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讓地方幹部享受較多自由也存在著風險。鄧小平建立的這種延續至今的體制，更重視結果而不是遵循規則，它所培養的幹部要具有評估問題的全局觀和創業精神，能夠支持快速發展。但由於缺少上面的嚴密監督，很多幹部不但能夠想辦法造福國家，而且也能關照自己與朋黨並排擠其他勢力。這種黨的領導班子體制並不是由鄧小平所創，但他穩定了這種體制，使其工作更加專業化，把評價幹部的基本標準從對政治運動的貢獻變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這一基本體制被他的接班人沿用至今。現代的精英治國到鄧小平退休時，年輕的中共幹部為了證明自己的能力，首先必須考上較好的高中和大學。鄧小平重視精英治國的做法在中國有著悠久的傳統。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按考試成績選拔官員的國家。早在公元 605 年，隋朝便把科舉作為決定哪些有抱負的競爭者有資格成為朝廷官員的首要標準。但是在鄧小平出生的第二年，科舉制便被廢除了。自那時起，直到他重新登上權力舞台，中國一直不具備足夠的穩定性，領導人也沒有政治決心為選拔官員重新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精英主義基礎。毛澤東還在世時，不可能把教育成績作為選拔幹部的主要標準。很多為中共事業作出貢獻、登上高位的人，在 1930 年代和 1940 年代戰火紛飛的革命時期根本沒有機會上大學。此外，毛澤東認為「紅」比「專」更重要，他喜歡工人農民甚於受過較好教育但「出身不好」的人（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女）。因此，考試並未成為選拔和提拔幹部的主要標準。實際上，1949 年後，很多幹部都是來自共產黨軍隊或游擊隊的老兵，他們中間有文化的人很少。假如舉行考試，他們和他們的子女不可能勝過「階級出身不好」但受過更多正式教育的人。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大膽取消了「階級出身好」這條選拔幹部的標準，嚴格依照用入學考試來衡量的辦法。根據鄧小平在 1977 年採取的新路線，很多「階級出身不好」的家庭的子女得以通過考試進入好大學並當上了幹部。事實上，鄧小平在各級建立了一套高度競爭性的精英考試制度，從小學到大學直到官場。他的目標不是促進社會平等，而是挑選最有才華的人，為其提供最好的教育機會。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學都舉行入學考試，考入競爭最激烈的學校的學生能夠得到最好的教師和設施。鄧小平於 1977 年恢復的統一高考制度，並不是專門為選拔幹部而設，而是一種為各行各業的大機構選拔最有才華的年輕人的制度。但是，所有被選為幹部的人，都要首先在各級教育考試中證明自己。甚至在當上幹部的人中間，出身名牌大學的最優秀的畢業生可以在中央機關就業，入讀較差大學的人則要從較低級別的機關做起。隨著大學畢業生的數量在 1980 年代末以後的迅速增加，從大學畢業生中選拔政府公務員時又增加了新的重要考試。不過，一個人一旦成為幹部，他的升遷便不再需要通過進一步的考試，而是根據他的工作表現。這種制度在鄧小平的接班人那裏也得到了沿用。在 1980 年代中期，很多有抱負有才華的年輕人想通過「下海」經商取得成功，但是儘管存在這種有吸引力的職業選擇，「幹部」身分仍被人們所看重。這不僅因為它所提供的權力和經濟保障，還因為那些被認為既能幹又有志於服務社會的人深受中國人的敬重。由此可見，鄧小平留給他的接班人的，是一種精英主義的幹部選拔制度，它遵循著與帝制時代同樣的通過考試選拔幹部的原則。但是，這種制度在內容和結構上又完全不同於科舉制度。此外，這種體制也把精英治理的原則擴展到幹部選拔系統之外，貫穿了各行各業的人才選拔與培訓體系。開放的全國性城市社會中國自有歷史紀錄以來直到 1990 年代，基本上是一個在方言和文化上有著巨大地區差異的農業社會。1949 年以前，落後的運輸系統使大多數商品只能在從當地鄉鎮市場步行可及的區域內生產和消費，很多人幾乎一輩子都生活這個範圍之內。[24-6] 毛澤東對人口流動的嚴格管制，使 1949 年以前就很有限的人口流動變得更加緩慢。在毛 1976 年去世時，農村人口仍然佔到總體人口的 80%以上，農村生活也受到村莊、家庭和集體的控制，很少與外界交往。在毛澤東時代，即使城市中的單位棗如政府機關、學校、工廠和軍隊駐地棗都是相對自足的大院，很多單位設有傳達室，來客進去之前要向門衛報告。這些封閉的社區為職工及其家屬提供基本必需品，如住房、食品、托兒所、學校、醫療和福利。居民很難在自己的工作單位之外得到這些服務。就像農村居民一樣，大多數城市居民缺少更換工作的機會，幾乎別無選擇地只能服從各自單位的領導。流動受到限制、在農村和城市單位中對上級的依賴、與外界缺少溝通，這一切使生活變得死氣沉沉。毛澤東鼓吹革命的意識形態，可是他對人口流動的控制，卻進一步鞏固了封閉的「封建」社會。鄧小平退休時，經濟增長帶來的新經濟機會和他所允許的人口流動，已經使中國走上了從農業社會轉變為城市社會的道路。在鄧小平時代估計有兩億人遷入城鎮，而且這一過程此後仍在快速進行著。