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是什么‘风险不大’！别忘了那百万担美棉的教训！你损失得起几个三十万？”唐星海见老父旧帐重题，声色俱厉，还哪敢再行坚持？只有暗自庆幸那已进口的设备尚未被老父所知的分儿了。老人家并没有就此而止，只是见儿子低下了头，口气上缓和了一些，仍在教训：“炳源，你做事也太刚愎武断，也太大手大脚了！竟敢拿出相当于一百件纱的资金去盖你的豪华的办公大楼！这大的花销你竟然连商量也不跟我商量！花这么大的钱，造那么好的楼又有什么用？住平房的不也一样做买卖？”老人连这点也清楚地了解到了。可是老人家也未免太“老”成见了。怎理解得儿子的用心？有什么用吗？用途大了！现代化管理中，一个企业的外观形象，是企业气质、特性的代表，他不仅对外界，甚至对本企业的工人都产生着微妙的心理效应，悦目而欢快的主体与周边环境对人的吸引与不自禁产生向往、信任是不可缺少的，正是诸熟了这一管理要诀，唐星海才刻意改换、修建、装饰那原庆丰的“老牛破车”。彻底洗掉了那陈旧的封建式的土气，造就一个现代化的氛围，这绝不是为了他个人的体面，而是为了企业的形象。办公大楼是盖得豪华，盖得几乎是全无锡最漂亮、最惹人注目的一幢，那目的仍是不为了他本人，而是为了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为了美化企业形象，因为一个主要方面，在唐星海尚有一层深意，那就是以此来笼络银行界。银行家们都是“富贵之交”，而“贫贱之交”不可忘，“富贵之交”不久长已是生活的至理。银行家的眼睛只盯着你企业是否发达，与你往来是杏有可靠的保险系数，换句话说，你的企业能否赚钱，他是否有利可图。一看你就是穷酸相，他才不理你呢！对任何一个企业，离开银行的往来，莫说别想发财，只怕会寸步难行。盖上这样一幢在无锡数一数二的大楼，虽说花了三万左右的银元（即保谦公所说的“一百件纱的资金”），可却不但会在银行家中产生出良好的心理效应，而且还可以利用这幢起码够档次的“招待所”，请得动上海一些大银行家有兴趣地来游游三万六千顷浩瀚的太湖，玩玩婉蜒如龙、盘踞如虎、风光无限的惠山、锡山；逛逛历史久远、名动遐迩、秀丽多姿的蠡园。借此打上交道，密切了往来，联络感情，加深印象，建立起牢靠信誉，才能得以背靠雄厚的资金，保证企业的发展。这样可以进，兴旺发达；可以退，救苦救难，以致救命。欲图大利，无银行后盾不行，而且经营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遇到程度不同的危机，小则损失得会大伤元气，大则可导致破产，甚至要命，没银行这个强大后盾也必无以自救。因此这幢楼盖得可以说极富关系全局的长远战略眼光。可保谦公老矣，老而保守得完全跟不上了时代的发展，只看见、心疼那有形的“一百件纱”，却根本看不见那无形的巨大作用与实利。可唐星海却无力反驳，也不敢反驳，那不孝的罪名是极可怕不说，甚至可能因此而丢了继承权！于是他明知会丢去企业大发展的良机，也不敢硬着头皮去实施自己宏伟的规划，只有忍痛地俯首听命。而老父的教训仍没有终止，且搬出了“祖训”要唐星海“切不可忘”，又说：“你可以忘了任何东西，就是不能忘了祖训！咱们家做什么事都讲究个稳重。正是在稳中取胜。才经历一百多年积下点祖业，你可不能给败坏掉！”这位老人对他那样极为重视的“祖训”却总是做实用主义式的理解，他认为什么重要便强调什么，以作为自己欲达目的的“权威”依据。当年，他读书无成，考不上秀才、中不了举，便弃除“中举”的主要内容强调“学习一业”；如今因担心儿子好大喜功不听话，又强调起了“败坏家业”。“祖训”到了他手里，居然变成了上可应付父亲、下可教训儿子的法宝！可唐星海不敢反驳，何况老人家的训斥尚没完呢。喘了喘气，稳了稳心神，老人家脸色益转郑重地吩咐说：“炳源，尚有一点我须提醒于你：咱们是书札传家，你要切记，兄弟之间也是要讲孝涕仁爱的！须知你如今已只剩了个小弟，你可不能光顾自己呀！”这一点唐星海何尝不知，又何尝愿意手足隔阂？可兄弟间至今日的不够和睦，还不是小弟缺乏自知之明，本来乏于现代管理经验，却时时欲染指庆丰漂染厂经理一职！倘他真有本事，让他取而代之倒也罢了，可他那分明是不自量力。老父只是出于偏爱于他罢了。可明知如此，也不敢分辩，只有听下去。直到老父准他离去，他才低着头，退了出来。离开父亲的寝室，赶紧又去安排了下请医生的事，稍一空下手来赶紧将那全套印花设备运去上海保存了起来，以免再传到老父耳中，惹出烦恼。可是，这种烦恼，除非人真个地下有知，保谦公是永远也不会再有了。尽管唐星海竭尽全力，跑遍了上海的几大医院，并自请了不少上海、无锡两地的名医，可是人力无法可回天，保谦公也自觉无望，临近病情恶化，坚持回无锡，他必须死在这个他们唐氏借以发达的故居，安安稳稳地葬在祖茔，回无锡严家桥家中不久，即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溢然长逝。享年七十（有的材料做七十一岁，系仍按故习以虚龄计算，当时当然要报寿为“七十一”）。枯枝连弱枝，保谦先生的噩耗极大地震撼了他的老搭档、老亲家，此时早已隐居且自号为“退庐老人”的蔡缄三。在强撑着吊唁了保谦公之后，便一病不起，不到两年半，便追随其老友兼亲翁于地下了。保谦公的葬礼是隆重的，然而，留下的隐患也是巨大的。对于死，保谦公并不怎么在意，时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嘛，七十有一，死则死矣，最在意的却是两宗大事，一是庆丰，一是晔如。庆丰是他以二千大洋的些微本钱，费尽心血创起的基业，晔如是他最疼爱的儿子。当自知时日不多时，他先集家人切嘱办好庆丰，并仍是持其一贯不许子侄辈过问政治的主见，不许子侄辈介入当时国人奋起图强抵制日货的浪潮中。他说：“空言抵制，虽力竭声嘶，亦无稗实际，非创办国货以代不可，故尔等定要办好庆丰，并逐步规拓发展。”似是“先公后私”，“公”事已了，才嘱“私”事，摒开家人，单召五弟申伯、六弟纪云来榻前叮嘱：“星海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晔如年幼经验不足，非其敌手，我终不放心，我身后，两弟要多加照顾晔如！”这无疑是一种“托孤”，不托“长子”，而“托”幼儿，并出于固执的偏见与溺幼能不埋下祸根？由此可见，人过七十，务须慎思，以汉武帝刘彻之明仍不免因“春秋高”而“法令无常”，况乃常人？有了这份“托孤”式的遗嘱，便无异将两个儿子间的裂痕拉成敌对，两弟又竭力护幼，结果是愈护愈糟！在两兄弟主哀并与同众亲友送葬时，本于同衷共戚中，互为怜惜，拉近了感情：做哥哥的深怜弟少，不甚更事，自所难免，如今一旦失估，甚觉可怜，终是同胞手足，自己又是唯一的同胞兄长，怎能不感到责任重大？哀父逝尤怜父爱，出于天性与常情，也曾暗下决心：就是小弟再不济，做哥哥的也得包容！弟弟呢，望着哥哥哀痛欲绝的样子，思及父爱之殷，大生长兄如父之情，哥哥苦苦奔波，于祖业功不可没，实较己强出多多，以后自当聆听其教，竭诚助其振兴家业。舍此还有谁最亲？可是，一旦得知了老父“托孤”之隐，俱自生了离心，弟弟想：父亲明白一世，对哥哥知之甚深，如此重托两叔，自是看准了哥哥必于日后不容于己，须早为之备。有了这一想法，便愈想哥哥愈是“刚愎自用，心胸狭窄”，愈觉得发发可危，防范自是愈过头。做哥哥的只觉得委屈，觉得父亲没有真正了解自己，弟弟也实是有许多弱点，可经这一“托孤”无异是将他与两叔、一弟对立了起来，他感到甚受威胁，自然也要采取些相应的自卫措施。如此一来，更令两叔、一弟认为遗嘱“英明”，也对应地采取措施，且甚有过之。如此恶性循环起来，很快地两兄弟间剑拔省张了。精明的唐星海对此唯有摇头叹气，毫无办法，也甚为痛心，也就因之重视起他自己子女的教育。唐星海得温金美为侣，甚为怜爱，两情相悦，堪为佳偶，共生了四男三女七个孩子，男孩自是依唐门族谱。取马旁千字辈：唐骥千、唐骏千、唐骅千、唐骝千，骥、骏、骅、骝，俱为名驹。女儿则不在此例，因而分别为：唐彼霞、唐志明、唐志云。有了深恐下一辈再如他这一代不虞的教训，唐星海抓紧着要子女们保持和谐一致的教育，他除了经常将子女们集在身边，进行手足相亲的教育外，还有意让子女们了解他的思想与希望、要求。除了语言说明外，还常常教以事实。比如他常有意地寻求一些有代表性事件，特将有关的工程师或职员找到家里来商讨解决，此时则特今儿子们，有时还约了子侄等站在一旁，要他们认真地听，以冀收教育与溶合情感之效，可谓用心良苦！