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elving sides of the combs was unaffected by his industry．　　两相对照，就可以发现严复是把整段原文拆开而照古文习见的方式重新组句，原文里的复合长句在译文里变成了若干平列短句，主从关系不见了，读起来反而更加流畅，原文里的第一人称在译文里变成了第三人称“赫胥黎”，这就使译文读起来像中国古代的说部与史书，史书的开头往往是太史公曰、臣光曰之类。再从风格上看，原文系理论著作，故开头就一板正经，而译文则比较戏剧化，将人们置身于某种历史场景之中。严复之所以要做这样的文字处理，其中一个原因是他要把此书译成一本有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著作，所以他也就调动他所掌握的种种风格手段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这对于一部纵论人类亿万年来通过物竞天择的无情斗争而演化到今天的重要著作，无疑是完全适合的。［13］　　从整体上来把握严复的翻译，它确实不同于一般的译品，其超出同侪之处表现在：首先，严复对于原著有一番严格的审读和研究。严复是一个启蒙思想家，他译书的目的就是挟持译介“西学”的声势，沟通中西文化，宣传自己的思想主张，启迪人们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他在《天演论》的序中如是说；“风气渐通，士知葊陋为耻，而西学之事，问途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訑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敌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这是他的卓识。“自从《天演论》出版，1898年以后，中国学者方才渐渐知道西洋除了枪炮兵船之外，还有精到的哲学思想可以供我们采用。”［14］严复翻译的著作都是反映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及其价值观念富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共同构筑一个比较系统的思想体系，大体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背景和理论基础。这对中国人认识西方，看清世界大势，具有震撼心灵的启蒙作用。因此，严复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翻译家，胡适称其为“介绍西洋的近世思想的第一人”可谓恰如其分。　　严复译书不仅以启蒙为职志，而且是将之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来做、凡与原书有关的书，他都涉猎；他所作案语，旁征博引，解说详明，或批评原著，或阐发意旨，或触类旁通，或中西对比。这对读者理解原著和译者的思想，自然有极大的帮助。“通观翻译史上，关于选择原书一层，处处顾到，如像严复的，实未之见。”［15］作为一个翻译家，严复被人们称誉且被后人引为典范还有他一丝不苛。严肃认真的翻译态度。严复译著不多，字数也不过170多万字、［16］他所译的八种著作，只有《原富》、《法意》、《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四书系取原书全译。《群己权界论》不过是长篇论文。《天演论》也只是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中的导论和其中两节。至于《穆勒名学》尚不及原书一半。故严氏的译本与同时期林纾的译书相比，在数量上明显见少。但在质的方面，林纾却绝不可与严译同日而语，这也是严复羞与林纾为伍的原因。如从翻译的态度和译品的高低比较林、严两人，严复也远在林纾之上。严复译书，字字推敲，句句勘酌，可谓煞费苦心，以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名之立，旬月踟蹰”，“字字用戥子称出”，用功之精尤为后人所推重。他自己提出“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常被后人称道，在近代翻译史上，几乎成为一个不可移易的翻译原则。严复首次系统谈及自己的翻译观时，有一精辟的见解：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评也，则达尚焉。　　“……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以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　　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雅尔。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实则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往往抑义就词，毫厘千里。审择于斯二者之间，夫固有所不得已也。……。　　严复提出的这三个标准，虽少有人能做到，但对中国近现代翻译界的影响极大，在此之后从事翻译工作的人几乎都不免以之为标准来要求自己。　　严复本人的译作是否已做到信、达、雅兼备呢？他每译一书是否忠实地遵守自定的标准呢？后人对此臧否不一。最早对他的译著作出评价的是吴汝纶，他说：“今西书虽多新学。顾吾之士以其时文公犊说部之词译而传之，有识者方鄙夷而不知顾，民智之渝何由？此无他，文不足焉故也。文如几道，可以言译书矣。……今赫胥黎之道，……严子一文之，而其书駸駸与晚周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17］对严氏译文大加赞赏。　　蔡元培先生认为：“他（指严复）的译文，又很雅驯，给那时候的学者，都很读得下去。所以他所译的书在今日看起来或嫌稍旧，他的译笔也或者不是普通人所易解。但他在那时候选书的标准，同译书的方法，至今还觉得很可佩服的。”［18］承认严译在当时雅而且达，但或非今日普通人所易解。　　胡先驌说：“严氏译文之佳处，在其殚思竭虑，一字不苟，‘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故其译笔信雅达三善俱备，吾尝取《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与原文对观，见其义无不达，句无滕义。……要为从事翻译者永久之模范也。”［19］　　近期对严复的翻译给予高度评价的是王佐良。他认为：“在翻译实践上，严复不斤斤于求得与原文的形似，而着意使译文合乎中国古文传统的体式。例如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往往以单句译复句，以平列代主从，改第一人称为第三人称，化平实的叙述为生动的敷演，用意在于以传统的史家笔法，译这部论人类进化的名著，以增强读者的历史感。另一方面，严复对于科学术语的翻译则勇于创新，而又丝毫不苟。他所立的某些译名一直沿用至今。”［20］　　否定严译的人也大有人在。傅斯年就说：“严几道先生译的书中，《天演论》和《法意》最糟……这都是因为他不曾对于原作者负责任，他只对自己负责任。”又说“严先生那种达指的办法，实在不可为训，势必至于改指而后已。”［21］　　张君劢对严译批评道：“以古今习用之说，译西方科学中义理。故文字虽美，而义转歧。”又说：“总之，严氏译文，好以中国旧观念，译西洋新思想，故失科学家字义明确之精神。”［22］　　上述对严译评价的歧议，与其说是对严译本身的争议，不如说是对翻译标准的看法不同，倾向意译的肯定严译的价值，坚持直译的则否定严译的路子。关于翻译标准的争论，即意译与直译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代，至今难分轩輊。但严译在文坛的影响力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人们如何评判严译，严复自己确曾对译作下了很大的功夫和气力，他称自己译书“步步如上水船，用尽气力，不离旧处，遇理解奥衍之处，非三易稿，殆不可读。而书出以示同辈，尚以艰辛为言，设其轻心掉之，真无一字懂得矣。”［23］凭藉他深邃的思想见解，深厚的中西文字功底和锲而不舍的勤奋精神，他的译作也非一般译者所能几及。后人在论及近代中国文学史、哲学史、思想史、学术史时，都不能不给严译名著留下一个重要的地位。鲁迅对此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严译的书都出版了，虽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所用的工夫，却从中可以查考。据我所记得，译得最费力，也令人看起来最吃力的，是《穆勒名学》和《群己权界论》的一部作者自序，其次就是这论，后来不知怎地又改称为《权界》，连书名也很费解了。最好懂的自然是《天演论》，桐城气息十足，连字的平仄也很留心。摇头晃脑地读起来，真是音调铿锵，使人不自觉其头晕。这一点竟感动了桐城派老头子吴汝纶，不禁说是‘是与周秦诸子相上下’了。”［24］历来对文言文持贬责态度的胡适也认为严译是功力之作，他说：“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曾举‘导言’一个名词作例，他先译‘卮言’、夏曾佑改为‘悬谈’，吴汝纶不赞成；最后他自己又改为‘导言’。他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蹰；我罪我知、是存明哲。’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蹰’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后人既无他的工力，又无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文，译他一知半解的西书，自然要失败了。”［25］又说：“严复的译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字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　　严复在谈到《天演论》的翻译过程时，也说：“不佞此译，颇贻艰深文陋之讥，实则刻意求是，不过如是。”又称“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26］他所附加的案语小注，也有助于读者对原著的了解。他有一部分译作，如《天演论》、《原富》等，偏重意译，对此他有明白交待。“译文明取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傎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又承认这种译法，不可为训，“题曰达指，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27］这种真实态度。也可说不背“信”字；他另一部分译作，如《群学肄言》，略近直译，较少讥议。　　严复对自己的译作颇为自负。《天演论》出版后一年，他说：“有数部书，非仆为之，可决三十年中无人为此者。”事实也确是这样，严译名著问世前，没有一本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学”书出现；以后，严译《原富》、《法意》等西方名著也长期不见新译本问世。由此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严复在中国近百年的翻译史上是系统译介西方近世名著的第一人，他的译著，他在翻译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践经验，是我国翻译工作者的一笔宝贵遗产。3．2　严译展现的“西学”世界　　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一番慎重考虑和精审才定夺译著，故每译一书都含有其深刻的用意。或根据时势的需要，对症下药；或选择他所信奉的理论原著，为之布道；或填补士人阶层的知识空白，提倡新知。他绝不是无的放矢，视翻译为玩艺儿。蔡元培先生对此曾分析道：“严氏译《天演论》的时候，本来算激进派，听说他常说‘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八个字的主义。后来他看得激进的多了，反有点偏于保守的样子。他在民国纪元前九年，把他四年前旧译穆勒的On Liberty特避去‘自由’二字，名作《群己权界论》。又表示他不赞成汉人排满的主张，译了一部甄克思的《社会通诠》（E．Tenks：History ofPolitics），自序中说‘中国社会，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严氏介绍西洋哲学的旨趣，虽然不很彻底，但是他每译一书，必有一番用意。”［28］严复自己也毫不掩饰这一点，他为译著《原富》所写的“译事例言”，就是一个明证：　　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后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纂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洁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29］　　这是严译的一个特色，也是他的译著在当时取得巨大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有趣的是，作为中国启蒙思想家的严复，他所选择的西方名著，大都并非十七、八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除外）的理论著作，而是19世纪西方社会进化论、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代表作，这些理论是西方社会工业化后的产物，它们与其说是对启蒙理论的发展，不如说是对启蒙思想的反动。严复信奉他们的思想，自然也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学说）持一贬斥的态度。严复的这一思想特点，亦即用西方的后启蒙思想的理论作中国的思想启蒙，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如何，我们暂且不论，但它多少表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发展的早熟。后来“五四”新文化人在从事启蒙工作时，也带有这一特点。　　赫胥黎《进化论与化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翻译该书当在1896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为湖北沔阳卢氏慎始基斋本。该书从翻译到定稿，前后共经三年时间，其中又有多次修改，内容变化很大。不仅表现在文字的增删、润色上，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严复为该书所加的大量按语中。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天演论》手稿及陕西“味经”本《天演论》，就是严复早期的翻译品，其中卷上《卮言》18篇，没加严复一条按语；而慎始基斋本却把18篇《卮言》改名为《导言》，并增加了16条按语。手稿卷下有《论））17篇，按语九条（其中一条为补写）；慎始基斋本则有按语十二条，比手稿多三条。就研究严复的思想来说，我们应主要依据严复的按语。因为严复翻译是以“信”、“达”、“雅”为原则，因而严复所译《天演论》与原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相比，文句次序虽有所不同，但却没有违背赫胥黎的本意。至于严复如何看待赫胥黎的思想，则只能通过他所附加的按语表现出来。严复在《译例言》中对自己所加按语的原因亦有所交待：“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之剪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那么，严复在《天演论》按语中究竟是如何阐述自己的思想的呢？　　严复表明了自己推崇斯宾塞“天人会通论”的思想倾向，称赞它思想宏阔、结构严谨，“举天、地、人、形气、心性、动植之事而一贯之”，是欧洲晚近的绝作。严复认为，斯宾塞把进化论思想从生物学领域推广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从自然领域推广到社会生活，揭示了人群进化的“公例”。这一公例就是“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于是一改政举，一令之施，合于其智、德、力者存，违于智、德、力者废”，“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30］根据这一公例，严复看到今日中国在物竞激烈的世界中已处于劣势地位，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民智、民力、民德都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列强，这正是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源。　　既然严复赞扬斯宾塞的观点，为什么却去借助赫胥黎的著作来宣传他的思想呢？如所周知，1859年达尔文发表震动世界的名著《物种起源》，提出进化论理论，开创了近代生物学。此后，进化论思想迅速在西方知识界传播。赫胥黎等英国生物学家成为这一学说的坚决捍卫者，斯宾塞则受启于生物进化论，将之扩展到人类社会生活领域，1862年，他发表《第一原理》；1896年最终完成了“综合哲学体系”，成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严复留学英国期间及其学成归国后，一直专注于进化论的探讨。在进化论理论学说中，严复对它有关人类行为的描述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其生物学方面的阐说并不重视，斯宾塞的著作自然成了他热衷的读物。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中的《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社会学研究》和《伦理学原理》等书，严复都曾涉猎过。　　只是“综合哲学体系”“卷帙綦繁”［31］，“其文繁衍奥博”［32］又涉及哲学、物理、化学、生物、心理、社会、伦理、逻辑等许多学科，“以其书之深广，而学者之难得其津涯也”。［33］翻译如此庞杂的著作，对严复来说确实十分艰辛。即便是翻译“综合哲学体系”中的一部《社会学原理》，严复也认为“斯宾塞《群学》乃毕生精力之所聚，设欲取译，至少亦须十年，且非名手不办”。［34］因此像斯宾塞“综合哲学体系”这样的“大书”“译之功更巨”［35］“不可猝译”。［36］严复对翻译的慎审限制了他对译书的选择。所以他除了在《国闻报》上发表了两章《群学肄言》的译文外，对斯氏的其它著作都不敢冒然动手翻译。　　鉴于上述原因，严复只好另找一部介绍达尔文主义的著作，以实现自己的宿愿。