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历史时节，大而言之对中华民族，小而言之对上海银行，都是存亡续绝的多事之秋。继去年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大战中原，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交火长沙之后，今年蒋介石以所谓“得胜之师”，一而再、再而三对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武装“围剿”。蒋氏七月三十日曾宣称在赣红军“十日内定可完全消灭”，然而十五天之后他还在训令部下“务须以成仁之志，与赤匪决死生，于最短期内完全肃清”。到八月二十四日他还在高悬赏格，捉拿红军领袖。九月十四日，他再次督令部下限一个月内将赣南红军全部肃清。世人渐渐明白，红军是不那么容易就被“肃清”的。六月二十四日，福州市因闽江洪水暴涨，市内除东北两隅外，尽成泽国，居民溺死甚多。几天后，广东西江、北江洪水横溢，灾情严重，灾民达四万余人，溺毙、饿死五千人。至七月底，被水灾区已有湘、皖、鄂、豫、鲁、苏、赣、浙、闽、粤、川、冀、辽、吉、黑、热等十六省，灾民达数千万人。陈光甫密切关注着灾情的变化，时时从《申报》等报章上，或从各地分支机构的电报中，了解雨情和水势的消长信息。七月二十七日，长江、汉水暴涨溢岸，汉口水标高达四十九点五英尺，为长江数十年来未有之记录。江、汉两水合流处江堤溃决，汉水浸入汉口市区。陈光甫感到紧张了。条条雨丝像鞭子一样在抽打他的心。他为上海银行作为押款而存放在汉口仓库的几十万担食盐担心。自一九二八年起，陈光甫经过努力，打开盐业放款之门。他认为，食盐是民生日用必需品，盐税向来是政府部门的大宗收入，盐业一向被特权阶层所把持，盐商素来富甲一方。陈光甫极欲在盐务上有所作为，意在兴利除弊。当时的政府主管部门，也希望盐运顺利，税源流畅，所以鼓励银行贷给盐商周转资金。陈光甫趁此良机，实现了对盐业放款的理想，特在上海银行设立了盐业部，专营此项业务。其经营项目有由淮北盐场用轮船运到浦口、扬州十二圩或皖赣湘鄂口岸的押汇，有由淮北用木帆船运至淮阴西坝存栈押款押汇，有由浦口转运蚌埠的铁路押汇及蚌埠存仓押款，有由十二圩用木船转运至芜湖、九江、岳州、长沙等地的船运押汇等。上海银行在汉口与淮南合资成立的公泰盐号，因资才雄厚，在汉口的盐仓存盐数量甚大。当时中国禁止“洋盐”进口，所以经营盐运业务，可以免除与洋人直接竟争的风险，没有亏本倒闭的后顾之忧，放款稳妥可靠。不意天不作美，大雨滂沦，江河暴涨。而盐又最遭不得雨淋水浸。如今水淹汉口，陈光甫怎能不忧心忡忡？在此期间，公泰盐号已经采取了应急措施，急备船只转运库盐到湖南存岸。可是江水长势迅猛，加之当时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只顾发动内战，抗洪救灾组织无力，一任江河肆虐，百姓遭殃。汉口库盐存量巨大，一时哪里运得过来？七月二十八日，汉口长江水位创下高达五十二点五英尺，为近六十年来所未见，水面高出租界地面四英尺多。到三十日，汉口除一块高地外，市内全部浸在水中。八月二日，汉口丹水池、张公堤子堤相继溃决，汉口全市被淹，自铁路到江岸，一片汪洋，深处水平屋顶，一般深达三四尺。灾民逃避不及，淹死无数。至八月九日，汉口长江水位高达五十五英尺的新记录。八月十五日，江水继续上涨，日租界防堤凌晨溃决，汉口发电站被淹，武汉大堤亦溃决。次日，数万灾民唯一避难处所铁道线，已经没入水底。汉阳兵工厂水深已达两丈……水情紧急，函电、报纸送来的消息，令陈光甫触目惊心。然而水势还在上涨！八月十七日，上海各轮船局接到汉口急电，武汉江水已达五十五点六英尺，汉口各轮船公司码头货栈下层全部被水淹没！盐，那几十万担食盐，付之汪洋了。上海银行遭到了重大损失。长江大水至九月渐渐消退。九月中旬，被水淹了一个月之久的汉口，令人惨不忍睹。这时，上海银行的一些客户，对于该行在汉口遭受损失的消息虽然渐有所闻，但尚未引起波动。以上海银行的实力，应付这次损失，应该说是不成问题的。汉口大水毕竟已经消退，一场灾难似乎已经过去。陈光甫心头的压力略感有些轻松。可是，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中华民族的头上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武装事变，侵略者的屠刀已经横在东北民众的颈上。然而蒋介石的方针，却是“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寇采取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至上海，引起了上海人民的愤怒，同时也造成上海银行一些客户心理上的恐慌。一波末平，一波又起。九月二十一日，英国宣布废止金本位。一时月内外债券暴跌。上海银行对于风险很大的有价证券业务虽持稳健态度，但毕竟也曾涉足经营，损失自不可免。于是谣言蜂起，不胫而走，风传上海银行汉口损失数百万元，债券损失二千余万元。客户们大为恐慌，唯恐自己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资金受到损失，争相涌向上海银行，提取存款，造成了一次提存风潮。风潮从九月二十二日爆发。上海银行门前人头攒动，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平日所备的准备金被大量提走。而且势头有增无减。噩运降临到陈光甫头上。平素稳健老练的他，此时心中也没了底。望着门前涌动的人群和人们焦灼的目光，他背上突然有种冷冰冰的感觉，不禁浑身打了个寒噤。陈光甫眼看提存势头越来越猛，有时竟提兑千万余元现金。平时的现金准备虽较充足，也难以应付不知何时终了的提存。陈光甫迫不得已，只好四出求助。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至交好友、时任上海银行总经理的张公权。他想起了当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草创之时，公权兄对他的支持。一九一六年他与公权兄又一次并肩战斗之时，两人的友谊越来越深。当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建立起北洋政府，经济上十分匮乏，加之他为圆皇帝梦，挥霍无度，弄得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由于增加税收、举借债款筹资不力，于是指命中国、交通两大银行滥发钞票。到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称帝登极前夕，交行已为袁氏政府垫付四千七百五十万元巨款。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三日，袁世凯做完了他的“洪宪”皇帝梦。四月间，交通银行京、津、沪分行即发生存户纷纷提取存款和挤兑钞票的情况。袁世凯的心腹、时任总统府秘书长并兼交通银行总办的梁士诒为摆脱困境，借当时责任内阁总理段琪瑞之手，下达了“停兑令”。此令传到上海后，时任上海中国银行副经理的张公权即与经理宋汉章紧急磋商应付办法。二人议决抗命不从。并征得“南三行”浙江兴业银行、上海商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主要负责人叶揆初、蒋抑卮、李馥苏和陈光甫的支持。这些人分别以中国银行股东、钞票持有人、存户等利害当事人士代表的身分，共同延请律师向会审公廨起诉。这样，宋汉章、张公权即代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作为被告应诉。