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0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2 月 1 日-5 日、1977 年 9 月 27 日，頁134-135、207-208。[17-10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3 月 12 日。[17-109]《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3 月 17 日。[17-110]Memcon, Summary of the Vice President's Meeting with People's Republic ofChina Vice Premier Deng Xiaoping, 8/27/79,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Atlanta.[17-111]鄭仲兵主編：《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上下卷）（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1980 年 5 月 21、22 日，上卷，頁 482-483。[17-112]Shakya,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p. 126.[17-113]鄧力群：《十二個春秋（1975-1987）：鄧力群自述》（香港：博智出版社，2006），頁 207-208。[17-114]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p. 67.[17-115]Goldstein, The Snow Lion and the Dragon, pp. 69-71.[17-116]Xiaojiang Hu and Miguel A. Salazar, "Market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Private Business in Lhasa," in Sautman and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p. 166-190; JuneTeufel Dreyer,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ibet und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Sautman and Dreyer, Contemporary Tibet, pp. 128-151; also Xiaojiang Hu, "The Little Shopsof Lhasa, Tibet: Migrant Busines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kets in a Transitional Economy,"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Harvard University, 2003.第 18 章為軍事現代化作準備1977 年夏天鄧小平復出後，開始著手和葉劍英等老幹部一起為中國軍隊的現代化打基礎。然而未過一年這項工作便被推遲，因為他斷定國家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必須立刻準備對越南採取軍事行動。1979 年 3 月對越戰爭結束後，他認為近期再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很低，因此對現代化軍事裝備的大規模投入可以繼續推遲，以集中力量搞民用經濟。但是鄧小平確實重新恢復了他在 1975 年啟動的軍隊改進工作：軍隊裁員，招募受過更好教育的軍人，全面加強紀律和訓練。這樣一來，等到他退休的時候，中國不但能具備更強大的經濟基礎，而且會有一支更精幹、更加訓練有素的軍隊，這支軍隊將有充分的準備，可以更有效地運用那些在他退出舞台之後才得以購進的現代武器。[18-1]在 1977 年，鄧小平表面上仍要服從尚任中央軍委主席的華國鋒，但實際掌管軍隊的是他和葉帥這兩位中央軍委副主席。華國鋒當過公安部長，但是除了抗戰時參加過游擊隊、林彪事件後擔任過廣州軍區政委外，並未實際在軍隊工作過，缺少領導軍隊的經驗。以軍事經驗、知識、在軍隊高層中的威望而論，他都無法與鄧小平或葉帥相比。因此，1981年 6 月當華國鋒正式靠邊站、鄧小平成為中央軍委主席時，這不過是正式承認了自 1977 年以來鄧和葉已在領導著軍隊的事實而已。[18-2]軍事政策並沒有發生任何變化。鄧小平並不迴避中國軍隊的問題。他說：「指揮現代化戰爭，包括我們老同志在內，能力都不夠。要承認這個現實。」[18-3]他知道中國在軍事技術上已經大大落後，需要調整戰略以應付主要對手蘇聯。他還知道，林彪時期把軍隊幹部派到地方任職，分散了對軍事問題的注意力。在鄧小平失去權力的 18 個月裡，他對軍隊的擔心並不是「四人幫」會建立穩固的勢力，因為他們只在張春橋領導的解放軍總政治部確有一些根基。這段時期讓他感到的不安的，是浪費了本來可用於整頓和改善軍隊的兩年寶貴時間。