有趣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却满足了严复的要求。首先，赫胥黎的这部著作以“简短、生动和几乎是诗一般的描述”，论述了达尔文的理论要旨，这便于严复借题发挥。其次，赫胥黎的这部著作着重对人类处境进行探讨。它儿乎涉及了人类思想的全部历史，从古代希腊、罗马的哲学思想到近代西方的各种思想流派，再到古代东方印度的佛教，都被纳入到他的理论框架中加以讨论。赫胥黎的彻底反斯宾塞的基本精神为严复提供了一个捍卫斯宾塞观点的绝妙机会。所以，严译《天演论》即由两部分组成：赫胥黎著作的意译和用来反对赫胥黎的斯宾塞基本观点的评注。　　赫胥黎反对将宇宙进化的理论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倡人类伦理观，强调社会的发展并非一个自然进化的过程，而是一个伦理进化的过程。而斯宾塞则认为进化是自然界不争之事实，而人世的仪礼，乃是人类的一种园艺工作，和宇宙发展过程并不相悖。严复赞成斯宾塞的理论，在宗教观、宇宙观、伦理观和社会历史观上表露无遗；不管其态度是维护传统或反传统，他的思想都深深打上了斯宾塞主义的烙印。　　在宗教上，严复认为传统佛道或宋儒理学的义理，也就是他所称的“不可思议”与斯宾塞的“不可知论”（Unknowable）相通。斯宾塞认为世界一切复杂、异种、有组织的事物皆来自“不可知”，老子也表示“万物”皆源于“无”。虽然斯宾塞坚持有非人类的理智与语言所可触及的“不可知”，释迦牟尼也声称“奥谛”（Ultimate）乃不可言语，《道德经》开宗明义亦谓“道可道，非常道”。尽管如此，严复还是积极地去探索奥义的存在。　　斯宾塞提倡“不可知论”，是表明他已穷尽事物的奥理，因而拒斥一切“可知论”；严复提出“不可思议”，但其观点与斯氏稍有区别。他认为斯氏的“不可知论”即是佛教之涅祭、宋儒理学的“万物本体”，达到了真正的宗教意境。他说“故世人不知，以谓佛道若究竟灭绝空无，则亦何有慕！而智者则知，由无常以入长存，由烦恼而归极乐，所得至为不可言喻。”［37］对他来说，“不可思议”的观念会产生宁谧与慰藉的心情，亦正是他汲取西方思想的一个准则。此时严复的内在世界存在两面性，一面倾向于寻求富强，崇尚活力、斗争、自强；一面又在一种根本否定整个现象世界及其运动的神秘世界里，去寻求对生活痛苦的慰藉和逃避。　　须加指出的是，对社会进化论的信仰和佛学的兴趣同时并存的现象，并非严复一人。在他同时代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王国维等，都对佛学兴趣泱然，虽然彼此动机各不相同，不过似乎有一种动力在驱使他们在儒学之外去寻找依托，作为维系社会伦理的准则。　　在宇宙观上，赫胥黎基于伦理的立场，认为宇宙完全漠视生灵万物；同时他也反对传统的基督教，因为基督教无视一个人的价值。同样是人，不应有适者与不适者之分，这正是他与斯宾塞的歧异之处。　　严复从神秘的泛神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对赫胥黎的观点作了驳正。当他读到赫胥黎攻击“自然的非道德性”时，他记起了《老子》中“天地不仁，而以万物为刍狗”的一句名言。但19世纪西方人道主义并没有因此反对自然规律，而“老子所谓不仁，非不仁也，出乎仁不仁之数。”［38］老子的恻隐之心并非悲观，而是愉悦，他欲与永恒的“道”同一，而不愿随万物而幻灭。如果个人的生存并不具任何价值，那么赫胥黎反对“不可知论”的论点就不能成立，因此严复不能同意赫氏通过“微观世界的原子去发现无限宏观世界的基因”的论调，愿将斯宾塞的“不可知论”视为宗教、科学的泉源；在科学方面，他承认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可以解释人类社会。　　在社会观上，严复激烈反对赫胥黎将宇宙和人类进程相分割的观点，他认为“赫胥黎保群之论，可谓辩矣。然其谓群道由人心善相感而立，则有倒果为因之病，又不可不知也。盖人之由散入群，原为安利，其始正与禽兽下生等耳，初非由感通而立也。夫既以群为安利，则天演之事，将使能群者存，不群者灭；善群者存，不善群者灭。善群者何？善相感通者是。然则善相感通之德，乃天择以后之事，非其始之即如是也。其始岂无不善相感通者，经物竞之烈，亡矣，不可见矣。赫胥黎执其末以齐其本，此其言群理，所以不若斯密塞氏之密也。”［39］在这里，赫胥黎虽然承认“自我主义”（Selfassertion）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不过他认为这是兽性的表现，必须以社会伦理的力量加以控制。然而斯宾塞却引导严复把人类自主的本能当作进化的动力而予以特别尊重。严复像斯宾塞一样，认可以社会道德推动群众和个人发挥潜能，实现自我价值，是人类进化必然的现象；他并没有以进化论来反对社会发展的现象，而是以社会存在的事实来确证进化论。　　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的哲学争端，主要是围绕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间题来展开。赫胥黎认为自然过程和社会过程是相互分离的，而斯宾塞则坚持将两者整合为一。他们两人的争议，使严复在思想中产生了许多熟悉的联想，他回忆起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争论，荀子和孟子不是也有过类似的争论？赫胥黎认为人类企图在宇宙间建立一套高超的伦理道德体系是徒劳无功的，这一观点颇似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和柳宗元的论调。荀子是一个“性恶论”者，他否认世界有道德的存在。严复曾指出：　　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40］　　严复把近代西方和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其目的是为了阐明人类思想的共通性，以代替中西文化二分法。他以大家熟悉的事物（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大家不熟悉的事物（西方近代文化），其动机自然是为了启蒙，因而他使用的大多数术语、词汇本身就和先秦、宋代的思想流派有着内在联系；但他在内在深处，还有一种观念支配他这样，这就是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共通性不因时空或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因此，人们没有必要预设理由认为，为什么赫胥黎在某些问题上不应该赞同荀子、柳宗元而反对斯宾塞、老子和朱熹。　　人类生存的价值是植根于自然中，还是与自然进程互相冲突呢？这是中西文化都会遇到的问题。斯宾塞虽处在一个新时代，但他如同中国古代的老子和朱熹一样，完全以自然规律为基准。他认为自然中包涵着内在的规律，它自主的发生作用，并对人类领域产生影响。理学家们则认为自然世界表现的乃是一种否定的（negative）、抑制的（inhibitory）伦理观。荀子和赫胥黎不承认自然过程和社会伦理有什么关联，因为自然本身并不是一种道德。斯宾塞则认为人类世界肯定存在“自主的道德”和“正当的权利”，正是为了追求这一切，人类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严复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么他会发现是斯宾塞，而不是赫胥黎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诸方面的诠释。他为斯宾塞所创造的这个思想体系所深深吸引。“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41］“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42］可见，严复之所以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借题发挥，将斯宾塞的思想体系推介给中国读者。　　在某些案语中，严复也表示同意赫胥黎的某些观点，但与肯定斯宾塞理论体系并不矛盾。例如，《天演论·导言八》案语称赞赫胥黎“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赫胥黎主张瀹民智，治国从教民始，固然十分正确，而斯宾塞同样具有这种思想，严复已在多处进行了阐述。又如赫胥黎认为，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即需要在一定程度内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严复极同意这一观点，但又认为斯宾塞《伦理学原理》中《群谊》一篇即为此而做。与之相比，赫胥黎之说“其义隘矣”。［43］　　综前所述，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要宗旨是为了引伸人们对斯宾塞学说的理解，他传播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是为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论调，他介绍斯宾塞用智、力、德衡量民族优劣与否的理论，是为了使国人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距；他力倡“任天”，反对“与天争胜”，乃是说明社会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总之，他介绍的斯宾塞社会理论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思考和时势的需要有所取舍和发挥。　　寻求富强是萦绕严复脑海中的一个思想主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学的至关重要性。英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给严复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希望透过自己亲眼所见的具体事实，把握其更深层的原因，这就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学中来。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他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当·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44］这正是严复选择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作为自己译介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吸引严复选择介绍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斯氏运用的研究方法，斯密主要是采用归纳法论证他的大部分观点，这同穆勒关于科学的自然进化观点相一致。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津三家之作，毕宜□译，乃有以尽此学之源流，而无后时之叹。”［45］　　《原富》是一部经济学基本原理著作，所以严复由此入手。不过，严复在案语中也表示亚当·斯密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某些理论已不合时宜，理嘉图（PavidRicardo）、穆勒、麦庚斯（Rogers）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因此，严复的译著连同他所作的按语，大体提供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貌。　　亚当·斯密并非一个重商主义者，而重商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力。那么，严复主要是从哪一个角度推崇亚当·斯密呢？亚当·斯密是自由经济的鼓吹者，重视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富”是社会群体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严复并不否认个人利益，但认为群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他认为“国富”应包括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在《原富》最后一章《论国债》中，论及国债的问题，亚当·斯密表示，人民投资国债而政府以岁入偿还的方式，只有在商业与生产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才可能实现，而战争是造成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当他把“持续性的长期借款”看作是“灾难性的权宜之计”时，他承认，大英帝国当时尚未受到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借款而出现的“虚弱和颓败”的损害。在英国，英人以节省储蓄的方法弥补英政府浪费于社会上的资金，因此在战后，其农业繁盛，生产突飞猛进，终而偿还债务。这一事实，在一世纪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警告人们，长期借贷终将会毁灭英国。　　令严复惊讶的是，英国在偿还其国债的同时，其财富仍同步增长。亚当·斯密对这一悖论作为精辟的解释。严复亦谓：　　“顾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非斯密氏之言失也。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群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而弃其疾以从其利也。于是，除扩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46］　　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是以发掘潜在的经济能量为宗旨。虽然在亚当·斯密时期一度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很快就被自由通商所代替。中国的情形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甲午庚子两战以来，国债之加者不知凡几，而其财又皆贷之于国外。”［47］国债日渐增多，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遭到抑制。考察中国历史，人民的经济观与经济活动尚停留在静态的阶段，故国债增加或税收加重，都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分崩离析。中英之间的情况表明，国家经济的增长关键在于发掘人民的活力，故严复感慨地说：“斯英人无释负之一日矣。顾英国负担虽重，而藏盖则半。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镇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48］　　当斯密指出富裕对军费的重要性时，严复却能够看到国家负担在这方面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膨胀：　　案欧洲武备之费，以斯密氏之世持较今日，殆蔑如也。……自乾、嘉以来，欧洲民权忽伸，庶业猛进，说者谓百年所得，不啻古之千年。非佞谈也。国既日富，则其为守愈严，而武备之修，遂亦远迈古者。……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力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49］　　中国欲成为富庶之国，根本之途在于像西方那样开发民智，伸展民权。　　在《原富》的译著中，严复对斯密的某些观点作了修补。例如，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致富是为了社会（Society），而严复则改为为了国家富强。在译文案语中，严复虽一再强调民生之利，但终究还是以国家为重；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适应救亡的形势需要。尽管如此，由于他强调发掘个人潜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赞扬斯密的自由经济观，因而与传统的经济观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在传统文化世界里，耻于言利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士、农、工、商”不仅是一种等级的顺序，而且是一种价值的规定。为严复作序的吴汝纶发现了这一矛盾，他痛陈：“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50］　　严复从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著作《德性论》（The Theory ofMoralSentiments）一书求得了自己对处理所谓“义”与“利”关键的答案。斯密声称“道德起源于人类内心的同情感”，表示义与利是相辅相成。严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他说：“然而犹有以斯密氏之书，为纯于功利之说者。以谓如计学家言，则人道计赢虑亏，将无往而不出于喻利，驯致其效，天理将亡。此其为言厉矣。独不知科学之事，主干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计也，固将非计不言，抑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从而尤之，此何异读兵谋之书，而訾其伐国，睹针砭之论，而怪其伤人乎？”［51］严复认为，对义利的观念只有古今不同，而无东西方的差异。“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途。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52］西方是从近代开始肯定个人利益，进化论对个人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媒。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观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群子同术焉，固不可矣！……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53］亚当·斯密肯定个人利益，但不鼓励人们自私，故他提出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之相辅。　　总之，对个人利益的确认能引导人们奋发向上，并导致国家的富强。