩下的汉人都统一编庄，一庄由十三个男丁和七头牛组成。每个庄设立庄头两名，下属十一个人。庄上的人名、牲畜的颜色，都书写成文，送到都城。庄头本身移居到沈阳城，与牛录额真的家并住在一处。两个庄头轮番到庄上督促生产。每个庄给田百垧，二十垧作为公田，八十垧归庄户自己耕种自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编庄制，是辽东生产关系再次变革的一项重大措施。通过编庄，民户的田土，都没收为后金统治集团所有，按庄重分。使原来明朝的封建依附农变成了满官属下的农奴［30］，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归后金统治集团所有，庄丁所能有的只是八十垧自食的部分私有经济。另外的二十垧公有经济，其剥削量比“计丁授田”制下的三丁耕官田一垧加重了。从此，农奴性质的庄园制经济成为辽河东西主要的剥削形式。　　农奴制庄园经济的普遍出现，标明后金在辽河东西基本上已经由奴隶制的生产方式过渡到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了。那么，为什么要编庄呢？努尔哈赤说，是为了防止女真人对汉族人的“侵害”［31］，实际上，从庄园的特点来看，其组织形式来源于奴隶制的托克索。各庄分隶给备官以上，总兵官以下的各官，因此，这种庄园经济又带有领主的性质。然而，从备官到总兵官，对于这种农奴制庄园，只是具有暂时的管理和领有权，而不具有完全的占有权，最后的完全的占有权属于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女真最高统治集团所有。所有权完全操在女真族贵族的手中。各个庄头移居在沈阳，受牛录额真的直接监视，目的在于加强对汉族人民的统治、压迫和剥削［32］。　　在封建农奴制庄园经济下，大批的汉族农民从封建的依附农变成了农奴制下的庄丁。他们如今已经不是耕种在自己的或地主的土地上，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而是在庄头棍棒的催促下进行生产［33］，过着牛马一般的生活。农奴制的农庄尽管具有封建的性质，但其剥削方式比辽东原有的封建租佃关系落后，从这一点上来说，是一种倒退现象，是辽沈人民无法接受的。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它比起女真族原来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又是一种历史的前进，它将女真族社会推人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________________　　［1］《满文老档·太祖》卷34,卷39。　　［2］［3］《满文老档·太祖》卷31,卷26。　　［4］［5］《满文老档·太祖》卷23。　　［6］［7］《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9。　　［8］《满文老档·太祖》卷39，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10］《满文老档·太祖》卷49，卷54。　　［11］《满文老档·太祖》卷52。　　［12］《满文老档·太祖》卷25。　　［13］《满文老档·太祖》卷29，卷37，卷36,卷38,卷55。　　［14］［15］《满文老档·太祖》卷66,卷47。　　［16］《满文老档·太祖》卷54载：驱赶之户、俘虏，“自猪以上，马、牛以下，皆从公”。同书卷43载，移户逃者“作俘为阿哈”，《明熹宗实录》卷14。　　［17］《满文老档·太祖，卷54。　　［18］《满文老档·太祖》卷32。　　［19］《满文老档·太祖》卷20，卷48。　　［20］［21］《满文老档·太祖》卷51，卷32。　　［22］《清太宗实录》卷17。　　［23］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卷4。　　［24］《满文老档·太祖》卷6,卷55,参见《清太宗实录》卷6。　　［25］《满文老档·太祖》卷66。　　［26］《清太宗实录》卷5载：皇太极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同书卷10载：“因屠戮降民，是以人皆畏缩耳。”　　［27］《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载：努尔哈赤“性多疑过杀，不知收拾人心，而天即以辽土限之耳。”　　［28］《满文老档·太祖》卷36。　　［29］移户是否全部编庄，编制如何，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待查。　　［30］《清太宗实录》卷1。　　［31］《满文老档·太祖》卷66。　　［32］《清太宗实录》卷16载：“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于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　　［33］《满文老档·太祖》卷66。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四、八和硕贝勒共理国政　　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随着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不断地向前发展，人口逐渐的集中和增加，使八旗牛录制度最后形成。旗制初建的时候，旗主都是由努尔哈赤的弟、子、侄儿等担任的，其他的人都不能列入。　　八旗的旗主贝勒逐渐形成了八家。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夫命元年）以后，八家贝勒以地位、权势和功名的不同，形成为四大贝勒和四小贝勒。