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 3 (May-June 1994) an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Strategy, 1979-1984 (II)," Chinese Law and Government 27, no. 4 (July-August 1994).[14-1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9 年 4 月 17 日，頁 506；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回憶鄧小平》，上冊，頁 157-158。鄧小平後來對這件事的說明，見 SWDXP-3, June12, 1987, pp. 236-237.[14-14]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19-44.[14-15]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45-58.[14-16]Sebastian Heilmann, "From Local Experiments to National Policy: The Origins ofChina's Distinctive Policy Process," China Journal, no. 59 (January 2008): 1-30.[14-17]歐大軍、梁釗：〈鄧小平經濟特區理論〉，《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41-49。[14-18]高伯文：〈20 世紀 80 年代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戰略的選擇及其效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頁 92-100。[14-19]余茂輝、余維生：〈鄧小平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思想形成的條件〉，《當代中國史研究》，2004 年第 4 期，頁 80-85。[14-20]China Data Center,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Statist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Michigan, various years).[14-21]谷牧：《谷牧回憶錄》（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頁 256。[14-22]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 21-32.[14-23]《回憶鄧小平》，中冊，頁 383。[14-24]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炎黃春秋》，2008 年第 4 期，頁 37。[14-25]Christine Loh, Underground Fron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Hong Kong(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52-153.[14-26]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 22.[14-27]這些觀察是根據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作者去廣東的實地研究。1980 年我在那裏呆了兩個月。1980 年代初我有若干次實地訪問，從 1985 年到整個 1990 年代，我至少每年去實地訪問一次。1986 年我在廣東住了半年，有機會到每一個地區旅行，並訪問了大約 30 個縣的企業。[14-28]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32-33.[14-29]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百年潮》，2008 年 8 月號，頁18-19；蕭冬連：《國史?第 10 卷》，頁 771-772。[14-30]關於日益增多的財富對家庭的影響，包括新消費模式，見 Charlotte Ikels, The Return ofthe God of Wealth: The Transition to a Market Economy in Urban China (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14-31]Rachel Murphy, How Migrant Labor Is Changing Rural China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8).[14-3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上中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1981 年 12 月 22 日，頁 284-285。[14-33]SWCY, 3:303.[14-34]SWCY, 3:307.[14-35]SWCY, 3:303.