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电影梦》胖维他吃成了瘦维他　　我家兄弟姊妹四个，就数我最难带。小时候我的额头上有条青筋浮现，父亲说，这样的小孩比较难带，老是会碰上个三灾两难的。我从小身体不好，不过长大后，人也就健朗了。　　妈妈怀我七个月时，一天中午，下楼时一脚踩空，就这么一路下滑直到最底层。大家都在睡午觉，叫不到人，也叫不到车，妈妈发愁了，因为还有一班学生在教室等她上课，那时她在屏东潮州小学教书，学校离家很近。妈妈坐了一阵子，然后起身慢慢撑着走到学校，直到上完课回家，爸爸才知道，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幸好没事。　　当时妈妈有个朋友也怀孕了，不小心扭了脚去照X光，孩子就这样没了。要不是有这个比较，爸妈还不知道事态之严重。　　我是1954年10月23日在台湾屏东潮州出生。当天请了医生来家里接生。据妈妈说，我刚生下来时，一张脸发青，也不哭，直到医生拍打我的小屁股，哇的一声，大人才放了心。医生事后告诉妈妈，好险，脐带绕在我脖子上两三圈，一般来说，这种情况很容易窒息的。现在太太常骂我脑子不清楚，她说：“大概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我的诞生，让爸爸兴奋得整晚都睡不着觉，他百感交集地说：“李家终于有后了！”爷爷临终的遗嘱，要爸爸在台湾“另起炉灶”，我这个长子让爸爸充满了期盼，他给我取名“李安”，一来是老家在江西德安，二来是爸爸来台湾时搭乘的轮船就叫“永安号”。　　我出生时有八磅重，还好。弟弟李岗比我强壮，生下来就有十磅。七个月大时，两个姐姐出麻疹，我也被传染了。当时爸爸正好调职到台东女中当校长，这是爸爸第一次升任校长，又搬家，结果我出完麻疹没照顾好，自此后肠胃老闹毛病，身体积弱不振，体质不好。　　在台东过了一年多，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又接任花莲师范校长，举家迁往花莲，一住就是八年，我们戏称是“八年抗战”。十岁时，爸爸再度调任台南二中校长，全家定居台南，四年后又接任台南一中校长，父亲常言：“我将终老斯乡。”　　儿时的我瘦小多病，在花莲时，如果两个礼拜没去挂号，连医生都说：“怎么好久没来缴菜钱了！”当时我家戏称看病是“给医生缴菜钱”。我们小时候有种很普遍的营养品“胖维他”，爸爸曾气得说：“胖维他都让你给吃得变成瘦维他了！”我脸上有个酒窝，狗咬的　　我的体质到了高中才逐渐好转，但还是很瘦小，高一上学期时才一百五十多公分，发育很晚。太太说，我到美国好像还长了两公分。　　我脸上有个酒窝，大家都说好看，我说：“狗咬的。”大伙还以为我开玩笑。那是小学一年级时，有天放学后我跟着妈妈去她同事家。平时我常跟那家的狗逗着玩，那天见狗屁股底下有根棍子，想去拿，没想到“狗一翻脸不认人”，猛然扑了上来张口就咬，上牙咬住我的眉骨，留下一记疤，下牙深陷在我脸颊上，后来就成了酒窝。当时我满脸是血，大人们都吓坏了，狗主人当场把那只狗痛揍一顿，狗生病死了。爸妈怕我染上当时流行的狂犬病，只好拿下狗头去化验，报告要等二十一天才出来，把爸妈给急坏了，幸好没事。　　还有一次几乎命丧鲤鱼潭。那年我正念幼稚园，有天爸妈与朋友一起去鲤鱼潭划船，船快到岸时，我兴奋地起身，船失去重心直晃，扑通一下我就栽进水里。妈妈当时想都没想跟着跳下去，一把抱住我，从水里站起来，水刚好淹到妈妈的眼角下，大家慌忙把我们母子拉上岸。好险，当时要不是妈妈在我滑落潭底前的那一抱，我可能就没命了。所以我常说，妈妈给了我两条命。高考二度落榜李安在大学舞台上表演歌剧（李安提供）　　第一年考大学，我以六分之差落榜。第二年，因为紧张，第一天第二堂考数学时，第一个钟头我腹痛头涨，豆大的冷汗直滴，一个字都看不清楚，复选加上倒扣，考了个0.67分，再度以一分之差落榜。放榜时，我正好独自在家，家人都上班去了，我就一个人跑了出去。　　他们回来一看我失踪了，急得不得了，只有弟弟李岗猜到我可能去了哪里，于是骑着脚踏车，奔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安平海边，果然看见我的脚踏车。他走到沙滩上仍没见着老哥的踪影，心里也开始忐忑不安了，直到看见我低着头走近，兄弟俩什么话也没说，默默穿过沙滩，摸黑骑着单车回家。　　二度落榜在我们家有如世界末日，我根本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上。那天我是去海边散心，那阵子我蛮喜欢和朋友去安平的海边游泳，岸边有树林，风景很好。其实出海口很危险，常淹死人，我也不晓得。　　回家后，没人敢惹我，李岗则奉母命盯着我，怕我出事。　　重考那年我最好的朋友就是黄重嘉老师，当时他才二十几岁，帮我补习数学，我们一起听古典音乐，谈文论艺，算是知心的朋友。我数学考零分，觉得没脸见他。放榜两天后，他来家里帮我准备专科考试，没想到我突然把桌上的台灯、书本全摔到地上，然后跑了出去。　　黄老师安慰我：“不读就不读，放心去考。”专科反而考得不错，数学第二天考，没那么紧张，考了六十八分，进了艺专影剧科。老爸在饭桌上开训李安从小就背负着父亲望子成龙的压力（李安供图）　　我学戏剧、美术，爸爸虽然答应支持，但内心一直很矛盾。　　