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张洁和老范，谈起为什么要卖力工作。老张说：“为了理想。”我说：“为了乐趣。”老范说：“我为你们而工作，你们高兴，我就高兴。”我一直觉得她太孩子气，现在才明白她的心情。编到苏丽文，配乐想不出来了，翻来覆去看带子。有人提了句梁静茹，说她有个歌叫《勇气》，我摇头说这太直白了。想起有一次在KTV看过这个歌手献给因病去世父亲的《掌声响起》。我半开玩笑地说：“《掌声响起》？”要在以前，肯定不会想到这歌，想到也不会用，嫌这歌太平凡，唱烂了。想起这歌，是因为苏丽文说过，在出发之前，她曾经与身患癌症的父亲有过一个约定：“我拿金牌回去，他说他的病就会好。”老范试探着唱：“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旁边编辑机的镜头上，苏丽文被踢中伤处倒地。她的教练实在看不下去，要冲上赛台，被裁判制止了，裁判问她是否要停止比赛。她在地上双拳相击，表示“我可以，我可以，马上站起来”。“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嗯，嗯。我和老范摇头晃脑大声合唱，“掌声响起来……”苏丽文最后一次从场地上拖起自己，她说：“我听到很多观众一直叫我站起来。然后我也觉得，对，非站起来不可，对。”她用这个方式撑到最后就是想告诉父亲：“有呼吸就有希望。”旁边的实习生宋达加进来与我们合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这歌这么平常，但唱到这里，屏幕上正是比赛结束，苏丽文抱头倒地，像个孩子一样蜷着身哭泣，全场七千人起立为她鼓掌。寻常，却有力。有天晚上一点多，关主任路过机房，看到我们，眼神怔了一下，但正忙着，没停步走了。第二天这个时候他又看见我，终于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干什么？”我说做了一期节目，但不知道给谁做的。他乐了，说他看看。看施泰纳的时候，关主任把眼镜儿摘下来擦了擦，实习生吴昊捅捅我,小声说：“哭了。”看到埃蒙斯失利时，我脱口而出的那句话“雅典的悲剧重演”，他说：“是失败，不是悲剧。”他说得对，在节目里我保留了这句话，结尾时我说我当时的想法错了——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关主任在新闻频道挤了一个下午五点的时间，把这期节口播出了，没有栏目，问叫什么，我想了想，别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奥运瞬间”吧。片子需要个小宣传片，要一句广告语，我呆坐在机房外的蓝色塑料凳子上苦想。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髙对他弟弟说过：“没有什么是不朽的，包括艺术本身。唯一不朽的，是艺术所传递出来的对人和世界的理解。”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我心一暖。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M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我没明白。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我笑。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快睡着的时候，忽然掌声雷动请出了一个人。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底子白花朵。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静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偶然机会，牟森找到这个视频发我，说常常醉酒在街头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词：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走下来的时候青森站矗立在雪中回去北方的人群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我独自走上渡船，看见快冻僵的海鸥不禁掉下泪来啊，津轻海峡冬景色在北方的尽头陌生人用手指着：请看，那就是龙飞岬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再见了，亲爱的，我就要回去了风的声音在胸中激荡，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啊，津轻海峡冬景色唱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资料，二十岁左右她就唱过这首《津轻海峡冬景色》，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长卷发，七情上面，手摇身送，用尽擞声技巧，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牟森还向我推荐过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歌了，现