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访问 马武义 上马武义出生在河北省献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45年，15岁的马武义经过三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了他心中的圣地—延安。四年之后，在解放战争胜利的炮声中，马武义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然成了毛泽东身边的卫士，并在开国大典的历史时刻，亲手帮毛泽东整理衣装，送他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那一天，在我的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那一天正好是我值班，我帮着主席准备行装。主席要参加这么重大的国事活动，仪表上当然要讲究讲究，好配合庄严的仪式。吃过午饭，我趁主席午休的时间，先把主席的皮鞋擦亮，再把主席的绿呢子套装熨平烫好。主席的皮鞋是到香山后刚做的，绿呢子套装还是用延安时期就珍藏的旧呢料，专为开国大典裁制而成的。到了下午一点钟，我准时把主席叫起来。十月初，北京的天气已经比较凉了。主席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把一件羊毛衫穿在了身上，那衣服胳膊肘处的两个大补丁非常惹眼。那是在西柏坡的时候，胳膊肘处磨出了两个窟窿，韩桂馨同志用旧袜子头补上的。我拿来毛裤，要帮主席穿上。不知是不是因为紧张呢，主席两条腿往裤腿里使劲一蹬，脚就从膝盖处的大窟窿里穿过去了。实际上，在西柏坡的时候，就发现了膝盖处的两个窟窿，可窟窿太大，韩桂馨没找到那么大的袜子头，就没有补。毛主席就这样穿上了，他还问我怎么样。我当时就乐了，我说主席你的腿从那两个窟窿里跑出来了。主席也乐了，是吗？我说，你坐在那里看不见，毛裤的下半截都吊在腿后边了。主席坐着不动，好像是说那有什么不可以！我说，主席这样可不行，上不了天安门。他说上不了，不能上天安门？我说不能，他说那好办，推倒重来。有谁知道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的城楼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在庄重朴实的绿呢子套装里面，穿着一套打了两个补丁，露着一双膝盖的毛衣毛裤，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我陪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上云集了四十多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都是党内党外的高层人物。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几十万人欢声雷动。可是在这个时刻，除了我，又有谁知道主席穿了一套破旧毛衣裤登上了张灯结彩的城楼？这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在我心里说不清是酸楚，还是敬重，可能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个事呀，除了毛主席，不会有第二个这么做。我估计不会有第二个人，穿着这么一套破衣服上天安门，面对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1948年到1958年，马武义照顾毛泽东的生活起居整整十年。在这十年中，留在马武义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什么呢？在我的印象中，主席最爱吃肘子。但是保健医生建议说不要吃那么多，因此，一般来说，一周给主席吃一次。当然一个肘子，主席一次并不能吃完，他就说给我留着。不光是肘子，别的菜剩得多了，他都告诉我们，这个给我留着，下次再给我拿来。可一个是医生不让多吃，再一个是苏联医疗专家绝对不准我们给主席吃剩东西。那可怎么办呢？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到主席吃饭的时候，如果是他忘了，我们就谁也不提这件事，让它不了了之。如果他问起来呢，我们就说我们给吃了。他一听说是我们吃了，他就不说话了，也不吭声了。主席爱抽烟，按他自己的话说，吸烟比吃饭还重要。北京医院的周泽昭院长，最反对主席抽烟。有时候，主席出去散步，或者爬山，只要坐下来休息，就要抽支烟。周泽昭就在边上劝他，你别抽烟了吧，少抽点儿吧。劝他几次，他也不说话，照抽不误。有一次，周院长多说了几句，他有点不耐烦了，有一点火了。他说，你看列宁、斯大林他俩谁抽烟呢？周院长说斯大林抽烟。那他俩谁先死了，就是论年龄谁死得早？周院长忽然觉得上当了，但还是嗫嚅着回答，那，那是列宁死得早啊。主席顿时轻松起来，斯大林他抽烟，他怎么死得晚呢？主席以他的机智和诙谐，挡住了医生的建议。但主席抽烟非常节省，那个烟抽得都拿不住了，他仍舍不得丢，还要塞在烟嘴儿上接着抽，直到抽个一干二净，火熄烟灭。用北京人的话说哪，主席抽烟有点抠门儿。有一次开政治局会议，高岗点燃一支烟来抽，只抽了几口，就顺手扔到地下了。主席不言不语，十分自然地伸手捡了起来。主席的举动把高岗弄得呀，真是面红耳赤，羞愧难当。南京解放的捷报传来的那一天，毛泽东异常兴奋。他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又是怎么庆祝的呢？第四部分访问 马武义 下我记得南京解放就在春节后，4月25日，主席起床后，他办公桌上有一个类似沙盘的地形图，边上的一个小盘子里，放着一些红色和黄色的小三角旗。我们每解放一个城市，也就是说解放一个大城市，一个中等城市，都要把标示蒋介石统治的小黄旗拔下，换上标示已被解放军占领的小红旗。大多数小黄旗都是被拔下来的，小红旗的数量越来越多。南京解放这一天呢，主席亲自拔下了插在南京名下的小黄旗，再插上一面小红旗。主席那天的高兴劲儿，人们可以从《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首诗词里体会出来。对于我们这些在主席身边的人来说，体会应该更直接，南京的解放标志着蒋家王朝统治的彻底结束，平时我们和主席照相，都要找机会才行。可那天主席兴奋地主动招呼身边的人一起拍了一张合影，这是我和毛泽东唯一的一张正规合影。多少年来，我一直细心珍藏着。照完相，为了庆祝，我们就给主席安排了一顿比较好的饭菜，也就是多做了几个菜。正赶上这么个好日子，当然要庆祝一下。我们把菜摆好，我说请主席吃饭吧。主席坐在饭桌跟前，我们还打开了一瓶准备好的青岛产白兰地，给主席倒了一杯。主席端起来就喝完了。放下杯子，主席就把菜拿过来，弄了个大饭盒，把各种菜夹满一饭盒子，把剩下的酒盖上。主席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咱们共同庆祝南京解放，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要参加。你把酒和菜拿去，和在值班室值班的警卫员，一起庆祝一下，去吧。我端到值班室，我说王振海啊，主席叫咱们共同庆祝南京解放，还有一瓶酒。王振海那个高兴劲就别提了，要在平时，值班哪能喝酒。我把一瓶酒直接倒进一个大铜碗里，就这么一人一口地喝起来。那时候也不知道白兰地会那么厉害。喝完了以后，王振海就该换班了。他站起来，摇摇晃晃的，快要站不住了。我说坏了，刚走到大门口那儿，有个木头制的哨位，他刚要往上迈，脚却没抬起来，随即趴倒在那儿了。马武义和毛泽东在一起感受着一次又一次胜利的喜悦的同时，他亲眼目睹了毛泽东所承受的悲情和伤感。马武义见过毛泽东两次流泪，第一次是在解放北平批斗南霸天时，毛泽东为控诉者的悲剧潸然泪下。而另一次，又是因为什么呢？1954年秋天了，庄稼已经收完了。主席从杭州回北京途中，专列在德州停车加水。主席把我召到他的办公室。主席问，小马，你的老家是德州吧？我回答是。主席说，离北京不远了，你也可以退身了。我一听主席要给我放假了，心中暗自高兴。主席接着说，我给你放二十天假怎样？我说听主席的。你可以回乡探亲，但同时，有一个特殊的任务要你去完成。今年的秋收结束了，你回去看看乡亲们的生活有没有改善。主席说着，就从办公桌上拿了一张白纸，给我写了一个提纲，就是调查合作社的提纲。提纲要求我在二十天的时间里，要调查十个农业合作社。主席指着提纲说，你可以在家休息一天，去调查一个合作社，再休息一天，调查另一个合作社。实际上，我回到家呢，一天都没休息。一个是时间并不充裕，另一个就是，主席叫我去搞调查，我哪敢在家里休息。我到农民家，就像串门一样，并没有选择什么对象，随便走进去，跟人家要了一个平常吃的窝窝头。这个窝窝头是什么做的呢？就是那个高粱，还没有脱皮的高粱磨成的面，又硬又黑。放到手里，能感觉粗糙无比，如果吃下去，肯定划喉咙。我说这个玩意儿啊，很能代表农民的生活状况，因为有相当多的农民还在吃这个东西。调查结束，我想应该带点土特产之类的，给主席捎回去。我就弄了两只野兔，准备给主席尝尝鲜。那个时候很容易打到兔子，现在只怕连野兔的毫毛都见不着了。当然，我也没有忘记主席交代的特殊任务。为此，我还带上了一个物证—窝窝头。我回来以后呢，开始值班。有一天，我看主席不太忙，就到了厨房叫大师傅，把我带回的野兔做给主席吃。这一天，我就趁主席吃饭的时候，坐在旁边给他汇报合作社的情况。主席那天的胃口很好，看起来野兔肉很对他的胃口。这个时候，主席就问我，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没有提高啊？我事先已经把那个窝窝头装在衣兜里了。主席一问，我就从兜里摸出那个糠窝窝头来递给他。他拿起来看了看，摸了摸，脸色即刻严峻起来，筷子早已放下。此时，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主席沉默着，掰下一块儿就搁到嘴里了。我根本来不及劝阻。主席的牙齿不太好，他根本就咬不动那块窝窝头。再说，我带回来已经在兜里装了十多天了，可别给吃出问题来了。我一想，这可怎么好，怎么能让主席吃这样的窝窝头。我说主席不行，你不能吃这个，太硬，你咬不动。可是窝头的粗糙难咽，已经堵在了他的心里，堵得他难受至极，堵得他流下了眼泪。主席得知儿子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他没有掉眼泪；面对农民吃的这种糠窝窝头，他流泪了。三十年后，马武义再次回到丰泽园，这里已是人去屋空了。1958年，我离开主席身边调到东北去工作了。三十年以后，我又回到曾经工作的丰泽园，这个时候，距主席1976年逝世整整十二年。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里，十二年就是一个轮回。虽然记忆长留心间，但过往的一切都不可能重来。我站在秋日的菊香书屋前，主席吃窝窝头的那张方桌还摆在原处，两把椅子也还在，就和我向主席汇报时一模一样，碗筷啥的，也在那上边摆着呢。秋风萧瑟，落叶缤纷；庭院静寂，人去屋空，无限伤感涌上心头。第四部分访问 邵华 上2003年9月6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之前三天，诞辰110周年前夕，天安门东侧的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毛泽东的儿媳、毛岸青的妻子—邵华将军，举办了自己的一个摄影展。作为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的邵华，举办一次摄影展，本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但就这次展览选择的时间和摄影主题来讲，却有着特殊的意义。摄影展寄托了后辈对一位慈父的无限缅怀之情。虽然名称是我的舞台摄影艺术展，但副标题是，献给敬爱的父亲，毛主席诞辰110周年，所以我觉得这张照片，我要把它放在这儿。邵华和刘松林是同母异父的姐妹，她在1938年10月出生于延安。是张文秋与陈振亚这两位八路军指挥员的孩子。1939年春天，不满周岁的邵华与姐姐刘松林一起，跟随父母经迪化（今乌鲁木齐）前往苏联，目的是治疗陈振亚残缺的伤腿。可在迪化等待去苏联的时候，陈振亚遭遇意外事故死亡。两个孩子先后失去了生父，又一同在新疆随母亲度过了四年铁窗生活。1943年的时候，盛世才切断了与共产党的联系，完全倒向了蒋介石。原来在新疆帮助盛世才的共产党人，如陈潭秋、毛泽民，从苏联经新疆回延安的一些同志，以及从延安经新疆去苏联的同志，全部在1943年被盛世才抓进了监狱。我的童年就是在监狱里度过的。一直到1946年7月份，张治中到新疆，国共重新谈判以后，我们这一批一百三十多人集体被保送回延安。回到延安以后，我们就感觉回到了老家，感到无比兴奋。当我们走到离延安十里铺、二十里铺，先是二十里铺，后来是十里铺的时候，看到延安城里这些群众人山人海的，都在山上，在路边迎接我们，我们确实十分感动。像我们有一些孩子都是被这些叔叔阿姨们手递手传进了延安城。后来，大家排着队，主席从头跟我们握手握到尾。像我和另外几个男孩儿，我们就感到和毛主席握手是最大的幸福。毛主席跟我们握完了之后，我们赶快又跑到队尾，又再站队，争取第二次再和毛主席握手。当时党中央对我们从新疆回来的同志，尤其是我们这些孩子们，非常关爱，让我们检查身体，用当时延安最好的饭菜来招待我们，还给我们拍下了一张我们永远难忘的照片。当时有从新疆回来的全体同志的一张照片，还专门为我们孩子们，这二十多个孩子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给我们起了一个题目，叫做“饱尝铁窗风味的娃娃们”。1949年10月15日，刘松林与毛岸英结为夫妇之后，邵华有了更多机会跟随姐姐、姐夫一同去看望毛泽东。正是毛泽东的关心，邵华才走进了育英小学的大门。1950年的时候，岸英哥哥还没有去抗美援朝之前，周六、周日的时候，他和我姐姐经常利用节假日，周六、周日回中南海去看望毛主席。有这个机会，只要我在场，我总是愿意跟他们一起去见毛主席，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时刻，所以他们有时也开玩笑，叫我小跟屁虫，拖尾巴虫，就带我去了。每次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我总是感到非常亲切，有时候毛主席就问岸英哥哥的情况，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我总是在旁边听着。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次，毛主席问我姐姐的学习情况，而且了解得很详细，我当时听了以后，很羡慕，因为那时候北京刚刚解放不久，我一直是跟着母亲南北转战，几乎就没有上学的机会。我听见毛主席对我姐姐的学习是那么关怀，后来我有一次就忍不住在旁边说了一句，我说毛伯伯，我也要上学。主席当时很吃惊，问，孩子，你怎么还没有上学呀，我就简单地给他讲了一下。主席听了以后就对我说，好，你放心，孩子你放心，这件事情我替你来办。我当时听了心里头特别感动，我也不知道他要怎么替我办，但是过了几天之后，他的秘书叶子龙同志交给了我一封信，叶子龙同志说，你拿着这封信，到中直育英小学报到，找韩校长，你就可以上学了。后来就让我当了育英的插班生。有了难得的学习机会，邵华备加珍惜。她要以优良的学习成绩报答毛泽东。当邵华满心欢喜地给毛泽东看考试成绩单时，毛泽东的一番话为现在的素质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注脚。当时，我们在学校都要争当三好生。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在学习上采用的是苏联的5分制，3分是及格，4分是良，5分是优秀，得了5分以后，就会在你的计分册上用红笔写一个5。有一次我的期中考试成绩，看上去几乎是满篇红，满堂红，唯独体育是一个3分。我很高兴地拿去给主席看，好像沾沾自喜，因为我拿了个满堂红嘛。毛主席看了之后，对我说在体育方面要加强，要增强体质，要进行锻炼。另外，他还教导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能把精力平均地用在每一门功课上，说你应该钻一门你最喜欢的，你认为是最值得学习的东西，在这一门学科上，你要去有所突破，有所理解，更深一点，不一定认为满堂红就是好的。我听了主席的这番教导，我就觉得对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门门都想得5分。但是从主席教导我以后，后来我就注意在学习上有所侧重了。