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好，换好地方后，我也回乌镇去了，两个孩子，德沚自己可以带了。”　　茅盾母亲进房间替两个孩子盖好被子后，出来听茅盾这么说，果断地同意儿子这个想法。　　　　　　　　　　　　　　　　　　　德沚吁了一口气，“让妈妈作主吧。”也同意茅盾母亲的主意。这时，茅盾母亲见德沚也转过弯来了，十分高兴，说：“现在时间还早，你们两个去隔壁看看叶绍钧先生，德鸿走后，他对我们非常照顾的。”于是，茅盾和孔德沚一起去隔壁拜访叶圣陶。感谢他两年来对茅盾家里的悉心照顾。叶圣陶是个厚道人，待人真诚。　　叶圣陶说：“应该应该”。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茅盾夫妇说：“雁冰兄回来，鲁迅还不知道，现在已是深夜，和你们一起去看望他一下。”茅盾和孔德沚都表示同意。于是，茅盾夫妇和叶圣陶一起去拜访鲁迅。　　　　　　　　　　　　　　　　　　　鲁迅家就在后面，转个弯就到，鲁迅正在灯下写文章，见茅盾从日本回来了，非常高兴，问了不少关于日本的情形，因为鲁迅离开日本后，还没有回去过，他回忆了在仙台读书的情形，描绘东京上野樱花烂漫的情景，回忆藤野先生的为人和教学方法。茅盾问鲁迅先生，近来在写些什么？鲁迅告诉茅盾，近来在翻译法捷耶夫的《毁灭》。　　　　　　　　　　　　　　　　刚刚从日本回来，对国内的情况已经有些隔膜，因此，茅盾一回到上海，没有立即埋头创作，而是秘密拜访了一些熟人、朋友和亲戚，从他们那里打听一些1930年中国上海的情况。当时，茅盾的表叔卢学傅（鉴泉）去慕尔鸣路用12万银元向同乡富翁徐冠南购得一座花园，这座花园占地方不广，却有楼台亭阁，水树回廊，还有荷花池、九曲桥、假山瀑布之类造景，内有一座五开间的中式厅楼，后进筑有一个小戏台。所以，茅盾首先去拜访他，走进这个气魄很大的花园，一种大户人家的特有氛围扑面而来。已在这里作寓公的卢学溥满脸红光，把茅盾让进客厅，一坐下，卢学溥朗声说道：“我听说你要回来，果然！”茅盾一怔，心想刚回来几天，怎么卢表叔就“听说”了呢？因而茅盾一笑，转而问道：“表叔何时听说我回来？”　　卢学溥捧起茶，吹了吹，微微一笑道：“不是汪精卫叫你回来的么？”茅盾一听，更为惊讶，连连说：“没有的事，没有的事。”此时汪正联合冯玉祥、阎锡山以北平为大本营，号召“讨”蒋，两方军队，正沿津浦路作战。卢学溥也觉得奇怪，没等开口，茅盾又解释道：“如果是汪精卫叫我回来，那么，我该从日本直赴天津再进北平，何必绕道上海？”卢表叔点点头，说：“如今捕风捉影的谣言很多，不理它算了！”　　　　　　　　　　　　　　　　　　　后来，茅盾成为卢公馆的常客，茅盾从卢公馆来往的客人中，了解到南京政府的动向，也从南京政府的动向中，了解到中共土地革命战争的一些零星情况。但不久，茅盾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又和中共秘密组织来往。　　　　　　　　　　　　　　　　　　　成为“左联”的成员之一。　　　　　　　　　　　　　　　　　　　有一天，老友杨贤江悄悄地问茅盾，“有人想同你谈谈，你愿意否？”　　　　　　　　　　　　　　　　　　　“是谁这么认真，见面还要先征求我意见？”茅盾一听，疑惑地问。　　　　　　　　　　　　　　　　　　　杨贤江一笑，认真道：“是冯乃超。他说两年前曾与你打过文字仗，怕伤了你的感情，不敢贸然来访，只好先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冯乃超？”茅盾想起来了，虽未见过面，但知道他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文章写得很尖锐，很有火药味。茅盾沉吟有顷，道：“好，什么地方见面，由你给安排吧！”“在我家如何？”杨贤江说。“可以呀”。茅盾也一脸正经地说。　　　　　　　　　　　　　　　　　　　第二天，冯乃超准时来到杨家，二人一见面，茅盾才知道冯乃超是日本留学生，因此两人便谈起了在日本见闻和感受。在闲谈中，茅盾又知道冯乃超的女友李声韶是李汉俊的侄女、李书城的女儿时，十分感慨，他告诉冯乃超，他和李汉俊是老朋友了，“汉俊绝顶聪明，我编《小说月报》时，唱独脚戏，汉俊帮了我不少忙。我们又经常在一起开党员会。知道他留学日本，除日文外，又通英德法三国文字。在上海时，他自奉甚俭，除香烟瘾特大外，别无嗜好，衣服朴素，像个乡下人，乍见时，谁也想不到他是通晓几国文字的留学生。他那时的理论水平很高，他给《小说月报》写稿，介绍欧洲文学运动，很受读者欢迎。可惜他个性很强，因不满陈独秀的作风而脱离组织回武汉去了，后来我去那里，又见面了。汪精卫叛变之后，汉俊在湖北省当教育厅长，他力持正论，为共产党辩护，揭露汪派反动实质，同时又与财政厅长詹大悲二人天真地认为，国民党右派只是杀共产党人，没有躲避，结果他们还是被杀了。可惜呀可惜。”　　　　　　　　　　　　　　　　　　　冯乃超听了茅盾那番话，沉吟了一会儿，接着茅盾的话说：“他是上了南京政府通缉令的，所以被杀害了。他还不到40岁呢。”　　　　　　　　　　　　　　　　　　　茅盾点点头。　　　　　　　　　　　　　　　　　　　冯乃超掉转话头，问茅盾：“沈先生知道不知道上海成立了‘左联’？”　　　　　　　　　　　　　　　　　　　“左联？”茅盾说：“听朋友谈起过，但具体情况不知道。”　　　　　　　　　　　　　　　　　　　“今天我就是代表‘左联’专程来邀请沈先生参加‘左联’的。”冯乃超又说。　　接着，冯乃超又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的筹备和成立经过，已参加的人员情况，并拿出一份油印的“左联”“纲领”递给茅盾：“沈先生看一下，看有什么意见。”　　　　　　　　　　　　　　　　　　　茅盾仔细看过材料，便说：“不错，很好。”　　　　　　　　　　　　　　　　　　　“那你是否愿意参加？”冯乃超接着问道。茅盾莞尔一笑，沉吟一会儿，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依据‘纲领’的规定，我还不够资格呢。”　　　　　　　　　　　　　　　　　　　冯乃超不知道茅盾心里在想些什么，便笑道：“沈先生过谦了。”说完，拍拍手里这份材料：“这份纲领是大家奋斗目标，只要同意就可以了，你不必客气。”　　　　　　　　　　　　　　　　　　　茅盾不好再说什么了，便点点头说：“那好吧。”冯乃超自己任务完成，十分高兴。接着又向茅盾介绍了“左联”的组织机构和活动情况，茅盾听来，“左联”　　似乎很活跃。　　　　　　　　　　　　　　　　　　　对“左联”，茅盾后来有很高评价。　　　　　　　　　　　　　　　　　　　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伟大的功绩。它是中国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和播种者。这个运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鲁迅为旗手，而“左联”　　则是它的核心。“左联”在继承“五四”文学革命的传统，创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培养一支坚强的左翼、进步的文艺队伍等等方面，都作出了辉煌的成就，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抗日战争中，以“左联”为核心的这支队伍撒向全国，成为当时解放区和国统区革命文学运动的中坚。全国解放后，这支队伍又成为全国各条文艺战线的骨干和核心。可以说，无视“左联”的作用，就无法理解中国的现代和当代文学史。　　　　　　　　　　　　　　　　　　　然而，当时茅盾对“左联”的一些作法，由于经历过大革命那样风风雨雨之后，在政治上更成熟了，因而保留自己的一些想法，而对左联那种类似政党活动的一些活动，茅盾并不热心参加。因为这些文人的热心，在茅盾看来，幼稚和可笑。而他这样一个身份的人，当面反对，会挫伤这些文艺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有违组织原则，所以茅盾采取不热心参加这样一个办法。　　　　　　　　　　　　　　　　　　　比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写标语、散传单等本不该左联成员做的事情，茅盾从未参加，当时一些年轻的左联成员，对茅盾这样的态度不以为然，甚至很有意见。　　而冯雪峰却对那些年青朋友解释说：“茅盾年纪大，身体不大好，不必要求他也和大家一样去上街游行。”实际上，茅盾当时亦只有三十多岁。　　　　　　　　　　　　　　　　　　　茅盾听到冯雪峰有这样一个解释时，哑然失笑。　　　　　　　　　　　　　　　　　　　参加“左联”一些会议之类的活动，还是必不可少的。因而离群索居两年多的茅盾，仿佛又忙碌起来了。