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方的北京團隊也在忙得團團轉。30 年後，北京的美國大使館搬進一座新建築時，已有 1,000 多名工作人員，而 1978 年的駐京聯絡處只有 33 人，而且其中只有幾個人參與了這項高度保密的準備工作。[11-54]此外，就像華盛頓的團隊一樣，他們本來也預期在 1 月 1 日前完成所有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和文案工作，現在為了在 12 月 15 日這個新期限之前將一切準備就緒，他們需要全力以赴。當鄧小平和伍德科克在北京時間 12 月 14 日下午 4 點會面時，由於華盛頓的指示未到，他們沒有談實質問題，只談了關係正常化的日程表和鄧小平未來的訪美計劃。鄧小平接受美國加快宣佈兩國關係正常化的要求，並同意在 1 月28 日這個美方認為方便的時間動身訪美。然後兩人休會，同意在伍德科克收到華盛頓的指示後，於當天晚上再次見面。[11-55]在當晚 9 點的會談中，鄧小平和伍德科克討論了對聯合公報的措辭所做的一些微調，雙方很快便達成了一致，並同意由章文晉和芮效儉共同對措辭進行核查，以確保中英文文本的準確性和一致性。華盛頓接受了伍德科克的建議，同意中方列入反霸權條款的要求，因為《上海公報》中已經包含這一條款。會談的氣氛反映出雙方都相信他們已經達成一致。伍德科克在給華盛頓的會談報告中說：「鄧小平對我們的會談結果顯然十分高興，把它稱為最重要的事件，還希望向總統、萬斯國務卿和布熱津斯基博士轉達他的謝意。」伍德科克向華盛頓報告說，會談「進行得一帆風順」。[11-56]與此同時，布熱津斯基在與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交談時，吃驚地聽到聯絡處主任柴澤民仍然認為美國已同意全面停止對台售武，他擔心北京可能誤解了華盛頓要繼續售武的決定。[11-57] 美方答應鄧小平的要求，在 1979 年不向臺灣出售新的武器，但美國打算以後恢復對臺售武。由於卡特、布熱津斯基和奧克森伯格開始集中考慮如何向國會解釋關係正常化協議，他們擔心國會會立即將注意力集中到對臺售武的問題上。如果北京仍然認為未來不會再有對臺售武，那麼美國一旦宣佈出售武器，將會給正在恢復正常化的美中關係造成嚴重後果。風險之大不言而喻。在這個關鍵時刻，對鄧小平宣稱的不可動搖的「原則」的誤解，足以使兩國關係出軌。因此布熱津斯基發電詢問伍德科克，他是否確信北京已經對繼續對臺售武表示諒解。伍德科克和芮效儉馬上擬好了電文，其中說，雙方已把各自在軍售問題上的立場明確記錄在案。[11-58]伍德科克回覆布熱津斯基說，他們此前已向中方講明：「正式建交不排除美國人民繼續同臺灣人民保持一切商業、文化和其他非官方聯繫，我在 12 月 4 日已經就此向代理外長韓敘作了說明。」他在電文中又說，代理外長韓敘確實提出「明確反對建交以後向臺灣出售武器」。收到伍德科克的電文後，卡特總統和布熱津斯基認為，在鄧小平是否明確理解了美國將在 1979 年以後繼續出售武器這一點上仍存疑問。於是布熱津斯基又致電伍德科克，讓他再去見鄧小平，毫不含糊地表明，假如國會提出對臺售武問題，他們出於政治原因不可能回答說 1979 年以後不再恢復出售武器，但是美國在出售武器時會有所節制。[11-59]鄧小平答應了伍德科克要與他再次會面的緊急請求。他們在北京時間 12 月 15 日下午 4 點見面時，伍德科克感謝鄧小平願意這麼快就與他見面。他解釋說，本著完全坦誠的精神，卡特總統「要有絕對把握不存在任何誤解」。他接著宣讀了白宮發來的聲明，其中解釋說，鑒於美國政治的需要，美方會繼續對臺售武。鄧小平勃然大怒，但還是有所克制，他說，這完全不可接受。他發了十分鐘的火，然後怒斥道：「為何又要提出這個售武問題？」伍德科克解釋說，美方不想讓總統在其聲明中說一些讓中國感到意外的話。鄧小平接著說：「這是否意味著總統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會說美國將在 1980 年 1 月 1 日之後繼續賣給臺灣武器？」伍德科克答道：「是的，我們會繼續保留這種可能性。」鄧小平說：「如果是這樣，我們不能同意，這實際上會阻止中國以合理的方式，通過與臺灣對話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他說，蔣經國會變得趾高氣揚，「臺灣問題將不可能和平解決，最終的選擇就是動用武力」。[11-60]這時伍德科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將極其慎重地處理這個問題。鄧小平反駁道，中方早已明確表示不接受繼續對臺售武，他昨天就提到過這一點。伍德科克把責任攬了下來，他說，他本人大概有所誤解。鄧小平變得十分惱怒，伍德科克和芮效儉嚴重懷疑鄧小平是否還會同意關係正常化。經過將近一小時的會談和連珠炮一般的反對後，鄧小平說，臺灣是唯一懸而未決的問題：「我們該怎麼辦？」伍德科克答道，他認為在關係正常化以後，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人會接受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支持中國的統一棗當時很多美國官員也和中國官員一樣，認為這會在幾年內發生。伍德科克說，頭等大事是完成關係正常化。鄧小平說：「好。」話音一落，僵局隨之冰釋。會談結束時，鄧小平提醒說，如果卡特總統公開宣揚對臺售武，中方將不得不作出反應，任何公開爭論都將有損於中美建交的重大意義。伍德科克向鄧小平保證，美國將盡力讓全世界認識到，中美建交的意義正如雙方共同相信的那樣極其重大。鄧小平說：「好吧，我們如期公佈建交文件。」鄧沒有再和其他任何中國官員協商，中美建交一事就這樣塵埃落定了。在美國繼續對臺售武的情況下，鄧小平依然決定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關於他本人在作出一生中這個最重大的決定之一時有何考慮，沒有任何紀錄可考。