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摆着油盐酱醋的瓶瓶罐罐的桌子上，开始了到桂林后的写作。　　　　　　　　　　　　　　　　　　　同时，也开始了他那繁忙的社会活动。4月26日，文协桂林分会召开一个文艺家座谈会，要求提高作家的稿酬和版税，并推举茅盾来主持这个会议。在座谈会上，茅盾报告了保障作家合法权益，争取提高版税和稿费的建议酝酿和提出经过，与会者发言踊跃、热烈。会后，茅盾、田汉、胡风、宋云彬、艾芜等被推为与出版商交涉的成员。　　　　　　　　　　　　　　　　6月15日，茅盾把香港战争前后那段生活已经写出来，并以《劫后拾遗》为题，由桂林学艺出版社出版。许多在桂林的文学朋友，见茅盾这部“虽非真人真事，然而也近于纪实”的作品，已经问世，又来催促茅盾为他们写稿了。茅盾后来还记得，孟超为集美书店编《艺术新丛》向茅盾约稿，凤子编《人世间》也要茅盾供稿，周鸣钢编《种子》文艺月刊，也向茅盾约稿，连像《山水文艺》这样的刊物，也来请茅盾供稿。茅盾似乎被那些约稿者所包围了，而在此时，桂林的天气正是阴雨连绵，湿润的春天的气息，茅盾在这斗室里，更觉得阴晦和无奈，而且前楼宋云彬他们的深夜的牌声、笑骂声，时时来吵扰茅盾宁静的心境，吵得烦而腻，有时茅盾跑上去发了一通火，才算平息一些。但素来颇想得开的茅盾，戏称楼上是“两部鼓吹”　　即喻为唐代的立部伎和坐部伎，十分形象和生动。茅盾此时为应付稿约，专门写了一组杂文，取题为《雨天杂写》，借古喻今，把秦始皇、汉武帝、姚兴、鸠摩罗什、拿破仑和希特勒、李斯和董仲舒等，嬉笑怒骂，妙趣横生。　　　　　　　　　　　　　　　　　　　6月底的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请柬，一看，是桂林中国旅行社在乐群社请客，招待在桂林的作家画家。茅盾和夫人孔德沚都在应邀之列。主人是新上任的《旅行杂志》主编孙春台，杂志社请客是约稿，杂志社认为茅盾这几年走南闯北，应该有许多旅行游记可写。茅盾答应写稿。后来，茅盾写了《新疆风土杂记》约8千字，这是茅盾离开新疆后第一篇详细介绍新疆的文章，并从此与《旅行杂志》建立起关系。　　　　　　　　　　　　　　　　　　　写完《劫后拾遗》之后，萦绕在茅盾脑际的长篇又在脑际盘旋。这部长篇是多少年来一直藏在茅盾心底，由于奔波和生活中没有契机，一直没有动笔。在文学生涯和革命社会活动中，茅盾打算史诗般地反映中国从本世纪以来的历史画卷。大革命结束后，茅盾隐居在上海，创作了《蚀》三部曲，把大革命时期的历史画卷展示给读者，塑造了一群现代女性形象。从日本回国后，茅盾又创作了《子夜》展现了30年代初中国社会画卷，刻划了赵伯韬、吴荪甫那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之后，茅盾曾设想把自己熟悉而记忆深刻的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用小说艺术再现出来，以求完整地再现中国社会从20世纪初20、30、40年代的历史。　　但抗战前的这个宏伟计划，茅盾一直没有实现，仅仅在心里酝酿着、筹划着。现在客居桂林，茅盾觉得计划中的小说，孕育成熟了，尤其在时间上的沉淀，对在世纪初发生在故乡的故人故事，更加明确清晰了。母亲的性格、形象，舅父舅母，表姐表嫂等等许多亲朋故旧的形象、个性及他们的生活习惯，清晰地凸现在茅盾的脑际，于是，茅盾在1942年8月，开始写《霜叶红似二月花》，并在《文艺阵地》上连载，成功地塑造了赵守义、王伯申、黄和光、张婉卿、张恂如和恂少奶奶及钱良材等人物。在茅盾的笔下，书中的不少人物，如婉小姐、钱良材等，“有革故鼎新的志向，但认不清方向。当革命的浪涛袭来时，他们投身风浪之中，然而一旦革命退潮，他们又陷于迷茫，或走向了个人复仇，或消极沉沦。”因此，茅盾把这部小说取名为《霜叶红似二月花》。从这部气势恢宏而又委婉细腻的小说中，我们从其人物中，窥见到作品人物的生活原型，如张婉卿这个果断有远见的女性，取材于作家自己的母亲，再现了其母亲年轻时代的风采。其他如王会悟的影子，都可从其一笔一笔中寻到影子。再从恂少奶奶的举止和性格中，可以见到茅盾那命运多蹇、却善良贤惠美貌的舅母陈宝珠的影子；而钱良材的言行个性，又有点卢表叔在乌镇那一段不甘寂寞、热情奔放的生活的影子。总之，从这部《霜叶红似二月花》中，我们可以看到茅盾的故乡情结，也看到客居桂林的茅盾内心的风云。　　　　　　　　　　　　　　　　　　　《霜叶红似二月花》原来计划颇宏伟，预计分三部，第一部写“五四”　　　　　　　　　　　　　　　　　　　前后，第二部写北伐战争，第三部写大革命失败以后。但茅盾这个史诗般的宏伟计划，后来因为离开桂林未能如愿。从现在出版的《霜叶红似二月花》中只能看到“五四”前后江南城乡新旧势力错综复杂的斗争，还看不出作者原来的整个写作意图，霜叶还没有红，围绕男主人公钱良材的故事刚刚展开，女主人公张婉卿的性格还有待发展，而另一位女主人公张今觉则尚未登场。　　　　　　　　　　　　　　　　　　　正当茅盾挤在小桌边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文化服务社社长，CC系的文化特务刘百闵专程从重庆到桂林。刘百闵邀请茅盾夫妇到乐群社共进午餐，代表国民党中央对茅盾表示慰问，并“恳请”茅盾回到重庆，中央有所借重。茅盾婉拒了刘百闵的邀请，表示手头在写一部小说，走不开。茅盾和其他人如张友渔、沈志远、千家驹、金仲华、梁漱溟等，都觉得重庆国民党方面不可靠。其实，中共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一大批文化人从香港解救出来，好不容易聚合到桂林，国民党在香港陷落时，毫无半点关注，置这一大批中华民族宝贵财富于不顾。现在倒好，被中共解救出来以后，他们倒要来“诚恳邀请”了。因此，许多文化人都拒绝了刘百闵的“恳请”。　　　　　　　　　　　　　　　　　　　《霜叶红似二月花》出版后，立即在桂林引起了轰动，《自学》杂志和《读者俱乐部》就联合举行一次座谈会，并给已离桂林的茅盾发去慰问祝贺电：　　　　　　　　　　　　　　　　　　　茅盾先生：　　　　　　　　　　　　　　　　　　　《霜叶红似二月花》第一部在桂出版，同人等特于10月20日举行座谈，共认先生此作，为抗战以来，文艺上巨大之收获，除将纪录及摘记分别刊载《自学》杂志及广西日报读者俱乐部外，先电驰贺：并盼早竟全功。此祝笔健。　　　　　　　　　　　　　　　　　　　桂林那沉闷的政治气氛也压得茅盾内心十分孤独郁闷。在和柳亚子唱和时的一首诗，十分代表当时茅盾的心情：　　　　　　　　　　　　　　　　　　　偶遣吟兴到三秋，未许闲情赋远游。　　　　　　　　　　　　　　　　　　　罗带水枯仍系恨，剑铓山老岂愁。　　　　　　　　　　　　　　　　　　　搏天鹰隼困藩溷，拜月狐狸戴冕旒。　　　　　　　　　　　　　　　　　　　落落人间啼笑寂，侧身北望思悠悠。　　　　　　　　　　　　　　　　　　　