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家里，我手里拿了五十块钱。回想起来，那时候的五十元钱有多 么大的用处呀！它使我由济南走到汉口，而还有余钱送给白太太一件衣料——白君新 结的婚。白君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在武汉，还另有两位同学，朱君与蔡君。 不久，我就看到了他们。蔡君还送给我一件大衣。住处有了，衣服有了，朋友有了：“我将干些什么呢？”这好决定。我既敢只拿着五十元钱出来，我 就必是相信自己有挣饭吃的本领。我的资本就是我自己。只要我不偷懒，勤动着我的笔，我就有饭吃。把个小一点的南京，和一个小一点的上海，搬拢在一处，放在江的两 岸，便是武汉。武昌很静，而且容易认识——有那条像城的脊背似的蛇山，很难迷失 了方向。汉口差不多和上海一样的嘈杂混乱，而没有上海的忙中有静，和上海的那点文化事业与气氛。它纯粹的是个商埠，在北平，济南，青岛住惯了， 我连上海都不大喜欢，更不用说汉口了。在今天想起来，汉口几乎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象。虽然武昌的黄鹤楼 是那么奇丑的东西，虽然武昌也没有多少美丽的地方，可是我到底还没完全忘记了它。在蛇山的梅林外吃茶，在珞珈山下荡船，在华中大学的校园里散 步，都使我感到舒适高兴。特别值得留恋的是武昌的老天成酒店。这是老字号。掌柜与多数的伙 计都是河北人。我们认了乡亲。每次路过那里，我都得到最亲热的招呼，而他们的驰 名的二锅头与碧醇是永远管我喝够的。汉阳虽然又小又脏，却有古迹：归元寺、鹦鹉洲、琴台、鲁肃墓，都 在那里。这些古迹，除了归元寺还整齐，其他的都破烂不堪，使人看了伤心。汉阳的兵工厂是有历史的。它给武汉三镇招来不少次的空袭，它自己也受了很多的炸弹。 武汉的天气也不令人喜爱。冬天很冷，有时候下很厚的雪。夏天极热，使人无处躲藏。武昌，因为空旷一些，还有时候来一阵风。汉口，整个的像 个大火炉子。树木很少，屋子紧接着屋子，除了街道没有空地。毒花花的阳光射在光光的柏油路上，令人望而生畏。越热，蚊子越多。在千家街的一间屋子里，我曾在傍晚的时候，守着 一大扇玻璃窗。在窗上，我打碎了三本刊物，击落了几百架小飞机。 蜈蚣也很多，很可怕。在褥下，箱子下，枕下，我都洒了雄黄；虽然不准知道，这是否确能避除毒虫，可是有了这点设施，我到底能睡得安稳一 些。有一天，一撕一个的小的邮卷，哼，里面跳出一条蜈蚣来！提到饮食，武汉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东西。除了珍珠丸子一类的几种燕 茶而外，烹调的风格都近似江苏馆子的——什么菜都加点烩粉与糖，既不特别的好吃，也不太难吃。至于烧卖里面放糯米，真是与北方老粗故意为难了！ 在汉口，我第一篇文章是给《大公报》写的。紧紧跟着，又有好几位朋友约我写稿。 好啦，我的生活可以不成问题了。倒是继续住在汉口呢？还是另到别处去呢？使我拿不定主意。二十一 日，国府明令移都重庆。二十二日，苏州失守。武汉的人心极度不安。大家的不安，也自然的影响到我。我的行李简单，“货物”轻巧，而且喜欢多看 些新的地方，所以我愿意再走。我打电报给赵水澄兄，他回电欢迎我到长沙去。可是武汉的友人们都 不愿我刚刚来到，就又离开他们；我是善交友的人，也就犹豫不决。在武昌的华中大学，还有我一位好友，游泽丞教授。他不单不准我走， 而且把自己的屋子与床铺都让给我，教我去住。他的寓所是在云架桥——多么美的地名！——地方安静，饭食也好，还有不少的书籍。以武昌与汉口相 较，我本来就欢喜武昌，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云架桥呢，又是武昌最清静的所在，所以我决定搬了去。游先生还另有打算。假若时局不太坏，学校还不至于停课，他很愿意 约我在华中教几点钟书。可是，我第一次到华中参观去，便遇上了空袭，这时候，武汉的防空 设备都极简陋。汉口的巷子里多数架起木头，上堆沙包。一个轻量的炸弹也会把木架 打垮，而沙包足以压死人。比这更简单的是往租界里跑。租界里连木架沙包也没有，可是大家猜测着日本人还不至于轰炸租界——这是心理的防空法。 武昌呢，有些地方挖了地洞，里边用木头撑住，上覆沙袋，这和汉口的办法一样不安全。有的人呢，一有警报便往蛇山上跑，藏在树林里边。这，只须 机枪一扫射，便要损失许多人。华中更好了，什么也没有。我和朋友们便藏在图书馆的地窖里。摩仿， 使日本人吃了大亏。假若日本人不必等德国的猛袭波兰与伦敦，就已想到一下子把军事或政治或工业的中心炸得一干二净，我与我的许多朋友或者早已 都死在武汉了。可是，日本人那时候只派几架，至多不过二三十架飞机来。他们不猛袭，我们也就把空袭不放在心上。在地窖里，我们还觉得怪安全呢。不久，何容，老向与望云诸兄也都来到武昌千家街福音堂①。冯先生 和朋友们都欢迎我们到千家街去。那里，地方也很清静，而且有个相当大的院子。何容与老向打算编个通俗的刊物；我去呢，也好帮他们一点忙。于是 我就由云架桥搬到千家街，而慢慢忘了到长沙去的事。流亡中，本来是到处为家，有朋友的地方便可以小住；我就这么在武昌住下去。①应为千户街。第三节　写通俗文艺在抗日战争以前，无论怎样，我绝对想不到我会去写鼓词与小调什么 的。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七七”抗战以后，济南失陷以前，我就已经注意到如何利用鼓词等 宣传抗战这个问题。