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转动。’一位哲人的名言，我也信它，只是有了‘支点’怎样充分利用好，才是关键。”据有关文章记述，筹办银行之事，与倪嗣冲交谈时是这样的。周作民仔细考虑后，便找倪嗣冲和汪志农共商此事。倪嗣冲见周作民前来便知有了眉目，于是迫不及待地问：“办银行关键是什么？”没等周作民回答，汪志农抢着说：“当然是资金，资金问题……”倪嗣冲把目光移向周作民：“你是专家，你以为多少合适？”“对外，至少得号称二百万元，不然，让人觉得气派不够，对开展业务不利。实际上五十万可以开业。要少于这个数就难免有周转不开之虞。”“实际五十万，对外号称二百万。”倪嗣冲摸摸秃头，嘿嘿一乐，“这样行吗？”“曹操当年东征西代时动不动就说带甲多少多少十万多少多少百万，其实呢，只有天知道是几员将校几伍士卒。干金融跟带兵打仗相似，天下一理嘛。”“高论。”倪嗣冲一翘大拇指。“周先生要掌兵，也一定是位好统帅！”“不敢当。”“我相信你的眼光，欣赏你的见识，只是五十万元几个月前倒是有来着，如今都派了用场，近期怕难以筹够，我最多能筹措十五万到十七万元。过一年两年筹个百八十万不成问题，怕是周先生等不得呢。汪督办是大财主，只不知……哈哈……”“倪督军要办的事儿，志农敢不跟随吗？我拿十万。我眼下也手头紧，到明年底，筹上四五十万都不难。”周作民想，我两手空空不得不借鸡下蛋，有二十七万元已不算少。军阀之“鸡”不可久借，也不可多借。因为“鸡”主不能依靠，只能利用。欲达利用之目的，须从多处借“鸡”。若“鸡主”太少，必受其控制，没有主权。如果自己作不得主，事业必发展不快，还有为他人作嫁衣裳之危险。那样便一辈子也当不成真正意义上的银行家，更不用说涉足政坛或再得其他了。既要“借鸡”，就得把“鸡主”哄好，争取速成。待我掌握一定数量的“蛋”就有办法了。到了那个时候，哈哈，我跟你们，至少跟你姓汪的最多也只剩下酒友牌友的交情和见面时说“过年话儿”的份儿了。他想着，说：“知我者，倪督军也。我真是等不得了呢。我想，有倪督军和汪督办二位的大名儿就能办个大银行，何况还有二十七万元呢。二位放心，余下部分作民再想办法。款子筹够马上成立董事会，选出董事、常务董事、董事长和监察人，任命总经理就开业。我想，董事长得由德高望重的倪督军倪总司令您出任最好。”“周先生尊重我，我很高兴。只是军务忙得实在无暇他顾。办银行绝非儿戏，董事长不可以挂名不管事。银行办糟了对大家都不好。所以，我不能尸位素餐。我不任董事长，不任任何职务，不管任何事情。我想，支持你们干，你们要遇到难以了却的棘手事情我出面撕掳开，这就够了。投资挂在我儿子倪道杰名下。”倪嗣冲笑着说。“好吧，我告辞了。”周作民说。“今晚我就动身回北京筹措资金，勘察行址，遴选行员。半个月后来皖向二位报告结果。”周作民回到北京后，四处奔波。一天，他来到交通银行高级职员任宏的住宅。佣人告诉他，主人在书房里和一位天津的客人谈话，请他稍候片刻。他随便在客厅里踱步，无意中看见窗外花园叶绿花艳，苍苍翠翠，姹紫嫣红，又到了草长莺飞树青花好的季节。不由想起两年前和梁士诒谈话的往事。就是那回谈话，才真正使他迈上了创造自己事业的初级台阶。他去安徽奔走一个月，几番周旋，终于不辱交通银行使命，大受梁士诒赞赏。未满一年，他在皖建树显赫，总行所使稽核、国库两课主任也胜任愉快，施展裕如，成绩卓著。已有传闻说梁士诒有意提拔他为交行协理，现兼各职仍然在任不免，职位既高，实权不减。在梁士诒那里他的身分、地位渐居号称交行的“龙（建章）、虎（叶誉）、凤（苞）、麟（关赓）”四大将之上。然而，梁士诒已拟好了提拔周作民的报告正要送上去还未送上去的时候，袁世凯突然毙命，袁政权垮台。一九一六年七月，梁士诒被通缉……周作民回忆起往事不寒而栗，愈感官场风急宦海浪高，倘无坚强后盾，实在不能恋栈。同时，备觉邀集志同道合之辈和结交宦囊丰厚之流创办银行的举措正确英明！办起银行，便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才算找到“转动地球的支点”。得此“支点”，即便不去“转动地球”，也可设计自己的前程，操起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进可攻，退可守。若遇时机，对己胃口，也不妨重入官场溜达溜达，游戏一番，凭着自己的学识才智未尝不可弄个财政总长之类的官儿当当。周作民永生忘记不了一九一二年初到北京和一九一五年夏财政部易主之遭遇。两次挫折，均犯在周学熙一人手里，很叫他感到羞辱。每每思及都痛恨不已愤门难平，总惦记着有朝一日能亲长财政部。一则为过官瘾出却那口恶气，让周学熙之流看看他周作民也有本领坐上那把交椅，而且比他们坐得自在潇洒。二则为中国财政走上正常的向前发展之路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使中国财政不似以往那般总在举步维艰之泥潭中挣扎。像以往那样，挣扎愈久，国力就必然愈弱，国运也必然日衰，民众总也脱不了艰难，走不出苦海。想我周作民热血男儿，堂堂汉子，学贯中西，干嘛不杀进政治舞台建功立业以慰平生呢！