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國史?第 8 卷》，頁 592-598；《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28 日，頁 125-134。[4-71]2006 年 1 月對一名知情官員的採訪；另參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517.[4-72]DXPCR, p. 361.[4-73]《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頁 139-140；Teiwes and Sun,End of the Maoist Era, p. 516.[4-74]1980 年評價歷史問題時，陳雲、葉劍英等人擔心，如果結論是毛遠新只是簡單轉達毛的意見，會有損於毛的威望。最終毛遠新同意承擔影響毛澤東的責任，因此也得到了比較好的待遇。2008 年12 月對熟悉黨內文件的歷史學家的採訪。[4-75]對「朝陽樣板」的討論，見 Teiwes and Sun, End of the Maoist Era, p. 340.[4-76]這一節內容取材自作者 2006 年 1 月對一位看過很多有關檔案的黨史學者的採訪。[4-77]DXPCR, p. 351.[4-78]2006 年 1 月對一位瞭解毛遠新狀况的幹部的採訪；《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4-1755；DXPCR, pp. 352-353.[4-79]DXPCR, p. 362;《鄧小平年譜（1975-1997）》，僅提到這次來訪發生在 11 月初。[4-80]DXPCR, p. 352.[4-81]《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2 日，頁 1；《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5。[4-82]《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5-1756。[4-83]《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頁 1756。[4-84]David S. Zweig, "The Peita Debate on Education and the Fall of Teng Hsiao-p'ing,"The China Quarterly, no. 73 (March 1978): 140-159.[4-8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16、17 日，頁 31。[4-8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20 日，第 131-132 頁；DXPCR, p. 361。[4-87]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下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下冊，頁 1249。[4-88]DXPCR, p. 366.[4-89]Patrick Tyler, A Great Wall: Six Presidents and China; An Investigative History(New York: PublicAffairs, 1999), p. 226.[4-90]Henry 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9), pp.890-891.[4-91]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4。[4-92]DXPCR, pp. 364-36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5-576；《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1 月 24 日，頁 132-134；2002 年 4 月對唐聞生的採訪。[4-93]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6-577；DXPCR, p. 365.[4-94]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83-586。[4-95]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第 579-580 頁；另參見吳德：《吳德口述》，頁194-199。[4-96]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9-582。[4-97]鄧小平的講話錄音仍保存在中央檔案館，這裏的講述是根據程中原的概括，而程中原的概括則是根據這一錄音的整理稿；《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2 月 20 日。〔經查年譜中無紀錄。—中文版編者註〕[4-98]DXPCR, pp. 367-368.[4-99]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571-579。