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一早，周作民遵令而往。进得门去，有位秘书请他坐等。他见桌上有份名单，有他的名字，还有各大银行首脑。那屋是套间。他刚一坐定，就听里间有争吵声传出，似乎双方都在动怒。不一会儿，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理事长、浙江第一银行董事长李馥苏从里间走出来。只见他面红耳赤，神色忧愤。周作民起身与他招呼，他也不作声，只机械地点点头便匆匆离去。周作民知道，政府向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派出了经济管制督导大员，派到上海的是财政部长俞鸿钧和蒋经国。俞不过挂个名而已，实际由蒋经国独断专行。前几天蒋经国找的是工商界头面人物，听说不少人已经被捕。周作民看着想着，已感凶多吉少。周作民被叫入里间，被蒋经国教训了一番，最后冷笑着对他说：“你没外汇，谁相信？！我看你还是识相些，免得大家不好看。回去想想吧。非经我批准不许离开上海！”回来后，周作民马上活动。经多方说情有所松动，周作民说：“事不宜迟，替我联系虹桥疗养院。那儿清静，也安全。”周作民在那所美国人密勒办的虹桥疗养院住了半个月，总觉心不踏实：小蒋暂不找麻烦了，可是今天不找不等于明天不找呀……国共双方战事不断，鹿死谁手尚难预料……这个政府愈来愈让人无法依靠……不管结局如何，上海总是是非之地……走吧，三十六计走为上！一九四八年十月八日清晨，一辆黑色美式小卧车风驰电掣地驶向机场。每临近一道岗哨，坐在司机旁边的高鼻子红头发副经理卫乐尔就把脑袋伸出车窗高举证件摇晃着。卧车一直开到飞机舷梯旁。卫乐尔第一个下车打开后排车门。风衣领子竖起老高帽沿压得很低的周作民迈下卧车蹬上舷梯，须臾消失在机舱门内。机舱里，卫乐尔拍拍周作民肩膀，指着自己的大鼻尖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说：“我够不够朋友……”周作民连连点头，但心里苦不堪言：六年半以前，日寇用飞机把他从香港押回上海；今天，美国人神神秘秘地护送他从上海飞往香港。押送也罢，护送也罢，在自己国土上总让外国人摆布，无论如何也找不着自豪的感觉。平安的归宿一九五０年八月，周作民由香港返回北京，重新担任抗战胜利不久由于政治原因辞去的金城银行董事长。一九五一年，周作民提议成立“北五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商业储蓄信托等五家银行）公私合营总管理处，并出任董事长。十月，周作民出任全国政协特邀委员。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出任由六十家行庄组成的公私合营银行联合董事会副董事长。在一次国宴上，周恩来总理特意走过来给坐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身边的周作民敬酒，风趣地说：“很早就听说我有一位出色的淮安同乡银行家极富海量，可惜总没有机会一块畅饮，今日有幸相见，先来三杯然后叙话如何？”周恩来极有风度地做了个手势，在离去的一刹那间十分自然地向周作民迈近一步，靠在他耳边悄然说道：“这酒不好喝哟，还望别怪小弟勉强了您。”声音亲切，真诚。这种来自大人物的不含杂质的亲切和真诚，周作民第一次遇到。他接触过的大人物可谓多矣。北洋政府时期的倪嗣冲、徐树铮、熊希龄、段祺瑞、黄郛……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无一不是为自己私利，希望他为他们所用，为他们赚钱。日伪时期的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和日本军界政界财界的要人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可他们是为了拉他下水，希望他做他们的卖国帮凶和抢掠帮凶，坑害民族，蹂躏百姓。南京政府时期的蒋介石、张群、吴鼎昌、钱大钧、顾祝同、何应钦、戴笠……他们也曾对他亲切对他真诚，有的还在生死攸关时为他消灾免难，可他们看中了他创办的金城和金城投资扶持的若干个工商企业。偌大余融企业和工商企业能够为他们巩固政权提供数量可观的资金和物质财富，为他们中饱私囊拓宽财路。众多人物对他亲切对他真诚之最高水平也未超出友人交往之情谊。只有周恩来的亲切真诚是确实为国为民，不掺杂私心，可以信赖的。那天，周作民的酒喝得很痛快！从不知醉为何物的他醉得酣畅，回到家里便熟睡了。一九五五年三月，周作民赴上海视察行务，心脏病发作，八日溘然长逝，终年七十二岁。临终时神情安详，恬静，看得出他非常欣慰，他用手反反复复地在被单上画着圆，一再地作着重合终点和起点的努力。他觉得自己的结局很圆满。在他的眉宇间的淡淡笑意似乎有些动感，那笑意是满足和无憾的外溢，是自豪与慰藉的流露。（丽君）唐星海和“保丰”、“庆丰”唐星海，江苏无锡人，生于本世纪初，一九四八年迁往香港并定居。他所经营的上海“保丰”、无锡“庆丰”两纺织厂，抗战胜利后的头两年，已名满江南，资产已有几十亿法币，当时无明确核算，当为十二万美元。以新取胜获得祖传根基唐氏是无锡大姓，可谓名门望族，“门”，得清末无锡东北隅之首，又“进士及第”，且为一门双进士，富甲一方，名重一时；“族”，不仅人丁兴旺，如今已不下数百口，分居国内外，而多有声名显赫者。如果以唐氏真正定居于无锡严家桥并开办布庄起步发达的景溪公唐懋勋为无锡唐家的第一代，则其第五代亦即唐星海的子侄辈“千”字辈，就有六十四“千”名重海内外：国外的三十六“千”无不居于要津：多为企业家、金融家，余为专家、教授；国内的二十八“千”，亦多为著名的工程师或专家学者。六十四“千”中，如今为香港回归祖国作出并正在做着积极贡献的唐翔千尤为显要。唐翔千于本世纪四十年代初，就读于上海大同大学商学院，后留学美国，一九四四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回国，一九四八年，再次赴美深造，并取得了伊利诺州州立大学的硕士学位。现为香港知名的实业家与纺织专家。任香港南联实业有限公司常务董事与中国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半岛针织有限公事董事长。一九七四年以后，又任香港总商会副主席。改革开放以来，他积极向祖国大陆投资，已投资兴办的合资企业就已近二十家。现已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可以说无锡唐氏是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大家族，这些“色彩”一代较一代辉煌、斑斓，尽管不断地遇到艰难、挫折，仍是一代比一代发达、强盛，是完全符合进化论的。在旧中国时期，到了第四代唐星海手中，可谓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峰，也就是说，他为这个家族增加了不可缺少、不可忽视的色彩。也正是由于他的极力主张与不惜智力投资的巨大花费，得以造就了“千”字辈中的许多人才，因而，他也有效地起到了唐氏家族的承、启作用，也为唐氏家族的光大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他的父亲并不是唐的“长支”，他本人也不是他这一辈的“嫡长”，但却承继了唐门之业，并予以发扬光大，将在国内的祖业推向顶峰，靠的是他的聪明才智和刻意求新、善撷众长的特点。为了明确说明此点，对上几代的有关情况，有必要作概要的交代。荡到无锡扎下根明朝自嘉靖以来，东南沿海便濒遭倭寇侵扰，初以浙、闽最凶，后波及江苏、山东，虽有许多抗倭名将与义士、盐民奋力抵抗，其势稍减，怎奈明自万历以来便愈加腐朽，再经天启间魏忠贤专权，明争暗斗，怨声载道，崇祯中又“天下大乱”，倭势复炽，唐氏的祖先原本该是古淮扬府人氏，当游居常州武进时，适逢倭患正凶，只好举家随众逃难，仓惶间，唯沿大运河南下，待至无锡倭患已息，又听人说“有锡天下争，无锡天下宁”，今已无锡自然宁静。惠山、锡山、大运河造就了无锡无限风光，赋予无锡高雅神韵，便决心在这块风水宝地安居下来，并选定了双河庄。