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助克里竞选第五区国会席位的最多金钱来自……纽约。数目第二多的钱来自……波士顿……很显然克里先生的意图就是用大量的金钱淹死克罗宁，从而夺得席位。克里先生的忠诚和责任是不是要在服务第五选区民众前先要效忠于纽约派克大街、第五大街、斯卡斯代尔、韦斯切斯特街区的富人呢？这一席位是不是要被纽约的百万富翁们物有所值地反复利用呢?……”科斯特洛在11月2日，大选前五天发出了最后一次攻击——《克里的华盛顿》。“有人能想像一下尼克松政府会怎样接待克里吗？我敢说，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各个部门都会冷冷地拒绝他。事实上，克里今天已经是尼克松政府极端厌恶的眼中钉，因为克里先生总是对政府表示强烈的反对和不满……如果约翰·克里的名字是华盛顿总统脚下的烂泥，我们可不希望看到这团烂泥糊在第五选区选民的脸上。”这番尖刻的、体无完肤的批评被比做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出版人威廉·洛布鼎盛时期的极端保守日报《联合领导人》(Union Leader)的一贯尖刻风格。“也许只比那个（Union Leader）差一点。”肯德尔·M.华莱士说，他在1972年是《太阳报》城市版的编辑，现在是该报出版人。“如果没有那种激烈的批评，我想克里肯定会当选议员。”初涉政界初涉政界（5）克里后来写给捐助者的信中也这样说：“整整两个痛苦的星期里，他们叫我非美国人、新左派反战分子、非爱国者，用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非’、‘反’的贬义字眼儿来称呼我。很难相信一份报纸竟会有如此力量，可他们确实如此。”这场口诛笔伐的闪电战给克里带来致命的打击。他的反对者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多，克里深受“《太阳报》和窃窃私语的伤害”，卡梅伦回忆道。“约翰·克里是那种剪纸人物，”卡梅伦说，“在这样激烈的唇枪舌剑攻击下，第五选区的人几乎没有人会投票给他。”朱莉娅被激怒了。“《洛厄尔太阳报》……叫约翰“左”倾人士，”她回忆道，“这简直是造谣。我真不敢相信会有人那么卑劣地中伤克里。”在大选前四天，克里的竞选再次遭受打击：罗杰·德金，这个独立的候选人和前保守民主党人突然放弃参选，转而支持克罗宁并谴责克里“危险的激进主义”。德金的突然退出真是优雅的一击。就在大选前两星期，《波士顿环球报》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德金的得票率为13%，名列第三位。克里以27%的得票率领先于克罗宁，而大选前四天他的得票率已经降到了10%。尽管对于德金的退出没有任何明显证据，但克里坚信尼克松的政治顾问是德金在最后大选来临之际突然退出的幕后主使人。“德金绝不是自动退出的。”克里最近说道，他一直认为他当时陷进了尼克松肮脏的政治圈套。克里说当地的支持者告诉他“总统办公室来的人到了洛厄尔”。克里认为查尔斯·W.科尔森参与了他所说的阴谋。科尔森在马萨诸塞的温斯罗普长大，是尼克松的红人，他后来也是水门事件的共犯之一并被监禁。科尔森在1993年以及最近接受了《波士顿环球报》的采访，他承认曾经试图抹黑克里的反战成就，但是断然否认了用阴谋干扰国会选举的这一“无稽之谈”。德金后来搬到波士顿经商，他也断然否认了自己是共和党人利用的工具。最近接受采访时，他说当他发现他的参选将确保克里的胜利后，他“采取了自杀式行动”。克里确实是白宫希望击败的目标，至少对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来说是这样。他亲自来到洛厄尔为克罗宁打气助威。但考克斯又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少许别扭，因为他是克里的妻子朱莉娅的远亲。考克斯的妹妹梅姿(Mazie)嫁给了朱莉娅的一个表兄。考克斯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来在洛厄尔的地区检察院实习，他显然要帮助尼克松竞选连任和共和党人克罗宁取得胜利。考克斯说他对尼克松政府试图暗中破坏克里选举的一切一无所知，这一切就是谣言，也不记得尼克松曾经谈论过克里。但当克罗宁胜出时，考克斯相信这对尼克松的对越政策相当有利。“这对我来说意味着即使在马萨诸塞的洛厄尔，在这个工业萧条的地区，‘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支持总统的。”考克斯说。如果克里无法利用反战纲领取胜，考克斯认为这意味着广大民众还是支持尼克松总统的战争政策的。克里没有在反战情绪高涨的时候赢得议院席位，考克斯说道，等到克里最终赢得选举时，战争也早就结束了。在竞选期间的最后一个周末，卡梅伦·克里回忆道，他在劳伦斯游说拉选票的时候可以感觉到选举“溜走了”。“很多人对我们有敌意。”他说。毕竟，越战和流产是能够引起强烈支持和极端反对的两极分化议题。最后，大选结果出来了，结果并不激烈。在207 623张选票中，克罗宁以多出18 123张选票击败了克里，几乎领先了9个百分点。这位共和党人——他死于1997年——在那年的大选中赢得了洛厄尔、劳伦斯以及22个城镇中的19个。克里只赢得了来克星顿、威尔明顿和比尔里卡。当天晚上，在安多弗饭店挤满了支持者的竞选晚会上，克里回应了科斯特洛以及其他质疑他爱国热忱的人。“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一次，我仍会在华盛顿，同越战老兵待在一起。”他说。大卫·索恩——克里在耶鲁的老友以及他1972年竞选管理人回忆当时说：“那是很惨痛的失败，就像美梦轰然破灭一样。我们输了，那本不应该发生。”30年后，克里能更清楚地看到当年的自己，他承认他在当时作为一个候选人的缺陷。“我没有根基和关系网，没有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没有高中母校，没有那些说和我一起踢过球的人。”他有了后见之明。“我所缺少的就是关系。我冒失地闯进来……那是一场基于一个理念的冒险，这个理念就是结束战争。”克里现在也承认，他当时没能平息《太阳报》对他的中伤也是竞选失败的致命之处。“我们不知道在做什么，”克里说，“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自己犯了愚蠢的错误。这是个深刻的教训。”他知道以后再也不会重复这个错误。十年放逐十年放逐（1）洛厄尔市拒绝了克里，但他并没有立即离开这里。就在选举前，朱莉娅卖掉了他们七个月前在伍斯特买下的房子，赚了4500美元，然后以她自己的名义花了51 000美元买下了贝尔维迪尔区好莱坞大街的一处豪宅，该地区是洛厄尔最显赫的富人区。可是此时，克里，这个外来的初涉政界的年轻人却欠下了一笔竞选债务，还没有工作。他在他选择的政治天地中被击败了，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他的朋友和熟人都说他此时一蹶不振了。克里的弟弟卡梅伦说这段时间是他“十年放逐”的开端。“他灰心沮丧，失利后似乎毫无目标。”《洛厄尔太阳报》记者弗兰克·菲利普说，他曾全程报道过竞选，后来还在克里的新居拜访了他。菲利普记得克里告诉他自己正准备做一个遥控的直升机模型。而且，据菲利普所说，克里仍对“洛厄尔水门事件”的阴谋和谣言耿耿于怀。随着华盛顿水门事件在全国范围内的调查，尼克松和白宫的政治破坏阴谋也逐渐显露。“水门事件几乎波及全国，到处都能挖出肮脏的圈套。”在洛厄尔，菲利普也追踪着华盛顿来的官员，跟踪调查本地饭店的入住登记和电话记录，试图找出共和党人的活动计划——包括尼克松的女婿埃德·考克斯，他在竞选末期来到此地帮助保尔·克罗宁——这次国会选举共和党的候选人，最终击败了克里。“不仅仅是竞选失利的问题，”菲利普说，“并不是战争或是阴谋让约翰·克里失利，而是等级问题——等级和憎恶。他让本地人民有一种气愤感，一个外来人来到这里在民主党预选中击败了保尔·希伊。”后者是洛厄尔获预选提名的民主党人。克里表示，说他一蹶不振颇有点言过其实。“我很失望，我的意思是这（失利）让我很难过。”他回忆道，“我并没有一蹶不振，我还要继续考虑下一步要怎样做。但我记得我当时感觉无能为力……似乎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围绕着我，我却无力回击或控制。”在1974年的采访中，克里坦率地说他当时由于失利而有一种强烈的自我怀疑感：“那次失败确实让我很悲观……我甚至开始怀疑我原本以为很不错的能力，就像在越南一样。”就在克里默默忍受失利痛苦的时候，他在白宫的老敌人也都一个个倒下去了。一些历史学家相信，共和党人在1972年6月潜入水门饭店民主党全国竞选委员会安装窃听器这一事件也许部分是因为民主党与反战运动联系紧密，而反战运动无疑会影响共和党政府对越南的政策。水门事件对1972年的大选没有多大影响，直到1973年，民众才知道水门事件的内幕，就在这一年4月，总统的两个高级顾问约翰·埃利希曼和H.R.霍尔德曼引咎辞职；随后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也因为另外一件与水门事件无关的丑闻而辞职。就在同一年，克里用了几个月时间外出为国际救援组织（CARE Inc）募捐筹款。国会仍然对他有莫大吸引力，克里再次考虑在下一年的众议员改选中挑战克罗宁。1973年夏末，克里甚至委托了一个民意测验来探测竞选事态走向。但是松加斯——洛厄尔出来的米德尔塞克斯郡的专员，也决定参加竞选并来到克里家里了解克里的想法。就在两人会面不久以后，克里决定放弃1974年竞选并把他为竞选所准备的“完全政治计划”交给了松加斯。松加斯借着水门事件后民主党人大受欢迎的东风击败了克罗宁，赢得了第五选区的国会席位。此时，克里正为适合自己政治雄心的事业而准备——他准备去上法学院。“我知道我不想在十年或十五年后慨叹‘岁月蹉跎而去了，我还没有一门职业。’”克里说，“所以我决定去法学院。”他还说他“想学习辩护的技巧和法律知识，通晓法律，从公民政治的角度知道整个立法过程”。就在他国会竞选失利后的八个月，克里的生活揭开了新的篇章。9月5日，朱莉娅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亚历山德拉。几天之后，克里就进入了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学习，该校位于波士顿郊区富裕的牛顿城，以培养出众多政治领袖而闻名。就在克里在课堂上忍受长达数小时的高强度学习时，朱莉娅也在家中忍受着由于本地居民对于克里的反感而带来的孤单和恐惧。“就在1973年秋天亚历山德拉出生后不久，一块大石头从窗户扔进来，正落在她的摇篮旁边，摇篮就放在客厅中晒太阳，当时我独自在家。”她回忆道，“你能想像当时的情景吗？……我感到非常无助、恐惧。”尽管朱莉娅家里很有钱，可是昂贵的新居和克里在法学院学习的费用也让这个三口之家捉襟见肘。“我们入不敷出。”朱莉娅回忆道。她不得不在波士顿当代艺术学院找了一个助理主管的工作，一直工作了两年，直到第二个女儿出生。这段时间内，一个换工住宿的人帮忙照顾亚历山德拉。在法学院，克里作为一个全国人物，一个比大多数同学都大好多的“过来人”而显得分外突出。“我记得上课时我环顾这群一年级的学生，只见坐在那里的一个成年人就是我在电视上看过的人，他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前作证，还参加国会竞选。”托马斯·J.凯里说，他是教过克里的教授之一。即使现在是一个在校学生，克里仍然是一个公众人物。他兼职做WBZ广播电台一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而且，从1974年5月到10月，克里还是MassAction的执行理事，该组织当时正在揭发国家财务总管（state treasurer）罗伯特·Q.克雷恩草率的现金管理政策以及与银行的暧昧关系。这显然不能与领导反战运动同日而语，但至少它保证了公众知道克里的名字。1974年，白宫最终公布了尼克松试图掩盖水门事件的录音带，随后，8月8日尼克松总统辞职。这场丑闻远没有就此结束，公众普遍对国家政治领导人产生不信任感。同时，在越南——越战导致克里对政府动机产生怀疑——美国军队也开始撤退。一年后，南越抵抗政权彻底溃败，西贡也失守。十年放逐十年放逐（2）与这些戏剧般的变化相比，约翰·克里——战斗英雄转为反战积极分子又转为政治候选人——正过着一个父亲、丈夫和法学院学生的平静生活。“不论有什么重大政治事件，学生约翰·克里只是观望。”《波士顿环球报》11月的一篇报道用了这个标题。克里，曾经登上全国新闻杂志封面并被普遍看做会在国会谋得前程的风云人物，现在“只是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一个二年级学生，正在为宪法考试而烦恼”。记者克罗克·斯诺写道。克里在波士顿远远观望华盛顿发生的一切惊天动地的变化，感到很满足，尤其是对尼克松的倒台。“想想发生了多少变化，想想过去这两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克里对斯诺说。“当我为政府职位竞选时，尼克松还是总统，阿格纽还是副总统，我们对越南的介入还是件大事，而现在整个大环境全都变化了。”还是在那次采访中，30岁的克里评价了他两年前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参加国会选举的经历。“充满了喊叫，充满了高强度的工作，让人极度亢奋。”他说，“作为一个候选人，你总是要在很多场合说很多话，你根本没有时间思考。于是你总会就一些你根本不懂的事情说蠢话。随后你又不敢承认你说过的蠢话，因为你担心那会让你看起来更加愚蠢。这样你就处于一个你并不喜欢又无法改变的处境。”在克里在校的第三年，凯里教授拜访了克里，请他加入波士顿大学的模拟法庭代表队。尽管克里百务缠身，他还是承诺优先加入代表队。凯里回忆道：“他每天工作很长时间，是代表队的杰出成员，认真细致地为一些最高法院级的涉及复杂公共政治的案子准备口头陈词和书面陈词。”1976年初——五个月后克里就要毕业——克里成了米德尔塞克斯郡地方检察官约翰·J.德罗尼的实习助理。5月24日毕业后，他接受了该所的全职起诉人工作，这又将揭开克里生活中新的一页，随后还会在这个年轻人的锦绣前程中写下重重的一笔。克里决定做个律师，这让他的许多好友不解。“大多数人都告诉过你当个律师是尼克松时代的流行。”罗纳德·F.罗森布里斯说，他是克里的前助理和长期的筹款人兼顾问。“他们非常困惑民主党人、宣传改革进步的年轻人怎么会倒退回去做出那样的选择。”但是克里说，他的父亲——在当外交官之前也是律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父亲告诉我学会如何办案子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克里回忆道，“我想成为一个出庭辩护律师。那是得到审判经验的最好途径。”数年以后，这段律师经历将会增加这个“马萨诸塞自由主义人士”的政治砝码。克里32岁时终于取得了出庭资格，克里说他经手了25～30个小案子，全都胜诉。他的第一个重罪案是一个强奸案子，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是波士顿著名的辩护律师威廉·霍曼斯。克里最终成功地将被告人绳之以法。“我很高兴我在米德尔塞克斯郡从来没有输过一个案子。”克里最终得到了政府部门的一份工作，尽管年薪仅有12 900美元。他和朱莉娅在牛顿的栗子山路花了10万美元买了一处房子，离开了工人阶级的洛厄尔，搬到了波士顿最令人羡慕的住宅区——而且这里距克里的东剑桥办公室相当近。1976年的新年前夕，这对夫妇的第二个女儿瓦娜莎出生了。不到一个月，克里就被地方检察官德罗尼提拔为第一助理检察官，并被赋予招聘和解雇雇员的权力。该检察院的许多助理都对克里的升迁愤愤不平，克里已经习惯这种感觉了——在他的一生中，他总是因为太过于突出抢眼或得到了他人垂涎的位置而招致他人的愤恨。第一次是被越战老兵反战组织(VVAW)中的成员排挤，然后遭到1972年他在预选中曾经击败的洛厄尔和劳伦斯市的政客诽谤，现在又是德罗尼助理们的嫉妒。克里离开学校还不到一年，但是他有某种明星气质和媒体吸引力。地方最高检察官德罗尼打算全力参加1978年的连任竞选，克里则能够帮助他。