但他知道，這個決定將使他最珍視的目標之一棗在有生之年看到臺灣回歸大陸棗的實現變得異常困難。那麼他為什麼還要同意呢？當時他剛剛在其勢均力敵的同事中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他可能認為，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可以加強他在中國領導層中的個人地位。或許更重要的是，鄧小平還知道，與美國實現關係正常化，會讓中國更容易得到它在現代化建設中所需要的知識、資本和技術。布熱津斯基幾周前曾告訴柴澤民，美國政治提供了一個短暫的機會，如果他們不迅速行動，下一個機會就得等到 1979 年底了。多年以來，關係正常化的過程障礙不斷，鄧小平看到機會難得，他不想放過。鄧小平當時的另一個重要考量，是蘇聯從南部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威脅。他當時相信存在著很現實的危險：蘇聯有可能進入越南，經由泰國和馬來西亞向馬六甲海峽擴張。他認為，高調展示中美合作可以讓蘇聯變得更謹慎，還可以減少蘇聯對中國攻打越南可能作出反應的危險。鄧小平還知道，布列茲尼夫想在他之前訪問華盛頓，而與伍德科克達成協議很有可能使他搶在布列茲尼夫之前成行。鄧小平作出了深思熟慮的決定，因為他知道自己沒有足夠的力量使美國既同中國建交，又停止對臺售武。如果他想要關係正常化，他就得付出向美國對臺售武作出讓步的高昂代價。他並沒有放棄統一臺灣的目標。他會在中美建交之後，利用一切機會迫使華盛頓減少對臺售武。中美建交協議在北京和華盛頓同時宣佈。北京時間 12 月 16 日上午 10 時，華盛頓時間 12 月 15 日晚 9 時，雙方發佈了聯合公報：「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意相互承認，並於 1979 年 1 月 1 日建立外交關係。」卡特總統向美國公眾作出宣佈。在中國，名義上仍然是國家元首的華國鋒舉行記者招待會宣佈了這一決定。這條新聞在北京播出後，不論在民眾中還是黨內，都呈現出一派歡欣鼓舞的氣氛。蔣經國是在半夜被叫醒，得知即將發佈公報的消息的，臺灣人的憤怒一如北京人的欣喜。臺灣官員及其在美國國會的朋友怒不可遏，一些保守派也跟著聲討打算與「共產黨敵人」合作的美國官員。但是，文化差異極大的兩個大國將攜手建立一個更加和平的世界，這一前景無論對美國民眾還是中國民眾都很有吸引力。正如卡特總統本人所說：「我們本以為在全國和國會內部會發生嚴重對立，然而這並沒有成為現實??整個世界幾乎都是清一色正面的反應。」[11-61]鄧小平訪美：1979 年 1 月 28 日-2 月 5 日六個星期之後，鄧小平和妻子卓琳、伍德科克和妻子莎朗以及鄧小平的隨行人員登上了飛往美國的波音 707 飛機。隨行人員說，在這次長途飛行的大部分時間，鄧小平處於清醒和警覺的狀態，他既不閱讀也不說話，只是沉思默想。從某種角度說，鄧小平一定感到極其愉快，他不但成功地與美國建交，而且從個人角度來看，他在第三次被撤職後又重新成為中國的頭號領導人，而且即將成為第一位作為美國國賓的中共領導人。但是鄧小平也肩負重任，他的這次出訪極其重要。他在會見外賓之前，會用幾分鐘時間理清講話的思路。現在他必須思考對很多人將要說的話。他會發表一些事先準備好的講話，但很多講話是即席發言，甚至沒有提綱。並且他已經決定攻打越南，因而存在著蘇聯可能進攻中國的危險。如何確保美國與他合作對抗蘇聯，又不讓正在試圖與蘇聯達成協定的卡特厭煩？關於越南問題他應當對卡特說些什麼？為了推動中國的現代化，他要跟總統、國會和美國民眾建立良好的關係，怎樣做才最為有效？1 月 9 日他曾對薩姆?納恩（Sam Nunn）參議員率領的代表團說，他在美國不會討論人權問題；他說，他對美國在人權上施壓的方式是有一些看法的，但他不會提到它們。[11-62]如果遇到親臺灣的示威者他該如何對待？應當如何應付西方的電視節目主持人？隨行的 33 名中國記者每天都要向中國觀眾發回新聞和電視報道，他對他們應當說些什麼？如何能夠保持對美國的壓力，使其減少對臺售武，但又不至於引起美國官員的敵意？萬斯和他的班子為鄧小平抵達華府作準備時，給卡特和其他接待鄧小平的官員準備了有關鄧小平和這次訪問意義的簡報。萬斯在這份 13 頁的備忘錄中說，鄧小平是一個「非凡人物棗急躁、好勝、自信、坦率、直接、強硬、頭腦精明」。萬斯預測說，鄧小平的目標大致包括：幫助卡特說服國會和美國人民接受中美建交；拓寬美中關係，使這些改變變得不可逆轉；激起美國對越南的敵意。但是，緩和美中先前緊張關係的重要意義，遠遠不局限於這些個別的目標，它能夠「對亞洲的政治與戰略格局和全世界造成顯著的影響」。[11-63]在鄧小平抵達之前，他的訪問已經引起了公眾的極大興趣，超過了自赫魯曉夫 1959 年訪美以來的任何外國領導人。美國媒體上充斥著有關鄧小平的各種報道：他復出的故事，他推動改革開放的決定，他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信念，以及他的這次美國之行。《時代》週刊 1 月份第一期將鄧小平選為 1978 年的「年度人物」，理由是他讓一個封閉的共產黨國家步入了新的開放之路。《時代》週刊承認華國鋒仍是主席，但是把鄧小平稱為中國四個現代化的「建築師」。《時代》不知道華國鋒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已元氣大傷，將鄧小平稱為中國的首席執行官，華國鋒則是董事會主席。長期以來，美國民眾對地球另一端那個神秘、封閉、古老的文明一直充滿好奇。鄧小平的來訪提供了一道迷人的景觀，引起的關注甚至超過了 1972 年尼克遜的訪華。這位性格開朗的小個子領導人，會更像是一個刻板教條的「共產黨人」，還是像美國人那樣較為開放？美國工商界盯著中國這個正在開放的潛在大市場，展望能將他們的產品銷往中國的前景，爭著想得到出席國宴的邀請。