刚答应冯乃超参加“左联”不久，“左联”　　　　　　　　　　　　　　　　　　　就通知茅盾，让茅盾去福州路参加一个“左联”大会，冯乃超在会上作政治形势报告，说明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要求大家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会上，茅盾发现“左联”成员都以青年作家为主，而且郑振铎、叶圣陶都没有参加，感到很纳闷。事后问冯雪峰：“西谛兄和绍钧兄怎么都不参加‘左联’？郁达夫倒是其中成员，是何缘故？”　　冯雪峰说：“振铎和圣陶他们，主要是多数人不赞成，所以没有进来；郁达夫是鲁迅介绍的，所以大家才同意。”说到这里，冯雪峰停了一下，接着又说：“圣陶那里，我已经去做过解释工作，免得他多心。”　　　　　　　　　　　　　　　　　　　“这样做，总不好。把这样优秀的作家关在门外，不利于工作的。”茅盾表示反对这种关门的做法。“鲁迅也反对这样做。”冯雪峰接着茅盾话茬说。　　　　　　　　　　　　　　　　　　　五月下旬，“左联”又召开大会，主要是组织号召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事，会上，通过了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纪念示威的决议，并把盟员分成小组。鲁迅也来参加会议，他用浓重绍兴口音说：国民党报纸对“左联”的攻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主要“左联”每个成员思想要坚定。他还针对“左联”成员的思想说：“我们有些人恐怕现在从左边上来，将来要从右边下去的”。茅盾发觉鲁迅讲话和他的文章一样，非常尖锐深刻。　　　　　　　　　　　　　　　　　　　“左联”的激进的活动，使茅盾认识了胡也频等青年作家，但它同时也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唯恐这些年轻的作家们再闹出一个五卅、五四来。9月30日，国民党秘书长陈立夫便签发了“取缔”左翼作家联盟、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革命互济会等组织的密令，12月又颁发了《国民政府的出版法》四十条，对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出版发行施加种种限制。　　　　　　　　　　　　　　　　　　　自然，国民党的这些伎俩，对茅盾来说，并无惧怕，对“左联”那些类似政党的做法，也不以为然。茅盾和鲁迅谈到“左联”时，也交换过这些看法，鲁迅听后，有同感，淡淡一笑，说：“所以我总是声明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　　　　　　　　　　　　　　　　　　　这时，茅盾秘密搬家到了静安寺附近，刚刚安顿好，同乡老友徐志摩却带了一个外国女人找到茅盾这个秘密新居。听得叩门声，茅盾见是徐志摩，吓了一跳，这次秘密搬家，志摩怎么就知道了？忙问：“志摩，你怎知道我住在这里的？”徐志摩依然那么潇洒，活泼，看到茅盾那一脸惊讶，没有正面回答，却说：“我给你带来个客人，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驻北平的记者，叫史沫特莱。”吏沫特莱是个非常爽朗的人，立刻伸出手，用英语对茅盾说：　　　　　　　　　　　　　　　　　　　“对不起，打扰了。”茅盾也用英语回答：“欢迎欢迎。”忙请大家进屋去谈。　　　　　　　　　　　　　　　　　　　进屋后，茅盾为徐志摩、史沫特莱沏上茶，徐志摩忙说：“这几年老兄转到文学上，成就很大，早几年我见到《幻灭》发表，就猜出是出自老兄之手，后来，果然！让我猜中了，连云少爷也不得不承认。”茅盾笑着点点头。　　　　　　　　　　　　　　　　　　　讲起《幻灭》，史沫特莱知道茅盾的三部曲，合成一集，以《蚀》命名出版。　　　　　　　　　　　　　　　　　　　便说：“沈先生的《蚀》出版，能不能送我一本呢？”话语里，十分直率。　　　　　　　　　　　　　　　　　　　茅盾点点头，“可以可以”。忙起来，去房内取来两本书，签过名后，分别送给史沫特莱和徐志摩。史沫特莱拿起《蚀》，翻了一下，看见扉页前的作者的照片，端详一会儿，抬头看看眼前这个小个子作家的模样，笑道：　　　　　　　　　　　　　　　　　　　“Like a young lady.”意思是说像个年轻的太太。说完，茅盾和徐志摩都笑了起来。　　　　　　　　　　　　　　　　　　　大家又谈了些北平、上海文艺界的形势，徐志摩和史沫特莱便告辞了，但茅盾和史沫特莱的友谊，却从此开始了。　　　　　　　　　　　　　　　　　　　1930年8月，茅盾的老友瞿秋白夫妇从莫斯科归来。并用暗号给茅盾写了一封信，约茅盾夫妇去聚谈。茅盾夫妇和秋白夫妇已是多年不见，便按约去秋白秘密住所拜访，旧友相聚，自然十分欣喜，茅盾向秋白诉苦道：“自从日本回来，发现国民党仍耿耿于怀，称我的文章‘不无宣传共党嫌疑’，所以只好当专业作家了。”　　茅盾显得十分无奈。二人谈起往昔峥嵘岁月，都唏嘘不已。茅盾向秋白打听胞弟沈泽民在苏联的情况，秋白告诉茅盾：“泽民、琴秋不久就要回国了，琴秋生了一个女孩。”茅盾、孔德沚听了，都十分高兴。停了一会儿，秋白问茅盾：“打算写哪些小说。”茅盾说：“想写些历史小说。”秋白想了一下，点点头，说：“不错，写历史小说，也可以反映现实斗争。”秋白还为茅盾讲述了当时的革命形势。　　　　　　　　　　　　　　　　　　　从秋白那里回来没有几天，茅盾得知胞弟沈泽民化名李明扬，秘密回到上海了，但中共的交通员没有接到沈泽民，十分焦急，便到茅盾家里探听，茅盾夫妇才知道沈泽民已回上海。　　　　　　　　　　　　　　　　　　　没有找到沈泽民，中共中央十分焦急，因为知道泽民带有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指示，即后来史称“十月来信”。于是，茅盾和中共组织商议，拟个只有泽民才知道的启事，启事如下“阿二，家庭小事口角，何必出走，慈母以只生我兄弟二人而不和睦，甚为焦急。兄现已来沪，暂寓某某处，以十日为限，见报速来相见。”这条启示登遍上海各报，但仍不见泽民踪影。　　　　　　　　　　　　　　　　　　　于是，茅盾又和中共交通员商议，再发一个启事：“罗美老弟，有事相商，请来某某处，博古。”这里的“罗美”是泽民的笔名。但这则启示登出后，也没有回音。所以中共组织急得团团转，生怕出意外，被国民党秘密逮捕和杀害。后来，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茫茫人海中，杨之华在一个工厂门口，碰到沈泽民。才算又和中共接上头。原来泽民回上海后，对国内情况不了解，不敢去找熟人，因错过接头时间，他只好去租一个住房，伺机与组织联系。　　　　　　　　　　　　　　　　　　　时间一长，他想进工厂做工，以便找到组织。所以，他在一个工厂门口徘徊时，被杨之华碰见，遂接上组织关系。胞弟沈泽民回来不久，弟媳张琴秋也转道东北回到上海，泽民进中共宣传部工作。琴秋做女工工作。　　　　　　　　　　　　　　　　　　　此时，“左联”内部决定办一个刊物，并定名为《前哨》，由鲁迅、冯雪峰和茅盾负责编辑，在筹备过程中，“左联”发生五作家被害事件，消息传来，“左联”　　成员都义愤填膺，把披露五烈士的工作，作为《前哨》的第一期内容。茅盾他们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印刷，左联烈士的照片，都是印好后，用手工贴上刊物内页的。茅盾和鲁迅共同起草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为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宣言》、《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全国革命文化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家思想家书》。发表在《前哨》上，通过秘密渠道，向全世界控诉。　　　　　　　　　　　　　　　　　　　由于《前哨》直露的政治态度，秘密发行，也立即遭到查禁。于是第二期改为《文学导报》，继续顽强地出版。　　　　　　　　　　　　　　　　　　　1931年春暖花开时，茅盾的胞弟沈泽民夫妇奉命去鄂豫皖苏区开展工作。从此，茅盾和胞弟成为永决。沈泽民后来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两年后，1933年11月20日牺牲在苏区。5月下旬，冯雪峰到茅盾家里，要茅盾担任“左联”的行政书记。茅盾表示推辞，雪峰告诉他，这是经过研究后的决定，并宽慰茅盾：“试试吧，反正是轮流担任，工作也是大家做的。”茅盾默认了。不久，瞿秋白因在党内遭到王明的排挤，表示想搞文学，所以，他有更多时间来领导“左联”工作，而茅盾则有更方便的机会去和秋白、鲁迅等商量“左联”工作。　　　　　　　　　　　　　　　　　　　