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庆祥现在掌管着苏纶、仁德两厂，手头又有一家银行，势头正旺。严庆龄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怎肯让这位他看不起的长兄占了上风？于是向父亲提出去常熟办两三个小型纱厂。严裕棠直截了当地问：“你想与兄长较量吗？”“不完全是。眼下，沪上工商界中人都在寻找分散财产、保存实力的道路，有人已在上海邻近地区伸出后脚，直接在常熟、无锡一带产棉区兴办小型纱厂。这些小型纱厂的兴办，对泰利来说，是一笔可观的生意。要将泰利维持下去，本来就要保证泰利生产的机器设备有销路。但泰利的生产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市场的接受能力，矛盾是显然的。如何解决？一是压缩生产、裁减人员，二是自己办纱厂，进行调节，并坚持铁棉联营。”严裕棠听了，连连点头。心想：这个想法很好，只是资金周转很难。既然庆龄不提此事，我何苦操心呢？于是，他满口答应。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庆龄的努力下，常熟泰昌、泰新两厂都进入了实质性的筹备：泰昌是联络了前中国银行副经理顾善昌后决定开办的，由顾出现金，严家出机器，机器设备计八百锭；泰新也是严家与人合办，出资者是中华纱厂老板王和轩等人，机器设备也是八百锭。两厂的董事长、总经理都是严庆龄，实际经营管理工作则由严庆龄派去的支达铨负责。正当严庆龄喜不自禁之时，严庆祥却带来使他一筹莫展的消息。原来先是因为上海最近有大规模囤积物资事件，“财政部长”陈之硕、“实业部长”袁愈全、“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赵尊岳、“商统会监理官”陈允文等奉命彻查，一时间，银行、钱庄加紧收回放款，市面银根紧俏，货物大量出笼，纱布价随之下跌。接着，商业统制会又实行强制收买棉纱、棉布的暂行条例，以蓝凤牌棉纱每包作价三百七十五元为标准，而当时的市价，棉纱每件四万元，龙头细布每匹一千三百二十五元，收买价仅及市价的四分之一左右。纱布是上海市场上最主要的一种物资，所谓囤积物资，主要就是囤积纱布。囤积纱布既是保本之举，又有投机之利。因为黄金、股票等多少带有不稳定性，虽有涨，也有跌，但纱布则易涨难跌，而且上涨的幅度和速度都大大超过黄金和股票。无论栈单或现货，都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所以豪门巨富不惜倾其所有予以囤积。如今突然以远远低于市价的标准收购，而且价款的半数付给远期中储券，等于付给废纸，另一半标金还要分期付清，也有到期不兑现的风险。严庆龄即使有回天之力，也无济于事了。他的情绪一落千丈。还是严裕棠沉得住气，他极力安慰庆龄。在父亲的慰藉下，严庆龄稍稍平静下来。严庆龄到底不是等闲之辈，在父亲的支持下，他为弥补损失、再求发展，做开了积极的准备工作。利达重工业银行于一九四三年底开业，行员工友不足十人，严庆龄自任经理。为了从事投机经营，或做拆放获取高利，当时各个行业正争相自办银行，以往来透支吸引同业存款。而严庆龄是靠利用各种关系，打通了各处关节，吸纳了中华书局以及大成、安达等纱厂的存款。利达银行的架子虽然不甚像样，但业务却不小，它的资本额仅六百万元中储券，存款却经常有数千万元之巨。在币值日跌、行情万变之际，利达能经常掌握这样大量的存款，从经营高利放拆、地产、物资和股票中获得的利润，甚为可观。严庆龄从心里感激老父的一片良苦用心。老谋深算的安排天空暗云低垂，天色虽然还没有黑尽，路上的车迹还看得见，在前面微微地发亮，可是两旁的景物都变得模糊了。每一样东西的轮廓连在一起，成了一些大的黑块。这是一个昏暗的夜。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像一枚照明弹，照亮了夜上海。瞬间，上海像开锅似地沸腾起来了。人们像发疯似地狂欢着。马路上人山人海，男女老少，人人精神振奋，个个笑逐颜开。严府的家人手里拿着报纸兴奋地喊道：“特大喜讯！日本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了！”严庆祺和严庆龄几乎同时奔出来。庆祺一把将报纸夺到手，看着，看着，他的眼睛亮了，放光了，睁大了，黑团团的字把他的眼睛和心完全吸引住了。他的手止不住地抖起来，报纸给抖得跳起舞来。此时，严庆祺兴致特别好，形势的发展按他自己的预料进行着。在庆祺的心目中，极其佩服父亲。父亲虽然不太关心政治，也说不清这其中的道理，但是他却看得准。这种本事不是一般人学得会的。当初，抗战一开始，父亲就叫他到重庆去、一九三九、一九四０年间，他从重庆回到上海。由于当时搞纱布投机可以大发其财，原来的棉布商和麇集上海的富商巨贾纷纷都想办纱厂。父亲也跃跃欲试，想让他出面搞一个厂。他开始全力筹备，拟与国信银行经理、华商证券交易所的张慰如合作。人家张慰如也蛮诚心的，到严家来开过两次发起人会议，参加的还有薛笃粥、袁良等人，共同商讨了创办纱厂的各项事宜。他当时真是雄心勃勃，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厂无论如何都要办起来的。想不到父亲一下子就改了初衷，因为据说苏纶等马上可以赎回。这使他很失望，但更使他失望的是：苏纶、仁德赎回后，竟直接由严庆祥管理了。这一切还不是父亲一个人决定的？谁能改变他呢？交给别人也就罢了，偏偏让严庆祥当家，父亲真会利用人！此时的严庆祥知道形势对自己不利，近来一直深居简出，倒是把大部分心思放在了苏纶、仁德的经营管理上，以此来安定自己一颗动荡的心，使自己尽量减少胡思乱想，尽可能躲避那随时可能临头的灾祸。但是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苏州方面已经有人来几次敲过竹杠了，恶狠狠的。虎落平阳被犬欺，严庆祥只能忍气吞声。长此以往，怎能吃得消？所以他匆匆赶回上海，想让父亲拿个主意。严庆祺的估计没有错。抗战开始时，严裕棠曾命他赴渝活动，以保持和国民党的关系，笼络感情。这不能不说是远见卓识。如今抗战胜利了，严裕棠耳闻目睹了这一切，忧心如焚，他决定撤销严庆祥的职务，由庆祺、庆瑞接管苏州事宜。严庆祺现在是春风得意了。他一到苏州，以他和政府官员们的广泛关系，四处拜会，笼络旧交，结交新知，天天有请，日日有宴，出入亭台楼馆，一掷千金，一时间竟得了个“苏州大少爷”的雅号。既然严庆祺如此侠义大度，众多食客便趋之若骛，严庆祺也就来者不拒。不久，这个严庆祺突然充任了苏州“参议会会长”，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在此期间，严庆祺在苏州与人合伙办了一个苏州纱厂，计八千锭；扩充了苏纶，一下子增加纱锭一万五千锭；还开设了鸿盛、鸿源两家钱庄；此外，据说还有在其他企业的投资。严庆祺在苏州大显神通之际，在上海的严庆龄也并不闲着。他有足够的能量可以发挥，在上海市长钱大钧、国府文官处长吴鼎昌那里，他都有门路可通，他同样可以大有作为。大隆自被挂上“上海机器厂第一厂”的招牌后，久久没有开工动静。直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在工人要求复工的压力下，才部分开工。敌伪统治时期，大隆有一千多工人，这次仅复工一百人，后来也不过增至三百人。不止是大隆。一个个工厂封在那里，已激起各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反对，接收的工厂越来越成为经济部的包袱，于是，内部便有了发还民营的迹象。严庆龄见时机已到，就出面活动，提出要赎回大隆。严庆龄的努力没有白费。行政院允许将大隆交上海敌伪产业处理局估价。严庆龄获得这一消息，马不停蹄地通过钱大钧打通了各路的关节，将大隆赎了回来。严格棠感到特别欣慰。大隆是以五千五百两黄金价卖出的，现在的核定赎价七十五亿法币，折算成黄金二千三百两，一出一进，净赚了三千二百两。价款已经讲妥分三期缴付。严裕棠是精明过人之人，他深知：后来日本人加造了锯齿式轻型机工场、铸工场、轨铸场，增加了铸钢电炉一座，添置了从英国人工厂搬来的镗床、横臂钻床，仓库里据说还存放着不少材料和马达。