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工作的那个科室制造可控汞汽矫正管，用以控制斑口和缝口的焊接。最大的管子是一个玻璃球状管，有一加仑罐那么大，上端有一个封闭的阳极，水银柱跟封闭的底部相连。控制部分是一个碳化硅尖片，分别跟管子两端的密封垫和铅片相连。在控制期间，每个阳极圈形成弧光，弧光可以控制到仅为阳极圈的一部分。如果控制部分失去控制，管子即爆炸。检测设备安装在这个大楼的底层，那里的仓库有两个大门，检测期间都大敞开。矫正管有密密麻麻的金属网加以保护。如果管子爆炸，金属网可以兜住玻璃碎片，而水银柱则化作一缕气体，从敞开的大门飘出室外。操作人员必须赶在水银气之前冲出室外，等它飘散以后再返回室内。矫正管成批生产，每批20 支。当我承担起检查工作时，最后一批产品中的所有管子都不合格。共同工作我对失败的原因做了尽可能全面的了解。我决定把我的大部分时间用在车间，以保证每一个环节都不出差错。很快就查明，设计部门下达给工人的指示不够充分，无法保证每一个环节都正确无误。我发现工人很想干好工作。我们共同努力，一起进行检测，查明每一个失败的原因。结果，那批二十个矫正管全都通过了最后检测这一关，没有一支不合格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除了书面的操作指南外，往往还必须亲临现场指导。后来惠普公司实行的“现场管理法”，就是由此产生的。那时，GE 的朋友和我，每人每月的工资还不到90 美元，所以，我们五六个人租一间大房子，雇一个勤杂工。我们每天的生活只花一美元，还剩许多钱派别的用项。一套相当不错的服装，只需25 美元。所以，尽管工资很低，我们每月实际上仍可节约一些钱。我很珍视我在GE 的经历。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对我们后来自己创业很有帮助。我还同一些人建立了密切的友好关系，他们后来对电子技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中的一人是博比·威尔逊。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离校第一年给莱特博士的私人飞机当无线电操作员和导航员，周游世界。博比后来当了GE在芝加哥的调光分部经理。另一个人是杰克·哈钦斯，他在1936 年春天在纽约市举行的美国电气工程师学会会议向我提交了一份论文。杰克后来在伊利诺斯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制造大功率晶体管。在斯克内克塔迪，住在我们房间的还有一个人，就是约翰·弗卢克，我们成为终生好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约翰在华盛顿为海军上将里科弗工作。战后，他在西北建立了自己的公司——约翰·弗卢克制造公司。这是一家生产电子仪器的大企业。通过约翰，我结识了里科弗海军上将。1969 年我到华盛顿就任国防部副部长时，里科弗对我的帮助极大。约翰·凯奇也是我在GE 结交的朋友，他后来在惠普公司起了重大作用。战后，约翰在珀杜大学当电子学教授。如果我们要雇佣学工程的毕业生的话，我就给他打电话。他给我们推荐了许多杰出人才。1956 年，我们聘用约翰监督一项重要的产品开发计划。后来，他组建了我们第一个英国子公司——惠普有限公司，并担任经理。1971 年，他同巴尼·奥利弗一起编著了《电子计量检测学》。1936 年，由于仍然受经济萧条的影响，GE 压缩了它的一些工作计划，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在下午三点钟就下班了。这使得我们有了打高尔夫球的时间，就我来说，有了打篮球的时间。我喜欢体育比赛，终于参加了当地的职业球队。我们在晚上练习，周末在纽约北部或新英格兰的一些小城镇进行比赛。我们每周只挣几个美元，数额并不很大，但是，在当时经济萧条的日子里仍然是管用的。我们在纽约市第34 街国民警卫队操练厅进行了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比赛的情况，我记得已不多了；只记得我们队输了，比赛开始时的开场球是由走红的歌星凯特·史密斯抛的。当我回到斯克内克塔迪时，比尔·休利特正忙于毕业课程。1935 年他在斯坦福读了一年，次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得了硕士学位。