在是一个鼓噪的年代，不是甘居寻常的人，听不到这青绿的细流声：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细细长长的这条路回过头的话，看得到遥远的故乡崎岖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连地图上也没记载，这不也就是人生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缓缓地，流经了几个世代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毫不停息地，只见天际染满了晚霞生命就如同旅行，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道路上与相爱的人携手为伴，共同寻找梦想就算大雨湿透了道路，也总有放晴的一天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罢了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无时无刻，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我胡说八道了一气。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烟？”“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在福建涂岭，拆迁户不同意搬迁，开发商纠集人一起冲进家门，户主的儿子最终被砍死，头部中三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二十三岁，一脸稚气，胡子还没怎么长，腮边连青气都没有。我去时是五个月后，门框上还有深褐色的血手印。采访时开发商已在狱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给他看，他面无表情：“不认识。”我说：“他跟你名字一样，叫蔡惠阳。”他一脸意外的模样。“这是你们杀死的人。”“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你？”我冷冷看着他。“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他两眼圆睁：“停了？”“对。”“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审批了吗？”我问。“报批了。”镇长说。“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嗯，是两个概念。”“那为什么要违法呢？”“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杨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看来，简直让人狂喜。我和老范去北大找周其仁。周其仁说他不接受电视访问，拿过我的策划稿看一眼，里面都是以往节目的片段，他一分钟不到看完，挺宽厚：“已经不容易了，我给你三点意见。”他说：“第一，不要用道德的眼光看经济问题。”我动了下心，欲言又止。“第二，不要妖魔化地方政府。”我有点意外，我的节目里对他们的批评，是有理有据的，为什么说我妖魔化他们呢？“第三，”他说，“不管左中右，质量最重要。”嗯，不要用道德眼光看待经济问题。我在纸上写下这句话……经济问题是什么？很简单，买和卖。我在纸上写：“那买的是谁？卖的是谁？”自问自答：“买的是开发商，卖的是农民。”“那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嗯……把地从农民那儿买过来，再卖给开发商。”“你到市场上买白菜，需要政府中间倒一趟手么？”“但地和白菜不一样啊，地不都是国有的么，国有的政府就可以拿去吧……是不是？”“农村土地是集体所有，不是国有，为什么农村的地，农民的地，要让政府来卖呢？”我脑子里什么东西摇了一下，又站住了：“别胡想了，‘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句话是明明白白写在《土地管理法》里的，这里所说的‘依法申请使用的国有土地’，包括‘国家所有的土地和国家征收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所以农村集体的土地一旦变成建设土地，就要变成国有土地。你不是背过么？”我想停下了，可那个声音不打算停下来：“这……合理吗？”“怎么不合理？”思维的惯性立刻回答，“立法都是有依据的。这可是根据宪法来的。”我心里那个非常细小的声音在问：“如果……”“如果什么？”“……”“说吧，如果什么？”“如果宪法有问题呢？”去国家图书馆，查到一九五四年宪法，没谈到城市和城市郊区土地的所有权问题。再往后，一九七五年宪法、一九七八年宪法，也没有，再往下査……这儿，在这儿，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那个声音犹豫了一下，又挣扎着问出一个问题：“可是，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等自然资源属于国有还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的土地非得国有呢？”嗯……宪法里就这么一句话，无注解。网上也査不到。我问周其仁，他说他也持有同样的疑问。