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避開會議，因為他知道自己會被要求支持毛澤東繼續搞大躍進，他要避免陷入這種處境。病假開始時，鄧小平的觀點就已經發生了變化。[1-33]幾個月後鄧小平重新工作，他繼續聽從毛的命令，表達對毛的忠心。但是大躍進的災難拉大了不可救藥的浪漫幻想家和務實的執行者之間的距離。鄧小平仍在貫徹毛的指示，但他擴大了自己的迴旋餘地，不再像以前那樣對毛澤東唯命是從了。從 1960 年到 1961 年，鄧小平積極參與了對工業、農業、教育和其他部門的務實的調整，以緩和大躍進的極端做法。當時毛澤東並沒有批評這些措施，但他後來發牢騷說，他講話時鄧小平坐在房間最後面，對他的話充耳不聞。他抱怨手下的幹部把他當成已經作古的人，雖然敬著他，卻把他的話當耳邊風。雖然在國內問題上革命浪漫派和務實的執行者之間的裂痕在 1960 年代初日益加劇，但毛澤東仍全力支持鄧小平主持中蘇論戰。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分別於 1960 年 8 月和 10 月至 11 月兩次前往蘇聯，為中國在共產主義運動中爭取更大的自由。他還主持了中共「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的寫作。1963 年 7 月，毛澤東對鄧小平與蘇斯洛夫的交鋒棗這次激烈交鋒削弱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棗大為欣賞，乃至親自前往北京機場迎接鄧小平回國，給鄧小平以殊榮。確實，中蘇論戰中毛對鄧的信任使兩人的關係依然牢固，儘管他們在國內政策上存在分歧。[1-34]1964 年 10 月，赫魯曉夫在一次政變中被他的同事趕下台。毛澤東本來就對那些不對他言聽計從的部下感到不放心，這一事件後更多地談到接班人問題，也越發堅定地要求對他個人的徹底效忠。1965 年 2 月，毛澤東讓妻子江青引發批評，說黨的幹部沒有完全擁護毛的革命路線，並在 1966 年 5 月中旬發動了文化大革命，親自帶頭批判「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毛澤東看來，「走資派」就是那些我行我素、沒有完全服從他領導的人。他動員紅衛兵和造反派批鬥當權派，在高級幹部中巧施離間計，同時依靠林彪控制軍隊，將一大批老幹部整下台，讓他們下放勞動接受再教育。對大躍進的普遍不滿讓毛澤東怒氣衝天。例如，劉少奇在 1962 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指責毛澤東要為大躍進的失敗負責，並且拒絕為自己當初的支持承擔全部責任。這使毛澤東十分氣憤，決心把他除掉。鄧小平在這次會議之後繼續和劉少奇一起密切工作，也讓毛澤東感到不快。因此當 1966 年毛澤東整劉少奇時，也把矛頭指向鄧小平，說他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第二號人物」。[1-35]毛澤東的攻擊猛烈且具有報復性。從 1966 年底開始的批判日復一日地持續了數月，報紙廣播對劉鄧的批判鋪天蓋地。劉少奇是黨的副主席和毛澤東指定的接班人，卻與家人天各一方，病中得不到任何必要的治療，在軟禁中死於開封；他的妻子也被關進了監獄。1967 年，毛澤東把鄧小平夫妻軟禁在中南海（緊鄰天安門，是黨的高層領導生活和辦公的地方）的家中。子女被趕走以後，他們便同外界失去了聯繫，兩年間不知孩子們的下落。他們把時間用於讀報、看書和聽廣播，每天打掃門前的道路。他們的處境比很多挨整的幹部要好得多：在中南海裏，他們得以免受紅衛兵的批鬥，並被允許保留自己的廚師和一名警衛，還能夠用節餘的工資購買必需品。毛澤東既要在鄧小平的個人效忠問題上給他點教訓，也為日後重新啟用他留有餘地。鄧小平的子女卻沒有得到同樣的保護。他們受到紅衛兵的批鬥，被迫交代父親的罪行。大女兒鄧林在藝術學院受到批鬥，在北京大學唸物理的長子鄧樸方也在校內受到迫害。1967 年，兩個年齡較小的孩子鄧榕和鄧質方（和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一起）被趕到北京擁擠的工人宿舍，不許和父母見面。紅衛兵經常不事先通知就闖入家門，強迫他們低頭彎腰站著，搜羅有關其父罪行的材料，向他們大聲喝斥，在他們的牆上貼大字報，有時還摔東西。後來，三姐妹和鄧質方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1968 年，成立了一個調查鄧小平「罪行」的「專案組」。他們向認識鄧小平的人提問，調查他脫離紅七軍、與被毛澤東批判的彭德懷繼續保持良好關係等罪行。作為調查的一部分，鄧小平寫了一份自己八歲以後的履歷，一一羅列出他的全部個人交往。幸運的是，他早就養成了不留任何字跡的習慣，而他的工作也從未使他與國民黨官員有過密切接觸。在 1969 年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上，江青要求把鄧小平開除出黨，被毛澤東拒絕。毛繼續保護鄧小平，以防他受到激進派的攻擊。1969 年 3 月第一次中蘇邊境衝突後，10 月毛澤東發出指示，要把一些高級幹部疏散到地方去，以便蘇聯一旦入侵時他們可以在當地組織抵抗。朱德和董必武被派往廣東，葉劍英去了湖南，聶榮臻和陳毅去了河南，陳雲、王震和鄧小平分別去了江西的不同地方。事實上，他們下放農村後，並沒有在組織地方作抵抗準備中發揮任何作用。一些敏銳的北京觀察家認為，是林彪害怕潛在的對手，而以蘇聯進攻的危險為藉口說服了毛，把可能對其權力構成威脅的北京高幹流放到外地。確實，1971 年林彪墜機身亡後，這些領導人紛紛獲准從地方返回北京。鄧小平在去江西時已經深信，中國的問題不僅是由於毛澤東的錯誤，也是由於體制的深層缺陷棗是它造就了毛澤東，導致了大躍進和文革的災難。