严家已拥有了好多厂，但厂家再多，严裕棠对大隆的感情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淡薄。风风雨雨四十多年了，大隆能够支撑到现在，严裕棠怎么会不感到慰藉呢？在将大隆交给儿子们掌管的日子里。他总是经常到厂里走两圈，看看，听听，闻闻，心理上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愉悦和分外的满足；即使在日伪统治期间，大隆断送给了日本人，改作兵工厂后，他也曾忙里偷闲，在厂门口有意地经过一下，心底翻腾起那遥远的思潮，剪不断，理还乱。严裕棠知道自己并不属于多愁善感的人，但对大隆，他怎么也难于大割大舍。大隆的赎回，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又矗起了一座铁的丰碑。此时的严庆龄忙得不可开交，为了苏纶的补充和扩建的需要，他已经对泰利作了一些重整旗鼓的措施：聘请了一些技术人员，增招了近五百个工人。此外，他还要兼管泰利事务所。这个事务所自利达银行脱胎而来，不单单掌握泰利的财权，他在常熟开设的三家纱厂以及大隆的资金调拨运用都归到这里，一切都是暗帐，不得不亲自掌握。当然还要靠铁吃铁，严庆龄正在套购官价外汇以进口大批生铁。这是利市百倍的买卖，在外汇上，仅官价变黑市，赚进的又何止十几倍。免得节外生枝，倒耽误了正事，严庆龄在三天之内，将资委会的主管、副管、不管摆弄得眉开眼笑。自“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之后，美国在中国的特权变得合法化了，造成了“工业美国、农业中国”、“资本美国、劳动中国”的主仆关系。美国货泛滥于中国市场。甚至连身穿白色服装的美国海军和黄色卡其制服的美军兵士也充斥街头。战事刚结束那阵，他们翘着大拇指向中国人喊“顶好”，中国人也回一声“顶好”。但中国人的这声很快就喊不下去了。国内通货不断膨胀，外汇头寸捉襟见肘，在汇价变更、汇率调高之后，法币更是一日千里，不可收拾。内战即起，政局动荡。严裕棠再也无意观望了。前些日子，他就授意庆祺去香港开办了恰生纱厂，先占个落脚处再说。关于去台湾开设裕隆机器厂的事，他与庆龄也已商议了很久，看来只是实施的问题了。然而他不能不留恋上海，他对时局还抱着尚未完全破灭的希望。至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严裕棠是不愿意离开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的。但是不久，一条新闻映入他的眼帘，从明天起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严裕棠向西望着那轮渐渐下沉的夕阳，心中感到无限失望。国运衰颓如此！共产党的军队势如破竹，胜券在握。严裕棠的心中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感到，几乎触摸得到地感到，是该下决心了。几天来，他想：这些年来，生产上基本都是由儿子们各自经营的，以后也照此办理。我需马上随庆龄去台湾，将格隆机器厂开设起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家业大致分定了，让他们各自努力去做，免得再受牵掣。大隆和泰利的事交给庆禧，他经过留学深造，具有专业知识，懂管理经营。庆龄掌管大隆有日，掌管中难免在上上下下得罪了一些人，再说这小子脾气刚烈，更是让不少人望而生畏，难保没有仇家，万一有变，恐怕会因此而吃亏。而庆禧则比较随和，比较平稳，让他管理大隆是最合适不过了。庆祺去香港，怡生纱厂初办不久，头绪繁多，自要一一应付，苏州的事只能由庆瑞承当。眼下，美棉倾销甚烈，求保图存也并非易事，庆瑞在苏州不如庆祺路子宽，但没有谁比他更合适的，只有让他承当了。严裕棠无形中想到了长子庆祥，其他兄弟的手里都有实业，唯有他一失足成千古恨，好在他手中还有一些房地产，也可作为筹码继续做下去。严裕棠站在甲板上，不由想起当年因绑架去香港时的情景。今非昔比，送行的人，有老年人、童年的伙伴和孩子们，甚至连狗都来到了码头。喇叭手奏着离别曲。他的事业、他的朋友、他的童年都在给他送别。他举起了手，对着所有的人微笑着告别：“我不会忘记这块自己土生土长的土地……永远不会……再见！……”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离开上海的第十一个年头，七十八岁的严裕棠病逝于台湾。临终前，他的两只手朝着大陆的方向抓挠着。而他那双痉挛着的眼睛，直到医生用手给阖起来的那个瞬间为止，还是流露着遗憾不尽的样子。（丽君）康心如和四川美丰银行康心如（一八九０—一九六九年），祖籍陕西成固，生于四川绵阳。名宝恕，号以行。一九一一年加入同盟会，不久，去日本留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在成都筹设中华民国联合会四川分会，创办《公论日报》。后往来于北京与上海之间，参与反袁世凯斗争。一九一九年开始经商，任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九二六年任经理。依靠刘湘主持，得以迅速发展。抗战期间，自任重庆临时参议会会长。建国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财经委员会委员，全国工商联执委等。并参加了民主建国会。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于北京病故。县太爷的二公子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历史的长河已经流到了十九世纪末叶，但仍然冲不掉蜀道的陡峭和崎岖。然而，人们或为了谋生，或为了作官，尽管蜀道再险，也要去闯，去攀援。登剑阁，入剑门，人们络绎不绝地走进了天府之国。这天，秋末冬初，川蜀大地一片凄凉。一辆马车载着康寿桐一家由陕入川。康寿桐坐在车上，一边吟咏着唐朝大诗人李白的《蜀道难》，一边领略和观赏着山川之险。康寿桐祖祖辈辈都是清朝命官。他此次入川，是到彭山县荣任县太爷的。康寿桐一家途经绵阳时，马车上忽然响起婴儿呱呱堕地的哭声。女仆向康寿桐报喜，说道：“老爷，又添了个公子！”康寿桐乐得合不拢嘴，心想：“既荣任县令，又喜添贵子，真是称心如意。此子就叫‘心如’吧！”这个生在路上的县太爷的二公子，就是未来的重庆金融巨头康心如。这一年，是公历一八九０年做为县知事的二公子的康心如，无忧无虑地在县太爷之家长大。父母的遗传以及家学的深厚与渊博，使康心如自幼聪颖，且才学过人。他耳闻目睹父亲在封建王朝做官的种种经历，便也非常自然地从小就十分仇视封建制度以及封建思想体系，而对西学东进中的新思想、新知识怀有一种天然的热情与兴趣。据载，康心如从十一二岁起就开始阅读涉猎新报，并从中获取新思想。一九０六年，他十六岁时考入了成都的客籍中学堂。此间，他开始不断地接受其长兄康心孚的思想引导。当时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苦读的康心孚不仅是康心如的大哥，他还是康心如的思想的启蒙者。早年，康心孚在父亲积极推崇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也成了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康梁变法”的积极追随者。“康梁变法”最终失败，使康心孚对封建王朝彻底失望。他于是怀着另辟他路拯救中国、收拾河山的决心、理想和一腔热血，毅然东渡日本，在樱花盛开的早稻田，找到了中国的希望。康心如在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先生一九０五年创立的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的中国同盟会，以新的民主思想同资主阶级改良派进行尖锐的斗争。康心孚为拯救祖国、拯救民众的事业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影响了康心如。