[4-100]鄧小平和基辛格的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66, CH00367, CH00369, and CH00373,October 20-22, 1975.[4-101]基辛格國務卿與毛澤東會談的分析和要點，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 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談紀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1975.[4-102]基辛格國務卿與毛澤東會談的分析和要點，DNSA, CH00368, October 22, 1975; 基辛格和毛澤東的會談紀要，DNSA, CH00372, October 17,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1975.[4-103]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8, December 3,1975.[4-104]毛澤東與福特的會談，DNSA, CH00395, December 2, 1975; 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6, December 3, 1975; DNSA, CH00398, December 3,1975; 吉拉德?福特和亨利?基辛格與鄧小平會談備忘錄，DNSA, CH00399, December 4, 1975;《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5 年 12 月 1 日-5 日，頁 134-135；Kissinger, Years of Renewal,pp. 886-894; Tyler, Great Wall, pp. 215-219.[4-105]喬治?布殊的報告，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4-106]DNSA, CH00402, December 9, 1975.[4-107]《鄧小平年譜（1975-1997）》，1976 年 1 月 1、2 日，頁 139-140。[4-108]程中原、夏杏珍：《歷史轉折的前奏》，頁 420-422。第 5 章在毛時代終結時靠邊站：1976從 1975 年 12 月到 1976 年 9 月短短一年內，中國有四位高層領導人離開了人世。先是康生，秘密警察頭子，專替毛澤東做見不得人的事，在他佈置下有數百名被控背叛革命的幹部遇害；他於 1975 年 12 月去世。接著是總理周恩來，他死於 1976 年 1 月 8 日凌晨。然後是朱德，紅軍締造者，早期軍隊領袖；他死於 1976 年 7 月。1976 年 9月，高居萬民之上的毛主席撒手人寰。隨著這些人的去世和「四人幫」在 1976 年 10 月的被捕，一個被奉若神明的革命家隻手就能撼動整個國家的時代結束了。周恩來去世周恩來走在毛澤東之前，這使毛澤東得以左右周恩來追悼會的安排：他試圖借機抑制群眾對周的懷念，對周一生的成就只給予了以黨的標準而論盡可能低的評價。可是毛這些手段的效果適得其反。很多中國人非但不服氣，反而為深得他們敬仰與愛戴的周恩來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而憤憤不平。周恩來去世的當天下午，政治局開會籌備追悼會事宜，當時仍名義上擔任副總理的鄧小平於下午 6 點 30 分把政治局撰寫的訃告草稿送毛澤東批示。第二天一早毛就批准了訃告，對以毛澤東、王洪文、葉劍英、鄧小平和朱德為首的107 人治喪委員會的人選也沒有提出意見。 [5-1]毛甚至同意由鄧小平致悼詞，將周恩來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但是毛澤東沒有出席追悼會。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三天前，毛不以為然地對他的警衛團團長汪東興說：「為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 [5-2]他讓機要秘書張玉鳳簡單解釋說，他行動不便，無法出席（雖然短短幾個星期後，他還有體力會見尼克遜總統，會晤時間長達 1 小時 40 分）。他確實給周恩來送了一個花圈，但除此之外沒有參加任何追悼活動。在周恩來去世前的最後幾個月裏，毛澤東也同樣與他保持著距離。到 1975 年 9 月，周恩來的體重已從過去穩定的 130 斤減少到僅 80 斤。 [5-3]鄧小平、葉劍英等親密同事常去醫院病房看望他，儘管他已經無法說話。1 月 5 日他做最後一次手術時，鄧小平和李先念等人守候在一旁。 [5-4]儘管毛澤東的體力要比周恩來好得多，卻一次也沒去醫院看望過周。毛還試圖弱化外國人對周的悼念。周恩來去世的當天下午 4 點，鄧小平向毛彙報說，很多外國代表請求前來表達敬意。當天下午晚些時候鄧小平在會見阿爾巴尼亞大使時宣佈，根據毛的指示，外國駐京大使可以參加弔唁活動，各國領導人可以前往中國駐該國使館憑弔，但不必派代表團來京。[5-5]儘管毛澤東態度冷漠，但當電台和廣播喇叭裏傳出周恩來逝世的噩耗後，舉國上下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在群眾的眼中，周恩來自 1973 年以來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對待。民眾自發流露的哀痛，堪與 1945 年羅斯福去世或 1963年甘迺迪遇刺在美國引起的反應相比。中國人民還記得一年前周恩來出席全國人大會議時虛弱憔悴的樣子，故而對他的去世並不感到意外。