1949 年中共掌權時，作為革命家的鄧小平成了建設者，致力於建設新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當他動身去江西時，他已經開始思考中國需要進行哪些改革。此時，他已經在最高層積累了有關黨政軍各方面工作的不同尋常的深厚經驗，熟知所有重大的內政外交問題，這構成了他反思中國如何進行改革的基礎。[1-1]鄧小平出生時，牌坊村這個小村落叫「姚坪里」，屬於更大的行政村望溪鄉。後來它們分別改為「牌坊村」和「協興鎮」。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上中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9），1904 年 8 月 22 日，頁 1。[1-2]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在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中，記述了她的家庭背景。這部分內容也利用了我對廣安縣的兩次訪問，其中一次去過鄧小平的家和當地的博物館；還有與當地歷史學家和鄧榕的交談，時間為 2002 年至 2006 年。[1-3]《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15 年，頁 5。[1-4]同上，1919 年 11 月 17-18 日，頁 7。[1-5]Geneviè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Xiaoping," 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 20 (October-December 1988): 19; 《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0 年 10 月 19 日，頁 10。鄧榕也講述過父親在法國的學習和工作經歷，見 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 pp. 58-79。[1-6]《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1 年 1 月 12 日，頁 11。[1-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1 年 4 月 2 日，頁 12。[1-8]《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 年 2 月 17-19 日，頁 17。[1-9]《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 年 3 月 7 日，頁 17-18。[1-10]《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3 年 6 月 11 日，頁 18；1924 年 2 月 1 日，頁 19。[1-11]《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24 年 7 月 13-15 日，16 日，頁 19。[1-12]Marilyn Levine, The Guomindang in Europe: A Sourcebook of Documents(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00), pp. 90-93; Barman and Dulioust,"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0; interviews with Marilyn Levine, n.d.[1-13]Barman and Dulioust, "Les années Fran?aises de Deng Xiaoping," p. 34.[1-14]關於中國學生在法國的生活和活動的記述，見 Marilyn A. Levine, The Found Generation:Chinese Communists in Europe during the Twentie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3); Genevieve Barman and Nicole Dulioust, "The Communists in the Work and StudyMovement in France," Republican China 13, no. 2 (April 1988): 24-39; Deng Rong, DengXiaoping: My Father.[1-15]Alexander V. Pantsov and Daria Alexandrovna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Moscow: Lessons from Bolshevism," trans. Steven I. Levine, 譯稿現存 Fairbank Collection,Fu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Pantsov 和 Spuchnik 可以看到有關留蘇中國學生的全部蘇共檔案。另見對 Alexander Pantsov 的訪談，無日期。[1-16]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1-17]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2.[1-18]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 p. 11.