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评传，欧阳哲生，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孤寂先驱：早期求学生涯第1章　孤寂先驱　早期求学生涯　　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郭嵩焘：《致朱克敬》　　1840年以降，西方近世文明以其无可抗拒的强大优势，狂风暴雨般冲刺、震撼着东方的古老文明，给中华这个老大帝国以空前的挫辱。本来这场以战争形式所表现的冲突，实质上是一种文明的冲突，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1］。但当时的中国人除了为之震惊外，却看不出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深层意义。极个别先进分子经过上下求索，从挤开的门缝，依稀看到外间照射进来的一线光束，找到了自己与时代的结合点，从而也大体找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正确指向。严复的早期生活道路正是这样一个过程。他从传统私塾，走向洋务之“新学”；再远涉重洋，去西方寻求真理，走在时代的前列。其间历尽人间沧桑，饱尝时代风雨的洗炼，然而他却有幸使自己成为一个先进的中国人。1·1　寒窗苦读的少年　　严复晚期在给他的弟子熊纯如的一封信中，谈及他对子女教育的意见时说：“复教子弟，以现时学校之难信，故宁在家延师先治中学，至十四五而后，放手专治西文，一切新学皆用西书，不假译本，而后相时度力，送其出洋，大抵八年而后卒业，至于所治何科，所执何业，亦就少年性质之所近而喜好者，无所专尚也。”［2］严复所设想的这种青少年教育模式及其学习进程安排，并非无中生有，而是他个人经验的提炼和总结，回溯他的早期求学生涯，我们就可获致这一认识。　　严复于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初十）诞生在福建侯官（今闽侯）县阳崎乡一个儒医家庭。初名严传初，乳名体乾；考入马江船政学堂，易名宗光，字又陵；走入仕途时始用严复，字几道；晚年号愈懋老人，又别号尊疑尺庵，别署天演宗哲学家。民国时期，因侯官并入闽县，故又被人称为“闽侯”。［3］　　侯官地处东南之隅，不过弹丸之地。在晚清，此地却迅速崛起了一批知名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桢、林昌彝、林纾、刘步蟾、林永升、萨镇冰、方声洞、林旭、林觉民等，这些历史人物在各个领域均取得出色成就，故时人有“晚清风流出侯官”之说。　　阳崎“溪山寒碧，树石幽秀”。外临大江，中贯大小二溪，左右则有玉屏山、李家山、楞严诸丘壑。就其地理环境而言，可以说是山清水秀。当地土著居民唯严、陈二姓。“严氏族姓寥落，可序而数者，都数十百家，虽传世逖远，皆相亲附”。据严复之子严璩回顾，严家先祖为河南固始籍，“自李唐末造，始祖怀英公讳仲杰，以朝议大夫随王潮由中州人闽，即家于侯官之阳崎”。高祖焕然，嘉庆庚年（1810年）举人，曾任松溪县学训导。曾祖秉符以后，“皆以医为业”，［4］没有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　　严复父亲严振先继承祖业，在乡间就业。母亲陈氏为一普通人家女子。严复之上原有一兄，不幸早夭；其下还有两妹。“　　在传统社会，中医本身就构成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典籍，如《黄帝内经》，也是传统经籍，非一般读书人能阅读；而中医理论中的“精”“气”说、阴阳说，如不具备一定的传统学术根柢，也很不易理解。严家之所谓“儒医”之称、本身就表明中医和传统文化的某种内在联系。严复生长于这样一个家庭，受其家风的熏陶，自然承传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　　严复童年时代的生平事迹，鲜少记载，有一事为人常道。五岁的时候，“邻有凿井，架高丈余，先生窃登之。俯视井底，大呼圆哉！圆哉！陈太夫人闻而出视，大惊，恐其惧而下坠也，不敢斥言。遂佯为惊状而言曰：‘儿能真过人，如凭梯下则更能矣。’及下，始苔责之。”［5］严复成熟早，父亲望子成龙，期望甚高。他煞费苦心地督促着幼子的学业，以期通过科举的途径获取功名，为这个世代为医的小康之家带来真正的荣耀。　　严复七岁开始进私塾读书，跟包括他五叔严昌{火奎}在内的好几位地方耆宿学习。严昌煃字厚甫，光绪己卯（1879年）举人。是一位循规蹈矩、不苟言笑的儒生。他希望严复走上科举之途，故所授课程尽是《大学》、《中庸》等儒学经典。由于他老是板着一副冷冰冰的脸孔，加之教学内容枯燥，幼小的严复对他没有什么好感。1863年，严振先聘请同乡著名宿儒黄少岩执教西席。黄少岩先生“为学汉宋并重”，传统学术功力深厚，著有《闽方言》一书。课经之余，喜好给自己的学生“讲述明代东林掌故”，表现了一个传统士大夫不甘寂寞、经世致用的治学倾向。严复在他门下受业两年，对这位教师十分喜欢和敬重。可惜的是，1865年，黄先生不幸去逝，严复感到“哀恸不已”。有的论者认为，“严复后来把对斯宾塞宇宙论的形而上学旨趣的热忱与对穆勒的归纳逻辑和经验方法的同样的热忱结合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教师把‘汉学与宋学’的价值观结合起来的努力”。［6］　　黄先生临终前，又将严复托付给其子黄孟侑“继续就馆”。黄氏父子“治经有家法，饫闻宋元明儒先学行”。［7］而严复早岁聪慧，读书勤奋，词采富逸。传说当时他与同学合赁一屋，住在楼上，每夜楼下演戏，好不热闹，他却“辄命就寝”。等戏散后，他又起来“挑灯更读”。［8］严复早年的这段苦读生活，为其打下了一个学人在封建科举时代必须具备的幼学基础。　　1866年7月，福州霍乱流行，严振先染上疾疫，被夺去生命，家境随之陷入窘迫，一家生计只能靠母亲作女红来维持。晚年严复为一幅《篝灯纺织图》题诗的时候。曾经触景生情。他回首少年时期那段艰苦的生活，感慨万千：　　我生十四龄，阿父即见背。　　家贫有质券，赙钱不充债。　　陟岗则无兄，同谷歌有妹。　　慈母于此时，十指作耕耒。　　上掩先人骸，下托儿女大。　　富贫生死间，饱阅亲知态。　　门户支已难，往往遭无赖。　　五更寡妇哭，闻者隳心肺。［9］在这种境况下，严复自然不可能出资继续聘师求学，走科举入仕的道路。恰巧这时，洋务派左宗棠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福州马尾船厂附设船政学堂招考学生，严复抓住了这一机遇。　　船政学堂初名“求是堂艺局”。它虽非科举“正途”，但对那些家道贫穷而又谋求进取的布衣子弟颇为适合。根据学堂的章程规定：凡录取的学生，伙食费全免，另外还每月给银四两，贴补家庭费用；三个月考试一次，成绩列一等者，可领赏银十元。五年毕业后，不仅可以在清政府中得到一份混饭吃的差使，还可参照从外国请来的职工标准给予优惠待遇。大概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待遇不错，吸引了包括严复在内的一大批家境贫寒的读书子弟。　　招考的作文命题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严复的答卷洋洋数百言。主考官恰为身任福建巡抚的同乡沈藻帧，他极为赏识这位同邑少年的文才。严复遂以第一名录取，从而跨进了洋务运动早期人材的行列。严复这一不得已的选择，却不期迎合了时代的潮流，与新兴变革事业联系在一起，这无疑是他的有幸。后来，严复在给沈藻桢之子沈瑜庆的诗中还无限深情地提及这次考试：“尚忆垂髯十五时，一篇大孝论能奇”。［10］　　福州船厂是1866年（同治五年）由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设厂不几个月，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船厂的工作又委派给洋务派湘军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官员沈葆桢负责。设立该厂的目的，主要是制造兵轮，培养“洋务”人材。船厂初设时，即附设船政学堂，其培养人才可分两种：第一种是学习造船，将来做“良工”；第二种则学习驭船，拟去做“良将”。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曾获得法国人的支持和援助，双方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所以厂内聘请了一批法国“客卿”，如日意格、德克碑诸人。学堂分为前、后两堂，前学堂学习造船技术，用法语授课，又名“法语学堂”；后学堂学习驾驶技术，用英语上课，又名“英语学堂”。学堂课程有：英文、法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11］这些均非传统学问，而是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输入的新学问。除此以外，在学堂的“训练科目”中，“凡《圣谕广训》、《孝经》必须诵读，兼习论策，以明义理而正趋向”。［12］课程的设置，反映了洋务运动那种“中体西用”的价值取向。　　1867年初，严复开始入船政学堂，分在后学堂。入学前他已经娶妻成家，夫人王姓；入学后他改名严宗光，字又陵（幼陵）。关于在船政学堂的读书生活，他在《海军大事记·弁言》中略有记述：　　不佞十有五，则应募为海军生。当是时，马江船司空草创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仅百人，学旁行书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吹相答。距今五十许年，当时同学略尽，屈指殆无一二存者。回首前尘，塔影山光，时犹呈现于吾梦寐间也。已而移居马江之后学堂。［13］　　严复在船政学堂学习了五年，1871年毕业，成绩列最优等。随后被派到军舰上实习，先随“建威”号南至新加坡、摈榔屿，北至渤海湾、辽东湾；后乘“扬威”舰“巡历黄海及日本各地”。这时，东邻日本“亦正开始筹办海军，扬武初到长崎、横滨各处，聚观者有万人空巷之况。”［14］带严复航行的舰长是英国中校德勒塞先生（Comman－derTraley），他在华服务完后，回国前勉励严复诸人：“君今日于海军学术，已卒业矣。不佞即将西归，彼此相处积年，临别惘然，不能无一言为赠。盖学问一事，并不以卒业为终点。学子虽已入世治事，此后自行求学之日方长，君如不自足自封，则新知无尽。望诸君勉之。此不第海军一业为然也。”［15］这一席话语给严复印象至深。他终身勤学不辍，不敢稍有松懈。　　1874年（同治十三年），刚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的日本急于向外拓展殖民地。它一面强迫流球国王接受其“内蓄”的封号，一面以其渔民曾被台湾居民误杀为借口，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这年5月，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美国的协助下，率兵三千在台湾琅乔登陆，悍然侵略我国领土。清朝急命提督唐定奎率所部淮军渡海增防，并谕船政大臣沈葆桢赴台查办。严复随沈葆桢到台湾，“测量台东各海口，并调查当时军事情形，计月余日而竣事”。［16］当时，日本侵略军不熟悉地形，加上军内疾疫流行，遭到中国军民的严重打击，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困境。软弱的清朝政府迫于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的压力，却于同年10月与日本签订《台事专条》。以“抚恤”和“修理房屋道路”的名义，赔偿白银50万两，换取了日本的撤军。到此，严复在军舰上实习和工作了五年，随后被选拔派赴英国留学。1·2　留学英伦求新知　　近代中国，最早漂洋过海、出国留学的是容闳。1847年1月4日，年仅十九岁的容闳随美国传教士勃郎先生赴美留学。他先进入孟森中学读书，后考入耶鲁大学。通过七年的奋斗，他以惊人的毅力和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取得了学士学位。容闳学成归国后，就打算“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为少年新中国”，［17］“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18］为此，他到处游说，请派留学生，以实施自己的“教育计划”，但他的努力遭到清朝官员的白眼。直到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创办军事工业，将容闳罗致到他的门下。在此期间，容闳鼓动丁日昌说服曾国藩派留学生出国，最后曾同意了容闳的建议。他与李鸿章联名上奏，清廷批准了曾、李的奏折。1872年（同治十一年），清朝择优选派第一批留学生赴美，以后三年又续派，每年30名，四年中共派出120名。这些留学生归国后，绝大部分都列身显要，或成为政界知名人士，或成为军、学、商界要人，或成为重要科技人材。　　严复是清朝政府派遣的第二批留学生。第二批留学生都是由福州船厂选出，他们改去欧洲。船政学堂原不预备选送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后来李鸿章、沈葆桢觉得洋员都将期满回国，而中国的工匠还不能替代洋员支撑这个局面，故主张从已经毕业的学生，选派到国外去深造。李鸿章、沈葆桢在《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里奏议：　　察看前后堂学生内秀杰之士，于西人造驶诸法，多能悉心研究，亟应遣令出洋学习，以期精益求精。……后堂学生本习英国语言文字，应即令赴英国水师大学堂及铁甲兵船学习驾驶，务分精通该国水师兵法，能自驾铁船于大洋操战，方为成效。［19］　　李、沈的奏议是在1873年提呈。但因经费没有着落，迟迟未派。拖到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才得以实现。　　1877年3月，严复等30余人，搭乘官轮“济安”号离开福州前往香港。4月5日又登轮离开香港，分别前往英国和法国。　　严复与萨镇冰、刘步蟾、方伯谦等12人到达英国后，其中六人即派登英国战舰实习，其余五人先入学，后仍被派登英舰至海洋实习。唯有严复一人始终未经登舰作海军训练，他先往朴茨茅斯学校（Portsmonth）肄业，然后进入皇家海军学院（RoyslNavalCollege）；在英国完成预订选修课程后，又被派往法国作修学旅行，再回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　　格林尼治是伦敦的一个自治市镇，它位于泰晤士河口，是天然的海港，它的发展主要是凭借皇室的力量和英国的海上扩张。早在1423年，格治斯特公爵圈围这儿的土地作为猎场；后来皇族又在这里建造起皇家博物馆和王宫。1694年，威廉三世和玛丽王后邀请当时一批著名建筑设计师构建了一批辉煌的建筑。乔治二世时期，为安置对法作战的伤病士兵，创立海军医院。1871年，在原海军旧址创办皇家海军学院，为英国以及其它国家海军培养、输送专门人才。皇家海军学院的课程以学习海军基础理论为主，并注重教学与实践相结合。学员每天早上六点钟要分赴各馆上课，据严复向当时清政府驻英大使郭嵩焘介绍：“礼拜一上午学习重学、化学，下午画炮台图；礼拜二上午学习算学、格致学（包括电学），下午画海道；礼拜三上午学习重学，论德法、俄土战例，下午自学；礼拜四与礼拜一同，礼拜五与礼拜三同；礼拜六上午论铁甲船情形，论炮弹情形，下午自学。”［20］学院教学十分注意学员能力的培养，严复给李丹崖抄录的“考课问目”（考问课目）是：“一日流凝重学合考，二曰电学，三曰化学，四曰铁甲穿弹，五曰炮垒，六曰汽机，七曰船身浮率定力，八曰风候海流，九曰海岛测绘”，而且“其中发问之处多足增广见识”［21］　　皇家海军学院这种注重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的教学方式，颇令封闭于满堂灌和习惯于死记硬背的中国学生大开眼界，他们在家读书有疑义，“听讲毕就问所疑，日尝十余人，各堂教师皆专精一艺，质问指责，受益尤多，我听讲时无余力质问，则录所疑质之，以俟其还答。诸所习者并归宿，练习水师兵法。而水师船又分三等：一管驾，一掌炮，一制造，管驾以绘图为重，掌炮以下以化学电学为用，而数学一项实为上本，凡在学者皆先习之，此西洋人才之所以日盛也。”［22］　　严复在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期间，怀着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先进的近代科学，并将之介绍给国人，体现了他对科学的执着追求。1878年3月7日，严复与几位留学生被邀到清政府驻英使馆处出席宴会，宴席间，严复“议论纵横”，大谈科学发现，从“光速而声迟”，到钟表机械原理，到“洋人驾船皆以南北纬度的斜取风力”的道理，［23］给在场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年4月29日，严复又对来学院看望的李丹崖等清朝官员，“演示摩擦生电”［24］，并且探究“西洋学术之精深”的原理在于注重基础科学——“数学和重学”。5月2日，留英学生向李丹崖出示各自的留学日记，严复出示的《沤舸纪经》，内中记录的又是光、热、空气、水和运动，谈论兵船发展之趋势、铁船之利弊等，凝注了严复对近代科学研究的心血。　　同时，严复还十分注意学习英语，其英语水平提高很快。当时驻英大使郭嵩焘称道他的英语水平“胜于译员”，以至每与英官员会谈和见面，“唯一邀严又陵同赴”。精通英语自然使严复如鱼得水，可以自由任意博览群书，或与英人交往，接受新近在英国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和科学理论的熏陶；还为他归国后研读“西学”，编译《天演论》等西方学术名著，打下了扎实的语言基础。　　留英期间，严复的专业，虽然有“考课屡列优等之语，但比较其他同学，并不突出。当时，刘步蟾、林泰曾两人成绩出众，而蒋英超“所造独深”。其他人如艺徒郭瑞圭、刘懋勋、裘国安等也均列优等；“浦消合考”，郑清廉且得第一名。故后来一般人说严复在英国时考试常列第一，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中亦说：“是时日本亦始遣人留学西洋，君试辄最”，恐怕并无依据。严复的真正兴趣似乎并不在海军，他未去军舰上实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严复当时所怀抱的志趣，已经不为“良将”的人生境界自限了，这一点已被时人所注意。郭嵩焘在向清政府汇报关于英法留学生学习成就时说“水师良才曰刘步蝎、方伯谦、萨镇冰、何心川”，而严宗光“以之管带一船，实为枉其材”，并说其他学子“其识解远不逮严宗光”，让严“交涉事务，可以胜利”。实际情形也是如此，严复在学校读书之外，还广泛接触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这对他的思想发展无疑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这表明当时严复的思想已超越了洋务运动所标榜的练兵自强的局限，已着意于从更深层次探讨社会变革和振兴中华的根本之途。著名史学家吴相湘对此有中肯评价：“历来论者均以严留英回国后未展所长，不知最初之因材施教计划，严实用得其所。