但讓他們擔心的是，再也沒有誰能夠保護國家、使之免於毛澤東和「四人幫」的瘋狂行徑了。一些在文革中受過迫害的領導人，對周恩來如此心甘情願地與毛澤東合作深感不滿；但是在群眾眼裏，是周恩來使他們躲過了毛澤東的極端做法。 [5-6]很多人擔心，周恩來現在已經不能再保護他們，接下來不知會發生什麼。1 月 11 日，北京居民僅僅從小道消息得知為周恩來送葬的車隊將在當天出現，就已紛紛聚集在天安門廣場，表達他們的哀思。這天下午，運送周恩來遺體的靈車在 100 輛黑色轎車跟隨下，經天安門廣場駛往西山的八寶山革命公墓，周的遺體將在那裏被火化。儘管是數九寒天，估計有一兩百萬人佇立於街道兩側。 [5-7]悼念的群眾聽到讓他們擔憂的謠言說，政治局不顧周恩來的遺願，下令將他的遺體火化，他們憤怒地堵住了車隊，直到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向他們保證說，遺體火化是周恩來本人的要求。[5-8]1 月 12 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幅覆蓋著黨旗的周恩來遺體的照片，這意味著悼念活動已得到允許。 [5-9]於是成千上萬的人前往紫禁城旁的太廟瞻仰周恩來的骨灰盒。雖然禁止佩戴黑紗，製作黑紗的黑布和紮小白花的白紙還是在北京脫銷。[5-10] 到 1 月 12 日，大約已有 200 萬人曾前往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敬獻過花圈和祭文。[5-11]在 1 月 12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張春橋提議由葉劍英元帥在 1 月 15 日宣讀政治局為追悼會準備的悼詞。葉帥在一個月前剛讀過康生的悼詞，儘管鄧小平當時正受到猛烈批判，他還是想給鄧小平一個宣讀悼詞的機會。其他政治局成員接受了葉劍英的建議。[5-12]毛澤東雖然有權阻止，但否定政治局的決定也會令自己難堪，因此也同意了由鄧小平宣讀根據政治局指示正式擬定的悼詞。在追悼會上，鄧小平代表黨中央向精心挑選的 5,000 名與會者宣讀了悼詞。據經常給周恩來和鄧小平當翻譯的冀朝鑄回憶，很少感情外露的鄧小平「剛開口讀到『我們的總理』時就聲音哽咽，停頓了一下。每個人也都在落淚」。[5-13]半個世紀以來，鄧小平的生活與周恩來難分難解，兩人都在毛手下兢兢業業幹了幾十年，也都在毛手下受過罪。這是鄧小平在 1977 年春天復出之前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面。鄧小平宣讀的悼詞頌揚了周恩來。但悼詞內容是按政治局的指示寫就的，所以毛澤東和「四人幫」也很難不同意。悼詞中說：周恩來為黨、為戰無不勝的人民解放軍、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建立、為工人、農民和各族人民的大團結作出了貢獻。他為無產階級專政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在外交事務上他貫徹了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周恩來同志一生忠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他總是顧全大局，遵守黨紀，善於團結絕大多數幹部。他謙虛謹慎，平易近人，為其他領導人樹立了生活艱苦樸素的榜樣。鄧小平又總結道，他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同疾病作了頑強的鬥爭。[5-14]追悼會一過，立即宣佈正式的悼念活動結束。儘管報紙上刊登了追悼會的簡訊和鄧小平致的悼詞，但與革命領袖去世時通常的做法相反，版面上幾乎沒有刊登任何介紹周恩來生平的文章，也沒有關於天安門廣場上和運送靈柩時參與悼念群眾人數的官方估計。對於這種淡化周恩來去世的做法，很多人感到憤憤不平，不僅是因為沒有為受到他們崇敬的人舉行適當的悼念會，還因為這暗示著周恩來和鄧小平的對手在政治上佔了上風，他們將實行與周恩來背道而馳的政策。[5-15]追悼會過後，按周恩來遺孀鄧穎超的請求，由她陪伴周恩來的骨灰前往機場。在那裏，工人將骨灰送上一架飛機，從空中撒向他奉獻了一生的中國大地。[5-16]鄧小平下台和華國鋒當選：1976 年 1 月悼念周恩來的活動僅僅讓政治局的批鄧會議中止了幾天。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兩次檢討很不滿意，在周恩來追悼會的前一天就作出指示說，要把這些檢討印發政治局，作進一步的討論。[5-17] 在鄧小平看來毛的意圖不言自明。在 1 月 20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當鄧小平第三次作檢討時，他再次表示希望有機會見到毛主席。江青問鄧小平為何要見主席，鄧小平說，他要親自向主席說明自己錯誤的嚴重性，親自聆聽主席的批評和指示，還要對自己工作中的一些問題作出說明。[5-18]但是毛澤東一向拒絕跟他的批判對象見面，這次也不例外。他不想單獨聽鄧小平說什麼，因為鄧小平很容易事後不認賬。[5-19]鄧小平知道自己無法單獨見到毛澤東後，立刻提筆給他寫了一封信，實際上是宣佈自己準備辭職。他把信交給了毛遠新，請其轉交毛澤東。他寫道：「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擔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懇請予以批准。[5-20]現在，已過去兩個多月，批判還將繼續下去，再不提出會妨礙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的過失。