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五子莽古尔泰、八子皇太极、侄儿阿敏四个人，列为四大贝勒，又称为四大和硕贝勒［1］。最初，凡是朝中的重大事件，都由四大和硕贝勒议决，然后报给努尔哈赤审定。参加一般朝政的众贝勒为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杜度、硕托、阿巴泰、汤古岱、寨桑古等［2］。　　八旗制度的完备，既表示了后金奴隶制国家体制有了新的发展和最后确立，同时，也使后金社会逐渐地步入了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因为，八旗制把后金人民分作八份，各属。旗。各旗旗主贝勒的地位相等，凡是有战争则以牛录摊派甲士，各旗几乎均等。战争结束了，贵重的财物，如金、银、帛等分给八家。建立农庄（即托克索），各旗不可你多我少，必须平均占有。从公家牧群取回来的猪，八家或各取二百头或各取一百头，派人外出采取珍珠、貂皮等土产，八家也得平均分配。在行政管理方面，设置官职各旗的数目也得完全相同，设立八个大臣，八个巴克什，十六大臣，四十个判官［3］，也都是按旗规定的数目。八大臣是每旗各一员，十六大臣是每旗各二员，四十个判官，是每旗各五员。每旗以旗主贝勒为首，设立一个衙门，合称为八衙门，甚至犯罪的人处以磔刑也要八分其尸，分别悬于八衙门之上。八家分治，年深日久则各成一体，旗主贝勒在旗内的权力很大，象一个国的君主一样。旗内的大小诸事都必须经旗主贝勒允许，才能进行。旗下的人想采取人参、捕貂、围猎，也必须先告诉旗主贝勒才能行动。行军作战，不能擅自离开本旗，如果违犯了，将处以重刑，甚至招来杀身之祸［4］。连旗下各户的女子许婚、出嫁也必须先问本旗的贝勒。　　八旗制度下的各旗之间，界限十分严格，在一般情况下，互不相涉，泾渭分明。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蓝旗贝勒阿敏认为自己的弟弟寨桑古不可信，兄弟之间结怨很深。寨桑古衣、食等都受到旗主贝勒阿敏的刁难，生活上十分窘困。当他忍无可忍的时候，便去找红旗大贝勒代善和白旗四贝勒皇太极诉冤，以求得他们的救援和同情。代善、皇太极认为自己与阿敏皆为旗主贝勒，地位相同，恐怕引起诬告他旗旗主的嫌疑，不敢过问蓝旗的事务，竟对寨桑古的申诉不管［5］。　　八旗因为各自独树一帜，在各个领域为各自权力、利益所驱使，相互之间明争暗斗的事时时发生。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已经预感到在他死后，政局值得担忧了。于是，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夭命六年）正月十二日，他召集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阿济格、岳托等贝勒，对天发誓说：承蒙天父地母的保祐，我与强敌明国进行抗争，已经统一了辉发部、乌拉部、哈达部、叶赫部。又得了明国的抚顺城、清河城、开原城、铁岭城，打败了明朝的四路大军。现在我的子孙中有不善良的人，天可以令他灭亡，但不宜由我来动刑，以开杀戮之端。哪个人残忍，老天自然知道，一定会夺去他的谋算。有想作乱的人，老天要开导他的愚顽。今天莪恳乞神祇，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不咎既往，惟鉴将来［6］。在这里，努尔哈赤的乞天祝辞，大有追悔过去，以求将来的意思。实际上，他虽然是对天的乞求，恰好表明八家之间，不善的人，残忍的人，作乱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反映了后金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争权夺利的斗争十分激烈，这一切给人以社会危机四伏和努尔哈赤内心忐忑不安的感觉。　　八家共治国政是八旗制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八大旗主贝勒在经济、政治领域长期较量而又无法独树一帜的结局。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训诫诸贝勒的时候，讲出了八家产生的经济原因。他说：过去我的祖宗六个人，与栋鄂部、王甲（完颜）部、哈达部、叶赫部、乌拉部、辉发部、蒙古等，各部都贪取财货，肆行私曲，不肯崇尚忠直。在兄弟之间相互争夺，彼此戕害，以致于最后都败亡了。这些过去的往事，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我以这些往事作为前车之鉴，告诫八家。凡是得了一件财物，由八家平均分配，不可由一家私取。要聘娶民间的美女，索用民间的良马，可以破格赏给。战争当中得了财物，不可一家私自隐匿，都必须做到重义轻财。凡是兄弟间哪个人有了过错，都要竭力地进行谏止，不可姑息养奸，彼此要有共事的心胸［7］。努尔哈赤以古论今，表明八家在经济、政治领域的争夺已经发生。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立嗣就遇到了不少麻烦。本来对这个问题努尔哈赤是早有打算的，但事事不从人愿，弄得他几次自立自废，最后不得不采取八贝勒共理国政的办法，但他们却难于同舟共济。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即在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正月，统兵灭掉了乌拉部，基本上统一了女真各部。于是他决定立长子褚英继承汗位，将国中的财产分给诸子。由于褚英、代善为元妃佟佳氏所生，在分财产时，优于庶母所生的诸弟。