想在中國設記者站的新聞機構也爭相吸引鄧小平及其代表團的注意。訪問開始時，卡特總統表現得像鄧小平一樣克制而嚴肅。他為中東帶來和平的努力最初似乎大有希望，但是已經化為泡影；他在民意測驗中的支持率已經跌到了 30%左右。他曾對公眾和國會對他決定同臺灣正式斷交、和共產黨大陸恢復正常關係作何反應表示憂慮。國會議員在談判期間一直被蒙在鼓裏，他們是否會對談判沒有徵求他們的意見表示不滿？卡特也很容易受到那些支持臺灣的人的指責，因為他拋棄了老夥伴，而且在通知臺灣總統蔣經國時採用了很不得體的方式棗讓美國官員在凌晨把他叫醒，告訴他當天稍後美國將宣佈與臺灣斷交，與大陸實現關係正常化。鄧小平的訪美安排進行得極快。他在 1 月 28 日抵達華盛頓，離 12 月 15 日兩國達成協議只有不到六周的時間。雙方為了使訪問取得成功，都工作得加倍努力，而鄧的此次行程總體上也一帆風順。鄧小平的飛機降落在安德魯空軍基地後，他轉乘加長轎車前往首都的布雷爾酒店，美國政府的重要客人一般都下榻於此。美國的東道主知道鄧小平有使用痰盂的習慣，便在布雷爾酒店裏擺放了幾個閃閃發光的新痰盂。其他的細節他們也考慮得很周到。在訪問期間，他們不會把鄧小平帶到有軍事設施或有不能賣給中國的技術的地方。為中國代表團提供的肉食不能是大塊的，而要切成小片，使習慣於用筷子進食的官員易於取用。佐治亞州州長喬治?巴士比（George Busbee）問鄧小平，他在美國有沒有發現什麼特別的事，鄧小平半開玩笑地說，他沒想到美國人居然每一餐都吃小牛肉棗原來華盛頓和亞特蘭大細心的東道主此前獲悉鄧小平愛吃的食物中有小牛肉，便連續幾次晚餐都給他上小牛肉。結果，鄧小平下一次進餐時，小牛肉就消失了。美國的東道主擔心安全問題，尤其是在開放的戶外空間。在白宮草坪的歡迎儀式上，有兩個人在記者席上大呼「毛主席萬歲」，被保安官員迅速帶離，鄧小平則表現得若無其事。[11-64]當時還沒有能在建築物入口處監測攜帶武器者的金屬探測器，因此保安人員盡其所能萬分戒備。還有一個擔心是惡劣天氣妨礙車隊的出行。因此，除了華盛頓之外，在為鄧小平訪問而挑選的另外三個城市中，兩個是氣候溫暖的亞特蘭大和休斯頓，另一個是氣溫適宜的西雅圖。選擇亞特蘭大順理成章，因為它位於卡特的家鄉佐治亞州。伍德科克曾在 1 月 1 日問鄧小平，他訪美時想看些什麼，鄧小平立刻回答說，他想看一看太空勘探設備和其他先進技術。[11-65]他在休斯頓參觀了美國太空總署的設施和最先進的油井鑽探技術，然後飛往西雅圖，波音公司正在這裏生產中國剛剛開始購買的新型噴氣式客機。他感興趣的是生產，不是消費。除了在布熱津斯基家中與客人一起用餐，他沒有參觀商店或訪問私人家庭。在亞特蘭大，鄧小平參觀了福特公司的一家最先進的汽車廠，為他導遊的是過去他在北京接見過的亨利?福特二世（Henry Ford II）。在美國事務上，鄧小平沒有一個高級顧問對美國的理解能夠達到廖承志對日本的精通程度，但是他有已在美國生活數年的黃華外長和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所長李慎之陪伴，後者對美國的歷史和宗教都有深入研究；此外還有鄧小平的主要譯員冀朝鑄，他年幼時在美國生活多年，曾經就讀哈佛，直到 1950 年大學三年級時回到中國。[11-66]在鄧小平訪美期間，中國駐華盛頓聯絡處（3 月 1 日即將升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館）的官員忙得不可開交，甚至無暇接聽電話。這些中國官員都是在中國學習英語，缺少在美國的經驗；各項工作，包括保安、後勤、與美國東道主的協調、準備祝酒詞和講話、應付大約 950 名西方媒體記者和 33 名中國媒體代表的要求等等，讓他們不堪重負。他們為了把工作做好而緊張地忙碌著。中國媒體對鄧小平訪美作了廣泛報道。當時的中國平均每千人才有一台電視機，而且大多是在重要官員的辦公室裏，每台電視機往往都有一大群人同時觀看。中國的城市當時只有一個電視台棗中央電視台。鄧小平的隨行人員中不僅包括大報和新華社的記者，還有中國的首席新聞播音員趙忠祥，他在美國負責製作半小時的節目，每天行程結束後傳回國內。此外，中國的一個電影攝製組製作編輯了一部紀錄片，將於訪問結束後在國內放映。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鄧小平的訪美使他們有機會直觀地看到美國，看到它的現代工廠、它的政治領袖和普通民眾。[11-67]鄧小平鼓勵中國民眾對美國的這種興趣，他希望這有助於中國觀眾明白自己的國家是多麼落後，多麼需要變革。在訪美行程的前幾天，鄧小平仍然很拘謹。他一本正經，態度嚴肅，甚至揮手時也中規中矩。他沒有舉行記者招待會，也很少流露感情。華盛頓鄧小平在 1 月 28 日抵達華盛頓並休息了幾個小時後，便出席了在布熱津斯基棗鄧的反蘇和支持關係正常化的盟友棗家中的非正式小型晚宴，這是去年 5 月他就答應了的。經過長途飛行之後，鄧小平看上去難免有些疲勞，但據布熱津斯基說，鄧小平和妻子展示了出色的幽默感，鄧則證明了自己反應敏捷。布熱津斯基說，中國和法國的文明都自認為高人一等，鄧小平答道：「不妨這麼說，中國菜在東亞是最好的，法國菜在歐洲是最好的。」[11-68]布熱津斯基說，卡特要與中國恢復邦交時，遇到過美國國內親臺灣的游說團體的麻煩，他問鄧小平是否在國內也有類似的麻煩。鄧小平敏捷地答道：「我也有啊，臺灣的 1,700 萬中國人就反對。」[11-69]席間有人問鄧小平，如果中國受到蘇聯的攻擊，會作出何種反應。鄧小平對在座的人棗包括副總統蒙代爾、國務卿萬斯、布熱津斯基、米歇爾?奧克森伯格棗說，中國有核武器，可以打到布拉茨克大壩、諾沃西比爾斯克，甚至有可能打到莫斯科。毛澤東曾說過中國能夠打持久戰把敵人拖垮，從核打擊和外敵入侵中挺過來。鄧小平對最壞的情況也有通盤的考慮。在這次非正式的交談中，他很嚴肅地對布熱津斯基說，他希望和總統有一個小範圍的私下會晤，談一談越南的事情。[11-70]第二天 1 月 29 日，鄧小平在上午和下午都與卡特總統舉行了會談，午餐由萬斯國務卿做東，晚上則是正式的國宴。