幸无倭患，又经几代的渗淡经营，渐渐有了家底儿，便在住家东南方不远处的北塘办起了只有三间门面的布庄，为求吉利，取名“恒升”，这就是唐家的经商之始，也是后来大型纺织业的些微基础，也是自景溪唐公兴办的基业之根。时间大约在清咸丰末、同治初，即上个世纪的50年代末、60年代初。景溪唐公一向热情真诚待客，敬顾客如上宾是他的主要特点，也是他得以发达的根本原因，并以一凤泗大贾的！临别赠言，改了字号。那大贾鼓励他要时常如此待客，一再强调“时常”，他就索性将“恒升”布庄改为“唐时常布庄”，也果“时常”殷勤周到，自然也果兴旺发达，到了1860年前，传来了“长毛要攻打无锡”的消息，为避兵灾，唐家又迁至无锡东北的严家桥，距城近六十里，反而离常熟更近了些。虽说这里位于大运河的一个小汉上，小桥流水人家，长烟垂柳物华，可在当时既僻处一隅，又无兵家之要，得以安逸度日，景溪唐公生得八子，均各不俗，便有了八个不俗的分支。其中尤以二房、六房为显。六子俊培字竹山本已善经营，他和儿子虽不及他六弟与侄，可他的孙子君远，重孙翔千（即前文所说的唐翔千）却将其祖业宏大到了惊人的程度，可谓轰轰烈烈，大光门媚。次子洪培字梓良的一枝一直繁盛不衰，也大大地宏扬了祖业。景溪唐公创的家业虽大：置地六千余亩，旧业布庄“春源”之外，又开办了“德仁兴”茧行、“同兴”木行，建了唐氏仓厅，富甲一方，可待八分其家后，就各自中平了。花开八朵单表一枝六房的唐洪培梓良也生了六子，依次为：浩镇，字郛郑；滋镇，字保谦；济镇，字若川；（四子阙名，早夭）；漾镇，字申伯；泳镇，字纪云。孙子再多，做祖父的也是个个喜欢，景溪公独独更宠爱六房的次子保谦，临终日还特地将其叫至榻前，参与诀别，也正是为此，使他的这个爱孙弃仕经商的。滋镇保谦生于清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到他入塾读书时，仍是“大清王朝”，自然也在实行科举，虽说“洋务运动”此时已然兴起并已渐抬头，然而：“商非正途”、“正途唯科举”的旧观念仍是大占上风。梓良公家道殷实，决意“投资”于儿子的做官上，遂将长、次、三各差两岁的三个儿子几乎是同时送进了家塾。三个儿子读得都不错，特别是长子。后来发现三子反而较次子更好，当父亲的未免有些着急，因为这个次子不但是景溪公最钟爱，冀望最高的，而且自幼算命便称其为大富大贵，可如今竟不如其弟了，那怎么行？可打骂又非唐家家训的手段，梓良公就反复诱导，自免不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苦读圣贤书，善理天下事”之类。可是这个二公子却总是不及乃兄乃弟！算术、算盘都精，然而，那是在科考科目之外，做不得数的。因此，哥哥郛郑中了秀才，他仍不敢去考。转年，弟弟也中了秀才，他仍要求其父缓期应考，直到哥哥、弟弟于癸已（公元一八九三年，恩科）、甲午（公元一八九四年）两科，乡试中金榜题名，中了举。举人在清时已具有了较高的地位，不仅可以参加“会试”，得到“进士”名分“正途”为官的资格，而且已可直接经“选举”或自捐为官，甚至直接为知县。因此都被称为“老爷”，自然甚得人恭维，而老二保谦却相形间被人冷落。甚至有人讥称之为“夹板老爷”（夹在两兄弟之间）！如今还是个“白丁”，处境十分尴尬，再要请准续读几年的话也难以出口了。所幸他早已握了一个可靠的挡箭牌在手，而目下时势也为他提供了一个适宜的条件。所谓挡箭牌，就是他祖父景溪公的临终遗言，由于祖父格外地宠爱，他对祖父也敬重如神，这遗言在众多的水旁镇字辈中唯有他得以亲聆，故而更加重视，不仅能背诵如流，而且果真地深铭五内，每一思及，就似乎他祖父那苍老的、十分熟悉而此刻似又有些陌生的声音便响在耳际：“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景溪公在以官为重的时期，能给孙子留出另一条退路，也是用心良苦的。可遗言的主旨，仍是寄望子孙为官，“学习一业”不过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可如今唐保谦抓住了这“学习一业”向父母提出他无意于仕途，不是不从祖父的第一遗训，而是如今“读书中举”已大不如前，中举的终极目的无非是做官，而官已越来越不好做了，他不想做官，故从祖父的第二遗训，学习一业。倘要做官，经商后一样可捐，方是真正的不违祖训，何必必走“中举”一途？当时由于洋务运动已然盛兴，商人的地位因之得到了显著的提高。不但不被舆论视为“末商”或“末奸”，不再在社会地位上居“末”，而且受到了重视与鼓励，商人可以捐官了。这是对唐保谦甚为有利的，他就是抓住了祖训的“理论根据”与眼下的“事实根据”，说服了乃父梓良公同意放弃仕途走“学习一业”的，也果甚为争气——说句闲话，人的素质不同，又所谓人各有志，别人，特别是父母强加的愿望往往可能由于不切实际而适得其反的，所以说因材施教，“兴趣教学”是很重要的——他本来喜欢数学，喜欢易物生财，如今到无锡的一家钱庄习艺，真是如鱼得水。梓良公出于砥砺成器的苦心，不让儿子在自家的营业里习学，而是送进无锡一家素誉颇佳的钱庄，并一再嘱托那老板“严加管束，多多教诲”。唐保谦每日里兴冲冲，喜孜孜，又精明又勤快，常人须三年出徒，他年末就满了师，而且学得精，帐目记得清晰精当，算盘打得行云流水，谁不佩服？梓良公自也欣慰，要将他的产业支柱“春源”布庄交由这二公子掌管，可二公子却执意要从头学起，于是就又做了自家布庄的“学徒”，他也确实时时以“学徒”的身分与态度对待布庄里的人，很快打破了“小老板”、“少东家”与职、雇员间的界限，而且不顾奔波劳苦，涉险犯难与伙计们一道，大江南北，运河东西，深入各种产棉区考察，认真选购，不断刻苦学习，为他日后的经营打下了基础。同时也在此间考核择选了经商方面勤恳可靠而又精通布业的未来骨干，如顾什舟、张秋肪即是明例。更因此而开阔眼界，觉得天下之大，何必困于一隅？便请准乃父自去无锡城里“闯世界”，梓良公也只给了他家中积蓄的两千大洋，他磕了三个响头就上路了。此前的刻苦与此番的闯荡，正是父子俩都恪遵景溪公的“不致放荡成性”的遗训的，力求自立。他本来是要宏扬祖业，兴办布庄的，可到无锡一看，就改变了想法。一是从报上看到，外国，特别是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纺织业起的，纺织业因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四大事相关，且“衣居于首义”，而当时国内的纺纱厂，加上外商的也不过几家，他就决定办个纱厂。可他只有两千大洋！这个数目在一般家用角度看固为不小，可要办纱厂那可就微乎其微了，那就只有先搞资金投入少的企业来打基础了。他根据近来朝廷漕粮集中于无锡采办的特殊情势，决定先开办米行，可至少也得五千银洋的基金。他经过苦思冥想，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姓蔡名文鑫，字缄三，曾与他同赴过乡试，也同落在孙山后，秋闱期间相处甚得，又因同病相怜，友情尤深，而蔡又为人甚为忠厚，颇精明，家道也较殷实，他就登门造访，详陈办店方略，蔡缄三甚为佩服与赞同，当即议定两个各出资金二千合股经营米行。经过一番筹备，于一九０二年，在无锡北塘靠近运河边办起了一家字号为“永源生”的米行，经营粮食，并承办起了皇粮。由于唐保谦不但保持了祖上“时常”精神，殷勤待客，而且极重信誉，斗满升平，（秤）抬头走路，开张不久，就后来居上，在鳞次栉比的同业中，生意最为兴隆，很快地积累下了足够的资金，按两个人的初时计划，又办起了面粉厂。同共集九股，头脑灵活的唐保谦又给它取了个很吉详的名字：“九丰”，于一九０九年，在城北蓉湖庄兴办了起来，且蒸蒸日上。辛亥革命后不久，唐保谦的长兄郛郑先生以临时大总统黎元洪秘书长的身分东去日本考察工商业归来，久别后手足相逢，家人团聚，自是分外亲热。然而，对唐保谦来说，影响最深的却有两点：一是日本经营上的一些先进做法，使得他的经营眼光扩大；二是郛郑先生算了一笔帐，莫说历次对外赔款，仅庚子赔款一项，就可以兴办七万五千六百多个“九丰”面粉厂。当时中国人尚止四亿左右，就是说莫说青壮年，连每万个老弱妇孺都得拿出近两个“九丰”面粉厂的代价！还有那么多的赔款呢，哪止一个“庚子”！这不但使唐保谦与子侄们一样愤愤不已，也更令他明确与坚定了好好经营，以实业救国的决心。