诗中表达自己对远在延安的一双儿女的思念及自己在桂林那种氛围下的郁闷！　　当《霜叶红似二月花》发表后，原来熟识的戏剧家熊佛西找到茅盾，打算创办一个大型文学杂志，取名《文学创作》，以充实西南的文艺生活，他自任总编辑，要求茅盾每月提供稿子。茅盾答应了熊佛西的要求。熊佛西见茅盾答应支持，十分高兴，又说“沈先生是小说家，你的长篇已经杀青，能否再为《文学创作》写些短篇小说？”　　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茅盾专门和柳亚子、田汉等商量，认为支持熊佛西创办大型期刊，比自己挥枪上阵更为有利有效。于是3人共同商定，大力支持熊佛西创办《文学创作》，每月至少写一篇。后来《文学创作》创刊后，茅盾果然不食言，一二三期上都有茅盾新写的短篇小说，第一期上发表了《耶稣之死》，第二期上发表了《列那和吉地》，第三期上发表了《虚惊》，即使后来离开桂林，仍为《文学创作》供稿，如《委屈》、《船上》、《过年》等。并从此和熊佛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天，茅盾忽然收到一份个人画展的请柬，茅盾拆开一看，是一个自称是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会总干事，叫沈逸千的人送来的。茅盾似乎不认识这个人。在一旁的妻子提醒道：“这个人是不是在延安见到过的那个画家呀。”　　　　　　　　　　　　　　　　　　　这时，茅盾也想起来，前年离开延安时，在交际处的邻居中，就有这位画家，曾让茅盾观赏过他自己写生的毛泽东、朱德、贺龙的肖像画，还非常热情地替茅盾画了一张肖像，又让茅盾给签字。　　　　　　　　　　　　　　　　　　　过了几天，茅盾去正阳楼广西艺术师资训练班的教室参观沈逸千的画展，都是画家近半年来在滇缅战场以及在青海、宁夏等地旅行所作之新作品。　　　　　　　　　　　　　　　　　　　两年不见，沈逸千十分热情，陪茅盾参观讲解之后，又请茅盾到他寓所，并拿出一幅题名《白杨图》的水墨画让茅盾鉴赏。他告诉茅盾，这幅画是读了散文《白杨礼赞》后取其意而画的，茅盾一看，十分高兴。沈逸千又说：“沈先生能否在上面题几个字？”茅盾笑道：“见笑了。”兴致甚高，取笔在这幅白杨图上题道：　　　　　　　　　　　　　　　　　　　北方的佳树，挺立揽斜晖。　　　　　　　　　　　　　　　　　　　叶叶皆团结，枝枝争上游。　　　　　　　　　　　　　　　　　　　羞挤楠枋死，甘居榆枣俦。　　　　　　　　　　　　　　　　　　　丹青留风格，感此倍徘徊。　　　　　　　　　　　　　　　　　　　沈逸千在一旁看了，抚掌致谢，连声说好！说完，又转身从抽屉里取出一张茅盾在延安时的肖像照片，送给茅盾作个纪念。同时，又希望茅盾写点文章，谈谈对画展的感想。茅盾也爽快地答应了。茅盾后来将此诗收进集子，又作了改动。　　　　　　　　　　　　　　　　　　　茅盾困居斗室，眼看抗战形势，十分思念留在延安的儿女，两年来，可谓日思夜想。当时茅盾曾在这八九个平方的斗室里，写过一首感怀诗，寄托茅盾夫妇对两个孩子的思念：　　　　　　　　　　　　　　　　　　　炎夏忽已尽，金风扇萧瑟。　　　　　　　　　　　　　　　　　　　渐觉心情移，坐立常咄咄。　　　　　　　　　　　　　　　　　　　凝望剑铓山，愁肠不可割。　　　　　　　　　　　　　　　　　　　煎迫讵足论，但悲智能竭。　　　　　　　　　　　　　　　　　　　桓桓彼多士，引颈向北国。　　　　　　　　　　　　　　　　　　　双双小儿女，弛书诉契阔。　　　　　　　　　　　　　　　　　　　梦晤如生平，欢笔复呜咽。　　　　　　　　　　　　　　　　　　　感此倍怆神，但祝健且硕。　　　　　　　　　　　　　　　　　　　茅盾的心向往延安，心系延安。但在桂林，在此地此时，茅盾知道国民党不可能让他去延安。而一直住在桂林的蒋介石派来的刘百闵，十分殷勤地一次一次往茅盾那里跑，希望茅盾去重庆，并抱怨桂林这地方住房太挤窄。　　　　　　　　　　　　　　　　　　　茅盾和他周旋了几个月后，也终于下决心离开桂林去重庆。对于离开桂林去重庆原因，他有一段回忆：　　　　　　　　　　　　　　　　　　　我是经过反复权衡才下的决心。我考虑：从政治环境讲，桂林比重庆较为开放，国民党特务组织顾虑到广西派的实力，还不敢在桂林横行。但桂林毕竟不是香港，它与重庆是五十步与百步，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而从蒋介石遣特使刘百闵来桂林再三请我们去重庆这件事分析，老蒋是想把我们控制起来，置于特务组织的监视之下，日前尚无意向我们挥动屠刀。重庆又是陪都，驻有各国外交使节和新闻机构，蒋介石碍于国际舆论，也不会轻率地对我这位被“请”　　　　　　　　　　　　　　　　　　　去的“无党派人士”下毒手。到了重庆我可以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进行活动，中共办事处和恩来同志又近在咫尺，还有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朋友在那里坚持工作，我可以配合他们。只要注意斗争策略，特务的监视并不能妨碍我的工作。相反，留在桂林，他们倒可以采用秘密绑架的手段把我投入监牢，甚至“就地处置”，然后对外谎称我不听“蒋委员长的劝告”，以至使中央无法保护而遭此厄运。　　　　　　　　　　　　　　　　　　　茅盾的这段心理独自，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同时还有一个因素，即他已得到中共让他去重庆工作的通知：叶以群从重庆来信，要求茅盾去重庆编《文艺阵地》，这个通知，促使茅盾去重庆，而刘百闵则认为是自己游说的成功还沾沾自喜呢。　　　　　　　　　　　　　　　　　　　茅盾要离开桂林了，茅盾心情似乎还在《霜叶红似二月花》的情景里，尚不能自拔，在和柳亚子、陈此生一起时，茅盾临别赠诗，他在赠柳亚子诗中，赠人表意，寄寓了自己的情绪和思想：　　　　　　　　　　　　　　　　　　　一两难啼笑唤荷荷，尚有豪情论史么？　　　　　　　　　　　　　　　　　　　寂寞文坛人寂寞，何当买醉一高歌。　　　　　　　　　　　　　　　　　　　二尚有豪情论史么？　　　　　　　　　　　　　　　　　　　南明旧事费嗟哦，职方如狗满街走，剑佩“成仁”奈则那。　　　　　　　　　　　　　　　　　　　三南明旧事岂虚诬，十万倭骑过鉴湖。　　　　　　　　　　　　　　　　　　　闻道仙霞天设险，将军高卧拥铜符！　　　　　　　　　　　　　　　　　　　四鱼龙曼衍夸韬略，吞火跳丸寿总戎。　　　　　　　　　　　　　　　　　　　却忆清凉山下路，千红万紫斗春风。　　　　　　　　　　　　　　　　　　　在赠陈此生的一首诗中，也同样寄寓了自己的情感：　　　　　　　　　　　　　　　　　　　岂缘离别故依依，但恨重逢未可期。　　　　　　　　　　　　　　　　　　　刍狗无灵怨圣德，木龙有洞且潜居。　　　　　　　　　　　　　　　　　　　