此外，康心孚还在他们兄弟之间不断往来的书信中，循循善诱地向康心如讲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变化以及腐败的清政府必须推翻的道理。当时的康心如，对他远在日本的大哥，简直是怀有一种宗教般的虔诚、崇拜和信仰。他从康心孚的信中所读到的、听到的、看到的，全是他过去所不曾接触过的。而大哥在信中所勾描出的那幅世界发展的景象，同康心如身处的这一块陈旧、古老、封闭、落后、凝滞以至令人窒息的大地，简直有天壤之别。于是，康心孚在信中所宣传的主义和真理就更令康心如这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着了迷。此间，康心如不仅大量接受了新思想，还身体力行地在四川大量散发康心孚从日本邮寄来的《民报》、《革命军》这一类在日本的革命者创办的宣传民主革命的进步书刊。康心如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感到了他的自身价值的实现。康心如在革命书籍的熏陶和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热血沸腾，激情满腔，并立志投身革命。他觉得与其在学堂中继续接受旧知识，还不如干脆挣脱出来为革命做一些实际工作。康心如是个行动性很强的的人。他说到做到，没过多久，就毅然中途辍学，年仅十六岁便大胆地开设了“粹记书庄”。这可以看做康心如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自此，康心如彻底地从按部就班的旧学中挣脱了出来。在长兄康心孚的支持和指导下，康心如的小书店除了经销金石碑帖一类文化用品外，主要是推销《民报》、《革命军》、《黄帝魂》、《三十三年落花梦》这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书刊以及可罗版画册等。康心如经营的这家“粹记书庄”虽店面不大，但来此购书的人却络绎不绝，一时间在成都竟小成气候。十六岁的康心如也成为人们议论赞美的对象。后来康心如回忆当年“粹记书庄”的经营，他觉得书店之所以生意好，是因为他出售的都是适销对路的书籍。因当时的民众对清王朝的统治已普遍失去了信心，但又无力改变，所以人们寄希望于从国外寄来的进步刊物，渴望从中寻找到救国救民的良方。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康心如经销的进步书籍自然是满足了大众的需求，因之他的小小的独此一家的“粹记书庄”才可能行销一时，在书报市场中站稳脚跟，并因此而获利不小。此时的康心如对他个人未来的发展及前途的认识，尽管是模糊的、朦胧的，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究竟会干什么，但他还是在书店的经营中，发现了自己对经商还是颇有兴趣，而且是具有经济头脑、嗅觉和眼光的。同时他还坚信他自己是能干好这一行的。但这些在当时不过是一时的兴趣而已，因为无论在民众的心目中，还是在大哥康心孚那些进步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唯此为大的还是政治的维新、民主的革命、民族的觉醒。这才是最最首要的。第一性的。所以康心如在十六岁的时候，并没有选择沿着“粹记书庄”的路走下去，而是以热血男儿的姿态，全力投入了他最关注也最热心的革命运动中。东渡扶桑民不聊生，何以经商，于是没过多久，康心如关掉了他的“粹记书庄”，离开四川，到他向往的革命思想中心上海去了。康心如第一次离开生他养他的家乡，第一次离开了他年迈的父亲和亲人们。一九一一年春，由上海开往日本的轮船上，一个个头不高、戴着近视眼镜的青年在甲板上，穿过茫茫的蓝色大海，向故国回首。命运的船把这个青年从遥远的川蜀大地，送往岛国日本，并由那里开始他探求人生的漫漫之旅。这个站在甲板上被海风吹乱头发的青年就是康心如。船舷上有翻飞的鸥鸟。水天一色中，轮船不时发出沉闷的鸣笛。祖国的大陆已看不见了，上海港也已看不见，而四川成都更是看不见了。康心如此次东渡日本，正是在重复他长兄康心孚的经历。他们同样操着一口川腔从上海港起程，同样站在甲板上望着辽阔的大海感慨万千，他们同样怀着济世救国的宏伟抱负而到了日’本，也是同样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不同的是康山如比他的大哥晚几年，不同的是，因康心如所走的是他所崇拜的大哥的同一条求学、革命、救国的道路，所以他的心情也就更为激动。他觉得，由此他的生活将开始揭开崭新的一页。在康心如赴日本读书之前，他已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对于一个内陆省份的知识青年来说，上海无论在哪方面都使康心如大开眼界。大上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但康心如并没有被这些迷惑。在长兄革命思想的影响下，他格外关注的是上海的政治经济状态以及民主文化思想。后来，在康心孚的介绍下，康心如在上海很快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决心为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做一些实际的工作。为了储存和培养革命的后备力量，康心孚认为，心如还应首先到日本去深造，唯有在日本才可能更了解外面的世界，对探寻救国之路才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于是在大哥的帮助下，康心如远涉重洋。他信任长兄的安排，甚至这种信任是带有某种盲目性的。在日本留学期间，康心如以一种深沉的民族责任感，潜心研究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理论，特别是日本这个国家自“明治维新”之后的发展和变化。此间，日本国土上美丽的富士山和漫山遍野的烂漫的樱花，没有能吸引他。他倒是在对日本政治经济的考察中，被“明治维新”后发展起来的三菱、三井那些大垄断资本集团经营的宏伟成就所深深地震撼着。康心如对此惊羡不已，他认为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复兴的开始。而这同样也是使中国国富民强的出路。康心如对三菱、三井式的经营方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十分向往这种经济事业。强烈的震撼和撞击只能使康心如更加慨叹中国的无望，自然也使他更加决心改变中国的封建与落后。此时的康心如还没有意识到他对于人生的真正追求和渴望，也不会想到日后他正是以三菱、三井为模式，把他的美丰也经营成了一个巨大的美丰资本集团。美丰银行离不开康心如归国后，康心如曾到北京暂住。一九二一年，康心如的四川老乡、重庆大盐商邓芝如来到北京，并住在康心如的家中。因邓芝如的父亲曾在四川当过候补道，和康心如的父亲换过帖，有深交，所以两家成为世交，多年来素有交往。与邓芝如一道来京的，还有曾在重庆“天顺祥票号”当过上街（营业主任）的陈达璋。他们此行的意图，就是想通过京城的活动，为邓芝如争到中美合资的中华懋业银行重庆分行经理的职位。邓芝如来到康家，显得雄心勃勃，兴奋异常。他大谈唯有同洋人合作干点什么，生意上才会有更大的发展，并讥讽康心如一辈知识分子是书呆子，百无一用，不会活着。当时的邓芝如对书生气十足的康心如可以说是毫无戒心的。邓芝如专程跑到京城寻求洋人作生意伙伴，这在当时的民族工商界，是非常时髦的一种做法。其背景在于侵华的各帝国主义国家与中国政府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为外国人在中国发财提供了各种优越的条件，于是一时间“洋务运动”波澜壮阔，连遥远内陆的乡绅商董邓芝如这样的人，也不愿错过与洋人结合的机会。邓芝如腰缠万贯，他不信用金钱就活动不出一个合资银行的经理来。他此行北京是抱着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的。他一进京便找到了四川聚兴诚银行分行的经理张熙午，并托付在银行业人头熟、交往广的张熙午为之上下通融，左右活动。康心如在邓芝如北京活动的过程中，开始对国内银行业的状态有了一定的了解，加之他对金融这一行当有兴趣，便也积极为邓芝如出主意、想办法。