卡特在當晚的日記中寫道：「和他會談很愉快。」[11-71]卡特說，鄧小平聽得十分認真，也對他的講話提出了一些問題。在次日上午他們的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談中，據布熱津斯基說，卡特和鄧小平坦誠而直率，他們的討論更像是盟友而不是對手之間的會談。第一次會談時鄧小平請卡特先發言。卡特介紹了他對國際形勢的看法，強調美國感到有責任幫助世界人民改善生活質量，其內容包括政治參與、免於本國政府的迫害、擺脫外來強權。輪到鄧小平發言時他說，中國領導人過去認為最大的危險來自兩大強權，但他們最近開始認為美國的危險要小於蘇聯。接下來當鄧小平談到蘇聯擴張主義的潛在危險時，他變得專注而且極其嚴肅。他承認中美兩國現在結成同盟沒有好處，但他相信兩國應當密切合作對抗蘇聯的擴張。鄧小平將越南稱為東方的古巴，是蘇聯從南部威脅中國的基地。在鄧小平看來，蘇聯和越南已經建成一個亞洲集體防衛體系，威脅著所有周邊國家。「中國實現全面現代化需要長期和平」，因此中美兩國應當協調行動，遏阻蘇聯。中國現在還不可能與南韓直接接觸，但他希望北韓半島南北雙方能夠舉行走向重新統一的談判。[11-72]中國也可以同日本棗他去年 10 月剛訪問過那裏棗合作限制蘇聯的擴張主義。他在赴美之前也曾對《時代》週刊的赫德利?多諾萬（Hedley Donovan）說，中國要同日本和美國一起對付俄國這頭北極熊。[11-73]下午的會談棗1 月 29 日三次會談中的第二次棗快要結束時，鄧小平再次要求與卡特舉行小範圍的私下會談，討論一個機密問題。於是卡特、蒙代爾、萬斯和布熱津斯基同鄧小平和他的譯員一起離開了在座的其他人，去了橢圓形辦公室。在那裏進行的一個小時的會談中，鄧小平以嚴肅而又果決的作風，說明了他要對越南進行懲罰性打擊的計劃。他解釋說，蘇聯和越南在東南亞的野心造成了嚴重危險，這將以越南佔領柬埔寨作為起點。鄧小平說，必須打破蘇聯的如意算盤，適當地給越南一個小小的教訓。卡特想讓鄧小平打消進攻越南的念頭，不過他沒有說反對此事。他表示擔心，中國如果進攻越南就會被視為侵略者。他知道這將更難以爭取到國會對中美合作的支持，尤其考慮到，維護和平正是他的行政當局為發展中美關係提出的理由之一。次日鄧小平又和卡特私下會晤，就中國進攻越南進行了最後的會談。卡特向鄧小平讀了他連夜親筆寫好的紙條，解釋他為何建議中國不要這樣做的原因。卡特說：「中國挑起的武裝衝突，將使美國對中國的普遍政策以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未來產生嚴重關切。」[11-74]鄧小平解釋了他為何要堅持自己的決定，但是他向卡特保證，即使中國軍隊發動進攻，也會在 10 天到 20 天後撤出。鄧小平又進一步堅持說，中國攻打越南的好處將是長期的。如果中國這一次不給蘇聯一個教訓，蘇聯就會像利用古巴那樣利用越南。（鄧小平還預言蘇聯也會進入阿富汗，而蘇聯確實在 1979 年 12 月入侵了阿富汗。）然後鄧小平和卡特回到眾人之中。卡特注意到，鄧小平在完成了他真正嚴肅的任務之後，又變得輕鬆愉快起來。[11-75]美國和中國都擔心蘇聯有可能介入中越衝突。鄧小平訪美後不久，美國官員就發出警告說，蘇聯如果開始利用越南的金蘭灣作為海軍基地，將是嚴重的挑釁行為。[11-76]雖然卡特不支持中國打越南，而且後來將這一點通告了蘇聯，但是當中國在 2 月對越南發動進攻時，鄧小平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的：使蘇聯對於站在越南一邊變得更加謹慎，因為他們現在要擔心美國有可能採取某種報復行動。鄧小平在華盛頓期間也希望落實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一事。然而卡特總統對學生交流卻有自己的顧慮。他首先抱怨說，中國把在華的外國留學生與中國學生隔離開來。鄧小平解釋說，這樣做是因為中國大學的生活條件不好，想給外國人提供一個可以接受的生活環境。卡特接著又說，他不希望由中國來選擇哪一些外國學生可以被接受。鄧小平笑著說，中國足夠強大，可以承受一些背景不同的學生，中國也不會將意識形態作為衡量是否接受他們的標準。他又說，對記者的外出採訪活動仍要加以限制，但不會審查他們的稿件。在最後的會談中，卡特和鄧小平簽署了有關領事館、貿易、科技和文化交流的協定。鄧小平表示，假如美國和日本敦促臺灣與北京談判，美國減少對臺軍售，它們就能為世界和平作出貢獻。他對卡特說，北京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對臺灣動武：一是臺灣長期拒絕與北京談判，二是蘇聯涉足臺灣。[11-77]據布熱津斯基說，為鄧小平舉行的國宴大概是卡特入主白宮四年中最為講究的宴會。[11-78] 據卡特本人說，在 1 月29 日的宴會上，由於鄧小平個頭小，興致又高，在他的女兒艾美和其他在場的孩子中間大受歡迎，雙方似乎都十分愉快。[11-79]鄧小平的女兒在講述自己的家庭生活時也說，父親很享受兒孫繞膝的樂趣，儘管他說話不多。卡特利用國宴的機會，善意地與鄧小平談起兩人對外國在華傳教士的不同觀點。卡特過去當過教會主日學校的教師，年輕時曾把零花錢通過教會捐給在華傳教士。他讚揚了傳教士在中國發揮的作用，指出在華傳教士中有不少好人，還提到他們所建立的學校和醫院。鄧小平回答說，他們很多人都想改變中國的生活方式，他承認一些教會學校和醫院仍在運轉，但是他表示反對批准恢復傳教活動。卡特還建議鄧小平允許發放《聖經》和信仰自由。當卡特後來訪華時，他對中國在這兩個方面取得的進步感到滿意。尼克遜訪華時鄧小平還在江西的「桃花源」中下放，但鄧訪美時提出希望與尼克遜見一面，代表中國人民向這位在恢復中美邦交上作出貢獻的前總統表達謝意。卡特答應了鄧小平的請求，同意兩人私下見面，卡特也邀請尼克遜出席了為鄧小平舉辦的國宴，這是尼克遜在 1974 年 8 月不光彩地離開之後第一次回到白宮。[11-80]這次白宮之行後，尼克遜給卡特寫了一封周到的私人信件，表示支持卡特的建交決定，並就美中關係的未來提出了一些看法。