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部分访问 曾文 下于是，组织上决定先派几个人去摸一摸情况。第一批派去的人跟他汇报说，不能游。主席生气地问，你们下水没下水呀？回答说没有下水。“没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没办法，再派第二批人去。张耀祠、孙勇和我坐飞机到了武汉。下飞机，我们直奔长江。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知道主席非要游长江，已经组织了一班人在长江试水。他以为我们跟他们比赛呢，他们就顺江而下，很快离开了武汉水域。我们不能这样做啊，我们按原计划，仿照主席游泳的方法，又是仰着躺一下，又是慢慢游一下，很小心地测试这样游行不行。过桥墩的时候，我们当时不太了解水情。因为江水遇到桥墩的阻截之后，形成了一个旋流。我们到了那里，遇上了一些困难，我往这边转，江水打过来，我就得喝水，我又转过去，江水仍然打得我喝水，游起来非常困难，我心里有点慌，但我们就自己鼓励自己，这是给主席试水，一定要坚持住，千万不能出事。还好，这次只是遇到了险情，并没有什么不幸发生。第二次，我们又去汉江试水，重点在汉江汇入长江那一段，水流湍急不说，江水的流向也极难掌握。脚底下就像转椅似的，很难控制，反正是哪里危险，我们就到哪里去试，因为保卫主席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主席安全了，我们就放心了。试过之后，我们就清楚了哪个地方能游，哪个地方不能游。虽然遭遇两次险情，但经过重新调查以后，证明长江是可以游的。由此，毛泽东的心愿实现了。主席不但自己游，还鼓励大家下来游，叫大夫、卫士：“你下来！”他冲罗瑞卿说：“你不会游泳，就不知道游泳的好处。”机要员、秘书等一些女孩子下来以后，主席鼓励她们说，江水淹不死你，只能淹个半死。虽然这么说，但主席还是关照说，你们要好好照顾她们。游了有两个多小时，到了长江中间，水温比较低了嘛。有些人就到船上休息，上来以后浑身打哆嗦，拿杯子喝水，水都要洒出来。可主席年龄那么大，却不怕冷。五月份的时候，江水确实很凉。船上的人都向主席招手，主席，你上来吧。主席说，还没到岸边，怎么能上去呢？主席边游边说，你们不是说长江不能游吗？你看我不游得很好吗？总之，游起来相当轻松。他有时候就躺在水面不动了，让水漂着他。看起来，我们围成的保卫主席的圈子只能是摆设了。曾文陪同毛泽东游过许多大江大河，他发现风浪越大，毛泽东就越高兴。有一次，在北戴河风浪特别大。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风浪，真是白浪滔天。可主席非要游泳，当时在北戴河的中央领导，包括总理在内，都不同意他游。你越是不同意，他越是要游。主席要游，我们就得先下去。我们就推船下海，可是船怎么也推不下去。刚推下去一点，一个浪头打来，船就到了岸上。主席可不管那么多，我们只好弃船而下，用我们的身体多少为主席挡些风浪。但有时候，实在顶不住，哗地一声，浪头就把我打到主席身边。主席反而把我抱起来，问我怎么样？我说没事。主席就高兴地指着高高的浪头让我看，我一回头，巨浪鼓动着，把我像小舢板一样，推上浪尖。主席一个猛子扎下去，就到了浪的下面。等他冒出来，浪头就已经过去了。他就是这样，很有诗意地与大风大浪搏斗。他以亲身体会告诉我们，只要你掌握了风浪的规律，浪来了你根本不用怕。浪来了，你扎个猛子头一低，浪过去了你就起来了。实际上，主席并不是蛮干，他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他就是特别喜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身体和意志，任何风浪都阻挡不了他。毛泽东很尊重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连称呼一类的细节都特别注意。在主席身边工作的广东同志有好几个，就我和李连庆岁数最小，他年纪还比我小呢，可李连庆的个子比我高。江青就叫我小广东，大多数工作人员就叫开了。主席的护士长吴旭君，现在见了我，还叫我小广东，可主席从来不叫我小广东，都是叫我名字曾文。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曾文除了工作、生活、学习之外，毛泽东又给他布置了一个新任务。主席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他的孩子一样，从各方面给予关心。1956年，我刚刚二十岁，他就问我，有没有对象？我说没有。他说，你在我这里工作，可以在农村找个对象，你们可以相互鼓励。你在这里好好工作，她在那里努力生产。我搞调查回来以后，看到我他就问，你的对象找着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主席就说，你连这点本事都没有啊。再后来,我每次从家里回来他都问这个问题，我说，来来回回只有七天的时间，光在路上就要花三四天，除去了解情况的时间，哪有空去找对象。主席就说，以后多给你一些时间吧。他不只是问一问，他还动员护士长吴旭君帮我介绍对象。吴旭君说，他是军官，要求高。其实哪是要求高，是因为在中南海工作，不仅接触的人有限，而且以前的朋友也都断了联系。到了1960年，我还没有对象。他说，我要给你布置一个新任务，那就是找对象。1961年，主席最后一次问我，我回答说找到了，他挺吃惊的，问我在哪找的？我说在北京。他说是哪个单位的？我说是科技大学的。他说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是科技大学的老师。主席说，你本事不小啊，还找个大学老师呢。主席就拍手叫好，说好好好啊，和知识分子相结合好啊。主席挺高兴的，他说你替我向她问好。1964年6月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曾文调离了警卫一中队，到军委办公厅，给一个首长当秘书。为了不打扰毛泽东的工作，曾文临别时没有去向他当面道别，可是这十一年的经历，曾文终生难忘。每当毛泽东的生日和祭日，曾文都去毛主席纪念堂悼念毛泽东。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上1948年3月，张木奇在河北曲阳老家参军，入伍到了石家庄的华北步军兵团。1949年，中共中央从华北部队抽调了三十六名战士到中央警卫团警卫连工作。张木奇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那一年他只有十六岁。进了中南海之后，他问排长能不能到春藕斋去看毛泽东跳舞？我记得是1949年8月24日，那个时候，我虽然能看见主席，可总是隔得较远，看不清楚。那天晚上，我听到舞曲响起来，就问我们排长杜福同志：“排长，能不能让我看看主席跳舞？”他回答说：“小声点，别惊动别人，我再给你看看去。”然后，他跑出去一趟，回来就叫我去了：“小鬼，慢一点，慢一点。”我就去了，高兴得不得了。去了以后，排长已经通过现场值班的同志把帘子拉开了一道缝，我就在那看。哎哟，这就是主席呀，和一个女伴舞着就过来了。那个女同志梳着两条长辫子，穿的是列宁装，主席穿的是黄呢子中山装。主席一面跳，还不断地跟舞伴说两句。主席跳的那个舞步很稳重，那个形象呀，很魁梧，很大方，那个面孔又很慈祥。我没参军，还在老家村子里的时候，就是1943年前后的春天，有一次我跟我爹、我弟弟，我们推碾子，压苞米，也叫棒子，碾那个玉米面。那时候，我就想着毛主席，在那些书本上和报刊上不是有一些主席的头像嘛，我就是在脑子里有那么一个大概的印象，就在碾房的后墙上画了一个主席的像。画了以后，当时我还很满意的，眼睛很大，很明亮。嘴唇呢，画得也很厚道。老百姓就讲究嘛，厚嘴唇的人就是比较厚道的，当时，我觉得画得还是很像的，符合自己心里想象的那个毛主席。可这时候一对比，毛主席那么生动，红光满面的，个儿又那么高，有一米八吧，那么魁梧，唉呀，我的那个感受，真是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回去以后，我真的就睡不着了。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那个时候，毛泽东住在玉泉山，开会就下山去中南海的居仁堂，开完会再回来。张木奇那时是连里的一名通讯员，每天都要到山上去打泉水。一天下午，张木奇第一次直接面对毛泽东。主席开完会，回到玉泉山，和江青、警卫科长李树槐、卫士孙勇几个人正沿着鹅卵石山道向主峰玉泉塔攀登。我在山腰，拿着水壶，打天下第一泉的泉水。我看到主席，在灿烂阳光的照射下，他的上额很光滑，有一种反光。他身材那么魁梧，穿着白衬衣。主席一见了我以后，马上就向我走来了。可我光顾着激动了，只是直直地站着，不知道说什么，我才十七岁嘛。主席问我：“小鬼呀，你要去做什么？”说着，就走到我跟前，跟我握手了。我愣头愣脑地上去，两只手就把主席的手给握住了，他那个手特别大，很软乎的。“叫什么名字啊？”又问我，当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李树槐同志，他是警卫科长，就说：“小张，主席问你了，叫什么名字？”我这才说，俺叫张木奇。“哦，张木奇，哪几个字？写一写。”我就站着，主席把左手伸到了我跟前，让我写在他的手心里边，我的手当时也可能有点颤抖。我写一个，主席就说：“弓长张，树木的木。”我又看看主席，写那个奇字的时候，他说这个不是奇怪的奇吗？我赶快点头认可，就说是这几个字。这个时候，主席就问，你今年多大岁数？我说，俺今年十七岁了。“十七岁嘛，还是个娃娃，你讨没讨老婆？”我对讨老婆这个说法不是很清楚，我们家乡河北曲阳说娶媳妇。李树槐同志马上就给我解释：“主席问你结婚了没有？”一问到结婚这个题目，我年龄还小嘛，就感到很害羞，低着脑袋跟主席说：“俺还没有娶媳妇呢。”一听我用曲阳的乡土乡音说没娶媳妇，主席、江青和孙勇，还有李树槐同志，他们都乐了。他们一乐，我也就不那么紧张了，也乐了。然后，主席就继续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哪？我就说，家里有俺爹、俺娘，还有俺兄弟，兄弟就是弟弟的意思。我说的时候，主席就捏着手指头给我数，我说一个，他就伸一个指头，他说加上你这个解放军，就是一个四口之家了。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他说的意思了。江青还插进来问了一句，看你挺老实、挺聪明的，是个机灵鬼，哪个地方的人呢？我说河北曲阳。主席又说，曲阳，我们从那里走过嘛。我估计是从西柏坡进北京的时候路过，但我没敢问。主席好像意犹未尽，问我：“你现在干什么去呀？”我说给连里打泉水，他点点头，再次和我握手，还拍拍我的脑袋，笑着说：“好啦，再见！”我忙说再见再见，心情已经放松下来了。1951年元月上旬，中南海成立了主席的内卫班，实际上就是一个警卫排，总共二十个人左右。可随着当时的需要，这个警卫排很快就撤销了。我们警卫连的一班加上警卫班的几个同志，十二个人组成了一个新的内卫班。……毛泽东一直关心身边工作人员的学习，他都有哪些考虑呢？建国初期，各方面都需要合格的干部，而我们中间的一个普遍问题就是文化水平高的人不太多。我们作为毛主席身边的警卫人员，原来在西柏坡的一些同志，在进北平以前，主席就把他们送去学习文化，进行深造。到了北京以后，在没有成立干部大队一中队以前，主席晚上跟我出来散步的时候，就几次问我上没上过学，认多少字。他知道我家里穷，没钱上学以后，就说你们都应该学习学习。这些话他并不是随便说说，他是真着急。他就想怎么办呢，应该搞一个学校，有助于我们的学习。主席让我们学文化，还考虑到国家那么大，事情那么多，必须有可靠的又懂文化的人反映各方面的情况。他常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派你下去，你没有文化怎么能开展工作呢？很快，在主席的主持下，就成立起了一个干部队。全国除了新疆和西藏之外，每一个省区，还包括沈阳、上海、重庆、武汉、西安、广州等几大城市，一个城市调来一个人成立了一个干部大队的移动队。这些同志来了之后，第一个是担负警卫工作；第二个是要学习文化，边工作边学习；第三个任务就是回家做调查。主席由此掌握全国的基本情况。