其间，为邓芝如疏通活动的张熙午找到康心如，因张熙午也是四川老乡，他们在北京也素有交往，所以张熙午有些事情愿先同康心如商量。这天，张熙午告知康心如，他得知上海美丰银行的总经理、美国人雷文（Frank．Jd．Raven）的代表麦利已抵达北京。而麦利此行的目的是来京筹募中方股款，并准备在直隶省（今河北省）开设美丰分行。张熙午认为这是个机会，何不乘机动员邓芝如与麦利会面，商讨在重庆设立美丰分行之事。只要邓芝如有诚意，就不愁在重庆筹不到华股。这样，一既能创办一家新的合资银行，邓芝如又能顺理成章地捞到经理一职，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张熙午希望康心如能从中积极动员邓芝如以促成此事。康心如在张照午的托付和督促下，开始为促成重庆建行一事而鼎力从中斡旋。这其中固然有同乡的情谊在，但也有康心如想在金融业谋到一个饭碗的小算盘。康心如发现，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奋力追求的革命事业屡遭挫败，“知识救国”的声浪终于平息了下来，而代之以浪奔潮涌的“实业救国”。即是说，革命者终于认识到了只有经济繁荣，才可能国富民强，才可能谈到自由、平等与民主，也才可能真正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外，帝国主义侵略所带来的西方资本的投入以及西方先进机器、先进技术、先进的经营管理方式的引进，使中国新式企业不断兴起，金融业迅猛发展。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不说，就连四川那样的封闭内陆省份，金融业也日趋发达，并出现了中国银行、浚川银行和聚兴诚、中和、富川等一类的新式银行。由此，康心如料定，在未来的经济发展中，金融业是大大有利可图的，而他过去在日本留学时所仰慕的三井、三菱那些大财团的发展，也是同金融业的发达紧密相联的。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对中国金融业的态势也做了深入的调研与分析。他看到，国中纯粹民营发展起来的银行是很有局限的。单就这些银行不可能像国营银行那样拥有合法的“发钞权”这一点，就几乎使他们完全丧失了其发展的可能性。就是在四川乃至全国都颇具信誉的聚兴诚银行，尽管采取各种办法，千方百计地在北京活动，且打通了很多关节，要求政府准许他们发行钞票，最后也终于失败。于是这些银行钱庄，只能发行些“执照”在市场上流通，以弥补市场的筹码不足。生意做得平平，不可能有大的进展。而与洋人合资的银行就大不同了。这一类银行虽无“发钞权”，但因是直接向外国政府注册，便无须同本国政府打交道。这样便有权畅通无阻地在国内发行兑换券。如遇麻烦，还可以受到外国领事馆保护。这一发展前景，已在当时中国开设的中美合资中华懋业银行、中日合资汇业银行以及中法合资实业银行那里得到了初步证明。应当说，这一类银行的发展是倚仗着洋人的侵华特权而实现的，而拥有这样的护身符，又是国中大大小小的商人实业家们所求之不得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极力促成四川美丰银行建立的全部原因。康心如坚信，建行之后，单是“美丰券”的发行，就能够一纸风行，一本万利，这样的赚钱发财机会是决不该错过的。于是康心如开始竭力劝说邓芝如不要再在懋业银行那里费功夫，而是与上海美丰银行的美国人雷文联袂。他邓芝如手中握有大量的金钱，又何愁找不到一个可以赚大利的并愿意与之合作的美国财团呢？康心如拿出他宣传革命思想时那三寸不烂之舌，掰开揉碎地对邓芝如游说美丰的好处，并为邓描绘了一个他与雷文合作后的灿烂前景，并将他对国中所有金融业的局势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讲给邓芝如，包括“美丰券”的大有可图。最后，邓芝如终于敌不过康心如的诱劝，同意与已在北京的雷文的代表麦利见面。在麦利与邓芝如的数度商谈之后，对于可否在重庆建立四川美丰分行一事终于有了些眉目。经多方联系，未来建行时华股一方也已初步形成。事实上真正推动这场商谈并使建行一事粗具规模的，不是麦利，不是邓芝如，而是他们之间的撮合人康心如。康心如做为美方与中方的中间人，总能在双方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因势利导，晓以利害，并引导双方都能充分看到合作之后将为双方带来的巨大利益。康心如之所以采取如此积极的态度，全力投入美丰银行的筹谋与策划中，是因为他已看清这确实是一个机会，一个他弃政从商的难得的好机会。而唯有美丰成功他才会成功，他同美丰绑在了一个战车上，已别无选择。当麦利与邓芝如在北京将建行的一切有关事宜谈妥，只需最后定局时，康心如便敦促麦利向上海发去了电报，请雷文即刻赴京，对建行一事做最后的裁决。康心如并没有想到雷文会成为他未来发展中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在了解了雷文的经济实力之后，康心如确实受到了启发。雷文财团使他想到日本的三井、三菱财团。康心如认为他倘真的决定弃政从商，那么雷文财团、三井、三菱财团就是他奋斗的目标。他欣赏雷文的经济战略。康心如能在雷文那里获得认同，应当说是与他当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专科分不开的。当时日本的发展不仅使康心如震动，而且在研究了日本明治维新成败的经验中，康心如又获得了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眼光。从此他知道世界了解世界并愿意接受世界上的一切崭新的成果，他对政治失去了兴趣，而同一大批知识分子一样将眼光转向了“实业救国”。发展实业的一个最基本原则，即是要坚决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坚决抵制封建的闭关自守又盲目自大的小农式的或是作坊式的经济体制与观念，这就使康心如他们这批西化的产业家们与乡绅商董式的买卖人们区分了开来。在这样的一种思想契会中，康心如与雷文一拍即合，而雷文财团在当时的不断扩张中，所急于寻求的合作伙伴，也正是康心如这一类具有开放思想和发展眼光的人才。果然，雷文也欣赏康心如，认为人才难得。这就为日后康心如与雷文数年的默契合作，并始终得到雷文的欣赏和重用，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在康心如的极力撮合下，雷文意外地找到了重庆方面的新的华股合作对象。在四川重庆建立美丰银行这一举措，原本不在雷文财团的发展规划中。于是，这个使雷文感到意外的成功也使雷文很惊喜。一九二一年炎热的夏天，雷文在接到麦利的电报后，迅速由上海赶到了北京，与邓芝如、康心如等正式磋商在重庆投资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具体事宜。几经磋商，特别是在康心如左右逢源的勉力推动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并于当年六月六日，在北京的美国公使馆正式签了中美合资的合同。在创办四川美丰银行的一系列谈判中，康心如均是以中介人的姿态出现的。他从始至终不卑不亢，不动声色地百般斡旋。康心如一面积极同邓芝如联系重庆方面的华股投资，指出唯有跻身“洋务”才可求得发展；一面又和颜悦色敦促美方对合资项目早下决断。最终以自己的学识、教养、眼光、观念以及才”能智慧，将双方在投资以及在日后管理、发展等方面的分歧迅速归拢到一条轨道上。康心如的这一番苦心奋斗的结果是，他成功地推销了他自己。建行的事情敲定后，康心如不仅获得了中方同乡邓芝如一方的信任与折服，也同时获得了美国雷文方面的信任和赏识。于是，双方在提出组阁名单时，都不约而同地也是真心地邀请康心如出任这个新建银行的协理，并一致认为，四川美丰银行要想搞好，是离不开康心如这一员干将的。一九二二年二月，四川美丰银行按照美国银行法的规定以“美商四川东方银行”（TheAmericanOrientalBankifShechuen）的名义向美国康涅狄格州正式注册。