在剑桥的时候，他到斯克内克塔迪访问了我几次。我们泛舟游乐，畅叙友情。我很喜欢呆在斯克内克塔迪的那些日子，许多周末是在北纽约、佛蒙特和新罕布什尔的湖泊中垂钓度过的。秋季，树林中异常美丽。GE 的朋友和我常到林中狩猎鹿、山鹅和其他野生鸟兽。冬天，我的许多周末是在纽约州北克里克滑雪度过的。当时滑雪刚刚开始流行。北克里克人用他们的校车把滑雪者送到戈尔山顶。有许多滑道可供初学者和滑雪专家选择。滑雪板是用山核桃木、样木或者械木做成的。我由于错过了滑道上的转弯儿处，闯入树林中而折断了三副滑雪板。幸而我的腿比滑雪板更坚固些！这些活动使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的大学同学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37 年，我开车横跨各州到帕洛阿尔托。我带有一条睡袋，所以不必住旅馆。当时，在公路上任何一个方便的地方睡觉，都是绝对安全的。那时，比尔已从东部回来，我希望跟他聊聊。不过，我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看望一个年轻的女子露西尔·索尔特。在斯坦福高年级，我在女生联谊会餐厅当服务员时，首次认识了她。1934 年春季的一个周末，我的一批朋友组织到旧金山旅行，约定星期六的晚上在马克饭店跳舞。我没有什么舞伴，我的一位朋友认为他在戴尔塔加马认识的一位年轻女子也许会同意陪我去。而我正好在戴尔塔加马的厨房工作。当我正在厨房忙于盆盆碗碗的时候，露西尔走过来对我说，“你什么时候找我？”在舞会以前，我对露西尔了解很少。她是来自旧金山的一个聪明美丽的大学生。我们跳了一夜舞，顿生爱慕之情，甚至在我们毕业后，两人相距3000英里之遥时，爱丝仍然不断。毕业后的几年中，我有机会认识了露西尔的双亲和她的妹妹奥德丽。奥德丽也就读于斯坦福。不久，露西尔和我就开始认真地考虑结婚问题了。在帕洛阿尔托之行中，我也同比尔·休利特相聚。当时，我们举行了我们的第一次“正式”创业会议。1937 年8 月23 日会议记录的标题是“创业计划的初步组织规划和初步工作纲要”。我们讨论的产品设想包括高频接收机和医疗设备。还指出，“我们要做出一切努力，赶上新出现的电视机技术。”我们给我们的新公司起了个名字，叫“工程服务公司”。1938 年春天，露西尔和我决定结婚。她辞去了斯坦福大学注册主任秘书的职务，乘快车到芝加哥，然后换乘火车抵达斯克内克塔迪。这是4 天的路程。当时找工作是很不容易的，因此我没有敢向GE 请假，冒失去这份工资较高的工作的风险。我没有向GE 的人们流露出我不打算再回去的任何迹象。为此，我利用星期五的下午结了婚，周末在蒙特利尔度了“蜜月”，星期一清晨就重返工作岗位。在那些岁月里，弗雷德·特曼一直在考虑比尔和我如何开展工作。1938年夏，他为我争取到了一个斯坦福研究生名额，每年有500 美元奖学金。更重要的是，这使我可以同休利特重新聚会在一起。研究生工作向我提出了有趣的技术挑战。我是同斯坦福一位年轻的发明家拉斯·瓦里安一道工作，共同致力于他的一个设想。我的任务是改造真空管，使之能够适应较高的频率。这是一项更大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个产品将使拉斯和他的弟弟西格名扬四海：这就是速调管，雷达和粒子加速器都少不了它。GE 的老板对我表示支持，给了我不带薪的假期。8 月份，露西尔和我开车返回加利福尼亚，在折叠加座上放了一台旧的西尔斯—罗巴克钻床。这将是惠普公司第一台设备。差不多1 年以后，我才从GE 正式辞职。露西尔一直记得，她是在1939年6 月向邮筒投入了我的辞职信。这封信发出后，就切断了我们的经济联系。但我们对未来的前途是满怀希望，充满激情的。露西尔和帕卡德一家人即将离开斯克内克塔迪，驱车去加利福尼亚，1938年。特曼安排我在雷德伍德城利顿工程实验室做瓦里安研究项目的实验工作。他还设法使我在GE 的工作列入我的学分，这样我只须在斯坦福呆1 年，就可以得到它的电机工程师学位。露西尔重新在斯但福大学注册主任办公室任职。她从星期一一直工作到星期六上午。在以后的几年中，我们的生活主要靠她来维持。最重要的是，休利特也回到城里。在此期间，他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他毕业时，芝加哥的詹森·斯皮克向他提供了一份工作。但特曼也来要他，让他跟旧金山的一个医生合作，这个医生想开发一些医疗设备。第三章汽车房变成了车间比尔和我在一起后，我们便开始把我们的计划付诸实施。