1975 年鄧小平和葉帥任命的軍隊領導人並未完成他們早先確定的裁軍目標：原計劃是於 1976 年底之前裁減 26%，但實際軍隊人數只減少了 13.6%。[18-4]毛澤東去世後，鄧小平曾直言不諱地談到毛澤東時期給軍隊造成的問題，儘管他將其歸罪於林彪。鄧小平在 1977 年分管的工作包括軍事、科技、教育和外交，這使他理所當然地重視提升軍隊的科技水平。他在兩年前就提出要把教育和訓練放到具有戰略重要性的高度來認識，但當時他沒有機會加以落實。在 1977 年 8 月 23 日的中央軍委座談會上，他重申了這一觀點並強調其重要性。他所指出的提高教育和訓練，不僅是指加強紀律和政治教育，也是要讓軍隊領導人認識到，他們需要怎麼做才能改進自身的專業技術知識、進行軍事演習以準備與擁有現代技術的敵人作戰。[18-5]鄧小平和葉帥在 1977 年繼承了以彭德懷為領導的一批軍隊領導人的遺志，這批人在 1950 年代就曾試圖建設一[18-6]彭德懷過去曾想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鄧小平在 1977過去曾想得到蘇聯的技術援助。鄧小平在 1977______年很清楚西方不願意出讓尖端軍事技術，但他一直抱有希望，至少能從西方獲得民用技術的幫助，這也可以間接幫助軍事現代化，甚至能在不放棄獨立的條件下獲得一些軍事技術。為了達到建立一支專業化軍隊、逐漸為其配備現代裝備這一目標，鄧小平和葉劍英首先要撤掉那些已經變得「軟、散、驕、懶」的人，為老幹部建立退休制度，為裁軍提供一個框架。同時，他們還要大力加強軍事訓練和演習，以確保精簡後的軍隊的戰鬥力。[18-7]鄧小平和葉帥要為每個軍事單位選定一個領導班子，讓他們致力於把解放軍改造成一支更加現代化的軍隊。鄧小平希望招募教育水平較高的年青人，包括能夠在新技術的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學習的大學生。為了選拔能幹的年青人，他採用了包括筆試在內的一套錄用標準。軍事院校是提升訓練的核心。鄧小平說，軍事院校要聘用優秀教師，他們不但要有很高的學術素養，還要有意願來熟悉實際作戰條件，其工作精神能為學員樹立榜樣。[18-8]1977 年 8 月 23 日鄧小平對中央軍委會說，部隊過去是在戰鬥中得到鍛煉，根據戰場表現提拔幹部。「現在不打仗，你根據什麼來考驗幹部，用什麼來提高幹部，提高軍隊的素質，提高軍隊的戰鬥力？」[18-9]明治時期的日本領導人認為，現代化不僅是學技術，還要進行「啟蒙」。鄧小平也同樣認識到有效的軍事現代化需要新的眼光和全面的知識基礎。因此軍隊開始向一小批有才華的入伍青年教授外語，隨同國內第一批留學生派到國外。他們學習的不是軍事專業的課目，而是更廣泛的課程，如管理、科技、國際關係等等。同時，對臃腫落後的軍隊進行裁員仍是頭等大事。1977 年 12 月軍隊裁員的新方案準備就緒，中央軍委批准通過了《關於軍隊編制體制的調整方案》，其中描述了現代軍隊需要什麼樣的體制。在 1978 年 3 月 20 日由解放軍總政治部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鄧小平宣佈了讓 50 萬部隊幹部轉業的計劃。[18-10]在三中全會上成為頭號領導人之後，鄧小平於 1979 年 1 月 2 日第一次向軍隊發表講話，他在中央軍委召開的高級幹部座談會上坦率地說：我們軍隊成堆的問題??不是這個人那個人的問題，而是機構臃腫，人浮於事。這才是最根本的。現在這種臃腫的狀況，使好多事情辦起來不便利。一個指揮機構打麻將有五六桌，你怎麼辦事呀！??我們的軍隊名譽也搞壞了一點。??我現在實在想當顧問，??但現在不可能。我希望一九八五年當顧問，真的，不是假的。有什麼不好啊？還可以多活幾年。無非是沒有秘書，車子還是有坐的。??幹部年輕化，首先是一些老同志要反對，原則擁護，具體反對。[18-11]在消除軍隊的臃腫問題方面，鄧小平取得了顯著進展。他在 1975 年著手啟動這項工作時，中國的軍隊人數是610 萬人，1979 年降為 520 萬，1982 年又下降到 420 萬，到 1988 年時只剩下了 320 萬。[18-12] 裁軍工作在 1978年底因準備攻打越南而中斷，而戰爭過後的幾年內仍未能恢復，因為仍要派駐軍隊在中越邊境參與小規模的軍事衝突。攻打越南：1979 年 2 月 17 日-3 月 16 日1978 年夏天，蘇聯和越南不斷加強合作，使中國官員擔心越南軍隊可能利用便於調動摩托化部隊的旱季進攻柬埔寨。越南在 1977 年 7 月已經佔領了老撾，而 12 月就將進入旱季。鄧小平曾對美國人說，為遏阻蘇聯的擴張，必須展示不惜一戰的決心。柬埔寨已經成為中國的附庸國，如果中國對入侵柬埔寨的行為不作出強硬反應，蘇聯和越南就有可能自信地以為它們可以擴張到泰國和馬六甲海峽。如果越南打算入侵柬埔寨，蘇聯很可能會送去更多的人員和軍事裝備幫助它進行侵略。鄧小平堅信，中國必須對越南入侵柬埔寨作出強硬反應。柬埔寨領導人波爾布特在 1978 年夏天已經認識到越南威脅的嚴重性，他請求鄧小平派「志願軍」幫助柬埔寨抵抗越南入侵，就像毛澤東當年對抗南韓和美國對北韓的入侵一樣。儘管波爾布特對人民的暴政受到西方的強烈譴責，鄧小平還是準備與他合作。鄧小平認為，波爾布特是唯一能夠有效抵抗越南的柬埔寨領導人。然而鄧小平並不想出兵柬埔寨，他認為這會讓中國陷入代價高昂的戰事而難以自拔，乃至對這個地區的事態失去控制力。他更希望打一場「速決戰」，就像 1962 年中國軍隊在中印邊境取得的成功那樣。他想迅速而短暫地攻入越南，向越南和蘇聯證明繼續擴張將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中國很多高層的軍方和文職官員都懷疑攻打越南是否明智。