[11-81]國宴之後是甘迺迪藝術中心的演出，演出向全國電視觀眾做了直播，一位美國官員說它「大概是整個卡特當政期間最風光的一個晚上」。[11-82]佐治亞的花生農場主卡特和軍人鄧小平，他們各自代表著自己的國家，手拉著手站在一起。當他們被介紹給觀眾時，樂隊奏響了英文歌曲〈好想認識你〉。[11-83] 包括艾美?卡特在內的一群美國兒童用中文演唱了幾首鄧小平喜愛的歌曲後，鄧小平出人意料地走上台去吻了他們的手。據蒙代爾副總統說，當時大廳裏人人眼中閃動著淚光。他也許並沒有誇大其詞。[11-84]在與內閣官員的會談中，鄧小平主要談的是貿易問題。他在 1 月 31 日和他們的會談中預言，如果中國能得到貿易最惠國地位（事實上是指正常的貿易關係），那麼用不了多久，美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額（當時與美臺貿易額差不多）就能擴大十倍。在與行政官員的會談中，鄧小平與美方達成了解凍中國在美資產和美國在華資產的協議。美方官員同意，除了將各自的聯絡處升格為大使館，兩國還將在其他城市設立兩個領事館。鄧小平還和美方人員討論了兩國開通直飛航線需要做的事情。中方官員同意制訂一個讓美國媒體在華設立記者站的時間表。鄧小平還參加了一些促進學術和科學交流的會談。鄧小平並不完全明白逐步提升技術所需的過程，他也不完全理解私人公司要利用專利和版權收回其研發成本的考慮。鄧小平才剛剛開始意識到這些複雜的問題，仍對此懷著過高的期望。他簡單地宣佈，他要的不是 70 年代的技術，而是最尖端的技術。[11-85]在與國會參議院的會談中，他的東道主是參議員羅拔?比爾德（Robert Byrd），在眾議院會談中接待他的則是眾議院議長提普?奧尼爾（Tip O'Neill）。對奧尼爾談到的分權制度，尤其是立法和行政部門為權力和影響力而相互競爭這一點，鄧小平很著迷。他本人頗為喜歡奧尼爾，後來奧尼爾又應鄧之邀去北京會晤了鄧小平。但奧尼爾後來寫道，鄧小平絕不懷疑，至少就中國而言，分權制是一種十分低效的治國方式，是中國應當避免的。[11-86]在鄧小平與國會的會談中出現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是否允許人民自由移民。國會在四年前通過了《傑克遜棗瓦尼克修正案》，要求共產黨國家允許希望移民的人自由離開，然後國會才能批准這些國家享有正常貿易關係。當國會議員逼問鄧小平中國是否允許自由移民時，鄧小平回答說：「噢，這事好辦！你們想要多少？一千萬？一千五百萬？」他說的時候不苟言笑，國會議員們再也不敢追問下去。結果中國得到了豁免，得到了最惠國待遇。[11-87]儘管作了精心準備，一個為美國的「中國通」而舉辦的招待會在地點選擇上還是出了大漏子。招待會的舉辦地點是國家美術館的東展廳，這座漂亮的建築由著名的美籍華裔建築師貝聿銘設計，之所以選擇這裏是為了彰顯華裔美國人的作用。參加招待會的是關心中國的工商界、學術界和外交界人士，主辦方是外交政策協會、美國國家美術館、美中關係委員會、對華學術交流委員會、亞洲學會和美中商會。這是一次各界人士出席的盛大集會，其中很多人已經在香港相識，因為在中國對外開放之前，那裏是政府、新聞界、商業界和學術界觀察中國的主要中心。這是個喜慶的時刻，也是一個很多參加者為之努力並期盼已久的值得慶祝的日子。可是貝聿銘後來聽說這次招待會請鄧小平在那裏講話後，感到十分錯愕，因為那個地方根本沒有為公開演講進行聲學設計。事實上，當鄧小平講話時，儘管有麥克風，參加招待的人仍聽不清他在說些什麼，他們繼續跟朋友們不時地相互寒暄。鄧小平身邊的人知道他不高興，但他繼續唸自己的講稿，沒有流露出任何不快，仿佛是在對黨代會上一群聽話的、坐著一動不動的黨員們講話。[11-88]費城、亞特蘭大、休斯頓和西雅圖在與華盛頓官員的會談中，鄧小平談的是全球戰略問題。但是在參觀各地的旅途中，他則著重考察現代工業和交通，並鼓勵美國商人對華投資、學術界人士促進學術交流、普通民眾支持兩國建立更緊密的聯繫。[11-89]在與工商界人士的交談中，他強調中國有很多商品可供出口，用來購買他急於得到的技術。[11-90]在他停留的大多數地方都有揮舞著臺灣青天白日旗的抗議者，有些地方還有狂熱的美國左派抗議鄧小平投靠資產階級，背叛毛的革命。不過大體而言，他的聽眾中洋溢著支持的氣氛棗其中混合著熱情、好奇與善意。[11-91]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沒有舉行公開的記者招待會，也沒有在電視上現場回答問題。但是他給和他同行的美國記者留下的印象是：他平易近人，努力回答記者們和他在旅途中遇到的工商業人士的問題。他確實接見了主要電視台的四位主播。[11-92] 其中唐?奧伯多弗（Don Oberdorfer）是一位傑出的外交和亞洲事務記者，他在鄧小平到四個城市參觀時也一路隨行。據奧伯多弗說，在華盛頓的前幾日結束之後，鄧小平就放鬆下來了。他在各地揮手向人群致意，並和他們握手。對於特殊的朋友，如在西雅圖遇到的參議員亨利?傑克遜，他會送上熱情的擁抱。奧伯多弗描述鄧小平時說：「他的眼光中混雜著迷茫與興奮，那更像是年輕人而不是老人的特點。」[11-93]1 月 31 日，鄧小平在費城的天普大學接受了榮譽學位。他在演講中說：「天普大學也以堅持學術自由而聞名，我認為這是貴校取得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貴校為我這個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人授予了榮譽博士學位，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美國人民是偉大的人民，在短短的二百年時間裏發展出了巨大的生產力和豐富的物質財富，為人類文明作出了傑出貢獻。美國在發展生產的過程中積累的豐富經驗，也可以讓其他國家從中學習受益。」在亞特蘭大，鄧小平迷住了卡特總統家鄉的人們。儘管他只在那裏呆了 23 個小時，在幾天內他一直是媒體上的主角。