“这次提拔也震惊了我，”克里回忆道，“我的意思是我十分惊讶。德罗尼也打算参加改选（下一年的），他知道检察院里有些问题需要别人帮忙。”德罗尼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但却不幸患上了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尽管他的思维还很敏捷，可是他的言语和行动日渐迟缓了。1978年初，克里想如果德罗尼的病情让他退出政坛，他就准备竞选地方检察官的职位。同时，克里也在大刀阔斧地改革检察院，使其更加现代，办案效率更高，这也将帮助德罗尼参加改选。“约翰·克里事实上已经成了约翰·德罗尼依赖的左膀右臂。”彼得·W.阿格尼斯回忆道，他当时是检察院的年轻律师，现在已经是高级法院的法官了。“克里给整个检察院带来了朝气、活力和超凡的魅力。”克里帮助募集了38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并用这些钱招募人才，检察院的职员已经增加到了原来的三倍，许多新职员都是女性。他还制定了一系列在当时算是革命性的办公举措：成立几个特殊小组专门诉讼白领和有组织的犯罪，制定一套帮助强奸受害人和其他案件受害人以及证人的程序，制定一个专门用于优先审理的案子的系统。“有些人不喜欢这种现代的程序，不希望这种改变，他们显然认为（比我）更有资历，的确有一些比我资历丰富的人，”克里说，“但我们最终改变了检察院。”到1977年夏末，克里展开了对麻省臭名昭著的黑帮头子豪伊·温特的调查，并最终让他第一次被判有罪。豪伊·温特因为威胁当地商人在俱乐部里安装黑帮拥有的赌博游戏机，而被判两个连续的九年徒刑。除了执行行政权力外，克里也曾作为出庭辩护律师走上法庭，成功地使一件谋杀案和一件恶劣的强奸案昭雪，让犯人得到应有的惩罚。罗伯特·巴顿是那件谋杀案的法庭指定的辩护律师，他后来成了一名审判官，他说克里“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出庭辩护律师”。但是克里又要做法庭公诉人，又要管理地方检察院，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审判有时不得不暂停，因为约翰·克里要不停地到外面办事或接受电视采访，”巴顿回忆道，“有时你不得不在法庭里等上个把小时。”十年放逐十年放逐（3）克里还成功地赢得了一个强奸案的公诉，犯人乔治·O.埃杰利为此不得不过上18～30年的牢狱生活，他曾是洛厄尔汽车经销处的一个服务经理。后来他又在别的地区因为1974年杀害一个通用汽车的主管而被判犯有谋杀罪。克里的努力——以及他所吸引的民众的注意——增加了德罗尼'1978年参选的砝码。惟一的问题就是克里一直觊觎老板的位置。当时有两个人证实了这一点——巴顿，他在60年代初是德罗尼的助理；还有一个不愿公开姓名的德罗尼的朋友。他说，1978年初克里经常与他接触并说德罗尼的疾病会让他输掉竞选。克里委婉地请巴顿与德罗尼谈谈，让他退出并让克里参加竞选的可能性。据一位著名的麻省政治人物说，尽管德罗尼那年秋天当选已经胜券在握，克里依然对这个位置虎视眈眈。威廉·F.加尔文是当时麻省的众议员，说克里曾经告诉他如果德罗尼的病使其无法任满任期，克里希望自己能被提名有竞选这一位置的机会。加尔文现在是国家的部长，回忆起11月选举前他与克里的谈话，他记得这个年轻的公诉人为自己想了两个闯关办法：德罗尼胜出，然后他可以被提名；如果共和党人弗朗西斯·W.哈奇赢得最高检察官位置，克里说他的妻哥大卫·索恩认识哈奇并可以为他说情。加尔文说他本人觉得共和党人根本不会提名一个民主党人，尤其是克里这样如此年轻、如此有前途的人。当时克里沮丧了片刻，但立即又神采飞扬起来。他告诉加尔文如果民主党提名者获胜，他认识的另外一个很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将会帮忙。“‘我和约翰·赞帕雷利当时是米德尔塞克斯县南部契约登记官(South Register of Deeds）非常亲密，而他和埃德·金很熟悉。’”加尔文引用当时克里的话说。金在一场势均力敌的竞选中击败了哈奇，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最后德罗尼成功连任。德罗尼在连任成功后丝毫没有辞职的意图。“这真好笑。”在告知克里加尔文的回忆后他如是回答，“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这么久了还记得这么清楚，这对他可不容易。他可能把这看做某种阴谋，但事实上我根本就没有那样想。我无限忠诚地想要帮助德罗尼改选成功。没错，如果他不参加竞选的话，我确实考虑参加。我可以坦然地承认这一点。”就在克里全力帮助德罗尼竞选时，他的努力却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德罗尼的竞选广告触犯了高级法院对于谋杀案的言论限制令，克里不得不在托马斯·R.莫尔斯法官面前承担他帮助设计的整版报纸广告的责任。在法庭上，法官莫尔斯惩罚了地方检察院以自己案件做广告的行为，但很快就停止了对检察院的制裁，也拒绝了谋杀犯安东尼·杰克逊控告检察院的企图。安东尼·杰克逊的名字并没有在广告中提及——该广告的标题是《约翰·德罗尼解决麻省大案要案的幕后故事》——不过该广告确实涉及了安东尼和他之前因为谋杀而被判入狱的判决。“我不记得这件事了。”当提及此事时克里这样回答，“你觉得那是事实，那就是事实吧。但我觉得那可能是疏忽所致，显然没有人会刻意去触犯法律。”就在预选前几个星期，一桩涉及卖官的丑闻充斥了各大媒体，新闻纷纷报道这个“来源不明”的消息。报道暗示这是涉及政府高官和有组织犯罪的大案件。有两个嫌疑人因卖低等官职而被起诉，他们中的一个辩护律师直接指责克里，说他对媒体泄漏了消息，违反了大陪审团的保密原则。“我们从来没有泄漏任何大陪审团的信息，”克里最近说，“绝不是我……我们可以叫人来对质，看看消息究竟从哪里泄漏出来的，我相信我知道是谁，但此时此地我不会说。我们相当担心，你知道，你很难透过层层阻力把一个秘密调查得水落石出。”选举过后，关于真相调查的事件就不了了之了。再没有嫌疑犯被起诉，之前起诉的那两人也没有进监狱。其中一个人交了5000美元罚款。一场看似轰动的大事件就这样草草了事。就在1978年民主党预选前的最后几天，德罗尼的对手L.斯科特·哈什巴杰公开谴责地方检察院，声称该院适时地选择起诉案件和调查案件来影响选民并赢得选票。他把这称为“彩排好的媒体事件”。德罗尼仍然在预选中以微弱优势击败哈什巴杰，这样共和党的候选人全部出局，这就意味着最后的胜利。德罗尼因病没有参加前期竞选，也很少接受采访，直到竞选的最后阶段他才抛头露面。哈什巴杰曾经是助理首席检察官，他一直充满自信，甚至直到选票结果清晰地显示德罗尼领先时，他还不相信自己被击败了。在退出后，哈什巴杰来到了德罗尼的办公室。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但是再选成功后，久受病痛折磨的德罗尼似乎恢复了活力。到1979年春天，人们显然可以看出，为振兴检察院而立下汗马功劳的克里似乎时日无多了。德罗尼制定了新的政策，详细到了细枝末节，还因为微不足道的差错撤销了给克里配备的秘书以及两个被保护人。他还收回了先前赋予克里的许多权力。“1979年，很明显德罗尼感觉不错……开始说‘我不想做这个，我不想做那个。’”克里回忆道。他知道自己在检察院里的地位和重要性将被逐渐降低，他想是离开这里的时候了。“我没什么可抱怨的，我也不会抱怨。”克里说，“他给了我这一生中从没有过的机会……我觉得这让我们两人都受益，当有一个人感觉不到受益时，那就是该分开的时间了。你知道，这种分分合合会经常发生。”克里说直到德罗尼1989年去世，他们一直都是好朋友。但当时在该检察院的公诉人普遍认为德罗尼排挤了克里，担心他最得力的助手会抢了他的位置。改选成功后，德罗尼回到检察院，痛苦地发现员工已经分成了两派。“检察院里有克里的人，也有德罗尼的人。”乔治·E.墨菲说，他曾在DA做了20年的助理，现在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尽管德罗尼的人讨厌克里，可克里的支持者相当多。“我不能说每个人都喜爱克里，但他是我见过的最好的辩护律师之一。”克丁那说，他在克里离开后接替克里成了第一助理，与克里一直是好朋友。“如果没有约翰·克里，约翰·德罗尼根本无法改选成功。”十年放逐十年放逐（4）毫无疑问，克里使检察院走上了现代化轨道，不过后来他对自己的成绩颇有点夸大其词了。比如说，这些年来，克里越来越夸大他如何减少了积压案件。在他竞选入主白宫的早期阶段，克里经常说他处理了12万件积压案件。但是，1978年克里帮助德罗尼竞选设计的一个广告上显示的数字接近3800件。而在1979年克里接受《洛厄尔太阳报》采访时，他因为处理了2772件积压案件而得到读者好评。而到1982年，他的一本竞选传记将该数字提高到了10 772件。事实上，麻省的记录表明，在克里任职期间，整个米德尔塞斯县高等法院的待处理案件，包括积压案件，一直没有超过7265件。克里说他不确定他的数字的来源，但是他清楚地记得他清理那些积压案件颇为耗费精力。“我们裁定了很多案件，还有很多由于缺少证据、缺少证人、当事人放弃诉讼等原因不得不放弃。”他说，“我们每一个案件都认真审理。”克里对曾经审理过的萨默维尔赌博游戏机威胁勒索案件也不乏夸大之词。1982年竞选时，他的一份公告宣称自己公诉了这个案子。事实上，就在克里直接调查案件、诱哄不情愿的证人作证以向大陪审团提供证词时，是J.威廉·克丁那，助理检察官——而不是克里——公诉了这个案子。（这份公告还把犯人温特说成是“新英格兰第二号犯罪组织的头子，事实上，温特在波士顿都排不上第二号，更别说新英格兰了”。《波士顿环球报》这样报道。）德罗尼再次当选地方最高检察官后，他开始打压克里以及他的支持者，克里感觉到自己的权力和重要性都在逐渐降低。他的提升以及失意一直都是同事们的话题。克里说他认识到自己的不如意状况后决定辞职。“我可不想坐在那里思索他的健康变化会给我带来什么机会。我要离开做我自己的事情。”克里和罗恩·斯拉格，那些被德罗尼停职的助理检察官之一，合伙开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该事务所坐落在波士顿的繁华地段——国家大街60号的一座摩天大楼里。在后来的两年半里，这对搭档事业非常成功，两人着重受理非正常死亡、医疗事故、公司贸易机密等方面的案件。精力充沛的克里甚至还有一个与主业截然不同的副业，他在业余时间担任美国广播公司在波士顿的分部WCVBTV（15频道）的公共事务评论员，在每周一次的节目中就一些政治事件进行评论。“这确实是使他在公众面前露脸的一个媒介，”这档会谈节目的制作人马乔里·阿伦斯巴伦说，“因为在那个时候，他确实不算是个政治名人。”她说这档节目尽管拥有的观众很少，但观众群很固定，都是一些政治人物和白领。1979年末，克里与朋友K.邓恩·吉福德在波士顿的昆西市场合伙开了一家面包店，他的搭档也是波士顿的社交名流、饭店老板，曾经是参议员爱德华·M.肯尼迪的助理。现在那家面包店还在经营，吉尔伯特&福布斯有限公司（Kilvert & Forbes Ltd.以二人母亲的闺姓命名），不过克里在1988年就卖掉了自己拥有的股份。而此时，朱莉娅却被无法诊断的抑郁症折磨着——她后来说这可能是因为1980年初她父亲病故的消息导致的，但是她又补充说：“我的婚姻状况也并不是很好。”在这段时间，朱莉娅还忍受着不明原因的间歇性麻痹，有时候她不得不用拐杖。1980年2月，就在她30岁生日的5个月后，朱莉娅描述她当时的状况：“我的头脑里都是混乱的声音，我的骨骼发出吱嘎的响声，疼痛极了。”她后来说：“我坐在床边，打算结束我的生命。几个星期来我一直默默地准备我死亡的这一刻。我觉得我很失败。我再也不能假装对丈夫、孩子有用了。我太累了。我需要躺下来，蜷起身，再也不要醒来。”她的计划被一个电话打断了。经历了这次自杀企图后，朱莉娅开始寻求治疗并持续了整个80年代。她的丈夫并不是不同情她，而是她一直深深地对丈夫隐藏了自己的秘密。“我现在觉得自己很有用，我带孩子们上学，照顾他们——我再也不会让这件事情（自杀）发生。”朱莉娅说，“而且约翰也尽可能多地在家里陪我。”此时，她丈夫的法律事务所正蒸蒸日上。到1981年末，克里说他开始考虑要不要扩大他们这个两个律师的事务所。可是随着1982年选举的即将来临，一个政治机会也正在召唤克里，尽管这比不上克里先前尝试竞选的国会职位。当时的马萨诸塞副州长托马斯·奥尼尔——美国众议院议长蒂普·奥尼尔的儿子，决定放弃副州长的职位，竞选州长一职。这样，第二把手的职位就空了出来，等待民主党人前去角逐。尽管这个职位没有什么专管领域，似乎也无足轻重，但还是吸引了很多人打算以此进入政界。克里也抑制不住政界的诱惑，决定搁置业务拓展计划，积极投身到竞选的行列中来。“我决定要竞争这一公职。”克里说。放逐结束了，他要东山再起，再次回到游戏中来。马萨诸塞副州长马萨诸塞副州长（1）1982年初，当约翰·F.克里重新回到政坛时，他发现，就像他被十年来所发生的事情改变了一样，政治景观也发生了变化。1972年，他是反对越战的国会议员候选人，现在这一巨星光环已经黯淡消逝了。在更加稳定的里根时期，克里是社会主流人物，一位市里的律师，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在美丽的栗子山路还有一个豪华的家。克里的政治目标也改变了，至少短期来讲是这样。他曾经钟情于国会和华盛顿的政治温床，却惨遭失利。现在，他打算参加副州长竞选，这是一个没有那么多指定职责的位置。那一年也没有很多其他选择：在职者占据了马萨诸塞州在国会的所有席位，六个州立职位中，已经有五个被在职的民主党人占了，惟一的空缺是副州长。克里要感谢托马斯·P.奥尼尔三世给了他这个机会。众议员议长蒂普·奥尼尔的儿子放弃副州长一职，想要竞选州长。然而他后来挑战现民主党州长爱德华·J.金却失利了——而四年以前被金所淘汰的前任州长迈克尔·S.杜卡齐斯也要再次挑战州长一职。在第二轮投票时，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更加忙碌。第一轮投票后，和克里齐头并进的是布鲁克林的伊夫林·墨菲（Evelyn Murphy），是前任环境部长，在杜卡齐斯任期内供职。此外，还有三个波士顿郊区的候选人——参议员温彻斯特市的塞缪尔·洛陶蒂（Samuel Rotondi），州下院议员纳提克市的路易斯·R.尼金尼罗（Louis R.Nickinello）和州下院前任议员牛顿市的洛伊斯·G.潘恩（Lois G.Pines），他们都有在立法部门工作的背景。在缺乏公众注意的人数众多的首轮民主党内竞争中，克里尽力突出自己，表明他不仅是一位与罪恶作斗争的前任助理检察官，还是一位核武器冻结运动的倡导者。副州长的职位对本州的政策基本没有影响，更不用说全球武器控制政策了，作为谋求这一职位的候选人，他的姿态明显是过度了。但是越战——克里过去的鲜明特征，并没有淡化。他的反战支持者们新的呼声是要反对里根总统的增强军备。克里想让他们知道，他是他们坚定的同盟者。那年6月，在纽约的中央公园里，举行了反对美苏核武器竞争的集会，成千上万的反对者参加了这次活动，克里也在发言者之中。核冻结并不是竞选副州长所应该涉及的问题。相反，竞选的核心问题，用克里当时描述的话来说，就是“资格、阅历和见识”。对于一个十年前辩论过战争的道义性的人来说，没有比这次跑题更糟糕的了。这次竞选是克里的第一次全州性的竞赛。这是一个良好的兆头：他能够在做了十年的局外人之后，重新进入政坛。这也展现了克里的长处，即他能够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的政治领地上游刃有余，在这块变化莫测的政治领地上，在蓝领的保守派和工会成员及坚定的自由派郊区人、活动家以及知识分子中找到共同点。1982年，民主党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分裂开来，这是因为州长竞选的改选引起了不满。这次改选是在现任州长金和1975—1979年的前任州长杜卡齐斯之间进行的。在金的任期内，有一位内阁成员因为与腐败相关的指控而被定罪，还有州税务部的一位高层官员自杀，这些对政府来说都是麻烦事。候选人杜卡齐斯与之相区别的特点在于，他要建立一个坚决反腐败的优秀政府。5月22日，在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召开的确认候选资格会议上，克里这一边已准备好应对任何结果。代表们有两个选择——“金/克里”或者“杜卡齐斯/克里”。为了从两方面都受益，克里尽力让自己的竞选纲领适合这两方面阵营。