忧时不忍效乡愿，论史非为惊陋儒。　　　　　　　　　　　　　　　　　　　南国人间啼笑寂，鸡鸣风雨寸心知。　　　　　　　　　　　　　　　　　　　柳亚子他们知道茅盾要去重庆，便在11月29日邀茅盾夫妇到月牙山品尝桂林名菜豆腐，并邀田汉夫妇等友人作陪，为茅盾远行饯行。月牙山为桂林名胜之一，紧傍漓江，山上有寺，殿堂筑于山洞中，山前有一素菜馆，卖的豆腐闻名遐迩，被誉为桂林三宝之一。七八个友人一起，品尝滑嫩鲜美的豆腐，远眺笔立的群山，耳听漓江水的喧哗，大家不禁为这几年国事艰难，文网森严以及朋辈聚散无常而感叹，唏嘘。席间，酒过三巡，即兴赋诗赠茅盾。柳亚子放下酒杯，唱道：　　　　　　　　　　　　　　　　　　　远道驰驱入蜀京，月牙山下送君行；离情别绪浑难说，惜少当延醉巨献。　　　　　　　　　　　　　　　　　　　茅盾听罢，赶忙起身，抚掌致谢。田汉对茅盾说，他的长子海男也要去重庆，愿和茅盾夫妇同行，路上可以照应。茅盾自然感激不尽。　　　　　　　　　　　　　　　　　　　1942年12月初，茅盾夫妇在田海男的陪伴下，离开桂林去重庆。12月23日，茅盾风尘仆仆地回到两年前秘密离开的重庆。　　　　　　　　　　　　　　　　　　　在桂林这大半年的时间里，茅盾共写了长篇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短篇小说《耶苏之死》、《参孙的复仇》、《列那和吉地》以及《劫后拾遗》等杂文、评论75篇，共计50多万字的作品。　　　第二十五章再居重庆　　　　　　　　　　　　　　　　　　　经过颠簸和周折，茅盾再到重庆。　　　　　　　　　　　　　　　　　　　山城重庆和两年前一样，灯红酒绿，车水马龙，人如潮涌，衙门林立。　　　　　　　　　　　　　　　　　　　黄昏的一层暮霭，把山城重庆遮盖得严严实实，万家灯火，朦朦胧胧，闪闪烁烁，陪都的一片太平景象，似乎闻不到一丝战争的气息。茅盾夫妇为找住房而奔波了几天后，终于在生活书店的帮助下，在重庆郊区唐家沱找到了住房。唐家沱在长江边上，距重庆市中心约30华里，每天有两班轮船进城，当天可以返回。住处是唐家沱天津路一号，这是个二层一栋小楼，楼上住着国讯书店的小伙计，楼下是茅盾夫妇居住。茅盾非常中意这个外有草坪、交通方便但又幽静的地方。但茅盾在唐家沱住下后，国民党特务组织为了监视茅盾，特地在茅盾住处不远的地方搭了个草棚，并摆起了烟摊。因此茅盾自嘲说：“特务机关对我的重视，使我因祸得福；白天，流氓、乞丐从不上门；夜间梁上君子也不敢光顾。”　　　　　　　　　　　　　　　　　　　茅盾虽然是受蒋介石的邀请来重庆的，但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反蒋和抗日活动。为了能在重庆进一步开展工作，茅盾不得不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保持“合作”姿态。茅盾刚刚到重庆时，即1943年1月14日，国民党中宣部为庆祝英美取消不平等条约，另订平等新约而举行文化界茶话会，会上，茅盾应邀出席，并和张道藩见了一面，张道藩一副礼贤的面孔，和茅盾握手寒暄，表示仰慕，大约又过了半个月，刘百闵来看茅盾，并拿出张道藩邀请茅盾赴便宴的请柬。当时茅盾觉得，既然是请吃饭，想必还有其他内容，有必要去一次。于是茅盾便去张道藩公馆赴家宴。　　　　　　　　　　　　　　　　　　　张道藩表面上对茅盾十分热情。那天，他早在门口迎候茅盾了，除了茅盾外，还有刘百闵。席间，张道藩满脸笑容，称赞茅盾应蒋委员长的邀请，率先来到重庆，是有眼光、顾全大局的行动。未了，他说：“你沈先生这样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怎能寄居于西南一隅，只有在陪都这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才能充分发挥先生的才智。”谈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又朗声道：　　　　　　　　　　　　　　　　　　　“这次沈先生来重庆，我真的非常高兴，我也代表政府表示欢迎，希望沈先生以后多与我们合作。”说完，一边给茅盾夹菜，一边看着茅盾，等茅盾的反应。　　　　　　　　　　　　　　　　　　　茅盾听完张道藩的恭维，淡淡一笑，“感谢政府对我的器重，也感谢张部长的热情。在桂林时，我也以为到了重庆能多为抗战出力，可是到了这里才知道事情并不那样简单。我是《文艺阵地》主编，原想到重庆继续编这个刊物，可现在才知道这个杂志出了重庆市就被查扣，无法办下去了。”　　　　　　　　　　　　　　　　　　　“啊，有这等事吗？我怎么不知道！”张道藩故作惊讶，“百闵你知道有这事吗？”　　　　　　　　　　　　　　　　　　　“我也是风闻，似乎社会上传说《文艺阵地》是共产党的刊物，下面一些办事人出于义愤，就乱来了。”刘百闵也顺着张道藩的话说。　　　　　　　　　　　　　　　　　　　张道藩苦笑道：“沈先生你看，真是胡闹，我对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沈先生也许不知道，抗战以来，军政警宪，各成系统，我这个管宣传工作的部长想管也管不了啊。不过，近一年来，《文艺阵地》也有点太那个，……。“　　　　　　　　　　　　　　　　“噢，有什么文章不对么？”茅盾听到这里，也故作惊讶，问道。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请吃菜，来来。”刘百闵从边上打圆场。　　　　　　　　　　　　　　　　　　　“哈哈哈，沈先生，我这个人年青时也向往攀登艺术殿堂，后来阴差阳错当上了这个文化宫，实在力不从心。我觉得艺术家的心都是相通的，为求纯正的真善美，就应该摆脱世俗的偏见。”张道藩打个哈哈，话锋一转，又说道。　　　　　　　　　　　　　　　　　　　机敏的茅盾也不转弯抹角，放下筷子，转脸问道：“张先生这话可有所指？”　　　　　　　　　　　　　　　　　　　“只是泛泛而论。”张道藩说道：“不过，沈先生一到重庆就给《新华日报》写文章，容易引起误会。”　　　　　　　　　　　　　　　　　　　茅盾笑道：“张先生当然知道，我是《新华日报》的老朋友，前几天又是创刊5周年，我能不写文章？”张道藩道：“我不是这个意思，先生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也清楚。只是政府这次请先生来重庆，是希望先生多方面地为抗战文化工作做贡献。”　　　　　　　　　　　　　　　　　　　“当然，只要有利于抗战、有利于团结的事，我都乐于从命。”茅盾边吃边答道。　　　　　　　　　　　　　　　　　　　“有沈先生这样的表示，我们就放心了。”张道藩说。　　　　　　　　　　　　　　　　　　　后来，茅盾给由张道藩创办、王进珊主编的《文艺先锋》写了文章；3月18日，又应约到中央文化会堂对张道藩部下作了讲演，题目叫《认识与学习》。后来，又把中篇小说《走上岗位》给《文艺先锋》连载。　　　　　　　　　　　　　　　　　　　