[1-19]Pantsov and Spuchnik, "Deng Xiaoping in Moscow."[1-20]Deng Rong, Deng Xiaoping: My Father.[1-21]Teng Hxiao Ping [Deng Xiaoping],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TaihangRegion," in Stuart Gelder, e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Westport, Conn.: Hyperion Press,1946), p. 201.[1-22]作者對太行山區黨史專家的採訪，無日期。[1-23]Jay Taylor, 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China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9).[1-2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鄧小平研究組編：《鄧小平自述》（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5），頁1。[1-25]對這一過程的詳細描述見 Ezra F. Vogel, Canton under Communis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1-26]《鄧小平年譜（1904-1974）》，頁 1065。[1-27]《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53 年 9 月 16 日，頁 1133。[1-28]Vladislav M. 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Cold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52-162; Jian Chen, "Deng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 Split: ARejoind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no. 10 (1997): 162-182.[1-29]關於鄧小平在中共八大各項活動中發揮的作用，見《鄧小平年譜（1904-1974）》，1955年 8 月 17 日，頁 1249-1250；1955 年 10 月 14 日，頁 1261；1956 年 2 月 6 日，頁 1272；1956年 8 月 10 日-9 月 28 日，頁 1303-1318。大會文件見 Eigh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Party of China (Pek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 pp. 1-390.[1-30]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53.[1-31]Khrush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trans. and ed. Strobe Talbott(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p. 281.[1-32]Jasper Becker, 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 (New York: Free Press,1996); Frank Dik?tter, 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Catastrophe, 1958-1962 (New York: Walker, 2010); 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上下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1-33]對鄧榕的訪談，2002-2006 年。[1-34]Zubok, "Deng Xiaoping and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63," pp. 152-162; Chen,"Deng Xiaoping and Mao's 'Continuous Revolution' and the Path toward the Sino-SovietSplit," pp. 162-182.[1-35]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第 2 章從放逐到返京：1969-19741969 年 10 月 26 日，鄧小平與妻子卓琳、繼母夏伯根一起，離開了他們居住了十多年的中南海。一架專機把他們送到江西南昌，鄧小平要在那裏參加勞動，接受毛澤東思想再教育。他們獲准攜帶一些個人物品和幾箱書。鄧小平離京前請求見毛澤東一面，但未得到批准。不過，他被告知可以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汪東興寫信，他有理由相信汪東興會把信轉交毛澤東。鄧小平登上飛機時，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在江西呆多久。在江西，鄧小平不能看機密文件，除了專門指派的當地幹部，也不准跟其他幹部有來往。