依照法律，诉讼期间，北京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便无法撤宋、张二人的职。随后，他们成立了上海中国银行商股股东联合会，推举声望卓著的张骞为会长，叶揆之为副会长，钱新之为秘书长，登报声明，上海中国银行全行事务悉归股东联合会主持，所有资产负债已移交外国律师代表股东加以管理，上海分行钞票随时兑现，所有到期存款均立即照付。这时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已遵照“停兑令”执行，实际营业已经停止。五月十二日上海中国银行一开门，即出现挤兑现银的风潮。这一天兑现者达二千余人，后来一直不见少。星期天本应休息，但仍然照常开门，并登报公告，安定人心，至十五日前来兑现的人数只有百余人，一场风潮才告平息。又过二十一天，袁世凯在国人唾骂声中病毙。上海中国银行抗“停免令”获得胜利，信誉大增。宋汉章、张公权被视为反袁斗士。想到此处，陈光甫长出了一口气。二人的友谊在这场波澜的激浪冲淘下，变得更加坚实了。这次，张公权得知消息后，立即命令中国银行各地分行尽力支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各分支机构渡过险境。并允许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江西路上海大楼作抵押，贷借八十万元，用以应付提存。又特别开仓，用现银声援这场心理战。他命人从仁记路的上海中国银行，把一箱箱的现金运往宁波路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摆在那些忙于提存者的眼前。一箱箱现金川流不息地运来，驱走了提存者心头的疑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则把大量现洋故意堆放在营业柜台上和楼道内的显眼之处，堆积得像小小的银山。提存者眼见上海银行现银似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势头，心中自悔急切前来提存的盲目，有的人反而转取款为存款。提存风潮很快平息下去。陈光甫这才松了口气。他趁热打铁，令银行调查部编印了《谣言感想记》的小册子，寄给全行存户，指明谣言的由来及其危害，对存户表示同情和歉意，希望今后不要轻信谣言，以免庸人自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信誉大增，营业额成倍增加，坏事处理得当，转而变为好事。风潮虽过，创痛犹深。提存正猛时，许多人从上海银行提出存款后，转身改存到外国银行。这使陈光甫大感屈辱，心中久久难平。有鉴于这次风潮的教训，陈光甫极力呼吁国内金融制度的改良。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沪战事之后，陈光甫在中国银行的研究会上发表演说时，郑重而沉痛地说：“我们要记住：中国当前的敌人，是外国经济侵略，……至于中国人不信任本国银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组织……在上海，一家银行有风潮，有人帮忙，便可以过去，设使大家都有风潮，则大家都不能过去。”因此他极力主张应努力组织一个“银行的银行”。经多方呼呼和不懈的努力，上海银行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终于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八日宣告成立，三月十五日正式开业。十月一日，上海钱业联合准备库成立。上海金融业加强了内部互相支持、共同应变的能力。与洋人一争高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业伊始，陈光甫就把业务经营的目光，投向了外国在华银行的经营领地。他决心要与外国人争上一争，争来国人的一席之地。他在行训三句话中，后二句是“辅助工商，抵制国际经济侵略”。他一直努力实践着这后二句话。吸收外国在华企业存款，是陈光甫向外国银行在华业务地盘渐进的跬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加重对东方的掠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步履艰难，中国民族资本银行业务扩展范围有限。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极力争取英、美在华大企业的存款，竭力为之提供周到的业务服务，创造种种方便条件，不避繁难，多方承揽，渐次打开局面，使当时，些外国银行不愿承做的某些业务项目，逐渐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承揽过来。如美孚、德士古公司要求将公司开出的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付款后的支票，在每个月的月底退返各该公司，以供公司核对。这种业务，英、美等国在华开设的银行不愿承接。因为一则支票作为存户提款的原始凭据，该归银行持有、不该退还存户、再则支票数量大，如德士古公司一切开支都用支票，连每个职工的工资都用支票支付，业务量可想而知。但陈光甫不顾本行职员所持异议，始终坚持承做该项业务。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英、美等国一些在华大企业如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卜内门洋碱公司、祥泰木行、恰和洋行、太古洋行等建立起联系，吸收这些企业及一些外国在华教会机构的存款。当时这些外国企业在中国推销商品或收购原材料，常有款项在上海与内地之间往来汇兑。上海银行千方百计承做这些外国企业的汇款，并逐步开展国际汇兑业务。为此，上海银行早在一九一八年就在总行设立国外汇兑部，并在英国设立代理处，以后还把这种业务逐步扩展到设有海关的各地分行，并在美国、法国、荷兰、日本等国家设有通汇地点。上行为承做外汇业务，还特聘一位德国专家作为指导。当时的进出口贸易，由华商经营的甚少，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国外汇兑都被外国人所操纵。上海银行继中国银行之后开办外汇经营，是私营银行办理外汇业务的第一家，也是陈光。市打破外国银行一统天下，为民族金融业争光的又一事例。陈光甫对属下说：“我们经营外汇，决不从事投机。我行多做一笔生意，外商银行就少做一笔生意。”为开展国际汇兑，陈光甫又想方设法争取外汇储备，二十年代初期，曾先后获得美国纽约几家银行、信托公司的一百七十五万美元透支。随着业务的拓展，上海银行的外汇储备越来越雄厚，不仅使国内一些银行生羡，也令外国在华银行刮目相看。但在上海银行诞生初期，曾遭到国内钱庄的排挤和外国在华银行的要挟。对这两种压力，陈光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由于上海银行业务发展很快，抢了钱庄的生意，因而遭到钱庄的妒忌和排挤。有一家老牌钱庄曾拒收上海银行开出的本票，这对上海银行的信誉大有损害。上海银行到外地设立分支机构，也曾遭到当地钱庄的抵制。一九二五年春，南通钱业公所曾突然宣布与上海银行南通分行断绝往来。常州、芜湖也曾发生类似情况。陈光甫胸怀大度，冷静对待。南通一事，邀请南通、海门、泰州商会会长张骞调解，纠纷得以化解。常州、芜湖问题，也得以解决。对拒收上行本票的那家钱庄，陈光甫也友善待之。当那家钱庄一时手头紧张，遇到困难，向上海银行求援时，上行不计前嫌，连夜拆款相助，而且不要押品，只要钱庄开具一张第二天的即期本票。上海银行以德报怨，一时传为美谈。那家钱庄从此再也不拒收上海银行的本票了。