然而，兄弟间的重大隐患已经伏就，时间的更移，只能愈来愈显，终至爆发。开始时尚只是些意见相左，后在兄弟相对时，渐渐地已无话可话。冲突竟见诸于公开场合，愈来沟壑愈深，隔阂愈大，误解也愈多。终至爆发为阅墙之战。最激烈也最典型的是一九四０年与一九四三年的两度“家业”主权之争。一九三九年，由于日寇的侵略危害，唐星海又在上海创办了保丰纺织漂染厂，于当年四月投产。（“保丰”的详情，后文再叙。）此前，唐晔如就风闻乃兄于转移“庆丰”资产中公私不分，乘机捞了不少钱，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引起更大的不满，有些董事也由于听了些传言，又得知了那“托孤”之语，便也对唐星海甚为不满了起来。处世也真个怕那“心胸狭窄”，自家如是，再去怀疑别人就愈想愈觉得甚得其理，再加上有同感的人互相助长，就势必认定无疑。唐晔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六叔的支持下，说动他的堂侄、叔兄、堂兄等人的一致赞助，而急切地发难，欲乘此际更换经理，从乃兄手中夺过主权。于是在一九四０年四月五日，由他与六叔纪云出头召集，在上海的保丰厂内开起了“紧急董事会议”。时间定为下午两点及时开会。到了两点十分，唐晔如与其支持者俱来到了会场，计有唐晔如、唐纪云、唐宝昌（唐门本支唐晋斋之子）、唐松源（为晔如叔兄，乃五叔申伯之子）、华俊民（原股东华芝珊之后）、唐瑞千、唐凤岱、蔡松如（老股东蔡君植之后）等八人。等到两点半，唐星海等几个董事未及时到会。唐晔如便有些不耐，一再打电话催促，并不再等齐即做出推举决议，以蔡松如为会议主席，原本记录人应为谢友庵，由于谢氏避而末至，临时改为唐松源。待至两点四十分，蔡漱岑（即蔡缄三之子，唐保谦之婿）来到了会场，唐晔如便迫不及待地催促蔡松如宣布开会。几句开场白之后，一涉及正题就出现了沉默。因为在座的董事，除晔如本人与六叔纪云之外，均对唐星海的能力甚为心折，几年来又实是功不可没，而传闻终是传闻，究竟有几分可信？再如蔡漱岑则对这位二舅子的信任尤甚于小舅子，倘叫小舅子主持庆丰与保丰，绝不会这样兴旺，背后里议得虽响的其他几个人也是临会有些心中打鼓：这样做好么？尚未待董事们从困惑中转来，时钟敲了三点，唐星海与薛汇东（老董事薛南溟之子）已相偕而入。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这次会议上的冲突。唐星海走入会场尚未停步，便出声责问；“我们还没有出席，你们为啥就开上了会？”是呀，缺了两个最主要的董事——董事长、经理，这会怎么能开？又不是定期例会，没取得这两个人认同便召集起临时紧急会议，这不但是有违章程，也分明是透露着欲有所不利于这两个重要董事的动机么？无虚才能气壮，理正方得辞严，今日里实是有些气虚理亏，又何况唐经理素来威信甚著，当面之下，众董事多已无言以对。连本应开口回话，被椎做会议主席的蔡松如也缄口垂首了，因为连他这个会议主席究竟合不合法，自己也起了疑，他还怎么回答唐经理的责问？别人不开口，连主席也沉默了起来，首发其难的唐晔如只好出头了，他以气仗胆地进行了反质问：“通知你两点到会，你为何三点才来？”唐星海气恼地瞥了下乃弟，不屑于回话，大踏步走到会议桌前，而薛汇东已先他一步，一把抢过记录，说：“我们俩没有到会，你们怎么能讨论问题？拿过来，给我们看看！”薛汇东也急了，这对在座的董事们的压力更大了，也就更没人回话了。其实，薛汇东才是唐星海手中的一张王牌，当初，没有薛家，就不会有庆丰，如今也是如此，薛家直接影响着整个企业的兴衰，哪个董事敢无由得罪？还是唐晔如回话：“我们多数董事都已来了，难道还不能开会？”唐星海当即直斥回去，说：“我们几个没到，就是不能开会！”是呀，当初发起创办企业是保谦公与城三公两亲家，借的是南溟老前辈的威名，这对所有董事来说都应该是耳熟能详的。如今三公俱故，尚有其指定的继承人在，星海、漱岑、汇东三人才应该是企业的核心，就算他们再不对，也不可抛开他们来开会呀。有几个董事已觉得理亏，觉得对不住人了。唐晔如见状更加恼羞成怒，却又无力以理取胜，竟动起了粗蛮“刷”地拔出手枪，往桌子上一拍说：“今天我们就是已经开了会了，你敢拿我怎样？”唐星海仍面呈不屑冷冷地质问唐晔如道：“不必多说，这很明显，就是你的主意，你不如索性明说，背着我们开会，到底是想搞什么名堂！”两兄弟已经直接地针锋相对，唐星海已一步迫至问题中心，这使董事们很尴尬，如果是例会，董事们又顺理成章地一步一步心照不宣地配合，提出更换经理，倒也罢了；可如今突然召开“紧急”——为什么“紧急”？——会议，必有特因，特因是什么，又为什么专门背着三个主要人物，这不是明显地要“阴谋政变”么？那又为什么？说唐经理无能么？那岂不是鬼扯！说那些没有实据的传闻么？更只能使自己被动。而唐经理积威已久，对这些业已自虚的人更足以震慑，唐晔如的粗莽只是色厉内茬，大伤风雅，因而也大失人心。消、长之际，原本支持唐晔如的也不好开口了，你六叔对同样的侄子为什么厚此薄彼，助小的搞阴谋？连最有说话权的唐纪云也因这个会越来越迹近阴谋而不宜说话了。再加上蔡漱岑也加以质问，一些董事便转向了唐星海一边，有的出言表示歉意，有的用行动：起身相让，倒茶敬烟来表明立场。唐星海见稳住了阵脚，方与薛汇东大马金刀地坐了下来：仍是大权在握！唐晔如眼见得大势已去，这次会的目的是决达不到了，气恼不过，打出了最后一招“杀手铜”：“难怪老父说你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你这人一切只能由着你的性子办，别人半个不字也不能说，照这样下去，大家还怎么合作？算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参加由你主持的董事会就是！”说罢，插起手枪，悻悻地拂袖而去。这番话也说得苍白无力，老父的遗言与不许你们背着主要董事开会何干？你搞阴谋也要人“心胸宽广”吗？也得由着你的性子么？这一次，唐星海可以说早已利用薛、蔡两大支柱驾起了主体建筑，再以他的积威做了装修，巩固了他的大厦，以压倒的优势战胜了弟弟。只不过因此而形成了公开分裂，兄弟间破了脸皮，又外贼乘虚而入，引起了更大更激烈的阅墙之争，一九四三年两兄弟终于对簿公堂法律相见了。抗战爆发不久，唐星海即转移出庆丰一些设备，并在上海又设“保丰”，没多久原庆丰被炸，到了一九三八年春末日寇又将庆丰交给日商大康纱厂经营，大康的经理大和藤七无法独力恢复生产，稍一整理便于一九四三年五月交给了南京汪精卫组织的伪政权的“实业部”。汪伪的实业部当即发出通知，表示要归产权与原主，要原庆丰纺织漂染公司派代表前去接收。依常理，唐星海一直是庆丰的经理，是当然的合法代表，理应由他出面接收，可他的弟弟却又一次得地近之利，再度捷足先登了。而且此番是经过了比较周密的计划而后动的。他首先串通了多数老董事，六叔纪云自不消说，叔兄五叔申伯之子松源及华使民等正是他的“老班底儿”，更将姐夫蔡漱岑也拉过来，取得了董事的多数，又下功夫巴结上了汪伪实业部部长袁愈，与其攀上了交情，袁愈也正欲乘此离间唐家，以收控制之效，一口答应为唐晔如帮忙。至此，唐晔如已于公、私两面获得了支持，便组织了一个以唐纪云、蔡漱岑、华俊民、唐松源为主体，又拉上了孙祖苍、章骏、陈中等颇具实力的股东管理委员会，正式出面接收了庆丰纺织漂染厂。入厂两个月，便一切基本就绪，却怕自选经理人员不够“权威”，唐晔如又活动袁愈，由实业部出面，指定唐晔如为经理，并兼厂长，宣布解散了原管理委员会。于是，庆丰便落入了唐晔如的掌握之中。唐星海自不甘心，却因尚无良好时机，故不动声色，更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势，以待时机。而且坚信时机不久即至。果然，没过几个月，到了当年，即一九四三年的九月汪伪政府“改组”，实业部长换成了杜恩平，袁愈下了台，唐星海认为时机已到，便通过关系运动了时任实业部次长的陈蜚君和另一权要王树春，在取得了这两个人的默许后，正式呈状，申诉于无锡法院，后直上诉到南京法院，唐晔如毫不示弱，立即经过紧张的通融、谋划，出面与乃兄打起了旷日持久的产业官司。无锡法院，由于有老将“托孤”重臣唐纪云出面力证与力争，判得自对唐晔如有利，而南京法院则不同了，陈蜚君虽是个次长，可他的根子很硬，是汪精卫的小舅子，莫说姐夫汪精卫，就是姐姐陈壁君又谁个敢惹？