记得，我曾和好几位热心宣传工作的青年去见大鼓名手白云鹏与张小轩先生，向他们讨教鼓词的写法。后来，济南失陷，我逃到武 汉，正赶上台儿庄大捷，文章下乡与文章入伍的口号既被文艺协会提出，而教育部，中宣部，政治部也都向文人们索要可以下乡入伍的文章。这时候， 我遇到了田汉先生。他是极热心改革旧剧的，也鼓励我马上去试写。对于旧剧的形式与歌唱，我懂得一些，所以用不着去请导师。对于鼓词等，我可完 全是外行，不能不去请教。于是，我就去找富少航和董莲枝女士，讨教北平的大鼓书与山东大鼓书。同时，冯焕章将军收容了三四位由河南逃来唱坠子 的，我也朝夕与他们在一道，学习一点坠子的唱法。他们都是在河南乡间的集市上唱书的，所以他们需要长的歌词，一段至少也得够唱半天的。我向他 们领教了坠子的句法，就开始写一大段抗战的故事，一共写了三千多句。这三千多句长的一段韵文，可惜，已找不到了底稿。可是，我确知道那三位唱 坠子的先生已把它背诵得飞熟，并且上了弦板。说不定，他们会真在民间去唱过呢——他们在武汉危急的时候，返回了故乡。冯将军还邀了几位画家， 绘画抗战的“西湖景”，托我编歌词，以便一边现映画片，一边歌唱。同时，老向与何容先生正在编印《抗到底》月刊，专收浅易通俗的文字，我被邀为 经常的撰稿者。我写了不少篇这类的东西，可是汇印起来的只有《三四一》——三篇 鼓词，四出旧形式新内容的戏，与一篇小说。这以外的，全随写随弃，无从 汇印，也不想汇印了。《三四一》有三篇大鼓书词，四出二簧戏，和一篇旧型的小说。 三篇鼓词里，我自己觉得《王小赶驴》还下得去。《张忠定计》不很实在。《打小日本》既无故事，段又太长，恐怕不能演唱，只能当小唱本念念而已。 四出戏的好歹，全不晓得；非经演唱不能知道好在哪里，坏在何处。印出来权当参考，若要上演，必须大家修改；有愿排演者，请勿客气。 旧型小说一篇，因忙，写得不十分像样儿。这八篇东西，都是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写成的。功夫是不欺人的。它教我明白了什么是民间的语言，什么是中国语言的自然的韵律。不错，它 有许多已经陈腐了的东西，可是唯其明白了哪是陈腐的，才能明白什么是我们必须马上送给民众的。明乎此，知乎彼，庶几可以说民族形式矣。我感谢 这个使我能学习的机会。四一年以后，除有人特约，我很少自动地去写通俗的东西了。一天， 见到一位伤兵，他念过我的鼓词。他已割下一条腿。他是谁？没人知道。他死，入无名英雄墓。他活，一个无名的跛子。他读过我的书词，而且还读给 别的兄弟们听，这就够了，只求多有些无名英雄们能读到我的作品，能给他们一些安慰，好；一些激励，也好。我设若因此而被拦在艺术之神的寺外， 而老去伺候无名英雄们，我就满意，因为我的笔并未落空。第四节　文协与会刊一、 文协文人们仿佛忽然集合到武汉。我天天可以遇到新的文友。我一向住在 北方，又不爱到上海去，所以我认识的文艺界的朋友并不很多，戏剧界的名家，我简直一个也不熟识。现在，我有机会和他们见面了。 郭沫若，茅盾，胡风，冯乃超，艾芜，鲁彦，郁达夫，诸位先生，都遇到了。此外，还遇到戏剧界的阳翰笙，宋之的诸位先生，和好多位名导演 与名艺员。朋友们见面，不约而同的都想组织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以便团结到 一处，共同努力于抗战的文艺。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便辞谢。于是，我就参加了筹备工作。筹备得相当的快。到转过年三月二十七日成立大会便开成了。文人， 在平日似乎有点吊儿郎当，赶到遇到要事正事，他们会干得很起劲，很紧张。文艺协会的筹备期间并没有一个钱，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车马自 备。就凭着这一点齐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会开成，而且开得很体面。“文协”成立大会大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 会礼堂开成立大会。我是筹备委员之一，本当在二十六晚过江（我住在武昌）预备次日的 事情。天雨路脏，且必须赶出一篇小文，就偷懒没去；自然已知事情是都筹 备得差不离了。武汉的天气是阴晴无定，冷暖诡变的。今日的风雨定难据以测想明日 的阴，还是晴。二十七日早五点我就睡不安了。“坏天气是好天气”，已是从空袭的恐怖中造成的俗语；我深盼天气坏——也就是好。假如晴天大日头，而敌机结队早来，赴会者全无法前去，岂不 很糟？至于会已开了，再有警报，倒还好办；前方后方，既已无从分别，谁 还怕死么？六点，我再也躺不住。起看，红日一轮正在武汉大学的白石建筑上。 洗洗脸，便往外走。心想，即便有空袭，能到了江那边便有办法，就怕截在江这边，干着急而上不去轮渡。急走，至江岸，雾甚重，水声帆影，龟山隐 隐，甚是好看，亦渐放心。到汉口，雾稍敛，才八点钟。先到三户印刷所找老向与何容二位。他们已都起来，大概都因开大会 兴奋。睡不着也，何容兄平日最善晚起。坐了一会儿，大家的眼都瞅着由窗子射进来的阳光，感到不安。“这天儿可不保险”，到底被说出来；紧跟着：“咱们走吧！” 总商会大门前扎着彩牌，一条白布横过宽大的马路，写着雄大的黑字。楼适夷先生已在门内立着，手里拿着各色的缎条，预备分给到会者佩戴；据 说，他是在七点钟就来了。礼堂里还没有多少人，白布标语与台上的鲜花就特别显着鲜明清楚。