译述西洋名著，对国家之贡献，更出意想之外。而同时留学归来刘步蟾、林泰曾、方伯谦等，于甲午战争时身败名裂。萨镇冰较幸运且长寿，民国时任海军总司令，然其成就贡献比较严复实不可同日而语。”［25］至于“严复在第一届留英海军学生中之被如此特别安排，显示当局针对严之个性特别学识，因材施教，使其注重理论。乃有计划地培植，使其成为教育后进之领导人才。严复后来对国家服务即决定于此。而其对国家之贡献，实远超过最初计划。”［26］　　19世纪70年代，正值维多利亚女王执政，英国资本主义已发展到鼎盛，资本主义社会所呈现的繁荣局面，恰与腐朽衰落的清廷，形成鲜明对比。严复身临其境，自然表现出倾慕服膺之情。例如，他去英国法庭，“观其听狱，归邸数日，如有所失”；认为这就是“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27］的原因。因为他们不仅“司法析狱之有术”，还有“辩护之律师，有公听之助理，抵暇蹈隙，曲证旁搜，盖数听之余，其狱之情，靡不得者”。既然有这种良善的制度，自然“公理日伸”［28］了。又如他考察英国城市，见其治理得井井有条，认为“莫不极治缮葺完，一言以蔽之．无往非精神之所贯注”。再反观中国当时的情形，则大相径庭。他觉得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政治与立宪政治的不同。他说，在中国“谋国者以钳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无所得为于其间，乃转授权于莫知谁何，视此如传舍之人，使主其地”，这样的社会自然公理不伸，上下乖离了。而西洋呢？由于有“议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规”，所以能“和同为治”，“合亿兆之私以为公”。生活在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的人民的命运迥然相异。中国人民都是“苦力”，而西洋人民都是“爱国者”；“夫率苦力以与爱国者战，断断无胜理也”。［29］他甚至从生理学的角度，论及英法人民身材的高矮，以及在学时不能婚娶等事实，以为“东方婚嫁太早之俗，必不可以不更，男子三十，女子二十，实至当之礼法，诚当以令复之，不独有以救弊，亦稍已过庶之祸。”由此不难看出，严复对英法社会观察之精细与关切层面之广了。　　透过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层，严复把自己研究的触角伸向了其深层，亦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驱动力——思想理论。限于繁重的专业学习任务，严复不能抽出大量时间广泛涉猎阅读西方近代思想家的理论著作，但他对于当时业已流行的各种思想理论是有一定的掌握和认识。我们可以想象到，严复所最倾心的，以后又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提到，或亲自翻译他们的著作，如亚当·斯密、孟德斯鸠、边沁、穆勒、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等人，大概在这时应有所接触。在这些思想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代生物学之父达尔文。当时，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一书已出版二十年之久，这种生物进化的科学原理，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学派的始祖斯宾塞推衍到社会历史领域，成为一种极具有影响力的社会决定论学说，这一思潮不仅震憾着当时欧洲的思想和知识界，引起了一场思想革命；而且后来经严复的译介，传播到了中国，进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影响和支配了中国社会政治运动和文化思想发展进程。　　严复对西方社会政治的敏锐观察和他研读近代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曾引起清朝政府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惊奇与赏识。这位开明的长者一向自命为最了解世界大势的洋务派先驱人物，对于作为一个普通留学生的青年严复的才华卓识却很折服，引为忘年交，这也可以说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严复的名字最初出现在郭嵩焘的日记里是在1878年2月2日（光绪四年一月一日）。在当日的日记里，郭嵩焘这样写道：“格林威治肄业生六人来见，严又陵（宗光）谈最畅。”［30］以后每逢假日和课余之暇，严复常去使馆，或向郭介绍西洋学术，或为郭抄录格林威治学馆“考问课目”，或译示蒲日耳游历日记和报纸评论。两人“论析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往往日夜不休。”郭嵩焘为此曾写信给朋友说：“有出使兹邦，惟严君能胜其任。如某者，不识西文，不知世界大事，何足以当此！”［31］同年6月21日（光绪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郭嵩焘先去巴黎，他的随行人员李湘甫、李丹崖、罗丰禄则于7月1日赶往巴黎，严复等人与之偕行。在巴黎期间，严复随郭嵩焘参观了天文台、下水道、圣西尔陆军士官学校、凡尔赛的议政院等处。此外，严复还参观了当时在巴黎举办的万国博览会。［32］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驻外使节，也是早期维新思想的先驱者，他的眼界和识见早已越出了洋务运动的藩篱，所撰《使西纪程》一书受到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严复与郭嵩焘的交谊与投契，说明他们俩人思想主张的相通和高度一致。尽管我们对两人在英期间的交往不得其详，对严复留英的思想状况也欠缺详细的材料，但我们可从郭嵩焘当时的著述中，窥见到他们思想交流的某些线索。　　郭嵩焘是1877年1月21日抵达伦敦，1879年1月31日离英回国，在英时间整整两年。作为“天朝帝国”亲历西方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精通传统文化，熟悉传统政治，了解“洋务”内情，因此在出国以后，通过对西洋政教的考察和研究，他就有可能将中西方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进行比较和审察，进一步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封建主义制度的落后性，这是中国维新运动萌芽时期具有历史意义的思想探索。细加分析，郭嵩焘维新思想倾向主要表现为：（一）他考察了以议会民主和自由选举为特征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现状和历史，接触了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和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形，认识到“非民主之国，则势有所不得”，对“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批评。（二）他从欧洲看到了教育在建设近代化中的关键作用，认为泰西学校“一皆致之实用，不为虚文”，比中国崇尚“时文小楷”（八股文）传统教育优越得多；于是力倡开办学校、多派遣留学生，像日本那样大规模向西方学习。（三）他作为一位资深的有地位的旧学者，从中国到欧洲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的文化历史，开始对中西政治哲学和伦理观念作了比较研究，并借用西方的思想武器来批判中国的传统观念，使近代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四）他反对中国传统士大夫“内中国而外夷狄”的虚骄习气，主张开放，主张向酉方学习。（五）他对西洋社会的实际情形进行考察以后，对于国内在60年代以后兴办的“洋务”，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对于办洋务的方针和指导思想，提出了中肯的意见。［33］郭嵩焘的这些思想，可以说与严复是不谋而合，这也是他们两人能破除年龄界限和地位差别，有着许多共同语言的真正原因。后来发生的维新运动实际上也是郭嵩焘思想的继承者和遗业的执行者。郭嵩焘的上述思想在暮气沉沉的士林宦海中得不到应有的反响，他也在充满敌意的环境中度过了余生。在凄凉的晚景中，他心情落寞，去世前抱病撰成《玉池老人自叙续记》，谓：　　吾在伦敦，所见东西两洋交涉利害情形，辄先事言之，……而一不见纳。已先之机会不复可追，未来之事变且将日伏　　日积而不知所穷竟，鄙人之引为疚心者多矣；这便是郭嵩焘对他自己后半生涉猎洋务的最后感想，真可谓“鸟之将死，其鸣也衷”矣。郭嵩焘逝世后，严复感念当年海外的知遇之谊，心情沉郁地送上了这样一副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蒙童，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琢，离忧岂仅屈灵均。”［34］对这位先驱者一生所遭受的境遇，表现了极大的悲愤不平。　　严复留学英伦只有两年多的光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却是一次重要的转折。他亲眼目睹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景象，实际考察了英、法两国的政治、法律、教育等机构，耳濡目染各种业已流行的思想理论和五花八门的学术新潮，这些为他维新思想的酝酿和形成提供了重要养料。严复成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行者，在思想上远远走在同时代的人前面，与他个人的这段经历是密不可分的。1·3　仕途维艰，科举落第　　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严复自英伦学成归国。那时福州船政学堂亟需教员，船政大臣吴赞诚遂聘他充任该学堂后学堂的教习。第二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新创一所海军学校——北洋水师学堂，经陈宝琛推荐，调严复去任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自此，严复在该学堂任事20年，直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发生，他为避难，离津赴沪，才脱离这个学堂。　　就在严复回国的那一年冬天，发生了一件对他个人前途极为不利的事，这就是沈葆桢的去世。在洋务派的几位大员中，严复与沈葆桢的个人关系最为密切。本来福州船厂是湘军系统的左宗棠、沈葆桢所创办；由于沈葆桢的赏识，严复才以第一名的资格录取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后来又因沈葆桢与李鸿章的会奏，严复这一批学子才赴欧州留学。可以说，沈葆桢是严复个人事业发展的恩主。光绪初年，沈凭借两江总督的显赫地位，努力扩充南洋水师，发展个人势力，与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形成分庭抗礼之势。以这种势态发展下去，严复自然可以得到沈葆桢的罗致和提携。不料严复刚回国几个月，1879年（光绪五年）冬沈葆桢就病卒，全部海军势力逐渐落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手中，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严复与李鸿章发生了长期的主属关系。　　严复不属于李鸿章嫡系的人物，李自然难以引其为心腹使用；加上严复个性狂傲，不易与人相处，其升迁自然受到影响。早先严复在英留学期间，深谙世情的郭嵩焘对他的个性就颇为担忧，“又陵才才，吾甚爱之，而气性太涉狂易。吾方有鉴于广东生之乖戾，益不敢为度外之论。亦今负气太盛者，其终必无成，即古人亦皆然也。”［35］严复后来在仕途的经历虽然并不像郭氏预言的那样惨，但其“负气大盛”“太涉狂易”的孤傲性格不能不给他带来某些障碍。他在北洋水师学堂的职位是总教习。实际上，却承担了总办（校长）的责任。总办须由候补道一级的官僚充任，而严复当时的资格仅是武职的都司。过了九年，也就是1889年（光绪十五年），严复37岁时，才连捐带保弄到一个“选用知府”的官衔，由此升任为会办（副校长）；1890年（光绪十六年），再升任总办。又过两年，从“选用知府”擢升到“选用道员”。［36］而这时严复已是40岁的人。　　仕途发展不顺，严复的心态自然表现出不满。本来海军是他的专业，在北洋水师学堂供职应说可以施展一技之长。可是，北洋水师学堂在李鸿章及其亲信的严密控制下，严复深感“公事一切仍是有人掣肘，不得自在施行。”［37］因此，他虽在该学堂任职长达20年，只不过是徒具虚名，根本没有实权。诚如陈宝琛后来所言：“文忠大治海军，以君总办学堂，不预机要，奉职而已。”［38］严复对此不免产生苦恼，他在《送陈彤卣归闽》诗中悲叹道：“四十不官拥臬比，男儿怀抱谁人知？”苦闷到极点时，甚至悔恨“当年误习旁行书”，如今落得“举时相视如髦蛮”，［39］觉得自己从西方刻苦钻研所得的一切完全是多余，于仕途无补。不然，自己为什么会被人视如“髦蛮”？在官场上被人轻视，在现实中屡受挫折呢？！　　组织关系的疏离，在严复和李鸿章之间横下了一道天然鸿沟。思想观念上的歧异，更使他们变得难以理解。19世纪6o年代至甲午战争前夕，正是打着“自强”“求富”’旗号的洋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时，严复在英国获得的经验和他个人归国后的遭遇，使他切实意识到李鸿章这位显赫人员“洋务”观的缺陷，他不相信“移花不移木”式的洋务运动可以拯救中国，可以使中国复兴，海军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洋务派只愿采西方“技艺”之长，建船厂，造军舰，不愿对海军的管理和训练完全接近代化的标准进行，结果新装备的水师都经不起实战的考验。当时在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严复说：“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今之贵国海军，其不满于君子之意者众矣。然必当于根本求之，徒苛于海军，未见其益也。”［40］赫德的这番话对严复刺激很大，他深悉清朝海军内部的腐败情形；中法战争海战的失败，更加强了他这一意识。　　洋务运动举步维艰，难期成效。而濒海相望的日本挟持明治维新蒸蒸日上的气势，咄咄逼人。严复“慨夫朝野玩愒”，就常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缳我如悖牛耳！”［41］他的这种愤激言论，自然不为保持谨慎和温和姿态的洋务大僚李鸿章所接受。李“患其激烈，不之近也。”［42］这就无形之中拉开了他和李鸿章的距离。加上中法战争后，李鸿章与法国公使谈判于天津，为广东税务司德璀琳所绐，“皇遽定约，惎言者摘发”，疑忌及严复，他“愤而自{足束}”。双方产生了不解的疙瘩。　　在京、津的上层官僚机构中，严复目睹了官场的腐化、糜烂情形，他在给家人的信中不无失望地写道：　　自来津以后，诸事虽无不佳，亦无甚好处，至于上司，当今做官，须得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严复）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置之不足道也。［43］　　官场的黑暗，世态的炎凉，无情地击破了严复的理想之梦，也增添了他几分思乡的忧愁之情。他写信给伯兄观清说：“弟自笑到家时忽忽过日，足履津地，便思乡不置。天下茫茫，到处皆是无形之乱，饥驱贫役，何时休息，兴言至此，黯然神伤；拟二三年后，堂功告成，便当沥求上宪，许我还乡，虽饘粥食苦，亦较他乡为乐。”［44］这些推心置腹的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严复内心孤独、寂寞和怀才不遇的心境。　　严复的仕途坎坷，归国的同学平步青云。林永升、方伯谦、林泰曾当上了管带（舰长），刘步蟾则由参将、副将擢升到北洋水师右翼总兵，即分舰队司令，职位仅次于水师提督丁汝昌。相形之下，严复的失落感可想而知。也就在这时，他染上了鸦片癖，这多少反映了他对国家的苦难和自己的遭际的无奈和消极。的确，当黑暗吞噬整个社会时，自然也可能吞噬它最优秀的精英。但是，对于一个已经有幸接受了西方先进科学知识，接近了近代启蒙思想的洗礼，已经打开了面向世界的眼睛，又有志于改造社会的先进分子，这毕竟是一个极大的不幸。　　为了寻找个人的出路，从李鸿章的行政走卒的地位中摆脱出来，严复试图另谋出路。他曾与王绶云（慈劭）投资创办河南修武云的煤矿，资本逾万，严复约占其半。这种在私人工矿企业中投资的兴趣，反映了他两重的愿望：一是争取经济上的自立和富足。在北洋水师学堂的20年间，严复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已成为三个儿子的父亲。原配夫人王氏殁于1892年，续娶了造室江氏，离津前又娶继室朱夫人，这二妻一妾共给他生育了五男四女，组成一个庞大的家庭，成为他一生无时不予操忧的生活负累。二是实现他从英国带回来的价值观，即发展工商业是一个社会近代化的基础。但严复投资工矿业的举措，并无补于他的政治活动，故他仍不得不为跻身上层官僚社会作不懈的努力。他曾听说张之洞对他“颇有知己之言”，于是打算舍北就南，“冀或乘时建树”；［45］可此事并未如愿以偿。　　在另谋发展的尝试中，严复最寄予希望，且费力最勤，而再三碰壁的是科举考试。原来严复学成归国时，“见国人竺旧，图夷新知，于学则徒尚词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陈其害，自维出身不由科第，所言多不见重”。因此，他想博取功名，提高社会地位，“以与当事周旋，既已入其毂中，或者其言较易动听，风气渐开转移”［46］，他自信学问根柢不错，乃“发愤治八股，纳粟为监生”，以为可以在科举考场上打通一条道路，由举人、进士、翰林而至公卿，以实现自己平日的抱负；或至少也可以提高自己言论的社会影响。1885年（光绪十一年）秋，严复回福建原籍参加乡试。遗憾的是，八股文与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高材生没有缘份，严复名落孙山。以后，1889年、1890年又两度参加北京的顺天乡试；1893年，再到福建参加乡试，均——一落第。“荧冥短檠灯，凄惨长屈蠖”［47］的诗句，道出了严复科举失败后那种凄惨的状态。　　科举考场上的败北，自然不能说明严复智力能力的低下，或者表明他忽视自己的经学修养。它只说明，严复尚无法迎合当时八股文的考试方式，摸透其中的诀窍；陈旧的考试制度亦不能容纳和接受具有“新知”的饱学之士，为其才学的发挥提供用武之地。科举考场将严复摒绝在上层官僚社会之外，也排斥了一批与严复类似经历的知识分子，结果造成了清朝官僚政治机制的萎缩和僵化。