1932年底，《申报》的老板史量才起用刚从法国留学回国的黎烈文，改革《申报》副刊“自由谈”，茅盾、鲁迅、瞿秋白三人支持黎烈文，茅盾接连写《“自杀”与被“自杀”》、《紧抓住现在》、《血战后一周年》等文章，在“自由谈”　　上发表。1933年1月30日，“自由谈”在《编辑室读者书》中说：　　　　　　　　　　　　　　　　　　　“编者为使本刊更为充实起见，近来约了两位文坛老将何家干先生和玄先生为本刊撰稿，希望读者，不要因为名字生疏的缘故，错过‘奇文共赏’的机会！”　　　　　　　　　　　　　　　　　　　这里的“何家干”是鲁迅先生，当时秋白因政治原因，许多文章和鲁迅商量后，也用“何家干”的笔名发表，而“玄”先生，则是茅盾。因而这段时期，茅盾和鲁迅、秋白三人的友谊得到进一步的加深。　　　　　　　　　　　　　　　　　　　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以后，茅盾的活动就多了，会议也多了，并且经常出没在左翼人士的活动场所，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有一次，茅盾和冯雪峰等到北四川路附近的一所中学开“左联”执委会，开完会出来，立刻被国民党特务盯上梢了，幸亏茅盾发觉，后来转换了几辆车，又走进一家银行兜了个弯，才甩掉那个尾巴，终于脱险。但在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左联”五烈士的被害，使上海革命作家们处在极度危险之中，1932年3月3日的《社会新闻》刊出《左翼文化运动的抬头》一文，点名揭发茅盾、鲁迅：　　　　　　　　　　　　　　　　　　　“鲁迅与沈雁冰，现在已成了‘自由谈’的两大台柱了。”1933年4月，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的郑振铎回到上海，此时因上海一。二八战事发生，《小说月报》被毁，就合计办一个《文学》刊物，郑振铎活动能力强，由郑振铎出面，请傅东华任主编，由生活书店出版，并成立一个由名人组成的十人编委，即茅盾、郑振铎、鲁迅、胡愈之、叶圣陶、郁达夫、陈望道、洪深、徐调乎、傅东华。到7月，出版第一期《文学》，立即引起轰动，在上海沸沸扬扬起来，各种带恐吓性的谣言公开在一些刊物上。上海泮公展主办的周刊《微言》首先推出“茅盾被捕说，确否待证”　　的消息。过了几天，这个消息传到北平，北平的左翼刊物《文艺日报》在7月11日也登了这个消息：　　　　　　　　　　　　　　　　　　　“中国著名小说家茅盾氏于6月27日在上海被捕，是否被害尚不明。近日上海作家相继被杀，已成恐怖世界。此种无理陷害已引起一般人之非难。”　　　　　　　　　　　　　　　　　　　当时，茅盾被捕之说是误传，但茅盾在“左联”的一系列活动，以及文学创作上的强烈的社会意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倒是事实。因为7月14日伊罗生的《中国论坛》第二卷第八期上登出的当局要暗杀的黑名单上，就有茅盾的名字。不久，国民党对文学实行高压政策和暴力手段。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查禁普罗文学的密令，责成内务部审查刊物，“须更严密，毋使漏网”。而后又下令禁止出版“反动”书刊等，上海艺华影片公司、神州国光社、良友图书公司，光华书局相继被捣毁。所以，茅盾在“左联”的活动天地里，面临的还是一片白色恐怖。但此时的茅盾，政治上更成熟，而方向也更明确，斗争也更策略，尤其与鲁迅、瞿秋白等思想家在一起，对形势的分析和观察，似乎更准确还在担任“左联”行政书记之前，茅盾觉得自己的位置还在文学这个领域，用小说创作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小说又必须从生活中提炼，选取素材的，因此只好从自己熟识的生活写起。1930年11月至次年2月8日，茅盾写了中篇小说《路》，写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和秋白交谈，秋白对形势的分析，启发了他的思路。在这之前，中国革命已经找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各地红军的壮大和游击战争的胜利，以及七月红军攻入长沙等消息，通过不同渠道传到上海，消息向来灵敏的作家，自己也风闻了，而且秋白也证实了。这些，极大地鼓舞了茅盾，激起茅盾的创作欲望。　　因此，《路》的写作意图，就是想指出在这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青年的出路。《路》中的主人翁叫火薪传，名字本身暗示革命火种正在蔓延，必将成燎原之势，火薪传也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写完《路》，茅盾编了一本集子《宿莽》，书名暗示蒋政权压迫左翼文艺，虽甚残酷，然而左翼文艺必将发皇张大，有如宿莽是冬生不死或遇冬不枯的意思。　　　　　　　　　　　　　　　　　　　写完《路》，茅盾又接着写《三人行》，但《三人行》是个不成功的作品，它没有达到作家预定的目标，所以当时瞿秋白读了这个《三人行》之后，对茅盾开玩笑说：“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而你这《三人行》是无我师焉。”这话茅盾也认了。　　　　　　　　　　　　　　　　　　　在这期间，茅盾搜集材料，更理性地研究了一些理论和现象，尤其在秋白的建议下，写了探讨“五四”以来的文学运动和文学现象的文章，即《“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这两篇文章，有力地促进了“左联”　　　　　　　　　　　　　　　　　　　的理论建设。与此同时，茅盾和瞿秋白、鲁迅等一起，在“左联”内刊《文学导报》上写了不少富有战斗意义的文章，批判民族主义文学。　　　　　　　　　　　　　　　　　　　到了1931年10月初，茅盾向冯雪峰提出辞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专事创作，结果，左联没有批准，却同意茅盾请长假，从事创作。至以后来，茅盾依然一如既往地在“左联”中工作，茅盾还和鲁迅一起，为“左联”提供活动经费，鲁迅每月20元，茅盾每月10元。写《子夜》、编《文学》时还支持《北斗》，为“左联”　　作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一直到1936年2月“左联”解散，茅盾始终是一个“左联”带头人。而且，“左联”时期，也是他一生文学创作的高峰期、多产期。　　　第十二章都市风景线：《子夜》　　　　　　　　　　　　　　　　　　　还在1930年夏秋的季节里，茅盾搬过几次家，最后住进了静安寺附近愚园路口的庆云里的一个三楼厢房带过街楼，共有三间房子。楼下住的是二房东，茅盾称自己是教书的。而此时，茅盾的眼疾、胃病、神经衰弱并作，医生要茅盾少用眼多休息。茅盾的表叔卢学溥此时也在家里赋闲，他对晚辈茅盾十分赏识，小学时代显示出来的聪慧，就认为自己这个表侄能成大器，曾作“12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的评语。卢学溥与茅盾谈起往事，还十分得意。另外，此时茅盾虽加入“左联”，但对“左联”的做法、“左联”的左和幼稚，都十分不理解，但又不便反对，只好作逍遥派。因而，这个时候，茅盾有事无事都往卢公馆跑。　　　　　　　　　　　　　　　　　　　卢学溥在沪上作寓公，又有这样有气派的大宅，因而许多同乡故旧人来人往，当中有开工厂的、有卢表叔的银行同僚、有公务员、有商人，也有正在交易所搞投机的，高谈阔论有之，慷慨激昂有之，切齿痛陈有之，窃窃私语有之，在卢公馆这个小社会中，茅盾听到不少关于中国形势的种种内幕。　　　　　　　　　　　　　　　　　　　这些同乡故旧当中，茅盾也大多认识，他们都认为茅盾是个文人，因而政界、军界、金融界、商界上的内幕，并不避嫌，都乐意和茅盾谈。这些同乡故旧还热情邀请茅盾去他们那里玩，于是茅盾又有参观丝厂、火柴厂、纱厂、银行、商店的机会。在参观中，茅盾自己也感觉到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在日本时那种灰暗的情绪、不稳定情绪，全都抛到九霄云外。他看到了世界经济萧条，向中国倾销商品时，中国民族工业的衰败以及一些同行老板的艰辛。　　　　　　　　　　　　　　　　　　　他看到证券交易所那“搏斗”的场面，股票指数的上扬下跌，对那些在股市“搏斗”的人们，也带来了兴奋、沮丧。那些兴奋和沮丧的面孔后面，茅盾似乎感觉他们更关心股市之外的形势——战争的胜负；政界变幻，直接影响着股市交易的人们，而操纵这些场面的人，是从来不在交易所里露面的，他们住在豪华饭店，带着情人，或者带着姨太太，出入交际场，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谣言、谎言，操纵着股市风云。