預計到 2015 年，即鄧小平退休20 年後，將有 7 億人，即 51%的人口成為城市居民。鄧小平退休時，90%的家庭擁有電視，使城市文化迅速進入農村。沿海地區年輕的農民工返鄉探親時，也從城市帶回來最新的時裝、家居用品、電子產品和他們在城裏新見到的食物。[24-7]總之，農村地區在文化上也城市化了。在 1978 年改革開始之後，城市的領導人擔心大批流入的農民將使城市設施和食品供應不堪重負，因而保留了城市戶籍制度，這種制度長期限制著人們是否能得到城市住房、就業和子女教育等各種服務。在 1980 年代初期，糧食和食用油的配給量幾乎只能滿足人們的基本需求，食品供應不足以養活進城投親靠友的農民。但是在 1983 年以後，隨著食品供應的增加，政府開始允許沒有城市戶口的農民進城。當時，沿海地區的出口產業能夠吸收大量進城務工、希望過上好日子的農村青年。中國歷史上有過戰亂和饑荒導致數百萬人遷徙的現象，但它們從未達到 1978 年以後那樣的遷徙規模。在毛澤東時代，儘管缺少社會流動，仍然逐漸形成了一種深層的國家文化棗中國人民的共同文化。到 1960 年代末時，很多城市家庭都有收音機，沒有收音機的城市和農村家庭也能從廣播喇叭裏收聽有關國家大事的新聞和一些音樂。更多的人能看到電影，分享共同的國家文化，人人都在政治運動中學習同樣的口號和歌曲。小學的數量迅速增加，因此在毛澤東去世時，大約有八成年輕人識字。鄧小平時代教育體系不斷擴張。在 1980 年代多數年輕人不但可以讀小學，而且能唸完初中。1980 年代後期電視的快速普及，用普通話播送官方新聞的全國性電視頻道的建立，大大擴展了民眾共同的信息基礎。到鄧小平退休時，不但學校和政府機關，連國營企業和商店都已普遍使用普通話，大多數人都可以用標準的普通話相互交流。鄧小平時代交通運輸體系的擴展，使工業製品能在更廣的地理範圍內流通，從而擴大了外貿和內需的生產規模。1980 年代以前中國只有很少商業品牌，但是到鄧小平退休時，具有國內外認可的品牌的工業產品已出現在全國各地。隨著城市裏封閉大院的開放和各地人口的交融，地方差異逐漸被共享的國家文化取而代之。在 1978 年以前，當地人只吃當地飯菜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是就像在 20 世紀後期，西方世界一些原本是只在某些國家流行的食品，比如意大利薄餅、甜甜圈、硬面包圈和壽司成了國際食品一樣，在 1980 和 1990 年代的中國，很多地方食品開始在全國流行。南方人學會了吃北方的標準主食饅頭，北方人也開始吃南方人的標準主食米飯。同樣，一些過去只有當地人觀賞的地方劇種在全國都有了觀眾。鄧小平退休後，更大規模的人口流動，手機、計算機和互聯網的普及，使國家文化繼續擴張。就像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一樣，中國人保留著對自己所屬的村莊、縣、方言群體或省份的認同感；少數民族成員總是認同他們自己的族群。但是在鄧小平時代，一種真正的國家文化的成長，以及對異域文化的更多瞭解，大大加強了人們對整個國家的認同。當鄧小平退出政壇時，大批在沿海地區打工數年的年輕人返回家鄉，他們不但帶回了沿海地區的商品，而且帶來了使他們能夠自己辦企業、為內地建立新標準的觀念和生活方式。這個過程加快了全國性城市文化的傳播速度。雖然內地居民錢不多，但他們仍能緊隨沿海地區居民之後買到一些產品，那往往是以更便宜的方式生產的仿製品。可想而知，昂貴的商品，比如汽車，向內地擴散的速度要比小件消費品慢得多。但是在鄧小平時代結束時，甚至這類商品也開始慢慢進入中國內地。可是在鄧小平退休的 1992 年，符合國際一般舒適標準的農村住宅的建設才剛剛起步，農村地區的小學條件仍然大大落後於城市中較好的學校。從農業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型，以及一種更強大的國家文化的發展，並非來自鄧小平或他的同事的計劃。鄧小平確實想打破軍隊中的地域觀念，使士兵能夠服從來自其他地域的司令員。他也確實鼓勵推廣普通話教學，使各地居民能夠與外地人交流。但是城市化和國家文化的成長並不是由計劃所致，更多地來自城市中的新機會和城市生活對眾多農村青年的吸引力。不過，這些變化一旦發生，官員便相應作出調整以適應正在變化的現實。他們開始改進地區管理，將城市周邊的農村地區納入管理範圍，允許鄉鎮和縣城在升格為城市時作出調整。有意思的是，鄧小平時代開始的開放性的流動，與毛澤東那種為社會設置重重障礙的所謂革命相比，對社會結構產生了更加深遠的革命性影響。從以農村為主的社會向以城市為主的社會的過渡以及共同的國家文化的傳播，是中國自公元前 221 年統一以來發生的最根本的社會變化之一。無章法的社會中國在 1980 年代實行開放時，食品、醫藥、產品及工廠安全、勞動環境、最低工資、建築規程等領域幾乎沒有任何規則。[24-8] 在 1980 年代初，如果創業者得到一些可口可樂空瓶，再灌進顏色相似的液體，並不存在相關法律來禁止他把這種東西當作可口可樂或類似飲料銷售。在 19 世紀的美國和歐洲，旨在保護民眾、對公司的逐利行為加以限制的法律法規也是緩慢形成的。鄧小平統治時期的中國，經歷著類似於 19 世紀美國和歐洲的掠奪式資本主義，當時既沒有反壟斷法，也沒有保護工人的法律。在 1980 年代的中國，當市場爆炸式地增長時，不可能立刻制定出適合中國國情的完備的法律法規，也不可能馬上訓練出執行這些法律法規的官員。