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地灵人杰　　　　　　　　　　　　　　　　　　　茅盾，1896年7月4日诞生在浙江省桐乡县乌镇一个姓沈的家庭里。取名德鸿，字雁冰，小名燕昌。“茅盾”是他写作《蚀》三部曲时用的笔名，也是他120多个笔名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有国际知名度的笔名。　　　　　　　　　　　　　　　　　　　一颗种子降落在地上的时候，因土地肥瘦的缘故，往往影响以后的生长和果实的成熟。所幸的是，茅盾降生在一个有文化底蕴、物产丰富、较早具有开放意识的地方。这个地方，人杰地灵！茅盾自己也颇自豪：“我的故乡向来是一个鱼米之乡。”　　　　　　　　　　　　　　　　　　　乌镇，地方不大。但以它独特的地理位置，铸成了它那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丰厚的文化底蕴。在茅盾出生时，乌镇为两省（江苏、浙江）三府（湖州、苏州、嘉兴）　　七县（乌程、归安、石门、桐乡、秀水、吴江、震泽）的错壤之地。所以当地方志上讲它是“镇虽一隅，实三郡六邑之屏藩也。”乌镇又是杭州到苏州的水路中间，距上海嘉兴也不过是半天的路程。因此，这个水乡小镇，却常能得大都市的风气之先。近代资本主义萌芽、开放的风气，较早地在乌镇萌发，规模也日渐大起来，到上世纪初，这个小镇，已经颇具规模，全镇东西长7华里，南北也有7华里。一条市河（其大名叫车溪）由南而来，穿镇而过，浩浩荡荡北去。河东叫青镇；河西称乌镇。茅盾家在青镇，但习惯上统称乌镇。当时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杭嘉湖平原，水乡小镇的繁荣，都是靠附近农村来支撑的。所以乌镇的“乡脚”特别远，十里之内，赶集进镇都到乌镇。而附近乡里，又是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水稻和蚕桑成了乌镇农村里的主要支柱产业。这些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镇里，又换回农村必需的日用品，从而活跃了镇上的经济。千百年来，年年岁岁，岁岁朝朝，慢慢使乌镇这个小镇，变成有文化有历史的水乡古镇，成为江浙交界的一个重镇。　　　　　　　　　　　　　　　　　　　悠悠岁月，涤去尘埃，留下的是丰厚的文化积淀；历史的进步和开放，也使茅盾祖辈和先贤十分崇尚知识和文化，形成了良好的氛围。镇上，除了穿镇而过的市河外，还有两条名字很典雅的河，绕镇而过，一条叫澜溪塘，一条叫紫云塘，与镇内的市河一水相连。镇内小河纵横婉蜒曲折，临河而起的水阁木楼，绰影幢幢，河面不大，小桥轻卧，垂柳依依。浓郁的水乡风味，在乌镇发挥到极致。后来茅盾走遍大半个中国，对水乡这种独特的风韵，无限依恋，他曾说：“住在西北高原的人们，不能想象江南太湖区域所谓‘水乡’的居民生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驾乱飞’，也不是江南‘水乡’的风光。缺少那交错密布的水道的西北高原的居民，听说人家的后门外就是河，站在后门口（那就是水阁的门），可以用吊桶打水，午夜梦回，可以听得橹声欸乃飘然而过，总有点难以构成形象的罢。”　　　　　　　　　　　　　　　　　　　特殊的地理条件，温和而又四季分明的气候，吸引了不少文入学士，尤其是宋南渡以后，一大批来自中原的皇亲国戚和饱学之士，来江浙一带择地落户，加速这一地区文化经济的发展。何况乌镇这个地方，早在梁朝，就有昭明太子在乌镇苦读成大器的记载。南宋著名诗人、政治家陈与义（简斋）　　　　　　　　　　　　　　　　　　　在绍兴五年出任湖州知府时，特地在乌镇芙蓉浦上筑室读书，并取名“南轩”。　　　　　　　　　　　　　　　　　　　两年后，他又到乌镇，并与乌镇叶天经、高僧大、圆洪智三人过从甚密。因此，陈与义在《简斋集》中有不少诗作是与天经、智老赠与之作。后人为了纪念陈与义等三人的友谊和文学上的贡献，特地在“南轩”旁修筑了“三友亭”。在乌镇先贤中，一个叫严辰的人是咸丰九年（1859年）的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因为文章中用了“女中尧舜”四个字，触怒慈禧太后，严辰便辞归故里。回乌镇办学堂，修桥铺路，行善济贫，修县志。严辰这种传统的儒家风范，在乌镇为人传颂和仰慕。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之间，乾隆开“四库全书”馆，乌镇一个叫鲍廷博的藏书家，专门进献孤本藏书，深得清朝政府嘉许。后世刊印的“知不足斋丛书”就是这位茅盾故里先贤所奉献。　　　　　　　　　　　　　　这些故里先贤，可以说在国内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也给小镇添了不少文化色彩。因此，小小水乡古镇，也很时髦地定八景之类的东西，如曾定：　　　　　　　　　　　　　　　　　　　古山云树，双塔凌云，文石流觞，双溪皓月。自然，这些都是文化人的雅事。　　　　　　　　　　　　　　　　　　　也正因为文化经济的发达，镇上也添了不少私家园林，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多处。有唐代的丞相裴休府、宋代安定郡王赵伯府、秦申王桧园、太师何恭敏铸宅、安抚王彦宅、尚书顾岩宅、节度丁胜宅、诗人丁南宅、沈知丞宅、沈左藏宅、六杉园、尚书莫泽宅、东皋园、张抡宅；元代的员外颜旒宅；明代的竹深处、横山堂、桂月轩、春晖楼、宝岘楼、听风楼、少司寇沈应龙宅、真君子第、参议王隆德宅、琪园、灵水居；清代的师俭堂、高节寒香圃、宝敕楼、副宪徐世峰宅、蠡勺园、宜园、半亩园、给谏陆秉枢宅、同知张廷杰宅、肖家花园、孝廉李日曦宅、翰林第、颐园、庸园；及近现代，又有适园、梅花馆、柯亭别墅，以及丁家花园等。这一大堆园林，在历史沧桑中，毁兴更替，留下的，却是丰厚的文化底蕴。　　　　　　　　　　　　　　　　　　　自然，丰厚的文化氛围，也留下不少带有儒家风骨和爱国风范的故事和传说。　　镇上有一棵唐代银杏，留下一个悲壮的故事。唐代宪宗元和年间，浙江刺史李琦步安禄山后尘，举兵叛乱称霸，结果把富庶的江浙一带搞得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朝廷派乌赞将军带兵讨伐，一路杀来，打得叛军鼠窜，打到乌镇时，叛将李琦突然要求休战求和。不料，当夜李琦乘风高月黑，偷袭乌赞将军营寨，乌赞将军披衣迎战，跨上他那南征北战的战马青龙驹，追到市河边，突然青龙驹长啸一声，跌进李琦设置的陷饼，并被李琦乱箭射死。　　　　　　　　　　　　　　　　　　　后来，援兵赶到，杀退李琦，重葬乌将军和战马青龙驹，这棵银杏，就是从乌赞将军坟上长出来的。为纪念乌将军和那战马青龙驹，这个地方也就叫作乌青镇，后来一直传下来。自然，这是一个悲壮的传说。还有一个勤奋好学的故事，也在乌镇流传着。梁朝昭明太子少年时，曾随师沈约在乌镇苦读，小小年纪，便通知古今，终日诵书不辍，在文学上终有成就。后人为纪念这位勤学的太子，特在乌镇辟读书馆，并立牌坊：“梁昭明太子和沈尚书读书处”，至今仍在。　　　　　　　　　　　　　　　　　　　茅盾降生的故乡，就是这么古老，这么神秘，这么富有文化！仿佛历史注定乌镇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代文豪和大家。然而，茅盾呱呱坠地时，小镇依然是那样平静，河水依然是往浩淼的太湖静静地流去。　　　　　　　　　　　　　　　　　　　茅盾出生时，位于观前街的沈家还是一个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曾祖父沈焕在外地闯荡大半辈子后，晚年捐官在梧州府供职，祖父是个秀才，兄弟间有开店经商的，只是生意不大。父亲是个中医郎中，母亲则是乌镇名医的千金，知书达礼。祖父子女六个，此时都还生活在一起。因此，茅盾的家庭里，几代婆媳、叔侄共同生活在一起。而操持这个大家庭的，不是茅盾的祖父，而是茅盾的祖母——一个来自乌镇农村的勤劳的女性。　　　　　　　　　　　　　　　　　　　茅盾的出生，给沈家带来欢乐。茅盾的父亲沈永锡给远在广西梧州府供职的祖父去信，报告这一喜讯：沈家长房又添长子。茅盾的曾祖父沈焕，字芸卿，早年在宁波安记山货行当伙计，学习经商，负责采购和推销。时常在汉口、天津、保定等地来往，待稍有积蓄以后，便与宁波安记合股经营山货，后来宁波安记者板退休，沈焕便独立经营山货行，这“山货行”也由安记改为“沈记”。晚年，沈焕觉得自己经商精力日衰，又无后继之人，便出资捐个广东候补道。在广州闲居候补，三年后赴任广西梧州府同知。茅盾出生时，这位老太爷还在广西梧州任上。沈焕有三子一女，茅盾的祖父沈恩培，是其长子，茅盾还有二个叔祖父和一个姑祖母，此时大概都还在一个大家庭里生活。“老三房”还未分家。而茅盾祖父膝下，除茅盾父亲以外，还有三个儿子，两个女儿，所以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庭。　　　　　　　　　　　　　　　　　　　然而，这个大家庭并不富裕。在乌镇这个小镇上，也算不上富裕，有钱的富户在乌镇有的是，这些大户一般有田地、有工厂、有商店，在上海等地还有公司。而茅盾一家，除了曾祖父沈焕在梧州任上有些积蓄外，沈焕的儿孙们都不会作赚钱的买卖。从磨难中出来的人，自然要瞻前顾后，沈焕稍有积蓄，便汇款给儿子让儿子在乌镇开两爿店，一爿是京广杂货店，主要经营日用品之类；一爿是“泰兴昌”纸店，主要是针对桑蚕用品的桃花纸、蚕花等。但这个店开始还有些生意，后来由于两个儿子都不善经营，就渐渐清淡起来。对此，老太爷沈焕十分不满，认为儿子“没有出息”。但茅盾祖父是个乐天派，对父亲的训斥和不满，并不放心上，依然故我，我行我素。每天玩牌，喝茶，听唱昆曲，义务帮镇上一些人家写对联等。因他是秀才出身，无心功名，而字却写得很好。沈恩培娶乌镇农村高家桥的一个地主的女儿为妻，高氏嫁到沈家以后，依然十分勤劳，不忘农村风情，春来桑叶发芽后，便开始掸扫屋子，弄来蚕种，养春蚕，率儿女们开始饲蚕，她以为这是个根本。她看到有米泔水等，便在后边院子空地上，搭个猪棚，买来一头小猪，正正经经地养起猪来。　　　　　　　　　　　　　　　　　　　茅盾的一个二叔袒生性耿直，是个不善理商的人。但他与街坊邻里关系不错，后来也在镇上做些公益事业。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字吉甫，小名阿海，他比茅盾父亲沈永锡还小两岁，毛笔字写得十分漂亮，因而老太爷沈焕在广西梧州任上时，将这个小儿子接去，代写书札信函。　　　　　　　　　　　　　　　　　　　在沈恩增上面，有一个姐姐，叫沈恩敏，即茅盾的姑祖母。