这些操纵者，都有外国势力作后盾，实际上在充当买办的角色。因此，茅盾在与这些故旧同乡的周旋中，了解到不少经济与整个社会形势相联系的东西，这些老板们的“悲欢离合”，最为集中表现在交易所这个小天地的大世界里，包括人情世故，也似乎和整个经济相联系。同乡一个老板，曾告诉茅盾这样一个可耻的故事。有个小老板因为打听股市发展趋势内幕，不惜让自己的女儿去充当股市操纵者的情妇，让女儿把情报弄到手，再决定抛还是收。结果，女儿不谙世事，失身于操纵者，“情报”又没有弄清，结果赔了夫人又折兵，小老板觉得无脸见人，就上吊自尽了。这个细节，给茅盾心灵十分震撼，金钱让人灵魂堕落到这个地步！　　在卢公馆，茅盾听到作公债投机的人曾以30万元买通冯玉祥部队，在津浦线上北退30里，以蛊惑市场，投机人乘机活动得利十分丰厚，这又是给茅盾心里一次震撼。因此，茅盾对中国社会现象看得更清了，“中国的民族工业在外资的压迫和农村动乱、经济破产的影响下，正面临绝境。为了转嫁本身的危机，资本家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而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正方兴未艾。”同时，茅盾又从不同渠道，听到工农红军的消息，这个消息，对茅盾这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来说，自然十分高兴。　　　　　　　　　　　　　　　　　　　在卢公馆里听到了许多新鲜的消息，茅盾又忽然想起不久前学术界人们很热闹讨论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当时有三种观点：一种是认为中国社会依旧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蒋介石政权，是当前革命的任务，领导这一革命的是无产阶级。另一种认为中国已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应由中国资产阶级来担承。第三种观点是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可以在既反对共产党，又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买办阶级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建立欧美式的资产阶级政权。茅盾从自己大量耳濡目染的现实和材料中，觉得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社会性质，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自然，茅盾觉得这些素材，不宜写论文去证明，而宜写小说去证明，因而茅盾打算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而且都市部分可写三部曲，并着手拟大纲和梗概，定名为《棉纱》、《证券》、《标金》。茅盾还读了周培兰的《中国纺织业及其出品》等专业书，深入研究中国棉纱业的历史和现状，为使小说更具有坚实性。　　　　　　　　　　　　　　　　但写完提纲以后，茅盾又觉得都市部分好写，而农村部分十分为难，二者的配合、呼应等都会产生轻重不当的感觉。因而茅盾把这个已拟提纲的写作计划放下，转而去写中篇小说《路》。不料，《路》只写了一半，眼疾发作，只好遵医叮嘱，不看书不写作，休息三个月。但用茅盾的后来说，眼睛不能用，大脑却异常活跃。　　他在眼睛休息时，反复比较思考，决定改变原来写城市农村交响曲的计划，专门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同时，把原来的一些分散的故事选取之后，集中在这部长篇之中，在重新构思时，茅盾又仿佛重温素材，心里觉得更加有底了，并把纱厂改为丝厂。于是，茅盾又去重访故旧，有目的地进一步搜集素材，在这些同乡故旧中，茅盾了解到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的缩影——丝厂的情状，上海倒闭30家，无锡、广东、苏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各丝厂十之八九都倒闭，同时，茅盾也了解到，由于国际竞争而使中国火柴厂大面积破产，因而坚定了茅盾原是以内销为主的火柴厂作为中国民族工业受日本、瑞典的同行竞争而在国内不能立足的计划。　　　　　　　　　　　　　　　　　　　茅盾带着眼疾，又参观同乡人创办的丝厂和火柴厂，实地观察。正在这时，卢表叔的继母，也就是茅盾的姑祖母要做“还寿经”，在卢公馆举行盛大的场面。茅盾执晚辈礼，去参加了卢家的“还寿经”，在那里，茅盾又目睹了举行还寿经这样的场面，还到寺里参观那制作冥器的工程，目睹那些现代迷信的时代特色。　　　　　　　　　　　　　　　　　　　茅盾列了详细的提纲，设计了人物和情节，此时，一年多的搜集和调整，人物、情节等，基本上在茅盾头脑里形成了，甚至这部长篇小说的题目，也拟了三个：“夕阳”、“燎原”、“野火”等，后来才定名为《子夜》的。　　　　　　　　　　　　　　　　　　　《子夜》是1931年10月正式动笔写的，到1932年12月5日脱稿，历时一年多，其间，在与瞿秋白长谈以后，又改变计划，缩小范围，强化作品的时代性。　　当时，秋白在茅盾家里避难，两人天天谈《子夜》的故事，谈情节结构。革命家瞿秋白的文人本色，此时也得于充分展示，秋白在听了茅盾的构思和看了已写的几章后，帮助茅盾从政治上分析当时形势，建议茅盾在小说中改变吴荪甫、赵伯韬代表两大集团最后握手言和的结局，改为一胜一败，这样更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　　茅盾连连点头称是。秋白看了初稿后，认为像吴荪甫那样的大资本家应当坐雪铁龙，而不是时下社会上通行的福特车。根据秋白的观察，大资本家愤怒而又绝望时，就要破坏什么乃至兽性发作。茅盾听了秋白的分析，十分新鲜，后来都作了改动。对农民暴动和红军活动，秋白也向茅盾作了介绍。但后来茅盾觉得自己不了解实际情形。凭耳食描写风景可以，凭耳食去取故事材料，觉得没有把握。因此，只把第四章保留下来。　　　　　　　　　　　　　　　　　　　和瞿秋白作长谈以后，茅盾掂量着已经写的部分稿子，重新对全书大纲结构进行调整，于是便成了现在这个《子夜》的样子。　　　　　　　　　　　　　　　　　　　《子夜》于1933年1月由开明书店出版。至此，一部巨著诞生了。它的诞生，凝聚着作家的社会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子夜》的第二章以《火山上》的题目，先行发表在《文学月报》一卷一期上。第四章以《骚动》为题，发表在《文学月报》第二期上，全书以1930年上海这个大都市为背景，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中心，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影响下，奋斗、挣扎、直至破产的必然命运，揭示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品还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矛盾冲突，并以此为主线，描写了吴荪甫与同行，与裕华丝厂工人，与双桥镇农民及家庭内部的种种矛盾和纠葛。书中的人物，个个有血有肉，吴荪甫的果断又刚愎自用的性格，赵伯韬的财大气粗和一批小老板的走投无路的神态，几乎都栩栩如生；周仲伟、王和甫、陈君宜、朱吟秋等老板之间的金钱至上，勾心斗角，都活灵活现；与这些相匹配的，还有一批以吴府为中心舞台的各式公子小姐、少妇、交际花、诗人、学者、政客、军人以及土财主冯云卿父女等形象，都作了周到而逼真的刻画。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茅盾这一部近40万字的小说里装进了1930年前后中国都市及部分农村的庞杂的内容。　　　　　　　　　　　　　　　　　　　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先验的政治主题，选择好并精心塑造的人物，及独具匠心的结构，使小说具有宏大的气势，成为多声部、多色彩的都市交响曲，并历史地、真实地再现了这一动荡时代的风云和人们的活动、情绪、心态，成为一部活的历史。“　　　　　　　　　　　　　　　　　　　这部《子夜》是茅盾心血的结晶，也是他广泛收集，耳闻目睹的生活的流露。　　作品里，到处都可以见到作家熟悉生活的影子，吴府大宅，实际上就是以其表叔卢鉴泉大宅为原型的；双桥镇的原型，来自作家故乡乌镇。