在金这一方面，克里的竞选班子提出克里熟悉法律事务和立法程序，还提议投资公共设施，这是一个城里的问题。在郊区民主党那一方面，他们是杜卡齐斯的主要支持者——也是马萨诸塞州政坛上一支正在兴起的力量——克里在社会问题上采取了自由派的姿态，并表明自己对核冻结运动的极大支持。克里并不是政党成员最看重的人。他被政要们和大城市里的政客们排除在圈子之外，他们会投票选举他们的邻居。大部分的正式选民会选伊夫林·墨菲和塞缪尔·洛陶蒂。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的认可会议上，在长达7小时、历经5轮淘汰的投票中，克里几乎没有资格参加9月的选举——这需要赢得代表选票中的15%。但支持克里的同伴们巧妙地动员代表们去帮助另一位候选人潘恩，最终依靠分化选票，克里进入了第二轮选举。这意味着克里首先将面对的是两名积极的女候选人——潘恩和墨菲，她们很可能是会议的最终赢家。此外，克里还要面对两名男立法委员，在选举中他们分别是稳健而保守的。潘恩和墨菲两个人正在竞争，想要成为马萨诸塞州历史上第一位在州立政府供职的女性。卡梅伦·克里管理他哥哥在1982年的竞选活动。几年后，当被问到在此次会议中与代表交易从而为他哥哥竞选谋利时，他的回答含糊其辞。他说：“对于是否做了这样的事情，人们高估了竞选中对代表的控制，我不会肯定任何事情。”在杜卡齐斯和金两个人激烈竞选的阴影下，竞选副手只是一个附属。“全都是关于杜卡齐斯和金两个人竞争的事情。”克里斯多夫·戈里雷（Christopher Greeley）回忆说，他是克里的竞选助手，通常能让候选人达到目的。“我们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想要弄清楚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遇到群众。”这次竞选是冗长而低调的咖啡会，是在当地民主党人和问题提议组面前的讨论会。卡梅伦·克里回忆说：“这是一个不同的政治时代，人们不再像1972年那样热中于政治。他们的关注点转移了。”就某一方面而言，克里的竞选小组走遍全州，找到了大约20个可以出席的人。“我们认为，这很值得。”戈里雷说，他后来加入了克里的队伍。因为那有争议的过去，而现在又在WCVBTV做评论员，克里比他的竞争对手得到了更多的公众注意。但这个优势并不明显。在初选前不到三周的时候，《波士顿环球报》进行了民意测验，其结果表明，在五名候选人中，克里是最知名的，但是65%的人对他了解不多。马萨诸塞副州长马萨诸塞副州长（2）新闻部长拉里·查普曼（Larry Carpman）回想起，竞选小组尽全力想要在各个方面获胜，甚至发放了政策文件——“白皮书”——用蓝色的纸，以此来引人注意。媒体并不太关注副州长竞选。在8月末，波士顿的UHF电视台播放了一个电视辩论，其中五位候选人有礼貌地陈述了各自的观点，避免发生任何冲突。约翰·克里的法律工作成就成为他在竞选中的主要财富，他能够凭借打击犯罪的声望借贷127 125美元的私人贷款来筹划竞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初选前不久，他的知名度和声望在公众中大大提高了。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律师搭档罗恩·斯拉格为乔治·A.雷斯法尔德（George A.Reissfelder）赢得了自由。后者在15年前因为谋杀而被判终身监禁，但他一直坚持说他没有杀人，克里和搭档的不懈调查使这桩冤案得以昭雪。那次低调的竞选还是值得瞩目的，因为在州政坛上出现了一位年轻的城市政客，来自多尔切斯特的迈克尔·乌雷（Michael Whouley）。在帮助克里竞选之后，乌雷继续指导了克里在1984年那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全国竞选。之后，他成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阿尔·戈尔（Al Gore）总统竞选中一位受到褒奖的竞选主力。克里还从一位波士顿很有前途的议员雷蒙德·L.弗林（Raymond L.Flynn）那里得到了支持。像克里一样，弗林也是单独上阵，但是，这两个非常不同的人的结盟，后来被证明是互利的。来自南波士顿的弗林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提倡废止学校中的种族歧视，他后来成为一位棱角鲜明的市人民党党员，雄心勃勃地要解决种族歧视问题。他还准备要去竞选下一年的市长，他的对手是在职的凯文·怀特（Kevin White）——一位政治巨人。在副州长竞选的最后几天里，民意测验表明克里在大部分不知名的选民以及很多未作决定的选民投票中是领先的。但是，在投票结果出来的那一天晚些时候，当他穿过波士顿中心大道上面的步行桥时，据约瑟夫·拜尔林（Joseph Baerlein）回忆说，克里很沮丧，也惴惴不安。拜尔林当时和候选人一起也在那条路上，他是克里的主要竞争对手伊夫林·墨菲的竞选助理。他说，克里认为票数显示出他是紧随在前任环境部长墨菲之后的，竞争非常激烈。拜尔林回忆说：“我告诉他，我觉得今晚会很漫长。”他是对的。在29%的选票公布出来的时候，在110多万张选票中，克里比墨菲少了4万张选票。但他得到了波士顿、伍斯特、洛厄尔以及其他几个主要城市的选票，在第五国会选区，他得到了一半以上的胜利，那里曾经在10年前冷漠地拒绝过他。这大大可以抵销墨菲在郊区的胜利。卡梅伦·克里回忆道：“大约是凌晨一点半钟，伍斯特的选票结果出来了，我知道我们赢了。”克里处于领先地位，但还有2%的选票结果没有公布，他一直等到早上三点半才宣布获胜。墨菲打电话祝贺克里，但她直到七小时后才正式退出。之后，民主党议员们在波士顿的一家餐馆聚餐，所有的候选人都参加了。到那时，双方的差距扩大为两倍。与此同时，迈克尔·杜卡齐斯重新获得了党内任命，他因为允诺要清理州政府而获胜。他在1978年被保守派的爱德华·金赶下台，那是在他的重头戏——保证不增税——被打破之后的事。在激烈的民主党内初选之后，杜卡齐斯和克里要在大选中挑战初选获胜的共和党候选人。杜卡齐斯认为克里在这场两党竞选中会很有号召力，在竞选宣传中他们将克里作为代言人。一本小册子上印有这样的图片，他们边走边谈，西服外套搭在肩膀上：“迈克尔·杜卡齐斯/约翰·克里……未来的民主党人。”有克里在竞选中作为副手，杜卡齐斯胜过了共和党人约翰·W.希尔斯（John W.Sears）和里昂·J.隆巴蒂（Leon J.Lombardi），以将近23%的优势获胜。希尔斯在共和党内的对手之一，是一位聪明但不知名的35岁州议员，名叫安德鲁·H.卡德（Andrew H.Card Jr.），他现在是小布什的参谋长。然而，克里的竞选胜利是付出了代价的。在公众面前，他在竞选中竭尽全力，但是这掩盖不了他私人生活的混乱。他那不时有麻烦的婚姻现在更是一团糟。那年夏天，他和朱莉娅平静地分手了，尽管在竞选中，他们的分手并没有公开。自1980年以来，克里的妻子就和抑郁症作斗争，她感到被遗弃了。朱莉娅在《心灵之变》（A Change of Heart），即她在1996年写的关于离婚的那本书中写道：“我尽力为他而高兴，但是在做了14年的政治家的妻子之后，我认为政治就是气愤、恐惧和孤独。”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她拒绝回忆这段时期，只是说：“离婚是因为我，不是约翰。我想要其他的东西。”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朱莉娅反思得更多：“我要独立，我不得不强迫我自己做回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我选择退出婚姻来做回我自己。这对约翰是个很大的伤害。但是当时，我没有理智地思考，我完全是感性的。”尽管如此，朱莉娅还是与克里一起公开露面，在约翰赢了初选之后，以及就职仪式上，他们和迈克尔·杜卡齐斯以及他的妻子基蒂一同拍照。后来，克里和他的前任法律搭档斯拉格有了几年浪漫的关系。但是克里说，他们的关系“和我的婚姻无关，和离婚及其他任何事情没有任何关系”。斯拉格现在是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她拒绝接受采访。作为副州长，克里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满怀热情地回到公众生活里。当他在1月宣誓就职时，他需要做的工作很少，只是要在州长不在时充当总执行官，以及在执行会议上担任主席——这是殖民政府的遗留物，主要负责通过或者拒绝司法任命。但是，杜卡齐斯给克里其他的工作来做，克里抓住了机会。克里的办公室不仅成了与联邦政府交流的联络处——这是奥尼尔曾经想要做的，而且他还指挥着政府的打击犯罪工作。克里很满意。他告诉记者说：“坦率地说，州长本不必分配给我任何事情。”马萨诸塞副州长马萨诸塞副州长（3）但就在他尽力要做得出色的同时，克里还要挤出时间和他的两个女儿亚历山德拉和瓦娜莎在一起，她们现在是和母亲一起住。克里说，对于他的两个女儿，他自己长期远离父母在寄宿学校读书的经历帮助他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我要让女儿们确信，(当她们需要我时)我就在她们身边”。但是，他承认，公众生活“变戏法似的表演”打乱了他的生活，花在家里的时间要服从于他的工作安排。在某些事件中，克里的同伴们会把事情做得很细，包括安排他的日常生活，比如下面的一则，这是在1983年12月11日，星期日。生日快乐！！！(那天是克里40岁生日)下午2:30，到卡波特剧院（在贝弗利）；去票房拿票。注意：没有预留坐位，先到先拿——这场表演的票已经卖光了。下午3点，魔术表演开始。之后，你和孩子们要去见你母亲，并在弗兰德里（Friendly）餐馆一起用餐。克里的工作安排是各种活动的混合——来往于各种会议之间，出席数不清的政治仪式，筹集钱款，参加会议。但这让克里有机会建立起在全州的知名度，创建他所缺乏的政治基础，而他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的办公室负责与联邦政府联系——监控预算，批准应用和调整问题——为克里提供了与华盛顿的直接联系，那里是他政治生活的首选。当州长将他的犯罪司法议程交给克里来做时，他同时也抛了一个曲线球。1983年2月，当杜卡齐斯建立反罪行委员会时，他自己做主席，让克里做副主席。然而，克里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牵头建立了计算机犯罪议案，推动通过州诈骗法律和援助作证证人的提案。1983年4月，当州立法委员会要通过一项议案来废止死刑时，杜卡齐斯派克里去为废止死刑作证明。死刑是在前一年秋天，在金离职前，通过选举写进法律的。克里对立法委员会成员说：“我们认为，政府不应该杀人，这是对生命的蔑视，贬低了所有人。”大约18个月后，联邦最高法院废止了那条法律。马萨诸塞州现在是全美没有死刑的12个州之一。杜卡齐斯这方面认为克里是个忠诚的人。杜卡齐斯现在是大学教授，他称自己是克里的“崇拜者”。他说：“我们的工作关系非常好。”他曾经赢得1988年民主党总统提名，但是以极大差距输给了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杜卡齐斯支持克里的总统竞选。约翰·萨索（John Sasso）是杜卡齐斯的参谋长，他说他“从没有担心过(克里)会抢迈克尔的镜头。他是非常忠诚的”。萨索非正式地为克里的2004年总统竞选做顾问。作为副州长，忠诚通常意味着背景上的一点。这份工作让人头脑麻木。办公室里装满了要求帮小忙和要求克里出席的活动——到酒吧中、儿童军就职会上、青年运动餐会中。大部分邀请被婉言谢绝。克里的办公文件——现在在马萨诸塞州的档案室里——几乎全是来往的通信，这些反映了一位政治家的日常生活——这包括克里写给机动车管理主任的便条，为一位委托人要求得到一个四位数字的驾照；一封信，核对一名学生申请法律学校的资格；以及一份递交给克里的提议，给他提供在福克斯巴洛（Foxboro）跑道的免费票，这是一个赛马跑道（出于道德，克里婉言谢绝了）。1983年8月，南哈德里的一位律师写信给克里，感谢他和他的助手们，因为他们帮助“清除了饮酒执照，从而让我的顾客像预定的那样开放了”。这让克里的主要助手詹姆士·R.格姆斯（James R.Gomes）为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写了一张有趣的便条，这是关于“协助含酒精饮料的销售”。格姆斯是克里的助手们中的主力，后来他的助手们形成了他未来政治小组的核心。其中包括乌雷、玛丽·安妮·马士(Mary Anne Marsh)、邦尼·克罗宁（Bonnie Cronin）、帕特里夏·弗利（Patricia Foley）、罗纳德·罗森布里斯、克里斯多夫·戈里雷、拉里·查普曼、约瑟夫·纽曼（Joseph Newman）、蒂莫西·巴尼克（Timothy Barnicle）和乔纳森·温尼（Jonathan Winer）。其中许多人现在是顾问、说客、筹资者，或者在做与法律有关的工作。尽管克里的工作很平凡，1983年，他却在治理酸雨的过程中成为了全国性的公众人物。酸雨是工业污染的产物，会污染湖泊和河流，侵害森林，给纪念碑和建筑物留下斑痕，并引起人们的呼吸道疾病。在克里做副州长的第一年里，他的时间表说明，他曾经至少23次因公务离开本州，其中11次是关于酸雨。杜卡齐斯任职时期的环境部长詹姆士·S.霍特（James S.Hoyte）说：“约翰非常关心环境治理问题，我们苦心研究治理酸雨。他对治理酸雨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并对其识见颇深。”克里的努力最终促成在1984年2月的全国州长会议上达成了一份决议，削减二氧化硫的排放，因为二氧化硫正在污染东北部的水源。后来，该决议成为联邦制定1990年《净化空气条例修正案》的重要一步。但是，它回避了敏感的成本和代价问题，这代价的大部分要由中西部的工业来承担。1984年1月12日，在副州长四年任期的第一年后，克里到德国的黑森林地区（Black Forest）对酸雨实地调查。就在那时，他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在当天晚些时候会在波士顿公布：由于疾病，42岁的保罗·E.松加斯将会从他参议员的位置上退下来，虽然他刚任满一个任期。克里回忆说：“那天早上，我在3点就被叫醒，然后被告知保罗·松加斯要退休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机会就在眼前。他补充说：“但这需要慎重对待。”作为候选人，克里向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们保证，他不会将副州长的职位作为自己的政治垫脚石。他说：“我担心，这会被看成是没有领会(1972年的)教训，这会被认为是不成熟的政治冒险。刚刚做了一年副州长，就站起来说：‘嗨，我认为我应当做参议员。’你知道，这是太鲁莽了。”但是克里补充说：“就激情而言，那对我来说是个合适的位置。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又一次摆上了桌面。”两周之后，克里还是决定角逐参议员席位。他将面临许多竞争者。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1）石蕊测试石蕊测试指依靠一个单独的标志便得出结论的测试。——译者注自由主义者1984年，副州长约翰·克里竞选参议院议员。在州政府的任职经历成为他的竞争优势。不过，他缺乏在华盛顿的工作经历。而在竞选初期他的主要对手——美国众议院议员詹姆斯·M.香农和爱德华·J.马基却有着丰富的经验。实际上，两人当时在众议院都位居要职。而且，在资金筹集上也占据优势。他们有权使用华盛顿的摇钱树，也就是来自大劳工和其他国家利益集团的政治行动委员会（PAC）资金。克里宣称自己不会使用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这就刺激他的对手做出同样的表态，从而在初期就颠覆了对方的资金优势。在克里竞选副州长期间，他也曾动用了一些地方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但是，1984年的这个声明实际上让克里在后来几年中得以用来攻击每一个对手。