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情形相对要复杂得多，对个人主义的倡导，常常导致士大夫的私欲横行、官僚的贪污徇私，社会风气因此日益败坏，国家积弱不振。这正是严复想借亚当·斯密之口所要针贬的对象。史华慈教授说得好，亚当·斯密是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严复的读者从这部著作中获得的主要教益，与其说是经济个人主义的特别启示，倒不如说是一般经济发展的福音。从斯密的著作及严复的有关案语中，人们能够对都格尔德·斯图阿特提到的‘古代和现代政策之间的对比’那句话有一明晰的理解。斯密证明，一个旨在增长国家财富的人类活力的有目的的系统的应用，无论使用这一财富的目的如何，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54］　　《群学肄言》是反映斯宾塞的进化观的一部社会学著作。严复翻译此书的目的有二：其一是运用其哲学思想作为自己分析、解剖世界的理论武器；其二是作为寻求国家富强的重要思想动力。他曾说：“斯宾塞者，宗天演之术以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格致之理术，以致修齐治平之境。”［55］他认为《群学肄言》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这与大学中“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不谋而合。　　细加分析，斯宾塞“群学”理论的主旨是在阐释“西学”的诚意之道。他声称，群学乃是将正德、利用、厚生三者之业融合于一体。《群学肄言》则是“以学术、诚意和正直为其磐石”。它被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界奉为圭桌。严复称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为群学导先路。”［56］但在入世的态度上，严复却对斯宾塞有所保留。斯宾塞作为一名社会学学者，他对社会变革采取超然的态度，他认为是一个有机体，其发展应该是顺其自然的演化，因而社会科学的职责不是为社会变革提供一种工具范式，而是认清社会的进化是依其自然的方式发展。　　在严复看来，社会科学对社会变革应能发挥某种指导作用。他之所以译介斯宾塞的著作，正是认定英国的富强与斯宾塞的理论指导有着密切关系。　　严复欣赏西方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是人们参与公共事物的风气，它既是一个社会自由的象征，又是人人机会平等和自治的表现，严复视其为“民德”。西方国家走向富强，主要是有一套以自由、民主和平等为其价值准则的社会政治制度，它能发掘个人潜在能力，保障个人利益，从而使社会利益得已整合。严复已认识到中国传统的价值标准已不适合当今社会，古人的“忠君”观念已不能和近代西方的“公心”之义相提并论。那么，在西方社会，人们对公共事物参与的兴趣除了社会政治制度使然外，还有别的什么内在动机吗？为什么他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还能以国家利益为重呢？严复发现，基督教“临之以帝天之严，重之以永生之福，人无论王侯君公，降以至穷民无告，自教而观之，则皆为天之赤子。而平等之义以明，平等义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劝于为善。”况且“上帝临汝，勿贰尔心，相在尔室”，因此“西洋子民，但使信教诚深，则夕朝惕乾，与大人君子无所异。”故“民之心有所主，而其为教有常”。中国的儒教不能发挥这种作用，因为“则姑亦无论学校已废久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詹子弟，偏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间有敦教之者也。”因而儒教的那一套伦理道德无法普及到下层民间中去。严复的这番议论，颇有点类似马克斯·韦伯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之间关系的看法。在韦伯那里，新教伦理所包含的禁欲主义不仅未阻止人们去发财致富，反而帮助人们在走向资本主义时积累财富。　　须加指出的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既表现了浓厚的进化论的色彩，又带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他表示：“我不同意仅注重群体的福祉而忽略了个人的幸福，社会是为个人的利益而存在，反是则否；政府存在的价值，完全以人民的意见为依归。”根据这一观念，社会群体的取向是以人们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对于斯宾塞的这一理论选择，严复并不太感兴趣，尽管在这之前和与此同时，他也常常论及自由的间题，并提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但他们似乎并未真正确认个人主体性，这是严复思想以及中国许多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所内含的一个思想缺陷。　　严复引进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与其说是为了强调社会进化中个人竞争的必然性，不如说是指出社会进化中种族竞存的残酷现实。斯宾塞将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为两重意义：一是群与群的竞争，一是个人在群内的竞争。严复显然引伸并发挥了前一层意义。他这样做，与其说是自己的理论兴趣，不如说是岌岌可危的民族生存困境使然。　　《群己权界论》（现译为《论自由》）的作者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自由主义的代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Mill,18061873）。他在哲学、经济学、逻辑学领域成就卓著，《论自由》一书即是其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作。严复翻译此书，大概出于两方面的动机。一是出于自己对言论自由的渴求。戊戌维新失败后，严复虽未遭到捕杀，但他已被打入“另册”，外在环境的压抑已不允许他再像戊戌维新时期那样随心所欲的发表言论，他深感思想、言论自由被剥夺的痛苦，这种抑郁之情促使他动手翻译了这本书。在该书的《译凡例》中，他特别阐述了自己对言论自由的理解：“须知言论自繇，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理真事实，虽出之仇敌，不能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57］表现了为追求真理而无所畏惧的气概。一是希望人们能对自由正确的理解。严复常引用罗兰夫人一句名言：“自由！自由！几多罪恶假汝而行。”警告人们不要滥用自由。他常谓“自繇平等权利诸说，由之未尝无利，脱靡所折衷，则流荡放佚，害且不可胜言，常于广坐中陈之。”［58］他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与中文的语义有关。“中文自繇，常含放诞、恣唯、无忌惮诸劣义，然此自是后起附属之话，与初义无涉。初义但云不为外物拘牵而已，无胜义亦无劣义也。夫人而自繇，固不必须以为恶，即欲为善，亦须自繇。其字义训本为最宽。”［59］既然自由既可导致人为恶，又可与人为善，故严复强调自由的责任。“自繇者凡所欲为，理无不可，此如有人独居世外，其自繇界域，宅有限制？为善为恶，一切皆自本身起义，谁复禁之？但自入群而后，我自繇者人亦自繇，使无限制约束，便入强权世界，而相冲突。故曰人得自繇，而必以他人之自繇为界，此则《大学》契矩之道，君子所恃以平天下者矣。”［60］鉴于上述两种情况，严复明白道出译书的缘由：“十稔之间，吾国考西政者日益众，于是自繇之说，常闻于士大夫。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姿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　　以二者之皆讥，则取旧译英人穆勒氏书，题曰《群己权界论》。”［61］严复在《群己权界论》中并没有加上案语，仅于《自序》和《译凡例》中稍为解释了译书动机和穆勒的观点。这说明原著已大体反映了他的自由观。因此我们只要分析一下该书的内容即可知道严复的思想意向。　　在《论自由》一书中，穆勒主要是探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也就是要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其主要论点为：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他人对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这就是穆勒划定一的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权力界限。他强调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并且认为完全的个人自由和充分的个性发展不仅是个人幸福所系，而且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之一。大概是由于该书主要是讨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严复将该书名意译为《群己权界论》，而为了使人们对作者所解释的“自由”含义不产生误解，他煞费苦心地又另选了一个词——“自繇”。这都表明他对该书有了深刻的理解。　　《法意》（现译为《论法的精神》）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1689-1755年）的代表作。原书出版于1748年，它是一部论述世界各国政治及立法源流得失的法学经典著作。原书共三十一卷，严复只翻译了二十九卷，且系由英文转译而成。严复翻译《法意》大概与20世纪初国内形势的发展有关，1905年以后，清政府开始致力于预备立宪，摆出一副实施法治和政治改革的姿态，并对那些具有游离倾向的知识阶层上层人士和新兴的中产阶级采取“安抚”政策，将他们罗致到一些虚设的咨议机构中来，严复即是其中之一。他对清朝的“预备立宪”并未抱很大期望，他已看到清廷的前途到此时已是“变则亡，不变亦亡”。但他对民主和法制的向往又不减当年。在《法意》的一段案语中，忆及他留学英伦时与郭篙焘的一次谈话：“犹忆不佞初游欧时，尝入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尝语湘阴郭先生，谓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端在此一事。先生深以为然，见谓卓识”。［62］认定合理的法律制度是保障社会秩序和国家强大的基础。孟德斯鸠也怀着与严复类似的热情，视英国为司法独立和“法治”的典范。严复在《孟德斯鸠传》中说，孟德斯鸠“居伦敦者二稔，于英之法度尤加意，慨然曰：惟英之民可谓自由矣”。［63］孟氏热爱英国，因为他认为英国自由的最深刻根源是建立在法律基础之上。　　严复从孟德斯鸠的著作中获得一个清晰的观念，即西方法律是“永恒性”和“非人格性”。而传统中国由于儒家注重群体的道德伦理的影响，一切法律乃“以贤治不肖”，“以贵治贱，故仁可以为民父母，而暴亦可以为豺狼”。［64］这种人格化的法律往往因统治者不同而发生变迁，或在实施中出现差异。两相对比，“贤者之政”与“律治之政”孰优熟劣，昭然若揭。从这一观念出发，严复称赞春秋时期以执法甚严而著称的齐国大臣管仲。“再不佞尝谓，春秋圣哲固多，而思想最似十九世纪人者，莫如国大夫。”［65］　　严复对孟德斯鸠的地理环境决定论，特别是他根据这一理论认为中国只适合专制的观点表示了不同意见。孟德斯鸠认为共和的精神在于德性，而专制的精神在于恐怖。有些在中国的基督徒称中国政体是“综合恐怖、荣宠与德性之政策”，孟氏不表同意，他认为，“必须以刑罚处决之人，何荣宠之有？”他根据雍正杀害教士之例来证明这一论点，将中国视为专制主义的一类。严复并不是反对孟氏的归类，而是反对他的归类法。他表示，在中国“夫礼所以待君子，而刑所以威小人”，在西方也存“荣宠恐怖，鞭笞□扑”，故恐怖并不独以中国为最。另一方面，“德性”在中西方也都存在。“然则孟氏此书，所谓专制，苟自其名以求之，固无此国。而自其实，则一切之君主，微民权之既伸，皆此物也。幸而戴仁君，则有道之立宪也，不幸而遇中主，皆可为无道之专制。其专制也，君主之制，本可专也；其立宪也，君主之仁，乐有宪也，此不必其为两世也。”［66］因此，在君主制下，究竟是实行专制，还是施行开明，完全是依统治者的意愿而定。而这两种情形都与君主制相联。据此，严复不同意孟德斯鸠有关政体三分法的意见，他认为只有两种，即君主制和民主制。他说：“君主之国权，由一而散于万，民主之国权，由万而汇于一。”［67］专制主义是君主制下的必然产物；民众意志的真正体现有赖于法律的保障。两种制度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是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后者是统治者必须服从于宪法。在统治者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地方，必有可能出现专制主义的暴政。中、西方政体的不同不是两者之间是否存有法律的问题，而是法定权力操在谁的手里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夫法度之朝无论已，上有宵衣旰食之君，下有俯思待旦之臣，所日孳孳者，皆先朝之成宪。其异于孟氏此篇所言者超乎远矣！……故使如孟氏之界说，然有恒旧立之法度，而即为立宪，固已四千余年，然而必不可与今日欧洲诸立宪国同日而语者。”［68］事实上，在立法已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由于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民主制自然不可能得以实施。　　严复对孟德斯鸿的“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批评。孟氏强调亚洲没有温带，位于气候非常寒冷的地区与气候非常温暖的地区是直接连结在一起的，这些地区包括土耳其、波斯、蒙古、中国、朝鲜和日本等地，根据这一“事实”，他得出结论说，在这些国家存在强弱之间的相互对立，勇敢和好动的人民与懒惰、懦弱的人民相比邻，因而弱者不可避免地要为强者所征服，这就必然导致一种奴性。而在温暖的欧洲，“人民相交往来，平等互待”。严复对孟氏的观点提出批评，从事实来看，中国决不是无温带区，即使在世界其它温带区，也存未开化的事实；如果说亚洲的专制帝国之兴起，是因土地广垠，无山林之阻，亦属不当；德国位于中欧平原，昔日为各大公国组成，它的统一是近代以后的事，德国的统一与其说是地理条件在发生作用，不如说它更多地应归功于斯达因（Stein）和向豪（Scharnhorst）的立宪制法之举。从理论上说，严复更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　　论二种之强弱，天时、地利、人为三者皆有一因之用，不宜置而漏之也。［69］　　夫宗教、哲学、文章、术艺皆于人心有至灵至效。使欧民无希腊以导其先，罗马以继其后，又不得那、回诸教讳于其问，吾未见其能有今日也。是故亚洲今日诸种，如支那，如印度，尚不至遂为异种所克灭者，亦以数千年教化，有影响果效之言。［70］严复对文化的重视，这在《社会通诠》的案语中，更是阐释无遗。他对社会进化论已是先入为见，自然不会同意孟氏的静态的自然决定论。但更为重要的是，站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他无法说服自己，中国由于自然条件或气候、或地理，注定要羁系在社会政治进化的君主专制的政治模式之中。　　当然，严复也为孟德斯鸠的某些观点所吸引。例如，孟氏指出，在中国，宗教、习俗、法律和生活方式都建立在“礼”的范畴上，严复深有同感。“中国政家不独于礼法二者不知辨也，且举宗教学术而混之矣。吾闻凡物之天演深者，其分殊繁，则别异哲，而浅者反是。此吾国之事，又可取为例之证者矣！”［71］不过，他认为这种社会情形唯有斯宾塞之“宗法社会或可形容，孟氏之专制论则差矣。”所以“民处其时，虽有圣人，要皆囿于所习。故其心知宗法，而不知他级之社会。”［72］是故“此礼法并非专制，禁锢人类之发展耳”。　　孟德斯鸠理想的民主政体是古代希腊和罗马城市国家。事实上在近代世界，他不可能找到任何推进古代理想化民主的一个实例。严复对他的批评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如以此为依据，以为严复是趋向于中国传统，这也是极为错误的。他仍然设定以西方的价值观念为其前提，他认为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最高峰，人类正分阶段向着民主化方向进化。同时，他肯定了正当自利的道德而反对“克己”的道德；他站在整个传统政治文化的对立面，热情赞扬非人格化的具有近代政治意义的“法治”，反对任何“圣人之治”　　的传统政治理想模式。　　《社会通诠》（原文A History of Politics，可译为社会进化简史》或《政治史》），是英国政治学家甄克思（E.Jenks1861-1939年）所著，他认为人类社会的政治进化，要经这三个阶段：最初是野蛮的图腾社会，其次是宗法社会，最后是军国社会或政治社会。所谓“军国社会”，大略相当于资本主义社会。与斯宾塞对“军国时期”与“工业时期”的分野关注不同，甄克思只注重政治制度，即如何确立现代“理性化”的国家秩序，而非工业革命。他表示：“政治社会者，乃各团体（community），联合成立一主权之机构，一切事为，由此主权机构代之，不必求诸个人之行动。”这与斯宾塞注重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和维护个人权益的自由主义观点有着明显的区别。　　甄克思极力赞扬英国的宪法制是人类政体中最好的形式，并对现代国家各种特征作了辨认。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军事组织不可能会因其国家成为工业化而自行消失，国家的组织和制度是自然而成。而斯宾塞则认为，工业制度乃基于自由合作，而国家组织则基于“人为与强制”。　　甄克思的观点反映了19世纪末以后英国社会思潮的转变。如果说斯宾塞的理论还带有自由竞争时期的浓厚烙印，那么甄克思的理论则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步入垄断阶段的产物。《社会通诠》为严复提供了一幅完整的社会进化的图景。严复在《译者序》中，重申了人类的发展与生物学上的个人生长发育的相似性，即人类发展的过程的各个阶段，相当于个人生长发育所经过的“童、少、壮、老”四个时期。他说“夫天下之群众矣，夷考进化之阶段，莫不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73］将甄克思所提供的政治进化图景视为一种全人类共同的、普遍的、分阶段的发展模式。“此其为序之信，若天之四时，若人身之童少壮老。”而西方历史的进化代表了人类历史进化的正常道路。　　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落后了？严复从上述模式中得到了答案：　　“异哉吾中国之社会也！”