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外长杜斯特-布拉齐在新闻公报中向潘基文表示“最热烈的祝贺”。他“赞赏潘基文的才能、职业精神以及其为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实现联合国在人权、发展和环境等领域的目标作出的不懈努力”。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和外交部长杨荣文向潘基文发去了贺信，祝贺他当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新加坡外交部的声明说，潘基文在外交领域经验丰富，是一位有影响、有能力的领导人。联合国目前正处在重要的历史时刻，由他执掌联合国，其稳健的作风将会对联合国十分有利。　　而韩国则举国欢腾。早在进行“摸底投票”时，韩国媒体就一直使用“内定”和“事实上已经当选”来为潘基文加油。虽然朝鲜进行核试验的震撼消息给民众心头罩上一层阴霾，但人们也依然没有忘记给潘基文喝彩。韩国总统卢武铉在潘基文顺利当选后立刻打电话给潘基文，祝贺他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卢武铉说，这不仅显示了潘基文的个人能力，而且也显示了韩国的国力和韩国的外交能力。　　韩国媒体称誉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是“民族盛事”。韩国《 韩民族 》报说，韩国于1991年加入联合国，仅仅16年后，就有韩国人担任联合国的最高职务，这是韩国外交上值得庆贺的喜事。这件事的意义不亚于1998年汉城奥运会和2002年足球　　世界杯。韩联社发表评论说， “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可以看作是檀君以来最值得庆贺的民族盛事”。檀君是韩国传说中的民族祖先，这一评论可谓评价甚高。　　潘基文小时候母亲就对他说：“绝对不要吵架，多帮助别人。”当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已成定局后，母亲从忠州给儿子打来电话，说：“很骄傲有这么出众的儿子，但时刻别忘记谦虚。”　　潘基文19日回到祖国韩国。由于联合国秘书长享受国家元首待遇，当潘基文以候任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拜访卢武铉总统时，青瓦台不知如何是好，因为总统府还没遇到过接待这种特殊身份客人的情况，也没有相关的礼仪规范。潘基文到达青瓦台前10分钟，总统府秘书室长来到门廊前迎接，政策室长和警卫室长则在接待室前等候。卢武铉总统夫妇也在接待室里迎接潘基文夫妇。卢武铉总统开玩笑说：“由于找不到规定，听取了一下大家的意见，就这样含含糊糊地安排了。”　　卢武铉在接见室见到潘基文说：“这对国家是件很光荣的事情。你现在是当选者，还不是正式秘书长，对此没有迎接规定，所以今天且以当选者兼外交部长官礼遇。”　　潘基文说：“当选秘书长后感到，国际社会对韩国人和韩国的期望值很高。这是我个人的光荣，但这荣誉应归于总统和国民。”他还说自己不知如何报答这个恩惠。应该尊重总统，遵照总统的哲学思想努力工作。对此，卢武铉说：“你说得那么谦虚，听着很高兴，觉得更光彩。”　　在潘基文的老家忠清北道，父老乡亲们一周前就把道路清扫得干干净净。潘基文的母校师生从3个月前就开始祈祷潘基文当选，并将其主要经历做成录像向学生们放映。　　当潘基文从首尔回到家乡时，人们敲锣打鼓、打着横幅列队欢迎潘基文衣锦还乡。　　10月28日，韩国歌手Rain作为嘉宾参加在忠清北道忠州市忠州体育馆举行的欢迎潘基文当选下届联合国秘书长的活动。正在成为世界级明星的Rain在2006年2月被美国《 时代 》杂志评选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大人物。在参加演出前，Rain与潘基文见面。为表敬意，Rain一改时尚型装束，当天穿起稳重的西装，必恭必敬地和潘基文握手聊天，两人聊了足足20分钟！　　而后Rain献上他在第四张专辑中收录的《 I’m Coming 》 等歌曲。Rain的第四张专辑包含了祈祷世界和平的内容，而他有幸见到拥有可以实现这一愿望的能力的潘基文，感到更加高兴。　　在这场联合国秘书长的角逐中，潘基文赢了。潘基文为什么会赢？而且赢得如此波澜不惊，顺风顺水？ 《 21世纪经济报道 》 发表于宏源的文章对此作了分析。　　文章说，为什么这次15个理事国的意见如此出奇地一致，导致其他候选人被迫一一退出竞选？尽管候选人陆续退出的原因不尽相同，但基本原因不外以下几点。一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反对。潘基文的主要对手应该来自印度和拉脱维亚，印度的塔鲁尔曾得到高票支持，但在常任理事国中有人投反对票，开票后塔鲁尔便宣布退出。另外，根据联合国传统，秘书长一般来自小国，而印度显然已经不是小国。拉脱维亚女总统也是因此而放弃，但她一直宣称是联合国重男轻女，导致她因没有机会而放弃。二是祸起萧墙，泰国副总理素拉革原本得到中国、东盟和美国的一致认可，但怎奈国内政变，他信内阁遭罢黜而不得不饮恨退出。三是得到支持票太低而不得不中途退出，如来自斯里兰卡的达纳帕拉。四是本人条件不够，约旦亲王扎伊德本来被誉为秘书长选举中的最大黑马，但由于历史惯例秘书长一般需在45岁之上，因此这位年轻的亲王无缘秘书长一职。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推选秘书长背后各国之间的利益博弈。　　美国的首选是有“波罗的海铁娘子”之称的拉脱维亚女总统维基耶-弗赖贝加，其次是与美国长期具有军事结盟关系的泰国和韩国候选人。而美国无论是对“新欢”印度，还是对穆斯林国家均持排斥态度。　　中国一贯主张新任秘书长理应从亚洲国家产出；俄罗斯由于担心“颜色革命”以及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历史恩怨，因而极力反对拉脱维亚候选人，而坚决支持来自亚洲的候选人。在中国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最终接受地区轮换原则和来自亚洲的秘书长。在泰国发生政变之后，美国成为潘基文最坚定的支持者。英法两国在这次联合国秘书长选举中的态度一直不甚明朗，最终随美国而起舞。　　文章还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秘书长选举中，朝核问题成为潘基文当选的催化剂，朝核问题一方面凸显出潘基文　　六方会谈时的外交折冲和协调能力，另一方面，韩国在各大国政治博弈中的位置上升，中、俄、日、美等都对韩国在朝鲜核危机中的作用有更高的期望。因此，当潘基文因朝鲜核问题而去华盛顿、并承诺在重大问题上强化对美协调后，秘书长的宝座就已成为囊中之物了。　　新华社则评论说，从以往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情况来看，从来没有一位秘书长能够让所有成员国满意，最终有幸坐上秘书长宝座的往往是那些既能够得到大国认可、又不会招致其他国家普遍反对的人。潘基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的人选。　　从天时上讲，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下任秘书长应该来自亚洲，虽然也有一些国家和地区集团对此表示异议，但从7名候选人中6人来自亚洲的现实不难看出，亚洲人出任秘书长已是大势所趋。　　从地利上说，虽然近些年来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分歧不断，但这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韩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得到美国的支持自然不是难事。而韩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也很融洽，再加上其国内政局稳定、经济发展，潘基文获得其他国家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　　从人和上看，几次票选中最具挑战姿态的塔鲁尔来自印度，又是现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但他招致了一些国家的反对；泰国前副总理素拉革虽然最早宣布参选，也被外界视为最有希望胜出的候选人，但其47岁的年龄优势在联合国外交官的眼里却成为“劣势”，其支持率一路走跌；至于其他几位候选人由于各种因素则根本无法对潘基文构成挑战。　　潘基文胜出，自然也有他个人的制胜秘诀，这就是“深藏守拙，以柔克刚”的东方太极智慧。　　潘基文在有些人眼中是低调的人，但他本人对此有着不同见解。路透社在潘基文获任当天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在专访中，潘基文称自己是一名坚决果断的领导者，并告诫那些认为自己低调的人不要误以为他会被轻易击败。　　“可能我看起来低调，或者说言语温和，但这不意味我缺乏　　领导力或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现年62岁的潘基文说，“在任何需要的时候，我都会作出坚决而果断的决定。”潘基文认为，虚心和谦逊在亚洲人眼中是一种美德，不应该遭曲解。　　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整个竞选过程中，自始至终，不论发生什么，潘基文都是不急不躁，不露声色。就在英国媒体指责他“贿选”时，他也在作了必要的解释后就不再深究，用克制的态度来应对，避免干扰。在竞选过程中，潘基文不甚讨好的竞选方式和风格，包括平淡无奇的言行，使得其对手和观察家们一度产生错觉。然而，在7月开始的四次安理会意向投票中，潘基文不仅每次都获得广泛支持，而且支持度节节攀升。在西方人看来，这种现象是不可理解的。