这个姑祖母后来出嫁给本镇卢家，为卢福基的继室，卢福基与元配所生的儿子即是卢学溥，就是茅盾的卢表叔。卢家本是乌镇望族，在缙绅中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因而茅盾祖辈中，也与缙绅结上这一层姻缘，脐身缙绅这一层社会关系里。　　　　　　　　　　　　　　　　　　　但是，经济地位决定社会地位。沈家的经济并不宽裕，这也决定了沈家在乌镇社会地位也有限度。曾祖父在广西任上，要考虑自己任满后的生活，不可能给家里寄很多钱，在乌镇开的两爿店，却因经营无方而仅微利。另外没有田租、又没有地租，因而家庭的经济开支只好由祖母精打细算了。幸好她很勤俭，把这个大家庭操持得有条有理。　　　　　　　　　　　　　　　　　　　此时，清政府日愈腐败，甲午一战，军事上的败北，连许多有识之士的心也都散了。政治无能和腐败，军事落后和贫弱，使广大有识之士觉得中国要强大，必须发展实业，以壮大国力。自然这些愿望是善良的，想法是初步的、改良的。16岁中秀才的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和乌镇其他一些秀才们一样，满腹抱负。一种世纪未的悲怆，一种救国拯民的理想，和家庭、社会强烈反差，深深地刺激着他。和茅盾母亲订婚后，他便到岳父——一个驰名杭嘉湖的妇科名医陈我如那里学习中医。这，既作为今后谋生手段，又保持传统的士大夫风范，以便在老太爷那里取得同意。但内心深处，这个年青的秀才十分崇尚实业救国。他订阅上海的报纸，关心国家大事；自学数学、声、光、化、电，以期在国家强大过程中施展自己的抱负。自然，这代表了底层一批知识分子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史学中称为“维新思想”。在茅盾的父辈朋友中，有不少富有才华、勤奋好学，又富有维新思想的人，如卢学傅、沈听蕉、徐晴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茅盾的老师。茅盾的父亲沈永锡去岳父那里学了几年中医以后，回家开个小小门诊。但乌镇的中医郎中太多了，沈永锡虽是陈我如的正宗徒弟，又是名医的女婿，尽管这样，求诊者还不如老中医郎中的多。据说，沈永锡还在门上贴上“僧道无缘”四个字，以示自己笃信唯物和敬业。　　　　　　　　　　　　　　　　　　　茅盾的母亲陈爱珠和沈永锡志同道合。她出生在中医世家，只不过到茅盾外祖父时，陈家已是从辉煌到没落了，陈爱珠出生时，陈家尚兴旺，求医求治者接踵而至，甚至有专门供陈我如出诊用的轿子和船，轿有轿夫，船有船家，子弟七八个人，煞是热闹。茅盾母亲4岁时，因陈老先生看病事多且烦，便托一个姓王的连襟代为管教。这个连襟是个秀才，很会教育孩子，又有知识，因陈爱珠小小年纪，十分聪明，学会了读、写、算，还念了不少古书，跟姨母学会做菜和缝纫。当陈我如向连襟打听女儿情况时，这个连襟很自豪很自信地回答：如果朝廷开女科，我这个姨外甥女肯定能考取秀才。于是陈老先生精力日衰时，便将14岁的女儿陈爱珠接回来，让她管理陈家这个乱哄哄的家庭，很快，他发现了女儿的才干和治家的本领。所以，1894年陈爱珠与沈永锡结婚以后，陈我如仍让女儿回娘家帮助照看这个家庭内外事务。茅盾出生以后，沈永锡夫妇觉得沈家住房嚣闹拥挤，不如西栅陈家厅宁静和宽敞，因而常常住在陈家。　　　　　　　　　　　　　　　　　　　乌镇的水依然那样忙碌地往太湖流去，年年不息；唐代银杏春枝发芽、长叶，依然苍劲和有力；镇上农历三月初三开始的“游西寺”——香市，年复一年地进行着，只不过一年不如一年，连振兴市面的愿望，也远远达不到了。　　　　　　　　　　　　　　　　　　　农历五月底边了，天气日渐炎热，沈永锡快信寄到梧州，报告老大爷，重孙已经出世，并十分敬重地请老太爷给这个刚出世的孩子取名。　　　　　　　　　　　　　　　　　　　沈焕看到家信，十分高兴，忽又想起梧州百姓反映近几天燕子特别多，是个吉祥的好兆头。沈焕持了捋胡须，心中升起一阵欣喜。对小儿子说：“给伯蕃（茅盾父亲）去封信，沈家这个长房长孙长子，叫燕昌吧，名字么，让他们按我们沈家谱里金木水火土的要求给取一个吧。”　　　　　　　　　　　　　　　　　　　于是，沈永锡的长子便起名德鸿，小名燕昌。自然，沈家添个男孩子的喜悦，没有几天，就过去了。因为沈家不乏男孩子，茅盾的几个叔祖和茅盾父亲一般大，而茅盾的几个叔父，也仅仅分别比茅盾大4岁，8岁和10岁，因此添个男孩子，对经济状况并不好的沈家来说，欣喜仅是一阵子而已。　　　　　　　　　　　　　　　　　　　太阳已经升起，新的一天又在这古老而神秘的小镇上开始。　　　　　　　　　　　　　　　　　　　匆匆忙忙的人们，走在观前街这石板小街上，发出的笃的笃的响声，沿街店里的小伙计也在吆喝着，招呼着每一个相识或不相识的顾客；认识的人，在相互打招呼，相互探询，问候。而当时，谁也没有注意到，观前街这幢临街楼上，已经诞生了一个男孩子，同样，谁也没有料到他日后会成一代文豪。　　　第二章学生时代　　　　　　　　　　　　　　　　　　　幼年的茅盾，大部分的日子是在外祖父家里度过的。母亲陈爱珠虽然嫁到沈家，但娘家的事还要她去操劳。此时，茅盾的外祖父年老且忙，无暇顾及家里的一切应酬；外祖母钱氏因身体有病，时而亢奋，时而消沉，也无法料理家务；而茅盾的舅父陈长寿尚小，体质孱弱。所以陈爱珠只好带着儿子回娘家去住，好在都在一个小镇上，来往方便，走过市河，穿过一片桑地，一会儿功夫就到了。　　　　　　　　　　　　　　　　　　　在外祖父家里，幼年的茅盾受到一种岐黄氛围的熏陶。高大宽敞的厅屋，夏天凉风习习，柱上写着对联：“自南渡以来，岐黄传世。……？”屋后的那一片竹林、桑园，也成了茅盾眼中的乐园。自然，幼年的茅盾生活在外祖父一家的岐黄氛围里，养成了他爱整洁的习惯，也受到中医世家中那勤奋好思对人负责习惯的影响。　　　　　　　　　　　　　　　　　　　1900年6月23日，弟弟沈德济出生时，茅盾虚岁是5岁。弟弟的出生，茅盾仿佛自己长大了许多。父母亲也在商量，是否可以给茅盾启蒙了，“让谁来给儿子启蒙呢？”茅盾父母颇费心思，但想来想去，还是认为自己来启蒙最合适。于是，茅盾在5岁那年，由父母启蒙，开始认字和写字。教材是父亲沈永锡自己挑选的，有《字课图识》、《天文歌略》、《地理歌略》等，由母亲来施教。所以，茅盾自己称：“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　　　　　　　　　　　　　　　　　　　其实，当时茅盾家里人多，“老三房”联合起来，在自己家里办个家塾，茅盾的三个叔父及二叔祖家的几个孩子拉在一起，由茅盾祖父沈恩培教授。　　　　　　　　　　　　　　　　　　　但茅盾祖父教书并不认真，有时学生来了，他自己却出门打牌或会友去了，丢下儿子、侄子不管，而且教的是《三字经》、《千家诗》一类书，所以茅盾父母怕茅盾进家塾，会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便自己动手动口来教育儿子。　　　　　　　　　　　　　　　　　　　后来，茅盾祖父沈恩培以茅盾父亲行医并不忙为由，让茅盾父亲来担当教家塾的事。茅盾父亲不好意思推辞，只好接受了下来，并把儿子茅盾也带进家塾。但茅盾学的课本，乃是新学，其他叔辈孩子仍学《三字经》一类书。　　　　　　　　　　　　　　　　　　　茅盾父亲教书十分认真，对儿子也概莫能外，他每天亲自节录课本中四句，要年仅5岁的茅盾读熟，并对茅盾说：“慢慢加上去，到一天十句为止。”　　　　　　　　　　　　　　　　　　　幸好茅盾天资聪颖，一经教授，便记住了。　　　　　　　　　　　　　　　　　　　不到一年，茅盾父亲病倒了，四处求医无效，躺在床上，无法再教私塾了，只好将茅盾送到本镇一个亲戚王彦臣办的私塾里去，并叮嘱王彦臣，要给茅盾讲新学。　　当时这个私塾里，同学年龄都比茅盾大，只有王彦臣的女儿王会悟的年龄和茅盾的差不多。王彦臣虽和茅盾父亲既是亲戚又是有维新思想的年轻秀才，思想很合得拢，但他怕麻烦，没有给茅盾单独讲授新学。茅盾父亲知道后，也不好再说什么。　　　　　　　　　　　　　　　　　　　在茅盾幼年，沈家似乎衰落得特别快。在广西梧州做官的沈焕在茅盾出生后第二年，即1897年告老还乡。见过世面的老太爷回到乌镇一看，十分失望，觉得儿孙辈都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那样有作为，连开店、造房子都没有替他办好！因此老太爷终日悒悒寡欢，足不出户。据说在乌镇那么多青年人当中，他最看得上的只有卢学傅，认为他有出息。这样过了两年后，经商做官的一些积蓄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于1900年秋天逝世。　　　　　　　　　　　　　　　茅盾的曾祖父去世以后，曾祖母王氏便出面主持分家，茅盾祖父分到一爿泰兴昌纸店，仍居住在观前街。她见分家已定；便召集儿子儿媳，当场宣布：“现在手头还有现金不到三千，老太爷遗命给长子长孙一千，现在就给了完事。余款作为老太爷除灵和葬费，包括我自己的后事。”说完，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你们做儿子的，就尽这二千两光景办吧，你们愿意办得好看些，行；愿意省俭些，也行；有余钱，你们三房分了吧。”王氏是个知书识礼、办事果断的人，为沈家上下所敬重。　　她在丈夫沈焕死后第二年，也撒手西归。自此，沈家经济上也日愈困顿。　　　　　　　　　　　　　　　　　　　在沈家发生变故前后，茅盾外祖父一家也急剧衰败，老中医外祖父陈我如在茅盾3岁时去世，顿使陈家大厦失去一柱，一下子冷落起来，经济来源只能靠几亩桑地和几间房租。在茅盾曾祖母王氏逝世的第二年。即1902年，茅盾唯一的亲舅舅陈长寿也病逝。这一联串亲人逝世，使茅盾父母陷入手忙脚乱之中。　　　　　　　　　　　　　　　　　　　世俗的眼中，沈家还是陈家，已经败了。原先热热闹闹的沈家大家庭，分家以后，各归各，自顾自；茅盾祖父又不善经营，父亲病倒，生活更为艰难，吃肉也只能选择日子了。据说只有在初一、初八、十六、二十三才吃肉，而且用小碗，只有薄薄几片！而陈家原来是人来人往，船来轿来，请老生先诊治，老先生一去世，徒弟星散，立刻车马稀少，少人问津。这些，给茅盾父母刺激不小，年幼的茅盾仿佛也尝到了人间冷暖的滋味。　　　　　　　　　　　　　　　　　　　茅盾在王彦臣那里读了半年光景，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观前街立志书院由卢学傅一班年轻人改造，创办起一所立志小学，专门按新式教育方式教学。病忻恹的茅盾父亲便让茅盾从王彦臣那里回来，到隔壁的立志小学，成为立志小学的第一班学生。　　　　　　　　　　　　　　　　　　　立志小学刚开学，分甲班乙班，年纪大一些的分到甲班，年纪小的分到乙班。　　后来上了一个星期课以后，把成绩好的分到甲班。茅盾年纪最小，成绩却好，也就转到甲班。立志小学聘的教师都是些年轻、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甲班有两个老师，一个是茅盾父亲的朋友沈听蕉，教国文、修身和历史。