但是他的黨籍被保留了，這使他對毛澤東有朝一日還會讓他回去工作抱有希望。1969 年 4 月，他在離京前不久寫了一份檢討，儘管毛澤東依然堅持鄧小平需要接受再教育，但此後他和家人便不再被當作階級敵人看待。鄧小平在離京前一晚與汪東興的談話也為他提供了一線希望：汪東興告訴他，他和妻子最終還是能回到中南海家中的，他們不在時那所房子會一直空著。所有這一切肯定給他帶來了希望，因為他到達南昌後對自己專案組的當地代表說：「我還會出來工作，我還能為黨工作 10 年。」[2-1]事實上，鄧小平回京後，又為黨工作了將近 20 年。在鄧小平下放江西之前，周恩來打電話給江西當地幹部，指示他們安排鄧小平的生活。為了確保安全，不使鄧小平一家人受到造反派的攻擊，他們被安排在一個軍事駐地，住所在南昌市附近，以便必要時有方便的交通。附近有一家工廠，使鄧小平和卓琳能參加勞動。當地幹部選了此前由南昌步兵學校校長居住的一座二層小樓，鄧小平一家住二樓，保衛人員和其他幹部住一樓。以當時的標準而論，這房子給一個高幹住還算合適：雖然簡樸，但寬敞舒適。巧的是這所房子離著名的南昌起義的發生地只有幾英哩，那裏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誕生地棗1927 年 8 月 1 日共產黨人（包括周恩來、朱德、陳毅、劉伯承、賀龍以及其他很多後來的領導人）就在那裏展開了對國民黨的第一次武裝反抗。在江西安家之後，鄧小平和卓琳每天六點半起床。戰爭年代鄧小平每天做的頭一件事是往頭上澆一桶冷水，在江西時他用一塊浸了冷水的小毛巾洗臉洗頭，他認為這可以增強禦寒能力。然後他跟卓琳一起，在別人的監督下讀一個小時毛主席著作，這是他們接受再教育的一部分。鄧小平不與當地幹部談政治，只有在聽他們上毛澤東思想教育課時除外。吃過早飯後，鄧小平和卓琳步行前往縣拖拉機修造廠，在那裏幹一上午的活。分配給鄧小平的工作是對體力要求較輕的鉗工，很像 50 年前他在法國工廠幹的事情。修造廠離家只有一公里，當地人修了一條安全的專用路從他家通往工廠，使鄧小平夫婦每天步行上下班時不會遇到外人。 [2-2]工廠職工們都知道鄧小平的身分，但鄧小平告訴他們叫他「老鄧」就行，這是中國人對年長同事的常見稱呼。鄧小平幹活時，除了眼前的工作和他在當地的生活外，不跟工人談論任何別的事情。鄧小平的繼母夏伯根在家裏為他們做飯和料理家務。午飯後，鄧小平夫妻小睡片刻，然後閱讀他們帶來的書，有中國歷史典籍、《紅樓夢》和《水滸傳》之類的小說，還有翻譯的俄國和法國文學作品。當時還沒有電視，但是他們可以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新聞。他們晚十點上床，鄧小平還要讀一個小時的書，然後睡覺。孩子們的陸續到來，為他們帶來了一些外界的消息。鄧樸方在 1971 年夏天來後修好了一台收音機，使他們能夠聽到短波電台。除了在工廠勞動，鄧小平和卓琳也在自己的菜園裏幹活。鄧小平也在家裏幫著擦地劈柴。 [2-3]他們夫妻兩人的工資比過去要少，因此日子過得很節儉。夏伯根養了一些雞，使他們仍然能夠吃上雞蛋和肉。鄧小平減少了吸煙的數量，幾天才抽一包煙。他上午在工廠裏不吸煙，只在下午和晚上抽幾枝。他也不再喝紅酒，只在午飯時喝一杯便宜的當地酒。[2-4]長女鄧林和次女鄧楠仍能從工作單位領到一點工資，她們到來後便和沒有工作的兄弟姊妹一起分享這點錢。文革對國家、對鄧小平本人和家庭的影響讓他感到痛心。但是，據在江西最後兩年的大多數時間跟父母住在一起的鄧榕說：「他沒有意氣用事，沒有情緒消沉，沒有放棄哪怕是最後的一線希望。」 [2-5]在這一點上鄧不像他的一些老同事，譬如 1949 年至 1958 年任上海市長、1958 年至 1972 年任外交部長的陳毅元帥。陳毅是鄧小平在法國時的老友、淮海戰役的同事，他被迫下放河南後變得意志消沉，情緒低落。[2-6]曾當過周恩來助手的李慎之，後來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當幹部時是隨同鄧小平訪美的顧問之一，據他說，毛澤東沒有意識到鄧小平在江西期間發生了多大變化。 [2-7]鄧小平回京後，仍要做一些在毛澤東手下不得不做的事，但是他堅信中國需要更深層的變革，他對中國應當向何處去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反思的歲月不論毛澤東對身在江西的鄧小平有何打算，對鄧小平來說這是一個機會，使他得以擺脫北京嚴酷的政治亂局棗那裏，受到懷疑的人還在處心積慮地招架隨時可能不期而至的致命迫害。就像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和林肯（Abraham Lincoln）這些經歷過大權旁落和東山再起的國家領袖一樣，鄧小平發現，這一段退出日常政治的在野歲月使他能夠對國家的重大和長遠目標形成清晰的認識。倘若鄧小平沒有對中國需要進行的改革的性質以及如何加以落實作過長期思考，很難想像他在 1977 年以後能夠採取那些熟練而有力的措施。毛澤東曾經利用他在延安那段被封鎖隔絕的時間思考中共奪取政權後全國的整體戰略，鄧小平也利用了他在江西的時光，思考著他所要進行的改革的大方向。不過，毛在延安時每天都與他的同志和助手討論，在他們的幫助下著書立說，鄧小平在江西時卻只能獨自一人思考，他的想法只有他自己知道。下放江西使鄧小平能夠很快讓自己的情緒平靜下來。雖然他不輕易流露感情，但據女兒鄧榕說，父親其實是個有感情的人。她說，父親在北京挨批的三年裏身體消瘦，面容憔悴，到了江西後體重又開始增加，恢復了健康。他服用安眠藥已經多年，文革期間更是增加了用量。但是 1970 年 1 月 1 日，即來到江西還不到兩個月，他睡覺時就完全不必服用安眠藥了。 [2-8]鄧榕說，父親每天步行大約 5,000 步，圍著小樓轉 40 圈。用她的話說，鄧小平「一圈一圈地走著，走得很快，??一邊走著，一邊思索，??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地走著，日復一日，年復一年」。 [2-9]他將在北京重新擔當重要角色的前景，使他的思考有了目標感。鄧小平從來不跟妻子兒女談論高層的事，但是妻子和女兒鄧榕整天跟他生活在一起，又瞭解北京的政壇，所以能夠覺察到他的心情與關切。[2-10]據鄧榕說，他們知道父親散步時在思考著自己的前途和中國的未來，以及回京之後要做些什麼。[2-11]鄧小平無法預見什麼時候能回北京、回京後毛澤東會讓他幹些什麼，也無法預見那時候國家將面對怎樣的具體形勢。他可以思考如何讓毛澤東批准他回去工作，也可以回顧自己與同事經歷過的那些大起大落的生死鬥爭。但是，他還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問題棗黨如何對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澤東的歷史遺產？如何既讓毛的接班人改變路線，同時又能維持黨在人民群眾中的威望？基於他在中共領導層的廣泛個人交往，他可以評估不同領導人可能發揮的作用。他還可以思考如何實現由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為此他和自己最親密的同事已經做了大量艱苦的工作。中國的當務之急是在災難性的文革之後恢復秩序。鄧樸方是鄧小平五個子女中最後一個獲准來江西的。1968 年，鄧樸方不堪紅衛兵無休止的迫害而跳樓自盡，結果摔斷了脊椎。由於父親正在受批判，醫院最初不敢給他治療，結果導致病情惡化。後來他獲准轉到北京第三人民醫院，醫生發現他脊骨斷裂，胸骨多處骨折，而且發著高燒。鄧樸方在醫院裏昏迷了三天。醫生保住了他的性命，但沒有做手術來避免嚴重癱瘓，這使他的腰部以下失去知覺，喪失了控制大小便的功能。他後來被轉到北京大學附屬醫院，但院方仍沒有給他動手術改善病情。鄧樸方的妹妹鄧榕和鄧楠搬到醫院附近輪流看護他。1969 年夏天鄧榕獲准去看望仍住在北京的父母時，把鄧樸方的遭遇告訴了他們。據鄧榕說，知道兒子鄧樸方已經終身癱瘓後，卓琳哭了三天三夜，鄧小平坐在一邊一言不發，一枝接一枝地抽煙。[2-12]鄧樸方是孩子中與父親最親近的一個。當他在 1971 年 6 月終於獲准來到江西父母身邊時，由於他自己不能走動，為了方便他進出，在小樓的一層給他安排了一個房間。他需要躺在硬板床上，為了避免生褥瘡，每兩個小時要給他翻一次身。鄧小平在鄧榕、卓琳和夏伯根的幫助下，負責白天為鄧樸方翻身。鄧小平還幫他洗澡按摩。後來有一位外國客人提到文革時，鄧小平情緒激動地稱之為一場災難。毛澤東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領袖，都是個強勢人物：他功高蓋世，整起好同志來也毫不留情；他精於權謀，任何人在對他的評價上都很難做到不偏不倚。鄧小平的一生與毛澤東難分難解，就更難以做到這一點。他十分崇敬毛澤東取得的豐功偉業，忠心耿耿地為他工作了將近 40 年。然而毛的政策卻重創了這個國家。他不但發動紅衛兵把鄧小平打成第二號「走資派」，而且殃及他全家。說他沒有被出賣的感覺，那不合人之常情，而他恰是個不免常情的人。他一定會思考若是有機會回京，他該如何與毛澤東相處。對鄧小平來說，問題不僅是毛在世時如何與他共事棗只要毛還活著，就一直是老大；他還要思考如何盡量擴大毛澤東所能容忍的決策空間。鄧小平下放江西時毛澤東已經 75 歲，而且身體不好，他不可能萬壽無疆。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深入思考如何對待毛的聲名，在他撒手人寰之後應當採取什麼路線。當 1956 年鄧小平在莫斯科看到赫魯曉夫譴責史太林時，他充分感受到了赫魯曉夫那種感情用事的抨擊給蘇共和曾為史太林工作的人造成的重創。雖然中國的報刊廣播對鄧小平的批判鋪天蓋地，把他說成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但是遠在去江西之前很久他就下定決心，自己絕不做中國的赫魯曉夫。問題是如何對待毛澤東在群眾中培養出來的對他的敬畏，那些被他毀掉一生的人對他的仇恨，以及很多黨內幹部對他犯下錯誤的嚴重程度的認識。鄧小平如何才能維持人們對黨的信心，相信黨能夠提供正確領導，避免傷害那些曾經為毛澤東工作的人，即使他改變了毛的經濟和社會政策？有充分證據表明，當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處理這一問題的基本方式已經成竹在胸。中國領導人應當頌揚毛澤東，繼續尊敬他。但是在解釋毛澤東思想時，不應把它當作僵化的意識形態，而應看作對時代環境的成功適應，這樣理解毛的思想可以為毛澤東的接班人提供適應新環境的迴旋餘地。鄧小平去江西時，已能覺察到中國與西方的關係將發生劇變的曙光。自南北韓戰爭以來，即使是在鄧小平主持「九評蘇共公開信」的 1960 年代前期，中國對西方都一直大門緊閉。然而，由於布列茲尼夫（Leonid Brezhnev）在 1968年 9 月提出威脅性的理論，主張在共產黨國家的根本制度受到威脅時干涉其內政是正當的，加之第二年中國又跟蘇聯在烏蘇里江打了一仗，所以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威脅需要其他國家的合作。毛澤東在 1969 年曾讓四位老帥棗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葉劍英棗就如何對付蘇聯的危險出主意，他們對毛澤東想讓他們說什麼心知肚明，便回答說，中國應當主動與西方修好。鄧小平在江西可以看報紙，鄧樸方到來後他還可以收聽到外國電台的廣播。當他在 1970 年獲悉中國和加拿大實現了關係正常化時，立刻便意識到基辛格後來承認的當時美國官員尚未搞清楚的事情：毛澤東邀請埃德加?斯諾（EdgarSnow）出席 1970 年的國慶典禮，是中國準備跟美國發展關係的信號。1971 年，仍在江西的鄧小平又獲悉：北京取代臺灣成了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又有 11 個國家正式承認中國，基辛格訪問北京是為 1972 年尼克遜總統（RichardNixon）的訪華作準備。