比尔在帕洛阿尔托的艾迪生大街找到了一幢两层楼房。露西尔和我租用底层。比尔当时还是单身汉，住在后面的一间小房子里。那里还有一间只能容纳一辆汽车的车库，它便成为我们的车间①。从1938 年秋季开始，我的日程安排是：大多数上午去斯但福大学上课，下午同比尔一起工作并找时间学习，晚上去利顿实验室工作。查利·利顿不喜欢在白天工作，而是从晚上干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这对我倒有好处。否则，我便无法既工作、学习，又有时间过家庭生活了。由于我已有在GE 的工作经验，再加上查利的帮助，我完全能够制造出真空管样品来检验拉斯·瓦里安的理论。我同查利之间发展成了长期持久的友谊关系。查利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比别人干得好。1938 年秋，他要建立一个新厂。他没有雇佣承包人来做挖土工作，而是买了一台履带式装卸机，亲自挖土方。我也帮他一把。我相当熟练地掌握了推土机。当比尔和我1954 年买下一块大牧场时，我买了一台推土机，协助修建了20 多英里长的道路。戴夫·帕卡德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附近的圣费利佩牧场筑路，1955年。查利·利顿起先是在帕洛阿尔托的联邦电报公司工作的。这家公司是由萨森内斯·贝恩同他的兄弟赫南德一起经营的。1932 年，贝恩把公司搬到了新泽西。于是，查利决走建立自己的制造公司。他认为市场上销售的真空管制造设备不够好，所以他决定设计和生产自己的玻璃吹制车床，用以生产无线电发射机使用的50 千瓦真空管。他一生产出第一台这样的车床，就马上被美国无线电公司买走。他生产的第二台车床也立即被西屋电气公司买去。利顿适应了市场需要全国从事真空管工作的人大都知道查利的活动。他们订购了他设计的新产品。他最重要的贡献是，设计了一种低汽压油全金属真空卿管。在此以前，大多数真空卿管都一直是汞汽卿管，例如，我在GE 使用的全部卿管都是汞汽卿管。它们有个缺点是，汞汽阀必须用液体汽来冷却。全国低汽压油的来源极为有限。查利发现，他可以通过对某种商用发动机用油进行提炼而生产出自己的低汽压油。1939 年，在物理学家爱因斯但和利奥·西拉德的建议下，罗斯福总统建立了一个利用铀裂变制造原子弹的工厂。这项工作后来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参与这项工作的人决定使用一种需要大量低汽压油的工艺。他们认为，查利生产这种油，比别人又快又好，查利以其特有的作风，订购了市场上销售的最大的红杉木水槽，在三四周内就安装好，装上了蒸馏器。发动机油是用火车油罐车皮运到雷德伍德城的。查利在他的水槽建筑物中将其净化提纯。虽然我不大清楚这个项目，但由于我跟查利密切合作，所以我了解它的全过程。① 1989 年，加利福尼亚州把艾迪生大街的这个汽车房确定为加利福尼亚的历史文物和“硅谷诞生地”。——原书编者注查利的才能还扩展到四轮驱动方面。使用四轮驱动车探索内华达山脉，他是第一人。他设计制造了自己独特的车辆，把轻型卡车上的两个底座（各有一个发动机和一个传动装置）连接起来，为它的两个轮于提供动力。战后他最先认识到，吉普车在内华达山脉可以更灵活地行驶。比尔和我买了一辆吉普车，第一次到德索拉西翁山谷地区旅行时，车子被一块岩石卡住，四个轮子离开地面。我们花了很大劲，用石头垫在轮子下面，才重新发动起来。我们买了一辆栅栏车箱式卡车，车身很大，足以装一辆吉普车，拖一辆挂车和一辆旅行车，可供人们在里面睡觉。我们这一批人，包括诺埃尔·埃尔德雷德、戴夫·斯科特、雷·德梅尔、比尔·休利特和我，每年都去内华达或蒙大拿打猎两周。这使比尔·休利特和我跟诺埃尔·埃尔德雷德以及陪同我们的公司其他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友谊。我们每人总可以捕猎到两只鹿，有时还有一只麋。1938 年，当比尔和我在帕洛阿尔托我们的汽车房开始创业的那些日月里，我们经常同我们的斯但福同学和密友埃德·波特接触。埃德当时正推销空调设备，主要是向萨克拉门托山谷的饭店推销，收入满不错，所以他决定呆在那里，不参加比尔和我的工作。不过，埃德经常要求我们为他的空调设备设计一些控制装置。1938 年秋季，我们还没有决定究竟研制生产什么样的产品，所以我们做一些我们感兴趣的活儿。T.I. 莫斯利是当地的企业家，兼任他自己的达尔莫一维克托公司的总裁。在我们创业的初期，他向我们提出了一些产品设想。有一次，他决定生产玻璃钟琴。