国文课本是《速通虚字法》和《论说入门》；修身课本是《论语》，历史课本是沈听蕉自己编写的。教算学的姓翁，是卢学傅从邻镇聘来的。　　　　　　　　　　　　　　　　　　　经济上困顿的事，由大人撑着；而茅盾父亲病倒在床上，却直接连累童年茅盾。　　茅盾曾回忆说：“那时候，父亲已卧床不起，房内总要有人侍候，所以我虽说上了学，却时时要照顾家里，好在学校就在我家隔壁，上下课的铃声听得很清楚，我听到铃声再跑去上课也来得及，有时我就干脆请假不去了。母亲怕我落下的功课太多，就自己教我，很快我就把《论语》读完了，比学校的进度快。”也许是天资的缘故，茅盾这样既要回家侍候父亲，又要去上课，一心二用，功课仍然比年纪大的同学还好！每月的考试，发榜以后，茅盾都能得到奖赏；每周的一篇史论文章，使茅盾居然在立志小学出了名。　　　　　　　　　　　　　　　　　　　每次发榜和得奖，茅盾拿回家给日愈消瘦的父亲看。30多岁的父亲，瘦得活像一个50多岁的老人，撑起病体，苦涩地笑了笑，鼓励几句，又拿来看看，还给茅盾。病魔折磨得他十分痛苦，脸色蜡黄，消瘦。只有儿子得奖回家，他脸上才浮起笑容。有一次，茅盾独自在楼上侍候父亲看书。忽然，父亲把书朝床角落里一丢，忿忿然说，“不看了！”正专注地替父亲翻书的茅盾吓了一跳，“怎么？”“拿把刀来。”茅盾起身把桌上那把西瓜刀拿来给父亲。　　　　　　　　　　　　　　　　　　　“刀，做什么？”茅盾有些怯生生地问，眼神里露出天真的惊讶。“唉，剪指甲。”茅盾父亲拿着刀看了半天，叹口气，放下。“去将你妈妈叫来。”　　　　　　　　　　　　　　　　　　　茅盾不明白父亲的用意，忙下楼去喊妈妈上楼，还在河边洗衣服的母亲听得儿子说，忙上楼去侍候丈夫。茅盾则回学校去上课了。这天放学回来，茅盾上楼去见父母，见母亲坐在父亲的病榻边垂泪，眼睛红肿着。父亲则闭着眼，疲倦地躺着，脸色蜡黄。事后，母亲偷偷告诉茅盾，那天他父亲要刀，原来想自杀。后来经母亲劝说，他才打消了自杀的念头。茅盾听说，心里着实一惊，在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直到晚年，依然鲜明地记着父亲想自杀这件事。　　　　　　　　　　　　　　　　　　　在茅盾10岁那年，茅盾父亲沈永锡病逝了。那时，弟弟沈德济6岁。茅盾母亲担起抚育两个儿子的责任，望着丈夫的遗像，泪如断了线的珍珠滚下脸颊，她含泪恭写了一副长联，表明自己的心志：　　　　　　　　　　　　　　　　　　　幼诵孔盂之言，长学声光化电，忧国忧家，斯人斯疾，奈何长才未展，死不瞑目；良人亦即良师，十年互勉互励，雹碎春红，百身莫赎，从今誓守誓言，管教双雏。　　　　　　　　　　　　　　　　　　　母亲的一片苦心坚志宏愿，在茅盾昆仲兄弟心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　　　　　　　　　　　　　　　　　　　茅盾父亲逝世后，茅盾依然在立志小学读书。有一次，因为学校教算学的老师病了，学校提前放学，这时一位大同学要拉茅盾去玩，茅盾却急于回家。　　　　　　　　　　　　　　　　　　　于是那个大同学追过来，结果自己不小心绊了交，擦破点表皮。那个大同学知道茅盾母亲管教严厉，便拉着茅盾到隔壁茅盾家里，反咬一口，说是茅盾绊了他一交。茅盾母亲见状，安慰那个同学，并给他几十个制钱，说是医治他那个早已血止的手腕。这时，茅盾那位最爱挑剔的二姑母说了几句讥讽茅盾母亲的话，母亲脸色铁青，拉着茅盾上楼，关上门，拿起戒尺，便要打茅盾。茅盾满腹委屈，见母亲受屈要打自己，便夺门而逃，奔下楼去。背后传来母亲那忿恨声：“你不听管教，我不要你这儿子了。”这事惊动了茅盾祖母，祖母让叔庄（茅盾三叔）去找，三叔回来说没有找到。一时全家人急得团团转。茅盾在街上走了一会儿，觉得还是回校请沈听蕉替自己辩诬。沈听蕉听了茅盾诉说，就陪茅盾回家。进门后，沈先生站在天井里，朝楼上喊，请茅盾母亲出来说话。茅盾母亲开了房门，走到窗口，却不下楼。　　沈听蕉就站在天井里对茅盾母亲说：“大嫂，这事我当场看见，是那孩子不好，他要追德鸿，自己绊了交，反诬告德鸿。怕你不信，我来作证。”茅盾母亲坚强的性格和知书达礼、办事果断的作风，在乌镇青年中是出名的，深得大家的敬重。沈听蕉把情况说了以后，又想起刚才德鸿出走之事，又说：“大嫂知书达礼，岂不闻孝子事亲，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乎？德鸿做得对。”茅盾母亲在楼窗口听了，默然片刻，说了句“谢谢沈先生。”回房去了。沈听蕉后面这句话，茅盾母亲是听懂的，沈先生引用孔子的话，来赞扬茅盾夺门而逃的举动。古人有“父慈，子孝，非谓子当孝而父可以不慈也。夫义，妇顺，非谓妇当顺而夫可以不义也。晏子曰‘君为社稷死则死之。’孔子曰‘小杖则受，大杖则走’。”但这个出典，茅盾祖母听不懂，见沈听蕉说了几句后，茅盾母亲便进房去了，以为媳妇的气还未消，于是送走沈先生后，便亲自拉着茅盾上楼去。推门进去，见茅盾母亲背窗而坐，祖母忙让茅盾跪在媳妇面前，茅盾知道今天的事伤了母亲的心，跪着哭道：“妈妈，打吧。”茅盾母亲转过身来，扶起茅盾，泪如雨下，只说了句“你的父亲若在，不用我……”　　　　　　　　　　　　　　　　　　　哽咽着说不下去，拉过儿子，搂在怀里，泪水滴在儿子的脸上。　　　　　　　　　　　　　　　　　　　这一件事，在童年茅盾的心灵里，留下了创伤，他第一次自己直接感受到社会的险恶，也直接体会母亲哺养两个儿子的艰辛。　　　　　　　　　　　　　　　　　　　1907年，茅盾从立志小学毕业，升到乌青镇高等小学继续读书，后来更名为植材小学，地点在北宫。校舍是由道教场所改建的。这个学校当时除讲授古文外，还开设英语、数学、物理、化学等课，英语采用《纳氏文法》为教材，所聘教师，大都是从上海。日本进修回来的高材生。教国文的是王彦臣和张济川，及本镇两个老秀才。植材小学是1907年3月27日开学，茅盾便进了植材小学读书。或许由于家境日愈衰落的缘故，茅盾对悲壮歌曲印象特别深，对忧国忧民的英雄特别崇拜。　　同时，茅盾的作文也大有长进，步入少年时代的茅盾，心底里萌生出救国拯民的进步思想，也萌生出成名成家以报答父母的愿望。　　　　　　　　　　　　　　　　　　　有一次，植材小学上音乐课，老师教唱一首叫《黄河》的歌，少年茅盾一听，觉得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这首歌里，骋驰在祖国旷远大漠之中，昂扬悲壮，很有民族风骨，与茅盾思想一唱即合，这首歌词是这样的：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圣贤，生此河干。　　独立堤上，心思旷然。长城外，河套边，黄河白草无人烟。思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酒乌梁海，策马乌拉山，誓不战胜终不还。君作饶吹，观我凯旋。“　　　　　　　　　　　　　　　　　　　这首歌的歌词是杨度所写，沈心工谱曲，是当时的一首校园歌曲。沈心工，名庆鸿，号叔逵，字心工，上海市人，生于1869年。1903年曾东渡扶桑，考察教育，回国后一边在南洋公学执教，一边创作了大量校园歌曲，为当时学校传诵一时。　　这首歌，反映出来的气势，十分契合茅盾当时的心态，但少年茅盾对歌词内容却不甚了了。于是放学回家，他去问母亲，请母亲作详细解释。　　　　　　　　　　　　　　　　　　　几乎和在立志小学时一样，茅盾的作文仍名列前茅，深得老师的赏识。　　　　　　　　　　　　　　　　　　　他在作文《武侯治蜀王猛治秦论》中，老师称赞他“思想深沉”，认为他写此文“确是史论正格”。在作文《宋太祖杯酒释兵权论》中，老师在批语中称赞少年茅盾“好笔力，好见地，读史有眼，立论有识，小子可造。其竭力用功，勉成大器”。　　在《祖逖闻鸡起舞论》中，老师给予评语是：“慨祖生不遇其主，壮志莫酬，确有见地。行文之势，尤蓬蓬勃勃，真如釜上之气。”　　　　　　　　　　　　　　　　　　　在作文《秦始皇汉高祖隋文帝论》中，老师的评语是：“目光如炬，笔锐似剑，洋洋千言，宛若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文至此，亦可告无罪矣！”这些史论作文，大都是写有作为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又大都是从磨难中来。　　　　　　　　　　　　　　　　　　　因此，当少年茅盾了解了这些史事以后，同情，感慨，仿效，构成了少年茅盾内心世界的一部主旋律，形成了一种奋发向上的力量。所以老师对他寄以厚望。在议论《学部定章学生毕业以学期为限论》中，老师兴奋无比，评价茅盾“生于同班年最幼，而学能深造，前程远大，未可限量！急恩升学，冀着祖鞭，实属有志。”　　　　　　　　　　　　　　　　　　　在史事议论中，对时事也十分感慨，其中一篇《青镇茶室因捐罢市平议》道出了少年茅盾对清王朝政府的不平和不满，这篇作文是这样写的：　　　　　　　　　　　　　　　　　　　警察，有益之事也；茶室，消耗之所也。以消耗无谓之钱，办有益地方之事，亦其宜也。吾青镇茶室，因捐罢市，论者汹汹，以为茶室乃无谓空费之地，本应出捐以助公款，何其无良狡猾，一至于此？然余以为茶室业小资薄，一日所赚之钱几何，既担任城镇学堂之捐，今再益之以警察费，宜其不能任其职矣。且加一捐，其茶之价亦必增一倍，吾恐吸茶少而益致亏矣。吾故谓警察之抽茶捐，事出苛求，而茶室之罢市不从，不得谓以私念而败公事。且办警察非一二千元不能，则区区茶捐，何足敷用？况警察非所以卫大商及富家耶，则此款宜大商家出之，又何必与小民缠扰不已哉？（眉批：不错！不错！）　　　　　　　　　　　　　　　　　　　老师在文后批语道，“办地方之事，必宽以筹之。作者谓与小民缠扰不已，至论至论！”当时学校里的民主空气由于受老师维新思想的影响，还是非常浓厚的。　　因此，针砭时事能有此深刻，实属难得。有一次，卢学溥主持乌镇各学校的童生会考，题目是老气横秋的《试论富国强兵之道》，茅盾觉得这个题目正好抒发自己的宏愿大志，最终以“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结尾。卢学溥见了，十分认真，立刻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生发一番自己的感叹。　　　　　　　　　　　　　　　　　　　茅盾在植材小学时，不仅对史事作文娴熟深刻，而且对记叙述事也已十分老到，这期间写的《选举投票放假纪念》、《悲秋》两篇作文，无论叙事状物言情，都达到生动和新颖的水平，不能不说其文学天才初露端倪，这里不妨把这两篇作文辑录下来以共赏：　　　　　　　　　　　　　　　　　　　其一是《选举投票放假纪念——四月十五日浙江咨议局初选举投票日期》：　　　　　　　　　　　　　　　　　　　四月十五日，天晴气朗，风气宜人。有绅士数辈，奔走慌忙往来之人，皆喜色满面，欢声雷动。嘻！