因而，《子夜》恢宏的气势中，处处有生活，有真实。因而一出版，立刻轰动中国文坛。　　　　　　　　　　　　　　　　　　　茅盾在《子夜》出版后，送的第一人，是鲁迅。一月份出版，茅盾在开明书店拿到几本样书后，于2月4日立刻偕夫人、孩子去鲁迅家拜访，并送上还飘着油墨香的《子夜》，并应鲁迅的要求，在扉页上恭恭敬敬地写上：　　　　　　　　　　　　　　　　　　　鲁迅先生指正茅盾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从鲁迅那里题字送书以后，茅盾送书都题字签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他逝世。《子夜》一出版，立刻脱销，不到3个月，重版4次，初版3000部，再版5000部，当时北平某书店于一天之内售出“子夜”　　100多部，这在当时实为少见。茅盾见到大江书铺的主持者、老友陈望道时，陈望道告诉茅盾：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的少奶奶、大小姐，现在都争着看《子夜》，因为《子夜》写到她们。茅盾到卢公馆去，表妹宝小姐告诉茅盾：她向来不看新文学作品，看了表哥写的《子夜》，发现《子夜》里的吴少奶奶，就是以她为模特儿的。　　茅盾听后，笑笑，不置可否。　　　　　　　　　　　　　　　　　　　一时间，争阅《子夜》，成为上海市民的一个时髦，不少人还组织“子夜会”　　进行学习讨论。甚至连舞女也谈《子夜》。因而当时有人冒充茅盾下舞池，与舞女跳舞这样的怪事也随着《子夜》的出版而出现了。在《子夜》风行时，瞿秋白等一批评论家撰写评论。《子夜》一出版，鲁迅在给曹靖华的信中说：“国内文坛除了我们仍受压迫及反对者趁势活动外，亦无甚新局。　　　　　　　　　　　　　　　　　　　但我们这面，亦颇有新作家出现；茅盾作一小说曰《子夜》（此书将来寄上），计30余万字，是他们所不能及的。“《子夜》出版，鲁迅是引以为豪的。瞿秋白在《子夜》一出版，最早发表评论，他在3月12日的《申报。自由谈》上，发表《子夜和国货年》一文，高度评价《子夜》的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认为《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应用真正的社会科学，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子夜》不能不说是很大的成绩。“他还预言：”1933年在将来的文学史上，没有疑问的要记录《子夜》的出版“。后来，瞿秋白又写了《读〈子夜〉》一文，认为”在中国，从文学革命后，就没有产生过表现社会的长篇小说，《子夜》可算第一部。“”从‘文学是时代的反映’上看来，《子夜》的确是中国文坛上的新收获，这可说是值得夸耀的一件事。“朱自清也在评论《子夜》时也说：　　　　　　　　　　　　　　　　　　　“这几年我们的长篇小说渐渐多起来了，但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尤其值得玩味的是，当年和茅盾打过笔仗的吴宓教授，在研读了《子夜》之后，用“云”这个笔名，在天津《大公报》副刊发表评论文章，称赞《子夜》：“吾人所为最激赏此书者，第一，以此书乃作者著作中结构最佳之书。”　　“第二，此书写人物之典型性与个性皆极轩豁，而环境之配置亦殊入妙”。吴宓对《子夜》的文字也极为赞赏，“笔势具如火如荼之美，酣恣喷薄，不可控搏，而其微细处复能宛委多姿，殊为难能而可贵。”　　　　　　　　　　　　　　　　　　　茅盾当时见到这篇评论，虽没有公开表态谈什么，但内心极为佩服吴宓的细微。　　晚年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子夜》出版后半年内，“评者极多，虽有亦及技巧者，部不如吴宓之能体会作者的匠心。”　　　　　　　　　　　　　　　　　　　《子夜》热的出现，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和恐慌，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以“鼓吹阶级斗争”的罪名，查禁149种著作，茅盾的包括《子夜》在内的已经出版的7种创作，全部都在被“查禁”之列。后来经一些书店老板的力争，《子夜》列为应删之列。国民党的检查人员在《子夜》这部书下面用朱笔批道：“二十万言长篇创作，描写帝国主义以重量资本操纵我国金融之情形。P97至Pl24（即第四章）讥刺本党，应删去。十五章描写工潮，应删改。”于是，从第五版起，《子夜》便以肢解的形态与读者见面了。　　　　　　　　　　　　　　　　　　　但令茅盾欣慰的是，在国民党查禁《子夜》之后，巴黎进步华侨办的“救国出版社”却全部翻印了这本书，并在前言中高度评价了这本书。　　　　　　　　　　　　　　　　　　　《子夜》成为30年代中国东方都市的一道风景线，在这道风景线上，映出芸芸众生，映出时代风云，映出中国社会的另一面。也映出茅盾作为一代大师的地位和才智。《子夜》的出版，奠定了茅盾在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地位。　　　　　　　　　　　　　　　　　　　但是，茅盾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和努力。他写了大量的杂文、散文和评论，也和上海的朋友们一道，参与社会活动。他依然在“左联”的大旗下，奉献自己的才智。　　　第十三章《林家铺子》和《春蚕》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轰炸了大上海，茅盾原来供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及涵芬楼图书楼毁于炮火，黑乌鸦似的纸片灰撤遍半个上海城。茅盾原先拟在杂志发表的《子夜》部分章节，也在这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面对日寇的暴行，上海军民奋起抗击；茅盾与鲁迅等上海文化界人士连续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等，义正词严，谴责日寇的暴行。不久，茅盾在一篇评论《我们所必须创造的文艺作品》中，大声疾呼，我们的文艺创作要为反帝斗争服务，作家一方面要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国际阴谋，另一方面要唤起民众，投入“反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　　　　　　　　　　　　　　　　　　　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天气也暖和了，桑树暴出指头大小的嫩叶，油菜花也金灿灿地散布在上海郊区及杭嘉湖平原。和茅盾住在一起的母亲，此时执意要回乌镇去住一段时间，那里还有老屋在，还有一些亲戚，虽不大走动，但也十分热络，这也是茅盾母亲的惯例——天气暖和时，总要回乡住一段时间。　　　　　　　　　　　　　　　　　　　5月初，杲杲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大地上，软软的春风随意吹拂细柳。　　　　　　　　　　　　　　　　　　　茅盾带着上海的战争硝烟味，陪伴母亲回乌镇。从上海坐火车到嘉兴，一路上，被践踏的油菜田里，一群一群士兵，百无聊赖有气无力地在挖战壕。火车上，一些人都在看从上海地摊上买来的“推背图”、“烧饼歌”等预言书，茅盾也带了一本金圣叹手批的《中国预言七种》，车厢里议论的，不是斗志昂扬的抗战，而是预言书里那些“天意”。　　　　　　　　　　　　　　　　　　　一个坐在茅盾边上的人说：“不错，万事难逃一个‘数’。东洋兵杀到上海，火烧闸北——蔡廷锴、蒋光鼐，《烧饼歌》里都有呢！——上年的水灾，也应着《烧饼歌》里一句话……。”　　　　　　　　　　　　　　　　　　　一个老者环顾左右后，一本正经地说：“你看，人定不能胜天。你看十九路军到底退了！不过，国人先笑而后号咷，东洋人倒灶也快了呀。”说到这里，他咳了一下，往地下吐了一口痰，接着又说：“不过，中原人大难当头，今年这一年能过得去就好！今年有五个‘初一’是‘火日’呀！今年八月里——咳，《烧饼歌》上有一句，——咳，记不明白了，你去查考罢。总而言之，人心思乱。民国以来，年年打仗。前两年就有一只童谣：”宣统三年，民国二十年，共产五年，皇帝万万岁！　　‘要有皇帝，才能太平！“　　　　　　　　　　　　　　　　　　　“可不是宣统皇帝已经坐了龙庭！”有人顺着老者的话，附和着。不料那老者，很不以为然，哼了一声，说：“宣统！大清气数已尽，宣统将来要有杀身之祸，另是一个真命天子，还在田里找羊草！”　　　　　　　　　　　　　　　　　　　于是车厢里热闹起来，旅客们都争先叙述自己听到的“真命天子”的故事，活灵活现。