记得二年级升三年级暑假时我们环岛巡回公演，到工厂、军中演出舞台剧，音乐、舞蹈科也随行表演歌舞、民族乐等，我们演员也会支援歌舞表演充个场面，大伙又歌又舞又搬道具，像跑江湖似的很好玩。一到嘉义，我就开始紧张，因为快回台南了，我也心里老犯嘀咕地气自己，在外面本来高高兴兴的，为什么一接近家就倍感压力。踏进家门，爸爸一看我因公演累成的黑瘦模样，就在饭桌上开训：“什么鬼样子！”我当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放，走回房里，把自己锁在门内。这是我第一次胆敢有此犯上举动，已经是很革命了。当时父子俩都很不开心。因为在父亲的印象里，我的公演和小时候我们看的军中康乐队没两样，他很伤心，一心指望能光宗耀祖的我没考上大学，居然沦落为给人逗乐子的康乐队队员，所以他一直催促我留学，希望能拿到学位，成为戏剧系教授。　　直到现在，我格局比较大了，这层心理障碍依旧存在。我一回台湾就紧张，搞戏剧，我是跑得越远，能力越强，人也越开心。一临家门，紧张压力就迎面而来。对我来说，越接近生活，我的压力越大，越难以从事艺术处理，能力越低。如小时候离开妈妈到花师附小，我就不哭了。离家到艺专，我的能力就有所发挥。在英国﹑美国拍西片较易发挥，一拍华语片就心情沉重。在我电影里，这种心情表达得最明显的大概就是《喜宴》，以为在海外很自由，但亲情又把你抓回来。　　想来有趣，返家、离家，压抑、发展之间的拉扯，都和父亲有关。留学是他和我之间的约定，离家千万里即是他的促成。　　因为要留学，我就做了些准备。本来想去法国，因为那时法国电影新浪潮很吸引人。刚开始我去学了两个月的法文，但法文里的阴性阳性、时式，搞得人头昏脑涨，加上也要通过语文考试，于是改变初衷，有一搭没一搭地继续补英文，总算托福勉强过关，我开始申请学校。由于邻居小孩在伊利诺伊大学念书，回来时说起该校戏剧系有栋很大的剧场，里面在干什么倒是不知道，我就申请伊大。文化冲击：“性”与禁书　　在伊大第一年，我经历了两个天地翻转的文化冲击：一是来自戏剧，一是我开始看左派书籍。　　第一个文化冲击跟“性”有关。因为当时伊大戏剧系老师所选读的近代经典剧本，包括从易卜生（Henrik Ibsen）、荀伯格（Harold c. Schonberg）等人的作品以降，正巧都与“性”有所关联，而且都很强烈。我因而对戏剧原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产生了很大的兴趣。在伊大，我感觉才接触到真正的西方戏剧，整个扭转了我对戏剧的观点。　　在西方，蛇在梦中引诱女人（夏娃）而使人类犯下原罪，受到“性”的处罚；在东方就好比七情六欲。西方戏剧喜用“冲突”来做手段，求取净化与升华，这似乎跟我们的教养很不同。　　记得在艺专时，中西通达、学问最好的邓绥宁老师教授“中国戏剧史”时，曾讲过一段话，我当时以为是个笑话，在伊大接触西方戏剧后，才领略个中道理。邓老师说：“和尚和尼姑的戏没什么好看，但花和尚碰到浪尼姑，就有戏看。”王生善老师教我们“戏剧概论”时，也曾提及电视剧里演“爸爸打儿子”的情节，一个耳光下去，儿子马上说：“爸，我错了！”王老师说：“戏，就不能认错，就是要跟爸爸吵，再冲出去，这才叫戏，一认错就没戏了。”虽没有明讲，其实就是冲突。“不顺”才造成戏剧性，戏剧的产生不是靠平衡、和谐，是相反的。　　另一个文化冲击就是我离开那时的台湾，才有机会开始看“禁书”——共产党的文艺及宣传作品，尤其是老舍的著作及斯诺（Edgar R. Snow）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头一回，我对自我的身份认同产生了不一样的观察角度。这个冲击对我来说，有如天地倒置。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　　在伊大，学科﹑术科并重。学科方面有戏剧史及剧本研读，术科方面除了学习表演、导演、剧场运作外，每学期还要打卡做满一百二至三百六十小时的剧场工作。除了做剧场工外，我还参加过三次正式舞台演出及导过一次小剧场。伊大两年，艺专三年，五年的戏剧养成教育，成为我日后电影创作的底子。　　当时一眼看过去，我以为最优秀的人才都在表演组，我就有个概念，如果把戏剧剥到最后，用削减法衡量每个元素，哪些可以不要，那么最后最必要的一个元素就是：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面对观众。　　过去在艺专，从一年级开始我就演男主角，自小练习的演讲经验，让我可以口齿清楚，在台上我是有两把刷子的。然而到了伊大，语言不行就不能演，只能演默剧、小配角，埋头在一边学习导演功课，比较没意思。　　那时我开始兴起念头，当导演就要当电影导演。1980年拿到戏剧学士后，我同时申请了伊大的戏剧研究所和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　　我将转念纽约大学电影研究所的想法，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本来希望我继续念戏剧，拿博士，将来好教书，最后还是同意我念电影，学费及拍片花销家里会帮我。　　我一读电影就知道走对了路。因为我当演员是一种表演，当导演也是表演，借电影来表演。