[14-36]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頁 36-37。[14-37]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炎黃春秋》，2004 年第 8 期，頁 8-17；作者 2006 年 7 月 17 日和 11 月 11 日對杜潤生的採訪。杜潤生當時也是廣東省委委員，與任仲夷一起參加過廣東和北京的會議。[14-38]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 8-17。[14-39]Reardon, ed.,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 pp.46-58；作者同這些文件的譯者及編輯 Lawrence Reardon 的交談。[14-40]《陳雲年譜（1905-1995）》，1982 年 1 月 5 日，頁 28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 年 1 月 5 日，頁 796。[14-4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2 年 1 月 18 日，頁 799。[14-42]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 10。[14-43]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頁 38；另見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頁 16-22。[14-44]《陳雲年譜（1905-1995）》，1982 年 1 月 25 日，頁 289-290。[14-45]故有本節標題「二進宮」，此說來自一齣京戲。[14-46]《陳雲年譜（1905-1995）》，1982 年 2 月 11-13 日，頁 291。任仲夷退休後我曾數次與他交談，但他從來不提北京的會議，也沒有抱怨過北京對他施壓。他只是說，他想盡力貫徹黨的意見，解決走私和腐敗問題。有關任仲夷奉命進京的情况，取材自其他幹部發表的文章。[14-47]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 14；2006 年 7 月和 11 月對杜瑞芝的採訪。[14-48]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頁 238-239；關山：〈任仲夷談鄧小平與廣東的改革開放〉，頁 11-12。[14-49]谷牧：〈小平領導我們抓開放〉，頁 206。[14-50]王碩：〈特事特辦：胡耀邦與經濟特區〉，頁 39。[14-51]對當時引起極大關的海南汽車走私案的介紹，見 Ezra F. Vogel, One Step Ahead in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此書有中文譯本：《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傅高義著，凌可豐、丁安華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1版，2008 年第 2 版。棗中文版編者註〕[14-52]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頁 20。[14-53]盧荻：〈偉人的膽識和胸懷：記任仲夷回憶鄧小平〉，頁 20。[14-54]董輔礽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上下冊）（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9），頁138。[14-55] 《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17 日，頁 954-961；SWDXP-3,February 24, 1984, p. 61.[14-5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1 月 22 日至 2 月 24 日，頁 954-964。[14-5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2 月 14 日，頁 960。[14-5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84 年 2 月 24 日，頁 963-964；SWDXP-3, pp. 61,64-65.[14-59]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49-66.[14-60]Reardon, "China's Coastal Development Strategy, 1979-1984 (II),", pp. 49-66.[14-61]谷牧：〈小平同志領導我們抓對外開放〉，頁 152-174。[14-62]根據我觀看這些運動會的筆記。第 15 章經濟調整和農村改革：1978-1982鄧小平推進經濟現代化時喜歡講「摸著石頭過河」。其實，過往 50 年的經歷已經使他對如何過這條特別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條。其中之一便是必須堅持黨的領導。鄧的小兒子鄧質方曾對一個美國熟人說：「我父親認為戈巴卓夫是個傻瓜。」