他在有 1,400 人參加的午宴上發表了講話，讚揚亞特蘭大歷史上的領導人在內戰之後重建城市的表現。[11-94]他把這座城市的過去與中國的現在聯繫在一起：美國南方一直被認為是比較落後的地區，「但現在它已經成了領跑者。我們在中國也面臨著改變我們落後面貌的任務??你們的偉大勇氣鼓舞著我們的信心」。[11-95]亞特蘭大的報紙刊登了一幅鄧小平妻子卓琳擁抱艾美?卡特的照片，並報道了她在羅薩琳?卡特（Rosalynn Carter）女士的陪同下，在華盛頓參觀艾美的學校、一家兒童醫院和華盛頓動物園的大熊貓的情況。[11-96]伍德科克回憶說，在休斯頓，鄧小平鑽進了詹森太空訓練中心一個複製的太空倉，他「很著迷??在這個模擬著陸的運載器中他非常開心，我想他大概願意一整天都待在裏面」。[11-97] 在休斯頓以西 37 英里的西蒙頓牛仔馬術表演中，歐威爾?謝爾（Orville Schell）報道說：「鄧小平在他的助手、部長和譯員的簇擁下，就像小鎮上的老練政客一樣用力地揮著手。鄧小平??走到圍欄前??一個姑娘騎著馬飛奔而至，把自己的寬邊呢帽遞給了鄧小平，口哨和歡呼聲在人群中響成一片。他們高興地看到，鄧小平像表演一樣把他的新帽子戴在頭上。他用這個簡單的動作，不僅結束了中美兩國30 年的怨恨，也給了他的人民某種許可，讓他們和他一起接納美國的生活和文化??消除中國對西方根深蒂固的抵制。」[11-98]在全美國，鄧小平一臉笑容、戴著牛仔帽的照片，成了他訪美的象徵。它給美國公眾傳遞的信息是：鄧小平不但很幽默，而且不太像「那些共產黨」，而是更像「我們」。《休斯頓郵報》的頭條標題是：「鄧小平不問政治，成了德克薩斯人」。[11-99]除了參觀福特和波音的現代工廠、石油鑽探設備和休斯頓太空中心，鄧小平還乘坐了造型流暢的直升飛機和氣墊船。在參觀現代工業場所和太空中心時，鄧小平及其隨行人員進一步加強了他們訪日時得到的印象：中國為了實現現代化，在組織與管理上必須進行巨大的改革。[11-100]鄧小平與摩天大樓和高速公路上川流不息的汽車一起，被展現在了中國的電視螢幕上。行程結束時，鄧小平在西雅圖說：「我們兩國是隔洋相望的鄰居。太平洋不應該是一道障礙，今後應當成為一條紐帶。」[11-101]在就要離開西雅圖飛往東京時，鄧小平患了感冒。（伍德科克回憶說：「我們全都既興奮異常，又筋疲力盡。」）黃華外長代他出席了最後一次記者和主編的早餐會。動身之前，在機場內棗因為外邊寒風中飄著細雨棗舉行的最後一次通報會上，因發燒而略帶鼻音的鄧小平說：「我們帶著中國人民的友誼而來，滿載著美國人民的情誼而歸。」[11-102]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占美?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記中寫道：「鄧小平的來訪是我在總統任內最愉快的經歷之一。對我而言一切都很順利，中國領導人似乎也同樣愉快。」[11-103]卡特對鄧小平的描述是：「聰明、強硬、機智、坦率、勇敢、有風度、自信且友好。」[11-104]卡特也感謝鄧小平能夠體諒美國的政治現實，沒有強調兩國關係的反蘇基礎，因為這樣的言論將有損於美蘇兩國達成軍備控制協議的努力。[11-105]這次訪問象徵著兩國將攜手創造一個和平的世界，這對美中兩國人民都有巨大的感召力。如果說訪問的成功有賴於鄧小平的個人特質的話，那麼這些特質包括他為改善中美關係所作的真誠努力，他內心深處的自信，以及他擔當這個特殊角色時的游刃有餘。這些素質使他能夠完全表現出自在、坦率和機智，以及在得到聽眾的讚賞時由衷的喜悅。一些敏於觀察的中國人說，鄧小平平時並不張揚自己，但一旦遇到挑戰他就能充分振作起來，這正是他在美國的表現。20 年前，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曾在美國刮了 13 天的旋風。赫魯曉夫個性張揚、固執己見且很愛熱鬧，鄧小平顯然與之不同。事實上，赫魯曉夫的確更加惹人注目。他和鄧小平都想開創與美國關係的新時代。鄧小平較為拘謹，做事有板有眼，不願改變自己的計劃。[11-106]但是，鄧小平通過他所達成的交流計劃以及同美國工商界的接觸，為穩定的中美關係打下了更深厚的基礎，這是赫魯曉夫沒有為蘇美關係做到的。在各個城市聽過鄧小平講話的美國商人，馬上著手準備去中國尋找商機。在亞特蘭大與他見過面的 17 位州長中，有不少人計劃與當地商人組團訪華。商務部長冉尼塔?科雷普斯（Juanita Kreps）、農業部長鮑伯?貝格蘭（Bob Bergland）和能源部長詹姆斯?施萊辛格（JamesSchlesinger）也準備在未來幾個月率團在各自領域內與中國拓展關係。國會議員們，即使很多過去批評過中國的人，也都爭相加入訪華的行列。赫魯曉夫在訪美五年後被趕下了台，而鄧小平在訪美後的十多年裏一直擔任中國的頭號領導人，得以見證他在美國播下的種子結出累累碩果。鄧小平在訪美期間，於 1979 年 1 月 31 日和國家科委主任方毅一起同美國簽訂了促進科學交流的協定。[11-107]1979 年初第一批 50 名中國留學生抵達美國，他們前途遠大，但準備不足。鄧小平訪美後的一年裏，有 1,025 名中國人持學生簽證赴美，到 1984 年時則有 14,000 名中國學生進入美國大學，其中三分之二所學專業是自然科學、醫學和工程。[11-108] 北大和清華這兩所中國的頂尖級大學，被非正式地看作赴美深造留學生的「預科學校」。1979 年標誌著中斷了 30 年的中美交往重新恢復，但是短短幾年之內，中美交流的範圍和規模就遠遠超過了 1949 年以前的水平。美國國務院一些有頭腦的官員，雖然完全相信美中恢復邦交的價值，但是對鄧小平訪美期間美國對中國的過度情緒化反應也表示擔憂。他們擔心美國政府和媒體向美國民眾過度推銷中國，就像他們在二戰期間過度推銷蔣介石一樣棗當時美中兩國是同盟，美國民眾對國民黨內猖獗的腐敗毫不知情。在鄧小平 1979 年引人矚目的訪美行程之後，熱情的美國人並不瞭解中國共產黨仍在繼續施行的威權主義、中美兩國在國家利益上的分歧，以及那些仍然妨礙著解決臺灣問題的巨大障礙。