电影主要靠声光效果，没什么语言障碍，这是最适合我的表现方式。　　拍电影我很容易就上手，那时我英文都讲不太通，句子也说不全，但拍片时同学都会听我的，做舞台也如此，在台湾、美国都一样，不晓得为什么。平常大家平等，可是一导戏，大家就会听我的。导戏时，我会去想些很疯狂的事，而且真的有可能就给做出来了。我想，那么容易上手，一定有些什么东西在里面，也许这就是天分。NYU：电影人的开始李安终于修成正果拿到NYU的毕业证书(李安供图)　　在台湾升学体制下形成的士大夫观念，以考试成绩为唯一标准来评判一个人的高下，在这种科层里，从小学起一路到拍《推手》之前，我所处的地位始终徘徊在吊车尾阶段，反而是一种解放。到了艺专，我第一次可以抛开以往的价值观，像个新生儿般地重新开始。走上这条路，是一种原始的冲动，非做不可。　　在我生活的环境里，我的自尊一直很低，从台南一中起我就觉得不如人，到了艺专，社会上又觉得不是好间大学。毕了业，服兵役剃光头，又被女朋友甩掉，女友进入社会往前走了，我还是阿兵哥。到了伊大，都是美国人，话也听不太懂，朋友也没法交，个子比老外瘦小，台湾留学生又多是念理、工、医、农的高材研究生，我是唯一念戏剧的大学生。虽然努力地吸收，但仍自觉处于很低的位置，要进入世界闯出什么，好像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一到电影系，就不一样了。　　我最愉快﹑最充实的日子，就是1980年到1983年在NYU的求学时光。一拍片就很快乐，会想很多点子实验。学校经常放犹太假，有时我搞不清楚，到了教室一个人都没有，我第一次觉得放假心里不高兴就是在NYU。以前上学放假是最高兴的，现在不想放假是因为心里想学，想多知道些。放假不上课，我觉得损失了一天，心里头真的很在意。　　纽约大学期间，我拍了五部电影，二年级拍的《荫凉湖畔》曾获金穗奖最佳剧情短片及NYU的奖学金。我受到肯定，再接再厉，用尽手边一切资源，筹拍了《分界线》（Fine Line）。叙述纽约运河街南北分别住了不同种族的人，一边是华人，一边是意大利人，因某事引起两种人在纽约四处流窜，以故事搭配我在纽约各处拍摄的街景。为了这部毕业作，我自己打工、父母资助、女友惠嘉赞助，共花了一百多万台币。　　记得拍摄《分界线》的头四天，我兴奋得睡不着觉。到了最后阶段，还差八千多美金，我就从惠嘉的账户里直接提了来用。那时她在伊利诺伊大学当助教，因为要交税，所以存折放在我这里。奇怪的是，我一点愧疚感都没有，事后我跟她说起这件事，她也仅只哦地应了一声，表示知道了。窝在家里写剧本　　1985年2月，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八个纸箱，准备回台发展。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我的毕业作《分界线》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es Agency）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要我留下来试试。　　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李涵），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　　我想：孩子还小，太太学位还没拿到，也好，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也试试运气。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若有人认为你是中国人有问题，那是他们的问题。”捧到我没有抵抗力，觉得好像是真的，当然后来成真，但当时谁晓得。　　1986年1月，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从伊利诺伊搬来纽约郊区同住，刚开始的半年，她真的很难过，都不想活了。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　　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那几年，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自己写的，找美国编剧润饰﹑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别人的剧本，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自己的构想，找美国作家写的，也有几个。　　这些剧本的初稿，若有人喜欢，就叫你改写，三番五次地修稿，这样一两年耗下去，不是无疾而终，就是继续发展，预算从美金六十万到七百万不等，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development hell）。