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克里筹集了大量的特殊利益集团的资金。不过，他要以拒绝特别行动委员会资金作为竞选筹码，从而赢得巨大的象征性优势。“在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和国会投票之间有明确的制度，”1984年，克里在一次早期辩论中说道，“我认为政府不应该支持最高价竞买者。”克里的誓言是要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但在某种程度上，这又成为化解对方强大经济后盾的方法。国会里一名进步的年轻议员马基首先动摇了。4月16日，他在竞选活动中宣布放弃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金，并退还7250美元的捐款。《波士顿环球报》刊出头版漫画，讽刺香农掉进特殊利益集团的腰包。在这样的刺激之下，香农在两周后也做出了同样的表态，退还了政治行动委员会51 400美元的捐款。事后，香农说这样做“是对的”。但是，他说归还了那笔资金后他“在整个竞选活动中因为资金缺乏而举步维艰”。5月1日，预选前四个月，马基临阵退缩，退出了参议院的角逐。他转而争取在波士顿以北的第七国会选区连任，从而保持自己在国会中作为发展中的核冻结运动领袖的地位。这样，香农就成为克里在民主党提名中的主要对手。两人在政治上都是坚定的左翼。在那一年的参议院角逐中，两个势力较弱的对手给香农—克里这一对起了绰号：国务卿迈克尔·J.康诺利称他们是“自由孪生子”。前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发言人戴维·M.巴特利说他们是“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香农比克里小9岁，但是他的教育背景足以和他的对手匹敌。他毕业于安多弗享有盛誉的菲利普斯学院，在巴尔的摩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提前一年获得学士学位，并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获得了法律学位。1978年，他在26岁的时候经过艰苦奋战，赢得了民主党的预选。然后，他继续争夺克里曾经谋求的第五国会选区的席位。六年后，他在那个地区的根基坚如磐石，并在工会工人以及党内社会进步派别极为重视的问题上留下了优良记录。几乎从到达华盛顿的当天，香农就一帆风顺。众议院发言人小托马斯·P.奥尼尔对他马上热络起来，并帮助这位新人在筹款委员会安排了职位。香农利用他在那里的影响把联邦资金引入到他的地区，成为午餐派送工程的倡导者。香农和克里的性格截然不同。很多人认为克里冷漠有教养；香农则和蒂普·奥尼尔一样，能够和人们勾肩搭背，打成一片。但是，实际上，香农在国内很多地方都默默无闻。他的问题就是要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且要快速提升。他和克里很快开始争夺国内自由主义利益集团的认可，这在民主党预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影响民主党预选的众多机构和组织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核冻结运动。由于公众对于全球存在的5万枚核弹头以及罗纳德·里根政府对于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可控制性”那种漫不经心的论调感到普遍担忧，因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支持冻结核武器的人们已经形成了非常活跃的全国性运动。1984年，随着里根准备再次参加竞选，核冻结成为自由的民主党人的鲜明议题，他们更加迫切地宣扬他们反对总统增加军备，尤其像MX导弹这样的核武装备。（核冻结运动的力量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1983年之后，共和党民意调查显示，这个问题已经是里根谋求连任的弱点；总统对待苏联的论调和方法不得不改变，从而缓和了公众对于核战争威胁的忧虑。）在马萨诸塞州自由人士的各个据点，核冻结活动分子的组织尤其完善，而且他们在民主党预选中掌握着权力和物力。克里和香农都积极计划博得这部分重要的自由主义活动分子的支持。核冻结运动领袖爱德华·马基退出以后，香农认为赢得这些活动分子的大好时机来临了。不过，这个机会很快就溜走了。春天，距离9月18日的预选日期还有几个月的时候，寻求得到核冻结组织支持的候选人被要求就他们的立场回答问题。在一次至关重要的试卷测试中——“1984年核冻结运动选举人”，香农的卷面成绩是100，克里是94。然后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保罗·F.沃克是香农在这个组织的执行委员会里最有名的支持者，他给两位候选人的答案打分，并且给克里的竞选助理保罗·L.罗森堡列出克里回答中的漏洞并给出所谓的“正确”答案。“克里没有明白你的答案，也就是有关资助三叉戟潜水艇的问题。”罗森堡在一个内部函件中这样写道。克里最初避免回答他对资助新的潜艇的反对态度。“得到100分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罗森堡在《波士顿环球报》2002年首次刊出的一个备忘录中写道。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2）“你应该解释一下你的观点究竟怎么被误解的，这样他就会在明天晚上把答卷送至委员会之前更改评分结果。……(沃克)非常愿意改动分数，因为他知道你强烈支持核冻结运动，并且知道你肯定理解得没错。”罗森堡做出推论。克里修改了他的答案，以理想的成绩与香农平分秋色，而且在6月底核冻结活动分子的会议上，香农也没有得到借以巩固优势地位的60%的大多数人的支持。香农和克里在预选中都得到了他们的认可，不分高下。克里现在说他不记得修改过“1984年核冻结运动选举人”的调查问卷。当这些修改结果公布后，克里说他误以为新的三叉戟是要代替老旧的潜水艇。“我并不是要做两面派。”克里说。罗森堡没有接受采访。但是，沃克说他后来成了克里的非正式顾问，并且坚持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做到公平竞争，而不是为政治所用。“我们希望给克里以及所有的候选人澄清观点的机会。”沃克在一封电子邮件里写道。他当时成了以华盛顿为基地的“美国全球绿色”环保组织的负责人。然而，香农在了解到以前的伙伴这样暗中操作后大吃一惊。“我向大家保证我刚刚听到这个消息。我以前对此一无所知。”已经是国家防火协会主席的香农在2003年说道。“1984年核冻结运动选举人”中打成平局对克里当时的竞选来说是一次重要的战略上的胜利，不过现在却成为他竞选总统的障碍。克里努力与香农在裁军上的左翼观点并驾齐驱。他支持取消现已成为美国军事力量基础的许多武器系统，也就是在2003年几个星期之内铲平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政权中所展示在世界面前的高科技军需品和运输系统。这些武器在伊拉克战争中成为美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候选人克里在1984年说他赞成取消很多武器——B1轰炸机，B2隐形轰炸机，AH64阿帕奇直升机，“爱国者”导弹，F15、F14A和F14D喷气式飞机，AV8B鹞式喷气机、宙斯盾空中防御远程导弹以及三叉戟导弹装置。在竞选中，他还提倡缩减很多其他装置，譬如M1艾布拉姆斯坦克、布莱德雷战斗运输机、印地安战斧巡航导弹以及F16喷气机。克里在回顾过去时说到他以前的一些观点是“不明智的”。“在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背景下，以及自那以后我所了解到的事情中，我觉得我原来的一些观点非常愚蠢。”但是，他也为对MX导弹、“星球大战”战略防御主动性以及其他一些项目上的反对立场做了辩护。“有些观点超前了，有些欠缺考虑。”克里接着说到他当时的竞选立场，“我不觉得羞愧。我当时40岁，第一次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我确信当时的一些观点是在政治斗争本能的驱使下激发出来的。”“我的意思是，在生活中学习。”克里说。他认为随后他作为参议员在参议院答辩中的投票都是“非常负责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大会在早期有组织地考察从全国范围内选拔出来的候选人在党内核心人物中的号召力。不过，由于在这些选举中允许个人投票，所以从党内忠诚分子的支持来推测预选结果并不可靠。在6月份的大会上，香农花费了大量的竞选资金，逐渐让克里失去了党内活动分子的支持。然而，这位来自劳伦斯的政治家的票数并没有大幅上浮，并在整个夏季由于缺乏资金而举步维艰。“大家告诉我必须赢得那次会议，提高我在全国的知名度；而且，如果我赢了，我就会一鸣惊人。”香农说道。事后，他才意识到不应该对这次大会全力以赴。“那次大会以后，我身无分文，竞选也毫无进展。”香农说道。克里又一次被党内忠实分子冷落，尽管如此，他化不利为优势，在随后的竞选中，相对于香农这位“局内人”，他把自己描述为“局外人”。会议结束后，克里的竞选活动集中在通过不同选区组织来提升支持率。一个关键的组织出现了——波士顿黑人政治特别工作队，这是占成人人口3%的全国黑人的晴雨表。6月19日，克里的雇员迈克尔·雷冈伯格给竞选活动的高层官员写了一份备忘录，评价了这位候选人在黑人选民中的声望。备忘录上也提到当克里在1983年支持雷·弗林竞选市长的时候疏远了一些波士顿黑人领袖。克里这是在报答弗林对他竞选副州长时的支持。但是弗林的对手是梅尔文·H.金，他是前众议院议员，并且是第一位有资格进入波士顿市长竞选最后一轮角逐的美国黑人。雷冈伯格相信克里可以克服梅尔文以及其他反对者。但是，克里的竞选活动也应该充分利用香农的弱点：“在国会中的五年半中，他的职员中没有一位少数派人士。”他写道。相反，克里的副州长办公室主任珍妮特·布恩就是黑人。香农的雇佣记录突然显现出来。很明显，克里克服了任何有关他在种族问题上的疑虑，获得了“特别工作组”的支持。从1984年春季一直到夏季，竞选运动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前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是老派的自由的民主党领袖，他击退了“新点子”候选人加里·哈特和“彩虹联盟”的领导人杰西·杰克逊的挑战，成为民主党的总统提名人。在马萨诸塞州，这对所谓的自由孪生子在持有不同见解的团体和党派活动分子前，在38个让人筋疲力尽的候选人论坛上艰苦奋战着。“我们在争夺同一批选举人，”香农回忆道，“我们不断地抢在彼此前面……引起边缘人的兴趣。以至于最后，很多人都看不出我们的见解有何不同。”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3）香农当时不知道他的对手在不远的过去有两段困窘的经历，这足以让选民对克里的信用表示怀疑。但是，这些本来可以给克里带来负面影响的新闻只是在很多年以后才为人所知。第一件事是克里在任副州长期间，在没有付租金的情况下，使用马萨诸塞州林恩市一位汽车经销商的汽车长达16个月之久。第二件事是《波士顿环球报》在2003年刊登着：克里卷入了一场海外投资阴谋，后来他说由于担心仕途上的麻烦而终止了这个计划。1984年4月，当克里开始角逐参议院议员的时候，《波士顿先驱报》的记者弗兰克·菲利普斯对这位副州长驾驶一辆没有付款的汽车的报道进行调查。但是，由于克里的助手提供的材料非常混乱，而且他们声称这是汽车代理处员工想出来的宣传方法，因而没有进行报道。就在记者调查之后不久，政府记录显示克里的副州长竞选活动委员会向汽车商付了2000美元。克里后来说他也用自己的资金付账，包括18%的利息，总计13 600美元。当联邦政府对皮博迪的美国议员尼古拉斯·马弗鲁尔斯进行调查期间，克里的租约浮现出来。他与林恩市汽车经销商鲍勃·布雷斯特的关系也在八年后被披露出来。1993年，马弗鲁尔斯被控告随意使用布雷斯特的车以及其他14项腐败案件，他在认罪后被判处在联邦监狱监禁14个月。1991年破产的布雷斯特在那个时候习惯给北海岸的其他政治人物提供免费或打折汽车。那时，克里的租约已经在很久以前就全部付清账单，因此美国司法部长说没有理由对克里采取调查行动。克里说他对布雷斯特了解“很少”。不过，他的日程表显示，1983年他到布雷斯特这位经销商那里至少去了四次。克里把临时使用免费的汽车归咎于“糟糕的账目登记”，并说他不断告诉他的助手克里斯托弗·格里利解决这个问题。格里利说：“这是我负责的问题，我当时没有做。”另一场可疑的金钱交易可以直接追溯到克里身上。1983年，克里从他以前和罗恩·斯拉格共事律师行业的工作中得到225 105美元，这是他参与公司处理的案件从而得到的收益。这笔收入必须缴纳高达50%的差额税率。就像当时很多富有的美国人一样，克里计划减免所得税。根据一位募捐者的建议，他投资于一项利用外国公司的计划。1983年12月，在保罗·松加斯宣布放弃议员席位的一个多月前，克里投资了25万美元～3万美元。这是一个所谓的“期货交易”，通过在开曼群岛的公司买卖商品的期货合同。这主要涉及的只是纸上交易，本来应该创造长期的资本收益——长期的资本收益比固定收入的税率要低——而且另一方面，在收入上还有短期损失赔偿补助。在竞选活动初期，大概三四月份，克里说当他的会计对其中的合法性提出疑问后，他就取消了这笔交易。他解释道：“我不想把所得税申报表列为公众人物那一类，我觉得这样容易受到质疑。”并且补充说他赔了那笔投资，而且绝对没有从那次损失中索取任何税务上的好处。“我本以为这是最大限度减少税收的方法，”克里说道，他不记得很多交易细节。“结果不是，那是一次非常残酷的教训。”克里和负责审查他各项交易的助手说，作为马萨诸塞州选举出来的官员和议员候选人，他公开了所有的程序。但是《波士顿环球报》得到的记录显示，那场错综复杂的计划中有很多事情都没有公开。1983年12月13日，克里用他在一个叫做皮博迪日用品贸易公司的2470份股份抵押给同一天与赛特尔商务有限公司签订的一张238 527.40美元的期票。两家公司都是在开曼斯注册，那里严格的保密制度掩盖了公司所有者的利益。克里从来没有披露他在皮博迪公司持有的股份或者在赛特尔公司欠下的债务。他没有就《波士顿环球报》出示的文件的真实性进行辩护，但却驳斥说这些文件是毫无意义的“文书”，不能反映出真实财产、实际债务或是交易中的责任。“我没有抵押，什么抵押都没有。”克里说，“这是文字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会计说很麻烦。”克里说他当时不知道这些公司是在开曼斯创建的，而且如果他知道的话，他“本来会反对的”。然而，在这份克里签名的抵押合同上，第一行就写着赛特尔公司遵循“开曼斯群岛的法律准则”。在克里活动的两年中，美国国税局开始对逃税进行制裁，有一些涉及赛特尔及其子公司。一些赛特尔的投资者遭到了过度惩罚。1984年春天，在悄悄处理好自己的逃税问题后，候选人克里猛烈抨击不公平的制度。“你们需要大幅度检查税收结构，” 5月6日克里在一家波士顿电台上对记者说道，“你们需要弥补那些无用的不安全漏洞。”随着9月18日预选的临近，香农得到了大部分工会、报纸以及政府官员的认同。与此同时，克里得到了一些主要的市长的支持，包括福尔河的卡尔顿·维维罗斯和新贝德福德市的布赖恩·劳勒。不过，最重要的支持者是他的新家并且也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波士顿的市长雷·弗林。克里在和朱莉娅离婚后，于1983年来到这座城市里高级的巴克湾住宅区。但是，在这里拉帮结派的民主政治中，他并不是很有名。所以，弗林——这位码头工人的儿子，也是工人组织的领袖——成为他非常难得的有力支持者。“由于他在越南的经历——战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我很敬重他。”弗林说，“他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但却去参军。通常是穷人的孩子才去打仗。”弗林后来成为美国驻梵蒂冈的大使，他当时不遗余力地支持克里。