第二年他又獲悉日本正式承認了中國。鄧小平知道蘇聯在 1950 年代的援助對提升中國的經濟和技術有多大幫助，他自然會思考如何擴大對西方的開放，幫助中國實現現代化。但是他也要深入思考在對外開放時如何應付國內保守力量的反對，如何維持一種強大而具靈活性的政治結構。日本是一個因與西方建立密切關係而受益的亞洲國家。鄧小平去江西時已經知道，日本人就要走完人均收入以兩位數增長的十年，閉關鎖國的中國將被進一步拋在後面。西方願意轉讓新技術和設備是日本實現現代化的關鍵。中國應如何跟美國發展關係，從而也能獲得類似的好處？亞洲其他一些地區的經濟在 1969 年時也已開始起飛，當中不僅有南韓，還有同樣以華人為主的地區棗臺灣、香港和新加坡。有些中國人看到中國大大落後於歐洲，懷疑中國的傳統不利於現代化。但是，既然文化和族群相同的華人地區能夠實現現代化，為何中國就不能有同樣快速的發展？鄧小平在江西時更加堅信，中國已經大大落後，迫切需要改革。他的經驗使他深知大躍進的失敗是多麼嚴重，由於其他領導人總是閱讀有關地方成就的浮誇報告，很難對此作出評價。例如，據鄧榕說，當鄧樸方 1971 年 6 月來到江西時，父親想給他找點兒事做，就問自己的工人同事有沒有需要修理的收音機。一個工人回答說，工人的錢根本買不起收音機。鄧榕說，這讓父親很傷心，社會主義已經搞了 20 年，工人家庭仍然連個收音機也買不起。[2-13]鄧小平的另外一些想法來自於孩子們的經歷。除了癱瘓的鄧樸方，鄧小平的四個孩子都被下放農村參加勞動，接受再教育。鄧榕從陝西北部的農村完成勞動回到江西後告訴家人，農村地區仍然沒有廁所和豬圈。幾個孩子也都向父母談到農民不得溫飽的處境。他們描述了經濟的衰敗和由他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黨組織所受到的破壞。鄧小平顯然被這些事情所觸動，在聽孩子們講話時一言不發。[2-14]得到允許前來江西看望鄧家的第一批朋友是李井泉的三個孩子，他們在 1972 年春節獲准來江西住了五天。鄧小平任西南軍區政委時，李井泉在他手下當副政委，1952 年又接替鄧小平擔任了西南局書記一職。當時李井泉的三個孩子在江西老家工作。他們告訴鄧小平，父親受到批鬥，被罷了官，母親被逼自盡。總是希望瞭解真相的鄧小平很關心西南地區紅衛兵鬥爭的細節，對李家三個孩子之一下放的農村地區的有關描述也很感興趣。當時他本人幾乎什麼也沒有講，只說了一句話，農村需要更多的教育。[2-15]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對中國問題的嚴重性和進行深刻改革的必要性已經不存在任何幻想。家人相濡以沫鄧小平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後的幾年，五個孩子也不斷受到紅衛兵的攻擊。鄧林和鄧楠在工作單位挨整，另外幾個孩子則在學校裏受迫害。他們只要敢走出家門，紅衛兵就有可能認出他們，把他們攔住進行辱駡。一家人在文革以前就和睦融洽，受迫害後孩子們更是同舟共濟有甚於以往，他們堅信父親的清白，從未有過動搖，堅信一家人要相濡以沫，共度時艱。鄧小平深知孩子們因為受到自己的牽連而受苦。對於家庭以外的幹部，鄧小平是同志，黨的政策高於私人關係，但是他與妻子卓琳以及他們兒女的關係卻不以政策為轉移。他們之間忠心耿耿，相互關愛，總是以家庭為重。鄧小平從未置任何子女於不顧，他們也沒有一個人與鄧小平斷絕關係。對給他家做事的人棗司機、廚師、勤務兵和他的秘書王瑞林，他也保持著親密的友情。王瑞林除了 1966 年至 1972 年與鄧小平分開的那段日子外，一直擔任鄧小平的秘書，從 1952 年他 20 歲起到 1997 年鄧小平去世。鄧小平視其為鄧家的一員而更甚於一名同志。文革期間，孩子們的麻煩是從 1966 年 10 月 1 日一篇批判中國「第二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社論開始的。這篇社論雖然沒有點名，但顯然是針對鄧小平的。他的三個女兒立刻斷定那些指責全是不實之辭，她們也從未向紅衛兵或其他人提供過可以用作批判父親的證據的新材料。[2-16]卓琳後來表揚自己的孩子說，即使受到壓力，所有的孩子都沒有譴責過自己的父親。鄧小平在江西寫的大多數信件都是為了請求允許孩子回家探親、安排他們在南昌附近工作、讓鄧樸方得到必要的治療。鄧榕說，他一生中除了為孩子以外，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多信。[2-17]鄧小平估計這些信會轉給毛澤東，因此也是在向毛提醒自己還在江西、準備接受對他任何方式的安排，但信的內容都是跟孩子有關的事。北京的答覆有時拖延很久，但孩子們最終都被獲准前來江西探望父親，每次至少兩周，不過鄧榕得到允許住更長的時間。1969 年 12 月，先是鄧榕，然後是鄧質方，都獲准在冬季農閒時間住在家裏，但春耕開始之前兩人還要回到農村的生產隊。接著回家的是當時在國家科委工作的鄧楠及其丈夫，兩人於 1971 年春節獲准回家探親。鄧楠在江西生了一個女兒，這是鄧小平的第一個孫輩。長女鄧林也獲准在春節時回家探親。這些探親之所以可能，是因為毛澤東仍然覺得，與劉少奇和其他幹部相比，他同鄧小平的關係要更親密一些。五個子女中鄧樸方最瞭解上層的政局變化。 [2-18]他在江西的出現使父親有機會聽到更多關於學生政治鬥爭的細節、感受到北京的政局。後來，一些瞭解鄧小平的人說，他在權衡如何懲罰人時，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會讓個人感情影響決定，然而他特別嚴厲地堅持要判聶元梓十年徒刑，因為正是聶在北京大學發動的政治批鬥導致了鄧樸方的癱瘓和大約 60名教職工的死亡。文革之後，甚至在 1997 年鄧小平去世後，他的五個子女及其配偶和孩子仍然同住一院。鄧樸方投身於殘疾人的工作，自己也經商。鄧楠從事科技管理工作，後被提拔為國家科委副主任。在江西時，根據鄧小平的請求，女兒鄧榕在離鄧小平住處不遠的南昌學醫，鄧質方在那裏學物理。