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五年，那还是指千万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　　那时期每隔一阵子，就有人说，看到我的学生片，很棒，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送到各公司去推销。　　就这样，一个计划不成，另一个计划又来了，总有几个在进行，所以老不死心，人像是悬在半空中。就这样耗了6年　　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计划全部死光，锐气磨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不要回台湾？老是举棋不定，台湾电影那时也不景气。　　1980年初，台湾新电影崛起，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开始消沉。这段期间我跟“中影”洽谈过，企划小野﹑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但讲话都很低调：“没什么希望！”当时真是一筹莫展。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下来，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老大阿猫就说：“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　　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接送小孩，分担家事，惠嘉也不太干涉我，我们经济不够宽裕，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　　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也没什么进步。我这个人是有片拍就来劲，没片拍就没劲，所以惠嘉说过：“他不拍片像个死人，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如果有案子做，我就会很高兴，到城里找人写剧本，自己做研究，很来劲。如果我看起来很忙，她就不来管我；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她就会问：“你到底在干吗？无聊的话找个事做，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　　就这样耗了六年，心碎无数，却一直怀着希望，久久过一阵子，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自怨自艾地过日子。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早该切腹了。　　毕业快六年，一事无成，刚开始还能谈理想，三四年后，人往四十岁走，依旧如此，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于是开始有些自闭。　　这期间，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看看器材，帮剪接师做点事，当剧务等等，但都不灵光。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好恐怖，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为了身份，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做得很笨拙，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敢挡？我找人揍你！”我连忙走开，闹了很多笑话。后来我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拿沙袋、扛东西，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　　我真的只会当导演，做其他事都不灵光。谷底翻红　 1990年暑假，老二石头（李淳）出生时是我最消沉的时候，丈母娘与岳父来美帮忙，一下飞机，惠嘉就叮嘱他们千万别提拍片的事，怕我会受不了。我每天做好菜饭给他们吃，他们就直说：“好吃，好吃。”我就是为了封他们的嘴。有一天，丈母娘忍不住很正经地提议：“李安，你这么会烧菜，我来投资给你开馆子好不好？”我说：“开餐馆跟家里烧饭不一样。”饭后，我躲到房里给台湾《中国时报》写影评与报道，当时在美洲《时报周刊》工作的好友冯光远邀我写稿并提供资料，等于是接济我。写了两个月，差点要疯掉，只得停笔。　 当时我有个想法：要不然就是老天爷在开我玩笑，我就是来传宗接代的，说不定我的儿子是个天才，或者机运未到，就连叫化子都还有三年好运！每个人都有他的时运，份大份小，要是时机来了，我抓不到的话，这辈子就很窝囊。当时老觉得自己像是京剧中潦倒时困在小客栈里被迫卖马的秦琼，有志不得伸，“店东主带过了黄骠马，不由得秦叔宝两泪如麻，提起了此马来头大……”就这样一路熬着苦等时机，当机会快来时，我已经濒临谷底，快要不行了。　 