杜恩平又事不关己，乐得清闲，自是这个“贵戚”代表了实业部介入这场官司。有了这层关系，南京法院自是倾向唐星海的，却因唐晔如一方“据理力争”：唐星海已自幼过继给四房唐若川为子，有继单为凭，且尽人皆知唐星海幼时称保谦公为“伯”，故无权继承保谦公的遗产；唐晔如的继承产业与任职是经过实业部授权的，不能任意更改，故而一拖再拖。正在相持不下时，介入了一种意外的动因，使这场官司迅速向有利于唐星海的方面转化。狡猾、阴险的日本大康纱厂经理大和藤六抛出了他蓄谋炮制的“备忘录”，要庆丰“偿还”他在庆丰的“复旧费”，竟累计为一百一十二万余日币，合当时的中储券六百二十三万余元。偌大的数目吓坏了诸多董事，一齐推给了唐晔如，可他又哪儿来的偿还能力？于是，由俱生怨，各自揣起了心腹事，也更是思想起唐星海：他可是有多大难题都是铁肩担重任，从不转嫁董事们的！也正是利用这一契机，唐星海直接回到庆丰并要求召开董事会。在会上他理直气壮地提出：多年来庆丰都是自己的事由董事会解决，事无大小，皆从此例，这是老一辈立下的铁传统，可为什么像接回庆丰这样的大事竟然不经董事会研究，几个人就擅自成立了一个什么“庆丰厂管理委员会”去接回厂子？这难道不是违反了传统惯例？这个所谓的“委员会”不合法，也代表不了庆丰的全体董事，是对董事会的亵读；传统以来，都是董事会才有权推举经理，再委托经理任命厂长，否则，这经理与厂长的产生与任命是无效的，凭什么要由实业部指定？言之成理，凿凿有据，唐晔如已无力招架，何况此刻又被日商扰得六神无主，支持他的董事们又袖起了手来？只好知难而退，交出了大权，并拉走了唐松源，叔兄弟俩在上海另创了个源丰毛纺厂与肇新纱厂，办得倒也不错，也自此，两兄弟不但在财产上彻底分家，而且经营道路上也分道扬镳，且较起了劲。唐家的子侄各有彼此，手足乃至一族之内的纷争似不足训，然而竞争的形成，对企业也有它好的一面。在“庆丰家庭争夺战”中，两兄弟互不相让，以至不惜投效外人找官府为靠山，则更不足以为训。保住三十三家工厂一九二七年的美棉筋斗，是社会政治气候掀起风波给唐星海最重的挫折，其后虽再无此等惨痛，却也是关隘重重，风浪叠叠。老父去世后，唐星海寄在上海的印花设备便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在汉口建筑第三工场的打算也可得以实施了，他甚至还想到苏州、上海再办新厂。可企业越大，范围越广，越要求你必须有足够的竞争手段与强大的竞争能力，增加新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与企业信誉都不可稍有疏忽。因此，他未雨绸缪，决定先出国去彻底考察一回，于是便于一九三七年六月底，由上海乘船启程，赴英国的曼彻斯特，参观考察了那里可称得起当时世界最先进的纺织设备与附属设施，再转而去法国、瑞士。可在他踏上法国国土之前，便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八月十三日日寇借口中国守军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官兵，向上海发动了猛攻。唐星海牢记父训：不问政治不做官。可他不能不关心，甚至得十分重视时局的变化，因为大的政治动乱，特别是战争，直接关系着企业的存亡，所以，他一离开上海便很注意用随身携带的收音机收听新闻，虽说到了国外，由于他精通英语，而外台的报导绝不会迟于本国的电台，因而，尽管他身居异邦仍可随时得知国内战况。一听到上海已发生了激战，当即意识到了无锡难保，所以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瑞士都是边参观边作应召回国的准备，果然，很快就接到了催他归国的电报。日寇眼看就要逼近城下，无锡危在旦夕。留下作日本治下的企业，被讥为汉奸，哪个董事也绝不肯的；可是放弃了庆丰，这多年的积蓄与心血，又哪个也不会甘心。可“事急矣”！何所适从？群龙无首，唯有团团转，这就更显出了唐星海的重要，便急电追回了经理。唐星海的参观中途而断，急如星火地赶回无锡，从接到电报起，他内心就连呼“糟糕”！这一巨大的战争风浪不但一下子摧毁了他那已思虑成熟的扩展宏图，连基本根基庆丰也在摇摇欲坠之中了，他怎能不心如火焚？主心骨回来了，董事们急不可待地于唐星海归来尚未坐稳时便发出了焦灼地询问：“唐经理，你可回来了！战火眼看要烧到无锡，你可快拿大主意呀！”“星海兄，几时召开紧急董事会呀！”“唐老板，那股份可是我家几十年的全部的积蓄呀！”说话间，那可怕的炮声已是越来越响，越来越近，越来越频，董事们也就越来越慌，慌得竟不顾可能与否提出了退股的要求。唐星海又何尝不急？可他终究是“主心骨”，急而不乱，很快就在庆丰设在上海的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董事会，说是研究大计，其实已六神无主的董事们还哪儿有“研究大计”的清醒思维？唯有唯唐星海是命了。唐星海在分析了无锡失守不可避免，他们绝无改变大局的能力后提出“惹不起就躲”的主张，说：“第一，我们要收集尽可能到手的资金换成外汇，储备起来，以便将来复兴时添置机件，继续办厂。第二，迅速将厂里的存货、棉纱、棉布与原绵、半成品等，分散地转运至比较偏僻，比较安全的外乡外埠，能销的销掉，不能或不及销的储藏起来。第三，不能让庆丰的机械设备落入敌手，必须抢在日寇攻城之前，抓紧拆机装箱从速运去内地。恰好，两年前，我在汉口买了块地皮，就运去武汉吧。”会刚开完，长江已遭封锁，沪宁铁路线也断了火车，唐星海只好与爱妻温金美乘公司的小汽车回了无锡。到厂下车伊始，唐星海立即向惶惶以待的职员们宣布停产转移，并迅速选定了拆车装运的人员。余下的一律疏散。职员可按停薪留职外出避难，工人则请转回农村，或由厂里安排疏散到农村，以避日寇之凶锋，并向工人们保证说：“只要抗战胜利。庆丰能恢复生产，我是绝不会忘记大家的！”在那危机的岁月，这一句饱含人情味的话，对同仇敌汽而又身陷危局的同胞，是何等的慰藉！据有关文章记述，当单独私嘱保管并转移唐星海个人的资金与帐目时，负责财务的副厂长、老实厚道的陶心华请示说：“中南银行的借款，是用棉花、棉纱做抵押的，如今尚堆在中南栈房里，银行又不许人处理，落入日寇手中怎么办？”唐星海听了，心下窃喜，问道：“这数目能有多大？”陶心华回说：“共计棉花十万担，棉纱千五百件。”唐星海当即叫陶心华组织人将这批实物运出，转移到芜湖或汉口。处理了庆丰转移的大事，一回到上海，唐星海便嘱咐妻子温金美将所有的手头“法币”与在他命令下不断从外地汇来的销售款日逐连续一律兑成外汇，甚至九丰与庆丰的个人存款也均兑换了，并被他据为己有。此间对股东们确实很有侵害，也正是如此，唐晔如才于一九四四年发难欲对其兄的经理之位取而代之。就在唐星海下罢职工疏散、机器转移的命令回沪设几天，一九三七年十月一日，沿沪宁线狂轰滥炸的日寇飞机炸毁了无锡火车站，并殃及池鱼，丢进庆丰三枚炸弹，一枚将漂染工场全部摧毁，另两枚不但引发了一场大火，而且炸毁了一、二工场附近三分之一的房屋与设备，所幸人员无伤。轰炸虽凶，职工们仍忠于职守，冒生命之险完成着拆迁转移任务，并及时电告老板，按老板指令拍摄了被炸惨况的照片，通过无锡县长，获准官运，抢出并疏散到附近农村一批设备与物资。为图再举，职工们受尽了艰辛与屡逢凶险，可再举已然无望。腐朽的国民党指挥下的军队只晓得望风而逃，日寇很快逼近了中南地区，在汉口再办厂的计划只好落空，唐星海只好又转回了上海。在八月十五日的董事会上作出了决定：在上海筹建新厂，并定名为“保丰”——“丰”承“庆丰”，“保”则内含纪念保谦之意，且“保丰”保丰，可保庆丰亦是一种不忘旧的用心。一年后，即一九三八年八月正式筹建。经八个多月紧张的四出活动，于一九三九年四月开机，九月全部投入运转，日产棉布八百尺，棉纱三十五件，漂染布二千尺。第二个庆丰总算办起来了，唐星海实是费了不少的心力，也做出了一些强硬迫人的事，有伤于一些股东与董事，可究竟是在抗战烈火中办起的第一个纺织印染厂，自是别具作用与意义，可说是唐星海在战争的狂风巨浪中又开出一船。庆丰纺织漂染厂虽经拆运与炸毁丢弃大部，却仍有约三分之一的残存部分，日商大康公司本欲诱迫唐星海上钩，写信约唐星海“合办营动”，唐星海不肯上当，工人又“磨洋工”，日商见无利可图，索性将庆丰交给了汪伪政权，才掀起前面所说的兄弟诉讼。