在鄧小平看來，戈巴卓夫從政治體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誤入歧途，因為「他將失去解決經濟問題的權力。經濟問題解決不了，人民會把他撤職的」。[15-1]鄧小平喜歡成功，而且對如何使中國取得成功持有獨到的見解。他要中國人學習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經驗，不管它們來自什麼制度、發生在什麼地方。他要掌握國內的真實情況，不想聽大躍進時期那種造成嚴重問題的浮誇報告。他認為人需要物質刺激，需要看到實實在在的進步才能保持幹勁。他堅信，經濟繁榮靠的是競爭，不但追求利潤的經濟生產者和商人如此，希望為當地帶來進步的幹部也是如此。鄧小平明白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道路十分複雜，他也知道自己缺乏研究全部細節的耐心。他本人在經濟事務上不是戰略高手，不像在外交和軍事領域那樣棗在外交和軍事領域，他固然會徵求多方意見以掌握當前形勢，也會閱讀專家報告，但是他自己就能把問題吃透，無需依靠他人而能運籌帷幄。但是在經濟問題上，他需要有人充當中國的戰略家棗核查細節、確定問題、提出和評估不同的選擇、設計可能的行動路線。對於這些重要的職能，他先是依靠陳雲，後來依靠趙紫陽，但他保留著最後拍板的權力。他通過平衡經濟及其他考量，解決重大經濟問題上的政治分歧。他還承擔著向公眾解釋經濟政策的責任。「建設派」與「平衡派」：1978-19811978 年 12 月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時，剛剛回到最高領導層的陳雲提醒人們注意經濟中的潛在危險：經濟增長的前景難以把握、預算失衡、購買外國技術遠遠超出了中國外匯儲備的支付能力。在這個充滿未知數的新時期，許多領導人都試圖為經濟出謀劃策，各種意見眾說紛紜。不過，當最高領導層匯總各種觀點時，不同的意見逐漸形成了對立的兩極。一方以「建設派」（the builders）為中心，他們熱衷於引進新的工廠和基建項目；另一方以陳雲為首，可以稱為「平衡派」（the balancers）， [15＊-1]他們行事謹慎，力求資源能被用於所有國家重點項目。從 1977 年開始，一些建設派領導人著手選擇可供引進的外國工廠，使其在中國安家落戶。隨著經濟的開放，這些項目負責人利用 1950 年代中國引進蘇聯新型工業和建設項目的經驗，從日本和西方尋找各種方案。建設派看到日本和「四小龍」（香港、新加坡、南韓、臺灣）採用西方技術建設新設施，取得了世界上最快的增長率，也想如法炮製。1978 年谷牧訪歐之後，引進外國工廠的呼聲越來越高，上層幹部，主要是主管工業和交通運輸的部委，在那些想使項目落戶當地的地方幹部的支持下，列出了未來幾年希望獲得的各類工廠項目的清單，然後派幹部去歐洲選擇可以提供技術和資金的合作夥伴。謹慎的平衡派集中在財政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和各大銀行。與其他國家處在同等位置的人相似，主管財政的官員把平衡預算、確保有足夠的外匯償還外債、控制通貨膨脹等視為自己的責任。在制定經濟計劃時，他們盡力保證重點經濟領域能夠得到必要的原料、技術和人力，保證消費品不至於短缺。[15-2]和華國鋒一樣，鄧小平內心裏屬於希望看到快速進步的建設派。他喜歡項目管理者，因為他們能在逆境中完成重大項目，讓人看到切實的進步。對細緻的計算沒有多少耐心的鄧小平認為，平衡派雖然必要，卻很煩人。鄧小平成為頭號領導人時，最著名的項目管理者群體是從 1950 年代開始就在一起共事的「石油幫」，鄧小平在1952 年到 1966 年擔任分管能源和重工業發展的副總理時曾與他們親密合作。「石油幫」的頭號人物余秋里因領導開發大慶油田而得到過毛澤東的表揚，但他在文革中被打成「鄧派」成員。[15-3] 1975 年鄧小平負責國務院工作時，余秋里繼續被任命為國家計委主任，這讓平衡派頗為不滿，因為這一要職長期以來一直由他們的人擔任。毛去世後余秋里繼續擔任這一職務，華國鋒也是依靠他領導從國外進口工廠設備的工作（關於余秋里，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余秋里和其他項目管理者面對著巨大的困難。在發達的經濟體中，新項目的管理者可以依靠別人提供必要的設備和基礎設施，而中國的項目管理者必須自行應付未經訓練的工人、設備缺陷、零部件短缺、能源不足和所需供應拖延等各種問題。成功的項目管理者都是集奉獻、堅毅和機智於一身，能夠應付各種難以預料的問題的人。毛澤東去世後，隨著華國鋒開始推動經濟發展，項目管理者的工作量驟增。國家計委、國家建委和其他相關部委的幹部忙得團團轉，他們要確定優先引進的技術、與國外公司談判、為工廠選址、計算所需原材料的數量、作出運輸和人事上的安排。此外，很多幹部是在文革離職多年後剛返回工作崗位的，而鄧小平在 1975 年啟動的整頓和選拔新領導班子的工作尚未完成，因此他們仍然要在政治鬥爭中與那些文革時提拔起來的大勢已去的無能幹部周旋。自毛去世後，以余秋里為首的項目管理者就開始倉促地編制打算引進的技術清單，他們確實無暇認真分析引進工廠並使之運轉所必需的步驟。毛去世後不到一年半，華國鋒不顧平衡派提出的問題，根據余秋里等項目管理者開列的清單，向五屆全國人大提交了一個包括大約 120 個大型建設項目的清單。[15-4] 這些項目預計需要 124 億美元，超過中國全年的出口總值。華國鋒宣佈，這個計劃要求每年經濟增長率在 10%以上。[15-5] 他在 1978 年 2 月稱，這些計劃符合他的十年規劃，而這個十年規劃則是鄧小平 1975 年所提規劃的一個自然結果。[15-6]華國鋒交給余秋里的一項具體任務是開發新油田，以期從 1973 年石油危機後的高油價中獲利。華國鋒的設想是，生產更多的石油，通過出口石油賺取外匯，支付全部進口項目。然而事與願違，儘管付出了艱苦的鑽探努力，並沒有發現新的大油田。