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比较喜欢的文学上。最后，我如愿以偿考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邵华上了中文系之后，和毛泽东之间就有了更多的话题。毛泽东有关曹操的话，引起了邵华的思考。我在上北大期间，还是有很多机会和他沟通。比方说主席就问过我：你喜欢曹操还是喜欢曹丕、曹植？我当时顺口就出来了，我说我喜欢曹植的诗，尤其喜欢他的七步诗，我说你看他哥哥曹丕逼得他没有办法了，七步之内要做不出诗来就要杀掉他。所以我说曹植才华横溢，当时我的印象很深。后来主席说，我更喜欢曹操的诗，从这以后我就比较注意去读曹操的诗了，我觉得他的一些东西的含义、境界确实比曹植、曹丕要高。毛泽东对于中国文学作品，可以说烂熟于心，似乎对于外国文学作品兴趣不大，邵华的感受则不同。我当时正在学西方文学，我很痴迷地在读一本书，名字叫《简·爱》。后来，我就告诉主席说我在读《简·爱》，主席说这本书怎么样，我就把我当时的心情讲得很多，对女主人翁，对男主人翁，我是多么喜欢，觉得他们之间的爱情好像是平等的，是纯真的，反正就是根据我当时的感想胡吹了一通。后来主席让我把书和作者写下来，我当时还不明白，就写在一张纸上。过了不多久，我又去看望父亲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桌子案头上放了一本《简·爱》，我看到他已经看了五分之四了。通过这件事情，说明主席对子女的读书、学习，他们的思想感情，他也是非常关注的，也看我们喜欢一些什么书，应该怎样来引导我们，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的，就是说主席不像别人说的，不看外国小说，这就是一个实例。我还记得这件事是我姐姐刘松林告诉我的。那还是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有一次主席告诉她，你去给我借一本《茶花女》来，后来我姐姐想办法到她认识的同学那儿借到了一本《茶花女》，给主席送去了。过了一段时间，主席又把这本书还给我姐姐，说你还给人家吧，我已经看完了。我姐姐拿到这本书以后顺手翻开一看，里头圈圈点点，甚至还有眉批，把我姐姐吓坏了，她就觉得我从人家那儿借来的几乎是一本新的书，现在被主席都看成这样，我怎么还给人家，人家要问我，我怎么回答，非常不好意思。所以后来我姐姐给我讲，她把这本书后来还人家的时候，赶快合上说这本书我已经看完了，还给你，然后扭头就跑了。后来大家都说你真傻，如果你要是告诉那位同学这本书是主席圈点过的，那将是珍宝，可是我姐姐吓得没敢说，就跑了。那位同志直到现在也不知道这本书是主席看的，他说“文化大革命”期间丢失了，我觉得非常遗憾。第四部分访问 邵华 下1957年10月，毛岸青在苏联修完学业后，从北京到大连休养。从那时起，邵华开始与毛岸青通信，甚至在闲暇的时候陪姐姐一同到大连去看望他。毛泽东知道他们交往的消息后，便写信给毛岸青问他的想法。岸青后来身体不好，从苏联回来就在大连休养。休养的时候我们经常通信，我和姐姐也去看望过他。我并不知道主席怎么知道的，可能是通过岸青那边了解到我们之间在通信，后来父亲也问过我，是不是你们常写信，是不是互相在鼓励，互相在安慰，我也说是的。所以直到最后，主席后来给岸青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谈到听说你们俩经常通信，对我还进行了一个评价，说邵华是个好孩子，你们是不是有做朋友的意思，那个时候确实我们也是有进一步感情升华的想法。所以我觉得作为主席来讲，作为父亲来讲，他对自己的孩子，不光是学习，另外，生活、感情世界他还都是给予关怀和指导的。1960年，毛岸青和邵华在大连举行了婚礼。毛泽东虽然没有参加婚礼，毕竟生活条件比刚建国的时候要好，不再像毛岸英结婚时，只送了件旧大衣。毛泽东送给邵华一块手表，还为儿子的小家送了个大件，一台熊猫牌收音机。毛泽东非常满意这桩婚姻，这不仅因为邵华是自己看着长大的，更因为有了这个婚姻，两家再次亲上加亲。1960年，我们是在大连结婚的，是由大连市委、市政府给我们主持的婚礼。父亲送给我的一块表，直到走不动了，我才收藏起来。送给我们的还有一台国产的、南京出的熊猫牌收音机，这台收音机现在还在我们家里摆着，虽然不能用了，但是对我们来说仍然是非常珍贵的。邵华和岸青在大连度过了一段新婚岁月之后，于1962年回到北京看望父亲毛泽东。毛泽东嘱咐他们，不要忘了去看一下已故的妈妈杨开慧。到1962年，岸青和我就从大连回到北京了，我就进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我们结婚后，第一次见父亲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新媳妇应该回去，回韶山去见见韶山的父老乡亲。那个时候我们的外婆也还健在，说你们应该回去看望外婆，应该去给你们的妈妈杨开慧扫墓。所以，后来我就和岸青遵照父亲的指示，我第一次到了板仓看望了外婆，就到了韶山。所以我当时回去以后，看到家乡的父老乡亲，还有很多乡亲的辈分我还都搞不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确实也都是充满了感情、充满了爱护，也说了很多祝福的话。所以那一趟湖南之行也是我第一次湖南之行，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们去给开慧妈妈扫墓，也照了照片，现在这些照片我都珍藏着，这次用在杨开慧诞辰一百周年的画册之中了。也去看望了外婆、舅舅，也都照了相片，包括韶山。现在翻开这些照片看看，都感到确实是非常珍贵的。……毛泽东对夫妻之情和战友之爱，有着非同寻常的表达方式。杨开慧是李淑一的中学同学，而毛泽东则是柳直荀的早年战友，20世纪30年代初，在战争中杨开慧和柳直荀先后牺牲。《蝶恋花·答李淑一》这首词便寄托了毛泽东对爱妻和好友的深刻缅怀之情。1962年9月1日，当毛岸青和邵华再次请求父亲抄录这首词以作留念时，毛泽东又把诗句里的“骄杨”改写为“杨花”，以此来寄托他对杨开慧的怀念之情。有一次，我和岸青一块回去看望父亲，那天父亲工作也比较轻松，情绪也很饱满。在谈到开慧妈妈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要求，我说爸爸，你能不能把你写的《答李淑一》，给我和岸青写一份。爸爸当时说可以，他就坐在案头前把纸铺开了，然后他提笔就写了“我失杨花君失柳”。我当时一看就有点误会，我说不是骄杨吗，怎么这个地方写成了杨花了呢？父亲提了一句，称杨花也很贴切。后来我回到家里去领悟父亲的这句话，他给李淑一同志写信，给柳直荀烈士和杨开慧烈士一块题这首词，这是战友之情，所以他称之骄杨。他给子女写信，给我们的母亲写信，所以他觉得是很亲切，应该是充分地表达亲情这方面，也表达他对开慧的另一个方面，很亲切的方面，所以他就提了“杨花”两个字，这是我后来的理解。毛岸英从苏联回来的时候，带回来一部“捷夫”牌相机，邵华开始用这部相机记录下家人与毛泽东在一起的宝贵镜头。毛泽东同意她拍照，不过他给邵华来了个约法三章。那时的相机不像现在的傻瓜相机，从对焦距，从速度一直到它的曝光，全部要用手动，那要有经验的摄影师，像侯波老师、徐肖冰老师、吕厚民老师，他们有经验，可以得心应手地来用。可是对我这样一个从来没摸过相机的孩子，也从来不懂得的少年来讲，我觉得操纵起来十分困难，但是我也很想把和毛主席在一起的宝贵的时光留下来作为永久的纪念，我就开始想为毛主席拍照。看见孩子们老是拿着相机对他照来照去，后来主席给我们规定了三条，你们要给我照相可以，但是第一，你们不许拿到外面去冲洗；第二，你们不许发表，就是不许给报纸、杂志投稿；第三，还不许送人。那个时候，我们一切听从他的指示，最后逼得我学暗房技术，所以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就把卫生间、门窗堵起来，用红布把灯光包起来，再到外头买药粉自己调配，尤其配得比例还不对。首先是冲胶卷，然后冲洗照片，最后还要进行映像。对我来说，每一关都是过五关斩六将。所以照片虽然照了一些，但是其中任何一个环节把握不好，照片就报废了。所以我现在虽然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但是我感到很遗憾，没能多留下一些珍贵的照片。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很喜欢摄影了，尤其是后来随着新宇出生，他从小，从一个月开始的照片，一直到他成长到今天的照片，大部分都是我给他拍的。刚学拍照的时候，拍出的照片虽然很幼稚，但这是毛泽东与孩子们日常生活的真实记录。那个时候刚学摄影，我和主席的照片是姐姐给我们拍的，姐姐和主席的照片又是我拍的，这张照片是我姐姐抓拍的，因为正好我过去和父亲握手，她就按动快门，也顾不上取景了。所以当这张照片洗出来以后一看，正好后面有一个花架上的兰花戴在我的头上了，好像我的头发竖起来一样，把帽子顶掉了。后来主席说，她的怒发把冠都冲掉了。我也想把这张照片通过电脑修掉，后来一些摄影家告诉我还是要保持原汁原味，不要修，就这样，这张照片到现在还保存着。对邵华而言，毛泽东的形象一直活跃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无论做什么事，父亲的话语都会始终不断地回响，一直影响着她、激励着她。毛主席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在全党同志的心中是伟大的领袖，确实是世纪伟人，但是在我们孩子们的心中，他不光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位慈父，他很体谅、很了解孩子们的心情。只要我们的愿望是正确的，是可以接受的，他就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所以我深深感到，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第五部分访问 沈同 上沈同，1923年出生在河北省景县。1949年10月，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了毛泽东的警卫。由于他机智灵敏，毛泽东每次出外视察都要带上他。他处理过多次意外事件，这位从中学时就从事地下工作的老地下党，在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时候，竟显得很紧张。第一次见主席确实很紧张，那时候我就是说不上什么话来。我在门口站着，他到勤政殿来开会了，他看见我，笑笑，你说我说什么好啊。这时候，主席先跟我握手，我高兴得不得了。他看我紧张的样子，他说你做工作，这我一下子还不好答。因为我们在山沟里头，没有职别什么的。我想了一下，跟毛主席说我管文件，主席看出来我这紧张的样子，他说，那么天下的文件你都管啊。我们大家都笑了，我也笑了。这倒好了，放松了，所以都没什么忌讳。一开始，沈同担任中南海警卫处的秘书，因为他曾在北平搞过地下工作，熟悉北平各方面的情况，毛泽东外出必定带上他。后来，沈同升任警卫科科长，毛泽东出行的许多工作都要他提前完成。汪东兴是跟着主席从延安过来的，那时候他是主管主席警卫的，他们都在丰泽园里面，我是警卫处的秘书，每次汪东兴跟着主席外出必定带着我，因为叫我给他布置警戒线，外围的路线、当地的路线他都不清楚，我最清楚，因为我当时做地下工作，我就在北京，所以他都带上我，这样子，我就开始做主席随时活动时的警卫，只要是主席外出，汪东兴去就叫上我。有时候主席要到下面调查工作，要外出什么的，他也会带上我，坐专列我就组织专列，坐飞机我就试验飞机。后来主席越来越忙，开会什么的时间就紧迫得很，所以他在内部开会的时候，有时候在勤政殿开会，有时候上怀仁堂开会，有时候到颐年堂开会，因为这些地方过去我们不常用，没有专人照顾。他一去我们就要告诉服务人员到那开个门，准备茶水什么的，后来汪东兴说这个不方便，最好是想去就去，到那就开，我说这个方便嘛，我们管起来，他说那好，你得当警卫科科长，我再给你几个人，把这些会场都给我管起来，主席不管上哪去，到那了以后，都跟回家一样，我说可以。就王永清、孟宪芝、徐永福我们这四个人，一个科长，三个干部，这样子，我们就把中南海里所有的会场都管起来了。毛泽东很喜欢接近普通百姓，但人们一旦发现是毛泽东，就会高兴地奔走相告，场面也会失去控制。有一次我记得，是主席外出。那是春天吧，他要去看看麦子生长的情况。经过徐州的时候，他一看，这个地方的麦苗长得真好，他说你停一下车，我去看看，他就下来了，沿着这个麦苗地走，走到一个村子边上，正好碰上人家当地开“三级”干部会，正在吃午饭。主席说这是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看到反正有人在那儿，旁边那个当地的警卫同志说，这儿在开会，“三级”干部会。坏了，我说坏了，不行了。可是，主席还要往前走啊，你还不好挡他。他走到那儿，正好人家中午开饭，有一个小伙子，不知怎么又出来了，也看见了，就说，哎呀，毛主席来了吧？大伙儿就炸了。呼啦啦那些人哪，盘子、碗、桌子、凳子哗啦哗啦的，我们已经离得很近了，我都听清楚了，我就赶快说挡一下子。挡也挡不住了，那些人他也不知道我是老几呀，他都往外走，我真是急得没办法了。急中生智吧，我就看当时正吃饭的嘛，我就拿了两个菜盘子，这么一扣，使劲一扣。啪，一响，大家都吃一惊，一下子鸦雀无声了，说这是怎么了。我借这个机会，我说毛主席来看大家，大家要有礼貌，你们都按照你的桌子位置，你们都回去，好不好。大家说好嘛，正说着主席就进来了。进来了，问问他们的情况，主席看看他们吃的东西，走了一圈。他那个地委书记要给汇报，主席说不用汇报了，我看到了你们的情况，我就了解了嘛。……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经常下去搞调查研究，并且喜欢轻车简从，不要太多的车辆出动。但是，警卫人员必须考虑特殊情况，要保证万无一失。主席下去调查研究的时候，他曾经发现过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下去了坐的车就是这么一个大队，让当地农村应接不暇，完了以后这些人回去还得跟着吃一顿，主席就很讨厌这种做法。他说，我不搞这套，你看这像话吗，你告诉人家了，人家专门成立一个班子迎接你，找了这么多人，跟代表团一样，那干什么去了，我是做调查研究的，我不要这些东西。很简单的，他看见大家排着车队也不好，他有一次跟汪东兴说，你们得改呀，你们不能这样做。汪东兴跟他说，主席咱们就两辆车吧。如果一辆车的话秘书也没地方坐，我也没地方坐，主席说那可以，以后就两辆车了。两辆车我觉得不够，警卫工作就是怕万一，要防万一，真正出事了，也不一定，但是有百分之一的出事可能也要做到防备。我说这要一出个事，你怎么办呢，当地也有意见，他说你们到我们这儿，不让我们的车跟着，那我们怎么保你的险哪。我就跟当地商量一下，我说，在我们的车一百米以外，你准备两辆车就可以了。如果有事，一百米，用不了几秒钟你那就跟上来了嘛，没有事你就离远了，就跟群众在一起，那毛主席也不知道你是谁，你是他的车队吗？也不是。所以到外地的时候，他都是跟上一辆车到两辆车，在很远以外，很远以外也有别人的车嘛，没关系。第五部分访问 沈同 中有那么一次，那是在上海，毛主席过一个大桥的时候，他这辆车灭火了，那司机着急呀，也修不好，他说这怎么办哪，我说不要紧，我一招手后头那车就上来了，我说主席呀，这个车不行，咱们得换一个车，他说你随便坐老百姓的车呀？我说是咱们的车，你上车吧，他就上了后头的车了。所以，以后他也不再说话了，他知道这个警卫工作不能没有万一，不能你说怎么的就怎么的，这是我们做警卫工作里的万一事项。不出事便罢，一出事，你还要防备，不能没有防备。……1959年2月，毛主席让沈同陪他的大儿媳妇刘思齐，还有她的妹妹邵华，一起去朝鲜给岸英扫墓。毛岸英是1950年去世的，刘思齐和他结婚还不满一年，他就牺牲在朝鲜了。主席过了两年才将真相告诉刘思齐，刘思齐一直无法从悲伤中走出来。1959年的时候，刘思齐向主席提出到朝鲜为岸英扫墓。主席让我陪她去。去的时候是在那一年的二月份，这是个秘密行动，不能惊动朝鲜官方，因为那个时候还是金日成领导，他如果知道是毛主席的家人来了，那就麻烦人家太多了。去了之后，罗瑞卿部长特别给乔晓光，他是中国驻朝大使，给他写封信，有事让我们再商量。我们的军代表在沈阳接待我们，跟我们一起去了，就进朝鲜了，因为他是军代表，他进朝鲜也不受检查，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去之前，主席交代，一个是保密，一个是所有经费都由主席的稿费出，不要占公家的便宜，叶子龙让我给刘思齐她们买了几件衣服。我们做的工作都很顺利，到那就住我们的大使馆里头，谁都不惊动。可是到了最后这一关，就是去扫墓了，他这个烈士陵园不准人随便去，要去的话必须有领导的手续，然后才能让进。