而对于来自外国银行的压力，陈光甫则敢于针锋相对，毫不退让。上海银行的外汇经营逐渐得手之后，便不断地向外国在华银行的世袭领地争进。这触怒了外国银行。那些洋人岂肯坐视上海银行与之争利？英商麦加利银行首先向上海银行发难。一天，担任上海外国银行公会会长的麦加利银行经理突然宣布，不接受上海银行与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意在限制上海银行咄咄逼人的外汇业务。来而无往非礼也。面对洋人的无理行径，陈光甫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致函上海外国银行公会，郑重声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不再接受麦加利银行的外汇合同！陈光甫的举动，在上海金融界中外人士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惊愕者有之，不解者有之，同情者有之，感佩者亦有之。结果，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在这场纷争中取得胜利，两家银行的合同恢复交换。从此，外国银行知道中国有个不怕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杉，同时知道中国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有一位不怕压的总经理陈光甫先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声誉和陈光甫的名望在金融界同步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了与外国在华企业争生意争权利，陈光前又创办了保险公司，并积极辅助民族工商实业，冀望他们得到振兴与发展。拳拳报国心，殷殷赤子情一九三六年五月，陈光甫代表国民党政府赴美签定了“白银协定”。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光甫奉命赴美斡旋签定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桐油借款”。并担任财政部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最后又当上“国府委员”。但他虽然如此效力，在国民党内却并没有真正的地位。为求生存与发展，他不得不改变“抵制国际经济侵略”的口号，而求积极开展国际贸易，特别倚重美国的关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保住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一九三六年他赴美签定“白银协定”，虽遭人白眼，低声下气，但因得到在美国财政部里任职的同学的帮助，最后终于获得成功，使国民党政府对陈光甫另眼相看。一九三八年再度赴美签定可作循环使用的“桐油借款”，又使他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陈光甫为保证借款能及时清偿，在国内设立复兴公司，多方收购桐油、猪鬃并用自购汽车运至海口，装船运往美国。又在美设立接收、偿债机构，专司其事。陈光甫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一则出于为抗战出力，为国家尽责，一则是出于维护自己在美国的信誉，扭转美国人对中国人办事不认真的印象，增强美国人的信任感。陈光甫的努力没有白费。由于他经手的借款都能按照协议如期清偿，他在美国的声望很快提高。一九四一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到重庆，当面向蒋介石推荐陈光甫，称赞陈光甫是“中国优秀的金融家”，要蒋向陈请教。由于美方提名，这年成立的中英、中美外汇平准基金会，由陈光甫出任主任委员。这时，与陈一向不睦的宋子文，对他也奈何不得。陈、宋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结怨亦深。一九二七年陈光甫为蒋筹款之举，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却使得宋子文不大高兴。陈光甫感觉味道不对，惹不起躲得起，于是举家迁往武汉，至宁汉合流后才又返沪。这时，宋子文得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仓库存有从开封运来的硝，于是委托章士刽律师向法院起诉，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私运军火，企图以此为突破口，查封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但是，陈光甫办事一向谨慎，从开封运抵上海的确是南京政府军政部托运的物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持有军政部的正式护照。宋子文无话可说。事后，章士刽力劝陈与来搞好关系。陈对宋只是表面敷衍，心中时存戒备。一九三一年提存风潮时，陈光甫曾向中央银行求援，得到该行业务局总经理唐寿民的支持。宋子文闻讯曾专程由南京到上海责问唐寿民。一九三四年国申新纱厂一事，陈光甫对宋子文更加疑惧。一九三五年张公权洒泪去职，令陈光甫有物伤其类之感。一九三六年春，陈光甫从上海北上视察，途中突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密电，阻止他继续北上。其原因据说有人在南京、上海散布谣言说陈光甫这次北上，是有政治企图，意在联络韩复榘和宋哲元。陈光甫认为这又是宋子文在图谋自己。因此，他放弃了拟议中的济南、天津之行，仅在徐州与这两地的分行经理会商行务。陈光甫对政府当局压榨金融界的作法本不满意。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说：“政府借款，推销公债，迫令维持政府经费，一若银行负有维持义务，不容推诿。苟稍迟疑，即以为不爱国。借款与政府未必即为爱国。盖政府经费应有预算，量入为出，何能借债度日？”他已经感受到四大家族的压迫。加之他与身任财长的宋子文关系微妙，不得不令他心存警惕。一九三八年夏，日本侵略军进攻汉口。美国总统罗斯福担心中国没有外援将不能持久抗战，决定请政府派员赴美磋商。美国财政部驻华代表通知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希望中国政府指派陈光甫赴美磋商财务事宜。于是，陈光前于九月九日由香港秘密启行，十天后飞抵美国首都。在美期间，与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一起，通过多方斡旋，得到美国财长摩根韬的支持和罗斯福总统的允准，签定了“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元的协议，嗣后又签定“滇锡借款”二千万元的协议。其间，陈光甫与蒋介石、孔祥熙函电往来频繁，及时密商一切。一九四０年五月三日当陈光甫离开纽约返国之时，蒋介石曾发专电予以嘉慰。陈光甫虽有劳绩于国事，一时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得以名列国府委员，但他仍持稳健谨慎态度。据说他赴美借款成功后，蒋介石为继续获得美国的财政援助，曾要陈光甫出任财政部长，但被陈光甫所拒绝。陈虽从政，但未入阁。虽任国府委员、中央常务理事，但只是虚衔，并未因此缚住手脚。