鄧榕後在 1980 年到中國駐華盛頓使館任職了兩年，擔任促進文化交流的工作。由於這項工作，她成了撰寫家史的作者，還領導著一個促進中外領導人交流、幫助贊助西方音樂演出的基金會。鄧質方在美國留學八年，拿到了羅徹斯特大學的物理學博士學位。隨後他進入一家從事技術進出口的公司，後來又搞了一個從事房地產和通信裝備的分公司。1994 年以後鄧小平的頭腦已不太清楚，據說卓琳因鄧質方受到貪污指控大受刺激，試圖服藥自殺，但被及時搶救過來。鄧質方最後沒有受到懲罰。1973 年鄧小平離開江西時，他的聽力已開始下降。他平時不參與兒孫湊在一起的聊天，不過有孫兒繞膝，看看電視節目，也讓他十分開心。如果他參與孩子的聊天，他們會直接衝著他耳邊說話，告訴他自己的見聞，說出自己的看法。但是據鄧榕說，父親對自己的經驗和判斷力十分自信，很少受到他們意見的影響。[2-19]林彪墜機，鄧小平致信毛澤東在 1950 年代末和 1960 年代初，毛澤東把林彪元帥和鄧小平視為他的兩個最有前途的接班人。[2-20]確實，周恩來在 1965 年秋天曾對他的至交王稼祥說，毛澤東正在考慮兩個可能的接班人：林彪和鄧小平。[2-21]故也不難理解，他們兩人會因爭取毛澤東的青眼相加而相互視為對手。據鄧榕說，父親跟十大元帥中的九人都有來往，唯獨林彪除外。毛澤東本人也注意到了兩人的對立，鄧小平曾說，毛澤東在 1966 年把他叫去，讓他跟林彪見一面，與林合作共事。鄧小平同意去見林彪，但交談並沒有解決兩人之間的問題，反而使他們各行其道。[2-22] 毛澤東在 1966 年選定了林彪作為自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以確保解放軍對他的擁護，因為林彪自 1959 年取代彭德懷之後一直領導部隊。但是儘管如此，毛澤東在 1967 年仍然私下說，如果林彪的身體不行了，他還是要讓鄧小平回來。[2-23]林彪在抗戰時脊椎神經受傷，從此變得性格內向而多疑，他很清楚跟毛澤東走得太近有危險，在毛澤東實際任命他之前曾三次拒絕接受。自從成了毛的「親密戰友」後，林彪對自己與老謀深算的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憂心忡忡棗他的擔心也確實有道理。到 1970 年，歷來疑心很重的毛澤東已經懷疑林彪有可能在他還活著時就計劃篡權，在 1971 年夏末開始準備把他除掉。他首先接見了林彪手下的主要軍隊領導人，以確保他們對自己的忠誠。1971 年 9 月初毛澤東乘火車從杭州回北京時，列車在上海停下。由於他對林彪深懷戒心，擔心個人的安全，因此沒有離開火車，而是讓上海的前造反派頭頭、時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的王洪文和與林彪關係密切的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登上他的火車。毛澤東在確信得到他們的支持後告訴他們，他一回到北京就會解決林彪的問題。當林彪之子林立果在 9 月 12 日得知毛澤東已經回京後，林家人立刻變得惶惶不安。林立果調來飛行機組和一架飛機，載著林彪夫妻、他自己和幾個追隨者連夜逃往蘇聯。但是飛機並沒有抵達目的地，它墜毀於蒙古，機上無一人生還。[2-24]鄧小平最先是從用短波收音機聽新聞的兒子鄧樸方那兒得知了墜機事件。但是他等了將近兩個月，直到這條消息正式公佈之後，才採取了行動。11 月 6 日，當林彪墜機的文件傳達到縣一級時，鄧小平、卓琳和他們上班的工廠裏大約 80 名工人得到通知，要花兩個小時去聽有關林彪罪行的中央文件。鄧小平聽力不好，所以被允許坐在前排，而且可以帶一份文件回家閱讀。林彪死後有不少人認為，毛澤東很快就會讓鄧小平回來擔任要職。鄧小平本人肯定也這麼想。聽過關於林彪的正式文件兩天後，雖然此前被告知不要再給汪東興寫信，他還是鼓起勇氣給毛主席發出了一封信。[2-25]鄧小平很清楚什麼樣的信最能打動毛澤東，他在請求把自己的兩個兒女安排在江西他的身邊工作後，又寫道：林彪〔的暴露〕是非常突然的，我對那些罪該萬死的罪惡行動感到十分的震驚和憤慨。??如果不是由於主席和中央的英明的領導和及早地察覺，並且及時地加以解決，如果他們的陰謀得逞，不知會有多少人頭落地。??我遵照主席指示，努力通過勞動和學習自我改造。??我個人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當然是做一點技術性質的工作，??使我有[2-26]機會能在努力工作中補過於萬一。話雖然說得謙卑，但是鄧小平心中有數，毛澤東對於像他一樣敢作敢為、善於應變的幹部，不可能不委以重任。鄧小平數月沒有得到回音，而且即使得到答覆後，毛澤東顯然仍未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讓他回來，更談不上讓他擔任什麼職務了。此時的毛澤東身心交瘁，況且他的精力也沒有用在林彪之後的領導班子上，而是忙於為 1972 年 2 月尼克遜訪華作準備。毛澤東任用周恩來和黨的老幹部：1971 年 9 月-1973 年 5 月假如毛澤東能按部就班地實施除掉林彪的設想，他或許能安排好接班問題。突如其來的墜機事件打亂了他使黨內高層接受他除掉林彪的計劃。被毛澤東當作接班人和「最親密的戰友」的人神秘死亡，轉眼間成了陰謀奪權的叛徒，即使普通人也會因此懷疑毛的判斷力。毛澤東為此身心交瘁，有兩個月的時間很少起床。 [ 2-27]後來他又逐漸下床，但在 1972年 2 月 12 日輕微昏迷過一次，肺裏的毛病也影響到心臟，不時的咳嗽使他難以入睡，只好躺在沙發上睡覺。雖然他已行動不便，但至少在某些時候，在大事上，他的頭腦依然清楚。[2-28]在毛澤東手下受過罪的人，以及對他帶來的災難感到痛心的人，都知道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是多麼強大，假如直接批毛，將會使國家陷入更大的混亂。1958 年 12 月，毛澤東在大躍進中的蠻幹所造成的錯誤已是昭然若揭，當時他在政策上作出讓步，允許其他領導人享有更大的決策空間，但他仍然想方設法繼續掌舵。