從某些方面看，鄧小平時代的中國類似於 19 世紀的美國西部，當時那裏的地方法律和法院都尚未建立。就像美國塵土飛揚的偏遠小鎮裏帶槍的地方治安官一樣，中國地方官員管理著地方市場：由於不存在健全的司法系統，法律由他們自己說了算。從地方幹部和商人的角度來看，這種無章法的狀態有一個好處，就是和那些擁有合乎「法定訴訟程序」要求的精密法律體系的國家中的領導人相比，它可以使少數幾個掌權的領導人更快地作出決定。當鄧小平退休時，在西方受過訓練的年輕法學家幾乎為每一個重要的經濟領域制定了法律法規，但地方官員的執行卻遠遠落在後面，因為很多人認為這些規則過於複雜，也不符合他們的個人利益。在某些領域，例如必須與外方密切合作的對外貿易領域，中國很快就採用了國際規則和法律。隨著經濟交往從相互認識和瞭解的小群體擴展到更大的群體，開始涉及到地區、國家乃至全球的合作者，這時便需要某些法律法規以便使協議能夠得到執行，並培養起相關各方的相互信任。文革之後，很多人仍然害怕受到搞資本主義的指責，鄧小平在中國建立更靈活、更具活力的經濟並非易事。鄧小平很清楚，如果幹部過於嚴格地執行法規，中國經濟將難以起飛。他一向更加關心取得成果，而不是照章辦事。他認為一定的腐敗難以避免，正如他所言：「窗子打開了，難免會有蒼蠅和蚊子飛進來。」他需要的是敢闖敢幹的幹部，他願意承擔讓一些蒼蠅飛進來的代價。鄧小平的某些子女受到過利用個人關係為自己牟利的指控，但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為自己或自己的家人斂財。鄧小平也知道，為了讓地方幹部積極支持改革和創業，必須使他們得到一定的機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條件。蘇聯和東歐的官員阻撓改革，甚至使其半途而廢，就是因為他們看不到改革能給自己帶來什麼好處。鄧小平要讓幹部致力於改革，為群眾謀福利，因此他允許一些地方幹部先富起來，只要他們能為當地帶來經濟成功即可。鄧小平很重視維護黨的地方幹部在群眾中的威信。在鄧小平看來，公開揭露為現代化作出切實貢獻的幹部所犯的錯誤，會讓他們更難以開展工作。但是鄧小平並不想保護激起民憤的幹部，他會隨時對因為無視公共利益而受到當地群眾反對的幹部進行嚴肅查處。死刑在中國的使用遠比其他國家頻繁，以便警告可能犯下類似罪行的人。在這種無章法的社會中，謀取私利的機會幾乎無窮無盡。掌握土地的幹部在批准土地使用權時經常收禮。國企「私有化」時，本單位職工往往能得到大大低於市場價格的企業股份。國企負責人在完成國家指標後，被允許在市場上出售產品，於是他們常常把大量精力用在這一類生意上。公家的卡車在完成本單位的主要工作後，可以跑運輸做生意，以便改善單位職工的生活。就像俗話所說，毛澤東時代是一切「向前看」，鄧小平時代則是一切「向錢看」。鄧小平給他的接班人留下的這種體制，沒有對公私利益作出嚴格區分。地方幹部對於能從他們管轄的企業拿多少好處，在看法上千差萬別：收受春節禮物？給親戚朋友找工作？拿紅包？如果能拿，拿多少現金為宜？子女上好學校或出國留學的機會？公車私用？由於司法不獨立，民眾往往不願意冒險向個人撈好處的當權者發起挑戰。對於因建新項目而被迫搬遷的居民，中國所提供的保護極差，開發商能夠和政府官員聯合起來迅速把土地搞到手，而對搬遷戶或原土地使用者的補償充其量也就是中等水平。從中國領導人的角度看，地方政府和建築商的這種勾結未必不當，它可以使企業迅速開工，從而能夠更快地為當地居民提供就業。一些靠關係或特權發財的官員及其家屬公開炫耀財富，例如美酒佳餚、汽車、高檔服裝或豪宅，這讓反對腐敗的人憤憤不平。經過勤奮學習通過考試並完成工作，真正有資格升遷的人，看到無能之輩因為跟當權者有特殊關係而得到了提拔或更多特權，他們也會怒火中燒。中國的城市和公共場所的建設步伐要遠遠快於其他大多數國家。例如，在廣州或蘭州這樣的城市，沿江十幾公里的區域，政府在幾年內就能拆掉全部老建築，將其改造為公園。在地鐵建設的高峰期，像廣州和北京這類大城市能夠在幾年內以平均一年一條線路的速度建設地鐵。有一些大學，例如擁有上萬名學生的南昌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能夠在五年內就建起全新的校園，其中行政樓、教學樓、大講堂、學生宿舍、教職工公寓、體育場館和類似公園的校園空間一應俱全。有了這些令人瞠目的成功故事，在鄧小平及其接班人看來，這些土地原使用者的合法權利不應妨礙他們所認為的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對外國專利和版權疏於保護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類似的問題也曾出現在日本、南韓、臺灣和其他尋求使用國外最新技術的國家和地區。一些中國公司願意尊重西方的專利和版權，支付費用，以不侵犯合作者利益的方式使用外國技術。然而很多中國企業並不這麼認真。有些中國人在受僱於外企後會開辦自己的公司，往往非法使用他們從外企學到的技術。甚至在執行法律比大陸嚴格得多的香港，也難以杜絕盜版歌曲和電影；複製的 CD、DVD 和唱片的售價僅相當於專利產品價格的零頭，為從事此類非法行為的人提供了極大的利潤空間。當外國公司和政府指責中國侵犯版權法，對其施加壓力時，中國官員會趕緊查封生產和銷售這類產品的企業，搗毀複製機器。可是沒過多久，另一些無所畏懼的中國企業又會在別的地方幹起同樣的生意。