抗战胜利后，陈光甫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仁发表他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经济政策的见解时说：“观史例，按现情，经此次大破坏之后，中国首先需要之经济政策，应是‘休养生息，以苏民困’。”并指出当时社会道德破坏的严重，他希望战后中国经济得以发展和恢复，督励行员以新的姿态贯彻服务社会的宗旨。然而他的这些设想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阻碍。他所主张的“休养生息，以苏民团”，被蒋介石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所代替，带来的是兵连祸结，民生凋敝。他寻求银行新发展的企望，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他所推崇的“忠诚廉让”的社会道德风尚并没有形成，而他所痛斥的“私诈贪霸”恶劣世风却愈演愈烈。’一九四九年一月底，李宗仁出任“代理总统”后，因中国人民解放军已陈兵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已一败涂地，于是有国共和谈之议。李宗仁赴上海邀请颜惠庆、章士钊、江庸、冷御秋、陈光甫五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赴北平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探询中共意向。陈光甫谢绝了李宗仁的邀请，不愿承此难为之事。上海解放前夕，他出访泰国后，避居香港。纵观陈光甫的一生，他常常以“随缘善变”的态度，求得与变幻多端的世态环境相适应，相谐调，借以实现他“不变”的人生愿望，创立与发展中国的民族金融事业。人生的尽头一九七六年七月，九十六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他望着天花板，想起前些天爱女淑英与女婿吴世爵还搀扶着他去了阳明山，那里温泉瀑瀑，瀑布声声，花红草绿，风景如画。山上遍植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自从定居台北，每年春季百花盛开时，他都前去游览。今年虽身体不适，还是去了。这时，他的不听话的手脚拍击、搅动起来，痉挛似地一忽儿动，一忽儿停，力量也薄弱得很。他仿佛觉得自己在水中沉得太深了，永远升不到水面上来了。他觉得仿佛懒洋洋地浮在一片朦朦胧胧、幻影重重的大海上。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不知为什么，他不自觉地想起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名不见经传到为世人所瞩目，步步皆注有他的心血。当年他常说：“人生在社会有一真正快乐之事，那就是树一目标，创一事业，达到目的地，并且成功。此种快乐是从艰险困苦中得来的，因而更为持久，更有纪念价值。”自己之所以能在事业上获得成功，达到人生目标，关键在于认识人才、罗致人才、培养人才、任用人才。视有无人才为企业盛衰的关键。如果有人才，虽衰必盛；无人才，虽盛必衰。当年创业之初，将曾与自己同时考入汉口海关邮政局工作的二位朋友杨介眉、杨郭甫请来银行工作，人称三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桃园三结义”。又想起协助自己创办中国旅行社的朱成章、继朱之后主持中国旅行社的陈湘涛、协助自己创办海光图书馆的莎士比亚专家林博士等等，都为成就自己开创的金融事业出力不少。自己还任用教会元老为存款部经理，任用与驻沪海军有关系的人为虹口分行经理，便于开展教会与海军方面的存款业务。一九二六年，自己看到《银行月报》上发表的一篇专文，认为颇有见解，便多方打听文章作者资耀华的情况，并发电报邀其晤谈，终至请其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任调查部负责人，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多所贡献。那时，自己非常注重对人才的培养，认为人无完人，亦无废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至于培养训练人才，更是不惜血本。不仅对新招募的人员定期加以培训，即如行中各部门骨干，也要他们定期到国内外考察，以开阔眼界，吸收新知识。他仿佛看见了自己平生最钦佩的实业家张骞、范旭东、卢作孚，银行家张公权、李铭，文学家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仿佛看见了大哥咏青，他在家乡承继父业。三弟海秋，他历任湖南省盐务办事处处长和国民党政府盐务总局处长达三十余年。四弟翼祖，曾赴美留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任中国出席巴黎和会代表团随员，回国后在汉口、香港等地经商。他脸上没有血色，瘦削的脸显得更瘦削了，嘴微微张开，口沫在两撇八字胡上面发亮。他感到自己一生奋斗无所遗憾，只是对故乡的眷恋深深地刺痛着他那颗即将停止跳动的心。（丽君）严裕棠和光裕公司严裕棠（一八八０—一九五八），生于上海市。号光藻。一九０二年与人合办大隆铁厂，一九０七年后独资经营。同时拉拢英、日商人经营房地产，获取高利。一九一五年租办苏纶纱厂。一九二七年建立光裕公司，总管大隆、苏纶两厂，自任总经理。同年由于杜月笙的主持，买进苏纶厂，逐渐发展成棉铁联营企业，抗战前总资本已达五十万元法币。上海沦陷后，企业为日军强占。一九三八年开办上海泰利制达机器有限公司，聘美商为董事长。一九四０年以出让大隆为条件收回苏纶等企业，并做五金、地产等投机买卖。抗战结束后，赎回所有企业。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台湾病故。洋行中的小仆欧晚春的天空像空阔安静的大海一样蓝湛湛的，没有一丝云彩。空气湿润润的，呼吸起来感到格外清新爽快。坐落在上海市区南部的豫园更加楚楚动人。层峦叠翠、峰回路转的大假山中漫步着一个十多岁的少年。他生着一张聪明俊秀的脸。他的笑容虽然很甜，但是显得有些调皮；他的眼神虽然流露着愉快和坦率，但是有点过于凝重，咄咄逼人。他身穿长衫，看上去非常合体。身旁跟着一个蓝眼睛的年轻男子，他的举动那么温雅。两人边走边说，兴致勃勃。只听那男孩用英语对身旁的蓝眼睛男子说道：“此园建于嘉靖年间，占地七十余亩。原国主潘允端当时任四川布政使，为了让他的父母欢度晚年而建此园。‘豫’的词义是‘安’、‘舒’‘乐’嘴’”那蓝眼睛的男子赞不绝口说：“0K！此园风格独具匠心，布局奇特，具有以小见大之特色，引人入胜之魅力。”那男孩说：“老师真是独具慧眼！”他们凭栏仰观，山景尽入眼帘；步入复廊，复廊中隔漏窗。左看流水山石，右看楼台掩映，一步一景，情趣盎然，万花楼前华林绣谷，曲槛如云，似在万花拥抱之中。尤其从鱼乐榭中观隔水墙下的流水，使人产生小溪流向远方，不知何处是尽头的感觉。水中倒影宛如图画。看得蓝眼睛男子激动得举起双臂高呼。男孩的脸上露出一副得意神色说：“还是我们的中国好吧！”这个男孩就是严裕棠。跟在他身旁的那个蓝眼睛男子是他的外籍英语教师。严家多是吃洋行饭的，严裕棠的父亲也从事此种职业。由于朝廷软弱，自广州开埠以来，上海等地也相继开了埠。于是上海便成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这个港口有着特殊的地理位置，诱起了外国商贾来此发财的梦想。他们蜂拥而至，凭借着运用自如的领事裁判权，大发其财。