有些人覺得，中國剛開始搞現代化，把建設現代工業亟需的稀缺資源挪作他用並不明智；有人擔心中國軍隊尚未作好適當準備；還有人從原則上反對進攻一個共產黨友邦；有人認為軍事攻擊將導致越南長期敵視中國。還有一些官員擔心，這有可能把蘇聯的龐大軍力拖入衝突。鄧小平本人則相信，蘇聯當時處在與美國談判「戰略武器限制條約 II」（SALT II）的最後階段，不太願意因捲入亞洲的陸地戰爭而使談判破裂。[18-13]但是考慮到可能帶來的巨大風險，鄧小平徵求了其他老幹部對蘇聯可能干涉的看法。陳雲作了仔細評估後認為，蘇聯在中蘇邊境——這是最有可能進攻中國的地方——的兵員嚴重不足，進攻中國需從歐洲調兵，而這得一個月才能完成。陳雲的結論是，如果作戰時間很短，蘇聯插手的機會極少。聽了陳雲的評估後，鄧小平宣佈作戰時間不會長於 1962 年攻打印度（33 天）。只打地面戰，不動用空軍。[18-14]鄧小平知道當時越南飛行員在訓練上強於中國，況且中國也沒有接近越南的機場。再者，避免空戰可減少蘇聯介入的機會。鄧小平仍然很擔心蘇聯可能作出的反應，他從靠近中蘇北部邊境的伊犁撤走了大約 30 萬中國平民，並命令情報人員密切監視蘇軍在邊境地區的一舉一動。[18-15]鄧小平遭到了中央軍委其他成員的普遍反對，因為他們覺得中國軍隊沒有作好作戰準備。人民解放軍還沒有從文革的破壞中復原，紀律渙散，訓練不足。除了 1978 年在邊境線上與越南有 1,100 多次小摩擦之外，中國軍隊自 1962年中印邊境衝突以來從未打過仗；而越南軍隊卻跟法國、南越和美國軍隊打了幾十年仗。他們還擁有蘇制現代裝備，而且蘇聯在 1975 年美國越戰失敗後一直為越南提供大量經濟援助。[18-16]最終，鄧小平的權威和他認為必須對蘇越威脅作出強硬反應的信念，勝過了其他人對打越南的顧慮。北京的一些幹部相信，鄧小平發動並具體指導了這場戰爭是為了使他自己在掌權後加強對軍隊的個人控制。還有人認為，鄧小平知道美國因為與日本和南韓是盟國而向它們無償提供技術，所以他要向美國表明中國打越南就是要與蘇聯劃清界線，不存在與蘇聯人修好的可能。儘管沒有可靠的證據來證明鄧小平到底如何權衡這些不同的考慮，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鄧小平對越南的野心很惱火，他對蘇聯在該地區的擴張深感擔憂。廣州和昆明兩大軍區與總參謀部研究了增加邊境駐軍的可能需要。但是直到 1978 年 9 月的中央軍委會議之後，他們才開始制定對越作戰計劃。[18-17]在這次中央軍委會議上，首先由總參的情報部門通報了中越邊境軍事摩擦增加的情況，兩個相鄰的軍區——廣州軍區和昆明軍區得到命令集結兵力為打越南作準備。從 11 月 23 日開始，空軍、海軍、總參作戰部和情報部的高級將領開了為期一周的會議。會後，東北、華北和西北的軍區全部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嚴密監視蘇聯可能的軍事反應。11 月，11 個大軍區中有 10 個軍區的軍隊開始向靠近越南的邊境集結，這些軍隊多數來自廣州和昆明軍區。中越邊境長達 1,300 公里，大約一半位於雲南境內，由昆明軍區管轄。另一半在廣西，由廣州軍區管轄。中國軍隊被部署在整個邊境線上，就像國共內戰和南北韓戰爭時一樣，中國軍隊向越南邊境的調動都是在夜間進行，以便做到出其不意。美國方面估計參戰軍隊至少 45 萬，其中包括在中國境內提供後勤支援的人，越南的估計則是 60 萬人。[18-18]12 月 8 日，中央軍委下令廣州和昆明軍區在 1979 年 1 月 10 日前作好進攻越南的準備，廣州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在 12 月 11 日開始部署部隊。不久後的 12 月 21 日，許世友在臨近越南的廣西南寧設立了總指揮部，在那裹和他的部下制定了具體的進攻計劃。[18-19]同時，中央軍委預計越南即將入侵柬埔寨，因而在 12 月 20 日召集了一個座談會，由軍隊領導人細緻評估了越南的動向，並審查了進攻計劃。不出所料，12 月 25 日越南的 12 萬大軍入侵柬埔寨，並在 12 天後佔領了金邊。除了為進攻越南作準備外，鄧小平還作了外交努力。他分別於 1978 年 11 月和 1979 年 1 月向李光耀和卡特通報了進攻越南的計劃。1979 年 2 月初訪美回國途中他在日本停留，把進攻越南的打算告訴了日本人，勸說日本不要向越南提供財政或其他援助。他在東京時還會見了美國駐日大使邁克?曼斯菲爾德。鄧小平知道他能影響美國國會的觀點，便把已經對日本和卡特說過的話又對他說了一遍：越南和蘇聯計劃包圍中國，中國打越南是要給它一個教訓。[18-20]在籌劃進攻越南的那段日子，鄧小平忙於中央工作會議、三中全會、與美國關係正常化、以及為承擔頭號領導人的責任作準備，但是他仍抽時間領導著與對越戰爭相關的外交和軍事準備工作。戰事一開始，他每天都深度投入到軍事指揮之中。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和薛立泰後來研究鄧小平在打越南中發揮的作用時得出結論說：「無論是這次進攻的戰略思考還是戰爭目的及規模的確定，都是來自鄧小平本人。他選定自己最高級的戰將擔任戰場司令員，動員相關各省支援戰鬥，批准作戰細節，下達作戰命令。這是一場鄧小平的戰爭。」[18-21]在整個戰事期間，鄧小平一直提供全面的領導——有人說他對中國軍隊的調動熟悉到排級。[18-22]就像中國的許多司令員一樣，鄧小平想打一場殲滅戰。當年打淮海戰役時，軍隊的目標是把國民黨軍殲滅在長江以北；同樣，鄧小平想迅速攻入越南，以速戰速決的方式殲滅越南軍隊的主力部隊，這次決定性戰役可以使越南威脅中國的能力拖後許多年。