今日何日，而士民之喜若是？今日乃咨议局初选举投票日也。　　学堂某门洞开，龙旗高悬，学生出入，问之，则放假日也。问何以放假？则亦因选举投票而然也。有学生数人，晤言一室之内，谈论雄豪，其兴转浓，春风满面而喜气扬，欢溢眉宇而谈愈雄。移时一学生自外来，举手道喜曰：“恭喜今日资议成立矣！今日咨议局之成立，即他日我党享自由之幸福，敢为诸君贺。”于是众人益喜，互相庆贺，有曰：“今日实行预备立宪，选举投票，实乃我国四千余载未有之盛举。　　从此我国民可以脱离苦海，而跳出专制范围，享自由之福，可庆！可庆！“有曰：”恭喜！恭喜！我国黑暗已至极点，而近日实行预备立宪，乃我侪所额手相贺。今日之放假，乃选举投票之纪念。“　　　　　　　　　　　　　　　　　　　一时庆贺之声，不绝于耳，良久始各散去。余睹此情状，不觉大悦。深念近日之咨议局，即他日之议院可知。如是，则民情可张，舆论必重矣！思己更喜，时已至家，乃默坐复思，愈觉可喜。乃援笔记之，以为纪念。　　　　　　　　　　　　　　　　　　　这一篇记述乌镇选举的作文，写得活灵活现，神态毕至。状物状情，已相当娴熟了。　　　　　　　　　　　　　　　　　　　其二是《悲秋》　　　　　　　　　　　　　　　　　　　紫燕去，鸿雁来，寒蝉互噪，秋虫凄切，衰草遍野，木叶尽脱悲夫！何秋声秋色之伤怀欤？忆夫！艳李红桃，芳草绿荫，春光明媚，藻丽可爱之际，忽焉秋风萧萧，荔丹蕉黄。曾几何时，万物肃杀之秋至矣。呜呼！人孰无情，谁能遣此！而况万里长征，远客他乡，又何能禁秋风雨之感其怀抱。（眉批：　　　　　　　　　　　　　　　　　　　语可动人）伤矣哉！秋之为秋也。夫秋，天地肃杀之气也。故国家行刑，而草木残凋，雷始收声，阳气日衰，天道循变，人亦何悲乎秋乎？然万物寂寥，满目凄楚，对此秋日，能不伤怀？虽然，人生过客耳！幻梦耳！有悲于怀者，岂惟秋哉！　　秋之悲，其小焉者也！　　　　　　　　　　　　　　　　　　　这篇作文显示了少年茅盾把握状情摹景，生发感慨的本领。其中的谋篇布局，立意引题，都显示出一般少年无法达到的水平。茅盾小学时的同学沈志坚曾回忆说：当时植材小学老师张济川看了茅盾作文后，曾拍着茅盾的项背鼓励道：“你将是个了不得的文学家呢！好好地用功吧。”有一次，茅盾和沈志坚两人互诉抱负，茅盾表示，将来能著一伟大小说，成一名家，于愿足矣。沈志坚也表示同感。　　　　　　　　　　　　　　　　　　　1909年冬，茅盾从植材小学毕业。毕业后去哪里升学？茅盾母亲颇费思量。　　杭州、湖州、嘉兴都有中学。就当时的家境，街坊熟人曾劝茅盾母亲，让他去念杭州的师范，那里不收食宿费，还发制服，但毕业后得回乡当教员。　　　　　　　　　　　　　　　　　　　茅盾母亲觉得这样一来，钱是省了不少，但茅盾父亲曾有遗嘱，让茅盾兄弟俩念工科，学实业，如果念师范，有悖于沈永锡遗愿了。所以，茅盾母亲决定让芋盾念中学，正好一个姓费的亲戚在湖州中学堂念书，便让茅盾去湖州读中学，插班三年级。　　　　　　　　　　　　　　　　　　　1910年春，茅盾第一次离家，去湖州过寄宿生生活。母亲、弟弟沈泽民、舅母陈宝珠都到小火轮码头为他送行。舅母是个聪慧而又十分漂亮的少妇，在其夫陈长寿逝世后，一直与茅盾母亲共同陪奉婆婆，并视茅盾兄弟俩为儿子一般，常常帮助茅盾母亲教育茅盾兄弟俩。陈宝珠美貌而善良的形象，深深地印在少年茅盾的脑海里，直到晚年，还清晰地记得陈宝珠那音容笑貌。　　　　　　　　　　　　　　　　　　　茅盾在小火轮舱窗口，望着自己的母亲、弟弟及舅母陈宝珠，小火轮离岸了，茅盾的双眼有些湿润。　　　　　　　　　　　　　　　　　　　突突突的小火轮把茅盾送到湖州。原想插班中学三年级。结果到校经过插班考试，他的算术完全做错了，只好插入二年级。从此开始了他的中学生生涯。　　　　　　　　　　　　　　　　　　　湖州府中学堂坐落在市中心，这所中学堂建于1902年，利用原来的爱山书院旧址改建。于同年6月17日开学。到茅盾进校读书时，先后有姚学仁、朱廷燮、王树荣、俞宗濂、沈谱琴等担任过校长。茅盾进湖州府中学堂时，校长是沈谱琴。　　校长是清末举人，又是秘密的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等人有交往。由于校长有革命思想，所聘的教师也都有学问，其中国文教师杨笏斋，给少年茅盾很大影响。杨老师特别推崇恣肆汪洋的庄子，常对学生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　　　　　　　　　　　　　　　　　　　对《庄子》，茅盾受杨笏斋老师感染，觉得读过以后，天地顿时开阔，明亮。　　　　　　　　　　　　　　　　　　　除国文课以外，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里，对地理课也感兴趣起来。原来，地理老师善于把自然地理和历史人物、名胜古迹糅合在一起向学生讲授，因此听起来生动有趣、易记。所以，在湖州府中学堂里，茅盾的国文成绩名列第二，仅次于一个叫陈辅屏的同学。当时，杨笏斋给茅盾他们讲授中国文学史，讲解《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从此茅盾开始接触许多古典名著，如《楚辞》、《昭明文选》，也知道了建安七子，知道了陆机、陆云两弟兄，知道了嵇康、傅玄、鲍照、庚信、江淹、丘迟等文学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其作品。而且，茅盾在杨笏斋老师的指点下，练习写骈体。杨笏斋老师向学生灌输“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的观点。杨老师的做法，使茅盾得到了系统的学习。茅盾有一次用骈体写一篇作文，题目叫《记梦》，讲自己回家去，见了宝姨和母亲，宝姨考茅盾一副对联。正考问之中，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于是宝姨拉了茅盾跑去，在门槛上绊了一下，就跌醒了。此时“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这篇有情节有人物，有对话的习作，可以看出茅盾作为小说大家的端倪。杨笏斋给予“构思新颖，文字不俗”的评语。　　　　　　　　　　　　　　　　　　　在湖州府中学堂，茅盾向同学学习篆刻，操刀弄笔，陶冶性情。尤其给少年茅盾产生影响的，是钱念劬先生来湖州府中学堂临时任校长后，亲自教茅盾他们作文课。钱念劬先生学识渊博，清末曾随薛福成出使欧洲，先后在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等使馆任职，因而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教育上倡导平等自由。这时，他返故里湖州小住，沈谱琴便恭请他代理校长，于是他当起临时府中校长，并走进课堂，亲自执鞭教学生作文。其时，作文大都是命题作文，而钱念劬先生教作文，只叫大家就自己喜欢做的事，或想做的事，或喜欢做怎样的人，写一篇作文。一时，班上做惯史论的同学都茫然不知所措，而茅盾想起用寓言体，写了《志在鸿鹄》的作文，五六百字，借鸿鹄自诉抱负。钱念劬先生在茅盾作文后面写了“是将来能为文者”　　的评语。　　　　　　　　　　　　　　　　　　　大概钱老先生从茅盾的作文中，看出茅盾的文学天才。预言成了事实。这恐怕连钱老先生都没有想到吧。钱念劬先生代理校长期间，还邀请茅盾等同学去陆家花园游玩，并给这些莘莘学子观赏他自己出使外国的照片。这些，给茅盾大开眼界，感到在钱念劬先生面前，有一种平等感。而钱念劬先生聘来教茅盾的钱夏先生，年纪很轻，但胆子很大，亲自教茅盾他们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教《太平天国檄文》，教黄遵宪的《台湾行》及梁启超的《横渡太平洋长歌》，灌输反清思想，使茅盾他们这些学生感到天地为之一新！　　　　　　　　　　　　　　　　　　　也十分兴奋。　　　　　　　　　　　　　　　　　　　在湖州府中学堂，茅盾不仅接触了大量文学史上的名作名著，也直接感受到反清力量的影响，一种革命的萌芽，在湖州府中学堂里悄然生发。1910年秋天沈谱琴组织师生去南京参观中国最早的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茅盾又一次感受到实业救国思想的教育，领悟到父辈们的苦心和真诚。　　　　　　　　　　　　　　　　　　　也知道了故乡浙江的名产名物。这个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于1910年6月25日开馆以后，参观者空前。内容有教育馆、工艺馆、农业馆、美术馆、卫生馆、武备馆、机械馆、通运馆、水族馆等，而且各省也布出16个省馆，专门介绍本省特产，浙江馆除丝绸织品外，也展出绍兴黄酒，金华火腿，杭州剪刀，天竺筷等。所以，当初南洋劝业会轰动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学校，专门组织学生去参观。茅盾看过展馆，大开眼界，“大为惊喜。”　　　　　　　　　　　　　　　　　　　在湖州府中学堂，最为少年茅盾头疼的功课是体育，因为沈谱琴把府中作为他反清革命行动的据点，因而他有意强化学生的体育课，列队、操练、远足，都是有意为之的活动。但身体单薄的茅盾，无法适应学校这种强度很大的体育训练，闹了许多笑话。但更使茅盾烦恼的是，比茅盾迟一个学期进校的一个姓张的新生，因为与茅盾友善，而遭到其他同学的奚落。这个新生年纪比茅盾大，但声音似乎尚未发育一般，女腔音很重，所以与别的同学难相处，而与寡言少语的茅盾却投机。因而连累了茅盾，使茅盾在学习上有分心，十分苦恼。　　　　　　　　　　　　　　　　　　　后来，茅盾与母亲商量，决计转学嘉兴。1911年暑假，茅盾转学嘉兴，进嘉兴府中学堂，插入四年级继续读书。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腹地，地处沪杭铁路中间，物产丰富，风光旖旎。城南有湖名“南湖”，又名“鸳鸯湖”，风景之美，可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相媲美。沿湖垂柳依依，秋风掠过，婀娜多姿，十分妩媚；宽阔的湖面，碧水红舟，粼波荡漾；时而，一对浮在碧波里的鸳鸯惊水而起，传来啪啪啪的击水声。宋代大诗人苏东坡过嘉兴时，曾作诗：“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诗人吴梅村也有“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的诗句赞美南湖。　　湖中有岛，岛上有建于五代的烟雨楼，楼上红栋飞檐，楼旁古树参天，显得灵秀而幽静，是江南名胜之一。乾隆皇帝六下江南，每每不忘到此小憩，留下“六龙曾驻”　　的匾额和两块镌刻着他题诗的御碑。