在選擇和引進項目的熱潮中，各部委和地方官員的項目意向清單，很快就成了與外國公司簽訂合同的基礎。後來批評華國鋒的人說他是在搞「洋躍進」棗向部下施壓，倉促上馬各種計劃，想通過顯示以此帶來的經濟進步鞏固自己的權力。他的支持者則反駁說，華國鋒是在困難條件下盡心盡力，加緊為中國建立現代工業。鄧小平完全支持余秋里，且和他同樣熱衷於引進外國工廠。1978 年中，平衡派無力抵擋進口現代項目的熱潮，轉而向陳雲尋求支持，儘管陳雲當時還不是政治局委員。國務院經濟工作務虛會召開三周之後，未被邀請到會的陳雲給李先念寫信，表達了他對於一些同志過分熱衷於向外國借錢和引進工廠的擔憂。在他看來，他們沒有首先保證中國能夠提供落實這些計劃所必需的訓練有素的人力、基礎設施和配套工業。陳雲建議擴大務虛會的範圍，使不同的意見都能得到充分討論。然而，會議的組織者並不想這樣做。在當時，關於國家未來是否會具有對那些計劃中的新項目的償付能力，人們普遍持樂觀估計，陳雲是唯一對此提出公開質疑的高層領導人。[15-7]1978 年 12 月，當黨內高層依賴鄧小平提供全面領導、並具體主管外交和軍事事務時，他們依賴陳雲提供高層人事問題和經濟政策方面的領導。他們相信，陳雲能一如既往地提供最好的經濟建議，他是新時期領導經濟工作的頭腦最清醒的人。1978 年 12 月 10 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的會上發言，對已經波及黨內最高層的那種失控的狂熱表示擔心。就像大人管教過度興奮的孩子一樣，他列舉出十年規劃中存在的問題。他語氣中透著威嚴，暗示他已經知道自己就要進入中央政治局。他說：「要循序而進，不要一擁而上。??材料如有缺口，不論是中央項目或地方項目，都不能安排。」[15-8]三中全會之前，鄧小平一直站在大幹快上這一邊，但當陳雲於 1978 年 12 月發出缺少周密計劃的警告後，鄧轉而支持陳雲。1979 年 1 月 6 日，三中全會剛結束兩周，鄧小平把與他共事的主要項目管理者余秋里、康世恩和谷牧叫來，對他們說，陳雲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見」，他們應該降低一些計劃指標。要避免外貿債務過重，在制定計劃時首先要核實並確保必要的原材料供應，要優先選擇投資回報快、能擴大就業的項目，為了避免陷入債務，實施項目之前要先積累資本。[15-9]簡言之，那個時候的鄧小平完全支持陳雲的穩健立場。（陳雲後來責備華國鋒草率簽訂引進項目的合同引發了諸多問題。而鄧小平之前一直支持華國鋒盲目冒進的做法，卻從未被要求過為此作檢討，鄧在與華為伍時所起的作用被簡單地忽略過去了。）為什麼鄧小平會從支持建設派轉而支持以陳雲為首的平衡派呢？鄧認識到新時期的經濟必須有一個穩固的基礎。當年 12 月得出的年度經濟數據已經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當時只有 40 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且出口賺取的大多數外匯收入已被預付，卻已經簽訂了超過 70 億美元的購買外國設備的合同。[15-10]這種出超比起十年後的外貿數字固然微不足道，但在當時卻高得足以讓謹慎的官員感到害怕，因為他們已經習慣於較小的數字，並且擔心這種債務會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手中的把柄。當時陳雲在黨內享有崇高威望，鄧小平也願意與他站在一起反對華國鋒。但同時還有一件事影響了鄧對於經濟的考慮：他正在準備幾周後入侵越南，這將使財政狀況進一步緊張，削減其他開支當為明智之舉。到 1979 年 3 月，陳雲收集了更多數據，作了更多分析，準備系統地提出建議，以削減引進外國工廠的合同，降低未來幾年的經濟指標。他的一些方案，甚至是其中的用語，都跟他在大躍進後恢復時期所推行的緊縮政策極其相似，但他沒有用過去的「緊縮」一詞，因為它聽起來太消極，而是用了「調整」一詞。3 月 14 日對越戰爭已近尾聲，陳雲和李先念可以對它的花費作出估計了，於是他們提出了在未來兩到三年間進行調整的方案。他們建議在國務院下面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即財政經濟委員會，負責監督經濟計劃和財政工作。陳雲被任命為這個財經委的主任，而過去幾年裏負責經濟工作的李先念將擔任副主任，在他這位過去的導師手下工作。陳雲對他的同志們解釋說，他的健康狀況已大不如從前，只能做一些最必要的工作。他會提供全局性的指導，但是他在過去幾十年裏所做的具體工作，只能靠手下人去落實了。被任命為財經委秘書長、負責日常工作的領導人，是陳雲最為器重的經濟幹部姚依林。在 1979 年 3 月 21 日至 23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陳雲對調整方案的必要性作了說明：我們國家是一個九億多人口的大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我們還很窮，不少地方還有要飯的。大家都想實現現代化，但問題是我們能做到什麼？我們需要的是均衡發展。搞建設，必須把農業考慮進去。想生產更多的鋼，問題是 1985 年搞 6,000 萬噸鋼根本做不到。電跟不上，運輸很緊張，煤和石油也很緊張。有些人笑話謹慎的人，讓人覺得似乎他們是專門主張搞少鋼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這樣的事！確實，我們需要借外國人的錢，需要外國人的技術，但是人民銀行有多少錢還賬，你有把握嗎？必須有把握還上錢才行。究竟需要多少錢，沒有很好計算。地方工業跟大工業爭原料、爭電力。搞「三個人飯五個人吃」，不能持久。我們在工作中是犯過錯誤的，我們仍然缺少經驗。要我做工作，我只能量力而為。[15-11]陳雲對計劃的基本態度是平衡：平衡收支、平衡貸款和償付能力、平衡外匯收支。