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在 1972 年 5 月查出患了膀胱癌，但從這時直到 1973 年年初，他依然從事著繁重的工作。[2-35]在林彪墜機後的混亂時期，周恩來利用他與另一些幹部之間獨一無二的密切關係，使國家避免陷入更嚴重的動亂。[2-36]在罹患癌症的早期，周恩來殫精竭慮，繼續想辦法讓不同背景的人一起工作。在需要個人高超的協調手腕才能應對的形勢下，無人能夠取得周恩來那樣的成就。[2-37]在一些重大的任命和敏感問題上，周恩來繼續爭取毛澤東的同意，他盡量作出能夠得到毛澤東支持的決定。而毛澤東的讓步，以及他承認需要進行整頓，也使周恩來得以更有力地去解決更大範圍的問題。他致力於處理好老幹部之間的關係，恢復經濟秩序，阻止激進派在農村中的極端做法，擴大與西方的外交接觸。[2-38]他甚至能夠讓著名物理學家、北京大學校長周培源提出推動理論研究的規劃。[2-39] 周恩來這些撥亂反正的努力預示了鄧小平在 1975 年推行的範圍更大的整頓。因此，毛澤東在 1973 年年底批周恩來預示了他在 1976 年初的批鄧也就不足為奇。跟善於抓大放小的鄧小平不同，對細節有著驚人把握能力的周恩來是大事小事一起抓。毛澤東一給他活動空間，他便運用自己過人的記憶力，對很多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表達了特別的關照。受迫害者及其家屬都萬分感激周恩來救了他們的命，減輕了他們的痛苦。周也對鄧小平及其家屬給予了相同的關照。1972 年 12 月，周恩來覺得會得到毛澤東的同意，便敦促汪東興加快給鄧小平安排工作的進程。但是，周恩來對文革受害者的幫助是有限的，因為他擔心這會觸怒毛澤東，而他的擔心看來也很有道理。周恩來在 1956 年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之後曾惹惱過毛澤東，他當時私下對毛說，自己從良心上不能贊成毛的冒進的經濟政策。自那次受到批評後，他在長達 15 年的時間裏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讓毛澤東找到理由懷疑他沒有全心全意貫徹毛的意圖。[2-40]儘管如此，毛澤東在 1958 年 1 月還是對周恩來大發脾氣，他說周恩來離右派只有五十步遠，這一斥責讓周恩來進一步退縮。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使出渾身解數，痛苦地執行著毛的指示，同時也盡力保護他覺得自己能夠保護的人。[2-41]在充滿感情糾葛的環境中，他是平衡這些相互衝突的利益的大師。大概無人能比周恩來更懂得揣摩毛澤東不明言的心思。有些人盛讚周恩來融政治技巧、對黨和國家的忠誠、一貫的沉著老練、翩翩風度以及為受迫害者提供誠懇幫助於一身。很多瞭解形勢的人認為，周恩來在緩和毛澤東的極端做法上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但是並非人人都把周恩來視為英雄。例如陳毅的家人就對他沒有保護陳毅很氣憤，一些沒有得到周恩來幫助的受害者家屬也有同樣的心情。還有一些人則說他助紂為虐，對於文革的浩劫難辭其咎。有人問，倘若周恩來沒有阻止政權的垮台，那些罪惡難道不是能提前結束嗎？無論人們對周恩來和文革有何看法，有一點是清楚的，在處理當時毛澤東議事日程上的一件大事棗打開中美關係的大門棗上，沒有任何人具備周恩來那樣的高超技巧。1971 年 7 月 9 日，即林彪墜機兩個月以前，周恩來第一次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基辛格。10 月 20 日至 26 日，墜機事件發生一個月後，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為次年 2 月的尼克遜訪華作準備。基辛格後來寫道，他認為周恩來是他遇到過的兩三個最令人難忘的人之一。據基辛格的助手約翰?霍爾德里奇（John Holdridge）描述，基辛格在與周恩來見面之前的心情，就像期待著參加由兩個世界頂級大師進行的冠軍爭奪賽一樣。[2-42]毛澤東和周恩來，基辛格和尼克遜中美之間有過兩百年的貿易交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做了四年盟友，後來是二十年的冷戰對手，兩國在 1969年開始考慮恢復邦交。1969 年發生珍寶島戰役後，毛澤東擔心受蘇聯入侵的危險，自南北韓戰爭以來第一次決定擴大與西方的交往，並指派周恩來進行談判。尼克遜正在設法解決越戰問題並尋找對抗蘇聯的長期合作對象，便指派基辛格與周恩來談判與中國修好。基辛格 1971 年從巴基斯坦飛往北京為尼克遜訪問打前站的戲劇性之旅，以及 1972 年 2 月尼克遜的訪華都是激動人心的事件，它們為鄧小平時代美中交往的迅速發展搭建了舞台。1966 年至 1969 年的中蘇關係惡化，以及由此導致的 1969 年的中蘇邊境衝突，都與鄧小平無關。但是他在 1961年至 1963 年曾率領一班人馬寫下反駁莫斯科的九封著名公開信；他還在 1963 年親赴莫斯科，發表了中方最後一次重要講話，使中蘇交惡達到頂點。中國重啟中美交往也與鄧小平無關，當時他還在江西，雖然他在 1973 年底陪同周恩來參加過談判。鄧小平的貢獻還有待於來日。緩慢的復出：1972 年 1 月-1973 年 4 月直到 1973 年 2 月，即林彪死亡 16 個月以後，毛澤東仍沒有讓鄧小平回京。他曾在 1966 年嚴厲批鄧，所以他不能指望別人會很快接受鄧小平，況且他尚未決定如何使用鄧小平。鄧小平曾因走「資本主義道路」受到猛批，毛澤東要向人們解釋為何請他回來，這並非易事。毛採取的伎倆是，他說鄧小平這位十分受人尊敬的總書記「受到了林彪的迫害」。