从此，南湖名声大振。　　　　　　　　　　　　　　　　　　　嘉兴府中学堂坐落在嘉兴城里小西门内，规模有百亩之大，分南北两院，南院为旧鸳鸯湖书院故址，北院为旧秀水县署故址，当时学堂宿舍在一河对岸，中间有一石桥，名“齐云桥”。嘉兴府中学堂校长方青箱，年轻有为，早年在上海中西书院毕业后，曾游历美国、加拿大、日本，受世界潮流影响，秘密加入光复会，立志反清革命。他所聘教师，也都年轻和有学问，并都倾向革命。当时的国文教师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教数学的计仰先、体育老师范蒲英等，都成了方青箱校长的“同志”。但是，这些国文教师，虽是校长“同志”，并不像湖州中学堂的国文教师那样，公开教反清课本，而是仍教一些旧书，如朱希祖教《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马裕藻教《春秋左氏传》；朱蓬仙教修身，教材自编，通篇是集句。　　另一位不是革命党的教师朱仲璋，是桐乡人，也是茅盾父亲生前的朋友，虽不是革命党却不反对革命，常常关心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的学业。　　　　　　　　　　　　　　　　　　　嘉兴府中学堂除了教师阵容强大外，对数学特别看重。茅盾从看重文科的湖州转到嘉兴以后，大家知道他的数学没有学好，都主动帮助他补课。新来刚到的他，感到了一种新的气息。但是，这种同学温暖时间不长。1911年10月10日，震撼世界、震撼中国几千年历史的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的枪声，也使嘉兴府中学堂热闹和动荡起来，此时校长带领同学投身光复杭州，嘉兴的战斗了，朱希祖老师回老家海盐当民事长（县长）去了，学校处在无序状态之中，只好放假各自回家。　　　　　　　　　　　　　　　　　　　当辛亥革命胜利，杭州、上海、嘉兴都光复之后，学堂来通知，重新上课了。　　结果到校一看，原来熟识的、革命党教师都走了，连校长方青箱也荣任嘉兴军政分司了。校务由新来的学监陈凤章负责。陈凤章在辛亥革命后复课时，强调要整顿校风，并亲自巡视自修室，规定学生自修时，不准谈笑。　　　　　　　　　　　　　　　　　　　自由惯了的同学，很为此而忿忿不平，认为革命成功了，反而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于是几个胆大的同学去找陈凤章评理，结果这几个学生受到记过处分。　　茅盾也十分不满这个学监，他拾来一只死老鼠装进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庄子》里的一段话：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雏，子知之乎？夫鹓雏，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雏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写毕，封好，悄悄地塞进陈凤章的办公桌抽屉里。茅盾这种书生气的反抗，得到的，同样是记过处分。后来几个同学在大考之后结伴上南湖喝酒，喝得酩酊大醉，然后咒骂陈凤章。又乘酒兴回校内砸告示牌，几个满面通红的同学还赶到陈凤章家里质问。茅盾虽未动手砸告示牌，也未去陈凤章家里质问，因在其中附和，也在寒假里收到学校的”除名“通知。　　　　　　　　　　　　　　　　　　　一场久盼的革命却给茅盾带来了失望和失学的结果，这是当时少年茅盾万万没有想到的。怎么办？茅盾母亲感到十分为难，回湖州？不可能。回嘉兴？刚刚除名，也没有办法可想。茅盾在嘉兴府的反抗和不满，并不是不愿读书，而对学监那种专制作风的不满，是渴望在自由气氛下读书！所以，茅盾母亲问情情况后，没有追究下去。但茅盾一连几天，愁眉苦脸。最后在母亲的支持下，去杭州考插班，结果，茅盾考进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并于1912年春到杭州，修完中学阶段的功课，1913年夏毕业。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里，茅盾依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兴趣从古文、数学转到诗词知识的学习上。当时，私立安定中学当局把杭州学问最好的人都聘来教书。　　其中有一个叫张相的先生，诗词底子特别好，人称“钱塘才子”。他教茅盾他们作诗、填词。而且作诗填词都从基本功做起，并示范给学生看，又布置学生作业练习，然后自己给予修改。茅盾晚年还记得张相先生，“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们作下联，做后，他当场就改。”张相先生绝顶聪明，博闻强记，他能将昆明大观楼的长联一字不漏地在黑板上写下来，并以此为例，向学生讲解如何欣赏长联，又信手拈来杭州风景名胜的名联，作诗词范本，有肯定、有批评，十分引人入胜。因而茅盾十分敬佩这位老师。其实，茅盾佩服的张相先生，在身世上和茅盾有许多相同之处。　　张相早年家境贫寒，父亲早故，全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的收入来抚养。张相天分很高，初涉试场即中秀才，后来潜心研究旧学。不久又受维新思想影响，悉心自学日语，曾译《十九世纪外交史》，为当时时人所推崇。后来，他在安定中学、杭州府中学堂、宗文学堂担任文史讲席，成为杭州城里有名的才子。　　　　　　　　　　　　　　　　　　　在私立安定中学里，茅盾打下扎实的诗词基础知识。后来茅盾创作并流传下来的150多首诗词，皆源于此。另外，在美丽的西子湖畔，还夯实了记忆的基本功。　　当时，安定中学有一个教国文的老师姓杨，杨老师教中国文学发展史，比湖州府中学堂里那位杨笏斋先生更有系统性，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复古运动、明传奇，直至桐城派以及晚清的江西诗派之盛行，都作系统的介绍。但他的教学方法也特别，在黑板上只写人名、书名，每日讲一段，叫学生做笔记，然后批改笔记。　　　　　　　　　　　　　　　　　　　因此，茅盾干脆上课时专心听讲硬记，课后把杨老师所讲的内容默写出来，久而久之，竟然把自己训练出来，增强了自己的记忆能力。故后来茅盾能背《红楼梦》的传说，大概也得益于此时的训练。　　　　　　　　　　　　　　　　　　　1913年夏，茅盾毕业于杭州私立安定中学，离开西子湖畔，回到乌镇。　　　　　　　　　　　　　　　　　　　他的母亲告诉他，凭手头的钱，茅盾还可以去读三年书。并告诉茅盾，卢学溥表叔在北京，希望他能考北京大学。说完，把一张刊登北京大学招生广告的《申报》递给茅盾。茅盾一看，《申报》有“北京直辖各校招生一览表”，招生分“大学预科、法政专科、工业专门、医学专门”四类，其中北大预科又分第一类和第二类，各招80名；考试科目有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图书。学制三年。但考第一类，“理化、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二门。茅盾和母亲商量，决定报考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1913年8月11日，茅盾到上海澄衷学堂赴考，三天之内，考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图书等六门功课。考完后，茅盾即返乌镇，等候录取通知，不久，《申报》登载录取名单，竟没有沈德鸿，只有一个叫沈德鸣的人，把全家吓了一跳，茅盾母亲猜想是报馆印错了的缘故。幸而没有几天，正式书面通知也寄来了。　　茅盾母亲笑着对茅盾说：“果然是报馆印错了。”　　　　　　　　　　　　　　　　　　　9月，茅盾风尘仆仆地去北京大学求学。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由湖州人胡仁源代理，预科主任是留美归来的沈步洲先生。茅盾这一届预科新生约200余人，宿舍在译学馆楼上。当时教师中中外合壁，古今通用，教师思想观念十分杂乱，真可谓新旧兼容。教史、地的是桂蔚丞和陈汉章：教国文的是年轻而又思想进步的沈尹默、朱希祖、马幼渔和沈兼士等，这些教师都是浙江人。因而被世人称为北大文科浙江人取代桐城派而兴盛。然而，一些教师个性怪癖，也给茅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教本国地理的教师桂蔚丞，以古代今讲地理，并用考证方法讲授，他一袭长衫，一壶茶，一只烟袋，依照大清一统志，参考各省府、县志，乃至《水经注》自编地理讲义，他在言谈中，视学生为私塾弟子，编讲义的参考书从来秘不示人。所以茅盾讲他“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教历史的陈汉章亦是北大一个有名人物，他是浙江象山人，是俞曲园的弟子，也是章太炎的同学。他早就在京师大学堂教授，因为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于是他放弃教席，宁作学生，期望得个翰林。辛亥革命后，他的翰林梦打破了，改北大后仍聘他为教授。他表面看来落拓不羁，但内心依然十分困惑，他讲授历史时，自编讲义，别出心裁地从先秦诸子的作品中搜罗片段，证明欧洲近代科学所谓声光化电，在我国早已有之。还煞有介事的告诉学生，欧洲的飞机，在我国先秦就有了，《列子》上说的飞车，便是明证，还自豪地说，“那时候，现在的欧洲列强还在茹毛饮血的原始时代呢。”满堂学生常常听得瞠目结舌。　　　　　　　　　　　　　　　　　　　但后来陈汉章因茅盾当面说他是“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而和茅盾作过一次推心置腹的长谈，他对茅盾说：“我明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二千年前我国都已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你可知道，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当针砭。”一席话，茅盾听得肃然起敬，佩服这位老师的骨气。　　　　　　　　　　　　　　　　　　　在北京大学预科的三年中，茅盾在外籍老师的辅导下，较为系统地阅读了外国文学，学习了世界历史，如司各特的《艾凡赫》、狄福的《鲁宾逊飘流记》及莎士比亚的戏曲等，使茅盾的外国文学作品理论有一个全新的接触，茅盾感到眼界大开。　　　　　　　　　　　　　　　　　　　