“我的伙伴们都支持香农。因为我支持克里，所以他们都讨好我。”他回忆道。一些人警告他说，与克里结盟对弗林未来的选举不利。“当时很明显，”弗林回忆道，“因为我不支持詹姆斯·香农，蒂普·奥尼尔就给我打电话。这都让我很心烦。美国议员乔·莫克利也一样。”弗林想起来南波士顿的邻居，“似乎工人组织和所有重要的政治家都不喜欢约翰·克里。”但是，弗林帮助克里迈进了波士顿高高的门槛，从而报答了克里早期对他的支持。劳动节那天，距离预选还有15天的时候，弗林在波士顿百乐大厦饭店一年一度的早餐会上把克里介绍给了工会的领袖们。他带克里到各式各样的工会大楼，陪他去城里一些有名的沙龙——亚当斯村的爱尔兰酒吧、南区的J.J.福利酒吧——还有长达四英里的多尔切斯特大道旁边的很多爱尔兰酒吧。这条街穿过城里人口最密集的工人住宅区。“星期五下午4:00到爱尔兰酒吧，人们这时候都来这儿喝酒。这样，克里到人们实际生活的地方和人们打成一片的消息不胫而走。”弗林说。或许更重要的是，弗林的大型政治组织成为克里在波士顿的庞大军队。在波士顿劳动工人中仍然能够拉选票。在帮助克里的人中间，还有一位是弗林的主要行政助手和政策专家雷蒙德·C.杜利。在克里以后的竞选活动中，杜利还将会发挥他的作用。实际上，克里在每一次民意调查中都遥遥领先，直到最后几天香农才开始逼近。不过，在预选前11天，《波士顿环球报》热情洋溢地赞扬了香农，提到这位候选人“远比他那草率、没有中心的竞选活动要高明得多”。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石蕊测试自由主义者（4）社论赞扬了克里在斗争中以及随后而来的反对中所表现的勇气，并拐弯抹角地对他褒扬一番。“毫无疑问克里口才很好，”社论版的编辑马丁·F.诺兰写道，“在议会中让人印象深刻的陈述需要的不仅仅是演说术，在那里即使非常有抱负的演说家通常也无能为力。能够理解其他见解并抓住立法细节的能力也是必需的。”在后来的跟踪民意调查中，香农略胜一筹。接着，越南帮了克里。直到那时，克里以“战争与和平”为主题的竞选活动强调的主要方面一直都是和平——冻结核武器以及缩减军费开支。而现在“战争”将成为克里对抗自由的孪生兄弟的一张王牌。克里奚落这位国会议员完全改变自己的主张——从起初投票赞成到后来反对MX导弹系统。在这种刺激下，香农努力扭转局面。在预选前一周电视转播的辩论中，香农把自己在MX上的改变与克里对越南战争的热情的转变相对比。“如果你对那场战争有强烈的感情，你是不会离开那里的。”香农说，“我很骄傲你改变了主意。”两个晚上之后，在另一场辩论中克里做出了反击。他把香农的评论解释成是对那些在越南服兵役的老兵的侮辱。“说老兵们参加那场战争不知为何是白痴或是错误的，那是对他们的吹毛求疵。”香农拒绝让步。“约翰，你知道事实是什么，”他说，“我不需要对任何人道歉。”香农似乎对服兵役持批判态度，因而一群越南老兵——都是克里的人——就开始采取行动。“有种原始、直觉的本能。而且，根据本能而进行的竞选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会去做的。”长期以来就是克里的策划人的约翰·马蒂拉说道。他是说当时没有选举的数据作指导，他们在盲目行事。在预选的最后几天里，参加过越战的老兵在全国各地跟踪香农。“寻找挑衅的机会，”马蒂拉说，“这是真的。约翰的信誉受到质疑，而这些人又去过越南，他们非常有影响力。”在那些自称“猎人”的老兵的帮助下，克里把香农打入了冷宫。他坚强的毅力以及一位竞选工作人员所说的“激光般的聚焦点”，都成为最后疯狂的几天中的主要砝码。9月18日民主党预选的结局非常令人难忘。克里的组织把他推到了顶端。他以很大的差距失去了全州人口最密集的洛厄尔市和米德尔塞克斯县。但是，克里在波士顿以7244票击败香农，并在伍斯特、福尔河、新贝德福德以及大部分其他的大城市胜出。克里在一场四人参加的角逐中赢得了41%的州选民选票。在全国范围内，他只是略胜香农，得到79万张选票总数的3%，也就是24 529张选票。大选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是，克里的民主党阵营可能在共和党雷蒙德·沙米那里只会遇到轻微的反抗。沙米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在大老党（译者注：美国共和党的别称）预选中意外击败了埃利奥特·L.理查森，后者是马萨诸塞州共和党中逐渐衰退的贵族派里资历丰富的代表。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与共和党的票数将近4∶1。沙米这位企业家代表着保守派，与马萨诸塞州大多数选民的步调不一致。克里在1972年角逐国会时，他的对手把这位新贵描述为激进的左翼分子。克里对沙米使出了同样的招数。在竞选参议员期间，在克里的宣传中，这位叔字辈的商人被说成是在几年前对约翰·伯奇协会不以为然的右翼极端分子。克里也吹嘘着自己的民主党背景。当他在高中时参与约翰·F.肯尼迪的大选活动；在1964年“自由夏天”中，白人志愿者前往南部帮助黑人争取选举权的活动中，他作为耶鲁的学生做出了努力。这些他都夸大其词了。一张题为“来自约翰·克里的信息”的传单上是这样开始的：“自从在约翰·肯尼迪竞选总统时作为一名志愿者开始，我就专心致志于政治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后来，我参加了南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但是，克里在1960年约翰·F.肯尼迪竞选中充其量只是参与了最小一部分。现在，他承认当他在圣保罗学校寄读的时候，可能只是参加了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那里的一次文学活动。而在支持密西西比黑人获得选举权的斗争中，克里的活动仅限于纽黑文的耶鲁校园。而克里那些年的履历有时候却给人们留下这样的印象——并导致了这样的新闻报道——那就是，这位年轻的耶鲁人和自由骑士真的去了南部。实际上，他没有去。“我记得我们目送那些汽车离开，帮助筹款，进行支援。但是我自己没有参加那次自由之旅。”克里说。此后不久，他的确去了南部。他说：“去看看事情进行得怎么样。真的让我大开眼界。在黑人歧视严重的地区，我从未见过那样的标牌，上面写着：禁止有色人种，只限白人。”然而，在1984年大选中，克里作为候选人主要就是攻击里根的经济、外交、军事政策。他尤其不齿的是入侵格林纳达的行动。那是在加勒比岛屿上的军事政变发生后，里根在前年10月发起的、旨在撤离美国医学学生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这次军事行动比做“波士顿学院对‘慈悲姐妹’这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妇女建立的旨在为遭受贫困、疾病和缺乏教育的人们（特别是妇女和儿童）提供帮助的国际组织。——译者注的一场橄榄球赛”。他对《科德角民报》记者说，入侵格林纳达象征着“里根采用公共关系代替外交关系的政策……针对对美国的利益不存在实质性的威胁，而且美国人的生命也没有危险的地区发动军事打击……这次入侵不过是挟持武力欺凌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这次入侵只是增强了世界局势的紧张气氛，并进一步导致脆弱的美苏以及南北关系紧张起来”。20年后，在他竞选总统的宣传活动中，克里把格林纳达列入他曾经支持过的美国军事入侵的事例，从而改写历史。“我看不起美军进入格林纳达咄咄逼人的气势，”克里现在说，“但是我基本上是支持的，我从来没有公开反对过。”在11月6日大选那一天，罗纳德·里根击溃沃尔特·蒙代尔，赢得了49个州的选票，只除了民主党的老家——明尼苏达州。在国会中，共和党失去了参议院里的两个席位，在众议院得到了15个席位。在马萨诸塞州，民主党约翰·克里以多出10分的优势彻底打败共和党的雷·沙米，赢得了参议员一席。凭着反战演讲，克里一举登上国家政治舞台。13年以后，克里又要回到参议院。不过现在，他不再是过客，而是将成为这个圈子中的一员。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和平一个机会（1）起初，对尼加拉瓜的访问，表面上看来展示了这两名新任参议员的媒体天分。他们渴望重新获得全国的瞩目，作为十多年以前反战的越战老兵，他们曾经享有过那种知名度。1985年年初，克里成为参议院的议员，14年以前就是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面前，他曾经询问过立法者和执政者：“你怎么能要求一个人坚持到最后，为一个错误而死呢？”他的朋友兼同事爱达荷州的汤姆·哈肯（Tom Harkin）是海军的领航员，他曾在越战期间检测修复好的飞机，又因为在反战运动中揭露了越南南部的老虎笼拷问室而受到称赞。15年之后，他又回来了，和克里一样成了参议员。这对参议员要一起面对危险，而危险来自政府的谎言和战争时期的残暴。克里的快艇正在入侵柬埔寨的时候，尼克松政府却在否认对那一地区的任何军事活动。从战争中回来后，他因为看到美国士兵残杀无辜而恶心。作为一名国会助理，哈肯在实况调查中发现，在地下室里，数以百计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像动物一样被赶进笼子里，并且被南越的护卫队士兵们用酸性石灰严酷地拷问。为了抗议美国同盟军掩盖那些揭露其残暴的证据，哈肯带着照片到公众场合去，甚至在他失业的时候，他也积极地参与反战运动。现在，克里和哈肯打算要联合起来，制止政府的谎言和战争时期的残暴。1979年尼加拉瓜独裁政府被推翻，两年之后，美国政府开始通过中央情报局（CIA）秘密地资助并训练一支称为“反政府军”的游击队，目的是要推翻该国的桑地诺政府。当国会发现中央情报局发出指令，要在尼加拉瓜的海港设置水雷时，就要求里根政府不再支持反政府武装，但是里根没有放弃。1985年1月，就在克里和哈肯宣誓成为美国参议员的同一个月份里，里根总统发表了国情咨文，将反政府军和全世界像他们一样的其他“自由战士”描绘为英雄战士。里根说：“从阿富汗到尼加拉瓜，在每一块大陆上，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正冒着生命危险反对苏联支持的侵略。美国不应该失信于这些人。”他打算要求国会通过对这些反政府军的军事和人道主义支援。对于克里来说，这些反政府军并不是自由战士，而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雇佣军”，他们犯下对平民残暴的罪行，并凭借恐怖手段试图破坏桑地诺政府。就像他在那时对参议院里的同僚们所说的：“在那个地区，我们正在做什么，用什么方式去做，在这两方面，美国人民正在被有计划地误导。”克里和哈肯很确定，尼加拉瓜又会是另一个越南。这两位战斗的老兵将计划好的反战活动变成了一项制止里根进行秘密战争的任务。如果这一策略按照计划展开，那么这两位新任参议员将会得到所有这些认为美国外交政策应该要和平并且有信用的人的喝彩。他们将会成为反对里根政府战争买卖的英雄。但是克里的这一策略有一个阻碍。那就是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Daniel Ortega）。1985年4月18日，星期二，克里和哈肯乘上了一架飞往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的飞机。刚刚上任三个月，克里已经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名单上了。他获得了前任杰出的保罗·松加斯（Paul Tsongas）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位子，并且很快成为家喻户晓的里根外交和军事政策的反对者。在菲律宾，他刚刚完成了一次为期六天的实况调查任务，就是在那里，他决心要敦促美国政府停止援助菲律宾独裁者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由多数派领袖、具有独立性的鲍勃·窦勒（Bob Dole）所带领的参议院，是在共和党的控制之中。然而，议院以鲜明的立场为这些想要竞选总统的民主党人留下了充足的竞选空间（在这一方面，至少有六个席位）。克里到达了华盛顿，在选举过后一个月他就满41岁了，是新当选的七名参议员中第二个年轻的，只有来自田纳西州36岁的阿尔·戈尔（Al Gore，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副总统）比他小。但是克里的优势在于，他有八年在众议院工作的经验。虽然克里并不熟悉华盛顿的复杂局面，但他却总是媒体关注的焦点。他刚上任一个月，《华盛顿邮报》就发表了一篇长文来描述这位参议员，说他是即将成为单身汉的英俊人物，在宴会中“热情奔放”，拥有战争时期的英勇勋章，对挑战运动极限充满渴望。西维吉尼亚参议员罗伯特·C.伯德（Robert C.Byrd），是一个高度关注参议院草案的精确性的人。他将那篇文章附在国会报告中，并注释说：“在与我们共事的很短的时间内，克里的表现已经暗示出他将是我们这个团体中做出杰出贡献的一员。”《华盛顿邮报》的那篇文章暗示了这位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将会在全国有所成就。但是，就像克里所熟悉的那种模式一样，该文提到了织在他白色衬衫上面的JFK，即他名字的开头大写字母，提到了为校正他的下颌而作的手术，这一点“同时让他更容易受到摄像机的关注”，还提到了那些认为他是“自信和优雅的行家”的同僚。这个下颌手术是一种慢性病的结果：他的牙齿排列异常，引起了下颌的喀哒声。显然，打曲棍球的时候，当他猛然冲向门柱时，这种慢性病恶化了。当被问及他那政治投机主义者的名声时，克里对文章作者洛伊斯·罗马诺（Lois Romano）说：“十年以前，我的所作所为受到人们的斥责，这既是因为我当时很急躁，也是因为我太过绝对地想要结束战争，对此过于专注。”“我觉得其中有仓促的因素……我现在承认这一点……为什么人们要对我年轻时的不沉稳穷追不舍呢？”克里的这一名声就像一只肮脏的流浪狗一样，跟着他到了华盛顿。那时，他曾经对一位记者说：“人们觉得我是个爱炫耀的人，由于1971年和1972年我给人们留下的强烈印象，这种看法似乎根深蒂固，难以拭除。”那一年，甚至克里的母亲也承认儿子在形象上有问题：“克里待人温和，富有同情心，尽管从外表上看来，他可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并且雄心勃勃的人。”当他和哈肯乘飞机飞往马那瓜，去会见桑地诺政府的高级官员的时候，记者们紧随其后，克里对这些同样的称谓不以为然。参议院关于里根总统要求援助反政府军的表决，五天之后就会举行。这两名参议员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能够重新启动已被延迟的美国和桑地诺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并永久性地结束反政府军与尼加拉瓜政府的游击战争。“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是听着‘给和平一个机会’这句话长大的，这句话来自一首引起了大众想像的歌。”克里将会告诉他的参议员同僚们，“我希望，美国总统可以给和平一个机会。”当飞机降落到马那瓜时，克里对一位坐在他旁边的记者说：“看哪，这让我想起了越南。林木线上，树木是同样地郁郁葱葱。”克里认为，除了两国自然地理状况相似，并同属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外，美国对尼加拉瓜的干涉和当初对越南的干涉是直接地相对应的：美国政府所支持的游击战争扩大了死亡人数，在这一点上政府却正在欺骗本国民众。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和平一个机会（2）反政府军中的大部分是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的前独裁政府的国家护卫队士兵，他们因为残暴对待尼加拉瓜平民而臭名昭著。但是这两名参议员行程中的桑地诺政府高级官员们也有他们自己的重负：他们引进了苏联和古巴的军事顾问。当地政府审查媒体，没收财产，监禁持不同政见的人，并且也同反政府军一样，因为残暴对待平民而受到指责。