每个人分得部众五千家，牧群八百，白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但是，长子褚英心地褊狭，对于手下的四个弟弟和五大臣进行百般刁难，又预谋等待汗父死后，夺取诸弟的财产。努尔哈赤对褚英进行了多次的教育，并命令他的亲弟代善辅佐他，共同管理国事。然而，褚英在努尔哈赤率兵出征的时候，曾暗中对天焚香，诅咒其父，希望他死在疆场上，不再归还，甚至还想阻止努尔哈赤征伐后回城。褚英的主张是反对四处征讨，应当及早罢兵［8］。与努尔哈赤的积极主战的意见相反，因此与长子的矛盾很难调解。于是，同年三月，努尔哈赤下令，将长子褚英囚禁起来，首次立嗣就这样被废掉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赐死长子褚英后，令大贝勒代善代政。同时，又许诺说：待我身殁以后，我的幼子、大福金（系指乌拉贝勒满泰女，名叫阿巴亥）都令大阿哥代善负责照应。因此，代善较长时期协助努尔哈赤处理政务［9］。可是，代善只是一名武将，才气平庸，除了带兵打仗，冲锋陷阵，多立战功以外，在抚民理政，处置争端等方面，怀有私心，不能公平处理，以致使努尔哈赤心中不快。尤其是在重大问题的决策方面，常与汗父发生争执。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从起兵的那一天起，就积极主战，想以征战平定天下，以武力治理国家，而且是独断专行。长子褚英被处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力主停战罢兵。大贝勒代善虽然不象褚英那样坚决主张停战休兵，但有时也颇有主和弃战的倾向，尤其是对朝鲜王国的主和态度比较明显，他多次力劝努尔哈赤不要树敌过多。萨尔浒大战以后，大贝勒代善在东部战场上与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等对天盟誓，把朝鲜王国的兵、将都带进了赫图阿拉。姜宏立、金景瑞两帅，因为会见努尔哈赤时，只“行揖”而不跪，努尔哈赤大为震怒，要杀朝鲜王国的降卒。大贝勒代善极力争执，要求汗父信守对天盟誓，指出要杀朝鲜王国的士卒，是欺天不义的行为。努尔哈赤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他的要求。后来，发生朝鲜王国士卒强奸了妇女的事件，努尔哈赤又想借故杀害朝鲜王国的士卒。大贝勒代善得知后再次力争。努尔哈赤不听，结果有四、五百朝鲜王国的士卒被杀。代善对此十分气愤地说：悔不如当初盟誓以后，将朝鲜王国的士卒直接送出国界了［10］。　　天启元年初，后金备战完毕，是进军辽沈还是先攻打朝鲜王国，后金上层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分歧，对于朝鲜王国是战是和，争论十分激烈。大贝勒代善、侍卫达尔汉两人极力主和，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坚决主战。努尔哈赤迫于辽沈形势，不得不同意代善的意见，采取暂时与朝鲜王国讲和，先攻辽沈的方针［11］。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在对朝鲜王国的战和，及对朝鲜王国士卒的杀留等重大问题上，曾经多次发生冲突。　　明万历四十八年（公元1620年，天命五年），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大贝勒代善之间，连续发生了几起更加不愉快的事件。有一天，努尔哈赤的小福金泰恩察，向努尔哈赤告发说：大福金（即阿巴亥）曾经两次给大贝勒代善送饭，代善都收下吃了，送给四贝勒皇太极的，虽然接受了，但没有吃。泰恩察又说：还有一天，大福金两、三次派人到大贝勒代善家里议事。有一次大福金还在夜间出去两、三次。努尔哈赤听了，觉得大福金的行为可疑，就指派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雅逊，孟阿图四位大臣，询问大贝勒代善和四贝勒皇太极，结果证实确有其事。当众贝勒、大臣聚在努尔哈赤家中吃饭和议事时，大福金常身缀珍珠，盛装打扮出来，与大贝勒代善眉来眼去。对此众贝勒、大臣都有所察觉。因为怕大贝勒代善和大福金，在汗的面前都闭口不谈。这是努尔哈赤父子之间一件家丑。努尔哈赤自然对大贝勒代善心怀不满。　　当后金决定从界藩城迁到萨尔浒城的时候，努尔哈赤先到萨尔浒城作了视察，指定了众贝勒建宅的地址。当各家的房屋基本上修筑完工后，发现大贝勒代善及其长子岳托的住宅修建的既宽绰又华丽，比汗的宫室还好。众贝勒建议汗父迁居到大贝勒的新宅去。努尔哈赤听了以后，也兴致勃勃地前去观看，见大贝勒代善的居宅果然不错，于是与众贝勒共同议定：大贝勒迁居汗宫，汗迁住岳托的宅院，以大贝勒的新居作为众贝勒欢宴、集会的大衙门。大贝勒代善以汗宫狭窄，不愿意迁入，但又没有勇气当汗的面说出自己的想法，暗令贝勒阿敏向努尔哈赤请求新宅。努尔哈赤无可奈何，不得不退出岳托的宅院，重新迁回汗宫，满足大贝勒代善的要求［12］。　　大贝勒代善的种种行为，招致努尔哈赤极大的不满。因此，在汗位的继承问题上，努尔哈赤从根本方面发生了动摇。一段时期，努尔哈赤有意重用八子皇太极。皇太极是努尔哈赤前几个儿子中唯一用心读书、识字的人，有智谋，作战勇敢，善于运用权术。同时，又是努尔哈赤的爱妃叶赫纳拉氏所生，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在对朝鲜王国的和、战及其士卒的杀留等问题上，争论虽然常常发生在皇太极与代善之间，但皇太极的思想与大贝勒代善相比，更接近于努尔哈赤。因此，厌恶次子喜欢八子，由谁继承汗位，在努尔哈赤的心目中，逐渐明确了。　　如何以弟代兄，令皇太极继承汗位，对于努尔哈赤来说，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时在后金的社会上，虽然人们都称道皇太极是文武双全、有勇有谋的贝勒，但是，由于努尔哈赤长期进行征战，广大的女真族人民希望有个和平的日子过。