西方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经历了一个相对缓慢的发展过程（宗法社会进入政治社会的过渡时期），然而在最近四百年中，其变速惊人。“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谓宗法社会于此时最备。其圣人，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会之制度典籍也，其穷必变。”［74］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历史的奇迹。在秦朝以降的二千多年里，“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乱常自若，独至于今，籀其政法，审其风俗，与其秀桀之民所言议思惟者，则犹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乃世变之迁流，在彼则始迟而终骤，在此则始骤而终迟。”［75］　　为什么中国社会不能完成历史的转变？严复自然不能同意孟德斯鸠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说法。　　从他的按语和其它著译中，我们可勾勒出他的基本观点：自秦朝以后，中国实现了统一，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强有力挑战，这助长了其内部产生一种自大自满的情绪，从而丧失了对外拓展的能力。而圣人的教条已使宗法社会的思想僵化和绝对化，他们过于成功地将自己的思想灌输给后代，以致阻碍了进化过程；“故周孔者，宗法社会之圣人也。其经法义言，所渐渍于民者最久，其入于人心者亦最深。”［76］圣人的思想的社会历史根源存在于某一特定历史的社会结构中，他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条件对另一个时代作出预测。那么东西方社会进化的歧异从什么时候开始？严复表示达尔文、亚当·斯密、瓦特和斯宾塞可谓近代西方文化的体现者，而东西方社会的差异则在此之前的启蒙时期已呈现出来。　　不过，严复对中国社会的未来前途仍持乐观的态度。西方能够通过民主体制发掘人民的潜在能力，成为今日之富强。中国难道就不能另辟新径吗？甄克思论及现代政体，认为“国家政府和集权政府皆能激起人民之爱国意识，此乃国家自求生存的首要条件，然则联邦政制则无法致之。”这段话语使严复联想到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即“天下惟吾之黄族，其众既是足以自立矣，而其风俗地势，皆使之易为合而难为分。”如果中国人能够抛弃它古老的习俗和陈腐的习惯，“使一旦幡然悟旧法陈义之不足殉，而知成见积习之实为吾害，尽去腐秽，惟强之求，真五洲无此国也，何贫弱奴隶之足忧哉？”［77］　　但严复在设身处地的面对现实时，又极力排斥当时革命党人的民族主义思想，认为它助长了满汉民族的分野。他说：“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故其言法也，亦以种不以国。观满人得国凡三百年，而满汉种界，厘然犹在。……是以今日党派，虽有新旧之殊，至于民族主义，则不谋而皆合。”［78］因此，他认为满族若为维护特权而兴改革，固然不该；而汉族以暴力革命排斥满族，亦属不当。他误认为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所推行的民族革命是简单“排满”，认为“民族”应与“种族”同义。他强调此时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军国，全国人民为之效力尽忠。严复的这一主张反映了当时改良派的愿望。因与蓬勃兴起的革命浪潮相冲突，而为时代潮流所掩没。　　《穆勒名学》（英文名System oflogic）为穆勒所著。穆勒在逻辑学上，偏向于归纳逻辑，这本书是形式逻辑的一部经典著作。严复于1900-1902年间，译了前半部，后半部始终未译出，他自述“思欲赓续其后半，乃人事卒卒，又老来精神苦短，惮用脑力，而穆勒书精深博大，非澄心渺虑，无以将事，所以尚未逮也。”［79］　　《名学浅说》（英文名Logic-the Primer）为英国思想家耶芳斯（W. S. Jevons1835-1885）所著，是一本浅显的形式逻辑读物。　　严复自述此书翻译经过时说：“戊申（190百年）孟秋，浪迹津沽，有女学生旌德吕氏谆求授以此学，因取耶芳斯浅说，排日译示讲解，经两月成书。中间义旨，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书与否，所不论也。”［80］　　《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都为逻辑学著作，故将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在严复思想的深处隐藏着一个观点：即中国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问题。他认为，西方走向富强的一个内在原因是科学的发展和推动。牛顿、达尔文、亚当·斯密、穆勒和斯宾塞都为十九世纪欧洲“独创质力说”（Prometheamdynamism）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西方科学革命的成功，是由于精神的力量使然，而这种精神是在良善的社会政治设施下所自发产生的。中国既欠缺良好的社会政治保障，自然也无法产生这种精神力量。　　严复早就注意到科学问题。1906年，他在为上海青年会发表《政治讲义》时，文内就强调政治理论必须含有科学的本质。他注意到政治学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研究的基础上，而且是以归纳法来研究的一门学科。盖天生人，与以灵性，本无与生俱来预具之知能。欲有所知，其最初必由内籀。内籀，言其浅近……但内籀必资事实，而事实莫由阅历。　　是故历史者，不独政治人事有之，但为内籀学术，莫不有史。［81］　　中国传统政治始终不像西方那样，能以科学视之。因此，欲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借用西方的政治学方法；而推动西方政治学科学化的一门学问，即培根所认定的逻辑学，“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82］　　在义和团运动期间，严复在上海组织“名学会”，《穆勒名学》上半部即为此时所译。严复服膺穆勒的归纳论，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过去偏于保守与无为，实因缺乏这种观念。穆勒的归纳论反对良知说，而良知说在宋明理学中据有重要地位。严复在《救亡决论》中就表示良知说为害之烈，始作俑者，乃是孟子“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而明儒陆象山与王阳明“谓格致无益事功，抑事功不俟格致”，“正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不幸，“后世学者，乐其经易，便于惰窳赦慢之情。”这种夜郎自大的心理，正是导致传统思想僵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也有归纳的理论，《大学》、《易经》和朱熹的著作中就曾论及归纳的原则，“夫朱子以即物穷理释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读书穷理言之……且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能知其所以是。”［83］遗憾的是，这种理论无法成为正统，它只能运用于整理古典文献。　　严复运用穆勒的归纳学对“良知说”进行了批判。穆勒表示，各种学说皆源于归纳，随着一定的科学进步，它越来越变成一套简单的演绎原则，而其归纳的性质并不稍减，严复对此深信不疑：　　穆勒言成学程途虽由实测而趋外籀，然不得以既成外籀，遂以内籀无涉；特例之所苞者广，可执一以御其余。此言可谓见极。西学之所以翔实，天函日启，民智滋开，而一切皆归于有用者，正以此耳。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持之似有故，言之似成理，媛妹者以古训而严之，初何尝取其公例而一考其所推概者之诚佞呼？［84］　　在古代中国，演绎只是以有关五行支干和九大行星的天文学理论的命题为材料，这些理论“无它，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全通故也。”　　严复不但批评“良知说”，还反对那种认为数学定理是建筑在先验演绎基础上的观点。穆勒不赞同惠威尔博士（DrWhewell）的主张，后者认为：“识从官入，而理根于心，故公论之诚，无俟于推籀。”惠氏的观点使严复联想到王阳明的“良知”说。“盖呼威理所主，谓理如形学公论之所标者，根于人心所同然，而无待于官骸之阅历察验者，此无异中土良知之矣。”［85］严复认为，穆勒坚持全部的数学定理来源于归纳的观点，是对“良知”说的有力驳斥。　　大体来说，严复接受了穆勒的这一结论，一切科学“公例”，即关于事物的普遍性、规律性的认识，是通过归纳法得到的。他明确宣称：“明者著论，必以历史发现者为之本基，其间抽取公例，必用内籀归纳之，而后可存。”［86］将归纳法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吾将取古今历史所有之邦国，为之类别而区分；吾将察其政府之机关，而各著其功用；吾将观其演进之阶级，而考其治乱盛衰之所由；最后，吾乃观其会通，而籀为政治之公例”［87］社会科学的“公例”是如此，自然科学的“公例”也是如此。“公例无往不由内籀，不必形数公例而独不然也。”［88］这就是说，几何数学等学科中的公理也是通过归纳得到的。　　关于严复译介西方的逻辑学理论，冯友兰先生有一中肯评价：　　严复译逻辑学为名学，说明他是真懂得什么是形式逻辑，不过用名学这个译名，逻辑学就不能包括归纳法，而只可能包括演绎法。因为归纳法所讲的并不是一种思维的形式，而是一种思维，其对象并不是名言，而是自然界，所以现代的逻辑学就不讲归纳法。这是逻辑学的合乎逻辑的发展。穆勒和耶方斯所讲的逻辑学是旧式的逻辑学。严复继承了旧式逻辑的传统，并且认为归纳法比演绎法更重要。［89］　　从以上我们对严译八部名著的介绍中可知，严复翻译西方名著，是经过了一番苦心研究的功夫。他或借用原著阐发自己的观点，或介绍对中国人可资利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或对原著加以评析。他的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而就其思想选择的主体倾向来说，大体是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混合物。而他译述的成功，则应归功于他对现实民族生存和文化危机的关怀，归功于他有意识地追求中国人文传统创造性的转换。他不是以西学排斥中学，而是将二者会通、融合，因而他的翻译活动从近期看是输入西学；从远景看，实则构成中国文化学术的一部分。3.3　严译的中学根柢　　严复的翻译虽为稗贩事业，但他所从事的翻译活动不仅仅是一种西方文化的移植过程，它还存在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严复的译作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其特殊地位，这是与他将西方文化所作的特殊处理分不开的。　　对于严复的中学根柢，同时代许多人包括那些古文大家曾作了很高的评价。严复的《原富》出版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撰文加以推崇：“严氏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指《原富》）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后出世，其精美更何待言！”［90］对严译《社会通诠》颇有微词的章太炎，论到时人对严的看法时，也说：“闻者不僚，以其邃通欧语，而中国文学湛深如此，益之以危言足以耸听，则相与尸祝社稷之也。”［91］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在《天演论》序中更是推崇备至：“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凡为书必与其时之学者相入，而后其效明。今学者方以时文、公牍、说部为学，而严子乃欲进之以可久之词，与晚周诸子相上下之书。吾惧其以驰而不相入也。”［92］他还致书严复说：“鄙意西学以新为贵，中学以古为贵，此两者判若水火之不相入，其能容中西为一冶者，独执事一人而已，其余皆偏至之诣也。”［93］可见，严复的翻译，不仅是以介绍西学见长，而且是以其中学为根柢，这是他的独特之处。　　严复的翻译具有深厚的中学根柢，可从两方面理解，一是翻译的语言。严复译书喜用汉以前字法句法，他以为“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则求达难。”［94］具体言之，严译主要是借鉴汉人翻译佛经的笔法，试以他的译作《名学浅说》为例，该书一百六十一节云：　　“人或认假，信以为真。是故比拟，究易失误。由似求似，常非断然。试为举之。乡间小儿，食椹而甘。出游林中，见相似者，采而食之，不料有毒，或至致死。菌之毒者，西名蟾则，人或煮食，或谓者草；故欲□采，须人指示。晋史蔡谟蟛蜞作蟹，二赘作跪，形似性非；误取食之，遂致狼狈。凡此皆用比拟之术而得误者。此种别识，不独人能，乌兽下生，固常为此。受击之狗，见枚而逃，汝若伏地，彼谓拾石，将以掷之；即使无石，亦疾驰去。孳雁惊弓，至于用陨。山鸾舞镜，以影为雄，对之悲鸣，至于气绝。比拟之误，如是知是！”　　严复采前人译佛经之法翻译西书，不另例体裁，这自有他的用意，因为他当时想改变普通士人对西学的轻视态度，给那些顽固守旧的老朽开一点窍，他不得不用古雅的文章来译，叫他们看得起译本，进而看得起“西学”，这也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他说：　　“风气渐通，士知陋为耻，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有一二巨子池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讨论国闻，审故自镜之道，又断断乎不如是也。”［95］　　严复认识到自己所译书对于那些仍在中古的梦乡里酣睡的人是一副副难以下咽的苦药，因此他在上面涂了糖衣，这糖衣就是一般士人所醉心的汉以前古雅文体。这种招徕术取得了成功，它使得那些对西洋文化无兴趣甚至有反感的人也认真阅读和思考起来，在学界取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胡适说：“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又说：“严复译的书，有几种——《天演论》《群己权界论》《群学肄言》——原本有文学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上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96］　　二是翻译的标准。关于严复翻译的方法，鲁迅曾说过“严又陵为要译书，曾经查过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97］参照古代翻译佛经的经验，根据自己翻译的实践，严复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这里所谓“信”是“意义不倍（背）本文”；“达”是不拘泥于原文形式，尽译文语言的能事以求原意明显；“雅”是指脱离原文而追求译文本身的古雅。严复的这三项要求贯彻到自己译文中去，实际上是强调意译。“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题曰达指，不云笔译，取便发挥。”［98］　　在古代中国，早在汉代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即有人开始进行佛经翻译活动，著名的有安世高、娄迦谶、竺法护等人，他们翻译了上百部佛经，对于佛法的流传贡献颇大。但这些翻译者译笔生硬，读者不易看懂。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事业由原来的民间私人活动成为一项有组织的活动。道安自己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的直译，因此在他主持下翻译的《斡婆沙》便是一字一句地翻译的。道安在这期间请来了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他考查了以前的佛经译者，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进而一改以往名家的古直风格，主张意译。他的译著有《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十二门论》、《百论》等三百余卷。时人称他的译著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神情，译文妙趣盎然。从他以后，中国的佛教翻译步入了正规。　　隋、唐时期，佛经翻译事业高度发达。隋代的释彦琮，梵文造诣很深，对于翻译理论钻研尤勤，他认为译者应该：（一）“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二）“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三）“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炫”。公元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玄奘去印度取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组织大量人力进行翻译。在19年间译出75部佛经。玄奘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提出翻译家“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进一步丰富了我国古代翻译理论。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严复借鉴古人的经验，特别是受到汉唐时期古人翻译佛经方法的影响。所以鲁迅说，严复的翻译“实在是汉唐译经历史的缩图。中国之译佛经，汉末质直，他没有取法。六朝真是‘达’而‘雅’了。他的《天演论》的模范就在此。唐则以‘信’为主，粗粗一看，简直是不能懂的，这就仿佛他后来的译书。”［99］　　总之，严复的翻译从内容上说，是输入西学；从形式上看，则是承继中学。此外，在他的译著所加“案语”中，还有大量讨论中西学术的文字，它们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严复会通中西文化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严复个人的学术见解，其中不乏对传统学术的评价和精审。所以，对于严译名著，我们不应只视为一般的翻译著作，还应看到它的学术价值。贺麟先生认为，严复的翻译“于中国学术有很大的影响，而他翻译的副产品于中国学术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100］这确非虚言。