对的，我要为中国财政的历史添写上光辉的一页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冲刺：参与国事，为改变中国命运施展我的才华实现我的抱负！此乃为进。要是官场失意，或遇宦海风云突变难以适应必须暂时下台避风头时。仍可返回银行，重操旧业。这“旧业”真真不失为可凭借之“好风”，只要操作稳健便不难发展，便不难以金融力量为核心，进一步控制和发展其他各项企业，滚雪球也似地骤增资产财富。还可以做买卖公债等投机营生，吸收军阀官僚政府机关存款……内能坐获厚利而外可结交军政要员，培植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问鼎政界……功夫不负有心人，周作民终于集资成功。银行取名“金城”。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三日，金城银行在北京宣布成立，公推周作民为总经理，负责组织一切。一九一七年五月十五日，金城银行总行在天津法租界七马路四十三号正式开门营业。识时务者为俊杰天津开往北京的列车上，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眼看窗外心想行务。从武汉分行想到上海分行想到蚌埠分行想到天津总行……他南下视察一个礼拜，积下不少公务。现在的周作民今非昔比了，原来金城银行成立一年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洋人腾出手来明目张胆地瓜分中国各项权益，民族工业再次受到致命打击，经济急趋萎缩。而中国金融业却发展势头不减。银行如雨后春笋般产生，竞争激烈得吓人。这种情况下，必须厚集资力，相互通气，提高信誉，方能生存，求得发展，具备与中国和交通这两个国家级银行竞争的能力，在华北金融业中站稳脚跟，永立不败之地。周作民深受吴鼎昌先生的启示，吴先生去西洋考察之后说：“外人设立银行资本既厚，团体亦坚，每可调剂金融、辅助实业，而我国银行各自为谋，不相联合，实难与敌。以今日银行之需要，似非群策群力联合进行不足以资发展。”周作民听了，认为句句真言，字字不谬。于是酝酿筹措一年多，才成立起来了北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等四家银行联合营业事务所。这标志着他的事业又上一个新台阶。有了这个机构，遇点儿风浪也不用心慌了。这时，列车咪当一震减速，停住。周作民如梦方醒，他才听清高谈阔论着的邻座们的声音：“北京政变搞得够利索，冯玉祥有两下子，胆也够大。”“军阀嘛，哪个没本事哪个没胆？”“嘘！莫谈国事……下一站就是北京，当心警察把你从车站直接请到号子里去。”“听说黄郛代理内阁总理，还摄行总统职权。”“政变那玩艺儿弄不好就掉脑袋。如今成功了，冒了偌大风险参予政变的黄郛还会客气吗……”北京政变，周作民一过山东就听说了，但黄郛的消息却一无所知。他和黄郛在日本时认识并结下了深厚友谊。黄郛长他三岁，一九０五年入同盟会，一九０七年与蒋介石结识，与陈其美、蒋介石是盟兄弟。周作民回国那天，黄郛转入日本陆军测量局地形科学习。出任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沪军第二师师长时，蒋介石是他属下团长。曾参予策划护国反袁军事。一九二三年后先后出任外交总长和教育总长。黄郛与周作民先后迁居北京。周家住西城绒线胡同西口，黄家住宣武门内大街糖坊胡同，相距咫尺，来往愈加密切。周作民这次南下在上海逗留时，听到不少关于蒋介石和张群在南方的活动情况，正想回北京通报给黄郛呢，谁曾想黄郛却在北京爆出偌大新闻！周作民恨不得一步跨入北京看个究竟。这时，周作民家里，夫人何如珍也盼星星盼月亮地盼望丈夫归来。整个上午电话铃声不断，她已觉招架不住。周夫人拿起当天的报纸，醒目的一行字使他愣住了：“财政总长周作民。”周夫人完全明白了，是那报纸上的几个字使她家的电话不断。“叮铃铃……”门铃大作。夫人忙去开门，来了一个陌生人，自我介绍说是黄郛总理秘书。秘书奉黄郛总理之命接周财长，让周财长马上去。周夫人抱歉地说：“哪里有人去得成，我也等他呢。”秘书听不明白，正待详问，周作民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秘书见周作民推门进来，不胜欢喜。因周作民和黄郛常来常往，他和周作民早就很熟。未待说话，他不由分说地把周作民请上了汽车。还一个劲儿说他们正等您呢，大家的时间都极宝贵等等。汽车刹住，周作民才发现到了财政部大院。车门开处，早有数人躬身侍候。下得车来，他愈发疑惑惊奇：财政次长统领着司长、处长、科长等财政部大大小小官员，恭候元首检阅一般地列队两旁，说是欢迎新财长赴任。周作民懵懵懂懂如坠五里雾中，问那黄郛秘书：“不是黄总理召见我吗？为何把我弄到这里来？”“您被任命为财政总长而且发表见报，您不知道？”那秘书不解地看着他，见他神色有异，忙说：“我以为黄总理跟您通过电话说好了呢。他只让我把您送到这……”周作民哭笑不得，把那秘书拉到一边，指着欢迎队伍对他说：“劳驾您转告他们，作民改日拜访。”