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程中我俩一直庆幸，原以为把孙子送了整托，那还不等于是挖了爷爷的眼珠子！谁想老爷子竟一声没吭。　　晚上，吃过晚饭，老爷子绷着脸从屋里出来，拿出一个信封：“者是ｌｉāｎｇ千ｋｕǎｉ欠，妮们肥要送，赞助费窝出一半儿。（这是两千块钱，你们非要送，赞助费我出一半儿。）”　　我跟彪子“喜出望外”，不是因为那两千块钱，而是觉得老爷子真开明。　　还没乐出声儿来呢，老爷子硬邦邦甩过来一句：“ｍīｎｇ田窝就去ｍāｉ辆摩托ｃｈé，我去问问ｒēｎ家幼儿园要不要ｓāｏ地的！（明天我就去买辆摩托车，我去问问人家幼儿园要不要扫地的！）”说完一扭身，噔噔噔走回屋去，把门一关，再也没出来。　　一切计划都泡了汤，我们只好把聪聪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　　【连载8】　　隔辈亲（二）　　如老爷子的愿，聪聪没有去“六一”幼儿园，而是送到了楼下的309医院职工幼儿园。这下老爷子可美了。　　幼儿园就在干休所的坡下，从围栏处可以直接俯视它的操场。不管刮风下雨，老爷子必在孙子放风的时候赶到围栏前，坐在专门搬来的砖头上，目不转睛地盯着孙子的一举一动。直到放风时间结束，才合拢嘴，大步流星地往家走。　　院里的老干部经常开老爷子的玩笑：“老傅啊，又去看孙子啊！”　　老爷子更加得意洋洋：“哎，你别嫉妒，窝优笋子，妮ｍèｉ优！（我有孙子，你没有！）”　　老爷子重男轻女从不避讳，儿子，女儿分得清，孙子，外孙照样分得清。　　有一年“六一”儿童节，我买了同样两个玩具车，聪聪和二姐的儿子一人一个。相差两岁的男孩在一起，可以想象玩成什么样子。一会儿工夫，一辆玩具车便被摔坏了，跑不动。于是两个男孩同时争抢那辆好车，聪聪小，自然争不过，只有放声大哭。　　老爷子哪听得了孙子的哭声，忙不迭地跑过来，问清原委，并不着急：“窝坎坎，窝坎坎。（我看看，我看看。）”　　老爷子把车身翻过来查看，原来，他早在放电池的地方分别贴上了两个孩子的名字，可巧，那辆好车正是聪聪的，于是“合情合理”地回到了孙子手里。二姐认为父亲偏袒，生了气，一把夹起孩子，头也不回地出了门，一个月没有回来。　　我觉得尴尬，便劝老爷子下次别再干涉孩子们的事，老爷子倒来了气：“奔来嘛，那车就是窝笋子地，窝们家什么懂西都是ēｒ子地，都是笋子地！（本来嘛，那车就是我孙子的，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是儿子的，都是孙子的！）”　　劝是没法劝了，我只能以后不再给孩子们买一模一样的礼物。　　爷爷疼孙子看上去没边儿，可也有他的规矩。比如说，绝对不允许孙子不礼貌，对奶奶，对彪子，对我，只要孙子说话不注意，老爷子就会压低了嗓子，一反常态地说：“哎，聪聪，说话要注意啦。”和蔼中透着严厉。　　每次吃完饭，老爷子总会教孙子说：“大家慢慢吃，慢慢喝，我吃好了。”至今聪聪仍保持着这个好习惯。　　老爷子在孙子身上付出了全部心血，孙子倒也争气，并没有因为爷爷奶奶的“溺爱”而产生一点霸气。　　第12节：戏 痴(1)　　聪聪上学了，学校离家很远，院里专门开设了接送孩子的班车。老爷子心疼我和彪子，不让我们早起。每天早上奶奶做好早饭，爷爷便送孙子到班车站，看着班车走远，才依依不舍地回来。　　1999年一个三月天，老爷子照例早起，走到屋中央，突然双腿动不了了，使劲挪，还是一动不能动。　　聪聪急得喊起来：“爷爷，爷爷。”转身敲我们的门，“爸、妈，我爷爷动不了了！”　　我和彪子一骨碌爬起来，扶老爷子坐下，聪聪自己哭着上学去了。　　中午，聪聪从学校打来电话：“我爷爷怎么样了？”我们告诉他，爷爷已经住进医院。　　“那爷爷有危险吗？”　　“不要紧，你晚上回来就能见到爷爷了。”　　聪聪这才放心一些，挂了电话。听班车司机说那天早上他哭了一路。　　老爷子得的是急性脑血栓，左半身瘫痪，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聪聪每天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到病房看爷爷，给爷爷揉腿，给爷爷端水。爷爷一再催促他，他才肯回家吃饭，写作业。　　那以后，我第一次发觉聪聪长大了，懂事了。　　聪聪小学毕业了，大概老爷子看我每天接送、“陪读”，实在辛苦，事业也荒废了，终于同意把孙子送到寄宿学校。　　刚开学，聪聪不习惯，我也不习惯，老爷子更不习惯。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让进去，三天没跟任何人说话。周末孙子回来了，老爷子才有笑脸。　　聪聪假期去英国游学，一去两个月，老爷子的牵挂可想而知。尽管孩子每天都给爷爷打越洋长途，爷爷还是放心不下——那是他的命根子。　　因为想孙子，老爷子再次病倒，报了病重。大概是爷孙俩有感应，聪聪在电话里听不到爷爷的声音，便猜到爷爷又住院了。　　聪聪再也无法安心，从伦敦一个人踏上了归途，回来看爷爷。　　老爷子瘫痪在床的日子里，只要我们一家三口周末回去，他就会坐上轮椅，让人推到餐桌旁，看着我们仨狼吞虎咽才心满意足。　　他至今不知道儿子病了，至今不知道儿子已经走了。　　老爷子最后一次见彪子是在今年4月，彪子第二次做手术之前。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敢见老爷子，不敢听老爷子的问话，不敢对视老爷子的目光。