就严复个人来说，这些羞辱的经历，除了给他带来重重痛苦外，也使他在甲午战争后更为猛烈地攻击这种不合理的考试制度。　　在仕途不顺、科举失败的那些暗淡日子里，严复的思想和学术却有幸获得潜滋暗长。北洋水师学堂环境幽雅，设施齐备，“堂室宏敞整齐，不下一百余椽。楼台掩映，花木参差，藏修游息之所，无一不备。另有观星台一座，以备学习天文者登高测望”。［48］在教务之余，严复可静心阅读中西书籍，从事著译活动。这时，他继续追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阅读那些能反映时代水平的西方名著。1881年，严复通读了英国学者斯宾塞（Herbertspencer）的《群学肄言》（studyofsociclogy，现译为《社会学研究》，作者注），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经典理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后来，他在为这部著作的中译本所撰的“译余赘语”中，回顾了自己阅读此书的体会，写下了一段深刻的感言：　　不佞读此在光绪七、八之交，辄叹得未曾有。生平好为独往偏至之论，及此始悟其非，以为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每持一义，又必使之无过不及之差，于近世新旧两家学者，尤为对病之药，虽引喻发挥，繁富吊诡，顾按脉寻流，其意未尝晦也。其《缮性》以下三篇，真西学正法眼藏，智育之业，舍此莫由。斯宾塞氏此书，正不仅为群学导先路也。［49］　　由于斯宾塞的著作对严复以后的思想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因而我们有必要分析一下他在阅读此著的最初反应。　　《群学肄言》是斯宾塞应热情的美国信徒尤曼斯教授的要求所写，原书出版于1873年。斯宾塞在该著中并未合盘托出他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他对自己社会学理论的系统阐释是在后来完成的另一部巨著《社会学原理》中，《群学肄言》则可视为《社会学原理》的入门之作。“它为创立社会学（科学的皇后）概述了所有情感的、伦理的、理智的预见。斯宾塞描述了妨碍真正客观的科学的社会学产生的一切主观偏见和客观困难，然而在许多篇章里又错综地交织着无数他自己的偏见。”［50］　　严复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时，他的独特感受是什么呢？首先，他惊奇地发现这部书的某些思想命题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某些相通之处，这就加强了他将斯宾塞的思想理论应用于分析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的信心。　　严复在读斯宾塞的著作以前，他“尝言生平独往偏至之论”，而《群学肄言》一书，则“实兼大学中庸精义”。例如，《大学》中有一句名言：“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格物。”这里讨论的是在诚意、正心和致知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它强调道德的发展和完善伴随着知识的进化，道德修养应与知识成熟“同步”。而斯宾塞也认为，追求知识是与克服情感及道德的扭曲，亦即与某种程度的超脱相联系，这种超脱从根本上说是一种道德上的修养。　　也许严复当时已认识到，指出西方科学的高度伦理性的基础，可以提高“蛮夷之学”在充满敌意的传统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可以有助于西学在中国的传输。因此，他不仅肯定斯宾塞的思想与中国儒家经典《四书》有其相同之处，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而且他还力图证明，真实的知识恰恰是要运用西方科学方法发现的知识。这种知识既是“诚意”的反映，又将人们导向“诚意”。严复在福州船政学堂和留学英国所获得的科学知识，使他自己切身体会到。这些科学知识不仅具有特殊的实践意义，而且还包含着提高人们精神境界的作用。在人类获取知识、智慧的道路上只有科学的进化才能真正获取古代圣人所梦想的澄清所有情感蒙蔽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贯穿着理性精神的西方科学蕴含了道德的品格，坚持了《中庸》中所追求的“中庸”之道。　　其次，严复在斯宾塞的思想中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发现了西方科学方法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内在联系，这就为他的维新变革思想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　　“科学、真诚和正直构成正常社会的基础”。斯宾塞如是说。为此，他探讨了各门具体科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因为社会学是一门包括所有其他科学的科学”。每一具体科学则提供一种“特定的思维习惯”，例如，数学和逻辑学“提高关于联系的必然性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物理学和化学“增强人们对原因、效用和结果的认识”；生物学则教导人们懂得“连续性、复杂性、因果关系的偶然性”等。这种思维习惯对于掌握这一所有科学的最高综合科学（社会学），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斯宾塞的上述探讨主要是在该书的第十三至十六章中展开，它们冠以“规范”的章名。由于斯宾塞对社会学的含义所作的宽泛解释，这就不仅为严复提供了一个科学体系的框架，而且为他认识世界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方法。正如后来他在《原强》一文中所说：　　斯宾塞尔者……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又用近今之格致之理术，以发挥修齐治平之事。［51］　　严复将斯宾塞的思想由一种社会学理论推广到实际的社会生活，视其为变革社会的药方，亦即提供达到国家富强的目标的药方，这与斯宾塞的初衷已相去甚远。斯宾塞当初写作这部书，并不是为那些前近代化的社会而写，而社会学与一般的“应用科学”不同，它不是作为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工具而构造出来的。但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试图为一个合理化的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作出解释，仅此一点对严复来说也许就够了。严复的当务之急是要寻找导向西方社会走向近代化的基本线索，并将他所发现的这条基本线索贯穿到中国社会变革中去，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能深深吸引和打动他的关键原因就是在此。严复自以为在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中已经找到了解开西方成功之迷的线索，找到了能供岌岌可危的国人摆脱困境、“修齐治平”的思想武器。　　除了阅读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一书外，严复还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BagehotWalter，今通译白芝浩）的《格致治平相关论》（PhysicsandPolitics）两书，可惜这两部译稿已佚失。大约在1892年（光绪十八年），严复认识了一位名叫宓克（Amichie）的英国人。当时长江流域一带“教案蜂起”；宓克“深忧夫民教不和，终必祸延两国；而又悯西人之来华传教者，胶执成见，罕知变道，徒是己而非人，绝不为解嫌释怨之计，”［52］故特著书《支那教案论》（MissionariesinChina，现译为《传教士在中国》）。书分四篇：“首发端，次政治，次教事，终调辑大旨。”［53］宓克的宗教观点是非正统的，写作此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批评传教士在中国“胶执成见”的做法；另一方面严复翻译此书，则是希望藉一个外国人反对传教士的观点，“为他的知识界同胞提供有威力的新武器”。［54］但他的这一举动，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　　有关严复在这一期间与“中学”方面的关系，我们没有详细的史料可资讨论。可以断定的是，他为准备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在传统经学、考据学和古文写作方面作一番必要的准备，他的这些工作尽管在科举考场上没有取得成功，但在后来的政论、译文和古籍评点等方面却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以致人们不得不承认他是“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________________　　［1］（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5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2］《与伯纯如书》（二十五），《严复集》第3册第626页。　　［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收入《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人《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　　［5］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6］（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18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7］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第154页。　　［8］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载《社会学界》第7卷，1933年6月。　　［9］《为周养庵题篝灯纺织图》，《严复集》第2册第388、389页。　　［10］《送沈涛园备兵推扬》，《严复集》第2册第364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2］转引自顾树森：《中国历代教育制度》第23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13］《《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1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5］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6］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17］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18］容闳：《西学东渐记》第27页。　　［19］转引自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上册第168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20］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49页，岳麓书社1984年版。　　［21］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62页。　　［22］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450页。　　［23］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6页。　　［24］郭嵩焘：《伦敦和巴黎日记》第588、589页。　　［25］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37页。　　［26］吴相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民国百人传》第1册第353页。　　［27］《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　　［28］《法意》卷十一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69页。［29］《严几道文钞》第81页。　　［30］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449页。　　［31］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5页。　　［32］参见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7、664、665、667页。　　［33］参见钟叔河：《走向世界》第十三章《西方文明对郭嵩焘的影响》，中华书局1985年版。　　［34］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8页。　　［35］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第654页。　　［36］参见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　　［37］严复：《与堂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38］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部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39］《送陈彤卣归闽》，《严复集》第2册第361页。　　［40］《《海军大事记》弁言》，《严复集》第2册第352页。　　［41］王遽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6页。　　［42］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严复集》第5册。　　［43］《与四弟观澜书》（四），《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4］《与伯兄观清书》，《严复集》第3册第730页。　　［45］《与四弟观澜书》（三），《严复集》第3册第731页。　　［46］严遽：《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5册第1547页。　　［47］《太夷继作有“被刖”诸语见靳，乃为复之》，《严复集》第2册第368页。　　［48］张焘：《津门杂记》中卷页19，光绪十年刊本。　　［49］《《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册第126页。　　［50］（美）许华茨著：《严复与西方》第26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51］《原强》，《严复集》第1册。　　［52］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3］王蘧常：《严几道年谱》，《严复研究资料》第29页。　　［54］（美）许华茨：《严复与西方》第30页，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维新巨擘：开新文化之先河第2章　维新巨擘　开新文化之先河　　呜呼！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变也．莫知其所由然，强而名之曰运会。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盖圣人亦运会中之一物。　　——严复：《论世变之亟》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引人注目的大事，不仅在于它在政治上实行变法，将变革的锋芒指向政治制度层面；而且在于它破除中国知识界的沉闷局面，除旧布新，启迪民智，推动了一场具有近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先导。　　严复是在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取得广泛影响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维新阵营与其他领袖人物的区别之处在于他不单纯拥有坚实的“中学”基础，还具备深厚的“西学”素养。他在当时的士林学子中，堪称中学西学皆一流的人物。这就使得他在建构自己的维新理论时，能运用西方近代的哲学理论，通过中西文化比较，从更接近现代意义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维新思路。他别具一格的维新思想和西学译介，使他在维新阵营中独树一帜。他独自一人组成维新派的一个方面军。对于严复的思想独特之处，前人因其过于浓厚的“西学”色彩和在行动上对维新变法的某些保留，都颇不以为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其实，作为一个启蒙思想家来说，这正是严复超出同侪的过人之处。2．1　从救亡走向维新　　甲午中日战争的爆发，中国海军陆军一败再败，洋务派三十年苦心经营的自强事业毁于一旦。泱泱大国败于弹丸小国的严酷事实，犹如一声惊雷将沉睡的国人震醒，对沉浸于科举考场的严复也不啻是当头捧喝。“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人之众，一战而翦我最亲之藩属，再战而陪都动摇，三战而夺我最坚之海口，四战而威海之海军熸矣。”［1］噩耗哀讯接踵而来，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呆坐在自己的书斋里。这位青年学子心中澎湃的爱国激情，迅速化成了急迫的救亡使命感。　　恰巧在1894年下半年，严复“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2］这时候，他俯读西书，仰观时艰，感受特别深刻。二十余年的西学积累和生活阅历，至此似乎水到渠成，豁然贯通。