主席在1954年的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的院子里接待移动队的同志。当时，移动队还没有完全调齐，有的同志还没来。主席专门进行了布置，调查农村的生产、生活等基本情况，干部的反应，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反应等等，即正面的调查；如果遇到一些负面的东西，也要调查，特别是反映党的干部工作，政策方针方面的东西，要搞清楚什么原因、什么问题。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中在我们成立这个移动队之后，接着就成立了一个文化学校。主席说我兼任你们的名誉校长，另外再请一位教导主任和几位教员，也就是老师，给你们讲课。让你们学习几年之后，取得一些文化知识，打下一些基础。你们不可能在我身边工作一辈子，将来离开我，也好为党工作。在汪东兴的具体操作下，文化学校很快就成立起来了。第一批的学习用品，练习本、铅笔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主席用他的稿费给大家买的。学校成立以后，总政批了，有关学习的开支就有了着落。文化学校办起来了，我们要跟主席外出怎么办呢？这个情况主席也考虑到了，他说，现在全国的治安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你们学习文化，跟我外出的同志就要耽误学习。这样好了，我每年四至六次外出，每一次你们给我四至五个人就行了。这样你们三十几个人可以每年只跟我出来一次，要不然老是你们几个人跟着我出来，你们的学习会受影响。我记得是1957年的3月20日，我们跟主席住在南京西康路三十四号，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美国大使，叫司徒雷登，住的一个别墅。那一天，太阳刚出来，主席就起来了。我正在值班，就陪着他在院子里的草坪上散步。主席问我，南京好，还是北京好啊。我说南京鸟语花香的，南京比较好，北京老刮大风，尘土飞扬的，难受。主席就说，哦，对嘛，对嘛。又问我们，你们学习的东西带没带来，我说课本、作业本都带来了。这次领导强调外出不要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差距太大了，外出也要把学习抓好。除了工作期间，陈守信老师就给我们讲课。这样，我们回去以后，就能够跟家里的学习进度基本持平了。主席听了之后，很感满意，哦，这就好，这就好。除了身教，主席也不忘言教。我们住在广州一个小岛上的时候，主席问我们，涨潮、退潮是怎么形成的呀？我说是太阳和月亮对地球的吸引作用吧，他说应该加一个力字嘛，吸引力。老鹰为什么能在天上飞？这就牵扯到空气流动问题。另外，在北京，主席有的时候问我们一些这个花那个草的等植物学方面的知识。主席有的时候还会为我们改错别字。比如，我们打的一些报告中间，调查农业合作社的报告中间，如果有错别字，主席就会给你改过来。主席看了我们的探家报告，有些情况不太清楚，来叫我们当面再聊一聊。这样，我们对于应该调查哪些东西，主席需要哪些材料，他最关注哪些问题，就会心里有数。主席不仅关注我们的理论学习，而且指导我们要把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践中去。1954年3月中旬，毛泽东在杭州起草完宪法以后，就回到了北京。稍事休息，就从北京坐专列往北戴河去。中途在天津、唐山、秦皇岛看了几家工厂之后，毛泽东在北戴河专门去看了日出。我记得是4月23日晚上，我们离开了专列，就到了北戴河海滨，住在原来张学良他们住的房子里。主席睡完觉起来，已经是第二天十二点半了。汪东兴同志从主席那里出来，我正在门口值班。他说张木奇呀，明天早晨三点四十，叫我起床，他也没说干什么去。第二天早晨三点四十分，我就把汪东兴给叫起来了，主席他们都起来了，说要爬山看日出，到联峰山上去看日出。我在前边引路，到了半山腰上，遇到了海军海防部队的哨兵。我们不知道，因为是突然决定的嘛。哨兵看来了一群人，还打着手电筒，打手电给主席照路嘛。这时候，两个哨兵过来了，拿着枪说，干什么的，站住。我就赶紧跑上去，说同志同志，请注意，我是公安局的，下边几位领导同志，他们要上山看日出。他们看到后边的人都跟上来了，就把枪赶快收起来了。上山的时候，我们还给主席背了开水瓶、行军床，还带了个毡子，方便他老人家累的时候临时休息。再说看日出的时候，站累了还可以坐在行军床上看。上去后，我们就选了一个看日出比较好的位置，联峰山东边一个相对平一点的那么一个地段，先让主席坐在行军床上休息。给主席倒了一杯开水，这时候东方的鱼肚白都已经过去了。正是快要出太阳的前夕，这时候主席喝着水，跟大家聊着天，兴致很高。正在聊的过程中，慢慢的东方海平面上，比我们刚才上来的时候更白了一点儿。上边还多少覆着一点红云彩，一片云彩丝贴着海面上边一点儿。不一会儿，好像是早起四点二十五分左右吧，太阳就出来了。慢慢有了红牙牙儿，主席就用望远镜对着它看。我记得好像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太阳才完全出来了。出来以后，主席就把那个望远镜心满意足地交给大家，让大家轮流着都看看。事后，我想过主席为什么去看日出。根据当时形势的背景，宪法起草完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快要开了，看日出的举动有特殊的意义。人民唱东方红太阳升，在毛主席眼里，我们的祖国就像一轮冉冉升起的太阳。我们跟着主席一块看了海上日出，虽然感受颇深，但其中的真正含义却很难表达。……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都很恭敬，这里面有例外吗？有一次，我看到老理发师王惠在院子里给主席理发。好嘛，主席还有几分钟就要接见外宾了，他当然希望老王能快点儿，也就是随便把胡子刮一刮。但是，老王想主席这是接见外宾哪，我理不好的话，好家伙，要是在外宾面前丢了面子，我就不好交账了啊。老王就用肥皂什么的，给主席抹了抹，还没有下刀呢，主席就说：“老王啊，快一点。”老王没吭声，拿刀子晃来荡去，这儿照照，那儿看看，才开始理，理了好长时间并没有理多少。主席呢，着急得直看表：“老王，快一点嘛，时间快到了嘛！”这时候，老王才用保定话说了：“你着么急呀你，你着么急呀？我不给你理好的话，你那样去接待外宾，那就是什么样子了，那不好了嘛，那就！”主席也不好说重了，老王依旧慢悠悠、慢悠悠地理。主席呢，想催他，又感觉催多了，老王反感。两人这时候的情绪非常逗，我们在一边也不敢插言，就像是看热闹。这时候呢，主席的表情很焦急，老王还是不紧不慢，就这么理完了。主席想走了，老王又发话了：“别动，别动，还没给你擦擦呢！”他把毛巾洗了洗，认真给主席擦完，才允许主席走了。第七部分访问 张木奇 下1957年夏季的一天，天气非常闷热。张木奇听卫士李连成说，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浑身是汗，就让李连成劝他游游泳。我记得很清楚是1957年7月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那儿住着。这个游泳池是个室外游泳池，是傅作义将军以前在中南海建的。以后，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建了一个室内游泳池，就在原来那个游泳池的南边。这天下午四点半左右，主席正在室内游泳池的一个办公室里办公。天气特别热，闷热闷热的。我们在游泳池值班，一个是我，一个是李连成，小李在主席身边服务，我就负责警卫安全。当时，小李一直皱着眉头，很犯愁的样子。我说小李你怎么了，（小李说）哎呀，你看咱们一身汗，主席也一身汗。他是担心主席的身体。我说这不是有游泳池嘛，待会儿请主席下来洗个澡嘛，那不是更好吗？小李就回去请主席去了，主席呀，这么热的天你还在办公，浑身都是汗。主席没吭声，仍低头看文件。李连成就说，咱们是不是出来游游泳啊，缓解缓解这个热劲。主席缓缓地放下手中的文件，痛快地答应了。当时就我们三个，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主席披着一个睡衣就出来了。小李跟着他，我在前边快走几步，先下去了。主席站在那问我，最近家里来没来信哪？我说最近还没来信呢。以前的信里说没说下雨的事呀？我说，最近好像没怎么下雨呀，人民日报说三百来天华北地区没有落一场雨了。主席马上就反问我了，那天不是下了一次雨吗？他这么一问，我忙说对对对，但是那次雨量太小了，根本不顶事。哦，主席抬头看看天说，雨终是要下的嘛，现在不下，等几天可能要下。今年不下，明年一定要下。主席这么说着，就从扶梯上慢慢地下来了，我扶着他，为什么呢，怕蹬空，尽管他泳游得好，但是毕竟岁数大了，一旦出了事，我们都有责任。我值完班回宿舍休息，就听到一阵子雷声，接着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我说，哎，毛主席真灵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后来，张木奇发现除游泳之外，毛泽东还有一大乐趣。一天晚上，主席去怀仁堂开会要回来了，我到后门那儿去接他。主席下车以后，罗光禄就抱着给主席的文件回机要室去了。主席，李银桥和王鹤滨还加上我，四个人，就在后门那个地方。那时，雪已经下得很厚了，主席高兴得很，说：“好，很忙嘛，需要散散步放松嘛，还有雪嘛。”十分钟，主席让李银桥看着表，要散十分钟的步。主席就在雪地上散步，踩得那个雪，“嘎吱、嘎吱”响。散了一会儿，李银桥说七分了，主席又走了一阵，问了一句：“现在几分了？”“九分多了。”又走了一下，他也估计到时候了，李银桥说话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嘛。”寂静中的“嘎吱”声让主席高兴得不得了。毛泽东喜欢在雪地上散步，所以下雪之后，他不希望把院子里的雪扫掉，张木奇他们就想怎样才能既保留住雪，又不影响毛泽东走路呢？主席不让把雪扫掉，我们就在院子中间扫出一个大十字形的路。另外，再扫一条往外走的路。就这么着把别的雪都保存起来，主席他高兴了，他爱雪呀，有的时候在我们扫的路上走，有的时候就在雪地上走。雪能激发他的激情，主席办公累了，在雪地上散散步呢，马上就能恢复精神，身体的疲劳很快被赶走了。60年代初，张木奇离开毛泽东。如果张木奇可以重新选择，他的回答是什么呢？我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既幸运又幸福，尽管那时候工作很紧张，纪律也很严，也不能说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感觉这是值得的，而且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以后再有这么个机遇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么选择，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一生的心愿。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上1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苏联，经过沈阳的时候，毛泽东在文化宾馆做了短暂的停留。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张仙朋正在文化宾馆当招待员，他见到了毛泽东……我记得是在1949年底，12月份，当时我在沈阳文化宾馆当招待员。文化宾馆就是后来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了，当时叫文化宾馆。有一天，领导布置我们任务，说是有重要的接待任务，让我们赶紧做好准备。来人被安排住在我负责服务的101、102房间，那是全楼最好的房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接待谁，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搞完卫生以后，客人来了。我上楼一看，啊！是毛主席来了！我又惊奇又兴奋，我接待的是毛主席！