中國工人的勞動條件，包括工作時限、車間環境和安全標準，往往比西方 19 世紀早期工業革命時可怕的勞動條件好不到哪裏去。有些企業利用相關勞動法規的缺失，讓工人住在擁擠的宿舍裏，為他們提供的勞動環境也幾乎沒有安全或質量標準可言。[24-9]對於數千萬青年農民工來說，能在沿海地區的工廠生活和打工，即使工作很辛苦，報酬也很低，但仍然比農村的毫無希望的貧困生活強不少。他們願意超時勞動，甚至因為害怕被解僱而忍氣吞聲。利用西方和日本的資本建立並由外國人管理的工廠，儘管也在使用廉價勞動力，但普遍提供了比當地企業更好的工作條件。很多外資工廠空間寬敞，通風良好，在炎熱的夏季，室溫會維持在室外酷熱的溫度以下。這類工廠普遍採用了有關工作日工時、勞動條件以及工人安全的標準，在克服最嚴重的超時工作的問題上也取得了可觀的進展。在這些工廠裏，一些來自貧困地區的年輕人也養成了現代生活的基本習慣，如守時、清潔衛生和遵守紀律等。[24-10]有大批外國企業在中國建廠。截至 2000 年，美國商會在海外的最大分會是在上海，日本在海外的最大商會也在上海，其規模是美國商會的兩倍。但上海的美國人、日本人和歐洲人的數量與臺灣商人相比仍然微不足道。為何會有這麼多境外商人湧向一個法規仍不健全、專利保護也很差的國家？吸引他們的是這裏的勃勃生機：決策速度快，落實決策不必受複雜法律程序拖累，規模巨大的市場迅速成長。有些外國企業家抱怨自己被中方合作夥伴和當地政府所利用，但也有一些人發現，一定的法律保護，與精明的、善於解決問題的地方官員的可靠關係，向上級部門投訴的可能，這一切加在一起，足以提供誘人的機會，所以他們願意為此承擔任何可能的風險。鄧小平接班人面臨的挑戰鄧小平所帶來的轉型的一個結果是，在他退出權力舞台後他的接班人將在未來很多年面臨一系列嚴重挑戰。這些挑戰包括：為全民提供社會保障和公共醫療。在鄧小平時代，政府僱員，包括大型國企的職工，都享受單位提供的公費醫療和福利，但這些職工只佔全部人口的一小部分。[24-11]政府預算的規模過小，根本不足以為每個人提供退休保障、醫療和其他福利。在 1980 年代末，隨著市場作用的擴大，高收入人群能夠購買良好的醫療服務並自己解決福利問題。但是廣大群眾仍得不到醫療和其他福利。鄧小平的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享受不到這些福利的人怨聲越來越大。人口流動的增加所需要的保障措施，是單個的工作單位無法提供的，政府預算和合格醫務人員的數量仍不足以滿足日益增長的需要。隨著農村公社的取消，農村不再存在能夠及時提供急救和基本公共醫療服務的單位。隨著住房的私有化和國企在開放的市場競爭中所面對的壓力，連大的工作單位也不再能提供足夠的福利。因此中國領導人面對的挑戰是，增加合格的專業醫療人員的數量，更新設備，建立能夠為包括邊遠地區的窮人在內的全體國民提供醫療和社會保障的體系棗所有這一切都受到國家預算的約束。[24-12]達到這個目標可能需要幾十年時間，因此隨之而來的挑戰是，如何以使人覺得公平合理的方式分配現有的資源和設施。[24-13]重新劃定和堅守自由的界線。鄧小平曾面對的最麻煩的問題，大概就是為自由劃定界線，使其既能滿足知識分子和一般民眾的要求，又能讓領導人維持社會秩序。天安門悲劇之後，民眾普遍害怕要求更多自由，但這種膽怯不會永遠存在。出版物數量的增多，互聯網和移動電話的驚人擴張，使中共更加難以控制官方認定的危險思想的傳播。和鄧小平一樣，鄧的接班人擔心，如果容忍各種不同觀點的自由表達，就會釋放出公眾反對聲音的狂潮，像 1989年那樣再次導致破壞社會秩序的示威活動。中國領導人所面對的挑戰是，如何找到能讓民眾感到合理而願意接受的邊界，然後想辦法守住這條得到認可的界線。如今現代通訊技術日臻複雜先進，力圖逃避控制的人又極具創造力，政治領導人能夠做到控制民眾的思想，避免發生變亂嗎？遏制腐敗。鄧小平在台上時一直贊成懲辦腐敗大案，但是當地方幹部為了促進四化、加快經濟發展而悄悄違法時，他寧願視而不見。鄧小平接班人所面對的問題是，各級幹部都在想方設法地撈外快。政府官員、醫生和國企領導人都經常收紅包。掌握著土地和建設項目審批權的幹部不但直接拿好處費，還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買股份和資產，接受宴請，享用豪車。無論地方還是部隊的幹部，都會向有權提拔幹部的人送好處。年輕人要給徵兵的人送錢才能入伍。高層幹部面對的挑戰是，這些做法現在已到處氾濫，眾多幹部或其家屬牽涉其中，使克服這類問題變得極為困難。保護環境。在鄧小平時代，雖然他本人確實關心植樹造林和擴大綠地，但普遍的貧困使發展經濟的要求極為強烈，因而對經濟增長的渴望完全壓倒了對污染的防治。自鄧小平時代以來，隨著工業的巨大擴展，煙塵、水資源短缺、河流污染、酸雨、環境污染對健康的損害和食品污染等等問題有增無減，公眾這方面的覺悟也在同步增加。官員面對的問題是，如何改變造成嚴重環境破壞的做法。一些貧困地區出現了極為麻煩的問題，那裏的礦業和煤炭等其他資源的開採與使用造成了嚴重的環境破壞，但是要求這些做法延續下去的經濟壓力同樣巨大。中國現在已經是溫室氣體的最大排放國，全國的道路上每年新增數百萬輛汽車，重工業的發展很可能還會增加對煤炭的使用，中國將如何應對來自其他國家的批評？維持統治的合法性。毛澤東靠打贏內戰，趕走外國帝國主義和統一全中國取得了統治的合法性。鄧小平獲得合法性，靠的是在文革的混亂之後恢復秩序，以務實的方式處理國家面臨的嚴重問題，實現了經濟的高速增長。