克里承认桑地诺政府的过失，并计划要迫使那些高级官员们保证，必要的改变即将出现。就在他们抵达的那天晚上，在外交部长的驻地用过晚宴之后，克里对同行的一位记者说：“我们要求他们对于一系列问题做出回应，这些问题包括了反政府军的地位问题、公民的个人自由问题和苏联在尼加拉瓜所建基地的问题。”在他们逗留的两天之中，这两名参议员和尼加拉瓜的官员们谈到了双方冲突的各个方面——一位商人公然指责桑地诺政府压制民主，一位政治领袖将政府描述为没有公平选举，一位牧师目睹了反政府军残杀35名平民，一位母亲讲述了她的女儿和三名教师是怎样被美国支持的游击队所伏击并杀害的。“这并不是一定要发生的，”克里在会见了那位母亲后说，“还有另一种方式，一种没有暴力的方式，她是受害者，而我不愿意再看见受害者出现了。”星期五晚上的五小时会谈是这次访问的高潮，它在重新开始与美国的和平谈判的道路上处于中心地位。尼加拉瓜总统丹尼尔·奥尔特加参加了此次会谈。由于参议员们将在星期六一清早返回，他们收到了由奥尔特加递交给美国政府的一份两页半的文件：如果美国政府停止其对于反政府军的支持，桑地诺政府会同意停火并恢复公民自由。克里说：“如果美国真的认为和平很重要，那么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克里和哈肯星期六下午回到华盛顿，随即加入到酝酿辩论中，这是关于里根总统要求援助反政府军的讨论，他们处于辩论中的中心位置。访问尼加拉瓜让他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同行的一位记者注意到：“记者和电视台工作人员总是关注克里，他更适应镜头，有时会很尴尬地，因为记者总是让他代表他们两个发言，而哈肯只是出现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回国后，在降落的几个小时内，克里在有线新闻网上说，他将要向白宫递交一份报告，来“制止屠杀”。星期日，当参议院主要议员们到白宫与里根总统会面，商讨对反政府军的援助问题时，克里也参加了——他通过抛硬币赢得了两名新任参议员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出席的机会。星期日的早上，就在白宫会面的同一天，克里出现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面全国》（Face the Nation）节目中。这是西贡陷落十周年纪念，越南战争像噩梦一样结束，那时在恐怖统治下的人们风暴般地涌进飞机和直升机，希望能逃离正在节节胜利的越南的统治。在克里出现之前，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视观众先看到的是一个电视短片，里根总统称越南战争是“神圣的事业”，同时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亲自出现，并辩驳说尼克松总统已经取得了“可贵的和平”。然后克里讲述了他从越南战争得来的经验：“我们应该了解，怎样为我们的利益下定义，怎样为可取得的目标下定义……带领美国人民前进，还要诚实而正当地前进。”关于尼加拉瓜，有种判断认为，奥尔特加的提议只是危急时刻的政治活动（PR campaign），是为了破坏援助反政府军的表决。克里反对这种看法，他说：“我觉得(我们达成的)这份提议是有实质意义的。”刚刚上任三个月，他就在华盛顿最有争议的政策辩论中成了红极一时的人物。在有线电视新闻中，他讲述了从越战得来的经验教训。他此前已经访问了尼加拉瓜的总统。现在，他正在与美国总统和参议院的重要议员们会面。他手中拿着一份和平提议，这很可能会破坏里根总统所希望的援助反政府军的要求，而且，对于是否援助，参议院定于下星期二进行表决。然而，事情开始发生变化。当天下午，白宫公开指责奥尔特加的和平提议，称其为“主动宣传（propaganda initiative）”的老套，他们的目的是想要影响即将到来的星期二表决。国务卿乔治·施伍尔兹（George Schulz）说：“我肯定，对于我们来说，如果参议员四处奔忙并开始和我们的对手打交道，这会是个不小的问题。”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谴责这两个新任参议员，认为他们打破了1799年的联邦条例，即禁止公民与外国政府谈判。因为想要颠覆桑地诺政府，里根政府有充足的意识形态理由，用于指责克里和哈肯的访问。但是，政府辩驳中的一些模棱两可的措辞，暗示出这两名参议员可能已经制造了一些他们自己引起的问题。在克里递交的文件中，奥尔特加重申了尼加拉瓜革命的“不结盟”性质，尽管该国和苏联以及古巴有联系。关于其承诺将恢复公民自由这个问题，国务院指出奥尔特加已经将政府管制的紧急状态延长了六个月——就在会见了克里和哈肯那天之后。克里说，他并没有天真地看待桑地诺政府的高压政策。克里在访问中的一个顾问记得，克里非常“厌恶”那个外交部长的过于奢华的住宅，那所宅子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中，在声称正在进行“人民革命”的时候，被没收充公的。星期二是参议院表决是否援助1400万美元的日子，就在那一天，克里却对他的同僚们说，是时候来结束“流血、受难和恐怖主义”了。他说道：“我愿意……冒险来试验桑地诺政府的诚意。”那一天，桑地诺政府获得了重要胜利，参议院否决了里根政府想要援助反政府军的要求。丹尼尔·奥尔特加曾经许诺如果停止援助反政府军，他会将苏联和古巴的顾问们驱赶出境。在参议院表决支持桑地诺政府一天以后，丹尼尔·奥尔特加却登上了苏联的飞机飞往莫斯科去筹集两亿美元的贷款。里根总统的演讲撰稿人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好结尾。奥尔特加访问莫斯科，让民主党人丢了脸。有一位同情克里和哈肯的专栏作家写道，参议员们在他们的马那瓜会谈期间被告知了这件事。“实话说，他让我们很是尴尬。”克里的同僚，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发言人蒂普·奥尼尔在谈及奥尔特加时说。（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克里斯·J.多德〔Chris J.Dodd〕公开质疑，为什么他的民主党同僚们会如此幼稚：“我的同僚们认为他还会去哪儿呢？迪斯尼乐园吗？”）克里发表了他对于奥尔特加访问的回应。他说道：“对于(奥尔特加)会去苏联，我同所有人一样，都很惊讶。”“事实在于，尽管我们不愿意谈及，但还是要问个问题：他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寻求帮助吗？”奥尔特加访问莫斯科还造成了白宫重新开始其援助反政府军的努力。六个星期之后，民主党带领的众议院戏剧化地颠倒了原来的意见，同意给予反政府军2700万非军事资助。参议院也同意该项资助，克里修正了自己的意见，要求依据国际法来付款。但这一修正案在进一步被改为要在美国法律的授权下进行该项活动之后，才获通过。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和平一个机会（3）在这种过分强调意识形态的环境下，克里由于其不警惕，遭到抨击，说他曾经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并被其利用。“听到这种言辞，他感到很困惑，也很惊讶。”他的主要顾问乔纳森·瓦纳（Jonathan Winer）回忆说：“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但是他没有经历过华盛顿媒体大军的考验。”那些保守派想要为克里制造一个同情共产主义的形象，这段尼加拉瓜插曲正好为他们提供了便利。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谴责克里，说他和奥尔特加“亲切友好”；而其他人则开始斥责他，认为他效忠于“激进的左翼活动”。1986年初，当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克里和哈肯曾经为奥尔特加作辩护，克里用以下的话来做回应：“白宫说，如果你不站在他们这一边，你就会站在其他人那一边。在我看来，参议院里没有人曾经为桑地诺政府作辩解，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桑地诺政府的失败并不应该成为藐视和平机会的借口。”事实上，自从尼加拉瓜回来后，在1985年，克里的看法始终没有变化：无论对方有怎样的过失，白宫也应该和桑地诺政府举行和平会谈，而不应该资助一场暗战，暗战会破坏那一地区的稳定，并把尼加拉瓜进一步推进苏联的怀抱。因为助长由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反政府军的气焰，在该地区以及国际社会内，里根正在使美国的声誉受到威胁。从越南以及中美丛林用装尸袋运回美国士兵的景象始终萦绕在克里的脑子里。“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上，克里那不留情面的态度大部分是因为‘越南老兵综合症’。”前助理和调查官杰克·布卢姆（Jack Blum）说道，他是在描述那些回返士兵在战后的幻灭感时这样说的。“回国后，他们发现那些发动战争的人只对掩盖他们的愚蠢感兴趣，同时，无辜的人们却为此而牺牲……这就是一笔冷酷无情的买卖。”在参议院里，克里对同僚们说：“16年前的经验已经让我懂得，在交战前，当出现了可以谈判的好时机的时候，为了美国人民的现在和未来，就应当这样做。”克里建立了一个有经验的专家组，但是他的最热心的顾问之一就是他的父亲。“我哥哥过去常常笑话从父亲那儿收传真，”黛安娜·克里（Diana Kerry）——克里的妹妹说道，“他看到那些大写字母就很不舒服，我父亲有政治家的观点，他很乐于将他的看法告诉约翰。”理查德·克里是冷战时期前外交官，他认为，2004年的政治环境非常适合那些民主党的主要支持者，或者那些对美国进入伊拉克表示不满的欧洲评论员。在1990年的一本书中，他谴责美国的态度，那种态度认为“其他人应该同意我们对世界秩序的看法”，“现在只有美国的民主政治才具有保持和平和秩序的效用”。理查德·克里是否在中美洲问题上为儿子提供了建议，这一点并不清楚。尽管如此，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在书中，他将20世纪80年代的尼加拉瓜挑出，作为一个例证来说明，在里根总统时期，始终坚持“用生硬而黑白分明的术语，将世界划分为苏联东欧阵营和美国民主阵营，并以此来看待冷战”。前外交官写道，“这是一种错觉，认为桑地诺政府是民主政治的障碍，而当时，那不过是某种状况在尼加拉瓜占上风的一个征兆罢了。”那段奥尔特加插曲，再加上他的投票记录，将克里稳稳地安置在了参议员政治光谱的左侧。在上任的第一年里，他获得了议会里最多的投票记录之一——为民主党活动从左倾的美国民众那里获得85%的得票率。根据《议会季刊》（Congressional Quarterly），当时有73%是因为他投票反对里根总统。这些选票中有许多是用来反对总统最喜爱的武器系统的——顾问乔纳森·瓦纳说，克里将其归结为是“非常昂贵、破坏稳定而没有用处的”。在他的首次演讲中，克里想要让参议院不要进一步去部署MX导弹。在即将到来的武器控制谈判中，里根政府想要用这种导弹起到部分地制衡苏联的作用。5月，参议院否决了克里的议案，其中克里想要延长一道反对卫星武器测试的禁令。6月，他尽力去冻结对于战略防御预案（通常称为“星球大战”计划）的资助，并称其与美苏武器控制协议“根本性矛盾”，这也没有成功。9月，在日内瓦核冻结会议上，他提议重新改动武器控制计划，建立一种查验程序来消除美苏互信的必要。克里辩论说：“在核环境下的国家安全需要三种基本要素：强有力的国家防御、武器控制和军备裁减协议以及维持已经存在了20年的相互威慑战略政策。”克里坚决反对共和党的防御和外交政策，可是他在财政政策上却转而支持保守派，这让他的同盟者们很惊讶。1985年秋，在参议院中，他是首先签署协议、要共同支持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GrammRudmanHollings）赤字缩减措施的民主党人之一。那时，新罕布什尔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沃伦·拉德曼（Warren Rudman）回忆说：“我清楚地记得，因为我有点儿被吓到了，我不认识参议员克里，而那时，1985年秋天，有许多民主党人不再支持这一政策了。我记得约翰想要谈谈这件事。他很关心——我们也很关心——那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拉德曼注意到：“所有的议案真正要做的，只是在政府能够借贷多少上设限制，可以削减计划，或者提高税金，但却不能借更多的钱。那不被人理解，但克里却很明白。”当时，联邦政府有两千亿美元的预算赤字，而国债已经达到了两万亿美元。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和平一个机会（4）克里的做法吓坏了他的同盟者们，他们——像许多民主党立法者一样——担心那项法律会造成社会消费紧缩。一位助理回忆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反反复复地进行着特别冗长的辩论。”瓦纳记得：“对他来说，和其他来自东北部的民主党人面对面并不是很自在，制造出的政治问题和解决的一样多。他为其决定道歉——(注意到)泰迪（Teddy）要不高兴，克里斯（Chris）也会不高兴……”事实上，许多民主党人都不高兴——起初是这样。但是其中有很多人，包括多德和肯尼迪，最后支持了那项措施，就像肯尼迪所说的那样，这部分地是为了对里根在军事上的“过度开销”“作出真正的牺牲”。“约翰·克里在该项问题上起着领导作用，这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当时评论道。（格兰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以两党间很大的票数差距而由国会通过，并由里根总统签字写入法律。但是后来，原来法律中的自动削减支出被宣布是违反宪法的，在那之后，这项法律被大幅度修改了。）将近一年之后，1986年夏日的一天，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成员们聚集在与议员席相隔的紧闭的房门之后，听取克里的报告。那年春天，克里像自由记者一样，做了一份调查报告，这是关于里根政府对尼加拉瓜反政府军提供非法援助的报告。在这次仅限于少数人的会议中，他想要敦促外交关系委员会对此开始官方的调查。对于那些批评克里的人——在里根总统的声望最盛时，他们对马萨诸塞州的自由派的抨击特别地猛烈——这一行动就像是克里又一次哗众取宠的表演。几位委员会成员对克里要自我擢升的名声特别留意；其中一位公开抱怨说，参议院的成员已经将此事泄露给媒体。掌控委员会的那些共和党参议员是由于里根的声望才得到多数派的席位。私下里，他们越来越感到一种来自于白宫的影子人物的压力，这是一位名叫奥利弗·诺思（Oliver North）的海军上校，他组织一系列活动来支持反政府军。然而，在幕后，克里和参议员杰西·海尔姆斯（Jesse Helms）结盟，这名参议员是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死板的保守派。作为委员会中老资格的共和党人，海尔姆斯是克里达成愿望的关键。而对于海尔姆斯，毒品战争是关键。在他们调查的过程中，克里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了证据，可以证明一些反政府军和毒品走私有关系。就政治观点而言，克里和海尔姆斯是对立的。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是持相同政见者，对那些奉承者不屑一顾，并且想要改变参议院。“我和杰西在一起待了很长时间，”克里回忆道，“我和他谈话，用他的方式谈话。杰西对于我做的许多事情都不以为然，但他是位绅士，是个信守诺言的人。”在克里的报告结束之后，一些老资格的议员转向海尔姆斯，询问他对于这个报告的看法。“杰西，你认为这个怎么样？”