殊不知，所谓深藏守拙，所谓知其雄而守其雌，所谓以柔弱胜刚强，这些经过千锤百炼的东方哲学的智慧，恰恰正是潘基文赖以制胜的法宝之一。　　总是在微笑的潘基文终于笑到了最后。　　世界的新CEO——光荣与挑战(1)　　韩国现在除了卢武铉外，又拥有了第二位享受总统级待遇的人物，那就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韩国人潘基文。因为，联合国秘书长享受国家首脑待遇。　　实际上，说比国家首脑受到更高的待遇也不为过。国家首脑只代表着一个国家，而联合国秘书长要代言192个成员国的利害关系及立场。不仅如此，他也是统帅全世界1.6万多名职员的最高行政长官。如韩国前驻联合国大使朴铢吉所说：“这个职务是世界的CEO。”这个职位的官方年薪为22.7254万美元。此外，另加用于个人活动的办公费及警卫费。这么一来，实际上领取约3.3亿韩元（1美元约等于963.7韩元）。据 《 纽约杂志 》 介绍，2005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实际领到的年薪为34.1094万美元。这高于韩国总统卢武铉2006年包括职务补助费和定额餐费在内的实际年薪1.96亿多韩元，但低于美国总统布什2005年40万美元（3.8亿多韩元）的年薪。　　联合国秘书长接受24小时像影子般随从的专门警卫的保护，住在特设的官邸。联合国秘书长官邸位于曼哈顿市郊，可以徒步到达联合国。入住者象征性地一年交1美元的“房租”。联合国秘书长还在世界所有地方享受国家元首级待遇。　　据韩国媒体报道，潘基文当选之后，韩国国内就有了两名国家元首级的人物。就连韩国外交通商部大楼的警卫也突然紧张起来，用一名警卫的话说，如果潘基文上下班时在楼梯上滑倒，那可不光是韩国外长，还是联合国的秘书长，“这个责任谁负得了”。　　但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虽然看上去很美，但风光背后也有许多艰难。第一位秘书长赖伊曾这样说，联合国秘书长是“地球上最没法干的事”。第二位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体会是，秘书长的任务是“在人类社会的刀刃上工作”。第三位秘书长吴丹说：“秘书长的活动总是对一些国家显得太多，对另一些国家似乎太少，他必须在相互冲突的国家政策的丛林中挤出一条路前进。”秘鲁人德奎利亚尔1982年出任秘书长，曾被称为“即使从船上掉进水里都不会有响的人”。从这几位前任秘书长可以看出，联合国秘书长确实不是个好干的差事。　　圣·马修福音中有这样一句话：上帝保佑和平使者，因为他们应该被称为上帝的孩子！这句话被刻在一个走在钢丝上的木雕小熊上，在2003年2月8日的安理会午宴上，由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送给了安南。　　联合国秘书长正是这样一个“走在钢丝上的小熊”。历任联合国秘书长都认为，秘书长既不能过于强硬，又不能过于软弱，因为过于强硬就会挑战安理会重要成员的权威并引起大国不满，过于软弱就会说话没分量，没人理睬。　　潘基文接替安南担任联合国秘书长，也就意味着他将接管拥有9000名工作人员、年开销50亿美元的庞大机构。目前，联合国在全球开展16项维和任务。近年来，联合国受到“石油换食品”计划腐败丑闻困扰，并且因在一些重要国际问题上缺乏有效应对机制而受批评。　　对于潘基文来说，也许开局就是噩梦。安南把“强硬的内贾德”和“令人猝不及防的金正日”问题留给了潘基文，考验着他的危机处理能力。　　然而伊朗和朝鲜核问题并不是潘基文惟一需要面对的挑战，在新任秘书长的日程表上，和平与安全、恐怖主义、人权、贫困和反对核扩散等问题，都亟待解决，还有就是，联合国自身的管理和改革。　　《 韩国时报 》 欣喜之余，不忘表达忧虑：“鉴于‘秘书长’和‘替罪羊’二者的英文拼写都有相同的起始字母，秘书长的职务被称为‘世上最不可能的工作’，因为此职务和替罪羊的功能相似。”　　不少人批评潘基文缺乏超凡的领袖气质，没有一呼百应的感召力，在他宣布参与竞选联合国秘书长之前，很多资深的亚洲问题专家甚至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也有许多人担心他“过于软弱”。　　一些联合国高级官员对潘基文继承安南工作前景表示担忧：“大家的情绪可以用阴郁来形容。我们对这个结果并不太乐观。”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官员表示，今后他们将尽力协助潘基文工作，但也许只能把他看安南对潘基文说：“他们需要有厚脸皮，他们需要有　　幽默感，他们应该从内心和外表都能笑得出来。如果需要，也可以笑笑自己。他们应该努力听取这个组织内部和外部的人士的意见，能够和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有效合作。我想（秘书长）有这些素质也就够了。”　　做是个“秘书”，而不是秘书长。因为他们认为潘基文可能会乐于纠缠一些管理细节，而不是整体战略。　　顺利的当选并不意味着顺利的开局。潘基文上任就将面临一大串的难题——从全球各地此起彼伏的冲突，到联合国内部改革的困局。“这将是一个噩梦。”一位联合国官员说，“没有时间留给潘基文去学习。”　　虽然潘基文赢得轻松，但他也不是受到所有人的喜欢，根据《 日本经济新闻 》 的报道，在第四轮意向性投票中，惟一没有投赞成票的国家就是日本，日本外务省对此也已经默认。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主任陈江生教授说： “韩日的政治关系一直都比较紧张，所以对潘基文一直都没有明确表态。但最后还是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利益关系妥协的结果。区域趋同性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使韩日拥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路透社援引一名外交官的话说： “他是个好人，但一些人担心，潘基文是否有能力面对联合国经常出现的激烈场面：美国人在一只耳朵里大吵大闹，而第三世界国家在另一边抗议。”　　面对种种怀疑和难题，潘基文坦言秘书长一职任务艰巨，不过，他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也颇为自信地说：“这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有时候，我看起来会像一个温和的领导人，但我具有内在的力量，这就是其他国家一般难以看到的东西，也是我们比较看重的美德——温和、谦逊。”　　2006年5月，潘基文在与10余家世界级媒体举行座谈会时，首度阐述了他将如何领导联合国。　　潘基文在座谈会上说：“我领导的联合国要实现安南秘书长既定的目标，而非提出新的设想，说白了就是要采取措施实现联合国的三大核心目标——和平与安全、发展、人权。为了实现这三大核心目标，我要优先做五件事。”　　潘基文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出台联合国反恐公约。潘基文在座谈会上感慨地回顾说：“恐怖主义仍是当今世界的最大威胁，联合国要出台切实可行的国际反恐公约。有了联合国反恐公约，可以避免某些大国打着反恐的幌子谋求国家利益，可以避免某些大国打着反恐的幌子侵犯人权，可以避免某些大国打着反恐的幌子不尊重联合国。”　　潘基文要做的第二件事是：让联合国的“和平重建委会员”展开工作。潘基文表示，联合国“和平重建委员会”很长时间里是说的多做的少，“大话多做的实事少”。他的打算是确定联合国和平重建行动的模式与范畴，明确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具体任务，保证委员会能展开工作，“而不是拿着联合国发的薪水，成天坐在纽约办公室里上上网，发发电子邮件，动动嘴皮子，最多乘包机跑到哪个国家晃一圈”。　　潘基文要做的第三件事是：怎样更好地使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贯彻人道主义原则。潘基文认为，联合国维和行动要“急人所急”，以最高的道德标准与职业水平展开行动。　　潘基文要做的第四件事是：落实联合国发展纲要。新千年开始之时，联合国提出了千年发展目标：在2015年前将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减半、加强妇幼保健、普及基础教育、促进性别平等、制止环境恶化等等。潘基文说，日期临近，联合国“应该实现当着全世界的面做出的承诺”。他说：“要动员联合国成员国增加发展援助，从而令国际社会相信：联合国说到做到。”　　潘基文要做的第五件事是：怎样使新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委员会满足国际社会更高的人道主义要求。潘基文表示，包括韩国在内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委员会成员国应该团结一致向前走，确保人的尊严与更大的自由。　　关于处理大国关系，潘基文说：“美国和韩国是亲密盟友，保持着极好的安全、经济与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已经保持了50多年，而中国与韩国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特别是经济以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因此，虽然　　中韩之间的关系非常‘年轻’，但却很有分量。”　　潘基文在谈到未来时愉快地说：“对于新职位，我是这么想的，秘书长秘书长，先是‘秘书’，然后才是‘长’。联合国秘书长其实是一位总协调员，既要懂领导，又得会协调。而我要协调好成员国之间的关系，就得了解192个成员国之间的差异。我可以向大家保证的是，我一定会以最平易近人的态度听取关于联合国改革的意见，并且确保联合国日常运作的顺畅。我希望成为一位踏踏实实做事的‘掌门人’。”他表示，联合国改革将是他最重要的关注点。“首先，我会先改革秘书处。