毛主席先到我负责服务的那个大厅里的沙发上坐下了。当时一块来的有很多人，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都来陪同了。我亲手第一次给毛主席送了一杯茶水，我说：“主席请喝茶。”主席接过了杯子，看看我，笑了笑，说：“谢谢。”这次主席在沈阳呆的时间很短，只半天，吃了顿饭，稍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时候路过沈阳，又住在文化宾馆里。就是这一次，带来了张仙朋工作上的变化。1950年2月底3月初吧，这次主席一行住了三天。我们原来给主席准备的是101房间，给总理准备的是102房间。后来，可能是因为习惯的原因，主席住了102，总理住了101。我记得，主席的贴身卫士李家骥同志让我给主席准备洗澡水，我放洗澡水的时候，主席走进卫生间，对我说，水温不要太热了，和人的体温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好好好。放完洗澡水以后，我从卫生间出来，主席招呼我，哎哎，小孩子。我走过去，主席就问我，你多大了，今年几岁了，哪个地方人，读过几年书？我说，我今年十六岁，山东人，小学没毕业。主席看看我，又问我， 你在这儿工作累不累呀，给你们发多少零花钱？我说，工作不累，我们都是供给制，会抽烟的发一包烟，不会抽烟的发一块钱。当时，我们用的是东北币，不是后来的人民币，相当于人民币几毛钱吧。这次主席在沈阳住了三天。三天里，都是我们服务的。当时，跟随主席的有汪东兴同志，有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他们很喜欢我。汪东兴同志就问我，小张啊，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其实我是想去。汪东兴说，我到北京去以后想办法把你们调去。我听了很高兴。过了有半年时间吧，组织部就下调令。当时要六个同志，后来经过组织上审查，要了三个。我一个，再加上李连成、孙益亭。我到东北人民政府组织部转党团组织关系的时候，有几个同志见到我们很惊喜，说你们真幸福啊，这么年轻就到北京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我们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到主席身边工作，我和孙益亭先在警卫处负责搞搞服务性的工作，李连成在叶子龙身边工作，主要就是熟悉情况。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毛泽东打乒乓球的情景，那个和毛泽东打乒乓球的人是谁呢？在中南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主席身边的卫士都很熟悉了。当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一次我到主席住的地方和他们打乒乓球。正打着呢，主席和江青吃完饭从食堂里出来散步，就走到打乒乓球那屋去了。我们看到主席进来，都欢迎主席来打乒乓球。主席很高兴，就和我打了一会儿乒乓球。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打乒乓球。这时候，我还没到主席身边工作。详细情况我倒记不大清楚了，但打得很高兴。到1951年3月份，我到主席身边工作以后，在游泳池和主席又打过一次。有一张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嘛，那边就是我。主席横握拍，有时候他猛抽一拍，球却没抽到桌子上，但是他很高兴。1951年3月，张仙朋被调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在主席身边熟悉情况以后，我就正式到主席身边工作了。记得主席在石家庄，我跟江青晚上从北京坐火车去的。卫士长李银桥带我去客厅见主席，告诉他说这是小张。主席跟我握了握手，他说欢迎你，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接着就讲，到我这里工作可苦哇，有时候要跟着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说，主席，我不怕苦。主席看着我笑了笑，我就开始在主席身边工作了。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仙朋发现不怕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毛泽东的湖南话，让张仙朋他们闹了不少笑话。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上2主席是湖南人，他讲的话，我这个东北人不大听得懂。刚去之前，老同志都跟我说，主席讲话你得注意听，别净听错话，出洋相。即使这样，仍出了不少洋相。主席要叫警卫，我们却把政委也给请去了。老同志讲过发生在延安的一个笑话，主席说要打牌，卫士说主席要打靶。主席从来没打过靶，怎么打靶呢？原来主席说要打牌。还有一次，主席说把鞋子拿来，结果工作人员把箱子拿来了。就拿了两个一大一小装东西的箱子，让主席挑。结果，弄得大家都笑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听主席说话，我就有些紧张。有一天晚上吃饭，主席、江青和孩子们一块吃饭。主席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我进去以后，主席仍低着头看文件，也没看我，就说搞个蜡烛。我听着是搞个辣子，这时候李讷说，爸爸这个菜有辣子，就把那个菜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说吃个小辣子，我就赶紧跑到伙房去，我说快快快，师傅，主席要吃辣子。大师傅就赶紧洗小青辣椒，用油过了过，放点盐，我就把小盘辣椒给主席拿去了。我放到主席桌前一看，哎，主席前面怎么点着一根蜡烛。主席正在烛光下看文件，我就想，哦，我听错话了。主席是说搞个蜡烛，因为光线暗看不清，我却听成搞个辣子了。我虽然不好意思，但还是把这盘辣椒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可能是了解我的心情，他怕我心里难受，就有意识地夹了一个辣椒吃了。这时候，我的心里就比较舒服了。再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主席工作很累，有时候睡不好觉。有一次，天都亮了，主席说要吃东西。那时候，主席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麦片，算是夜宵。主席喜欢麦片煮的时间长一些，就是成糊状的那种。那一次，麦片煮好了，主席却睡着了。正巧，江青起床了，江青知道有麦片粥，就要去当早餐吃了。过了一会儿，主席醒了要吃麦片，可麦片却没有了。主席以为值班人员没做，就很生气，发了一通火，批评我们这些值班的同志。李银桥知道了就说，我们要开会了，主席批评我们了，我们要好好检讨检讨。当时，我们几个同志比较紧张，特别是我刚来，就更紧张。会刚要开，主席就把李银桥叫去了。李银桥回来后说，不用开了，主席说了，不怨你们，你们没责任，不用检讨了。我想一定是有人将江青吃麦片粥的情况报告了主席。虽然我们没有检讨，也说没有责任，但是到主席那里去，心情仍不免紧张。我记得有一次，我由于紧张把话又听错了。主席从办公室出来，到卧室要睡觉。他打铃叫我去，主席讲，你到办公室搞个刀子来。我连忙说好好好，却不好向主席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刀子，因为主席已经躺在床上看文件了。我就到办公室找刀子。主席办公桌上有剪刀，却没有刀子。主席从来不用刀子，通常是用剪刀剪文件。我却听成了刀子，只知道急着找刀子，却没想一想主席为什么急着要刀子？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就有些紧张。不行，我得问问主席。我说，主席呀，你要个什么刀子？主席说，就是办公室桌子上的刀子，你找一个大的来。叫我找个大的拿来，我也不好再问，却更糊涂了。我就赶紧出来，嘀咕说什么刀子呀，小的都没有，还要什么大的。我找了半天，不行，我也不敢再问主席了。我就到了李银桥房间里，李银桥睡着了，都半夜一两点钟了。没办法，我就把李银桥叫醒了。我说，李卫士长，主席要刀子，不仅要刀子，还要大刀子，他说在办公室放着，我找遍了，哪有刀子呀！主席要睡觉了，用不着刀子呀！他说，哦，主席是不是要桃子？今天有人给主席送桃子，我给主席洗了几个放在办公室，主席一直没有吃。我说，对呀，主席原来是要桃子。我飞快地跑到办公室，挑了一个很大的桃子，用盘子送到主席的卧室。我说主席，是不是要这个？主席说，哎，就要它。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主席呢，一点儿也没有怪我的意思。我觉得，主席对我们青年人的一些过错很体谅，也很宽容。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养成了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一时不能适应的张仙朋，难免出了几次小小的问题。有一次，主席正在办公室办公。我就趁这个机会，到房间里给主席搞搞卫生。我带上笤帚，拿着撮子(簸箕)，一面哼着小调，一面到主席卧室去。我开门一看，主席却躺到床上，我吓得撒腿就往外跑。主席喊，哎哎哎！我头也没敢回，撒腿就跑了。心想这下可糟了，我把主席吵醒了。打扰主席的睡眠可是个大事。过了一两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就问我，小张，你看我是个老虎吗？我说不是。那我是不是个鬼呀？我说更不是。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鬼，你为什么怕我呀？我这个人哪，一不打人，二不骂人，我批评你们批评错了，我还向你们认错呢。以后不用怕我，你要再怕我，我就不高兴了。主席这么一讲，我的心里既觉得很难受，又觉得很温暖，心情很矛盾。还有一次，主席正准备休息。值班室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我们起床以后，都到那个水龙头处洗脸。我喜欢一边洗脸一边哼唱，我正在哼评剧《小二黑结婚》的那个调子，李银桥就从主席房间出来了。李银桥严肃地说，小张啊，你瞎哼哼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主席都听到了。我问，主席生气了？他说，那倒没有，主席问是谁在唱啊，我说是小张 。主席就说，他唱得不好听嘛。我说，那我去告诉他不要唱了，主席说，哎，别，让他唱，让他唱，人家高兴嘛。李银桥说着就笑了，我说主席没生我的气吧？李银桥说，没生。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你们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吃一顿饭，而你们呢，天天见面。从感情上，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所以，不论从工作上还是学习上，主席都特别关心。……有一天，张仙朋得了感冒，因为怕传染毛泽东，没去上班，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的回信却让张仙朋哭了。我给主席写了封信说，主席，我感冒了，很想主席。主席接信的第二天，那是1961年的12月24日。我记得特别清楚，因为过两天（26日）就是主席的生日嘛。主席信上写：小张啊，你好些了吗？过几天上班不迟，要好好静养。最后一句是：你到我的厨房吃饭吧。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大好，全国都很困难，主席的意思是叫我到他那屋吃饭。我看到信以后很感动，正好我的烧也退了，我就去看主席。因为是冬天，回来后，感冒复发，发高烧。几天看不到主席，我就又给主席写了封信。