由于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他们便雇用了一批有身分、有信誉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负责推销、管理等事务，于是买办应运而生，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特殊阶层。他们起初只限于行内事务的管理，随着洋行业的逐步扩展，他们既经营钱财的出入和保管，同时也参与业务经营，成为洋行和中国商人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人和代理人。严裕棠从小在父亲的影响和熏陶下，对买办这一特殊职业也产生了兴趣。叔父们凑在一起经常谈论洋行中的种种事务，他感到非常好奇。他经常缠着叔叔严小坪、严赓庸、严延龄问这问那，问得叔叔们不知说什么好。他还经常自己编织着美好的梦，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成为其中的一员。他自小对英语就有特殊的天赋。这些，作为父亲的严介廷，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随着形势的变化，严介廷看准了气候，便为儿子请了外籍教师，专门传授他英语。严裕棠聪明，接受能力强，老师非常喜欢他。他很快和老师成了知心朋友，两人无话不说。老师对中国的古典文化很感兴趣，于是两人互相取长补短。严裕棠给老师讲古典文学，讲唐诗宋词，外国佬听得津津有味。严格棠便见缝插针地询问有关外国人的生活习惯与秉性特征。“老师，我听叔辈们说，洋大人不好眼侍，稍不小心便要受惩罚，洋大人真的这么厉害吗？”“N0！N0！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人做事要认真，要大大地赚钞票，有真本事是不会受惩罚的。”就这样，严裕棠逐步地掌握了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和特点。随着知识的增长，严裕棠的心也长上了翅膀。他整天给叔辈们打进步，想让叔叔为他在洋行找个差事做。叔辈们心里明白，小机灵鬼是有用意的，便极力回避他。可严裕棠做的事是无人能阻止得了的。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严裕棠的努力下，终于感动了叔叔。叔叔严小坪经不住他的蘑菇战术，只好答应他在洋行里为他谋个仆欧做。仆欧是外国叫法，其实只是听差的，在洋行里的地位较为低下。严小坪以为小机灵鬼不会看上这个职位的，没有想到严裕棠闻听后眼睛里顿时闪起了异常欣喜的光芒。严小坪一言既出，又有些后悔。心想：这小子，鬼头鬼脑怎么愿做这种差事？给洋人做事可不是闹着玩的，稍有不慎是要吃亏的。就是这小鬼头想去做，大哥也未必同意。于是，便带他来到严介廷面前。严介廷听了，心想：儿子年纪轻，但头脑灵活，还未涉足社会，不知世道的险恶，先让他吃点苦头也未尝不可。让他对人生和社会有所认识，不是没有好处的，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自从父亲因为参与“小刀会”起义之事而荡尽家产，自己先后走南闯北，吃尽苦头，饱尝世间辛酸，熬至今日成了个小买办，不知经受了多少周折。今日儿子自己提出来，理当让他自己出去闯一闯，让他品尝一下什么叫生活。父亲的应允更增添了严裕棠的信心。他的心和一个新生婴儿的心一样烂漫舒服：好像是晴天，四周的一切辉煌灿烂；好像是雨天，空气特别新鲜清爽；好像是夏天，充满了花和蜂蜜；好像是冬天，寒气喜盈盈地刺着脸颊和鼻子。严裕堂兴奋得一夜未眠，天放亮才睡着。次日，他跟着叔叔来到洋行。从此，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严裕棠进了洋行，不仅手脚勤快，而且肯动脑筋，仔细观察各方面的事物，一一记在心上，就连大班所抽的雪茄的牌子他都了如指掌。没有多久，严裕棠已熟悉了洋行上上下下所有的业务和人员。有时大班不在，一些事他都能应酬。解决不了的他就认真用英文记下来，待大班回来交给大班，这使大班非常惊讶，他发现这个中国仆欧非同一般。有一次，在传送业务单据时，严裕棠发现有几处差错。他权衡利弊，考虑再三后提了出来。这可非同小可，这需要有一定的业务水平和心理素质。从此，大班便刮目相看，经常派他办一些重要事务，并且给他一些好处。严裕棠越干越红，却惹恼了叔叔严小坪。严裕棠知道此事之后，便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洋行。不甘居于人下黄昏日落的时候，严裕棠独自站在江边，眺望江面。汹涌的江水混沌一片，那么沉重、黯淡，急匆匆地老是向前流着。一眼望去，那动荡不已的流水、忽隐忽现的旋涡，正如头脑里涌起的许多杂乱的思想，永远在那里闪现。严裕棠此时的心情也同这江水一样此起彼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望着江水，心想：人也应当像这江水一样勇往直前，向前看，千万不能退缩。一时软弱有可能丧失一生的机遇。他细细地回忆着离开洋行后的许多往事：原来，严裕棠自离开洋行后，便由父亲介绍到公兴铁厂跑街招揽生意。公兴铁厂系民营机械制造厂，由徐福寿、杜阿宝、王兴发等人合伙在杨树浦路三三０二号租地造房创办，刚建厂几年，主要业务是修理小火轮、纺织机等，还承担打铁翻砂业务。公兴自开业以来，生意虽说过得去，但谈不上红火，仅仅维持而已。其主要原因，是缺少一个对外承揽生意的人。以前也有几个跑外的，有的混日子，有的身在曹营心在汉，都不堪重用。此番徐寿福听严介廷说要将在洋行做事的儿子送来为他跑外。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如获至宝，心想；据说这小伙子既精明又会说洋话，实属难得。是上帝保佑我，从此我的财源定会滚滚而来。当严裕棠衣着整洁、彬彬有礼地站在他面前时，他上下打量着这个小伙子，由衷地喜欢上了严裕棠，说道：“从今后，你专门联络外国船生意。此路走通可为咱厂赚大钱，此差事办成，我是不会亏待你的。”严裕棠听了觉得这个老板很有眼力。自一八四二年吴淞之战，上海成了五口通商之一的口岸，洋船纷纷而至，黄浦江顿时热闹非常。洋人霸道成性，为了他们的利益，江上被蛮横无理地划定了“洋船停泊界”。开始只限定南起洋径近、北至苏州河口的一段江面，在这一停泊界内，中国民船不许停留。后来，其上限和下限几次调整。到一八九六年后，上限已经扩展到董家渡，于是，从董家渡到洋径港的一片水域都划为洋船停泊界了。其实，就是水上租界。船来船往，哪有不坏之理？机器一坏，船就得抛锚，哪有不就地修理之理？这就叫生意经，可真正掌握并运用好实属不易。这对雄心勃勃的徐福寿来说，怎肯放过。而生意世家出身、长期深受其潜移默化、具有生意天赋的严裕棠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如今这主仆两人可算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洋人的钱是赚定了。严裕棠的脑子灵活，加之人也勤快，不多日，便接到几笔外国洋人的生意。徐福寿对他奖赏了一番，并更加重用。渐渐地，把较重要的事交与他办，并从旁仔细观察，多方考验。徐福寿觉得严裕棠还算可靠。于是，对他便不再过问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间，大半年过去了。在此期间，严裕棠一心一意为公兴奔波，公兴的日子越来越红火。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公兴铁厂原先跑外的有个叫朱顺生的，因与徐福寿有隙，被辞退了。朱顺生一直怀恨在心，总想找机会报昔日上仇。自严裕棠来厂后，公兴越来越发达，徐福寿的腰包越来越鼓，朱顺生的气不打一处来。他盘算来盘算去，都无处下手。猛然间，他突然想到了严裕棠。心想：此人虽然聪明能干，但还是个雏。只知道傻干，不知赚钱，纯属傻蛋。只要我把他开导好，便可借他的手为我报昔日之仇了。