至於我自己，一切聽從主席和中央的決定。」[5-21]毛在收到鄧小平的信後，第二天又與侄子見面，聽他彙報鄧小平在昨天會上的表現。在毛遠新看來，鄧小平的檢討仍然不充分。毛遠新還向毛澤東彙報說，三位副總理棗華國鋒、紀登奎和陳錫聯（這三位年輕的省級幹部分別在 1973和 1969 年調入政治局，日後成為更高職務的主要候選人）棗都請求有人牽頭處理國務院工作。毛立刻回答說，可以讓華國鋒帶個頭，並隨即主持黨的日常工作。[5-22]華國鋒不僅對外國人來說是個新面孔，甚至對中國民眾也是如此，但毛澤東認識華國鋒已有 20 年。毛第一次見到華是在 1955 年，當時華在毛的家鄉湖南湘潭任地委書記，大力擁護毛澤東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給毛留下了良好印象。在過去的 20 年裏毛澤東一直很瞭解華國鋒，華國鋒在每一場政治運動中都堅決擁護毛澤東，而每一次運動之後也都得到了提拔。在毛 1959 年批判彭德懷和後來林彪墜機後批判林彪時，華國鋒都證明了自己是毛的可靠擁護者。其他北京領導人是在 1973 年華國鋒升進政治局後，才有機會對他有所瞭解（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王洪文性情固執、難與他人共事，華國鋒則是與觀點不同的幹部也能做到關係融洽。華在文革前就是高幹，因此那些剛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容易接受他。「四人幫」也接受他，因為他們樂觀地以為此人性格溫順，易於操縱。毛澤東告訴毛遠新讓華國鋒牽頭的同一天（1 月 21 日），張春橋和江青安排召開了清華、北大的黨委會議，會上第一次點名批判了鄧小平。曾經受到鄧小平支持者批評的清華幹部遲群，帶頭組織了更多公開批鄧的會議。[5-23]毛澤東先公開批鄧，再讓他退出政壇，他作這樣的時間安排自有其考慮。在 1975 年，群眾都把鄧小平看作領導人，認同他的工作表現。為使華國鋒這個新領導人被人們接受，不因鄧小平的存在而受到影響，最好是讓鄧小平退出公眾視野，降低他在群眾中的威望。中國民眾和外國媒體是從 1 月 26 日的《人民日報》上預感到了華國鋒的高升。雖然這則新聞沒有用通欄大標題，而是放在第三版一條不起眼的報道中，只說華國鋒接待了一個羅馬尼亞貿易代表團。[5-24] 1 月 28 日，毛澤東正式讓華國鋒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5-25] 2 月 2 日，鄧小平提出辭職兩周後，黨中央向全國高層幹部宣佈：經政治局一致同意，任命華為代總理。[5-26] 鄧小平這時已經退出人們的視線。他提出辭職後，直到 1977 年夏天才回來工作。[5-27]毛澤東知道，華國鋒不像鄧小平、周恩來那樣出類拔萃，但他實在找不到其他年齡和經驗都合適、又能符合其要求的幹部。至少就當時而言，毛澤東雖然放棄了鄧小平，但他並沒有放棄抓安定團結，而華國鋒（與王洪文不同）既不樹敵，也不搞派系。其實，華國鋒屬於那種鄧小平考慮提拔下級幹部時也會尋找的人：他是一步一步被提拔起來、能夠解決問題的實幹家。雖然他缺少馬列主義理論素養和外交經驗，但毛澤東希望他能逐漸熟悉這些領域。也許對於毛澤東來說，最重要的是華國鋒是文革的受益者，因此可以確信他不會否定文革。與鄧小平不同，華國鋒沒有自己的勢力基礎，他能掌握領導權全憑毛澤東拔擢。所以毛可以放心，他會維護毛的威望和遺志。[5-28]但是，在高層缺少經驗的華國鋒只是被任命為代總理：毛澤東在最終任命他之前，仍然要觀察他。1975 年 1 月，毛對鄧小平表現出的領導能力十分放心，才把黨政軍全部頭銜正式交給了他。相反，華國鋒在 1976 年 1 月既沒有進入政治局常委，也沒有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甚至沒讓他擔任任何軍隊要職。但是毛澤東確實把主持政治局會議、領導黨和政府日常工作的全部責任交給了華國鋒。華最初的任務之一是領導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即批判鄧小平為許多老幹部恢復工作的做法。批鄧運動的失敗即使在撤了鄧小平的職，準備對他進行公開批判之後，毛澤東對批鄧仍是有節制的。他在 2 月 21 日選定華國鋒後的講話中說，與鄧小平的分歧還不是那麼嚴重，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敵我矛盾；對鄧小平的工作以後還要再商量；現在可以減少他的工作，但還是要讓他繼續工作，不能一棍子打死。毛澤東沒有完全拋棄鄧小平，但他決定開展一場公開的批鄧運動。他還盡量減少鄧小平對軍隊的控制，使他難以聯合軍隊反對自己。1 月 18 日，即鄧小平把辭職信交給毛澤東的兩天以前，大約有七八千名國防科技幹部在先農壇體育館召開了批判「右傾翻案風」的大會。曾與鄧小平在國防科技領域密切合作過的張愛萍將軍此前已受到嚴厲批評，江青甚至說他是國民黨特務。張捎話說自己身體不適不能到會，並稱自己作出的決定由他本人承擔責任，與部下無關。[5-29]當政治氣候迅速轉為不利於鄧小平及其同事時，張愛萍將軍並不是唯一感到不適的人。除了張愛萍以外，另外三個「金剛」及其親密同事棗胡耀邦和他推動科技工作的同事，萬里和他主管鐵路的同事，以及周榮鑫和他教育界的同事棗也都受到了批判。兩個月後周榮鑫去世。中央在 2 月 2 日宣佈，由於葉劍英元帥生病，由陳錫聯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陳錫聯在遼寧時與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過從甚密，因此毛遠新可以做陳錫聯和毛澤東的聯絡員，確保軍隊維護毛的利益。