因为北京离乌镇太远，茅盾母亲去信关照茅盾，寒假不必回家。正在财政部当公债司司长的卢学溥便热情地邀请茅盾住到他的公馆里。并在卢表叔的指点下，研读二十四史。当时，卢学溥十分器重茅盾，鼓励茅盾研读二十四史，告诉茅盾，这二十四史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因而引起茅盾的兴趣。在北京的寒暑假中，茅盾一头钻进卢公馆，认真系统地读二十四史，收获不小。　　　　　　　　　　　　　　　　　　　然而，转眼春暖花开时，京城的谣言四起，说袁世凯不惜和日本背城一战，因而许多人都离开京城，远走他乡，以避战火。茅盾的一些同学也离开北京了。面对这些情况，茅盾心神不定地找到卢表叔，把听到的、见到的情状述说一遍。卢学溥笑道：“可惜总统年老，不是当年小站练兵的时候了。”　　　　　　　　　　　　　　　　　　　茅盾一听，恍然大悟，袁世凯用了“将要与之，必先取之”的方法在愚弄京城百姓！茅盾悬着的心，又放下了。　　　　　　　　　　　　　　　　　　　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的最后一次考试时，袁世凯死了。在袁世凯死之前，袁世凯称帝不成，便把原先打算登基时用的广东焰火拿到社稷坛放掉，茅盾曾和同学在夜里翻过宿舍的围墙去观看，看到焰火中有“天下太平”四个字，十分新奇。　　　　　　　　　　　　　　　　　　　茅盾在北京三年，完成了全部学业，于1916年7月返回家里。但日后工作、生活怎么办？对茅盾来说，真的一点预感都没有。　　　第三章为新文学奠基　　　　　　　　　　　　　　　　　　　从北京大学毕业以后，生活之舟驶向那里？年青的茅盾还十分茫然！回乡当教师，还是托卢表叔在银行界做事，如果像茅盾这样年青、有知识的大学毕业生，欲进银行界，捧金饭碗，真易如反掌！比茅盾稍大的二个叔父及乌镇几个亲戚的孩子，都由卢学博荐进银行界做事，何况一向受卢表叔器重的茅盾。　　　　　　　　　　　　　　　　　　　茅盾离开北京后，卢学傅接连收到茅盾祖父和母亲的信，希望卢学傅给茅盾安排个工作。当时茅盾的富有远见的母亲陈爱珠，在给卢学傅信中，特地提到不要在官场和银行界给茅盾介绍工作。所以茅盾回到家后，母亲与他商量职业事情，井告诉茅盾，耐心等待卢表叔的回音。其时，正在财政部任公债司司长的卢学傅，正受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的巴结，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希望公债司的公债券能在他手下的京华印书局承印。如果争取到这笔生意，那将是一笔可观的利润。所以，卢学傅打算将茅盾推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那里既可以作学问，又是知识人才荟萃之地。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一听，一口应承下来，并立即去信上海；把茅盾推荐给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并说明这是卢学溥推荐的。7月27日，张元济收到孙伯恒信以后，立刻复信，答应可以“试办”，“月薪24元，无寄宿。　　试办后彼此允诺再设法。“孙伯恒收到张元济的信以后，立刻交卢学溥，并嘱早日去沪面见张元济。　　　　　　　　　　　　　　　　　　　茅盾在乌镇收到卢学溥从北京寄来的信并附孙伯恒函后，便径直去上海找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张元济。张元济是浙江海盐人，出生于名门望族，本人又是翰林出身，知识渊博，爱才惜才，同时又受维新思潮影响，思想进步、开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有作为的文化企业家。茅盾后来成名，也得益于当时张元济的开明。所以茅盾曾评价张元济：“在中国的新闻出版事业中，张元济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　　　　　　　　　　　　　　　　　　　初进商务印书馆，茅盾一介年轻书生，碰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趣事，使年轻茅盾有一种既新鲜又陌生的感觉。求见张元济时，门口门卫拉住茅盾反复盘问，连一句“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都不曾听过说的人，竟然在总经理门口负责登记。当茅盾掏出北京分馆经理的介绍信，在这些人面前一抖，他们立刻换了一副笑脸，恭谦有加了。这些世态，茅盾忽然想起自己家庭在失去父亲以后的遭遇，何乃相似！　　但初见张元济，双方，起码在茅盾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圈椅说：“坐近些，说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罢？”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罢。”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了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这就是茅盾走出校门要见的第一个人！张元济的音容笑貌，深深地印在茅盾的脑海中。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茅盾一如既往地敬重张元济，视为师长。　　　　　　　　　　　　　　　　　　　茅盾第一个就业的部门——编译所英文部，部长是邝富灼，是个华侨，原籍广东，是在国外读大学，得了个博士学位，此时也只有40多岁。茅盾进英文部时，正巧英文部开办一个“英文函授学校”，函授的学生把作业寄来，而茅盾则改学生寄来的作业，所以，刚进编译所，茅盾的工作并不繁重。但在与同事接触熟悉过程中，他也了解了商务印书馆内部的内幕，了解了学术机构内部的派系，知道了社会的复杂。商务印书馆实际上也是不是官场的官场。他向母亲，向卢表叔写信，诉说了进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感想，一方面感到这个地方是个做学问的地方；另一方面又感到商务印书馆是个变相的官场，处处讲资格，讲人情，“帮派”壁垒森严。卢表叔给茅盾来信，告诫他：　　　　　　　　　　　　　　　　　　　只要有学问，何愁不立事业；借此研究学问是正办。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个图书馆，叫“涵芬楼”，藏书十分丰富。星期天，茅盾常在那里度过。由于平时的工作很轻松，因而他常常可以在宿舍里看书看到深夜；在编译所，茅盾英语水平也大有长进，特别是口语训练。英文部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在办公室里，同事之间的交谈基本上是英语。因而在这样的氛围里，茅盾的英语水平大有长进。　　　　　　　　　　　　　　　　　　　有一天晚上，茅盾回到宿舍，见同宿舍里的辞典部谢冠生那里有一本新出的《辞源》，很厚，引起茅盾的兴趣，茅盾向谢冠生借来，在灯下读起来。　　　　　　　　　　　　　　　　　　　忽然，茅盾发现这部作为商务印书馆重点产品的书，里面谬误百出，不足之处显而易见。血气方刚的茅盾此时心血来潮，闪念之间，冒出何不给总经理写封信，把想法告诉他的念头。于是，在更深夜静的时候，茅盾提笔向张元济写了一封信，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出版这样规模的辞书，商务在出版界开风气之先；但对条目引出处，有认错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同时，认为《辞源》所收新词不多，跟不上时代的发展等。信，第二天上午交茶房送去。　　　　　　　　　　　　　　　　　　　茅盾将信送出，也就过去了。这对青年茅盾来说，实在是一时冲动而已。　　　　　　　　　　　　　　　　　　　他并非认真对待这件事。不料，当天晚上，同宿舍的谢冠生悄悄告诉茅盾：　　　　　　　　　　　　　　　　　　　“德鸿，你那封信，总经理已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请编译所长高梦旦核办了。”　　茅盾一听，大吃一惊，一封平常的信，会引起总经理那么大的注意？　　　　　　　　　　　　　　　　　　　其实这封信在茅盾文学创作生涯中，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成为青年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崭露头角的一个转机！因为这封信，青年茅盾的才识引起商务当局的注意和重视！　　　　　　　　　　　　　　　　　　　第二天上午，编译所长高梦旦约见本在一起办公的茅盾，并开门见山地对茅盾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茅盾表示同意，并特地去向邝富的告别，感谢邝富的一个多月的关照。于是，茅盾离开那机械的改卷子工作的英文部，与孙毓修合作译书。直接归编译所长高梦旦管辖。　　　　　　　　　　　　　　　　　　　50多岁的孙毓修起初瞧不起20出头的青年茅盾，认为这个桐乡小青年稚嫩，根底浅。然而，当茅盾很快将《人如何得衣》（卡本脱著）译完以后，孙毓修自负之气矮了一半，因为茅盾的译文无论如何要比孙译得好。而且当孙毓修征求茅盾如何在译作上署名意见时，茅盾表示可以不署名。孙毓修对这个年青小伙子有了好感。　　当后来发现茅盾在看《困学纪闻》时，他又吃了一惊，考问茅盾读过那些书？茅盾答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一席话，孙毓修听得瞠目结舌。过了好一会儿，又问：　　　　　　　　　　　　　　　　　　　“你的令尊在何供职？”“家父早已去世。”茅盾恭恭敬敬地回答。“那你……“　　　　　　　　　　　　　　　　　　　孙毓修更惊讶了。“主要得之于家慈的教育。”茅盾又说。孙毓修不再问了。　　　　　　　　　　　　　　　　　　　他的名士派头收敛了。从此，对青年茅盾另眼相看。　　　　　　　　　　　　　　　　　　　随后，茅盾用三个多月时间，完成美国卡本脱的有关衣、食、住三本书的翻译，这是茅盾最初译著工作。但这三本书的真正出版，是在1918年4月，作为“新知识丛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和发行。