莫斯利知道比尔研制出一种音频振荡器。他要求我们为他的钟琴生产一种使用这种音频振荡器的调谐器。但这种振荡器不够准确，无法适应这个要求。莫斯利的钟琴，结果如何，我不记得了。莫斯利还想研制一种利用电脉冲活动肌肉的体育锻炼器。他的妻子乐于合作。有一个星期日，我们用不同频率的电流来活动她腿部的肌肉。莫斯利的所有这些项目都没有投入生产，不过，这倒为比尔和我提供了取得收入的机会。我们还为附近汉密尔顿山上的利克观象台设计了一个变频发动机调节器。我们的调节器使望远镜的跟踪观察更加准确。我们还为当地的保龄球房设计了一种罚球线信号装置。这些不同的工作使我们对自己的特长和技术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也表明了我们原来没有想到的东西，即我们的能力是互相补充的，这对我们的伙伴关系大有好处。比尔擅长于电路技术，而我则精于生产工艺，并有较多的经验。两人能力的结合对设计和生产电子产品特别有用。我们通过设计各种装置，挣了点钱，于是心里慢慢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些试制的装置中总会有一种可以成为站得住脚的产品吧。我们的成就虽然不大，毕竟有了进展，于是比尔和我在1939 年初签订了一项合伙协议。我不记得这项协议的具体条款了，反正是非常不正规的。比尔预付了一些钱，以便购买一些部件和工具。我则贡献出我从斯克内克塔迪带来的设备。我们通过掷硬币来决定在公司的名称中把谁的名字摆在前头。不用说，比尔赢了。下一步怎么办，弗雷德·特曼又给我们出了主意。早在1927 年，贝尔实验室的一位科学家哈罗德·布莱克写了一篇论文，谈到所谓“负反馈”这一新思想。这对电话的“增音器”或扬声器是很理想的，因为在使用这一技术的情况下，增添一个扬声器，可以不改变有关真空管的特性。同样，它对电子计量仪器也是有用的。1938 年春，在特曼实验室工作的一批学生，包括比尔·休利特在内，研制了一种运用负反馈理论的实验设备。比尔的重大贡献是抗阻音频振荡器。特曼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通过应用某些近似值，使布莱克的方程式得到简化，更加便于应用。比尔的音频振荡器是产生通讯、地球物理学、医学和防务工作中所需要的高质量音频频率的第一个切实可行、成本低廉的方法。音频振荡器后来成为惠普公司的第一个产品。我们在汽车房创业后的那一年晚些时候，特曼安排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负责研究与开发工作的副总裁哈罗德·巴特纳审视了比尔的振荡器。他看后十分感兴趣，向我们提供了500 美元，去取得外国的专利权，并协助我们弄到了美国的专利权。11 月份，我们生产出了音频振荡器的样品。比尔把它拿到在俄勒冈州波特兰举行的无线电工程师协会会议上。大家的反应很好，所以我们决定投产。到圣诞节时，我们已制造出第一台产品。我清楚地记得，我们把它放在壁炉架上，给它照了像，编了一本两页的推销小册子，按照特曼提供的名单，把这些小册于送给大约25 家可能的客户。我们把这个第一件产品叫作200A 型。我们估计可能需要一些时日才能推销出去。我们担心，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并没有实际研制、设计和生产成品的话，他们会被吓跑的。在确定价格方面更显得幼稚可笑了：我们确定为54.40美元，我们并没有进行成本核算，而只是想以廉价取胜，它还使我们想起“50°40 ’，否则就战斗！”（1844 年在确定美国在太平洋西北部的美国北部边界的运动中使用的口号。）我们很快发现，按照那个价格，根本无法进行生产。幸运的是，我们的竞争对手——通用无线电公司的振荡器的价格是400美元。这使我们有很大的回旋余地。我们对我们寄出去的第一批邮件，并不寄予很大希望，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在1 月份的头两三个星期竟回来了几个订单..有的订单还附有支票。查利·利顿大力相助，使我们得以开始生产。他让我们利用他的车间，否则，在我们的汽车房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进行生产的。我利用查利的铸造车间，做出了模型，为我们向埃德·波特供应的空调调节装置铸造了铝部件。利顿还有一台镌刻机，我们可以利用它把饭店的名字镌刻在调节器上。