越南的軍官曾跟中國人密切合作抗擊美國，對這種戰略自然不會感到意外。他們迅速將主力部隊從中越邊境撤到河內附近，而他們在柬埔寨的軍隊則按兵不動，讓熟悉當地地形和居民的地方部隊和民兵與中國人周旋。中國軍隊選在越南進入旱季、中蘇北部邊境烏蘇里江上的冰開始融化之後進攻越南，此時蘇聯軍隊無法從北部利用冰面越境進攻中國。[18-23] 2 月 9 日至 12 日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作出了進攻決定，2 月 13 日鄧小平會見了他的柬埔寨盟友西哈努克親王。2 月 16 日，距發動進攻只有 17 小時前，由華國鋒主持會議，鄧小平向中央高層幹部通報了作戰計劃。[18-24]由於華國鋒難以擺脫參與作戰準備過程的干係，因此即便發生嚴重問題，他也無法批評鄧小平。2 月 17 日黎明，大約 20 萬中國軍隊從分散在整個邊境的 26 個地點同時向越南境內發起進攻。進攻之前中國就在邊境不同地點發動襲擊以分散越南的兵力。中國要用優勢兵力集中奪取俯瞰五個越南省會城市——諒山、高平、老街、河江和老山——的山頭，他們預計幾天之內就能攻下這些地方。鄧小平的這次入侵行動發生在一個戰略時刻：不到三周之前他剛成功地出訪美國，並在日本作了短暫停留。鄧小平的出訪使蘇聯擔心美國可能向中國提供情報，假如蘇聯採取行動，美國有可能支持中國。布列茲尼夫甚至給卡特打電話，想讓美國保證不會暗中幫助中國。但是卡特向他作出保證後，布列茲尼夫疑心猶在。[18-25]中國軍隊一攻入越南後就發現，越南人的有效抵抗超乎他們預料。中國軍官因準備不足而陷入慌亂。入侵的中國軍隊都被安排了具體任務，然而他們缺少情報，與上級通訊不暢，無法迅速採取行動。各部隊之前的協調也很差，供給線拉得太長，只好派一部分軍人回到中國搞物資供應。中國軍隊用炮兵支援部隊推進，試圖集中優勢兵力對付抵抗。然而與對日抗戰和國共內戰時不同，那時共產黨軍隊能依靠當地老百姓的幫助，而越戰中的越南當地民眾卻在為越南軍隊提供情報和後勤支援。中國預計一周內拿下全部五個省會城市，但直到開戰三周後他們才攻下諒山。而最慘烈的戰鬥就發生在諒山附近，中國軍隊在這裡集中兵力要取得對通向南邊河內的要道的控制權，向越南人表明他們可以威脅到越南的首都。中國軍隊人多勢眾，決心堅定，確實攻下了五個省會，但傷亡人數遠高於越南。據估計，中方在這次戰鬥中有 25,000 人陣亡，37,000 人受傷。[18-26]3 月 6 日攻下諒山後，中國立刻宣佈取得勝利並開始撤軍，並在撤退過程中盡量破壞越南的基礎設施。鄧小平曾保證，戰鬥不會長於 1962 年 33 天的中印戰爭。中國軍隊從越南撤軍始於 3 月 6 日，3 月 16 日完成撤軍行動，距離入侵時間不過 29 天。[18-27]在入侵越南之後的宣傳中，無論對內對外，中方都把它稱為「自衛反擊戰」。中方辯解說，這是對 1978 年越南人在邊境多次襲擊作出的回應。駐紮在邊境地區並要對付越南人襲擊的軍官以及他們的上級，都不難理解「反擊戰」的必要。還有些中國官員也像鄧小平一樣，為越南不顧中方警告對華人進行迫害和驅趕感到憤怒。但是也有一些中國高級軍事將領從未對這場戰爭表示支持。鄧小平聲稱中國已經給了越南一個教訓，但西方的軍事分析家在評估了這場戰爭後認為，事實上是久經戰火考驗的越南人給了中國一個教訓。[18-28]正如軍事分析家所指出的，這場戰爭暴露出中國軍隊除了缺少現代武器外，還有很多弱點。中國軍隊從 11 月到次年 2 月匆忙開戰，意味著它沒有作好充分準備。中方的指揮和控制功能薄弱，而且缺少準確的情報。具體說來，兩大軍區的指揮部在越南作戰時缺乏相互協調，互相不瞭解對方的行動；它們分別給下級單位下達任務，卻不知道另一方的下級單位在做什麼。解放軍很難為它的表現感到自豪；有些司令員抱怨說，應當允許他們一直打到金邊，奪取全面勝利。軍隊的很多將領，包括葉帥和粟裕在內，雖然沒有公開說出自己的觀點，但他們完全反對打這場仗，他們覺得中國受到的包圍還沒有危險到非要發動這次進攻。[18-29]民眾也有自己的懷疑：北京民主牆上的一些大字報指出了中國軍隊的糟糕表現，有些人甚至批評鄧小平發動這場戰爭。[18-30]但是，無論是在黨內還是對外國客人，鄧小平都說中國完成了它所宣佈的攻佔五個省會城市的軍事目標，更重要的是達到了整體戰略目的，即向蘇聯和越南表明，蘇聯在這個地區進一步擴張要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李光耀認為：「西方媒體認為中國的懲罰行動是失敗的。但我相信它改變了東亞的歷史。越南人知道了如果他們越過柬埔寨再進攻泰國，中國將會發動攻擊。蘇聯人不想在亞洲一個遙遠的角落陷入長期戰爭。」[18-31]事實上，蘇聯九個月後對阿富汗的入侵確實給蘇聯造成了沉重的負擔，因此，即使中國沒有進攻越南，此後蘇聯在東南亞擴張的危險也會變得很低。中國軍隊的官員試圖掩蓋戰爭成本，但 1979 年的國防經費支出是 223 億元，大大高於 1978 和 1980 年；與越南接壤的省份所承受的負擔使這場戰爭的成本更高。西方分析家估計，僅戰爭的物資裝備成本一項就高達 55 億元。[18-32]外交人員關心的則是另一種成本：這次進攻使中國難以站在一個有原則的立場上批評西方干涉別國內政。國內批評對越戰爭失敗的意見未見公開，而中國和越南在 1990 年代恢復關係時一致同意不再提過去的衝突。[18-33]官方的三卷本《鄧小平軍事文集》收錄了他從 1978 年到 1979 年的 26 篇講話，其中只偶爾提及中國的對越戰爭，但沒有一篇講話與這場戰爭直接有關。[18-34]有些中國人把攻打越南稱為「中國最後的戰爭」。鑒於中國沒有關於這場戰爭的公開討論，不妨把它稱為「中國被遺忘的戰爭」。