看着白发苍苍的老人，为儿孙辛苦了一辈子，自己久卧病榻，却依然为子孙操不完的心思，我只能继续编织美丽的谎言。　　我告诉他彪子在拍戏，拍完了这部戏马上要去好莱坞深造，可能过年都回不了家。　　婆婆的日子比我难过。她每天都要面对头脑依然清晰的老伴儿，随时应对他关于儿子的提问，还要隐藏内心巨大的痛苦……　　我真的心疼他们，心疼待我如亲生女儿的老人。　　终有一天我会告诉老爷子：您放心地去吧，那边有儿子与您做伴，这边我会把妈妈照顾好，把孙子养大成人。　　【连载9】　　戏 痴　　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第13节：戏 痴(2)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　　彪子到话剧团找我的时候，有人悄悄告诉她，这就是秋芳的男朋友，老太太把我好一顿数落：　　“哎哟，你怎么找他呀？那么丑，还是个说相声的。”　　我嘻皮笑脸地支吾着，无言以对。　　一场《红岩》演下来，老太太却对彪子另眼相看。她被彪子的执著打动，逢人便津津乐道：　　“嗯，这孩子不错，用功，人也厚道，当女婿就凑合吧。嘿嘿嘿，就是难看了点……”临了还找补一句。　　我也跟着傻笑。　　不管老师怎么说，我怎么就没觉得彪子“难看”呢？他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虽不是浓眉大眼，却有股子“爷们儿”劲儿。　　大概这就叫“情人眼里出西施”吧。　　1995年，彪子被张艺谋导演选中，在《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扮演“黑社会老三”。　　机会来得突然，张艺谋的名字毕竟太响亮了。“芳芳，我被张导选中的事，千万别跟人家提起来。”彪子有些局促不安，生怕往后的工作应对不下来。　　他一边叮嘱着我，一边就开始独自在家设计人物造型。看他那副紧张兮兮的样子，我的神经也绷上了弦儿。　　开拍后的一天，彪子兴冲冲从剧组跑回来，告诉我，他给“黑社会老三”设计了一个人物造型：头发中分，额前的两撮向里弯曲，活像个“大闸蟹”。这个造型是他有一天晚上洗了澡，对着镜子梳头发，无意中摆弄出来的。　　定装照拍完一看：够狠！导演当时就拍板定了。　　那次合作对他来讲是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学演戏，更学会做人。　　有这样一件小事，他很多次地给我和身边的人们讲。　　一天剧组派他外出办事，赶回去已经很晚了。下车以后，正准备去食堂吃饭，小树林里突然走出一个人，拉住他的手说：“三儿，回来了？等你吃饭呢。”口气就像招呼自家兄弟。　　原来是张艺谋。　　“人家那么大的导演，特意跑出来接我，还等着我吃饭，我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感情一下子就近了，真像一家人似的。”　　他也很多次地讲起巩俐，人很懂事，没有“大明星”的架子，经常给大家发零食吃，有时候甚至帮剧组的工作人员洗衣服。　　剧组里的人都亲切地叫他“三儿”，此后的多少年来，只要彼此见面，仍是这个称呼。　　彪子第一次做手术，震燕一次一次往医院跑，送来《英雄》、《十面埋伏》的T恤衫，让我送给医生和护士们。张艺谋导演也给他送来了花篮。做完第二次手术，彪子接到晓峰的一个电话，还没开口，就听电话那头喊了一声“三儿”，彪子哽咽地说不出话来。（震燕和晓峰都是张艺谋导演的制片主任。）　　在他病重的时候，张艺谋导演和震燕专门到医院来看他，可他当时在昏睡着。我想如果他知道，心里一定很幸福，很安慰。　　第14节：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连载10】　　“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彪子结识了冯小刚，渐渐成为他创作班底的主要成员。　　1999年，冯导演拍摄《甲方乙方》，有一场英达的戏在309医院拍摄，也就是彪子父母的家。　　冯导演的制片主任陆国强与彪子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有小陆在，彪子自然常去探班。又因为他对院里熟悉，很多外联的事情就热心地帮着协调处理。他还给剧组在食堂订价廉物美的伙食，亲自把包子一笼一笼地从一楼端到四楼。　　冯导演很讲义气。当时，他并不知道彪子是演员，看他跑前跑后，又热心又能干，就想收在旗下做制片。小陆笑着说：“人家是学表演的，是个演员。”　　于是，冯导演把“张富贵”的角色给了他，戏份虽不多，却也有声有色。　　《甲方乙方》作为第一部“贺岁片”，创下了前所未有的票房纪录，彪子跟着混了个“脸熟”。　　公映时，我带彪子的父母和儿子一起去看。儿子那时8岁，对一切似懂非懂，看到周围的人笑，他就跟着笑。　　有一段情节，葛优演“地主”，刘蓓演“地主婆”，彪子蹲在地上给他们捶脚。大人们懂得前因后果，又一阵哄堂大笑，儿子小，不明白，替爸爸感到莫大的委屈。　　“妈妈，我不想看了。”　　我听见儿子稚嫩的声音，只当是小孩缺乏耐性，坐不住了，便指着银屏逗他：“快看爸爸，多好玩儿！”　　就在我指给他看的时候，正好演到“地主”让“地主婆”用针扎彪子。　　“哇……”儿子大哭着，“腾”地一下从椅子上坐起来，“我打死她，我打死她！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忙跟他解释：“聪聪，那是假的，是拍电影。”　　“那也不行！我打死她！”　　