在 1972 年 1 月的陳毅追悼會上，他就曾對陳毅的家人說，鄧小平跟劉少奇不同，他的問題不那麼嚴重。周恩來示意陳毅的家人把毛對鄧小平的評價讓更多的人知道。[2-43]毛的話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裏，這是說明毛澤東讀過他在1971 年 9 月的信的第一個跡象。隨後又出現了更多的跡象。江西省革命委員會 1972 年 4 月初通知鄧小平，根據他給毛澤東的信中提出的請求，同意他的小兒子鄧質方進入江西工學院讀書，小女兒鄧榕則獲准去了江西醫學院。[2-44]受到這些積極信號的鼓舞，鄧小平在 1972 年 4 月 26 日又給汪東興寫信說，由於他的兩個孩子已去上學，能否讓他僱一個人幫他和卓琳一起照顧鄧樸方。他在信中最後說：「至於我自己，我仍然靜候主席的指示，使我能再做幾年工作。」[2-45] 鄧小平沒有收到直接的答覆，但是一個月之內他和卓琳的工資便都恢復到了原來的水平。[2-46]鄧榕後來說，這些表明鄧小平的政治處境有所改善的信號讓一家人大為振奮。從鄧家人如此期盼積極的信號可知，儘管毛澤東疾病纏身，被林彪事件搞得心煩意亂，但他仍然左右著手下人的命運。實際上，陳雲已經在 1972 年 4 月22 日獲准從江西回京，但是毛澤東讓鄧小平在江西又呆了將近一年。1972 年 8 月 3 日，在數月沒有得到毛澤東或汪東興的答覆後，鄧小平再次致信毛澤東，試圖打消他估計毛仍然對他抱有的疑慮。他首先說，他已經聽過向他所在工廠的全體工人傳達的有關林彪和陳伯達罪行的文件。他表示，林彪雖然當將軍有一套，但在長征期間曾秘密夥同彭德懷反對毛主席。他還回顧往事說，林彪在抗美援朝時拒絕了毛主席讓他率軍作戰的要求。鄧小平承認，林彪比他更能理解毛的意圖，但他不同意林彪只講「老三篇」、把毛澤東思想簡單化的做法；還有更多的毛主席著作應當得到運用。鄧小平又說，林彪和陳伯達欲置他於死地而後快，他感謝主席在文革期間保護了他。鄧小平毫無愧疚地講著他認為毛澤東愛聽的話。鄧小平在信中強調說，他認可在 1968 年 6、7 月的自我檢討中所說的所有內容。他再次檢討了 1931 年自己在廣西離開紅七軍的錯誤，另外還承認自己在擔任黨的總書記期間工作也有缺點，有時候不徵求毛主席的意見。他在 1960至 1961 年沒有消除自己的資本主義思想。他沒有有效貫徹毛主席關於抓好在內地建立關係到國防的「三線工業」的工作的決定。他也沒有在做報告前及時地向主席請示。鄧小平承認，文革揭露他的錯誤是完全應該的。他在信中還試圖打消毛澤東在一個關鍵問題上的擔憂：他說自己絕不會對文化大革命進行翻案（「再次肯定我對中央的保證，永不翻案」）。他表示，他要回到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2-47]鄧小平信中所言顯然也正是毛澤東想聽到的話。1972 年 8 月 14 日，收到鄧小平的保證書沒過幾天，毛澤東就向周恩來總理作出書面指示，讓他安排鄧小平返京。毛澤東再次說，鄧小平的問題不同於劉少奇，他沒有歷史問題，沒有投降過敵人。此外，鄧小平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還為黨和國家做過其他一些好事。[2-48]周恩來在收到毛批示的當天就把它轉發給了中央委員會。[2-49] 可是由於毛的妻子江青百般阻撓不讓鄧小平回來，事情一時沒了下文。[2-50]1972 年 9 月，鄧小平覺得可以得到更大的自由，便請求走訪包括瑞金在內的江西蘇維埃老區，並且得到了批准。這是他三年來第一次走出家門。他花了五天時間外出訪問，得到省部級領導人規格的接待。鄧小平還被允許用兩天時間探望從 1952 年起就給自己擔任機要秘書的王瑞林，王當時在江西進賢縣五七幹校勞動。後來鄧小平返京時，王瑞林也被允許回到了原來的崗位。1972 年 12 月 18 日，周恩來問汪東興和紀登奎，為何還不落實 8 月份毛澤東讓鄧小平回京的指示。他們在 12 月 27 日請示了毛之後答覆說，鄧小平可以回京。[2-51] 一個月後，即 1973 年 1 月，江西省委書記白棟材給鄧小平帶來了這個好消息。2 月 20 日工廠的工人來給鄧小平道別後，鄧小平與家人乘汽車前往鷹潭，在那兒登上了返京的列車。[2-52] 離開江西時，鄧小平說：「我還可以幹 20 年。」[2-53] 確實，一直到 19 年又 8 個月以後，鄧小平才在黨的十四大上退出政治舞台。鄧小平返京：1973讓受過批判的人重新擔任要職，中共通常的做法是先暗示他已重新得到愛護，這可以使其他人更容易接受新的任命。鄧小平在 1973 年 2 月 22 日從江西回京後並沒有立刻得到任命，儘管他在北京的露面已經暗示著他會重新扮演重要角色。鄧小平回京的消息傳開後，他看望了一些故交，但數周時間內既沒有出席任何正式會議，也不承擔任何工作，甚至沒有與毛澤東和周恩來見面。毛澤東讓周恩來召開了幾次政治局會議，商量鄧小平將來的工作。文革小組成員張春橋（在接替周恩來的總理職務方面，他是鄧小平的潛在對手）及其支持者江青強烈反對讓鄧小平擔任要職，但毛澤東堅持讓鄧小平恢復工作，參加黨的組織生活。[2-54]協商的結果是，政治局提議把鄧小平安排到國務院的業務組，這是周恩來和副組長李先念手下的一個領導小組，在文革動亂期間維持著政府的日常職能；並且允許鄧小平參加黨的每週例會。[2-55] 3 月 9 日，周恩來把彙報這些決定的文件交給毛澤東並得到了他的批准。文件向鄧小平做了傳達，同時下發縣團級以上黨委。[2-56]鄧小平回京後與周恩來的第一次會面是在 1973 年 3 月 28 日晚上，在場的還有李先念（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和江青。見面結束後，周恩來立刻向毛澤東彙報說，鄧小平精神很好，身體也很好，隨時準備重新工作。次日下午毛澤東便接見了鄧小平，這是六年來的第一次。