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對攻打越南是否明智表示過懷疑。但戰爭之後，鄧小平確實利用軍隊在越南戰爭中的糟糕表現強化了他自 1975 年就開始的工作：讓無能的軍官退休，嚴肅紀律，增加軍事訓練，使用教育程度更高的軍官。他指示解放軍認真分析戰爭中暴露的弱點。中國軍隊終於開始正視美國軍事分析家指出過的很多問題：戰爭前後情報質量低下，各單位之間通訊不暢，裝備質量差，軍隊領導沒有能力提供全面協調。[18-35]戰爭之後，鄧小平指示中國軍隊在中越邊境駐紮大量軍隊，對越南人進行騷擾。正如鄧小平對到訪的美國參議員傑克遜（綽號「鏟車」）所說，他要殺一殺越南人的氣焰，繼續教訓一下他們膨脹的野心。[18-36] 此後幾年裡，至少有 14支師級部隊被選派輪流駐守於中越邊境附近老山的中國一側。[18-37] 越南則在它的北部邊境駐紮了 80 萬軍隊以防中國進攻。越南人口大約只有中國的二十分之一，它在此後十年為保衛其邊境耗費了大量資源。在此期間，中國利用中越邊境上不斷的小型衝突來訓練自己的軍隊，衝突的規模偶爾能達到動用一個師的兵力。在 1980 年代，中國大多數步兵部隊都曾被輪流派往邊境參與小型衝突。有軍事分析家指出，與世界上最驍勇善戰的地面部隊打仗，為中國軍隊提供了極好的訓練。大量中國軍隊的駐守也使蘇聯在為越南提供更多援助時變得更加謹慎。越南對較弱小的東南亞國家的威脅，加強了後者與中國合作對抗這種威脅的願望。越南的侵略行為也導致東南亞各國加強了東盟組織的合作。[18-38] 當越南在 1984 年奪取柬埔寨一條通往泰國的要道而威脅到泰國的安全時，中國發動了自 1979 年以來最大的一次邊境攻擊，迫使越南人撤退。[18-39] 鄧小平在 1979 年攻打越南以及在中越邊境不斷進行的軍事活動，增強了其他東南亞國家抵抗越南野心的信心，它們知道中國會像幫助柬埔寨和泰國那樣幫助它們。就像下圍棋一樣，鄧小平要阻止蘇聯和越南佔據有利空間圍住中國，同時又要護住自己的眼位。他在 1984 年盡力護住了眼位，阻止了越南進入泰國進而染指重要的馬六甲海峽。在鄧小平看來，到 1980 年代初時，包圍中國的威脅已經被消除。越南對柬埔寨的佔領和中越邊境不斷的軍事摩擦讓它不堪重負。早在 1979 年 8 月鄧小平會見來北京訪問的美國副總統蒙代爾時就已經看到了這種可能。他對蒙代爾說：「越南現在的處境還不算太難，不會接受政治解決。或許，越南人的麻煩多到無法承受時，他們就會接受了。」[18-40]他對蒙代爾說，越南背著沉重的雙重負擔，它要佔領柬埔寨，又要在中越邊境維持一支 60 萬到 100 萬的大軍，越南人遲早會認識到，蘇聯不可能滿足他們的所有請求。鄧小平的話是有遠見的：1988 年越南從柬埔寨撤走了一半軍隊，第二年又撤出了其餘的軍隊。越南未能實現它稱霸東南亞的野心。鄧小平退休時越南已不再威脅東南亞各國，而是開始謀求與諸國建立友好關係。1980 年代初，正是由於越南對這個地區的威脅才導致東南亞各國加強東盟合作。有意思的是，1990 年代越南自己也開始努力與東盟改善關係，並在 1995 年被接納為東盟的成員國。減少蘇聯的威脅毛澤東曾說過，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鄧小平有時也重複毛的這個說法。但在解放軍從越南撤兵後，他有理由變得更加樂觀：中蘇開戰的危險本來就不大，在他的努力下又進一步降低了。早在 1977 年 12 月鄧小平在中央軍委全會上講話時就說過，由於蘇聯仍在忙於擴大它的戰略部署，美國則處於守勢，因此「可以爭取延緩戰爭的爆發」。[18-41]進攻越南時有一點已經變得很清楚——中國決心捍衛它在東南亞的利益，這使蘇聯不敢在東南亞貿然與中國對抗。東歐的問題、漫長的中蘇邊境線、再加上鄧小平攻打越南九個月後蘇聯對阿富汗的入侵，這些事已經讓蘇聯人疲於應付，而且由於中國已同美國實現邦交正常化，蘇聯領導人拿不準如果它進攻中國，美國是否真的會袖手旁觀。鄧小平通過展示中國的決心，打消了蘇聯急於在越南建立軍事基地的想法，他接著又開始進一步緩解與蘇聯的緊張關係，以便能夠集中精力發展經濟。[18-42]短暫的對越戰爭剛結束，鄧小平就指示外交部長黃華「就懸而未決的問題與蘇聯進行談判，改善兩國關係，簽署相關文件」。[18-43]中國從越南撤軍剛過兩周，黃華外長就在北京會見了蘇聯駐華大使謝爾巴科夫（Yuri Scherbakov），提議就兩國關係正常化舉行新的一輪會談。[18-44]中蘇兩國為改善兩國關係舉行了五次副外長級的會談。中方在這些會談中表示，希望討論在兩國關係正常化和兩國的貿易與科學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阻礙。[18-45]1979 年 8 月 29 日第一個中國代表團赴蘇聯之前，鄧小平指示說，代表團要向蘇聯轉達改善中蘇關係的兩個條件：一是蘇聯要從蒙古撤出軍隊，二是不幫助越南佔領柬埔寨。鄧小平還建議雙方同意不在邊境地區駐紮軍隊。他指示王幼平，中國代表團不能示弱，不要急於達成協議。他說，來個馬拉松也沒關係。[18-46]從 1979 年 9 月 25 日到 12 月 3 日，中國代表團與莫斯科的對手舉行了數輪會談。對於中方一直立場堅定的兩個條件，蘇聯並沒鬆動，但兩國 20 年來第一次舉行的這些談判是在友好氣氛中進行，蘇聯給予了熱誠的接待。雙方一致同意，蘇聯將派代表團去北京做進一步的會談。[18-47]從 1979 年 4 月到 10 月中旬，莫斯科會談幾周之後蘇聯入侵阿富汗，使蘇聯代表團出訪北京被推遲，但也進一步降低了蘇聯進攻中國的可能。蘇聯入侵阿富汗後不久，鄧小平加上了中蘇關係正常化的第三個條件，蘇聯必須從阿富汗撤軍。