就在计划全部泡汤的几个月后，《推手》﹑《喜宴》的剧本在台湾得奖了，整个运势从谷底翻扬上来。　 当时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过去六年都是走霉运。 所以“中影”的事情一来，又是华语片老头子的戏，我也不想拍。因为《推手》的剧本是为了拿奖金，原本不是为了拍片而写的，《喜宴》却是，但我对《喜宴》已经不抱希望。因为当时在海内外都筹不到资金，这个题材对那时的台湾来说比较敏感，对海外来说又太中国。就因为钱没有着落，《喜宴》被卡在那儿动弹不得。当时绝大部分的台湾电影只限于本地市场，海外市场及资金根本没个影儿，台湾电影在海外的上映渠道除了中国城的戏院，就是“新闻局”印制十六毫米拷贝“宣慰”海外华人。不像现在，华语片能卖世界版权。就算本地不拍，海外也能筹集到资金。　 许多人好奇我怎么熬过那一段心情郁闷时期。当年我没办法跟命运抗衡，但我死皮赖脸地待在电影圈，继续从事这一行，当时机来了，就迎上前去，如此而已。　太太的支持　　惠嘉对我最大的支持，就是她自己独立生活。她没有要求我一定要出去上班。当然她赚的还不够用，因为研究员只是微薄的基本薪水，有时双方家里也会变相接济一下。我一直不想让父母操心，我们家从来不谈钱的，但爸妈也会寄钱来给我们救急。　 我拍片后，许多人都很好奇我太太是个什么样的贤内助。有一次，北一女北美校友会因为她是“李太太”颁发杰出校友奖给她。她对“妻以夫贵”的事情很不以为然，在致辞时就很不上道地一语道破：“我只是不管他，leave him alone。”其实这正是我最需要的，她给了我时间与空间，让我去发挥、去创作。要不是碰到我太太，我可能没有机会追求我的电影生涯。　　我和林惠嘉是在伊利诺伊大学时，前去世界青少棒冠军赛为台湾“荣工队”当啦啦队加油时认识的。1978年8月3日，我至香槟城伊大报到，不久就和一群留学生开车到芝加哥附近的盖瑞城去看青少棒冠军赛，那年荣工队获胜，我们同车比邻而坐，因而认识。1983年8月19日，我们于相识五周年纪念日结婚。在纽约市政府公证。婚礼派对还蛮特别的，很多《喜宴》里的情景都是我结婚实况的翻版。不过一想起拍《喜宴》时，我给戏里的新娘挑礼服、化妆打扮，我太太都没有经历过这些，我心里就有着罪恶感。　　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我们结婚时，岳父和她二姐来，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还绑上松枝及别针，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要我戴树啊！”当场发飙不肯戴，还是伴娘罗曼菲机灵，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她跑到楼下花店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　　好友王献篪穿条短裤，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因为路不远，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没想到王献篪走错车道，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当时正逢交通堵塞，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等我们到达时，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王献篪去停车，久等不来，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来回不到两分钟，他回来时，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I do”行礼完毕，结婚照也没照到，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有一年，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顿时惊呼：“啊﹗那年你居然敢结婚，也不翻翻黄历跟八字对一下，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恩与爱是扯不开的　　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她继续念书，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1984年5月，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大儿子阿猫诞生时，我这个爸爸还不知情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丢飞盘。