那条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白布条，因为字写得 挺秀，就更明爽醒眼。除了这三四条白布，没有别的标语，倒颇严肃大方。最先见到的是王平陵与华林两先生，他们为布置会场都受了很大的累； 平陵先生笑着说：“我六点钟就来了！”人越来越多了，签到处挤成一团！签完字便都高兴的带起缎条和白布 条——缎条上印着成立大会字样，布条上写着人名，以便彼此一握手时便知道谁是谁了。入了会场，大家三五成组，有的立，有的坐，都谈得怪快活。 又进来人了，识与不识，拦路握手，谁也不感到生疏或拘束。慢慢的，坐着的那些小组联成大一点的组，或竟联成一整排；立着的仿佛是表示服从多数， 也都坐下去。摄影者来了不少，看还没有开会，便各自分别约请作家，到屋外怕照。这时候，会员中作刊物编辑的先生们，都抱着自己的刊物，分发给 大家。印好的大会宣言，告世界作家书，会章草案，告日本文艺作家书，本已在每个人的手中，现在又添上几种刊物，手里差不多已拿不了，只好放在 怀中，立起或坐下都感到点不甚方便的喜悦。啊，我看见了丰子恺先生！久想见见他而没有机会，又绝没想到他会 来到汉口，今天居然在这里遇到，真是惊喜若狂了。他的胡子，我认得，见过他的像片。他的脸色（在像片上是看不出来的）原来是暗中有光，不像我 理想的那么白皙。他的眼，正好配他的脸，一团正气，光而不浮，秀而诚朴。他的话，他的举动，也都这样可喜而可畏。他显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亲热，而并不慌急。他的官话似乎不甚流利， 可是他的眼流露出沉着诚恳的感情。在他旁边坐着的是宋云彬先生，也是初次会面。说了几句话，他便教 我写点稿子，预备为儿童节出特刊用的。我赶紧答应下来。在武汉，谁来约稿都得答应；编辑者当面索要，少一迟疑，必会被他拉去吃饭；吃完朋友的 饭，而稿子却写得欠佳，岂不多一层惭愧么？跟他们二位刚谈了几句，钟天心先生就过来了。刚才已遇到他，八年 未见，话当然是多的；好吧，我只好舍了丰宋二位而又找了天心兄去；况且，他还等着我给他介绍朋友啊。他这次是由广州赶来的。胖了许多，态度还是 那么稳而不滞。我俩又谈了会儿；提起许多老朋友，都已难得相见；可是目前有这么多文艺界朋友，聚在一堂，多么不容易呢！人更多了。女宾开始求大家签字。我很羡慕她们，能得到这样的好机 会；同时，又很惭愧，自己的字写得是那么坏，一页一页的专给人家糟蹋纸——而且是那么讲究的纸！ 快开会，一眼看见了郁达夫先生。久就听说，他为人最磊落光明，可惜没机会见他一面。赶上去和他握手，果然他是个豪爽的汉子。他非常的自 然，非常的大方，不故意的亲热，而确是亲热。正跟他谈话，郭沫若先生来到，也是初次见面。只和郭先生说了一句话，大会秘书处的朋友便催大家就 位，以备振铃开会。党政机关的官长，名誉主席团，和主席团，都坐在台上。名誉主席团中最惹人注意的，是日本名写家鹿地亘先生，身量不算太矮，细 瘦；苍白的脸，厚厚的头发，他不很像个日本人。胡风先生陪着他，给他向大家介绍。他的背挺着，而腰与手都预备好向人鞠躬握手，态度在稍微拘谨 之中露出恳挚，谦虚之中显出沉毅。他的小小的身体，好像负着大于他几千 几万倍的重担。他的脸上显着忧郁，可是很勇敢，挺着身子，来向真正爱和平的朋友们握手，齐往艰苦而可以达到正义的路上走。他的妻坐在台下，样子颇像个 广东女人。振铃了，全体肃立。全堂再也听不到一点声音。 邵力子先生宣告开会，王平陵先生报告筹备经过，并读各处的贺电。两位先生一共用了十分钟的工夫，这给予训话和演讲的人一个很好的暗示——要短而精。方治先生和陈部长的代表训话，果然都很简短而精到。鹿地亘 先生讲演！全场的空气紧张到极度，由台上往下看，几乎每个人的头都向前伸着。胡风先生作了简单的介绍，而后鹿地亘先生的柔韧有劲的话，像用小 石投水似的，达到每个人的心里去。几乎是每说完一段，掌声就雷动；跟着就又是静寂。这一动一静之际，使人感到正义与和平尚在人间，不过只有心 雄识远的人才能见到，才肯不顾世俗而向卑污黑暗进攻，给人类以光明。文艺家的责任是多么重大呀！周恩来先生与郭沫若先生相继演说，都简劲有力。末了，上来两位大 将，冯玉祥先生与陈铭枢先生。这两位都是会员，他们不仅爱好文艺，而且对文艺运动与文化事业都非常的关心与爱护。历史上——正像周恩来先生所 说的——很难找到这样的大团结，因为文人相轻啊。可是，今天不但文人们和和气气的坐在一堂，连抗日的大将也是我们的会员呀。已到晌午，没法再多请人演讲；其实该请的人还很多呢。邵力子先生（主席）便求老向先生向大家报告：（一）请到门外去照像。（二）照完像， 到普海春吃饭，来宾和会员都务请过去。（三）午餐后，会员就在普海春继续开会，省得再往回跑。照像真热闹，拿着像匣的你挡着我，我挡着你，后面的干着急，前面 的连连的照。照了好大半天，才大家有份的都“满载而归”。 晴暖的春光，射在大家的笑脸上，大家携手向饭馆进行。老的小的，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高的矮的，文的武的，洋装的华服的，都说着笑着， 走了一街。街上的人围拢进来，大概觉得很奇怪——哪里来这么多酸溜溜的 人呢？普海春楼上已摆好十几席。大家顾不得入席，有的去找久想晤谈的友 人谈话，有的忙着给小姐们签字——冯玉祥先生已被包围得风雨不透。这时候，我看见了卢冀野先生。他更胖了，诗也作得更好——他已即席吟成七律一首；还说要和我的 那首文协成立会的贺诗呢。我俩正交换住址，前面喊起入席呀，入席呀！我赶到前面，找着个空位就坐下了。多么巧，这一桌都是诗人！