在译完衣、食、住以后，已是年底。老先生孙毓修找到茅盾，问茅盾下一步有何打算？茅盾想了一下，知道老先生孙毓修是中国编译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便说，“是否可以编几本童话或少年丛书？”孙毓修一听，摇了摇头，“我们要编一本开风气的书：中国寓言。但编此书须对古书有研究的人，你正合式。”孙毓修也觉得茅盾是个人才，因而觉得这个选题正可发挥茅盾的才能。向来谨慎、尊重人的茅盾也表示同意，因为借此可以系统阅读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之书。后来，茅盾用半年多时间编成《中国寓言初编》，孙毓修作序，1917年10月出版。在动手编纂《中国寓言初编》之前，茅盾抽空翻译科学幻想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并刊发于《学生杂志》第四卷第1—4期，这是茅盾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译文。　　　　　　　　　　　　　　　　　　　正当茅盾埋首于古书旧著之时，母亲从乌镇来信，告诉茅盾，沈泽民已从省立三中毕业，投考何校，让茅盾在暑假回乌镇一道商议。因此，7月的一天，茅盾冒着酷暑，赶回乌镇。见弟弟也从湖州省立三中毕业回来了。弟弟把毕业的成绩单拿来给茅盾看，茅盾一看，发现泽民的成绩，尤其是数理化，在全校名列前茅。泽民还告诉茅盾：他想报考刚开办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因为这个开办于1915年的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是专门培养工程技术人才。兄弟俩的想法向母亲讲了以后，茅盾母亲想了想后说：也好。这样，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当工程师，一个学文，也许符合你们父亲的心愿。于是，泽民专门赴南京去考试，不久便被录取。　　　　　　　　　　　　　　　　　　　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开学时，茅盾和母亲决定陪泽民去南京。兄弟俩也正好陪母亲游览一下上海和古城金陵。那时，乌镇到南京，只有转道上海，因为乌镇到上海有小火轮，上海到南京则有火车。茅盾偕母亲、弟弟泽民先到上海，游览了上海城隍庙、外滩。茅盾母亲是第一次到上海，也觉得新鲜，但最为茅盾母亲所吸引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书，她买了林译小说50种，买了四大本《西洋通史》，二卷本《西史纪要》以及《东洋史要》、《清史讲义》等，茅盾母亲年轻时受其丈夫的影响，对中外历史一直怀有兴趣。　　　　　　　　　　　　　　　　　　　在上海游玩几天后，母子三人才乘火车送沈泽民去南京。回上海时，茅盾母亲想坐轮船回上海，也可欣赏中国第一大河的风采。于是，茅盾选了一艘几千吨的豪华的大客轮，并定了个官舱。轮船航行在浩荡的长江里，茅盾扶着母亲到甲板上散步，这时，江风习习，大江东去，浩浩荡荡，远处白帆点点，茅盾见母亲遥望江天，神色凝重。忽然很有感触地回过头来对茅盾说：“你父亲一生只到过杭州，我今天见的世面比他多了。”说到这里停了一下，又慨然说：“他的遗嘱我尽力做到了，你兄弟二人还算有出息，他死而有知，大概也是快活的。可惜一个人死了没有鬼，他再也不知我们现在干什么，将来还要干什么。”茅盾望着母亲，听了那番肺腑之言，感动万分，忙扶着母亲，安慰道：“妈妈放心，我们会记着爸爸的。”　　　　　　　　　　　　　　　　　　　茅盾送母亲到乌镇，回到上海，知道自己的工作有些变化。原来，编《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少年杂志》的朱元善向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提出，要茅盾去他那个部门工作，协助他编杂志。因此，高梦旦找孙毓修商量，孙却以茅盾还要编《中国寓言续编》而不肯放，结果只好由高梦旦出面协调，让茅盾半天协助孙毓修编《中国寓言续编》，半天协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　　　　　　　　　　　　　　　　　　　从此，茅盾迈出编辑生涯的第一步。　　　　　　　　　　　　　　　　　　　《学生杂志》，1914年7月创办，是一本以增长中学生课外知识为主的刊物。　　茅盾接手后，朱元善放手让他编辑，当时编了几期后，正巧《新青年》杂志打响新文学运动的第一枪，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在中国文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善观风色，勇于趋进的朱元善便打算在《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并和茅盾商量，先从《学生杂志》开始，而《学生杂志》则从“社论”开始。因而朱元善操着浓重的海盐方言的上海话，让茅盾动手写一篇不同于该杂志以往社论的短文，作为社论，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12月号上，题目为《学生与社会》，文章从探索德国兴起之原因谈起，借德人的话说：“学生为一国社会之种子，国势之强弱，因以社会之良肃为准，而社会之良窳，又以其种子之善否为判。”　　　　　　　　　　　　　　　　　　　文章最后要求“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先事骄矜、蔑视他人。　　　　　　　　　　　　　　　　　　　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文章对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进行猛烈的抨击。朱元善对青年茅盾的这篇社论十分满意，又鼓励他再写一篇社论。于是，茅盾又写了一篇，题目为《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发表在1918年1月5日的《学生杂志》上，这篇文章，比上期的文章更进一步，大胆地议论起时政来了，倡导革新思想，奋斗自立，并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要求学生”革新思想“，”创造文明“　　和“奋斗主义”。其实，茅盾的这些思想并非创造，而是受《新青年》的启发，从而把《新青年》中一些思想融会到自己的文章里，而文章又紧紧联系当时学生的实际，从而引起一般读者的兴趣，也得到朱元善等人的关注。青年茅盾也在静静的气氛中，悄悄地崭露出来。　　　　　　　　　　　　　　　　　　　从1917年到1921年，茅盾以沈雁冰、佩韦、雁冰、Y.P等名发表的作品中，有包括创作、作家传记、文艺论文、汉译文艺作品、科学、实用工艺及社会运动等方面。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学生杂志》是茅盾为营造新文学而进行操练的地方。　　　　　　　　　　　　　　　　　　　少年时代的生活磨难，深深地刺激着茅盾，也深深地激励着茅盾，“将相本无种”，促使青年茅盾加倍刻苦和努力，虽在花花世界的上海滩，却无暇去闲逛，整天埋首于工作之中，为商务印书馆工作十分卖力。表现了青年茅盾自强不息的个人奋斗精神。因此，他在编《学生杂志》时，十分看重地位低卑，经过奋斗而出人头地的故事。在《学生杂志》上，茅盾从涵芬楼丰富的藏书中，撷取材料，编写一些从低微的鞋匠、裁缝变成名人的故事。从这些篇什中，反映了茅盾崇尚奋斗、力倡革新的思想，他在《履人传》前言中，表明自己的心愿：“吾愿其效卡莱之好学，百折不回；学乔治之束身，不为众涅。效萧物尔之见义忘生，约翰之贫而好善，…　　…。“和茅盾自己的经历不无关系。茅盾晚年回忆往昔峥嵘岁月时，曾说：”《履人传》和《缝工传》都是赞美大丈夫贵自立，这与《一九一八年之学生》论文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奋斗自立的精神是呼应的。“其实，这是和茅盾当时思想相一致的。　　　　　　　　　　　　　　　　　　　在编辑《学生杂志》过程中，受《新青年》的影响，茅盾从故纸堆中抬起头来，把目光投向社会，投向世界，尤其注意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他如饥似谒地寻觅着苏俄材料，包括各类文学杂志。发表在1919年4月《学生杂志》上的《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是茅盾第一篇文学论文，在这篇文章中，茅盾预言“今俄之BOLSHEVISM，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而托尔斯泰实其最初之动力。”一种青年人特有的雄心壮志，和《新青年》遥相呼应。这篇富有鼓动、煽动性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北京爆发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北京的知识分子上街游行，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以及陆宗舆等革命行动，但对遥远的上海震动不大；直到北京师生南下宣传，茅盾才从编译所里跑出来，去听演讲。但尽管如此，五四浪潮波及全国时，青年茅盾也受到震撼，章宗祥、陆宗舆都是杭嘉湖一带的人，陆宗舆的家乡海宁县举行全县人民公决大会，开除卖国贼陆宗舆的海宁县籍，并在县城立碑存志。这些举动，茅盾在《申报》上都看到了。湖州也举行大会，声讨章宗祥的卖国罪行。茅盾猛烈地感觉到：时代在变，思想观念也将发生变革。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茅盾开始作深层的思考，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和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实际的奠基工作。