直到晚上回家，才知太太已经生产，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原来头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她说：“不必。”问要不要通知友人，她也说：“不必。”她感到羊水破了，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到医院，院方还以为她是弃妇。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本来我们说好，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结果她也没告诉我。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我就特别盯在一旁，她还是频频赶我走：“杵在这儿干吗，你又不能帮忙，你又不能生！”挤孩子出生时，我去拉她的手，她还把我挡开，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　　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太太性情刚直专注、独立聪明，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　　在生活里，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当我低潮时，太太比较主动，是我迁就她的行程；在我高峰时，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　　在精神上，她以前比较痛快，从前她工作忙，我依赖她；我出名后，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李太太，打搅了她的工作。　　前些日子我和太太到纽约法拉盛的华人区去买菜，我把菜装上车，太太到停车场对面的路边买西瓜，有位台湾来的太太对她说：“你真好命，你先生现在还有空陪你来买菜！”　　你有没有搞错啊，是我今天特别抽空陪他来买菜的！”那位太太听到我太太这么说，一时气结，半天接不上话。其实以前她就很少陪我买菜，现在也一样。不过她管家有她的一套，儿子们服服帖帖，我也很服气。　　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恩爱”，恩与爱是扯不开的。《推手》：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　　1991年4月10日，《推手》开拍。二十四天的拍摄期，一晃眼就过去了。以前拍学生片，单纯地只想把手上的剧本给拍出来。拍《推手》时，第一次感觉到拍电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以后我就这样过日子了。　　那时第一次有人叫我导演，拿个木盒给我坐，飘飘然蛮过瘾的。　　拍《推手》我是一毛钱都没赚到。“中影”给我的一整笔钱都用到影片里了。主景是纽约北Riverdale（河谷）区一栋灰木两层洋房，这是栋法拍屋，家徒四壁。美术设计远从曼哈顿的救世军搬来家具，布置之后，我看了觉得实在不像样，除了情商画家好友贡献两三幅作品充充场面外，再和制片商量补救，追加预算仍不够，只得从自个儿家里搬来大半的家具——结婚时的对联、锅碗瓢盆什么的，结果都在男主角砸厨房的那场戏里给毁了。后制时徐立功来纽约看毛片，到我家吃饭时，还奇怪我家怎么穷得连张餐桌都没有，我这才告诉他：“你没看到《推手》里那张被砸烂的餐桌？”　　拍《推手》时，我第一次领会到，职业演员原来是这么回事，是王莱阿姨让我开窍的。　　刚开始拍时，我不太敢要求郎叔、王莱阿姨，因为他们是老前辈，就随他们发挥。结果拍了几天，发现王莱好像不太高兴。　　有一天，我终于鼓足了勇气跟王莱阿姨说我想要怎么样的感觉和表情，发现她反而高兴，觉得我有管她。我这才恍然大悟，演员是这样的，以后就懂得多跟她要求一些。　　剧中杰米一角很难找，既要长得像混血儿，又要能讲中、英文，拍片时又得妈妈跟班，还得花一个月来演。没办法，只好央求大儿子李涵(阿猫)上场。那时候阿猫才六岁，眼睛很大，皮肤白，头发化妆上发油后黄黄的，可以冒充混血儿。　　儿子煞有介事地说：“我考虑一下！”　　我跟儿子说：“你帮帮爸爸的忙，要不然爸爸垮了，我们就得住到街上去！”他就怕了，说：“好啦，我帮你。”结果省了一个童星的麻烦。《喜宴》：赵文瑄毛遂自荐　　说起《喜宴》的选角过程，也是一番周折。先前看过一些女星，后来徐立功建议金素梅，他说：“她很有希望，还没有电视剧太油的味道。”但我得看看，当时她正在台南新营拍摄电视连续剧《爱》，我就借了徐立功的车南下，到她住的旅馆去看她。旅馆黑黑小小的，在车站附近。当时只见一个黑影从里面走出来，还没见着脸，就觉得体形不错，很直、很冲，有股气，感觉蛮好的。谈过之后，就选定了她。但我觉得她还有待琢磨，演出前到纽约来，我曾在她脚上绑了铅块训练她走路的分量。记得金素梅正在屋内练习时，郎叔到纽约，进门只看了一眼就说：“飘啊！？”老经验就是不同。以前我常会想些笨方法来训练折腾演员，那时我的想法是“量变造成质变”。　　郎雄顺理成章再演父亲。归亚蕾则是徐立功推荐的，她的戏是没话说。