而当时能够在国外注册的银行，就比纯粹华资银行在很多方面享有优惠的政策。四川美丰银行的资本额原订为一百万美金，后又定为国币银元二十五万。其中美资占百分之五十二，华资占百分之四十八。美方拥有的股份优于中方。银行总行设在四川重庆市的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并发行兑换券。在经过了慎密的磋商及协调后，确立了四川美丰银行首任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共由五人组成，其中美方三人，分别为雷文、赫尔德、白东茂，赫尔德和白东茂均为雷文的贸易合作伙伴。中方董事两人，均为重庆商贾，他们是胡汝航和周云浦。董事会下设总经理一人，经理一人，协理二人。总经理自然是由雷文直接担任，赫尔德为经理，协理则由中方的邓芝如、、康心如担任。另设一名营业主任由邓芝如亲信陈达漳担任，此人曾在天顺祥票号当过营业主任，多少有些内行，又有邓芝如的鼎力举荐，双方便也认可。在四川美丰银行的筹办过程中，康心如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但是当雷文及邓芝如中美双立的代表都希望康心如出来做协理时，康心如尽管心中暗喜，但还是撑持着知识分子的架子婉言拒绝。其难言之苦在于家境的窘困，使康心如确实拿不出钱来入股，因此也就不好违反规定，不入股就任协理。雷文和邓芝如对康心如的推脱都感到很遗憾，甚至很失望，因为他们都知道，倘没有康心如那样的才子从中协理的话，美丰银行就肯定办不好，更不要说发展。足见康心如已经使自己站到了主角的位置上，使自己成了美丰不可或缺的人物了。其实雷文早就看出美丰如只依靠有钱人邓芝如、陈达璋等辈是决然搞不好的。邓芝如尽管极富资财，但他过去从未出过国门，是个极闭关自守的旧式商人；而他手下的干将陈达璋所谓的经验也是旧票号的，跟这种合资的西式银行业务根本不搭界。所以，雷文把四川美丰银行的希望是全然寄托在中方的康心如身上了。而中方的邓芝如其实更不愿因康心如的无钱入股就将他舍弃。因为他也清楚，要想跻身洋务，整天同洋人打交道，就必得康心如这么一个真正内行的帮手。应当说，如果不是康心如，邓芝如是谋不到这个合资银行经理的位置的；而接下去，如果没有康心如从经营上协理，他拿出钱买到的这个位置肯定还会得而复失。因此，比起雷文来，也许邓芝如更离不开康心如，更迫切地希望康心如能留在银行任职。一方无钱入股，一方又迫切需要，就在这进退、舍取的两难之中，自认没有“洋务”经验的邓芝如，又一次诚心邀约康心如与之一道回四川重庆，共谋美丰发展大业。为了使康心如担任协理，邓芝如借给他一万二千元股本，使他取得股东资格，并顺理成章地就任了四川美丰银行协理一职。邓芝如的此番义举，对于身处漂泊落魄之中，急需谋得职业的穷文人康心如来说，不啻是有着知遇之恩的。尽管是借，但在当时能拿出一万二千元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做到的。有了这笔借款，也才有了协理的位置，有了康心如日后在金融界发展的可能性。所以康心如在接受这笔借款时也很感动，他认为这笔钱不仅使他摆脱了近年来一筹莫展的困境，甚至也是对他一直养不活的一家大小的一个救助。康心如发誓，滴水之恩，他必得涌泉相报。美丰银行人员由于康心如出任协理而皆大欢喜。从此康心如正式踏入商界大门，他毕生为之奋斗，再没有改过行。左右为难的协理从筹划开始，前后经过一年的时间，四川美丰银行终于在一九二二年四月二日于重庆正式开业。四月的重庆，早已到处是春意。迷迷蒙蒙的云雾遮掩着古老而美丽的山城。城脚下的江水清亮透彻，无声环城而去，给这个三面环江、形如半岛、依山而建的古城，平添了很多妩媚。重庆之所以自古为城，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极端重要，它不仅处在长江与嘉陵江的汇合处，而且是在成渝、川黔、川陕几条主要通道的交点上，所以它自古就是长江上游经济、交通、文化的中心城市。而就在这葱葱郁郁的早春中，设在古城重庆的四川美丰银行，在一片吹吹打打之中终于开业了。这家中美合资银行隆重开业，成了重庆工商界以及民众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加之美丰银行华股方面在山城的财政势力，就更使银行的开业成了轰动四川乃至全国的一件要闻。开业那天，重庆方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各路政府要员及各界社会名流、遗老遗少，无不前来拱手庆贺。新街口一带，几乎一天鞭炮声未停。吹吹打打的乐队也始终乐声长鸣地站在银行大门的两侧伺候。围观的群众成百上千，而出出入入的西装革履、金发碧眼的美国人与儒雅翩翩、长袍马褂的中国人混杂在一起，熙熙攘攘，笑逐颜开。酒杯不断碰响，真是一派繁荣昌盛开业大吉的景象。尽管洋人与中国人之间根本无法用语言沟通，但双方目光的交流就足以使这一开业的典礼增色添彩了。四川美丰银行开业的排场对于一向宁静的山城来说，可谓浩大空前。如此的排场自然也就耗资巨大，但银行的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样的场面是必要的，唯此浩大才可预示未来美丰银行的发展也是浩大的，是前途无量的。为了操练这样一场华而不实的开业闹剧，康心如自然也是费了心思的。他绞尽脑汁，精心策划，缜密安排，并亲自登门将重庆从政府到美国驻渝领事馆的要人以及重庆的乡绅父老尽数请来。就在人们沉醉在这种豪华的场面之中时，其实唯有康心如忧心忡忡。他所焦虑的，是开业后的四川美丰银行能不能将业务顺利地开展起来。这才是最最本质也是最最关键的，这也是银行内部中美双方主事人员中唯有康心如最为关切的问题。康心如一直认为，他取得这个协理的位置，决不单单为了日后为自己捞一点小钱。他觉得倘若那样耿耿于蝇头小利，那就太没出息了。他想，他既然已涉足于金融界，就应当扎扎实实地大干一场，干出点名堂，干出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而协理，便是他通向未来宏伟抱负的阶梯。于是，康心如更不敢有一丝的疏忽，也不能像雷文那般超脱，像邓芝如那般我行我素做甩手掌柜的。在某种意义上，美丰未来的成败与兴衰，事实上就是握在他康心如的手中了，那么他又怎么可以掉以轻心呢？康心如到底算是一个精明之人，他的思维使他对自身的行为始终保持了一份难得的清醒。自美丰银行的创建进入筹备策划之时，康心如就已将他的四弟康心远及林少谷、贺友梅等三人派到了上海美丰银行见习业务。此后不久，康心如又专程从北京到上海，为即将开业的四川美丰银行招揽人才。他亲自物色挑选，最后聘到了几位对业务十分熟悉的专业人员，携他们一道乘轮船回到了重庆。康心如知道最终那些场面上的风风光光什么都不是，而这些对业务精通的专业人员才是美丰银行的真正栋梁。开业伊始，身为美丰银行协理的康心如便自知他任重而道远。实践证明，像邓芝如那样的旧式商人及旧式的陈达湾是完全不可以依靠的。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康心如在他们那里都得不到任何帮助。而对于出任经理的美方代表赫尔德，康心如也极不了解，以至于基本上不能合作。一切都处在探索的阶段，因为几乎所有的行内职员对经营这样一个合资的银行都是没有经验的。没有经验，可以探索、积累，但中美双方人员之间愈演愈烈的矛盾，却几乎把这个刚刚开业且未站稳脚跟的银行断送了。银行开业经营的一年中，尽管康心如苦心筹划，费尽心机，请来业务骨干，开展多种业务，美丰竟然不仅没有营利，而且还亏损了三千多元。这可以说是美丰建行之后的一个污点。这一亏损的事实，使美丰银行上下都感到了某种压力。出师不利使人们神情沮丧，且相互指责，推诿责任。中美双方的经理、协理人员及双方的职员更是剑拔弩张。银行的经营现状与开张那天浩大的庆贺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这一事实不仅成为当时报界感兴趣的话题，也成了专等着看美丰银行笑话的那些人茶余饭后调侃的谈资。美丰行在一年之间大起大落，真是谁也不知该怎样扭转败局，或是该怎样收场。就单单亏损一事就很令人苦恼扫兴了，而偏偏康心如又被搅在中美双方特别是赫尔德与邓芝如之间的争斗中，弄得心力交瘁，焦头烂额。尽管他在这尖锐激烈的矛盾中，极尽斡旋之能事，但依然不能使双方的矛盾有一丝的缓解。