要等到將近十年以後蘇聯才打算同意這三個關係正常化的條件，但鄧小平並不著急。他已經達到了他的短期目標：減少與這個他認為最危險的超級大國發生衝突的危險，使中國可以集中精力發展民用經濟。[18-48] 鄧小平在 1980 年 3 月的一次重要講話中說：「冷靜地判斷國際形勢，多爭取一點時間不打仗還是可能的。」[18-49]不久之後鄧小平說得更具體，他說，中國有能力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避免戰爭的危險。[18-50]鄧小平為緩和中蘇關係緊張所作的努力使蘇聯更容易以同樣的姿態作出回應。1982 年 3 月 24 日，布列茲尼夫在塔什干講話中承認了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並表示願意與其改善關係。鄧小平對這種語氣的變化很快作出了反應，他指示錢其琛外長對這一講話作出積極的回應。鄧小平斷定，蘇聯要極力趕上美國的軍力發展，又佔領著阿富汗，它感到緩和中蘇關係符合它的戰略利益。[18-51] 布列茲尼夫在不久後的 11 月 10 日去世時，鄧小平指示黃華參加了他的葬禮，這是他要與蘇聯修好的又一個姿態。[18-52]除了與蘇聯談判之外，鄧小平還試圖把美國拉進來以降低蘇聯和越南擴張的危險。他知道美國當時沒有興趣捲入亞洲的地面戰爭。為了不使蘇聯稱霸越南附近的海域，如果能讓一家美國石油公司在那裡鑽探石油，豈不是一著妙棋？1979 年 1 月之後，作為經濟調整政策的一部分，中國減少了與國際石油公司合作的計劃。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國一個石油代表團訪美期間僅簽訂了一份合同，而合作方就是美國的阿科公司。它是唯一一家提議在海南和越南之間鑽探石油的美國公司。中國授予阿科公司在南中國海的一個區域專享的勘探權，那裡距越南的飛機航程只有不到 30 分鐘。既然有一家美國大公司在近海搞石油項目，鄧小平有理由預期蘇聯對越南港口的使用會更加慎重。中方在中國軍隊撤出越南三天後簽訂了這份合同。鄧小平還要確保中美安全合作引起了蘇聯的注意。當裝載著監視蘇聯核武器動向的美國飛機降落在北京機場的停機坪時，中方讓飛機停靠在蘇聯航空公司的飛機旁邊，有意使蘇聯明白那是什麼設備；當這些設備運往靠近蘇聯邊境的新疆時，中方故意不加隱瞞，意在讓蘇聯不敢對中國貿然發起可能把美國牽扯進來的攻擊。和美國的軍事合作鄧小平從未表示過他有跟美國結盟的考慮，就像過去的毛澤東一樣，他希望中國在安全問題上完全獨立。但他確實想通過中美合作獲得更多現代軍事技術。事實上，1979 年 1 月鄧小平會見卡特總統時，就提到過從美國轉移軍事技術的可能性。從中國進行越戰準備直到作戰期間，卡特都顯得並不願意合作，但鄧小平從越南撤軍後，有關這種合作的會談有所升溫。鄧小平沒有表現得很急迫，但每次有機會他都會提到分享軍事技術的問題。美國注意到了這一點：當鄧小平在 1979 年 8 月底會見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對於美國決定不向中國提供高速計算機感到失望時，蒙代爾答覆說，美國準備了一份能向中國但不能向蘇聯出售的技術清單。[18-53]蒙代爾極為成功的訪華之後，美國決定派國防部長哈樂德?布朗去北京討論安全問題。這次訪問計劃有助於推動技術轉移的進程，儘管美國不會向中國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個案方式考慮出售若干軍事設備——蘇聯在 1979 年12 月入侵阿富汗，這支持了那些希望通過加強美中合作向蘇聯施壓的人。1980 年 1 月國防部長布朗抵達北京時，中方已研究了美國在武器出售方面的相關決策程序，搞清楚了美國考慮向中國出售技術的範圍。中國向美方提供了他們希望得到的技術的清單，並同意以商業方式評估具體個案。為了強調美國在向中國實施技術出售上的積極考慮，布朗舉出了向中國提供陸地衛星 D 型（Landsat-D，一種收集自然資源信息的衛星）的例子，美國後來把它提供給中國而沒給蘇聯。在這次會談中雖然取得了一些合作上的進展，但中方並不想依靠美國的安全保護傘。他們仍然拒絕美方關於增加磋商和軍艦互訪的建議，不接受兩國建立熱線電話。[18-54]國防部長布朗對鄧小平解釋說，蘇聯過去一年的一些行動在美國民眾眼中是負面的，美國目前正加大國防投入，加強太平洋艦隊，在中東增加兵力佈署。鄧小平在 1978 年 5 月就曾對布熱津斯基提出意見，認為美國未對蘇聯的舉動作出足夠的回應；他在 1980 年 1 月又向布朗表示，他贊成美國現在更積極地應對蘇聯的威脅。但是鄧小平說：「如果這事做得更早一點，那就更好了。??我個人的判斷是，長期以來西方沒有對蘇聯的行動作出有效的反應。」他說，他不反對與蘇聯簽訂條約，但是這對限制蘇聯沒有多大價值：「對付蘇聯只有一種方式」，這需要的就是展示武力。鄧小平在會見中還提到另一些問題。他很高興美國現在開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這是他早就主張過的。他認為各國應當向阿富汗提供幫助，使其成為蘇聯的泥潭，就像他在邊境牽制住越南人一樣。他婉轉地提醒布朗中國在購買戰鬥機方面的興趣，說：「我不會再提購買 F-15 或 F-16 戰機的事」，但他補充說，「技術轉移的範圍太窄了」。[18-55]副總理兼中央軍委秘書長耿飆被選定回訪華盛頓。耿飆在江西蘇區、長征、抗戰和內戰期間一直在軍隊工作。1950年至 1965 年他擔任過大使（在斯堪的納維亞、巴基斯坦和緬甸），任職時間長於其他任何中國外交官。1980 年 5 月耿飆在華盛頓與卡特總統以及萬斯國務卿的繼任者埃德蒙?