待庆丰又回到唐星海手中，只几个月的时间，就扭亏为盈，得以两“丰”并进，唐星海又激起了雄心，开始拓展：一九四三年末，与人合伙办了家“源丰机器厂”，一九四四年三月，与建安实业公司在常熟共办“家庭纺织工业社”；一九四四年七月，也是与建安实业公司合办了“永丰纺织工业社”。可是，他的触角尚未得很好的舒展，更大的社会风波席卷而来：先是日寇军管了上海租界内的纺织业，保丰自在其中，不久，由于战线太长，日寇的武器弹药无法补充，就在一九四四年下半年以“全力支援战争”的口号，强迫，乃至近于强抢铜铁，仍是不及，就索性强令工厂将正在运行的机器捣毁（时谓“拷”掉），特别是纺纱印染机器，他们先以日商的六厂七厂做个样子，接着便强加在了中国纺织业的头上了。当时日商纱锭大约与华商的总纱锭相当，“拷”起来，日商无所谓，可以回国再生，可华商却只有死路一条！严令传来，华商们如闻惊雷，整个上海，乃至江苏全境与浙江、安徽的纺织厂家急如乞命般纷纷电请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设法保全。这个理事会就设在上海，唐星海当时正是这个理事会的副理事长，此时他又何尝不急得如居炉火？不仅他，他们唐氏整个家族基业也因此而处于危亡之中，家人哀促，同业重托，希望都寄托在了精明强干的唐星海一身了，他也只有拚命设法维护一途了。他就集起一些人来研究对策，七嘴八舌都有好处。唐星海从众议纷坛中综合出一个办法：去主动承担日本军用纱的代纺代织。唐星海就联络了几个人并请上了在上海维持会与伪市府任要职的江上达，向日本驻军交涉，话尽量说得动听，不外是：三省各纺织厂家都愿为“皇军”着想，“皇军”远涉大海，军用纱运转不易，三省厂家甘为代纺代织，待军需一足，即“拷”掉机器以奉军火之需云云。这一招果灵，日本驻军当即下令要苏浙皖三省纺织同业理事会统一安排为日军代纺代织四万五千绵纱、十四万五千尺布，机器自然就“缓拷”了。三省理事会只是空架子，其他几个厂也没啥大能力，因而实际上是庆丰纺织漂染总公司承担了这批“代纺代织”的绝大部分。唐星海与范谷泉、吴仰山、王方揆等专家认真计算，精心安排，尽量多分配一些工厂去承担，因为多一个就可保一个，结果三省的三十三个工厂都成了“皇军”军需的代纺代织厂，并采取尽可能慢的拖延战术，催得紧了，就应付一点，稍一缓就放慢速度，甚至索性停工。日本人自也不会放松，无奈唐星海总能不断地提出理由来搪塞：不是电力不足，就是货源中断，再就是设备意外故障，还有不时的戒严，工人无法上班。反正是战时，许多东西都无法保证正常，说得又头头是道，况且也确能应付上一些结货，为了军需，日本人也无法硬逼。拖来拖去，拖到了1945年初，日寇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是节节败退，军事的失利，使日本军方已很焦心，无暇多顾，因之而引起的频繁调动，更使上海日本驻军频频换防，新的来了，不知以往旧情，也就更好搪塞，唐星海更乘其慌乱，捞了日军一把：乘日军新头。目不知原来同事改动工缴费一事，唐星海乘机以原附件为准，即以原定的高标准取费，交四百磅纱，取四百一十磅的原料、电力以及加工费。采取这种办法，终于拖到了抗战胜利，由于确也使各厂赚了不少钱，引起了某些不明真相者的误会，斥他们为“为虎作怅”，殊不知倘不如此，绝不能保存下那三十三家民族纺织厂这一大笔国家与社会的财富，就会使三省民族纺织业遭到灭顶之灾，从这个角度讲，也是有功无过的。再展鸿图奈时艰抗战胜利后，唐星海自也欣慰万分，可没想到，蜂拥而至的接收大员无意为国，却专一地为己，借手中“惩治汉奸”的尚方剑，乱裁乱扣，意在敲诈，敲诈不出，也可以用做表功与掩饰其包庇真汉奸的丑行，没多久，含沙射影暗指唐星海的文章也见诸了报端。唐星海只好四出奔走，到处求人说好话，力辩清白。一则是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二则是疏通了一些要员，更重要的是温金美的姨表兄宋子文已身居政府要津，得温金美出头活动，不消说话，只宋子文亲自乘专车携礼品回访唐宅并奉上孝敬姨母的两百银元，就足够使唐星海挺起腰杆了。只这一阵风，就当即刮光了那些已贴在保丰的全部封条，刮得唐星海变成了上海纱厂同业会的常务理事。唐星海的雄心又勃然大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三日的庆丰董事会上，他又雄心勃勃勃地谈出了他的恢复大计，分做三期：“第一期，纱锭整理至三万六千锭；第二期，五万锭；第三期，六万锭……至于漂染整理，以添建新厂房与源兴昌机器厂合作，另组一新机器厂……”他又高效能地展开了活动，首先用他当年叫人摄下的庆丰被轰的照片为主要依据，请得国际救济总署四万担美棉，接着又动员起一亿余元股金，便大购进口设备，使公司各厂，特别是庆丰与保丰得到有力的充实，很快地恢复了战前旧观。他仍马不停蹄，乘胜疾驰，几乎与强化两厂同时，他又把无锡、上海、汉口、江阴、徐州、南京、蚌埠等地的庆丰事务所全部恢复，更在常州、南昌、北京等地设立了新的事务所。更没有放松人才的培育，很快在上海又办起了印染工程艺徒训练班，招收了二十四名学员，定学制六年，学习三年，帮师三年。更没有忘记以制度、规则治厂的宗旨，不久即制订并完善了含有九项制度的《工厂各项办事细则案》。很快，不仅恢复，而且超过了战前水平，甚至演至“双鱼”供不应求，经常加班加点，致日产细纱六万五千二百八十四磅、棉布七百二十八尺，利润几乎直线上升，据一份材料上记载，1947年庆丰投入资金二十八亿一千八百二十万六千九百元（法币，当时尚未变魔术似地贬值）。净纯利润为十四亿二千二百二十万零二百元。利润在资本定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春风得意，青云直上，唐星海也乘机办了属于个人的许多企业，如什么“公永纱厂”、“庆源号”、“大利达”布庄、“宝丰堆栈”、“北新隆农场”、“无锡永信化工厂”、“昆山永润油厂”、“马迪汽车公司”、“通惠冷汽车公司”等等。可是，好景不长，国民党于抗日胜利不久即追不及待地发动了内战，并将失败损失加在了民族企业身上，统购统销，通货膨胀，一日数变，穷人的日子不好过。民族企业也不好过，曾在多人的鼓吹下，唐星海动了心，出面求见那已做了“国府”财政部长的姨表舅兄宋子文，结果，没见到正主儿，还受了一番官腔冷落，还被敲去了一笔美金，买了那根本难得偿还的“黄金建设公债”！到了一九四八年，由于缺铁缺棉，庆丰、保丰两厂均常常是每周里开三停四，半死不活！半死不活总还是能活，待到了一九四八年八月金元券登市强购民间黄金、美钞，更陷入——包括唐星海在内——于水火了。在蒋经国因此而将申新的总经理荣鸿元判刑之后，唐星海再也坐不住了，有人劝他去香港避避风头，他也想起了最近结识的香港一大金号老板简鉴青，便于解放前夕，携眷去了香港，先做地皮生意赚了钱，又与忠厚、豪爽的简老板合办起了“南海纱厂”，从此他的一支便在香港定居下来。庆丰，一九五四年进入公私合营，改名为公私合营无锡庆丰纺织厂，一九五六年九月又改名为国营无锡第二纺织厂，一九九０年进入一级企业行列。保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一九七０年纺织部分迁福建三明市，组成了三明市纺织厂，印染部分与上海一小厂合并，成立了上海第六印染厂。唐星海与庆丰、保丰已成过去，然而，翻翻这段历史，亦或获益。（肖舫）黄楚九和“上海大世界”黄楚九（一八七二—一九三一），浙江余姚县人。十五岁时跟随母亲闯荡大上海。三十五岁时已是上海有名的富豪之一。一八九０年开办中法大药房。一九一七年创办大昌烟草公司，不久又创办了福建烟草公司。并插手娱乐业，开办“新新舞台”。一九一三年开办“楼外楼”游乐场。一九一五年开办新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七年开办“大世界”游乐场。一九一九年开办“上海夜市物券交易所”，同时开办“日夜银行”。一九二七年投资房地产失败，急恨交加，从此重病身。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九日在气恨中病逝，享年五十九岁。死后，他的资产合价仍有六百多万元。一代宗师的后裔浙江省余姚县，东临波涛汹涌的大海，南靠巍峨挺拔的四明山。