它因效率低下备受批评，甚至还卷入了腐败丑闻。我要提高它的士气和专业化。我会引入一个能使工作得到客观评估的体系。其次，我会努力消除联合国中（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和。我将扮演一个协调者的角色。”　　关于联合国新的人事安排，潘基文说：“我正在考虑加强女性在联合国的地位。”他说：“我本人认为，联合国是提升女性社会地位的重要国际机构。2000年时我提出韩国国会里女性要成为‘半边天’，尽管现在这个目标还远没有达到，韩国国会里女性议员的比例很低，但我们会一直努力。”　　关于女性在联合国的地位，他表示：“如果从低一点的行政级别来看，女性在这些级别的雇员人数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0%，而行政级别越高，女性雇员的比例越低。我的设想是联合国高层中女性所占的比例能达到50%，不知道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不管怎么样我会努力的。”　　他说：“对于一些特定的问题，秘书长也有其限制。现实就是这样。但是秘书长作为全世界的首席外交官，应该做出公正、高超、灵活的外交努力，扮演调停人的角色。”　　潘基文给自己确定了众多目标，而他实现这些目标的独门秘笈则是“太极智慧”。他说：“太极的玄妙在于有效地化解激烈的冲突，用到国际热点问题上很有效。只有作为东方人的我才能理解太极的玄妙。”　　中国先哲老子《 道德经 》 中说：“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潘基文给人的印象是柔弱如水，而“至柔”的水，却能在“至坚”之中左右逢源，水滴石穿。许多人也看好潘基文的这一“太极智慧”。　　韩国外交通商部表示，认为潘基文很“软弱”的看法是一种误解。一位资深韩国外交官说：“在东方文化中，领导能力的高低有不同的判定标准。也许一个人看上去很和蔼可亲、文质彬彬，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有强硬的一面……外表是一回事，他的坚强信念以及随时准备作出困难决定的决心又是另一回事。”　　日本崎玉大学韩国问题专家吉田康彦说：“潘基文也许缺乏改革联合国的韧劲，但这也是他被选择的原因……一个外表软弱的人是最合适的人选。潘基文最好的角色不是一个领导者，而是一个各种观点的协调者。”　　耶鲁大学国际历史系教授保罗·肯尼迪也认为，现在匆匆断定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将碌碌无为还为时过早。“一条金科玉律就是：联合国不需要一个充满争议的人，一个在执行政策时经常得到一些国家支持，另一方面又冒犯其他国家的人。”保罗·肯尼迪认为，潘基文得到了美国和中国的支持，工作起来应该比较“开心”。美国一直倾向于推动干涉主义，而中国一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想要弥补这样的分歧，就需要一个各方都信任的人。”　　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特约研究员张琏瑰教授也对潘基文的“软弱”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不认为这一定就是缺点，一个弱势的、或者完全保持中立的秘书长，也许更有利于大国关系的调和。”有学者指出，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很多重大问题，都是现有国际力量和模式所不能解决的。特别是在反恐战争之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之间的某种不信任和敌意日益加深。因此，目前的国际体系需要注入崭新的智慧、崭新的哲学思考和行为模式。世界上的冲突已经够多，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强悍和锋芒毕露，而是外柔内刚、善于走中庸之道的斡旋者与调解者。或许，潘基文正是这样一个合适的人选。　　《 金融时报 》说：“潘基文在竞选过程中没有惊人之举，这并不意味着他上任后也会是这样。瑞典人哈马舍尔德刚开始的时候是无名之辈，相反两位高调登场的人瓦尔德海姆和加利未能功成名就。”　　人们也将潘基文和安南以及其他前任作了比较。　　潘基文行事一向低调，这与安南形成反差。安南经常高调出现，被戏称为外交界的“摇滚歌星”。而不少联合国官员，尤其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似乎更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在全球事务中以“低调管理者”的姿态出现。一些联合国官员相信，对联合国一直“不怀好意”的布什政府还在为安南反对伊拉克战争感到不悦，因此美国需要一位“尽可能软弱的”秘书长。　　尽管安南常常受到美国的抨击，但欧洲国家更欣赏他。荷兰克林根代尔国际关系研究所的联合国问题专家迪克·路迪吉克说，潘基文“不会是那种积极而善于采取主动的外交官，而这种特征我们在安南身上能够看到”。　　“我认为，他（潘基文）会像他的亚洲前任吴丹那样，只会小心翼翼地‘看守店铺’。”路迪吉克说。出生于缅甸的吴丹1961～1971年间任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 泰晤士报 》一篇文章说：“联合国秘书长通常有两类：他们要么是达格·哈马舍尔德那样高大的英雄，要么是善意、安分守己的官僚。潘基文属于后 一种。”　　国际危机研究组织首尔办事处负责人彼得·贝克说：“他（潘基文） 能干、清廉、谨慎，这些都是一位理想的联合国秘书长应当具备的品质。但是，无论是担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期间还是更早的时候，他都没有做过任何能使自己扬名的事。他还没有取得过任何实实在在的功绩。”　　一名见过潘基文数次的官员评价潘基文说：“他缺乏个性，感召力不强。尽管有各种问题，但安南表现出的是一个有尊严、有政治远见和丰富的国际经验的人。” “世纪基金会”资深研究员Jeffrey Laurenti说，安南已经给后任、作为全球民众代言人的联合国秘书长，留下了很高的门槛。　　尽管安南在任上获得了200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但舆论仍然给了即将离任的他一个如此简洁的评价：“无助的绅士”。安南自己也承认：“我计划雄心勃勃，有人也许会说它过于雄心勃勃。”壮志未酬的他给了继任者一个忠告：“他们一定要脸皮厚，有幽默感，对内、对外都要保持笑脸，尤其应该学会对自己笑。　　他们应该能够与世界各地的领导人交往，并保证工作效率。”问题在于，看上去文质彬彬、温文尔雅的潘基文能有那么厚的脸皮吗？　　与经常眉头紧锁、一脸严肃的安南相比，潘基文总是笑容可掬，这似乎使他更具亲和力。潘基文在韩国的几乎每一位同僚都认为他很乐观，而且勤奋。韩国前任总统助理、现任议员金善民对路透社表示：“（秘书长一职）他会干得很不错。很难想像有什么能难得倒他。”　　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联合国高级外交官则说：“我认为潘基文真正具有深厚的外交经验，但他需要学习怎么与媒体打交道。”　　老子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作为事事亲历亲为、内柔外刚、善于协调、冷静果断以及经验丰富的潘基文，能否将一个全新的联合国展现在世界面前？潘基文的秘书长之路将富于挑战，因而也更让人期待。　　2006年是联合国成立61年，62岁的潘基文差不多与它同龄。10月24日是联合国日，是纪念《 联合国宪章 》生效61周年的日子。安南秘书长在10月23日发表他任内第10次、也是最后一次纪念联合国日的讲话，向全世界的朋友和同事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呼吁各国支持他的继任者。　　安南说，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为联合国工作，因此联合国日以及联合国所代表的价值对他有特殊意义。他在回顾10年工作时指出，在促进发展、安全和人权方面，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关于未来还应努力的方面，安南指出，贫富悬殊继续扩大，很少有国家走上了实现全部八个千年发展目标的正确道路，许多国家的人民仍经历着暴行、压迫和残酷的冲突，核不扩散机制急需关注，恐怖主义和对恐怖主义的反应正在到处散播着恐惧和疑虑。　　安南无疑给潘基文留下了许多棘手的考题。　　安南在致辞最后高呼：“我们的星球和人民万岁！”“联合国万岁！”与安南的慷慨激昂相比，低调的潘基文在另一场合谈到年满花甲的联合国时则说得很平实。他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看到过联合国的成功，也看到过联合国的失败，尽管有许多人对联合国感到沮丧，但他总是试图说服自己不要对联合国失去希望。他说作为一个秘书长，他将试图让年轻人知道，联合国正在为他们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潘基文将从2007年1月1日开始自己为期5年的秘书长任期。2006年10月23日，韩国政府举行临时国务会议，通过了对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供8.44亿韩元活动经费的预算案。这些经费将用于潘基文就任联合国秘书长前的各种活动开支，包括他邀请外宾、访问其他国家所需要的费用等。除此之外，这些钱还将用于潘基文交接外长职务的开销以及前往联合国就任秘书长的旅费等。　　10月27日，潘基文到中国访问。这是他作为候任联合国秘书长，为感　　谢联合国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秘书长选举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而进行的答谢之旅的第一站。