在這個新的時代，鄧小平的接班人該如何建立自身的合法性呢？鄧小平的接班人受到壓力的原因是，他們沒有更加成功地阻止腐敗的氾濫，也沒有為解決不平等問題採取更多的措施。克服這些問題將來有可能變得更為困難：在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面對的風險是，很大部分人還沒有機會享受早先經濟增長時期帶來的好處，經濟就陷入滑坡。為了應對這種可能性，中國領導人必須從經濟增長以外尋找合法性來源，抓緊在解決某些公眾最關心的問題上取得進展：減少腐敗和不平等，提供合理水平的普遍醫療和福利，想辦法證明在選拔官員時是尊重民意的。作為超級大國的中國：鄧小平的遺產在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出現了不同尋常的高速發展，他的最後一次努力棗南巡棗使經濟發展進一步加快。這種增長帶來一個問題：當中國的經濟規模開始與美國匹敵時，中國將如何作為？鄧小平如果還活著的話，他會做什麼？鄧小平認為，領土糾紛應當先放到一邊，讓更聰明的後人以和平方式加以解決。他所理解的大局是，不要對邊界糾紛過於激動，重要的是和其他國家搞好關係。鄧小平相信，與鄰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和平發展，符合中國的利益。他於 1974 年在法國的短暫停留和次年的國事訪問中，加強了與歐洲的關係。他不但在 1978 年改善了中日關係，成為第一個訪問日本的中國領導，而且支持推動文化交流以全面加強兩國關係。他實現了中美關係正常化，通過成功訪美加強了中美關係。他開放了與南韓的貿易，為他南巡後不久兩國建交鋪平了道路。他最大的成就之一是，在經過 30 年的緊張關係之後，於 1989 年同蘇聯恢復了正常交往。總之，他改善了中國與每一個重要國家的關係。1974 年，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壓迫和剝削其他國家，全世界棗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以把中國視為「社會帝國主義」，與中國人民一道推翻它的政府。1991 年 8 月，聽到蘇聯領導人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對戈巴卓夫發動政變的消息後，王震給黨中央發電報，提出中國應當表示支持亞納耶夫的政變，鄧小平回答說：「韜光養晦，絕不當頭，有所作為。」[24-14]在鄧小平看來，中國不應插手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在鄧小平之後的年代，由於中國變得更加強大，中國的一些安全專家就像他們的美國一些同行一樣，開始爭論中國在強大之後應當繼續韜光養晦，還是採取更強硬的立場。從 2010 到 2011 年，經過幾個月的爭論棗其中一些中國領導人主張更多採取攻勢，這場討論以贊成中國繼續與各國保持和諧友好的關係而收場。人們無法預見中國未來的領導人將如何回答這個問題，但是假如鄧小平還活著，他一定會說：中國絕不應當稱霸，絕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應當與各國保持和睦關係，集中精力搞好國內的和平發展。[24-1]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Relatio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Thomas J. Barfield,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Eng.: Basil Blackwell, 1989); Paul Cohen, China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24-2]轉引自 E. Backhouse and J. O. P. Bland, Annals &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14).[24-3]Linda Jacobson and Dean Knox, "New Foreign Policy Actors in China," SIPRI(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Policy Paper no. 26 (September 2010), p.22.[24-4]關於國際貿易體系，請參見 Edward S.