他還要平衡在消費品和生產資料上的投資，平衡重工業和輕工業、工業和農業。1978 年重工業在中國的工業產出中佔到 57%，輕工業只佔 43%。[15-12]像很多幹部一樣，陳雲認為自 1958 年以來經濟一直處於失衡狀態，食品和消費品為重工業作出的犧牲超出了人民的承受能力。在他的指導下，1980 年重工業只增長了 1.4%，輕工業增長了 18.4%；1981 年重工業下降了 4.7%，輕工業增長了 14.1%。[15-13]宣佈調整政策後不久，在 1979 年 4 月 5 日至 28 日召開的無錫會議上，地方幹部和各部委官員都抱怨中央的經濟計劃控制得太嚴。陳雲也願意讓下面的市場有一定的靈活性，但他堅持以計劃為主。這難免讓那些希望在當地建新廠的人感到不快。一個天津代表的發言反映了會議的主要情緒：「我們正情緒高漲，現在卻突然提出要進行調整，這是在潑冷水，打擊我們的熱情。」[15-14]胡耀邦向地方幹部們保證說，中央仍然希望推動工業發展。趙紫陽則表示支持調整，他解釋說，調整能夠為以後的改革和發展提供必要的條件。谷牧的歐洲之行曾讓人歡欣鼓舞，但此時他也加入其中，解釋了調整的必要性。趙紫陽和谷牧一開口，會議氣氛也隨之發生變化，地方幹部不情願地同意了支持調整的會議報告。[15-15]鄧小平也像趙紫陽一樣解釋說，為了給今後的發展創造穩固的基礎，調整政策是必要的。受到調整政策約束的地方幹部想出各種對策，避免使投資和開支降到陳雲所希望的水平。當時，陳雲的工作受到他本人生病的拖累。1979 年 10 月 24 日他在杭州做了結腸癌切除手術，在醫院一直住到 12 月 4 日。回到北京後，他又住院覆查，從 5 月 20 日住到 29 日。到 1980 年後期陳雲重返工作時，預算赤字大增，為建國以來最多的一年。問題之嚴重使陳雲痛下決心進一步加強管制，也使他爭取到了包括鄧小平在內的更多幹部的支持。赤字的增加不僅是因為對越戰爭的支出，還因為對農民提高了糧食統購價，減少了農業稅，以及重新安置下放農村的返城人員所產生的花費。此外，中央政府為刺激地方積極性，開始允許各省和地方企業有更多自留資金，這一戰略也減少了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15-16]它給各省帶來了極大的激勵，但陳雲認為嚴重的預算赤字已敲響警鐘，潛伏著災難性的後果。[15-17]在 1980 年的下半年，陳雲和平衡派處於攻勢，且得到鄧小平的支持。在 9 月的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贊成加快工業發展的人受到批評，被認為執行的是文革期間「錯誤的重工業政策」。[15-18]為加強平衡派的勢力，鄧力群於 1980 年秋天在中央黨校開課，分四講介紹了陳雲的經濟思想。他大力推崇陳雲，以至於有人指責他要搞個人崇拜。鄧力群說，1949 年以來陳雲的政策建議都是正確的。大躍進錯在哪兒？錯在不聽陳雲的勸告。現在錯在哪兒？也錯在沒有充分採納陳雲的明智之見。全面落實調整政策至關重要。[15-19]平衡派還抓住渤海灣鑽井平台傾覆事件大做文章，他們指責余秋里和康世恩試圖隱瞞這次導致 70 名工人死亡的事件的真相，這成了兩人被撤銷行政職務的前奏。其實，作為有經驗的專家，余秋里和康世恩很清楚要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承擔責任，因此一向比敦促他們擴大項目的政治領導人更為謹慎。余秋里早在 1978 年 2 月的全國人大會議上就警告說，中國很難再增加石油出口，因為近幾年並沒有找到新油田，即使找到新油田，從發現到投產也需要三年時間。[15-20]鑽井平台傾覆後，余秋里全面解釋了事件的過程和原因。甚至與陳雲關係密切的李先念後來也承認，余秋里是為不應當由他負責的事情承擔了責任。[15-21]雖然余秋里的國家計委主任一職被撤銷，但仍被留在政治局。況且，鄧小平仍然器重余秋里，他運用自己和軍隊的聯繫，安排余秋里擔任了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但是，到 1980 年後期，陳雲已經使主張對新項目和新基建收緊財政控制的幹部牢牢掌管了經濟工作。[15-22] 相應地，陳雲的支持者王丙乾擔任了財政部部長。[15-23]余秋里的替代者則是陳雲的長期盟友姚依林，姚因其管理能力和經濟知識廣受尊敬。[15-24]1980 年 10 月 28 日，為回應對十年規劃的批評棗是十年規劃導致了不進行認真分析、單憑願望開列項目單的後果，鄧小平接受了陳雲的觀點，不再制定十年規劃。有關長期經濟發展的討論只集中於制定五年計劃這一更加慎重的過程。[15-25]1980 年 11 月為 1981 年定出了很低的增長目標：3.7%，基建資金從 550 億元削減到 300 億元。有些人反對說，這種限制會浪費寶貴的時間，陳雲反駁道：「鴉片戰爭以來耽誤了多少時間？再『耽誤』三年時間有什麼了不得？」他說，1949 年以後延誤中國進步的最大原因是盲目冒進的左傾錯誤。[15-26] 當時陳雲對制定第六個五年計劃（1981 年-1985 年）草案掌握著牢固的控制權，對預算和赤字進行了嚴格控制。[15-27]到 1980 年結束時，陳雲和平衡派已牢牢把握著中國的經濟政策。這一年的年底陳雲發表了支持嚴格執行經濟調整的重要講話。12 月 15 日，排擠華國鋒的九次政治局會議接近尾聲時，鄧小平說：「我完全同意陳雲同志的講話。」他又說，陳雲的調整政策得不到切實的貫徹，是因為「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為了克服這個問題，必須「去掉不切實際的設想，去掉主觀主義的高指標」。[15-28]簡言之，華國鋒要對不切實際的計劃負責，而鄧小平和陳雲團結一致，鄧小平支持陳雲更深入地貫徹調整政策的努力。緊縮帶來了另外一些問題：鄧小平必須向外國人作出解釋，中國為何撕毀引進工廠和設備的合同。