对茅盾的这些“合作”，张道藩当然十分高兴，他对茅盾也十分客气，认为茅盾帮了他的忙，给了他面子。自然，在白色恐怖的重庆，那些负责监视茅盾的小特务，见这个架势，看到茅盾，也点头哈腰。但是，令茅盾烦恼的是，因为在表面与张道藩取“合作”态度，引起一些朋友的非议，有些闲言碎语。当叶以群提醒茅盾时，一向心中自有主张的茅盾十分恼火，气呼呼地对以群说：“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方式只能是剑拔弩张呢？我们不是还在和国民党搞统一战线吗？只凭热情去革命是容易的，但革命不是去牺牲，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我与张道藩翻脸，这很容易，然而我的工作就不好做了。　　　　　　　　　　　　　　　　　　　想当初让我到重庆来，不是要我来拼命，而是要我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尽可能多做些工作。“　　　　　　　　　　　　　　　　　　　叶以群连忙说：“沈先生不必介意，我只是把听到的一些话传给先生听听，没有别的意思。”　　　　　　　　　　　　　　　　　　　“这是我的气话，其实我与张道藩来往，‘合作’，有一定规矩，心里把握着。”　　茅盾停了一下又说。　　　　　　　　　　　　　　　　　　　“其实，我们都清楚的。”叶以群也笑了。的确，茅盾当时采取这种“合作”　　态度，事实证明是对的，据萨空了《从香港到新疆》一书披露，1945年6月，萨空了被中统特务绑架囚禁出狱时，中统局长徐恩曾特托人传来话对萨空了说：“人有幸有不幸，你并不是最不幸的。最不幸的是杜重远，他已在迪化被盛世才杀了，勒死的，还用利刃划破了他因勒而膨胀了的肚皮。最幸运的是茅盾，他因为应蒋委员长之召到了重庆，所以不好意思再把他关起来。你现在在这里，只是幸与不幸之间。”可见在白色恐怖下，茅盾的做法是对的。　　　　　　　　　　　　　　　　　　　在为《文艺先锋》写完《走上岗位》以后，在中苏文化协会主编《苏联文学丛书》的曹靖华找到茅盾，闲谈中把一本巴甫连科的《复仇的火焰》给了茅盾，茅盾一看，是一本英文版小说。希望茅盾能翻译出来。当时在进步作家圈内，懂俄文的人不少，翻译苏联小说，一般都从原文翻译，而不是转译。因此，一时茅盾笑而不答，有些踌躇。但曹靖华认为译品的好坏主要取决于译者的中外文修养和对作品风格的理解。茅盾被曹靖华说动了，后来竟一口气把《复仇的火焰》翻译出来。从此，茅盾二度重庆中，又多了一项文学活动，并一发而不可收，翻译了不少苏联作品，为中苏友好作了杰出贡献。　　　　　　　　　　　　　　　　　　　1943年11月光景，曹靖华又约茅盾翻译格罗斯曼的长篇《人民是不朽的》，后来，在戈宝权的支持下，茅盾花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了这个长篇小说，后来收入曹靖华主编的。‘苏联文学丛书“，由重庆文光书局在1945年6月出版。对这个译作，茅盾极为满意，因为经过戈宝权的校阅，译文与原文”达到极准确的程度“。　　　　　　　　　　　　　　　　　　　茅盾的这些工作，并没有减轻国民党对茅盾的监视。冷清和寂寞，恐怖和压迫，在唐家沱这个地方，茅盾尚可忍受，有时写作起来，又会忘掉一切，忘掉这令人恐怖的世界的存在。但是夫人孔德沚对此难以忍受，加之对一对儿女的思念，她得了神经衰弱症，常常失眠、烦躁、心慌，有时又疑神疑鬼，怕每个人都是特务，任凭茅盾怎样安抚，仍无济于事，有时还向茅盾发一些无名火，扰得茅盾十分烦恼。有一次，作家何其芳、沙汀二位四川作家到茅盾家里拜访，茅盾悄悄地对二位客人说：“请你们在外边给孔德沚找个工作来做，工资由我来付给你们，你们转给她。她在家无聊，会疑心所有的人都是特务，精神失常，折腾得我也不安生。”两位客人听得啼笑皆非。　　　　　　　　　　　　　　　　　　　这时，茅盾收到周扬让人捎来的一封信和一摞稿子。打开一看，原来是在延安的青年严文井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周扬的信就是向茅盾推荐这部书稿的。“延安来的稿子”，这对茅盾来说，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连忙读原稿，觉得这部小说人物描写生动细腻，文字朴素且委婉多姿。于是茅盾一篇推荐文章，以《光影交织下的知识青年——严文井著（一个人的烦恼）序》为题，作了介绍。先发表在《天下文章》第二卷第三期。因为有茅盾的推荐，并且有茅盾的序言，建国书店便欣然接受并出版。　　　　　　　　　　　　　　　　　　　后来，叶以群创办自强出版社，约茅盾主编一套无名作家丛书，名称叫《新绿丛辑》，并且丛书每本书由茅盾写序。于是茅盾又全副心血扑在丛书看稿选稿上面，先后出版了《脱缰的马》和《遥远的爱》、《没有结局的故事》、《小城风月》，茅盾不仅仔细看稿子，而且还写了序言。于是，扶持无名作者，成了茅盾在重庆的又一个贡献。茅盾从唐家沱进城，又从城里返唐家沱，都必须坐船渡江。时间一长，茅盾感触甚多，曾作诗一首：“南腔北调话家常，眉黛唇红斗靓妆。昨夜东风来入梦，横塘十里桨声狂。”勾勒了战时的另一面。　　　　　　　　　　　　　　　　　　　1944年早春时节，当时重庆响当当的女企业家胡子婴来到唐家沱茅盾家里，向茅盾请教写小说的方法，说要写一部小说。茅盾夫妇和胡子婴是老朋友，孔德沚认为胡子婴是中国妇女界少有的人杰。听说这位“人杰”要写小说，茅盾夫妇都十分意外。不料胡子婴挺认真他讲了她心中酝酿已久的小说题材，她想把民族工商业者在抗战中的苦难经历用小说形式写出来。但她不知道该怎样写。于是，茅盾像辅导小学生一样，把写小说的ABC的东西讲了一遍，胡子婴也听得十分认真，又觉得十分新鲜。　　　　　　　　　　　　　　　　　　　后来胡子婴把小说初稿写出来后，被茅盾否定了。胡子婴又推倒重写，从5万字扩大到10万字后，小说基本成功了，茅盾夫人又催促茅盾代为修改定稿。此事，茅盾无奈，只好像改作文卷子一样，在胡子婴的原稿上作了细密的文字修饰，并由茅盾推荐给开明书店出版，书名叫《滩》，胡子婴用了个“宋霖”的笔名。当时胡子婴用这个笔名，据说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　　　　　　　　　　　　　　　　　　　帮助胡子婴改完小说以后，国内国际局势已发生不少变化，日军作疯狂进攻，重庆这个陪都已是人心惶惶，国民党的一些机关已在作迁都打算。而此时的民主运动却日愈高涨起来，1945年2月22日，重庆文化界郭沫若、茅盾等312人发表了联合宣言——《文化界时局进言》。这个宣言在《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公开发表之后，在重庆引起极大的震动和反响，蒋介石把梁寒操、张道藩骂了一顿后，追查了这件事，发现这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组织发起的，更是怒不可遏。