由于他是下届联合国秘书长，中国政府对此提高了接待礼遇，按照政府首脑的规格接待。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潘基文。胡锦涛祝贺潘基文当选联合国秘书长。他说，联合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随着全球性挑战和威胁不断上升，各国都对联合国寄予厚望。主张多边主义，维护《 联合国宪章 》 的宗旨和原则，加强联合国作用，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广泛共识。胡主席称“相信潘长官有智慧和能力使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接待这位候任联合国秘书长，中国政府还特地将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临时召回国，在会谈时陪同。　　潘基文感谢中国坚定地支持亚洲人选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支持他本人竞选。潘基文说，联合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和课题，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妥善应对。他将致力于推动建设和谐的联合国，使联合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赢得更多信赖和支持。潘基文表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具有重大的积极影响，他愿与中方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潘基文希望把中韩之间的良好关系带到联合国去。　　在访问中国之后，10月31日，潘基文抵达莫斯科进行访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会见了潘基文。普京对俄韩双边关系发展状况表示满意，并对韩国在俄货船于日本海海域失事后予以救援表示感谢。　　在与普京总统会晤后，潘基文还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米洛诺夫、俄国家杜马议长格雷兹罗夫和俄外交部部长拉弗罗夫举行了会谈。潘基文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与俄罗斯政府商讨在联合国有关事务方面的合作途径”。　　潘基文高度评价了“俄罗斯在和平解决核危机方面所起的建设性作用”，并希望俄罗斯政府在解决核危机以及朝鲜半岛和伊朗问题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积极的作用。潘基文透露，普京总统也主张为了促使朝鲜参与对话，类似安理会对朝决议案的“施压”和“对话”有其软硬兼施的重要性。但普京又强调，俄罗斯支持通过积极对话来谋求解决之道。　　11月3日，潘基文抵达法国首都巴黎，对法国进行为期一天的访问。潘基文与法国总统希拉克共进午餐，并会见了法国总理德维尔潘、外长杜斯特－布拉齐。　　访问完法国后，潘基文又来到日本。之所以访问日本，一是日本是联合国非常任理事国，另外，在推动　　六方会谈中也需要与日本协调立场。潘基文会见了安倍晋三、麻生太郎等日本政府要员，对于日本在他候选联合国秘书长过程中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就朝核问题、韩日两国间的问题以及　　联合国改革方案等交换了意见。　　日本前首相佐藤荣作曾在1968年提出“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这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但是自10月9日朝鲜宣布进行核试验以来，自民党政策调查会会长中川昭一多次在不同场合宣称，日本应该就是否拥有核武器进行讨论。他的发言遭到了各方面的指责。此外，日本外相麻生太郎允许对日本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进行讨论的发言也遭到了批评，日本在野党因此要求他辞职。　　在访日期间，潘基文在表示感谢之余，没有忽略日本政界的这一噪音。潘基文说，作为联合国的一个重要成员国和东亚地区的一个重要国家，日本讨论是否应该拥有核武器并不恰当。潘基文说：“作为韩国外长和下届联合国秘书长，我对此表示担忧。”他表示，不希望日本政界再对这样的话题进行讨论。　　面对潘基文绵里藏针的批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则反复表白，日本将坚持“无核三原则”。——谁说潘基文只是个“好好先生”，在原则问题上，他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马不停蹄地结束答谢之旅后，潘基文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在11月15日前往纽约，以熟悉新职位并着手交接工作，完成从一国外交部长到联合国秘书长的角色转换。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来自韩国的秘书长，但不是属于韩国的秘书长。”　　11月10日是潘基文最后一天以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身份工作的日子。　　这天，潘基文与平常一样，一大早起床后，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从首尔汉南洞长官公馆前往国会进行演说和离任告别的车上，他研究演讲稿、接电话，忙得不可开交。上午10时10分许，潘基文来到汝矣岛国会全会场。以往，在这里是为了回答各位议员们的各种质疑，但今天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国会为了欢送潘基文特意安排了告别演说。　　潘基文在演说中说：“此次外交上的凯歌 （指他当选下任联合国秘书长）每位国民都有一份，是我们国民用鲜血、汗水和眼泪战胜各种苦难的结果。就因为来之不易，它绝不能成为我个人的光荣，而应该回馈热爱祖国的所有国民。”　　潘基文强调，他本人当选联合国秘书长打破了韩国人难当联合国秘书长这一自身传统的观念。他还不忘嘱托国民说：“我们国民应该把思维的框架扩大到国际舞台上，我们社会在各个方面都要与国际标准接轨。实现这样的目标，也要依靠对我们自身的尊敬和自尊心才有可能。”　　离开国会后，潘基文立即前往同事后辈等待的外交部大楼。这是他作为韩国外交官最后一次上班。上午11点在办公楼2楼礼堂举行离任仪式时，潘基文在其他职员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一贯以　　谨慎持重著称的潘基文面对着几百名送别的同僚，开玩笑似的开始了他的演说：“大家都来送行，外交部现在还有人上班吗？”　　玩笑开过，潘基文表情凝重起来。抚今追昔，他颇多感慨。　　潘基文说：“通常，离开长官职务的人都会觉得空虚和寂寞，这是人之常情。但似乎有许多人认为，我是非常高兴地离开外交通商部长官这一职务……但这几天，在我内心也无法停止不安的心情。因此今天站在这里，我只能感到空虚和寂寞。”潘基文坦白地承认了他的巨大压力，“正如人们所说，我面对着来自‘不可能的任务’的挑战，我觉得我好像被抛弃到了一个荒岛之上，四周空无一人。”　　他带着几分伤感说：“马上就要成为国际　　公务员，离开韩国，此时此刻就像是我要被迫离开韩国，一种失落感占据了我的内心。一想到从此不能够和诸位共进午餐，把盏言欢，我就怅然若失。但是我别无选择，只能来接受不可避免的命运。”　　潘基文称他在任外交通商部长官期间，集中全力推进韩国的外交，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他是否尽职尽责。在任外长期间的2年零11个月里，潘基文共出访了111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外交高官进行了374 次会晤。　　尽管其工作表现受到了一致好评，潘基文仍然表示，他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我试图使国家安全事务步入常轨，解决朝鲜核问题，实现半岛和平并为整个东北亚引进新的安全体系。但是由于受地区安全形势以及其他因素所限，我未能完成这些事情。”　　他谦虚地表示：“作为长官，由于缺乏能力，没能将外交通商部的组织和预算发展到可以充分进行先进外交的地步，所以感到非常遗憾。希望各位能够制定中长期发展蓝图，完成我没能完成的部分。”潘基文还对继任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的宋旻淳表达了殷殷期望： “我是怀着对宋旻淳君充分的信心离开这个岗位的，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直朝夕共事。”　　韩国外交通商部职员用鲜花、掌声和欢呼声送别了潘基文。　　潘基文是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的母亲是忠州圣德寺50年的信徒，父亲的牌位也供奉在该寺，潘基文的夫人更是经常到曹溪寺礼佛修行。在离开韩国前，潘基文于10月24日，在韩国佛教历史文化纪念馆4楼会客室，与总务院院长、韩国佛教宗团协会会长智冠法师会面。　　智冠法师对潘基文来访深表欢迎，他说：“韩国人获得各方全力支持而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这实在是大韩民国的荣耀。”潘基文对此表示：“多亏全国人民乃至佛教徒的祝愿与祈祷，才能得居高位。”他还说：“对曹溪宗的支持和欢迎深表谢意。”　　潘基文说： “母亲这辈子每天都到寺院去祈祷。