________________　　［1］康有为：《林琴南先生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　　［2］钱钟书；《林纾的翻译》。　　［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4］鲁迅：《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5］鲁迅：《花边文学·趋时和复古》。　　［6］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　　［7］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8］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9］《吴汝纶致严复书》1897年3月9日，《严复集》第5册第1560页。　　［10］胡适：《四十自述》，《在上海》（一）。　　［11］鲁迅：《朝花夕拾·琐记》。　　［12］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13］参见王佐良：《严复的用心》，《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5］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一书。　　［16］据王拭：《严复与严译名著》一文统计，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一书。　　［17］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7、1318页。　　［18］《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1、352页。　　［19］转引自贺麟：《严复的翻译》，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33页。　　［20］Wang Zuoliang（王佐良）：“Two Early TranslatiorsReconsidered”，载《外语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1期。　　［21］傅斯年：《译书感言》，载《翻译研究论文集》（1894——1948）第60页。　　［22］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转引自贺麟：《严复的翻译》，载《论严复与严译名著》第33页。　　［23］《与张元济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27页。　　［24］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2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26］《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　　［27］《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　　［28］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四卷第353页。　　［29］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上册第9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30］《原强》修定稿，《严复集》第1册。　　［31］《与汪康年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507页。　　［32］《天演论·导言二》，《严复集》第5册第1327页。　　［33］《译《群学肄言》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2页。　　［34］《与张元济书》（二），《严复集》第3册第527页。　　［35］《与汪康年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507页。　　［36］《天演论·导言二》，《严复集》第5册第1327页。　　［37］严译名著丛刊《天演论》下卷，第28页。　　［38］“严复名著丛刊”《天演论》下卷，第14页。　　［39］《天演论》（上卷）导言十三制私，《严复集》第5册第1347页。　　［40］《天演论》（下卷）论十六群治，《严复集》第5册第1395页。　　［41］《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页。　　［42］《天演论》上卷，导言二广义，《严复集》第5册第1328页。　　［43］《天演论》上卷，导言十四恕败，《严复集》第5册第1348页。　　［44］《天演论》卷上，导言十四恕败，《严复集》第5册第1349页。　　［45］《译《斯氏计学》例言》，《严复集》第1册第98页。　　［46］“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59页。　　［47］“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59页。　　［48］“严译名著丛刊”，《原富》．《亚当·斯密传》。　　［49］“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707页。　　［50］“严译名著丛刊”，《原富》序。　　［51］“严译名著丛刊”，《原富》《译事例言》。　　［52］“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i页。　　［53］“严译名著丛刊”，《原富》第91页。　　［54］（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09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5］《原强》，《严复集》第1册。　　［56］《《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7］《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第134页。　　［58］陈宝琛：《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2页。　　［59］《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60］《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集》第1册第132页。　　［61］《群己权界论·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1页。　　［62］《法意》第十一卷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63］《法意》《孟德斯鸠传》，《严复集》第1册第145页。　　［64］《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65］《法意》卷二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04页。　　［66］《法意》卷五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49,950页。　　［67］《法意》卷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73页。　　［68］《法意》卷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9、940页。　　［69］《法意》卷十七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　　［70］《法意》卷十七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81页。　　［71］《法意》卷十九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92页。　　［72］“严译名著丛刊”，《法意》卷十九按语。　　［73］《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5页。　　［74］《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6页。　　［75］《译《社会通诠》自序》，《严复集》第1册第135页。　　［76］《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6页。　　［77］《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34页。　　［78］《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25,926页。　　［79］《名学浅说·序》，《严复集》第2册第265页。　　［80］《名学浅说·序》，《严复集》第2册第265、266页。　　［81］《政治讲义》第一会，《严复集》第5册第1243、1244页。　　［82］“严译名著丛刊”，《名学浅说》第3页。　　［83］《原强》，《严复集》第1册。　　［84］“严译名著丛刊”，《名学浅说》第66页。　　［85］“严译名著丛刊”，《名学》第80页。　　［86］《《民约》严议》，《严复集》第2册。　　［87］《政治讲义》，《严复集》第5册第1248页。　　［88］“严译名著丛刊”，《穆勒名学》第105页。　　［8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70页。　　［90］梁启超：《介绍新著《原富》》，《新民丛报》第1期。　　［91］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载《民报》第12号。　　［92］吴汝纶：《天演论》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8页。　　［93］吴汝纶：《答严几道》戊戌二月二十八日，《严复研究资料》第252页。　　［94］《译《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册第1322页。　　［95］《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1册。　　［96］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97］《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9卷第380页。　　［98］《天演论·译例言》，《严复集》第5班第1321页。　　［99］《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鲁迅全集》第8卷第381页。　　［100］贺麟：《严复的翻译），收入《论严复与严译名著》一书。薪烬火传：旧学新释辟蹊径第4章　薪烬火传　旧学新释辟蹊径　　平生于《庄子》累读不厌，因其说理，语语打破后壁，柱往至今不能出其范围。其言曰：“名，公器也，不可以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处。”庄生在古，则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平等、自由、博爱、民权诸学说矣。　　——严复：《致熊纯如》　　晚清学人治国学，大致分两支：一支仍沿承有清一代的朴学传统，推崇汉儒朴实学风，反对宋儒空谈义理，其治学特征是“以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1］研究内容则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话、校勘辑佚等方面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另一支则受到中西文化冲撞、交流的刺激，逐渐在国学研究中注入西学的内容，或用西学方法治国学，或用西方思想附会中学，或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视角，拓展国学新领域；他们在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研究思路上都与传统学术有了一定差异，为国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前者表现为中国传统学术的继续，后者则是中国学术传统的某种更新。一般来说，晚清国学大师因其教育背景的制约和时代风潮的影响，都表现出一身二任的倾向，既在传统经学上狠下功夫，又希图容纳外来某些可以借鉴和接受的学术观念。同时也有所侧重。严复是“近世西学第一人”，他兼治国学，自然在这一领域也输入了西学的观念、方法和意识，可以说，他是近代新国学的开拓者。在这方面他所做的工作鲜为人们重视，但他开启的路子，却对后来国学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4.1　“道”的诘思　　《道德经》短短五千言，却流传千古，吸引了无数士人为之疏义注解，它在中国文化史、学术史、宗教史和社会政治史等领域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学术史上之所谓道家，宗教史上之所谓道教，政治史上之所谓黄老的“无为而治”，其思想渊源均可溯自这部经典。可以说，对《道德经》的释义、注疏和理解因时代的不同，思想派别的不同，政治见解的不同，而常常打上了不同的烙印。　　最早解释《老子》的文字见诸于韩非的《解老》、《喻老》，它是为其法家学说服务。西汉初年兴起的黄老之学，强调“无为而治”，适宜当时社会要求休养生息的形势，一时“因缘际会，遂成显学”。东汉末期，黄老之道分衍为三支。一为张角之太平道，其经典为《太平青领书》（亦即《太平经》），后因酿成农民大起义，被汉朝镇压下去，太平道因此受到沉重打击，逐渐在历史上销声绝迹。一为张鲁所创五斗米道（亦称天师道），其主要经典为《老子五千文》和“三天正法”之章符，其秘籍有《老子想尔注》、《太平洞极经》。张鲁占据汉中三十载，实行政教合一，推广五斗米道；后来他归附朝廷，与曹操关系密切，故五米斗道得到继续流传，以后遂成为道教的正统。一为魏伯阳所设金丹道，其典籍有《参同契》，它使道教练形方术向义理化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后世道教丹鼎派的理论基础。魏晋南北朝是道学的勃兴时期，“文章之士，颇以放旷自遁，名之曰老庄，与道教同时而大异，于是老子又为名士之职志。自是以来，托于老子而自见者，殆千百家，而大旨不越是四者。”［2］隋唐时期，道家学说得以延续和发展。从隋代的王远知、苏元朗，唐代司马承祯、吴筠，五代杜光庭，均出自茅山道，一脉相承。唐朝由于奉道教为“本朝家教”，故对之有意扶持，道教一时称盛。这期间，道教在义理和斋醮仪式等方面均有较大的发展，出现了《阴符经注疏》、《玄纲论》、《坐忘论》、《入药镜》等重要道书及第一部《道藏》——《开元道藏》。宋元时期，由于社会政治动荡、南北对峙，道教也发生了分化，形成了南北各宗，新的道派在大江南北纷纷兴起，北方有太一道、真大道、全真道，南方有净明道、清微道等；同时由于宋代儒学注重“义理”阐释，不拘泥训话旧说而自由说经，进而探讨宇宙和人类的起源与构成的原理，这也影响和促进道教向义理深入发展。陈抟创“无极图”说之后，道教图学的发展及张伯端著《悟真篇》，逐渐完成了内丹教义并使之哲理化。明清时期的道教、道学已日渐衰微，虽在丹道方面有东派、西派之出现，南方有武当道的兴起，著述方面有不少对过去道书道经的铨释注疏之作，但并无多少新义，其势力已是强弩之末。　　严复对《老子》一书的探研表现了极为浓厚的兴趣。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他受其弟子熊季廉（纯如）所托，开始评点老子，其后又评点庄子和王荆公诗。严复的《老子评语》［3］，是具有独特形式的著述，既有释词注义与对照比较，又有辨析说明与发挥论证，其中蕴含着不少精辟独到的见解。熊季廉将严复的这册《评点《老子道德经》》给陈三立阅读，陈“叹绝，以为得未曾有，促季廉刊行”。［4］1905年12月熊季廉遂在东京将其刊印。那么，与前人的老子研究比较，严复的《老子评语》又有那些新意和独特之处？　　首先，严复开始运用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来分析和阐释《老子》。因而他的《老子评语》不是传统注疏经义工作的重复，而是中西文化学术汇通、交融的产物。　　夏曾佑注意到严复评点老子与前人不同，在于它是时代的产物，与新的历史变动密切相关。他说：　　老子既著书之二千四百余年，吾友严几道读之，以为其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于是客有难者曰：严几道是，则古人皆非矣。是必几道之学，为二千数百年间所未有而后可。其将何以立说？应之曰：君亦知流略之所从起乎？智识者，人也；运会者，天也。智识与运会相乘而生学说，则天人合者也。人自圣贤以至于愚不肖，其意念无不缘于观感而后兴。其听观感者同，则其所意念者亦同。若夫老子之所值，与斯宾塞等之所值，盖亦尝相同矣。而几道之所值，则亦与老子、斯宾塞等之所值同也。此其见之能相同，又奚异钱！……　　故几道之谈《老子》之所以能独是者，天人适相合也。即吾说引而伸之，非惟证几道之说之所以是，亦可以证古人之说之所以非。盖古人之说，无不有所观感而兴，惟其所观感者，与老子时异耳。”［5］　　夏曾佑认为严复之所以能读通《老子》，在于他所处的时代与老子有类似之处，这就是他们都是社会大变动时代的人物，“其所言者，皆其古来政教之会通也。”古人在《老子》这部书里，围绕“道”、“气”、“以太”等概念聚讼纷纭，形成了形形色色的道家、道学、道教。严复虽也诠释《老子》，但他不是拾取传统道学的余绪，他与前人有别的是，在这部书里，发现了与时代相通的“进化”、“民主”、“道即自然”等观念。　　当代美国历史学家史华慈在分析严复的中西文化观时，指出他的内在世界里并没有“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的明显分野，在《穆勒名学》的案语中，严复即将穆勒的观念与老子相提并论，而严复评点老子，也与他对中西文化和学术的见解糅合在一起，他把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孟德斯鸿的理论贯通到对老子的诠释中去。　　严复认为老子思想与斯宾塞的形而上学有极为相似之处。对于中西学术思想的相似和雷同，严复早在《天演论》的序言中就已提到，表示《易》和《春秋》两部经典实已涵盖了归纳法和演绎法。在《辟韩》一文中，他已表示科学即是斯宾塞的“形而上学的系统”，虽然穆勒以逻辑方法阐释科学，但严复还是认为斯宾塞的综合哲学乃是源于归纳逻辑，而斯宾塞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一元泛神论的思想相一致。严复评点老子是基于“老子为中国哲学之祖”的认识。夏曾佑在序言中也发现严复承认老子生于孔子与“百家”之前，而《道德经》是第一本表述中国纯理论性的哲学著作。老子所云“万物侨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是谓复命。”这厚所表述的正是中国形而上学的宇宙观的基本认识。