2 月 16 日中央批准了中央軍委的報告，宣佈鄧小平和葉帥去年夏天在軍委擴大會上的講話有嚴重錯誤，停止傳達他們的講話文件。此報告一公佈，鄧小平和葉帥在軍委的工作也隨之結束。[5-30]毛澤東不想冒任何風險，讓受到批判的鄧小平和葉帥有可能與軍隊領導人聯手跟他作對。由毛遠新牽頭，中共中央組織召開了由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參加的批鄧會議。這次會議從 2 月底開到 3 月初，很多地方領導人都是在這次會上第一次聽說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而材料又是毛遠新搜集整理的。毛對毛遠新說，鄧小平把毛的「三項指示」（反修防修、安定團結、把國民經濟搞上去）放在一起的行為，既沒有得到政治局的批准，也沒有向毛彙報。毛還批評鄧小平所講的「白貓黑貓」論（即「不管是黑貓、白貓，會捉老鼠就是好貓」），認為這個說法並沒有將帝國主義和馬列主義區別開來，反映出鄧小平的資產階級思想。張春橋插嘴說，鄧小平是資產階級的代表，他對內搞修正主義，對外搞投降主義。這之前在會上批鄧是不點名的，但是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點了鄧小平的名，批他搞「修正主義」路線。不過華國鋒和毛澤東一樣，對批鄧運動作了一些限制：不要上街張貼批鄧的大字報，不要在廣播電台上批判。3 月 3 日，毛澤東和華國鋒批鄧的文件傳達到了全黨。[5-31]江青像通常一樣，沒有那麼節制。她在 3 月 2 日召開了一個 12 省負責人的會議，試圖將鄧小平錯誤的嚴重性升級，把他稱為「反革命」和「法西斯」。在毛澤東看來這太過分了。他批評江青不跟自己商量就開會，並禁止發表她的講話錄音。3 月 21 日，《人民日報》號召「深入批判黨內那個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但北京的幹部明白，毛澤東仍希望鄧小平回心轉意，這是在給他機會。[5-32] 然而鄧小平沒有任何軟化立場的表示。到 4 月 5 日時事情已經很清楚，批鄧運動在群眾中是不得人心的。示威支持周恩來和鄧小平棗天安門廣場：1976 年 4 月 5 日中國的清明節（每年的掃墓日）是每年祭奠亡靈的日子。離 1976 年清明節 4 月 5 日還有好幾周的時候，「四人幫」就預感到有人會利用這個時機上街遊行悼念周恩來。他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在北京，不僅幹部和學生，很多一般群眾也對 1 月份沒有為周恩來舉辦適當的悼念活動感到氣憤，他們的確打算在清明節表達對周恩來的崇敬。清明之前的 3 月 25 日，「四人幫」控制的上海《文匯報》發表文章批判鄧小平及其「後台」，稱還有另一個「走資派」。人人都明白這是指周恩來。在這件事上，「四人幫」理解民情的能力極差，因為這篇試圖抹黑周恩來的文章引起了反彈。當年當過紅衛兵的人憤怒了，把他們過去在批判江青的對手時學到的本領反過來用在了江青身上。在上海，一大群人立刻包圍了報社，要求作出解釋。在距上海三小時火車車程的南京大學，很快就出現了抨擊《文匯報》文章的大字報，示威也從大學蔓延到南京主要街道。人們抬著花圈從南京市中心的街道向雨花台進發，將花圈擺放在陵園內；這裏是為紀念被國民黨殺害的十萬共產黨人而建立的墓地。後來「四人幫」讓自己的人取走花圈，並阻止了進一步的示威。他們不讓官方媒體報道南京示威的消息，卻無法阻擋消息從非官方的渠道傳播到其他城市。[5-33]3 月 26 日，南京爆發示威活動的次日，鄧小平被叫到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被批判為名聲掃地的黨內資產階級的頭子，並被譴責要搶班奪權、另立中央、最終復辟資本主義。[5-34] 實際上鄧小平還受到警告說，4 月 5 日如果發生任何示威，他也要對其負責。僅僅四天之後，3 月 30 日，悼念周恩來的第一批花圈開始出現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人們張貼悼念周恩來的詩文，歌頌周恩來、抨擊「四人幫」的演說開始吸引人群。另一些大字報表示支持鄧小平，還有人拉出一串小瓶子，因為漢語中的「小瓶」與「小平」諧音。北京的中共領導層試圖阻止民情的進一步宣洩，宣佈各單位可以在自己單位內開展悼念周恩來的活動，但要維護天安門廣場的秩序。他們派出巡邏警察阻止任何示威活動。北京市的官員估計，4 月 3 日星期六那一天，大約有 100萬人去過廣場，當天廣場上的人數最多時達到 10 萬，並一直維持在數萬人以上。 [ 5-35]北京市的領導發出緊急通知說：「不要去天安門送花圈??送花圈是舊習俗。」[5-36] 但是消息不脛而走，4 月 4 日星期日那天，天安門廣場上人山人海（估計超過了 200 萬人）。人們向周恩來表達敬意，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為避免讓江青抓住更多的把柄攻擊自己，鄧小平禁止家人去天安門廣場。廣場上的詩文、大字報、小白花、花圈越來越多。[5-37]人們聚集在演講者周圍，聽他們冒著被捕的危險表達對周恩來的愛戴；演講者們表示，不惜犧牲生命也要反對陰謀篡權的「四人幫」。廣場上的人來自各行各業，有幹部、學生、工人和農民。[5-38]幾個最大膽的演說者遭到逮捕。親自觀察過現場的英國大使館官員羅傑?加塞德（Roger Garside）說:這次人民悼念周恩來的活動，比我見過的任何國家葬禮都要感人。這種政治示威與我在中國見過的任何事情大相逕庭。??大批人群的行動是發自於信念??表達著多年來暗流湧動的思想感情。這是??對周恩來去世後所受待遇的憤怒，是反抗毛澤東的精神，是對中國未來的憂慮，是對那些肯定會懲罰示威者的人的蔑視。??人民收回了給毛的授權。