人们普遍认为，比较起来代善对于国内人民不嗜杀戮，凡是被判罪的人，在行刑时，他总是多方面地设法营救。民众都因代善宽宥，深得民心。同时，自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以后的八、九年中，努尔哈赤有令代善执政的言行，所以一般的女真族人都认为努尔哈赤死后，“贵盈哥（即代善）必代其父”执政［13］。　　由于皇太极在诸子中才智较强，又受到努尔哈赤的偏爱，所以他的兵权越来越重，与大贝勒代善之间，兄弟争权，“位次相逼”，猜忌渐深［14］。后金军进入辽沈以前，他们之间不和已经明显了。皇大极在努尔哈赤的面前，处处都想胜大阿哥一筹，方肯罢休。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天命四年），萨尔浒大战中，西部战争刚一结束，大贝勒代善请命于努尔哈赤，不辞辛苦地转向东部战场。皇太极生怕长兄抢了头功，不顾努尔哈赤的多方劝阻，疾驰东去，终于抢战于大贝勒之前，冲上阿布达哩岗，打败了刘綎军，得到了东部战场决战的功劳。　　努尔哈赤谋划如何收回代善继嗣的成命，能扭转民心所向，又不失信于民，只有在暗中对代善地位进行巧妙的否定。于是，天启元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有意率领诸贝勒对天盟誓。同年二月，努尔哈赤又下令四大贝勒（即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按月分别执政，即“按月分值”，将国内的一切政务，总归值月贝勒全面掌管，四个人轮番坐庄［15］。这些事表面上处理得比较周全，实际上，他否定了大贝勒代善原有的执政地位，以四分其权。在此以前，努尔哈赤的大福金阿巴亥为什么专给大贝勒代善、皇太极送饭？又为什么对代善稍微看重一点，同时也顾及一下皇太极，就是她摸到了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犹疑于二子之间的意向。从问题的实质上来说，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只是努尔哈赤为改换继嗣人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　　天启元年九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在继嗣问题上，弃代善立皇太极心意已溢于言表了。有一天，努尔哈赤与他的从弟、近身侍卫阿敦阿哥坐在堂上，他悄悄地探问阿敦说，以你所见，我的诸子中哪一个可以代我执政？小心谨慎的阿敦微笑着说：知子者莫如其父，他人谁敢多嘴。努尔哈赤示意，说说没有笨系。阿敦又隐讳地说：当然是智勇双全，人皆称道者。努尔哈赤听后面带笑容，会意地说，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了，“八子皇太极是也”。　　然而，就在努尔哈赤与阿敦密谈的前后，皇太极已经施展手段，将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笼络在自己的周围了。他对大贝勒代善早已怀恨在心，曾密谋，欲乘机“潜弑”大阿哥，取而代之。这件事恰巧又被机敏的阿敦知道了。有一天，阿敦见势不妙，便秘密地告诉了大贝勒代善。他说：皇太极、莽古尔泰等将要杀你，事情已经很紧迫了，你要早早地防备才是。谁知道大贝勒代善一向庸懦无能，听了叔父阿敦的警告，不去设法对付，而是大惊失色，畏惧万端，竟哭泣着跑到努尔哈赤的面前去求救，把阿敦的话全部禀告了汗父，同时也将叔父阿敦给出卖了［16］。努尔哈赤早已忌恨阿敦才能出众，足智多谋，恐怕成为身后之患，便乘机以离间诸子关系为名，把阿敦给囚禁起来，掩盖了诸子内部的权力之争，暂时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从此以后，努尔哈赤的继嗣问题，竟弄得骑虎难下，更加复杂化了。对于代善、皇太极哪个来接替自己，执掌权柄，态度又犹疑不决，莫知所从了。　　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子集会。当时，后金军已经占据了广宁，辽河东西，辽南辽北人民起义接连不断，事情颇多。明廷调兵遣将，积极备战，布满战争的烟云。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后金奴隶主贵族内部自顾不暇。八旗中各旗势力、地位相当，而又面对六十三岁高龄的汗父，由谁来继嗣的问题八个贝勒都在关心，这是关系到后金的前途和存亡的大事，都想看努尔哈赤如何最后决断。在这种情况下，努尔哈赤申明了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道理。　　努尔哈赤说，继我作为君主的人，不应是盛气凌人的人，因为这种人以力自诩。一个人的见解怎么能比得上众人呢？你们八人是八个王，若是八王共同计议，国家就可以无失了。要选择不拒绝八王共议的人，继为国君。若国君不听大家的意见，不实行善政，就可更换他，再选择不拒绝大家意见的贤良的人。更换国君的时候，若是被更换的人不高兴而有怨恨的表示，那就不能听从坏人的意思去依顺他，而必须更换。　　你们八王当中，在治理国政的时候，若是一个人有好办法提出来，另外的七个人应当加以发挥。若是自己不能有所得，而又不能发挥他人的意思，只徒缄默不语，那就应当更换人。　　若是八王当中有一个人有事外出，应当一事先由众议而行，大家没有议就不要行动。若是八王集会推任国主时，一、二个人不要集会，待众人都来了以后，共同商议国政，处理各项事务。祭祀家内神，祭天等诸事也应当告诉众人而后行动。　　八王计议以后，设女真大臣八人，汉人大臣八人，蒙古大臣八人。八大臣以下，设女真理事官八人，汉人理事官八人，蒙古理事官八人。众理事官审理后，转告众大臣。众大臣拟定以后，再上奏给八王。八王最后审定所拟定的罪刑。　　八王必须贬斥奸诡的人，进举忠直的人。