说罢，眼皮都不抬一下便扬长而去，边上汽车边给司机指令：“送我回家！”这回轮到秘书发懵：有人说，自他丢掉库藏司长职务之日起就奋发拼搏和攒资本，希冀有朝一日出掌财政。可熬了十年后的今天，财部第一把交椅果真带着微笑欢迎他前往就座时，他却眼皮儿都不抬不一下便扬长而去……到底为什么？这其中的奥秘只是周作民知道。“这财长不是我没有本事当，也不是我不够资格当，而是时候不对。我当财长时机尚未成熟。”他老谋深算而且信心十足。他创办金城银行获得两条宝贵经验：一、时机特别重要。二、头炮打响特别重要。创办金城所以成功，就因为时机特好，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掠夺中国经济的西洋人无暇东顾，民族工商业发展很快，给金融业发展提供了最好条件；金城所以发展迅速，就因为头炮打得响，赢来了信誉，奠定了基础。周作民知道，南方革命力量发展迅速，北方军阀势力依然强大，政局动荡不安且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黄郛的内阁无法长命，加之财政困难重重，神仙下凡也乏术扭转其局面。“头炮无法打响，那官儿有何当头？”他想着心里一笑。“别说财长，总理我也不当。黄郛傻冒儿，一旦名声毁坏，便再无希望可言了……”丰泽园饭庄好友密谈据有关文章记述，周作民发起北方金融界为蒋介石统帅的北伐军送去劳军款，使者返回北京后，周作民邀集使者钱永铭和黄郛有过一次如下的密谈。北京丰泽园饭庄。陈设考究的雅座单间里，周作民、黄郛、钱永铭酒兴正浓，跑堂的来请周作民接电话。“烦人，吃顿饭都不得消停安生。”周作民嘟哝着跟跑堂的出去。黄郛笑着对钱永铭说：“无官一身轻，我现在才知其含义，真个妙不可言。一年多来，我悠哉悠哉好不自在，不是神仙却胜似神仙。这份闲情这份逸致，在位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你看作民兄，吃顿酒三个电话，我呢，就不会有人再找……”钱永铭笑道；“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半年多以前，我跟你一样，可现在又套上枷锁了……”“你老弟不甘寂寞，自找的。怎么样，四行（即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之简称）储蓄会副主任和四行联合准备库主任，兼两职于一身，权力不小于你曾在任的交通银行协理，只不知好不好干？”“处此乱世，无论官职大小差事多寡，没有好干的。”钱永铭喟叹着，暗地里却在冷笑：你黄郛何时甘于寂寞？南方北方，数你活动最凶，一天不做官难受得如丧考妣。透个消息给你吧，也让你高兴高兴。于是他说道：“你说小弟不甘寂寞，怕是冤枉呢，友人相邀，且情真意切，敢不从命？实话说了吧，闲云野鹤的日子于你黄兄也不会太久。”“此话怎讲？”黄郛口气平淡，貌似无意，实则关切异常。他知道钱永铭刚到武汉见过那位曾是自己部下现在却已飞黄腾达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肯定听到不少消息，特别是有关黄郛的消息。想当初在日本在上海，他和蒋介石相处何等亲密！又是结拜为盟兄弟，又是提拔蒋介石为自己手下团长。不曾想，蒋介石发迹，对盟兄却冷漠若此。他被撵出官场，在家呆着无聊，便给盟弟写信，一封接一封，盟弟他竟毫无反应！钱永铭曾与他们先后留学日本，三人私交都算不错，他俩在武汉见了，蒋介石还能对他黄郛不闻不问吗？即便蒋介石薄情，把盟弟忘却，但蒋氏心志高远，要问鼎中原逐鹿北国统一天下，总得用人吧。他黄郛的才能盟弟不是不知道……黄郛天马行空般地遐想正酣，周作民返回，见状不由笑道：“二位运气练功呐，这地方可是用杯运筷的去处。还按原先说好的，喝一杯酒，讲一段趣事儿，笑话、好消息也成。一人一段儿，大家开心就好。来！喝酒。”说着喝了一杯。黄郛明知轮到钱永铭，却故意发问，因他惦着钱永铭的话茬儿，急欲知道蒋盟弟对他的态度；“该谁说了？”“我说吧，”钱永铭笑道。“不然黄兄又有话把儿可抓，说咱们小了几岁便有意捉弄他云云。可说些啥好呢……”周作民压低声音说：“讲你武汉之行吧。这屋安静严密，隔墙无耳，已跟饭庄经理说好，我们不叫便不许跑堂的进来，放心谈论无妨。”“作民兄，还是你有眼光，你筹款劳军的建议太有见地，太是时候了。”钱永铭由衷地说，蒋总司令对我们送去劳军现洋四十万，甚是高兴，说钱虽不多，但说明金融界拥护我，我会记住你们的。他详询北方和江浙一带金融界情况后，又听我讲劳军的经过报告。蒋总司令说，他对江浙金融界比较熟悉，对京津地区知之不多。他询问作民兄的情况十分详细。当他问到同仁们为什么公推我做劳军代表时，我回答说，是金融银行总经理周作民的主意，说我是总司令的同乡，而且早在日本认识，易于接近。蒋总司令听罢哈哈大笑，说周作民不但能干，而且很有脑子，你回去转告我对他的谢意。告诉他我会记住他的。总司令又问黄郛兄近况，叮咛我们多和黄兄联系。他说，黄兄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都很强，是多面手，要我们向黄兄靠拢。