他“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相形之下，他强烈感受到中西学术之间的反差太大：　　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作深通其文字者，又欲知无由，所以莫复尚之也。且其学绝驯实，不可顿悟，必层累阶级，而后有以通其微。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以中国之糟粕方之，虽其间偶有所明，而散总之异、纯杂之分、真伪之判，真不可同日而语也。［3］从中西学术比较中，严复旋即体察到迫在眉睫的民族危难。他得出一个重要论断：“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由也。”［4］“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5］中国要振兴，当从此入手。严复油然而生思想启蒙的责任感，正如他后来致梁启超信中所忆：“甲午春半，正当东事皋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于是有《原强》、《救亡决论》诸作，登布《直报》。”［6］1895年2月至6月间，严复陆续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四篇重要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如果说，同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的“公车上书”着重从政治角度，运用传统三世说，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那么严复的这些论文则主要立足于学术，通过中西对比，对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学术做了更深层次的探讨，开中国新文化之先河。　　《论世变之亟》是严复“维新”思想的导论。他以强烈的危机意识，抨击了一切顽固守旧的论调，强调要适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所谓“运会”。严复开宗明义指出中国的危难处境不是一时出现的社会政治危机；而是千古未有的文化危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我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我国人不虚心以求西方真相，徒塞一己聪明以自欺。”在这种危机面前，只有认清时势，把握历史的进化规律，才能渡过危机，否则，即使圣人复生，也无能为力。他说：“运会既成，虽圣人无所为力。”圣人的作用只在“知运会之所由趋，而逆睹其流极，……成成辅相，而置天下于至安”。他批评守旧者固步自封、自我封闭、一厢情愿地将中国和外部世界隔绝开来，“使至于今，吾为吾治，而跨海之汽舟不来，缩地飞车不至，则神洲之众，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贫者常安其贫。”结果使中国文化失去了与西方文化交流、沟通的机会，中国社会的生机窒息殆尽。“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强之效者，无目者也；谓不讲富强，而中国可以安，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谓用西洋之术，无俟于通达时务之真人才，皆非狂易丧心之人不为此。然则印累？绥若之徒，其必矫尾历，而与天地之机为难者。其用心盖可见矣。”　　严复还进一步剖析了中西文明的差异，指出造成中西之间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自由”：　　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今之称西人者，曰彼善会计而已，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7］由于中国“历古圣贤”畏惧自由，而西洋各国则持“唯天生民，各具赋异，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双方的特点大相径庭，譬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多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8］严复在这里提供的一幅中西文明对照表，虽“未敢遽分其优绌”，但他用词的褒贬，非常清楚地表明他提倡什么；而他指出西方学术精神是“黜伪而崇真”，政治精神是“屈私以为公”，贯穿于其二者之中的又是“自由”，可谓说透了“夷之长技”的根本，找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正确之途。　　《论世变之亟》揭示了中国社会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文化学术，《原强》则希图找到谋求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救国理论。　　严复首先根据英国斯宾塞（H．Spencer）的学说，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取决于那一个国家国民的“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虑之强”、“德行仁义之强”。文章开首就赞叹达尔文的贡献，称自从1859年，达氏的《物种原始》（即《物种的起源》）出版后，“欧美二洲，几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随后，斯宾塞又将生物学的达尔文主义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创造了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这样，斯宾塞“则宗天演之术，以大阐人伦治化之事。号其学曰‘群学’，犹荀卿言人之贵于禽兽者，以其能群也，故曰‘群学’。……其宗旨尽于第一书，名曰《第一义谛》，初通天地人禽兽昆虫草木以为言，以求其会通之理，始于一气，演成万物。继乃论生学、心学之理，而要其归于群学焉。夫亦可谓美备也已。”［9］据此，他提出斯宾塞所说国家强弱存亡的三大标准：“体力”、“智虑”、“德行”。“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0］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所塑造的富强观的雏型，也是西方进化论系统介绍和输入中国的肇始。　　严复然后运用“智”、“德”、“力”三个标准，说明了当时中国民族危亡的处境。他揭示中国自从甲午战争中所暴露出来的诸种败象：国防的溃弱、官场的腐败和人才的凋零。且看在外的将士，“将不素学，士不素练，器不素储，一旦有急，……曳兵而走，转以奉敌”。再看居庙堂之上的官吏：“人各顾私，……于时事大势，瞢未有知。……其尤不肖者，且窃幸事之纠纷，得以因缘为利。”朝中的文武官员是如此，遭受封建专制压迫的民间人士，更呈现出一派凋零寂灭的景象，“乃吾转而求之草野闲巷之间，则又消乏虽亡，存一二于千万之中，意谓同无，何莫不可！”长此以往下去，则“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他大声疾呼，要救亡图强：“呜呼！吾辈一身无足惜，如吾子孙与四百兆之人种何！”勾画了一幅中国文明没落衰亡的历史图象，从而为他的维新主张提供了一个深刻而有说服力的背景。　　中国社会存在深刻的文明危机。克服这种危机的办法在哪里呢？严复的看法是只能求助于渐进。他认为，中国社会固然处在危机的煎熬上，但要谋求解决又不宜操之过急。他一再引申斯宾塞的话，认为“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欲谋国家的富强，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自立”。他从渐进的社会改良论出发，拒斥了当时比较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主张。他深知，在西方资本主义繁荣的表象背后，还存在着贫富悬殊，所以西洋近代就出现了“均贫富之党起，毁君臣之议兴”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但他认为“此之为患，又非西洋言理财讲群学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数国之贤者，聚千百人智虑而图之，而卒苦于无术。盖欲救当前之弊，其事存乎人心风俗之间。夫欲贵贱贫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贤而少不肖者，皆智而无其愚而后可。否则今日取一国之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齐又见焉。”严复强调改造社会宜从“人心风俗”入手的重要性，主张通过提高民力、民智、民德的办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异乎寻常的文明危机。他的结论是“是故国之强弱贫富治乱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征验也。必三者既立，而后其政法从之。”严复的这些认识为其翻译赫胥黎（Thuxley）的《进化论与伦理》（即《天演论》）一书，做了思想准备，他以后持行“教育救国”的主张，反对一蹴而就的社会革命，也与这一思想密切相关。　　最后，严复对其提出的“三民说”、也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了详细的阐释。　　所谓鼓民力，主要是禁止鸦片与缠足。所谓开民智，就是废除八股，提倡西学。他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与近代西方学术的根本差异在于，西方学术“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西方大思想家赫胥黎常言：“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简编，名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相形之下，“中土之学，必求古训，古人之非，既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记诵词章既已误，训诂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于今日之经义八股，则适足以破坏人才，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这两种完全异旨的治学传统所造成的结果自然也不一样，西方近代学术，以实际事物为研究对象，读书只供参考，故其能不断进步，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而中国传统学术，完全以书本为研究对象，读书就是治学的正途，所以始终跳不出古人的圈子，学问终归无用。因此，严复坚决主张大讲西学，废黜八股，“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欲讲西学．非另立选举之法，另开用人之途，而废八股试贴策论诸制科不可。”　　严复认为，西方的长处在于政治与学术，而政治又以学术为根本。他说：“且其为事也，又—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为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异而彼月新，故能以法胜矣，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为可畏也。”政治与学术相辅相成，其中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根本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所谓新民德，就是设议院。严复分析中国积弱不振的基本原因是历代君王视臣民如奴隶，他说：“诸君亦尝循其本，而为求其所以然之故钦？盖自秦以降，为治虽有宽苛之异，而大抵皆以奴虏吾民。”“夫上既以奴虏待民，则民亦可以奴虏自待，夫奴虏之于主人，特形劫势禁，无可如何已耳，非心说诚服，有爱于其国与主，而共保持之也。”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相比之下，要高明、优越得多。法令由议院制订，官吏由人民推举，人民遵守法令不过是“各奉其自主之约”，“出赋以庀工，无异自营其四宅。趋死以杀敌，无异自卫其室家。”因此，严复主张：“居今之日，偏听偏信进吾民之德以同力合志，联一气而御外仇，则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国不可也！……然则使各私中国奈何？曰：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有了这样健全的议会和民选制度，那么“民之忠爱”、“地利之尽”、“道里之辟”、“商务之兴”以及“民各束身自好，而争濯磨于善”，都可以藉此获得发展。可以说，严复的所谓“新民德”就是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来替代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和君主专制。　　总之，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了一套维新纲领，希望通过渐进、改良的道路，来培养民力、民智、民德，从而达到振兴中华这一总体目标。接着发表的《辟韩》和《救亡决论》可以说是《原强》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和补充。　　《辟韩》一文着重阐扬了“新民德”一方面的思想。其立意是反驳韩愈所作《原道》中的专制思想，借古讽今，指桑骂槐，进而达到批判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目的。他先例举韩愈《原道》中主张专制的典型理论，韩愈说：　　“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作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今，则失其所以为巨；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　　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是君与民之间的关系问题，究竟是君为民而存在，还是民为君而存在。韩愈认定是民为君而存在。严复指出，这既违背了孟子所说的“民重君轻”的天下之通义，也不合乎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原则。“孟子曰：‘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古今之通义也。而韩子不尔云者，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也。老子言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夫自秦以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11］中国有着专制的政治传统，西方则有遏制专制的民主政治。“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既然如此，“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设有战斗之事，彼其民为公产公利自为斗也，而中国则奴为其主斗耳。夫驱奴虏以斗贵人，因何所往而不败？”［12］这里，严复对中国传统政治已是下了一个总的诊断，他把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与中国的积弱联系在一起，尤显示了他思想的深刻之处。　　在批驳韩愈《原道》的基础上，严复又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民主政治理论。他依据“民约论”的理论构架，认为正因为社会上“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普通民众忙于生产劳作，势不能兼顾，于是人民就会自然地根据“通功易事”的原则，“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在严复看来，这就是国家之所以发生，国君之所以需要的理论根据。这种类似“民约论”的思想，在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著作中早有表述，它构成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　　《辟韩》言词激烈，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一针见血，故其很快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它发表后两个月，张之洞就指使屠守仁作了一篇《辨辟韩书》，大骂严复说：“今辟韩者溺于异学，纯任胸臆，义理则以是为非，文辞则以辞害意，乖戾矛盾之端，不胜枚举。”严复大有大难临头之感，后经郑孝胥从中疏解才安然无事。由此也不难看出这篇文章发表后的极大反响。　　《救亡决论》一文则就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主张作了更为透彻的发挥和阐释。文章开首就说：“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而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接着，严复力陈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三大弊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他以为“然而救亡之道当如何？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东海可以回流，吾言必不可易也。”［13］在对科举制度加以抨击后，严复又将锋芒转向传统旧学。他在清理中国“旧学”时将其分为三大门类——宋学义理、汉学考据和辞章。关于辞章和汉学考据，严复这样斥责道：　　自有制科以来，士之舍子进梯荣，则不知焉所事学者．不足道矣。