我们去要是办手续那就麻烦了，所以乔晓光大使，还有那个叫什么荣，我一下想不起来了，就是我们这边的军代表（任荣当时是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三方是吧，这是我们这边的军代表，他一直陪着我们，闯一下，就是大使也来看了，到那去，他们还是没让进，但是他们觉得好像情况不一样，因为大使都来了，军代表都来了。就赶快把领导找来了，领导来了之后，乔大使说就给他说了吧，这个来的意思，跟他说了以后，他说这得好好招待，你们愿意看什么看什么，我们给你做向导，那里有好多坟墓，他一直领我们到毛岸英同志的墓上。刘思齐快步上前，跪在墓前双手抚着墓碑放声痛哭，直哭得撕心裂肺，闻者心碎。她喃喃地哭诉道：岸英啊，我看你来了，代表父亲看你来了。这么多年才来看你，来晚了……由于极度悲伤，她几次差点儿晕倒。我们只得把痛哭的姐妹俩连劝带拉地搀扶起来，又搀扶着她俩沿毛岸英墓缓缓绕行一周。离开墓地之前，刘思齐边抽泣边在毛岸英的墓地里捧起一把土，小心翼翼地用手绢包起来，紧紧地握在手里。她再次向毛岸英烈士墓三鞠躬，作最后的告别。不得不走了，她一步一回头地挪动脚步，望着毛岸英的墓依依不舍地说：“再见了，岸英！安息吧，岸英！你永远活在我的心里。”当时，大家见墓都拜了一下，完了以后，朝鲜同志就在那现场摆了宴会接待大家，就在桧仓志愿军烈士墓的办公厅里面摆了宴，因为他知道这个事情，我们估计他一定想不到这个事情怎么办，我说我也不懂这个事情，主席让我陪她来，就是来了又回去了，按主席的办法，后来看看他这个领导怎么提吧。后来说了一下，他那有个女同志叫朴正艾，是朝鲜中央的女代表，她说她晚上接见刘思齐，刘思齐说那咱们去吧，我说不是咱们，是你去。后来她说那我带我妹妹，我说那可以呀。我当时也不放心，因为她也没见过什么外宾什么的，就让大使也跟着去，大使说那可以，于是大使跟她们一起去的，朴正艾接见的，给了她们礼品，就说她们如何怀念毛岸英什么的，就把心情表示一下吧，后来就回来了。1959年6月，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终于抽空回到了阔别三十二年的家乡韶山冲。1959年吧，毛主席外出做调查，路经长沙，当时湖南的书记周小舟，还有几个那都是很熟的同志讲，好不容易来了，是不是可以回家看看，群众渴望你回家看看，主席当时说：“短时间的可以。”于是我们就去了，坐了一半儿火车，长沙到韶山的铁路，当时才修了一半，我们坐到中间下来以后，又坐的汽车，就一直到了韶山冲。主席下来以后，是回家了嘛，到处看一看，非常高兴。回家第一个是和亲友们谈话嘛，尤其过去有些老人，主席专门把这些老人，也有亲属，也有老朋友，聚到一起吃顿饭，促膝长谈嘛!所以，主席在后来写的一首词里，就有这么一句：故园三十二年前。大家在一起讲当年的一些事情，一直很晚很晚了。到了第二天早起，他不一样，平时主席起得很晚，这一天他早早就起来了。好像毛主席没有这样子，清早起这么早出去散步。有几个同志跟着，比如罗瑞卿、王任重、周小舟等，还有我们警卫。他走的路线正是我昨天晚上探查过的，我知道他这是上他父母的坟。因为我到那以后的第一天晚上，等到主席睡觉了，我就回来忙自己的事情了，我就找了湖南省的公安厅厅长、公安处处长，我说介绍一下情况吧，他把社会情况、地形什么的都跟我讲了一下，然后我问主席母亲的坟墓在什么地方？他说离这不远，就在对过的小山坡上。我说咱们的会已经完了，我想去那看一看，他说这么晚了上山也没有道，你能走吗？我说你们能走我就能走，他说好吧，那就带上手电筒，我们走了一下。当时晚上也看不清楚，山上是一片松林，可能孩子放羊时候走的一条小路，我了解一下情况就回来了。第二天我看他走的就是这个路线，因为主席对他母亲的爱呀、孝啊都是十分让人钦佩的，也经常给我们讲他母亲怎么对他好。原来我在他前头走的，因为山里头人不多，我老怕地下有蛇什么的，我一看他走这儿了，我们什么也没拿，手里空空的，所以我就让我们两个战士上前面领路去，打草惊蛇嘛，我就留到后面，我就想总要拿点东西，主席如果给他母亲表示一下心意，祭礼呀什么都没有，所以我就沿路采了一些长的松枝、长的柳枝，编了一个花环一样的东西，路上还有一些野花儿什么的我都采了一些。主席到了他父母的坟前，他就要行礼，一看，哎呀，他说我这空空如也，我就赶快拿出这个花环，旁边有个卫士，我就叫他赶快给主席，卫士拿过来了，李银桥在旁边，就接过放那了。主席说拿过来吧，主席亲自把花环放在那，三鞠躬，说了几句对他母亲的怀念，大家就回来了。第五部分访问 沈同 下那天谁也没有听清楚毛泽东对他母亲说了些什么。但母亲去世后，毛泽东曾写了一篇祭文来祭奠母亲。昔日的农家少年，如今成了国家的主席。毛泽东的归来，自然成了韶山冲的盛事。能和毛泽东照张相，是大家的共同心愿。我们走的时候是第二天第三天了，群众都拦着，不让走，人越聚越多，越聚越多，都是老乡，我看那个情况不好办，我就说大家在主席的门口站着我们照个合影留个纪念，毛主席回去还有好多工作嘛，大家同意这个意见，所以大家都站那去了。主席还到学校走了一下。到了学校，孩子们和老师也看到主席了，搬了凳子给主席坐下。孩子们都高兴得很，他也不管是主席，孩子们都管他叫老爷爷，有的拽着主席的手，有的勾着主席的脖子，那么亲切，他们说这不像话吧？我说毛主席从来没这样高兴过，一天到晚都是办公，好不容易到家了，这是一个大解放嘛，谁也不要管，结果就闹腾。主席是来一个就接见，我说照相啊，因为还要到别人家里拜访，结果那些人搂着脖子拉着胳膊，都拥着他照相，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地照了相。我给安排了一下，我说大家都拉着人不好看，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一边儿一站，大家说好，老师也说好。就这样给照了一个合影。结果多少年之后，这两个孩子就成了一对夫妻了。毛泽东虽然整天忙着国家大事，但在闲暇之余，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生活小事也很关心。有一次散步的时候，主席就问我，你结婚了没有，你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我什么都没有，也没女朋友，更没有结婚。主席说你为什么，我说这事情一句话说不完。主席散着步就说，你说说，我听嘛。我就给他说了一下。我说中学里头我参加地下党，打日本，抗日。到了大学里又抗蒋介石，我都做地下工作，睡觉的时间我觉得都不够，哪儿还有工夫跟别人谈恋爱呀。主席说你做对了，他说你不要着急找个朋友就要结婚。你组织个小家庭啊，你要费多少事情啊，影响多少时间啊。青年人啊，朝气蓬勃，正是建设自己的时间，你应该利用这个时间加强学习，努力锻炼自己。在工作里头好好修养，好好锻炼自己，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你结了婚了，还要生娃娃，生了娃娃就占你的时间更多了。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的经济跟不上啊。你哪儿有那么多钱啊，过家庭生活，还要喂孩子啊，这些事情，在青年时期都要避免，尽量地晚婚，你说这对不对呀？我说主席说的当然对，我一定按照主席说的办。所以以后都不谈这个事情了。毛泽东晚婚晚育的观点，在沈同身上起到了作用。到了后来，沈同私下交了女朋友，但没有告诉毛泽东，也没有结婚。一直到1961年的时候，毛泽东才想起来这件事，这一年沈同已经三十八岁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了上海。到了上海的时候，主席召集中央会议，在锦江饭店的国际俱乐部，主席散步的时候问我，你怎么还不结婚哪。我说响应主席的号召。哎，你多大了？我说三十八岁了。三十八岁还不该结婚哪，有没有朋友啊。旁边那个小魏说，主席，人家有一个小王了，是个好朋友。主席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样，干什么工作，行不行。我还没说呢，那个小魏就说，她是董老的保健医生，我们也没见过，听说挺不错，挺好的。主席问我，那就可以结婚了吧。我想本来是散步，跟主席说话很随便了，我说将来我结婚的时候，请主席吃酒，主席说那好嘛。这句话就完了，就过去了。过后，沈同并没有把毛泽东的这番话当回事。没想到第二天，毛泽东就主动提出来要做他们的主婚人。到第二天，主席要主持开大会了。下午开大会，开会以前，我想去检查会场，安排一下警卫。正在那儿，卫士打电话来了，说主席找你了。我以为他们又做什么事情让主席生气了。我说你这小子是不是又出事了，他说不是不是，好事。我就赶快跑回去了。跑回去，遇见主席。主席说，哎，你把那个小王找来。今天嘛，跟你们一起吃个饭，就结婚，我当主婚人。当时，我实在想不到是这个事情，实际上我真着急，我说主席这个事以后再说。这算什么事啊，你下午开会，中午还得吃个饭，休息一下嘛。哎，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嘛，主席说，有什么影响的，来吃饭就是了嘛，赶快去办。主席脾气我们都知道，他要定了你给打岔，那他会生气的，结果还是按照他说的办的。所以我没含糊，我就走了。董老一听说这事，怎么也得祝贺一下嘛，让自己的夫人贺兰芝陪着小王来了，参加了。主席坐在主位，我们俩分坐主席左右，周围同桌还有其他的首长，贺兰芝同志就坐在主席的对面。我们两个想先敬主席一杯酒，主席说不能敬我，敬大家。我就说按主席说的好了。我跟大家说，今天主席很快乐，很高兴，为我们主婚，我们大家更高兴，大家就喝杯高兴酒吧，我们共祝主席健康长寿。主席说你们俩敬大家嘛，我们又敬大家一杯。我给主席夹了菜，小王也给主席夹了一块鱼。后来毛主席说，祝你们团结起来，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主席一饮，干了一杯酒。就是这样子嘛，就算结婚了。到了晚上，人家上海公安局局长来看我们，还送来了结婚证书。虽说是匆匆忙忙结的婚，但沈同夫妇婚后的几十年过得恩爱和睦。他们把与毛泽东的合影照片，视为最珍贵的东西，到了晚年，他们就会翻开相册，共同回忆与毛泽东度过的那段难忘时光。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上1953年，家住黑龙江省双城县的田云玉，刚刚高小毕业，被分配搞财经工作。在没有正式报到之前，他就从街坊那里听说，在沈阳的东北行政委员会专家招待处到县里招收招待员。十六岁的田云玉跑去应征，他合格了。于是，他打起了背包，就像参军一样跟着招待处的同志踏上了南下的列车。田云玉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次不经意的选择，居然走进了共和国领袖毛泽东的生活。田云玉到沈阳专家招待处不久，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培训和政治审查之后，很快便被调入了北京的中南海。说起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有很多感人肺腑的事情，每谈起来我都很激动。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那种滋味，是高兴啊，幸福啊，还是什么。反正，就是感到兴奋、轻松的那种。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54年底到主席身边的。我去之前，就有人说，你可能要调到主席身边去，我都不相信。因为和我同时进入中南海的同志都已经分配到主席、总理、朱老总身边去了，差不多就剩我一个人了。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我到主席那里去。可去干什么，又没具体说。当时，是卫士长李银桥领着我进了主席的睡房。主席正在休息、看书。李银桥先告诉主席我叫什么名字，到这儿来工作。主席就说，哎，你好，小田同志，欢迎你！说着，就跟我握手。当时，我并不紧张。因为到主席身边之前，我就见过主席几次，我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真能到主席身边工作，我挺高兴。主席接着问了几句家常话，你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等等。我回答之后，主席说，那好，以后再谈。李银桥就带我出去了。真正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前，田云玉还要先通过江青这一关。见了主席以后，卫士长跟我谈嘛，要我熟悉主席的生活习惯，比如吃饭、行走啊什么的，以及一些要注意的事情。我开始的时候，是先值副班，后值正班。所谓的副班就是在江青身边服务。主要是先由江青启发、教育我们，因为她既是家庭成员，又是主席的生活秘书。我记得，她曾经问过我，你愿意不愿意到主席身边工作呀？今后你准备怎么做呀？我回答说，我愿意。可怎么做我也不知道，我就说向老同志学习吧。她说对对对，要好好向他们这些老同志学习。大概不到两个月吧，我就从值江青的副班转到值正班了。那时候，主席经常从中南海到玉泉山，我值副班的时候主要是在玉泉山。值副班的时候，我就注意向老同志学习，问问主席喝什么茶，喝茶喝几次，穿衣服怎么穿，吃饭的习惯，包括吃饭的饭桌等等。主席出去开会，接待外宾怎么办，反正是主席从起床到睡眠的过程，需要我们工作人员尽到哪些责任，我都问清楚。当我从副班转到正班的时候，也是先跟老同志学习，然后自己去做。主席该看文件看文件，该看书看书。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他拿本书，我们给他盛饭也好啊，他都是很随便的。有时候，他眼睛看看你，却很少说话。不过主席的眼睛确实厉害，当时，我就感觉到主席的眼睛特厉害。你做的时候他看着你，他不说话，然后你做完了，他点点头。你做得怎么样全在他眼里。那么，田云玉在毛泽东身边都做些什么呢？我理解卫士这个工作，在家里就是服务员，外出时既是警卫员又是服务员。平时的工作可以延伸到许多方面，从主席睡觉、穿衣、吃饭，到他工作当中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办公桌上的一些纸笔，接见外宾的服装等等，事无巨细，样样都要注意。开会当中，主席有时候休息不好，我们必须提醒他注意休息。起床后，忘了吃饭，我们必须催促。夜里办公疲劳，我们要帮着做一些按摩，或者是洗澡。他一般不洗澡，多是用毛巾擦澡。按摩也好，擦澡也好都不妨碍主席看文件，看书。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眠以外，主席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学习。甚至上厕所，他也会拿本书。总之，我们必须尽职尽责，做到细致、周到。好在主席的生活、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规律，比方说饮食方面，吃什么，不吃什么。大家都知道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但并不是每顿饭都有红烧肉，就是喜欢多一些。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在主席的宽宏大量下，我很快熟悉了工作。实际上，在主席身边相对容易一些。他没有那么多要求，更不会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你给他做什么他都说好好好，他很少表露出不满意，生气或发脾气是很少有的情况。他只在你打扰他睡眠时发脾气，有时候脾气很大。这不能怪主席，而是工作人员失职。……毛泽东关心卫士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连他们情书里出现的错别字，主席都要为他们纠正过来。主席也很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但是就我的亲身体会来说，不像在我们的学习上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我理解主席是要强调，即使是恋爱、结婚，也不能放松学习。有一次，主席问我，说女朋友来信没有？此前，主席已经知道我有了女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工作，他问我，我都说来信了，我也写信了。这样，我就有准备地把我写的信和女朋友的来信都放在兜里头。在不影响他办公的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拿给主席看。主要考虑给主席忙碌的工作调剂调剂，当然，如果时候不适合，我就不会拿出来。主席这一问，我就从兜里把信都拿出来，挑了一封我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给主席看。