主席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上写：小张啊，好孩子，怎么又病了，可能是过滤性病毒引起的，应当服四环素，嘱咐大夫为你配药。我收到这封信，一面看信一面流泪。主席对我们确实是特别关心。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1到毛泽东身边后，张仙朋开始迷上了写诗。当大诗人毛泽东在写诗或者读诗的时候，小诗人张仙朋就经常陪伴在左右。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比较喜欢写诗，江青还把我写的两首诗转给一位诗人，让人家给我修改。有一次主席召开中央会议，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都去了，高岗也去了，我给他们送茶水的时候，主席跟他们讲，这是我的小诗人。我很不好意思，但高岗很高兴，因为我是从沈阳来的嘛，从东北来的嘛，他感觉很有面子，所以就很高兴。1957年，主席到苏联访问，我和李银桥同志跟随主席到了苏联。到了苏联，我就开始尝试着用诗的形式写日记。有一天，主席问我最近都写什么？我就把我的日记诗拿给主席看了。有两首诗是回忆我童年时代的。我童年时在大连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学习和生活都很艰难。我写的是：忆起当年尝辛苦，手握杆枝泪寸土……念到第二句的时候，我看主席的表情很沉重。主席说，你也能写出这样的句子吗？我说是我写的，主席很高兴，就在我的日记本上写了几首古诗。他还给我做了解释，那次谈了很长时间。我说，主席你该睡觉了吧？！主席看到我写的一首心愿：当明月刚入晨霞，毛主席方才睡下，但愿他梦中无扰，醒后精神焕发。这也是一首日记诗。主席说，好！既然是你的心愿，我马上睡觉。主席有时候看完文件，要休息的时候，自己就朗诵诗。有时候朗诵自己写的，还没发表的。先朗诵着看一看，需要改的地方可能要改一改。再不就朗诵一些古诗、古词、古曲，有时候叫我：“你拿一张纸，拿笔来。”主席一面朗诵，一面让我记。他朗诵一句，我写一句，朗诵一句，写一句。朗诵的时候，他那个湖南口音我听不懂，我听不懂的话，主席就把纸拿过来，他写上，写上几句，完了，给我，他再朗诵，我再写。所以，我保留的东西里边有主席的笔迹，也有我的笔迹。……毛泽东主要的休息方式是散步，在这个时候总会和陪伴他的人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有一天我和主席在院子里散步，走着走着，主席突然停下了，就看着我，说：“小张，张仙朋，哎，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当时我愣了一下，主席什么意思？主席说：“我问你，小张，我们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下？”我说，我们住地下。他说不对，如果别的星球也有人的话，我们不是也住在天上吗？后来，又问我：“你说我们住在天上，我们是不是神仙？”我说：“我们不是神仙。”他说：“别的星球上有人，我们也在星球上，我们不是也是神仙？别的星球上就是神仙，那么在天上是神仙，我们住在天上，我们不也是神仙吗？”我笑了：“那好，主席是神仙。我是主席的朋友，张仙朋嘛。”主席哈哈大笑。可是，有时候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让张仙朋觉得不那么轻松了。我记得有一次在庐山嘛，主席跟我讲，也是他睡不着觉了，有很多心事，就开始和我聊天。主席说：“我有三大志愿呀。第一呢，是要搞调查研究，到基层搞调查研究，搞上一年工业，搞上一年农业，商业我搞上半年，我要多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这样呢，我也给全国的干部做个榜样吧，这是一大志愿；第二大志愿呢，他说，我想骑马视察黄河长江两岸，我对地质方面呢，还不大熟悉，地质方面的知识太缺乏，所以要请一位地质学家，再请上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块儿视察；第三呢，我要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都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来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听主席这么说，我心里挺沉重的。后来因为事情太多，主席的这三大志愿并没有完全实现。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下2过了一会儿，主席说：“我这个人呢，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呢占百分之三十，我已经很满足了。”接着，主席叹口气说，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我不是圣人。我就是这么个人。他还说要写一部像《红楼梦》那样的书，把他自己写进去，也把我们写进去。我说主席呀，你千万不要把我写进去。……1963年，张仙朋二十九岁，已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三个年头。这年的二月份，组织上决定让他到地方上工作，和妻子商量后，张仙朋选择去兰州。可回了一趟老家，张仙朋却变卦了……大概是1961年，一些老同志就开始下放劳动锻炼。为了我们这些同志在政治上能够更坚定，经得住党的考验，主席决定身边的工作人员分期分批下去劳动锻炼。主席还说他自己也要加强锻炼。一些老同志走了之后，主席就问我，他们走了，李银桥也走了，谁负责呀？我说，大事情汪东兴管，小事情还不知道。主席说，你能不能管起来？我说，主席，我不行。主席说，我看你行，他们能管，你不能管？我笑了，我说，我不行。但是过了几天，汪东兴宣布说，让我代理李银桥的工作。那是1961年初，等到1961年9月份，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正式下发文件，任命我为第一卫士组副卫士长。1962年，第一批下放人员还没有回来，我们第二批又要下放了。主席讲了好几次，今天讲，下放你得去。明天又讲，你不要去了。后来又讲，你还是去吧。就这样反反复复，主席最后下了决心，让我也下放锻炼。我们当时去五个同志：我、主席副卫士长孙勇、机要秘书王光禄、警卫团的陈长江、理发员钱水桃。主席讲，你们要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有病要在当地看，当地看不了到县里看，县里看不了到省里看，实在不行了，赶紧给我来信，我就把你们调到北京来看。病好了以后，还得去。我们下放那一年相当艰苦。不仅是生活艰苦，而且劳动量特别大。我们过去没劳动过，感觉很不适应，好在最后还是顶下来了。我下放回来以后，1963年吧，主席决定我到地方去工作，离开北京。一开始，主席问，你要到哪个地方工作？我和我爱人李淑琴商量，因为她是西北军区的，军区司令部在兰州。她的意思是到兰州去。我就告诉主席，我们想到兰州去。主席说，那好啊，那个地方艰苦。我说，那好，哪个地方艰苦我就到哪去。在没去以前，我和我爱人带着孩子回了一趟老家，去看我父母。我把这个情况和我父母讲了，我说我要下放了，要到地方工作了。我父亲一听这个就不高兴了，说你走这么远，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儿，赶上我有病了叫你回来，你都不能及时回来，不能去。我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父亲仍然说不行，我得上北京找你们领导去。回北京后，我就跟主席讲，我父母不同意我去，因为太远了。我父亲还说要到北京来找领导。主席说，那怎么办？我说这样吧，我回我的老家山东。主席说那也好，打回老家去喽。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汪东兴，汪东兴就跟山东省公安厅的张国富厅长谈了。汪东兴同志当时跟主席在外地视察，就给我来了封信，告诉我，说已经安排好了，到山东青岛工作。临走的时候，我和我爱人去看主席，主席握了我们的手说，你们都大了，翅膀硬了，应该出去飞了，到地方要好好工作。主席一面说一面流泪，我们也都哭了。我1963年离开，1964年，出差到公安部，我当时在青岛市公安局工作，到公安部去汇报案子。汪东兴同志正在住院，我赶去看他，并向他请示。我说，我要去看主席。汪东兴同志说，可以，我同意，但是我要打电话给主席的机要秘书徐业夫，问问主席让不让你去。徐秘书回电话说，主席刚起床，让你马上来。我就急忙赶到中南海。主席一见我挺高兴的，他问我，你在哪里工作？我说我在青岛公安局搞政保。主席一听政保还不习惯，主席说什么是政保工作，我说政保工作就是抓特务的。他说，哦，好抓吗？我说不大好抓。我说，主席你以前到青岛去过，你什么时候再到青岛去？主席说，上次到青岛去，青岛那个地方不错，但是正赶上连雨天，天天下雨，去了就感冒了，另外青岛市比较小，活动范围也小。以后，我到青岛去就找你。说完，他就从床上拿起《辞海》，这个《辞海》主席是走哪都要带着的。主席翻到最后一页，说你把你的地址给我写上，我就写了，山东省青岛市公安局一处，张仙朋。主席说，好，我到山东青岛去找你。完了以后，我说好了，主席你休息吧，我得走了。主席说，你看看，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呀？主席就打电铃，把卫士周福明叫去了，说你到伙房去看看，给张仙朋，小张，弄点面包哇，什么点心啊。周福明就带我去了，结果回来以后，小周说没有面包，没有点心了，就带了七八个大鸭梨。主席又把他的房间里柜子上的饼干筒拿下来，一看饼干筒里的饼干也不多，就把连饼干带饼干渣子，一大包，说你给我包起来 ，带回去给孩子吃。我就带着主席给的饼干和大鸭梨离开了。回去以后，我就把梨送给同志们吃了。我们科的同志都非常高兴。1963年再次去的时候，主席一见面就问我，你知道我们的原子弹炸了没有？当时，我去公安部汇报的案子，就是有关原子弹的。结果，火车还没到北京呢，火车上就广播了，说原子弹爆炸了，那么原子弹爆炸就不保密了，我这个案子也不用汇报了。我回答，我在火车上听到广播了。另外赫鲁晓夫下台了，你知道吗？真巧，我们的原子弹爆炸了，赫鲁晓夫也下台了，主席很兴奋。1965年，我们又到北京去看主席，这次有小田，田云玉和他的夫人小胡，我们一起去的。1965年以后，我再也没去看过主席，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5年那次，是最后一次见主席。本来要照相的 ，结果打电话找侯波同志，没有找到，就这样离开主席了。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主席。如今，我时常拿出日记本，回味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的情景。不管怎么样，我在主席身边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很宝贵的那段时光都是在主席身边度过的。我感到很幸福，虽然我没捞着什么好处，虽然主席要求我们很严格，但我很知足。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上张耀祠是新中国第一任中央警卫团团长，“文化大革命”前，中央警卫团叫8341部队，那么， 8341部队的叫法是怎么来的呢?8341部队是在1953年5月开始筹建的。原来这个部队是延安中央警备团的第一支，那个时候属于中央警卫师一团。成立的时候，我们主要以这个团为基础，不合适的就调离了，合适的就留下了，不够的再从外面补充，从各个地方抽调了一些干部。当时成立的时候，大概就是一千人的建制吧。不到两年，担负的任务加大之后，人员有所增加。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这个部队的任务逐步增加，大会堂的警卫，钓鱼台国宾馆的警卫，加上天安门，后来又加上北戴河，以及林彪的警卫。8341只是我们这支部队的一个代号，并不是正规的番号，番号还是中央警卫团。