超俗之士，厌制艺则治古文词；恶试律则为古今体。鄙摺卷者，则争碑版篆隶之上游；薄讲章者，则标汉学考据之赤帜。于是此追秦汉，彼尚八家，归、方、刘、姚、恽、魏、方、龚；唐祖李、杜，宋称苏、黄；七子优盂，六家鼓吹。魏碑晋帖，南北派分。东汉刻石，北齐写经。戴、阮、秦、王，直闯许、郑，深衣几幅，明堂两个。钟鼎校铭，珪琮著考。秦权汉日，穰穰满家。诸如此伦，不可殚述，然吾得一言以蔽之，曰：无用。”［14］对于宋学义理，严复如是评价：　　侈陈礼条，广说性理。周、程、张、朱，关、闽、濂、洛。学案几部，语汇百篇。《学部通辨》、《晚年定论》。关学刻苦，永嘉经制。深宁、东发，继者顾、黄，《明夷待访》、《日知》著录。褒衣大袖，尧行舜趋。池池声颜，距人千里。灶上驱虏，折箠笞羌。经营八表，牢笼天地。夫如是，吾又得一言以蔽之，曰：无实。　　“无用”、“无实”，这是严复对当时“官学”的总结。而那些祖述古文辞赋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家们，那些宗奉许慎、郑玄的汉学家们，那些承继程、朱而广说性理的义理考辨之士们，在他笔下也都成了“侏儒小丑”一类的人物。　　严复的上述四篇论文成为他一生思想发展的重要界标，戊戌维新运动期间，他的文化活动和思想阐释大都可从这里找到根由。这些文章在当时发表后，为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发挥了重要的先导作用。如将这四篇论文置于整个近代文化学术史来看，它们也为后人开辟了一条新路。对此，冯友兰先生曾有过高度评价：“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提出政治和学术两点，在《救亡决论》中他只提到学术一点，这说明他认为学术的改变是最根本的。这不是他迂阔，二十多年后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样说和这样做的，文化是一个外来的名词，如果用中国的旧名词，那就是学术。严复的《救亡决论》中所提出的主张，如果发展为一个运动，就可以成为新学术运动。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这个口号，指出此二者是酉方的‘长技’的根本。上面所说的严复的四篇文章虽然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有这个意思。”［15］客观评析严复这些文章所表述的思想主张和理论倾向，可以说，冯友兰先生的这一评价并不过誉。2·2　严、康学术思想之分野　　严复与康有为均是戊戌维新时期走上历史舞台并发出耀眼光辉的两位启蒙思想大师。他们的共同之处是他们都力促清朝进行变法维新，以期变革图存。有趣的是，同属于维新阵营的两位主要代表却在当时并未真正进行过合作，甚至未发生直接接触。冯友兰先生对这种状况有过一段评述：“那时（指1895年），严复的影响已经很大，声望很高，为什么康有为不找严复合作呢？严复既然主张变法，为什么也不找康有为合作呢？这两个大人物谁也不找谁，谁也不提到谁，这两个人好像是并世而不相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两个人并不是‘志同道合’，而是志同道不合。他们都主张变法，这是志同，但是变法的内容不同，这是道不合。因为志同，谁也不批评谁，因为道不合，谁也不拥护谁，所以就似乎是并世而不相知了。”［16］那么，严复与康有为的思想，特别是学术思想，究竟有什么歧异呢？　　（一）“格义”方式的不同。所谓“格义”是指在两种文化接触的时期，接受外国文化的人们喜欢把所接受的外国文化的某一方面，比附在本国文化的某一方面。例如魏晋时期，谈佛学的人喜欢把佛学比附于老庄，这种比附在当时称为“格义”。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撞碰和交融的时代。处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大势，适应时代潮流，有时候利用过去解释现在，或用现在解释过去；换句话说，他们将外来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联系起来，使之变成中国人可以理解的东西。这样，他们或以中国文化解释西方文化，或以西方文化解释中国文化，这种解释与评论是中西文化接触的产物，它构成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内容。　　一般来说，“五四”以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格义”方式主要是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分析、吸取西方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模式去套用西方近世文化；“五四”以后，人们的主要倾向则是借用西方文化的观点评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用西方文化的模式去解释中国传统文化。前者实质上从旧文化的立场批评或赞赏新文化，后者则用新文化批评或赞赏旧文化。　　康有为在提出维新变法的各项主张时，披着“公羊三世说”的外衣，宣传社会进化论，以“托古改制”的方式宣传其变法政治理论。他把公羊三世比附为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种社会制度，认为人类社会按照这一顺序进化。他竭力改装孔子为变法服务，说孔子主张平等、民主，“所谓民者，民主之谓，孔子称民盖予知民主。”［17］他煞费苦心地把孔子说成是“托古改制”的大师，说先秦诸子无不借用三代圣人之名，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也是借尧、舜、文王之名，阐发自己的政治主张，诸子之所以采用曲折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政治要求，因为“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自可避祸。”［18］康有为常与人说明，他所要作的，并不是采用西方新文化，倒是实现孔丘的教义；他并不排拒外来文化，倒是能欣赏它们的价值。不过，他的赞赏，只以合乎据说是孔丘的三世教义为限。他是以旧释新，以中国固有文化的眼光去批评外来的西方文化。　　追根究源，康有为的“托古改制”思想是由“西学中源”说发展而来。甲午战争以前，封建顽固派反对向西方学习，主要理由有二：一、学习西方就是“以夷变夏”，故要严防“夷夏之大变”。二、学习西方“奇技淫巧”违背历古圣贤重道不重器的遗训，而破坏“夷夏之大防”，不遵守先圣先贤遗教就是非圣无法。鉴于这种情况，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则力图证明：西方技术、文字、议会等政制教艺无不源于中国。于是，西方文字为仓颔之兄佉庐所发明，格致（物理）出于墨子，数学源于《周髀》，“黄帝明堂之议，实即今议院之权舆”等说法，也就应运而生了。既然西方输入中国文化和科技，遂成今日之富强。既然如此，学习西方正是“礼失求野”，决不是“以夷变夏”。康有为受“西学中源”说影响，称“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之义，议院实谋及庶人，机器则开物利用，历代子史，百书著述，亦多有之，但研究者寡，其流渐湮，正直恢复旧学，岂可让人独步。”［19］19世纪末，孔子仍是一般士大夫心目中的偶像，康有为借用他的权威来为自己服务，其意就是要获得更大的支持。　　严复所走的路子与康有为相反。他是站在西学的立场，从西学的观点把握中学，并以中学对西学做格义。试援一例：　　“司马迁曰：‘《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此天下至精之言也。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谁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归纳）之术焉，有外籀（演绎）之术焉。内籀云者，察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而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　　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20］在严复看来，特殊的事物是“显”，一般的规律是“隐”。《周易》讲一般的规律，把它应用到特殊的事物，这是从一般到特殊，即由“隐”至“显”。《春秋》记载诸侯各国历史中的特殊事例，从中找出规律，作为“春秋大义”，这是从特殊到一般，“推见至隐”。西方的逻辑学有演绎法和归纳法范畴。严复认为演绎法从一般到特殊，这是《周易》之学；归纳法从特殊到一般，则是《春秋》之学。他在解释中国传统经典中的这对范畴时，大体是采用西方逻辑学的方法。　　严复已经意识到，中西学术不仅仅是民族之争，而且时代之差，也就是古今之别。因此，他指出，西学是西方人实际生活的产物，“西学中源”论不过是“扬亡抑人，夸张博雅”，“于实际从未讨论”的幼稚可笑的议论。［21］救补的办法就是“以西释中”，“以今释古”。他说：“虽然，由斯之说，必谓彼之所明，皆吾中土所前有，甚者或谓其学皆得于东来，则又不关事实适用自蔽之说也。夫古人发其端，而后人莫能竟其绪；古人拟其大，而后人未能议其精，则犹之不学无术来化之民而已。祖父虽圣，何救子孙之童婚也哉！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此可为知者道，难与不知者言也。”［22］由于严复的格义方式是“以西释中”，故在他的文章中，达尔文、斯宾塞、牛顿、柏拉图、赫胥黎等西方学者的名字大量出现，他们的思想也随时发挥和介绍；相形之下，中国孔孟的语录则很少引用。实际上，他花费大量精力投身翻译，也可以说是他的“格义”观的体现。　　人所皆知，近代以降，文化史上所出现的中西之分，本质上是古今之争。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这是一种传统的思维方式；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本质上以今释古，则是一种近代的思维方式。　　在中西文化的冲撞和融汇中，严复当时独树一帜，能以今释古，这是其超出同侪的地方，也是他比康有为高明之处。虽然他的解释不免牵强附会之处，但在当时毕竟开启了一条新路，以后，“五四”新文化人大体是沿着他的这个方向发展。　　（二）对居于“官学”地位的经学的态度有别。由于两人的“格义”不同，因此双方对经学的态度自然也产生了裂缝。　　康有为尚未摆脱“中体西用”思想的桎梏，甲午战争前后一段时间他在万木草堂“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教导学生［23］。1895年，他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载明，学习中西各门学问“皆以孔子经学为本。”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再次提出“经学”为变法之本：“窃谓今日，非维持人心，激励忠义，不能立国，而非尊崇孔子无以维人心而厉忠义。此为变法之本。”康有为授意梁启超为御史宋伯鲁所草的奏稿，明确地指出：“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24］故此，康有为提出要立孔教，“使人知君臣父子之纲，家知仁恕忠爱之道。”［25］康有为的变法思想是以今文经学为武器，他认为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是《周易》与《春秋》。他说：《周易》“专明变易之义”，“孔子之道，至此而极矣。”他极为欣赏《周易系辞》中的这一段话：“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以此来阐释和建构自己的变法理论。可以说，康有为的学问范围基本上仍以传统学术为主。　　严复则激烈批评“中体西用”的思维模式，他在《天演论》的译序中就说：“西学之事，问涂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池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针对先前的洋务派“西学”观提出了批评。随后，他在《〈与外交报〉人书》中明确指出，“体”、“用”不可分割，一个国家的政教学术好像具备各种器官的生物，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整的统一物。它们的功能（“用”）与其结构（“体”）不能分开，不能把马的四个缔子加在牛的身上，“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26］“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如果“合而为一物”，连道理名义都讲不通，更不要说能行得通了。　　严复对传统经学，不管是汉学考据，还是宋明理学都直截了当地给予斥责。所谓汉学考据，“一言以蔽之，曰：无用”，所谓程朱理学、永嘉经制，顾炎武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的《日知录》，“一言以蔽之，曰：无实”。“且其所托愈高，去实滋远，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故由后而言，其高过于西学而无实；由前而言，其事繁于西学而无用。均之无救危亡而已矣。”［27］康有为深受陆王心学的影响，他认为陆王心学“直捷明诚，活泼有用”，有利于发扬主观能动性。他说：“欲救亡无他法，但激励其心力增长其心力，念兹在兹，则爝火之微，自足以争光日月，基于滥觞，流于江河，果能四万万人人热愤，则无可不为，受患于不能救。”［28］严复则与之相反，他对陆王心学持严厉批判的态度。他说：“陆王之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就不龃龉否？又不察也。……忘言性求故……强物就我，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情窳敖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之自反。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29］对于传统儒家经典，严复也予以有力批评。他说：“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30］六经系指《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易经》、《春秋》，五子则指宋朝道学家周敦颐、程颐、程灏、张载和朱熹，他们在清朝居有正统地位，尤其是朱熹辑注的《四书》为钦定的士人必读书，科举考试亦以其为参考，故批判六经五子实质上是对正统思想和官方意识形态的挑战。　　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历史判断有明显差异，自然在现实的价值判断上也会作出不同反应。康有为上了一个奏折：《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明确提出“教旨”方面的改革，要求立孔教为国教。他说：“窃惟孔子之圣，光并日月；孔子之经，流亘江河；岂待臣愚，有所赞发。惟中国尚为多神之俗，未知专奉教主，以发德心。”他认为西方的文明国家都是信一神教。落后的国家则信多神教。中国民间信仰还是多神教，故为西方国家所笑话，所以他认为也要建立一个一神教的宗教。“夫大地教主未有不托神道以令人尊信者，时地为之。若不假神道而能为教主者，惟有孔子，真文明世之教主，大地所无也。乃刘歆起，伪作古文经，托于周公，于是以六经为非孔子所作，但为述者。唐世遂尊周公为先圣，抑孔子为先师，于是仅以孔子为先师，于是仅以孔子为纯德懿行之圣人，而不知为教主矣”。“遂令中国诞育大教主而失之，岂不痛哉！臣今所编撰，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31］康有为不仅这样说，而且还照此去做。嗣后。他就发起成立了保教会。　　严复对康有为的做法颇不以为然。他说：“今日更有可怪者，是一种自鸣孔教之人，其持孔教也，大抵于（与）耶稣、谟罕争衡，以逞一时之意气门户而已。不知保教之道，言后行先则教存，言是行非则教废。诸公之所以尊孔教而目余教为邪者，非以其理道胜而有当于人心多耶？……以此而云保教，恐孔子有知，不以公等为功臣也。”［32］他之所以反对设立保教会，主要理由是孔子学说流传至今，已发展成多种流派，可以说纷纭复杂，设立保教会无所适从，不知保那一派。“据史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然二千年来，改变极多。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皆不出于前数家。故古今以来，虽支派不同，异若黑白，而家家自以为得孔子之真也。夫孔教之行于中国，为时若此之久，为力若此之专，即中国人之斤斤与外人相持，亦均以新法之有碍孔教为辞，若欲以国殉之者。”［33］自然，设孔教又有何益？！　　（三）对西学的理解程度和兴趣所在不同。康有为对西学的把握失之肤浅，有时甚至是误解；严复对西学精义的阐释相对要全面、深刻。　　康有为对于西方近代学术源流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之寻求“西学”主要是为了变法决策寻找理论依据，因此，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政治理论方面。他提出“立宪法，开国会”，“设议院以通下情”，但他对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和国会制的实质却欠缺基本的了解。他在替当时的一个内阁学士写了一篇奏稿，内中说：“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共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行政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人主尊为神圣，不受责任，而政府代之。东西各国，皆行此政体。故人君与千百万之国民，合为一体，国安不得强？吾国行专制政体，一君与大臣数人共治其国，国安得不弱？盖千百万之人，胜于数人者，自然之数矣。”“伏乞上师尧舜三代，外来东西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34］这里提出的问题是光绪帝如何将政权下放，以求君臣上下同心协力抵抗外辱，达到救国强国的目的。有趣的是，康有为当时主张下放政权，但不主张全部下放政权。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并不是西方所已实行的君主立宪制，君主立宪制的实质是君主把统治权全部交给内阁，而自己居于一个有名无实的虚位。最早实施这一制度的是英国，后来日本等国也起而模仿。