至于伟同的角色，在台湾没找着合适的人选，本来找过汤志伟，但他的档期有问题。　　我先回纽约开始前置作业，同时选角，也没什么中意的人选。那时赵文瑄从报上看到“中影”招考演员，上门毛遂自荐，徐立功刚巧不在办公室，他放下张照片就走了。徐立功回来一看觉得不错，还好他留了电话，于是联络他来拍了卷录影带寄来。我也没有把握，就把录影带给“好机器”的人看了看，他们觉得：“好啊，很cute，英文说得可以。”　　但只凭录影带我还是没法做决定，就希望赵文瑄来纽约面谈看看。那时他刚从华航退休，在华航工作了七年，坐飞机免费。他也很有冲劲，拎个皮箱就直奔纽约。还有两个月就要开拍了，已经迫在眉梢，我宁可训练新人。因为当时跟略有名气的演员洽谈，他们对演同性恋都心存顾虑。我心想，那就训练新人吧！借了朋友的住处，约莫一个床垫大小的地方，筹备训练期间，他就住在纽约皇后区的那间地下室里。　　除了赵文瑄之外，到了拍摄时，其他演员也都从台湾来到纽约。亚蕾姐与金素梅住女生宿舍，赵文瑄搬出皇后区，与郎叔等人一起住进男生宿舍。女生宿舍有间大客厅，我们经常就在那里排戏。两个月相处下来，大家就像一家人。戏里戏外赵文瑄都管郎叔叫爸爸，喊亚蕾姐是妈。亚蕾姐真的就像他妈一样，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譬如有人搞不定赵文瑄，请亚蕾姐帮忙，只要她出面，一定让这个儿子服服帖帖，这种情分也只有《喜宴》有。《饮食男女》：忍不住发飙踢门　　在现场，我胆子小，不喜欢骂人；对人发脾气，我自己伤得更深，当然还是有受不了爆发的时候。　　平常不发飙，当你稍稍坚持时就有效果。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是把话讲清楚，跟人吼不是我的个性。　　一般我生气，不是为维护面子，也不是因为事情没做好，由于有时我要求高、找麻烦，可能真的没法做到。我发火，大都是因为有人不用心，当大伙都付出很多，如果因为一个人的被动、不用心而影响到整体成绩时，这时候你不说他，会对不起别人的。　　《饮食男女》最后那场戏，我终于忍不住发飙。拍摄最后那句台词时，吴倩莲愈紧张愈吃螺丝。那场戏林慧懿设计的三丝汤还不错，把三丝扣在杯子里，然后把汤浇上去，杯子再拿起来，一个汤匙下去，散了。这时吴倩莲要说话。桌上有七八道菜同时在冒烟，大概花四十五分钟才能使七八道菜同时冒烟。结果吴倩莲连吃了三次螺丝，拍第四次时，林慧懿说：“三丝我只准备了六份，我想六杯应该够了。”没想到拍到第六遍，还是不行。　　我大吼一声，冲出去踢门，就为这个。　　我一发脾气，全场气氛丕变。　　林慧懿忙说：“你不要生气，我马上做。”她连忙又做了三份，半夜三更，店都打烊了，材料也不够。　　场务黑龙忙问：“导演，要不要我去买烟给你消气？”　　我说：“不要，我要槟榔。”　　“好，马上给你买。”他很来劲地跑出去。　　发过脾气后，突然之间，全场气都顺了。台湾片场有时好似台风将至，弥漫着一股郁结溽躁之气，非刮阵台风气才顺得过来，真是一种很奇怪的拍摄文化，我是这次才知道的。　　这和《饮食男女》片中三个女儿离家、老爸宣布婚事的突然，异曲同工。有人说突兀，其实我要找的就是中国人的节奏——压抑到一个程度，然后突然间爆发，之后，大家再重新找寻新的平衡点。《理性与感性》：对待明星有窍门　拍了《理性与感性》后，我比较知道怎么对待明星，怎么跟他们讲话。刚开始我也不懂，把明星当演员用，当然会有问题，不过我很快就觉察到了。明星跟一般演员真的不一样，明星有一些习惯、一些心态，而且每个人的特质不一样。　譬如休·格兰特，我就奇怪，一开始他为什么那么爱搞怪、不听话，到处跑来跑去，不站在一个地方演。后来我发觉，他就是不喜欢跟别人并排演戏。你只要把其他演员摆在他对面，你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乖得很，就那么简单。　　明星，就是要被别人看的。他是一个形象（image） 的产物。这不光是他吃饭的家伙，观众也惯于接受这个“形象”，他本身就是电影和观众之间的一个契约（contract），和观众间有种默契在。你去看埃玛演戏，观众看她，尤其是女性观众看她，不见得像我想像的。埃玛，聪明干练的女人就认同她那样的形象，她自己可能都没想要这种东西，可是别人会把这种认同依附在她身上，有些人看到她就会仰慕。像杨紫琼，就是“隐藏感受、外表坚强”的形象。她本人可能不是这样，可是在银幕上就有这种效果。像我太太看到她，就认同到无法自制。　跟埃玛合作，因为她太聪明，又是编剧，有时她想的比我想的还周全，所以有些东西不须直说，一点就透。演戏对埃玛最困难的地方是，因为她太成熟，一个表情有四五层意义，一讲，她马上就能演出来，清清楚楚，有条不紊。可是单纯的、要让人动容的戏，就很困难。因为能够驾驭复杂，你已经不再是那么单纯了。　资深演员的问题就是太成熟，容易流于匠气。所以我常要埃玛分神去演别的情绪。譬如在《理性与感性》里她有三场情绪爆发的戏，我分别给她与一般演法不同的想头去感受与表达。其中一场是她妹妹快死的戏，如果要她去演感动、感动……就不感动了，就算用尽力气，观众也很难被她打动。我对她说：“你去演‘恐惧’，害怕将要失去那个灵魂。”她妹妹就是她心中隐藏的那一份感性，若那份灵性死去，她也将堕入最空虚的无底黑洞之中。我告诉埃玛：“就体会那种堕入空虚黑洞中的恐惧感。”　