而车厢外，依然是零乱的油菜花香，依然是一队队看上去懒散似的恹恹的士兵，打堆在昔日整片的菜花田里。　　　　　　　　　　　　　　　　　　　车到嘉兴，茅盾陪着母亲换乘去乌镇的小火轮。在小火轮船里，茅盾听到的，依然平民百姓对刚刚过去的战事的议论，各有所见，十分热烈。一个坐在茅盾边上剃着平头的旅客，操着浓重的乌镇话，说：“定规还要打！不打，太呒交代。东洋小鬼子就是几只飞机兵船厉害，东洋兵是怕死的！东洋兵笨手笨脚，不及中国兵灵活，引他们到里厢，东洋的兵船开勿进来，飞机不认识路，东洋兵一定要吃败仗！”　　　　　　　　　　　　　　　　　　　“蛮对蛮对，松江造好一个飞机场了。火车来时，你看见铁路旁边掘战壕么？　　松江落来，一连有四道战壕已经掘好了。“另一个30多岁的瘦子旅客衬上去赞同道。　　　　　　　　　　　　　　　　　　　　　　　　　　　　　　这时，另一个旅客却叹口气道：“打，定规要打，不过，一路过来总不见兵，奇怪，……。”没等他说完，那个30多岁的瘦子便截断他的话，插进来说：“啊，老先生，你弄错了，中国兵不是沿铁路驻扎的，都藏在乡下。　　　　　　　　　　　　　　　　　　　——为啥？避避国联调查员的眼睛呀！你不相信，去看！嘉兴城里也不扎兵。　　　　　　　　　　　　　　　　　　　不过，落去到陶家泾，就驻扎了两万多兵，全是驻扎在茧厂里！“　　　　　　　　　　　　　　　　　　　大家一阵默然。茅盾问身边一位老乡绸缎店经理：“照你看来，是再打好呢，还是不要打？”　　　　　　　　　　　　　　　　　　　“论理呢，一定要打。不过我们做生意人日子难过：上海开了火，钱庄就不通，帐头又收不起，生意上的活路断得干干净净了；近年来捐税忒重，生意本来难做，乡下人穷，乡庄生意老早走光；现在省里又要抽国难捐，照旧捐加二成，听说就是充作打仗的军饷，你想，不曾开火，先来从生意人头上抽捐了！”　　　　　　　　　　　　　　　　　　　没等茅盾说，另一个旅客立刻接上去诉苦说：“抽捐去真和东洋人开仗，倒还呒啥，就恐怕捐是抽了，仗又勿打。”　　　　　　　　　　　　　　　　　　　“一定要打！伊拉勿抵桩打东洋人，调啥格兵！”那个瘦子旅客抢着表示自己的看法。　　　　　　　　　　　　　　　　　　　茅盾一听，笑了笑，给这几位同乡分析形势，最后坦率地说：“老百姓尽管一腔热血主张打，那结果是一定不再打了。老百姓要的事，恰就是当局所勿要。现在的事情就是这么着。”　　　　　　　　　　　　　　　　　　　掌灯时分，茅盾陪母亲回到故乡乌镇，黑乎乎的小镇，似乎更衰败了，一些大的商店已经倒闭，几家几十年历史的当铺，也已歇业，只剩下市中心的汇源当了。　　　　　　　　　　　　　　　　　　　在乌镇的那些日子里，茅盾目睹了1932年故乡的衰败，也目睹了乌镇四乡农村的丰收成灾的惨痛事实，目睹了一些店铺的努力和失败。　　　　　　　　　　　　　　　　　　　清晨，还是春寒料峭，街上也相当冷清。但离茅盾家不远的汇源当大门前，却已人头攒攒，等候开门。茅盾特地起个早，赶到那里观察了解，发现在这青黄不接的五月里，许多人天不亮，就守候在那里。他们并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身上刚剥下来的棉衣，或者预备秋天嫁女儿的几丈土布，偶尔也有去年留下来，嫌亏本而不卖的几斤丝，也拿出来送进当铺了。　　　　　　　　　　　　　　　　　　　一直等到9点钟，当铺才开门，这批在饥饿线上挣扎的人们就拼命的挤轧，一片混乱。因为当铺每天只用120元的钱来营业，当完就停。因此，那些衣衫褴褛等候当了钱去买米吃的乡下人，就不能不拼命挤上前去。但就是这样，当铺连农民自己觉得最宝贵的蚕丝都不要！　　　　　　　　　　　　　　　　　　　这一幅景象，引起茅盾不胜感慨和忧思：　　　　　　　　　　　　　　　　　　　“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　　　　　　　　　　　　　　　　　　　茅盾回到家里，过去常常来替沈家帮忙的老熟人——一个住在乌镇东栅的农民，茅盾称他为“丫姑老爷”，知道茅盾母亲从上海回来了，便进镇来看她。恰巧茅盾从外面进来，这个“丫姑老爷”向茅盾这个“沈家少爷”诉说农村的艰辛，他说：“少爷你看，我这个人向来不喝酒，不吸烟，连小茶馆都不上，而且种的是自家的田。这二年来，也拖了债了，在村里也不算多，百把块钱。”茅盾一听，兴趣来了，忙问：“那你怎么还债呢？”　　　　　　　　　　　　　　　　　　　“打算在‘头蚕’里还呀，今年‘头蚕，养得好，还清这点债是不成问题的。”　　丫姑老爷胸有成竹地回答。　　　　　　　　　　　　　　　　　　　茅盾笑了笑，说：“养蚕？卖给谁？你的这点桑叶，不如卖叶，不要再去养蚕。”　　茅盾又把养蚕的危险说了一遍。　　　　　　　　　　　　　　　　　　　丫姑老爷听着觉得有道理，但沉默了半晌，摇摇头说：“少爷，不养蚕也没有法子想。卖叶呀，廿担叶有四十块卖得算是顶好了，一担茧子的‘叶本’总要廿担叶，可是去年茧子价钱卖到五十块一担。只要蚕好！到新米收起来，还有半年；我们乡下人去年的米能够吃到立夏边，算是难得的了，不养蚕，下半年吃什么？”　　　　　　　　　　　　　　　　　　　“可是今年的茧子价钱不会像去年那样好了！”茅盾说到这里，望了一眼这个丫姑老爷，又说：“你是自己的田，去年这里四乡收成也还好，怎么你就只够吃到立夏边呢？而且你又新背了几十块钱债？”　　　　　　　　　　　　　　　　　　　“有是应该还有几担，我早已当了。镇里东西样样都贵了，乡下人田里种出来的东西却贵不起来，完粮呢，去年又比前年贵，——一年一年加上去。　　　　　　　　　　　　　　　　　　　零零碎碎又有许多捐，我是记不清了。我们是拼命省，去年阿大的娘生了个把月病，撑着没有看郎中吃药，——这么着，总算不过欠了几十洋钿新债。　　　　　　　　　　　　　　　　　　　今年蚕再不好，那就——“丫姑老爷苦着脸，向茅盾诉苦到这里，便嘎然而止。　　　　　　　　　　　　　　　　　　　茅盾点点头，又安慰他几句，丫姑老爷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向茅盾告辞。　　　　　　　　　　　　　　　　　　　茅盾在乌镇这几天，忽然对小镇经济有了新的认识。在研究上海金融经济过程中，本来缠绕心头的农村、乡镇的经济状况，总算有了一个大概的比较，也有了许多令人心酸的例子。镇上几个熟悉的小商人告诉茅盾：“市面已经冷落得很，小小镇头，旧年年底就倒闭了廿多家铺子。”诉说时，个个都哭丧着脸。茅盾在故乡的半个月时间中，所见所闻所感是一幅30年代悲剧画面，从这幅画面中，茅盾深深感到，一二八战争像一颗炸弹，把压抑、沉默的人们骤然惊醒了，人情世态发生了变化，农村状况、小镇经济状况也同样发生变化，而且这变化是惊人的。茅盾安顿好母亲，只身回到上海。隔了两天，《申报月刊》的主编俞颂华来向茅盾约稿，并告诉茅盾，这稿子要在创刊号上发表。茅盾立刻想到，写一篇反映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此时，回乡半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幼时在乌镇生活时的商店情景，像放电影一般，在脑海里出现，忽然发现在这些见到的故乡商人形象中，勤俭、怯弱、谨慎、奉公守法、缺少决断、又会做生意的个性，是小商店老板的共性形象。　　　　　　　　　　　　　　　　　　　于是，茅盾构思好后，于6月18日写完这个小镇商人生活的小说。小说写了一个姓林的小店老板，小本生意，因为不堪新军阀的压迫和苛捐杂税的逼迫破产出走，这又给小债户一击，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一种社会现象，小说写好后，茅盾题上《倒闭》二字，作为小说题目，交给俞颂华。　　　　　　　　　　　　　　　　　　　俞颂华连夜拿回去审读，发现这是一篇难得的好小说，作品展现的社会生活丰实、复杂，故事线索脉络清楚而富有个性，林老板形象极有地方特色，语言形象化、个性化。但一看题目叫《倒闭》，便皱起眉头，觉得在创刊号上，恐怕老板会不开心，于是，便跑去茅盾家里，和茅盾商量，是否题目改一下，并建议用小说故事里主人翁的店铺，并虚化一下，叫“林家铺子”。茅盾一听，也觉得有道理，同意了。　　　　　　　　　　　　　　　　　　　《林家铺子》刚刚在《申报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乌镇拍来电报，谓茅盾祖母高氏去世了。于是，茅盾冒着8月的酷暑，举家返乡奔丧。　　　　　　　　　　　　　　　　　　　因祖母已80高龄，子、孙都长大了，手头也不拮据，所以丧事办得十分有排场。在3天的丧礼日子里，亲朋故旧，来吊丧者络绎不绝，茅盾又碰到春天见到过的丫姑老爷。那个丫姑老爷也是来吊唁的，沈太夫人生前待他们不薄，所以他即使家里再穷，也要来吊唁。　　　　　　　　　　　　　　　　　　　茅盾问起他养蚕的情况、问起他还债的情况，这位丫姑老爷连连摇头，说“没有听少爷的话，养蚕丰收了，但却亏了本，不仅老债没有在春蚕里还掉，还添了新债。”言下之意，不堪回首。