并要我转达黄兄多注意北方情况，以便将来为国家负起北方责任。”一席话，听得周作民和黄郛欢天喜地，连连举杯。“周兄，说正经的，你很值得我敬一杯。”黄郛边给周作民斟酒边说。“你怎么想起发动金融界朋友筹款劳军？这主意真真绝妙！”“你们还记得当年少帅张学良部下把我绑票，在他们老帅、少帅都发话放人的情况下还要敲诈四十万吗？从此我得出一个银行家要遵循的原则：利润必须分拨部分打磨刺刀。”周作民郑重其事地说。酒后之言弦外音从1926年筹款委托钱永铭去武汉劳军之日起，周作民对北伐军胜利抱极大希望。北洋军阀政府刚刚垮台，他就设法上庐山会见蒋介石，呈上了改革金融的具体方案。接着，又多次给宋子文等人献计擘划，在帮助政府克服财政困难中立下汗马功劳。嗣后，除在财政方略上继续为政府做了优秀金融家所能做到的一切外，还在对日本外交上充分利用自己与日本朋友的关系做了他人不可替代的工作，诸如给蒋介石建议聘请日本顾问，向蒋报告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日本满铁总裁松冈泽右等日本要人在东北的活动情况，出面组织政府不便挂名的民间团体中日贸易协进会，并任考察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在日本经济界、产业界产生极大反响……他只想不遗余力地工作，凭学识才能，凭拼搏得来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取得政府信赖，委以适当的能使他的聪明才智得以发挥的职务，为国家昌盛、为民族强大多做事情。岂不知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未有区别处。只说掌管财政吧，非孔即宋，全凭裙带关系。真是名副其实的一统天下，针插不入，水泼不进。驱驰劳碌奔走呼号整十载，除落几个如岳军（张群）者之友外，只是听到些“好话”。回想起来，那一堆堆一套套的“好话”全是哄人卖命逗人玩的。好在他周作民还未傻到不识“逗”的田地，几年前就定了新工作方针，使得金城事业朝着社会化、农村化方向发展，现已有所成就，聊可自慰……每当想起这些往事，周作民的心里就像打翻五味瓶子似的，他抑制自己尽量不去想这些苦恼的过去。据有关文章描述，周作民的这种心态，在一次接待张群的酒宴中，微醺之际，曾将心中的隐秘有所暴露。那天，周作民和他为金城银行特聘的高级顾问何廉驱车来到北平西城什锦坊胡同的一幢豪华住宅。何廉曾留学美国，兼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商学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等多种职务。曾与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清华大学教授蒋廷一道在行政院任职，有“学者从政派”之称。周作民很尊重他，出入门户都让他走前面。“我很久没见岳军先生了，这些年他平步青云当大官儿……啧，还是您先请吧。”何廉打着手势往后躲。“人们都说您跟他的关系非同一般，什么时候认识的？在日本？”“我和岳军都去日本留学不假，但当时不认识。”周作民回答说。“黄郛介绍我和他认识，真正交往不过十多年，当时黄郛在北京组阁，他是黄郛的总务处长和交通部司长。”“一九二四年对吧？”何廉有所发现一般惊喜。“知道吗，听说岳军和蒋委员长认识虽然很早，但关系密切也是从一九二四年开始……那是交友吉利之年呀。”“是吗？”他们跨过院子走上大门台阶。“这房子很不错咧。”何廉打量着。“听说您专为接待岳军买下的？”周作民点点头：“这些年，岳军先是为东北那位少帅易帜的事，后来又为与日军争端的事和华北政局的事总来北平。他肩负蒋委员长重托，身负国家大任，整日价车马劳顿，该有个像样的安静去处下榻歇息才好。所以，我买了这房子。岳军不在北平就让它空着，只有至交来才偶尔用用。民国二十二年，内务部长黄季宽代表中央往内蒙百灵庙宣慰，往返就住这儿。到客厅恭候吧，从这儿进。”他给何廉指示路线，对佣人说：“去禀报张部长说我们来了。”“二位，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张群笑容可掬地走下楼来，抱拳施礼。“啊，何教授，您好！‘学者从政派’人物，国之精英呀，幸会幸会。”他先跟何廉握手。周作民说：“请部座起驾。”“干啥去？”张群问。“给您洗尘呀。”“不必了吧，这住宅环境好，厨师也好，在这儿边吃边聊反而随便自在。记得民国十七年七月，你代表北平银行界在西山饭店欢迎蒋委员长。那家西山翠微峰下的饭店从环境到菜肴均属一流，赴会的也全是好友，委员长平易近人，且少你三岁。想你是见过大世面的人，‘还不至于精神紧张吧。可事后我听说，你不但没喝好，饭都没吃饱呢。我说的意思是到外面怎么都不如在家里好。”周作民说：“陪客只有何教授一人，非常熟悉的至交，再说去的地方跟在家里一样，甚至比家里还好，保您喜欢。”“哪儿？”“丰泽园。”周作民凑近张群悄悄补充说。“放心，不是中南海丰泽园，是煤市街丰泽园。”“啊，哈哈……”张群会心大笑。