馬斯基（Edmun Muskie）會面，但他的主要東道主是國防部長布朗。他和布朗國防部長探討了假如蘇聯從中東向印度洋和東南亞方向擴張，美中兩國對蘇聯威脅作出有效反應的具體方式。耿飆的言論反映著鄧小平的觀點，他說，中國在邊境一帶成功牽制了 60 萬越南軍隊，這既削弱了越南控制柬埔寨的能力，也阻止了越南控制馬六甲海峽。耿飆訪美之行完成時，兩國間的技術交流開始起步，在戰略問題上也有了更廣泛的合作基礎。這些會談也使中國後來有了向美國派出中國軍事院校代表團和軍事後勤專家的安排。美國陸海軍高層官員也回訪了中國。[18-56]中美兩國的軍隊交流在 1980 年代迅速增多，包括中美國防部長的互訪，美國向中國的技術轉移和武器出售，以及學術專家和考察代表團的互訪。雖然這些互動無法跟美國與日本和南韓軍事交流的層次相比，但雙方確實形成了良好的工作關係。這些交流因 1989 年的天安門悲劇戛然而止，直到 20 年後也未能完全恢復。推遲軍事現代化在鄧小平認為同蘇聯交戰的可能性減少後，他開始不再把國家資源投向軍事現代化，而是轉向其他三個現代化，尤其是陳雲倡導的優先領域——農業和輕工業。軍事現代化可以等一等。1979 年 3 月 19 日，中國從越南撤軍三天後，鄧小平在中央軍委科學技術裝備委員會的會議上說：「看來，世界大戰十年打不起來，不必那麼急。現在軍隊的數量也太大，首先要把規模縮小??不要項項都搞，要集中搞幾項。」[18-57]鄧小平眼光長遠，但他或許還是低估了中國現代化所需的時間，儘管中國發展迅速。他談到要在 2000 年實現現代化。然而軍隊高層並沒有那麼多耐心。很多人自 1950 年代以來就等著獲得現代軍事裝備，而他們屢屢失望，先是因為大躍進和文革，現在則是因為鄧小平要先搞民用經濟。鄧小平必須對失望的軍官一遍遍作出解釋，為什麼首先發展民用經濟、再搞軍事現代化是符合國家利益的。鄧小平有資深的軍人背景，因而他大概是當時唯一一個具有權威、決心和政治技巧並能以此避免這些軍官對政策發起嚴重抗議的領導人。在 1979 年和 1980 年初這個關鍵時期，鄧小平仍然擔任總參謀長，身邊是一群既對過早退休的前景不快、又對新武器研發將被拖後的消息不滿的將軍們。此後，接任總參謀長一職的楊得志，也接過了繼續解釋為何要推遲軍事現代化先搞好民用經濟的責任。楊得志承認：「廣大官兵??希望迅速改變我們的經濟、軍事技術和裝備落後的狀況??這種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國防現代化迅速取得很大進步是不可能的。」[18-58] 曾短暫擔任過國防部長的耿飆和 1982年被鄧小平任命為國防部長的張愛萍（1975 年後一直主管軍事科技工作）也得向不滿的軍隊幹部解釋鄧小平的戰略。張愛萍在 1983 年 3 月說得直截了當：「軍隊要考慮其他部門的需要??把預算嚴格控制在有限的資金所能允許的範圍以內。」[18-59]因此，整個 1980 年代中國政府一直在減少軍費在預算中所佔比例。儘管中國的數據不完整——因為它不包括軍事工業的收入和預算外收入，但根據官方數字，軍費開支從 1979 年開始改革時佔國民生產總值的 4.6%不斷下降到1991 年的 1.4%。[18-60] 1980 年代，中國購買外國武器的花費只及越南的六分之一、臺灣的一半，但中國的人口卻分別是越南的 20 倍和臺灣的 50 倍。[18-61] 此外，考慮到 1980 至 1989 年的通貨膨脹為 100%，美國分析家估計這十年的國防預算名義上增加了 30%，但軍隊可以使用的資金其實是下降了的。[18-62]鄧小平的軍隊領導班子所有中共領導人都不斷說「黨指揮槍」，但毛澤東和鄧小平很清楚，在關鍵的權力鬥爭中軍隊主要領導人的忠誠至關重要。因此鄧小平既要通過正式制度控制軍隊，也要抓個人控制。他對自己未被任命為總理沒有提出強烈的反對，但他認為在制度上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十分重要。1980 年 12 月華國鋒靠邊站後，鄧小平成了中央軍委主席；這一職位使他對軍隊事務掌握著無可挑戰的控制權。1987 年鄧小平放棄了黨的副主席和副總理的職務，但他一直保留著中央軍委主席一職，直到 1989 年秋天才把它轉交給江澤民。鄧小平選拔黨政官員時任人唯賢，不管他們的來歷、親疏或是由什麼人推薦。對軍隊高級職務他也是選賢任能，但個人忠誠也同樣重要。軍隊中最可靠的人際關係是內戰時在同一野戰軍服役的戰友關係。就像林彪用了很多四野的人擔任軍隊最高職務一樣，當鄧小平在 1980 年能為各軍兵種任命自己的班子時，11 個大軍區中有 5 個司令員是他在二野的同志，包括至關重要的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18-63]鄧小平在擔任最高軍事首長期間一直依靠自己過去的部下。1980 年代後期的中央軍委六名非文職成員中有一半是二野的人，包括國防部長秦基偉和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另外三個位置中三野和四野各有一人。[18-64] 鄧小平在 1988 年授銜的 17 名將軍中有 10 人來自二野。擔任軍隊關鍵職位的，即便不來自二野，也是對鄧小平抱有個人忠誠的人。華國鋒正式卸去中央軍委主席一職（1980 年 12 月）後，鄧小平任命楊尚昆擔任了中央軍委秘書長。楊尚昆也是四川人，比鄧小平小三歲，1956 年到1966 年鄧小平擔任總書記時他是中央辦公廳主任，與鄧有過密切的工作關係。長久以來達成的信任使他與鄧交往自如。