在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还不知道“虚君”是君主立宪制的实质。他虽已提出三权分立、宪法等名词，也仅限于谈谈而已，并无实行之意。他所理解的君主立宪制的真正内容是“君民合治”，所谓“君民合治”，也就是介乎君主和民主之间的君民共主。这也可以说得上是一种中国特色的君主立宪制构想。即使如此，戊戌变法也未做到这一点。民国成立以后，康有为结束在国外的流亡生活，回国参政，提出“虚君共和”，以示与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派相对抗，然而这一口号除了为封建的遗老遗少所利用外，已无任何历史进步意义。　　严复对西方近代科学发展背景有比较系统的了解，他之评介“西学”主要是为了更新中国士人的思维方式，所以，他对西学的介绍侧重在哲学理论和科学方法上。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精神，他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诚，践其至实之途。”［35］科学精神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且也是对于人的思维的一种严格训练。他说：“且西土有言：凡学之事，不仅求知未知，求能不能已也。学测算者，不终身以窥天行也；学化学者，不随在而验物质也；讲植物者，不必耕桑；讲动物者，不必牧畜。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使习于沉者不至为浮，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当机立剖，昭昭白黑，莫使听荧。凡夫恫疑虚揭，荒渺浮夸，举无所施其伎焉者，得此道也。”［36］这里所批评的“恫疑虚揭，荒渺浮夸”正是传统士人治学所存的严重缺失。　　严复对近代西方科学发展源流作了回顾。西洋“制器之备，可求其本于奈端（牛顿）；舟车之神，可推其原于瓦德（瓦特）。……而二百年学运昌明，则又不得以柏庚氏（培根）之摧陷廊清之功为称首。学问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窃之为术，而大有功焉。……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学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借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免而已矣。”［37］严复当时所具备的这些近代科学知识不仅康有为不能及，而且在同时代人中也是凤毛麟角。　　关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严复指出：“大抵学以穷理，常分三际。一曰考订，聚列同类事物而各著其实。二曰贯通，类异观同，道通为一。”考订或称“观察”，或称“演验”。在聚列同类事物的时候，有些“非人力所能变换者，如日星之行，风俗代变之类”，对于这些事物只能用“观察”之法；有些“可以人力驾御移易者，如炉火树畜之类”，对于这些事物只能用“演验”之法。“考订既详，乃会通之以求其所以然之理，于是大法公例生焉。”古代中西学术大致只做到考订和贯通这两步，“故所得之大法公例，往往多误”，近代科学发明了一补救方法——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上述科学方法的三个层次从逻辑上来说就是“内导”和“外导”，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内导者，合异事而观其同而得其公例”，这就包括考订和贯通两层；“外导”则是用一个已有的公例作为前提，“合例、案、断三者，于名学中成一联珠”，由此推出“断案”，如果这个断案合乎事实，这就证明公例是正确的，所以外导是“印证愈多，理愈坚确也。”［38］这实际上指的是试验。　　严复上述对西方科学方法的介绍，可以说是抓到了近代科学的实质。在中国传统学术中，人们一般注意到“考订”（搜集材料）和“贯通”（寻求规律），但很少能进入第三层——“试验”。因而近代科学实验法与“中学”无缘。鉴于清代士人钻故纸堆的倾向，严复还特别强调，研究科学“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他说：“赫胥黎言：‘能观物观心者读大地原本书。徒向书册记载中求者，为读第二手书矣’。读第二手书者，不独因人作计，终当后人；且人心见解不同，常常有误。而我信之，从而误矣。”［39］他这里所说的“无字之书”，就是自然和社会本身。　　（四）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主要是治传统经学，严复则偏重于开拓新学。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谈及他的老师康有为时说：“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初尝贯穿之著《政学通议》，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转向今文经学。证以康有为《自编年谱》：1878年（光绪四年），他“在九江礼山草堂从九江先生学，大肆力于群书，攻《周礼》、《仪礼》、《尔雅》、《说文》、《水经》之学”。1880年（光绪五年），他“舍弃考据**括之学，专意养心，既念民生艰难，天与我聪明才力拯救之，乃哀物悼世，以经营天下为志，则时时取《周礼》、《王制》、《太平经国书》、《文献通考》、《经世文编》、《天下郡国利病全书》、《读史方舆纪要》纬划之，俯读仰思，笔记皆经纬世宙之言。”1881年（光绪六年），“是岁治经及公羊学，著《何氏纠缪》，专攻何劭公者，既而自悟其非，焚去”。《公羊》是今文主要典籍，何休是东汉今文大师，康有为著《何氏纠缪》，表明他已转向今文经学。1886年（光绪十二年），他“又著《教学通议》成，著《韵学卮言》，既而弃之。”这里所截取的只是康有为早年的几个年份，它说明康有为于经学下力甚勤，其经学根柢十分深厚。其后，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奠定了其在清代经学史上的地位。　　查阅严复的年谱，除了他童年时代入私塾、读经书的那段经历外，我们无法再找到他师从经学大师的阅历，更找不到他留下的一部经学著作。他从十五岁考入福州学堂以后，其职业限定了他的主要兴趣不外乎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据人们回忆，在1895年前，他翻译了斯宾塞的《群谊篇》、柏捷特的《格致治平相关论》和宓克的《支那教案论》（此三部译稿均佚）。［40］这说明严复的兴趣已开始投入译事。而严复在1898年出版译著《天演论》，更是将其志趣表露无遗。　　晚清学者俞樾曾说，学人士子在当时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做攻古籍，“法先王”的孟子之徒，就是做就西学，“法后王”的“荀子之徒。［41］如照此标准，在治学方式上，康有为颇似一个治经学，究古籍的“孟子之徒”；而严复则是一个攻西学，译洋著的“荀子之徒”。应该说明的是，康有为的经学研究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经学研究，又超越了学术研究的范畴。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除了在经学史上发生了一场变革外，还为维新变法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因此，尽管他与严复的治学方式和侧重点截然不同，但其指向意义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推动一场维新运动。　　严复和康有为之所以在学术思想和中西文化观上呈现出明显的分野，这与他们的早年经历和教育背景密切相关。康有为属于从传统文化壁垒中蜕化出来的士人，他虽受到西方文明冲击的刺激，对外来新鲜事物有所感触，要求维新变法，但他毕竟受到所受教育的限制；他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熟稔经、史、子、集，对有关西方的文化学术和社会政治只有间接的了解，因而他只能利用传统经史知识去发明新义，制造出“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学问。严复则从少年时代进入船政学堂，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科学技术，随后又留学英伦，对西方社会政治有直接的经验，对近代科学文化有系统的学习，因而他能以全新的面目投入维新运动。对康、严之间的差别，梁启超后来有一段评价极为中肯：　　“盖当时之人，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而在译出西书中求之，亦确无他种学问可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子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苦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　　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42］在戊戌维新时期，真正对当时的维新运动发生主导作用的是康有为的思想，严复的主张虽有影响，但不构成运动的主流。20世纪初，康有为的思想毕竟因其旧的色彩过于浓厚，已不为时代所容，故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而严复的思想随着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新学堂的兴办和大批留学生的派遣，逐渐得以传播，为广大新型知识分子所接受，进化论成为思想界的主流，西学成为众望所归的新学。因而两人在学术史上的地位，则代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时期，康有为的学术意味着旧学术时代的终结，严复的学术则预告了新学术时代的来临。这也是“五四”那一代人舍弃康有为，愿意奉严复为其思想圭桌的一个重要原因。2．3文化维新，教育救国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四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自己从此名声鹊起。也许是出于自己思想家好思不好动的天性，也许是出于对康有为等人维新思想及其活动的保留态度，严复并没有直接卷入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自甲午战争至戊戌政变的三年里，他守着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职位，其活动区域大体局限于天津，只是偶而到北京去过几次。这期间，严复与维新运动发生关联的活动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一是“应诏”会见光绪皇帝。　　1897年11月（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人在天津创办了一份具有维新倾向的日报——《国闻报》。该报登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发表社论时评。除了日报之外，“略仿英国《太晤士报》之例”，另辟有一种旬刊，名为《国闻汇编》。凡是“重要三事”，其消息议论，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这两份报纸各有职守，“大抵阅日报者，则商贾百执事之人为多，而上焉者或嫌其陈述之琐屑；阅旬报者，则士大夫读书之人为多，而下焉者或病其文字之艰深。”［43］两份报纸各有自己的读者对象，其社会影响可相得益彰。　　关于《国闻报》的创刊宗旨，它的发刊词明确宣布：“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所默为祷祝者也！”［44］也就是说，创办《国闻报》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要“通上下之情”，打破各个阶层壁垒森严的局面，发挥众人才智，造成一种讲求民主的气氛；一方面又要“通中外之情”，沟通中外文化交流，了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大势，形成一种对外开放的格局。在当时，《国闻报》与《时务报》遥相呼应，成为北方最具影响力的维新报刊。《国闻报》自创刊至维新运动失败（1897年11月—1898年9月），维持了不到一年，共发表42篇社论。据王拭考证，内中有27篇为严复所撰。［45］这些文章笔调尖锐、泼辣，显示了严复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和对维新变革的强烈响往。　　19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1897年11月，《国闻报》创办不到一个月，就发生了胶州湾事件，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守卫当地的清朝文武官员不作任何抵抗，便退出阵地。为此，严复特撰写《驳〈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等文章，一方面严厉谴责德国的侵略行径是“盗贼野蛮”，是“海盗行劫，清昼攫金”；一方面愤慨于清朝文武官吏临阵脱逃的可耻行为。德国与清朝本来缔有和约，然而“谈笑未毕，鞭楚相随，夺我要隘，毁我电线，扣我守土之官，逐我驻防之兵，俨然以敌国相待。”［46］这种“背公理，蔑公法”的行为，实与“海盗行动，清昼攫金”无异。而据守胶州的总兵章某在德国人的胁迫下，“葸懦畏死，而致外人视之如犬彘也。”［47］严复怒斥这种贪生怕死的退缩行为。然而，这不过是腐败的清朝军队的缩影。“中国兵官，大都纷华靡丽，日事酣嬉，以幸国家之无事。一旦有事，其不败者谁哉！”［48］武官退阵脱逃，文官则弃职而去。胶州知州某君奴颜婢膝、拱手让地，玩忽职守。奇怪的是这并非个别现象，是整个官场的典型代表。他们“慈祥恺悌，恩如父母，非爱民也，为其所求耳；严刑峻法，恶过焰摩，亦非有仇于民也，亦为其所求耳；苞直所及，上穷碧落，下入黄泉，非好施也，为其所求耳；胁肩耸体，媚于优倡，排挤夤缘，幽于鬼域，非不惮劳也，俱为其所求耳。”他们在官场混惯了，“既熟思之既深，始为之犹有所苦，继则忘疲，终则与之为化，而若有味存焉。若此之人，其形体虽存，其人心已死，其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久矣。一旦而有非常之变，彼之心目，安能辨来者为敌人，而我当为国而拒之哉！”［49］这些官吏们只知“请安、磕头、办差、乞怜”，“夫以数千年之教化，以成今日之风俗，而遂有如此之人才。［50］真是一件极为可悲的事了。严复结合实际情况，抨击了整个政治机构中的腐败现象，并从深层挖掘造成这些现象之原因，这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进一步展开。　　中国历古政教合一，官僚机构渗透了腐臭味，士人阶层也相差无几。严复撰写了一篇《道学外传》，生动描绘了当时士大夫们的丑恶形象：　　自明以八股文取士，而义必限以朱注，迄于今日，六百余年。遂至无论何乡，试游其地，必有面带大圆眼镜，手持长杆烟筒，头蓄半寸之发，颈积不沐之泥，徐行偻背，阔颔扁鼻，欲言不言，时复冷笑，而号为先生长者其人者。观其人，年五六十矣；问其业，以读书对矣；问其读书始于何年，则又自幼始矣。……试入其室，笔砚之外，有《四书味根录》、《诗韵合壁》、《四书典林》，无他等书。其尤博雅者，乃有《五经汇解》之经学，《纲鉴易知录》之史学，《古文观止》之古文，《时务大成》之西学。微问之曰：“先生何为乐此？”答曰：“国家之功令在是也。”问曰：“功令脱改，先生奈何？”答曰：“功令曷为而改哉！天下之文，未有时文若者，惟时文之义理格律乃能入细，凡文之不从时文出者，尽卤莽灭裂耳。且功令若改，则国家将亡矣。汝毋为此亡国之言。”问曰：“然则，先生于时文观其深乎？”答曰：“然。余之文崇理法。”问曰：“不识时文之理法，上帝所令乎？教主所制乎？国宪所颁乎？且时文之义理，即圣门之义理乎？”则色然而不应。知其怒，哀其既老，思有以慰之，曰：“先生之卤长矣，岁所入似若为丰矣，盍谋所以娱此暮年者。”答曰：“予不敢稍纵也，将以遗之子孙。”问曰：“度先生之力，即极约，量不能致千万金，子孙何贤，何以此为？子孙而赖此，则又非先生之所望矣。”则又色然而不应。知其不可告，思以他辞乱之，曰：“先生亦阅报手？”答曰：“亦偶阅之。然今日之报，即今日天下之乱民也。西人之来，谋利而已，本无大志；且穷奢极欲，衰将及之。而各报乃日日以瓜分为言，是不啻导西人之至，而胁中国以必从，愚而自用，贱而自专，灾必及之矣。况民主者，部落简陋之习也，各报艳称之，不知支那即改民主，汝未必即伯理玺天德；支那即开议院，汝未必即议员。若支那真瓜分，吾辈衣食自若也，汝胡以此哓哓为。甚矣！各报之为今日天下之乱民也。”于是问者亦遂不敢复请。［51］这是一幅绝妙的道学先生肖像画。既不做作，也非夸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实际情形就是如此。“夫学术之归，视乎科学；科举之制，董以八股；八股之义，出于集注；集注之作，实惟宋儒；宋儒之名，美以道学。”这些由宋明儒学和八股文章造就出来的迂夫子，真是可怜可笑可恨可悲！令人可悲的是“支那积二千年之政教风俗，以陶铸此辈人材！为术密矣，为时久矣。”他们全是一些“生为能语之牛马，死作后人之僵石”的废物。他们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　　既然明代以来支配意识形态领域的科举制度已完全成为祸国殃民的癌瘤，自然应予革除。为此，严复提出了一套与传统学术有别的文化思想。　　首先，严复认为，治学宜以学术为本，而不应以仕途为依归。传统科举制度把学校变成造就官宦的场所，士人治学莫不以入仕为依归，因而传统学术就其本质而言是以政治为本位，带有“治事”的性质，其本身欠缺独立的意义。严复觉察到这一问题，他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一文中指出：“天下之人，强弱相柔，千殊万异，治学之材与治事之材，恒不能相兼。尝有观理极深，虑事极审，宏通渊粹，通贯百物之人，授之以事，未必即胜任而愉快。而彼任事之人，崛起草莱，乘时设施，往往合道，不必皆由于学。”［52］政治学术不分、混同为一，这与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有关。“土蛮之国，其事极简，而其人之治生也，则至繁，不分工也。国愈开化，则分工愈密，学问政治，至大之工，奈何其不分哉！”［53］严复认为，将学术政治混为一谈，不仅有碍于维新事业发展，而且窒息学术之生机。“今新立学堂，革官制，而必曰，学堂之学，与天下之官相应，则必其治学之材，幸而皆能治事则可，倘或不然，则用之而不效，则将疑其学之非，其甚者，则将谓此学之本无用，而维新之机碍，天下之事去矣。”［54］严复力主将学术与政治分立，“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所以予入仕之人。”