左旁 是穆木天先生，右旁是锡金先生，再过去是宋元女士彭玲女士和蒋山青先生。一盘橘子已被抢完，我只好把酒壶夺过来。刚吃了两个菜，主席宣 告，由我朗读大会宣言。王平陵先生不知上哪里去了。我就登了他的椅子，朗诵起来。没想到这么累得慌，读到一半，我已出了汗。幸而喝过两杯酒， 还没落个后力不佳。读完归座，菜已吃空，未免伤心。盛成先生朗读致全世界作家书的法文译文，读得真有工夫，博得几次 的满堂彩。一位难民不知怎的也坐在那里，他立起来自动的唱了个流亡曲，大家 也报以掌声。他唱完，冯玉祥先生唱了个吃饭歌，词句好，声音大，大家更是高兴。老将军唱完，还敬大家一杯酒，他自己却不喝，烟酒是与他无缘的。紧跟着， 我又去宣读告全世界作家的原稿，孙师毅先生朗读胡风先生起草的告日本文艺作家书，老向先生宣读慰劳最高领袖暨前线将士的电文。饭已吃完。空袭警报！ 早晨到会来时的那点不安，已因会场上与餐厅间的欢悦而忘掉。可是，到底未出所料，敌机果然来了。好像是暴敌必要在这群以笔为武器的战士们 团集的时候，给予威吓，好使他们更坚决的抗日。日本军阀是那么愚蠢的东西呢？炮火屠杀只足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团结与齐心呀！他们多放一个炸弹， 我们便加强一份抗战的决心。感谢小鬼们！紧急警报！ 桌上的杯盘撤下去，大家又按原位坐好。主席上了椅子，讨论会章。正在讨论中，敌机到了上空，高射炮响成一片，震得窗子哗啦哗啦的响。还 是讨论会章！会章通过，适夷先生宣读提议案，一一通过，警报还未解除。进行选 举。选举票收齐，主席宣布委托筹备委员检票，选举结果在次日报纸上披露。警报解除，散会。 晚报上登出大会的盛况，也载着敌机轰炸徐家棚，死伤平民二百多！报仇吧！文艺界同人们怒吼吧！中华民族不得到解放，世界上便没有和平； 成立大会是极圆满的开完了，努力进行该作的事吧！总务组长第一次理事会是在冯先生那里开的。会里没有钱，无法预备茶饭，所 以大家硬派冯先生请客。冯先生非常的高兴，给大家预备了顶丰富，顶实惠的饮食。理事都到会，没有请假的。开会的时候，张善子画师“闻风而至”， 愿作会员。大家告诉他：“这是文艺界协会，不是美术协会。”可是，他却另有个解释：“文艺就是文与艺术。”虽然这是个曲解，大家可不再好意思拒绝 他，他就作了“文协”的会员。后来，善子先生给我画了一张顶精致的扇面——秋山上立着一只工笔 的黑虎。为这个扇面，我特意过江到荣宝斋，花了五元钱，配了一副扇骨。荣宝斋的人们也承认那是杰作。那一面，我求丰子恺给写了字。可惜，第一 次拿出去，便丢失在洋车上，使我心中难过了好几天。我被推举为常务理事，并须担任总务组组长。我愿作常务理事，而力 辞总务组组长。“文协”的组织里，没有会长或理事长。在拟定章程的时候，大家愿意 教它显出点民主的精神，所以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组组长，而不愿有个总头目。因此，总务组组长，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差不多。 我不愿负起这个重任。我知道自己在文艺界的资望既不够，而且没有办事的 能力。可是，大家无论如何不准我推辞，甚至有人声明，假若我辞总务，他 们也就不干了。为怕弄成僵局，我只好点了头。 这一来不要紧，我可就年年的连任，整整作了七年。 上长沙或别处的计划，连想也不再想了。“文协”的事务把我困在了武汉。“文协”七岁①①老舍对“文协”作出了巨大贡献，可以说没有老舍就没有“文协”。 此文是老舍为“文协”成立七周年所作的总结。此外，老舍还作有《会务报告》等多篇，都是关于“文协”的珍贵史料。在我的眼睛里，“文协”有时候睡一会儿觉，而没有死过一回。 当“文协”在武汉的时候，几乎每一位会员都详详细细的知道会中工作的日记，因为座谈会与茶会是那么多，人人都能听到会中昨天作了什么， 和明天要作什么。那时候，会款差不多没有超出三百元过，可是工作的紧张倒好像我们开着一家银行似的。那时候，大家初次尝到团结的快乐，自然要 各显身手，把精神、时间，与钱力，献出一些给团体。那时候，政府与民众团体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大家喜欢作事， 政府也愿给我们事作。那是些愉快的日子。赶到“文协”迁来重庆，大家在精神上还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就赶不 上在武汉时节那么多了。一来是山城的交通不便，不像在武汉时彼此捎个口信便可以开会；二是物价渐渐的高涨，大家的口袋里不再像从前那么宽裕； 于是，会务日记仿佛就只有理事们才知道，而会员们便不大关心它了。慢慢的，物价越来越高，会中越来越穷，而在团体的活动上又不能不抱着一动不 如一静的态度，“文协”就每每打个小盹了。可是它并没有死。它的会刊时常脱期，而没有停刊。它还组织了前线访问团，并派代表参加前线慰劳团。 每到“七七”，它必去献金——不管钱数多少，我们总愿尽心力而为之。它举行各样的座谈会，参加国民月会和种种的集会。它的会所依然是会员们的“娘家”。 它没有死，所以得到社会上的信任。它永远不故意惹是非，所以政府对它也愿时时予以提携援助。 去年，它发动了援助贫病作家基金的征募，没有怎样费力，它便得到了好几百万元。 社会上看得起它。这笔钱有了极大的用处。有许多害病的会员，因得到助金而可以安心养病，有许多由湘桂流亡出来的会员，在半路上得到接济 得以及早的来到四川或云南。