他對鄧小平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鄧小平回答說，他身體一直很好，這是因為他相信主席，他一直在等候主席的調遣。[2-57]當晚，周恩來遵照毛的指示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會上宣佈了要讓鄧小平擔任負責外交的副總理。鄧小平不是政治局正式成員，但討論重大問題時他可以列席政治局會議。周恩來給毛寫信彙報了政治局的討論，得到毛的批准後，鄧小平便正式上任了。[2-58]1968 年以後鄧小平第一次在官方場合露面，是在 1973 年 4 月 12 日為柬埔寨國王諾羅敦?西哈努克（PrinceNorodom Sihanouk）舉行的宴會上，他以副總理的身分出席。鄧小平和其他人表現得若無其事，但有些人向他致意時還是很謹慎。這次露面之後，中共幹部和外國記者議論紛紛，都在猜測他將扮演什麼角色。[2-59]毛澤東顯然要對鄧小平委以重任。正如我們所知，鄧小平在 1973 年逐漸成為地位更加顯赫的領導人，先是獲准出席最高層的會議，接著成了周恩來的助手，然後在 1973 年 8 月 10 日的中共十大上當選中央委員。他在證明了自己對毛的忠誠以後，12 月又成為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作為周恩來的助手，鄧小平從 1973 年 4 月開始，陪同周恩來在機場送往迎來，會見了柬埔寨、墨西哥、日本、北韓、馬里、尼泊爾、剛果、菲律賓、法國、加拿大、澳洲和其他國家的客人。他還參加了一些會見外賓的活動，但尚未擔負起與他們會談的工作。[2-60]毛澤東培養王洪文：1973-1974毛澤東像中國的其他年邁的領導人一樣，也很注重培養年輕幹部作為接班人。林彪死後他的健康每況愈下，接班人的問題也變得日益緊迫。毛澤東熟諳千百年來中國統治者如何處理繼位的問題，並利用了這些知識謀劃自己的戰略。他的做法是，先不把話說死，對自己的意圖給出暗示或信號，靜觀其變，既維持著自己的大權，又能隨時改變主意。從1971 年到 1972 年 9 月，他把三個有前途的省級年輕幹部調到北京在黨中央工作：先是華國鋒，然後是王洪文和吳德。他在 1972 年底選中了王洪文作為最有前途的人。王洪文是個年輕力壯的造反派，對毛澤東和共產黨忠心耿耿。毛澤東喜歡他是工人出身，又參過軍，有大膽潑辣的領導作風（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毛澤東知道王洪文缺少領導政府的知識和背景，但他相信王洪文有可靠的左派立場和領導潛力，能夠成為中共最高領袖的第一人選。事實上，毛澤東開始萌生出這樣的想法：讓王洪文擔任黨的領導人，同時物色人選接替周恩來的政府首腦一職。毛讓鄧小平協助周恩來縱觀中國歷史，皇帝年事已高、精力不濟之後，往往不再理會朝內袞袞諸臣，只跟內宮善於阿諛奉承的太監打交道。林彪死後，毛澤東也很少接見任何幹部，包括鄧小平在內。他與外界的溝通主要依靠三位女士，一個是隨時陪伴於他左右的生活秘書張玉鳳，還有所謂的「兩位小姐」：他的譯員唐聞生（「南希」）和他的「外甥女」王海容（其實是毛的表兄的孫女）。毛是在自己的專列上與張玉鳳相識的，當時她被安排做毛的服務員。張玉鳳長得頗具姿色，又有心機，政治上也很精明，雖然她沒有多少經驗，理解不了複雜多變的上層政治。「兩位小姐」本來是外交部派去的人，在毛澤東接見外賓時做他的助手。毛在接見外賓之前和之後常跟她們交談，兩人也開始逐漸扮演起更重要的角色，成了毛澤東與外界溝通的聯絡員。不管她們個人有什麼想法，她們在跟外界打交道時別無選擇，只能完全效忠於毛澤東，而外界也逐漸把她們視為毛澤東左傾思想的代言人。例如毛澤東批判周恩來時，便是由「兩位小姐」負責傳達毛的意見。當毛澤東對周恩來有意見時，這種情況給她們和周的關係造成了嚴重問題，因為她們實際上成了毛澤東對付周恩來的傳聲筒，而且毛澤東也期望她們向自己彙報周恩來言行中所有可能的問題。毛在 1973 年患上了葛雷克氏症（又稱「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直起頭來都困難，口齒也不清。1972 年 2 月他曾一度神智昏迷，但九天之後他仍會見了尼克遜。他沉溺於中國的文史典籍，但對於他所關心的問題，例如重大人事安排、自己的聲望以及各種關係的處理，他仍然像過去一樣成竹在胸，老謀深算。在這些事上他仍然大權在握，也很會算計如何利用他的聯絡員。過去的皇帝上了年紀後，除了培養繼位者，也都十分在意自己的身後事。毛澤東也一向很看重自己的歷史地位。1945 年他與蔣介石會談期間曾公佈先前在 1936 年寫下的〈沁園春?雪〉一詞，後來成為他最著名的詩篇之一。詩中寫道：「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接下來他又說：「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以妄自尊大和權力欲而論，他在世界領袖中堪稱翹楚。在達到權力頂點時他參與各種領域的活動，但隨著健康狀況的下降和年歲增高，他開始更加關心自己的歷史地位以及能夠維護他的遺產的接班人。在世界領袖中毛澤東同樣堪稱翹楚的另一件事是，他生性多疑，總覺得有人要陰謀篡權。但是，他對周恩來的疑慮也並非毫無道理，他害怕周恩來如果活得比他長，會拋棄他的階級鬥爭和不斷革命的事業，貶低他在這個時期黨的歷史上的光輝地位。[2-61]周恩來在領導政府和外交工作方面能力非凡，記憶力過人，是當時幾乎不可缺少的人物，尤其是在恢復中國與美國和西方各國關係方面。高層人士都知道，毛澤東不喜歡周，但又離不開周。1930 年代周恩來在上海工作時，培養了一批為他工作的內部諜報人員，這些人的身分一直保密，而且仍然效忠於周恩來，毛澤東對於除掉這樣一個掌握著如此巨大的秘密支持者網絡的人是有所顧慮的。周恩來不同於劉少奇和林彪，他多年來一向謹小慎微，唯恐威脅到毛的權力。