他忆起了往事。一九三三年前后，黄郛出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张群经常衔命前来与黄郛密商对日外交。周作民深知张群嗜酒成癖，且酒量奇大，除指定稽核主任吴延清专司招待张群之职外，自己也三天两头陪同张群畅饮。不几天，他发现张群对煤市街丰泽园饭庄酒肴甚为满意。便包下雅座一席，每天陪张共进晚餐。当时，对日外交最是棘手，张群和黄郛整日关在黄郛办公室里冥思苦想，磋商再三也无良策，弄得焦头烂额。稍有余暇必去借酒浇愁。一日酒酣，张群对周作民慨叹：“我愿在此丰泽园醉卧竟年而不愿去那丰泽园待上半刻。”张群所说的“那丰泽园”在中南海里，是黄郛当时办公的地方。周作民、何廉和张群驱车来到煤市街丰泽园饭庄。三个小时后，三人喝光了一瓶茅台酒。张群微醉，对周作民感叹道：“你我能结下今日之情谊，全赖膺白（黄郛）。想当初膺白对我俩何等爱护提携，唉，没想到，他已沉菏缠身，也不知在莫干山上疗养得怎样……”周作民感叹道：“膺白历任要职，虽劳累致疾，也不枉活一生。”“想你当初白手起家，现已创下举世瞩目之基业。论年龄，你刚及五旬，做大事正属年富力强……”何廉连忙附合着张群说：“是呀是呀，你不但在金融业上建树显赫，在工商、运销、保险、发展农村经济等等诸多行业中成就斐然，更令人钦佩敬慕的是你近年在政府中所兼各职，胜任愉快，政绩卓著，声誉日隆，实在可喜可贺！来，为你的成就干杯！”一番话，又勾起周作民重重心事。他强忍不愿想起那些往事。对何廉的提议，既未婉拒致谢，也不露心安理得之色，只连连举杯。三杯下肚，四语出口：“五年未满六委员，头衔一串接一串。宵吁驱驰方寸乱，愿君能知我暑寒。”此时，张群已醉，酒兴已尽。但人醉心醒。好朋友的弦外之音他听得明白，但无言以对。只拍拍周作民的肩膀，其意尽在那几掌中……不拘一格用人才香山，双清别墅。青山耸翠，碧岫堆云。郁郁葱葱的苍松翠柏，名花瑞草掩映其间，环境十分幽雅。它比浙之天台更奇绝，比闽之武夷更巍峨。它的主人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有“香山王”雅号的熊希龄。金城银行新行员集训班在这里举办。学员全是各大城市名牌大学毕业生。因经严格考试遴选，个个品学兼优。“有人说，咱们的职业是‘金饭碗’。因其待遇优厚于其他行业而且相对固定。知道这‘金饭碗’是谁给你们的吗？”周作民兴奋地问着学员。未待回答，就指着何廉说。“是他，何教授给你们的，是何教授建议金城吸收你们为行员。你们被金城录取后，咱们的大股东老股东、我的好老师、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会长熊老先生主动把别墅让出来，使得咱们有这么好的去处集训。身兼数职、学贯中西的何教授在百忙中拨冗来给你们授课。地点，在堪称胜地的世界第一流的风景区内；老师，是著名经济学家，世界第一流的教授。只此两点就足以证明咱金城有能力、有条件成为世界第一流的金融企业，更证明金城的领导者对你们厚爱有加，高度重视，并寄托着极大希望！金城锐意革新，决心清除一切陈规陋习，使行务发展与社会发展同步，甚至走在社会发展的前面。这任务极其艰巨。而你们就是完成这艰巨任务的中坚力量。希望你们保持朝气，不搞拉帮结派勾当，为扩展金城业务，提高金城知名度做出贡献。金城的未来属于你们，你们很快就结业。我本打算再来一次，也出几道题考考你们。但很遗憾，已安排好去香港视察行务，时间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就考你们。请不要紧张，会计学、商法、数学和公文程式这些你们现在正学着的课程，我一道题也不出。这方面的试卷由主讲教授命题。考前，宣布两条规定：一、考试不许外泄，换而言之，考完试后不许向任何人提起考试内容；二、个人在卷面上填写的答案不许外泄。”他向门外招招手：“马秘书，发试卷，一个小时后收上来交给我。”晚上，周作民挑灯阅卷。他出的全是学员们无法想到、书本上也找不到答案的题。很久以来他就深深感到精通金融业务的人才已不够用。几年前，他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将金融资本渗透到产业资本中去了。现在保险事业、运销事业、辅助小农工商事业，工厂管理事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等项都有不少已盈利丰厚，成就斐然，为社会所瞩目，顶不济的也已具规模，打牢了发展的基础。所以，他想出这招数亲自物色各方面人才。“你在受训即将结束面临分配的日子里，想必对各分行情况特别是经理们的业务能力、人品、资历等情况都私下作了调研，请就你所掌握的情况，试析这些人做各分行经理的根据及理由。”周作民拿起一张试卷，念着自己亲拟的试题，细阅答案：“……从金城创立近二十年的人事安排概貌看，周总经理用人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三适一灵活’，即适人、适时、适地，根据实际需要和当时政治形势等情况灵活掌握。