楊尚昆在 1982 年 9 月被提拔為負責日常工作的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他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實際上成了鄧小平在中央軍委的代言人，他代表鄧小平的觀點，向鄧小平彙報軍委其他成員的看法。鄧小平相信楊尚昆能管好軍隊，這使他得以脫身去處理其他問題。1980 年 2 月，鄧小平完成權力過渡、任命了自己的人以後，遂辭去總參謀長職位，將軍隊的日常工作交給了楊得志。楊得志在攻打越南時曾指揮昆明軍區的軍隊，對鄧小平忠心耿耿。1982 年鄧小平任命張愛萍擔任國防部長；由於林彪墜機後國防部長一職的權力被削弱，又任命張擔任了中央軍委副秘書長。1975 年張愛萍在鄧小平手下工作時曾經卓有成效地搞過軍事科技計劃。他對高技術武器研發的戰略意識和卓越的管理能力，使他成為為中國軍隊遴選重要項目、為高技術研發打基礎的最佳人選。擴大國防戰略鄧小平從毛澤東那裡繼承的國防戰略，嚴重依賴於兩種極端方式的結合：「人民戰爭」和核武器。「人民戰爭」是指動員地方民眾騷擾和消耗裝備更精良的入侵之敵，這在抗戰時期曾被有效地用於對付日本的長期佔領。它也使蘇聯在 1969 年進攻中國時不敢長期佔領，而且確實仍是讓蘇聯不敢再發動進攻的一種有效方式，從而使蘇聯進攻的可能性變得更低。由於缺乏雄厚的經濟基礎，毛澤東不能指望在所有領域實現軍事現代化，所以他把資源集中用於他認為最關鍵的領域：導彈和核武器（中國於 1964 年試爆第一顆原子彈，1967 年試爆第一顆氫彈）。[18-65]毛給自己的繼承人留下了一個不大的核武器庫，它在數量和技術質量上都無法與美國或蘇聯相比；還有一些中程導彈和衛星技術（中國在1970 年發射了第一顆衛星）。[18-66] 導彈、衛星和潛艇的研究在文革期間普遍受到保護。[18-67]儘管如此，中國的軍事技術在文革時期只取得了有限的進步，大大落後於互不示弱而有巨大軍事投入的美國和蘇聯。鄧小平上台時，蘇聯在遠端戰機和導彈上取得的進步，使毛澤東從邊境遷往內地的「三線」工業頓顯其防禦能力不堪一擊。但和過去的毛澤東一樣，鄧小平相信即使敵人擁有佔優勢的軍事技術，「人民戰爭」和核武器的威脅可以降低中國受到攻擊的可能性。但是中國也要針對蘇聯的技術進步作出調整。[18-68]鄧指示中國軍隊要作好準備，打一場「現代條件下的人民戰爭」——這一概念由淮海戰役的功臣、後來領導研發先進武器的粟裕於 1977 年提出。在 1980 年秋天的一次會議上，中國的軍事領導人開始就中國的戰略指導路線形成了共識，即不再被動地誘敵深入，而是準備進行更為積極的防禦。[18-69] 軍事科學院院長宋時輪在 1981 年 6 月比較具體地闡述了「現代條件」的含義。在受到全面軍事入侵的情況下，就像毛澤東時代一樣，要用人民戰爭去消耗敵人。但是宋時輪說，還要有另外一些對策，因為中國不能放棄城市，也因為現代技術需要更長的供應線、對工業基地的保護、陸軍和空軍等多兵種的協作、更強的專業化。因此，（ 1）解放軍要用陣地戰阻擊敵人，使其無法深入中國腹地；（2）不但要以步兵，而且要用包括空軍在內的多兵種對抗敵人；（3）要準備保護戰場之外漫長的後勤補給線；（4）軍隊應當放棄毛澤東時代由政委承擔的政治工作，把這些工作移交地方，軍隊只集中精力完成軍事任務。這些分析並不是由鄧小平提出的，但是他支持解放軍為了適應這些「現代條件」，而對現有指導思想、體制、訓練和徵兵方案進行調整的努力。[18-70]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並沒有參加美國與蘇聯的專家投入大量精力開展的那些關於如何阻止核戰爭的複雜討論和計算。但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赴國外攻讀西方戰略思想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陸續回國，開始向國內介紹這些更加深奧的新知識。自從發展出核武器以後，中國一直在計劃獲得二次打擊能力。隨著新知識的引入，現在他們拓寬了思路。中國不再只強調「人民戰爭」和核打擊，開始考慮發展能防止戰爭升級為全面核衝突的有限核打擊和戰術核武器的可能性。[18-71]鄧小平從毛澤東那兒繼承下來一支海軍，它規模很小，而且已經完全過時。1975 年鄧在毛手下主政時，蘇振華領導的海軍提出過一個新的發展計劃。1978 年之後，由於對外貿易尤其是石油、無煙煤、和鐵礦石進口的大幅增長，中國的計劃幹部開始更加關心保障中國海上運輸線的安全。中國還開始了在渤海灣和南海擴大海上能源的勘探，這使得保護有爭議海域的勘探成為必需。[18-72]但是當中國開始考慮發展應對這些新挑戰的能力時，鄧小平卻要求有所節制。他在 1979 年 7 月對海軍幹部的講話中，仍對發展海軍的計劃作了限制，他說，海軍的作用是防禦性的，旨在保護中國近海，中國沒有任何稱霸的野心。[18-73]甚至在十分優先的軍事領域——導彈、衛星和潛艇——重點也仍是放在技術研發而不是大規模的生產上，只期望在必要時能夠迅速生產更多武器。1980 年中國試射了第一枚洲際彈道導彈，並在不久後開始部署。中國早在 1958 年就開始了研製核潛艇的工作，1982 年成功試射了第一枚潛基彈道導彈。[18-74]在鄧小平時代，這類系統的部署一直以適度的規模進行。[18-75]1984 年之後，由於蘇聯在阿富汗越陷越深，與美國的軍備競賽也讓它不堪重負，中央軍委正式表達了鄧小平本人早先得出的結論：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危險性很低。鄧小平在 1985 年對中央軍委的講話中總結了他對全球性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