老子所谓，’道”与斯宾塞之“不可知”，其意旨大体相同。如同斯宾塞于“第一原理”所做的那样，老子亦强调宇宙万物自然生灵皆相互对立，而归于“道”，所谓“形气之物，无非对待”。［6］至于“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观念，与达尔文的理论原有惊人的相通之处。　　严复曾从科学方法的角度诠释《道德经》第四十八章所言“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的道理，其目的也是为了印证《穆勒名学》的理论。所谓“日益”，就是以归纳法表示知欲的增加，而‘旧损”则是以演绎法表示知欲的减少。严复认为穆勒归纳演绎的观点，正是表示“一物日益，即是日损”。这种立论和《道德经》一样，皆是反对为学。因为学则著于物相，离道远矣，故必须“绝圣弃智”。总之，严复认为老子思想内含科学性，乃是基于其思想与斯宾塞的理论相似性使然。　　其次，严复的《老子评语》渗透了他的变革观念，是其政治思想的反映。　　《老子》不仅仅是一部充满了辩证法的哲学著作，而且还是一部有其政治意义的“兵书”。故各种学派的人能从中吸取不同的养料，哲学家视之为哲学经典，道教信徒则奉之为宗教经典，涉足宦海的士人则认之为“权术”宝典，真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各取所需。　　在政治上，严复是维新派的代表，其政治主张与康有为、谭嗣同等大体一致，但其思想渊源则互有轩轾，康有为“托古改制”，将一个“述而不作”的孔子打扮成一个“维新改制”的孔子；严复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虽未被顽固派深究迫害，但在政治上已列为不可信任的对象，其失意感自然可以想见。此后他不求仕进，专门从事译述，并开始了一些《老子评语》之类的古籍疏义工作。他与康有为推崇圣人孔子不同，其心之所向是老子，他所托的古是老子的黄老之学。他在评语中说：“太史公六家要旨，注重道家，意正如是，今夫儒墨名法所以穷者，欲以多言求不穷也，乃不知其终穷，何则，患常出于所虑之外也，惟守中可以不穷。”［7］严复之意，孔孟儒家已是由显而微，穷途末路；而汉初黄老还有不穷前途，可以借用，这是他推崇老子的用意。20世纪初严复的这种态度与他晚年主张尊孔读经，参与发起孔教会的活动，确实是大相径庭。　　在《老子评语》中，严复采用了达尔文学说的进化论观点，对老子的“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强行者有力’，等语句大加发挥。他说：　　“有力者外损，强者内益，足而不知，虽富贫耳。”　　“帷强行者有为有志，亦惟有志者能强行，孔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孟曰强恕而行，又曰强为善而已矣，德哲噶尔第亦曰，所谓豪杰者，其心目中常有一他人所谓断做不到者，凡此，皆有志者也。中国之将亡坐无强行者耳。［8］　　严复以为中国面临危亡之势，只有发愤图强才是出路。老子学说并不注重争胜强行，严复在这里大加发挥，是为评语中最强之音，这可视为他对老子思想的进一步改造。　　严复还把近代的自由政治与“与天争胜”的观念结合起来，认为它符合“物竞天择”的原则。“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存其最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9］他在《原强》一文中也曾如是说：“达尔文曰，物各竞存，最宜者立，动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10］以进化论的“物竞天择”的观点去分析问题，严复看到，人们要努力奋斗，不断进化，才能生存、发展，不然就会被淘汰而趋于灭亡，自由政治是谋求生存的最佳途径。他在评述老子所讲“常使民无知无欲”“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时指出：　　“虚其心所以受道，实其腹所以为我，弱其志所以从理，而无所撄，强其骨所以自立而干事。”［11］　　严复的这种解释已与以往的那种“愚民”意思完全相反。他落脚于“受道”、“为我”、“自立而干事”，说明他鼓励人们去坚韧不拔地为追求自我的目标而努力进取。为此，严复对老子的“绝仁弃义”、“绝学无忧”不以为然，他嘲讽这种办法若如被放逐的非洲鸵鸟，是不敢正视事实的办法，这实际上是对那些封闭自守，愚昧落后的守旧势力的批判。他说：　　“绝学固无忧。顾其忧，非真无也，处忧不知，则其心等于无耳！非洲鸵鸟之被逐，而无复之也。则埋其目于沙，以不见害己者为无害，老氏绝学之道，岂异此乎！”［12］　　由于严复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简入繁、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的过程，所以他不苟同于老子的“还淳返朴”的观点，以为那是违反自然规律，不符合社会进化的原则。“今夫质之趋文，纯之入杂，由乾坤而训至于未既济，亦自然之势也。老氏还淳返朴之义犹驱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必不逮矣。夫物质而强之以文，老氏訾之是也，而物而返之使质，老氏之求非也。何则，虽前后二者之为求不同，而其自然拂道纪则一而已矣。”［13］　　严复大力挖掘《老子》一书中的民主政治因素，认为老子的政治观点与西方的民主政治有相似之处。他在评点老子时多处引用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来比拟黄老之学。　　例如：　　“黄老为民主治道也。”［14］　　“夫黄老之道，民主之国之所用也，故能长而不宰，无为而无不为；君主之国，未有能用黄、老者也。”［15］　　“然孟德斯鸠《法意》中言，民主乃用道德，君主则用礼，至于专制乃用刑。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虽老子亦不能为未见其物之思想，于是道德之治，亦于君主中求之，不能得，乃游心于黄、农以上，意以为太古有之，盖太古君不甚尊，民不甚贱，事为民主本为近也。此所以下篇八十章，有小国寡民之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鸡《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16］　　“以贱为本，以下为基，亦民主之说。”［17］　　在严复心中，老子所描述的黄帝神农时代，君民之分不那么严格，等级分化不那么清楚，因此近于民主，亦即老子所想象的小国寡民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幻想。不过，就原始社会本身而言，它确存在一种原始的民主制度，这与孟德斯鸠的民主制有某些相近之处，而与封建专制相背道。但严复并不主张人们回到原始的状态中去，他对老子的“还淳返朴”持有异议，以为其“违自然，拂道纪”，“犹如江河之水而使之在山”，［18］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　　老子向往的理想社会既然不过如此，所以严复认为，“今日之治，莫贵乎自由”，如能做到这点，“太平之盛不期而自至”。［19］而对老子“往害，安平太。”［20］严复的解释是“安，自亩也，平，平等也，太，合群也。”［21］非常清楚，这是西方启蒙思想家自由观的移植。　　第三，严复的《老子评语》一书表达了其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道”是老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或指物质世界，即宇宙的本体；或指物质世界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或指特定环境中的具体事物，严复的理解大体如此。　　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老子的回答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总气以为和”。［22］天下万物都是由“道”衍化而来。对这一作为高度思维概括的“道”，究竟如何理解？是物质的实体，还是精神的实质。严复认为，“哲学，无成之序也”。［23］这里，严复所说的“哲学”，其含义或老子所说的“道”。所谓“无成之序”，或指普遍法则，或指自然规律。因此，严复解释说“道，太极也。降而生一，言一则二形焉。二者形而对待之理出，故曰生三，夫公例者。无往而不信者也。”［24］道为太极，它和西人所谓Sum-mungenus相同，意为最高概念。但“道”又不是不可捉摸，无可言状的恍惚。严复认为“有象之物，方圆是也；有物（质）之物，金石是也；有精（生命）之物，草木虫人是也。以夷、希、微之德（本质）而涵三有。其真，故曰观；有信，观可观徼；为一切之因，而有果可验。物之真信，孰逾此者”［25］这里所说的道，决不是神秘莫测的精神实质，恰恰相反，而是具有无征不信千真万确的物质属性的物质实体。可以说，严复对于老子哲学体系核心的“道”，给予的是唯物主义的解释。　　“道”的首要含义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26］道与天、地、人并列，并不凌驾于这三者之上。“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7］人要受天地环境的制约，而天地遵循的道（规律）就是自然。这里，“道”的涵义比较清楚，即指具有物质属性的自然规律。严复加在这段文字上的评语是“道即自然，特字未字异耳。”完全同意老子的“道”的本义所具有的物质属性。　　如何看待世界上的善、恶？老子曰：“善之与恶，相去何若？”［28］其意为，善与恶有所差异，但到底相差多少呢？“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29］意思是指，“道”养育万物，但不主宰它们，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什么要求欲望，这可以叫做小；万物归顺于“道”，而“道”也不主宰它们，这样，可以称做大。严复例举数学的微积分类来加以说明，“道固无善不善可论。微分术言，数起于无限小，直作无观，亦无不可。乃积之可以成诸有法之形数。求其胎萌，又即在无穷小之内，此道之尽绝言蹊也”。［30］所谓“大小之名，起于比较，起于观者。道即本体，无大小也”。［31］老子说：“上善若水”，严复认为这就是“以水喻道”，［32］假如“以日喻道，有其上下，特不缴不昧耳”。他还进一步论述：“道与宇宙，无穷者也，何由见之。’”大意说，宇宙万物无穷无尽，是观察不完研究不尽的。所有这些，都在于说明作为规律性的“道”的普遍性和物质性。　　在认识论上，严复也是唯物主义者，首先他承认主客体的区别。他说：“道者同道，德者同德，失者同失，皆主客观之以同物相感者。”［33］作为人的主观认识能力的主体和作为客观事物本身的客体，两者都是与物接触而有所感验。“信不足者主观之事，有不信者客观。”［34］认识不只是人的主观能力，而能不能真正得到真实情况则是客观的本身。老子提出“不出户，知天下”以及“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35］片面夸大理性认识的作用，轻视感性认识的重要性，抹煞实践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对这种观点，严复认为“夫道无不在，苟得其术，虽近取诸身，岂有穷哉！而行彻五洲，学穷千古，亦将但见其会通而统于一而已矣，是以不行可知也，不见可名也，不为可成也，此得道之受用也。”［36］强调理性认识融合贯通的作用，但由此又认为“不行可知”，依然是附会了原著的唯心观点。　　总的来说，严复的唯物论并不彻底。他的本体论对老子的道有时作唯心的理解，如他认为老子的道与周易的太极、佛学的自在、西方哲学的第一因都是一样的。在认识论上，他对精神实体的“道”视为不可思议的，有时陷入一种不可知论的境地。　　尽管如此，严复的《老子评语》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虽然文字不过三千，对《道德经》八十一章也并未全部进行评点，有三分之一章节没有涉及，但严复的老子学研究应当说是超越了古人。这主要表现在他首次在老学史上，运用西方学术的某些观点来分析中国典籍；它表明了严复政治上要求民主、自由的强烈愿望；它对老子“虚静无为”的思想进行了改造，强调中国应当发奋自强，适应《天演论》的物竞天择的要求；它借用西方近代的机械唯物论，对老子的思想作了唯物主义的诠释。因此，严复的《老子评语》可以说是老学研究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人们研究近代学术史一部不可不注意的著作。　　4．2　庄子评注新特色　　在中国学术史上，人们向来将庄子与老子并称，视他为自成体系的道家学派的代表。庄子思想俊逸超脱，意蕴深远，在士林学子中颇有市场。　　《庄子》与《老子》各具特色。《老子》二书短短五千言，高度概括的哲理思想，浓缩在十分简洁的文字之中，谓字字珠矶，寓义深奥，读来颇为艰辛费解，令人难以咀嚼。《庄子》则与之不同，它共33篇，十余万字，其中分为内篇、外篇、杂篇。有一种传统的说法，认为内篇是庄子所自著，其余是门生弟子后学所著。这只是一种揣测，并没有什么根据。不过，《庄子》语言活泼，意境清新，形象生动，如江河一泻千里之势，读来引人入胜，不知倦止。严复喜读庄子，多年探研，常至爱不释手。现存他的《庄子评语》虽刊于1916年，但并非一次成稿，为多年陆续评点，不断积累而成。刊印本中，有香港出版的福州珉云堂丛刊（岷本），以马其昶《庄子故》为底本，曾克耑校录并序，该版系以严琚先生所藏评点本移录而成。另有杭州大学严群教授自藏《庄子评点》（严本，未刊），系严复在亲友家读《庄子》时随手所作的评注，条目较岷云堂本多。但也有的评注，岷本录而严本缺。两本评注共415条。其中完全相同的110条，基本相同而文字略有出入的95条，岷本有而严本缺的约60条，岷本缺而严本有的约140条。［37］内容属评语者260多条，属文字训诂者140多条，其中有评论的眉批，有释疑性的注解，或以硃笔圈点，或用英文加注，其约数万言。文字简练，寓义艰深，有的甚至晦涩难读。严复素慕桐城派古文的风格，在评注中表露得相当典型。　　严复评注《庄子》，基本上是把庄书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对待的。首先对内篇作了总评，而后分别加以评注、圈点、训诂。他总评的要点是：　　尝谓内七篇秩序井然，不可棼乱。何以言之？盖学道者，以拘虚、笃时、束教、囿物为厉禁，有一于此，未有能通者也。是故开宗明义，首告学者必游心于至大之域，而命其篇曰《逍遥游》。……其次，则当治物论之本齐。……再进则语学者以事道之要，曰《养生主》。《养生主》者，非养生也，其主旨曰依乎天理，是故有变境而无生灭，安时处顺，薪尽火传，不知其极。然而人间不可弃也，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者焉，是又不可以不讲，故命曰《人间世》，一命一义，而寓诸不得已。是故庄子者，非出世之学也。［38］其大意是，要理解“道”的奥妙，必须不受时间地点条件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否则，一旦如此，就很难融会贯通。因而首先要解放思想，然后依照内篇序列，从《逍遥游》到《齐物论》，再从《养生主》到《人间世》，逐步领会，以便理解庄子的处世之学。在这里，严复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重要看法，即庄子哲学“非出世之学也”。　　究竟如何把握庄子哲学呢？严复认为应该多视角、多方面探讨，要避免发生像孔子指出的“识其一不知其二”的情况，“一家之术，如神农之并耕，释氏之忍辱，耶稣之信无，皆其说至高，而为人类所不可用，所谓识其一不识其二者也”。［39］其意是说，学问再高深，学说再高明，高到没有用处，对人类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庄子》是一部富有哲理的著作，严复的评语也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考意味。哲学是宇宙观。宇宙观是什么呢？严复认为：“宇宙，皆无形者也。宇之所以可言，以有形者列于其中，而后可以指似，使无一物，则所谓方向远近皆亡；宙之所以可言，以有形者变于其际，而后可以历数，使无一事，则所谓先后久暂亦亡，故庄生云尔。宇宙，即今西学所谓空间时间也。空无尽处，但见其内容，故曰有实而无乎处。时不可以起讫然，故曰有长而无本剽。宇者，三前之物，故曰有实；宙者，一互之物，故曰有长。”［40］　　宇宙无垠无限，那么天地和自然呢？“天之可推，以有历数，地之可指，以有人据。”［41］这里所谓“天”，指时间，可用历数推算；“地”则指空间，是供人居住，和上述宇宙的含意是一致的。而“天不得不高”，［42］天高，是自然现象，亦即“所谓自然”。至于“天理”的涵义，严复的理解颇带近代意味。“依乎天理，即欧西科哲学家所谓Wemustlive according tomature”，［43］可见他心中的“天理”，就是自然规律。“依乎天理”，是要求人们按照自然规律生活。“安时处顺，是依乎天理注脚。”［44］违背了自然规律，就会遭到“天理”的惩罚。　　关于哲学的两大派，严复明确指出：“屈大均曰，心从知而得，知之外无所谓心也。常心从心而得，心之外无所谓常心也。……庄生之齐物，亦齐之于吾心尔，知心之外无物，物斯齐矣。屈氏所言，乃欧西惟心派哲学。与科学家之惟物派大殊，惟物派谓此心之动，皆物之变，故物尽则心尽，所言实凿凿可指，特惟心学说者，不可不深究也。”［45］人们常说的“鬼神”和“上帝”也是属于唯心论。“世人之言幽冥，宗教之言上帝，大抵皆随其成心而师之之说也。”［46］唯心论虽能满足人们的想象欲，并能激发人们的信仰热情，但却缺乏科学依据。“至其真说，则皆无据。”［47］由此不难看出严复的哲学倾向性是选择唯物论。　　“道”、“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庄子》一书着意讨论的范畴。庄子曰：“夫随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48］这里的“道”，指的是宇宙本体。由于随心所欲的过分夸张，赋予了“道”以万能的属性，明显带有唯心论的杂质。严复对此评价道：“自夫道有情有信以下，至而比于列星止，数百言皆颂叹之词，然是庄文无内心处，不必深加研究。”［49］对庄子的“道”不以为然，甚至加以否定，认为这是庄子思想不考虑的一面。　　关于“气”的解释，庄子的看法是：“人之生，气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故万物一也，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化为神奇，神奇化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50］“通天下为一气”的命题，“气”与生死的关系，“气”与万物的关系，事物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等，这里的“气”到底是指物质的客观存在，还是精神性的概念？严复认为，庄子本义指的是物质属性。“今世科学家所谓一气常住，古所谓气，今所谓力也”。［51］即古代所谓“气”和今人所言“力”相通，两者都具有物质的属性。严复颇为重视这一命题，他进一步指出：“一气之行，物自为变，此近世学者所谓天演，而因人亦以庄子为古之天演家。”［52］“气”是物质变化的原因，由于“气”的存在运行，形成了物质的演变、发展和进化。严复还举空气为例说明，“厉风济，则众窍为虚，非深察物理者不能道。凡有窍穴，其中含气，有风过之上，则穴中之气随之俱出，而成真空，医家吸入器，即用此理为制。故曰：厉风过，则众窍为虚。