比如，金城初创时，皖军首领倪嗣冲等人是主要投资者，而总行又设在银号势力强大的天津，周总经理便根据这两个特点，适合皖军首领们的意旨，提高与银号的竞争能力，聘用了皖军首领们介绍的曾在天津日商横滨正金银行任职多年的和天津商家、银号和纱号关系极深的天津人阮寿岩为总经理，宋相臣为副经理，还有北京分行的经理孙汉卿、副经理尹凤藻，等等，均属此类情形。当时的政府机关大多由日本留学生掌政，而银行为新式金融企业，亦需有较新头脑的与执政官员说得上话的人，于是延聘了留日学生为分行经理，如王毅灵、吴蕴斋。为扩大影响，金城创办了经济研究室，聘用诸如顾翔群、董洗凡、金子玉、王一吾等一批留学欧美人员。北伐胜利后，国内经济形势变了，政府里掌财政经济大权者大多数为留美学生。为提高金城在社会上的声誉，也为便于与政府机关联系，周总经理很快罗致一批留美学生，或从事调研工作，或担任大城市分行经理，如金城顾问何廉、顾问兼农贷主任金绍文、武汉分行副经理徐国懋，香港分行经理周兆元、副经理杨培昌，重庆分行王恩东等等。再举例，北洋政府垮台后，许多军政要员逃到大连设立分行，可那里日本势力强大，为适应这一特殊环境，周总经理延用了日本留学生杨济成为大连分行经理，一九三一年设哈尔滨分行也由他兼任。又如汉口分行，地处长江中游，欲往大西南发展业务，必须跟四川方面疏通关系，融洽情感。周总经理便聘用四川聚兴诚银行创办人杨家女婿戴自牧为汉口分行经理。上海为外商麇集之地，洋行林立，便用吴蕴斋为上海分行经理，因吴氏不但精通日语，英语也说得异常流利。青岛日人关系繁多，西洋贸易亦多，便用陈图南为青岛分行经理。因陈氏为留美学生，懂外文，国际友人也多，还是曹汝霖的女婿，曹与洋人的关系众所周知……”“这个小青年不简单！”周作民拍案称赞。看了看卷上的名字，想象不出那学员模样。要在别处看到此文字他一定认为作者是年已半百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然怎么能对自己用人意图分析得这般准确透彻！他兴奋地翻到最后一页。只要最后那道题的答案令他满意，他便让那学员见习少时即调回总经理处委以重任。“……据我所知材料分析，今明两年金城存款额有望达到一亿五千万甚至一亿八千万。到金城二十周年时存款额可达两亿一千万甚至两亿四千万元，相当于创办头一年的四十倍到四十五倍左右，在各地的分支行处也可望增设到六十至七十个周作民毫不犹豫地把那学员的名字写在专记机要事项的笔记本上。他又看了十几份卷，均党平平。算算卷子，还剩十余份，决定一气阅完。“金城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虽然增资高达五百万元之巨，联合了交通、大陆、中南、国华、东莱等多家银行，保险业务也由水、火、船只、汽车等发展到兼办玻璃、邮包、行李、蚕茧、木驳、电梯、兵、盗、信用、意外、人寿等，并与安平、丰盛等保险公司横向联营，组织了总经理处。但为了真正实现周总经理提出的‘挽回权利外溢’的口号，还应暂时与外商保险公司联合，以更快壮大自己……”周作民在卷首写下“到太平洋保险公司工作”字样。“关于辅助小本农工商业和发展运销业之我见”，周作民见到卷上这般字样不由诧异。他没出这类题目，为何答非所问？待他往下细读才明白学员意图：“因我对金融诚心热爱，便想全面熟悉并做了何时研究何题之规划。只可惜初来乍到知之甚少……无奈，只得离题而乱说……”“我离课题而考，他离试题而答，有其头目必有其下属乎？我怪僻他怪僻，怪僻之缘分乎？”周作民会心一笑，细阅其卷。“我国百姓贫困，小本农工商业举步维艰，最需要金融资助，然只求近利者不屑为之。而我金城却与北平市政府组设北平市民小本借贷处，不怕繁琐，只贷十元小额也办，接着又在南京、青岛、镇江、苏州、天津、汉口、武昌、兰溪等地成立类似机构多处，这种敢为天下先之行动足见决策者爱国扶贫之善心。据概略统计，借户已达六万余户，款额累积却不过百余万元。据闻，总经理处最近又提出‘将国内小工业分类援助，使其有计划生产，以免盲目竞争，并改进技术，以提高产品质量，并为工科学生增辟出路得到学以致用’之口号，并与全国学术工作咨询处联合办理小工业贷款……此乃扶贫救弱之大善举，盈利虽微，却能为民族工业之发展壮大筑路修桥，实属功德无量……“运销业……”周作民心想，不需要再看了，字里行间能见其忧国忧民之心。考察试用半年，倘若他之所行也副其所言，便破格提拔，界以高薪，令其专司此职……他想着拿起另一份卷子。“此公老实有余，机灵不足，小职员材料……”他把卷子丢开。“华而不实……”卷子又被丢开。“工厂管理业……发展农村经济事业……”怎么净是些“旁”业“专家”，倒要看看他到底了解多少……周作民一目三行地看着。“……据说周总经理基于‘我国工业中纺织业尚具规模，且有较久历史，但受洋人掠夺，大伤元气，应切实改进，以求复兴’之思想，与中南银行合资创办诚号信托公司，收购了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新裕纱厂，又将上海大生纺织二厂并入新裕纱厂；延揽纺织技术人才，如朱梦苏、曾伯康、赵抵士、童润夫等等；并根据纱厂机器零件亦需进口等情况，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诚孚铁厂，专为维修机器配制零部件……设置纺织实验所，专司研究棉花和棉纱质量，使各大纺织厂有计划有步骤地减少从国外进口原棉的现状。