北京有權對付失望的地方幹部，但撕毀與外國公司簽訂的合同將會影響到外交關係，讓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裏質疑中國政府的信譽。這個問題給中日關係帶來的麻煩尤其嚴重，因為全部合同中有近一半是跟日本公司簽訂的；日本商業界在與中國交涉時保持著克制，但撤銷已簽訂的協議還是讓他們感到惱火。早在 1979 年 3 月第一次減少開支時，與日本簽訂的大約 27 億美元的合同就被凍結。[15-29] 尤其是寶山鋼鐵廠項目的推遲，對很多相關的日本公司造成了巨大的負面影響。1980年 10 月底，就在中國正式宣佈推遲合同之前，和日本保持密切關係的姚依林被派往東京，以使日方對暫停合同的宣佈有所準備。但是安撫日本高層領導人，將事情擺平，卻是鄧小平的任務。鄧小平難免要失去他在 1978 年 10 月訪日之行中贏得的善意。與日本人在類似情況下的表現不同，鄧沒有謙恭地道歉，而是直截了當地承認中國缺少經驗，犯了錯誤，現在遇到了困難局面，無力為原來要購買的全部貨物付款，也沒有作好使用那些可能購買的工廠設備的適當準備。但是鄧小平向日本人保證，中國願意對蒙受損失的日本企業給予補償；從長遠看，中國有了進一步發展，作出更好的準備後，願意再恢復購買。1980 年 9 月 4 日鄧小平向日本外相伊東正義作了解釋。[15-30] 這次訪問之後，政府於 1981 年 1 月 13 日公函通知寶鋼取消計劃中的二期建設。此後第一個會見鄧小平的日本要員是前外長大來佐武郎，這位中國的「老朋友」應谷牧之邀於 2 月份來到北京。他見到鄧小平時，鄧小平承認中方過去對石油產量過於樂觀。大來佐武郎表現得彬彬有禮、恭敬有加，但轉達了日本政府要求得到充分解釋的聲明，以及日本企業界的強硬態度棗取消合同將嚴重影響中國在國際商業界的信譽。[15-31]大來佐武郎回國後解釋說，那些本來有可能及時提供專業知識的中國官員之所以沒能發揮作用，主要是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緣故。[15-32]與大來佐武郎會見之後，鄧小平又會見了一些人。3 月 18 日他會見了土光敏夫。德高望重、生活樸素的土光敏夫已屆 85 歲高齡，是日本最大的商業協會經團聯的終身會長。[15-33] 4 月 14 日鄧又會見了古井喜實率領的日中友好議員聯盟訪華團，並談及推動太平洋共同體的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15-34]鄧對這些人說了大體相同的話：中方缺少經驗，犯了錯誤，但打算日後恢復合同。很多日本企業只好咽下苦果，以便不至於損害未來和中國的業務關係。此外，日本政府也增加了新的貸款，幫助已在執行的項目得以繼續。大來佐武郎擔任日本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的領導人後，為這種支持提供了一個具創新意義的核心範例。作為政府機構，海外經濟協力基金為促進日本出口提供財政援助，具體做法是把錢借給另外一個國家，使其能為第三國提供援助。大來佐武郎所作的第一項安排，是把錢借給澳洲，使之向寶山運送鐵礦石和高品位煤炭，從而消除了妨礙項目繼續進行的關鍵障礙。1981 年秋天，寶山項目一期得以在較小規模上恢復進行。到 1982 年秋天時，寶山的建設工地又熱火朝天地幹了起來。[15-35] 1985 年 5 月完工時，它成了中國第一家大型現代鋼鐵廠，為之後的工廠樹立了榜樣。[15-36] 在它建成之前中國的鋼產量不及日本的四分之一，而在 30 年後，寶鋼和其他類似的鋼廠使中國每年的鋼產量達到近五億噸，大體相當於日本或美國鋼產量的五倍。[15-37]一些有頭腦的中國官員相信，陳雲對急躁的鄧小平提供了必要的平衡。他們承認，中國剛開始現代化探索時先冒進後緊縮，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但是他們認為，陳雲的調整政策十分必要，如果鄧小平當初能夠更多地聽取陳雲的意見，1980 年代後期的一些問題也許可以避免。雖然調整政策隨著 1982 年 9 月的中共十二大而結束，但是作為調整政策一部分的一項重要計劃仍在繼續，即計劃生育。陳雲長久以來一直認為，以資源條件而論，中國的人口太多了。1978 年 12 月的一份中央文件承認，人均糧食消費甚至略低於 1957 年，農村的人均年收入不到 60 元（按當時匯率為 39 美元左右）。當時的外匯中有大約 12%要用於購買糧食。[15-38] 毛澤東在世時，儘管採取了一些教育手段，提供避孕工具，但計劃生育進展不大。1980 年 12月 20 日，作為調整政策的一部分，李先念向姚依林為首的國家計委提交了一份實行計劃生育的重要文件。隨後便於 1981年 1 月 4 日出台了第 1 號文件，要求幹部「運用法律、行政和經濟手段，鼓勵一對夫妻只生一胎」。[15-39]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區無條件執行，但是由於政府沒有錢為農村提供養老福利，因此允許第一胎為女孩的農村家庭生第二胎，以便父母上了年紀後能有一個兒子照顧。世界上沒有哪個社會實行過如此嚴厲的節育政策。弔詭的是，毛澤東在城鄉建立的強大基層制度，變成了實行計劃生育新政策的武器，而計劃生育是受到毛澤東強烈反對的。一胎化政策在城市地區實行後，大多數城市家庭都選擇了只要一胎，有兩個以上孩子的農村家庭也不多。鄧小平在 1979 年 3 月 23 日宣佈，他堅決支持計劃生育政策，而李先念等人已在落實這項政策。在向民眾解釋這項政策時，鄧小平像通常一樣先講大局。他說，為了減少糧食進口，增加國外技術的引進，在本世紀末使人均收入大幅提高，這項政策是必要的。[15-40] 在此後的幾次講話中，鄧小平也一再講到同樣的觀點。[15-41]就像對待其他有爭議的問題一樣，鄧小平為避免陷入困境而表現得很謹慎，他沒有提出具體措施，而是借助於著名科學家和統計學家的工作和權威的科學分析，對計劃生育的必要性作出說明。