而美丰银行的业务不能很好地开展，并一天天走着下坡路，事实上就是一年来内部永无休止的争斗造成的。其实，康心如对中美双方定然会产生矛盾这一点，是早有预料的。他清楚邓芝如那一类长期形成了固执封闭死板的观念的中国人，同赫尔德那种过于骄横跋扈、对中国人十分歧视的美国人是根本不可能和谐的。他们的性格使他们不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更不要说成为好搭档。有鉴于此，康心如便只能更加平和，更加不咄咄逼人，而是以和事佬儿的姿态出现，从中千方百计地抹平，弥合。康心如始终在做着这种协调。他原以为，中美双方的矛盾有他在中间调解，不致激化到水火不相容的你死我活的地步。但事与愿违。一年中，双方都没有在康心如的力劝之下，有稍稍收敛的迹象，以致最终发展到邓芝如动不动就脸红脖子粗地跑到康心如的工作间里拍桌子打板凳，操着纯正的四川高腔，大骂美国人盛气凌人、专横跋扈，把翻译叫“西崽”，拿中国人不当人。邓芝如一向脾气火暴，不容分说。他声称他再不能忍受美国佬儿的歧视与侮辱，他不再受洋人的气了。他要求康心如也站出来，与他结成联盟，坚决同洋人斗争到底。但又出人意料，在这场中美的激烈搏斗中，使邓芝如万分失望的是身为中国人的康心如竟没有应和他，没有表示出中国人应有的慷慨和义愤，没有坚决站在他一方，而依然往来于他和美国人之间，充当调解人的角色。这使邓芝如大为光火。他进而对康心如也产生了怨恨。他于是又联想到是他借给康心如一万二千元的股金，才让他当上这个协理的，他是有恩于康心如的，而这个康心如在这关键的时刻竟然不支持他。既然他们个人的关系已出现了这种无法弥补的裂痕，邓芝如就更是不管不顾，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同洋人打，再也听不进康心如的任何劝诫了。自然，康心如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有中国人的气节和尊严的。但作为一个想成就一番事业的银行协理，他也是自有他的一分考虑的。他认为矛盾之所以闹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美丰的业务每况愈下，毛病就出在邓芝如和赫尔德身上。实在是康心如对邓芝如这样的人看得很透。因为看得透，他才采取了这样一个中立的乃至于暖昧的立场。凭着他对邓芝如个人性格的了解，他推论倘他康心如也参加进去，火上浇油，怂恿邓芝如一日三餐地同美国人闹下去，那么美丰就唯有一条出路，那就是被搞垮；而这一结局，恰恰是康心如决不容许的。久而久之，康心如对邓芝如几乎天天同洋人争吵越来越反感，特别是邓芝如最后发展到在股东会上散发他专门印制的传单，对美方人员进行恶毒的抨击，更使康心如不能理解。他一向认为，与洋人合作搞生意，有利自然也有弊，而且世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人所面临的永远都是正负的两极。在当时的国情下，跻身洋务必然有大的发展；但在与洋人的朝夕相处中，也难免会产生由于种族、观念，乃至生活习惯的不同而导致的矛盾与隔阂，甚至要遇到不平等的歧视与侮辱。个人的尊严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把事业发展下去。只有事业有成，人才能更有尊严。这本是非常简单的辩证法，但邓芝如一类人却不能理解。另外，康心如对邓芝如关于赫尔德不录用他的职员的微词也不敢苟同，因之他也不可能在此问题上站在邓芝如一方。康心如认为在美丰这种合资银行中录用的职员，一定是要在知识结构上尽可能学贯中西的、有着新思想新观念的人。而一年来，邓芝如所推荐的人选，则大多数是与邓芝如有各种关系的旧式商人、封建官吏一类。这些人既非业务内行，又观念陈旧、思想保守，仅英美式会计方式这一条就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所以赫尔德坚决不予录用。康心如在这个问题上其实是站在赫尔德一边的。他认为赫尔德为美丰银行的发展计，这样做是有道理的；而他康心如本人，对这样一批无用之人也是相当反感的，他甚至视这些人为美丰银行日后发展的阻力。这并不是康心如崇洋媚外，而是体现了他以大局为重、出以公心的原则性。当然，康心如对美方人员，特别是对经理赫尔德也是有看法的。他认为赫尔德在个人的品质乃至合作的诚意上，确也不是一个尽如人意的合作伙伴。而邓芝如指出的美方人员飞扬跋扈的现象也的确很严重。他们竟可以依仗权势，任意要华人同事为之端茶倒水，随意使唤，似乎中国同事是他们雇来的奴仆。而这一切，都是同赫尔德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观念分不开的，因此这种不平等也几乎是不可改变的。加之美方人员与中方人员之间的薪金收入又悬殊太大，这也就更加剧了双方之间的敌对意识和合作危机。而这一切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美丰银行的势头大跌。这时的美丰银行就像是坐在火山口上，危机四伏，随时都有彻底崩溃的危险。此时的康心如，也已无回天之力。美丰银行的生死存亡，已不知掌握在谁的手中了。面对美丰银行刚刚开业一年就遭如此惨败的烂摊子，康心如很伤心，看来他想在金融界大干一场的愿望是难以实现了。与此同时，当康心如反省自我，反省两年来他在金融界一步步走过来的道路时，感到惊奇的是，自己的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康心如无论如何已同那个血气方刚的刚刚参加同盟会时的康心如判若两人了。因为他要每日里平息那位吵个不停的邓芝如，他自己便反而变得没脾气了，心平气和了，没有锋芒了，甚至圆熟了，狡猾了，有城府了。但是康心如觉得，他这种脾气秉性的变化，倒不是一件坏事。在一个到处充满了算计、阴谋乃至陷阱的社会中，硬碰硬是碰不出前景的。你唯有也同样拥有算计和阴谋，为他人设置陷阱，否则你就根本无法在社会上立足。这就叫谋生的韬略。康心如看得很清楚。表面上看，康心如是得罪了那个有恩于他的邓芝如，但从本质上看，康心如并没有害他，而是为了成全他，成全美丰银行。康心如当然也极不愿意让康、邓两家的世交乃至他们多年建立起来的友谊毁于一旦，康心如之所以始终坚持中立的立场，是因为他更不愿美丰银行毁在这尖锐而激烈的搏斗中。康心如眼看着越发蛮横不讲理的邓芝如一天天像斗鸡般四处出击，又一天天像热锅上的蚂蚁似地惶惶不可终日，很香邓芝如惋惜。他认为倘邓芝如日后真的失败了，那他谁也不该怨，是他自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邓芝如的悲剧是他性格上的悲剧。康心如在一筹莫展之中退避三舍。他一来想暂时摆脱那个激烈的矛盾的旋涡，同时又想在总经理雷文最后不得不出山收拾残局之前，认真地捋一捋美丰银行遭此惨败的原因。美丰券发行的成功和风浪雷文自一九二三年春抵达重庆调整四川美丰银行班子以来，就开始精心物色美丰银行新经理的人选。几个月过去，至一九上三年九月，雷文终于将不得力的赫尔德从美丰银行调走，改派一位叫鄂更斯的美国人赴渝，担任四川美丰银行的美方经理。雷文在鄂更斯到任之前，特别叮嘱他上任后要“一切听从康协理的安排”，要鄂更斯在任上一定要与康心如密切合作。雷文的这种安排，足见他这个以经营和发财为业的美国人对康心如的信任与支持。对此，康心如也是心中雪亮的。他认为雷文尽管是个美国投机商人，但作为一个单纯的人来说，他还是具有一定的修养与层次的，分得清好坏善恶，分得清人才与庸才。基于此，雷文才可能力排众议，给了康心如如此之大的权力。康心如对雷文是怀有真正的知遇之恩的，他感谢雷文不仅赏识他的才华和智能，而且还能大刀阔斧地切实地在人事安排上，为康心如在银行业的大展宏图扫清道路。而恰恰是这一点，是他区区康心如徒有发展美丰事业之心，而又无力左右的。康心如觉得他踏入美丰大门，能遇到雷文这样一个美国总裁，能在他最危难艰苦的时刻从遥远的上海来扶助他一把，是他康心如的幸运。当然，康心如也知道，雷文之所以能如此重用他也是为了雷文自己的利益。要将一番事业做成做好，搭档的能否密切合作至关重要。这是自鄂更斯上任之后，康心如更加体味出的一种经验。鄂更斯接受了雷文的面授机宜之后，康心如在美丰银行施政的方针大略，及其他对业务开展的设想安排，总能够毫无障碍地贯彻执行。