尤其可喜的是，青年茅盾不再局限在《学生杂志》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开始向《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投稿，也开始翻译外国小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他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　　　　　　　　　　　　　　　　　　　同时，茅盾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接触大量西方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等各种学说都有接触，茅盾曾回忆那时候：“是一个学术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纷纷介绍外国的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在这样的大背景，大时代里，茅盾受时代使命感的驱使，阅读大量西方哲学，社会学著作，并在对众多诸学说比较之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时已是1919年年底。　　　　　　　　　　　　　　　　　　　在这之前，受《新青年》和五四运动影响，茅盾和弟弟沈泽民、同乡萧觉先、王敏台、杨朗垣、曹辛汉等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这个青年社成员都是桐乡籍的知识分子，他们成立这个社团的宗旨，是宣传新思想，抨击恶势力。并出版《新乡人》杂志，在家乡桐乡县内及邻近地区发行，成为浙江省五四运动以后第一个宣传新文化社团。在桐乡青年社内，茅盾是主要骨干。后来由桐乡青年社出面，曾在桐乡、屠甸、乌镇等地组织过暑假讲习会之类活动，也曾在嘉兴南湖开过大会。兴旺时，达到五十多人的规模，后来因为内部思想分歧而自动解散。作为在商务印书馆前程看好的茅盾，曾在桐乡青年社办的《新乡人》杂志上发表短小的文章，如《我们为什么读书》、《骄傲》等，宣传新文化，倡导新思想。显示了青年茅盾的热情。1919年的下半年，中国文化在《新青年》的推动下，经过艰难的发轫，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一个文学革命态势已经形成，并开始冲击那些封建、守旧文化观念和文化杂志。北方出现鲁迅的白话小说，胡适、沈尹默、刘半农的新诗，这使死气沉沉的中国文学开始新生，开创20世纪新文学的新纪元。这些文化现象，使上海文化界出版界当权者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感。但出路何在？　　　　　　　　　　　　　　　　　　　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只有施行改革，才能使一些文化企业的刊物走出老路和困境。这一年的11月，商务印书馆主编《小说月报》的王莼农找到茅盾，说《小说月报》打算改革，并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提倡新文学，并新辟一个栏目，叫“小说新潮”，请茅盾来主持这个栏目。但茅盾此时正同孙毓修搞《四部丛刊》，又帮助朱元善编《学生杂志》，现在又冒出个王莼农来，拉着茅盾去编创作的专栏，茅盾心里还没有底，便问道：　　　　　　　　　　　　　　　　　　　“是看稿子，并决定取舍么？”　　　　　　　　　　　　　　　　　　　“也要出题目。”王莼农回答。　　　　　　　　　　　　　　　　　　　“出什么题目，那个方面的？”　　　　　　　　　　　　　　　　　　　“比如要翻译什么作家的作品。就要出题目给作者译者。”“噢。那么创作怎么样？”茅盾又追着问。　　　　　　　　　　　　　　　　　　　“这个小说新潮专栏专登翻译的西洋小说和剧本。”王莼农又回答。　　　　　　　　　　　　　　　　　　　这时，茅盾觉得这样去接手，未免太没有意思了。沉思一会儿，便推托说：“王先生，我现在手里的事太多，抽不出时间帮忙。”王莼农一笑，说：　　　　　　　　　　　　　　　　　　　“知道沈先生事多，我已和孙毓修老先生商量好了，《四部丛刊》的事可以不管。”“我在《学生杂志》也还有点事。”茅盾继续推托。不料王莼农又说：“我也和朱元善先生商量过，请你分心照顾我这里一下。”说完，望着茅盾，眼睛里露出一种期待的目光，等着茅盾回应。“那好吧，不过我还得跟孙老先生和朱先生说一下。”茅盾再不好意思推托了，便答应下来。　　　　　　　　　　　　　　　　　　　时间十分紧迫，此时已是11月了，要在明年第一期作改革，必须立刻动手，才能赶上排印。于是，茅盾在两个星期之内，设想了《小说月报》中“小说新潮”　　栏的改革框架，写了《小说新潮栏宣言》和《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　　　　　　　　　　　　　　　　　　　前者讲“小说新潮栏”的设想和要求，并按照王莼农所谓“出题目”的要求提出急须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共20位作家的43部作品。并把欲介绍的作家分出二步来，第一步介绍写实派自然派的作品，第二步介绍问题著作。最后，茅盾认为，把国外的作品拿来，“然后我们创造自己的新文艺有了基础。”　　　　　　　　　　　　　　　　　　　从茅盾接手《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进行改革，使得十年之久的《小说月报》作为顽固派堡垒，已被打开一个缺口，成为茅盾改革旧文学的“试验田”，并立即在上海文坛引起注意，引起读者的热烈反映。后来茅盾成为打开旧文学堡垒缺口的先锋！因而同时他也成为顽固派文人的对头。这也是事实。因为《小说月报》是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一本文学月刊，它创刊于1910年，距今已有十年，在旧派文人和市民阶层中有一定影响，先后有恽树珏，王莼农任主编，而这些主编本身都是旧式文人，像王莼农是无锡人，南社社员，懂英文，善骈文、词曲。因而用的稿件，大都是林琴南的译文，包天笑等迎合小市民兴趣爱好的“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及“东方福尔摩斯探案”之类的侦探小说。“小说新潮”栏一改革，青年茅盾仿佛找到了用武之地，他在上面亲自撰写倡导新文学的文章，翻译苏俄作品，引起了广泛注意。　　　　　　　　　　　　　　　　　　　不久，茅盾主持的这个专栏，便一举成功，慢慢地，连整个《小说月报》用稿，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了。　　　　　　　　　　　　　　　　　　　但是，总体上看，茅盾这一时期的吸收和写作，是比较庞杂的。有讲文学思潮，文学作品，作家生平的，也有讲社会思潮问题，妇女问题、学生问题的，但一个总的目标似乎很明确，就是此时的青年茅盾，在求新求变上作努力。自然，在新文学的倡导中，谈何容易，阻力很大，许多旧文人认为这个青年侵占了他们的地盘，因而他们感到愤怒；商务当局中某些守旧人物，却觉得非常为难，杂志发行量在下降，直接影响利润，青年茅盾又得罪了许多有名的文人。王莼农这种折中做法，进入了两面都不讨好的窘境！王莼农感到无能为力了。　　　　　　　　　　　　　　　　　　　此时，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商务印书馆一些刊物销路的下降，如《小说月报》销路已跌至二千。引起商务当局的严重关注。张元济、高梦旦商量后，寻求北上走访文学界和学术界，寻求商务印书馆新的发展机遇。张元济在1920年10月6日到达北京，4天后高梦旦也随后而去，张元济先生拜访在京的同乡著名军事家、文学家蒋百里。蒋百里则向张元济推荐郑振铎、周作人。　　　　　　　　　　　　　　　　　　　并说这些文学青年准备办文学刊物，成立文学社团等。高梦旦到京后，便去北京大学拜访胡适，胡适也热情地赞同高梦旦他们的做法，并推荐文学研究会成员来负责编辑《小说月报》。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又多次和郑振铎、耿济之等接触，磋商。张、高等商务当权者，都希望郑振铎去上海主持《小说月报》的编务，此时郑振铎与茅盾虽朱联系，却从文章中知道沈雁冰的才识学问。郑振铎因尚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读书，学业未满，不能去沪上办刊物，便竭力推荐沈雁冰（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并说他主持的“小说新潮”很有起色，是可胜任此职。　　　　　　　　　　　　　　　　　　　正当张元济、高梦旦在北京物色人才时，王莼农觉得自己再撑下去，已没有什么意思了，在高梦旦回沪后，便向当局辞职。此时，张元济、高梦旦心里已有底，虽然去北京没有请到人才，却发现了身边一位青年。因此，商务当局准许王莼农辞职。同时在11月下旬的一天，专门找茅盾谈话，想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　　同时与高梦旦一起和茅盾谈话的，还有高的同乡陈慎侯。高梦旦告诉茅盾，王莼农辞职，王原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两个杂志的主编，当局考虑后请他担任。　　茅盾则表示，自己年轻，只宜担任一个杂志，即《小说月报》的主编，而《妇女杂志》则不能兼任。高梦旦也同意了，又问：“全部改革《小说月报》的具体办法如何？”茅盾答道：“让我去了解《小说月报》存稿情况以后，再提办法。”开明而自信的高梦旦望着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青年人，连声赞同。　　　第四章当新郎　　　　　　　　　　　　　　　　　　　茅盾在文学事业上，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战士；但他的婚姻却是传统的，也是名副其实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种情况，在茅盾那一代倡导新文化的青年人中间，并不鲜见。鲁迅与朱安，胡适与江冬秀，都是这样的情况。　　　　　　　　　　　　　　　　　　　因此，茅盾与孔德沚的婚姻，在那个时代里属于正常。从深一层看，茅盾受母亲教育、训导，对母亲敬爱到言听计从的地步。同时，从小学中学至大学，茅盾所受教育，也是传统的，基本上是儒家那一套。只不过是程度深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