主席笑容满面，他说写得不错，不过，女朋友写得比你好。他一边看，一边挑里面的错别字并改正过来。至于你怎么写，怎么交流他不具体发表意见，他只看字。我记得，有一次杨尚昆接见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那是主席逝世以后，杨尚昆谈主席的几个伟大之处时，说到主席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他都关怀备至，连情书都给改。实际上，主席改的是我写的错别字，不是改情书。那时，田云玉的初恋女友是浙江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热恋之后，关系却出现了裂痕。这使毛泽东想起了他和贺子珍……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中我思想比较单纯，受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找对象的标准就是老实可靠，年轻漂亮。可是在中南海，尤其在毛主席的身边，按我的这种标准挺难找的。我初恋的对象是文工团的团员，是在她陪主席、中央领导跳舞的时候认识的。有一次，我陪江青去杭州，晚上江青要跳舞，也是活动活动，就找了几个青年男女。其中就有我的那个初恋对象，我们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后来，我就跟主席汇报了，主席也认识她了。主席接触了我这个对象，印象也不错，在这之前，我也与一些女青年有过来往，都不太满意。她的外表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我基本满意，她也很单纯、老实。江青曾在远处专门看过，是我把她带到我们的驻地，让江青看了一眼。江青看完，就给了一句话，“木美人”。说完，她就走了。但是主席不这样看，主席说不错。这样，我们有时候到杭州去，她有时候也到北京演出，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还可以，到最后是我把她从杭州接来北京的。这样两年多，关系还不错。但我有封建意识，大男子主义，武断，脾气大，总考虑自己多一些，不从人家女孩子方面考虑，老强调人家工作方面配合我们不够，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就想把她调出文工团，但是不行，因为要通过组织，要她本人同意，这样就没谈拢。在这个方面，我们两个就产生了分歧。好像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写信，在信中她说，感到我有些霸道。意思是你凭什么呀，关系就中断了。主席知道我们中间出现了裂痕，他做我的工作，就给我讲了他和贺子珍的关系，和我在一起诚恳地交谈。他说，贺子珍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痛哭流涕地劝她，多次劝她，她不听，非要走。这是他的原话。主席跟我这么讲，并不是批评我，可我心里很难受。主席还说自己有什么责任，贺子珍有什么责任。他说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也很复杂。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发生以后怎么对待？要理智一些呀，忍耐一些呀，有时候要等待呀什么的。想不到，我恋爱的波折引出了主席的一段伤心事。等到我和女朋友吹了，我把送给她的东西，一块手表，一块毛料，都要回来了。她把这事告诉了主席，主席对我说：“你干吗要东西？送给了人家，不要要了嘛。你们好了一场嘛，干吗还要要回来？”他反对我这么做。我说，我家里穷，我要是再找朋友，这些东西还可以送给对方，主席听了哭笑不得。后来，我和我的夫人恋爱以后，主席同样很高兴。两个人一起在中南海工作，互相的了解就更多一些。1961年，我能够到人民大学去学习，也与我夫人的督促有关。因为我这个时候不去上学，我夫人也去不了。正好主席一直想送我去上学，我们一起去人大上学，也算了却了主席的一桩心愿。可惜，我学完之后，没能再回中南海，没能回到主席身边。当时，我把学习情况给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给我提供了三个方案，三种选择：一个是回到他身边，第二个是去公安保卫系统，第三，还可以到别的单位去。别的单位是指回老家什么的，实际上是两种选择，征求我的意见，征求汪东兴的意见。最后，我选择了公安局。就这样，我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大队。一年之后，我调到了广播事业局，这里边有主席的关怀，也有我自己的意愿。离开中南海，田云玉如果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又是怎么同主席联系的呢？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在公安局工作的一段时间，我对公安部门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我就给主席汇报了。后来，调到广播事业局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又遇到一些疾风暴雨的问题，我同样也想找主席汇报。离开中南海了，找主席汇报问题，首先要跟主席身边的人联系。因为主席工作忙，能不能有时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离开主席的这些人，都有这个问题，不见吧，想主席，见吧，又怕给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一些麻烦。还有，就是工作人员能否给予一些方便，也是一个问题。当时，我的性格当中有一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不太考虑一些后果。所以，我工作上有了委屈，有一两次就给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想见主席。还好，每次我都能顺利地见到主席。见到主席，我的心情就好起来。唯独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夫人没能正儿八经地和主席照次相。我有三次跟主席说要照相都没实现，这三次主席都同意了，就是摄影师来不了。是来不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是没照成。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与主席合张影，留下一张正规的照片。如果三次都能照成的话，就是很好的纪念。中国有句古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在1956年的中南海里，田云玉也很是伤心地哭了一回。他是为了什么事呢?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传到主席的耳朵里去。所以，我们有什么事，都没必要保密。我是1953年到中南海，1954年到主席身边。到1956年，在主席身边已经是两年了。我思想意识里，觉得可以翘点尾巴了。初来乍到可能要谨慎些，两年了，我已经奠定了点基础了，尤其主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在这个时候涨工资，我认为自己还是有资本的。我们单位有战争过来的同志，卫士长也好、秘书也好，叶子龙和汪东兴都是部级干部，我自然没法比。但是，我周围的小卫士有的工资也比我高，比来比去，就数我工资低，我家庭又困难，涨一级是肯定的了。但是，大家都同意我涨两级。涨两级工资要有特殊贡献，我跟其他的卫士一起上班，本没有什么特殊。可我想，给主席的工作不就是特殊贡献嘛，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也都同意。最后，组织上一平衡，只能涨一级。好家伙，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哭开了。我在值班室哭，在宿舍也哭。那是痛哭流涕呀，不是一般的掉眼泪。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就说了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提级时”。像这样没出息的事情，我自然不敢跟主席讲。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跟主席讲的。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下那时，按田云玉的级别，涨一级是43元，涨两级是50元。当时的50元，能供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这50元，对于当时家境贫寒的田云玉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能是为了照顾田云玉的情绪，上面那句话毛泽东并没有当田云玉的面说，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所以，他问田云玉，我给你60元行不行呀？后来，主席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小田呀，我想把我身边工作人员的工资，调成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样，咱们找那么一两个人，我自己给他们拿钱。你怎么样，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六十块钱，行不行啊？我说，要主席的钱多不好啊，那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我的脑子本来就不聪明，当时就是这么反映的。主席笑眯眯地“噢”了一声，再没往下说。实际上，我当时要是同意了的话，他肯定会给我这六十块钱。主席很照顾我的情绪，没单纯考虑给我涨工资，他不说我家庭困难，他不从这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总理的工作人员来说，用他的钱来给我涨工资。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想，在主席身边工作了不起也好，幸福也好，多大荣誉也好，不应该有的骄傲，也有一点。可是，这件事情是主席发自内心的，我反而不同意。主席说了我没同意，他从来不强加于人，包括上学，你不去他也不强让你去，主席自己是有分寸的。他主张每个人在生活方面、思想意识上，都自由自主些、独立些，他从不多加干预。但个人的婚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有困难他愿意帮助你、启发你。1958年5月，田云玉和毛泽东一起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那天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劳动了一天的田云玉，出了一身的大汗。回到中南海之后，田云玉就直奔了厨房，由此引发了一场“西红柿事件”。主席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来是平等的，可是我的性子急，在处理周围的一些关系时，包括与领导的关系，和炊事员的关系等，不够虚心，不能用商量的口气，难免将关系弄僵。1958年5月的一天，我跟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因为天气热，主席和我都是满身大汗。回来以后，我马上给主席换衣服，擦背。做完这些，我马上跑到厨房。因为我平时想方设法让主席多吃水果，知道厨房的冰柜里有西红柿、水果一类的东西，你要给主席他就吃，你不给他他就不吃。即使你放在跟前，他也想不起吃。比如吃西红柿，他要是在看文件，我也不能把西红柿硬给他喂到嘴里。所以，我就想办法让主席多吃点水果，想什么办法呢，就是给他挤成汁。挤的方法很土，我把手洗干净，用一块纱布把水果包起来，汁挤到碗里，再倒在杯子里。挤出的西红柿汁，有时候放糖，有时候不放糖。这样，主席就没有办法了，他怕坏了，就会把杯子里的西红柿汁都喝了。这虽然带点强迫性，但主席不好不吃，这样就增加了主席吃水果的机会。这天，我就奔到厨房去拿西红柿，想自己吃。可厨师不让我吃，我想把西红柿挖个洞放点儿糖，连糖带西红柿一块吃不是更舒服吗？于是，我又拿了糖罐子。炊事员不让我放糖，就围着面板抢我手里的糖罐子。我的牛脾气上来了，大嚷了一句，那我不吃了，说着就把西红柿砸了过去。他穿的是白大褂，红红的西红柿汁溅了他一身。他为了保护现场，马上去找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就这样，我一下子被抓了个“现行”。紧接着，行政小组开会，团组织开会，上纲上线。最后，我不得不写检查。过了几天，卫士长将事情报告了主席。可主席的做法既令我费解，又令我感激。主席对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我给他喝西红柿汁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我当然明白他笑什么，因为卫士组和行政小组怎么批评我，江青是什么态度，他都知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什么过程，他就是笑。主席这样做，起码有两三次。有一次，他从卧室出来，途中经过我们的值班室，我已经把西红柿汁准备好了。平时，我把西红柿汁一给他，他就喝掉了。那天，主席拿到后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是西红柿水。他还没喝，就笑开了。笑完之后，他就把汁喝掉了。喝完把杯子递给我，他还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开会时上纲上线，压力太大了，主席的笑则让我轻松多了。主席太了解我了，他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才说，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一致，不同意开会批斗我。如果主席当时这么说，我更要闹翻天了。主席做思想工作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1961年，田云玉被毛泽东送进了人民大学。从此，他离开了毛泽东。如今，他常常和当年同在中南海的伙伴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在我身上发生的这几件事，如今想来，让我感触很深。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不能让我忘怀的，就是主席对我学习的关心。我刚到他那里半年，他就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就想我刚来不久，主席又很喜欢我这个人，工作也很需要我，但是他能舍下自己，考虑我本人的前途，坚持让我走。这些感人肺腑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令我终身受用。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我们合得来。人就怕给你一个独立、平等的待遇，我在毛主席面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一个党和国家的领袖这么平等，这么平易地对待你，你能不感动吗，你能不怀念他吗？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上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在上个世纪40年代曾经三次给毛泽东检查身体。第一次在延安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的穿着让他大吃一惊。