这个代号是根据总参的编制，按照序列的排列给的代号。这个团原来有一个代号，就是中央警卫师里头团建制的代号，代号也不是8341。8341这个代号是重新给的，由总参谋部给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归总参谋部管，属于总参谋部的编制。这个团名义上叫团，实际上的编制是师的编制，待遇也是按照师的级别给的。民间还有一个说法，就是毛主席曾找过一个老道，老道写了“八三四一”四个字，主席不解，就顺便给了中央警卫团当代号用。这当然是谣传，没有那回事。主席活了八十三年，当我们党的领导人在位是四十一年，放在一起就是8341。可83、41，这两个数目字，分开说是符合事实，合起来说只是巧合，并不符合8341部队的编号这个事实。实际的过程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很简单，没有那么神秘。主席逝世以后，人们要那么猜测，主要是不了解事实，我在这里愿意澄清一下。8341部队刚建制的时候，它的任务主要是保卫中央五大书记的安全。那个时候，中央警卫师的任务范围很广，力量不那么集中，所以中央决定，单独成立一个团，专门负责中央五大书记的安全，那时候称呼书记，实际上就是五大常委。这样一来，任务就有了一个明确分工。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成立这个团，把警卫的目标集中了，对安全保卫比较有保证，安全的系数就大一些。另外，机关很多事需要部队的帮助。比如说，机关的编制没那么多人，首长住处的卫生打扫也要部队来做。那些玻璃、门窗的卫生都要我们去打扫。有了这个部队，他们就方便多了，机关的负担就减轻了不少。张耀祠第一次见主席是在1933年，他的第一班岗就是为毛主席站的。1933年，我是十七岁参军的。参军后，就到了毛主席这个警卫连。这个警卫连是苏维埃共和国的临时中央政府，从部队选拔出的，当时是在江西的于都县。我到了这个连以后，一边执勤，一边训练。第一班站岗，班长分配我在毛主席门口。毛主席的门口有一棵大树，现在还在，大前年去那里，我还去看了看。当时，我背了一支枪，站在主席门口，心里很高兴。在毛主席的门口站第一班哨，这对我太有意义了。…………建国之后，张耀祠跟着毛泽东跑了不少地方。毛泽东爱游泳，有江河的地方，他都要试一试，比如长江、珠江、湘江，他都游过。主席游长江，我就陪他去了两次。一次是1956年5月31日游长江。这次游长江，他是先从广州坐飞机到了长沙，先游了湘江。第二天，再坐飞机到武汉，随他去的有罗瑞卿，还有杨尚昆，汪东兴也在。到了武汉，下午就游。这一次游泳，我下去了，还带了一个游泳圈，怕自己沉下去。游之前，我先去准备船，除了一条大船，还有三条小船，小船划起来方便。主席看了这些东西说不要，小划子足够了。那次的水好凉呀，凉得肚子好难受。我游了一个钟头就上来了，坐到船上，胃受不了。其他来的同志一直跟着他游。我们一中队培养了一批会游泳的人，水性很好，就是要保护他。通常情况下，游泳技术比较好的都靠近他，万一有情况能及时处理呀。不光是能救人，还要能保护自己。没有这个本事，你下去不管事。那是在江里头，你不走它冲着你走。你要能稳住，你稳不住不行，我下去都稳不住。游泳是毛泽东非常爱好的运动，爬山也是。1954年二三月，毛主席在杭州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时，都是下午爬山，晚上工作。后来，主席多次去杭州，杭州近郊大大小小三十多座山，主席都爬过了。要爬哪座山，什么时候去，他首先就定好了，直到临走的时候才告诉你，不早告诉你。他反感兴师动众，提前清场警卫。我们只好跟着他走，一说好了方向，我们马上就赶过去。就像打冲锋，部队肯定走在前面，在前面搜索。有的山还有树木，还有草，你得检查一下树林里、草地里有人没有。保障安全的各方面都要想到，他走的路线要检查，要去山顶，我们都跑到上面先去检查。这个工作是很艰苦的也很繁重，责任也很重大，丝毫不能马虎。爬山时，不论是上山，还是下山，毛泽东从不走回头路。这就是主席的特点，他爬山从不走回头路。不管路好走不好走，他都不会回头。他非要走另外一条路，如果从这边爬，必定从那边下山，绝对不再从原路走。他说兔子不吃窝边草，他经常拿这个做比喻。这也反映了他的个性。他这么做也给我们后人一个榜样，也是教育我们。你像游长江，毛主席没去游之前，根本没有人去游过。要是他不去游，恐怕现在也没有人去游长江，现在游长江的人就多了。主席的这种性格使他能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下，在巨大的压力面前不为所动，始终挺立潮头。1970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张耀祠是跟主席一起上的庐山。那时候，我一直跟着主席。主席开常委会，开大会，我都参加了，是列席的。庐山会议的问题，主要出在林彪和陈伯达两个人身上。他们结成一伙，还有那几位大将，黄、吴、李、邱那几个人，使劲地抱在一起。1970年8月8日，主席还在武汉。9日，主席上山要开全会，要修改宪法。在山下开预备会时，主席明确说不设国家主席，也不当主席，大家都同意了。可到了庐山以后，林彪他们就变卦了。当时主席很不高兴，除了开会，他还找别人谈话，并写了“我的一点建议”。8月30日、31日，“我的一点建议”发给每一个代表，这样就把盖子给揭开了。公开点了陈伯达，并没点林彪的名。主席说，林彪还要保。但林彪不觉悟，还是坚持他那个观点，要设国家主席。这个会议最后就是这么草草结束了。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中毛泽东当时住在庐山的庐林一号。庐林一号是一个开会的地方，可以开小会或中型的会。当然主席可以住在那里，其他人一般不住。主席每天晚上都到那里办公，一般是下午四点多钟去，我们就每天跟着他转。下午四点多钟去办公，晚上基本上是一两点才会结束。庐山的8月，雾大雨多，晚上的路根本看不见，黑黢黢的。左边是很深的隘沟，路也不宽，所以车也开不快了。主席告诉我，你多找电筒当路灯，我们试了一下，根本不行。雾浓得电筒光根本照不透，光亮就局限在眼前的地方。没有办法我们就派了两个人，两个干部，一边提一个马灯，走在前面。你不采取这个办法根本就没法走，看不见路哇。有一个成语“伸手不见五指”，庐山上就是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里的雾有多大，没去过的人都想象不到。我在那儿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就不愿意去了。 庐山确实是避暑胜地，就是在夏天晚上还盖棉被，我就受不了这个。“文化大革命”后期，每年的八九月份，毛泽东常常要到南方去，一般在国庆节之前回到北京。1971年去南方，毛泽东提前回京，林彪仓皇出逃。因此，这一次去南方就有了一些特殊意味。1971年南巡，主要是要解决庐山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黄、吴、叶、李、邱的检查他们压着没有传达，林彪又拒绝检查。主席去南方到各省市要找那些党政军领导同志打招呼，给重灾区的一些人打个预防针。所以，主席这个时候走到哪里都要讲庐山的问题，讲党的历次路线斗争问题。庐山会议点了陈伯达的名，去南方点了林彪的名。主席这次去南方的第一站选在武汉，在武汉前前后后住了十来天。8月16日，刚到武汉，就召来武汉军区政委刘丰谈话。第二天，河南来了两个人，一个是刘建勋，刘丰也来了。8月25日，主席又召来了已从湖南调到国务院的华国锋。这几次谈话，汪东兴都在。在长沙，被召来谈话的先是广州军区的司令员和政委丁盛、刘兴元等人，主席要求广州军区将谈话精神传达到师以上干部，这一点明显与其他人的谈话不同。后来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等又来到了长沙。广州军区传达以后，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把详细情况报告了黄永胜、邱会作和叶群。这么一来，叶群告诉林彪别人要动手了，林彪就恐慌起来。9月12日中午，主席到了北京的丰台。在天津的时候，主席就让我打电话通知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候。我当时还有一个疑问，主席怎么不到大会堂118室去谈呢？那几年，他一直习惯到118。我当时并不知道主席谈话的内容，因而，猜测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问题。主席在丰台那里，部署要军队改组，部署调动一些部队，他也是防万一。让北京军区在南口增加了一个师，这是我后来听说的。主席从北京站回到中南海游泳池的时间，我记得是下午四点，我当时还看了表。9月12日晚上，各方面的情况相当紧张，张耀祠一直在中南海的游泳池。这一天下午，林立衡报来了林立果他们在北京西郊机场策划逃跑，要派飞机轰炸中南海，暗杀毛主席等情况，并报告说林立果和叶群要挟持首长逃跑。那个时候，她还不了解真相，说是挟持。她打电话到警卫团，说我要找团领导报告，接电话的是二大队长姜作寿。姜作寿就说我们的副团长张耀祠在这里，我就接了电话。情况传给我之后，我就告诉了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告诉总理。总理这个时候也紧张了，他就想办法要空军的总机。当时的气氛很紧张，但有关安全的问题，我们都已经部署好了，早有部署，进入一级战备。中南海这边有汪东兴，钓鱼台那边有邬吉成。地面是不容易冲进来，就是怕飞机，所以我们劝主席离开中南海，到了大会堂的118那边。后来，主席在大会堂住了半个多月。那么，周恩来是在什么时候将林彪逃跑的消息告诉毛泽东的呢?总理就是在林彪坐的三叉机起飞以后，报告给主席的。因为这个时候，他也做不了主了，就报告了主席。总理到游泳池报告了主席。总理说林彪逃跑了，飞机还在射程之内，要不要打？主席当时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要他去吧，就让他去。不久，传来北京沙河机场有一架飞机往北走了，那是直升机。机场值班室打电话报告总理，总理接完回来，就问主席怎么办？主席问又是哪一个，总理说那是周宇驰，驾了一架直升机跑了。主席说把他劫回来，他不听就打下来，这个不留情了。到最后还是给他拦回来了。……林彪出事以后，毛泽东的身体就感觉不好了，他让张耀祠跟江青谈了谈他的病情。林彪这件事对主席的刺激很大，主席的身体就一天不如一天了。他得了肺心病、气管炎，说话口齿不清了，眼睛也不好，看不清楚了，写字都重叠。说话有的人听不懂，张玉凤还听得懂。外交部那两个翻译小姐也听得懂。他写的字由于重叠，我们就得猜，认不出来。我还存了几份主席写的东西，他一个字一个字都重叠起来了，分不清是什么字。主席那个时候就提出来，叫我和医生对江青说一说他的病情。我们两个就去了。我们两个到了钓鱼台，江青有好长时间一直住在钓鱼台。医生先向江青介绍主席的病情，说主席得了肺心病，主要是由支气管炎发展引起来的。现在不能睡觉，每天只能坐在沙发上，困了的时候靠一靠，不能躺在床上睡。可江青不同意医生的意见，她说不可能。主席的体质好，不可能病得这么厉害，她一直坚持这一条。医生怎么讲她也不听，所以我当时就讲，我说江青同志，主席现在年纪大了，不像以前了，以前有一点病，他可以抵抗，不吃药，不打针可以，现在不行了。我说，比如说主席心脏不好，老咳嗽，咳嗽就震动心脏，就影响心脏。就像一个人跑步，你跑一两个小时还可以，你要跑一天，能行吗?我打了这个比方给她。以后她就转过弯了，就不说医生的判断错误了。她说以后有什么情况你就报告我。…………1974年，人称“铁蝴蝶”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夫人伊梅尔达来华访问，为其丈夫访华做准备。那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在知道毛泽东不能会见她时，她拿出手帕擦眼睛，并伴有轻微的抽泣声。毛泽东得知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第八部分访问 张耀祠 下马科斯的夫人有两次提出要见主席，开始主席都没有答应。主席没有答应，外交部很为难，就把她送到外地参观，送到哪里?送到西安，到西安参观。