有的会员来到重庆，“文协”因有了基金，所以能招待他们，给他们一 些安慰。“文协”或者可以不再打盹儿了。“文协”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降生，到如今已经整整的活了七年。 它的会刊，《抗战文艺》，自二十七年五月四日降生，到今天也整整的活了七年。七年虽短，可是以一个团体来说，以在抗战中种种的艰苦来说，这实在 不能算是很容易的事，在这七年中，它听见过多少次炸弹的爆炸声音哪！“文协”总会的穷而乐，睡而不死，也就影响到它的分会。虽然香港的、桂林的、 曲江的、襄樊的分会都因军事的关系而结束，可是贵阳的，成都的，昆明的分会反而因此而更见活跃。以昆明分会来说，它曾有一个时期也打了盹。可 是在近二年来，它又复兴起来，去年为贫病作家募集基金，它的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于此，我不能不喊一声：“文协万岁”了！二、《抗战文艺》“文协”的“打炮”工作是刊行会刊。这又作得很快。大家凑了点钱， 凑了点文章，就在五月四日发刊了《抗战文艺》。这个日子选得好。“五四”是新文艺的生日，现在又变成了《抗战文艺》的生日。新文艺假若是社会革 命的武器，现在它变成了民族革命，抵御侵略的武器。《抗战文艺》最初是三日刊。不行，这太紧促。于是，出到五期就改 了周刊。最热心的是姚蓬子，适夷，孔罗荪，与锡金几位先生：他们昼夜的 为它操作，奔忙。会刊虽不很大，它却给文艺刊物开了个新纪元——它是全国写家的， 而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积极的，它要在抗战的大前题下，容纳全体会员的作品，成为“文协”的一面鲜明的旗帜。消极的，它要尽量避免像战前刊 物上一些彼此的口角与近乎恶意的批评。它要稳健，又要活泼；它要集思广益，还要不失了抗战的，一定的目标；它要抱定了抗战宣传的目的，还要维 持住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不大容易作到。可是，它自始至终，没有改变了它的本来面目。始终没有一篇专为发泄自己感情，而不顾及大体的文章。《抗战文艺》在武汉一共出了二十期。自十七期起，即在重庆复刊。 这个变动的痕迹是可以由纸张上看出来的：前十六期及特刊四期都是用白报纸印的，自第十七期起，可就换用土纸了。重庆的印刷条件不及武汉那么良好，纸张——虽然是土纸——也极缺 乏。因此，在“文协”的周年纪念日起，会刊由周刊改为半月刊。后来，又改成了月刊。就是在改为月刊之后，它还有时候脱期。会中经费支绌与印刷 太不方便是使它脱期的两个重要原因。但是，无论怎么困难，它始终没有停刊。它是“文协”的旗帜，会员 们决不允许它倒了下去。到了日本投降时，会刊出到了七十期。 我不惮繁琐的这么叙述“文协”会刊的历史，因为它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文献。 它不单刊露了战时的文艺创作，也发表了战时文艺的一切意见与讨论，并且报告了许多文艺者的活动。它是文，也是史。它将成为将来文学史上的 一些最重要的资料。同时它也表现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读者看到作家们是怎样的在抗战中团结到一起，始终不懈的打着他们的大旗，向暴敌进攻。在忙着办会刊而外，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座谈会联谊会。那真是快 活的日子。多少相识与不相识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块儿讨论抗战文艺的许多问题。开茶会呢，大家各自掏各自的茶资；会中穷得连“清茶恭候”也 作不到呀。会后，刚刚得到了稿费的人，总是自动的请客，去喝酒，去吃便宜的饭食。在会所，在公园，在美的咖啡馆，在友人家里，在旅馆中，我们 都开过会。假若遇到夜间空袭，我们便灭了灯，摸着黑儿谈下去。这时候大家所谈的差不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如何教文艺下乡 与入伍，一个是怎么使文艺效劳于抗战。前者是使大家开始注意到民间通俗文艺的原因；后者是在使大家于诗，小说，戏剧而外，更注意到朗诵诗，街 头剧，及报告文学等新体裁。但是，这种文艺通俗运动的结果，与其说是文艺真深入了民间与军队， 倒不如说是文艺本身得到新的力量，并且产生了新的风格。文艺工作者只能负讨论，试作，与倡导的责任，而无法自己把作品送到民间与军队中去。这 需要很大的经费与政治力量，而文艺家自己既找不到经费，又没有政治力量。这样，文艺家想到民间去，军队中去，都无从找到道路，也就只好写出民众 读物，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发表而已。这是很可惜，与无可如何的事。虽然我的一篇《抗战一年》鼓词，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 万多份；虽然何容与老向先生编的《抗到底》是专登载通俗文艺作品的刊物；虽然有人试将新写的通俗文艺也用木板刻出，好和《孟姜女》与《叹五更》 什么的放在一处去卖；虽然不久教育部也设立了通俗读物编刊处；可是这个运动，在实施方面，总是枝枝节节没有风起云涌的现象。我知道，这些作品 始终没有能到乡间与军队中去——谁出大量的金钱，一印就印五百万份？谁给它们运走？