我是河北白洋淀人，在我的少年时代，白洋淀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游击根据地。我高小以后，毛主席就派贺龙的部队到了我的家乡。1943年，我从晋察冀军区到了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过去这所大学叫卫（生学）校，以后变成解放区的医学最高学府。学校在延安的乔儿沟，它的对面就是鲁迅艺术学院。我们到的时候是6月份，我那时候是一个党支部的委员。开学的时候，主席来讲话。我们席地而坐，有小板凳、草垫子什么的，我就坐在主席身边。主席用的讲台就是一个小桌子，卫士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上面。主席穿着一条打着补丁的裤子，两边都打着补丁，上身是一件灰色的旧军装。我当时很吃惊，我虽然知道八路军讲官兵一致，但没有想到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穿着竟同战士没什么两样，对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很大的震动。主席作报告的语言非常生动，深入浅出，他说同志们我告诉你们一个真理：枪是可以杀人的。同学们都是小知识分子，都说枪能杀人这个谁不理解呀。主席说这个真理让我们共产党人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他就追述了第一次革命战争的失败，陈独秀不要武装，蒋介石就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革命党人。大家明明知道枪可以杀人，但是大家不知道可以把枪拿起来对付反动派，所以革命遭到失败……听了报告以后,我们在思想上提高了很多。说到主席的补丁衣服，我想到了一位美国作家就此与蒋介石的对比。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的服装不仅挺阔，而且戴着好多勋章。毛主席的服装不仅没有任何装饰，而且是皱皱巴巴的，甚至左襟比右襟还长出两寸。但是，两人在气质上、民族意识上则有高下之别。王鹤滨清楚地记得，他曾经三次为毛泽东检查身体。1945年8月15日，日本一投降，我下山被调到了军委卫生部。当时，科长戴振华把我叫去，我说我想下山，当时也不知道下山干什么，同学们都下山我也想下山。他说党培养了你这么久,难道你就不愿意服从党的分配，我就定住了。我是党员当然服从组织分配，于是我就到了延安的兰家坪。那是中央门诊部所在地，也是军委卫生部所在地，我在军委卫生部的义诊科当科员，同时在门诊部当眼科医生。1946年的时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中国调停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内战，三方就在北平搞了军事调整执行部。在这个过程中，延安与外界有了联系的窗口，跟北京、重庆经常有飞机来往。医疗条件也因此有了改善，主席当时住的是石窑洞，有三间，一间是过厅，进去就是办公室，再往南一拐横着的是他的寝室。这次检查主席事先并不知道，我们是硬闯去的。因为检查很费时间，怕他不接受。检查没有想象的那么困难，因为主席很配合。查了以后，主席很关心我，他看我很年轻，就问在哪学的习呀，我说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傅连暲副部长就说，他是咱们自己培养的。查了一段时间，因为要查视力、配眼镜，他说哎呀，看个眼睛还这么费劲呀。检查完以后，邓子恢回来了，看到了李讷，他说哎哟我们的公主呀，大了以后谁还敢娶你呀，说了些玩笑话。我们一看有人找主席，就退出来了，这是第一次给主席检查眼睛。第二次是在延安撤退的时候。撤离之前，周恩来同志从国民党区回来，胡乔木记得是毛主席、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开了一次会，他作记录。当时毛主席提出革命的新高潮就要到来了，这个预见是个非常了不起的预见，斯大林他们认为延安无论如何不能撤退，如果延安撤退了共产党就完了。所以当时党的意见也有分歧，任弼时就坚决反对撤退。主席当时说撤退就是为了再回来，第二年就可以回来。第二年，我们没回延安，却奔北平去了。两年的时间完全实现了毛主席的预计，后来我说毛主席怎么预计得这么准呀。随着延安的撤退，我们就到了山西临县的三交门诊部，它是中央后委的所在地。那时候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分成前委、中委和后委三部分。前委就是毛主席他们，1948年的3月份，我们到陕北去给毛泽东检查身体。主席当时住在米脂县的凤凰寨。凤凰寨是一个城堡，是马明方家族的一个大院，整个一座山被城墙包围起来，易守难攻。毛主席刚到那里，在战争中奔波，身体相当疲劳。以后就是第三次给他检查。1949年8月下旬的一天，时任香山门诊部支部书记兼业务副主任的王鹤滨接到了上级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一个电话，通知他立即到中共中央保健局傅连暲处报到，接受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保健医生的职务，傅连暲给他一封事先写好的介绍信，让他自己去见毛泽东。王鹤滨怎么也想不到，这第四次见到毛泽东，会是这样一种情景。我到了傅连暲家之后，他把信递给我，并说我是派到主席身边的第三位保健医生。我好奇地问，那第一位、第二位是谁呀？他忽然沉默下来，陷入了非常痛苦的回忆。他说，第一任我派去的是我的女婿，反AB团的时候，他们俩都被杀了。我听了，心情也非常沉痛。我说，这个政治斗争真是残酷。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第二个保健医生叫周医生，他那时候在一个旅卫生部当部长，现在已经去世了。第二天，我快到丰泽园门口的时候，王振海(值班卫士)就瞄着我了，瞧着我来了，他就向我靠近，要赶我。他原来没见过我，要检查。突然间，毛主席跟着一群人，从他的办公室，也就是从菊香书屋大院走出来了。我一见高兴了，就赶快迎上去。主席一出来，王振海就赶快闪开了，他要给主席一行人让路，也就没法堵我了。他一闪开，我就冲过去了，把信递给主席。毛主席打开信一看就说，欢迎你来啊！我现在去开会，我需要你的时候，通知你。这时候他就和我握了个手。这握手既是会见，又是告别。主席他们就到颐年堂开会去了。我当时被安排住在丰泽园西边的静谷，是一处园中园。此前我去过一次，觉得印象非常深，因为那里边有不少假山哪、楼台亭榭呀，还有流水呀，风景很优美。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中几天后的一个下午，王鹤滨被毛泽东请到了自己的卧室。面对这张熟悉而又陌生的面孔，王鹤滨一时间乱了阵脚，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住下来以后，过了几天，主席就派王振海来叫我。我到了主席休息的紫云轩东侧的房间，主席刚起床，还半躺在床上，正拿起一支烟点着了抽了一口。我笑一笑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主席说：你到我这里来工作，我的事情还不太多，我身体还可以，你要多照顾一下其他的书记。我就坐在那儿听着，眼睛看着他。他一看我那么愣着，也不说话。主席肯定还有什么要指示我的，我就等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说了一声：“哎，王医生，你到我这工作不要拘束哇，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一听这话，觉得非常窘迫，我想主席怎么能说这样的粗话呢。说着，主席又笑了，意思是说是不是呀，我就勉强地笑了一下，因为我不好回答，他是党的主席、国家主席。他这样说话，有点像农村的大人对小孩那样说话。后来，我理解了这是主席的幽默，也是主席的平易近人之处。我听说，在陕北的时候，生活非常艰苦，战士们就经常吃黑豆，吃黑豆放屁就多。战士们放完屁，常常哈哈大笑。主席听到笑声，坐不住了，就从窑洞里出来了。他说同志们现在很艰苦啊，本来陕北地方很小，加上国民党来了以后搞破坏，所以我们就得吃黑豆。大家要熬过这个艰苦的时期，说到这里，有个人就放了个屁。主席就开玩笑说，谁说不呢？大家都哈哈笑起来了，他又严肃了，跟战士们说，将来我们可以到南京、北京去改善伙食。我自己就碰到过这么一件事。有一年夏天，我们跟着主席到北京的郊区去。中午的时候，天气正热，一人一身汗。毛主席穿着一件背心，一件白衬衣，汗湿透了后背。到了一个村子边上，长有一片玉米，玉米长得有一人多高。我们正在树底下乘凉，主席向李银桥招了招手，李银桥就赶紧过去了。他们就沿一条小路，往玉米地钻去了。我说，天这么热，玉米地又不透风，钻进去了要是中暑怎么办哪？我就跟着走。汪东兴和叶子龙见状，就嘎嘎地笑起来。他们都叫我，王大夫，你跟进去也想施肥去呀。这时候，我才理解主席跟李银桥招手是要手纸，像这样的事在农村是很普遍的。后来，王鹤滨兼任了毛泽东的生活秘书，毛泽东总是以没时间看《参考消息》为借口，让王鹤滨来读给他听，以这种方式培养观察认识问题的能力。主席说，你注意一下《参考消息》，有些国际性的动态呀，请你给我讲一讲。我接受了，看到我感兴趣的国际评论，不管长短，我就拿去，从头到尾念给他听。一开始，主席听完，抽支烟之后他就笑了，也没有说别的。我还高兴呢，这也让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转换一下脑筋。过了几天，我又看了一篇，也如法炮制。这次，我念完之后，他就笑了，他说不是你这样的办法，你应该用我的稿酬订一些报纸，不管是左的右的，你都买来，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产生一种观点了。当你产生观点以后，你再给我讲你的认识。以后，我当了研究生就体会了，对有些问题有初步的看法你必须先掌握大量的资料，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找出适合你或者是你认为要发展的东西。这时，我才明白主席是在培养我观察问题的眼光。这之前，江青就进来了。主席给我讲的时候，她就站在旁边。等他讲完了，她说主席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后来，这事情我就没再做下去了。但是，这种教育方法给了我很大的帮助。……王鹤滨陪毛泽东吃饭时，毛泽东总是亲自为他夹菜。王鹤滨以为自己是尊重主席，却受到了汪东兴的批评。我在主席那里工作，吃饭时间到了，开始我不知道，值班卫士就通知我：“王秘书，主席叫你去呢。”我得去啊，去了以后，一看桌子上摆着饭菜和两双筷子。主席从办公室出来，一边系着扣子一边往这处走，用手一指，叫我坐在他旁边：“别看啊，吃吧。”我也不好意思吃，陪主席吃饭嘛，我也不能随便夹菜。主席就说：“你们青年人喜欢吃肉，你来尝尝这个牛肉片，这个苦瓜我爱吃，你也尝尝。”说着，主席就夹给我，我也不能不要哇，他夹了我就吃。有这么几次之后，主席在丰泽园散步的时候，我和汪东兴走在后面，忽然，汪东兴笑了。我说，有什么好事让你这么高兴？他说：“你跟主席吃饭，不要老是埋头苦干啊。”我说，什么埋头苦干呀？他就说了：“主席跟我讲，你陪他吃饭的时候，也不说话，光埋头吃，说你是咱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人，不懂得待人接物这一套。”他说你不要老让主席照顾你。我说，哦，我明白了。实际上，毛泽东对吃几乎没什么要求。主席吃饭很简单，从来不点菜，厨师做什么就吃什么。时间长了，厨师和卫士都是根据他爱吃什么，才做什么。主席自己不说，依据是什么呢，就是看他吃剩下来的菜，哪个吃的多哪个吃的少。下次再做饭，就多做些他吃得多的菜。但是，一直也没总结出来主席到底喜欢吃什么。后来，有我陪着吃饭，这就更没法分了，这菜到底是主席吃的还是我吃的，就闹不清楚了。因此，我每次吃完饭以后，还得向厨师和值班卫士说主席吃什么比较多，吃什么比较少，他们就根据我的汇报来做菜。有一次卫士张仙朋来找我，撅着个嘴巴说，王秘书，你这个菜是怎么报的？你说主席喜欢吃这个菜，结果主席一筷子都没动。丁师傅也跟我说，你说的这个情况不对呀，你说主席爱吃的东西，主席根本没有吃呀。后来我注意了一下，发现哪个菜离主席近他就吃哪一个，远的他就懒得去夹了。说起来，主席吃饭就像是例行公事。但有一次主席提出了一个要求，他跟我说，王医生，你怎么老给我吃这个细大米呀，弄点粗大米不好吗？我说，好啊，粗大米含的维生素B高。他说，那含的维生素B高，你怎么不给我弄点粗大米来？我说，那我就想办法吧。可我上哪找去呀，商店都没有卖粗大米的。后来，我想起来香山一带有不少稻田。我到了香山下的一个村子，拿细米一对一换人家的粗米。就这样搞了一面袋子，几十斤吧。那大米真够粗的，刚把壳去掉，那个胚芽上都留有粗米糠。回来以后，我说主席粗大米搞来了。主席说，那就赶紧做来吃。我拿给食堂师傅，告诉他，这是主席今天想吃的粗米，你就给他做这个粗大米饭。饭蒸熟了，他没端去。厨师给我叫去了，他说王秘书啊，这啥米啊，你看这米蒸完了，汤是汤，米是米的，就像高粱米饭一样，没有黏性,它是一颗一颗分着的。我说，你端上去吧，别担心，这是主席让做嘛。可他怕毁他厨师的声誉，做不好主席不吃，犹犹豫豫地端上去了。我也不知道主席愿不愿意吃，就等啊，等主席吃下来了，我问他粗大米好吃吗？他说好吃、好吃。所以，这一段时间我就给他吃粗大米。第六部分访问 王鹤滨 下在吃的问题上，主席很少提意见。就是提，也是要降低伙食费。自从我当了他的秘书以后，主席老跟我说，我这个伙食消费太多了，能不能把它压低点儿？说实在的，主席的伙食费并不高，已经没有节省的空间。那时，他家里是八口人，八口人平均下来，伙食费跟我们差不多。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小灶吃饭，生活不见得比他低。可主席说了，还是得想点办法。我就告诉厨师，做菜的时候，菜不要摘得太细，只要能吃的就不要扔掉。主席自己要降低伙食费，但还让每个月给邓小平家一点补助，因为邓小平家里孩子多，人口多，生活水平低。那时候，我才知道中央领导层也有困难户。后来，主席专门问我，伙食费压得怎么样？我说想了好多办法，可压不下去。他说，那你就用力压嘛。他还举例子说，1925年，我在国民党政府里面担任代理宣传部长，共四口人，我、夫人、大儿子还有一个保姆。那时候，官没现在大，钱也没现在多，可是每月还得节省。现在，我身边的工作人员是国家派的，车是国家派的，花那么多不应该啊。我没有办法，就给卫士们开会布置了一下任务，准备把孩子们的水果来个定时定量。第二天，我一到主席那儿去了解情况，江青正在院子里打转，我一进门，她就冲我来了。她说，王医生，我问你，你是医生，吃水果对人有没有好处？我说，当然有好处啊。她说，那你为什么不给孩子们吃。我说，不是不给吃，是定量吃。她说，那不行。她这么说，我就不能说话了。所以，江青弄得我没有办法。后来，在总理处工作的一个护士讲，总理知道我离开主席后，说什么事情夫人一插手就不好办了。一次，王鹤滨的儿子意外地陪毛泽东吃了一次饭,小家伙对红红的油炸辣椒格外感兴趣，毛泽东就逗起小家伙来，引出的一段对话却让王鹤滨回味至今……有一次，是星期六，机关要开饭了，有个同志帮着我把王子杰—我的大儿子接回来了。偏巧，卫士通知我陪主席吃饭，可我这孩子怎么办呢？我出去找人带孩子，已经来不及了，哪能叫主席等着我吃饭呀？只好抱着他一块儿去了。去了以后，主席很感兴趣：“哦，多了个小同志啊。”就问孩子多大岁数了？我儿子就举了四个手指头，说四岁了。“你妈妈呢？”“妈妈学习去了。”“想不想妈妈呀？”孩子说想。吃饭的时候，因为孩子在托儿所吃过饭才回来的，他现在根本就不饿，但是眼睛老盯着红辣椒，那油炸的一段一段的红辣椒，很诱人。主席发现了孩子的兴趣所在，就说：“啊，你想吃这个啊，这个可好吃了。”他夹了一口放在嘴里，还装出很好吃的样子：“这个可好吃了，你想吃吗？”说着，就夹了一块给他，他小嘴就伸过去了。我赶忙说主席不要给他吃。我就把他揽过来没让他吃，我心想：这么辣的辣椒，我吃了都直出汗，那小孩子一吃哭起来，闹起来，再骂起来，我说这不把主席这顿饭给搅了吗？我说：“不能吃，主席。”后来，主席又夹了一块，跟他说：“嗨，这么好吃的东西，你爸爸不让你吃，来吃。”又夹了一块送过来，我又把孩子搂过来说，千万不能吃！我说，主席你千万不要给他吃！这时候主席就不满意了，把筷子放下：“哪有你这个当爸爸的？你叫孩子吃嘛，叫他上上当，让他知道知道大人也有坏的。”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理解他这句话的用意。毛泽东曾经在写字台上连续工作三天三夜，任凭王鹤滨怎样劝说都无济于事。他办公，我就在那儿看着他。主席看了看我，微笑了一下，他大概也知道我想陪陪他，两个人不说话，就这样看着。我这个人特别不耐困，看着看着眼睛就看不清了。