特拉华州的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问道，“我知道你是支持反政府军的。”根据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拜登是委员会中资深的民主党议员。“我会告诉你我不支持什么，我和约翰·克里已经谈过这一点，就是向这个国家运送毒品。”海尔姆斯对他的同事们说，“我不介意他们是站在哪一边的。”海尔姆斯和他站在了一起。委员会最终达成一致：要去调查反政府军，以及反政府军和毒品之间的联系。当伊朗反政府军丑闻被公开时，约翰·克里那杰出的起诉技能、渴望媒体关注的心情和还在燃烧的怒火有了用武之地，就像他后来所说的，他仍然在“看到政府制造谎言，并意识到其(在越南的)后果”时，感到愤怒。约翰·克里和奥利弗·诺思，在年龄上只差三个月。两个人都曾经在越南服役，都以英勇著称，都曾获得银星勋章和铜星勋章。克里有三枚紫心勋章，而诺思也有两枚。克里从战场上回来后，就反对无意义的死亡和政府谎言。然而，诺思却认为，越战是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光荣战争。诺思谴责那些反战的抗议者，因为他们迫使美国过早地撤军。对伊朗反政府军的调查，将使这两位决定性人物相互竞争。国会调查是一套成规，是美国式的例规：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调查卡车司机工会会长吉米·霍法（Jimmy Hoffa）；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驱逐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水门事件导致尼克松辞职。这种形势适合克里。他曾经是个不停歇的公诉人，喜欢被公开赞扬；他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被托付给爱德华·肯尼迪（Edward Kennedy）——一个通过法律、支持同事的影子。肯尼迪在总结克里在参议院的首要作用时说：“他本质上是一个好调查的人。你可以调查，然后制定法律。他已经调查了。”那时，诺思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白宫助理，留着短发，性格严厉刚直，充满爱国热情，并且对里根总统十分忠诚。诺思曾经秘密地开始组织一项复杂的计划，想要从富有的保守派、其他国家以及秘密的武器销售的盈利中募捐钱财，用以绕过法律来援助尼加拉瓜反政府军。事情正在准备当中，这个消息进入了克里在国会山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已经成了一块磁铁，从左派记者、活动家以及阴谋理论家们来的秘密消息都被吸引到这位参议员的反战历史和对里根的中美政策的批评上来。“我组织的活动的中心思想，就是要将越战期间的经验教训带到参议院。这提醒我，要反对那种非法活动，它正在进行，我们听说了这件事。”克里回忆时说，“从严格意义上讲，我的确在进行一次特殊的调查。”这位越战时期的船长曾经指挥着快艇前进杀敌，现在，他又召集了一支有战斗性的队伍，众志成城地在拉塞尔参议院办公大楼（Russell Senate Office Building）里工作。克里这支斗志旺盛的队伍在华盛顿并没有什么经验。像克里一样，这支队伍也不太想融入美国参议院的上流模式中去。在选择助理上，克里是个折衷主义者，这和他选择参议院搭档的时候是一样的。前参谋长弗朗西斯·兹文尼格（Frances Zwenig）说：“约翰组成的是一个非传统型的联盟。”“不可能将他归入某一类。他所喜欢的是那些像他一样的战士，那些活跃的人。”另一位前参谋长罗纳德·罗森布里斯（Ronald Rosenblith）说。他同时还讲出了自己的性格特点：“我惹人讨厌，我就只知道讲实话。”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和平一个机会（5）1985年年末，克里的同伴们收到了一份有趣的报告。这份报告来自约翰·马提斯（John Mattes），一位迈阿密的公设辩护律师，他的姐姐是马萨诸塞州的和平拥护者。马提斯有一位顾客，声称对于反政府军的秘密支援网络十分了解。克里的同伴采访了马提斯和他的顾客，并且飞往哥斯达黎加去询问其他年轻人，这些人涉嫌曾经为美国所支持的援助反政府军的网络而工作。克里当时的顾问瓦纳说：“那就像是一部侦探小说。”调查出的线索说明“里根政府违反了美国法律，奥利弗·诺思涉嫌其中，我对这个人完全不了解”。克里的同伴们向他报告了得出的令人难以接受的判断——这可能是走私和暗杀事件。当听到这些的时候，他总是苦着脸叹道：“这不是真的，不可能发生。”但他给别人留了余地。克里得到了参议员理查德·路加（Richard Lugar）的信任，后者是受人尊敬的共和党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在监察1986年菲律宾选举时，克里曾经和他共事。路加回忆说：“他明白，对于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是严肃而雄心勃勃的，这项工作很庞大，但他在工作中总是很公平。他不是那种持不同政见者的典型。我觉得，他并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只是苛求里根总统，苛求一位共和党总统。”但诺思却一直认为，克里就是里根总统的一大威胁。他多次谢绝了采访要求。后来国会得到了他的笔记本，其中记录了很多关于克里、他的同伴们以及他们的自由调查的事情。1986年4月18日，诺思写道：“参议员克里想要得到证据，将RR(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La Penca联系到一起。”运动中的不妥协者曾试图暗杀一位反政府军的领袖，La Penca就是那次暗杀事件的发生地。不久之后，克里遇到了阻力。国会调查员们后来说出实情，政府胁迫克里的那些证人，其中包括一位名叫杰克·特雷尔（Jack Terrell）的神秘人物，他声称曾经是反政府军的顾问，以化名“法拉科上校（Colonel Flaco）”来工作。特雷尔对克里以及少数几个调查员说，诺思的援助网络曾被用来走私军火和毒品。克里的同伴们在新奥尔良采访了特雷尔，然后带他到了华盛顿，将他安置在一个安全的房子里，并获得了自由派智囊团，即国际发展政策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Development Policy）的资助。在后来被伊朗反政府军委员会得到的一份递交给里根的备忘录中，诺思警告说：“特雷尔的指控是参议员克里所作的调查的核心。”诺思将特雷尔标注为尼加拉瓜间谍、潜在的总统暗杀者和“恐怖主义威胁”。情报机关改变了方向，FBI开始监视特雷尔。密探们跟踪他，调查他的电话记录，检查他的垃圾，强迫他接受测谎仪测试。他们最终发现，这个人对总统毫无威胁。但是他的热情消失了，没有再去作证。此外，外交关系委员会中的共和党人泄露了克里对政府的调查的细节。倾向于保守派的《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发表了几篇文章，声称克里的同伴们正在诱导证人作伪证。在诺思的坚持下，FBI开始收集关于克里的调查的信息。尽管有克里和国会调查员的工作，诺思的活动还是在秘密地进行。但是在1986年10月5日，一架C123飞机在尼加拉瓜被击落。在残骸中发现的文件，将这架飞机和CIA所有的南方运输航线联系起来。一位幸存的机组成员尤金·哈森福（Eugene Hasenfus）说，他和武装反政府军的工作有关。对于克里的调查员们来说，这次事件像是CIA的一次秘密行动。他们都怀疑诺思也与之有关。到此为止，在克里的要求下，全体委员会成员开始了调查。1986年10月10日，克里利用这一天来听取对助理国务卿艾略特·阿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的询问，是关于里根政府是否曾经牵涉到外国政府和武装反政府军。阿布拉姆斯：“可以说，在我担当助理国务卿的15个月里，我们没有从任何外国政府那儿收到过一分钱，一分钱也没有。”克里：“我们是谁？”阿布拉姆斯：“美国政府。”克里：“那反政府军呢？”阿布拉姆斯：“我不知道。但并不是说，我知道这件事而它没有通过我们来做。事实是，我认为我会知道这件事，因为如果他们跑到外国政府那里，该国政府就会想得到我们的赞同去帮助反政府军。然后他们就会对我们说，你们想让我们这样做，是吧。这样的话，我就会知道这件事的。”这份证词以及其他对国会委员会的类似陈述，后来导致了阿布拉姆斯不得不承认他犯了错误，对国会隐瞒了事实。（1992年，他由老布什总统赦免，现在则在小布什的白宫供职。）10月15日，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询问五天之后，诺思对克里的工作又一次感到恼怒。他在笔记本中写道：“约翰·克里——有八票。”克里的名字被加上了下划线。之后，在1986年11月初，黎巴嫩的《帆船》周刊披露了一份震撼国会山的爆炸性消息，说美国向伊拉克秘密出售武器。几周之后，白宫透露说，武器销售所得的资金已被转往援助反政府军。突然之间，克里的理论看起来并不是很牵强。他希望可以借此将调查引导到这一非同一般的事件中来。违反法律向交战国一方出售武器（当时伊朗正与伊拉克交战）是当时的全国头条话题，在国会大厅里，有人担心，美国恐怕将会遭遇另一次总统任期中断（即伊朗门事件）。但是，国会领袖们选择伊朗反政府军调查委员会的中坚分子的时候，克里没有被选中。这些被选中的人是一些同意大多数人意见的政治家，而不是反对者。处于失望中的克里和他的同伴们感到，选中这些人作为委员会成员是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瓦纳回忆道：“他早就被通知，他们不会选中他，他资历不足，并且引起争议……他们考虑的是共和政体的生存。”甚至一些民主党人也“认为约翰比他们想要的更加激烈”，罗森布里斯说。给和平一个机会给和平一个机会（6）作为安慰，民主党领袖让克里做小组委员会的主席，这个小组委员会是关于恐怖主义、麻醉品、国际联合行动和一个建立反贩毒联盟的宪章的。在失望之中，克里用他的调查来反击。这个小组委员会于1989年发布了一份报告，得出的结论是，CIA和其他美国探员无视在反政府军网络的边缘上发生的毒品走私。在许多情况下，毒品走私贩正使用着和反政府军所用的一样的飞机、机场以及其他资源。让阴谋理论家失望的是，克里和他的同伴们没有发现证据，能证明美国偷运毒品或支持反政府军的毒品团伙。在调查中，一位俄勒冈州的商人理查德·布兰尼克（Richard Brenneke）声称与CIA有联系。克里的小组委员会取得了他的证词。他控告副总统乔治·布什的办公人员曾支持了反政府军的毒品走私活动。这个控告是耸人听闻而没有事实依据的。布什质问克里，让他“拿出证据，不要再透露不公正或不真实的信息”。克里否认泄密，而小组委员会放弃了布兰尼克的观点。共和党参议员们怀疑克里的动机。克里的调查——在1988年总统竞选中开始实施，当时是布什和马萨诸塞州州长迈克尔·杜卡齐斯竞争——“好像是杜卡齐斯竞选活动的一部分”，肯塔基州参议员米奇·迈克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回忆说。他是小组委员会中的资深共和党参议员。该项调查“退化为有偏见的党派性议事日程”，迈克康奈尔认为，克里就是想要制造言论来损害布什的声誉和成为总统的可能。最终，小组委员会在反政府军的贩毒联盟上的发现被后来的两次联邦调查所证实。CIA的监察长和司法部发现，这些探员很少或没有对那些数以百计的指控作出反应。这些指控说明，反政府军和他们的援助网络及毒品有关。直到20世纪80年代晚期，克里以这种方式带领他的参议员同伴们集中于调查、取证和证词。这和他在十年前做米德尔塞克斯县的助理检察官时的方式一样。但是现在，他所协助调查的对象不再是本地的贼或罪犯，而是毒品、间谍和洗黑钱的全球地下网络。在对反政府军毒品走私的调查的一个分支中，克里研究了一些报告，这些报告说明巴拿马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和毒品走私有关。但调查显示，诺列加是在一家国际商业信贷银行（The 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的帮助下将钱运出巴拿马的——这又激起了克里的进一步调查。国际商业信贷银行（BCCI）是一个源自中东的机构，其雇员很少对那些富有而强大的顾客提问题，这一点深受军火商、毒品贩子、像诺列加一样的专制君主以及情报局的欢迎。在CIA，它被称为“贼和罪犯的银行”。CIA有时也利用这家银行来洗钱。1988年，克里开始调查。这惊动了华盛顿的一些民主党组织。BCCI有名望的朋友包括前国防部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前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以及前总统的预算总监伯特·兰斯（Bert Lance）。当新闻透露说，克利福德在华盛顿的银行是BCCI的后台时——以及那位银发的民主党人曾经在这项活动中受益良多——克里的那些参议院同僚顿时变得冰冷。不止一位民主党参议员问克里：“你在对我的朋友克拉克·克利福德做什么？”克里的助理们还记得，帕米拉·哈里曼（Pamela Harriman），一位著名的政党资金资助人，她曾经在乔治敦她的家里为克里举办宴会，她和杰奎琳·肯尼迪·奥金克洛斯（前总统肯尼迪的遗孀，后来嫁给希腊船王奥纳西斯——译者注）拜访了克里，要求他不要追踪克利福德。克里和他的同伴们处于极端的压力下。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罗得岛的民主党参议员克莱本·佩尔(Claiborne Pell)，开始要求克里结束调查。布卢姆将反对BCCI的证据递交给司法部，但被回绝了。在克里的祝福下，布卢姆离开同伴，将案件转呈给纽约区检察官罗伯特·默根萨（Robert Morgenthau），他受审了案件。结果，1991年夏，距克里调查三年后，这家有大人物做幕后主使的银行倒闭了。在那年秋天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当他最终让84岁的克利福德出现在证人席上的时候，可以看得出克里的心里在挣扎，他没有故意刁难这位老政治家，允许后者说自己已经忘记了。在休息的时候，他的助理们催促他。他对助理吼道：“他是位老人，他不记得了，我不会去羞辱一位老人。”大卫·麦肯（David McKean）还记得他说过的这句话。他是克里的表兄，也是克里的同伴之一，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克利福德的书。几年之后，克里说，当他发现克利福德以及其他有名望的民主党人和BCCI有关时，他感到“震惊……惊讶”，但是“只能听天由命，继续调查，不管后果如何”。克里是带着敬意来对待克利福德的，对于这一点，他辩解说：“我认为，羞耻要有一个平衡。很多人是看着约瑟夫·威奇（Joseph Welch）回应乔·麦卡锡（Joe McCarthy）长大的，我也是其中之一，我还记得他关于羞耻感的词句。”1954年，随军顾问威奇在回应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指控他为“赤色分子”时说：“先生，你最终还是没有羞耻感吗？你没剩下些羞耻感吗？”（“Have you no sense of decency， sir， at long last? Have you left no sense of decency?”）克里在谈到质询克利福德时说：“我认为我们已经证明了我们想要证明的，我们得到了证词，这很重要。但我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去跨越那条必要的界线。”漂泊年代漂泊年代（1）1987年初，只当过两年参议员的约翰·克里就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由于他的反战活动尤其是对伊朗门事件的穷追不舍，克里已经上了保守派的黑名单。奥尔特加的苏联之行和对里根军火政策所投的反对票，更使他日益成为右派发言人和评论员攻击的对象。1988年，伊朗门事件导致共和党继续入主白宫的希望岌岌可危，作为调查人的克里遭到了保守派更多的攻击。