此计绝妙，此法乃称借刀杀人也。朱顺生越想越得意，便选了个良辰吉日在路上将严裕棠拦住，软硬兼施把严裕棠拉进一家酒店。严裕棠无奈，只好奉陪。酒桌上朱顺生异常热情，推杯换盏，把严裕棠灌得迷迷糊糊。朱顺生见时机已到，便劝他进过老板自己做私生意。开始，严裕棠觉得这样做不够义气。可经朱顺生再三开导，终于不再坚持。朱顺生见严裕棠不吱声，心想：有门，今天的钱没有白花。常言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朱顺生今天便报此仇了，此仇不报非大丈夫也。严裕棠和朱顺生敲定后，便多联系点私活。朱顺生手下有一帮专门做私活的师傅。这样一来，利益均沾，自己手头也宽裕了许多。严裕棠逐渐尝到了甜头，便越来越胆大起来，对公兴的感情也淡薄了。严格棠作梦也没有想到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朱顺生为了打击徐福寿，又走出第二步棋子，他把严裕棠的所作所为暗地里派人告诉了徐福寿：“老板，近日公兴的活儿见少。您老可有察觉？”徐福寿不解地问：“此话怎讲？”“您老还蒙在鼓里，厂里谁人不知？可能只有您一人不知。”徐福寿闻听话里有话，便问：“此话怎讲？”“据说有人身在曹营心在汉，拿着您的钱跑外，却赚钱往自己腰包里塞，长此下去公兴便成他的了。”徐福寿听了，有些半信半疑，思忖半晌，沉着脸说：“以后不要乱说，严裕棠整日辛苦，东跑西颠顾念公兴。有些人就愿嫉妒别人，岂有此理？”徐福寿嘴上这样说，心里却犯了嘀咕。他开始留心观察，果然发觉不对头，气得险些昏过去。冷静下来时，经过周密思考，觉得严裕棠人才难得。小伙子一口流利的洋话，头脑灵活，办事能力强。全厂上下找不出一个能与他相比的。小伙子年轻，难免有点过失。也许手头紧，迫不得已而为之，也是情有可原的。思前想后，决定找严介延谈谈，严介廷是个聪明人，要他出面予以训导，严裕棠定会改邪归正的。于是，马上拜访严介廷：“严兄，近日可好！”严介廷见徐福寿突然来访，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估计定是严裕棠有事，便问道：“仁兄，可有事？”“无事。多日不见很是想念，故来看看严兄。”“犬子近日如何？”“贤侄聪明能干，只是滑头，还请严兄予以训导。”闻听此言，严介廷心里明白儿子不曾犯有大的过错。心想：不甘久居人下才有上进，“在情场上，在战场上，用什么手段都应当”，这句英国谚语可谓精辟至极。想到这里，严介廷不禁微微含笑，只是装聋作哑。徐福寿三番五次暗示严介廷都不见成效，无奈只好决定当面教训教训严裕棠，警告一下，以免他胆子越来越大。没有想到，自己刚开口，严裕棠早有准备，几句话说得徐福寿闭口无言。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严裕棠早已扬长而去。此时，严裕棠面对黄浦江，心情异常复杂。与公兴关系破裂，使他久久酝酿的计划终于付诸实施了。这是他有生以来从未感到的兴奋，他将自食其力，自己当家作主，不再寄人篱下，受制于人。他渴望独自闯荡社会，用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干出一番大事业来。这是他有生以来的第一件大事。此事正像一件价值连城的珠宝放在他的面前，光彩夺目。他决定要拿它，但是他深知要付出许多，或许倾家荡产也不一定成功。虽然决定了，但是他仍旧有一点对于失败的顾虑。眼前困难重重，自己对招揽生意虽说有一些路子，但对生产技术还不够熟悉。另外，手上资金不足，独资办厂也有困难。更使他头痛的是如何向父亲说清此事的原委。于是，各种复杂的思想来到了他的脑子里，使他时而高兴，时而忧虑。他并不注意周围的一切。他沉溺在自己的思想里，久久伫立在江边，渴望江水洗刷他的烦恼。大隆机器厂一显身手一九０二年，是严裕棠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这是他步上近代著名企业家行列的起点。其实，严裕棠的担心完全多余。他父亲根本没有责怪的意思，反而似乎还流露了赞许之意。严裕棠的那些小伎俩早被老人看穿，只是不想干预，因而放纵和怂恿他到今日。严家毕竟是个买办家族，长期与洋人接触交往，有意无意地浸透了西方风气，家庭空气中既保留着中国传统式的家长威严，又较民主。严介廷虽有家长的威严，却从不蛮横专制，而是根据孩子们的个性任其发展。严裕棠见父亲如此通达，也就不想对他有所隐瞒，便把自己的打算全盘托出讲与父亲。原来，严裕棠早已与铁匠褚小毛合议成功，两人合资办厂，各出二千五百两。褚小毛铁匠出身，精通手艺，处事粗中有细。当初合议时褚小毛便坚持帐房由他找人，严格棠心里明白褚小毛的用意，非常爽快地应允了。心想：公兴老板也算是老混社会的人了，都被我玩于股掌之中，何况你一个粗人呢？今日能与你共事，只是借你一用罢了，岂有他哉！严介廷听了儿子的计划，觉得不止资金短缺，尚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姜还是老的辣，严介廷老谋深算，为儿子请来了老亲家公及叔辈等，让他们帮儿子一把。事情正如严介廷所愿，众人相帮解决了严裕棠的大半难题：严裕棠的岳父答应帮助一股；叔父严小坪承担了以老公茂洋行的名义向国外进口机器一事；其他亲属也许诺了他们力所能及之事。一切进展顺利。严裕棠出面租赁了杨树浦太和街梅家弄的两间平房，用作临时厂房。同时，招收了七个熟练工人，四个学徒，与穆湘璜所办的益泰轧花厂和德商老湖丝厂建立了业务关系。最初因没有设备，从事的无非是一些简单的零星的修理。不久，由老公茂洋行向国外订购的机器到货，计有：八部车床、牛头刨床和龙门刨床各一部，二十匹马力的水门汀炉子引擎设备一套。设备安装后，便显出厂房不敷应用了。严裕棠再次找父亲商议。严介廷思忖半晌说：“前年我在平凉路买了一块地皮，约有二亩半，有铁皮木板平房十二间，暂时尚未派上用场。”严裕棠迫不及待地说：“父亲先租给棠儿受用如何？”严介廷点头说：“当然可以。只是租赁，租金按月付清。亲是亲，财是财，一定要清清楚楚。你明白吗？”严裕棠诺诺称是。于是，“大隆”机器厂便正式开张了。严裕棠和褚小毛各负其责，对外的一切事物均由严裕棠经手，他招揽来的生意交与褚小毛组织工人干。严裕棠在公兴接过外国船的修理业务，轻车熟路，所以，他始终将目光盯住了黄浦江。来沪的外国船只，若不是有特殊情况，一般都不必要停靠码头，因为一来停靠码头要纳税，二来也没有那么多场地供所有船只停靠，所以大多数在黄埔江抛锚。机器出现问题，一般是上岸找中国厂家修配。如今，严裕棠主动服务上门，免除外国船家到处奔波之昔，乐不得将修配活儿交与这个年轻人去做。与洋人打交道，对严裕棠来说已是老将。他从小跟随洋老师，刚一涉足社会便在洋行做事。对洋人的脾气他了如指掌，知道航海人的脾气，无非是吃喝玩乐。于是，每当租船运载修配的轮船机件时，都要捎带些洋酒、洋烟上船，与洋人喝上数杯，便与他们载歌载舞。一通胡闹之后，他便信口开河，漫天要价，外国人自然不加计较，稀里糊涂地签了字。严裕棠心中暗暗好笑，马上便可去轮船公司取款，百八十两赚到手，而所花费用却只有微乎其微的几两。自打开张，严裕棠便忙得不可开交。严介廷也很忙，但他总放心不下儿子。其实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又如此精明强干。这可能是天下父母的特点，不管孩子多大，在他们眼里都是孩子。于是，严裕棠常要回家汇报一下战果。他总是眉飞色舞地讲述怎样与洋人周旋，怎样赚洋大人们的钱。父亲看到儿子生意蒸蒸日上，事业发达，心里暗暗高兴。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不久，严裕棠又为大隆取了个英文名OrientalEngleeringWork，Ltd，这也是为了日后的方便。现在的大隆已今非昔比，在外轮中也享有盛名。于是，严裕棠又准备置备两条小拖轮。除了修配外轮机件外，其他厂家的机件修配生意也逐渐承揽起来，陆续增加的长修客户已有永茂轧花厂、中美面粉厂、日商云龙轧花厂、美商增裕面粉厂等等。