开始时，我还想，我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呢？可一会儿就迷糊了。主席却一直在工作。后来，我就想起来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可这是古人的办法呀。我就用手拧自己，开始拧到疼一点，眼睛睁一睁，以后再拧就麻木了，也不管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边上有个沙发，开始我不敢那么坐着，最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沉乎乎地压着，又暖烘烘的。懵懂中，我下意识地睁开眼睛一看，是主席的绿色军大衣。主席一看我醒了，就冲我点点头，意思是你还接着睡吧。我就不好意思了，我本来想帮主席呀，看看有什么空闲啊，好拉着他在院子里散散步，换换空气什么的。结果哪，来了以后，给主席找了麻烦，还让主席照顾我。………王鹤滨在毛泽东身边的一段时间，毛泽东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很少生病。建国初期，主席已经六十岁了，身体仍然很好，这与他青年时代的锻炼打下了良好的体质有关。这个时候，因为工作繁重，主席的体育活动太少。一天到晚不是坐着，就是躺着。吃饭前看书，晚上睡前也看书，一到办公室就坐下来，体育活动少，人自然就胖起来了。胖起来对人很不利，尤其对老人更不利。所以，要让主席加强活动，他一出来散步，我们就非常高兴。但是毕竟太少，跳舞一个星期只有一次，有时候他跳的时间很短，半小时就回来了。怎么样增加主席的活动量，也是颇费脑筋的。后来，我们就想请个按摩师来，增加背部的运动。但是，主席不喜欢不熟悉的人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在香港学护理专业的女华侨，回国在医院工作。我们就请她来教卫士们按摩，所以卫士们都学会了按摩。这对主席的帮助很大，每次给主席按摩完，卫士们都是一身汗。有时候，按摩按摩，主席就睡着了，这应该说是对他有帮助的。1953年11月，王鹤滨提出继续学习深造的请求，在得到毛泽东的认可后，他来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进修。主席对我好，我是非常感慨的，也非常感动。就是我想留(学)苏(联)，我跟主席要求去学习，主席一连说三次：“我需要你。”我当时想，我是不是有点背叛毛泽东？主席对你那么好，你就忍心这么走了。最后，主席看我打定了主意，才同意我走的。他问我要学多长时间，我说从大学学起，他说太长了，我说那我就去做研究生，研究生三年多，本来是三年，后来呆了三年半。不论你在不在主席身边，他都不会让你觉得有一丁点不舒服。我在他身边确实没什么忌讳，高兴笑就笑，高兴说就说，并不像外面的人们想得那么严肃、枯燥。所以我一直怀念在主席身边的日子。主席的衣着，主席的随意，主席的粗茶淡饭等等，都让我毕生难忘。我在主席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我认为是金色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最辉煌的时代，主席是个金光四射的人物。“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虽然也受派别的打击，但是我想我的一切都是共产党、毛主席给的。不管怎样，我也不会对主席产生什么别的想法。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上1吴连登，江苏盐城人，1961年在颐年堂，作为中南海的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他留给毛泽东的是什么印象呢？中南海的颐年堂古色古香，以前傅作义将军曾在这里办过公，解放以后，经过简单修整，成为主席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毛主席经常在这里开会、接见党内外人士以及外国友人、商谈重要事情等。主席有一个习惯，要开会了，主席就提前到，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主席的这个习惯是别人很难做到的。主席坐的沙发是马蹄形的，所有来开会的人都在他的视线之内，而且都能听到他讲话的声音。一天，主席到颐年堂开会，照例早早就到了。主席坐下来以后，王延平叫我把一杯水端给主席。我照办了，可端着这杯水，我的手有点颤抖。到了主席跟前，我把水往那一放，主席见我是陌生人，照例问我姓什么、叫什么、什么地方人、多大年龄。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说你的名字是你父母给你取的吗？我说不是，主席说我看也不像。他又问：谁给你取的名字啊？我说是一个老和尚给取的。主席说，啊，这个名字好。接着，主席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江苏盐城的。他说，盐城这个地方我很熟悉，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总部就在江苏盐城嘛。因为紧张我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如何回答主席。主席说你是盐城的，那也是咸城人哪。主席这么幽默，我的心情就放松多了。这个时候，其他首长就陆续来开会了，我就离开主席。当时见主席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当时，我就想毛主席见到我们服务员这么亲切和蔼，像慈父慈母那样，主席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可我怎么也想不到，我这个在主席面前表现得很不自然的毛头小子，能给毛主席留下印象。到了1964年国庆节的时候，毛泽东主动让二十二岁的吴连登到自己家里去工作。可吴连登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那一天，我没有在天安门城楼上，我是在外面服务。主席身边的护士长就到处找我，她找到我后说：“大登，主席在叫你呢！”当时我就有点发愣，我说主席叫我？她微笑着点点头说，主席现在是检阅休息，你赶快去。我见了主席先问好，主席指着旁边的椅子让我坐。我有些惶恐地说：“主席，我不用坐。”主席一再让我坐下来，护士长在一边说：“主席让你坐，你就坐下吧。”我刚坐下，主席就说了，我们见过。他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说是，我叫吴连登。主席说：“那好，我今天跟你商量点儿事，我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没有人做，你看，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就很紧张，我就想主席这么谦虚的人，我真没想到，按理说就是其他管主席身边事情的卫士或办公室的领导同志找我就可以了。我就跟主席说了，我说：“主席，好，但是我就怕主席的事我做不好。”主席说没关系，那你就过来吧。从那以后，我一直在主席家里工作，一直到1976年，把毛主席送到了纪念堂。那么，吴连登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呢？开始的时候我在主席家有好多杂务要做，主要是每天到主席房里搞卫生，清理书房等等。毛主席有个习惯，他办公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房间里面，既是卧室也是办公室。每次搞卫生，最费心的就是主席的床铺，因为主席的睡床上一多半堆满了他看的书，还摞得很高，有的夹着纸条，有的横放，有的竖放。我虽然弄不清这里面有什么规律，但清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乱了位置。换完床单之后，我再把那些书按照原来的位置放回去，从没有发生过清理完之后，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除了清理床铺，还要清理主席抽烟留下的烟蒂、烟灰。主席抽烟很多，他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九十点钟，或者是更晚一点，他就到外面换换空气，或者是到中南海游泳池，或者是钓鱼台，或者是大会堂。主席出去后，我就有比较充足的时间，打扫卫生，给房间通风。主席回来，好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工作和休息环境。我的另一个工作是管理主席家的仓库。在毛主席的仓库里，都藏有什么“宝物”呢？毛主席的仓库就是他院子东边的一个平房，面积也就是十五六米。这个房子已相当破旧了，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六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三个，江青两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一个学生桌，是我们用的，里面放一些登记过的账目什么的。还有什么东西呢，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眼泪，主席的这个仓库里有好多东西都是从延安那边带过来的：主席穿的大棉袄，一些穿旧了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等。不能再穿的，我们也洗好以后叠放在仓库里。当时，也有好东西，好的是什么呢？就是毛主席1950年到苏联去的时候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这几件衣服一直在仓库里面放着，主席从苏联回来以后就再也没穿过。还有些毛衣毛裤之类，进城以后主席的身体比以前胖了些，穿过的毛衣毛裤就不能穿了。我们就把它拿到毛衣厂去把它放大一点，毛衣改肥改大，袖子加长一点，裤子再接长一块。现在，我们老百姓都不穿了，毛主席当时就穿那样的衣服。还有一些毛线头，主席在延安的时候，好多毛衣都是手工织的。织完以后，剩下的那些线头，还有补衣服的补丁，有两大包裹在一起，我们从来没有扔掉过哪怕是一点。后来，主席就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我们就在这里头翻来翻去寻找到合适的，再给他补上。主席有一个习惯，穿衣服从来是穿长袖的，主席就没有短袖衣服，连袜子都是长袜。这样即使穿坏了，也容易补。实在补不了才进仓库。像主席的袜子，当时的北京袜厂我常去帮主席补袜子，最早的时候是拿布补，这样不好看，后来就拿勾针给他织补。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上2库房里还有主席的鞋子，以及主席的备用外衣。因为主席的外衣在做的时候都是一样两套，一套留作备用。每年夏天，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晒一晒。总之，这个仓库里的东西，第一，没有值钱的。第二，没有任何金银首饰等宝贝。第三，没有一件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他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我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1968年，吴连登由服务员或者说勤务员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他管的事情更多了，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工资交给吴连登全权管理。那时候，毛泽东的工资有多少呢？又是怎么用的呢？开始时，我每天为主席清扫卫生，还要每天灌一个热水袋，外加管管仓库。慢慢地，江青、李敏、李讷，还有江青的姐姐李云露一些生活上的杂事，也都由我管起来了。到了1968年，组织上正式任命我为主席的管理员，我想这也是主席的意思吧。服务员的工作要单纯得多，完成规定的工作就行了。管理员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的变化，管的面要比原来宽得多了，我的担子和任务就越来越重，主席的饮食健康等方方面面的事。尤其重要的是，主席和江青每个月的工资都是由我领回并保管起来。主席的工资原来是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1958年后，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就提出来，那个时候他问自己的工资是多少？回答说是一级工资。主席说：“太高了，不要拿那么多钱嘛。”主席就带头把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江青的工资是十三级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就在“一”下面画一个小二，等于是二号账。这样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也是主席的交代，就是通常所说的AA制。主席这个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太多，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包括在大会堂也一样。花每一分钱都是从我手里出去，支出记有一本账，花钱多少都有明确的去向。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一百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请民主人士黄炎培、章士钊等，除了咱们国家正式邀请的那些活动，都是主席自己掏钱。不过，主席请客吃饭也是便饭，很简单的，无非是给多加俩菜。主要就是谈工作交流看法。在我印象当中，主席没有正式请党内人士吃过饭。即使开会开到很晚，主席说今天我请客，吃什么呢，就吃面条。每人一碗炸酱面，够不够就这一碗。这个钱按理说不应该是主席出，但是主席还是照样在他工资里面出。主席到外面视察也是一样，他不请地方上的党政军领导同志吃饭，也不要地方上的干部请他吃饭。我觉得，主席这个习惯挺好的。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既浪费时间，也浪费国家的钱财。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百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这样加起来，比吃饭的花费都多。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也都从这里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十五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三十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三十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江青的、孩子的、江青姐姐的，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八十四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三十多元，一共是一百多元。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困难，主席也要给些帮助，他曾经给过我两次钱。这样一来钱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这时候，我通常会把这个账本带过去。我说主席您看看，最近您开支收支的情况，主席摆摆手说，我不用看了，说你搞的事我放心，是不是又要用钱了，你要多少钱吧？完了以后，我就写个条儿：主席，需要从稿费中支取多少钱，多少不定。主席批个同意从稿费中支出，下面签上名字。只有这样才能从主席稿费中支钱，因为毛主席的稿费，我管不了，是由中央特别会计室管的。