[11-109]鄧小平訪美對中國的作用，甚至比對美國的影響更大。鄧小平的訪問改變了美國人對中國的印象；而在中國，他的訪問使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未來觀發生了一系列的巨變。鄧小平訪美使中國民眾瞭解了現代生活方式，其作用甚至大於他對日本和東南亞的訪問。中國電視上每天播出的新聞和鄧小平訪美期間製作的紀錄片，展現了美國生活十分正面的形象棗不僅是美國的工廠、交通和通訊，還有住著新式住宅、擁有各種現代傢俱和穿著時髦的美國家庭。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被呈現給中國人，讓他們趨之若鶩。甚至連在北京的為數不多的美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藩籬也被衝破，相互之間到家裏作客不再受到禁止。毛澤東當年說過對革命來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國在 1979 年以後也經歷了一場革命，其規模和持續時間遠遠超過毛的革命。點燃這場革命的火星固然有許多，但其中迅速形成燎原之勢的火星，當推鄧小平的訪美。就像美國人對鄧小平作出了過度反應一樣，很多中國人也對鄧向美國的開放作出了過度的反應。有些中國人想一夜之間就能得到一切，沒有意識到在能夠享受經濟增長的成果之前，中國需要作出多少改變。還有一些人急於引進中國的現實還難以適應的制度和價值。在中國和西方道路之間找到適當的平衡並不容易，但是對外開放帶來了中西的雜交優勢和思想的復興，它們隨著時間的推移將重新塑造中國。1979 年 2 月結束訪美時，鄧小平對他的譯員施燕華說，通過這次訪問，他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最初施燕華並不明白鄧小平的意思。無論在鄧小平的隨行人員還是與他會面的外國人看來，他顯然很享受這次出訪棗這個看看外部世界、聽人們對他說些恭維話的機會似乎很讓他愉快。但這並不是他出訪的目的。他出訪是因為他要為自己的國家完成一項任務。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改善與鄰國的關係，向日本和美國進一步敞開國門。這既是為了遏制蘇聯，也是為中國的現代化爭取幫助。現在他已經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履行了自己的職責，他可以轉向另一些重要任務了。鄧小平在當時的15 個月裏 5 次出訪國外。雖然他又活了 18 年，但是從此再也沒有邁出國門。[11-110][11-1]Memcon, Carter with Huang Zhen, 2/8/77, vertical file, China, box 40, JimmyCarter Library, Atlanta; Memo, Michel Oksenberg to Zbigniew Brzezinski, no. 17, "The Roadto Normalization" （談判完成不久後后寫下的 9 頁會談總結）, vertical file, China, Jimmy CarterLibrary, the Fairbank Collection, 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也有收藏。[11-2]Memcon, Secretary Vance's meeting with Huang Hua, 8/24/77, vertical file,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關於引導談判和完成關係正常化談判的協商的不同記述，見 CyrusVance, Hard Choices: Critical Years in America'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Simon andSchuster, 1983), pp. 75-83; Jimmy Carter, Keeping Faith: Memoirs of a President(Fayetteville: University of Arkansas Press, 1995), pp. 190-197; Zbigniew Brzezinski, Powerand Principle: Memoirs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1977-1981 (New York: Farrar,Straus, Giroux, 1983);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1969-198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atrick C. Tyler, A Great Wall: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 (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JimmyCarter, Zbigniew Brzezinski, and Richard N. Gardner, "Being There," Foreign Affairs 78, no. 6(November-December 1999): 164-167; Brent Scowcroft and Patrick Tyler, "Safe Keeping,"Foreign Affairs 79, no. 1 (January-February 2000): 192-194; James Mann, About Face: AHistory of America's Curiou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from Nixon to Clinton (New York: AlfredKnopf, 1999); Richard H.