各施其才，各有其应占之地位。　　其次，严复激烈批判那种向后看的传统守旧思维模式，主张对新生事物持一容忍的态度，使之获得应有的发展。　　严复比较了中西之间对待新发明、新创造的态度。“尝考欧人之富强，由于欧人之学问与政治。当其声光化电动植之学之初发端时，不过一二人以其余闲相论讨耳。……其始一童子之劳，锲而不舍，积渐扩充，遂以贯天下之奥，究造化之原焉。”［55］但是此类事如发生在中国，“以若所为，若行之中国，必群目之曰呆子。”“其菲薄揶揄，不堪视听，或微词婉讽，或目笑不言，始事者本未有心得之真，观群情如此，必自疑其所学之非，而因以弃去。故不必有刀锯之威，放流之祸，仅用呆狂二字，已足沮丧天下合今人材之进境矣。”［56］中西方对待新生事物的差异造成的结果大相径庭。在西方社会“天下之善政，自民权议院之大，以至洒扫卧起之细，当其初，均一二人托诸空言，以为天理人心，必当如此，不避利害，不畏艰难，言之不已；其言渐著，从言渐多，而世事遂不能不随空言而变。”进而新思潮代替旧思潮，时势为之转移。中国社会则另有一番情形，“人才既无进镜，则教宗政术咱然守旧不变，以古为宗。夫数千年前人所定之章程，断不能范围数千年后之世变，古之必敝，昭然无疑，更仆难终，不能具论。综其大要，不过曰：政教既敝，则人心亦敝而已。人心之敝也，浸至合群之理，不复可言，不肖之心，流为种智，即他人之善政，而我以不肖之心行之，既有邪因，必成恶果，守旧之见，因之益坚。”［57］由于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扼杀新生事物的机制和气氛，所以整个社会循规蹈矩，固守旧见。“士林无横议，布帛寂粟之谈，远近若一，即有佻达，亦其小小。朝士彬彬，从容文貌，威仪繁褥，逾于古初。听天下之言，无疾言也；观天下之色，无遽色也；察天下之行事，无轻举妄动也。而二万里之地，四百兆之人，遂如云物之从风，夕阳之西下，熟视不见其变迁，时即泯其踪迹，其为惨粟，无以复*。”　　再次，严复主张改变传统的教育结构，引进西方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中国的教育渐次走向近代化。　　严复认为传统学校已腐朽不堪，弊端百出，不能适应富国强兵的需要，造就新人才。他说：“至于吾民，则始亦无论学校已废欠矣，即使尚存如初，亦不过择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于穷家之子，编户之氓，则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尝闻有敦教之者也。”［58］整个学校教育趋向保守，毫无新的刺激，因此“师无所为教，弟无所为学，而国家乃徒存学校之名，不复能望学校之效。”［59］虽曾有所变动，但“其所课者，仍不离乎八股试贴，或诗赋杂体文。”［60］为更新教学内容，严复主张加重自然科学在教学内容中的份量。他说：“格致之学不先，偏僻之情未去，束教拘虚，生心害政，因无往而不误人家国者也。”［61］他还援引日本为例，“日本年来立格致学校数千所．以教其民，而中国忍此终古，二十年以往，民之愚智，益复相悬，以与逐利争存，必无辜矣。”［62］日、中在教育内容改革所呈现的差距，导致了国民智力相差悬殊的结果。在当时科举之风尚盛的情况下，严复极其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这是难得的先见之明。　　输入近代西方的自然科学，其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就是学习西文。然而，“自中土士大夫欲通西学，而以习其言语文字为畏途，于是争求速化之术，群起而谈译书。”［63］鉴于这种情况，严复驳斥了那种想靠他人译书来了解“西学”的懒怠想法，指出：“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通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64］他还特别批评了鄙视学习西文的狭陋之见，“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目直用严谈，援楚国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65］以后，严复多次强调学习西方的重要性，“至于十五以后，是必宜使习西文，英、法、德、意择一皆可。其所以必习西文者，用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话皆已极精，不通其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既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66］把是否通晓西文的重要性提到能否走向世界的高度来对待，并断言以后要成为人才，非精通西文不可。这在当时不能不说是极富远见的见解。　　严复还破除传统禁例，大力提倡女子教育，认为这是中国走向强盛的基础，也是中国教育迈向近代化的重要内容。他说：“中国妇人，每不及男人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烈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67］结果使广大妇女陷入一种愚昧无知，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地。“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68］为此，严复亲自为《女子教育会》写序，为中国妇女解放摇旗呐喊。　　严复的这些思想主张，本质上是要推进中国学术、文化、教育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这自然会招来守旧势力的反对，甚至得罪许多人，但他已顾不上这些。他曾感慨报刊文章难做。中国办报三十多年了，“向见各报，其论事也，似是而非，若有若无，确者十一，虚者十九。方怪其何以若是，反其后经于世故者渐深，乃知人间之情伪相攻，爱恶相取，崎山区险阻，不可方轨而驰也。彼之为此，盖有不得不然之道焉。”他自己不愿这样做，宁肯“就吾见闻，敬告天下”，如果一定要八面玲珑讨好，那就宁愿不办报。“则何如无此报馆之为愈乎？”［69］由此不难看出，戊戌维新时期，严复确还保有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　　在戊戌变法的一百多天里，维新派力量颇盛，严复遂被人推荐出山。当时贵州学政严修曾向光绪皇帝奏议，为提拔起用维新人才，应于八股取士的普通进士科之外，另辟一种特别的进士科——经济特科，凡在内政、外交、理财、军事、科技等方面有一技之长的人，无论已任未任，仿照博学鸿词科例，由上层官僚推荐。凡被推荐之人，即可参与考虑，录取后，其地位和安排和普通进士一视同仁。光绪帝采纳了这一建议，遂嘱内外大臣荐举，且令“俟咨送人数汇齐至百人以上，即可奏请定期举行特科。”［70］于是，各地官员纷纷推荐，被荐者二百多人，严复亦是其中一员。推举他的是顺天府尹胡谲芬和詹事府詹事王锡蕃。王称他是“通达时务”的人才，应该“量才器使”。推荐按语如是写道：“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本船政驾驶学生，出洋学习，于西国典章名理之学，俱能探本溯源，精心研究，中学亦通贯群籍，著述甚富，水师情形，尤其所熟悉专习。久在北洋供差，奉公之外，闭户寡合，其立品尤为高单。”［71］在这种背景下，光绪帝诏令严复来京觐见。有关两人这次会见的情形，《国闻报》有详细记录：　　“上月二十九日严又陵（复）观察蒙恩召见乾清宫，垂询办理海军并开办学堂事，甚为详细。语次，上问：‘本年夏间有人参汝在天津《国闻报》主笔，其中议论可都是汝的笔墨乎？汝近来尚在《国闻报》馆主笔否？’严复对曰：‘臣非该报主笔，不过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上又问：‘汝所上报之文，其中得意文章有几篇？’严对曰：‘无甚得意者，独本年正月间有拟上皇帝书一篇，其文颇长，当时分作六七日登报，不知曾蒙御览否？’上云：‘他们没有呈上来，汝可录一通进来，朕急欲观之。’严对曰：‘臣当时是望皇上变法自强，故书中多此种语，今皇上圣明，业已见之行事，臣之言论，已同赘旒。’上曰：‘不妨，汝可缮写上来，但书中大意是要变什么法？’严对曰：‘大意请皇上于变法之先，可先到外洋一行，以联各国之欢，并到中国各处，纵人民观看，以结百姓之欢云云。’上微叹曰：‘中国就是守旧人多，怎好？’此外，垂问事甚多，约奏对三刻钟之久。严观察既退，遂回寓，将春间登报稿本，上紧修缮，以备进呈，想日内已经御览矣。”［72］这是发生在1898年9月14日的事。事隔一周后，慈禧就发动了政变，严复的上皇帝万言书还未递到光绪帝手里，光绪就被幽禁于瀛台，严复也匆忙赶回天津。　　严复的《拟上皇帝书》，言词相对谨慎，他痛沉现状：“臣尝旷观时变，蚤夜以思，既深识大局之自为难图，又大愿陛下之不可不勉，于未变法之前，陛下所亟宜行者三；既变法之后，陛下之所宜先行者四。”［73］未变法前所亟宜实行的三事是：“一曰联各国之欢”，“二曰结百姓之心”，“三曰破把持之局”。为什么要先做这三件事呢？“盖不联各国之欢，则侮夺之事，纷至沓来，陛下虽变法而不暇；不结百姓之心，则民情离涣，士物衰靡，无以为御侮之资，虽联各国之欢，亦不足恃；而不破把持之局，则摇手不得，虽欲变法而不能也。一其事在各国，二其事在万民，而三则在陛下之心。”严复的这封上皇帝书，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革要求，只是一些权宜之计，即使如此，随着戊戌变法的流产，也失去了其见诸实践的机会。　　严复对维新派的政治活动持相对保留的态度，这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积极参与，形成了一定的反差。之所以造成这种现象，这与他们之间的维新思路不同和前此所述的中西文化观不同密切相关。严复当时倾向“教育救国”，从思想文化下手，其具体主张就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这三者之中他又认为“以民智为最急”。他笃信斯宾塞的一句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他在《辟韩》等文中虽然宣传了卢梭的“民约论”，但并没有接受卢梭有关革命的观点。卢梭主张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以恢复人民主权。严复则谓：“然则及今而弃吾君臣，可乎？曰：是大不可。何则？其时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74］以为中国彻底变革的条件仍不够成熟。相形之下，康有为、梁启超则急于求成。他们主张“速变”和突变。康有为主张政治、经济、教育、卫生、军事各方面都立即学习西方，使“庶政尽举”。［75］他认为非全变、骤变不为功。他说洋务派之失在于，“就一二事上变之，而不就根本之法变之，故枝枝节节迄无寸效。”［76］他大言不惭地说，按他的方法变法，“三年而宏规成，五年而条理备，八年而成效举，十年而霸图定矣。”［77］严复则预计，中国欲达富强至少尚须六十年。［78］时间上的差距，表明严、康二人，一个有渐进思想，一个持突变观念。　　既然严复热衷于“教育救国”，因而他对新兴教育事业极力支持。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清朝授权严复在天津创办一个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课程的设置、教师的聘请以及馆内其它工作，都由他亲自负责。1898（光绪二十四年），严复曾两次应约，前往张元济在京创办的通艺学堂，为学生“考订功课，讲明学术”；“演讲西学源流旨趣，并中西政教之大源”。来听他讲课者，“除本学堂肄业诸生外，京官之好学者，相约听讲不期而集者数十人”。于是“严观察（复）登台说法，口讲指画数点钟之久，孜孜不倦。”听众“有闻其论者，退而语人曰：西人之精义好道，乃至如此，此真吾辈闻所未闻；或者严君另有心得，托之西人，亦未可知。”［79］严复对通艺学堂始终热情赞助，校名“通艺”二字即他所取；校中两名教习，教授英文、数学，其中一人就是他的族侄严君潜。在他的帮助之下，张元济悉心将该校造成一个讲求西学，培养人才设施俱全的新学堂。百日维新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创办京师大学堂，清廷曾一度决定以刑部主事张元济为总办，拟请严复为总教习。后因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未能成为事实。但也可见，当时人们认为张元济、严复两人办理通艺学堂，具有一定经验，并且有资望来办理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　　戊戌维新的惨重失败，六君子喋血都门，严复的心情极为悲痛，“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80］这两句诗，明确表明了他对六君子牺牲及光绪帝被囚禁的无比愤慨。但相对其它的维新派人物，或被捕杀，或流亡异域，严复当时却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一说是荣禄袒护他，一说是他所办的《国闻报》，背后有日本人支持，因而慈禧、荣禄未对严复轻举妄动；这些因素也许发生了作用。不过如就当时严复的情形来说，他与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并无密切的组织联系，思想上也有一定距离，行动上更无密切合作，他在政变后平安过关，自然也就不难理解了。________________　　［1］《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19页。　　［2］《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3］《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4］《与长子严璩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780页。　　［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53页。　　［6］《与梁启超书》（一），《严复集》第3册第514页。　　［7］《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2页。　　［8］《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第3页。　　［9］《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6——17页。　　［10］《原强》，《严复集》第1册第18页。　　［11］《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页。　　［12］《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6页。　　［13］《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3页。　　［14］《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1页。　　［15］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5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6］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第161页。　　［17］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18］康有为：《春秋董氏学》。　　［19］《两粤广仁善堂圣学会缘起》，《康有为全集》，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0］《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9页。　　［21］《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22］《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0、1321页。　　［23］梁启超《康有为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　　［24］《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294页，北京，中毕书局1981年版。　　［25］《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折》，《杰士上书汇录》。　　［26］《与《外交报》主人书》，《严复集》第3册第559页。　　［27］《救亡决沦》，《严复集》第1册。　　［28］《附保国会章程》，《康有为政论集》上册。　　［29］《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30］《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31］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4页。　　［32］《有如三保》，《严复集》第1册第82页。　　［33］《保教余义），《严复集》第1册第84页。　　［34］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摺》，中国近代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236页。　　［3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36］《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37］《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第29页。　　［38］《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l册第90页。　　［39］《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1册第93页。　　［40］参见王蘧常：《严几道年谱》。　　［41］俞樾：《诂经精舍课艺第八集序》，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年编》上册第34页。　　［4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沦》。　　［43］《《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4页。　　