[5-39]4 月 4 日下午，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研究如何應對廣場的事態。同情示威的政治局委員葉帥和李先念告病缺席，鄧小平也沒有到會。華國鋒主持了會議，並且有毛遠新到場。北京市委書記兼革委會（它全面負責北京的治安）主任吳德在會上說，廣場上的 2,073 個花圈分別來自 1,400 多個單位。一個地方的花圈堆了六米多寬。吳德還報告說，有些示威者早就在策劃這些活動，而且受到鄧小平的影響。江青想要讓示威停下來，她宣佈，清明節已經結束，要在黎明前把花圈清理出廣場，送往八寶山革命公墓。華國鋒指示吳德想辦法落實江青的要求。[5-40]4 月 5 日星期一的黎明前，北京市派出大約 200 輛卡車來到天安門廣場，工人們把花圈扔到車上拉走了。天亮之後人群又湧入廣場，人數超過 10 萬。當他們明白了發生的事情後，群情激奮，開始高呼：「還我花圈，還我戰友！」無畏的人群衝擊人民大會堂，點燃汽車，砸毀自行車，追打一位外國攝影記者，還攻擊了一座駐有民兵的小樓。當天下午政治局再次開會。已多日不參加政治局會議的鄧小平被叫到會上接受批判。張春橋首先攻擊鄧小平說，他和納吉（Imre Nagy，1956 年匈牙利暴動的主使者）一樣。[5-41]毛遠新接著傳達了毛澤東批評鄧小平的書面和口頭指示，鄧小平一直保持沉默。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了毛澤東要調動 10 萬民兵鎮壓示威群眾的命令。但是負責民兵工作的倪志福說，頂多可以調動 3 萬民兵，吳德也補充說，這麼多民兵對付不了廣場上的大批抗議群眾。接下來，張春橋說，吳德應當向示威人群發表廣播講話。於是吳德寫了一個簡短的廣播稿，把它交給華國鋒等政治局成員過目，他們同意了講話的內容。廣播稿不提抗議的原因，而是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他們警惕廣場上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正是這些人在把悼念活動轉變成一場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政治運動。它還提到不肯改悔的走資派，他們不是團結在毛主席和黨中央周圍，而是大刮「右傾翻案風」。廣播員說，由於反革命分子正在利用這一事件，革命群眾應當立刻離開廣場。4 月 5 日下午 6 點 30 分，政治局的錄音講話在廣場上播出。在《人民日報》次日刊登的這篇講話中，加上了沒有出現在廣播中的鄧小平的名字，特別指出他就是不肯改悔的「走資派」。[5-42]根據政治局批准的計劃，民兵要在晚上 8 點出動，但當時在場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吳忠認為，廣場上的示威者仍然太多。他對一直與他保持電話聯繫的華國鋒和陳錫聯解釋說，民兵此時清場為時尚早。晚 10 點半廣場上打開了探照燈，再次廣播了吳德的錄音講話，要求抗議者離開廣場。最後，夜裏 11 點吳忠打電話報告吳德，還留在廣場上的示威者大約只有 1,000 人了，吳德下令出動民兵。當時逮捕了 38 人（按後來追查，又陸續拘捕了 260 餘人，先後共拘押 388人）。雖然警察沒有使用槍械，但他們確實使用了棍棒，有數十人受傷，清場之後街上留下一些血跡。[5-43]但沒有關於死亡的報道。幾小時以後，4 月 6 日的黎明之前，部分政治局成員開會評估這一事件。他們斷定示威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因此已經構成一場反政府的陰謀。當天下午，毛遠新與毛澤東會面，一起討論了事件的性質，毛主席同意宣佈這是一場陰謀。沒有證據表明毛澤東本人認為鄧小平是組織示威的幕後黑手（如公開宣佈的那樣），但他確實認為，假如鄧小平繼續掌權，將會把黨帶上一條錯誤的道路。[5-44]當天晚上，江青也與毛澤東見面，再次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毛澤東仍然沒有同意。[5-45]當時在中央檔案館工作的高文謙說，對毛澤東來說，4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上發生的事情是「十分令人沮喪的。??以往他總是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接受民眾的山呼『萬歲』，而如今竟成為人們聲討的對象，??﹝他﹞身後恐怕也難逃歷史的清算。??毛澤東內心的沮喪和恐懼的心情可想而知」。[5-46]中國當時並不採用投票選舉方式，甚至連村級選舉也沒有，但是天安門事件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民眾政治覺悟最高的北京，毛澤東已經失去民心，周恩來才是百姓心目中的英雄，鄧小平也有足夠的民意支持成為主要領導人。撤掉鄧小平和提拔華國鋒：1976 年 4 月4 月 7 日上午，當毛遠新再次向毛澤東報告最新事態時，毛給了他一份書面批示，對如何進行稍後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作出了指示。在政治局開會時，毛遠新出示了毛澤東寫的紙條，上面寫著：「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簡言之，運動變成了反革命運動，矛盾也不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是更加嚴重，成了黨與企圖推翻黨的敵人之間的矛盾。毛遠新還向政治局傳達了毛主席的兩條建議：第一，代總理華國鋒正式擔任總理和黨的第一副主席；第二，當時仍未被正式撤銷黨政軍職務的鄧小平，要免去其全部職務。