八王跟前设女真巴克什八人，汉族巴克什八人，蒙古族巴克什八人。　　国主在一个月以内，于初五、二十两次升殿，接见臣下，处理政务。新年初一这一天，向堂子众神、众叔兄叩头。然后，坐在汗的宝座上，与众叔兄齐坐在一处，接受国人的叩拜。　　若是固山与固山之间发生了争吵，不经过八固山贝勒众人审理，不得单独向国主入告，若是独自上告，必然发生争执。经过众人审理以后，再报告国主，就没有怨言了。贝勒本身若是要求娱乐、放鹰、行围，不经过八王众议也不可擅自行动。　　弟兄之间，相互怨恨的时候，可以当面说清，若是当面隐瞒不说，背后乱讲，那就是怀有邪恶之心，众人将判他的罪。　　除了汗父所定的八分以外，如果谁若另有隐藏，贪取财物，那就按照规定：若是隐匿一次，应当革去一次应该分得的财物。若是隐匿两次，应当革去两次应当分得的财物。若是三次隐匿财物，就永远革去他应该分得的财物。　　若是不肯牢记汗父的教诲之言，不肯听取诸兄弟规劝的话，经常行为悖逆，若是初犯进行课罚，再次违犯夺取所属之民，假若夺了属民，能够匡正其身，有所悔改，那就没事了。若是不肯悔改，并且以此起怨恨之心，大发雷霆，那可以不杀你，把你逮捕起来，关在牢里。　　若是不肯接受汗父的教诲，行为违背，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厌弃你，那时祸必临头，寿命不长，必然中途而死。若是牢记汗父的教悔之言，不予违背，正直重义，那时，天地神祇，一应诸神，都将保佑你益年延寿，世代永存［17］。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为八王共同治理国家大政规定了具体而又重要的条款。第二年，又给八王的身边，每个人都配上一个大臣，共计八大臣，以便观察其心，看他们是否以公心处事［18］。然而，八王既然是八旗制度的产物，只要国家体制不从根本方面改变，努尔哈赤八家共同治国的政策，就只能是以汗父的健在为前提。因为八王即使按照共同治国的方案行事，也必须选择一个汗出来，而汗是天之子，是诸贝勒、大臣之父，总归处于君上的地位。八王，尤其是四大和硕贝勒，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遵守共同治理国政的规定，而是时刻都觊觎君父的地位，升坐汗位。在这个觊觎中，八子皇太极总是处于主攻的地位。皇太极不仅与阿敏、莽古尔泰两大贝勒紧紧地拉在一起，而且也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等相互交结。为此，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天命八年）六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曾经严厉地训斥第四贝勒皇太极，批评他与德格类、济尔哈朗、岳托三个人的来往密切，不顾父兄之情，做“谗恶”的事，并教育皇太极处事要公平，要宽宏待人，对于诸位兄长要敬慕。足见，皇太极在积极施展权术，笼络众贝勒，试图谋求汗位。因此，努尔哈赤严厉地斥责他说：惟独你超过他人，不顾诸兄，难道以你坐汗位吗？诸贝勒集于衙门离去的时候，你要是送诸兄，诸兄的子弟再送你到家，这才是正礼。你不曾主动地送诸兄回家，诸兄的子弟反而送你，你为什么默然的接受，是只有你贤能吗［19］？努尔哈赤这时对于八子皇太极的严厉批评，其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爱皇太极，又恨他“妄行傲慢”，但努尔哈赤的死后正是由这位“心存骄傲”的皇太极掌握了大权。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从此只是流于形式，使国事更难办了，八家相互之间“事事掣肘”［20］，皇太极仅仅执政几年，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规定就名实具亡了。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所推行的八王共同治理国政的政策，从渊源来说，是沿袭女真社会部落联盟、酋长议事会的旧习，它不适合后金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客观发展需要，不适合即将到来的封建君主制的需要，是一种落后的、倒退的制度。在努尔哈赤健在的时候，后金奴隶主贵族政权是个统一的政权，努尔哈赤是个名副其实的君主。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等大政，都由汗的一句话而定。只是八家分隶，造成了分治的社会基础。努尔哈赤死后，八家共同治国必然导致八分其势。这种发展趋势违背了后金进入辽沈以后由奴隶制向封建制发展的历史潮流，所以当时的人曾批评这种制度是不适宜的，是“狃着故习”［21］，有损于统一事业。　　天启五年三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召集众贝勒、大臣共同商议，提出从辽阳迁都到沈阳去。众贝勒、大臣都很有顾虑，他们认为：东京城是新筑的宫廷、殿阁，居民的房屋还没有修竣，为什么又想迁都。目前粮食不济，频繁地兴工，劳役太重，恐怕过于劳苦人民。众贝勒、大臣对于再行迁都，都有点畏难情绪。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见大家如此，便具体地分析了沈阳城地理位置的重要，他指出了在经济、军事方面的有利条件，即在经济方面说，浑河上游通苏克苏浒河，河源的两岸，森林茂盛，砍伐木材可以顺流而下，不可胜用。如果想要游猎，沈阳城近地有山，而且多兽，河水中鱼虾等可以兼收并得，很有经济价值。就军事方面来说，沈阳城四通八达，西征明国可以从都尔鼻（今辽宁省彰武县城）渡过辽河，路直而且很近。如果北讨蒙古，不要两、三天就可以到达。南伐朝鲜可从清河路出师，实为方便。实际上，努尔哈赤早就说过，辽阳城距离海口太近，恐怕明军从海上袭击，作为都城不大安全。