于3月30日下午悍然下令解散文化工作委员会。　　　　　　　　　　　　　　　　　　　文化工作委员会解散以后，茅盾等进步文化人的活动更自由、更活跃了。　　　　　　　　　　　　　　　　　　　各种座谈会、集会、讨论会应接不暇。写文章也更显露其战斗力了。其中，抗战胜利前夕，为茅盾庆贺五十大寿的活动，更为热闹和更为有影响。　　　　　　　　　　　　　　　　　　　在此前一二年，中共先后为郭沫若、老舍作寿，庆祝他们创作的光辉历程。当时，中共准备为茅盾作寿和搞庆祝活动。1945年春暖花开时，叶以群又专门向茅盾提出作五十大寿的事。起先茅盾谢绝了叶以群等朋友们的好意，表示自己非常看淡此事。但到6月初，徐冰和廖沫沙专程到唐家沱来看望茅盾，并专门和茅盾谈五十周岁祝寿和庆贺创作什五周年的活动事宜，并告诉茅盾，这个活动是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为个人祝寿，并不是个人的意思，是对当前民主运动的一个推动。对中共素来向往和信赖的茅盾一听是中共组织上的意思，点头同意了。　　　　　　　　　　　　　　　　　　　茅盾同意后，次日即在《新华日报》登出一则消息：“本年6月是名作家茅盾先生的五十初度，文艺界由郭沫若、叶圣陶、老舍发起，正积极筹备庆祝他的五十诞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年纪念。”　　　　　　　　　　　　　　　　　　　又过了几天，筹备会发布了通启，兹定于6月24日下午2时在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举行庆祝茶会。　　　　　　　　　　　　　　　　　　　6月24日，茅盾夫妇吃过午饭就从唐家沱赶往城里，赶到会场，五六百位新老朋友把大厅挤得满满的，楼上楼下，厅内厅外，都是人。其中有刚从新疆监狱中死里逃生的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老朋友邵力子，知名人士沈钧儒、柳亚子、马寅初、章伯钧、邓初民、刘清扬、胡子婴等，张道藩也来了。美国新闻处窦爱士、苏联大使馆费德林都来参加盛会，会上，有不少贺词贺幛，其中冯玉祥的贺幛上写着：　　　　　　　　　　　　　　　　　　　黑桃、白桃和红桃，各桃皆可作寿桃，文化战士当大衍，祝君寿过期颐高。　　　　　　　　　　　　　　　　　　　老舍的贺联说：　　　　　　　　　　　　　　　　　　　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　　　　　　　　　　　　　　　　　　　郭沫若的贺词说：　　　　　　　　　　　　　　　　　　　人民将以夫子为木铎。　　　　　　　　　　　　　　　　　　　庆祝会进行得十分热烈，由沈钧儒主持，柳亚子、费德林、马寅初、冯雪峰等等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盛赞茅盾的文德。　　　　　　　　　　　　　　　　　　　会上，重庆正大纺织染厂陈之一先生委托沈钩儒和沙千里，将一张十万元的支票送给茅盾，指定作为茅盾文艺奖金。在热烈的气氛中，茅盾也致了十分感人的答谢词。　　　　　　　　　　　　　　　　　　　同一天，中共决定在《新华日报》上编发纪念专刊，王若飞在上面发表了《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的文章，高度评价茅盾的成就和贡献，肯定了茅盾的方向。他指出：茅盾先生“他所走的方向，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中国人民大众解放服务的方向，是一切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应走的方向。中国人民应当把茅盾先生25年来的成就看成是中国文化界的光荣，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中国人民的光荣。”同时又发表了叶圣陶的《略谈雁冰兄的文学工作》、张恨水《一段旅途回忆》、吴组缃《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祝贺》、柳亚子《祝茅盾先生五十双寿》。　　　　　　　　　　　　　　　　　　　在重庆文艺界大张旗鼓地庆祝茅盾五十诞辰时，陕甘宁边区、延安、成都、昆明等文艺界也发贺电或举行庆祝活动。重庆的民主运动，也在茅盾的五十诞辰庆祝活动中，汹涌向前。同时也把茅盾二度重庆生活推向辉煌的高潮。　　　第二十六章《清明前后》　　　　　　　　　　　　　　　　　　　1945年的政治风云，似乎变化来得比预料的还要快，还要复杂。国民党的统治也更加黑暗，连民族工业也在这黑暗统治下遭受灭顶之灾，它“不但得不到政府的扶植与支持，相反却在官僚资本的排挤下，在通货膨胀、统制统管、官价反常、成本太高、高利贷盘剥的种种重压下，被抽干了血，不得不减产、停工、关厂，或者被迫把资金转移到做囤积、投机生意，以苟延残喘。”以写《子夜》的深刻性著称的茅盾，对中国社会这些的经济状况，自然有独到的见解，觉得可用艺术形式表现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及由此带来的人的关系变化。　　　　　　　　　　　　　　　　　　　茅盾在观察这些社会现象，等待落笔的契机。　　　　　　　　　　　　　　　　　　　恰在这时，即1945年清明前后，重庆发生一桩黄金提价泄密案，轰动山城。　　当时国民党财政部把黄金提价的密令泄露出去，一些要员就乘机抢购，致使在提价前一天的中国、中央两银行售出的黄金总数陡增一倍，立刻舆论哗然。国民党为了搪塞舆论，只得由监察院出面查帐，结果抢购黄金的大户只是退款了事，而那些只买了几十两黄金的银行小职员作了牺牲品。这一事件，又深深地刺激了茅盾的创作欲望。他决定“通过这桩黄金舞弊案，揭示官僚资本及其爪牙的卑劣无耻，民族资本家的挣扎与幻灭，以及安分守己穷困潦倒的小职员又如何变成了替罪羊，从而向读者展示出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战时首都的一幅社会缩影。”茅盾经过反复思索、考虑，决定舍去写小说的长处，把这个素材写成剧本，以求得直接的、集中的、爆发性的影响。为此，茅盾作了认真的准备，写了27000字的大纲，又专门向曹禺、吴祖光请教写剧本方法和技巧。从6月下旬开始，到8月中旬，茅盾写完了五幕《清明前后》文学剧本。　　　　　　　　　　　　　　　　　　　这时，赵丹、徐韬、王为一、朱今明等青年文艺工作者刚从新疆出来，他们受尽磨难，妻离子散，险些送了性命。但他们对艺术的追求仍然很执著，他们一到重庆，就组织了一个“中国艺术剧社”，并决定把茅盾的第一个剧本《清明前后》作为剧社的第一个戏来上演。并由赵丹导演，王为一、顾而已、秦怡、赵蕴如、孙坚白等主演。　　　　　　　　　　　　　　　　　　　