康心如在这一段时间的美丰生涯中，可谓是得心应手，春风得意。康心如把这也当做是雷文对他事业的支持。他一朝大权在握，自然也不能忘记要奋力回报雷文，而这一回报最核心的，便是要不辜负雷文的重托，迅速把美丰银行亏损的局面扭转过来。康心如首先紧紧抓住美丰系合资银行的种种有利条件加以充分利用，并在此基础上不失时机地拼力扩展银行业务。他利用银行的美资关系，首先将当时重庆的海关、邮局以及各个洋行的汇兑业务牢牢地抓在手中；同时，他又竭力宣传美丰银行是重庆唯一一家可与美国各地直接通汇的银行，利用世人崇洋的思想，使美丰银行的汇兑收益猛增至六万二千余元。康心如将合资银行的有利条件用足并有所开发，这就使美丰银行充分显示了它独有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康心如又迎合了重庆商帮的市场习惯，开展了原先美丰银行没有的“比期存款”业务。美丰银行出台的“比期存款”利息尽管比市面上低，但由于人们相信康心如“美丰有洋商资本，不会有风险”的大规模宣传，便也纷纷来存款。因而美丰银行所吸引的“比期存款”逐年上升，自一九二二年六十多万，很快增长到一九二四年的一百二十多万，两年翻了一倍，开始向银行注册的美国政府交纳所得税。当时美丰银行的业务可算是蒸蒸日上了。自雷文一九二三年春天来重庆将美丰银行中美双方的管理人员重新调整后，美丰自当年起就扭亏为盈了。一九二三年仅纯利就达一万一千元。到一九二四年更是势头看好，全年纯利一下子猛增至七万元，股东们并开始分得股息红息，人人对美丰银行的未来充满了信心。其间美方经理鄂更斯更是喜形于色，他不断对沾沾自喜的股东们说：“此实康协理之功！此实康协理之功！”其实不是鄂更斯说，股东们对康心如也是自有他们的看法的。就是在过去对康心如不满意不放心的股东们，在拿到股息红息之后，也自然折服康心如经营管理的才能。康心如是不能小看的。这是北京来的在重庆地界上既没有势力又没有根底的落魄文人康心如自己为自己挣出的一份面子，一份光荣。美丰银行由此转机和发展，自然使康心如在重庆市的金融界初步建立了声望。他不仅得到社会的承认，特别是还得到了重庆商帮的普遍认同。这一点对康心如很重要，这是使他日后能更加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岁月。由此康心如建立了对人生的更加坚定的信心。他更加相信他自己，相信他个人的价值在奋斗中能够得到证实。因为是刚刚起步，康心如这一段的人生成就就显得格外辉煌了。在如此灿烂的前景面前，康心如踌躇满志，决心要在美丰银行好好地大干一场。使康心如乘风破浪、大振雄风的，是他成功地发行了美丰银行的兑换券。发行美丰券，可以说是康心如的夙愿。自四川美丰银行筹建之时，他就对合资银行是国外注册，因此有权发行兑换券这一点极感兴趣，并寄以厚望。他始终认为这是一纸风行、一本万利、大有可图的事情，也是能够压倒大批民营商业银行的地方。只是开业几年来，美丰银行始终风风雨雨，内耗不尽，康心如几乎无暇顾及到他一直十分热衷的美丰券的发行。如今风调雨顺，情势好转，美丰银行又是扭亏为盈，且逐年上升，妄想再获得长足的发展，充裕营运资金，就不能只停留在银行原有的业务上。此时，康心如认为时机到了，美丰券的发行已势在必行。于是，康心如把注意力全力以赴地投入到美丰券发行的筹备与策划中。康心如一向是个审慎的且计划周密的人。自他在美丰银行掌有实权以来，他每开发一项业务，总要先从调查社会、市场行情以及商帮心理入手，分析自身的优劣短长，预测未来的市场效应。在对每一步都做出详尽的分析之后，才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这一次也是一样。康心如尽管对美丰券的发行与成功已胜利在握，但他还是对美丰券发行的诸多背景进行认真的分析与考查，以保障发行工作万无一失。经过调查，康心如发现，当时四川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中银行等都先后发行过兑换券，但后来都因不能兑换而跌至三折，损失惨重。而聚兴城一类的新式银行，也发行过类似兑换券的“无息存单”，但最后也因发现了市场上流行的伪造存单而不得不宣告收销。鉴于这种种失败，康心如吸取教训，并在此背景上，对发行美丰兑换券的前景利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估计。康心如觉得，因美丰是合资银行，在外国注册，加上外资在国内享有种种特权，这就首先保护了美丰券发行时的权益，并确实能有强大而雄厚的外资做后盾。这是得天独厚的便利因素。另外，当时中国，制造假钞票、伪造兑换券的事件屡屡发生，这不仅严重地损害了银行的利益，而且也在购券者的心理上造成了一种严重的恐惧感，以至于到了人心惶惶的境地，大家都视认购兑换券为禁区，轻易不敢问津。而美丰银行的最有利处在于美丰的兑换券是专门在美国印制的，这样，无论中国境内的伪造技术多么逼真先进，以假乱真，终究对美国的印刷技术无伎可施，这就自然消除了购买美丰券顾客的恐惧心理。基于此，康心如首先为美丰券的发行制定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宣传措施，由此足见当时的康心如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广告意识，并对种种促销的手段有着他深入的思考和认识。为了美丰券的发行能首战告捷，康心如组织力量不惜工本地在各种场合宣传美丰券的优越和美丰券的独到之处。这样，便迎合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崇洋思想”和迷信“洋资本”的心理，将美丰券描绘得更加“信用可靠”，“万无一失”，非常成功地使很多原本对美丰券有疑虑的人不再动摇。在这个巨大的宣传攻势中，一个极富煽动性的蛊惑便是康心如故弄玄虚地为美丰券编造了一个戏剧性的广告故事。那故事不胫而走，一时间在重庆地面上流传得沸沸扬扬。据说，有一次重庆的白理洋行失了大火，火势浩大，铺天盖地，结果将洋行的所有财产焚烧殆尽，甚至连保险柜里的几千元美丰券都烧成了灰。但恰好所余部分还能认得出号码，结果美丰银行还是将此券兑了现。于是，“美丰券烧成灰也能兑现”的说法，像活广告似地在重庆乃至全省传开了。人们顾不上追问、印证这传言的真伪，而是盲目地顺着康心如所精心设计的广告圈套陷了进去，而且更加坚信美丰券的信用可靠、保值保险了。伴随着宣传，美丰券发行后，即刻在市面上流行走俏。特别是在当时市面上现银枯竭的情况下，一切票券兑换银元（俗称洋钱）都要补水（俗称洋水），即要用超出相应面值的票券才可换得相应现银。但由于美丰券有信用且又有所谓外国资本做靠山，用美丰券兑换现洋居然一律不补水，一比一，这就更进一步抬高了美丰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美丰券发行的势头看好，还有另一个原因，即当时同属西南的贵州、云南一带，做鸦片大烟生意的商贩极多。这些出没于黑道上的鸦片贩子，都需要大量的银元。但前往云南、贵州鸦片生产地的沿途，又常有土匪打劫，于是携带现洋便既笨重又危险，并常因土匪的图财害命而暴尸荒野。为了安全保险，当时的大烟贩子们便纷纷争购美丰券，这样不仅保值保险，携带方便，还可以避免土匪的打劫。就是这一批人所从事的黑道上的特殊买卖，一下子就把美丰券的销售哄抬起来。基于以上主客观原因以及康心如的精心策划，美丰券炙手可热，很快成了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一带主要交易媒介。美丰券发行的最高额曾达到一百五十万元，大大充裕了美丰银行的营运资金，使美丰银行的经营更上了一层楼。对于美丰券的发行，康心如曾有过一段极诚恳的肺腑之言，他说：“平心而论，帝国主义、土匪、鸦片烟和洋水，对美丰券的发行是帮了大忙的。”康心如除了有审慎从事的一面，又有他性格中锐意进取的一面。只要他认为时机成熟，便总是会大刀阔斧地拓展事业。当康心如看出美丰券的发行确实有利可图，他便放开步子，继续有效地扩大发行。为此，康如又精心策划了一个切实可行的而且是安全可靠的美丰券发行网络，以一种盟主的但又是平等的姿态审慎地选择了大生、金盛昌以及恒泰丰三家钱庄为专点，领用并代销美丰券，使美丰券的发行流通更加广泛。同时，也通过发行美丰券互惠互利，这样，美丰银行便与这三家钱庄建立了极为密切的业务关系。