于是，他就专程去上海考察，而且在花花世界，几度引诱下，仍洁身自好，一意于经营，终于给他学会了不少经营之道，并悟出了不少经营彀要，其中之一就是在上海设立一个名为“申庄”的驻在机构，选人做为“九丰”的代表，为“九丰”搜集情况，宣传推销“九丰”的面粉。回无锡后，深得蔡缄三的赞同（此时他们已成了儿女亲家），并以此类推，在无锡又设了几个庄点，并设立了九丰总管理处，统一管理与搜集、研究市场情况，并动员职工们吃本厂面粉，以便收集对面粉质量的意见，及时有效地对质量做相应的改进，得到了明显的提高。买卖越做越活，越兴旺，又恰值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良机，不但民族企业得以发展，各交战国面粉的需求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九丰”由于及时获得了这一信息，动手早，抓紧于价格猛涨时大量销售，得到了丰厚的利润，自然使“九丰”得以迅速的发展，新建与扩大了埠栈。在广泛听取职员的建设性意见后，利用了大量麸皮零售，并吸收游资办了钱庄。唐保谦于“九丰”兴旺中也相机办了些自己独资的买卖，于是在一九二一年初着手实施他的宿愿：办纱厂。办米行只要一万元的资金，办纱厂则需要上百万元。此时虽说唐保谦已有了大规模的资金积累，远非当年的两千大洋可比，可终究还远远地拿不出这个大数目，于是他就与亲家蔡缄三仔细商讨，进行集股办厂，可这得要请个有财力、有威望、有见识、有度量的人出面操办才行，于是他们商讨来商讨去，选中了薛南溟。薛南溟的祖上是无锡望族，较唐门更为显赫，官高爵显，根深蒂固而又财大气粗，不仅在当地，就是在整个江南也是声名显赫的。薛南滨的父亲薛福成官至左副都御史，位在九卿之列，并于一八八八年秋以“钦命”二品顶戴，三品京堂候补衔出任英、法、意、比四国钦差大臣，一八九四年七月归国述职途中，病死于上海。薛南溟本也是一八八八年中的举，不久入李鸿章幕，一八九四年借“丁扰”辞官，不久，即办起了茧厂，而且越办越大，所经营的“金双鹿”牌生丝享誉国内外，并获一九二一年万国博览会金像奖。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太理想了，又恰巧与蔡缄三很有交情。于是，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特请阿炳的师傅华道士鸣弦助兴，恭约薛南溟到惠山的二泉（阿炳的“二泉印月”名曲即出此）品茗，赏景，听胡琴。地雅、乐雅、人雅，雅兴盎然间，议妥了办厂大计，于是由薛南溟出头，很快集起了十三股，其中唐姓四人，唐保谦六弟唐纪云、长子唐肇农都各入了一股。并在一九二一年四月第一次的股东会上，认真地研究了厂名，最后接受了唐保谦的提议，定为“庆丰”，并议决了几件有关大事，接着便买地，建厂，进设备，招收工人，紧张地忙了半年，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一日破土兴建，一九二二年七月试车开工。购有英国道勃生细纱机一百五十台，斜纹织布机一百台及相应的成套设备，及英国GEIOOKW发电机一座。雇佣一千余名工人。现已无法察知是什么原因，当年八月二十日（旧所）开工典礼正喜气洋洋进行中，车间里一位师傅喜冲冲乐孜孜地用铅桶装着献上两条活蹦乱跳尺许长的鲤鱼。说是开工后于加水时在水中发现的。自是喜庆非常，唐保谦更是端肃地整衣正冠，恭谨地向双鲤拜了三拜，并建议将庆丰的产品正牌定为“双鱼吉庆”，副牌名定为“牧童”，自此，这一商标一直沿用了下去，每年正月初五开工之日或大吉大庆之时，也必供上双鲤，认真地顶礼膜拜，其广告作用也果分外灵效。再加以唐保谦弹心竭力地大抓质量，极讲信誉，“双鲤”大跳龙门，销路大开，门庭若市，致有一些纱号、布庄竟至或自动提价，或预先付款，一求索购。可人总是要老的，老了也就必然在各方面都衰退下来，先是比唐保谦还小了两岁的亲家蔡缄三退居下来，不久，唐保谦见大局已定，也放心地将厂子交由六弟纪云与长子肇农管理，他想喘一口气了。可他这口气尚未喘匀，就遭逢了巨大的失子之痛：长子肇农不幸于刚回厂接任没多久的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三日死于伤寒！沉重的打击，几乎使他难以自持，愈加心灰意冷，可工厂总不能放下，只有召回次子星海与幼子晔如来位助六弟纪云管理厂子了。景溪公决没料到他传下的布庄会在六房里发扬光大，植根无锡，打入上海变成规模不知扩大几许倍的大纱厂；梓良公也根本没预料到是他这个仕途最没出息曾被称为“夹板少爷”的次子如此光大了门楣。倘景溪公地下有知，定然欣慰地自矜：没白钟爱这个孙子，那遗训中的“学习一业”真是点石成金啊——更万万没有料到，更予以发扬光大的，又是六房二枝下一辈中的“老二”！在唐星海眼里，那甚负盛名的“庆丰”不过是辆老牛破车唐保谦子系不繁，只有三子：长子肇农（名阙，当时俱以字行），次子炳源，字星海，三子晔华（名亦阙佚）。三兄弟都是火字旁源辈，晔如与肇农的名中首字都应是火旁，尾字是“源”。三子之中，他最喜欢也最器重的是长子肇农。这个肇农，人不但精明而且持重，又善交际，上海大同大学毕业不久，即在无锡商界有了一定的影响，因此被选为省议会的议员；幼子晔华虽说年幼，却也聪明，读书肯于上进，再加以人多半偏爱幼子，愈老愈是舔犊情深，自也在老人家的心目中有不可动摇的地位。唯独次子星海，老人家从其小便有些不放心。人是很聪明也很出色的，相貌更为出众，在南人普遍偏矮中，唯他得天独厚，身材竟高达一米八０以上，在当年国人身材较现今普遍为低的情况下，是个高得可观的中国人；即使在今天也算个“大个儿”。又生得方面广颐，天庭饱满宽阔，地阁方圆劲挺，浓眉重目，直鼻阔口，是位风度翩翩又甚有仪威的佳公子。棱角分明，大刀阔斧，与乃父的眉目慈和、一团和气大相径庭，这也许正是老先生最不喜欢处。又加上幼时便依家族之议与样良公的决定已过继给早夭的四房若川为子。若川虽不及婚娶，总是一房，因而称保谦老先生为“伯”，人虽说仍留在他身边，教育、供养一由己任，可有了这个名分，在家训严森的旧族中，总觉得较长、幼二子差了那么一层。更重要的是这小子桀骛不驯，已上了清华大学，居然还对“祖训”，不能背诵如流，虽然一经复述便记得甚清，可愈是如此，愈说明这小子没有把庄严的“祖训”真正放在心上。那不仅涉于“忤逆不孝”的嫌猜，而且必不会认真继承祖业，那还了得？这“祖训”保谦老先生可看得十分重要，不仅是他所敬爱的祖父景溪公对子孙的遗嘱，而且也帮了他的大忙，更由他几十年的经商实践证明了是“至理名言”。有此种种，保谦老先生对这个“次子”也看得很“次”，至少远不如长、幼二子那么可靠。认为他“刚愎自用，心胸狭窄”，自然“难堪大任”。因此全部希望只寄托在长子身上，冀其能很好地继承与发扬祖业。果然，不但年纪轻轻就在省里有了高位，且经商也甚得其法，官商两途都可弘扬唐家家风，有他照顾幼子也完全放心。殊不知这老先生忽略了几个根本之点：一是，“祖训”是将做官（“中举”自是为做官）放在首位的，他不但不许儿子做官，甚至连长子的似官非官的省议员也要其设法辞去，尽管是出于世情动乱，时官腐朽，可到底是从主要方面违了“祖训”。另外，他不也是“次子”，也是曾被其父甚至时人视为“最差”的“夹板少爷”么？可人愈老愈偏执，对次子星海实在是越看越轻。然而，天公不做美，硬是夺去了他寄以厚望的长子，虽悲痛欲绝，可总得面对现实：幼子尚小，总不能让他负起重任，那么就唯有依靠次子了。再怎么说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纪云虽为手足，百年之后总不能将家业传给兄弟。于是，他便发出急电，召两个儿子回来到“庆丰”理事。对两个儿子的要求上也显露了他的内心，打给在上海读书的小儿子晔如的电报，是要其立即弃学返锡，二儿子的却是学成之后立即回国，一个“立即”，一个在“立即”前加个“学成”，就不但有了时间差，而且表露出急切的程度：幼子尚未读完大学，尚幼也要“立即”，次子不但已大学毕业，且去美国深造，却要“学成”。可见对幼子寄望尤为殷切，倘不是“幼”而尚未成材，只怕是只召晔如，不必星海了。而回来之后，又不似对长子般，列为一户股东，董事，与其叔纪云共管工厂，而是“协助为父及纪云叔工作”！——两个不顶一个！唐炳源（星海）在清华结业前夕，曾有意恭问其父，准备让他做什么，保谦老先生告诫他说：“你为人太冲，太过自信，不是做官的料，做官的人得八面玲珑，还要难得糊涂，你怎么做得来——日后不许你从政为官，只一心去从商，从这方面去承继祖业吧！”