我也受到母亲的影响，从小就接触佛教，并学会行善积德的道理。”身为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谦虚地希望总务院长及佛教界予以支持与忠告。　　智冠法师向潘基文秘书长赠送了百济半跏思惟像、圣德大王神钟以及八万大藏经铜板等。潘基文对此表示谢意说：“我将把佛陀供奉在官邸里，并向外国贵宾介绍韩国佛教文化。”潘基文强调了宗教对话的重要性：“不同的文明、宗教之间进行对话，将为世界和平作出很大的贡献。”智冠法师叮咛潘基文说：“希望您以健康的身心去执行任务。”　　带着人们的良好祝愿，潘基文和妻子柳淳泽女士在11月15日这天登上了大韩航空081航班，飞往纽约。　　为了迎接新秘书长的上任，比邻曼哈顿东河的4层秘书长官邸正在耗资450万美元进行大型　　装修；所以，至2007年9月潘基文将一直住在华尔道夫酒店的高级套房内。该酒店曾经接待过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莱尔以及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等世界各国首脑。　　来到纽约后，潘基文开始了他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前的“热身”活动。他与安南秘书长见面，并在12月5日和7日分别访问了英国和德国，与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晤。　　出访回到纽约，12月8日，潘基文出席了在纽约曼哈顿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记者协会例行的新年晚餐会。在这次会上，潘基文一改拘谨内敛的作风，大展其　　幽默诙谐的一面，让人们见识了一个“新潘基文”。　　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讲完话后，走上讲台的潘基文首先表示：“在克林顿前总统之后发言的心情，就像在弗兰克·辛纳特拉 （美国著名歌手） 之后到舞台上来唱歌一样。”一开口就令与会者忍俊不禁。　　潘基文说：“首尔的记者和纽约的记者分别叫我‘油鳗鱼’和‘绝缘外交官’。尽管这两个绰号互不相同，但同样意味着‘如果我需要，就能够像特工一样把大家迷惑得晕头转向’。”他的话再次引发了一阵爆笑。　　“但今后我的行动绝对不会像个‘油鳗鱼’。”潘基文话锋一转，强调说，“今后将把‘言行一致’当做我的座右铭，发挥联合国秘书长的作用。”　　最后，潘基文唱了一首圣诞歌“圣诞老人进城来”。不过，他把歌中的“圣诞老人”均改成了“潘基文”。虽然潘基文的唱功不敢让人恭维，但他还是得到了嘉宾们的热烈掌声。　　部分与会人士表示，潘基文所唱的歌曲表达的信息不同寻常。有分析指出，潘基文通过“我会列个名单，仔细核对两次，找出谁是淘气的孩子，谁是乖巧的孩子”的改编　　歌词，可能表明了要对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强烈意志。　　美国东部时间14日上午10时（北京时间14日23时），在联合国大会会议厅，举行潘基文的联合国秘书长就任宣誓仪式。来自192个联合国成员国的代表应邀出席潘基文的宣誓就职仪式。潘基文的昔日上司、2001年9月～2002年9月任联合国大会主席的韩国前外交通商部长官韩升洙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仪式。潘基文的妻子柳淳泽也出席仪式。韩国媒体把这次仪式称作“这是韩国人开始主持世界上最大的国际组织的历史性时刻”。　　第6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巴林王室法律顾问哈亚·拉希德·阿勒哈利法女士主持了宣誓就职仪式。　　潘基文左手放在 《 联合国宪章 》 上，面向阿勒哈利法女士宣誓说：“我，潘基文，郑重宣誓，用所有忠诚、严谨、公正来履行联合国秘书长的职责。” 潘基文誓言：独立行事以捍卫联合国的利益，拒绝接受任何政府或当局的指令。　　潘基文接着转向即将卸任的科菲·安南说：“我内心惶恐，因为我是接替你从事这项你称为世界上最崇高的工作。”而安南则看着潘基文说：“我能安心地告诉你，职业生涯中最有益的岁月就在你前面。我希望你用力量和勇气去做好这项工作。”　　完成宣誓后，潘基文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他说，联合国成员国渴望充满活力而有勇气的秘书处，而不是害怕冒险的秘书处。他发誓要续写安南的传奇。　　潘基文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给有些疲惫的秘书处注入新的活力，带来新的信心”。　　他表示：“我将加强联合国的三大目标——安全、发展、人权，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更加和平、更加繁荣、更加公正的世界。为此，首先要增进（成员国）相互之间的信任，我将争取起到调和与桥梁作用。”　　潘基文宣誓就职后，安南在12月31日之前仍将继续行使秘书长职权。潘基文将从2007年1月1日起正式主持联合国工作。　　潘基文是联合国历史上的第八任秘书长，也是继缅甸的吴丹之后第二位来自亚洲国家的联合国秘书长。他的任期至2011年12月31日。　　潘基文，这个自称是“乡下孩子”的韩国人，从此将成为“世界总统”，登上联合国的宏大舞台。此时此刻，潘基文坦言，他感到既兴奋又紧张。　　是的，担任联合国的新“主事”并不是项轻松的工作。安南在一次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说：“我们齐心协力，将一些巨石推到了高山的顶峰。”在这里，安南借用了一个典故，这就是著名的希腊　　神话中的“西西弗斯之石”。西西弗斯因受到宙斯的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从山脚下推上山顶。但每次当他推上去后，巨石又滚落到山下，西西弗斯就顽强地重新开始推动巨石……对潘基文而言，联合国的工作也就像一块块巨石，他必须有西西弗斯的顽强和韧性，在安南之后，继续推动这些“西西弗斯之石”。　　加油，潘基文！　　第三部分　　附录一 潘基文简历　　潘基文1944年6月13日出生于韩国南部忠清北道的一个小镇。他从小刻苦学习英语，立志成为一名外交官。在高二时，潘基文曾作为韩国全国选拔出的四名优秀学生之一，前往美国参观学习。　　1970年，潘基文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外交学专业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通过外务部高级公务员考试，为他日后在外交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潘基文首次驻外工作地点是新德里。他还奉命前往一些双边馆工作，包括在韩国驻华盛顿使馆先后工作两任。　　1990～1992年，他担任韩国外交通商部美洲局局长一职。1995年，他开始担任政策企划次官补，跻身外交部最高管理层。1996年，他被任命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　　附录二 老潘语录　　我晋升太快，很抱歉。　　——老潘在步步高升时，给亲友写信表达诚惶诚恐的心情由于马奔跑的方向各自不同，外交部似乎找不到方向，应该用秩序井然的画代替这幅画——老潘对由金善日事件引发的骏马图传言感到头疼国民认为外交部既保守又安于现状，为了改变这一印象，需要主动进行改革，改变旧的不合理惯例和惰性，保持较高的道德和伦理水平，在行政管理中做到公私分明。　　——老潘力图把外交通商部改革成“为人民服务”的机构　　附录三 历任联合国秘书长小传(1)　　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　　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挪威）——首位世界首长（任职时间 1946年2月1日～1953年4月）　　特里格韦·哈尔夫丹·赖伊1896年7月16日出于挪威的奥斯陆，父亲是马丁·阿尔内森·赖伊，母亲是胡尔达。他在奥斯陆大学接受教育，于1919年获得法学学位。1921年11月8日，他同约迪斯·约根森结婚，育有三名子女。　　赖伊于1911年加入挪威工党青年组织。1919～1922年，他担任工党秘书的助理，1922～1935年担任挪威工会联合会的法律顾问，1926年担任工党全国执行秘书。1935～1939年，在约翰·尼高斯沃尔所组成的工党政府中，赖伊担任司法大臣，继而在1939年7～9月担任贸易和工业大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担任供应和航运大臣。在最后一个职位上，他拟订临时措施，在1940年德军入侵后，为同盟国保全了挪威舰队。同年6月，挪威政府决定从海外继续作战，他于是动身前往英国。1940年12月，他担任代理外交大臣，1941年2月又被任命为挪威外交大臣。1936年，赖伊当选为挪威议会议员，1945年连选连任。1945年6月12日，赖伊参加的政府集体辞职；他被任命为当时接管政府的临时联合内阁的外交大臣；1945年10月赖伊在新的工党政府中再任外交大臣。　　1945年4月，赖伊率领挪威代表团出席在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并担任第三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负责起草宪章中关于安全理事会的规定。1946年1月，他又担任挪威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代表团团长。　　1946年2月1日，赖伊当选为联合国第一任秘书长。他于1946年2月2日大会第22次会议上正式就职。1950年11月1日，大会决定请赖伊留任，自1951年2月1日起，延长三年。1952年11月，赖伊请辞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后留任到1953年4月。　　