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 Why China's Rise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24-5]有關中共的一般著作，見 Richard McGregor, 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Communist Ruler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10); Yongnian Zheng, The ChineseCommunist Party as Organizational Emperor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24-6]參見 G. William Skinner, "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 parts 1,2, and 3,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November 1964): 3-44; 24, no. 2 (February1965): 195-228; 24, no. 3 (May 1965): 363-399.[24-7]關於將城市的先進物質帶到鄉村，可以參考 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and Leslie T. Chang,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24-8]有關的法律著作見 Stanley B. Lubman, Bird in a Cage: Legal Reform in China afterMao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Randall Peerenboom, China's LongMarch toward Rule of La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Jianfu Chen,Chinese Law: Context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8).[24-9]Anita Chan, China's Workers under Assault: The Exploitation of Labor in aGlobalizing Economy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1); Chang, Factory Girls.[24-10]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有關在中國外企工廠曝光的超時用工現象，見 Chan, China'sWorkers under Assault.[24-11]Martin King Whyte, Small Groups and Political Rituals in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Gail E. Henderson and Myron S. Cohen, The ChineseHospital: A Socialist Work Uni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Andrew G. Walder,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24-12]Deborah S. 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Scott Rozelle and Jikun Huang, "The Marketization ofRural China: Gain or Pain for China's Two Hundred Million Farm Families?" in Jean C. Oi, ScottRozelle, and Xueguang Zhou, eds., Growing Pains: Tensions and Opportunity in China'sTransformation (Stanford, Calif.: Walter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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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他在使蘇聯接受毛澤東的過程中的貢獻，他在延安建立中共組織系統的工作，他在中共佔領全國的過程中建立起城市管理體制時發揮的作用，以及他為了防止毛澤東在大躍進中走極端所做的努力。有些人認為他過於謹小慎微，但人們普遍尊敬他的政治判斷力和獨立分析能力，以及他堅守原則奉獻於黨的精神。那些擔心鄧小平不顧其他領導人的意見就搞大動作的高層幹部，會從陳雲那裏尋找支持，而在 1980 年代後期希望進行大膽的市場化試驗的人則把陳雲當作對立面。即使鄧小平想讓陳雲靠邊站，能否做得到卻令人懷疑。1984 年以後，儘管路線分歧使兩人沮喪，但他們盡量做到了和平相處。陳雲出身寒門，這與地主出身的鄧小平形成鮮明對比。他兩歲喪父，四歲喪母，後由外祖母養育。七歲那年外祖母也去世了，此後他與舅舅一起生活到十四歲。