于是于一九一九年，唐炳源（星海）便从清华大学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了。他风度潇洒，又是舞场高手，网球健将，人又聪明好学，在异国学府里也是个好学生，而且进步很快，他首先选修的是纺织工业前纺工段的机械制造，因为他离家赴美时，老父已明确交待：要办纱厂，他必须学有这方面的全面而有用的知识。他严遵父命刻苦学习。至于打球，无非是有了更利于学习的健身手段；跳舞，一方面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一方面也为了未来的交际方便。可以说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一个核心：学成学好，将来继承好祖业，当个全方位高超企业家。目的明确，动力足，便也对所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那些什么清花机、钢丝车、并条机、粗纱机等等都倾注了兴趣和心血，以快速度获得了这方面的硕士学位，紧接着又投入了紧张的纺织管理学的学习之中。此时从家信中得知庆丰纺织漂染厂已然投产，他更加紧了学习，并设身联想，似在课堂上便已置身于庆丰的管理之中了。仍是学得好，结业得早，又获得了该学院企业管理硕士生的学位。就在学位将到手之际，他收到老父由国内发来的急电，他一看便知家中出了重大变故。这可是大事，一来这是他的家，二来关系着他的继承权问题，恰好也到了老父要求的“学成”之时，他就在获得学位证书后，当即加紧准备，于一九二三年盛夏告别了异国师友，乘船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一路上家庭、工厂、事业，他想了很多很多。在美国，由于他的条件优越，曾屡蒙异国同学中女郎“黄”、“绿”之睐的含情秋波，更得留学同胞中异性不断地示以柔情蜜意，可他一来重于学习，二来也无足以占据他心房的丽影，从未虑及婚事。却不料于归来之始，刚刚踏入国门时，竟遇上了高照的红驾。一九二三年十月，上海正是金秋烂漫。就在他父亲设在上海北京路四百四十四号庆丰上海办事处为欢迎他而举办的舞会上，他一眼就从华丽、摩登、争芳斗艳的如云美女中发现了一位令他耳热心跳、甚为倾心的大家闺秀。她似金秋般丰满，如春花般艳丽，夏荷般挺秀，冬梅般清丽脱俗，如画的眉目，饱含温情、丰腴的姣靥，流光泛采，颀长的身材，亭亭玉立，得体的举止，高雅出尘。他当即不由自主地快步接近，有礼貌而姿态优雅地邀其跳舞，她也落落大方地搭手与他飘入了舞池。待问得这位小姐的芳名为温金美时，他似觉有耳闻；同样的，待他通上姓名之后，从温小姐莞尔一笑中也流露出“君名不虚”！后经朋友提醒，他才恍然大悟：他的堂兄曾专门向他提及此女：不仅才貌双全，风华绝代，而且门楣甚高：祖辈做过满清高官，海军大臣；其父温宗尧现在政府外交部门供职，其母也出身名门，与上海声名极为显赫的“查理宋”之妻是至亲的姨表姐妹，（“查理宋”的长公子宋子文不久后即成了政府要员，三女宋美龄也嫁给蒋介石。即使此时，也已富倾天下了）。天下之大，可求而不可遇、可遇而不可求者比比皆是，唯两情巧合，珠光玉灿，相映成辉，方为神仙眷属。经人撮合，保谦也可谓得了“媒灼之言”，他又极中意于温家的富足（现在宋家尚谈不上高官显贵，保谦公也很不愿与高官结亲的），便发下了“父母之命”。“程序”健全，不久，两家就在上海为唐星海、温金美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对唐星海来说不仅不是一般性的“终身大事”，而且直接关系他一生的事业。唐星海急如星火地赶回国内，到他家的“庆丰”一看，远远地便有些失望：平淡无奇的外观总体设计，埋在群居中浑如一体，毫无爽目之处。第一印象就是：土！太土！丝毫表现不出庆丰的特色与气度，这怎么行？外部空间环境已然如此，那么内部空间环境呢？唐星海只觉得：乱！太乱！而采光与色彩上分明无意于用心设计，厂房内的设备与附属设施的安置与布局又很不科学，因而又显得暗、脏，给人以压抑感。机器虽说是最先进的。可分明是有些陈旧了，而且利用率又很低，保养也极不科学！因此，他头一眼的印象就是：老牛车！再看看管理，愈加不满，由表及里都是一个字：旧！太旧！不仅他那明显衰老的父亲仍是常年的长袍马褂疙瘩帽，一年到头捧着水烟袋，连一些职员、帐房、管事，甚至一些老资格的技术人员也是这青一色的装扮，连他那年纪甚小、读书不少的三弟晔如也是一副“长衫先生”的模样与神气！他的六叔不仅装扮如此，那神态举止更仍活脱脱的是位农村老太爷！俗，太俗！根本没有，也没有人懂得什么“生产技术规划”、“生产工艺管理”，涉及一点现代管理，各级人员均是一问三不知，唯一的“先进”设施是尚未译成汉语的波罗（汽笛）每天叫那么有数的几次，催促工人上班，看到的只是该负起工场、车间全面责任的领班，都似一个个土佬财般坐在办公室里专心地呼噜呼噜地吸水烟，似百无聊赖，无所事事，无所用心；那些本该对生产进行设备与成品检查，对工人进行技术指导的宕头、工头们个个似地头监工，只晓得对工人开口骂，动手打，差，太差！土而乱，旧而俗，管理又如此之差，所以在唐星海的眼里，那“老牛车”也不是新的，好的，而是架陈旧的老牛破车！可那些惯于此习的主事人们却完全与唐星海的看法相反，特别是他的自居要津的六叔庆丰总管唐纪云，不但安之若素，而且陶然于其中，怡然自得，攸然而乐：本来嘛，就算是老牛车也比手推独轮有用百倍。何况在他眼里庆丰简直是辆无与相匹的驷马高车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在无锡这座古城里，庆丰虽谈不上首屈一指，也不是位居其末，就是有些不如人处，那名声响亮的“双鱼吉庆”也足以压倒无锡一切同行，一美庶百五！有钱赚，有名气，这大的厂子，这多的人，还要什么？只要守成就是了。因而便觉得陶醉无限，安逸无比，乐孜孜地安于现状——“保守”的形成，多半如此。这样一个陶然自得、易于满足的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传统思维占据的封闭、保守式的经营王国里，忽然闯进了一位对现代管理学有所长、习有所成的，锐意进取的高大青年，是怎样的不协调，时代差又是怎样的显著！那碰撞也定是势在必然与猛烈的。唐星海是满怀激情与信心应父命回国主持产业的，他自信，只要他一到厂，他父亲就会很重视他，至少让他参与管理。谁知，父亲有父亲的标准，也有他的打算，吸了一阵水烟之后，不紧不慢地吩咐道：“炳源，你刚回来，情况还不太熟悉，就先协助你六叔和三弟做些事吧。”协助！参谋、副手都怕谈不上。只是个跑腿学舌的助手罢了，做封闭、保守的土财主老太爷式的六叔的助手已够委屈，而且竟排在了小弟之后！小弟不过得就近之便，一步之先，总共也不过先回来几个月，难道就熟悉了么？父亲知儿子不会满意于这种安排，见他沉默了起来，就又安慰地补充说：“别不高兴，叫你回来，就是要依靠你，特别是技术方面，日后工厂的工程师当然非你莫属了。技术方面的问题，你有权参与董事会并提出你的报告。”唐星海这才舒了一口气：是呀，厂里情况还不甚熟，何必操之过急。只要能参加董事会且是报告他专擅的技术问题，他就不愁争取不了大多数董事，因而得以施展他锐意更新的抱负！果然，在不久后召开的一次董事会上，他的慷慨而富有理性与感染力的陈辞就打动了大多数董事：主要是为了发财入股的，这留美归来的“洋”工程师的宏论，实为分外有生财之道！于是便多数决议升唐星海为庆丰厂副总管兼纺织工程师，并划定一个车间供其更新实验。这不仅是在会上的争议中挫败也必然地伤害了唐纪云，这决议也大失了这个六叔的体面，连深觉儿子说得甚为在理的保谦公也感到儿子的做法未免太过火，对不起乃叔。可大多数董事欣赏赞成，特别是董事长薛南溟一再奖掖，必欲如此，两老兄弟也只好认从。在新与旧鲜明对比、先进与落后激烈碰撞中锐意更新拿出一个车间来实验，六叔唐纪云深不以为然：哼，说得好听，可得做得出，倒要看你碰钉子的样子，还这么狂亡自大，目中无人不？还这么空想太多，不切实际不？叔叔看热闹，父亲又施压力：“炳源，你答应下来，就要一定做出成绩来！”一个包围在陈旧老大而又习惯保守势力强大的车间，如同被重重腐土掩起的新枝，能不能开出鲜艳的花朵来，就看这新枝的本身具不具备强大的生命力，能不能够化腐朽为神奇，脱颖而出了。