林彪死後毛澤東故技重施，他在政策上作出讓步，給予別人更多的決策權，但自己仍是當家人。毛澤東需要抓緊建立一個林彪之後的新領導班子。按規定黨要在 1974 年棗即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五年之後棗召開十大，但他想在兩年以內讓新領導班子到位，以便能在 1973 年 8 月召開十大，比原定日期提前一年。為此，他必須到自己的圈子以外物色人選，他雖然能依靠妻子江青及其同夥去批判別人，可是他們都缺少必要的經驗、良好的判斷力以及同其他人合作治理國家的能力。他的現實選擇只能是啟用富有經驗的老幹部，而他們大多數都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們在文革之前能夠身居高位，至少部分原因是他們的領導能力。毛澤東需要他們老練的治國才能。[2-29]周恩來向他彙報了很多老幹部的遭遇，毛澤東說，沒想到會有那麼多人受到如此嚴重的迫害。此時此刻，其實只有一個人能管好黨和政府，而且由於多年磨煉，他也不會威脅到毛的權力，此人就是周恩來。在 1970 年 8 月組成政治局常委的五個人中，林彪已死，其同黨陳伯達也鋃鐺入獄，康生因患癌症失去了工作能力，剩下的只有毛澤東和周恩來了。毛澤東幾乎別無選擇，只能給周恩來更大的空間去恢復黨和政府的秩序，他不但讓周恩來主持政治局工作，而且讓他管著政府和黨的機關。有觀察家認為，周恩來對林彪之死會幸災樂禍，其實他深感不安。他一向以個人感情上的強大自制力聞名，可是在林彪墜機後不久，當他向副總理紀登奎說明國家面臨的困難局面時，不禁潸然淚下，必須停頓片刻以控制個人的感情。他一邊說一邊哽咽。據說周恩來一生只哭過三次，一次是因為他遲遲才聽到父親去世的消息，一次是因為葉挺的犧牲，他們在 1920 年代就是革命戰友，還有一次就是林彪之死。周恩來對林彪之死的這種情緒反應，可能有若干原因。他知道，林彪雖然是個著名的激進派，但他務實、重秩序，周恩來很容易與他共事。此外，周恩來在毛澤東手下鞠躬盡瘁幾十年，如今國家在經歷了大躍進和文革破壞後，再次面臨大動盪，這讓他憂心忡忡。他深知每邁出一步都是艱巨的任務。[2-30]有人認為周恩來也是在為自己落淚。到那時為止他尚能避免毛澤東對他的猜忌和懲處棗兩個二號人物，劉少奇和林彪，都因此而喪命。他一直設法只當三號人物，現在自己卻也成了二號人物。他知道毛澤東會疑心。確實，毛在兩年之後便開始批他。除了依靠周恩來以外，毛澤東也把葉劍英叫回來整頓軍隊。葉是一位老資格的軍事領導人，德高望重，沒有個人野心。毛還悄悄地開始允許另一些文革初期被打倒的人重新回來工作。在林彪墜機後他休養的兩個月裏，毛不止一次承認，很多老幹部受了太多的苦。在對這個錯誤作出解釋時，他說那是因為他錯誤地聽信了林彪的讒言。[2-31]林彪墜機兩個月後的 1971 年 11 月 14 日，有更多跡象表明毛澤東的想法正在發生變化。這一天，他接見了一個座談會成員，其中包括當時已在著手重建軍隊領導班子的葉劍英元帥。毛擺出一副對文革中受迫害的高層給予鼓勵的姿態，指著葉劍英對座談會成員說：「你們不要再講他『二月逆流』了〔指 1967 年 2 月一些老帥和副總理試圖抵制文革〕。」[2-32] 他又說，那次逆流是林彪操縱的，不要再用「二月逆流」這個說法了。[2-33]毛澤東想以此盡量撇清他同批判1967 年「二月逆流」的參與者的干係。他還作出為譚震林、陳再道等在 1967 年挨過整的老幹部平反的指示。1972 年 1 月 10 日陳毅元帥的追悼會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使他能夠與文革期間挨過整的一批老幹部和解。離追悼會開始只有幾個小時，他才說他也要參加。這是自林彪四個月前墜機後他的第一次公開露面。陳毅是鄧小平在淮海戰役中的同事，中共掌權初期上海的第一任市長，後又擔任外交部長，是最受群眾愛戴的領導人之一。幾年後上海黃浦江畔為他豎起了一座塑像，便反映了民眾對他的崇敬。然而他在文革期間卻受到了殘酷批鬥。儘管他最終在軍隊醫院得到治療，但為時已晚，他由於缺少及時醫治而病故。此外，在他彌留之際，很多軍隊幹部前去看望他，他們很清楚是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導致了他的死亡。在追悼會上，毛澤東以三鞠躬表達他對陳毅的敬重。他說：「陳毅同志是個好人，是個好同志。??要是林彪的陰謀搞成了，是要把我們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澤東用這些話把迫害陳毅的責任推給了他過去「最親密的戰友」林彪。毛澤東在數九寒天身穿睡衣，披著一件外套，顯而易見的帶病之軀拖著顫抖的雙腿。他虛弱的身體和言辭打動了參加追悼會的人。為了跟文革的受害者和解，他以這樣的狀態前來向一個受人愛戴的同志表達歉意和尊重，還有比這更好的方式嗎？所有的高級幹部都心知肚明，如果毛澤東不點頭，陳毅也不可能受到批鬥。但是他們願意暫時接受林彪要對陳毅之死負責這種不實之辭。他們不指望毛澤東會承認自己的錯誤，毛對老同志的態度有了轉變，利用這種轉變對他們有好處。毛把政治看得高於經濟，但他從未放棄改善國民經濟的願望。再說，儘管他具有從感情上操控中國人民的非凡能力，但他仍然需要精明能幹的中共領導人。甚至在文革期間被毛澤東留用的幹部也承認，為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需要那些文革前任職的幹部的強而有力的領導。毛澤東在 1972 年已經打算讓有經驗的老幹部回來工作，讓 1960 年代末林彪主政時被派到地方任職的軍隊幹部棗他們大多數都無所作為棗回到軍營。不久之後的 1972 年 3 月，周恩來交給中組部一份有 400 多名需要恢復工作的老幹部名單，毛澤東很快就批准了，讓他們回來。[2-34] 在 1975 年和 1978 年，這些老幹部在幫助鄧小平恢復安定團結的工作中將發揮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