赵丹他们密锣紧鼓地排练《清明前后》时，茅盾时常到现场观看指导。　　　　　　　　　　　　　　　　　　　有时天色晚了，便在张家花园文协的宿舍里过夜，和叶以群谈天。　　　　　　　　　　　　　　　　　　　一天，茅盾进城后身体不适，就躺在文协的宿舍里休息，并等夫人孔德沚来接他回唐家沱。叶以群边陪着茅盾，边说些文协里面工作的事。忽然，老友、版画家刘岘夫妇带着5岁的女儿，上楼来看望茅盾。刘岘是刚从延安来，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所以，一见面，大家都十分高兴，茅盾向刘岘打听延安的情况，刘岘侃侃而谈，他并说，认识沈先生的孩子。说着说着，忽然刘岘喟叹道：“只是沈霞同志牺牲得太可惜了！”　　　　　　　　　　　　　　　　　　　话音刚落，茅盾猛地一怔，忙问：“你说什么？！”　　　　　　　　　　　　　　　　　　　“沈先生，你还不知道？”刘岘见茅盾这副样子，不知所措，讷讷他说不出话来。　　　　　　　　　　　　　　　　　　　“我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听说，你快说，究竟出了什么事？”茅盾心跳加快，从床上坐了起来，气急胸闷，喘不过气来。　　　　　　　　　　　　　　　　　刘岘十分尴尬，想开口又不敢开口，眼睛觑着叶以群，向以群求援。　　　　　　　　　　　　　　　　　　　“这是真的，沈霞同志牺牲了，恩来同志叮嘱我们暂时不要告诉您，怕你们过分伤心，弄坏了身体。前一阵您正好又在赶写《清明前后》。”以群只好出来说话，告诉茅盾。　　　　　　　　　　　　　　　　　　　“怎么会死的？出了什么事？”茅盾噙着泪花，压住悲痛，又问。　　　　　　　　　　　　　　　　　　　“据说因为人工流产，手术不慎，出了事故。详细情形我也不清楚。”　　　　　　　　　　　　　　　　　　　刘岘讷讷他说。　　　　　　　　　　　　　　　　　　　茅盾的脑子轰地一下，泪水不由自主地潸然而下，不相信这是真的，前一封信中，女儿亚男还在说，“爸、妈，我很高兴，敌人投降了，我们胜利了，等得十分心焦的见面日子等到了，我们一定不久就可以见面。”茅盾想着女儿的音容笑貌，流着泪问：“什么时候？”“8月20日。”　　　　　　　　　　　　　　　　　　　“8月20日？”茅盾默默地重复着这个时间。记着这令人心碎的日子。　　　　　　　　　　　　　　　　　　　这时，叶以群从抽屉里取出一封信，“沈先生，这是张仲实托人带来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没有及时交给你。”　　　　　　　　　　　　　　　　　　　其实早在8月25日，延安的《解放日报》就登了沈霞牺牲的消息：“本报讯老革命作家茅盾先生之爱女沈霞同志，不幸于本月20日病殁于和平医院。编译局全体同志21日曾举行追悼。只是当时茅盾没有见到。　　　　　　　　　　　　　　　　　　　茅盾双手颤抖着，接过信，正想抽信纸时，楼下忽然传来夫人孔德沚的声音，茅盾脑海里闪过一念，“现在不能让德沚知道，否则她会受不了的。”　　　　　　　　　　　　　　　　　　　于是，茅盾对大家做了个手势，把信放进床底下。不料，孔德沚上来，见客人在，见到刘岘的小女儿，竟开心他说：“看，刘先生这小姑娘多么像亚男小时候，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刘岘一听不妙，连忙把活岔开，寒暄几句，逃也似地走了。　　　　　　　　　　　　　　　　　　　茅盾真的病了，昏沉沉地回到唐家沱，躺在床上，避开德沚，暗自饮泣。　　　　　　　　　　　　　　　　　　　第二天早上，孔德沚惊讶地问茅盾：“昨天晚上你怎么啦，做了什么梦？”　　　　　　　　　　　　　　　　　　　茅盾诧异地反问：“怎么啦？”“昨夜我觉得你在哭。”茅盾编了个谎：“是做了个梦，梦见小时候，梦见了妈妈。”　　　　　　　　　　　　　　　　　　　第二天，茅盾拖着虚弱的身体，又进城去找徐冰。在周公馆，见到徐冰，徐冰让茅盾坐下后，告诉说：“这件事发生得太意外了，责任完全在我们，是那医生玩忽职守，洛甫同志来电说，已给那医生处分，这件事迟迟没有告诉您，除了怕对你们的打击太大，影响你们的健康，还因为恩来同志想亲自将这不幸的事件告诉你们，向你们道歉。你们把孩子托付给我们，我们却没有照管好，可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茅盾一听，感动了，忙道：“请转告恩来同志，我完全能料理好这件事，倘若为我私人的事而分了他的心，那就使我不安了。”　　　　　　　　　　　　　　　　　　　徐冰点点头，“沈太太知道了吗？”　　　　　　　　　　　　　　　　　　　“还没有，我不敢告诉她，今天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您商量的。”茅盾自己想把儿子接来重庆，再告诉德沚的想法向徐冰讲了。徐冰说，“这好办。”　　　　　　　　　　　　　　　　　　　这时，茅盾的《清明前后》于9月26日正式公演，立刻引起广泛注意，越演越火爆，星期天还加演场次，许多在重庆的工厂老板认为茅盾写出了这些老板的苦衷，大受感动，慷慨解囊，包场子招待本厂职工和工人。10月8日，在重庆的工业家吴梅羹、胡西园、胡光尘等6人，特地招待茅盾和演出人员。吴梅羹说：“我们工业界的人看过《清明前后》后，很多人被感动得流泪。这是因为我们工业界的困难在戏里面讲了出来，全都是真实的。”　　　　　　　　　　　　　　　　　　　还有人希望茅盾再写一个《中秋前后》。后来周恩来副主席称赞茅盾时说，“你的笔是犀利的投枪，方向很准呀！什么样式都可以试一试，都可以发挥应有的力量啊！”茅盾说：“我从来没写过戏，真是贻笑大方！”　　　　　　　　　　　　　　　　　　　10月8日，徐冰找到茅盾，告诉茅盾，“重庆会谈即将结束，恩来同志已给延安去电，请他们让您儿子到重庆来，很可能搭乘毛主席回延安的那架回程飞机。”　　同时，将张琴秋的两封信交给茅盾，其中一封是给恩来同志的，这两封信，是琴秋分别在8月24日和9月19日写的。张琴秋在8月24日的信中，沉痛地向兄嫂写道：　　　　　　　　　　　　　　　　　　　沚姊：　　　　　　　　　　　　　　　　　　　冰哥：　　　　　　　　　　　　　　　　　　　不幸的消息，想必你们已在电报中知道了，希望您俩不要过分地怨伤！　　　　　　　　　　　　　　　　　　　这种不幸的遭遇是不可能不便人难过的，是不能不令人惋惜的！我和霜，肖逸都二三日不能进食，不能安睡，后来又想只有更加努力更加保护自己的健康，才对得起已离去我们的阿囡！他们住在我这里，我时时劝他们。沚姊冰哥，希望你们心放宽些！因为现在事情已不能挽回了，您俩身体都不好，希望您们多加注意！　　　　　　　　　　　　　　　　　　　我对不起霞，也对不起您们！因为我没有尽最大的力量去照顾她！您们时常来信，同时我也应该多关顾她，可是这次不幸又发生这种突变啊？！详情除副主席当面和您们说外，以后再告。因时间不容多写。