然而，即便在這時，毛澤東對待鄧小平仍是有節制的，還指示說，對鄧小平要「保留黨籍，以觀後效」。毛的指示傳達後，政治局會議上一片沉寂，隨後便批准了毛的建議。只要毛澤東一張口，結果從來不會有任何意外。毛澤東把鄧小平徹底趕下了台。但是當汪東興最先向毛澤東透露江青有可能動員群眾批鄧時，毛指示汪東興把鄧小平轉移到一個離他的子女不太遠的安全地方，住處要向「四人幫」保密。[5-47]毛澤東把權力全部交給華國鋒，免去了鄧小平的一切正式職務，這就為華國鋒領導國家掃清了道路。在毛澤東看來，華國鋒擔任代總理的幾個月裏沒有犯過大錯，況且他也沒有更好的人選能既忠實於他的威望、又能與激進派和老幹部搞好關係。華國鋒在鎮壓「四五」示威時也行動有力。一些瞭解內情的北京幹部相信，直到 4 月 5 日之前，毛澤東一直保留著讓鄧小平和華國鋒共同承擔領導責任的可能。但是 4 月 5 日群眾表現出的對鄧小平的擁護程度，使這件事變得根本不可能了：華國鋒將被鄧小平壓倒。毛澤東允許鄧小平保留黨籍，給他留下了重新報效國家的可能，只是現在還為時尚早。這一晚 8 點，發佈了華國鋒被任命為黨的第一副主席和政府總理的公告。[5-48]全國各大城市黨的上層負責人紛紛召開表態大會，向華國鋒表示效忠。各個單位和大學也召開了同樣的表態大會。例如北京大學的全體學生就接到通知收聽 4 月 7 日晚上 8 點的重要廣播；到了指定時間，校內的廣播喇叭宣讀了慶賀新上任的第一副主席和總理華國鋒的公告，然後宣佈召開由各系代表參加的全校大會。代表們在會上聲討鄧小平，支持華國鋒。不過，有些人注意到，發言者一本正經地唸稿子，卻幾乎沒有表現出 4 月 5 日天安門廣場的抗議者那樣的熱情。[5-49]雖然華國鋒很少能見到毛澤東，但是在 4 月 30 日新西蘭總理馬爾登（Robert Muldoon）訪華期間他與毛澤東見面時，毛拿出一張紙，在上面潦草地塗了幾句話交給華國鋒：「慢慢來，不要著急，照過去方針辦，你辦事，我放心。」[5-50]華國鋒當時沒有把毛澤東這條最後的指示公之於眾，但紙條的真實性和毛澤東的意圖無人質疑。 [5-51]毛選定了華國鋒做他的接班人。毛的判斷是，華國鋒會一直忠實於他和他的路線，他這個判斷是正確的。但是他希望華國鋒能夠團結激進派和老幹部的想法卻未能如願。毛去世之後沒過幾天，華國鋒就斷定自己不可能跟江青及其激進派同夥共事。毛澤東還希望華國鋒在葉帥和李先念等老幹部的支持下，能夠形成一個長期穩定的領導班子，這個願望也未能變成現實。1976 年 4 月 7 日以後的鄧小平1976 年 4 月 8 日，鄧小平被撤銷一切職務的次日，鄧請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在信中明確表示自己仍會遵守黨紀。他寫道：「我完全支持黨中央讓華國鋒同志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的決定。」他知道江青想把他開除出黨，又說：「我對於主席和中央能夠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的感激。」[5-52]但是，鄧小平不被准許參加黨內討論或公開會議，也不能參加紅軍司令朱德（7 月 6 日去世）和毛澤東（9 月 9日去世）的追悼會。[5-53]在毛澤東逝世當晚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再次試圖把鄧小平開除出黨，但不僅遭到葉帥的反對，也被恪守毛澤東命令的華國鋒拒絕。[5-54]被批判和孤立的壓力即使對鄧小平這麼剛強的人來說也是一種重負，何況很多人沒他那麼飽受折騰。4 月 5 日之後，批判周榮鑫的會議愈演愈烈，連負責清理天安門廣場的吳德也承認，是「四人幫」和遲群「把他鬥死了」。[5-55]毛澤東不僅保護鄧小平，允許他留在黨內，還為他提供了一些特殊的關照。例如，鄧小平在 6 月 10 日讓汪東興把他的一封信轉交華國鋒和毛澤東，他說自己的妻子為了治療眼疾住進醫院，最好能有一位家人在醫院看護她。毛澤東批准了他的請求。鄧小平在 6 月 30 日也接到通知，他可以從東交民巷的臨時住處搬回寬街的老住所。即使在彌留之際，毛澤東也沒有完全放棄鄧小平。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九天以後，北京一百多公里外的唐山發生大地震，官方統計有 24.2 萬人死亡。北京也有強烈震感，估計有三分之一的建築結構受損。如同帝制時代一樣，有人認為這場災難是上天對統治者不滿的徵兆。鄧小平一家人和其他許多人一樣，在院子裏搭了一個帳篷，一直住到他們不再擔心房子倒塌為止。鄧小平一家人搬回原來的家之後，從 1976 年 4 月 5 日直到 1977 年初恢復工作，他在寬街的生活就像在江西的三年一樣，又變成了以家人為中心，並只能從報紙和電台上瞭解新聞。1976 年 4 月 7 日後的政治制衡華國鋒被選為總理和第一副主席意味著他在政治上的排名第一次超過了「四人幫」。華國鋒想跟「四人幫」搞好關係，可是他們卻要唱自己的戲。大體而言，他們是激進派的宣傳家，華國鋒則是解決問題的實幹家。此外，華國鋒的晉升也使「四人幫」有理由把他視為勁敵。華國鋒從一個謙遜的中層幹部到突然身負大任，在把握緊張的政治氣氛上格外小心。很多老幹部支持他，是因為至少在短期內他們找不到另外一個能維護國家團結的人，還因為華走的是溫和路線，更因為華主動和他們合作。直到 4 月 7 日以前，毛澤東仍然大權在握，仍有精力操縱上層政治，但是他也知道，人們都覺得他最多活不過一年。他已經看到耗子們正在棄沉船他去。2 月 23 日他會見尼克遜總統時，提到了自己念念不忘的「六廠兩校」，他說：「我也只能管得了北京附近幾個地方。」[5-56]高層幹部因為他早年取得的成就仍然尊重他，但是他們也在考慮還要在多大程度上服從他。他已經不再能把自己的威名變為實權，像 1958 年或 1966 年至 1967 年那樣動員全國了。