周围的人都回转身来，奇怪地看着我们——电影是看不成了。　　我们只好中途退场，抱着儿子回家。　　一路上儿子哭哑了嗓子，怎么劝都不行，就是要找刘蓓和葛优算账，当天晚上竟发了烧。　　彪子正在别的城市为电影做宣传，我打电话告诉他儿子的“壮举”，他很是幸福，一直憨笑着说：“这小子，这小子。”　　葛优和刘蓓知道了小男孩的心思，专门来哄他，给他“赔礼道歉”。　　刘蓓给儿子带了很多高级巧克力：“哎哟儿子，你可千万别生我的气，看阿姨给你买好吃的了。”　　聪聪看也不看：“那也不行！”边推刘蓓，边打她的手。　　刘蓓眼珠一转：“宝贝儿，不是我要扎你爸，全是你葛大爷让我干的。”　　在大人们的连逗带哄之下，儿子一想也是，就接受了刘蓓的礼物，表示：“阿姨，我原谅你了，但葛大爷我永远不原谅。”　　刘蓓这个鬼灵精把自己择干净了，又给优哥挖了个坑儿。这么一来，无论优哥怎么“花言巧语”，聪聪就是不松口：“谁让你叫阿姨扎我爸爸的！”　　优哥一脸的诚恳：“真不是我，是她，她干的呀。哎哟，她可太狠了！”　　儿子眨眨眼，他哪里搞得懂啊，反正就是认准了优哥是“大坏蛋”。　　后来我们猜想，大概他的小脑瓜里有个观点：漂亮阿姨是不会干坏事儿的。　　儿子长大了，每次大家提起这件事，他都很不好意思。　　第15节：面瓜——我要喝水！(1)　　彪子长年在外拍戏，儿子对他不像对我那样“亲密无缝”。这一次彪子很满足，他骄傲地对我说：“看看，关键时刻，还是儿子向着我！”　　自从《甲方乙方》以后，彪子开始忙起来，在家的时间渐渐少了。　　隔了两年，冯导演顶着很大压力，大胆起用彪子在《没完没了》中饰演陆大伟。这是彪子从影以来，电影作品中角色分量最重的一部。　　最大的难题就是打快板，彪子不会，便开始向我们的邻居、说唱团的刘洪忻老师虚心学艺。　　正是大热的三伏天，因为怕干扰四邻，只要他在家，就把所有的门窗都关上练习，直练得浑身大汗淋漓。　　这件事做起来枯燥，节奏对了很好听，节奏一乱就是噪音。　　有时烦了，急了，彪子索性把快板往沙发上一扔，满屋子来回溜达。情绪稳定以后，长出一口气，接着来。　　那段日子，他经常把楼里的邻居吵得直敲暖气管子。　　到了快开拍的时候，快板成了他随身携带的器物，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连堵车的时间都不放过……　　电影是在北京拍的，彪子却没有像过去一样每天回家。　　“芳芳，我压力很大，如果演不好，对不住的人就太多了。我想跟冯导演、优哥他们多聊，多沟通。将来电影拍出来也少留点遗憾。”　　《没完没了》首映那天，北影小放映厅里黑鸦鸦地坐满了人。大家受到“冯氏幽默”的感染，不时地哈哈大笑。　　我不在场。人群中大概只有彪子一人怀着颗忐忑的心，坐立不安。　　电影结束了，放映厅里灯光亮起。　　从第一排座位上站起一个人，向后面大声喊：“傅彪在哪儿？傅彪在哪儿？”他是北影厂厂长韩三平。　　彪子向他走过去，韩厂长使劲地拍他的肩膀：“你小子，这回你火了！”　　转年，新的机会降临了，彪子被滕文骥导演选中，在他监制的影片《押解的故事》中饰演乡镇诈骗犯于太，一个狡猾的农民，小人物。外景地在陕西米脂。　　拍摄结束的时候，我和儿子去接他。前方走来一群人，边说边笑，我放眼望去，没有彪子。　　等他们走近了，突然有人拍我。我抬头一看，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冲我咧着嘴，见我愣着，那人笑出了声。　　天那，彪子！　　我哪能认出他来：脸被晒得黑一块红一块，胡须肆意地长着，头发被烫成了稀松的卷儿，还糊满黄土，又粘又硬，“趴”在脑袋上。　　我和儿子就这么直勾勾地看着他，惊得说不出话。　　他简直乐出了眼泪，用手刮了一下儿子的鼻子：“等着我，就一句词儿，录完就回家。”　　等他走了我们俩才回过神来，冲着这个“陌生人”的背影笑弯了腰。　　“儿子，咱还要他吗？” 我开玩笑地问。　　“是脏了点儿。” 儿子做了个鬼脸。　　【连载11】　　“面瓜——我要喝水！”　　《青衣》是彪子带回来的所有剧本当中最吸引我的，也是他十分钟爱的一个。　　有时候，半夜，我会被他的笑声吵醒。问他怎么回事，他就绘声绘色地给我读上一段儿。　　有一次，我跟制片人开玩笑：“彪子演完‘面瓜’，恐怕大街上的人见了他，就直接叫他‘面瓜’了。”当时彪子一听，立刻就说：“就算叫我‘面瓜’，那也是褒义的。男人都有‘面瓜’的一面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预料得没错。　　拍《青衣》之前，正好赶上单位体检，彪子不肯去。　　“要是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我还怎么干哪？”　　我好说歹说，总算把他糊弄到医院。　　一共检查五项，其中四项有问题：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心脏T波倒置。　　彪子的情绪一落千丈，让我把小陆、张奎等一干朋友招呼过来，一起吃晚饭。席间，他一再责怪我，不该让他去检查。这样的想法朋友们当然要开导，一是让他减产，二是拍完《青衣》以后再彻底地检查一次。　　他见我们“人多势众”，一时支应下来。可从那以后，谁也别想再跟他提“体检”二字，谁提就跟谁急，还不是一般的急。　　第16节：面瓜——我要喝水！(2)　　那时见他一心逃避，我不忍更多地施压给他，便没有再督促。否则，今天的我或许能够面对另一个结局，一个令我不后悔的结局。　　帆子当时不想接《青衣》这部戏，她想要孩子，推掉了许多工作。而大家却公认“筱燕秋”非她莫属。