和准否大量的印，准否送到军民中间去？都没有解决。没有政治力量在它的后边，它只能成为一种文艺运动，一种没有什么 实效的运动而已。会员郁达夫与盛成先生到前线去慰劳军队。归来，他们报告给大家： 前线上连报纸都看不到，不要说文艺书籍了。士兵们无可如何，只好到老百姓家里去借《三国演义》，与《施公案》一类的闲书。听到了这个，大家更 愿意马上写出一些通俗的读物，先印一二百万份送到前线去。我们确是愿意写，可是印刷的经费，与输送的办法呢？没有人能回答。于是，大家只好干 着急，而想不出办法来。第五节　入川一、 空　袭 在武汉，我们都不大知道怕空袭。遇到夜袭，我们必定“登高一望”。 探照灯把黑暗划开，几条银光在天上寻找。找到了，它们交叉在一处，照住那银亮的，几乎是透明的敌机。而后，红的黄的曳光弹打上去，高射炮紧跟着开了火。有声有色，真是壮观。 四月二十九与五月三十一日的两次大空战，我们都在高处看望。看着敌机被我机打伤，曳着黑烟逃窜，走着走着，一团红光，敌机打几个翻身， 落了下去；有多么兴奋，痛快呀！一架敌机差不多就在我们的头上，被我们两架驱逐机截住，它就好像要孵窝的母鸡似的，有人捉它，它就爬下不动那 样，老老实实的被击落。可是，一进七月，空袭更凶了，而且没有了空战。在我的住处，有一 个地洞，横着竖着，上下与四壁都用木柱密密的撑住，顶上堆着沙包。有一天，也就是下午两三点钟吧，空袭，我们入了这个地洞。敌机到了。一阵风， 我们听到了飞沙走石；紧跟着，我们的洞就像一只小盒子被个巨人提起来，紧紧的乱摇似的，使我们眩晕。离洞有三丈吧，落了颗五百磅的炸弹，碎片 打过来，把院中的一口大水缸打得粉碎。我们门外的一排贫民住房都被打垮，马路上还有两个大的弹坑。我们没被打死，可是知道害怕了。再有空袭，我们就跑过铁路，到野地的荒草中藏起去。天热，草厚，没有风，等空袭解除了，我的袜子都被汗 湿透。不久，冯先生把我们送到汉口去。武昌已经被炸得不像样子了。千家 街的福音堂中了两次弹。蛇山的山坡与山脚死了许多人。二、别武汉因为我是“文协”的总务主任，我想非到万不得已不离开汉口。我们 还时常在友人家里开晚会，十回倒有八回遇上空袭，我们煮一壶茶，灭去灯光，在黑暗中一直谈到空袭解除。邵先生劝我们快走，他的理由是：“到了 最紧急的时候，你们恐怕就弄不到船位，想走也走不脱了！”这样，在七月三十日，我，何容，老向，与肖伯青（“文协”的干事），便带着“文协”的印鉴与零碎东西，辞别了武汉。 只有友人白君和冯先生派来的副官，来送行。船是一家中国的公司的，可插着意大利旗子。这是条设备齐全，而一 切设备都不负责任的船。舱门有门轴，而关不上门；电扇不会转；衣钩掉了半截；什么东西都有，而全无用处。开水是在大木桶里。我亲眼看见一位江 北娘姨把洗脚水用完，又倒在开水桶里！我开始拉痢。一位军人，带着紧要公文，要在城陵矶下船。船上不答应在那里停泊。 他耽误了军机，就碰死在绕锚绳的铁柱上！船只到宜昌。我们下了旅馆。我继续拉痢。天天有空袭。在这里，等 船的人很多，所以很热闹——是热闹，不是紧张。中国人仿佛不会紧张。这也许就是日本人侵华失败的原因之一吧？日本人不懂得中国人的“从容不 迫”的道理。我们求一位黄老翁给我们买票。他是一位极诚实坦白的人，在民生公 司作事多年。他极愿帮我们的忙，可是连他也不住的抓脑袋。人多船少，他没法子 临时给我们赶造出一只船来。等了一个星期，他算是给我们买了铺位——在 甲板上。我们不挑剔地方，只要不叫我们浮着水走就好。 仿佛全宜昌的人都上了船似的。不要说甲板上，连烟囱下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开饭，昼夜的开饭。茶役端着饭穿梭似的走，把脚上的泥垢全印 在我们的被上枕上。我必须到厕所去，但是在夜间三点钟，厕所外边还站着 一排候补员呢！三峡有多么值得看哪。可是，看不见。人太多了，若是都拥到船头上 去观景，船必会插在江里，永远不再抬头。我只能侧目看下面，看到人头——头发很黑——在水里打旋儿。三、重庆八月十四，我们到了重庆。上了岸，我们一直奔了青年会去。会中的 黄次咸与宋杰人两先生都欢迎我们，可是怎奈宿舍已告客满。这时候重庆已经来了许多公务人员和避难的人，旅馆都有人满之患。青年会宿舍呢，地方 清静，床铺上没有臭虫，房价便宜，而且有已经打好了的地下防空洞，所以永远客满。我们下决心不去另找住处。我们知道，在会里——那怕是地板呢——作候补，是最牢靠的办法。黄先生们想出来了一个办法，教我们暂住在 机器房内。这是个收拾会中的器具的小机器房，很黑，响声很大。天气还很热。重庆的热是出名的。我永远没睡过凉席，现在我没法不 去买一张了。睡在凉席上，照旧汗出如雨。墙，桌椅，到处是烫的；人仿佛是在炉 里。只有在一早四五点钟的时候，稍微凉一下，其余的时间全是在热气团里。城中树少而坡多，顶着毒花花的太阳，一会儿一爬坡，实在不是好玩的。 四川的东西可真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好吧，天虽热，而物价低，生活容易，我们的心中凉爽了一点。在青年会的小食堂里，我们花一二十个铜板就可以吃饱一顿。“文协”的会友慢慢的都来到，我们在临江门租到了会所，开始办公。 我们的计划对了。不久，我们便由机器房里移到楼下一间光线不很好的屋里去。过些日子，又移到对门光线较好的一间屋中。最后，我们升到楼 上去，屋子宽，光线好，开窗便看见大江与南山。何容先生与我各据一床。他编《抗到底》，我写我的文章。他每天是午前十一点左右才起来。我呢， 到十一点左右已写完我一天该写的一二千字。写完，我去吃午饭。