大隆的兴盛，又使严裕棠生起许多想法。他逐步感到合伙经营互受牵掣，多有不便。当初合伙是因资金短缺，条件不成熟，暂借褚小毛一用而已。如今一切条件具备，完全可以独家经营了。严裕棠眼珠一转，便计上心头。不久，褚小毛心中大为困惑，他总觉得有些不对头，平日里厂里活计非常忙，到了年终一结算，除了一些开销，却不赚钱，有时甚至还有亏损。褚小毛哪肯吃这种哑巴亏，心想，肯定其中有鬼，只是苦于抓不住真凭实据，但他还不愿做冤大头。于是，他找严裕棠想问个清楚。不料这一问，却惹了一身臊。严裕棠倒打一耙，派了他一身不是，并说帐房先生是他自己的人，还要他自己将此事说明白。真是欲查不成反被咬了一口，严裕棠提出让他退股，他感到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掐着自己的喉咙，喘不过气来。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头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来……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他紧紧地握着拳头。心想：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于是，一纸诉状递上公堂。此时的严裕棠觉得无比畅快，心里越想越得意。没有想到，不久接到传票，先是吃了一惊，马上又冷静下来。几年来，严裕棠在外面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既通洋人，又通地痞流氓，只是与官府没有联系。但他深信钱能通天，常言道：有钱能使鬼推磨。何况人乎？他通过熟人，将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官方筹划完毕，又私下里将帐房先生找来说：“褚老板把我告了，你准备如何？”帐房听了，忙点头哈腰说：“一切听严老板吩咐，不敢妄言。”严裕棠听了，点头说：“我知道先生是聪明人，聪明人好办事，只要先生守口如瓶，将帐面文章做好，我想该是万无一失了。”此时的帐房先生哪有不从的，自跟了严老板后，进账十分可观，远非昔日可比，他哪肯把吃进去的再吐出来。何况，他深知严老板的厉害，怎得罪得起呢？可一想到打官司，不免有点胆战心惊，自己的身家性命全押在严老板身上了，现在只能死心塌地跟定严老板，才能保证全家老小平安度日。想到这里，他咬紧牙关说：“请严老板放心，这场官司绝对没有输的道理。”作好帐面文章，这是起码关节。办案人的心中非常清楚，他们见多识广，哪里会不了解暗中的勾当。当时机器厂很少，修配生意多，本来就是一项好买卖；为外国船作修配，更是利市百倍。另外，中外生活水平相差悬殊，外国船来华运输又可大发其财，因此，只求如期修好，可心满意，并不计较价钱。他们的小出手，放到机器厂已是大利钱，利润少则百分之五十，多则百分之二百。不赚已经讲不过去，哪里还谈得上亏损这一说法呢？要不是严裕棠有点背景，要不是严裕棠里里外外都已塞饱、摆平了，他们便要随意重判了。现在当然不得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拖一拖再说，官样文章照做不误。褚小毛几乎跑断腿，终归毫无结果。严格棠稳坐泰山，仍然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就这样一年有余，官司从一九０五年拖到一九０六年，最后还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褚小毛也明知这场官司打下去实在没有意思，自己总算领教了严裕棠的本事，虽然恨得咬牙切齿，但也被拖得精疲力尽，已无心再打官司了，有了早点了结的愿望，只是无人来搭这个台阶。此时，有人已看出火候，便出面做和事佬。这个人名叫穆湘潢，是益泰轧花厂的老板。益泰轧花厂与大隆业务往来很密切，自大隆开业之日起，益泰轧花厂便将机器修配业务交给了大隆，彼此来往密切。自从严、褚两人打起官司以来，机器修配便受到影响。即便他与严裕棠的关系很好，可他也不愿得罪褚小毛。因此，对此事他一直抱着回避的态度，不想介入。但是，他心里非常明白，即使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他也应该出面。当前，事有转机，严裕棠和褚小毛的态度都已明朗化，何不顺水推舟呢？于是，穆湘潢出面将此事了结。褚小毛同意按目前总资产的三分之一退股，严裕棠三日内如数付清。就这样，长达一年多的持久战便告结束。见风会使舵严裕棠终于如愿以偿。只是如期退还褚小毛的股金尚有困难，穆湘潢慷慨解囊垫借一笔钱，使严裕棠如期退清了褚小毛的股金。不久，便传出震惊行业的消息：严裕棠放弃外轮生意，把生产业务转向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上。此消息一传出，众说纷纭，说法不一。谁都不相信，怎会有这样的傻瓜，肯放弃咬在嘴里的肥肉呢？原来，褚小毛自退股后，便带着他的班底离去，虽然在生产经营管理上给严裕棠带来一些困难，但这毕竟是暂时的。这几年来，褚小毛已为大隆打下生产技术基础，训练了一批学徒。严裕棠的妻子对经营管理有点经验，于是，他把妻子招进厂来，应付这个非常时期的内部管理。夫妻两人齐心合力，生产秩序很快就正常起来。严裕棠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外国船包揽生意，又是两年过去了。这两年中，严裕棠将穆湘潢和岳父钱恂如的钱都偿还了，大隆此后便完全由他独资经办了。严裕棠喜欢交游，其实兜揽生意本来就是各处走动，需要广交各路朋友，以便有急事时帮忙。渐渐地，他不仅与洋人巧为周旋，且与流氓地痞称兄道弟，自己也随之名声在外了。严裕棠深知，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一个好汉三个帮。平素，他每每进行感情投资，从不吝惜钱财。只是妻子有时不免心疼，常常唠叨。严裕棠听了，总是暗中发笑，心想：真是妇人之见！严格棠在杨树浦一带人头熟，叫得响，吃得开，除了承揽业务不成问题外，朋友也找他做点别的生意。日商日新洋行大班川村千山经常找他代买地皮，承揽建筑。起初只是受人之托，后来，严裕棠发现这是一条更大的财路。有一天，川村无意间说：“日商内外棉株式会社已来上海设厂，我马上将就任内外棉的大班，以后内外棉的机件修配交由你来承办。”严裕棠听了，真是喜出望外；有的人遇有高兴的事就大喜过望，忘乎所以。可严裕棠却与众不同，他越是在高兴的时候越是冷静。此时，他又开始编织新的故事了。心想：为外轮搞机件修配，已远不能满足大隆的胃口。来华的外轮虽然在增多，但做这项生意的人也在增加，长此下去，狼多肉少。外国人虽然在中国赚钱赚得容易，但用钱也不是毫不计较的。竞争的人越多，外国人当然要趁机压价，对专门从事修配的厂家来说，钱就不如以前那么好赚。这种危机一天强似一天。与此相比，因外国人相继来华建厂，机器输入成倍增加，其中，纺织机器又占很大比重，纺织机件的修配生意前景看好是不言而喻的。内行的人都知道，纺织机零件多，耗损大，动力用的引擎也容易出毛病，常常需要修理。既然需要多、利润大，生产业务朝这方面转向是极自然的事。目光短浅者为蝇头小利所惑，看不到这一点；心气不高者前怕狼后怕虎，又不敢顾此失彼；我严裕棠定要棋高一着。况且，我输得起。大隆的实力已非初办时可比，已经训练出了一批学徒，又积累了相当的生产技术经验，修配能力大大增强，此时不去顺应，更待何时！严裕棠正想得出神入化，忽听有人喊：“爸爸，你在想什么？”严裕棠抬头一看，原来是儿子庆祥。这个十多岁的男孩是严裕棠的大儿子。他的身后，跟着他的马术教练、英国人法兰克令。庆祥和法兰克令满面春风地走进来，严裕棠忙转身让座。法兰克令是英商恒丰洋行特聘的机械工程师，也是大隆的编外技术顾问。