于是彪子、编剧、导演开始轮番“轰炸”。　　没有成功。帆子一门心思想要孩子。　　制片人只好物色其他人选。　　彪子一听，急了：“‘筱燕秋’非帆子莫属，换了别人我就不演了。”　　这么多年来，彪子第一次向制片人提出了“无理”要求。因为他太爱这部戏了，太希望它如他想象一般完美。　　于是，帆子又遭受新一轮“轰炸”，这次冯导也加入到轰炸队伍之中。　　帆子终于妥协了。于是有了今天的《青衣》，有了今天的“筱燕秋”和“面瓜”。　　我仍是彪子的第一个观众。　　记得那天我发烧，盖着被子躺在床上。本想只看一两集，谁知开始了就再也放不下，一口气看到剧终。　　我完全被打动了，只当自己也是剧中人，随着他们喜怒哀乐。当我听到“面瓜”一个人面对“筱燕秋”的照片那长达几分钟的独白，竟然哭出声来。　　彪子时不时地进来看看我，给我端水沏药，递毛巾。　　我顾不上理他，只顾忘情地追索戏中人物的命运。　　戏演完了，我的眼睛也肿成了桃儿。　　我紧紧地抱住彪子，恍惚间也不知抱的是真正的他还是“面瓜”，心里想要补偿“面瓜”受的那份委屈。　　见我哭得伤心，彪子也心疼得落下泪来。　　几天以后，我仍沉浸在剧情中，忍不住拨通了帆子的电话。　　“帆子，恨死你了，你快把我老公欺负死了。”我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　　帆子哈哈大笑：“我们家哥哥也不理我了，他跟我说，谁要是摊上这么个老婆，还不吓死了……姐，你可得对我好点儿。”　　说到入戏，记忆里还有另外一个故事。　　彪子在《重返上海滩》中扮演的杜邦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那是他惟一一次扮演反面角色，尺度的把握、人物心理的揣摩都令我吃惊不已。　　记得那一次，我看了样片，很多天在心里缓不过劲。　　“天哪，这个人怎么能坏到这种地步？他是彪子演的吗？彪子怎么把坏人的心思了解得这么清楚？他的眼神，怎么能如此奸诈恶毒？”　　我几乎开始怀疑，彪子到底是什么人？这么多年，我会不会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那些日子，我心中充满疑惑，对彪子怀着一种畏惧感，生怕他对我做什么不义之事。晚上一闭眼，就仿佛看见“杜邦”那张阴险的面孔。　　彪子曾对朋友说：“你们知道吗？芳芳在家看了《重返上海滩》，成天躲在一个角落里，偷偷用眼睛瞄我。我一转头看她，她就假装看别处，过会儿等我不注意了，她又接着瞄。嘿嘿，被‘杜邦’吓得不轻。”　　的确，那段时间里我陷入一种偏执的疑惧之中。直到有一天，又重新看到电视里上演的《青衣》，看到剧中的“面瓜”，忍辱负重，委曲求全……这才彻底清醒，回到现实中来。　　“面瓜”的角色使彪子获得了当年CCTV十佳男演员奖、大众电视双十佳男演员奖。　　我经常和彪子开玩笑，捏起嗓子，拿着“筱燕秋”的腔调：　　“面瓜——我要喝水！”　　“面瓜——我想吃西瓜！”　　……　　像疯了一样，想起来就那么喊一嗓子，经常把彪子吓得一激灵。　　“哎呀，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别闹了。”彪子又好气又好笑，两只手拼命做出向下压的姿势，示意我“冷静”。　　“芳芳，说正经的，提点儿意见。”　　我特别认真地告诉他：“这一次，我没有意见，真的没有。我头一回看你演的戏却忘了你是谁。我对你太熟悉了，以前的人物，多多少少都有让我‘跳戏’的地方，这回，是真的服了。”我停顿了一下又说，“你，已经是我心目中的艺术家了。”　　彪子惊闻此言，不好意思地笑着挠头，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喜悦：“嘿嘿，艺术家不敢当，不过让您服还真不易。这全是张老师培养的。”　　有一天，彪子收到著名编剧史航发来的短信，说自己若是身在梨园，一定要为傅老板脆脆地叫一声“好”。只言片语，却说得彪子喜上眉梢，比得了什么奖都高兴，立刻回复一句：“为人民服务。”　　第17节：晴天霹雳　　【连载12】　　晴天霹雳　　《妻子》中的“陈灵宝”让我体验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坎坷，还没等我从角色的痛中完全解脱出来，命运就让我这个妻子承受了更大的磨难。　　2004年8月16日晚，北京的天气还相当闷热。夜里，一阵巨痛把彪子从睡梦中惊醒，他用手捂着右下腹， “哎哟，哎哟”地呻吟起来。　　我一骨碌爬起来，打开灯，见他脸色惨白，就催促他去医院。　　彪子不肯。“可能是着凉了，一会儿就好。”　　我知道他的个性，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去医院的。平时感冒、发烧，他总是翻出家中常备的小药对付过去。　　眼见着豆大的汗珠顺颊而流，他的脸色越发惨白，我急了：“别扛了！赶紧走，去医院！”　　他紧皱双眉，咬着嘴唇不停地摇头，疼得说不出话来。　　我急得在地上团团转：“疼得那么厉害，还是走吧，去医院。”我央求着他。　　他并不回答，眉头锁得更紧了，脸上一副极为痛苦的表情。他不停地变换姿式，坐着不行，躺着不行，斜靠着也不行，他干脆撅起屁股把头顶在了软软的床头上，使劲向前拱着。　　我连忙上前，用手扶着他的肩膀。又坚持了一会儿，他咬着牙说：“走吧，去医院。”　　我知道他一定是扛不住了。　　“急性胆囊炎”。年轻的小医生作出诊断。　　打了止痛针，开了消炎药，我又扶着彪子回到了家里。　　止痛针很快发挥了作用，彪子的疼痛似乎缓解了。