我劝他接受访问，他一乐：“去采访陈锡文吧，他都知道。”陈锡文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学界当时对土地问题争论很大，我不知道一位官员的解释是否服众，周其仁说：“就算反对他的人，也是尊重他的。”我要走的时候，他又补了一句：“陈锡文是个有些emotional(感性）的人，不要让他扮演灭火的角色，让他顺着说，他能说得很多，很好。”这句话后来很有用。我在“东方时空”时已采访过陈锡文。采访结束后一起吃工作餐，一大桌子人，他说起丰台民工小学被拆，小孩子背靠拆了一半的墙站着看书，等老师来了才放声大哭。他说到这儿停下，从裤袋里抽出一条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眼睛。媒体这个行业，提起谁来，大都百声杂陈，但我认识的同行私下说起他，无一吐槽。有位同事说他采访另一个官员时，对方有点支吾，他还拿陈锡文劝人家，那位一笑，说了句掏心窝子的话：“陈主任六十了，我才五十，他已经忘我了，我还忘不了。”二〇〇六年两会时，我对陈锡文有个短采访，別人大都是对报告表态，他谈农村水利，当时离西南大旱还有四年：“越来越多的水利设施是满足城市，满足工业，就是不让农业用水。这种局面如果下去，短则三五年，长则七八年，我们整个农业灌溉系统，要说得可怕的话，甚至是崩溃。”审片人说：“这个人说得再尖锐也能播。”“为什么？”“因为他特别真诚。”采访陈锡文，是他开会的地方。好几天没怎么睡足的脸色，嘴唇青紫，满屋子烟。在毛背心外头套了件外衣，鞋子上头露一点老秋裤的裤脚，坐镜头前，说“土地的事情是该谈一谈”。我问他，八二年宪法的“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话从哪儿来的？他答：“‘文革’前国家没财力建设，到了八二年，人口膨胀，没地儿住了，北京的四合院、上海的小洋楼都得住人，可是城里不像农村，没土改，都有地契，就改法律吧，改成城市土地国有，人就住进去了，相当于一个城市的土改。”这么大的事，居然没有引发社会动荡，“私权”这个概念当时还让人陌生和戒惧。没想到的是，这一句原本为了解决城市住房问题的话，误打误撞居然埋下了农村征地制度的巨大矛盾。很快，中国城市化开始，城市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所以，农村土地一旦要用于建设，都经由政府征地，转为国有土地。陈锡文说的也都是大白话，不含糊，没有把玩语言的油滑，字字用力气说出来，嘴角带些白沫，他也不自知。他说问题的根源并不在政府征地上，全世界各国政府都征地，但只有用来建医院、学校，涉及公共利益建筑时才能征。可是，一九八二年，“宪法里加了这句话后，建设用地里有没有经营性的利益在里头？肯定是有的，那些地怎么变成城市土地？宪法没有讲。”“讲不清楚变成什么结果？”“讲不清楚就变成多征。”经济学上有一个著名的理论，叫“巴泽尔困境”，就是没主的事情，会有很多人来要占便宜。这个困境与道德关系不大，而是一种必然发生的经济行为。采访的场记我看了又看，再对着那张白纸，战战兢兢写下节目中的第一句话：“在市场经济中，有一条众所周知的规则：自由地买和卖，等价交换。在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因为尊重和适用这条规律，得到巨大的发展，但是却在影响人口最多的土地问题上有了一些例外。”多么寻常的一句话，我敝帚自珍，看了又看。一个人从小到大拾人牙慧，写日记的时候抄格言，做电台的时候念别人文章，做电视了摸仿别人提问，像是一直拄着拐杖的人，现在试着脱手，踉踉跄跄，想站起来。我犹豫着，写下了第二句：“‘给农民的不是价格，是补偿。’陈锡文用一句话说清了农民的处境，‘地拿过来了你去发展市场经济，拿地的时候你是计划经济，这事儿农民就吃亏了。’”多大亏呢？我算了一下：“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数据，征地之后土地增值部分的收益分配：投资者拿走大头，占百分之四十到五十，城市政府拿走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村级组织留下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而最多农民拿到的补偿款，只占整个土地增值收益的百分之五到十。”像有什么推着我手里的笔，去往某地。“如果一方总占便宜，另一方总吃亏，那么这样的商品交换，是不能持续下去的。”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是什么？我握着笔，字歪歪斜斜写得飞快，像扔了拐杖的人迈开打晃的腿往前跑。“不能持续下去的结果，就是中国大地上，因此而起的各种冲突和群体性事件，以至于‘征地’这样一个普通的经济行为，演变成为我们这个转型时代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我明白了，这个“穿”过去的东西就是逻辑。深夜里，我细看当年的节目。二〇〇四年，我坐在福建一个村庄的石头磨盘上，问对面的小孩：“你几岁啦？”她两只小辫子上系着红色的塑料花，怯怯地伸出五个指头。我说：“上学吗？”孩子的奶奶说：“没有钱。”她七十五岁，房子被拆了，没有土地，没有社保，儿子死了，媳妇走了，帮人扫地养活娃娃，将来让她去学裁缝挣钱。“你想上学吗？”我问那孩子。“想上。”她看我一眼，仰脸看她奶奶。奶奶满面的悲苦，孩子嘴一弯，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