川流不息的姚江流贯全县的东西，用她的乳汁世世代代无偿地哺育着两岸的华夏子孙。在这风景秀丽的余姚县，明末清初时曾经出了一位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黄梨州）。时隔一百八十多年，黄氏家族又出现一颗耀眼的明星，他就是大企业家黄楚九先生。黄楚九，名承乾，字楚九，乳名小三子。一八七二年四月九日（清同治十年岁次壬申三月初二）出生在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其父名叫黄知异，为黄宗羲的后代子孙。黄氏家族世代行医，尤以医治眼科疾病出名。黄知异承继祖业，为余姚县远近闻名的眼科医生。黄知异的原配夫人已经生有两子一女。长子楚琳，次子楚善。这两个孩子从小贪玩，不爱读书，不求上进，令黄知异十分失望。黄楚九为黄知异小妾蒋氏所生。蒋氏出身贫贱，年轻貌美，鹅蛋型的脸上长着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得到丈夫的宠爱。当生下黄楚九后，在家庭才有了一定的地位。黄楚九出生后，活泼可爱，两只眼睛酷似母亲，清澈明亮，炯炯有神。算命的说，三公子是大富大贵之相，额角宽广，准头（鼻子）危耸，地角（两颊下端）饱满，将来一定大有出息，会给黄家光宗耀祖。黄楚九二三岁时，聪明过人，对于事物反映非常机敏。懂得观察父母的脸色行事。当他淘气时，只要蒋氏使一个眼色，他立刻就乖乖地停止了。母亲教他识字时，一教就会，还认识一些中草药名字。蒋氏曾在丈夫面前夸奖小承乾，说他的三儿子脑瓜子灵，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丈夫听了，点头得意地笑了。由于黄家世代为医。黄知异的医术高明，桃园村方圆百里的乡亲们都来求医。因而黄知异的门诊很兴隆。每当丈夫忙着给患者看病，蒋氏总是在一旁殷勤地侍候，充当丈夫的助手。小承乾瞪着一双眼睛，好奇地观看，在潜移默化中，对医学产生了兴趣。承乾长到五六岁时，黄知异将他送到历山镇的一所私塾里去念书，学习《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朱子家训》等，小承乾很快都学会了，背得滚瓜烂熟。接着又学习“四书”、“五经”。老师只是让学生背诵抄写，很少讲解。小承乾对老师只读不讲很不满足，回家对父亲抱怨：读了圣贤书不知其意，读了又有什么用？黄知异听了以后，觉得孩子说得很有道理。于是他白天行医，晚上给三个孩子讲书。别看承乾年龄最小，在三个儿子中，他最聪明，领会得最好，回答问题最快，所以经常得到父亲的表扬。黄知异讲书时，不管讲孔孟圣贤的哪部经典，最后总要联系到祖先黄宗羲的学说，总要加上一句“吾家先祖梨洲公如何如何说”。黄宗羲（一六一０—一六九五），字太冲，号南雷，学者们都称他为梨洲先生，是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黄宗羲的父亲名叫黄尊素，是明末“东林”名士，后被宦官魏忠贤陷害而死。黄宗羲十九岁那年，到京都诉讼父亲的冤案，袖内暗藏长锥，当堂将仇人许显纯扎伤。明思宗称他为忠义孤儿，释放他回家。清兵入关后，他避难到南方，召募义军，成立“世宗营”，进行武装抵抗，被鲁王任命为左副御史。明亡后一直隐居，致力于著书立说。清康熙年间中举，被称为“博学鸿儒”。清政府曾屡召他进京做官，但都被他拒绝了。他的两个弟弟黄宗岭、黄宗会也是奇才，黄氏三兄弟有“浙东三黄”之美称。黄氏祖先出了如此杰出的人物，难怪黄知异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十分赞同黄宗羲的思想和学说，经常向孩子们讲述黄宗羲的“泛爱众而亲仁”的思想，使小承乾从小就受到熏陶，滋润着他的幼小心灵。因此黄楚九从小就极富同情心，常常把母亲给的用来买早点的铜板送给沿街乞讨的小孩子或老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承乾越来越喜欢读书。放学回家后，经常翻看父亲的藏书柜，不管什么书，都必拿过来认真读一读。黄知异知道后，不仅不加以训斥，反而给予鼓励和嘉奖。他见长子楚琳、次子楚善成天在外面胡闹，只有三子承乾好学上进，有时将两个大孩子叫来，严加训斥，让他们好好向弟弟学习。哥俩在父亲面前，不敢反抗，但转身背着父亲辱骂承乾，内心里更加恨他。小承乾在父亲的藏书中，发现一部名叫《治眼七十二症方》，为黄家祖传手抄本医书。蒋氏一再叮嘱儿子，要认真阅读这部书，这是黄家祖传治眼疾的秘方，学通了之后，将来继承父业。小承乾是最听母亲话的乖孩子。他上学回来后，就在家里攻读这部医书。黄家治疗眼疾，可谓远近闻名。他们把小小的一双眼睛的疾病，区分为七十二种症状，并有条有理、分门别类地总结出各种眼病的主要症状及病因，例如“两目平空昏”、“目赤大红角”、“临卧不见物”、“上下皮肿硬”等等症状，然后再对症下药，攻朴相济，疗效自然就会很明显了。黄知异治眼疾名声在外，上门求医的人很多，常常使黄知异应接不暇。每当这个时候，蒋氏就成为丈夫的好帮手，而承乾也常常围着父母转，学习中草药名，看父母如何治疗眼疾。这为小承乾继承父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承乾念书时，“大奶奶”又生了一个儿子，取名楚珩。她眼见亲生的两个儿子不务正业，便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刚出生的小儿子身上，想让他与承乾争个高下。可是，楚珩太小不谙事。而承乾一天天长大，越发显得有知识，明事理。黄知异将四个儿子相比较，心目中选好了接班人。他在妻妾面前说道：“儿子都是亲生的，我没有正出、庶出的偏见，将来谁有才干谁就是黄家的眼科医生继承人。现在看来，老大老二不学无术，四儿子太小，唯有三儿子承乾聪明好学，我认为今后继承祖业者非他莫属！”小承乾听到父母对自己的议论，更加刻苦学习医道，经常看父亲如何给病人看病、把脉、看青苔、开处方、抓药等等。有时来了病人，父亲看完病后，他在一旁也给开一剂处方。等病人走了以后，他再拿给父亲看，有的得到父亲的首肯；有的有错误，父亲帮他改正过来。后来，黄知异为了培养他，有些小孩来看眼疾，就让承乾来诊断、开处方，最后由自己把关。由此承乾学医的兴趣更加浓厚了。黄知异还指导承乾练习毛笔字，这是学习中医、开药方必须要练的。小承乾每天清晨，用毛笔醮清水，在清砖上练字，还将《治眼七十二症方》用毛笔一字一句抄写一遍。有了这部书，以后他走到哪里随身带到哪里，使他受用了一辈子。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二年），承乾满十五岁。春节刚过，黄知异积劳成疾，患了肺病，卧床不起，日夜咳喘不停，有时还咳血。据有关文章记述，黄知异深知自己病情严重，在世之日屈指可数，便留下遗嘱，并单独把蒋氏母子叫到身边，说道：“我不行了，就把承乾托付给你了。我不在了，你们母子的日子就更难过了，你们好自为之吧。”黄知异断气前，对守候在身边的蒋氏伸出了三个手指头，意思是放心不下三儿子承乾。直到蒋氏呜咽着连连点头表示已完全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离开了人世。黄知异去世之后，“大奶奶”为一家之主，完全不把蒋氏母子放在眼里，动辄呵斥、辱骂。她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更令人可气的是，黄楚琳、黄楚善从小不学无术，对医术一窍不通，却挂上“世代祖传眼科中医师黄楚琳、黄楚善”的牌子，利用祖先的声望，糊弄病人，而指使蒋氏母子充当他们的下手，遇到疑难病人由她们去治疗。承乾觉得这实在是欺人太甚。父亲一死，看来他们兄弟的手足之情已经到头了。他将“楚九”之号改为“础玖”，借字明志，以此来激励自己。蒋氏在黄家门里，只是个小妾，地位卑下。丈夫一死，她的日子就更难过了。原指望有个儿子，在黄家占有一席之地，而儿子也不被重用，窝憋在这个家里，那就永无出头之日了。蒋氏一想到丈夫临终前对她的嘱托，应当把承乾调教出个模样来，不然的话，将来愧对黄家列祖列宗，也无颜去见九泉下的丈夫。恰好，黄知异生前的几位好友，见蒋氏母子在黄家受着窝囊气，便劝他们离开黄家，出去闯一闯。