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不一会儿就安然入睡，我心里也一块石头落了地。　　凌晨四点多，他又一次疼醒了，显得十分烦躁，在床上翻来覆去，好不容易才熬到天明。　　婆婆在医院工作了几十年，虽不是医生却也具备一定的医学常识，一大早便催着儿子去做进一步检查。　　我们来到B超室，我还是十几年前怀孕的时候去过那里。年轻的医生很认真，左看右看，检查结果还是胆囊炎。　　彪子当时已经完成了《大清官》的拍摄，下一个目标是和滕文骥导演合作电影《日出日落》，计划9月开拍。我们担心他到了黄土高坡外景地胆囊炎再急性发作，就决定利用开拍前的十几天空闲，尽快把胆囊摘除。　　胆囊切除手术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就像切除阑尾一样简单，我们心里没有一丝紧张。手术前要做各项例行检查，彪子一路上嘻嘻哈哈地跟老朋友们打招呼——公公婆婆在309医院工作了一辈子，这里很多医生护士都是彪子儿时的玩伴。　　经过放射科的时候，我们碰到了放射科主任由昆，她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　　“黑蛋儿，你怎么有空上这儿来啦？”由主任亲切地喊他。　　“住院，做个小手术，摘胆囊，先来做个胸透。”彪子笑嘻嘻地晃了晃手中的检查单。　　“胆囊怎么了？”没再顾上寒暄，医生总是对“病”有着职业性的敏感。　　“昨晚疼了一宿，做完B超说是胆囊炎。”我抢着回答。　　“噢，没事儿，小手术。你可又胖了，肯定有脂肪肝，我给你做个CT吧，好好查一查。”由主任拍拍彪子的肚子，像对待自家人一样热情。　　彪子不肯，他不愿意做任何“无意义”的检查，可是又不能辜负了由主任的一片好心，便说笑着进了CT室。　　哪里知道，由主任一句无意的提醒竟是一场灾难的序曲。　　我站在CT室门外等彪子，左等不出来，右等不出来，心想他一定是跟医生聊上了，于是推开门进去找他。　　由主任和另外两名医生围坐在仪器前，用手在显示屏上指指点点，还小声嘀咕着什么，见我进来便坐直了身子。　　我礼貌地笑笑：“怎么样，有问题吗？”透过玻璃窗，我看见彪子还躺在里面。　　第18节：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1)　　“没什么大问题。”由主任用手指着显示屏，“你看，胆囊里有块小石头。”　　顺着她的手指，我看到了一块白亮亮的东西。“脂肪肝严重吗？”　　“严重，你看，这儿全是。”由主任伸手指了指另外一块区域，我完全看不懂。但结果并不出乎意料，三年前彪子就有“脂肪肝”了。　　彪子好不容易“解放”出来，挺高兴，看着显示屏上的影像问：“没毛病吧？”　　“黑蛋儿，不能再胖了，赶紧减肥啊！”　　“哎，减！减！”此时，“肥胖”是个太轻巧的“毛病”，彪子觉得容易极了，连连点头应允。　　“哎，别急着走，明天早上空腹打一支加强针，再做一次CT啊。”由主任看似一脸轻松，不经意间甩出这么句话。我一怔，彪子也一怔。　　……　　夜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心里反复琢磨为什么由主任要彪子打加强针，要加强什么呢？　　第二天一早，我们如约而至。一夜的忐忑使我不想再一个人等在外边，于是随着医生进去，远远地站在后面，尽量不妨碍他们工作。　　彪子又被推进CT机圆圆的罩子里，魁梧的身躯拢在底下显得空间逼仄。护士在他的手臂上打了一针，彪子还和她有说有笑，一点看不出紧张。　　这一次医生们不再说话，大概是因为我在旁边的缘故。由主任用手指点显示屏，其他医生便点点头，看上去很默契。　　我的心不再像前一天那样轻松，看不懂影像，我就死死地盯着由主任的脸，想从她的表情里读出答案。　　“他从前得过肝炎吗？”由主任突然回头看看我，语气有些凝重。　　“得过。”我老实作答，牢记“有病不瞒医”，“怎么啦？”我不禁追问一句，心里袭来一种不祥的预感。　　【连载13】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　　由主任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夫人，也是彪子父亲带的“兵”，看着彪子从小长大。为他检查后，由主任没有回答，慢慢地把眼镜摘下来，一只手使劲揉着双眼内侧的凹窝。　　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儿，不错眼珠地盯着她，半晌，她才说了一句：“小芳啊，你看，我随随便便的一句话……”由主任有些尴尬，挤出一丝笑。　　我的眼睛快要瞪出来，屏住呼吸等待她继续往下说。　　正在这时，彪子推开里屋的门走了出来。由于检查时间太长，他显得有些疲惫。他看看我，看看由主任，我赶紧收拾起慌乱的心绪，送给他一副轻松的笑脸。　　由主任似乎看懂了我的心思：“没什么大事儿，别太紧张啊。不过啊，咱们院这台机器比较陈旧，看不太清楚，我马上给你联系301医院，去做个核磁共振。”说完，不等我们回答她便一转身走了出去。　　我不知道309医院的机器是否真的像由主任所说“比较陈旧”，心里巴望着确实如此。　　我和彪子在由主任的安排下，立刻赶往301医院。　　一路上，我的心慌慌的，乱乱的，不知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紧紧依偎着彪子，拽着他的胳膊不放。尽管结果还是未知的，但一个狰狞的“癌”字不停地在我眼前闪现。301医院很具权威性，我心里祈求他们给我一个正确的，令人心安的答案。　　