主席讲过：“这个钱，任何人无权动我稿费里的一分钱。这个稿费来自于人民，我还要把这个钱呢，用在为人民服务的方方面面。”在生活中，毛泽东基本上有三样东西是不离手。第一个是书。毛主席吃饭的时候，桌子旁边有时候摆着书，后面那个沙发上面也摆着书。还有呢，就是到卫生间的时候，他都离不开看书。主席跟我也讲过，他说你这个管理员哪，一天不给我吃饭，他说“我”，他拍拍肚子，这里还有存货，意思是没事儿，我要一天不看书，他说我活在这个世上难受。第二个是烟。说起来，主席抽烟有这么一个过程。最早的时候，战争年代，我听老同志们说，主席什么烟都抽，杂拌的也好，卷炮筒的也好，他都抽。进城以后，主席抽过三五，也抽过中华、熊猫。到1969年的时候，他改抽雪茄。主席抽雪茄烟这事，还与李先念有关。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李先念抽的是雪茄烟。主席扭过头来，朝他看了看，李先念心领神会，就给主席递了一根。一般的人没有给主席递烟的，李先念那天却给了主席一根。主席可能觉得自己没抽过这个，接过来就把它点上了。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你不告诉我呀。这就是说，主席喜欢抽这种烟。后来，打听到成都有这种烟。可这种烟夏季很容易反潮，到了冬天又干得厉害，抽着发麻，不好抽。最后决定在北京生产。弄了两间房子，找了两个人，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还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想要保证安全，就不能因为吸烟引起火灾什么的。这个烟有一个特殊的工艺，你在三十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下1主席习惯边吸烟边思考，一天要抽掉两包左右。主席身边的医生、护士都劝主席少抽烟，可没有什么效果。有人就想了一个办法，拿剪子把一支烟剪成两截。这样主席抽烟的时候，中间的间歇过程就自然加长了。主席说，我要接见外宾怎么办？主席要给自己抽烟找一点理由。我们工作人员都跟主席说，主席，你看你抽烟抽多了，把牙齿都熏黑了。主席不认同，那跟烟没什么关系。那是我在延安呆的时间太长了，我天天吃黑豆，才把牙齿吃黑了。主席跟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讲话很随便，实际上是他想抽烟，而且离不开烟。可在1975年下半年，主席就把烟完全戒掉了。主席抽了一辈子烟，烟瘾又大，最后能戒掉，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主席说不抽就一点都不抽了，什么烟缸、火柴都不见了。第三个是茶。主席爱喝浓茶，主要是杭州的龙井，也喝过南方许多省市的茶。有时候他抽烟多了、工作累了，休息不好，嘴里乏味，他总觉得龙井不够味儿，我们就找了云南的沱茶，还有内蒙古的砖茶，以及江苏、湖南特产茶等，让他尝试。可试了以后，主席觉得还是龙井茶好。所以，他晚年喝的茶都是龙井。龙井茶毕竟是绿茶，绿茶助消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主席睡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要沏好一杯茶放在那儿，醒了以后，不管放了几个小时，对上开水就喝，全然不顾隔夜茶不能喝这样的说法。因为他抽烟以后睡觉，醒来总觉得嘴里有点苦，马上就可以漱漱口，再喝一点茶。……毛泽东一直不改农民的本色，即使在中南海里，他也不喜欢种花，而喜欢种菜。主席进城以后，在他的院子里头一直种菜。那时候，菊香书屋住的这一块，在他住的东边的一个院子，他种了一块地。后来到了游泳池南边的一块小院，他也种了一块地。再往后，在颐年堂前面的一块空地也开了一块菜地。这几块菜地，主席经常去看一看、摸一摸、问一问，这是常有的事。这些地里的菜，我们常做给他吃。他自己种的东西有了收获，吃起来就特别高兴。比如说黄瓜、茄子、西红柿、辣椒、萝卜，我们挑选一些质量比较好的送给主席。谁都知道在中南海，主席在世的时候，他不主张种花，他说能种菜就种菜。主席这样一提倡，种菜在中南海就形成了一种风气，凡是在中南海有土地的地方能种菜的地方全种上了菜。包括交通处、秘书局、服务处等单位，都把最好的东西送到主席那里。比方说，他们种的长得很长的象牙白萝卜，还有大南瓜。主席说这样好，种花不如种菜，种菜开花好看又结果。这一点，主席和彭总是相通的，彭总住的地方从来不要种花，只种菜。1972年，毛泽东生了一场大病，饮食方面有什么改变吗？1972年，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以后，得了一场重感冒。当时，大家都很紧张，因为不久之后，美国的尼克松总统就要访华。主席一感冒，大家就很着急，尤其是总理，周总理特别去我们的厨房看看，我们给主席的菜是怎么安排的。我们每做好一道菜，总理就给主席端去，我们看到他的手在抖。总理跟我们讲，你们对主席的饮食一定要精心，一定要特别注意，一定要搞好，要保证主席的健康长寿，你们的任务重大，这是人民交给你们的任务。首先一个是在重视程度上的变化，另外一个改变就是主席吃的饭比较软了，吃的菜要稍微烂一点，这些东西我们都很注意。尤其到了后期，因为相应的量少了，营养搭配这块我们就更精心了。到了最后的时候，饮食上最大的改变，就是主席开始用流食了。我们就更严谨了，也更科学了。请北京医院的营养师周光玉跟我们一起安排这些事，每餐饭里都安排有鱼头冻。因为它好咽又有营养。那个时候，中南海的鱼没有污染，如果他们打到一条大的胖头鱼，就会马上打电话叫我这个管理员拿回去，做给主席吃。在北海公园、颐和园，我们也搞过胖头鱼。最后，就由湖南、湖北、江西一些地方，把冻鱼头送到北京来。主席讲过笑话说，我这辈子吃的鱼太多了，等我死了以后把我的骨灰撒到江河湖海里头作为一种回报吧。当时，我还负责办了另外一件事。尼克松访华前后，主席因为病重双腿浮肿，原来的皮鞋没法穿了，可接见人家总统，总不能光脚吧。我就跟主席身边的周福明同志、吴旭君同志、张玉凤同志商量，主席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穿千层底的圆口布鞋，是不是给主席定做一双布鞋。最后，这个紧急任务交给了我。我让主席把脚踩在一张白纸上，照着画了一个鞋印。我准备把这个鞋印拿给鞋厂去做，可鞋厂已没有会做这种鞋的工人。要做也可以，但要等较长的时间，在尼克松来访前根本做不好。我问鞋厂的老王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他说北京市大兴县有个老太太做鞋又快又好，可以找那个老太太试试。我们从城里跑去大兴，一打听老太太将近六十岁了，做活计依然利索。我就要求尽快做成，农村的老太太就是朴实，有人求到门上，也不问做给谁穿，只答应加班加点做。最后三天时间就做完了，那个鞋又肥又大，主席一试，呵，挺合适的。后来，主席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是穿的这双鞋。1973年，毛泽东的同乡李振翩从美国来到北京。李振翩是毛主席的忘年交，也是他的同乡。毛主席参加革命以后，李振翩出去到了美国，从事医学方面的研究。我听说，毛岸英出生的时候就是李振翩接生的。主席对这个朋友的感情很深，解放后还打听李振翩到哪里去了。我估计主席是在什么地方看到了什么材料，知道他在美国。那么多年没什么联系了，跟美国的关系变化以后，主席专程把李振翩请了回来。主席说要安排他住最好的地方，当时北京最好的住所就数北京饭店了，就安排住在北京饭店。李振翩到北京的第二天，主席就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了他。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主席还请李振翩吃了一顿便饭。那一天，我们做的都是湖南菜，就是腊鱼、腊肉、盖菜、苦瓜什么的。李振翩说，哎呀，还是主席的饭好吃，还是家乡的风味好啊。虽然是一顿便饭，但对李振翩来讲，主席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在主席晚年，有几个人能见着他，更何况还在一起吃饭呢！第六部分访问 吴连登 下2李振翩回到北京饭店之后，主席又叫我给李振翩送了一些吃的东西，包括几样新鲜蔬菜。其中有湖南腊肉、锅巴鱼、豆豉，还有湖南的盖菜等，我收拾了一个篮子送到北京饭店。李振翩特别感动，当时他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说他没想到毛主席对他那么好，请他吃饭又把家乡特产送过来。我当时告诉北京饭店的大师傅，我说你一定要做给李老先生，让他好好享用。晚年的毛泽东喜欢上了看电影。那么，他喜欢看的片子是什么呢？毛主席晚年虽然眼睛不太好，但他仍长时间看书，我们就想办法给他调剂一下。1969年，我国从德国进口了一批彩色电视机，中央常委们一家配了一台。主席有时间可以看看电视了，但那个时候电视节目实在单调，一打开电视就是高呼毛主席万岁，主席就不喜欢看了。主席从丰泽园搬到游泳池以后，他同意看看电影。一开始，电影是由中南海的放映师给他放的。可他知道因为放电影麻烦了很多人之后，主席就问我和周福明同志，你们两个会不会放电影？我说我们不会。主席说，以后我就不看了。我们当时心领神会，知道主席为什么不看电影了，所以我们赶快学放电影。有时候机器坏了或者是片子断了，怎么办呢？我们就叫主席先看书，我们修机器。学习了一段时间，不管怎么说，总算能放出影来了。可出来的电影居然是上头一半下头一半，主席说怎么上头一半下头一半啊？有时候放着放着，我们倒坐在那儿睡着了。主席一看，片子没放完，怎么停了？就是这样，主席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他就是这样体谅我们！当时，我和周福明一起给主席放电影，还找了很多片子。我们问主席放什么片子？主席说，放那个羊尾巴夹着一封信。所以，我们给主席放的第一部片子就是《鸡毛信》。后来，还放过战争片，比如《南征北战》。可我们发现，毛主席看到战争片的时候，他自己会在那流眼泪，我们就不敢给他放这些片子了，因为看电影本来就是轻松的事嘛。后来，就改放戏曲片了，像《借东风》《斩马谡》等。有一次，主席提出要看原子弹和氢弹爆炸的纪录片。可我们手头没有，就通过中南海服务处，与部队联系，最后终于把这个片子给找来了。当时原子弹爆炸，我们只是从报纸上读到过，从新闻片子上看到过。但是，更详细具体的东西并不知道，我们也想看一看。放这个片子的时候，银幕上出现了很多参与试验的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类口号，以及试验塔、训练架上挂着毛主席语录的镜头。主席说，不看了，搞的是原子弹、氢弹，又不是搞大批判、阶级斗争。主席很不愿意这么搞，像这样的事，我们太有体会了。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三岁。吴连登和所有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一起在人民大会堂为毛泽东守灵。当时在主席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泣不成声。说实在的，尽管我们看着主席慢慢变老，晚年更是备受病魔的折磨，可我们从来没想过会这样，我想毛主席会永远活下去，他对我们太好了。主席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没有想过孩子、家庭，所有的时候都在想着全国人民。每当我想到这一点，泪水就不自觉地涌上我的眼睛，毕竟我在主席身边度过了难以忘怀的十二年时光。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到主席的生日，我就和主席的子女及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来纪念毛主席。第七部分访问 熊向晖 上熊向晖担任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期间，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第一手情报。胡宗南进攻延安，他的每一步行动，都被熊向晖提供给了中共秘密机关，并迅速转给中共首脑。延安撤退之后，西北战局很快扭转，熊向晖的功劳不言而喻。1949年以后，熊向晖回归党的怀抱，并先后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196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过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在济南、郑州、武汉，他接见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来访者。关于此次接见，毛泽东要熊向晖写一篇消息稿。这年的五一节到北京来的，外国的妇女，学生，劳工，有七八百人，由全国总工会、共青团、妇联组织招待。在北京过完五一节，这些外国朋友被安排到北京以外的一些地方参观访问。毛主席在济南接见了一批，在郑州分三天接见了三批，然后到武汉又接见了几批。当时，郑州人比较多，由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带队到郑州，在郑州接见的地方是郑州宾馆。毛主席当时就住在火车上，接见时事先打了招呼，就是告诉外国朋友，分三批，第一批见非洲的，非洲人多一点，第二批见拉丁美洲的，第三批见亚洲的。听到汽车喇叭响，外宾的车到了，毛主席就下楼来，在门口等着。这些人一看到毛主席，就高兴地喊叫起来。有人喊：“毛泽东！”有人喊：“毛，毛，毛！”喊着，就一齐往前拥，主席说这样不行，得维持一下秩序。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做了简单的布置。毛主席就站在一个台子上，一把椅子，一张桌子，也不要别人陪。他先让外宾提问，然后根据外宾提出的要求介绍中国的情况，并答复外宾的问题。之前的1959年，苏共总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访问了美国，并决定在巴黎召开美英苏法四国首脑会议。由此，毛主席说，他赫鲁晓夫开大国、强国首脑会议，我开小国、弱国人民会议。接见完了以后，他让人把我叫去了。当时，主席在休息室里，正躺在木制的靠椅上吸烟。他说，不握手了，今天让你做秀才发表消息，你起草，要写一些外国朋友的话，写一点我讲的话，不要长，要快！半个钟头可以了吗？我说我试试吧。熊向晖写完新闻稿，送给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提笔就改起来。我写的新闻稿里，有这么一句“外国人称赞，中国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了伟大成就”，毛主席把“中国人”改为“中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改为“在自己的工作中”，“伟大成就”改为“成就”。整篇还有其他两处小的修改，我说：“你后边两处改得好，就这处我不理解。”他说：“有什么不理解呢？”我说：“这些外国朋友称赞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这是他们的原话，你为什么改了呢？我不理解。”毛主席说：“人家可以这么讲，你不能这么写，我们搞了这么些年建设，成就当然有一些，但是到现在还是一穷二白呀，有什么伟大呢？不那么伟大吧？”我说：“即使不算‘伟大’，这个成就也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取得的，这是事实吧！”毛主席说：“为什么一定要说毛主席领导的呢？没有毛泽东就取得不了成就吗？这么说是唯心史观。唯物史观就是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说：“唯物史观并不排除借助了领袖的作用。”毛主席说：“你这是半截子唯物史观，领袖、领导跟人民是不能分开的，如果分开了，他就没有作用了。如果在一起，那么人民的作用，也就是领导人的作用。我讲了，你也写了，人民是决定的因素，要突出决定因素，不要突出个人。”主席亲笔修改的稿子，作为一种纪念，我留了下来。1961年，英国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第二次到中国访问，熊向晖全程陪同。在这期间，蒙哥马利向熊向晖讲述了他对毛泽东的第一次印象。