这样，承乾才会有出头之日。蒋氏听了，正合她的心意——是应该带孩子出去见见世面。有人介绍，上海、宁波一带很繁华，有不少人去了都发了大财。蒋氏毅然下定决心，要带儿子到上海滩去闯一闯，如果把儿子培养成人，出人头地，也算对九泉之下的丈夫有个交代。小楚九闯荡大上海一八八七年（清光绪十二年）夏天，刚满十五岁的黄楚九，跟随母亲蒋氏，离开了余姚县历山镇桃园村，先乘船到宁波，再由宁波乘轮船到上海。上海，七百多年前，只是长江口上的一个鱼村，古称“沪读”。渔村中只有几十户农民、渔民或盐民。这里因为河流纵横，水陆交通便利，逐渐形成水上码头，商业活动开始兴起。清朝康熙年间，清政府在这里设立了海关，航运和贸易日益繁荣。但是上海成为大都市，还是一八四三年（清道光二十二年）上海被迫“开埠”之后。外国人在上海设置了各种“租界”，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然而“租界”也将西方的经济、文化等一齐带来，给上海带来耻辱也带来繁荣。所以，上海被称为“东方巴黎”，是中国的经济、贸易、工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很多人都要赶到上海来淘金。黄楚九跟随母亲来到上海。这一年，上海已“开埠”四十四年了。在码头上，一边可以看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边还可以看到密如蜂窝的棚户区。在黄浦江上，停靠着插着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国旗的轮船，泊满了班轮、货轮、煤轮、平底货船、舶船、帆船等各式各样的船只。在这些船只和江岸的隙缝之间，停着许多小船。船上住着一家家渔民，男人在补网，女人在摇橹，光着身子的孩子用绳子拴着，在船板上嬉戏。还有靠岸边的一些小船，船上穿着褴褛的船民领着龌龊不堪的孩子，向正要下船或上船的人们讨钱，哀求着。她们母子来到上海，人生地不熟，只能在南市区一家小客栈住了下来。半个多月后，经人介绍，在小客栈附近租到了一间价格便宜的房子。蒋氏将楚九送到城隍庙前的清心书院去念书。为了母子二人的生活，蒋氏在住房前挂出“眼科中医师黄知异”的招牌。当时，上海南市区穷苦人比较多，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有病只好硬挺着。蒋氏挂牌行医，收费低廉，还自制了一些医治常见病的中成药出售。蒋氏把在黄家几十年从丈夫那里潜心学来的本事全都用上了。蒋氏的门诊开业以后，治好了不少病人，自制的一些中成药治疗效果明显。这样，上门来求医买药的人逐渐多起来了。门诊的收入除了供给儿子读书之外，两口人生活还可以维持。蒋氏勤俭持家，忙里忙外，日子过得很清苦。她的愿望是认可自己苦一点也要把儿子培养成才。可是来到上海不久，蒋氏发现儿子读书并不专心，常常在外面闲逛。放学之后，很晚才回家。有时在家里手拿本书，两眼发愣。这使她十分焦虑，可又不知如何是好。一天，黄楚九从外面回来，将他最近的一些想法告诉了母亲。他说，他最近认识一位青年，他白手起家，成为一位富豪。他就是上海有名的“浆糊大王”。租界里有条宝善街，有位外地来的青年，无依无靠，流落街头，身无分文，整天在街上游荡，想寻找一条谋生之路。他在走街串巷时，发现一些店铺经常需要粘贴各种东西，或贴商标或封固信函，因手头没有浆糊而到处去借。这位青年看见了这种情形，便有了主意。他脱下身上穿的外衣，到当铺当了一百文铜钱，花三十多文钱买了一只瓦盆，六十多文钱买了面粉，余钱到茶炉打来开水，将浆糊调好，然后在马路拣来别人扔的香烟盒，每只都装满浆糊，分送给各个店铺。老板很满意，有的店给三两文铜钱，有的不给钱。给的他很高兴，不给的他也不要。这样，一天可收回一百多枚铜钱。第二天，用这些钱再买面粉和开水调成浆糊，仍然按店铺分送，大的店铺当场给钱，有的店铺暂时不给钱，留到月底结算。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已积存几百文铜钱。接着再向福州路等处扩展，也受到店家的欢迎。每月可有上千枚铜钱的收入。等到一年以后，收入即达到上万枚。然而，这位青年并不满足，第二年，他又发展到二马路（今九江路）、三马路（今汉口路）一带，后来他越送越远，生意越做越大，没几年功夫，他终于成了上海滩上大名鼎鼎的“浆糊大王”。如今这位青年早已娶妻生子，买了房子，成了富翁。黄楚九认识这位“浆糊大王”以后，对他十分崇拜。他决心要向他学习，在上海干出点名堂来。他向母亲介绍了“浆糊大王”发家致富的情况以后，蒋氏明白了儿子的想法。有关文章这样描述了这场母子对话。母亲说道：“发家致富可以有很多道路，不愿念书也可以，但是必须由勤致富。古语说，‘大富由命，小富由勤。’母亲不指望你大富，将来能小富也就算没有辜负你父亲的一番苦心了。”“妈妈，你放心，我一定要学习那位‘浆糊大王’，在几年内发家致富。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决不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黄楚九的想法，得到母亲的赞同以后，就不再去读书，而是跟着她一起行医售药。蒋氏在家看病，儿子外出卖药。这一年黄楚九刚好十六岁。他为人热心，待人接物很机敏。他从小跟随父亲学医，对医道颇有研究，医术也不错。来看病的人都管他叫小郎中。黄楚九的相貌长得很像他的母亲，眉清目秀，长圆的脸庞上一对清亮的眼睛，笔直的鼻梁，宽阔的额角。有的人用宁波话打趣说：“相貌像阿娘，银子好打墙。”蒋氏听了很高兴，心想说不定有一天我家承乾真会发财哩！黄楚九在城隍庙的得意楼前摆摊行医卖药，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有唱无锡滩责的艺人袁仁仪、说唱艺人杜全林，都和他比较要好，情同手足。他们利用说唱的方便，在唱词中宣传黄楚九。杜全林是卖梨膏糖的，艺名叫“小热昏”，在城隍庙前家喻户晓。他在兜售梨膏糖时，就编了这样的唱词：又香又甜的梨膏糖啊，啥人吃了我格梨膏糖，保险叫伊身强力又壮，弗信请依去问黄楚九，黄大医师验方最灵光。呜啊呜哩哐，呜啊呜哩哐……经过宣传，黄楚九的名声不胫而走。他还常常免费为一些穷人治病送药。城隍庙一带都知道有一位年轻的黄医师，医术高明，药效神速。黄楚九出售的丸药有四神丸、圣灵解毒丸，还有秘方鸡肝散、明目菊花散、清净膏、珍珠虎液膏、九龙丹、破瘤完功丹等十几种中药，皆为祖传秘方精制而成。他看到上海滩上抽大烟的人很多，便开动脑筋，制成了“戒烟丸”，很是畅销。这样，黄楚九的生意做得红火，挣了一笔钱。没想到却招来一场灾难。一天，黄楚九正在得意楼前卖药，突然来了几个衙役，把他的药摊子给砸了，并把他拘捕到县衙门，不容本人申辩，痛打四十大板，打得黄楚九皮开肉绽，然后鸣锣游街示众。黄楚九被抓走后，他的好友到门诊所报信。蒋氏听了甚为焦虑，不知如何是好。邻居们出主意说，这种事不必着急，要想救黄楚九，赶快多凑银两，疏通衙门放人。蒋氏拿出看病、卖药积攒的钱，还有邻居、朋友的赞助，总算凑足了一千两银子，设法打通了衙门关节，将银子送给了县知事王欣甫。王知事说，黄楚九在街上卖春药，有伤风化，所以被抓；得了银子，又说该犯被抓以后，经过教育态度较好，决心痛改前非，提前释放。蒋氏亲自去县衙将儿子接回家，给他治伤调养。黄楚九弄不懂自己犯了什么法，无缘无故被抓被打。有人告诉他，这是做生意不懂当地的“规矩”，没有孝敬城隍庙一带的地头蛇和巡捕，特别是青帮，如果不“孝敬”他们，必遭皮肉之苦。要想在上海滩上安身立命，首先要补上这一课。当年在城隍庙一带得势的青帮，经常在得意楼喝茶聚会。青帮头子黄金荣就是这里的常客。黄金荣比黄楚九大几岁，祖籍也是浙江余姚县人。其父在苏州县衙当捕快，后全家迁居上海市区张家弄。黄金荣少年时期曾在城隍庙得意楼喝茶，结识了城隍庙一带的地痞流氓，整天和他们厮混在一起。后来当上法租界巡捕房督察队长，与青帮头子杜月笙等人结为把兄弟，依仗帝国主义势力，广收门徒，欺压人民。蒋介石在失意时，也曾拜在其门下。一九二五年，黄金荣与杜月笙等开设“三鑫公司”，贩运鸦片，并从事证券交易所投机活动。