我抬头看看天，天空很蓝。　　在核磁共振室门口，我紧紧攥着彪子的手。他的手是湿的，我的手在不停地颤抖。　　“别紧张。”彪子使劲儿把我的手握在他的手心儿里，好像要做检查的不是他，而是我。　　我好像感觉到他就要一下子被那圆圆的罩子吞噬了，眼泪“哗哗”地淌，双腿开始发软。　　“你看你，别这样，别这样。”他笑着，眼里闪过一道亮晶晶的光。有几位大夫站在我们身边。我知道彪子心里也很难受，但他要笑给别人看。　　“我害怕。”我说什么也不愿放手。　　“别怕。”他抽了一下鼻子，“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害怕没有用。快，听话，别让人家医生等着。”　　彪子两天之内第三次被推进了那圆圆的罩子……　　第19节：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2)　　我平定一下情绪，站在马林主任的身后，显示屏上一幅幅画面快速地切换，我暗自观察医生们的表情。　　突然，他们锁定了一屏影像，仔细看了又看。　　“太晚了，真可惜。”马主任转过身，一脸严肃地对我说。　　我的眼前一阵发黑，医生们又继续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见了，只看见他们的嘴唇在动。“倏”地一下我又回过神来：“你们说什么？什么太晚了？”我的声线在颤抖。　　马主任在显示屏上指给我看：“这儿，这儿，全都是，太可惜了。”　　我的脑袋“嗡嗡”作响，心里一片空白。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不相信这一切就这么发生了，仍然抱着一丝侥幸：“你们……你们不会看错吧？”　　没有回答，屋子里死一样的寂静。　　恍惚中我看到我的彪子还静静地躺在那里，恍惚中我知道欢笑从此离我远去。　　“求求你们，先不要告诉他。”我艰难地一个字一个字地挤出来。　　彪子出来了，尽管很镇静，可我还是从他的眼中读出一分稍纵即逝的惶然。他并没有问结果，而是死死地盯住我的脸，我的眼睛。他很聪明，知道我是很外向的，一切都会写在脸上，瞒不过他的眼睛。　　我“表演”出一脸茫然，撇撇嘴，耸耸肩，一副完全不知情的样子。他像是放了一半的心，又把头转向医生那边。　　“傅老师，您先回去吧。我们这是为您加班做片子，还没吃饭呢。等下午上班，我们研究一下再出结果。”马主任很镇静，理由也充分。我心里很感激他，在关键时刻帮了我一把。　　彪子虽然急于知道结果，但却不愿意让别人饿肚子，于是连忙说：“好，好，不急不急，先吃饭。”拉着我便往外走，我能看出他的忐忑。　　我想，真实的结果今天是不能告诉彪子的，而今后是否告诉他、怎么告诉他，我还没有想好。仓促中，我决定无论如何先把他“糊弄”回家。　　“那不行，要等一起等，咱们在附近吃点饭，下午一起来。”彪子态度很坚决。　　“可是……”我一时不知该怎样支应他，忽然想起忙了一上午，他还没有输液，“要不咱们都回家吃饭，吃完饭你回病房输液，我让小徐陪我来。”小徐是彪子的助理，这几年一直跟着他。　　一向固执的他被我哄上了车。回到家，又一道难关在等着我。　　婆婆早就做好了可口的饭菜等着我们回来。一进门，婆婆就用张皇的眼神迎着我们问结果怎么样，医生怎么说。面对一位历经风霜的老人，我不敢想象她得知儿子真实病情的场面。我怎么忍心告诉她？就是告诉彪子，也不能告诉她。　　我只有继续演戏：装出一副饿坏了的样子，大口大口地吃饭，事实上却如鲠在喉，难以下咽。“妈，有水吗？我渴死了。”我想用水把堵在喉咙里的东西连同泪水一起顺下去……　　终于没有露出破绽。　　吃完饭，我和婆婆催着彪子回病房输液。可能是被我的“表演”迷惑住了，彪子倒也听话，一个人乖乖地顺着大坡朝病房的方向走去。我的目光送了他很远，很远，不知道在未来的路上他是不是也会这样渐渐地离我远去。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转弯处，我往前狂奔了几步，怕他会永远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我一转身，跌跌撞撞地奔向车里，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悲恸，面对小徐“哇哇”大哭起来。“小徐，彪哥不好，医生说太晚了。”　　“怎么可能？不可能！他身体那么好……”小徐也惊呆了。　　我抬起泪眼双手合十祈求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保佑我，别把灾难降临到如此相爱的两个人身上。　　我拼命止住泪水拨通了彪子二姐的电话，将实情告诉她，让她和我一起去医院，我不敢独自面对那白纸黑字的无情通告。刚刚挂断电话，我忽然想到了什么，立刻又找到她：“二姐，你跟同事交代好，如果妈来电话，千万不能说是我把你叫走，她会怀疑的。”我的直觉不错，二姐刚一离开，婆婆的电话就追了过去，她的同事说，傅洁出去给单位买东西了。　　第20节：彪子真的太棒了！　　【连载14】　　彪子真的太棒了！　　这段日子，我们的朋友也在四处打听治疗信息。　　小刚从张和平那里打听到武警总医院的肝移植手术最具权威性，他们成立了专门的肝移植研究所，并且能够找到肝源。　　我不能放弃任何一线希望，他的身体正在每况愈下！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说服彪子再一次转院。