但是到了 1973 年，雖然沒有人公開說，毛澤東還是不難察覺很多高級幹部認為周恩來是個好領導棗他竭力維持秩序，關心別人，盡量減輕壞領導的狂熱計劃帶來的後果。毛與周的問題不是擔心周恩來有可能篡權，而是周的聲望超過自己的聲望，還有就是他同美國打交道時可能太軟弱。一旦周恩來活得比毛長，這些問題會變得尤其嚴重。因此，當唐聞生和王海容向毛澤東彙報國外媒體充斥著對「周恩來改善美中關係的外交政策」的讚揚時，毛面露不豫之色：[2-62]那本是我毛澤東的外交政策，不是他周恩來的。此後，毛便想辦法削弱周的威望，他要確保當周恩來的癌症惡化時，接班的人忠實於他而不是周。[2-63]儘管毛澤東妄自尊大，偏聽偏信，犯下各種路線錯誤，但他的部下也承認，他不但是大戰略家，而且有發現人才的眼力。被毛澤東看上的另一個政治領導人證明了自己能夠嫻熟處理包括外交事務在內的大量複雜問題，此人便是鄧小平。[2-64] 半個世紀以前鄧小平在法國時，就和他的上級周恩來有密切的工作關係。但是 1930 年代初鄧小平在贛南蘇區又與毛結下不解之緣，他在後來的歲月得到提拔，也因為他是毛而不是周的人。[2-65] 周恩來在 1973 年處理著大量異常複雜的外交政策問題，使鄧小平在這年春天成為周恩來的助手後獲益匪淺。毛澤東在 1960 年代曾因鄧小平疏遠自己親近劉少奇而對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懷疑，假如對鄧小平委以重任，鄧會不會像文革前的幾年那樣，不再那麼聽他的話，而是跟著周恩來走？他會不會批判文革，撤掉毛澤東任命的關鍵人物，讓毛的錯誤任由歷史評說？[2-66] 整個 1973年，毛澤東一直緊盯著鄧小平的表現。中共十大：1973 年 8 月1973 年 8 月 24 日至 28 日召開了中共十大。雖然毛澤東主持了大會，卻是他自 1949 年以來第一次因病情加重沒有親自講話的黨代表大會。毛在大會閉幕時無法起身，要等到代表們離開大會堂之後他才離去，以免讓人看出他的行動已是多麽不便。他仍保留著決定大方向和重要人事任免的權力，但是由於他的病情，代表們不可能不想到接班問題。按照慣例在大會之後立刻召開的宣佈人事任免的一中全會，也因健康不濟，毛澤東宣佈缺席。從此後，毛不再參加任何中央全會。時年 38 歲的王洪文在中共十大上平步青雲，向國內外的政治領袖們表明了毛澤東已選定他作為接替自己的中共首腦的主要候選人。[2-67]王洪文的重要地位在兩個月前他被任命為選舉籌備委員會主任時業已凸顯，因為新的中央委員都要由這個機構提名。他還被委派準備新黨章，在大會上做有關新黨章的報告，這曾是鄧小平在 1956 年中共八大上負責的工作，當時他也是準備接毛澤東黨的領袖的班的最有前途的候選人。[2-68]在十屆一中全會上，王洪文又被任命為黨的副主席，排名僅在毛、周之後。其他領導人以及外國的外交官和媒體也開始把他視為毛澤東最可能的接班人。[2-69]鄧小平在中共十大上的角色無法與王洪文相比。他重新當選中央委員，但並沒有扮演領導角色。十大的目的是為了在林彪死後組成新的領導班子和清除林彪餘黨，因此與正常的黨代會相比開得十分匆忙。大會不像 1956 年的八大那樣對所討論的問題作了全面總結，甚至也不如林彪扮演主角的九大。與為期 24 天的九大相比，十大的會期只有 5 天，王洪文和周恩來在會上做了兩個重要報告，時間加在一起也不到 1 小時，大大短於中共黨代會上通常的報告。[2-70]這次大會推出了新的領導成員，象徵著林彪時代的結束，但並沒有提出新的綱領。大會集中在三個議題上：批判林彪、林彪倒台後的清查運動和 1973 年的經濟計劃。[2-71]周恩來的政治報告中有將近一半內容是批林的，經濟計劃沒有談到具體內容，因為當時的經濟仍處於一片混亂，領導層也無暇為當時的五年計劃中還剩下的兩年棗1974 年和 1975 年棗作出具體部署。十大最重要的變化也許是很多老幹部重新回到中央委員會，在鄧小平於 1973 年底掌握了更大權力時，他們將為其提供重要的支持。他們取代了很多在林彪主導的九大上提拔進來的軍隊幹部。在新的中央委員會 191 名委員中，有40 人是文革期間受過批判又重新工作的老幹部。[2-72]經毛澤東同意回來工作的人中有副總理譚震林，他在淮海戰役期間是鄧小平領導下的總前委的司令員之一，曾在 1967 年 2 月毅然站出來批評文革；這些人中還有王震和鄧小平。鄧小平過去僅被允許陪同會見外賓，但從 7 月中旬他開始參與會談。[2-73]毛澤東決定提拔王洪文這個既年輕又無經驗的造反派頭頭，老幹部們很生氣。8 月 21 日十大前夕的最後一次政治局會議上，老幹部們斗膽提出了反對任命王洪文的意見。許世友將軍表達了不太敢說話的老幹部們的心聲，他說，有周恩來一個副主席就夠了。受到壓力後他又改口說，可以再加上康生和葉帥。[2-74]不過毛澤東最後還是堅持己見，任命了王洪文。文革期間曾在選擇要批鬥的老幹部方面起過陰險作用的康生也得到了任命。不過，另外兩個副主席，周恩來和葉劍英元帥，則是既富有經驗又立場溫和的領導人。雖然讓周恩來在大會上做政治報告，起草報告的卻是江青的兩個支持者張春橋和姚文元，九大的重要文件也是由他們起草的。因此，大會文件雖然批判林彪，但基本肯定了林彪掌權時的九大所取得的左傾成果。事實上，十大之後的政治局成員仍然受到激進派的控制。十大後的 21 名新政治局委員中有 4 個激進派棗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和姚文元；他們雖然不是一個一起工作的小團體，但有著相似的觀點，後來變成了臭名昭著的「四人幫」。政治局的另一些成員，包括吳德、陳錫聯和紀登奎，雖然算不上激進，卻傾向於左派。毛澤東想用「群眾代表」棗農民和工人代表棗平衡那些回到中央委員會的老幹部，儘管他承認「他們的思想水平低一些」，但可以依靠群眾代表去支持主張繼續革命的激進派。鄧小平有了新的職務，但並沒有為他指派具體工作。