［44］《《国闻报》缘起》，《严复集》第2册第455页。　　［45］参见王拭：《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严复集》第2册。　　［46］《驳英《太晤十报》沦德据胶澳事》，《严复集》第1册第56页。　　［47］《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7贞。　　［48］《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严复集》第1册第58页。　　［49］《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0］《论胶州知州某君》，《严复集》第1册第60页。　　［51］《道学外传》，《严复传》第2册第484、485页。　　［52］《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3］《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4］《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第89页。　　［55］《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6］《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6页。　　［57］《论中国之阻力与离心力》，《严复集》第2册第467页。　　［58］《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　　［59］《沦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0］《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严复集》第1册。　　［61］《原强》，《严复集》第1册。　　［62］《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　　［63］《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4］《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1册第90页。　　［65］《论译才之难》，《严复集》第二册第90页。　　［66］《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严复集》第2册。　　［67］《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8］《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严复集》第2册第468、469页。　　［69］《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0］《说难》，载《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十八一十九日。　　［71］王锡蕃：《保荐人才折》，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374、375页，神州国光社版。　　［72］《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四，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407、408页。　　［73］《拟上皇帝书》，《严复集》第1册第69页。　　［74］《辟韩》，《严复集》第1册第34、35页。　　［75］《上清帝第五书》，《康有为政论集》。　　［76］《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7］《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康有为政论集》。　　［78］《辟韩》，《严复集》第1册。　　［79］参见《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三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3册第384页，神州国光社版。　　［80］《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第2册第414页。辛苦迻译：近世西学第一人第3章　辛苦迻译　近世西学第一人　　“一名之立，旬月踟踌；我罪我知，是存明哲。”　　严译的书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这“一名之立，旬月踟踌”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无论用古文白话，都可以成功。　　——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　　近代中国是中西文化激烈冲撞和相互交汇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艺术和思想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品，介绍西方的科学知识和思想理论是当时知识界的一项重要活动。严复和林纾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负盛名的翻译家。1896年林纾翻译了法国文学家小仲马的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使中国读者了解到西方大都市中青年男女的情感生活；1897年严复在《国闻汇编》上连载他自己所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让中国知识分子接触到当时最新的西方思想。两人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故康有为在一首诗中说：“译才并世数严林”。［1］对这个评价，严、林两人皆有异议。林纾虽译了170多种外国文学作品，但他不屑于做个“翻译徒”，自许是古文高手，而康有力和后人却偏偏赞赏他的“译才”。严复则认为“康有为胡闹，天下哪里有一个外国字不识的‘译才’，自己羞与为伍”。［2］的确，他所译的那些西方理论名著，别说不识外文的文人不能翻译。就是一般译才也无法胜任。严复的辩白是可以理解的，就他在近代翻译史上的地位及其贡献而言，确实是同时代的其他翻译家所无法匹敌。3·1　译事楷模，西学泰斗　　严复在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上之所以拥有显赫的地位，很大程度与他对西学的译介分不开。梁启超曾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独有侯官严复，先后译赫胥黎《天演论》，斯密亚丹《原富》，穆勒约翰《名学》、《群己权界论》，孟德斯鸠《法意》，斯宾塞尔《群学肄言》等数种，皆名著也。虽半属旧籍，去时势颇远，然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生关系者，复其首也。”［3］“五四”运动前夕，鲁迅在一篇杂文中以热情的言辞称道严复“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4］鲁迅所指的“感觉敏锐”，既不是指严复在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以前，就写过批判封建专制、提倡实行民主政治的《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及《辟韩》等文；也不是指严复与夏曾佑一起写过《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驳斥传统士人把小说贬低为“小道”的错误观点，高度评价了小说对天下人心风俗的影响超于经史之上，提高了小说的文学地位。它是指严复“先前认真的译过几部鬼子书”［5］，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地位。胡适谈及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界的情况时，也推许“严复是介绍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6］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经验时，也把严复和洪秀全、康有为、孙中山并列，称之为“在中国共产党未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7］近人对严复在译介西方思想中的先导作用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的确，从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以前的十余年间，也即在严复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学问造诣最为宏厚、思想和认识最为成熟的年代里，他将其主要精力投入到翻译十八、九世纪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哲学、逻辑学诸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国知识分子系统地介绍了“西学”的精华，即其所说的西学“命脉之所在”。［8］他的这些具有成效的翻译工作，不仅使当时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发现了一片新的文化天地；而且为中国学术的更新，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现有的材料表明，严复共翻译了八部西方名著，时人称“严译名著”，1931年、1981年商务印书馆曾两度汇集出版。现据有关资料，将严复译著的大致情况例表如下：在严复翻译的著作中，影响最大、使他最负盛名的，当推他所翻译的第一本书——《天演论》。它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Huxley）的论文，英文名EvolutionandEthics，可译为《进化与伦理学》，其主要内容是宣传生物进化论。可以说，进化论之输入中国，是从严复翻译该书开始。《天演论》译成出版后，立刻轰动一时，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反响。一年内即出现了湖北沔阳木刻刊行的版本和天津嗜奇精舍的石印版本。190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这本书对社会影响之广，渴求新思想的人士对此书倾慕之热情，由此可见一斑。在晚清文坛据有鼎足地位的桐城派古文大家吴汝纶阅读了译稿后，倾倒之情油然而生，他致书严复说：　　“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天似此高文雄笔也。”［9］　　“前读《天演论》，以赫育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忍释，老懒不复甄录文字，独此书则亲笔细字，录副袭藏，足以知鄙人之于此文，倾到至矣！”　　吴汝纶欣然为严译《天演论》制作序文。至于当时维新派的其他人物，更是对它称羡不已。康有为一向自视甚高，目空一切，但从梁启超处看到《天演论》译稿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承认严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梁启超一直钦佩严复，他是较早读到《天演论》译稿的一个人，随后推荐给康有为看，《天演论》还未正式出版，他就加以宣传，并根据《天演论》做文章了。所以，《天演论》在正式出版之前，就已誉满于主张维新的士大夫间。及至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出版以后，其影响于社会就更深远了。当时，小学教师往往拿这本书作为课堂教本，中学教师则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做作文题目，青年们也不顾长辈的反对，偷偷地阅读《天演论》。事实上，不过几年，《天演论》便变成志士仁人救国理论的根据，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新名词，也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许多人甚至将这些名词做为他们自己或子女的名字。胡适、鲁迅对这段心路历程有很生动的描绘，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到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辱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几年之中，这种思想像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少年的心和血。“天演”、“物竞”、“淘汰”、“天择”等等术语，都渐渐成了报纸文章的熟语，渐渐成了一班爱国志士的“口头禅”。还有许多人爱用这种名词做自己或儿女的名字，陈炯明不是号竞存吗？我有两个同学，一个叫孙竞存，一个叫孙天择。我的名字也是这种风气底下的纪念品。……［10］鲁迅回忆自己少时在南京求学的情形：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白纸石印的一厚本，价五百文正。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　　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伯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11］　　胡适、鲁迅的上述回忆，颇具代表性，同时期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都经历了类似的思想历程。一句话，《天演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启蒙中国青年的理论教科书。　　为什么严译《天演论》能成为一本畅稍书，能在当时产生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康有为赋诗“译才并世数严林”，林纾翻译的作品体裁是小说，自然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严复所译则都是理论著作，不是消遣读物，但它同样吸引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并引起人们严肃认真的思考，其故安在？这得从19世纪下半期西学输入状况谈起。在《天演论》出版以前，人们所接触到的西学书籍，只是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传教士所出版的一些译著，它们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宗教的书，最重要的是《新旧约全书》的各种译本。第二类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书，当时称为‘格致’的书。第三类为历史、政治、法制的书，如《泰西新史揽要》、《万国公法》等书。”［12］这些书当然不能满足人们追求新知、了解世界大势的要求。甲午战争以后，从鸦片战争以来积累的民族矛盾，已使人们对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深感忧虑；恰好在《天演论》出版的那一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德国、沙俄、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先恐后地掠夺“势力范围”，要求租借地与筑路权，中国面临西方列强“瓜分豆割”的严重局面。中国的每一个爱国志士都不禁要发出这么一个问题：中国是真的要亡国了吗？还是可以奋发图强、重新振兴呢？《天演论》就是回答这一问题。它告知人们：中国面临真正的民族危机，因为侵略中国的国家，无论在德、智、力诸方面，都要比中国具有优势，根据《天演论》中“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将要灭亡了！但是该书又诱导人们：人们只要“任天而治”，按照历史规律运动，迈上近代化的轨道，人治日新，国家就可永存，种族就可免于灭亡之险。严复借着《天演论》的翻译而呼吁：只要发愤自强，中国仍可得救，存亡生死之权仍旧操之于我。《天演论》就这样在民族危难中敲起了“救亡”的警钟。　　但是仅有外部的社会氛围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复在翻译上所下的功夫，要在读者中产生深刻影响并满足他们的好奇心也不易做到。我们先从微观上找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我们对严译的认识。当代著名翻译家王佐良先生曾将严译《天演论》与赫胥黎原著作了比较，发现严复对原著作了戏剧化的文字处理，试以开场白为例，译著为：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夫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再看原文：　　 It may be safely assumed that，two thousand years ago，be fore Caesar set footIn southern Britain，the whole country-side visible ftom the windows of the roomin which write，was in what is called“the state of Nature”．Except，it may be，berais ing a few sepulchral mounds，such as those which still，here and there，breakthe flowing contours of the downs，mans hands had made no mark upon it；and thethin veil of vegetation which overspread the broad-backed heights and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