丫姑老爷还向茅盾讲述了养蚕丰收后，如何更加辛苦地去无锡等地卖茧，最后有的人得了病，雪上加霜等。　　　　　　　　　　　　　　　　　　　茅盾听完丫姑老爷的叙说，唏嘘不已。他又忽然发现，农村也因一二八战争的影响，经济崩溃，引发出一系列矛盾和困惑。　　　　　　　　　　　　　　　　　　　回到上海后，茅盾写完短篇小说《右第二章》以后，十月开始短篇小说《春蚕》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茅盾调动积储在脑海里的儿时信息，小时他随祖母养蚕，知道了不少养蚕的艰辛，今年的几次回乡所见所闻，又如烂断电影，一个片断一个片断地呈现在脑海之中，因此，《春蚕》写得非常顺利，到11月1日，已经杀青。　　这篇小说叙述了发生在江浙蚕乡的一个故事，讲述一个叫老通宝的蚕农，辛辛苦苦地养春蚕，并取得了丰收。虽蚕茧丰收了，茧厂却关门，原因是茧子受日本白厂丝的倾销，不值钱了。因此，老通宝一家劳顿一场不算，还因买叶借了债，蚕茧丰收了，生活却更艰苦了。老通宝气得一病不起。小说的结构灵巧又绵密，语言精巧秀丽。恰似一幅江南春蚕风俗图。　　　　　　　　　　　　　　　　　　　《春蚕》脱稿以后，茅盾接着又写了《冥屋》、《秋的公园》、《光明到来的时候》等散文。　　　　　　　　　　　　　　　　　　　《春蚕》在《现代》第二卷第一期上发表后，立刻引起广泛的赞扬，朱自清肯定茅盾的创作路子：“我们现代小说，正应该如此取材，才有出路。”　　　　　　　　　　　　　　　　　　　也有读者认为：“作者处处从侧面入手用强有力的衬托，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深入到农村，以及数年来一切兵祸、苛捐……种种剥削后的农村的惨酷景象，尽量暴露无余。”由于《春蚕》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夏衍化名蔡权声把《春蚕》改编成电影剧本，并由明星影片公司摄制成同名影片。这是茅盾的作品第一次上银幕。　　　　　　　　　　　　　　　　　　　由于《春蚕》这个短篇小说的出现和启发，继《春蚕》后，这类丰收成灾的题材，也在新文学阵地上发展起来；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即《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夏征农的《禾场上》；叶紫的《丰收》；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一时间十分热闹。　　　　　　　　　　　　　　　　　　　见《春蚕》叫好，《申报月刊》俞颂华又来找茅盾，要茅盾写农村题材的作品，茅盾答应了，故乡农村的艰辛，连上海一些报纸上也都见报了，加上自己对故乡的了解和把握，茅盾便顺着《春蚕》里的故事情节，在1933年4月写了《秋收》，写老通宝的稻子收成好反而又欠债，农民走投无路，自发吃大户；后来又写了《残冬》，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们自发斗争已经爆发，显然，《秋收》、《残冬》的创作，有受《水浒》的影响，农民斗争有逼上梁山的感觉，但这在杭嘉湖蚕乡来说，倒是十分真实可信了。　　　　　　　　　　　　　　　　　　　茅盾为营造这乡镇风景线，短篇、散文、速写诸文体方面，一齐努力，使这道真实的乡镇风景线，更加绚丽、更加可爱。1933年，他的小说《当铺前》，以乌镇所见的真实情景为背景，记叙了这人间惨剧的一幕；他的《老乡绅》、《速写》、《香市》、《乡村杂景》、《陌生人》、《谈迷信之类》，都是1933年茅盾的乡镇风景线上多彩的一笔！次年，即1934年，江浙遭受百年未遇的旱灾。乌镇四乡出现河流干涸的灾情，民谣有“民国廿三年，河港朝天”的说法，茅盾回乡，也目睹这些旱象和灾情，于是，茅盾又写了纪实性小说和散文《赛会》、《大旱》、《戽水》、《桑树》、《人造丝》、《疯子》等，这些作品，反映了30年代初，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破产的状况，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是农村破产的原因，也揭示了政府的腐败及农民那种固执愚昧落后的一面。　　　第十四章文化风暴：多事岁月　　　　　　　　　　　　　　　　　　　30年代初，茅盾的文学活动仿佛又恢复了20年代初那股活跃的劲头，“左联”的事，报纸约稿，出版社要书，杂志社要文章，无聊文人的攻击，犹似一场文化风暴，铺天盖地，把茅盾整个儿都淹没在文化之中。因此，30年代前5年，是茅盾创作的黄金时期，《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都是这个时期创作的。　　　　　　　　　　　　　　　　　　　1932年底，茅盾写完了《子夜》的后记之后，乘兴又写了一篇《我的回顾》，对自己5年来的创作道路，作一个简要的回顾。短短的5年当中，茅盾在革命的高潮之后，冷静思索，勤奋创作，写出了三个长篇，两个中篇及十几个短篇，奠定了茅盾在新文学上的地位。5年中，茅盾左冲右突，努力“使自己不至于粘滞在自己所铸成的既定的模型中”，不断改换题材：知识分子题材、都市题材、乡镇题材、历史题材等，这些都显示了作家的努力和追求。在回顾自己5年来走过的历程，茅盾谦虚中充满自信，他说：“1927年9月，我开始作小说，到现在已经整整5个年头。5年来，除了生病（合算起来，这也占据了两年光景），我的精神时间，几乎完全在小说的构思与写作上。”接着又说：“我所能自信的，只有两点：一、未尝敢‘粗制滥造’；二、未尝为要创作而创作，——换言之，未尝敢忘记了文学的社会的意义。”　　　　　　　　　　　　　　　　　　　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得正确。”他还说：“我永远自己不满足，我永远‘追求’着。　　我未尝夸大，可是我也不肯妄自菲薄！是这样的心情，使我年复一年，创作不倦。“　　　　　　　　　　　　　　　　　　　从某种意义说，茅盾在政治与文学的天平上，似乎文学创作更有成绩，似乎更有发展前程。但是，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又驱使茅盾不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因此，瞿秋白、鲁迅等友人和茅盾来往十分密切，包括许多左翼文化人士，来往十分频繁。而茅盾的论人论文的尺度，政治、社会功利方面，尽量和党当时的要求相近。所以，茅盾当时曾向瞿秋白提出，要求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希望在党内受到直接指挥。瞿秋白无论在经历上、志趣上，和茅盾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两人十分投机，共同语言也较多。听了茅盾的要求，秋白表示尽快向中共核心组织反映。但此时六届四中全会已开过，王明夺取了上海党中央的领导权，秋白被排挤出党的核心，因此对瞿秋白转述茅盾的要求，中共中央似乎不大在意，竟没有答复。　　　　　　　　　　　　　　　　　　　一天，“左联”成员阳翰笙来到茅盾家里，拿出他在上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地泉》说，出版社要再版，希望茅盾给这部小说作序。《地泉》是包括“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的长篇小说。作品反映农村革命的“复兴”。但由于这部作品写作时正受太阳社朋友倡导革命文学的影响，小说的概念化缺点十分明显。　　茅盾在前段时间，对这种所谓的革命文学作过批判。　　　　　　　　　　　　　　　　　　　其中包括阳翰笙的这部长篇小说。　　　　　　　　　　　　　　　　　　　于是茅盾对阳翰笙笑道：“你要我写序，我就要批评这部作品。”阳翰笙点点头，认真地说：“我知道，我也想过，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1928年发生到现在，已经经历了5年的历史，正在走向成熟。这本书是几年前写的，本不打算印了，现在既然有书店肯再版，就借再版的机会，请几个朋友写点文章，也算对这本书作个定评。”　　　　　　　　　　　　　　　　　　　“有那些朋友写了序？”茅盾听说阳翰笙请几个朋友写序，问道。　　　　　　　　　　　　　　　　　　　“瞿秋白、钱杏邨。”阳翰笙回答。　　　　　　　　　　　　　　　　　“那好，我也写，不过您不要动气啊。”茅盾笑道。　　　　　　　　　　　　　　　　　　　“哪里，哪里。”阳翰笙忙说。脸上一脸虔诚。　　　　　　　　　　　　　　　　　　　后来，茅盾写了一篇《地泉读后感》，从扭转革命文学创作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入手，评论阳翰笙的《地泉》的缺点。