不仅他那在董事会上被置于十分尴尬的地位的六叔纪云蹩足了劲要与他较量较量，而且大多数宕头、领班也由于深不服气要拚全力一争，可他们不懂现代管理，不懂现代技术，只晓得以打骂手段迫紧工人，硬逼鸭子上架，结果适得其反，劲儿使得越大，反而越糟，抵制情绪与高疲劳的反馈是：生产下降了！实验车间呢？由于唐星海在技术与管理上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更新，他本人更是深入车间，扎在车间，直接管理，亲自进行技术指导与技术更新，一年的实验期结束，效果十分显著地表露了出来实验前，纺部车间纺二十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一百五十六转；实验后，纺部车间纺二十支前罗拉速度为每分钟一百转。实验前，每个工人只能挡一台布机；实验后，每个工人已能挡四台布机！实验前，每件纱的售价只有一百八十元；实验后，由于质量的提高，每件纱售价也相应地提高到了一百八十四元。虽说单机、单件提高的效率幅度不是很大，在全厂数百机，近万件，该是多大的效益呀！赚钱才是经商的主要目的，如今事实充分地证明唐星海确有使庆丰赚钱且很可能赚更大的钱的本领，董事们不是笨伯，岂能不加以重用？也恰好有了机会，老总管六叔纪云一方面在具体事实面前对侄子心服口服，一方面总觉得因此失了体面，于一九二六年告退还乡，且赌了一口气，切合子女：“我家日后不得事棉纺，欲继祖业，唯以毛纺！”儿子也听话，他长子唐熊源后来果与其堂兄、景溪公二子竹山公之孙著名的大企业家唐君远等共创了无锡毛纺织印染厂，而且大成气候。在这种情形下，小弟晔如也不愿与争，连老父也因之而完全引退了。有此种种，董事们便一致决议，任唐星海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至此，唐星海这个“次子”也以新取胜，获得了祖传的基业。虽说此举对六叔大为不敬，对小弟失于“兄友”之训，因而也使乃父虽因其成才而欣慰终深怀不安！甚至于退隐之后仍满怀内疚地去敦请六弟就任九丰面粉厂厂长。可新与旧的更迭几曾风平浪静而又温文尔雅？磕打碰撞于亲于友都在所难免。锐意更新称雄东南“忠实勤奋，励精图治”这八个大字，是唐星海就任庆丰厂经理伊始就手订下的“厂训”，他要全厂员工一体凌遵，他本人更是恪守不移。“励精图治”的首要一条是摧旧制建新制，广为招揽与使用人才。原来封闭、守旧，不图进取也无力进取的老班底是绝不适应也不能够实现全面现代管理的，那些对现代技术与管理一窍不通，只会作威作福、坐享清闲的领班、宕头、工头们对实施现代管理不仅无益而且大为碍事。这就需要大换其血，“大易其制”。他首先“大修”了这台“老牛破车”，取消了原来的一套封建式治厂手段与家长式的管理体制，而逐步地全面推行了他在美国学得的管理体制，取消了稽查处，代之以以工程师为核心的工务处；取消了总管督办制，而代之以厂长领导制，下设工务、事务两处，分领三部六科。分工明确，责属清晰，并关心到工人的食宿，专设了膳食科与宿舍管理员。“车”已修饰一新，就需要换“牛”为骏马了。在这方面，唐星海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不惜重金的。在他争取得用人全权之后，他极力搜求、高薪聘请了许多能人，内中不少是在我国现代纺织史上的著名人物，如曾被他聘为厂长的著名纺织工程师骆仰之，曾为他主持电机工作的在国内享有盛誉的机电工程师范谷泉与张功焕，南通纺院的高才生、后来成为名列中国十大纺织工程师榜次的王方揆也被他重金挖来充任庆丰的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因担任戚墅堰机车厂经理成绩卓著而名气斐然的吴玉麟也被他请来任厂长。更可见其重视人才的实例，是不惜以十根金条、一座洋房的代价将日商内外棉厂厂长魏亦久挖来给庆丰做厂长！对于庆丰旧员，也不是一概排斥，而是因才施用，多有安排。对其中一些经验丰富而又勤恳踏实的人才，照样重用，如陶心华。陶心华原来是老庆丰的一个普通职员，经唐星海认真考核，发现此人业务熟练，为人忠诚，且甚得人心，便安排他做了副厂长，而将严谨而又心细的陶若华安排去做了宿舍管理员，这一男一女两个陶门之华，也果有华采：陶心华将全厂财务管理得头头是道，陶若华将整个宿舍管理得井井有条。重金聘用，是招揽人才的一个重要手段。然而不惜大量的智力投资，培养后继人才，尤为长远利益所需，也是人才的一个更重要、更广泛、更可靠的来源。唐星海极具这种长远的战略眼光，他不但不惜工本极度予以重视，还亲自过问与参与其事。他投资并亲自主办了一所“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形式与今日的纺织专科学校相类，学制三年，教学内容以数、理基础课与纺织、印染、电气等专业课为主。他亲自出任名誉所长，而以厂长骆仰之兼任所长，聘请许多著名的专家、工程师，如范谷泉、薛桂伦、朱文渊、吴敬人等任教。招收的对象为具有高中以上学业的未婚青年，也是实行公开招考，择优录取的。唐星海对这所相当于今日大专型的“养成所”倾注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他不但亲自过问校务，保证办学资金，甚至亲自参与授课，而且连招生这一环也牢牢把关。由于学费不高而又确实能如当年景溪公所强调的一般“学习一业”，毕业后即可享有职员乃至更高的待遇，有志学子闻风蜂拥而至，虽在见报时已言明只收三十六名，却届期报名不下千人，而因误延不得报名者尚远不在此数。可见这一得力举措的重要与甚得人心。考试分两个方面，一是笔试，二是面试。唐星海拉着骆仰之两试中都亲自严格把关。由于有充分择优余地，“择”得更是优中之优，要求得也极为严格。对取得面试资格的逐一地单个提询，学业之外，连相貌风度，举止言谈都列为“择”选的条件，因而录取了一批优秀的基础甚好的学员，被录取者自也深感荣幸，也有因一个不慎而失意者：如有个青年成绩好，应对又得体，主考又注以和蔼、称许的目光，便得意得忘了形，临出门前顺手打了“榧子”；还有个青年于应对时一时兴起，翘起了二郎腿，都因此而失了录取资格！这所“养成所”一直办到抗战爆发，三年一期，培养了数百名技术人员，内中也成长起了不少著名的人士，如陈鼎司、温懋修、黄锦春、王步良、张君谋、汤尧理、朱文玲等等。数百名经过专门训练的技术人员岂是小可？就算庆丰已发展到三千人，比例也甚可观，这批技术骨干的作用岂可忽视？几乎与“纺织人员养成所”创办的同时，唐星海又在庆丰厂内组办了短期的养成工学习班。用唐星海的话说就是，有什么样的工人就能纺出什么样的纱，织出什么样的布。相应地说，要想纺出好纱，织出好布，也必须有好工人。因此，唐星海对工人素质的选择与提高也是甚为关注与狠下功夫的。已在职的工人，素质差的必须力求经过学习短训提高上去，对那些素质极差而又经培训无明显起色的一律辞退。彻底废弃了过去的工头招工制，而代以所招工人定期的学习班培训，才得录用。既清除了工头控制工人的弊端，也强化了工人的总体素质。一九三二年以后，这种学习培训的方法与手段就更为完善、有效了。这一年，唐星海于赴英参观订货中，顺便订购了一套短程纺纱机，回来后与本厂淘汰下来的织布机配伍，专门用做养成学习班的实习机器，并订出了近于现今的文明生产要求的条款：学员还必须学好并掌握巡回路线、操作规则、接头方法与工具定点堆放等。有了这一有力的措施，工人的素质得到了大幅度的明显的提高，且对总经理靠得更近了。这也同时产生了另外一种效应：无论是从“纺织养成所”毕业的技术人员，还是经过养成工学习班培训的工人，都自觉地劳作，主动地向唐星海汇报些厂里或车间的情况，形成了一个稳固而灵活的人事劳作基础。使唐星海不仅能放心地安排与扩大生产，而且随时可以较清楚地掌握人员思想、活动与生产动态，便于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措施。而这些素质好、有文化、有修养的员工们，经实践的一再证明，较那些被视为心腹的文化素质较差的身边人更为可靠。例如，为了照顾私情也为了便于可靠使用，唐星海把几个曾在他家做过保姆、女佣、厨司的老太婆派到了厂里做“抄身婆”。这些抄身婆没有文化，又自持是老板的“亲信”，往往凭她们的认识与判断标准向老板“打”些“小报告”。一次，一个这种抄身婆“打”了工程师陈鼎司的一个“小报告”，对老板说陈竟擅自将雪白的棉纱降为“回丝”，结果常被女工们带回家去使用。