制造仪表板当我们开始制造音频振荡器时，机壳是买进来的，但仪表板则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用铝板锯制、打眼，然后在家里喷漆，用家里的炉于把漆烘干，再拿到查利的车间，镌刻上名称。然后，确定频率标准，标定刻度盘的刻度，用铅笔划好线，再回到查利的车间，用机器镌刻这些线条。开始的时候，每个振荡器是单独标定刻度的。我认为，我们最终是能够自力完成其中的许多事情的。但是在时间紧迫，资金短缺的时候，查利·利顿的支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从来不把我们当作竞争对手，而总是视为伙伴。查利还做了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喜欢阐述一些新的思想，并提高到理论高度。当他想进一步了解某些东西的时候，他便在他的车间组织研讨会，邀请我和其他一些人参加，通常都是斯但福校友。其中包括亚历克斯·庞尼阿托夫，他后来创建了安佩克斯公司。1938年，举行了几次这样的研讨会。我记得讨论了几次物理现象，如波理论和量子力学，我们还谈到了商业哲学。查利在这方面是非常保守的。通过这些讨论，我学到了许多关于经营工商业的知识。我1938年秋季在斯但福大学参加了商业法律和管理会计两个班的学习，也获益不浅。我之所以报名参加这两个班，是因为我认为它们可能对我们的崭新事业有用处。回过头来看，这两门课是我学习的最重要的课程的一部分，因为通过商业法律，我充分了解了合伙关系、合同和组建公司的知识，所以在以后若干年中我们很少求助于律师；而管理会计的学习有助于我建立帐目，晚上，在露西尔的帮助下，帐目得以保持平衡。向迪斯尼销售：神话和事实比尔·休利特于1938年11月把音频振荡器的原型拿到在波特兰举行的技术会议上。在对它颇感兴趣的人中包括巴德·霍金斯，他是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制片公司的首席音响工程师。霍金斯当时正为迪斯尼的创新影片《幻想世界》研制一种声带，他原计划从通用无线电公司买一些音频振荡器，各400美元。当比尔告诉他，我们的振荡器每台还不到100美元时，他决定改买我们的产品。霍金斯让我们对原型作了许多改进，结果成为200B 型，他买了八个，每个71.50美元。多年来，关于我们对迪斯尼的销售，有些夸大其词的说法。同某些说法相反，我们对《幻想世界》的制作并没有作出什么技术上的贡献。我们只是让迪斯尼买了一种优良产品，而价格比我们的竞争对手要低得多。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如果我们不是卖给迪斯尼一批产品的话，我们可能已经破产。事实是，不管是否卖给迪斯尼这批产品，比尔和我决心要把我们的公司办下去。还有一位先生，他很早就对我们的活动感兴趣，他注定要在惠普公司的成功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就是诺曼·尼利。诺曼是南加利福尼亚生产厂家的代表，负责无线电、录音机和其他电气设备。他听到休利特搞出一种振荡器，便邀请他在洛杉矾无线电工程师俱乐部讲话。晚会开始时，并不令人鼓舞，俱乐部主席介绍比尔·休利特时，竟把他说成“比尔·帕卡德”。休利特的讲话引起强烈反响，最感兴趣的莫过于尼利本人了。此后不久，诺曼·尼利在艾迪生大街汽车房访问了比尔和我。我们已经同诺曼进行过接触，要他作我们的第一个推销代表。在他访问我们期间，我们达成了口头协议，握手敲定。在以后的50年中，我们就是如此同诺曼合作共事的。在交谈中，诺曼强调说，必须开发多种产品，光靠一种产品是很难使一个公司成功的。比尔和他的同事们1938年春季在斯但福研制的产品包括一些音频频率测量仪器。除了比尔的振荡器外，我们决定在此基础上研制一系列音频频率测量仪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直接同通用无线电公司进行竞争了。截至1939年底，我们创业第一年的销售额为5369美元，利润额为1563美元。从此以后，我们每年都盈利。第四章增加场地到了1939 年秋季，我们的业务有了很大发展，需要增加场地。我们在帕洛阿尔托的帕奇米尔路靠近埃尔卡米诺里尔的地方租了一个小建筑物，后面就是约翰·“廷克”·贝尔的车间，离我们的汽车房大约有两英里。大概就是在这个期间，比尔·休利特同弗洛拉·拉姆森结婚。他是小时候他们两家人在塞拉度假时第一次认识她的。比尔放弃他在艾迪生大街那间狭小的单人小房间，喜气洋洋地搬进跟弗洛拉共同居住的新房，那里离我们的新车间不远。