我也是自己琢磨出来的。当时想，该怎么演？后来想通了，其实我的眼睛就等于是观众的眼睛。我看埃玛，她演得再好，你都知道那还是“演”，不会感动，真性情才最感人。　《冰风暴》：把凯文搞得神经兮兮的　《冰风暴》的第一个镜头是在康涅狄格附近的森林里，拍摄本抱着十四岁的女儿回家的戏。　试戏时凯文就问：“要怎么抱？往上一点还是往下一点？”他不晓得该怎么抱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怎么抱都尴尬，老觉得姿势位置不对。他拍这部片子时很紧张，怎么做都不对，我就是要这种尴尬。凯文饰演的本，是个没自信的父亲，一个反英雄的角色。排戏时，我们就是磨练他到没信心，他一有信心，我就介入，搞得他神经兮兮的，很没安全感。　拍“换妻派对”那场戏前，詹姆斯跑过来跟我说：“凯文希望你跟他说说话，指导一下！”我走过去跟他说：“记住，你是个混账！”我的直截了当，令他印象深刻。我想只有特好的演员，才会享受这种被折腾的乐趣，很有意思。　凯文和西格妮饰演的邻居太太珍妮偷情的那场戏，也很尴尬，连他的情妇都懒得听他讲话。里面有几点颇违常情。　通常男人中年危机都是找年轻女孩采阴补阳，证明你还有活力，他却找了个比他还大的女人。他不是要证明他的性能力，而是把她当成心理医生。　那个年代的家庭主妇与前些年的台湾女性颇为相似，社会上已不再尊重家庭主妇，小孩日渐长大，即将离巢而去，她们没有事业，经济上依赖丈夫，物质上也许充裕，但精神上很空虚，不知何去何从。珍妮的个性和琼·艾伦演的埃琳娜很不一样，珍妮很尖锐，不跟你废话，单刀直入。通常人与人对话都有个节奏，有来有往，能搭腔，才构成谈话，犹如过招。本经常是废话讲到一半，珍妮冷不妨插进一句厉害的，把他的思路打断，让本十分尴尬。　凯文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最困难的一次演出，就因为在片中他演个老是不知所措的失败者，像他这样的大明星演一个连情妇都不屑和他在一起的角色，也是他演艺生涯的一大挑战，因为和他以往建立的形象很不一样。　仔细想想，对别的演员，我好像也没把人搞得这么神经兮兮的，只有对凯文·克莱恩如此，全因为他演的这个角色。老实说这次我有点自相矛盾，因为我一直认为不必把演员搞得那么惨，但这次为了戏，只有不断地打击凯文的信心，弄得他不知所措。一来因为这个角色需要，同时这里面也有着我自己的认同，与我自己尴尬、不安的处境有关，所以我跟他耗上了。不过他明白我搞什么名堂，也知道他需要浸润在这种迷迷糊糊的状态中，这是跟其他演员不一样的地方。　《与魔鬼共骑》：放弃莱昂纳多　　《与魔鬼共骑》里的角色多是十几、二十岁，所以得找新人。原来我选角时，就觉得托比是最佳人选，但最后定案之前，中间也有过挣扎。　当时在那个年龄层，只有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do DiCaprio）是明星，马特·达蒙（Matt Damon）勉强算半个，托比则还没冒出头。所以最初接触过莱昂纳多，那时他刚演完《泰坦尼克号》（Titanic），正在法国拍《铁面人》(The Man in the Iron Mask)，来试镜时和朱尔（Jewel Kilcher）对戏，一副很累的模样，因为已连演了两三部古装片，有点顾忌，后来不了了之。于是我找定托比，其实我心中最理想的人选是他。　我选角时一向会先考虑戏好不好，不过拍多了，发觉“上相”很重要，“形象”本身能传达给观众一种讯息，而这个讯息又与角色的内涵很有关系。像托比就具有一股天真无邪又带点迷惘的气质，很惹人怜爱。电影配乐时，他一想心事，就很自然地想给他配上黑管吹奏的音乐。　选角色，我先看适合与否，有名最好，如果没有，就会尽力去把他做出来。这部戏里的演员当时虽然名气不够，不过如今托比已成为一线男星，其他几个也小有名气，包括杰弗里、詹姆斯（James Caviezel）﹑西蒙（Simon Danny）等。　这次训练的方式就是排戏，我先和每个人谈一个钟头，就角色提出我的看法，也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些美国小孩认真、聪明、纯真，又有演戏的天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我也陪着他们上了一个月的课，包括骑马、开枪、体能及生活训练课程。我们还以高压气枪及油漆弹，在一座山洞里真枪实弹地对打过一场，全员分成两组人马，我也加入战斗，大家都只戴个面罩以防伤到眼睛，子弹打在身上很痛，不过蛮刺激的。由于生死之间最能显露出人的个性以及互相照应的重要，我就从拔枪、开枪去抓他们的个性，开始排戏，之后才排演对白。　　此外，骑马课也是重要训练之一，《魔鬼骑士》一书中详载当时游击队领袖的种种轶事，他们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骑士，马术一流，但也是最残暴的一群，素有“魔鬼”之称。身为魔鬼队队员的杰克等人，马术当然不能太差。所以托比等人不光是操练跑马，还要演练队形，几个人骑马走到镜头前要走出个队形来，同时还请来军事教练，教授他们枪战技巧。《与魔鬼共骑》：天兵天将来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