不過敏銳的政治觀察家看得清楚，毛澤東已開始考慮讓鄧小平和王洪文一起工作。他派他們一起出去視察，使他們能夠更好地相互瞭解。[2-75]批判周恩來：1973 年 11 月-12 月基辛格在 1973 年 2 月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時發現，毛對美國以損害中國的利益為代價同蘇聯合作很不高興。同年11 月基辛格再次來到北京時，毛澤東不但對美蘇合作有意見，而且不滿於周恩來跟美國打交道時太軟弱。他在夏天時嚴厲批評美國「踩在中國的肩膀上」，想利用中國跟蘇聯達成協定。1973 年 6 月布列茲尼夫訪美並在加州聖克萊門特市與尼克遜會面，雙方共同出席簽署《防止核戰爭協定》的儀式之後，毛澤東的懷疑變得更加嚴重。中方在布列茲尼夫訪美後立刻向白宮發出正式照會，指責美國幫著蘇聯表演和平姿態，等於是幫著蘇聯掩蓋它的擴張主義。[2-76]毛澤東懷疑，美蘇兩國達成的協定將使蘇聯騰出手來把武器瞄準中國，而美國對此不會作任何反應。毛澤東指責周恩來和外交部太遷就美國，使美國得以利用中國去改善與蘇聯的關係。他對美國在減少與臺灣的交往、跟中國恢復邦交上無所作為也很生氣。尼克遜曾經許下諾言要在 1976 年實現美中關係正常化，但是不管作何解釋（對水門事件的調查削弱了尼克遜的實力，使他無法讓國會批准中美關係正常化），美國現在都是在利用中國去改善與蘇聯的關係。基辛格於 1973 年 11 月抵達北京時發現周恩來的權力已被毛澤東大大削弱。周恩來對「現代大儒」（太溫和、不為中國的國家利益而戰）這樣的指責十分敏感，因此當基辛格說中國仍然受到孔子的影響時，周恩來勃然大怒。據基辛格的回憶，在他們長達幾十個小時的會談中，周恩來發脾氣這是僅有的一次。周恩來顯然承受著壓力，而「兩位小姐」會向毛澤東彙報他的言行。基辛格到北京時，美國剛任命了安克志（Leonard Unger）為新一屆駐臺大使，並同意向臺灣提供新的軍事技術。這令毛澤東十分惱火。11 月，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了一天之後，周恩來和唐聞生一起去向毛澤東彙報情況。周把基辛格的建議告訴了毛澤東：如果中國表現出比中日建交模式更大的靈活性，允許華盛頓跟臺灣保持（比中日模式中）更近的關係，華盛頓也許就能得到國會的同意，進一步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時唐聞生對毛說，這聽上去像是「兩個中國的政策」。[2-77]（周恩來後來對基辛格承認：「我們跟主席在一起時，我不敢解釋這種說法，她卻敢作出解釋。」）毛澤東聽到周恩來居然認真看待基辛格的建議，讓美國同臺灣和大陸都保持較為密切的關係，對周恩來勃然大怒。基辛格告訴周恩來：「中國核武力的增長是蘇聯無法接受的。」[2-78]他還建議設一條熱線，以便美中兩國在蘇聯可能採取行動時能夠迅速交換情報。（「彌補你們軍隊的弱點，延長預警時間。」）周恩來對基辛格說，如果能就分享情報達成協議，「這對中國有很大幫助」。在基辛格訪華最後一天（11 月 14 日）的上午，他們交換了有關分享情報的文件草稿。[2-79]毛澤東聽完基辛格和周恩來會談的彙報後，認為這種建議與蘇聯在 1950 年代末要為中國提供聯合艦隊的建議如出一轍。正是蘇聯這種建議使毛澤東與蘇聯絕交，因為他擔心向蘇聯出讓權力有損中國的主權。現在在毛澤東看來，周恩來要向美國出讓搜集情報的權力，這將損害中國的獨立地位。江青很會揣摩毛的心情，而且一直在伺機整周恩來。這時她覺得時機已到，便發動了對周的批判，說他喜歡對美國人低頭哈腰。她把周稱為「投降派」。[2-80]毛澤東想讓中國外交的腰桿兒更硬，因此也樂意狠批一下周恩來。基辛格訪華後不久，從 1973 年 11 月 25 日到 12 月 5 日，毛澤東組織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召開了一系列批周的會議。林彪死後，毛澤東對日常工作的細節已不感興趣，但他對批周一事卻作了具體部署，包括選哪些人參加，讓他們大體說些什麼，為會議定調子等等。在他看來，周恩來差不多已經成了右傾投降主義者。[2-81]政治局全體成員都被要求對周進行公開批判。周恩來寫了一份詳細的檢討，但毛澤東認為不夠，要求他再寫一份更深入的檢查。在 1973 年11 月這些會議之後，基辛格本來可以再次會見周恩來，但是周恩來表示得很清楚，自己已不被允許與他舉行談判。會見再也沒有進行。毛讓鄧小平接手工作：1973 年 12 月基辛格 11 月訪華後，毛澤東為了與美國打交道，轉而依靠鄧小平這個在對抗蘇聯時十分堅定的人。1973 年 12月，鄧小平遵照指示參加了政治局批周的會議。無論在法國、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期間還是 1950 年代初在北京一起工作時，周恩來就像鄧小平的兄長。但是毛澤東有理由希望鄧小平會和自己而不是周恩來站在一起。鄧小平在 1940 年代的整風運動中就站在毛澤東的一邊，周恩來卻沒有。自從 1931 年鄧小平被批為「毛派頭子」後，他就一直緊跟毛澤東，並在 1950 年代得到了毛的重用。1956 年以後鄧小平成了黨的總書記，他和周恩來的關係在黨內事務上有時變得很尷尬：周恩來在黨內排名上高於鄧小平，可是他要向負責黨內日常事務的鄧小平彙報工作和接受指示。[2-82]周恩來在文革期間也沒有保護鄧小平。[2-83]鄧小平心裏很清楚，「兩位小姐」會把他在批周會議上的發言彙報給毛主席。會議臨近結束時，鄧小平對周恩來說：「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別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即，而你卻是『可望而可即』，希望你自己能夠十分警惕這一點。」[2-84]這些話表面上並不惡毒，卻暗藏殺機。