他的老師在這一年安排他去上海商務印書館當了學徒，陳雲先是在印刷廠幹活，後來成為店員。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最大的學術出版商，是中國學術生活的一個中心，陳雲利用這個機會進行了自學。他讀書聽課，參加有關外部世界的辯論。他對商務印書館最高層的資本家掙多少錢算過一筆賬，由此推算出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程度。他的計算與共產黨對帝國主義的解釋一致。他在世界觀形成時期是上海的一名店員，他從未失去反帝熱情，總擔心他在上海看到的罪惡資本主義有一天會捲土重來。1925 年 5 月 30 日英租界警察向上海的人群開槍射殺了幾名中國人後，陳雲參加了示威活動，同年年底他加入中國共產黨，時年 20 歲。他發表演說，寫文章，講述帝國主義如何欺壓中國和資本家如何讓工人遭受苦難。1927 年國共決裂後，陳雲被迫轉入地下工作，經常變換姓名和住址。他還在周恩來的領導下，負責暗殺可能殺害過中共黨員的國民黨官員。與在資本主義國家生活過五年的鄧小平不同，陳雲憎惡他在 1920 年代的上海看到的資本主義，所以他從未去過資本主義國家，後來也不參與和西方領導人的會談。國共決裂後的 1928 年，來自蘇聯的共產國際代表指示中共要依靠工人，因為知識分子多數出身於地主和資產階級家庭，不是革命運動的可靠基礎。當時的中國工廠數量極少，也幾乎沒有受過足夠教育、能夠擔起領導責任的工人，中共迫切需要聰明的「工人」進入領導層。陳雲在商務印書館時就是勞工領袖，又在那裏的環境中受過良好教育，因此迅速得到提拔。事實上，儘管他比鄧小平小一歲，但在他 1931 年當選中央委員後的 20 年裏，他在黨內的排名一直遠遠高於鄧小平。1933 年在江西，陳雲作為唯一具有「工人背景」的高層幹部，很快就被提拔為政治局常委，從而成了中共的七名最高領導人之一。在 1935 年長征途中著名的遵義會議前夕，陳雲參加了黎平會議，會議決定擴大參加遵義會議的人數，其中包括更多擁護毛澤東的人，這為毛澤東在遵義取得優勢鋪平了道路。遵義會議之後，勢孤力單的中共為了維持共產國際的支持，需要有人與上海的共產國際重新建立聯繫，向它彙報中共領導層的變動；而陳雲可以裝扮成會講上海話的當地商人，因此被黨的領導選定前往上海向共產國際彙報工作。可是他到了上海後處境險惡：很多投靠國民黨的前中共黨員很容易把他認出來。於是他按照別人的建議乘貨輪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又從那兒轉赴莫斯科的共產國際，向蘇聯領導人彙報了遵義會議的情況棗尤其是毛澤東的崛起。之後，他在莫斯科駐留了兩年。鄧小平在莫斯科時，那裏正在實行「新經濟政策」；而陳雲在莫斯科時，史太林已經建成社會主義體制並制定了蘇聯的五年計劃。鄧小平去蘇聯時是學生，陳雲去蘇聯時則是中共高層幹部，可以跟蘇聯領導人交往，甚至見過史太林。離開莫斯科後他在新疆住了半年，試圖在那裏建一條中蘇之間的固定運輸通道，但這項工作因為地方軍閥馬步芳及其騎兵隊的阻擾而失敗。後來，陳雲在 1950 年代初中國的經濟計劃中發揮了領導作用，他與蘇聯顧問有著良好的關係，在他們的幫助下制定了中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與 1960 年代初領導過中蘇論戰的鄧小平不同，陳雲一直與蘇聯領導人關係良好。他1937 年底回延安成為毛澤東隊伍中的一員後，負責組織部的工作。延安的局勢要比江西蘇區更穩定，這使他得以建立起黨員的人事檔案，由於當時的組織部也管著黨員的個人生活，包括他們的家庭關係和婚姻，所以陳雲十分瞭解所有中共的重要領導人。陳雲積極發展來自城市的青年知識分子入黨；雖然他承認需要清除國民黨的奸細，但在整風運動中他感到很難整肅許多經自己介紹入黨的人，於是請病假休養了數月，被熱心參加運動的彭真所取代。陳雲有商務印書館的經歷，處理過賬目，當過四處奔走的銷售員，因此後來被安排從事經濟工作。他的一項重要任務是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他採取的辦法是讓封鎖區外邊的商人用他們自己的貨幣買賣鴉片和共產黨的其他產品以獲利。成功突破封鎖後，他又被指派負責整個西北地方（延安所在地）的經濟發展工作。抗戰之後，毛澤東派陳雲等中共高幹去了東北（當時稱為「滿洲」）。他們利用這個地區毗鄰蘇聯的優勢和日本人留下的工業設備，為國內戰爭奠定了基礎。隨著東北根據地的擴大，陳雲領導了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共在東北取得軍事勝利後，陳雲建立起了糧食和其他物資的供應網絡，為中共軍隊南下提供支援。當中共軍隊奪取他們的第一座城市哈爾濱後，穩定經濟成為當務之急。富有經驗的陳雲承擔起了向中共統治方式過渡的工作，包括確保當地的各種設施繼續運轉，而這要求他與很多過去在國民黨治下工作的官員合作。當中共軍隊接管了更大的城市瀋陽時，陳雲又負責按中共的原則實行城市管理。他在領導這一困難任務的過程中表現得十分成功，使瀋陽的接管工作成為中共攻佔南方和西部、統一全國的過程中接管其他城市的樣板。當中共建都北京時，陳雲已經建立了東北的經濟秩序，此後他開始主管全國的經濟工作。他所面對的最迫切問題，是如同脫韁野馬一樣的通貨膨脹—軍閥混戰時它從未被馴服，抗戰後則完全失控。