之前，李先念副总理接见了她。她提出想见毛主席，李副总理说，并非毛主席不愿意见她，而是确实不在北京，请她谅解。据说，伊梅尔达沉默了几秒钟，随即取出一方手帕，开始擦眼睛，并伴有轻微的抽泣声。一时间，李副总理不知如何是好。伊梅尔达又把她抹眼泪的手帕轻轻地抛到茶几的李副总理一边，不说话，也不告辞。最后，李副总理说，我会把你的要求告诉主席，看看有没有可能。当时，主席患眼疾正住在武汉，还是答应接见她。飞机把她送到武汉。到了武汉，马科斯那个夫人也是够大方的，见面先亲了主席。后来接见完了，她从国内运了一些芒果到武汉。菲律宾的芒果好吃，个儿大，但主席不吃。主席不吃，又不能老放着，我就跟张玉凤讲，那些芒果能不能给北京的那些战士送些去。张玉凤给主席讲了，他说不用送了，分给这边的大师傅，你们工作人员、部队，给他们吃吧。1976年10月6日下午四点钟左右，汪东兴布置张耀祠去抓江青。确切说是10月6日下午的三点，汪东兴叫我，还有一个警卫局副局长武建华，就我们两个去的。我们去了以后，汪东兴就讲，现在中央准备粉碎“四人帮”，要一网打尽。他说叫你们两个来，你们就负责抓这个江青，还有个毛远新。他就讲了一下方法，他说你去了以后就跟江青说，中央决定把你们隔离审查，要离开这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不要打电话，把你的钥匙交出来，中央办公厅派人来接管，对江青就讲这个。他说另外再把毛远新也办一下，毛远新是保护审查，换一间房子，不要住原来那个，还是这么一个地方，旁边还有房子。他说他由李连庆负责，负责他的安全，负责他的住宿。毛远新写的材料，向中央报告的材料由李连庆转送。汪东兴就交代了这一些。当时，我去了以后就宣布这个原则。毛远新当时就有一股子气，他说主席刚逝世你们就，你们就……他讲了一个就字就完了，就不说了。对毛远新就是这个简单的处理，就是隔离保护审查。抓江青的时候，去的时候我就给江青宣布，开始我还加了一句，加了一句什么呢? 加了一句，江青你现在还在那里破坏中央，搞阴谋诡计，破坏中央的活动。我讲完以后，江青就慢腾腾地从沙发上站起来，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钥匙装在信封里头，写上国锋同志亲启，她把信封的两头用密笺封好，就交给我，这样她的手续算是交代完了。文件我们没有清查，她也没带走。然后武建华同志就把她带走了，上了车，走了。“四人帮”他们几个人不是关在一起，是分开的。张耀祠一直跟着主席，他也许有着与别人不同的感受。主席很念旧，喜欢用熟悉的人。主席喜欢我，我也喜欢主席，我现在晚上做梦经常梦见主席。我怎么也忘不了主席，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我。主席是一个伟大的人物，我不可能用一两句话说清楚。小平同志曾经讲过两句话，一句话是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个大家都知道。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们中国有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前十四年从1921年到1935年这一段，这是前十四年，后十四年就是从1935年的1月到1949年10月，这一段也是十四年。前十四年我们经过多少曲折，我们党损失多大啊，换了多少位总书记，都没有干出什么名堂。这就说明这个路线不正确，领导人不正确。毛主席打仗是用兵如神，你要消灭我，你还没那个本事，但我要消灭你，我就能做到。像三大战役，就是这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国共产党，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也很赞成小平同志讲的这两句话。有的人现在还不服气，可我服气。我跟着毛主席，虽然不是天天跟着，可我是从江西一直跟着主席走出来的。因此，谁也不能否认我的认识更真切、更有说服力。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上章含之十五岁的时候，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那么，毛泽东给一个孩子留下了什么印象？我记得那是1950年，我是1949年从上海到的北京嘛。1950年时，我才十五岁。我记得是在国庆节，那时候的国庆节好像庆祝的范围比较小。我父亲章士钊就被邀请去中南海，我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都可以带孩子去。我父亲就把我带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我不记得具体是哪一天了，反正就是国庆招待会，地点在怀仁堂。毛主席主持了这个招待会，在我的印象里，他那个时候年纪还很轻。当时，我一个孩子也搞不大清楚伟大领袖什么的，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大人物。那时候，毛主席不是又高又大嘛，我那时候的个子也没现在这么高。所以，我感觉就是这个大人物的个子特别大。还有一个感觉就是毛主席这个人特别慈祥。他微笑着问我，你原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来的北京？那时候，也没有觉得有什么拘束，就觉得这个大人物挺和蔼的。说了几句，他就说，你们小孩子不要跟我们大人在一起了。然后，他就把江青叫过来，说你把这些孩子都带到花园里去玩吧。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那么，再次见到毛泽东是在什么时候呢？我那时候在外语学院教书，距离第一次见主席，已经十几年过去了。有一天，我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话，叫我赶快回来，说我父亲要去出席主席七十寿辰的一个家宴。要请几个湖南老乡，要带我去。那个时候我对毛主席已经不是十五岁时的感觉了，就觉得诚惶诚恐。我跟父亲去了，感觉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场合。基本上就是他家里人，孩子也挺多的。他的孩子也在，每个老乡都带了一个孩子去，所以就很有家庭气氛。我去了以后，先是在颐年堂。大家先是聊天，聊天也没有我们的份。其实，在我的印象中，我那天觉得蛮别扭的。吃饭以前，我父亲跟这几个老乡，一个是叶恭绰，还有一个程潜，还有王季范，这些都是主席的老乡，王季范还是他的表哥。他们有说有笑的，因为他们都是湖南人。这些孩子之间好像也特别熟，其实我成长的过程，从来没有跟父亲这些朋友的孩子在一起长大。既不属于我父亲民主人士的圈子，又不属于共产党高级干部的这个圈子，我完全是在学校里走自己的一条路。所以，遇到这种场合，我往往是非常孤立的，因为民主人士的孩子我不熟，高干的孩子我也不熟。我当时记得，大人们在一块说话，孩子们也好像经常在一起似的，我就一个人在旁边，好像被晾在一边了。当时，可能是主席注意到这一点，他观察挺敏锐的。他可能看我老在一个地方呆着，大人这边我也插不进去嘴，小孩子那边也插不进去嘴。主席就突然回过头来，问我，听说你现在已经当老师了？就找些话跟我说说，可能担心我受冷落。我说是。他说,你教英文呢？我说我教英文，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然后，主席就说，哎呀，过得真快呀，你都已经教书了，你也来教教我英文吧。我当时感觉他完全是在说笑话，就是找一个话题跟我说说话，关心我。我说我哪敢教主席呀！主席说，哎，英文你是可以教我的。这话就说过去了，后来大家就吃饭。没有呆多久，我就回来了。没想到，我以为说说而已的话变成真的了。就这样，章含之更近距离地接触了毛泽东。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主席那边的电话打到学校去了。我知道消息也很紧张，学校办公室传达说，主席来电话说，已经跟你说好了，让你帮他学学英文，你明天就去吧。我记得是星期六，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只休星期天。星期六下午，我回到家里，就告诉我父亲了。我问父亲，怎么办？主席打电话打到学校办公室去了。我父亲倒是挺高兴的，他说你有这个机会，跟主席能够学点东西。第二天我就去见主席，父亲还让我带了一本书给他，那本书叫《智囊》。平时，他们两个人经常交换书看，上次吃饭的时候，他提到想看这本书，我父亲就让我把这本书带过去。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天下午，我去的时候，是主席的秘书林克接待我的，他说了主席想学点英文，然后就把教材也给我了，主席自个儿选的教材。当时，我还背了一堆教材去，想让主席选一选。主席选的教材是反苏反修的九评，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接近毛主席。毛泽东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学英语呢？这是一个许多人感兴趣的问题。当时，我还年轻，我也搞不懂，毛主席为什么要学英文。拿九评的文章学英文，从教学上来说，是不适宜的。而且，他的英文水平我也不敢测呀。我也不敢说，主席你要学英文我先考考你。主席没有要我的教材，也没有要我拿出一个教学计划来。我也只好就稀里糊涂的，他拿给我什么我就给他讲什么。我觉得，毛主席对书面的东西能看懂一点点。但是，说英语基本不行，大概会一点词汇。我当时想学英文就是学英文。实际上，学英文有几种目的，我看主席当时是生活里要找一些消遣，换一换脑筋。多少年过去，我回想他的生活也蛮单调的。我现在想，我们常人可以看电影，逛百货公司、逛公园，他不行，公园就是中南海，接触的人也就是有数的十几二十个人。如果把我们放在那么一个环境里，我们也会觉得比较沉闷吧。从目前我们所知的材料来看，那段时间，毛主席在思考很多问题。正是在“大跃进”之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前夕，那个时期似乎是主席政治生涯一个比较低潮的时期。因为主席思考的比较多，所以我觉得主席并不是太忙。每个星期和我一起学英文，每次花费两三个钟头。实际上，跟我聊聊天，吃吃饭，差不多半个晚上就过去了。一般从下午四点钟开始，到七八点钟才结束。我觉得，他并不想把英文学到什么程度，但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转换脑筋的办法。另外，他可以不看到他经常见到的人，我就是这种感觉。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叫我章老师了，这个章老师的头衔，可能要跟我一辈子了。因为主席叫我章老师以后，别人就跟着叫我章老师了。我到了外交部工作以后，倒是没人叫我章老师了。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调到国务院农研中心工作。我记得，农研中心在京西宾馆开农村会议。我在电梯里碰到了纪登奎同志， 他和我打招呼说，哎哟，章老师来了。电梯里的人就很奇怪，纪登奎的年纪比我大，为什么叫我章老师。我初来乍到，电梯里的人就很疑惑地看着我。纪登奎同志说，你们不知道吧，她教过毛主席英文，主席管她叫老师，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叫她章老师。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时候，章含之第一次吃了肥肉。冬天的时候，主席喜欢吃火锅，他喜欢把挺肥的猪肉，在里头煮一煮，然后，夹起来蘸着佐料吃。佐料里头有辣椒什么的。主席把肥肉夹给我，我不好意思不吃。这是我第一次吃这么肥的肉，跟吞什么似的，囫囵吞下去，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其实，上海人也是挺喜欢吃红烧肉的，红烧肉必须要带点肥的才好吃。只是，主席喜欢吃的那个肉，肥的太多了点儿。并且不是红烧，而是白煮的，我有些不习惯。不过，我跟着主席吃了这个肉以后，觉得肥肉也蛮好吃的。