我们在新居的前面一部分设立了一个办公室，而在后面的一间房子里安放机床和组装用的长凳子。还安装了热浸和油漆的设备。似乎我们的场地足够使用了。然而新地方并不是没有问题的。冬天下雨时，水漫过了帕奇米尔路，有时我们不得不在门前放上沙袋，以阻挡水的流入。我们本来用露西尔的炉子来烘烤机壳上的油漆，现在把它取而代之，用旧冰箱做了个炉子，放在车间的后面。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考虑到冰箱用木棉作隔热材料有危险。有一天晚上木棉着了火。幸而有人开车路过这里，看到火焰后，报告了消防队，才未造成重大损失。在创业初期，比尔和我不得不作多面手。我们几乎要事事亲自动手：从发明、生产到定价、包装和发货；从同顾客和推销员打交道到记帐；从草拟广告到每天下班时打扫卫生。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的许多东西是非常有价值的，是商业学校中学不到的。比尔和弗洛拉·休利特1960 年在斯考村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我发现，我们产品的零部件是双层定价的。生产厂家的人员按出厂价格卖给零售商，而零售商把零部件的价格提高十倍，转卖给顾客。我们结识了艾伦一布雷德利公司的代表比尔·珀迪，他决定按出厂价格卖给我们。后来，我们的其他零部件也采取同样的办法，这样，我们大部分零部件的进价只有零售价格的百分之十。买机壳和底座，碰到的困难更大些。当时在加利福尼亚湾地区，出售金属板或机械零件的商店很少。我们雇了一个人，名叫艾尔·斯皮尔，专为我们做机壳。当时计量设备习惯于用木壳。大部分机壳是用胡桃木做的，但我们决定用橡木。当我们设计更高频率的检测设备时，我们不采用木壳，因为它用处不大，而且增加了成本。我们的金属板是由厄尼·希勒加工的，他在我们艾迪生大街汽车房那条街道附近有一个车间，干活儿的只有他一个人。厄尼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工人，但他技术精良，手艺高超。他多年为我们加工金属薄板。急需钱创业初期，经常碰到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我记得，1940 年初，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承包制造一种飞机着陆系统用的仪器。这种系统需要一种可变频率振荡器和一种晶体控制固定振荡器。我上面提到的通用无线电公司是音频振荡器供应商。它向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提供可变频率振荡器，但却不敢承担供应固定频率振荡器的任务。我们同意承担这个任务，其实我们并不比人家更内行，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我们着手工作的时候，显然，我们没有足够的工程技术人员来按时完成这项任务。幸运的是，我们从海因茨一考夫曼公司聘用了诺埃尔·埃尔德雷德、比尔·杜利特尔和布伦顿·鲍尔。这三个人后来都成了我们班子的重要成员。我们努力按照所要求的规格完成定货，连同发票发送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得到货款，如果再不给钱，可能连下周的工资都开不出了。我给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我们的朋友哈罗德·巴特纳打了电话。他立即把货款电汇给我。哈罗德是我们的好朋友，他在许多业务往来中做出了贡献。当他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退休时，我马上请他参加惠普公司的董事会。他成为我们最好的董事之一。由于他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经历，他几乎认识全世界所有电子公司的人。承包制造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产品的经验使我确信，我们需要更多的营运资金。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是，同加利福尼亚最大的银行——美洲银行建立某种信用关系。我们申请500 美元的贷款。他们派一人对我们进行了解。他对我们的印象显然不怎么好，因为银行只有在我们把应收帐款让与它的情况下，才同意给我一笔贷款。