1987年初，《华盛顿时报》谴责他在山地尼斯毒品走私案件中掩盖了事实。 《保守党文摘》的发行人则谴责他“亲山地组织，亲共”的立场，说他在很多年前就是一个“为越共成员打抱不平的老兵”。3月，《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克里可能将取代泰德·肯尼迪和蒂普·奥尼尔成为对右派最具威胁的人物。“我的爱国心总是受到这伙人的打击，我真的受够了。” 克里说道。他不断重申自己支持中美洲摆脱苏联和古巴军事控制的立场。他还说：“我曾经为这个国家战斗，为它流血，而且去年我还投票赞成了一项3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不过两年前刚进入首都时还以爱炫耀著称的克里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谨慎的政治家，在他参议院的同事当中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当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说的一定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新罕布什尔州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沃伦·拉德曼回忆道，“他从不用夸张的修辞，陈述事件的时候就像一个法律公诉人，总是用事实说话。”1987年克里开始在民主党内部身居要职，担任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DCSS)的主席。这个职务不仅能提升他在民主党人中间的地位，而且能够加强他和众多支持民主党的财阀的联系。1986年，在参议员乔治·米切尔的领导下，该委员会因帮助民主党在参议院中赢得多数席位而受到嘉奖。 克里曾经是仅有的三个拒绝政治行动委员会资助自己竞选的参议员之一，现在却希望通过政治行动委员会和有钱的捐赠人来募集数百万美元以进一步扩大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影响。“约翰刚开始的处境很不利，因为他拒绝了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是很可观的。”克里的筹款人罗伯特·A.法墨说。法墨相当活跃，当时他差点就成了杜卡齐斯参加总统竞选的筹款人，他说：“人们对克里持怀疑态度，不仅因为他拒绝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同时也因为他是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自由主义者，但是他以注重实效的行事风格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当然也少不了法墨有力的筹款支持。2月26日，在法墨的策划下，杜卡齐斯和克里主办了马萨诸塞州历史上最大的政治筹款活动，卖出了一万张票给那些有钱的捐赠人，总共获得了475万美元的资金。在波士顿的梅里迪恩酒店，那些富有的捐赠人和六位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三位地方官员共同享用了鱼子酱和美味的肉片。类似的活动还在富饶的民主党据点比如迈阿密和好莱坞举行。截至6月，克里的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DSCC）已经为民主党候选人筹集了将近270万美元，比1985年同期增长50%。其中有三分之一的捐赠来自政治行动委员会。当时，克里对一个记者说，对于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他个人仍然保持原来拒绝的态度，但是如果其组成有所变化的话，他将会考虑接受他们的钱。1984年克里在没有接受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的情况下赢得参议员竞选之后，在写给他的支持者的一封信里问道：“我应该继续拒绝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吗？”还问道：“华盛顿的那帮愤世嫉俗的人总是告诫我拒绝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资助太天真……你觉得拒绝特殊利益和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就是天真吗？”过后不久一个助手向记者证实，克里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摇摆不定。他将继续为竞选活动努力争取公众捐款。尽管克里为民主党筹集了数百万的资金，他的个人财政情况却一团糟。后来他的第二任妻子特丽萨·海因茨——一个有钱的调味品公司的财产继承人——说80年代后期是克里的“漂泊年代”，因为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好几个月都居无定所。1985年当克里首次搬到华盛顿时，他在国会山上买了一栋价值175万美元的房子，以此获得了473 313美元的抵押贷款。其中的大部分被他用来偿还竞选债务了。克里说这样虽然巩固了他的借债信誉，但却是一笔很复杂的交易，绕着法儿又让他把5万美元投入一个有附带条件的基金，购买一份作为间接附加条件的大型人寿保险单。这笔款子还偿还了克里以个人名义借给参议院竞选活动的156万美元。但是他后来说，购买这栋房子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大部分周末都会回波士顿和8岁的瓦娜莎以及11岁的亚历山德拉一起度过。回到波士顿，克里却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他主要依靠朋友和家人，作为美国参议员的克里在自己的家乡却像一个过客。他放弃了比肯街216号的一处单元住房，因为每月1500美元的房租实在太贵。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搬到了华盛顿。1985年初，当他再回到马萨诸塞州时就开始居无定所了。那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他是在他的首席筹款人卫斯里·E.芬奇在波士顿南隅的一所公寓单元房里住的，克里只在他待在波士顿的日子按日付给他房租。这一事件在若干年后的参议员竞选活动中还被公之于世，成为头条新闻。克里说他的很多个周末都是在他前妻朱莉娅在布鲁克林的家中和儿女们一起度过的，当然是在朱莉娅不在家的时候。他们在那两年多前离了婚，所以朱莉娅和克里一样那个时候正和其他人约会呢。他还有他的密友大卫·索恩海湾家中的钥匙，1986年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住在那顶楼上的一间小卧室里。其他时候他可能在弟弟卡梅伦位于布鲁克林的房子里打地铺，或者和他的前法律伙伴兼当时的女友住在一起。从1987年底到第二年夏，克里又度过了一段按日计费的租房时期，这次他租了爱德华·凯伦的房子，他是个房地产开发商，同时也是克里的支持者。漂泊年代漂泊年代（2）在长达三年半的这段漂泊年代里，克里能把波士顿及其附近六个不同的地方称之为家。“让我来描述一下我的生活吧，”克里说道，“那时候我刚被选举上来，为了偿还我为竞选欠下的债务，我大部分周末都在全国到处跑。”他说。克里后来在1985年曾对一个参议院委员会说他有一半的时间花在了为竞选筹集款项上。“没有到处跑的时候，我周末都是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度过的。”“1985年竞选结束后到现在我在孩子们身上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克里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说，“那个时期他们是很需要家长关注的，我的妻子也花了很多时间和他们在一起，我们都非常努力地去做好孩子们的事。”尽管离婚了，克里说在朱莉娅布鲁克林家里的地下室和车库都还存有他的个人财物。朱莉娅还在继续和抑郁症作斗争，1985年她主动住进了一所精神病医院，因为她觉得自己“爱上了自杀”，需要安全感，这是朱莉娅后来自己说的。对朱莉娅来说，那次搬家是她个人的一次转折——她终于找到了她所需要的帮助，而且她说她五年后就好了很多。克里夫妇是1988年最后决定离婚的。那时候，克里身上几乎一点现金都没有，还要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竞选遗留的债务以及一些学费。“他几乎崩溃了。”他过去的一个助手杰克·布拉姆说，“他在财务上、政治上还有感情上都撞了墙。他想发展这一事业，也冒险开始了，但是真的很难，虽然看起来是通往政治成功的一条捷径……他开始明白一切并不是那么简单的。”那时候其他的朋友说，和克里一起出去吃饭或者喝酒的时候他们都会买单。有的说克里那段时间很不平静也很不开心，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华盛顿一个成功的、手握重权的政治家。他在80年代后期的很多社会关系都是政治上的交往，来自波士顿的筹款人罗伯特·克罗和约翰·曼宁就是其中的两位。克里在结交这种政治伙伴的时候还要一个警卫在他身边，因为担心如果他和一些同伴一起吃饭时被人看见，随后他的名字就会出现在当地报纸的闲谈专栏上。克里的一个老朋友说，他刚和朋友认识的时候，一般会先面谈一次，似乎是要确定一下这个朋友想从他们的友谊中获取什么。克里常去的地方当中有一个是洛克·奥伯（LockeOber），一个有着很大餐厅的俱乐部性质的旧币餐馆，在波士顿市中心的一个小巷子里。这里几十年来一直是上层贵族后裔聚集的地方，同时也是这个城市最受商界、政界和社会要人欢迎的午餐会晤场所。克里还是伊冯（Yvonne）的半正式成员，伊冯是洛克·奥伯内部的一个私人俱乐部，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兴旺。一个常去那里的客人称它是“名利俱乐部的篝火”，专为年轻、富有、通常还是单身的波士顿人提供结交各界要人的机会，是“波士顿的名流集散地”。克里个人生活的不安定并未影响到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他在参议院的第一年底就获得了高度评价，因为他很关注当地居民的问题——为马萨诸塞州的在职培训、研究和公共设施建设项目争取到联邦政府的资金等等。而且他和他的工作人员对市长和其他地方官员都进行了很认真的监督。但是克里由于一些外交政策问题在世界各地穿梭，也使他在国内受到关注。1986年3月，参议院会长、马萨诸塞州现任政治讽刺家威廉·巴尔杰在给已退休的美国议院发言人蒂普·奥尼尔的一份推荐书里极力称赞了克里。“他刚从菲律宾回来，”巴尔杰说，称克里是一个“世界参议员”。两个星期以后，在圣帕特里克节的早餐上，巴尔杰又拧了克里一把，说他“是从遥远的尼加拉瓜行政区赶来的”。克里没有国外考察任务的时候也是到处奔波去作演讲。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为了使收支平衡，克里平均每场演讲要收取1400美元的酬金，他在参议院的前五年每年能因此收入26万美元。这些钱大部分是智囊团和学校给的谢礼；也有一些来自商业协会比如马萨诸塞州银行家协会或企业如高曼·萨克斯（Goldman Sachs）和谢武伦（Chevron），这些企业或协会希望在议会召开以前对参议员提出有利于自己的立法要求。克里承认那时候他的经济紧张。“我几乎用光了我的老本儿，那时候我实在是囊中羞涩。”他说。关于谢礼的问题，国会1991年已经明令禁止了，克里说：“我没有接受任何对我的委员会有所企图的人的谢礼。”除了国外关系委员会，克里在1990年前还在另外三个控制金融利益竞争以及与政府部门关系枢纽的委员会有席位，这三个委员会分别是银行业、住房与市内政务委员会，商业、科学与交通委员会和小商业委员会。1986年，克里又投资了21万美元到一个低风险的地产生意，是由他的竞选出纳员、开发商兼他当时房东的卫斯里·芬奇安排的。在第二年的一本商业小册子里，芬奇还炫耀了一番他和克里的关系，他说“在美国参议院的税收和经济问题上与克里以及他的同事曾亲密合作过”。那时候，克里的发言人克里斯·格里雷还为芬奇利用和克里的关系提升公司知名度进行辩护，他说：“他有权利把他进行的公共服务记录印到他的小册子里，我认为那没有什么利益冲突。”芬奇帮助管理了克里和他当时在参议院的助手罗纳德·罗森布里斯对马萨诸塞州的塞伦和克林顿两个社区共管单位的投资项目。这些共管单位中有一个在芬奇介绍克里和罗森布里斯成为搭档时就已经在买卖协议中了，尽管他们三个人都否认芬奇告诉过他们这个消息。据《环球杂志》计算，他们在大约六个月中的盈利达到了31%。克里在很长时间内都说他从来没有利用他的权力为芬奇的公司赢得生意，但是他承认他被媒体关于这件事情的报道吓怕了，从那以后开始讨厌投资。“我觉得它是合法的，”克里就这件事情说道，“但是媒体上的质疑弄得我太不舒服了，所以在那之后十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投资过……没在任何项目上投资一分钱。”漂泊年代漂泊年代（3）他说是芬奇公寓房事件让他下定决心卖掉他进入公共办公室之前在波士顿开的一家甜饼店。“我不希望因此而提出各种问题……一个在法纳尔大厅私下签订的交易。”克里在1996年《波士顿环球报》对他的一次采访中说道，“我卖了它就从那些事情中抽出身来了。”很多年后，当《波士顿环球报》发现他在芬奇公寓事件之前两年多曾在议会通过鳄鱼岛公司进行的减免所得税投资的有关文件时，克里也表现了同样的自我保护本能和对于可能的尴尬局面的恐惧。1988年，克里在炙手可热的华盛顿地产市场上卖掉了他在国会山上的房子，于是他的财政情况暂时有所好转。另一个参议员（也是2004年的总统候选人），来自佛罗里达的罗伯特·格雷厄姆以42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克里的房子。即使算上昂贵的装修费用，这栋他已经住了三年的房子还是让他大赚了一笔。克里用卖房子的钱中的275万美元支付了波士顿联邦大街一套价值575万美元的单元套房的预付定金。但是后来他卖出海湾的公寓房之后，说买这所住宅简直让他“破产”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马萨诸塞州的房地产市场崩溃的那段时间，克里在1991年6月以445万美元的价格卖出了这套单元房。这套房子总算让克里多年以来首次在波士顿有了一个固定的住所，但是现在他在首都华盛顿又无家可归了。只好再次向朋友求助。其中一位就是鲍勃·法默，他在教育出版业上赚了数百万美元，成立了杜卡齐斯总统竞选基金组织，成为美国民主党的首席筹款人之一。但他也是从那时起离开波士顿搬到了华盛顿，在顶级的院外活动公司担任执行经理。1989年2-3月，可能还有4月份的一段时间，克里占用了法默的一套租金为每月8000美元的单元住宅的一间卧室，那套房间位于别致的华盛顿海港综合建筑群，可以俯瞰波托马克河。克里估计他在那儿一共住了12～14个晚上，法默没有要租金，克里也没有主动支付，这件事情在多年以后的竞选活动中还成了一个话柄。尽管克里在财政上吃紧，他在参议院的声誉倒是越来越高，大家都认为他是一个乐天而随和的人。他英俊，勇敢，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而且他自1988年离婚以后至今未婚。八卦专栏作家把他和女演员摩根·菲尔查德以及凯瑟琳·奥森伯格编排在一起。奥森伯格是一位南斯拉夫公主的女儿，同时也是王朝电视剧公司的明星。《环球杂志》报道说克里和奥森伯格一起飞到科罗拉多州，陪她一起去阿斯彭参加了埃塞尔·肯尼迪的除夕晚会。但是克里说他和她们的关系，就像和其他所有被舆论认为和他有关系的女人一样，只是被误会的友谊关系。《波士顿环球报》当时这样报道：“他说他只是和她一起吃了顿饭，并谈论了一下他们在新汉普郡的母校圣保罗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