調整時期實行的這項政策不但在鄧小平時代一直繼續，而且在他退休後的十幾年裏仍在執行。萬里和農村改革中國在 1978 年仍然沒有足夠的糧食養活它的人口。從 1955 年開始實行、此後又進一步升級的集體化農業改進了水利灌溉系統，但也帶來了大規模的饑饉。大躍進之後縮小了集體單位的規模，增加了化肥的供應，使糧食產量有所上升，但糧食短缺依然嚴重。三中全會時，有些幹部已經主張進一步縮小勞動單位的規模，但高層的氣氛仍然是堅決支持繼續實行集體農業：當時的幹部急於改善管理，提供良種，使用更多的化肥和農業機械。在三中全會上，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話題仍然屬於大忌。公社和大隊幹部對維持集體制度也有既定的利益，因此他們也不願意承認集體化實際並不成功。一些黨的領導人甚至擔心，如果允許土地私有，貧苦農民最終會淪為佃戶，剝削佃戶的地主會重新出現，1949 年以前的農村問題會捲土重來。還有些人認為，農村的黨組織也會被大大削弱。1962 年，陳雲在向毛澤東提出包產到戶的方案之前，曾私下問過鄧小平是否支持這種做法，鄧小平表示會給予支持。但是，假如鄧小平在 1978 年提出這樣的建議，很可能會面對他在文革時受到的指責：「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那麼，鄧小平如何能夠既允許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又能應付政治上的反對呢？突破來自於正在領導安徽的萬里。1977 年 6 月，大約在鄧小平恢復工作的同時，華國鋒任命萬里擔任了安徽省委第一書記。[15-42]萬里在安徽的前任仍然死抱著毛澤東所支持的高度集體化的觀點，導致饑饉仍在蔓延。[15-43]安徽農村人口佔絕對多數，是全國最窮的省份之一，在大躍進時期估計餓死了 300 萬到 400 萬人。萬里於 1977 年 8 月一來到安徽，就用十幾天時間視察該省的主要農村地區，對當地幹部進行觀察和談話。[15-44]目睹普遍的貧困現象讓他感到心碎。村鎮到處都是面容憔悴、缺衣少食、住房簡陋的人。有些地方甚至連木頭桌子也沒有，只有泥砌的桌子。正如萬里對他的孩子們說的，他不禁要問，共產黨掌權已經這麼多年了，為什麼情況還是如此糟糕？[15-45]萬里到安徽之前，中央已經向農村政策研究中心作出指示，對安徽滁州地區幾個仍然有人餓死的縣進行調查，就解決糧食短缺問題提出建議。萬里在他們數月的調查研究和他本人親自走訪這個地區的基礎上，領導起草了解決安徽農村問題的「省委六條」。這一方案建議：（1）生產隊根據自身條件，只要能完成生產任務，可以把一些地裏的農活安排給生產小組甚至個人；（2）上級要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3）減少給生產隊和個人下達的定額；（4）實行按勞分配，放棄按需分配；（5）糧食分配的決策要兼顧國家、集體和個人利益；（6）允許生產隊的社員種自留地，在當地集市出售自己的產品。[15-46]文件沒有直接批評幾乎神聖不可侵犯的集體制樣板大寨，萬里只是不提它而已。他知道陳永貴（大寨的英雄，當時仍是主管農業的幹部）會把「六條」視為資產階級路線。[15-47]當萬里提出「省委六條」時，全國的政策仍然明令禁止包產到戶，萬里不能反對這項政策。但是，鄧小平和一些官員看到了安徽省委在萬里領導下制定出的六條後，立刻肯定了這一試驗的價值。[15-48] 鄧小平此後在 1980 年說，在有嚴重饑荒的貧困山區，要允許農民自己想辦法免於饑荒。左派知道鄧小平是要允許把農業生產下放給貧困山區的農戶，卻很難反駁他讓農民想辦法免於餓死的說法。1977 年 11 月，萬里在安徽的縣委書記會議上發表講話，討論了貫徹省委六條的問題。會議的規模很大，開得很正規，足以讓那些擔心如果跟著萬里走，政治路線一變會被批為搞資本主義的人打消顧慮。萬里態度堅定，明確宣佈「任何妨礙生產進步的做法或政策都是錯誤的」。幹部要依靠實踐找出最好的辦法，要充分發揮創造性，不要怕犯錯誤。萬里本人的信心、他願意承擔責任的勇氣、他在 1975 年解決徐州鐵路困局時表現出的魄力，給了幹部們向前闖的信心。[15-49]儘管仍然心有餘悸，政策還是得到了貫徹。萬里於 1978 年初允許各地繼續縮小生產單位的規模。有些地方，例如饑荒仍很普遍的鳳陽縣，實行了包產到戶。[15-50]不久之後，鄧小平從緬甸前往尼泊爾訪問時途經四川，到四川後的第二天（1978 年 2 月 1 日），他對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講了萬里在安徽農村施行六條政策取得的成功。[15-51]其實趙紫陽已經允許生產隊「包產到組」，只是沒把這一步驟向北京全面彙報罷了。鄧小平鼓勵趙紫陽允許下面進行類似萬里在安徽的大膽試驗，趙紫陽遵照鄧的意見，很快提出了在四川農業生產中實行分散承包的「十二條」。[15-52]趙說，基本核算單位可以是生產小組，但他不像萬里走得那樣遠，沒有允許包產到戶。[15-53]生產小組取得的夏糧大豐收讓安徽的幹部歡欣鼓舞，他們在 1978 年秋天到處宣傳自己的成就，努力消除與支持大集體的幹部的爭執。1978 年秋天在蘇州舉辦的中國農業經濟學會的會議上，一名來自安徽省農業政策研究室的幹部鼓起勇氣說，不應當盲目學習大寨榜樣，政府不應當搞這麼多政治運動，干擾地方的經濟創新。[15-54]但是另一方面，仍然主管農業的陳永貴副總理指責萬里暗中搞包產到戶。報紙上也批評萬里反對學大寨，搞資本主義復辟。但是試行分散經營權的地區取得的豐收使萬里有了信心，而且他也很快就在黨內贏得了支持。1978 年 11 月受到陳永貴的批評時，素以敢作敢為著稱的萬里回答說：「你說自己是從大寨經驗出發，我看大寨不過是個極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別把自己的觀點強加於我，我也不把我的觀點強加於你。