向解作‘止’，误。”［53］这里的气与风，即是空气，它和“通天下一气耳”的“气”虽有具体和抽象之别，但其内涵都是包含物质属性。　　对《庄子》原有的唯物论倾向的观点，严复多次举例说明其正确性，如“秋毫之端”，他评曰“秋毫小矣，乃至其端，乃至端之万分未得处一焉，此算学家所谓第三等微分也”。［54］又如庄子所谓“视之而不见”［55］与老子的“希”、“微”、“夷”等概念，严复评道：“光曜亦自无物，故曰，予能有无。然尚有光，可以目治，故曰，未能无无。”［56］严复的评语是以近代数理科学为基础，对它们重新解释，作出合乎唯物论的注释。　　庄子的《齐物论》一篇，包涵对事物本体的认识和认识事物的方法两层意蕴。这一命题可分两组理解：（一）齐物，论；（二）齐，物论。以这种认识论和思想方法，很容易混淆事物的类属差别，混淆事物各自具有的内在本质。对此，严复认为，“物有本性，不可齐也，所可齐者，特物论耳。”［57］事物千差万别各有本性，不能千篇一律，强求划一；但对于事物的认识，却可能取得一致。在这一命题中，严复超越了庄子原著的某些唯心主义观点，步入了唯物主义的轨道。　　当然严复的某些评语中也明显含有唯心论观点，如内篇总评称：“由是群己之道交亨，则有德充之符焉。处则为大宗师，《周易》见龙之在田也。出则应帝王，九五飞龙之在天也，而道之能事尽矣。”［58］借用《周易》来为自己论证，实际上还是九五至尊真龙天子传统观念在作祟。　　在认识论上，严复的某些评语重复了庄子原著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似道之物，皆无始卒。无始卒者，惟环可言，则由是往复周流之事起矣”。［59］对事物的变化作了循环论解释。又如，“夫终身役役，而不成功，不独人道有如是也，而尤然。日月之经天，江河之行地，寒暑之推迁，昼夜之相代，生之万物以成毁生灭于此区区一丸之中。其来若无始，其去若无终，问彼真宰，何因为是，虽有大圣，不能答也”。［60］“天地若同宇宙，则其物固为不可思议，亦不得云自无而有，若其义如此易了，何须费词乎？”［61］对天地万物的奇妙变化“不可思议”，这又明显沾上了不可知论的色彩。按理说，严复所处的时代与庄子已大不相同，严复所具备的科学素养也决非庄子所能比拟，而他所列举的日月、江河、寒暑、昼夜等，在当时也并非“不可思议”，不能解释。严复在认识论上之所以陷入一种“不可知论”　　的困境，这是他对自己的思想主张力不从心，对现实的变化无法把握在内心深处的一种反映。因此，就《庄子评语》所反映的哲学倾向而言，严复大体可归入机械唯物论一列。　　《庄子》是一部富有鲜明个性的文学著作，书中许多处使用了形象、夸张的艺术手法，言词自然是激烈一些。严复接受过近代科学洗礼，故对事物的看法往往能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在“为之斗斛以量之”一语上，他批道：“然而以为大盗利用之故，谓斗解权衡符玺不必设，设而于人事无所利焉，此又过激之论，而不得物理之平者矣”。［62］如果真的废除斗斛、权衡等度量器，正常的市场交易就无法进行，人类自然只能退化到原始状态中去。　　严复的《庄子评语》还充满了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方面的内容。他对《庄子·骈拇》篇评语道：“此篇宗旨在任性命之情，而以仁义为赘，先以形喻，次以官喻。”［63］并对“性”、“德”等词作了语义分析。“性”（Nature），“与生俱生，曰性；群生同然，曰德；因人而异，曰形。”“德者，群生之大同，非全生之本。”［64］在严复心中，“性”就是顺乎自然，“依乎天理”。“德”则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庄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严复则认为，中国社会并不是利器增多，而是道德沦丧，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他感叹道：“呜呼！今之西人，其利器亦众矣。道德不进，而利器日多，此中国之所以大乱也。”［65］严复反对庄子美化愚昧落后的原始社会的倾向，以为“此说与卢梭正同，然而大谬。所谓至德之世，世间固无此物。而今日非、澳诸洲，内地未开化之民，其所当乃至苦，如是而日至治，何足慕乎？”［66］他借题发挥，激烈批评卢梭的《民约论》等书，“以初民为最乐，但以事实言之，乃最苦者，故其说尽破，醉心卢氏学说者，不可不知也”。［67］　　《庄子·人间世》一篇论及事物变化的因果关系，严复据以推论微因巨果以察事变。“今日所种之因虽微，而其结果可以至巨，观予吾国金陵、天津诸条约，皆成今日绝大厉阶”。［68］对于西方列强侵略我国，强迫签订的那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严复指出它是危及国计民生导致无限祸患的根源，表现了极为深切的爱国热情。　　以上就严复的《庄子评语》所涉及的一些主要间题作了评述，借以反映严复思想的一个侧面。此外，该书的文字训诂部分具体细微，对《庄子》研究亦有助益，限于学力，不再赘述。　　4.3　言之无文，行之不远　　严复虽非文学评论家，但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却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在诗歌方面，他带有唯美主义倾向，认为诗歌是至无用之物，他说：“嗟夫！诗者两者至无用之物也，饥者得之不可以为饱，寒者挟之不足以为温，国之弱者不可以为强，世之乱者不可以为治。又所谓美术之一也。美术意造而恒超越夫事境之上，故言田野之宽闲，则讳其贫陋；赋女子之妍妙，则掩其佇□。必如其言，夷考其实，将什八九无是物也，故诗之失，常诬至愚。其为物之无用，而鲜实乃如此。诗之所以独贵者，非以其无所可用也耶？无所可用者，不可使有用，用则失其真甚焉。”［69］　　在《涵芬楼《古今文钞》序》一文中，严复表达了与上文大致相同的看法：　　盖学之事万途，而大异存乎术鹄。鹄者何？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是为王者也，相欣无穷者也。术者何？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是为人者也，本非所贵者也。为帖括，为院体书，浸假而为汉人学，为诗歌，为韩欧苏氏之文，樊然不同，而其弋声称、网利禄也一。凡皆吾所谓术，而非所谓鹄者。苟术而非鹄，适皆亡吾学。［70］　　由上可见，严复对于古代诗文、书法、金石篆刻都持否定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东西，不可以充饥、温寒、强国、治世，因而它们都是最无用的东西；这些“无用之物”之所以为人们所用在于它们可以供人“怡情遣日”，或曰“移情遣意”。因而人们在从事欣赏或创作诗文、书法、篆刻艺术活动时，最正当的态度就是把它们自身当做目的，“以得之为至娱，而无暇外慕”，这样它们才能得到发展和繁荣。如果“假其涂以有求，求得则辄弃”，像古人参加科举考试那样，用它们来追求“声名”、“利禄”，则无异于适足以亡。　　将严复的见解与中国古代各家诗论加以比较，就其把诗歌作为艺术，是作者表现自己想象、注意虚构的东西，这颇类似于齐梁间的唯美主义艺术观；而他把诗歌与人的关系，比作草木之花英，鸟兽之鸣啸，发于自然，达到至深而莫能自制，这又近于魏晋时期受老庄思想影响的自然主义的观点。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使他与孔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孟子的“知人论世”，汉儒所说的“先王以之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71］等正统的文艺观，产生了一定的歧异。应当肯定，严复针对传统士人以诗文“弋声称、网利禄”的做法，提出反对“术”的态度，主张“鹄”的态度；针对旧文人苟且粉饰的创作作风，提出“发于自然”的主张；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是针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而发，它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在考察古典诗歌的基础上，严复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他赞美“李杜光芒万丈长，坡谷九天纷咳唾”。但他又主张“老景随世开，不必唐宋判”。这就是说，作诗要随着时世不同而有所创新，不必去分别是做唐诗还是宋诗。只要“取经爱好似未害，他日湘帆随转柁。清新俊逸殆无援，着眼沉郁兼顿挫，”也就是说诗歌只要“沉郁顿挫”，可以听凭各自的爱好，所谓沉郁，就是要求内容的深厚，所谓顿挫，就是要求激情的唱叹，构成音节的跌宕。这就是严复对诗歌创作的看法。　　在散文方面，严复沿承了从孔子以来儒家一派正统的观点。他在《天演论》的《译例言》中引用了“修辞之诚”、“辞达而已”、“言之不文，行之不远”的话，认为“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此不仅期以行远已耳。”［72］以此为依据，他提出越是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则越易于“达”，用近世通俗的文字，作到“达”反而比较困难。他用文言来进行翻译的缘由亦在此。　　严复以汉代古文翻译西书，虽然赢得了旧学根柢不错的人的理解，但不易为一班青年知识分子所阅读。梁启超对此颇有意见。1902年，严复翻译的《原富》问世后，梁启超一方面加以推荐，称许他“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一方面也指出这部译著，“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梁启超当时并未提出要废文言，倡白话，但他认为“文界之宜革命久矣。……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也。非有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练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73］　　严复对梁启超的批评持抵触的态度。他认为通俗的文字，决不能翻译西方艰深的理论著作。他说：“窃以谓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意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74］其次，他认为西方并不存在“文界革命”。他说：“且文界何革命之与有？持欧洲晚近之文萃，以当古者较，其所进者在理想耳，在学术耳，其情感之高妙，且不能比肩于古人，至于律令体裁，直谓之无微之异可也”。再次，如依梁氏之说，“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于文界乃所谓陵迟，非革命也”。最后，他翻译的“学理邃赜之书”，读者对象不是学僮，而是多读中国古书的人。　　严复推崇古典文言，反对通俗白话，他本着这种观点反对新文学运动，对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明清小说亦持贬议。他在致学生熊纯如的信中说：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言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侯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书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梦》。下者书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糠匏，正无如退化何耳。［75］　　严复轻视语体文写成的文学作品，说明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宋元以降词曲、小说兴起的背景，并没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所以他轻视白话文学的历史地位，坚持以屈、宋、李、杜之诗，马、班、韩、柳之文，才真正是文学中的典范之作这种正统的文学观。这也就无怪乎他认为新文学是一种退化现象。　　就严复的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而言，主要是在散文方面。他从1895年在《直报》上发表第一篇政论文《论世变之亟》开始，到逝世为止，26年中共发表了96篇文章。体裁大都是政论文，其余大都是碑传序跋一类记叙体，有一两篇赋体祭文。文章内容涉及全球大事、社会古今、中西学术，书报评介直到名人行状、办学章程等，无所不及。此外，严复给亲友学生所写的大量书信，也可视为随感录式的简札体散文。　　严复的散文在当时被归为桐城派。他本人与清末桐城派的主要代表吴汝纶关系十分密切，他们两人书信往来，切磋译书，吴汝纶还为《天演论》和《原富》两书作序，对严译推崇备至。吴称誉《天演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76］“追幽凿险，扶摘奥赜，真足达难显之情，今世盖无能与我公上下追逐者也。”［77］而严复对吴汝纶也很尊重，他以钦敬的口气对吴说：“复于文章一道，心知好之，虽甘食耆色之殷，殆无以过。不幸晚学无师，致过壮无成。虽蒙先生奖诱拂拭，而如精力既衰何，假令早遘十年，岂止如此？”［78］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严复常语：“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图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后，吴京卿一人而已。”［79］1903年初，吴汝纶病故。这时严复正想将已译完《群学肄言》一书寄给吴汝纶，请他作序，闻此噩耗，严复哀恸不已。在该书《译余赘语》中说：“呜呼！惠施去而庄周忘质，伯牙死而钟期绝弦，自今以往，世复有能序吾书者乎！”　　吴汝纶在晚期桐城派作家中居于坛主地位，以其资历深望，为《天演论》作序，对该书的风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桐城派到清末已是强弩之末，在文学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建树。吴汝纶虽然思想开明，为了保住桐城派的阵地，他也力主把《古文辞类纂》列为学校必修课，并极为赞誉严复和林纾用古文来传播西学。按照桐城派文学的“家法”，写作须“清通、质实、雅驯”，富有“神气”。如果抛开桐城派末流把这些规范变成僵死的教条而阻碍新兴文学运动的发展这一点不谈，作为散文艺术的一般要求，这些主张确有其一定的美学价值。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与这些审美取向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严复的译文尽量“化俗为雅”，甚至“与其伤洁，毋宁失真”。严复的文章，较之他的译文，并不刻意求雅，而是自由舒放得多。虽然在写作技巧上他吸收了桐城派严整峻洁、音节铿锵的特长，但他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和特长。严复散文最大的特色是以理胜、以情胜。在说理上，他运用西学逻辑推理之法，演绎、归纳，论据翔实，鞭辟入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特别是当他热情洋溢介绍科学、疾痛惨怛地指陈积弊、慷慨激昂地呼吁救亡时，他就很难做到心平气和，也顾不得讲究什么“气清体洁”、“清淡简朴”的桐城规矩了。试看《救亡决论》中的一段分析中国积弱不振原因的文字：　　“昨者，有友相遇，慨然曰：‘华风之敝，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呜呼！岂不信哉！岂不信我！今者，吾欲与之为微词，则恐不足发聋而振聩；吾欲大声疾呼，又恐骇俗而惊人。虽然，时局到今，吾宁负发狂之名，决不能喔咿儒儿，更蹈作伪无耻之故辙。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80］　　清晰的思想、强烈的感情、铿锵的语言，若如以石击水，激烈地冲撞着读者的心灵，使人悚然、憬然、奋然。可以说，严复的议论文，以其内容之博大、思想之新颖、推理之科学，决非同时期其他桐城派作家可以比肩，他已在许多方面突破桐城派的文章格局。　　对于严复的议论文，章太炎在《与人论文书》里批评道：“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在《社会通诠商兑》里还说：　　“就实论之，严氏固略知小学而于周秦两汉唐宋儒先之文史，能得其句读矣。然相其文质，于声音节奏之间，扰未离于贴括。申夭之态，回复之辞，载飞载鸣，情状可见，盖俯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其庭庑者也”。［81］章氏这段批评是从政治立场指责严复反对民族革命。不过，在此他却道出了严复议论文的主要特征：它并不像桐城派那么温柔敦厚，那样简雅含蓄，而是笔端常带感情，通过反复的强调及有力的节奏给人以艺术感染。而这正是严文的长处所在。　　严复的诗歌作品主要结集在《愈懋堂诗集》里，他老年也自称为愈懋老人。懋就是野，愈野即愈鄙的意思。他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一文中说：“今吾国之所最患者，非愚乎？非贫乎？非弱乎？则径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疗此贫、起此弱者皆可为。而三者之中，尤以愈愚为最急。”［82］这就是说，严复认定愈愚为救国之急务，所以他启称为愈懋老人，把自己的诗集取名为《愈懋堂诗集》。　　严复创作的诗歌，以七言古、近体较多。题材有纪事、题咏、唱和、感赋、教子、赠徒、寄友、挽逝、论艺等。诗中充满了对家国身世的感喟，多带一种失落感，调子比较低沉，是其一生坎坷境遇的反映。　　严复的诗，一般说来，语言朴实无华，抒情比较真挚，不做作，不浮夸，这是其长处，如《哭林晚翠》一首：　　相见及长别，都来几昼昏，池荷清逭暑，丛桂远招魂。投分欣倾盖，湛冤痛复盆。不成扶突弱，直是构恩怨。忆昨皇临极，殷忧国民屯，侧身收杞梓，列群贡玛璠。岂谓资群策，翻成罪莠言，衅成基近习，祸已及亲尊。惝恍移宫狱，呜呼养士恩，人情方翕訾，天意与偏反。［83］　　但严复作诗往往偏重议论，喜欢用典，有些作品意境不深。他的一些纪事、游记诗，平铺直叙，较少余味。只要不过分讲求喻理、论事，而任凭感情的自然抒发，他的笔下就会出现清隽可颂的佳作。如《和寄朝鲜金泽荣》、《书愤，次伯远韵》、《再题惜别图》、《赠英华》、《痛中述怀》等就属于这一类。　　清末诗坛出现了同光体派，它对严复的诗歌创作有一定影响。　　“同光派”的代表人物是陈三立、沈曾植、陈衍、郑孝胥等，他们提倡学习宋诗，做诗讲求学力，比较重事理，不大讲意境，文字上追求古奥，反对“浅俗”。“同光派’，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分庭抗礼，各自都组织了“诗社”。从严复的艮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曾多次参加“同光社”的“修楔”活动的记录。严复和他们凑在一堆，可能除了和诗抒情，沟通感情外，还有其某种情趣的一致。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这样谈及严复：“几道劬学，老而弥笃。