赖伊离开联合国后，先后奉派担任下列职位：奥斯陆和阿克斯胡斯两郡郡长，挪威能源委员会主席。1958年大会决议请挪威奥洛夫国王寻找一个基础，以便埃塞俄比亚和意大利着手解决涉及意大利前殖民地索马里的边界争端。1959年，奥洛夫国王指派赖伊为调解人。　　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　　达格·哈马舍尔德（瑞典）——以身殉职的秘书长（任职时间 1953年4月10日～1961年9月18日）　　达格·亚尔马·昂内·卡尔·哈马舍尔德自1953年4月10日起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直到1961年9月18日他在刚果从事和平任务时飞机失事殉难。他是到目前为止惟一一位殉职的联合国秘书长。　　他在1905年7月29日出生于瑞典中南方的荣彻平，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首相亚马尔·哈马舍尔德和他的夫人昂内斯M.C.（本家姓阿尔姆奎斯特）的第四个儿子，生长在大学城乌普萨拉，该城是他的父亲担任乌普兰省省长时的驻地。哈马舍尔德18岁中学毕业，进入乌干达普萨拉大学，主修法国文学史、社会哲学和政治经济，两年后以优异成绩获文学士学位。其后三年，他在原校攻读经济学，23岁获经济学的哲学学士学位。之后他又继续攻读两年，在1930年获得法学士学位。接着，哈马舍尔德迁居斯德哥尔摩，担任政府的一个失业问题委员会的秘书（1930～1934）。同时，他撰写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是《 商业周期的分布 》。1933年，他获斯德哥尔摩大学博士学位，受聘为该校政治经济学助理教授。　　在担任瑞典国家银行秘书一年之后，31岁的哈马舍尔德被任命为财政部常任国务秘书，并于1941～1948年同时兼任国家银行董事长。董事会的六名董事由议会任命，董事长则由政府任命。这是第一次一人同时担任该银行董事长和财政部国务秘书两职。　　1945年初，他被任命为内阁财政和经济问题顾问，除其他事项外，负责安排并协调政府对战时和战后所引起的各种经济问题的个别规划。这几年中，哈马舍尔德在制定瑞典的财政政策方面担任重要角色。他带头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和英国——进行一系列的贸易和金融谈判。　　1947年，他被派到外交部去担任国管秘书，负责一切经济问题。1949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1951年入阁担任不管部大臣。实际上，他担任副外交大臣，专门处理经济问题和各种密切经济合作计划。　　1947年建立马歇尔计划的机制时，他是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之一。他担任瑞典出席1948年巴黎欧洲经济合作会议首席代表。有几年他担任欧洲经济合作会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0年，他担任瑞典出席UNISCAN代表团团长，该机构成立的目的是促进英国与北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他还担任政府主持的经济研究所的咨询委员会委员（1937～1948）。1951～1952年，他担任瑞典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代表团副团长，1952～1953年担任瑞典出席大会第七届会议代表团代理团长。　　哈马舍尔德虽然曾在社会民主党内阁中任职，但始终未曾加入任何政党，以政坛独立人士自居。1954年12月20日，他被选为瑞典科学院院士。他当选后接替了父亲以前在科学院中的席位。　　1953年4月7日，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推荐一致任命哈马舍尔德为联合国秘书长。1957年，他再次被一致推选连任，任期五年。　　哈马舍尔德在秘书长任内，在联合国努力防止战争和实现宪章其他宗旨方面，为联合国履行许多职务。在中东，这些职务包括：不断进行外交活动，支持《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停战协定 》，并促进该地区更良好、更和平的状况；1956年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及担任部队后来的管理工作；1957年清理苏伊士运河并协助和平解决苏伊士运河的争端；1958年组成并管理联合国黎巴嫩观察组，并在约旦设立秘书长特别代表办事处。　　他也是第一位访问中国的联合国秘书长。他于1954年12月30日至1955年1月13日访问北京。哈马舍尔德还到过非洲、亚洲、欧洲、南北美洲和中东的许多国家，不是为了执行特殊任务，就是为了进一步认识各会员国的官员和各个领域的问题。其中有一次旅程，从1959年12月18日至1960年1月31日，秘书长访问了非洲21个国家和地区。他后来把这次旅程形容作“以研究和了解情况为目的的一次纯粹专业旅行”，在旅程中，他说他“对今日非洲在政治方面的每种重要见解几乎都作了一次剖析”。　　1960年稍后，刚果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萨-武布和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在7月12日发出一封电报，要求“紧急派遣”联合国军事援助团到刚果，秘书长遂在7月13日一次夜间会议上向安全理事会讲话，请安理会对这项要求采取“极其迅速的”行动。继安全理事会采取行动后，成立联合国驻刚果部队，秘书长本人也因联合国在当地的行动而再度前往刚果。到刚果去的头两次出差是在1960年7月和8月。继而在翌年1月，秘书长另一次出差去南非联邦处理该国的种族问题，中途在刚果停留。第四次到刚果出差是9月12日开始，因飞机失事殉难而中止。　　至于其他方面的工作，哈马舍尔德负责于1955年和1958年在日内瓦组织第一次和第二次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国际会议，并负责定于1962年举行的联合国应用科学技术以利较不发达地区会议的规划。　　他曾获英国的牛津大学、美国的　　哈佛大学等十多所大学的荣誉学位。　　联合国第三任秘书长　　吴丹（缅甸）——“学位之王”（任职时间 1961年11月3日～1971年12月31日）　　吴丹于1961～1971年任联合国秘书长。他是在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于1961年9月坠机殉难后被推选为这个世界组织的首长的。　　吴丹于1909年1月22日出生于缅甸的班达诺，在班达诺的国立中学和仰光的大学学院受教育。吴丹在进入外交界之前，曾经担任教育和新闻方面的工作。他担任过母校班达诺国立中学的高中教员，并于获得英语—本地话中学教师资格考试第一名之后，在1931年升任校长。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前，他曾任缅甸教科书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及中小学校长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外，他还是一名很活跃的自由采访记者。1942年，吴丹担任了几个月的缅甸教育改组委员会秘书。翌年，他回国立中学再担任了四年校长。　　1947年，吴丹被任命为缅甸政府的新闻局长，次年被任命为缅甸政府新闻部秘书。1953年，吴丹在总理办公室担任负责项目的秘书，1955年任缅甸经济和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奉命承担更多的职务。　　吴丹被任命为联合国代表秘书长时，正担任缅甸大使衔常驻联合国代表（1957～1961）。在那段时间，他率领缅甸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各届会议，并在1959年担任大会第十四届会议一名副主席。1961年，吴丹任联合国刚果和解委员会主席和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委员会主席。　　在从事外交工作期间，吴丹曾经几次担任缅甸总理的顾问。　　吴丹从1961年11月3日起担任代理秘书长；那一年，联合国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推荐，一致决定任命他填补达格·哈马舍尔德秘书长逝世后未满的任期。后来，大会又在1962年11月30日一致决定任命他为秘书长，任期到1966年11月3日为止。1966年12月2日，大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的一致推荐，任命他连任联合国秘书长，任期到1971年12月31日。　　这位来自亚洲国家的秘书长在忙工作的同时，一直没有放下对学位的追求。吴丹获得学位之多之快，估计很难有人能出其右。他在自己近10年的任期内，获得的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已创世界纪录。吴丹也因此被誉为联合国秘书长中的“学位之王”。　　吴丹于1971年第二个任期届满后退休，晚年久病，于1974年11月25日逝世，享年65岁。　　联合国第四任秘书长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奥地利）——“会议狂”（任职时间 1972年1月1日～1981年12月31日）　　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从1972年1月1日起，任期五年。1977年连任。　　瓦尔德海姆于1918年12月21日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附近的圣安德烈沃尔登。