第九部分访问 章含之 下1964年春节的时候，主席提出我们一起去南方过年，一路上互为老师，可惜……1964年的春节之前，主席说春节完了以后，他带我坐火车到南方去。他说，你教我读英文，我教你读历史。你就带一部《史记》。这事对我来说，真是很有吸引力。我年轻的时候，老造家里的反，跟我父亲什么也没学到。如果有机会跟毛主席学学历史，无疑是一个求之不得的机会。主席认真地说，你不要拿你父亲的书，你父亲的书都是值得收藏的好版本，你就去书店去买一部《史记》。我到书店把书买了，就等着什么时候动身了。可到了年初二那一天，他叫秘书来电话，就说去不成了。后来，他又叫我去，他当面跟我说，现在党内的事情比较忙，我们走不了了。这事不能成行，我感觉特别遗憾，但也没有办法。章含之的教课任务，又是在什么情况下结束的呢？这之后，主席学英文这事，就不像以前那么正规了，但我断断续续的还到他那里去。随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的展开，主席又忙碌起来。当时，学校也要搞“四清”。我就问主席，你看我去不去搞“四清”？我要去的话，你的英文就得暂停一段时间了。如果你希望接着学，我就给学校请个假就不去“四清”了。当时，主席说，不行，你得去，回来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所以，我就去了“小四清”。不是“大四清”，“大四清”一去要一年，我当时去了三个月。搞“四清”回来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地去主席处几次。一见面，主席就问我，去“四清”，你学到什么？当时，我虽然年轻，但是对见到的事情还是有很多疑惑。因为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没说。因为我们下去“四清”以后，有些农民干部自杀什么的，使得我的脑子比较混乱，我就没敢跟主席说我有什么看法，只是说没学到什么东西，可能时间太短了。再往后，大概到这年夏天，1964年的6月份的时候，我看到主席的时候，主席就说，我们的英文课恐怕就要停了。当时，他跟我说党内出了一些事情，我要忙了。我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对主席说的事情懵懵懂懂的。我说，那主席什么时候有空了，需要学英文再通知我。这大概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见到他。然后，这一年接下来就是北戴河会议，我记得，主席说不能学了之后不久，我们学校就放暑假了。我在报纸上看到北戴河会议的决议，有“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一类的话。 后来，我就想大概主席说的忙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了，连话剧什么的都开始涉及阶级斗争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就开始了。后来我想这就是说党内出事了。主席开始忙了，北戴河会议的决议就是这样的。我的英文课也到此为止了。……毛泽东的一番话，改善了章含之与父亲章士钊的关系。1963年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完英文课，主席问我，你跟我说说，你对行老怎么看，就是我父亲，他的号为行严，好多人就尊称他为行老，主席也这么称呼。我说，我们代表两个阶级，我代表共产党员，他代表剥削阶级，我跟他划清界限了。主席说，哦，你倒挺痛快的。你是共产党员，你什么时候入党的？我说1957年。主席就说，你是共产党的老党员哪！我当即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就说主席，我哪敢说我是老党员哪？你们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没有这样说。然后，主席说，我跟你说，你参加了共产党，挖了你父亲的墙脚，这一点呢，我欢迎，但是你说，你要跟他划清界限，我倒要问你，你划清什么界限哪？我就说，哎，他当过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他镇压过学生运动。他跟鲁迅吵架，鲁迅骂他落水狗。主席说，就这些呀，他就代表剥削阶级啦。后来，主席语重心长地教育我，他说，看人要看全面，你不能从一件事两件事看一个人。你说你父亲当时是这个那个的，也可能是这样，也可能不完全是。他说，我还问问你，你还知道你父亲还有其他的事情吗？比如说我拿出一件，你父亲的苏报案的事情你清不清楚？我当时就糊涂了，我哪知道这段历史呀。我说什么苏报案哪？主席说你看你，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知道。你父亲当时是反清的战士，他跟孙中山，跟黄兴，跟蔡锷，这些人都是特别好的战友，当时的苏报案里头你父亲是主编，被捕入狱，以后好像是蔡锷他们把他营救出来，流亡日本，你知道这段历史吗？我说我不知道。主席说，你都不知道一个人的历史，你就批判他，这个不公平。他说毛泽东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革命者，我一开始的时候是相信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所以，看人要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行老也是这样。他说，行老一生做了很多事情，他开始的一段是非常坚决地反清的，后来帮了共产党很多忙，这些你知道不知道？他还说，在1945年重庆谈判的时候，谈不下去了。当时就广泛听取了党外的意见，这时候我找了你父亲。他当时在我手心里头写了一个字，就是走。我问你父亲怎么解，你父亲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说马上回延安，老蒋是不会诚心诚意和你谈判的。老蒋是想拖延时间。如果打起来，你就是他的人质，你就回不去延安。所以，我们就撤回延安了。主席说，你知道当时行老的这个意见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好朋友，你倒好，你是他女儿，你跟他划清界限，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你在家里头造他的反。主席跟我谈完以后，我真的思想斗争蛮激烈的，我觉得无地自容。就是说，对自己家里的事情，我都不了解，一味地斗了十几年，也不回家。听了主席的一席话，我忽然觉得我一下子成熟了很多，和家庭的关系自然缓和了。毛泽东的性格决定了，他能够成就一番事业。主席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特别不拘小节的人，他是一个我行我素的人，只有他这种性格才能作出这么大的事业。一次，尼泊尔国王夫妇来访。会见时，国王来了，王后没来。他就有点失望，因为我们跟他讲过这个王后什么的。他就问王后怎么没来？我们说因为今天是见主席嘛，所以就安排国王来了，没有安排王后来。主席说不行，把王后也请来。在国王已经到场的情况下，再去请王后是非常不合外交规矩的，而且所有的人都等在那照相了。主席突然提出来要见王后，只好派车急忙去接。王后正在友谊商店买东西，她提出要先回钓鱼台换衣服。所有人都等着王后，真是尴尬的一件事，国王一时不知所措，可是主席倒没觉得什么，仍处之泰然。王后好不容易赶来了，主席高兴地和王后握手。王后当时戴了一个特别大的珍珠戒指，一握手可能硌着主席了。主席就看着人家的手，仔细观察这个戒指。我想，当时他的表情就是他根本忘了这是戴在人家手上的一个东西。他挺好玩的，还问什么东西这么大呀？我们大家在旁边就想笑，毛主席根本就无所谓，我觉得他当时就是注意这个东西，真的感到奇怪。王后当然很窘了，国王在旁边也有点窘。后来，他看了半天，看清楚了，就把王后的手放回去了。我觉得这些地方，主席就是特别可爱，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没有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第九部分访问 周福明 上1959年12月26日，杭州时美理发厅的青年理发员周福明接到一个重要任务，去给一个特殊人物理发。说起杭州的汪庄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说起南屏晚钟这个杭州著名景点，大家可能会熟悉一些。南屏晚钟对面就是汪庄招待所，像刘庄招待所一样，汪庄也接待过许多中央领导人。我就在那里的游泳池给毛主席理发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直接面对主席。为主席理发之前，一个同志就问我，说你知道晚上给谁理发吗？我说，给谁理发？不是到杭州饭店给外宾理发吗？具体给谁理，王厅长也没说嘛。我不知道给谁理。他笑了，看起来，你是真不知道。今天晚上是给毛主席理发。我听了大吃一惊，因为我上午刚刚给几个首长理了发。我虽然叫不上名字，但我知道是领导，并没听说主席来杭州，怎么会是毛主席到我们杭州来了，是不可能的。吃惊之余，我冷静下来，我说，你是不是骗我？他说，不是，真是毛主席，你马上就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了。他加重语气说，你马上能见到毛主席了。我根据领导事先的安排，就先去了游泳池。游泳池里面呢，用一个屏风隔出了空间，屏风后面放了一张床，还有一个小桌子，都是很普通的物件。就是临时为主席准备了一处换衣服的地方，我就准备好理发工具。主席的卫士封耀松同志还帮我准备了热水什么的。我呆了一会儿，感觉那个地方很热呀，浑身冒汗。这时候呢，主席从对面一个门那儿走了过来。他穿着个睡衣，就是那种普通的棉睡衣。过来以后呢，大老远的，大概离我有一米多将近两米，主席就伸过手来。毛主席身材很魁梧，神采奕奕，在我面前就像一座山，他那个巨手一伸，我急忙过去握手。在我见主席之前，我曾问过其他同志，我要是见到主席怎么称呼好呢？是叫爷爷好呢，还是叫什么？我怕自己在主席面前出洋相，就向别人请教。问谁好呢？当然要问主席身边的人了。我就先问了封耀松同志，封耀松说，你是去为主席理发，那是工作，叫毛主席就行了。我握着主席的手，就像通电一样，心脏跳得更加快了。我声音颤抖着说，毛主席好。打过招呼，主席就坐在了那个椅子上。他手这么一扶，并不急着理发，先坐下来聊天。他跟我聊天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我的紧张感。主席问我，你是哪里人呢？实际上，我的基本情况，他早就了解了。我没给主席理发以前，有关方面搞了一个材料，都送给老人家看了。我说我叫周福明，他说哪三个字啊，我说周总理的那个周，幸福的福，光明的明。主席说，你这个名字很好啊，既有幸福，又有光明前途。接着，主席又问我结婚了没有，家里还有什么人，父母亲在哪里，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等等。我回答说，我刚刚结婚不到一年时间，我的父母都在农村。主席说，噢，那好。交谈了这么几句，我的心情轻松多了。我们就开始理发。理发是我的工作嘛，我工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心无旁骛。也可能是我和老人家有缘分，理发很顺利。可到刮胡子的时候，主席嘴里总憋着一口气。如果是给自己刮胡子，憋着气刮起来是容易一些。可理发师给你刮胡子，你憋着气，刮起来就很费劲。另外，主席下巴上不是有一颗痣嘛，他一憋气，那个痣就更突出了，使不好劲很容易出问题。我一看这样呢，我就说主席您千万不要憋着气，您随意，我刮到什么地方，剃刀自然会到那个位置，你放心好了。此后，毛泽东只要到杭州，就会让周福明来给他理发。毛泽东提出要周福明到自己身边去，周福明怎么回答呢？我接触主席以后，主席觉得我这个人还合得来。主席再次到杭州的时候，他就提出来，小周啊，你愿不愿意到我身边去工作？我十分高兴，当场就一口答应下来。主席却说，你还得跟你夫人商量一下，到我身边工作可不轻松啊，不可能像你现在这样。