每与余言诗，虚心翕受，粥粥若无能者。”陈衍的话语可能有自夸之嫌，但他当时的诗名很大，严复对他表现得比较谦虚完全有可能。严复在古典诗歌中最喜欢王安石的作品，留有《《王荆公诗》评语》一书。他认为，王安石所处的北宋积弱之时与清末情形相似，王安石变法图强的精神和救世泽民的心胸，反映在诗歌上，不是一般“曲学陋儒”所能理喻。王安石的诗是政治家、思想家的诗，而不像苏东坡、黄庭坚那种“诗人之诗”。他评论王诗的重点不在诗艺，而在于“学术本源”。这种看法与“同光派”提出的“学人诗”，“诗人与学人合一”的主张不谋而合。　　比较严复创作的诗歌与散文，无论从内容的深度、广度和社会影响来看，都是文胜于诗。他的诗风和文风比较接近，朴素简洁，注重论事和修辞，不尚夸张，笔锋常带感情。但因过于偏重事理，逻辑自然相对严谨，这就拘束了艺术形象的表现，故其文之长反为其诗之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时期。长久以来，学术界对于严复在这一过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不足，一般宥于文体论的层面，更多地强调严译名著的古文文学价值。而从理论上对严复在整个近代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在传统文学向近代文学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欠缺应有的估价。出现这一情况，与近人对严复的评价有极大的关系，如桐城派古文大师吴汝纶读了严复《天演论》这部文笔雅驯的译稿后，喜出望外，大有“刘先生之得荆州”之慨，遂为《天演论》作序，盛推严复采用汉以前字法句法的译文。如果说吴汝纶对严复译文的推崇，有借严译扩大桐城古文影响之用意的话，那么后来胡适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则主要是从文学史的视角出发，他认为“严复译的书，……在原文本有文学的价值，他的译本，在古文学史也应该占一个很高的地位。”［84］可见，吴、胡两人的评价视角互有区别，但他们评价的文本是一致的，即他们都只以严译为讨论对象，肯定严译在传统文学中的价值。　　对严复的文学评价局限于严译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严复本人的身份。应当承认，严复首先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而不是一位专门性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他虽对文学问题时有议论，但他在这方面的见解不如他介绍进化论和西方学术著作那样，能够走在历史的前列。严复对文学的基本态度是“为艺术而艺术”，这与他讲究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点自然发生了冲突，故他认为文学无用，这种对文学功能的贬抑态度与黄遵宪、梁启超等人的文学可以改造社会的理论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在文学趣味上，严复崇雅反俗。他以文笔渊雅的古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固然有将西方哲学这副难咽的“苦药”，饰以古雅的糖衣使泥古而自尊的士大夫乐于吞咽之良苦用心，但它与“修辞立诚”、“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儒家传统文学观念的渊源关系亦不可否认。正是从这种文学观念出发，严复反对白话文，对新文学运动持抵制态度。　　然而，严复对中国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近代文学发展，并不在他自己所持的文学观，而在于他为近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点——进化论。正是借助进化论这一思想武器，中国文学找到了自身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突破口，而这一切，也是注重思想革新而忽视文学革新的严复所始料不及的。　　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古典文学的生存与发展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鸦片战争时期，龚自珍、魏源领风气之先，倡导文学的创新，提出文学创作要尊心、尊情、尊自然，呼唤文学改革的风雷；但他们限于诸种条件的限制，却提不出具体的文学改革方案。经世派掀起的爱国文学浪潮，虽为文学带来了一线生机，毕竟无法冲破层层迷雾。直至戊戌变法前夕，文学界依旧保持传统的格局，没有多大变化。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诗骚并溯，尊重古训的深重旧习，压抑了文学的创新机制，使得文学在创新与复古的怪圈内转来转去。《儿女英雄传》、《品花宝鉴》、《花月痕》等小说欲将明清以来的小说推向极至，但画虎不成反类犬，渐入狭邪。曾国藩的诗文创作虽矫正了前期桐城派的空疏之病，带来了桐城派文学的一度中兴，但又为古文创作增加了许多禁忌和偶像。宋诗派决意冲破“诗必盛唐”之定见，转而膜拜宋人诗法，寓义理于诗情，结果导致诗的异化。常州词派力图改变词为“艳科”的形象，但他们在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传统诗话引导下，把词变成了一曲旧时代的挽歌。迈入近代后的中国文学，仍旧在古典文学的框架内运转。　　中国文学从古典向近代演变，肇始于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发动的文学革新运动。而究其发生、发展，严复确有功焉。戊戌变法期间，维新志士为推动政治变革和思想启蒙，主张以文学启迪民众，实行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戏剧革命。指导这场文学革新运动的理论基础是严复宣传的进化论。文学革新运动是以“小说界革命”为发韧的。而“小说界革命”　　的倡导者正是严复。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一词即含贬义，到了晚清这种色彩仍很浓厚。一般文人认为，小说既因缺乏真实而和历代史书相抵悟，又因行文轻薄，事涉淫乱，且常有聚义反叛的描写，而被视作末技小道，摈弃于文学的大雅之堂外。严复、夏曾佑破除传统文学成见，1897年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85］一文中，即以传统态度承认小说的力量，又以外来的进化论学说说明它内在的感染力。认为“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并依据进化论的观点论证英雄男女为人类的普通性情，“非有英雄之性，不能争存；非有男女之性，不能传种也。”不能以描写英雄、男女之情而菲薄小说。严、夏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呼唤小说革新的第一声。　　1898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发抒其说，认为欧洲各国变革之始，皆寄于小说，“各国政界之日进，则小说为功最高焉。”1902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并写了发刊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章开首就肯定小说的教育价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梁文将小说的作用提高到超过经史与诗文，应该居“文学之最上乘”地位，并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口号。　　严、梁的上述三篇文章，开“小说界革命”之先河，在文学界一时产生了巨响。由于严、梁是驰名学界的泰斗，他们的开拓性文章被人们当作新文学的宣言书，这就预示着一场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严复对“小说界革命”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的最初发动，还在于他宣传的进化论从根本上引发了一场文学观念的深刻变革。人们认同小说的文学正统地位，是因为社合进化论唤醒人们不再拜倒在返古问雅、诗文正宗的传统古训下，并且将迅速衍化成文学的进化观，由雅向俗，认同宋元以来的通俗文学，革新改造以往的民间文学，使之适应时代的需要，已成为中国文学发展不可遏抑的趋势。梁启超敏锐地把握了这一趋势，将进化论推衍到文学领域，对文学的内部结构进行大胆改革。他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文学是也。各国文学史之展开，靡不循此轨道。”［86］他对中国文学自宋元以降为退化时代之说深为不满，认为“自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87］既然小说这种俗语文学的代表样式，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就应使它发扬光大。为此梁氏大声疾呼：“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88］在“小说界革命”推动下，小说创作迅速繁荣。《新小说》、《小说林》、《月月小说》、《绣像小说》等小说杂志接踵间世；《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谴责小说纷纷刊发；以林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将大批欧美小说译介过来。“小说界革命”及其由此带来的小说创作繁荣局面，不仅将小说从文学的边缘移到了文学的中心地带，打破了诗歌散文主宰堂奥的传统文学格局，而且还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到来铺垫了重要的基础。　　“小说界革命”由进化论引发，“诗界革命”也是如此。梁启超在1899年明确提出“诗界革命”，深感：“中国结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窃谓自今以往，其进步之远轶前代，固不待蓍龟。即并世人物，亦何遽让于古所云哉？”可见，梁启超反对厚古薄今，坚信今必胜古，是接受进化论影响的结果。　　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旗手。在理论上，他也受进化论影响，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创作原则；创作上．他以俗语入诗，以散文笔法写诗，将世界各地的科技发展与社会变化及其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纳入诗歌的创作内容，纠正了早期诗界革命诸子“挦扯新名词以自表异”的偏颇，真正显示了“诗界革命”的实绩。　　进化论观念对文界革命的影响也是随处可见。梁启超强调散文语言通俗化，其方向是言文合一。他痛陈言文分离之弊，极言言文合一之利。认为言文合，则新事物与新语言可以“新新相引，而日进焉”；言文分，“虽有方新之机，亦不得窒”。言文合可以普及“人生必需之常识”；言文分则反是。［89］以这种观念指导自己的创作，他不为传统所羁，蔑视秦汉古文传统，与桐城派古文运动分庭抗礼，创造了一种骄散并用、汪洋恣肆、情感奔放、平易畅达的“新文体”。梁氏评价自己的散文道：“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练，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为新文体。”［90］与此同时，受进化论影响，与“文界革命”相呼应的还有裘廷梁、陈荣衮倡导的白话文运动。他们适应启蒙民众需要，主张言文合一，认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大胆提出“废文言而崇白话”的响亮口号。霎时间，白话报刊遍布大江南北，白话文作为宣传近代启蒙思想的载体，广为一代学人所使用。　　至于进化论对新一代作家本身的人格影响，也为时人所承认。　　胡适、鲁迅、郭沫若等人都在他们的自传、回忆中毫不掩饰地承认各自在接触进化论学说影响时，所产生的思想震动。他们后来发动“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使用的理论武器仍旧是进化论。对此，我们就不必赘述了。　　由上可见，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首先是从文学观念领域开始，进化论是文学观念更新的杠杆。严复宣传进化论时，着眼点是在思想启蒙和改治变革，但它一旦普及，作为一种思想范式为人们所接受，就必然渗透到人们的思维中去，从而对各个领域产生作用，文学自然不能置身其外。进化论所诱发的文学变革，对严复来说，也许是不期而至，但它对中国文学的全面变革所产生的推动作用，则含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它极大地冲击了人们依恋古人经验、崇古法先的复古主义偶像转向适时创新，敢于汲取外国文学的养料，创造一个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学世界。它催生的文学通俗化运动，打破了传统文学的秩序；小说、戏曲的升格，改变了以诗文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旧格局，代之以小说、戏曲、诗歌、散文并举的新格局；文学逐渐脱离古典文学的运行轨道，与近代社会政治的联系日趋密切，文学形式和内容渐次透现新的特质。可以说，作为一个划时代的新文化巨人，在近代文学变革史上，严复也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________________　　［1］梁启超：《近三百年学术史》，《反抗与先驱》。　　［2］《《老子评语》夏曾佑序》，《严复集》第4册第1100页。　　［3］《老子评语》最早出版于1905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刊印，题名《侯官严氏评点《老子》》。《老子》原文及王弼注文用黑字，严复评点及夹注用红字套色，相当清楚美观，但错字较多，书前有夏曾佑与熊元锷序文。1931年商务印书馆据东京本重新排印，并校正了其中一些错字，改名为《严复评点《老子道德经》》。198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严复集》第9册，根据商务本，选录其中部分评语，再易名为《老子评语》。　　［4］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95页。　　［5］《《老子》评语》，《夏曾佑序》．《严复集》第4册第1100页。　　［6］《老子评语》，《严复集》第4册第1076页。　　［7］《老子评语》五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7页。　　［8］《老子评语》三十二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9页。　　［9］《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10］《原强》，《严复集》第1册。　　［11］《老子评语》三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6页。　　［12］《老子评语》二十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13］《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14］《老子评语》三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6页。　　［15］《老子评语》十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9页。　　［16］《老子评语》三十七章，《严复集》第4册第1091、1092页。　　［17］《老子评语》三十九章，《严复集》第4册第1092页。　　［18］《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19］《老子评语》十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2页。　　［20］《老子评语》三十五章。　　［21］《老子评语》三十五章，《严复集》第4册第1090页。　　［22］《老子》四十二章。　　［23］《老子评语》三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6页。　　［24］《老子评语》四十二章，《严复集》第4册第1093页。　　［25］《老子评语》二十一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3页。　　［26］《老子》二十五章。　　［27］《老子》二十五章。　　［28］《老子》二十章。　　［29］《老子》三十四章．［30］《老子评语》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8页。　　［31］《老子评语》三十四章，《严复集》第4册第1090页。　　［32］《老子评语》八章，《严复集》第4册第1078页。　　［33］《老子评语》二十三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4页。　　［34］《老子评语》二十三章．《严复集》第4册第1084页。　　［35］《老子》四十章。　　［36］《老子评语》四十七章，《严复集》第4册第1095页。　　［37］参见《严复集》第4册第1104页注。　　［38］《庄子评语·内篇总篇》，《严复集》第4册第1104页。　　［39］严复：《庄子评语·天地第十二》，《严复集》第4册第1128页。　　［40］《庄子评语·庚桑楚第二十三》，《严复集》第4册第1139页。　　［41］《庄子评语·寓言第二十七》，《严复集》第4册第1145页。　　［42］《庄子·知北游》。　　［43］《庄子评语·养生主第三》，《严复集》第4册第1108页。　　［44］《庄子评语·养生主第三》，《严复集》第4册第1109页。　　［45］《庄子评语·德充符第五》，《严复集》第4册第1115页。　　［46］《庄子评语·齐物论》，《严复集》第4册第1107页。　　［47］《庄子评语·齐物论》，《严复集》第4册第1107页。　　［48］《庄子·大家师》。　　［49］《庄子评语·大宗师第六》，《严复集》第4册第1117页。　　［50］《庄子·知北游》。　　［51］《庄子评语·知北游第二十二》，《严复集》第4册第1136页。　　［52］‘庄子评语．齐物论第二》，《严复集》第4册第1106页。　　［53］《庄子评语，齐物论第二》，‘严复集》第4册第1106页。　　［54］《庄子评语·知北游第二十二》，《严复集》第4册第1137页。　　［55］《庄子．知北游》。　　［56］《庄子评语．知北游第二十二》，《严复集》第4册第1137页。　　［57］《庄子评语·齐物论第二》，《严复集》第4册第1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