附信及照片及东西请收！　　　　　　　　　　　　　　　　　　　琴秋八月廿四日茅盾一边看信，一边潸然泪下，手抖着，又看琴秋给周恩来副主席的信。　　　　　　　　　　　　　　　　　　　信这样写道：　　　　　　　　　　　　　　　　　　　副主席：　　　　　　　　　　　　　　　　　　　前接茅盾9月2日来信，并未提及霞死的事，而且还给霞写了信，可见他们尚未得知霞死的消息，现在我将沈霞死的经过情形，详细地向他们写了个信，请副主席看了之后认为妥当适时的话再交给茅盾他们。因为迟早会把这消息传到他们耳边。　　我想还是早点据实报告他们为好。不知您觉得怎样？　　　　　　　　　　　　　　　　　　　霞的死，确系鲁子俊的严重错误，由于消毒不严而发生肠杆菌的传染，事后又未及时发觉，如早发觉尚可有救，实所痛惜！经检讨后己给鲁子处分并召开会议教育别的医生。　　　　　　　　　　　　　　　　　　　沈霞的爱人肖逸很快去华北工作，沈霜仍在文工团未允许其调动。副主席！在您百忙中还要来麻烦您，真对不起！　　　　　　　　　　　　　　　　　　　敬祝谈判胜利琴秋九月十九日茅盾读完信，泪还顺着脸颊淌下来，沉浸在悲痛中。不久，茅盾又收到张琴秋在这封信中提到的给茅盾的信，这封信比给周副主席的信还早一天，即写于9月18日。在这封信中，张琴秋详细地向茅盾夫妇报告沈霞牺牲的过程。信中写道：　　　　　　　　　　　　　　　　　　　8月份写给你们的信因心情沉痛和仓促的缘故，没有详细地告诉你们霞死的经过，现在我比较能够冷静一点，将经过情形报告您们：　　　　　　　　　　　　　　　　　　　霞怀孕近两月，因为不愿意耽误学习，她决心要把孩子打掉，先要肖逸找我，要我帮忙设法解决，我向肖劝说最好不要打，要霞来我和她商量，在8月13日那天，霞、肖都来我处，我劝霞不要打，我曾向她这样说：“孩子生后送给你妈妈去亦可，或者交给我，由我负责带。”她说：“就算这样，那怀孕期间怎么办呢？根本不能学习，我不干，我在校中见到这样的女同志可多咧，张先生，不要紧，我看见人家手术后只要两个星期就可复原，一点没有什么。”我又说，“这样做，你妈妈一定不赞成。”她说：“嘿！妈妈自己也打过咧，为了我的学习，为了我前途的进步，她不会不赞成我的！……。”这样，我们谈到深夜，劝阻不住的结果，我也同意了，我在什么条件上同意的呢？第一，我尊重她的上进心，她曾比较给我听，牺牲两个星期和9个多月的怀孕时间，长痛不如短痛，这样，我仍可跟上学习，不会掉队，我觉得这理由当然是为了将来的进步；第二，霞和我都觉得平日堕胎不是什么大手术，正常的手续两星期后即可复原，只要手术后将营养搞好些就会恢复得快。在这两个条件下我同意了她去打，没有想到会发生意外，故未事先去电得你们同意。　　　　　　　　　　　　　　　　　　　此地堕胎本来规定甚严，近来因很多人去前方，比较宽一些，我当面托付一位外科手术在此地来说比较好的一位医生，16日早饭后我帮她上马，叫人送她到医院，我替她准备东西——买鸡、买西瓜、红糖等物，同时找房子，以便她一星期后出院住在我附近，可注意搞好营养，17日下午动手术，18日上午我去看她，她告诉我肚子涨痛，胃也不舒服，我□（此处原件字迹模糊）了她开水，用热水敷，我问了医生，说“是手术后的反映（应），我们已打了止痛药，”我因为自己要检查病故而回来了，19日是礼拜天，河水涨得大，不能渡河，阿霜来，因水大没法过河去看姐姐，廿日河水仍大，约10时左右，得医院电话，说霞的病重，快请另一位医生过去，等我们回电要他们设法急救，我们再请医生去，谁知把医生请好，骑马又过不得河时，忽又接电话，说急救已无效，而于11时牺牲了，闻此恶讯，我几乎昏过去了，太突然！太意外！　　　　　　　　　　　　　　　　　　　后来，我一面派人去叫阿霜、肖逸，一面去电话通报副主席，要请他打电报给您们！因为天气热，不能久停，故于廿一日早晨，我和阿霜、肖逸亲自入硷，把灵柩用大车送至俄校，下午开了追悼会，全体同学莫不悲痛流泪，3时许安葬于俄校山顶上，现正在作墓碑。　　　　　　　　　　　　　　　　　　　霜和肖逸在我家住了五六天以后才回去，我们都很悲痛，但是想到您们听到此噩耗以后会比我们更难过！所以趁副主席去渝的机会，我们三人都草草的写了几个字给您们。大概您们已经看到了。　　　　　　　　　　　　　　　　　　　死后要医生们检查其原因，才知道消毒不严，传染上了肠杆菌，而事后发觉太迟以致急救无效，主持医生都受了处罚。沚姊冰哥！霞的不幸遭遇，我要负很大责任，我没有照顾得好，我非常对不起你们！我不知道怎样给您们讲才好！我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不幸！过去我父亲死，我不在踉前，泽民死我也不在跟前，只有事后难受，而这次霞的牺牲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最难受的，近来神经不十分好，睡眠也不太好，最近在乡里休息。霜我常看见，他没病，还健壮，请放心！他仍在文工团。　　希望您们不要过分难过！事已如此，无法再挽救了，你们身体不十分好，事情又多，千万要注意保重身体！尤其是沚姊啊！我当更加注意霜的身体，并勉励霜和肖逸的上进！维承霞的未完成的事业！　　　　　　　　　　　　　　　　　　　你们应该责备我，你们应该批评我，因为我没有尽到应有的责任！因此，我心中更觉难受。一方面我痛惜她年青夭折，她这样有为的女孩子，前途是不可限量，特别是她近几年来的锻炼，修养得很好，她完全是循着你们希望而前进着，发展着，取得了大家对她的好感！她不该死，应该让我们较老一辈的先死才对呵！另一方面我觉得对你们不起！你们走了，离开了边区，把他们姊妹（弟）俩留在边区，一切都由组织上照顾，此外还有许多朋友的关怀照顾（如副主席、超姐、两位大张先生及其他）但是他们都比较忙，所以在平日他们姐妹（弟）俩的进步和身体健康等问题，我有责任帮助和照顾他们，哪知道出了这样大的岔子？去年霞割痔疮，也是请今年那位医生手术的，事后还是平安无事，谁知道今年会发生这等不幸事呵！总之，我没尽到责。在这点来说，也是使我日夜不安而特别难受的！但求你们不要过分伤心而影响到身体的健康，那我亦会稍安。　　　　　　　　　　　　　　　　　　　日本投降了，整个世界快走向和平、团结、民主的时期，万想不到霞与我们永别了！此地许多同志闻之无不惋惜！可见霞平日之为人也。　　　　　　　　　　　　　　　　　　　我不能再写下去了。　　　　　　　　　　　　　　　　　　　馀言再说，敬祝健康琴秋九月十八日茅盾读罢弟媳张琴秋的长信，眼前又浮现出活泼、聪慧的女儿的脸庞，悲从中来，泪滴在信纸上，漫成一片。　　　　　　　　　　　　　　　　　　　10月11日，茅盾接到通知，儿子阿霜12号到达重庆，住在“山上”。　　　　　　　　　　　　　　　　　　　茅盾此时也刚刚从住了三年的唐家沱换到城里，即1940年住过的枣子岚垭良庄。第二天傍晚，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的夫人来接茅盾夫妇上山，去接儿子。　　　　　　　　　　　　　　　　　　　