一九二七年与杜月笙积极参加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雇佣一批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袭击上海工人纠察队队部，枪杀共产党员。黄金荣等还常常与县衙和巡捕们勾结在一起，在商店门前打架斗殴，抢劫偷盗，欺行霸市，敲诈勒索，无恶不做。黄金荣一方面指使他们干坏事，另一方面又去告密，并由他亲自带人去破案邀功，前门抓进来，后门又偷偷放掉。这样抓抓放放，既可从中渔利，又得到步步高升的机会。黄楚九从县衙被放出来后，在得意楼前摆摊卖药，重新开张。这回他学会了在上海安身立命之道。在开张之前，先买了几瓶好酒和几条好烟，外加红包，亲自去各处打点。重点是黄金荣处，该孝敬的都孝敬到了。以后，又隔三岔五地请客送礼，这样才平安无事，再也没人来找他的麻烦了。开药房发家致富黄楚九和母亲，一个在家行医看病，一个在外摆摊看病卖药。母子俩节衣缩食奋斗了二年，积攒了一笔钱，在三马路租了一幢石库门房子，开了一个中药铺。取名“异授堂”，意思是为了纪念父亲知异公在天之灵的恩授。开张时，披红挂绿，张灯结彩，鞭炮齐鸣，十分热闹。店堂里挂着“妙手回春”、“仙丹灵药”之类的匾额。好友袁仁仪、杜全林等都赶来祝贺。巡捕房的巡捕、地痞流氓也赶来贺喜。黄楚九已经明白了社会上的一些习俗，首先向巡捕、流氓等人点烟倒茶敬酒，并向他们手里塞红包。他们拿到了实惠，又吃喝一顿，才扬长而去。这样，异授堂才能顺利开张营业。异授堂开业后，保留了黄氏一家看病的传统，穷苦人、老人、小孩免费看；店内备有药炉、炭火；还有热水、水杯等供患者使用。黄楚九母子对病人热情，服务周到，治疗效果也好，上门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黄楚九和父亲所学的是中医。他每天忙于看病抓药之余，常常翻阅中西医书籍。在阅读过程中常把中西医作比较，发现中医有很多地方不如西医。中医只讲“五脏六腑”，而“五脏六腑”中缺少脑脏，这是很不圆满的。西医却比较周全，并很重视大脑，专门设有脑科。黄楚九认为必须改“五脏六腑”为包括大脑在内的“六脏六腑”才比较科学。黄楚九对西药也很感兴趣。他发现，中药每剂都要开十几味，煎熬两三次，每次要喝一大碗苦药，成年人还可以，小孩或老人喝起来就费事了。而西药只是一小片，衣服纽扣般大小，吞服非常方便。另外，中药的药效比较慢，对治疗慢性病比较合适，但对有些急性病，中药就不如西药见效快。特别是针剂，几针打下去，就药到病除。黄楚九看到在上海，西药受到很多人的欢迎，在市场上有走俏的趋势，便下决心在经营中成药的同时，还要销售西药。销售西药，投资很大。缺少资金，怎么办？一位朋友介绍，有一位姓张的寡妇，很有钱，可以向她借钱。黄楚九便托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富婆。第一次向她借了大洋三百元，借期两个月。刚到两个月，黄楚九就付较高的利息还钱，富婆很高兴。接着又借四百大洋，借期也是两个月，这次提前三天归还，除付高额利息之外，还送给两瓶补药。富婆更加高兴，确信黄楚九是个讲信用的人。其实，黄楚九这两次借的钱都放在家里，他怕投入周转，一旦到期收不回来。就失去信用，为了取得富婆的信任，放长线钓大鱼，他将借款分文未动，贴上利息，及时归还原主。一个十多岁的年轻人，如此工于心计，实在不凡。经过两次考验，富婆对黄楚九已经很放心。接着，她一次又借给黄楚九三千块大洋，借期延长到一年。有了这笔钱，再加上自家的积蓄，黄楚九准备进一步扩大经营。一八九０年（光绪十六年），黄楚九将“异授堂”从三马路迁到法租界大马路（今金陵东路），改名为“中法大药房”。除了继续销售中成药之外，开始研制销售西药。中法大药房开张时，黄楚九大肆宣传，张灯结彩，宾客盈门。为了突出本店兼售西药，请人做了一块外文招牌：GREATFASTERNDISPENSARY商标定为“万象”，其图案是大象背上驮着一盆万年青。用其“万象更新”、“万年常青”之意，象征着中法大药房生意永远兴旺发达，吉祥如意。中法大药房开张不到一年，资本积累达到一万元，药店的营业员增加到七人。为了扩大营业面积，黄楚九又把中法大药房从大马路迁到四马路（今福州路）大新街口。这里商店集中，顾客很多，十分热闹，药店生意更加兴隆。黄楚九为了找个靠山，使商店的发展有一定的保障，花了一大笔钱，买了一张葡萄牙国籍证，然后在葡萄牙驻中国领事馆办理了中法大药房的注册手续，在药品包装、信封、信笺上都印上了“葡商”的字样。这样，他就摇身一变，成了葡萄牙商人。有了外国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保护，可以不受中国法律的制约。一八九三年（光绪十九年）初，中法大药房又搬到湖北路口提篮桥总会隔壁。开业时，门面重新装修，还请来一个音乐班子吹吹打打，鞭炮声震耳欲聋，顾客成百上千，湖北路口的交通为之堵塞。此时，总经理黄楚九坐上了橡皮轮包车，西服革履，挺胸昂头，在大街上来往，令人刮目相看。过了不久，他又把中法大药房搬到南京东路香粉弄口。过了几年，又搬到英租界的四马路，湖北路口；到一九０四年，又迁到汉江路。黄楚九迁移店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寻求最佳的商业地点，二是为了扩充门面。他从不满足于现状，一旦有更好的店址，他便想法设法要达到目的。每迁一次新址，都要搞一次宣传活动，都大事张扬一番。每支付一次搬迁费用，等于开支一笔宣传、广告费，引起新老顾客的关注，就是说，以后买药，请到中法大药房来。黄楚九的药房逐渐兴盛之后，便劝母亲停诊歇业，在家享福，颐养天年。母亲见儿子有了出息，买卖越做越大，生活富裕起来，便不再在前堂出诊，只是遇有眼科疑难病症方请她出来会诊，并拿出祖传秘方给予调治。母亲歇诊之后，最为关心的是为儿子择媳。这一年，黄楚九年龄二十刚出头，眉清目秀，额角宽阔，鼻梁笔直，长得一表人才，出入坐着自备的胶轮黄包车。黄包车乌漆油亮，铜饰耀眼，篷布簇新，绣垫软座。车夫是个穿着新衣服的精壮小伙子。风采照人的黄楚九坐在如此耀目显眼的车上，出入于上海的大街小巷，的确引人注目。蒋氏有了如此替她争气的儿子，内心高兴自不必说，所操心的是儿子的婚事。见提婚者蜂拥而至，蒋氏在几十位提婚者中，选定贡家闺女为媳。贡家乃大户人家，历代书香门第，其闺女年轻貌美。在蒋氏一手操办下，择日完婚。也该黄楚九有福，贡氏生性温良贤淑，孝奉婆母，体贴丈夫，家中杂务均由她一手包揽，为少有的贤内助。黄楚九也十分爱惜妻子，怕她为家务事所累，特意请了个女佣帮她干活。蒋氏为儿子娶了媳妇，一桩大事算是落了体。然后又一心盼望早日抱上孙儿，使黄家人丁兴旺，招财进宝。贡氏果然不负所望，头胎就为她生了个大胖孙儿，使蒋氏和黄楚九高兴得不得了，在家中大摆酒宴庆贺，还连连在祖宗遗像面前焚香叩谢，祷告不已。贡氏以后又生了两胎，都是女儿。使黄楚九不满足的是，他的大儿子从小受祖母娇纵溺爱，生性玩劣，不爱读书，不思上进。黄楚九后来娶了二房华氏。华氏进门后，也很贤慧，第二年喜添贵子。蒋氏与黄楚九喜出望外，可是此子长到四五岁时，乃是个弱智低能儿。华氏后来所生，也是两个女儿。蒋氏见自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孙子，不肯善罢干休，又劝儿子娶了三房，可是三房不能生育，一无所产。蒋氏眼看儿子在上海滩成为富豪，而家中男丁不旺，后继乏人，甚为焦急，于是又劝儿子娶了四房。四房姨太王氏，很为王家争气，替黄家又生了一男二女。这个老儿子虽然智商不低，但后来逐渐长大后，并不是经商理财的高手。黄楚九眼看子息辈难成大器，甚为失望，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女婿身上。清朝末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清政府和农民起义军以及洋人的势力不断争斗。农村饥民遍野，动乱不已。农民纷纷涌进大城市，为厂商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消费，使城市的商品经济更加活跃。黄楚九经常关心国内外大事，看到了这股势头，便决心大干一场，大展鸿图。一九０四年，中法大药房迁到汉口路以后，药品增加数倍，营业室面积扩大，又拉了几位股东入股。由此，药房改独资为合资企业。资本扩大了，股东之间也因其利害关系而时有矛盾发生。