这可是大大违反了唐星海亲手制订的严格的厂纪的。于是，唐星海很恼火地把陈鼎司申斥了一顿，陈鼎司据理力争，表明绝无此事，并耿介地回责唐星海不该轻信一个无文化少知识却善嫉妒爱嚼舌的老太婆，而误解一个忠心耿耿的他亲手培养起的学生！唐星海便放弃了追究，自此也就益发倚重与信任这些他费了许多心力、投了不少资培养出的学生与训练出的学徒了。制度治厂，名牌领先，向纵深发展破“车”修成了好“车”，“老牛”换成了“骏马”，还要“笼”“套”兼备，佩饰光鲜，驾驭得法，方能高驰远奔，甚至“日行八万里”！这“笼”、“套”就是各种有效可行的制度。那“佩饰”就是以名牌为领先的质量、信誉。至于“驾驭”术，自是科学的、先进的管理方法，在这几方面，唐星海也是倾注了大力与不少心血的。他订下了大量的具体细微、切实可行的工厂制度，囊括生产、生活甚至员工们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其中检查制度尤为严格，由于年深日久，许多具体内容已然阙失，存者已然不及其半，且多已残佚。根据有关书籍的整理记载，大约可以肯定为当时确已实行的有：《本厂职工规则》。可据实的内容为“应忠实勤恳，操作严谨，摒弃恶习，遵循本厂一切规则。”附若干具体条款。“进出签到时间，送厂长查阅。察其勤惰。”“各职员应力戒五点：不许调戏女工；不许吸食鸦片，不许赌博，不许酗酒，不许斗殴”。尚有十余条。《膳厅规划》。强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接着是有关节约的若干条，有关饮食与环境卫生的若干条，有一条是明确规定不得留外人，哪怕亲友进厅就餐的。有关宿舍规则。规定每室须选一名室长，以便管理，各室间俱有比赛性条款，明文规定。“应准时就寝，勿高声笑谈妨碍他人”，对女工宿舍另有具体规定，如要求整个宿舍整洁美观，室内包括床上不许堆放杂物，凡暂不用的东西（包括衣物）都须交宿舍管理员统一分别保存于固定的储藏室中，床上的被褥须折叠、摆放得和军营一样地整齐，雅观。有关工卡制度。特从美国购进并安装于相应的位置的子母钟、计时钟与更钟都有效地发挥着作用。如要求员工上班时须将工卡放在计时钟里，这时自动控制的钟就会立即做出反映，准确地打出进厂时间，即使迟到几分，甚至几秒，也会准确无误地反映出来，较到工房签到制不仅省时省事得多，而且可靠度也大大增强。至于更表的作用，几乎等于几个最忠于职守的监督岗。依规定，厂内巡警夜间巡逻时务须在几个设在厂内偏僻处的更表上打下到达时间，而更表又是装在上了锁的更箱里的，锁上的钥匙俱不相同，一锁一个专用，既不得由他人代替，也无一次打好的可能，因此巡警们想偷一点懒也是办不到的。其实已成了制度电控化。有关请假制度。此项对职员工人，男、女工都分门别类做了具体规定，如病假，无论职员还是工人请准病假后都有享受工资待遇的权利，但具体职务不同待遇标准也就因之不同；对事假的天数也有各自不同的规定。尚有生产方面的许多具体规则，如保养，维修制度，生产、操作规则等都定得很明细、很具体。各种制度、规则均注明具体奖惩办法，但总的看奖明显地少于惩，其实际作用在于约束，可谓“威”。一个机关、一个企业是必须立威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纪律性的明文约束，岂不是乱了套？关键在于可行，并且行必依制，不偏不倚，持之以恒。唐星海手订并躬行的各种制度，规则大部分是合于这个标准的，而且许多方面与具体条款在五六十年前旧中国就已初具了如今现行的管理科学性与优越性，又全面严密，自也行之有效，实是难能可贵！立威之外，必须辅之以“恩”，这就是兴办与员工切身利益有关的福利事业。一唐星海所兴办的员工福利事业，在当时来说，可谓“全方位”的，浴室、医疗、学校、宿舍、合作社应有尽有，还有近于劳动保护的部分手段。浴池：职员与工人分开，男女分开，各设专池，应合工作性质之便。医药室：抗战前一直保持的规模是：设医师一人，助理医师一人，护士一人，男女病房各一，病床数张。子弟学校：抗战前即已开办，具体情况已失于查证，抗战后共五个教室，分七个年级（低年级设复式班），常在校学生二百五十余人，教师近三十名。宿舍：居住厂区的工友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抗战前设女工宿舍三十余间。宿舍一律为绿纱窗，室内设上下铁床，并无偿提供被褥，枕具；男工宿舍三十间；职员宿舍二十二间；职员眷属房厂建九幢，租赁民房两所；工房四十八幢，供男女工有眷属的使用，收费只相当于市场通行租金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对于一部分居住于数里外的老工人，则由厂里包了几只船接送，有如今日之“班船”，每月由厂方直接向船主支付费用，以一九三六年计，每位工人的费用为零点五元，并以每月奖励五元的手段鼓励船主及时送工人上班。伙食：抗战前只供应职员，而工人自理，只供应开水；战后建立食堂三所并规定男工七人一桌，女工八人一桌，一律一荤二素一汤，每日只扣膳金男工每人一角五分，女工一角。合作社：供应员工日常用品，兼处理布头。工资福利：设有年终奖，节日奖，考勤奖，职员的红白喜事给公假四至十四天；女职员产假一个月，工资照发，女工分娩照准假，无工资。相对当时各纺织业中对女工一经怀孕便行辞退的做法，这一规定，无疑是种示惠手段。当然，惩罚订得也是不轻的，对女工搜身的现象也仍保留，但总的说已明显地强于同业。由于“恩”“威”并施，行之有效，庆丰厂运营机制完善，在各方面都有了明显的变化或提高，经济效益自也明显增长，董事们岂能不更加信任与尊崇这位年轻的经理？制度、规则的落实与执行的关键在于主持人认不认真坚持，带不带头执行。唐星海就坚持得十分认真，头也带得甚好，订下的东西，一旦公诸于众，他就连细则上的每一个字都牢记在心，不但认真贯彻检查，而且身体力行，比如膳食规则制订后，他在家里进餐都严格家人厉行节约，每餐有菜有汤，只要剩下，他绝不许倒掉，往往是他一人包了儿。工作制度中规定各级自负其职，犹如今之岗位责任制，他都严格依规定考核，有如执法般严格，该奖的，除本人外，也同时奖励其上司；对违反制度者，他也责问责任者之上司。亲自下厂督促检查各项制度、规则执行情况，几乎成了他每日必行的管理内容。就是后来企业扩大驻在上海，也是不时地亲回庆丰检查。而且行动起来雷厉风行，行动敏捷而迅速，陪同人员须紧走或小跑方能赶得上他，可他情况谙熟于胸，目力又过人，一走一过，或一瞥之间便能察明情况，抓住问题。如果被他发现哪一处不整洁，甚至哪个职员的抽屉零乱，他当即批评，严令整理，触违制度者，则依制处理。而且一个机器的很微小的差异音，哪怕纺纱机有没有落上绒花，一个职员的微小疏忽，都逃不过他的眼睛。据有关文章记述，在一次巡视中，一眼发现有个技术员正在车间里背着手悠闲地漫步，他就叫住了这个新来的尚为陌生的人，问过姓名之后又问：“你是干什么的？”回答说：“保全保养。”他就叫那保全保养工把手伸出来给他看看，待看到那是一双雪白的手后，他不高兴地说：“保全保养要采取跟进式检查，这点你该是学过的。也订有制度。跟进就难免不时地触摸机器，否则不及时发现障碍，等到致使停机，不但会造成机器磨损，而且会影响纺织进度，这些你难道不知道么？”不知道，这些人怎么能做庆丰的保全保养技工？那人当然回答“知道”。唐星海就语转严厉地说：“你看看你那双手，像是常触摸机器的样子么？你哪儿像个做保全的！”如果发现浪费。哪怕一根被随意抛掷的简管，他也要当即传唤来车间主任与技术员，要他们当时亲手拣起来，不去直接追问工人。如果发现哪个工人没有依制操作，或者机器擦得不净，他也不直接处置当事者，而责问该管车间主任。他也总是下班后最后一个离厂，绝不搞特殊，因此职员们也不敢擅自早退。从严要求、率先垂范的结果，不但在厂内甚见效验，连外界都肯定地说：“凡是能在庆丰苦能吃得又事做得好的人，到任何厂都好去做了！”越是这样，人们也就越愿在庆丰做事或任职。工厂的运行机制不断地得到加强，有了良好的基础，产量显著增加，车速也自然在强化。与此同时，唐星海又注以大力地狠抓了质量。他对几项直接关系到质量的环节牢牢抓住不放；提高机械的效能，选用优质棉花，合理配分，妥善处理等，必以躬亲，而且闻善必从，只要一听到哪里有了先进措施，立即前往参观学习，而且务必学到手。又增添了许多测检机器，多方面努力地提高质量，甚至不惜工本，用三十二支纱纺二十支甚至十六支的双鱼纱。