蒙哥马利是英国陆军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英国的英雄。他在战后还当过英军参谋长，退出现役后，他晚年研究两大阵营，就是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还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研究在两大阵营对峙下，西方世界怎么办？他看了大量的材料以后，在1959年，访问了苏联。1960年5月，他第一次访问中国。第一次访问，他是从香港入境的。从罗湖坐火车到广州，再坐飞机到北京。在北京，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了他。后来，毛主席在上海会见了他。那次谈话令蒙哥马利印象深刻。他当时跟毛主席讲：“中国现在发展得很快，五十年以后，你们大的问题都解决了，那时候人民的生活大大地改善了。你们的教育、建筑、城市交通都可以比现在更好，那时候中国的前途是怎么样？”主席说：“你的意思，到那时候中国就会侵略了？”蒙哥马利说：“我希望不会。”毛主席说，你怕中国侵略？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强大以后就很容易侵略。主席就说：“我们是被侵略者，可是我们却被诬蔑为侵略者。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跟侵略者谈话，你跟侵略者谈话你害怕不害怕？”蒙哥马利没有想到主席这么说，他被镇住了。蒙哥马利说，与毛主席谈话常常令人兴奋。所以，他提出了第二年，也就是1961年的9月再到中国来访问。蒙哥马利第二次来访，在走访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之后，毛泽东在武汉又会见了他。这次，他要求去不对西方开放的地方看看。这样，我就陪他到各地参观。主席讲，他要看什么就让他看什么。放手让他看，凡是旧中国留来下的古迹和我们新中国建设的成绩和问题，摆在那，让他看，让他自己做结论。当时，还派了记者，中央新闻制片厂给他拍电影。飞行途中，飞机飞得不高，下边的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正是三年灾害的时候，到包头看下面的工厂，烟囱大半不冒烟。在延安，他住了三个晚上，但可去的地方很少。延安地委书记跟我讲，是不是缩短一点，我说不要缩短。他又说，是不是指定一些地方，我说不要指定，让他随便看。延安就那么大的地方，他自己挑了几个老百姓家的窑洞，家家缸里有玉米、小米，都是满的。他说，没有饥荒啊。然后到西安，省委书记跟我讲，这些日子有讨饭的，在收容。我说你别收容，看就看呗。可是，在街上并没有看到讨饭的。回来以后，周恩来在准备欢送宴会，毛主席准备在武汉见他。事先，我向周总理汇报，他说你先到武汉，向毛主席汇报。我见了毛主席之后，把蒙哥马利沿途提的一些问题报告给主席。比如说，建国以后，最忧心什么，最担心什么，现在最感觉头疼什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等等。在吃饭的时候，这些问题主席都给了答复，蒙哥马利很满意。他说，主席很忙，我希望回去考虑一下，再谈一次。主席说，不行，明天我要去别的地方。所以，蒙哥马利并没有提出毛主席接班人的问题。第七部分访问 熊向晖 下可在半夜的时候，浦寿昌打电话来，说主席改变了主意，明天下午再见他一次。下午，主席就让他一块坐船从武昌到汉口。在船上，主席下到江里游泳。到汉口，蒙哥马利下船回饭店。第一次谈很简单，毛主席说，他今年六十八岁了。蒙哥马利说他七十四。就是这些平常的问候。第二次谈的时候，主席说元帅是特别人物，你能活到一百岁，而我只有一个五年计划，我到七十三岁见上帝了。我的上帝就是马克思。蒙哥马利说，你可不能见上帝，人民需要你，中国需要你。毛主席说，不行，中国有句话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爷不请就自己去”，我在中国再有四年时间就足够了。蒙哥马利问，如果主席这样的话，你的继承人是谁？毛泽东说，我一无土地，二无银行存款，继承我什么？这个名词不好，这不是无产阶级，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唱的好：“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接班人好。蒙哥马利问，那么，你的接班人会是谁？毛主席讲了，就是刘少奇。他是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了。蒙哥马利又问，刘少奇以后是周恩来吗？毛主席说，刘少奇以后我不管。当时，国外很关注这个问题。毛主席说，这个问题只不过是一层纸，一捅就破。当然不是马粪纸，也不是玻璃纸。不是中国人捅，就是外国人捅，既然他是对中国友好，那就让他捅，以后让世界都知道。这次蒙哥马利见毛主席的时候，送给他一盒烟，二十支，三五牌。毛泽东回送他一幅字，就是《游泳》这首词的手迹。他对蒙哥马利说，你送我一点东西，我也送你一点东西。事后，蒙哥马利说：“毛泽东极具吸引力，同他谈话是一种享受。”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熊向晖参与了接待。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一直留在熊向晖的记忆里。……林彪事件之后，基辛格第二次访问中国，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1971年12月，联合国秘书长发来邀请电，邀请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因为联合国通过了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除台湾的决议。毛泽东说过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联合国这句话吗？形势变化了，晚上六点多钟，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开会。说联合国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我们派不派代表团去联合国?就这个问题开始研究，结论是说缓去。会后，总理到了主席那里说：“关于到联合国的事，按照主席的指示……”主席一摆手说：哎呀，那是老皇历了，不算数了。总理说：“我考虑了，有两种意见，一种是还是去，但是现在不去，现在等着熟悉情况。我临时想着，让熊向晖先带个班子摸摸情况。去，先不参加会，就了解情况。然后我们派个代表再去。主席说：“那倒不必了，联合国秘书长不来电报吗？去！不熟悉嘛，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嘛，加强准备。”主席说，我们要派代表团，就让乔老爷当团长。我是副代表，开完会以后回来还接待尼克松。于是，我就到联合国去了。当时，主席已经了解到了投票的情况，外交部已经把投票的情况打出来了。主席说，你看英国，不要说法国了，英国都投我们的票了，欧洲只有一个马耳他，其他都投了赞成票。还有拉丁美洲，我们建交的国家有八个投我们的票。所以，有一种说法，说主席讲过，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没有这么讲过，主席不可能没有常识。黑人兄弟有多少啊，有些赞成的并不是黑人兄弟嘛，摩洛哥就不是黑人嘛。当时黑人有十几个国家没有赞成我们。如果这么说，那是不符合事实的。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熊向晖也是见证者之一。尼克松是1972年2月21日到北京。其他日程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可毛主席什么时候接见，谁也不知道。两点三十分，周总理找到基辛格：“主席请你们总统马上到中南海去。”主席说，为了不让美国人民失望，就临时决定了，你四点不是会谈吗？当时，主席正在病中，医生都做好了准备，预备着抢救。主席的病是在当年一月间，参加陈毅追悼会的时候加重的。就是在病中，毛主席仍然是会谈的主角。主席对尼克松说，你当权，我是投了一票的。尼克松说，主席你投我的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主席说，不是，你们是右派，我喜欢你们右派。英国的保守党希思也是右派。我喜欢右派，右派当权我比较高兴。尼克松说，的确，那些左派喜欢夸夸其谈。1968年，尼克松竞选的时候，主席就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尼克松会当选。当时，中美华沙会谈在1968年5月就暂停了。后来，美国提议1968年11月恢复会谈。我国外交部曾发表声明，干脆到1969年，美国总统竞选明朗以后再谈。此后，毛主席指示，尼克松的就职演说，人民日报可以全文发表。所以，毛主席说，我投了你一票，并非戏言。接着，尼克松说，美国和中国应该联合起来。主席没有接茬，尼克松再提，主席仍没有理睬。因为我们不能跟美国人一起来反对任何霸权哪。后来，话题转移到蒋介石身上。毛主席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他会不高兴了。尼克松问，他们骂主席是匪，主席怎么称呼他呢？总理说，有时候也叫匪，有时候叫蒋介石集团。我们彼此叫匪，互相对骂，但是我们和他做朋友的时间比你们和他做朋友的时间长得多。因为当时的报上都说，尼克松是台湾的老朋友，所以总理说了这样的话。这次会谈，不论美方的尼克松、基辛格，还是我方的周总理，都充分展现了各自的风采，但是，毛主席举重若轻的大家风度和散淡幽默的举止风范是我一生最难忘的。第七部分访问 曾文 上曾文16岁参军，1953年被调到了中央警卫团一中队，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警卫战士。虽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曾文却不能主动和毛泽东说话，原因何在呢？我第一次见到主席的时候，心跳得很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是穷孩子，能到毛主席身边保卫毛主席，那是多大的荣誉啊！过去我们在乡村里，谁能看得起我们？连饭都没得吃。当时，我们给主席站岗，我的位置是在主席住处的后面，就是李敏和李讷她们住的地方。有一天，主席过来看李敏和李讷，正好从我的哨位前面过。哎哟，这是主席呀！一身中山装，脚上是黑布鞋。以前只在电影上看过，现在真的看见主席了，心里面是说不出来的滋味。一个是自己不知道怎么说，再就是我们有规定，主席不跟你说话，你就不要主动跟主席说话。我们在主席身边工作的人员都有这样的感觉，主席挺忙的，他要考虑国家的大事，党的大事，我们怕影响他的思考。所以，我们都不主动跟他说话。那个时候我刚来，主席还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所以他也没有叫我，后来熟悉了，他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啊，学习的情况啊。1953年，曾文去学校学习，毛泽东知道后，又把他叫了回来。主席熟悉了我的情况后，有时候，他会主动跟别人介绍我的情况，比如跟朱德。1953年，我被送到东山学校去学习。学习不到一年，主席就点名叫我们回来。有人问我，你怎么回来的呀？我说，是主席亲自点名叫我们回来的。后来我听说，我去上学主席不知道，他为此还批评了张耀祠。1955年5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的颐年堂前，毛泽东给一中队的干部战士开了一次全体大会，在会上他向大家交代了三项任务。主席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我们帮他搞调查研究。不过主席讲话的时候，交给我们三项任务：第一是站岗；第二是学习；第三就是搞调查，主要是搞农村调查。主席不能全国各地跑，就通过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战士来了解全国的情况。他需要哪里的情况，哪里的同志就回到自己的家乡搞调查。如果他需要我们广东的情况，他就让我们广东的同志回去，需要湖南的情况，就让湖南的同志回去搞调查。我们调查回来，就给他汇报。第一种就是大家综合起来，给主席汇报，我们一回去就是十个二十个，各地的都有，如果一个一个汇报，主席也没有那么多时间。主席就问农民有什么问题，合作化生产有什么问题，就让我们给他汇报。第二个就是当面汇报，哪个省的回来就让哪个省的汇报。1955年7月22日早晨，曾文接到通知说部队领导安排他向毛泽东做当面汇报，这是曾文第一次和毛泽东近距离地接触。我跟主席当面汇报过两次，第一次在中南海，第二次是在广州。第一次是夏天，天气很热的。主席在游泳池那儿办公，住在一个帐篷里面。队长老韩带着我们老家在广东和广西的同志一起汇报。我们事先都写了稿子，我文化程度低，只写了一两页。主席问我，你有稿子吗?我就把稿子递给主席。主席看了问，你是哪个省的，哪个地区的？我回答的时候，主席就用铅笔写下来。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主席也都记下来。我说，我叫曾文。他就问我，曾生你认识不认识呀？我说，我就知道曾生是我们广东籍的解放军司令员，后来是交通部部长，但我没见过他。主席又问我，曾文，你是不是文化很高呀？我说，我只念过小学。他就问我，这个材料是你写的吗？我说，是我写的，但是让别的同志帮我抄了一下。因为我写的字勾勾巴巴的，怕主席看着费劲，就叫文化程度高的同志抄了一下。主席说，以后不要让人家抄，我要看你自己写的，你自己写就行了。我写的这份材料现在存放在博物馆，主席在上面画了很多条条杠杠，还有主席批的“合作好”三个字，以及“曾生”两个字。我想自己保存，可博物馆只复印了一份给我。1958年，曾文第二次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我第一次给主席汇报之后，他对我就比较熟悉了。见了面，总要问一些情况。第二次是1958年在广州。“大跃进”之后，农村的情况并不好。主席问了很多问题，我们家乡那个地方一两个月都没有下雨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当紧张，因为地都干了嘛。主席就问我，你回去以后，下没下雨？我说我回去以后三四天就下雨了。主席立即笑了，他高兴地说，因为你回去了，就把雨带回去了。主席很关心农村的情况，农村一旱，他心里挺不好受的。农村的情况好不好，一直是他极为关心的问题。主席知道，一场雨并不能完全缓解旱情，他又问，你们那里抗旱的情况怎么样？我说，我们那里主要靠妇女在干，白天晚上都在车水，加紧抗旱。主席说，你们那里的妇女都很勇敢嘛。我的汇报材料上，写到我们的生产队长也是个女的，她在家里生病了，几天都没有吃饭。主席就说，你去看她了没有？我说我去看她了。他说，这位女队长好一点没有？我说稍微好了点。他说，你下次回去，再去看看她。主席关心下面的同志啊。他还说，你回去以后，要关心老百姓，要虚心，不要摆架子。你要讲家乡话，不要讲北京话，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够接近你。主席时时处处不忘教导我们。……曾文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那就是陪毛泽东游泳。主席游泳的时候，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主席的安全。主席在陆地上的时候，我们要保证他的安全，他到了江河里头，我们一样要保证他的安全。主席走到哪我们跟他游到哪，像北戴河、珠江、长江、漓江，还有庐山水库等等。1956年开广州会议，在会议间隙，主席几乎天天游珠江。据我所知，早在1953年的时候，主席就想游长江。主席正式提出来以后，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为什么呢？因为长江水深浪急，不能保证安全。另外，长江里不仅有血吸虫，而且有江猪。历史上，似乎也从来没有人游过长江。主席游长江，我觉得和他的性格有关，越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越要试一试。罗瑞卿当时是公安部部长，他是负责主席安全的最高领导，他不同意游，但是他拗不过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