他于1944年毕业于维也纳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他还是维也纳领事学院的毕业生。　　瓦尔德海姆于1945年参加奥地利的外交工作，1948～1951年担任驻巴黎公使馆一等秘书。他于1951～1955年在维也纳担任外交部人事司司长。1955年，他被任命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同年稍后，奥地利加入联合国，他担任奥地利代表团团长。　　1956～1960年，瓦尔德海姆担任奥地利驻加拿大的代表，初任全权公使，后升任大使。1960～1962年，他担任奥地利外交部政治司（西方）司长，后来改任政治事务局长，直至1964年6月。　　1964～1968年，瓦尔德海姆担任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这期间，他曾担任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主席；1968年，他当选为第一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层空间会议主席。　　1968年1月～1970年4月，瓦尔德海姆担任奥地利联邦外交部长。离开政府后，他被一致推选为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委员会主席；1970年10月，他再次成为奥地利常驻联合国代表，担任此职直至当选为联合国秘书长。1972～1981年他连任两届联合国秘书长，并于1986年7月任奥地利总统。　　瓦尔德海姆在担任秘书长的头三年，经常访问联合国特别关切的地区。1972年3月，他根据安全理事会赋予他的任务，前往南非和纳米比亚协助寻找纳米比亚问题的圆满解决办法。1972年6月、1973年8月和1974年8月，瓦尔德海姆三次访问塞浦路斯，同政府领导人进行讨论并视察驻在该岛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1974年8月刚刚发生过敌对行为，在这次访问期间，瓦尔德海姆安排代理总统格拉夫科斯·克莱里季斯和拉乌夫·登克塔什开始会谈。　　瓦尔德海姆也屡次前往中东，继续寻求该区域的和平。1973年8月，他访问叙利亚、黎巴嫩、以色列、埃及和约旦；1974年6月，他会见黎巴嫩、叙利亚、以色列、约旦和埃及的领导人；1974年11月，他为了延长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的任务期限，前往叙利亚、以色列和埃及。在这些访问中，他也视察了联合国在该区域的各项维持和平行动：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紧急部队和观察员部队。1973年2月，他在正式访问南亚次大陆期间，同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政府讨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战争所造成的问题以及克服战争后果的方法和途径。他还视察联合国孟加拉国救济行动，这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规模最大的一项救济行动。1974年二三月间，瓦尔德海姆秘书长访问了非洲苏丹—萨赫勒地区的一些国家，当时联合国在该地区展开一项重大的救济行动，援助遭受长期旱灾的灾民。瓦尔德海姆还主持联合国召开的许多重要国际会议的开幕式，并在会议上致词，其中包括第三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72年4月，圣地亚哥）、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1974年6月，加拉加斯）、世界人口会议（1974年8月，布加勒斯特）和世界粮食会议（1974年11月，　　罗马）。　　1973年2月，瓦尔德海姆秘书长参加巴黎的越南问题国际会议；同年12月，他主持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的第一阶段。　　1982年1月27日，为表彰瓦尔德海姆对联合国所作出的贡献，联合国授予他“联合国和平奖”。　　瓦尔德海姆已婚，有子女三人；他著有《 奥地利的榜样 》，是一本关于奥地利外交政策的书，已发行德文版、英文版和法文版。　　瓦尔德海姆被称为最热衷开会的秘书长。他似乎对会议特别钟情，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到各地出访，都喜欢和善于召开会议，以至于有人怀疑他是不是有“会议狂”倾向。　　联合国第五任秘书长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秘鲁）——“学习狂”（任职时间 1982年1月1日～1991年12月31日）　　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10月10日，他当选连任，第二任期于1987年1月1日开始。　　德奎利亚尔于1920年1月19日出生于秘鲁的利马。　　他于1940年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1944年开始担任外交工作，先后担任秘鲁驻法国、联合王国、玻利维亚和巴西大使馆秘书及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他于1961年返回利马，翌年升任大使，先后担任法律司司长、行政司司长、礼宾司司长和政治事务司司长。1966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副部长）。1981年，他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德奎利亚尔曾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大使。　　他是秘鲁出席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代表团成员，也是出席大会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届会议代表团成员。1971年，他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从那年起到1975年，他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各届会议。1973年和1974年，他代表秘鲁出席安全理事会，于1974年7月塞浦路斯事件发生时担任安理会主席。1975年9月18日，他被任命为秘书长驻塞浦路斯特别代表，担任该职直至1977年12月返回本国外交部为止。　　1979年2月27日，他被任命为联合国主管特别政治事务副秘书长。1981年4月起，他除担任此职位外，还兼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个人代表。他以此身份，在那一年4月和8月访问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以便继续进行秘书长在几个月前开始的谈判。　　1981年5月，他再次返回秘鲁外交部工作，但继续担任秘书长处理阿富汗局势的代表，直至他于那年12月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为止。　　他还担任过秘鲁外交学院国际法教授和秘鲁空战学院国际关系教授，著有《 外交法手册 》 （1964年）。德奎利亚尔是个“学习狂”，始终不忘学习，同时对大学也颇为着迷，曾经拜访了世界各地的许多知名大学，也获得了不少荣誉学位。　　在其职业生涯中，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曾获25个国家授勋。1987年10月，他因促进拉丁美洲的合作而获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1989年1月，他获奥洛夫·帕尔梅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奥洛夫·帕尔梅促进国际了解与共同安全奖。1989年2月，他获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促进国际了解奖。　　德奎利亚尔已婚，有子女二人。　　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　　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埃及）——著作等身的学者（任职时间 1992年1月1日～1996年12月31日）　　1992年1月1日，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成为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开始为期五年的任期。1991年12月3日大会任命时，加利担任埃及主管外交事务的副总理，这一职位自1991年5月开始。1977年10月～1991年，他担任外交国务部长。加利作为一位外交家、法学家、学者和著作丰富的作家，长期从事国际事务。　　他于1987年成为埃及议会议员，并从1980年开始，成为国家民主党秘书处成员。在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以前，还担任过社会主义国际的副主席。从1979年到1991年，他担任国际法委员会成员，以前曾任国际法学家委员会成员。他担任过许多与他的法律、国际事务与政治学等背景有关的专业和学术工作，其中包括以下各机构：国际法研究所、国际人权研究所、非洲政治学会和伦理和政治学院（法国科学院，巴黎）。　　四十多年来，加利参加过以下各领域的许多会议：国际法、人权、经济和社会发展、非殖民化、中东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少数族裔和其他少数人的权利、不结盟、地中海区域发展和非洲-阿拉伯合作。　　