原本质量很好的双鱼纱经这样一来，质量更上了一层楼。名声响亮，在市场上进一步站稳了脚跟，而且名优价亦优，较当时无锡各同业同类纱的价格高出数元乃至十几元，名列榜首。有的材料上开列了一份当年无锡各厂纱价对照表，是一九三二年五月二百五十六支纱行情，现抄录如下：厂名商标名称价格庆丰纺织厂双鱼吉庆牌纱二百二十九元一角豫康纱厂月娥牌纱二百二十五元二角振新纱厂织女牌纱二百二十二元二角申新三厂人钟牌纱二百一十五元五角广勤纱厂球圆牌纱二百一十五元五角业勤纱厂升丰牌纱二百一十六元提高质量不仅要多花力气，而且势必也要多投资金的，可这种买卖只能顺差，绝不是逆差，赚回的钱是会多于投入的钱的，庆丰的大发展便也同步而进。接过父业后，唐星海固然发挥了他成绩优异的所学，采取了先进的科学的管理方法，然而他并不是完全地、机械地照搬，而是结合了庆丰当时实际情况较灵活地运用。对于乃父的多年经营的许多长处、祖上的“时常”殷勤，待客的优良传统，他都是认真地继承的。甚至乃叔在管理上多年积累的某些长处，他也有选择地学习，继承下来。承业不久，即将其父设在北塘财神弄的批发处改名为“庆丰纺织漂染厂经理部”扩大了经营；设在上海的管理所也升格为办事处，虽说仍是每天以寄出号信向无锡报告信息，反映情况为主，然而，不但范围更广、传递更快，而且更为翔实准确，效率更高了，使唐星海得以身在无锡，却对沪上了如指掌。并于1931年筹备起了第二工场。下面再在有关资料中抄录几表，以便从中看其发展。1925～1930盈余对照：一九二五年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元一九二六年八万三千八百三十一元一九二七年八万一千二百八十八元一九二八年四十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五元一九二九年四十九万三千五百四十五元一九三０年三十一万九千五百０六元从下表，历年产值与盈利平行上升表，亦可看出其发展状况：年代盈利（单位万元）产值（单位万元）1930年31.9506514.16781931年61.0571619.84971932年46.8917660.43601933年0.1562707.35461934年8.2303903.75571935年11.9944978.50971936年110.06521143.5798几度设备增加情况：一九二八年增添布机一百台一九二九年，增锭一万一千六百枚一九三一年增锭四千八百枚，增布机七十台，增线锭一千五百０四枚一九三三年增辟第二工场，增锭三万一千枚一九三四年扩建整理漂染设备截至一九三四年统计，已拥有纱锭六万二千二百枚，线锭四万一千二百枚，布机七百二十台及全套漂染设备。自唐星海一九二六年接任起经过不到八年的奋力经营，庆丰不但在企业面貌与管理上已大大改观，尽洗了昔日灰尘，而且规模与质量、产值、利润各方面的指标几乎跳跃着上升，绝不可与昔日同日而语了。为了扩大再生产与引进最新设备，唐星海于一九三一年便立意筹建第二工场。他亲赴英国买设备，选购了三万三千枚最新的纱锭，二百台狄更生织机，转年又购得日商织机二百台，再亲赴瑞士经慎选购买了一套B·B·C400KW的透平发电机，备足了“粮草”，动工扩建。厂房工程开工时，恰值纺织养成所首批三十六名学生毕业，唐星海便将这批经严格训练的学生全部派往工地，对施工进行分别地有效监督，一来充实了这些学生的实际经验，二来无论进度、用料，还是质量都得到了充分的保证。由于验收严格，几乎使承包施工的上海新营记营造公司蚀尽老本。庆丰长足发展，第二工场又以崭新的面貌与强大的态势勃然而起，在无锡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舆论界尤为热烈。当地的《新无锡报》屡为称誉，大加赞扬，大小报导屡见诸于报端。从有人已摘引的两则中，便可见一斑。一九三四年的一则，主标题是：“华纱商不景气声中，庆丰力谋扩展”，副标题是“机械新颖，出品优良，管理纪律化”。文章先综述了近年来国内，特别是省、县内华商的经营情况，指出了普遍不景气的概况，再指出庆丰一枝独秀，然后报导说：“锡山通讯社记者，昨日赴该厂参观，始知该厂又在力谋扩充，此际纱界不景气声中，该厂独谋积极发展，此减本邑实业界之好消息也……其第二工厂清花机为最新单程式，系英国道勃生厂出品；粗细纱机为英国好华特及立达厂出品；棉条机有电气制止运动；细纱机用车头马上。各机排列适合科学管理，出货之效率，出品之优良，人工之节省，迥非旧式机械所能企及……”一九三五年另一则报导，更赞誉说：“自第二工厂开幕以来，其鹿鹤同春商标，虽不及双鱼吉庆商标有悠久的历史，然其产品特优行销至户，各式花线及四十二支以上各种股线尤脍炙人口。”不景气中尤能景气，尤能红火，一旦机遇到来，更是捷足先登。在抵制日货的声浪日益高涨中，民族企业得到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良好的发展机遇，对整个商界来说都是难得的，唐星海则更利用得充分，不但起步早，而且行动快。谨遵父命，唐星海绝不做官，也绝不与官场缔交，不介入政治，但他并非不问政治，正相反，对官场的更迭，时局，包括国际时局的变化一直是十分关注的，因为这一切都密切关系着企业的兴衰。一九三一年日寇侵占东北以后，反对日寇侵略与随同而来的抵制日货运动，日益激烈，特别是一九三二年淞沪战争之后，已形成了掀天巨浪，日货几乎已成了过街老鼠，在国内市场人人喊打，原本占据大部分市场的日纱立即锐减，以致被轰出，倒出了一大块市场空白。尚在淞沪战争之前，“抵制”之声方兴之际，唐星海就看中了这一契机，超前动手，一方面极力扩大庆丰的生产，从速建成并使用第二工场，并率先抓住了一个新的市场空白，即漂染布。漂染布以日货为佳，原来是日本漂染布稳居该市的市场之首，市场接受量也较大。一旦日本货被轰出市场，大量的这一品类的市场需求就势必转向国内。而国内的多数厂家因出于漂染手段差，无力与日货相匹，均不以生产此种布为主，生产了，批量也很小，且常积压，庆丰便在此例。唯有一家丽新印染厂，因系专营，即产即销，此刻竟已供不应求，竟致将库存一销成空！唐星海虽早有预料，怎奈本厂由于设备不全，且多陈旧，自然能力甚小，他就当即两手并施：委托代印，同时自筹设备。他当即与丽新印染厂订了约，约定丽新每月为庆丰漂染白坯布两千尺，委托了代印，他深知市场需求量将日益增大，这种委托不过是权宜之计，要利及长远，还得自家具备与增加本厂的漂染能力。所以，他一手委托，一手抓紧自办，当即行动。到英国去购回了设备，又扩建了基地，于一九三三年施工，一九三四年上半年投产，特聘了漂染专家工程师周家骏负责管理。丽新果于几个月后因市场需求激增，而以“业务繁忙，无力承受”为由，终止了委托代印之约。由于准备充分，措施得当，行动迅速，没几个月的功夫，庆丰自己的漂染能力已大大增加，绝不仅仅是超出两千尺几倍有余，而且工艺之完备，技术之高超已鲜有人匹。于是，大批量的带有“决胜图”、“香妃图”、“庆丰图”等豁亮而诱人的商标的淡士林、深士林、黑布、漂白布交映成辉泛着眩人眼目的色彩，翩翩跹跹源源滚滚地流入市场，冲击得满目青蚨冉冉飞来，很快就占领了无锡漂染布的大半市场，不仅此地无其匹，而且延及了沪宁一线。两三年的功夫，即截至一九三六年底，庆丰漂染厂的资本，已由原来集资的八十二万八千九百元，激增至流动资金三百万元，固定资产五百七十万元。总资金已是原投资的十倍左右。经营范围也得以大大拓宽，东达上海，西至临潼，北接徐泗，南到广粤，经营网络灵活而有致，设了上海、临潼、徐州、广州代营机构：办事处或营业所。并将上海的原办事处改为总公司，为了这通商大埠的各种优势条件，唐星海也将重点移至上海，他本人也坐镇沪上，运筹调度，瞻顾全局。此刻庆丰漂染厂已由初创时的名重无锡而响震东南半壁了。风急浪紧照扬帆家庭暗礁唐星海的“航”速应该说是最大的，但并不等于说他就是“一帆风顺”。老父的容忍，六叔的引退，三弟的容让，固然可视做为新战旧的胜利。然而，不但六叔没有彻底服输，而且老父也在时时不放心，三弟更渐生了敌意。而厂中的守旧的保守势力，也并非完全屈服了。因而在扬帆前进中，也总是多多少少轻轻重重地遇到一些来自内部的逆浪冲击。而唐星海毅然稳健地操舵前行，不为所动。例如，有一回，唐星海在巡视中，发现了清花间领班严重失职，依厂规理应开除，待找到那领班责问其车间使用的棉种因何如此混乱时，那老领班竟以“从你父亲那时起就这样”相抗，唐星海忍无可忍，当即将这老领班开除。