誰對誰錯，咱們不妨走著瞧。」[15-55]華國鋒靠邊站之前一直支持大寨樣板，主張通過引進良種、使用更多的化肥、水泵、拖拉機和其他農機促進農業生產。他的目標是五年內讓每個大隊都有一台大型拖拉機，每個生產小隊都有一台小型拖拉機。[15-56] 1975 年鄧小平仍在台上時批准的 18 個大型化肥廠，在 1978 年已全面投產。華國鋒繼續建設大型化肥廠，到 1982 年時全國化肥產量已是 1978 年的兩倍。從 1978 年到 1982 年，農村的用電量也翻了一番。但是，華國鋒對這些措施在農業上的積極作用的預期過於樂觀了。鄧小平不反對華國鋒的工業支農的想法，但是他認為，建立成功的中國農業體系，也需要通過分散經營調動農民的積極性。1978 年 12 月的三中全會仍然支持大寨樣板，這使安徽的幹部擔心他們以後會受到批評。[15-57]三中全會以後不久，陳永貴便不再擔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但他的繼任者王任重仍然支持學大寨。1979 年春，這位新上任的副總理給《人民日報》總編胡績偉寫信，請他協助阻止生產隊下放權力的做法。隨後一系列反對進一步放權的文章便相繼發表。政治局的多數成員也仍然十分謹慎，不想改變立場。[15-58]在這種氣氛中，萬里十分懷疑自己容忍進一步放權的做法能否得到上面的支持。在 1979 年 7 月 18 日的一次會議上，萬里把陳雲叫到一邊詢問他的意見，陳雲私下對他說：「我舉雙手贊成你。」萬里也問了鄧小平的看法，但鄧小平當時仍不想公開支持他，回答說：「不必陷入爭論，你這麼幹下去就是了，就實事求是地幹下去。」[15-59]爭論雖然在升溫，萬里卻有陳雲和鄧小平悄悄為他撐腰。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當一位農業部副部長批評包產到戶的做法時，萬里反唇相譏：「看你長得肥頭大耳，農民卻餓得皮包骨，你怎麼能不讓這些農民想辦法吃飽飯呢？」[15-60]安徽試行包產到戶的地區在 1979 年又取得了夏糧豐收。在安徽待過一段時間的前新華社記者吳象在北京高層的鼓勵下，對這些成就進行了報道。鄧小平在 1992 年回顧自己 1979 年至 1981 年的活動時說，他知道當時仍有很多人反對包產到戶，甚至給它扣上「搞資本主義」的帽子。他沒有批評這些人，而是等著讓結果說話。人們逐漸認識到了新政策的好處，沒用幾年這種嘗試就變成了全國性的政策。[15-61] 確實，據估計，截止到 1979 年底，農村一半的生產隊把勞動下放給了生產小組，有四分之一與農戶簽訂了承包合同。1980 年初萬里為了得到胡耀邦的支持，對他說，不能只讓下面的人偷偷地實行包產到戶，他們需要得到上級領導的全力支持。萬里提議胡耀邦召集省委書記開一個會，對這項政策公開給予明確支持。[15-62]直到 1980 年 9 月省委書記會議前夕，鄧小平才同意把農業生產分散到戶。1980 年 5 月 31 日他把胡喬木和鄧力群找來，表示自己支持包產到戶，並讓他們把他的意見宣傳出去。很多地區很快就開始了包產到戶，但當時仍有一些地方幹部不清楚鄧小平的立場。鄧小平向他的兩個筆桿子提出的要求，實際上標誌著毛澤東啟動的農業集體化結束了。毛在 1955 年 7 月 31 日的著名講話中說：「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小腳女人。??目前農村中合作化的社會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經到來，全國也即將到來。」[15-63]鄧小平 1980 年 5 月 31 日在與胡喬木鄧力群的講話中避免提及毛澤東當時那激動人心的號召，他說：農村政策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有人說，過去搞社會改造，速度太快了。我看這個意見不能說一點道理也沒有。??如果穩步前進，鞏固一段時間再發展，就可能搞得更好一些。??從當地具體條件和群眾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15-64]鄧小平深知黨內保守派的反對，他沒有向很多聽眾表明自己的觀點，因為其中一定會有毫不留情的批評者；他只告訴兩個筆桿子，讓他們把他的意見傳播給廣大群眾。毛澤東鼓舞人心的講話四年後，有千百萬農民飽受饑饉；毛澤東講話近 30 年後，集體公社被解散。與之相反，在鄧小平謹慎理性地對他的筆桿子說明自己的觀點四年後，中國大多數農村都實行了農戶經營，農業產量飛速提高；鄧小平講話 30 年後，他所實行的體制仍在強而有力地運行著。政策變化也伴隨著人事變動。在 1980 年初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建立了他的領導班子，由胡耀邦和趙紫陽領導國家，萬里擔任了副總理、農委主任和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處書記。作為國家農委主任，萬里得到鄧小平的同意後，將農戶經營的樣板推廣到了全國。反對包產到戶的領導人華國鋒、陳永貴和王任重，在 1980 年 8 月分別被正式免去總理和副總理的職務，宣傳部門也開始批評大寨樣板是極左表現。1980 年夏天萬里開始準備支持新政策的正式文件並於同年 9 月下發。在討論農業問題的省委書記會議上，萬里找來在農業方面極有威望的專家杜潤生，杜是國家農委副主任，兼任農業政策發展研究室主任。杜潤生在發言中分析了安徽的成果，然後各省的省委書記發表了各自的觀點。最強烈的反對聲音來自黑龍江，那裏有適合種植旱地作物和採用機械作業的大片農田，分田到戶並不容易。那裏的一些地方選擇了不實行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