周总经理为了他所经营管理的纱厂能得到充足的原棉供应，于一九三四年四月联合清华、金陵、齐鲁、南开等大学和中华贫民教育促进会，组织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在河北省定县设立棉场从事试验，从美国购进斯字四号良种繁殖，待其对土壤气候条件适应，即在冀中大平原各县设立办事处推广种植。同时组织合作社，办理生产、凿井、运销、利用等农业贷款，为此，周总经理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专门与河北省主席商震商洽，以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为基础，以河北省建设厅、北宁铁路局等近十个机构共同组织河北棉产改进会，由周作民为会长，设会址于北平东城赵家楼二号。棉产改进分支机构遍及全省，当年增产皮棉二百二十万担……与此同时，金城还联合交通等十家银行组成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委托陕西棉产改进所，就陕、豫、晋三省境内组织棉花产销合作社并代办生产、运销等多种贷款……“这是从生产到收购、运输、纺织及纺织机器制造的一套完整的棉业托拉斯……”周作民没有想到这些青年对金城的事业知道得如此清楚，对他周作民的意图了解得这般透彻！有的数据是保密的，他们却估计得这样接近；他的许多想法也极少宣扬过，只是考虑成熟了便努力去做，做出成果，他们却能以成果为依据分析推理他又一次印证了从大学毕业生中招聘新生力量的决策之正确。尤其让他欣慰的是这些青年居然对他这样理解，使他看到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再一次确定了自己的职业位置。“把恨抛弃，弃得远远的！把爱拥抱，抱得紧紧的……”他像吟诗，像立誓，发自内心，充满情感，声朗若钟，铿锵有力。难处之时，自有妙计入夜，灯红酒绿，鼓乐齐鸣。上海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及其夫人太太们正在上海高安路与淮海路交界处的通园，即上海交通银行俱乐部里举行茶会。以往茶会不过清茶点心或是加点外国酒而已，与会者或议事或聊天，边吃喝边谈话，轻松随便。这夜，舞迷们瘾头上来。于是，鼓乐响了，酒绿之外又加灯红。周作民夫妇没有舞兴，一曲未了便觉心烦，退下闲聊。这时，一个不相识的人走近递过一只极小的信封。“给周总经理的，回家再让他看。”周夫人接过小信封，想问什么，那人却不见了。回到家里，周作民把小信封打开，里边只十余字：“母忧儿在外漂泊染疾，盼速归。”“我以为什么大事儿呢，神秘兮兮的。”周作民不悦地取过火柴把那纸条连小信封付之一炬。“那……”周夫人盯着化为灰烬的纸条。“那是啥意思？”“一纸故作神秘的密令，‘母’是政府代号，‘儿’是我的代号，说是我在沦陷区有危险，令我撤到大后方。”“那该如何是好？”“理它做什么？”他恼火地说。“去重庆，哼，我没有疯，政府里我立锥之地都没有。一九三七年秋天，日军步步逼近，形势一日坏似一日，政府做什么事都不灵了，才想起我周作民，要我出任军委会的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国难当头，我没说的，干了。遴选人员，筹集资金，组织机构……仨月下来一切就绪了，我的任命才发表见报，可不到两个月，他们两片嘴皮儿一碰：‘农产委员会撤消。’只此一言，我半年宵衣旰食的辛劳统统作废，成果化为乌有，心血付诸东流……现在不知道他们哪根筋出了毛病，又想拿我找乐……”周作民心想：金城才是我的基业！我基业的十分之九在沦陷区。离开十分之九的基业我周作民还有什么用？还能于什么？现在局势表明，日军力量很强大，三年二年不会垮台，我必须设法在这种环境中维持和扩展已有基业。从个人安危角度看，留在沦陷区不如去大后方保险。两个选择，两种前途，一个是保险而无为，一个是冒险可以做事，我只有选择后者！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周作民吃过早饭匆匆登车，正要离去，夫人追出来说有电话找他。“谁来的？”“没报姓名，只说是你老朋友。”“自称老朋友的才难缠呢。”他咕哝着问。“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已拿定主意：要是日本人便让夫人回话说他坐车走了。因为昨天下午清水董三来过电话，跟他套近乎说他俩是老朋友，要登门拜访等等，他推说安排了重要会议要马上前去主持才搪塞过去。可清水董三留了话：另约时间。清水董三名义上是外交官，实际是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他上门何异于黄鼠狼给鸡拜年？“听口音是中国人，说话很客气。”夫人回答。