戴夫·帕卡德（左）和比尔·休利特在车间，1944 年。那对我们没有多大吸引力，所以我去找当地的一家小银行——帕洛阿尔托国民银行，并向该行总裁贾德·克拉里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记得我在斯但福是一位运动员。我说，我们已取得初步成就，现在需要500 美元贷款，以便进一步发展我们的业务。克拉里仔细聆听了我的话，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写了一张字条要我签字。我们走到房间的对面，他递给我一张500 美元的存款单。克拉里对我的信任成为我们之间长期愉快合作关系的开端。当我们的业务进一步发展，我们的财务需要超过该行的合法额度时，我们便求助于帕洛阿尔托国民银行的联系银行——韦尔斯·法戈银行，该行派了一位退休工程师访问我们。我陪了他一个下午。他给我的一些指点，我永远铭记在心。他说，许多企业不是死于饥饿，而是死于消化不良。在以后的年代里，我多次体会到这个忠告的正确性。1939 年秋季，在我们从汽车房搬到帕奇米尔路的房子后不久，通用无线电公司的创办人梅尔维尔·伊斯特汉来访问我们。通用无线电公司的总部设在马萨诸塞州，它已经建立很长时间了。比尔和我知道它是一家很好的公司。弗雷德·特曼介绍我们认识伊斯特汉，他同我们一起呆了一个下午，就如何组建和经营一个公司给我们提出了一些非常好的意见。那时我这样想，伊斯特汉认识到我们将成为他的公司的直接竞争对手，我们同他的会见大概不会是愉快的。然而，他却向我们保证，竞争是件好事，最好有两家公司都推出一种新产品，如果它是新技术产品的话，更应当如此，因为这样一来，顾客就对它更加信得过。在那次会晤以后，伊斯特汉和他的通用无线电公司同事们继续对我们提供帮助。虽然我们两家是竞争对手，但我们也成了好朋友。1940 年，我们的小公司继续发展。到那年年底，我们公司的在职员工约有10 人，包括哈维·齐伯，他是我们在汽车房创业时雇佣的第一个雇员。我们还增添了第一个秘书海伦·佩里。我们的厂房已扩展到廷克·贝尔的庞大建筑物的前面。那一年，露西尔和我也开始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戴维·伍德利在那年10月份诞生了。露西尔辞去她在斯但福大学的工作，但继续为我们的公司工作。她什么事情都干，包括会见求职的雇员。休利特应征入伍我们任命布鲁斯·伯林格姆为我们在东海岸的推销代表。他是设在新泽西州蒙默思堡的陆军通信兵实验室主任的好朋友。比尔·休利特是陆军预备役军人，1941 年春季他被征召入伍。在布鲁斯·伯林格姆的帮助下，我们说服了通信兵的负责人，让他们知道比尔跟我一起经营惠普公司很重要，可以对防务做出更大贡献。比尔于秋季返回。但是，没有工作多长时间，日本于12月7日袭击珍珠港。此后不久，他即被征召入伍。战争期间，他一直在陆军通信兵中当军官。在那些年代里，我们两人都很忙，没有什么联系。惠普公司不是防务承包商，没有完全为军方设计和生产设备。但是，由于我们的大部分设备是由军事单位和防务承包商购买的，所以我们在战争期间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我们的年销售额很快就达到100万美元，战争结束时职工已有200人。我们在帕洛阿尔托设立了一个州招聘办公室，我们的大部分人员是通过这个办公室招聘来的，我记得，我们雇佣了一个退休军官凯普·斯图尔特，让他管理工资帐目和分发工资。他的工作很细致，分毫不差。戴夫和露西尔·帕卡德同戴维·伍德利在一起，1940年。我们还雇佣了一个退休的机械工程师拉夫·金曼，他后来成为一个机器设计专家。我们为海军承担了一项重要工作，研制控制大线反射器的伺服系统。拉夫懂得如何忍受这样的压力，他在设计机件方面干得很出色。他还设计了一种机器，制造固定部件的塑料卡板。他用长铜板做成终端，在上面钻孔、镶嵌并锁定。这为我们的部件提供了价廉物美的底座。在我们的所有设计中都使用这种终端卡板，直到后来改用印刷电路板为止。我们还设计了一种测验人的灵敏程度的仪器，以帮助我们找到能够安装和焊接部件的适当人选。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工序，但如果掌握不好，也会使产品不合格。40年代初期，萨森内斯·贝恩在新泽西建立了一个大工厂，军事部门所需要的磁控管大部分是由它生产的。他在生产区域开辟了宽阔的通道，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