陳雲採用嚴厲的行政處罰手段強迫商人停止漲價，但他們拒不服從，於是他轉而利用市場：他把庫存貨物大量投放市場，使價格直線下降，從而粉碎了商人的抵抗。通過行政管制和市場手段雙管齊下，中共在陳雲的領導下於 1952 年完成了國民黨和軍閥多年無法辦到的事情：控制住了通貨膨脹。陳雲接下來的工作是建立社會主義經濟計劃體制棗這必然要對重要物資供應進行控制棗以及 1955 年至1956 年對大型企業的國有化和小企業與農村的集體化。他的努力使整個經濟都被納入社會主義計劃之中。從 1950 年代初開始到大躍進以前，陳雲統一了全國的糧食收購體系，確保了從農村徵購足夠的糧食以供應城市。這種進步，再加上從蘇聯引進的工業項目，使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直到 1958 年大躍進時毛澤東把謹慎的陳雲推到一邊，讓計劃部門失效，重創了經濟。就在災難延續之際，毛澤東又把陳雲叫回來領導恢復經濟。陳雲在 1960 年代初再次恢復了經濟秩序。毛澤東曾問：為什麼好像只有陳雲能搞好經濟？陳雲生性敏感，處事穩健而審慎，一遇到壓力，尤其是受到毛的批評時，就會自稱心臟不好，數周甚至數月閉門休養。1962 年，當陳雲提出實行包產到戶的可能性而受到毛澤東批評時，他萬分沮喪，以至兩個星期不能說話，過了很久才恢復過來。毛澤東曾說，陳雲太膽小，一片樹葉落下來也怕砸到自己頭上。陳雲也是個不合群的人，他很少接待來客，常常獨自一人吃飯。鄧小平每天要看 15 種報紙和很多報告，而陳雲只反復閱讀《人民日報》。他的秘書每天只給他 5 份最重要的報告，他讀得十分仔細。他當過管賬的店員，當過把一切事情納入正軌並監督這個體制正常運行的計劃官員，這些經歷都加強了他天生細心的特點。鄧小平認為，軍隊如果等到把事情搞得一清二楚、搜集到全部必要的情報之後再行動，就有可能貽誤戰機。陳雲則喜歡說「交換，比較，反覆」。作為中國的計劃經濟之父，陳雲多年致力於把一切搞得井然有序，所以他對這種曾經行之有效的體制懷有可以理解的感情，堅決不允許任何人毀掉他苦心經營的作品，然而它在大躍進時卻毀於一旦。雖然陳雲的資歷高於鄧小平，但從未被嚴肅考慮過出任黨內最高職務。他沒有任何實際的軍事經驗，與將在新時代發揮重要作用的西方也無任何交往。他身體多病。陳雲的頭腦要比批評他的人所承認的更具想像力、更靈活，但他缺少鄧小平那種能把人們團結在自己身邊的領導魄力。陳雲也缺少領導一個獨立部門或地方的經驗。毛澤東去世後，陳雲本人也宣稱，鄧小平是唯一適合做黨的最高領導的人選。鄧小平和陳雲都是在革命英雄主義年代的史詩般的鬥爭中倖存下來的人。他們為自己的成就感到自豪，比在穩定的組織中登上高位的普通官僚自豪得多；如果不是這樣，反而有悖於人之常情。1979 年以後，當鄧小平登上《時代》雜誌的封面，成為「年度人物」時，陳雲聽任鄧力群在中央黨校發表了一系列大肆吹捧自己的講話，說他在經濟領域的貢獻可以與毛澤東在政治領域的貢獻相媲美，但並沒有給予鄧小平相應的讚美。《陳雲文選》甚至先於《鄧小平文選》出版。雖然鄧小平和陳雲從未公開鬧翻，但不難理解他們的關係中暗藏機鋒，所以他們也成了吸引兩種有關中國現代化的對立觀點的核心人物：一方主張大膽前進，另一方則主張避免冒險。鄧力群鄧力群在 1980 年以後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負責人，1982 年至 1985 年任中宣部部長。他並非中共的最高一級官員，但他的影響力卻大大超過他的職位，這不僅因為他主管著來自從中央書記處到最高領導人的重要的、一天兩期的情況簡報，也不僅因為他幫助起草過鄧小平的很多講話，將毛澤東的女兒李訥、陳雲的妻子于若木和陳雲的一個秘書都羅織到自己麾下；鄧力群的影響力，還因為他無懼於表明自己的觀點，精通理論，並且他時常為之代言的陳雲和王震都給他撐腰。只要他認准的事，他會堅持到底，不惜為此丟官、獲刑或勞教。他井井有條，長於戰略安排，愛護和關心部下，所以他們對他心存感激，是他的忠實追隨者。鄧小平覺得，鄧力群在遏制知識分子對黨的批評上是個可用之材。由於鄧力群頭腦聰明，無所畏懼，說話直率，會寫講話稿，又不是負責一線工作的幹部，所以鄧小平與他的交往要比負責一線工作的幹部更輕鬆。與比他職位高的官員相比，鄧小平更經常徵求他的意見。由於有強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鄧力群不但敢於攻擊知識分子，甚至敢於批評胡耀邦總書記。事實上，他成了胡耀邦主要的批評者，充當著那些認為胡耀邦允許過多的自由、沒有盡力維護黨的權威的保守派老幹部的代言人。鄧力群大力提倡維護黨紀的重要性，在攻擊對黨有批判意見的知識分子和幹部時從不手軟。倡導自由的知識分子認為，鄧力群在鼓動老幹部毫無必要地壓制自由時，發揮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陰險的康生死後，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官員最痛恨的人便是鄧力群。鄧力群 1915 年出生於湖南省桂東縣，他的出身被劃定為富農，但是他家 300 年歷史的祖宅有 20 多間房。鄧力群的父親中過科舉，但從未做官；1898 年戊戌變法失敗後，他在家鄉創辦了第一所西式學堂。鄧力群的哥哥是國民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