他回屋抄起话筒：“我是周作民……啊，公博兄呀，您几时到沪的？……昨晚刚到，兆铭先生也来了。那太好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在沪逗留两三天，住愚园路王伯群府上……好，我马上来。”夫人忧郁地问：“汪精卫、陈公博一块来找你？……我妇道人家不懂什么，可我怕……怕跟他们来往将来说不清。老百姓反日本反得这么凶，他们长得了吗？你……”“这种时候不敷衍他们哪行？唉，难呐……”周作民握着右拳往左掌上一击。“俗话说‘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见了他们再说吧。你不必太担心，凭我与公博的交情，谅他不会太为难我，何况我跟汪精卫也有几面之交呢……对了，快把那治心绞痛的西药丸给我找来，我随身带着。”见了他们，周作民想尽办法与他们周旋。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与陈公博说真话。他自信已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块找他谈话的原因猜到了八九分。“大概以为我在香港被侵略军吓住了，会就范了……”想起香港他怒火中烧，忘不了那奇耻大辱：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寇制造珍珠港事件的同时空袭了香港。那天入夜，正在香港视察行务的周作民从权当防空工事的地下室爬出来，和他的好友何廉、徐国懋在干德道的一个院子里透气。忽听飞机引擎声响，他以为日机又来轰炸，疾呼防空。何廉告诉他休慌，当空一指说：“重庆派来的飞机，接大人物的。”飞机远去，三人相对无语。良久，徐国懋提议找有关人士探听重庆方面的消息。何廉率先入室打电话。未几，消息探得：只有重庆方面列上名单的人士方能登机离港。“还不是谁官大谁逃生！”周作民忿忿不平地慨叹。“官是不能不做的，而且得往大里做。”“屁！”往日里文绉绉的何教授一反学者风度粗鲁起来。“那个曾经故作神秘兮兮地给周总经理送密信的女人章蕊梅算个什么鸡巴大官儿？她不就是什么银行经济研究主任吗！我算是他妈的看透了！”“她脸蛋漂亮，风情万种，你有吗？她能和大官儿们上床，你行吗？你‘学者从政派’是顶啥用的？我‘著名银行家’是顶啥用的？政局不稳，遇上无法解决的棘手事儿想起你了；宦囊空虚，花天酒地的生活难以为继，亟需钱用想起我了。到了危难时刻，嘿嘿，对不起，‘学者从政派’也罢，‘著名银行家’也罢，统统不灵。”周作民翻出一瓶洋酒，抓过三只茶杯。“来，喝酒，醉了就啥都不想了……”日本飞机仍然轰炸。重庆飞机没有再来，周作民只有与闷酒为伍。闷酒，喝到第十八天，香港政府在告罗土打饭店楼上扯起白旗，宣告对日投降。周作民被日本宪兵拘禁！押进九龙半岛酒店，押进香港大酒店……一直押到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五日，又押上飞机，押到广州，押到台北，押回上海。回到上海，说是自由了。可他失去的自由比拘押还多，天天有人找上门来！日本人、蒋政权人、汪政权人，黄金荣、杜月笙的人……方方面面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些人脸皮特厚，软磨硬泡，威胁利诱，无所不用其极，避之不开，挥之不去，来头一个比一个凶，官衔一个比一个大……直至今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巨头一齐上阵。周作民说着说着，表情陡然一变，痛苦不堪地捂住胸口左侧心脏处：“啊唷，啊唷……”“你……你怎么了？”陈公博惊慌地盯着他问。周作民吃力地指着挂在衣帽钩上的皮包：“那……有……药，快……快给我拿……拿来，心……绞痛得不行……”话未说完已躺倒在沙发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看着救护车把周作民送进医院后，多次派人询查医护人员。回答结果完全相同：周疾有三：喉疾、牙痛、心脏病。三种疾病以一三两种为甚，第二种虽然较轻，却如俗语所说“牙痛不算病，一旦犯了要人命”。从此，汪精卫他们再也不提请周作民出任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一类话茬。从此，周作民有了挡箭牌，挡开了日伪政权企图委任他的一切职务，诸如商统会理事长、商统会监事、米业统制委员会理事长等等。那“挡箭牌”从周作民被从香港押回上海之日起便开始设计营造，帮他精心“施工”的是他的医务界的三位朋友，这三位医生当时在上海都小有名气。几年后，周作民真的患病，他们便成了他的保健医生。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日，国民政府宣布以金圆券代替法币，说是改革币制。九月十日，周作民接到一封由蒋经国具名的公函，令他于二十一日上午到梵皇渡路乐义饭店见蒋经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