另外，当时蒙古已经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要想西进攻取明朝山海关外的各个城池，不安抚蒙古各部是比较困难的。因此，迁都沈阳是经济、政治和军事客观发展的需要。于是，天启五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率领众贝勒、大臣，从辽阳向沈阳进发，初四日到达沈阳城［22］。________________　　［1］《满文老档·太祖》卷19载：“bosoibeile”译为“和硕贝勒”。Bosoi（和硕）系指东南、东北、西南、西北之方角。这里指仅次于汗（han）的旗主贝勒（即gusai ejenbeile），沿袭到后来，演变为一等爵。参见羽田亨：《满和辞典》页213。　　［2］《武录》卷3，《清太宗实录》卷3。　　［3］《满文老档·太祖》卷10，卷18，卷55,卷44。　　［4］《满文老档·太祖》卷17。　　［5］《满文老档·太祖》卷l6。　　［6］《武录》卷4。　　［7］《武录》卷4。　　［8］《满文老档·太祖》卷3，茅瑞征：《东夷考略》页18上载：“长子洪把兔儿，一语罢兵，随夺其兵柄，囚之狱。”　　［9］《满文老档·太祖》卷14,福金（fujin）即夫人。　　［10］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13-14。　　［11］熊廷弼：《拨兵防援疏》，参见《筹辽硕画》卷37。　　［12］《满文老档·太祖》卷14。　　［13］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参见辽宁大学历史系编：《清初史料丛刊第八、九种》页45。　　［14］《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8。　　［15］《清太宗实录》卷5。　　［16］《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　　［17］［18］《满文老档·太祖》卷38，卷45。　　［19］《满文老档·太祖》卷54。　　［20］《胡贡明五进狂曹奏》，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1］《胡贡明五进狂瞽奏》载：“皇上…不知遵法先王，每出己见，故事多犹豫，有做一头，丢一头，朝更夕改，有始无终。且必狃着故习，赏不出之公家，罚必入之私室。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地土必八家分据之，即一人尺土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如此三分四陆，如此十羊九牧。总藉此强兵，进了山海关，得了中原，不数年间，必将错乱不一，而不能料理也。”参见《天聪朝臣工奏议》卷上。　　［22］《满文老档·太祖》卷64，《武录》卷4。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第八章　宁远受挫，伤病而终一、争取朝鲜国，笼络蒙古部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与明廷抗衡，对外交涉中最大的课题就是朝鲜王国和蒙古各部的问题。后金军进驻辽沈，进而占据广宁后，对于朝鲜王国的基本政策没有什么变化，还是先发兵西进，攻击明城，最后再挥军征伐朝鲜王国。因此，努尔哈赤积极地对朝鲜王国展开了外交攻势。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天命六年）进军辽沈，到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天命十一年）宁远之战的五年间，朝鲜王国与后金的关系比较稳定，但其中的磨擦，并没有间断，这主要在三个问题上双方有争热。　　第一个问题是毛文龙大闹东江，深入后金腹地，进行屠杀和掠夺，给后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如何拔掉毛文龙这颗钉子，肃清东江明朝势力的侵扰，是后金奴隶主集团的当务之急。为此，努尔哈赤曾经多次派兵袭击毛文龙所占据的各个海岛，但都没能如愿，而朝鲜王国是毛文龙的养命之源，供应毛文龙数十万口人的粮食［1］。到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合计起来，朝鲜王国供给毛文龙的谷物多达几十万石［2］。问题十分明显，后金奴隶主集团要想除掉毛文龙，必须断绝他的粮源，把他驱除出朝鲜王国的领土，断绝他与朝鲜王国的关系。因此，努尔哈赤曾经多次派使臣与朝鲜王国交涉，提出交换条件，即若是朝鲜王国停止支援毛文龙，并把他交给后金，后金将释放都元帅美宏立［3］，然而，对于后金提出来的这么严重的问题，朝鲜国王竟长期不予理睬。　　第二个问题是，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对于朝鲜王国交涉的目的是孤立明廷，使朝鲜国王与明廷断绝外交关系，如果朝鲜国王答应这个条件，后金也可以把都元帅姜宏立放回去。后金发兵进攻辽沈和广宁的时候，朝鲜国主的态度有所变化，曾经派遣使者悄悄地去观察战争进展情况，国王的意思是，后金真的拿下了广宁，朝鲜王国可以与后金永敦和好［4］。但国王对于明廷的态度没有变，没有对后金作出较为明显的让步，甚至派平壤的驻节官、都元帅张晚等统率西部一支兵马，听明将毛文龙的指挥，准备协助明军进攻后金［5］。为了使朝鲜脱离明廷，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的书信中，曾挑拨明廷与朝鲜王廷的关系，说明廷视朝鲜王廷如奴仆［6］。但朝鲜国王仍然不肯轻易改变与明的旧关系。　　第三个问题是，天启元年七月以后，镇江等地的辽民纷纷拥入朝鲜王国境内，数量多达十数万［7］。