鄧小平實際上是在暗示，周恩來想架空毛澤東，篡奪毛的地位。「兩位小姐」把鄧小平的發言和態度彙報給毛澤東後，毛非常興奮，立刻把鄧小平叫去談話。幾天以後，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要求讓鄧小平成為政治局正式委員和軍委委員。毛澤東不報請中央全會批准就要通過這樣的任命，這在歷史上還是頭一次。[2-85]周恩來名義上仍是總理，但鄧小平開始參與他跟外國人的會談。雖然周恩來的身體條件在七個月後棗即 1974 年 5 月棗仍能允許他坐十幾小時的飛機代表中國出席聯大會議，但毛澤東卻讓鄧小平替他去了美國。周恩來為動手術在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後，鄧小平開始主持接待外賓。[2-86]加強軍隊建設：1971-1974林彪墜機身亡後，毛澤東需要確保軍隊領導班子的團結和忠誠。他在林彪墜機之前已經預先採取措施加強了軍隊對他的支持以防範林彪。例如，1971 年 8 月他親自視察了華中和華南地區的部隊，公開談到他和林彪的分歧。他還撤換了一些軍隊領導人，削弱了林彪的勢力。[2-87]墜機事件後，政治局中的四名軍隊幹部，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被要求在十日內表態與林彪劃清界限。其實這些人在幾天之內便被抓了起來，直到 1980 年代末才得到釋放。毛澤東撤掉彭德懷後，在 1959 年依靠林彪團結部隊；同樣，林彪死後，他也需要有人來加強中央對軍隊的領導。毛澤東先是依靠在軍隊中德高望重、從不樹敵的葉劍英元帥，他比林彪大十歲，沒有權力野心（參見本書附錄〈鄧小平時代的關鍵人物〉）。但是在 1973 年底，毛澤東開始依靠手腕更強硬的鄧小平去處理中美關係時，他也轉而利用鄧小平幫助他加強對軍隊的控制。據說，在中共十大後不久，毛澤東為了考驗王洪文和鄧小平，曾經問過他們，自己死後會發生什麼情況。王洪文說，主席的革命路線將會繼續。鄧小平深知各大軍區司令員的權力，他說，可能「天下大亂，軍閥混戰」。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回答更好，同年年底各大軍區司令員就進行了大規模的對調。[2-88]毛澤東在中共十大後不久獲悉，剛當上黨的副主席的軍隊領導人李德生在林彪還在世時給他寫過效忠信。這件事讓毛澤東大為震驚，他擔心其他大軍區司令員也可能與林彪的關係過於密切，於是決定對他們進行調換；為了減少他們調換職位後網羅親信的風險，他們在調動時不能帶走自己的人馬。當毛澤東又發現其他軍隊領導人寫給林彪的一些效忠信後，對曾為林彪工作的北京的領導班子愈發懷疑，於是決定把跟林彪沒有密切關係的軍區領導人調到北京。林彪大權在握時鄧小平一直在江西，所以毛澤東知道鄧小平不可能和林彪關係密切。他還知道，軍隊的兩個關鍵領導人棗已被調往瀋陽軍區的李德生和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這一最敏感職務的陳錫聯棗都在鄧小平的第二野戰軍任過職，所以他相信鄧小平能夠管住他們。軍區司令員大換班後不久，毛澤東宣佈他請來了一個軍師棗鄧小平。他要讓鄧小平擔任政治局委員和中央軍委委員。用他本人的說法：「我想在政治局添一個秘書長，你不要這個頭銜，那就當總參謀長吧。」[2-89]鄧小平一向重實權不重虛名，他客氣地謝絕了那些頭銜。毛澤東心裏清楚，任命鄧小平可以讓軍隊上層鬆一口氣，這不僅是因為鄧小平在軍隊的資歷，還因為他們確信鄧小平不會進行打擊報復。雖然鄧小平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嚴厲批評受林彪影響的幾位大軍區司令員。但這些人都是經驗豐富的老幹部，很清楚鄧小平這樣做出於無奈。任命鄧小平後，並沒有明確葉帥和鄧小平兩人誰排名在前。但兩人相互尊重，在與軍區司令員開展工作時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在清除林彪對軍隊影響的同時，毛澤東還在社會上開展了一場批判林彪餘黨的政治運動。有人發現林彪在讀過的書的頁邊上寫有尊孔的話，於是這場批判林彪和另一個被指責有中庸傾向的人棗周恩來棗的運動，便被稱為「批林批孔」運動。運動以 1974 年的元旦社論作為起點，一直持續了半年。它最初的目標是軍隊中與林彪關係密切的李德生等人，但是到了 1 月底，江青開始利用這場運動批判周恩來。除了批林批孔以外，他們還把矛頭對準「周公」。周恩來雖然受到傷害，但他度過了風暴。他繼續擔任總理，甚至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儘管不再讓他主持敏感的中美談判。然而就在這場運動前後，毛澤東不時又從煽動者搖身一變成了胸懷大度的人。他指責「兩位小姐」在批周時就像小兵冒充大帥，還批評江青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做得太過火。他甚至對江青說，不要再整人了，她不代表他的觀點。毛還說，她宣稱周的問題十分嚴重、應當叫作黨內第十一次路線鬥爭，這一點是錯誤的；她說周恩來迫不及待想篡權，這一點也是錯誤的。[2-90]在 1974 年 7 月 17 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警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和姚文元不要搞「四人幫」。這是他第一次用這個詞來稱呼政治局常委中的四個激進派。這四個人並不是一個有嚴密組織和周密計劃的幫派，但他們確實扮演著批周的核心角色。「四人幫」的名稱及其所表示的他們是危險分子的意思後來廣為人知。江青繼續批判周恩來和老幹部，同時她和另外三人也成了知識分子和老幹部的批判對象。