自严裕棠与褚小毛分道扬镳之后，褚小毛带了一班人马，办了一个比大隆更大的铁厂，叫发兴铁厂，本来想与大隆比个高低，但办起来就觉得力不从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支撑了一阵，还是倒闭了，如今穷困潦倒。褚小毛一走，生产技术上给严裕棠出了难题，严裕棠便经常请法兰克令帮忙，解决一些疑难。前不久，法兰克令为大隆承揽了一项业务，为恒丰洋行代制传动装置。他具体负责监制。这样，他就名副其实地成了大隆的技术顾问。恒丰洋行专门经营机器订货业务，主要是面粉机和纺织机。为了减少运费，牟取暴利，英商决定将其中的某些部件包给中国厂家代制，名义当然还是用恒丰的招牌。法兰克令便推荐了大隆。严裕棠得到这一笔大而稳定的生意，非常感激法兰克令。更令严裕棠高兴的是传动装置是整个机器体系的附属部件，制造比较容易，制造的图纸和技术指导都是恒丰洋行提供的，大隆可以从中学到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大隆确实不负众望。几个月后，恒丰洋行非常满意，法兰克令举起大拇指赞道：“大隆工人的技术水平比一般机器厂确实高出一筹。”这样一来，大隆的名声便传扬出去了，川村千山听了半信半疑，但他没有食言，在他就任内外棉的大班后，就将内外棉的机器修配陆续转给大隆承办，但他没敢把所有的活儿全部给大隆，唯恐出了问题不好交代。此事严裕棠心里清楚，但不便说破。内外棉的动力设备是自设的蒸气锅炉发电机。有一次，发电机上的S形管锈蚀了，内外棉去请瑞熔机器造船公司承造。这是一家著名的英商造船企业，却因修配不符合要求出了洋相，返工数次也没有解决问题。川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来到大隆。按常理严裕棠本应难为他一番，可严裕棠没有这样做。他想：此事不是帮川村的忙，而是帮自己的忙，如果S形蒸气管的试制装配成功，洋人就会明白，中国人不都是孬种。洋人做不了的事，中国人能做。让洋大人们知道知道大隆的实力。从此，川村干山心悦诚服，佩服得五体投地。内外棉相继成立的各厂的修配工程都承包给了大隆。大隆的信誉不胫而走，其他日商厂家不约而同与大隆往来。严裕棠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他牢记中国有句古训：“吾日三省吾身。”如今世事艰难，他每走一步要看三步。当初将大隆的业务从船机修配转到纺织机修配，不知有多少人认为他发神经病了，但事实证明严格棠的决策是有远见的。谁能审时度势，谁能够知己知彼，谁就能立于不败之地。有一天，严裕棠和川村聊天，无意中川村透露，内外棉的规模再扩大的话，也准备自己建一个修配厂。此消息使严裕棠深思了许久。都说严家是专吃外国人的饭的，现如今这碗饭能够长吃下去吗？恒丰的生意也是说停就停，靠不住。摆在眼前的事实规律是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只有着手对大隆的扩充，壮大自己的力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他马上沿平凉路增建厂房，添购机器，招收工人和学徒，不仅要维持老关系，还要拉拢新客户，使大隆站稳脚跟。他先后与固本肥皂厂、广益书局、沪宁铁路局建立关系，为自己预留后路。仍然以纺织机修配业务为主，衣食住行，衣是首位嘛。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西方列强卷入战争漩涡，长期受到扼制的中国民族工业得以复苏，纺织业发展更快。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上海周家桥首先建立了纺织厂，取名申新。这对严裕棠震动很大，他马上意识到大隆也要逐渐与外国在华企业脱轨，转向与民族工业合作。于是，他与荣氏兄弟敲定申新的机器修配任务就由大隆包了。早做一手安排严裕棠在生意经方面可以说是炉火纯青。大隆自转向后，大量招收学徒。学徒时间为三年，但实际上都要三年以上才能被允许满师，事假、病假，还有节日例假都要照补的。一年假期只有春节四天，端午、中秋和老板爷的生日各一天。学艺期间，伙食吃老板的，每个月初一、十五有肉菜，平常全是粗饭素菜。老板按月给二百枚铜板，是月规钱。逢节另外有节规钱。出门做事补贴二十五枚铜板作中午饭钱。每天工作时间为：上半天从六点钟做到十二点钟，下半天从一点钟做到六点钟；学徒还要加两个半钟头夜工，上夜班从六点半到九点钟，下夜班从九点钟到十一点半。学徒期间表现好的，可以提前满徒。大隆的工头、领班都是由出师的学徒提升的。大隆，一直都是重用学徒的，一般是三成工人，七成学徒。一则是可以少费心思，一般情况下，他们就由他们的业师管教，有事时，业师为了挣面子，也不会声张。学生毕竟是学生，学艺心切，也不会投机取巧，有时候倒比老师傅做得卖力气。二是开销也省，无非是吃点饭，与他们创造的价值相比，简直是微乎其微。修配粗砂机上的一只纱管螺丝，配价是五钱银，一磅元铁用料只值银六分，学徒学艺三个月以后，一天可以做四十只左右，销货收入二十两，除了所费的原料，还有吃饭的开销，大约二三两光景，进帐不是满可观吗？于是，严裕棠的生意越做越顺手，效益也非同小可。一天，川村千山精神焕发地跨进严府。严格棠拱手道：“川村先生，有何喜事如此高兴？”川村说：“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生意越做越大，怎能不高兴！”严裕棠不解地问：“此话怎讲？”“难道严公不晓得，年前，大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你们的大总统已全部接受了？总统死后，现在的北京政府又与大日本友好。我们的生意就越做越大，以后中国的每个角落都会有大日本的工厂。”严裕棠听了，如五雷轰顶。前时，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暴露了它想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狼子野心，而热衷于卖国和复辟帝制的袁世凯几乎全部接受了下来。袁世凯死后，日本又支持了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继续步步进逼。想到此，他感到毛骨悚然。他转身走了；出了屋子一路走去，仿佛有人挥着鞭子在后面赶他那样；连马车都不叫一辆。看见空荡荡的江沿，寒冷的江水，反而好受些。他心绪非常之乱，慌慌张张的。又是慌又是气，隐隐有点着急，就像自己造成了什么大错，而这些错误的后果他一时还看不到似的。他的思想又仿佛旋风似地在脑海里回旋，一个念头突然出现：应马上赴美国，让正在美国留学的次子庆瑞转去日本留学，这样，将为大隆增加一份安全。严裕棠是个想做就做的人。他要离沪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将把厂务交给长子严庆祥，所以，他就让庆祥辍了学，带他去熟悉客户，另外，要他尽快掌握机务，到时候，独立管理起来，就不会被人家捉弄。一切安排妥当，严裕棠悄然离沪而去。对于离沪的最终动机，他对谁都没有吐露半分，连家人也只是知道他去美国一行，因为次子庆瑞正在美国留学，探望一下原是人之常情。两年后，严裕棠方返回上海。此行使他大开眼界，他更加热衷于房地产生意了。此时，大连湾路的新厂房正在兴建，严庆祥望着即将完工的厂房浮想联翩。他对大隆的进一步扩充是满心向往的，尽管父亲仅是托付他代管厂务，但终究是要全部交给他的。他是长子，子承父业是天经地义的事。再说，父亲热衷于房地产生意，没有时间来顾及厂子。这对自己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上海滩上的任何事，只要把规模搞大，才能名利双收。这样，才能显赫，才能成为社会上一个有头有脸面的人物。严庆祥越想越是信心百倍。但眼前的倒闭风也使他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