努尔哈赤曾经多次向朝鲜王国索取辽东的逃民［8］，朝鲜国王不肯答应。努尔哈赤讲古喻今，举出完颜金的时候，女真人阿疎逃往辽朝［9］，辽人张觉逃入宋朝而导致亡国的严重教训，对朝鲜王廷进行威胁［10］，并以完颜金之后的身份，举例说，在完颜金时，朝鲜的官员赵位宠曾经以四十余城归降大金，金祖以友好为重，不给予接纳，他用此表示朝鲜与女真有长久的友好情谊［11］，规劝朝鲜国王与后金友好，而朝鲜国王一概不予答复。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尽管对朝鲜王国施以外交攻势，然而，仍然没有能够迫使朝鲜王廷与明朝断绝关系。努尔哈赤鉴于后金对于朝鲜王国四年间的通信，朝鲜国王竟没有一句好话回答［12］，因此也就不肯放朝鲜王国的都元帅姜宏立回国。同时，“极其厚待”叛变朝鲜王廷的韩明琏之子韩润、韩义兄弟［13］，并给他们娶妻安家。这就是宁远战前，后金与朝鲜王国的关系。由此可知，努尔哈赤在向宁远进军的时候，仍然有后顾之忧。　　辽沈、广宁之战以后，蒙古与后金的关系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在此之前，努尔哈赤争取蒙古是为了暂时的联合，以便夺取明朝的个别城市，共同对付明廷的话，那么在这以后，便不是为了应付一时的需要，而是有计划地征服和统一蒙古的问题了。因为后金攻下辽沈、占取广宁的这段时间里，辽河东西的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是直接触动了蒙古各部的经济得失，尤其是对于喀尔喀各部蒙古的震动极大，他们的正常生活遭到了后金的严重冲击。过去从广宁、锦州、义州、辽沈，直到铁岭，明廷所设立的各个贸易市场都被取消了，其中有广宁四周的大马市，如广宁东北的镇静堡、镇远关（在镇静堡的东北）；广宁西北的小木市镇夷堡、大康堡；锦州的大福堡（今锦西县北“卧佛寺”）；宁远的水兴堡（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北青水台），中后所的高台堡（今辽宁省绥中县西北高台）等，都因为后金军的西进，先后停市，使蒙古的马、牛、木材等土产没有地方销售，汉区的金、银、缎、布、酒、肉等得不到供应。蒙古贵族昔日的市赏、贡赏不能照常领取，牧民及从事其他生产的蒙古人民失去了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来源［14］。　　蒙古各部由于失去了与汉区交易的部分生活用品，内部加速了分化过程。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蒙古贵族上层的一部分人物，继续依靠明廷；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另一部分蒙古贵族上层投靠了后金，其他蒙古各部贵族和人民的态度，也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日趋明朗化了。　　察哈尔林丹汗早存有统一漠南蒙古的念头，对于科尔沁部投靠后金心怀不满。他在统一战争中实行“服从的收养，抗拒的必杀”的方针。攻战的主要目标是科尔沁蒙古。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在察哈尔林丹汗将要兵临科尔沁鄂巴的城下时，鄂巴被迫向大英明汗努尔哈赤求援。鄂巴在致努尔哈赤的书中说，因为我部与你们大国和好，察哈尔林丹汗、喀尔喀各部贝勒，必然前来讨伐，希望大英明汗为我们拿个主意，想个办法。努尔哈赤看了来书以后，派遣使臣库尔禅、希福两个人出使科尔沁。后金与科尔沁会谈后，都以察哈尔的“欺凌之愤”，歃血为盟，决定共同抵抗察哈尔的进犯。同年八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南察哈尔、北阿禄部和宰赛、巴哈达尔汉等蒙古喀尔喀各部的大兵，向科尔沁部进攻，形势十分紧张。鄂巴在努尔哈赤的授意和后金八名炮手的配合下，据城待战。十一月，察哈尔林丹汗统率各部大兵到达科尔沁，包围了鄂巴的守城。鄂巴派遣使臣向后金告急。努尔哈赤立刻派莽古尔泰、皇太极等七名贝勒统率大兵向科尔沁增援。察哈尔林丹汗得知后金八旗兵已经到了农安塔，便乘夜率兵慌忙逃走了。顺路将科尔沁部的财物抢劫一空。在这前后，察哈尔林丹汗又将科尔沁部的达赖台吉等多人杀害。宰赛贝勒也先后杀了科尔沁部的六个贝勒［15］。　　由于利害关系所致，喀尔喀各部对于努尔哈赤进军辽沈都持抵制的态度。天启元年三月，在努尔哈赤大举进犯辽沈的时候，喀尔喀卓礼克图、达尔汉巴图鲁、巴哈达尔汉、实尔呼纳等四名贝勒，统兵两千多，乘辽沈残破的机会，同后金争夺沈阳的财物和粮食［16］。辽沈易手以后，蒙古多数部落的抗金情绪都有所高涨，伯耍儿部主动驻守黄泥洼（今辽阳市西北“黄泥洼”），抗拒努尔哈赤率兵西进［17］。察哈尔林丹汗串连炒花各部蒙古，集结大兵四十多万，表示愿意援助明广宁巡抚王化贞坚守广宁，以收复辽东［18］。天启二年，努尔哈赤占据广宁，夺去明军右屯卫的粮食，并派大批的车辆向辽河以东运送。喀尔喀各部蒙古的骑兵，从中路阻击、抢掠。努尔哈赤没有办法，不得不命令八旗士卒以大将军炮进行轰击，阻挡蒙古的兵马。同时，又发兵驻守广宁，防止西部和北部蒙古的侵犯［19］。从这些军事冲突中可以看出，蒙古的问题已经摆到了努尔哈赤的面前必需予以解决，否则要想向西挺进，腹背受敌的危险是相当大的。　　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看到了这一点，天启三年五月六日，他在众贝勒、大臣面前，比喻说：蒙古各部就象天上的云一样，云集聚起来必然“致雨”，蒙古各部若是团结起来，形成一股力量，必然“成兵”。我们要乘蒙古各部分散的时机，尽快夺取蒙古各部［20］。因此，努尔哈赤及其继承人皇太极，定下了对待蒙古各部的基本方针，即“察哈尔，我仇也，科尔沁，我戚也”［21］。对于察哈尔林丹汗等蒙古的抗金势力，采取打击的方针，对于科尔沁等蒙古贵族上层采取团结的方针。　　