那老领班自持老资格，公然拦截唐星海的包车以老卖老大肆吵骂与无理取闹，唐星海十分冷静地对待，坚持喻之以理，既不与他一般见识，也不答应他重新回厂的要求，直到那老领班闹得也自认没趣，偃旗息鼓时，唐星海才声称出于老厂故交，赠给了那老领班一笔钱，就此了事。还有一个老资格的工头，一来是积陋成习，二来也是没有对制度管理引起重视，擅自调动齿盘，降底车速，被唐星海巡视时发现，也当即遭到了开除。这工头凭持其老资格鼓动起一些人闹事，吵着要唐星海收回成命。唐星海却对其无理要求置之不理，只从正面妥善地解决，使人为的闹事平息了下去。还有个领班也与那工头资格一样老，认识一般低，也不适应制度管理，只习于打骂，见上下齐严，他却无从严起，便更凶地打骂起工人，致使工人忍无可忍，便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冲突。经过几个工人一番精心安排，当有一天那领班步入车间接班时，即被专候多时，蓄势以待的交班工人王秀娣突出发难，猝不及防地一蒲包将头面套牢，紧接着埋伏在侧的女工们一拥齐上，拳脚并施，暴雨般的打击，痛得那领班失去了威风，丧了尊严，只好一再出声苦苦哀求，女工们才出了气，丢下他扬长而去，转眼已是烟消雾散，踪影全无！对这件事，唐星海充耳不闻。因为他觉得劝告，改变不了那领班的无理殴打的陋习，而工人们也没有违反生产规则，且哪儿去找事主？那领班咎由自取，或者可因此而收敛也说不定。他注视着变化，果见那领班收敛得多了，并主动改善起了与工人的关系，很明显，老板对他的挨打置之不理，必认为他是理屈，客观上也使那些打他的工人更仗义，他不自行改善还能适应么？厂内的旧势力好顶，可来自家庭的，却很使唐星海为难了，特别是来自威严的父亲。尽管庆丰的发展十分令人瞩目，壮大得甚为可观，然而保谦公对这个“刚愎自用”又十分不安分、家传素秉已为洋风所熏的次子，一直持有成见，甚不放心。为此，唐星海在乃父面前也一直十分小心，对父亲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见解与举措，他可改变者力求改变，无可改变者他也只好顺应；对一些无关宏旨的，他还顺应得很好。比如，他明明知道“双鱼吉庆”迷信得近于荒谬，以他的知识水平岂能也去奉若神明？可是，这是传统，这是被庆丰的一些老人，特别是老父视做得天独厚的吉祥，倘若取消，不仅大伤其心，也必大动干戈，引起不可解决的麻烦。而保留下来并无害处，尚对一些人有些精神作用，他就不动声色地保留了下来，并且认真地按传统办事：每当每年大年初五开工开车的时候，便郑重地把董事们全请到厂里，一早就齐聚帐房议事。而这种议事，每一遭也必以人事变动为第一议题，议定后，也一如旧制，张榜示众，红、白两榜开列两侧，凡登红榜者，即可得继续录用；名入白榜者，则悉听尊便，除辞退外，即被开除；红、白两榜俱不见名者，是为“提控”——在未定之数，须经个别谈话后再决定去留的。一旦议事已毕，便取吉时齐入大厅。大厅里早已是香案端肃，供品齐备。香烟缭绕，红烛高烧，洋溢一派端庄而喜庆的气氛，两尾鲜活的大鲤鱼高供于案上了。待董事们鱼贯而入，于鸦雀无声中，响起当值执事肃穆的赞礼声，董事们依序一一向案前跪倒，端肃地向双鲤顶礼膜拜。见到、亲与这一切，唐星海虽内心里甚觉荒唐，几欲见笑出声，可仍是用极大的耐力控制着，膜拜得一如他人般认真，似摸似样，待大礼仪式已罢，再专由预先指定的执事恭恭敬敬地将那双鲤鱼“请”下供桌，恭送去河里放生。这才开始欢乐的庆宴，吃起了所谓“开车酒”，事虽荒唐，却也热闹，唐星海觉得在大年初五的开工伊始，以此取个吉利，调动一下投入生产的众心，也无可不可。这点自算不了什么，唯独有些关系厂兴的大举措，一旦与老父撞车，可实令唐星海为难。比如扩建第三工场与增设印花工段，就因老父极力反对而告中断。企业的扩大与发展，使唐星海更加雄心勃勃，从市场发展的趋向中，他断定要不了多久，国产印花布势必走俏，他就于1935年底向英国订购并运回一批新式印花设备，准备充实印花能力，几乎同时，又从日本中田机器厂购进了一百九十二台自动布机准备增建庆丰纺织漂染厂的第三工场，连地皮也在汉口购买到手了，并专派了三名技术人员去日商办的纺织厂接受培训，这些，本来是在他正常的职权范围之内的，董事们已知，不会干涉，老父已退，更不必操心，可他那对他甚不放心的老父偏要操心，而且在病中也非操这份心不可。1936年初，保谦公患了病，为了照顾方便与妥善治疗，唐星海将其安顿在庆丰上海总公司的特备房间里，不时地护送去上海大医院诊治，或请医上门往诊，病是老病，不重可也不轻。保谦公自也忧心，可更没丢下“心病”，不放心次子的隐忧，关注中，自会听到儿子搞印花、扩建第三工场的消息，初闻之下，老人家如受雷震：这个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小子也太大胆得过格儿了！有关文章这样记述了父子不可避免的一场交谈。保谦公乘这个令他担心不已的儿子来探望他的时机，使叮问道：“炳源，听说你又在动什么脑筋，要扩建印花？可有此事么？”听口气是要糟，可是也不能隐瞒，唐星海只好如实地回答说：“是的，确有其事，这是儿子从印花布正最时髦中断定，必有个大发展的趋势，大量投产也必确保赚得大钱，咱们何不一为？”保谦公大不以为然地说：“未必！未必！依我看还是漂染布牢靠，四时适销对路，不怕市场中断，四季长青，老少咸宜，这才是本分。那印花却花梢得很了！既有个季节性限制，又有那不断变化的需求，打个快拳还满好，怎保得长久？夏天过了，就少有人光顾了，待下一年又知人们喜欢上了哪一种花色？积压起来，可是大有风险的！”听了这番话，唐星海只觉得老父越来越趋向了保守，越老越是谨小慎微，大体上已丧失了年轻的雄心壮志。思及此，他几乎欲脱口反问您当年不是蓄有大志，一心要建一个纺织、印染的全能厂么？可时逢此刻，他怎好开口？只好尽力平和地试图说眼地道：“父亲大人，儿子已经一些与专门人员认真做过了市场调查，届时随时掌握好信息，灵活应变：适销对路时我们就加量印制；已过时的我们就不印。只要不辞辛苦，看准抓牢，是不会有太大风险的。”尽管语气与用辞均很委婉，可是在老人听来仍是不听父训，要一意孤行，老人动了肝火，斥责了起来，并搬出了陈年旧事。原来，在唐星海主持庆丰的第二年，即1927年，由于上海适逢巨大变故，特别是马日事变、四一二大屠杀，与后来的一些变故，致使水路一度中断，内地棉花无法运至无锡，沿海一带的棉花又被日商抢购一空，致使庆丰一度“断炊”，自当年8月15日起，被迫停产了十五天。这实在对“上台实行新政”不久的唐星海是场很严峻的考验，自也是巨大的压力，虽然因无棉花而致停产的原因尽人皆知，可严重的后果，人们不会不终于归咎于主持人，何况人们的迷信程度还很深呢？——莫不是你这一身洋服洋气的经理“妨”的？董事们屡屡火急地过问不说，工人代表也一日数问：“唐经理，什么时候开工？”“十五天以后。”唐星海回答得十分干脆。可代表们仍是一再叮问：“唐经理，到了约定的日子后，您能保证开工么？”唐星海仍是果断地回答“保证开工，绝不食言！”十五天，不过半个月，可这半个月对唐星海来说何啻一年！他不但依靠了唐家所有的忠实朋友与部属，特别是被保谦看中并重用的老人顾叶舟、张秋舫，而且还调动他在学校与归国后新交的知友，真个是分秒必争千方百计地调动，才凑上了“口粮”，一批批棉花运进了庆丰，如期开工，实现了他的诺言，也自然地更取信于职工，建立了威信。可却因此带来了一个副作用，那就是使唐星海产生了一种困集备需的想法。不久后，就远渡重洋，亲赴美国，订了一大批美棉，结果由于美商出于一贯压制中国民族企业的心理，多方设难，垄断了远洋船舶，使唐星海费尽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也租用不到海上运输工具，眼看提货期已到，却不敢提货，濒临失望，他没有似某些意志薄弱者般去捶胸顿足以致跳海，而是清醒地忍痛退货，结果此行竞赔了三十多万元。这个数目对当时的庆丰来说实在是巨大得很的，幸亏了顾叶舟、张秋舫靠了多年的交情与信用老着脸皮赊帐进了一大批棉花，六叔纪云也体念亲情从九丰面粉厂调给一百万元资金供其周转，才渡过了难关，这大概可以说是唐星海步入商界主事不久，也是终生最大、最惨的一次失败，虽说时隔数年，唐星海已不仅为庆丰赚回了几个三十万，可老父仍是耿耿于怀，严厉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