茅盾夫妇在薄暮中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在主任钱之光夫妇的陪同下，走进办事处一间小客厅，阿霜和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见茅盾他们进来，急忙起来叫道“爸爸”、“妈妈”。德滤一见长得十分健壮的儿子，喜冲冲地奔过去，抱着儿子边端详边叫道，“长高了，也长壮了。”同时问儿子：“亚男呢？你阿姐在那儿？”　　　　　　　　　　　　　　　　　　　阿霜不知道母亲还不知道姐姐去世的消息，一时怔在那里，讷讷地不知道怎样回答。这时，德沚预感到有什么不祥的事发生了，转身扫了大家一眼，发现个个都阴沉着脸。　　　　　　　　　　　　　　　　　　　“出了什么事？你们不要瞒我！”孔德沚转身对茅盾他们叫道。　　　　　　　　　　　　　　　　　　　“姐姐已经死了。”沈霜讷讷地回答母亲。“死了？怎么会死的？这不可能！”　　孔德沚依然不相信地叫道。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真的，妈妈，姐姐真的死了，所以让我来重庆。”沈霜说。这时，孔德沚楞了几秒钟，突然号啕恸哭起来。　　　　　　　　　　　　　　　　　　　这时，钱之光夫妇和茅盾都来劝孔德沚.茅盾说：“亚男是没有了，可是还有阿霜，他就在你身边呢。”这时，孔德沚突然悟到什么，抬起泪眼盯着茅盾：“怪不得好几次夜里发现你在哭，原来你早知道了，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呀！”说着又痛哭起来。　　　　　　　　　　　　　　　　　　　毕竟有一个壮壮实实的儿子在身边，孔德沚和茅盾把悲伤埋在心底。阿霜随父母回到家里后，把在延安临走前张琴秋给茅盾夫妇的一封信交给父亲，并详细地向父母报告了姐姐沈霞牺牲的经过。茅盾拆开琴秋那封信，一看，是10月10日写的，正是阿霜临走时，知道琴秋为霞的事，心力憔瘁，十分感动。　　　　　　　　　　　　　　　　　　　面对失去爱女的巨大悲痛，茅盾夫妇又深明大义，同意儿子奔赴前线参加革命的要求，1946年1月12日，夫妇俩送儿子上路，继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在周恩来、徐冰的安排下，沈霜被直接派到北平军调处，参加北平《解放三日刊》的编辑工作。　　　　　　　　　　　　　　　　　　　在准备离开重庆前，茅盾积极投身民主政治运动中去，并出面提议成立“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推动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同时，写了《八年来文艺工作的成果及倾向》对8年抗战文艺工作进行探索。　　　　　　　　　　　　　　　　　　　后来，茅盾在整理女儿遗物时，在女儿的信中发现这样一段话：“《劫后拾遗》我们已经读到。我自己觉得遗憾的是这里面竟没有谈到我所关心的学生与文化人的情况，在这中间我也找不出什么你们在那时究竟是怎样的一点影子来。”过去，茅盾忽略了这段话，现在，爱女去世了，茅盾觉得过去没有满足女儿的愿望，是个遗憾。因此，茅盾忍着丧女的巨大悲痛，用一个多月时间写出一本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生活之一页》，忠实、详细地记述了香港战争时期茅盾夫妇的生活。3月16日茅盾夫妇飞抵广州，在广州逗留一段时间后，于4月13日从广州乘佛山轮到香港，住在铜锣湾海景酒店，在香港时，应亲戚柯麟的邀请，专门去澳门散散心，后来从香港坐船启程，于5月26日到达上海，回到阔别8年的第二故乡！　　　第二十七章访问苏联　　　　　　　　　　　　　　　　　　　1946年5月26日茅盾到达上海时，开明书店的傅彬然、内弟孔另境夫妇和欧阳翠等亲友到码头迎接。欧阳翠特地把自己大陆新村二楼的正房让出来给茅盾夫妇，自己搬到三楼。回到自己的第二故乡，茅盾又恢复了以往的繁忙，事后他回忆说：“回到上海的头两个月，几乎天天都忙于接待客人，出席家宴，拜访亲友，参加集会。我只能在晚上挤出时间写文章，而这些文章又是非写不可的。”　　　　　　　　　　　　　　　　　　　这些文章，大都是杂文，从6月15日至10月15日的4个月中，茅盾写了近30篇杂文，如《十五天后能和平吗？》、《美国对华政策》、《下关暴行与人民最后的希望》、《从原子弹演习说起》、《请问这就是“反美”吗？》、《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周报何罪》、《谈平等与自由》、《美丽的梦如何美化了丑恶的现实》、《一年间的认识》、《鲁迅是怎样教导我们的》等等。刚到上海的文学活动中，茅盾译完了《团的儿子》，又编了《苏联爱国战争短篇小说译丛》，同时，又写了一些评论和序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肖红的小说——〈呼兰河传〉》一文，文情并茂，文采斐然，他写道：　　　　　　　　　　　　　　　　　　　20多年来，我也颇经历了一些人生的甜酸苦辣，如果即使有愤怒也不是，悲痛也不是，沉甸甸地老压在心上，因而愿意忘却，但又不忍轻易忘却的，莫过于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童年的欢乐，为了要把自己造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像一颗未出瞠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以不知如何的感慨，似乎不是单纯的悲痛或惋惜所可形容的。这种太早的死，曾经成为我的感情上的一种沉重的负担，我愿意忘却，但又不能且不忍轻易忘却，因此我这次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可资怀念的地方岂止这一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这一段至情至美文字，茅盾借为纪念萧红的小说而表达了对女儿沈霞刻骨铭心的爱和忆念。　　　　　　　　　　　　　　　　　　　8月初的一天，苏联大使馆的一等秘书费德林专程从南京来到上海，交给茅盾一封苏联对外文化协会（VOKS）邀请信，邀请茅盾夫妇访问苏联。后来茅盾亲自去南京办理护照，结果一拖两个月，幸亏沈钧儒从中斡旋，才得以要求在10月份去办护照。在去南京办护照前，茅盾夫妇与赵清阁、凤子、葛一虹、阳翰笙、洪深、陈白尘等8个人，免费去杭州旅游，畅游西湖。茅盾最后的中学时代是在杭州度过的，从中学毕业到现在相隔30多年，弹指一挥间，世事沧桑，西湖依旧，青山依然，茅盾感慨万端。从杭州回到上海后，茅盾便搭周恩来的飞机，去南京办护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