到我那里工作不可能老让你回家，如果我到杭州来，一个礼拜放你一天假，你回家看一看，是可以的，其他时间就不能回家了。主席的意思是说，我不去北京，身上没有任务，每天晚上都可以回家。到了他身边，就不能那么宽松了，有纪律约束了。我说，那好，这个事情我同意，我夫人的事情我能做主。主席说，这样可不行，你还没商量，是耍男子汉大丈夫那种作风。哪有这个道理，一定要和人家商量。如果她同意，我再带你走。我说主席，我回去一定商量。你想嘛，这是好事，我爱人怎么会不同意。这样呢，主席就把我带到北京去了。1960年的10月份，我就上北京来了。……毕竟理发不是经常性的工作，所以从1962年起，甚得毛泽东喜爱的周福明开始兼做毛泽东的内勤。内勤都做些什么工作呢?我经常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给毛泽东擦澡，二是陪毛泽东吃饭。擦澡实际上很简单，就是拿湿毛巾在身上擦。除了游泳，这是毛主席的习惯，他不喜欢泡澡堂子，也不喜欢淋浴，最喜欢用毛巾擦澡。现在说呢，如果城里人都把淋浴改为擦澡，不知道要节约多少水哪。再一个呢，就是陪主席吃饭。我到主席身边的时候，主席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己吃饭。这个时候，他就要身边工作的同志一起吃。听老同志说，以前主席是和江青一起吃饭的，可后来两人根本吃不到一块去，就分开了。这样，我们工作人员不但要老人家吃得好，还要老人家吃得高兴。一般呢，主席的菜都是双份。比如说做狮子头，都是做两个一样的。他老人家一动筷子，你得赶快去吃。要不然他就会为你夹菜，要主席夹菜我心里当然过意不去。要不然他就会问你了，这菜是不是不对你的胃口啊？他要跟我这么说，我心里感觉比主席给夹菜还要不舒服。主席吃得都蛮高兴，你不对胃口，什么意思？如果不是这个意思，那你就要赶快动筷子。说起来，陪着吃饭好像是既惬意又轻松的事。可有一次晚饭，却出现了惊险的一幕，让我紧张得不行。毛主席晚上吃东西，总喜欢吃些带骨头的东西。他习惯了，别人想随便改变，那是不行的。有一次是吃炖小鸡，就是那种小乳鸡呀。就是很小的那种，也就半斤来重。鸡腿上的一小块骨头，一下子弄到上颚里面去了。当时，主席已经吃了安眠药，如果在平时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吃完了，主席也不说，他就拿着筷子在那儿捅。我想可能有什么东西硌着他了，因为那和往常吃饭的情况不一样。我说，主席你张开嘴，我给你看一看。我一看呢，他用舌头在舔哪，在上颚上横着这么一小块骨头。我急忙用手拿出来，主席已处于迷糊状态，我知道也说不清。好在那骨头很小也不尖利，它并没有弄伤主席，我就把那块小骨头包起来了。第二天起床以后，我报告了汪东兴，也报告了我们的医生。然后，我就把骨头拿给老人家看。我说主席呀，您，您年龄高了。他不紧不慢地说，你想说什么呀。我说，您以后再吃带骨头的东西，我们把骨头给你剔了行不行啊？他说骨头都剔净了，吃着还能有什么味道。那肉没骨头，吃着都不香嘛。我说晚上你要吃鸡的话，我们先把骨头剔了，您再吃。您看这个骨头昨天就卡在了你嘴里。主席看了一眼说，是吗？我说，这个是我从您嘴里取出来的。主席并不是那么固执的人，我给他商量，您同意不同意？他点点头同意了。周福明做事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凡事爱动脑筋，搞了很多发明创造，毛泽东对他十分满意。毛泽东曾经风趣地对周福明说过咱们俩分不开。第九部分访问 周福明 下就说抽烟用的那个小盒子吧。在别人眼中看起来，这个东西好像不太起眼，可在毛主席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年夏天，主席不是上北戴河，就是上庐山。这两个地方夏天都非常潮湿，甚至潮得连个烟都吸不动。主席吸那个烟哪，是圆筒包装的，一筒装五十支。也不像现在都是有过滤嘴的，他吸的烟没有过滤嘴。那个圆筒打开以后，吸了潮气就软得很，好不容易点着，可根本就吸不动。尤其是主席吸烟，他喜欢拿在手上看文件。这样一来，等他想起来，烟早灭了。我就想着，看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样下去太影响主席思考了。偶尔有一次机会，主席床头灯的灯罩角度不对，影响主席看书，我就去把灯罩调整一下。忽然，我的手指头被烫了一下。这好像触发了我的一种感觉，可能是人们常说的那种灵感吧。我回去就琢磨，我想主席这个烟，烤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了。可怎么做呢？我就找我们那儿的工作人员帮着做了一个小木盒子，又找了电工，在盒子里头装上两个灯泡，一插上电，五分钟不到就能驱走潮气，这个烟烤出来就特别好抽。主席点着烟很高兴，他说这么多年，都没有人给我想这个事，你一下给我解决了。冬天，那个烟放在暖气房里，北方冬季非常干燥。打开包装的纸烟，进了热气以后，就变得很干燥。干到主席用手一捻，直掉烟末子。主席有个习惯，喜欢在抽烟之前，把这个烟哪，拿出来看看，放到手里捻一捻。这么一捻，两头不仅往下掉烟末子，而且抽这个烟还呛人。我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给他弄那个油菜，就是咱们吃的那个油菜，它有这么一个长杆儿，我把那个烟拽几根出来，把它塞到里头，那个烟就变软了，就绝对不会掉烟丝，也不会呛人。主席通常坐在床沿上吃饭，原来用的是一个80公分的小藤桌。可主席的那个床，比我们平常睡的床都要高出10公分。因为主席床上放着大量书籍，不垫的话，主席一翻身，书就全倒在身上了。工作人员就特意把床的外面垫高，靠墙的一面不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斜坡，书就往低处去了。书的问题解决了，可床高起来了，主席坐上去，脚却悬在半空，因为这个藤桌没地方搁脚。不光如此，腹部还要窝在桌沿那儿。主席年纪大了，身体胖了，腹部自然也胖了，窝着太难受了。我陪主席吃饭的时候，是面对面坐着的。我看主席的双脚老是在那儿动来动去，没着没落很难受，时间长了有可能引起浮肿。为了让主席坐得更舒适一些，我就打算重新设计一张饭桌。我趁主席比较高兴的时候，对他说，主席，我给你量一量，给你做一个小桌行不行，就是一个吃饭的桌子。主席说，你还会做桌子？我说我不会，你坐好，我给你量完了以后，我叫木工师傅给你做。当时，我怕师傅做不好，专门做了一个小模型，按我量好的尺寸去做就行了。那个小桌是三面有横的支撑，放在主席的那边没有横支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照顾主席庞大的身躯。同时，根据主席放脚的高度，又做了个放脚的踏板。那个踏板有一个十几度的斜坡，离主席最近的地方最低，往外慢慢升高。这个桌子非常实用，主席如果坐到床边吃饭，饭没来之前，他的脚就可以放在上头休息或者活动。用主席的话说，就是叫擂鼓，这下也有地方可踹了。对于用惯了的东西，毛泽东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别人是不能随便更换的。主席的床上这儿打一块补丁，那儿打一个补丁，个别地方棉花都露出来了。有一次周总理来主席这儿开政治局会议，总理这个人心特别细。开完会，他跟我说，小周啊，你看主席那个床，连棉花都露出来了。是不是主席不在家的时候，你们给主席重新绷一绷啊？我当时看主席挺高兴的，就把总理的想法跟主席说了。我记得是在吃饭之前，我说主席您那个床破了，是不是您不在家的时候，我们给你绷一绷？因为这事，必须要请示老人家同意才能弄。不同意，决不能弄。我想得挺简单，就是弄一块布，新布一包既美观又经济。主席不说话，看了我一眼，我马上晓得这个事情坏了，就是说主席肯定不同意这么做。后来，我找到在一起工作的崔录增，他为主席搞卫生。我事先跟他说好，我说主席的这个床破了，我们得想办法给他补一下，找一块差不多的布，我们自己就可以搞了。在主席出去的时候，比如主席去颐年堂开会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就可以打补丁。我们做完了以后，他老人家一看，再看不到棉花露在外面了。他说，你看既不花钱，又解决了实际问题。何乐而不为呢？晚年的毛泽东身患多种疾病，身上很多部位经常会疼痛难忍。面对病魔，毛泽东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人们通常看到的大多是毛主席高大魁梧的形象，一直到晚年，公开的照片也多是英雄形象。我们在主席身边，知道他晚年身体上有多种疾病。但对于种种肉体上的痛苦，他从来没有表现出什么惧怕，我从来没有在别人身上见过这种超常的忍耐力。一开始，我们根本看不出他有什么不适，也不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主席可能是呼吸上有了问题，导致缺氧，嘴唇发紫，手也都发紫呀。我们一看心里害怕得不行，可他不说，什么也不说。这在一般人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真的无法想象主席有着怎样顽强的毅力。主席病情好转的时候，大夫就跟他说，主席，你的病都是常见病，你的身体素质好，你的寿命长着呢。主席说，你们哪，不比过去那个御医高明多少。意思是说，我心里清楚得很，我自己的身体怎么样，我能不知道吗？大夫们多数说的都是奉承话，主席长寿啊，身体怎么好啊之类。主席虽然内心很清楚，但他从来不说出来，或者给医生提一些什么要求，比如我哪里疼啊，你们医生去研究吧。即使痛苦得头上冒汗，他也不会像一般病人那样哼哼啊，或者大声喊出来。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他说，叫喊哪能减轻痛苦嘛，只不过是病人在发泄，没有想到这么做的结果，反而把自己的痛苦转嫁给了别人。主席面对病魔从始至终都是那么勇敢，他从来不说我这个病怎么办哪，你们大夫必须怎么怎么。1976年9月9日凌晨，毛泽东走完了他的一生。三个小时后，周福明给毛泽东理了最后一次发。我给主席理了那么多年发，就是开头和最后困难。为什么说开头难呢？那是因为不了解主席，比如他习惯理发的时候看书、看文件，开始的时候不了解就很困难。最后一次理发也非常非常困难，并且非常非常痛苦的。说实话，心里特别难受，因为一般去世的人，都是由殡仪馆的人来化妆、理发。我是看主席病重，三个多月没有理发了，满脸病容一头乱发，心里特别难受，感觉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此前，护士们把主席耳朵两边过长的头发都剪掉了，头发遮住耳朵太难看了。我当时请示汪东兴，汪东兴说，这个发还是由你给主席理。那个时候主席病重，我也不敢自作主张，万一出什么事，那可不是小事。主席心脏不好嘛，即使弄出一点事就了不得，所以我就没敢弄。这时候呢，主席是躺在那儿，胡子也很长了。躺着理跟过去坐在那儿又不一样了，怎么理，跪在地下？最后，我就平行，跟老人家躺着一个姿势，先把两边理好，再把后头稍微动一下理掉。刮胡子好说，理后面就特别难。我一边理一边流泪。总理是1月份，1月8日吧，去世了。朱总司令7月份也去世了，我的眼泪都快流光了。主席病得那么重，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可我们都不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甚至有一种惧怕，一种手足无措的惧怕。当9月9日这一天来临的时候，当主席真的离开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和全国的老百姓一样，感觉就像天塌下来一样。尤其是我们长期在主席身边，不可想象也不愿意相信，老人家怎么也会走了呢？那么多大夫在身边都无法解救，所以这一次给主席理发，心里的那种难受无法用语言形容。理完了，我就给老人家穿准备好的衣服，这些事先还是有准备的。内衣给主席换上新的，外衣仍然尊重主席的习惯，是旧的。这是我最后一次为主席服务，留在心头的都是痛苦。主席逝世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不愿意离开主席生活过的地方，我仍像以前一样精心看护着毛主席的故居。只要我身体还行，我就会一直看护下去。我的生命和感情，这一辈子是离不开他老人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