直言不讳地批评《地泉》“亦浓厚地分有了那时候同类作品的许多不好倾向。”什么“不好倾向”呢？这就是“缺乏社会现象全部的非片面的认识，”“缺乏感情地去影响读者的艺术手腕。”指出《地泉》“本书只是‘深入’、‘转换’、‘复兴’等三个名词的故事体的讲解。而本书的作者，恰就先给我们三篇故事体的讲解。”　　　　　　　　　　　　　　　　　　　“惟在已有政治认识的人们方能理智地去读完这本书而有所会于心，或有‘画饼充饥’地聊一快意；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本书只是白纸上有黑字罢了。”　　　　　　　　　　　　　　　　　　　后来，茅盾这篇直言不讳的文章，被阳翰笙一字不改地编进湖风书店1932年7月出版的《地泉》内，并作序言刊布。茅盾后来感叹，“这种接受不同意见的雅量是令人钦佩的。”并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和阳翰笙之间的友谊。　　　　　　　　　　　　　　　　　　　左联成立以后，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多次，第一次讨论时，茅盾刚刚回国，环境的适应，家务事的分心，茅盾只看了一些讨论发言的文章，发现许多文章都十分中肯，鲁迅的话尤为精辟和深刻：“多作或一程度的大众化的文艺，也固然是现今的急务。若是大规模的设施，就必须政治之力的帮助，一条腿是走不成路的，许多动听的话，不过文人的聊以自慰罢了。”所以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热闹一阵子以后，也就偃旗息鼓了。　　　　　　　　　　　　　　　　　　　1932年夏天，茅盾写完《林家铺子》之后，“左联”又发起文艺大众化的讨论，起因是瞿秋白在《文学》半月刊上发表《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在6月又发表《论文学的大众化》。当时发表文章的《文学月报》认为秋白的文章很重要，便约请茅盾、陈望道、夏衍、周扬、郑伯奇、田汉等人写文章，参加讨论。　　　　　　　　　　　　　　　　　　　当时，茅盾看到瞿秋白的《论文学的大众化》，观点十分新颖别致，见解也非常独到，但秋白对白话的估价，茅盾认为不敢苟同，因为秋白认为：　　　　　　　　　　　　　　　　　　　“五四”式的白话是非驴非马的文字，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的混合体；号称“白话”，实则是“新文言”，是士大夫的专利，和从前的文言一样，劳动大众是读不出，听不懂的。……因此现在必须发动一个反对“死的语言”　　的革命运动。革命文学要用现代中国活人的话来写，尤其要用新兴阶级的话来写。　　……至于革命的大众文艺，尤其应当从速用浅近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开始。　　　　　　　　　　　　　　　　　　　但茅盾也发现其中的一些观点，有些似是而非。因此，乘刊物约请茅盾写文章参加讨论的机会，针对瞿秋白的论点，写了《问题中大众文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文分四节，分别为“旧”文言与“新文言”，“技术是主，文字本身是末”　　在第二节展开讨论；第三节是现代中国普通话怎样估价；第四节是“到底用什么？”　　这篇讨论文章，有事有据，令人信服。茅盾用了“止敬”这个笔名在《文学月报》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随后，瞿秋白又发表了答辩文章《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分三个方面进行答辩，即解释一些误会，二是讲明原则分歧，三是提出了认字拉丁化问题。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　　　　　　　　　　　　　　　　　　　茅盾读过这篇文章，发现自己与秋白是从不同前提来争论的，对文艺大众化的概念理解不同，是指作家们要努力使用大众的语言创作人民大众看得懂、听得懂、能够接受的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呢，还是主要是指由大众自己来写文艺作品？而茅盾的理解是前者，瞿秋白的理解是后者。因此，茅盾没有接着瞿秋白的文章来继续讨论。　　　　　　　　　　　　　　　　　　　也许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当时文人圈子里，只是一个时髦。因此，“左联”中人都热心于文艺大众化的宣传和讨论，但所化的力气和收到效果很不相称。　　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社会制度不允许文人们这样做。　　　　　　　　　　　　　　　　　　　1934年夏秋间，上海进步文艺界又掀起第三次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南昌发表《新生活运动要义》，强制推行以封建道德“四维”　　　　　　　　　　　　　　　　　　　（礼义廉耻），“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5月份，国民党教育部汪懋祖等掀起“文言复兴运动”，在国民党的《时代公论》上发表文章，大肆鼓噪。因此，上海“左联”同仁决定以汪文为靶子，开展第三次文白之争的讨论。当时鲁迅、茅盾、陈望道、胡愈之、魏猛克、陈子展、傅东华、许杰、乐嗣炳等人纷纷写文章，抨击复古逆流，维护五四成果。　　　　　　　　　　　　　　　　　　　到了8月份，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正酣，达到高潮，这时，陈望道、乐嗣炳就打算乘势办一个刊物，力倡大众语运动。也抨击林语堂等人提倡的小品文。陈望道为此还在“一品香”餐厅请客，茅盾出席了。9月3日陈望道又请一批作家聚餐，茅盾和鲁迅都去作陪客。当时，陈望道对《太白》刊名有了解释，他对鲁迅、茅盾说：太白太白，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文还要白的意思；还有，太白二字笔划少，符合简化的原则；还有太白是太白星，在黎明前出现，又名启明星，表示天快亮了，又暗示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即将结束。　　　　　　　　　　　　　　　　　　　鲁迅一听陈望道这个解释，掸了掸手头的香烟，点点头，对大家说：“这只能我们自己淘里知道，不能对外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　　　　　　　　　　　　　　　　　　　茅盾也点点头，表示赞同。陈望道想请鲁迅、茅盾参加《太白》编委会时，鲁迅说：“还是暗地里支持你好，公开列名，恐怕反而于刊物不利。”茅盾也赞同鲁迅的这个意见。　　　　　　　　　　　　　　　　　　　后来，茅盾和鲁迅一道，用实际行动支持《太白》。《太白》半月刊从1934年9月创刊，到1935年9月停刊，茅盾共发表了23篇文章。应该说，茅盾在文艺大众化方面功不可没。　　　　　　　　　　　　　　　　　　　正当茅盾忙得不亦乐乎的时候，“左联”书记处又办起《文学月报》，茅盾又被推为编委。于是，茅盾既忙于给《文学月报》写文章，又忙于替《文学月报》审阅小说稿件，在审阅小说稿中，茅盾发现一个很有才华的新人——沙汀。当时，周扬把沙汀的《码头上》、《野火》两个短篇送给茅盾，茅盾看后，在退给周扬稿件时，对《码头上》一篇写了几句审读意见，大意是：　　　　　　　　　　　　　　　　　　　写得还可以，看得出作者是有才华的，小说可以发表。不过结尾的写法我不喜欢。当时，周扬把茅盾的意见转告诉沙汀，沙汀感动不已，十分振奋。后来沙汀的《法律外的航线》小说集出版后，茅盾撰文高度评价。　　　　　　　　　　　　　　　　　　　1933年春节，已在北平的郑振铎回上海过春节，在与茅盾晤面时，二人都十分怀念过去在商务印书馆编《小说月报》时那段生活，十分感慨。郑振铎是个热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人。在感叹现在没有一个自己的刊物时，忽发奇想，建议茅盾把《小说月报》办起来。茅盾笑道：“你丈人虽是商务元老，但是复刊《小说月报》，恐怕他也作不了主。商务当局是越来越保守了，他们是怕我们的，如果要办刊物，倒不如另找一家出版社来出版。”　　　　　　　　　　　　　　　　　　　郑振铎点头赞同，于是二人又具体策划杂志的具体内容，包装和发行等事。　　　　　　　　　　　　　　　　　　　郑振铎说：“找书店出版的事交给我来办，刊物的名称就叫《文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