而且，一旦找到肝源，准备实施手术，我就必须把全部真相告诉他，总不能让他打上麻药，稀里糊涂就被换了肝，何况术后还有一系列接踵而至的治疗要他配合。　　看着痛苦万分的彪子，想到过几天还有更大的痛苦等着他，我真恨不得去替他受所有的罪。　　小徐没日没夜地陪在病房里，彪子却从不向小徐追问自己的病情，知道他会为难。　　朋友来了，彪子也总是和他们聊一些拍戏的事，对“病”这个字眼避而不谈。　　彪子心里什么都明白。第一次手术之后，他回到家里，对我们说了一句话：“那时你们都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就是不肯告诉我，总是找这样那样的理由。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能笑嘻嘻地告诉我“你没事”呢？每天有那么多人来看我，连不常联系的朋友都出现了，这么兴师动众的，就说明问题有些严重了。”　　三四天以后，彪子的体温降到了37℃与38℃之间。刚稍稍恢复了些体力，他便提出要去参加8月28日的中国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他说，他是早已定好的颁奖嘉宾之一，不能失约。那一年，他曾作为演员被选为“金鸡奖”的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发展责无旁贷。　　我理解他的心情，可是他的身体状况让我很担心。医生提醒过我：肝部肿瘤很大，已经侵犯到肝包膜，出席那么纷乱的场面怕会有危险。　　我坚决不同意，哪怕看到他一脸失望的样子。　　小陆和志诚劝我，这是彪子想做的事，还是让他去吧。他们把“想”字说得重重的。　　我满怀顾虑，思前想后。找到肝源就要立刻手术，不知道成功率有多高，也不知道预后效果如何。也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在公众场合露面了。　　最后，我决定让彪子按原计划出席典礼，又在背后对小陆和志诚千叮咛万嘱咐：务必守在他的左右，不要让人群靠近他，以免碰撞以后出危险。　　彪子看到我终于遂了他的心愿，高兴得像个孩子。　　路上，志诚开着车送彪子，小陆的车紧随其后。志诚开车一向“凶猛”，那天车开得很稳，很慢。　　这之前，我们试探地对彪子提出过转院，他坚决不肯：“北医三院很不错，再说人家杨主任那么尽心尽力，调集了全院的精英强将为我跑上跑下，我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在他的治疗上，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能对不起朋友。　　于是我们决定把说服彪子转院的任务交给小刚。小刚最会给别人做工作，再说“哥哥”的话，怎么也比其他人有分量，彪子应该听得进去。　　那天，彪子在后台等着上场的工夫，小刚来了。　　“大夫总说没大事儿，可又没完没了地检查，叫人心里不踏实。”彪子向小刚抱怨道。　　“彪子，我要是你，从今儿开始就把它当一坏事儿了。凡事咱就得往最坏了想。”小刚像是调侃似的开导着彪子。　　“是，我不怕，就是有事儿别瞒着我。”说着，他瞟了我一眼。　　小刚又在一旁趁热打铁：“我问张和平了，武警总医院有一批专家专攻肝胆疾病，依我说，咱们得去最对口的医院。”　　“行，哥，我听你的，张和平说的肯定没错。”　　其实，我和小陆、志诚、尤勇他们已经找到武警总医院联系好了。为了寻找合适的理由说服彪子第二次转院，我们深夜开会研究了许多次，然而各种说辞都被彪子坚定地驳回来。这一次，小刚只用三言两语就奏了效。　　8月30日，彪子转入武警总医院。　　第一天晚上，肝移植科的刘振文主任来看他，聊天的时候顺便提了一句：“傅老师，我们这儿最拿手的就是肝移植。”彪子头一次接触“肝移植”这个词，但是并没有多问，我至今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第三部分　　第21节：真是条汉子！(1)　　刘主任告诉我，9月2日手术，需要提前一天找彪子谈话。我知道不能再隐瞒了，但还是忍不住叮嘱刘主任：“千万别说病情有多严重，只告诉他，肿瘤是弥漫性的，手术不可能彻底，所以要进行肝移植。我希望彪子将要承受的打击越小越好！”　　彪子的主刀医生、肝移植专家沈中阳教授来了，中等身材，戴副眼镜，虽没有想象中的老成，可在我们心里他像救命恩人一样神圣。　　沈教授举起片子，仔细地看着，没等沈教授开口，刘主任在一旁说：“我认为傅老师的肿瘤是早期的，多发性的……”　　沈教授突然回过头来，严厉地看了一眼他的学生，仿佛在责怪他：“这么严重的问题你怎么会看不出来!”刘主任并不理会，自顾自地说下去。沈教授的脸变得很难看。　　“傅老师，我想请您先回避一下。”他客气地笑笑。　　“好，没问题。”彪子笑着大声说道，迅速走了出去。　　沈教授显然对刘主任的说法十分不满，好像瞬间就要发作。　　我赶快对他解释：“您千万别生气，是我恳求刘主任这样说的，实情我们都知道，怕他心理负担过重，只瞒着他一个人。”见沈教授怒气已消，我马上补充一句，“彪子不希望医生单独跟我谈话，有什么事情我们一起面对。”　　彪子又被请回了房间，他笑着说：“有什么问题您尽管说，我扛得住。”　　彪子说得很潇洒，沈教授的情绪也受到了感染。他笑着说：“从片子上看，确实是恶性肿瘤……”　　“那咱就做手术呗，我不怕。”彪子打断沈教授，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　　“可是病灶很多，我怕切不干净。