等我吃过午饭回来，他也出去吃东西，我正好睡午觉。晚饭，我们俩在一块儿吃。晚 间，我睡得很早，他开始工作，一直到深夜。我们，这样，虽分住一间屋子，可是谁也不妨碍谁。赶到我们偶然都喝醉了的时候，才忘了这互不侵犯协定， 而一齐吵嚷一回。我开始正式的去和富少舫先生学大鼓书。好几个月，才学会了一段《白 帝城》，腔调都摹拟刘（宝全）派。学会了这么几句，写鼓词就略有把握了。几年中，我写了许多段，可是只有几段被富先生们采用了：《新拴娃娃》（内容是救济难童），富先生唱。《文盲自叹》（内容是扫除文盲），富先生唱。《陪都巡礼》（内容是赞美重庆），富贵花小姐唱。《王小赶驴》（内容是乡民抗敌），董莲枝女士唱。 以上四段，时常在陪都演唱。我也开始写旧剧剧本——用旧剧的形式写抗战的故事。 这时候，我还为《抗到底》写长篇小说——《蜕》。这篇东西没能写完。《抗到底》后来停刊了，我就没再往下写。 转过年来，二十八年之春，我开始学写话剧剧本。对戏剧，我是十成十的外行，根本不晓得小说与剧本有什么分别。不过，和戏剧界的朋友有了 来往，看他们写剧，导剧，演剧，很好玩，我也就见猎心喜，决定瞎碰一碰。好在，什么事情莫不是由试验而走到成功呢。我开始写《残雾》。五三、五四敌机狂炸重庆。投的是燃烧弹——不为炸军事目标，而是 蓄意要毁灭重庆、造成恐怖。前几天，我在公共防空洞里几乎憋死。人多，天热，空袭的时间长， 洞中的空气不够用了。五三、五四我可是都在青年会里，所以没受到什么委屈。五四最糟，警报器因发生障碍，不十分响；没有人准知道是否有了空袭， 所以敌机到了头上，人们还在街上游逛呢。火，四面八方全是火，人死得很多。我在夜里跑到冯先生那里去，因为青年会附近全是火场，我怕被火围住。 彻夜，人们像流水一般，往城外搬。经过这个大难，“文协”会所暂时移到南温泉去，和张恨水先生为邻。 我也去住了几天。四、 友人与作家书屋吴组缃先生的猪从青木关到歌乐山一带，在我所认识的文友中要算吴组缃先生最为阔 绰。他养着一口小花猪。据说，这小动物的身价，值六百元。每次我去访组缃先生，必附带的向小花猪致敬，因为我与组缃先生核 计过了：假苦他与我共同登广告卖身，大概也不会有人出六百元来买！有一天，我又到吴宅去。给小江——组缃先生的少爷——买了几个比 醋还酸的桃子。拿着点东西，好搭讪着骗顿饭吃，否则就太不好意思了。一进门，我 看见吴太太的脸比晚日还红。我心里一想，便想到了小花猪。假若小花猪丢了，或是出了别的毛病，组缃先生的阔绰便马上不存在了！一打听，果然是 为了小花猪：它已绝食一天了。我很着急，急中生智，主张给它点奎宁吃，恐怕是打摆子。大家都不赞同我的主张。我又建议把它抱到床上盖上被子睡 一觉，出点汗也许就好了；焉知道不是感冒呢？这年月的猪比人还娇贵呀！大家还是不赞成。后来，把猪医生请来了，我颇兴奋，要看看猪怎么吃药。 猪医生把一些草药包在竹筒的大厚皮儿里，使小花猪横衔着，两头向后束在脖子上：这样，药味与药汁便慢慢走入里边去。把药包儿束好，小花猪的口 中好像生了两个翅膀，倒并不难看。虽然吴宅有些骚动，我还是在那里吃了午饭——自然稍微的有点不得 劲儿！过了两天，我又去看小花猪——这回是专程探病，绝不为看别人；我 知道现在猪的价值有多大——小花猪口中已无那个药包，而且也吃点东西了。大家都很高兴，我就又就棍打腿的骗了顿饭吃，并且提出声明：到冬天， 得分给我几斤腊肉。组缃先生与太太没加任何考虑便答应了。吴太太说：“几斤？十斤也行！想想看，那天它要是一病不起”大家听罢，都出了冷汗！马宗融先生的时间观念马宗融先生的表大概是、我想是一个装饰品。无论约他开会，还是吃 饭，他总迟到一个多钟头，他的表并不慢。来重庆，他多半是住在白象街的作家书屋。有的说也罢，没的说也罢， 他总要谈到夜里两三点钟。假苦不是别人都困得不出一声了，他还想不起上床去。有人陪着他谈，他能一直坐到第二天夜里两点钟。表、月亮、太阳， 都不能引起他注意到时间。比如说吧，下午三点他须到观音岩去开会，到两点半他还毫无动静。“宗 融兄，不是三点，有会吗？该走了吧？”有人这样提醒他，他马上去戴上帽子，提起那有茶碗口粗的木棒，向外走。“七点吃饭。早回来呀！”大家告诉 他。他回答声“一定回来”，便匆匆地走出去。到三点的时候，你若出去，你会看见马宗融先生在门口与一位老太婆，或是两个小学生，谈话儿呢！即使不是这样，他在五点以前也不会走到观音 岩。路上每遇到一位熟人，便要谈，至少有十分钟的话。若遇上打架吵嘴的，他得过去解劝，还许把别人劝开，而他与另一位劝架的打起来！遇上某处起 火，他得帮着去救。有人追赶扒手，他必然得加入，非捉到不可。看见某种新东西，他得过去问问价钱，不管买与不买。看到戏报子，马上他去借电话， 问还有票没有这样，他从白象街到观音岩，可以走一天，幸而他记得开会那件事，所以只走两三个钟头，到了开会的地方，即使大家已经散了会， 他也得坐两点钟，他跟谁都谈得来，都谈得有趣，很亲切，很细腻。有人刚买一条绳子，他马上拿过来练习跳绳——五十岁了啊！七点，他想起来回白象街吃饭，归路上，又照样的劝架，救火，追贼， 问物价，打电话至早，他在八点半左右走到目的地。满头大汗，三步当作两步走的。他走了进来，饭早已开过了。所以，我们与友人定约会的时候，若说随便什么时间，早晨也好，晚 上也好，反正我一天不出门，你哪时来也可以，我们便说“马宗融的时间吧”！姚蓬子先生的砚台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而三五日后再 亲自去索回，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讲到书屋，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层的主人——姚蓬子先生。