但是當時還不可能觸及那個能讓「四人幫」整人的人棗毛澤東。事實上，有些大膽的人只在與可靠的朋友的私下交談中會豎起四個指頭，然後晃動大拇指，意思是不光有「四人幫」，還有第五個人：毛澤東。受到批判的周恩來癌症病情加重。為了做手術他於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進 305 醫院，之後大多數時候都住在醫院一個舒適的套房裏，直到 1976 年 1 月去世。周恩來很能體諒人，他知道鄧小平在 1973 年底批他是因為有毛的壓力。1974 年初他已經開始和鄧小平密切合作處理外交問題。當時周恩來已住進醫院，但名義上仍保留著職務，在他的親自指導下，鄧小平成了事實上的代總理。[2-91] 鄧能回來工作是得益於毛澤東而不是周恩來，但是在 1974 年和 1975 年，他和周恩來再次緊密合作，就像之前在法國、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以及在文革之前的北京那樣。鄧小平知道毛澤東也要求他與江青共事，他努力做到這一點。但是隨著周恩來的身體日漸虛弱，江青開始擔心毛澤東想把更多的工作交給鄧小平，於是把批判的矛頭轉向了他。[2-92]江青的感覺沒錯，鄧小平在黨內的地位正在上升。毛澤東日益信任鄧小平的最突出的標誌，是他選定了鄧小平作為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聯大的歷史性發言毛澤東在 1974 年春天派鄧小平出席聯合國大會第六次特別會議，使鄧小平在國際上名聲大振。中國大陸在 1971年就取代臺灣取得了中國的席位，但是還沒有一位中國領導人在聯大會議上發過言。聯大會議的一個多月以前，北京以為中國代表在聯大的第一次發言是以經濟問題為主，於是安排對外貿易部而不是外交部為中國領導人準備發言稿，由主管外貿政策的李強出席大會。但會前不久才發現聯大會議將集中關注中國的對外關係，於是準備發言稿的工作又從外貿部轉給了外交部。毛澤東決定派鄧小平去紐約，是因為他考慮到周恩來太軟弱，不是一個能讓他放心的代表。王洪文則不夠老練，可能會碰到難題。毛澤東一定要讓一個老資格的領導人站在聯合國的講台上。為落實這項計劃，毛澤東充當了幕後操控人，他讓王海容和唐聞生給外交部傳話，要讓鄧小平擔任赴聯大代表團團長。外交部很快就答應下來。江青不知道毛澤東已在背後決定讓鄧小平去聯合國，激烈反對這個人選。她很清楚，鄧小平的聯大之行將加強他在國內外的影響，早因其強硬而被稱作「鋼鐵公司」的鄧小平很可能對她的活動加以限制。[2-93]1974 年 3 月 27 日，與江青分居的毛澤東寫信警告江青，不要再對鄧小平的出訪有意見，因為這是他本人的選擇。除了江青以外，政治局一致贊成由鄧小平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2-94]毛澤東派鄧小平去聯合國的決定是在最後一刻才做出的。外交部長喬冠華只有一周的時間準備發言稿，幸虧他對毛的想法瞭解得很透徹，寫完講稿後就把它送給了毛澤東，毛批示說：「好。贊同。」[2-95]喬冠華的這篇由鄧小平在聯大上宣讀的發言稿，基本上反映著毛的新世界觀，他認為國家關係的遠近不是以共產主義革命而是經濟的發展程度作為標準的：他稱之為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從這個大背景出發，毛澤東通過喬冠華和鄧小平表明，儘管他希望美國和中國一起對抗蘇聯，但最近的不利事態棗尤其是布列茲尼夫的訪美棗讓他相信美蘇正在相互勾結。毛澤東現在希望聯合第二世界的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共同對抗兩個超級大國。喬冠華外長是個老謀深算、很有見識的外交官，他的家庭相當富裕，能夠供他在德國的大學讀哲學。他擔任了名義上的代表團團長，但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明白人都知道掌握實權的是鄧小平。中國的領導層把這次聯大之行視為一次重大突破，是在世界各國聚會的場合嶄露頭角的一次機會。儘管病魔纏身，周恩來還是和大約 2,000 人一起到機場歡送代表團，後來又在 4 月 6 日和一大群人去機場歡迎代表團的歸來。[2-96]鄧小平在聯大的發言博得了非同尋常的、經久不息的掌聲。中國以其幅員和潛在實力，被視為代表著發展中國家的力量。發展中國家特別高興地聽到鄧小平說，中國絕不稱霸，如果中國也欺負和剝削他國，世界人民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就應當給它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同中國人民一起打倒它。在聯合國期間，鄧小平還與來自各國的領導人舉行了雙邊會談。他在回答問題和講話時都十分謹慎，因為他目睹過毛澤東對周恩來的嚴厲批評，況且他的訪問只有一周的準備時間。他把難題推給外交部長喬冠華去回答。鄧小平本人受到了一些外國領導人和媒體的友好對待。[2-97]由於在他的發言中關於第三世界的基本思想全是來自毛澤東，也由於美國人並不喜歡有人把自己跟蘇聯聯繫在一起，所以這篇發言並沒有收進他後來出版的「文選」。[2-98]鄧小平發言兩三天以後，在紐約和基辛格第一次會晤。他們初次見面時，基辛格對鄧小平直來直去的風格有點兒摸不著頭腦。鄧小平雖然很客氣，卻帶著毛澤東的強硬指示。他知道周恩來因為向美國示弱而挨了批，他要確保自己不會受到同樣的指責。鄧小平轉達了毛澤東對美國的不快，毛認為美國想踩在中國的肩膀上與蘇聯達成導彈控制協定，以緩和美蘇關係。他還重複了毛的觀點，說蘇聯的戰略是「聲東擊西」，意思是美國應當重點防範蘇聯。鄧小平對基辛格說，蘇聯現在雖然反華，但它的真正目標是西方。[2-99]鄧小平表示，他擔心美國不再把蘇俄視為主要對手，並可能鼓勵中國與蘇聯開戰以起到削弱兩個社會主義對手之效。