我们考虑给您做肝移植……”沈教授小心翼翼地说出“肝移植”三个字。他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彪子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彪子一拍大腿，居然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和畏惧。“说吧，什么时候做？”　　刘主任说：“明天。”　　“明天？”为了表明我并不比彪子更早地得知这个消息，我故作惊讶地问着。　　“芳芳，你不懂，听医生的，要是今天下午能做我下午就做。”　　又一道难关闯过去了，为此我不知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曾经设想过谜底揭开后的各种画面，设想过彪子遭到重击后的各种反应，这样的结局我却万万没有想到——没有一分退缩，没有一丝胆怯，像一个战略家在布置一场高难的战斗。他的冷静与坚强让我难以置信，彪子真的太棒了！　　【连载15】　　真是条汉子！　　陪彪子回到病房以后，我哭了，终于可以当着他的面哭了。　　病房里静静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以为，彪子在人前总是真正的硬汉，当着我的面儿却会忍不住掉眼泪——那就哭吧，索性我们夫妻两个抱头痛哭一场，哭尽满腹的辛酸与委屈……　　哪知彪子又一次出乎我的意料。一如面对众人的坚强，他走过来，递给我一叠纸巾：“芳芳别怕，我这个肝不听话了，咱就换个新的。肝移植一点儿都不可怕，只不过知道的人少，现在连肾移植都是常规手术了。”　　我不知道他明天能不能顺利地走下手术台。再见到他会是什么样子？我就像要失去他似的紧紧地抱住他，眼泪泄了闸。　　彪子轻轻推开我，笑着为我擦眼泪，安慰我说:“看你吓的，我告诉你手术的步骤啊！”他开始连说带比划：麻醉、开刀、取肝、上新肝、缝合……一五一十地给我讲着，熟稔得像个专家。　　直到今天我都在疑惑，他怎么会了解那么多。但我知道，那一刻他并没有考虑等待自己的是怎样命运。为了支撑在他眼中一向脆弱的妻子，他萌生出无限的勇气。　　朋友们纷纷来探望他，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干脆哭出声儿来。彪子总是乐观地劝慰大家，憨憨地说：“我没事儿，你们等着我啊，你们就当我进去睡一觉！”　　晚上，护士体贴地拿来安眠药，怕他休息不好。他却坚决地说：“不用！”　　我想，他一定有什么话要对我说，所以不想睡。我必须鼓励他，无论如何不能再掉眼泪。　　第22节：真是条汉子！(2)　　然而彪子再一次让我意外。他的心出奇地平静，刚一躺下，呼噜声立刻响起来了。　　我祈祷着上天保佑我的彪子，又是一夜未眠。　　手术当天，朋友们都赶来了，国立、优哥、保国……大家一起给彪子鼓劲儿，彪子也像安慰他们似的，把头天给我讲的“手术步骤”又复述了一遍，一派轻松调侃，仿佛根本不是自己身上的事儿。　　国立忍着心酸说道：“彪子，我从来没有这么服过你。你的精神和肉体已经分开了。”　　彪子一通憨笑：“哥，您这个评价太高了，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有事儿了咱别怕。”　　说话间，护士推来一辆平车，要送他进手术室。彪子坚决不肯：“我自己走着去。”　　从病房通往手术室要穿过一个长长的走廊，护士在前面引领，一群朋友簇拥在后面。　　我们俩的手握得紧紧的，我不时抬头看看彪子的脸，彪子并不看我，更紧地攥住我冰凉的手，嘴角泛出一丝笑容。　　我在颤抖，我的心告诉我：这时候不能哭。　　手术室的大门就像生死关口。我不知他从这里走进去，还能不能再一样地走出来。我想对彪子说几句话，却又不知说什么最恰当。他在一大群人面前，似乎并不打算与我过多地流连，像在机场过安检似的，那么自然地径直就要走进去。　　在他刚迈步的一瞬间，我突然有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一把将他拉了过来，死死地抱住不放，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彪子一向羞涩，他不习惯当着众人的“亲热”，像是对我，又像是对大家说：“芳芳，你干嘛呀。”随后对大家笑笑，摆摆手，就进了门，躺上了平车。　　我怔怔地站在那里，眼泪“哗哗”地流淌。泪眼迷蒙中我看到手术室的大门就要关闭了，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手扒开大门，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彪子——”再也说不出话来。　　彪子正被推到手术室的转弯处，平车上只露出他的上半身。护士听到喊声，停住了脚步，彪子抿着上翘的嘴唇笑了笑，冲我伸出两个手指做了一个“V”字。　　那是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的镜头，那是胜利者的姿态。　　彪子用他的乐观、坚强鼓舞着我们每一个人。每当我们谈起这个场景，朋友们总是不无感叹：“真是条汉子！”　　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被朋友们架到彪子住的病房里。魂已经留在了手术室，身体瘫倒在他的病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