毛澤東選定了華國鋒，並在 4 月 7 日進一步明確地把統治權交給他，但無論在這之前還是之後，兩人之間都很少直接來往。在這之前，即使臥病在床，毛仍然積極部署批鄧運動，挑選未來的領導核心。而 4 月 7 日之後，尤其是 5月 11 日第一次心臟病發作之後，他就既無心也無力積極指導華國鋒了。與此相反，江青依然精力充沛，猛批鄧小平和其他老幹部。她盡力鞏固自己的關係網，重點首先放在黨和軍隊的宣傳部門上，並且恫嚇那些畏懼在毛死後由她掌權、不敢得罪她的人。1976 年 5 月，葉帥的至交之一王震將軍去西山軍區大院葉劍英的住處看望葉。王震提出了如何對待「四人幫」的問題。當時還很少有人敢於說出很多人的心裏話：其實「四人幫」本是一個以毛主席為首的「五人幫」。的確，據說當王震小心翼翼地問葉帥對「四人幫」的看法時，葉帥擔心可能有人竊聽，便展開右手的四個指頭，並把拇指彎向掌心，他的意思是，等毛澤東撒手人寰之後再說吧。哪怕這個故事是捏造的，北京也有很多人相信它，它也符合葉帥的風格。身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在部署批鄧和提拔華國鋒上扮演著核心角色，但是 4 月 5 日之後，隨著毛澤東不再積極問政，毛遠新的角色也變得不那麼重要了。儘管華國鋒在 4 月 7 日擔任了更高的職務，他並沒有獲得對軍隊的控制權，這使他不能像鄧小平那樣行使權力。華國鋒指導行動的治國方針並沒有遠離鄧小平的做法：即以務實的方式推動四個現代化。上面的決策仍然懸而未決，下面的官僚系統則每日每天繼續運行著，儘管缺少大方向；同時不安地等待著毛澤東之後新的權力格局的出現。毛澤東去世：1976 年 9 月 9 日1976 年 5 月 11 日，天安門示威剛過去一個月，毛澤東犯了心臟病（心肌梗塞）。他仍然有意識，但身體已變得十分虛弱。此前毛澤東還一直能審閱政治局的文件，在政治局的決定向下傳達和落實之前給予最後的批准。但是在 5月 11 日之後，他就不再能看文件了。6 月 26 日他的心臟病第二次發作，9 月 2 日又發作了一次，並於 9 月 9 日零時10 分去世。自動成為黨的代主席的華國鋒當天清早馬上召集政治局開會，批准了宣佈毛澤東逝世的訃告。訃告將於當天下午 4 時公佈。毛澤東的去世讓舉國陷入受政府引導的悲痛之中。這是一個領導了中共 40 年、領導了國家 27 年的傳奇人物；政治上一無所知的普通群眾一向接受著熱愛毛主席的教育，為他們頂禮膜拜的領袖的去世而落淚，表達著他們的崇敬之情。即便是那些參加「四五」遊行的人也在擔憂毛的去世將對國家的未來、甚至對自己生活產生何種影響。中國是否會回到 1966 年至 1969 年的混亂狀態？政府是否會崩潰，使得國家陷入內戰？不管高層幹部有多少類似的擔憂，眼下他們得做非做不可的事棗準備追悼會、處理遺體、寫公告、接待國內外各種團體、維護首都的治安。以華國鋒為首的 377 人的治喪委員會立刻宣佈成立，名單序列說明了官員的地位高低及其對黨和國家的貢獻多少。北京和各省都在精心籌備追悼會，人人都在表達對毛的崇敬，政治角力也被暫時放在一邊。各級負責人各就各位，再次明確了他們在官場上的位置。華國鋒牢牢控制著追悼活動，他全面領導悼念活動的工作後來得到了很高評價。從 9月 11 日到 17 日，人民大會堂每天都在舉行悼念活動。9 月 18 日，按照常規仍由王洪文棗他不再負責日常工作，但仍保留著正式職務棗主持追悼會，但最高榮譽給了華國鋒，他在天安門廣場上宣讀悼詞，讚美毛澤東是「當代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估計有 100 萬人出席了追悼大會。同日，全國的工廠和列車鳴笛三分鐘致哀。華國鋒還宣佈，毛澤東的遺體在解剖之後 ，將被保留並供人瞻仰。後來天安門廣場上建起一座紀念堂，參觀者在外面排隊進去瞻仰毛的遺容。鄧小平和 1975 年與他密切共事的幹部棗胡喬木、張愛萍、萬里和胡耀邦棗被排除在參加悼念活動的黨政領導人之外，這對於他們是一個打擊。不過鄧小平在家裏設了一個靈位，與家人一起私下祭奠毛澤東。[5-57]追悼活動一過，高層政治領導人又恢復了各種政治運作，以樹立和維護他們的公共形象，為必將來臨的權力鬥爭作準備。抓捕「四人幫」江青曾對她的西方傳記作者洛葛仙妮?維特克說：「性愛在最初幾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長久使人著迷的是權力。」[5-58]毛澤東去世後，她曾驕傲地宣佈自己是毛澤東最忠實的一條狗。也許她還應當在「狗」前面加上「會咬人的」，這更能說明她的特長：她在肆無忌憚地毀滅毛認定的打擊目標這一點上無人能比。清楚她來歷的有教養的人，私下嘲笑她是一個專門和上層人物打交道的蕩婦和不正當地發跡的二流戲子。她缺少那種自然而然獲得權力的人所具有的自信和風度，表現出急於登上高位者的傲慢。即使為她工作的人也認為，她蠻橫無理，從來不體貼別人。她對 1940 年代以來一直躲著她的那些黨內老幹部恨之入骨。通過為毛澤東辦事，她得到了反擊的權力。作為毛澤東最壞的一面的化身，她很容易在中國為千夫所指。毛澤東從 1974 年開始要恢復安定團結，因此把她視為需要加點約束的炮筒子。但毛澤東仍然喜歡她的忠誠，關心她的生活，對她加以保護，以備自己的不時之需。沒有跡象表明毛澤東曾經想讓江青掌握大權。而每當她暴露出這種野心，毛就會管束她。毛正式任命華國鋒擔任第一副主席和總理之後，她登上權力頂峰或在領導層扮演重要角色的可能性事實上已不復存在，雖然她的野心並未隨之消失。江青從未培養出政治眼光、組織才能或與其他掌權者積極合作的能力，而這都是真正的權力角逐者不可或缺的品質。她幹了太多過河拆橋的事，迫害了太多高層幹部，疏遠太多同僚。她缺乏作為忠誠反對派的自制力。她缺少遠比她有組織能力的黨內老幹部的擁護。在軍隊中，除了總政治部以外，她實際上得不到任何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