[2-100]基辛格後來比較過鄧小平的直率作風和周恩來巧妙優雅的風度。他說，鄧小平不太熟悉會談中提出的一些全球問題，他不時引用毛澤東的話，把一些問題交給喬冠華去回答，但是基辛格說，鄧小平似乎是處在「訓練期」。[2-101]他在 1974 年謹小慎微的風格與 1978 年夏天之後會見外賓時所表現出的自信形成了鮮明對比，那時他在會見外國領導人時已很有經驗，而且毛澤東已不在人世，無法再聽人向他彙報鄧小平的言論。基辛格還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希望改善中美關係主要是基於安全考慮，鄧小平與他們不同，他更重視國內的發展，並且已經在考慮改善中美關係能給中國的現代化帶來哪些好處。基辛格後來對鄧小平代表中國的能力給予了很高評價。[2-102]中國聯大代表團的任何成員都隻字不提周恩來。基辛格幾次善意地向鄧小平提到周，都沒有得到回答。鄧小平說，孔子是個保守派，為了使人們解放思想，必須消除孔子的影響。基辛格問，這是否實際上在暗指今天的某個人，鄧小平回答說，批判保守思想，當然要涉及代表這種思想的某些個人。[2-103]話雖然說得隱晦，意思卻很清楚。鄧小平已經不再是周恩來的助手，而是就要取而代之了。[2-104]星期天，鄧小平在紐約的行程有一些空閒時間，手下人問他想做點兒什麼，鄧小平乾脆地說：「去華爾街看看。」在鄧小平看來，華爾街不但是美國資本主義的象徵，而且是美國經濟實力的象徵。他具有一種尋找實力的真正來源並理解這種來源的本能。華爾街在星期天都關門歇業，鄧小平還是讓下屬把他帶到了那裏，這樣他至少可以對此地有一個印象。[2-105] 鄧小平只領到了十來塊美元供旅途之用，他的秘書王瑞林在沃爾沃思連鎖店替他為孫子買了幾個 39 美分的玩具。唐明照（唐聞生的父親，曾是紐約一家左派中文報紙的主編）用自己的錢為鄧小平買了一個既會哭又會吃奶撒尿的玩具娃娃。他把這個玩具帶回家後，它一時成了家人的最愛。[2-106]鄧小平取道巴黎回國時，在那裏的中國大使館住了幾天。這是他從 1926 年離開後第一次訪問法國。他在那裏喝咖啡，吃牛角包，就像半個世紀前一樣。出於安全的原因，沒有讓他到市區轉一轉。他的隨行人員想找到他以前住過的地方，但一無所獲。回國之前，鄧小平買了兩百個牛角包和一些乳酪，回國後分送給周恩來、鄧穎超、李富春和聶榮臻等人，他們都是 1920 年代他在法國時的革命戰友。毛澤東認為鄧小平的聯大之行非常成功，便繼續讓他在接待外賓上唱主角。毛在會見外賓時也讓王洪文陪同，但他並沒有積極參與會談。事實上，王洪文在 1973 年以前從來沒有會見過外國人。[2-107]6 月 1 日，即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言幾周後，周恩來再次住院動手術，此後他便不再會見外賓。這段時間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某個省的大廳裏會見大多數外賓，並安排他們在漂亮的釣魚台國賓館下榻。像周恩來一樣，他招待外賓的方式讓基辛格半開玩笑地說：「我來自一個在待客方面欠發達的國家。」鄧小平在 1974 年秋天會見了各大洲很多不同國家的官員，包括日本、巴基斯坦、伊朗、也門、剛果、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越南、北韓、土耳其、德國、法國、加拿大和美國。他會見了政治領導人、工商界領袖、記者、科學家和運動員。他的談話中不斷重複某些主題。他尤其關心日本領導人如何領導經濟發展，日本如何使它的科學技術實現現代化。他同一些外國領導人就國際事務棗特別是在蘇美爭霸的背景下棗進行廣泛的討論。他強烈贊成歐洲各國之間以及歐洲同美國加強合作的努力，視之為一股抗衡蘇聯的力量。他對軍備控制協定對蘇聯軍力增長的控制能力表示懷疑。他支持土耳其解決跟希臘的爭端，以免蘇美兩個大國從中取漁翁之利。他解釋說，中國當年跟蘇聯的關係出現了問題，是因為赫魯曉夫要加強對中國的控制。他還向美國的工商界明確表示，兩國外交關係正常化能夠使經濟交往迅速發展，而這又將取決於美國是否終止與臺灣的邦交。他會見的美國人中包括時任美國駐華聯絡處主任喬治?布殊（George H. W. Bush）、參議員曼斯菲爾德（MikeMansfield）和傑克遜（Henry Jackson）以及一個美國的大學校長代表團。[2-108]他與心領神會的曼斯菲爾德和傑克遜交換意見，討論如何對抗蘇聯的擴張。他在接見大學校長時對他們說，還要繼續促進和擴大學術交流。[2-109]毛澤東要求安定團結毛澤東是個大無畏的革命家，可以在短期內不顧現實。儘管如此，他也不能長期忽視嚴重的問題。他一度壓制對大躍進的抵制，但是在 1958 年底和 1960 年，他也同意針對已造成的破壞作一些調整。1974 年時文革已經造成了普遍的混亂，連他本人也認識到需要有所作為。經濟其實止步不前，到 1974 年夏天時已經有報告說，「批林批孔」運動造成了更大的混亂。鋼鐵產量下降，鐵路運輸也在滑坡。毛澤東顧及自己的身後評價，並不想讓人記住他是個讓經濟陷入災難的人。1974 年 8 月，毛澤東把各大軍區的司令員和政治部主任叫到他在武漢東湖梅嶺的住所，這是他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他對他們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經八年，現在以安定為好，全黨全軍要團結。」[2-110]毛澤東雖然生性善變，但他在 1974 年底不斷提出需要安定團結。他在這一年的年底跟周恩來見面時，同意把「安定團結」這個提法作為次年1 月 8 日至 10 日召開的二中全會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