1978年9月，加利出席了戴维营首脑会议，参与谈判埃及与以色列之间1979年签订的《 戴维营协议 》。他多次率领埃及代表团出席非洲统一组织（ 非统组织 ） 和不结盟国家运动以及法国和非洲国家元首的首脑会议。他还担任过埃及出席联合国大会1979年、1982年和1990年会议的代表团团长。　　加利1949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其论文是关于区域组织的研究。布特罗斯-加利1946年获开罗大学法学士学位，他还得到过巴黎大学政治学、经济学和公法等不同学科的文凭。　　1949～1977年，加利担任开罗大学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教授。1974～1977年，他担任阿拉伯社会主义联盟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成员。　　加利的其他专业和学术活动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研究学者（1954～1955），海牙国际法学院研究中心主任（1963～1964），巴黎大学法学院访问教授（1967～1968）。他曾在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和北美洲各地大学讲学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加利自1965年起任埃及国际法学会主席；自1975年起任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主任；自1978年起任海牙国际法学院行政理事会理事；自1978年起任世界和平学会科学委员会成员（法国、门通）；自1979年起任国际事务研究所（　　罗马）准成员。从1971年到1979年，他担任国际劳工组织公约适用和建议委员会成员。　　加利著作的一百多种出版物和许多论文的内容涉及区域和国际事务、法律和外交以及政治学。　　加利在其事业过程中获得二十四个国家的授奖和荣誉。　　加利1922年11月14日生于开罗。他的夫人为玛丽亚·莱亚·布特罗斯-加利。　　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　　科菲·安南（加纳）——诺贝尔奖获得者（任职时间 1997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　　科菲·安南，加纳人，是联合国第七任秘书长，也是出身联合国工作人员行列而当选的第一位秘书长。他于1997年1月1日就职。2001年6月29日根据安理会的建议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安南先生连任下一届秘书长，任期至2006年12月31日。　　安南1938年4月8日生于加纳的库马西。他曾就读于库马西科技大学，1961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麦卡利斯特学院完成经济学本科课程。1961～1962年，他在日内瓦国际高级研究学院攻读经济学研究生课程。1971～1972年，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研究员，获得管理学硕士学位。　　安南于1962年进入联合国系统工作，担任设在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的行政和预算干事。后来，他任职于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驻在伊斯梅利亚的联合国紧急部队（第二期紧急部队）、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并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历任主管人力资源管理助理秘书长兼联合国系统安全协调员（1987～1990）及主管方案规划、预算和财务助理秘书长兼财务主任（1990～1992）。1990年，继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秘书长派安南担负一项特别任务，协助撤出伊拉克境内的900多名国际工作人员和西方国家的国民。随后，他又率领联合国的第一个工作队，同伊拉克谈判出售石油以购买人道主义援助物品的问题。　　安南被任命为秘书长之前，曾任主管维持和平行动助理秘书长（1993年3月～1994年2月），后来改任副秘书长（1994年2月～1995年10月；1996年4月～1996年12月）。他担任副秘书长期间，恰逢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规模和范围空前扩大，在1995年达到高峰，总共部署来自77个国家将近7万名军事和文职人员。1995年11月～1996年3月，继签订《 代顿和平协定 》结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战争之后，安南被秘书长派到前南斯拉夫去担任他的特别代表，监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境内联合国保护部队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率领的多国执行部队的移交手续。　　就任秘书长后，安南提出的第一个主要倡议是他的改革计划：“振兴联合国”。这项计划于1997年7月提交给会员国，此后一直继续推行，其重点是改进连贯性和协调。他多次努力维持国际社会对非洲这个世界上处境最为不利的区域的承诺，包括在1998年4月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非洲境内冲突起因和促进持久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的报告。他曾在若干敏感的政治局势中进行斡旋，包括在1998年设法促使伊拉克遵守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在1998年帮助促进尼日利亚过渡到文人执政局面，在1999年促成协议解决利比亚与安全理事会在1988年洛克比炸机事件上的僵局，在1999年以外交手段促成国际上对东帝汶暴乱的回应，核实了2000年9月以色列自黎巴嫩撤出之举，以及自2000年9月重新爆发暴力事件后进一步努力鼓励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根据安全理事会第242号与第338号决议和“土地换和平”原则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他们的歧异。　　他还设法提高妇女在秘书处的地位，并与对联合国的能力有所补益的民间组织、私营部门和其他非国家行动者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特别是他呼吁缔结“全球协约”，由全球企业界和劳工组织与民间组织领袖人物参与，使全世界人民能够分享全球化的好处并将满足社会经济需要的基本价值与做法引进全球市场之中。　　他在2000年4月以“我们人民：21世纪联合国的作用”为题，发表了千年报告，吁请会员国全心投入一项行动计划，以消除贫穷和不平等现象、改善教育、减少艾滋　　病毒 / 艾滋病、保护环境和保护各国人民免受致命冲突与暴乱。该报告后来成为2000年9月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千年首脑会议上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通过的《 千年宣言 》 的基础。　　安南秘书长在2001年4月发表了被他称为“个人优先事项”的解决艾滋病毒 / 艾滋病流行病五点“行动呼吁”，并提议设立全球保健基金，作为一项机制，用作帮助遭遇危机的发展中国家所需的更多开支的一部分。　　2001年10月12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联合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共同分享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该委员会表示，这一决定是为了表彰安南为创建一个“更有组织与和平的世界”所做出的努力。该委员会还高度赞扬了安南自近五年前担任秘书长以来为联合国所注入的新活力以及在消除贫困和与艾滋病和国际恐怖主义抗争中所做出的贡献。　　安南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几种非洲语言。他的夫人娜内·安南是瑞典人，是一名律师、艺术家，她对了解联合国在这方面的工作很感兴趣，目前她最关心的是艾滋病毒 / 艾滋病和对妇女的教育问题。她还曾为儿童写书介绍联合国。安南和夫人有三名子女。　　进入2006年以来，一个韩国人的名字引起广泛关注，他就是新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潘基文。为了帮助读者深入了解这位世界政坛上的新星，笔者广搜资料，写就此书。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诸多网站、报刊等媒体的报道，在此深表谢意。限于篇幅和写作特点，恕不一一列举，敬请谅解。　　感谢社科文献出版社许春山先生的指导。感谢芝芝小姐为本书的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所有为本书出版提供帮助的人们。　　感谢东方IC传媒等媒体提供的珍贵图片。　　再次表示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