由此，美丰券在这个网络中更是行销一时。但是，尽管如此，由于当时社会动乱，民心不安，特别是在政治环境十分混乱的情况下，美丰券也相应发生过几次挤兑风潮。对此，康心如至死记忆犹新。转眼间，人如潮涌般向美丰涌来，前推后挤地抓住银行外的铁栏杆，争相要将美丰券兑换成现银。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如果美丰实力不足且库存短缺的话，美丰券肯定会马上贬值，信誉扫地，重蹈前人覆辙。古语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所以康心如知道，面对挤兑风潮，他就是砸锅卖铁，折戟沉沙，也要保住美丰券、美丰行的信誉。他知道，对于他这种要在世面上混下去的人来说，信誉才是最重要的，是第一位的。使康心如得以顺利渡过挤兑风潮的，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康心如平日维系下的那些曾帮助他渡过难关、化险为夷的金融界的朋友们。每逢挤兑风潮发生，康心如除了要动用美丰银行的准备资金外，大生、金盛昌、恒泰丰等三家钱庄及总商会等便会鼎力相助，即刻把明晃晃的现洋运到美丰银行内堆起，以显示现洋的充足，使柜台外要求兑换的人们人心稳定。这样便很快平息了挤兑，使美丰银行平安渡过难关，也保住了美丰券的信誉。由于康心如每每遇到挤兑风潮时，在困境中总有大生、金盛昌、恒泰丰这三家钱庄奋不顾身前来救驾，于是金融界流传起一句戏言，即“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三清”是指这三家钱庄的经理李懋卿、杨怀卿、侯绍清，他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清（卿）”字，且又都在康心如遭困身处厄运时，化为一气，为之排忧解难，帮助康心如渡过难关，转危为安，故而才有“康心如一气化三清”之说。足见他们之间无论是交情还是业务上的往来，都是肝胆相照，以诚待人的。康心如之所以在危难之时，能有如此不惜两肋插刀的朋友拼力相助，应当说，这也与康心如平时宽和大度、善结人缘分不开的。发财赚钱所需的狡诈和为人处世所需的善良，始终非常矛盾地并存于康心如的品性之中。康心如对此是有着极清醒的认识的。康心如觉得，要想发财，就必须要有一些在人情上说不过去的手段，这是任何商人都不可避免的。倘不重利，何谓商人？但在发财的过程中，康心如又时时提醒自己要注意和反省自己做为人而不是做为商人的人性。特别是对那些与自己密切合作的贸易伙伴，康心如所奉行的从来是讲求信用、互惠互利的原则，从不坑害他人，并始终要求自己不要陷入重利忘义的人性的深井中。康心如之所以如此，还因为他的人生目的，始终不仅仅是赚钱发财。在康心如筹建、初创、拯救和发展美丰的苦心奋斗中，“实业救国”这个崇高目标，一直占据着他个人理想的最重要部分。康心如也始终坚信，唯有民富，才能有国强。于是，他便更应当巧妙地运用外资，把民族的资本发展起来。由于康心如的发财之道磊落光明，又时时事事与人为善，所以他所主管的美丰银行尽管蒸蒸日上，技压群雄，却没有遭到重庆金融界的反感。反之，他坦荡友善的为人处世原则，倒使他赢得了金融界及工商实业界对他人格及才能的崇敬和钦佩。特别是对他每遇危难，总会有人万死不辞慷慨相助的事情更是推崇备至。因此，当时金融界人士们对康心如的评价是：“康心如平日处人对事，不燥不湿，善结人缘，故能化险为夷。”这也算是中肯公允的评价了。十三万现洋拯救美丰一九二六年，北伐战争爆发了。这是康心如无论怎样运筹帷幄、深谋远虑也无法扭转的大时局。北伐战争的爆发，使康心如重振美丰的梦想再度成为一枕黄粱。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约十万人，分三路浩浩荡荡从广州出师北伐，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军阀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收回外国租界。这一次北伐声势浩大，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国，四川境内反帝反封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涨。北伐军出师告捷，军阀武装被纷纷击溃，而呆在中国的外国洋人也都岌岌可危，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这一切对于康心如来说，只能是自嗟命运的无常。康心如虽然从少年时代就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对革命真理热爱而执着，但他目前作为一家中美合资的实业银行的实权人物，对他曾经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而追求的革命战争的爆发，却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对于战争所导致的全国范围内的动荡不稳，康心如首先深怀一种恐惧。单就这动荡本身，就足以对康心如的美丰造成巨大的威胁。何况，此次革命所打击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帝国主义，就是洋人，这无疑就更加重了美丰银行这个与帝国主义洋人的合股银行的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康心如是束手无策的。康心如不反对革命，但在合资银行供职并握有实权这一事实本身，就使他与革命拉开了距离，甚至分裂在两个敌对的阵线上。康心如可以支持革命，但要他将自己付出心血的事业毁在他曾经热烈追求过的大革命手中，这却是做为在重庆金融界小有名气的实权人物康心如所决不情愿的。康心如非常矛盾，他的尴尬身分使他不能对革命表示鲜明的立场和态度。当然，康心如不会挺身而出，站在洋人的立场上反对革命，但也决不可能像年轻时那样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中去。他密切注意革命发展的动向，审时度势，以期在动荡不安的形势发展中，寻找自我保存的可能性。他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在战争中在动乱中保住美丰。北伐战争卓有成效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同时也无情地动摇了帝国主义侵华的势力，动摇了他们侵占掠夺中华民族的基础。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保住他们将要失去的“天堂”，便开始疯狂地、变本加厉地干涉中国的国民革命。特别是沿长江一带的英帝国主义，更是丧心病狂地不断制造事端，武装挑衅。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英国太古公司的轮船在四川云阳长江中公然撞沉三只中国木船，致使数十名中国乘客落水死亡。当地部队和百姓怒不可遏，当即扣留了太古公司在四川万县的轮船。九月五日，穷凶极恶的英帝国主义党派出军舰，重炮轰击万县。在英军的炮轰下，打死打伤中国军民近千人，焚毁民房、商店近千家。这就是中外著名的“万县惨案”。因为“万县惨案”发生在四川境内，又距上游的重庆只有数百余里，就更激发了四川人民的反帝浪潮。全省上下，同仇敌忾。眼看着同胞遭杀戮，康心如心中也是悲愤异常。“万县惨案”的发生，以及惨案之后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各界人士纷纷举行的集会抗议及游行示威，使各帝国主义国家更慑于中国人民的反帝声威，终于开始纷纷撤侨。这是北伐战争的一大胜利。一九二七年二月一，四川省境内的各国侨民也终于接到了撤侨通知，这是中国革命给予他们的最后通碟。于是洋人们纷纷卷起行李及其在中国掠夺的财物，灰溜溜地离开了天府之国。美丰银行的美方人员，也同时收到了撤离的命令。美国一方撤走了，美丰银行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