为了贯彻上述方针，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天命十年）十一月，后金出兵为科尔沁解围，迫使察哈尔林丹汗撤兵。第二年四月，努尔哈赤又派出八路大军往征巴林部囊奴克。同年四月，由于扎鲁特部违背盟誓，截阻后金的使者，暗中与明廷通好，努尔哈赤又发兵擒获扎鲁特部十四名贝勒，夺取人、畜五万多［22］，直到皇太极时期，打击以察哈尔林丹汗为首的抗金势力的基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与此相反，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竭力团结以科尔沁鄂巴为首的各部上层。在广宁被后金夺取以后，喀尔喀蒙古各部或集体或个别地向后金投靠，其中有兀鲁特部的十七名贝勒和喀尔喀部的一些台吉等，共计率领三千户前来投奔努尔哈赤。喀尔喀五部中的一千二百户也归附了。拉巴斯希布、琐诺木、蟒古塔布囊等率领五百户，并驱赶大批的牲畜也前来投靠［23］。同时，科尔沁诸贝勒与后金的交往也日益频繁起来。天启二年，科尔沁的明安贝勒携同十七名贝勒投向后金，接着有孔果尔贝勒、吴克善贝勒等纷纷前来朝拜努尔哈赤。　　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蒙古贝勒，努尔哈赤都给予盛情的欢迎，优厚的待遇。如十七名贝勒前来归附时，努尔哈赤赐给他们貂裘、金、银、布、帛、房屋、奴仆、牛、马等［24］。尤其是对于蒙古巴约特部的达尔汉巴图鲁之子恩格德尔兄弟的款待，最集中地表明了努尔哈赤对于招抚蒙古的热切心情。天启二年，恩格德尔第三次前来朝拜努尔哈赤的时候，后金不惜以辽阳西北平虏堡四百三十四丁的租赋，供给他享用［25］，并招为额驸。天启三年二月，努尔哈赤在送恩格德尔及格格（即gege,译作姐姐，公主）归去的时候，许诺他若是诚心前来归顺的话，给他本人、妻子和兄弟等共计八千丁，每年可以得到银子五百二十两，谷物八百八十石［26］。同年七月，恩格德参果然率领部民、牧群前来归附，同时，发誓对大英明汗努尔哈赤，绝不三心二意［27］。努尔哈赤对于恩格德尔等喀尔喀众贝勒、台吉的前来投靠，非常高兴，决定给他们与近身的八贝勒同等待遇，除了谋篡汗位的罪行以外，一般的犯法，一律不判死罪。还可以与后金的诸贝勒家通婚［28］。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天命九年）正月，大英明汗努尔哈赤和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和硕贝勒以及阿巴泰、德格类、寨桑古、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岳托、硕托、萨哈廉等与恩格德尔共聚一堂，向天发誓，将待恩格德尔与诸贝勒一样。汗将视他如同亲子，并赐给他田庄、奴仆，任命他为总兵官，所受待遇是相当优厚的［29］。　　由于蒙古各部经济生活困窘，努尔哈赤采取积极的招抚政策以及察哈尔林丹汗在统一蒙古各部中政策的错误等原因，投靠后金的蒙古部众越来越多，这就是宁远战前努尔哈赤对蒙古的外交活动所取得的积极结果。在这段时间里，努尔哈赤尽管招抚蒙古各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以林丹汗为代表的抗金势力，对后金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后金如进攻宁远城仍然无法彻底解决后顾之忧。________________　　［1］《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自数年以来，山东继粮渐不如初，毛将十余万众及老弱男女数十万糊口之资，皆取办于本国。”　　［2］《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0载：“督府多率辽民仰哺于我，今过五载，所食公私米粮不知几十万石。”　　［3］《满文老档·太祖》卷31载：“……给毛文龙，则释尔之元帅，若然，则与明人永远断绝。”　　［4］《满文老档·太祖》卷36载：朝鲜使者说，后金若得了广宁“我方永和。”　　［5］《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载：癸亥（1623年）之夏，即差张晚为都元帅驻节平壤，又以李适为副元帅，悉发国中精锐以付之，两西军兵专属其营，俾进驻宁边，一听毛文龙指挥，以待协攻之期。”　　［6］《满文老档、太祖》卷24。　　［7］《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2。　　［8］《满文老档·太祖》卷37。　　［9］《金史·太祖本纪》卷2。　　［10］《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1］《满文老档·太祖》卷42载：“……朝鲜之赵位宠率四十余城叛，则我金帝不受，是我二国有善邻之例也。”参见《金史·世宗本纪》卷7载：”高丽并表谢，不纳赵位宠。”事在金大定十七年（公元1177年）。　　［12］《满文老档·太祖》卷31。　　［13］《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3载：“韩润兄弟变姓投奴．老汗极其厚待，即以胡女嫁之云。”　　［14］王在晋：《三朝辽亭实录》卷7载：“……而虏（系指蒙古）之无广宁则失衣食养命之源。”　　［15］《满洲实录》卷8,农安塔即今吉林农安。　　［16］《满洲实录》卷7。　　［17］张鼐：《辽夷略》（叙言）。　　［18］漫臾：《东江遗事》卷下。　　［19］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2，卷9。　　［20］《满洲实录》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