黄楚九很善于周旋，不断采取措施调解矛盾。有的股东急需资金，想抽走股金，黄楚九就以公平的价格买下这些股份。这样，他所占股份越来越多，股东还感激他。当黄楚九实力雄厚以后，他又千方百计将各个股东的股份收购回来。最后，中法大药房又成了他的独资产业，而这时的规模和资金比合资前又扩大了四五倍。这时，黄楚九已经到了而立之年，雄心勃勃，志向高远。虽然药房的名声很大，生意更加兴隆，但他很不满足。他想，不能仅仅经销别人的药品和家传的几种中成药，应当生产自己的名牌新药。不仅销售到国内，也要走出国门，占领国际市场。当时外国医药商独霸世界的时候，敢于走出国门与外商抗衡，准备去赚外国钱的，在国内商界可谓凤毛麟角。黄楚九虽然已有了百万元的资产，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但他眼看着外国人发疯似地大赚中国人的钱，很不服气，“洋鬼子能发大财，难道中国人就不会发大财？”黄楚九时刻观察国内外的医药市场，研究什么样的药品可以赚钱，不仅能治病，还能在国内外畅销，受到大众的欢迎。他睁大了眼睛，敞开了心扉，处心积虑在捕捉实现他的宏愿的机遇。一本万利的艾罗补脑汁如今过了花甲之年的老人，稍加回忆就会想起，在五十年代初期，充斥大陆市场的一种补药，就是艾罗补脑汁。享受公费医疗的干部或一些老年人都吃过此药，服后均说有效。此药的发明者，就是中法大药房总经理黄楚九。他发明此药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正当黄楚九绞尽脑汁、寻觅新药方剂时，一九０五年，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财神爷”来到黄楚九跟前。一位名叫吴坤荣的药剂师，他有一张安神健脑的滋补剂处方，被黄楚九看到了。黄楚九深明医理、药理，对保护大脑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根据吴药剂师的处方加以调整、改造，又亲自配方制药；并且自己多次试眼，感到确有疗效。于是决定正式生产和推销这种补脑汁。在试制过程中，他还接受别人的建议，在药剂中加一些咖啡因。咖啡因是兴奋剂，作药用时，有提神、醒脑的作用。虽然咖啡因属于毒性药品，吃多了能成瘾，但在当时，医药管理比较混乱，老百姓也缺乏医药知识，老百姓服了补脑汁，立马有精神振作之感，人人称道这种补脑汁有神奇的效用。补脑汁研制成功之后，还得有个名称。黄楚九经过再三斟酌，杜撰了一个“艾罗”博士，说该药是根据美国医学博士艾罗的处方配制而成，取名为“艾罗补脑汁”，英文名为YALESTIMULANTREMEDY。在药瓶上贴上印有中英文名字的商标，而且还印着一个外国人头像。每瓶药附一份英文说明书，说明此药能治各种脑病，是真正的“补脑灵药”。黄楚九研制的补脑药，为什么取了个“艾罗”的名字呢？这是利用当时人们崇洋媚外的半殖民地生活的心理。经过黄楚九的打点和包装，将补脑汁变成十足的“西药”，这样就可以畅销国内外。黄楚九在取名上还留了一手。原来“艾罗”的英文拼写“Yale”即为“Yellow”，译为中文乃是“黄色”的黄字，亦即黄楚九的本姓。他还在商标的外国人头像下面印上“DY．T．C．Yale”字样，看上去仿佛是T．C．艾罗博士名字的缩写，其实“T．C．”又是“楚九”二字英文拼写的缩写，所以T．C．Yale实际上就是黄楚九名字的英文缩写。黄楚九在补脑汁取名上表现了他的聪明才智。艾罗补脑汁上市之后，十分畅销。中法大药房天天门庭若市，每天的营业额高达千元。就此一炮打响，成为热门拳头产品。由于供不应求，药房的制药车间日夜加班加点赶制。后来，一口大铜锅即使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熬制，补脑汁还是供不应求。黄楚九就向外商定购大桶黄色糖浆，在糖浆中配制几味安神补脑的药料，贴上艾罗补脑汁的商标出售。这种号称“补脑灵药”的药汁像流水般涌向市场。有时候，送到柜台的药汁刚出锅，还热乎乎的就被顾客买走了。这种极为畅销的“灵药”，大瓶售价二元，实际成本只需四角；小瓶售价一元二角五分，实际成本只需二角五分，获利百分之四百。黄楚九由此大发其财。艾罗补脑汁在上海畅销以后，黄楚九就考虑如何使它行销全国；进而打入国际市场。他还是靠大事宣传、大做广告。他的广告并不胡吹海夸，而是从“以理服人”开始。他极力宣传自己的中医的“六脏六腑”之说，推行“健身必先健脑”的道理。然后再说到艾罗补脑汁为“滋养脑力之圣药”，不但可以长智慧，还可以祛百病。最后说此药小则强力健脑，大则兴国安邦。这样，大肆宣传之后，此药的神奇名声不胫而走，不久便摆上国内各大城镇药房的柜台，并远销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艾罗补脑汁为中法大药房带来了声誉，也成了黄楚九的“摇钱树”。紧接着又推出“艾罗解毒九”、“艾罗肺疗丸”、“艾罗精神丸”、“日光丸”、“月光丸”等等艾罗系列药品。这些药未必都是新药，只是原有的中成药，冠以“艾罗”之名，便身价倍增，十分畅销。“艾罗”系列产品，不仅给黄楚九带来巨大财富，也招至同行的妒嫉。有个华洋药房的老板黄德馨，动起了要挖这棵摇钱树的念头。黄德馨花钱买通了药剂师吴坤荣，也把艾罗补脑汁处方弄到手。他在华洋药房推出一个新产品，名叫“真正艾罗补脑汁”，在市场上销售。他的补脑汁冠以“真正”字样，黄楚九的补脑汁就成了“假货”，双方各不相让，最后只得对簿公堂。中法大药房在英租界里，不仅开业时就在巡捕房登记注册，而且经常打点进贡，巡捕们喝补脑汁是敞开喉咙灌。而黄德馨只是看别人发财眼红，并没有向巡捕房下过大力气。两家打官司的结果，自然是黄德馨认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有位葡籍医生正在上海行医，碰巧他的名字也叫“艾罗”。艾罗补脑汁刚出台时，他并不知道。后来，此药的广告满天飞，名声日大，这位“艾罗”医生得知后，认为中法大药房盗用他的名字制销药品，因而向法庭提出诉讼。黄楚九不得不二进公堂。他向法庭申诉，“艾罗Yellow”汉语译为“黄色”，“T．C．”即楚九。此药系黄楚九医生发明，与葡籍艾罗医生无关。法官见黄楚九说得通情达理，当然还有巡捕房的证明，于是判黄楚九胜诉，准其照常经营“艾罗补脑汁”。两场官司之后，黄楚九不仅丝毫无损，反而名声大振。商界老板们看到黄楚九是个足智多谋的人物，均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不久，另一桩奇事又落到他的头上。在上海突然冒出个美国流氓，自称名叫小艾罗，其父为老艾罗。他声称艾罗补脑汁是他老父所发明。他是老艾罗的合法继承人。黄楚九未征得其父同意，大量生产此药，侵犯了老艾罗的专利权，要求黄楚九赔偿损失。黄楚九明白这个美国流氓是来敲他的竹杠。本想再次打官司将其搞臭，但又一想，已经打了两场官司，担心“艾罗博士”乃是子虚无有，真相传出后会砸了艾罗补脑汁的牌子，便灵机一动，将计就计，把这个美国流氓请到大饭店，盛宴款待，并请来许多商界名流作陪。据有关文章描述，这场宴会的场面和宴会后的交易，十分有趣。黄楚九向来宾们介绍说：“这位就是发明艾罗补脑汁的老艾罗博士的儿子小艾罗先生。小艾罗先生远道从美国赶来，与鄙人商谈进一步扩展业务事宜。今天承蒙各位同仁在百忙中应邀出席作陪，本人不胜感激和欢迎。现在，请大家举杯，为小艾罗先生的健康，也为在座的各位同仁的健康和财运亨通，干杯！”美国流氓假艾罗也举杯答道：“OK！干杯，大家都健康，都发财！”酒足饭饱之后，黄楚九将其送到宾馆，向假艾罗说道：“小艾罗先生，请开个价吧！”假艾罗自知理亏，原想敲诈一万大洋，但怕人家不给，只说出了一千。“好，一千就一千，马上给您。”一千块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美国流氓不费多少力气即得到了。他正在得意之时，黄楚九说道：“请不要着急，您已经得到了银元，但要给我开个手续，写明您是艾罗博士的儿子。申明艾罗补脑汁今后归中法大药房独家经营，一切专利、权益均转让给中法大药房，其他人从此不得过问。”美国流氓本是讹诈，只要有了钱，干什么都行，一切按黄楚九所说照办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