他不定在 哪里藏着呢。他的被褥是稿子，他的枕头是稿子，他的桌上、椅上、窗台上全 是稿子。简单的说吧，他被稿子埋起来了。当你要稿子的时候，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 由裤袋里掏出三张，书架里找出两张，窗子上揭下一张，还欠两张。你别忙，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一点也不少。单说蓬子先生的那块砚台，也足够惊人了！那是块是无法形容的石砚。 不圆不方，有许多角儿，有任何角度。有一点沿儿，豁口甚多，底子最奇，四周翘起，中间的一点凸出，如元宝之背，它会像陀螺似的在桌子上乱转， 还会一头高一头低地倾斜，如浪中之船。我老以为孙悟空就是由这块石头跳 出去的！到磨墨的时候，它会由桌子这一端滚到那一端，而且响如快跑的马车。 我每晚十时必就寝，而对门儿书屋的主人要办事办到天亮。从十时到天亮，他至少有十次，一次比一次响——到夜最静的时候，大概连南岸都感到一点 震动。从我到白象街起，我没做过一个好梦，刚一入梦，砚台来了一阵雷雨，梦为之断。在夏天，砚一响，我就起来拿臭虫。冬天可就不好办，只好咳嗽 几声，使之闻之。现在，我已交给作家书屋一本书，等到出版，我必定破费几十元，送 给书屋主人一块平底的，不出声的砚台！何容先生的戒烟 首先要声明：这里所说的烟是香烟，不是鸦片。 从武汉到重庆，我老同何容先生在一间屋子里，一直到前年八月间。在武汉的时候，我们都吸“大前门”或“使馆”牌；小大“英”似乎都不够 味儿。到了重庆，小大“英”似乎变了质，越来越“够”味儿了，“前门”与“使馆”倒仿佛没了什么意思。慢慢的，“刀”牌与“哈德门”又变成我 们的朋友，而与小大“英”，不管是谁的主动吧，好像冷淡得日悬一日，不久，“刀”牌与“哈德门”又与我们发生了意见，差不多要绝交的样子。何 容先生就决心戒烟！在他戒烟之前，我已声明过：“先上吊。后戒烟！”本来吗，“弃妇抛雏” 的流亡在外，吃不敢进大三元，喝么也不过是清一色（黄酒贵，只好吃点白干），女友不敢去交，男友一律是穷光蛋，住是二人一室，睡是臭虫满床， 再不吸两枝香烟，还活着干吗？可是，一看何容先生戒烟，我到底受了感动，既觉自己无勇，又钦佩他的伟大；所以，他在屋里，我几乎不敢动手取烟！ 以免动摇他的坚决！何容先生那天睡了十六个钟头，一枝烟没吸！醒来，已是黄昏，他便 独自走出去。我没敢陪他出去，怕不留神递给他一枝烟，破了戒！掌灯之后，他回 来了，满面红光，含着笑，从口袋中掏出一包土产卷烟来。“你尝尝这个，”他客气地让我，“才一个铜板一枝！有这个，似乎就不必戒烟了！没有必要！” 把烟接过来，我没敢说什么，怕伤了他的尊严。面对面的，把烟燃上，我俩细细地欣赏。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我以为他误把爆竹买来了！听了 一会儿，还好，并没有爆炸，就放胆继续地吸。吸了不到四五口，我看见蚊子都争着向外边飞，我很高兴。既吸烟，又驱蚊，太可贵了！再吸几口之后， 墙上又发现了臭虫，大概也要搬家，我更高兴了！吸到了半枝，何容先生与我也跑出去了，他低声地说：“看样子，还得戒烟！”何容先生二次戒烟，有半天之久。当天的下午，他买来了烟斗与烟叶。“几毛钱的烟叶，够吃三四天的，何必一定戒烟呢！”他说。吸了几天的烟 斗，他发现了：（一）不便携带；（二）不用力，抽不到；用力，烟油射在舌头上；（三）费洋火；（四）须天天收拾，麻烦！有此四弊，他就戒烟斗，而 又吸上香烟了。“始作卷烟者。其无后乎！”他说。最近二年，何容先生不知戒了多少次烟了，而指头上始终是黄的。 五、《残雾》与剑北行 三九年初夏，“文协”得到战地党政工作委员会的资助，派出去战地访问团，以王礼锡先生为团长，宋之的先生为副团长，率领罗烽，白朗，葛一虹等十来位先生，到华北战地去访问抗战将士。 同时，慰劳总会组织南北两慰劳团，函请“文协”派员参加。理事会决议：推举姚蓬子，陆晶清两先生参加南团，我自己参加北团。“文协”为筹点款而想演戏。大家说，这次写个讽刺剧吧，换换口味。 谁写呢？大家看我。并不是因为我会写剧本，而是因为或者我会讽刺。我觉得，第一，义不容辞；第二，拼命试写一次也不无好处。不晓得一位作家须 要几分天才，几分功力。我只晓得努力必定没错。于是，我答应了半个月交出一本四幕剧来。虽然没写过剧本，可是听说过一个完好的剧本须要花两年 的工夫写成。我要只用半个月，太不知好歹。不过，也有原因，“文协”愿将此剧在五月里演出，故非快不可。再说，有写剧与演戏经验的朋友们，如应云卫、章泯、宋之的、赵清阁、周伯勋诸先生都答应给我出主意，并改正。 我就放大了胆，每天平均要写出三千多字来。“五四”大轰炸那天，我把它 写完。人心慢慢的安定了，我回渝筹备慰劳团与访问团出发的事情。我买了 两身灰布的中山装，准备远行。“文协”当然不会给我盘缠钱，我便提了个小铺盖卷，带了自己的几块 钱，北去远征。在起身以前，《残雾》没加修改，便交王平陵先生去发表。我走了半年。 等我回来，《残雾》已上演过了，很成功。导演是马彦祥先生，演员有舒绣文，吴茵，孙坚白，周伯勋诸位先生。可惜，我没有看见。慰劳团先到西安，而后绕过潼关，到洛阳。由洛阳到襄樊老河口，而 后出武关再到西安。由西安奔兰州，由兰州到榆林，而后到青海，绥远，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