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s, 1967-1984: AnAnnotated Chronology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1985)，此文獻原來保密，後被解密; RichardH. 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 Pursuing Interests through "Old Friends"(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 1999); Nicholas Platt, China Boys:How U.S. Relations with the PRC Began and Grew (Washington, D. C.: New Academia, 2009);Jeffrey T. Richelson, project direct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Hostility toEngagement, 1960-1998 (Alexandria, Va.: Chadwyck-Healey, 1999). 有關臺灣問題的記述，見Nancy Bernkopf Tucker, Strait Talk: United States-Taiwan Relations and the Crisis with China(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及 Alan D. Romberg, Rein in at the Brink of thePrecipice: American Policy toward Taiwan and U. S.-PRC Relations (Washington, D. C.: HenryL. Stimson Center, 2003)。在撰寫本章內容時，我曾與一些官員交談，如卡特總統、蒙代爾、布熱津斯基、芮效儉（Stapleton Roy）、查斯?弗里曼（Chas Freeman）、理查德?索羅門（Richard Solomon）、温?勞德（Win Lord）、米歇爾?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和尼古拉斯?普拉特（Nicholas Platt）。我也與中國外交官員黄華以及中國譯員冀朝鑄、唐聞生、章含之和施燕華交談。此外，我還利用了「卡特政府對華政策口述史項目」（Carter Administration China Policy Oral History Project, LWMOT），該項目是由奥克森伯格和伍德科克（Leonard Woodcock）離任後，這為記錄他們所参與的中美關係正常化過程這段歷史，從 1981 年秋天到 1982 年夏天進行的 39 次交談的錄音。這些交談的錄音現藏於韋恩州立大學（Wayne State University）圖書館，一部分屬於伍德科克本人的私人文件，他的遺孀莎朗?伍德科克（Sharon Woodcock）慷慨地為我提供了閱讀它們的機會。[11-3]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China, Jimmy Carter Library; Vance, Hard Choices, p. 82.[11-4]Solomon, Chinese Negotiating Behavior.[11-5]外交部檔案館編：《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1977 年 8 月 24 日。[11-6]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75-1997）》（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977 年 8 月 24 日，頁 188-189。[11-7]Vance, Hard Choices, p. 82; Solomon, U.S.-PRC Political Negotiation, 1967-1984,p. 62.[11-8]《偉人的足跡：鄧小平外交活動大事記》，1977 年 8 月 24 日。[11-9]Vance, Hard Choices, pp. 82-83;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pp. 110-111.[11-10]《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7 年 8 月 24 日，頁 188-189。[11-11]Robert S. Ross, Indochina Tangle: China's Vietnam Policy, 1975-1979 (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人民日報》，1975 年 11 月 26 日。[11-12]Memcon, Meeting of Teng Xiao-ping and Secretary Vance, 8/24/77, vertical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