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访问 陈长江 上毛泽东和贺子珍 1950年,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从事警卫工作，直至毛泽东去世。他先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分队长、一中队中队长、干部大队大队长职务。但直到1952年4月，陈长江才第一次有机会跟毛泽东谈话，这次谈话给陈长江留下了什么印象呢？ 毛主席出来散步，回来的时候看到我，我按警卫规定给他敬了个礼。主席不太认识我，就问我是什么地方人，我刚刚说出一个江字，他就说你先别说，让我猜猜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接着说你是江苏如皋、海安一带的。我说对呀，我是海安的。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叫陈长江。他说你这个名字好嘛，中国的第一大江，你说了以后我就能记住了。果然，在以后的几十年当中，从1952年4月算起到主席去世，主席一直记得我的名字。如果有那么十几二十天看不到我，再次见到我时，他就会问我，长江，你到哪儿去了？我说没有到哪儿去呀，主席见了我就叫“长江”两个字，让我感觉特别亲切。 再一次谈话的时侯，他问我们那个地区的情况。我就将自己知道的情况告诉主席，主席也把他了解的情况介绍给我。比如华中野战军在苏北苏中地区战斗的情况，我就不太了解。他说你是属于陈毅、粟裕的部队，解放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著名的七战七捷你知道吧？我说，我知道打仗，具体情况不清楚。他说在你们海安就打了两仗。七战中的第三战就是在你们海安嘛。此前两个胜仗打疼了敌人，他们不甘心哪。第三战的时候，国民党军的总参谋长陈诚被我们请出来了，他从南京跑到南通，给坐镇南通的汤恩伯撑腰打气，还有一个白崇禧也跑到徐州去督战。这一次总兵力达到了五万多人，朝海安轮番猛攻，粟裕那边哪，仅有一个纵队三千多一点的兵力，我军以伤亡二百余人的代价，不仅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而且杀伤敌人三千余人啊，创造了当时敌我双方伤亡十五比一的新纪录。这些个情况，你都知道吧？我说我当时是个普通战士，只知道打了胜仗，没有了解这么多情况，对纵队的情况也不了解。噢，打仗太紧张喽。他说打黄桥你知道吧？我说黄桥离我们家才三十多里路，听说过一些情况。他说陈毅在那儿跟顽固派斗争，你了解吗？我说不太清楚，实际上斗争是1941年就开始的，抗日战争还没结束，我那时候还小，还没参军呢，不太了解。他说陈毅这个人哪，跟顽固派打仗的时候，有打，有拉，搞统一战线，搞得很好。主席说起当年的战斗故事，真是激情澎湃，让人热血沸腾。 主席又问了我的家庭情况。我说我家庭很贫困，解放前没有一亩地，没有一间房，我很小的时候，刚刚十二岁就跟人家扛长活。我家的生活相当困苦，像乞丐一样地生活。他说怎么那么穷呢？我说我们那个地区不仅是我们一家，不少人家都是这样子。他说现在怎么样啊？我说1947年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家分到了十四亩地，分了三间好瓦房，还有牲口，现在的生活比较好了，我弟弟妹妹都能上学了。 这一次是我和主席在一起比较正式的谈话，我当时的感想就是：主席的知识很渊博，他不仅了解新四军的情况，而且了解我们家乡的情况，比我了解得还清楚。 …… 一天，陈长江陪同毛泽东散步，毛泽东给他安排了一次农村调查任务。 1967年，那是“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时期，主席睡不好觉就起来散步，到游泳池边上散步，有王海容、唐闻生陪着，我，加上老李，李连庆。散步的时候，他说城里搞得挺热闹的，农村里怎么样啊？我们几个对农村的情况也不了解，所以就没人回答。主席说，长江啊，你多长时间没有回家去了？我说快两年了。农村的情况你了解吗？我说不太了解。他说给你和李连庆十五天时间，你们回去看看农村的事怎么样？我们点点头，表示照主席的吩咐办。又转了半圈之后，主席想了一想又说，你们来回的路程就要七八天时间，十五天的时间，在家里一个礼拜是不是有点短呀？他说再加五天，二十天，李连庆回广东老家，长江回江苏老家。回去了解了解情况，回来后跟我汇报。这一段时间，我就在中南海，不上别处去，有什么事情就交给你们的副指导员、副中队长，下午你们就走。主席办什么事，考虑成熟了，从来是雷厉风行。 陈长江从家乡回来以后，就找机会向毛泽东做了汇报。 我们这个调查并不是特别着急的事情，主席平常工作很忙，我们在他身边有一个好处，可以在他稍微空闲或者休息的时候，把我们调查的情况向他老人家念叨念叨。有一天下午，我看到主席没有什么急需处理的事情，我说，主席，我把在家乡看到、听到、了解到的情况给您讲一讲？钦差的汇报还是要听的哦，讲一讲吧。主席讲话总是那么幽默。我说我们那个地区呀，到1961年食堂就全部解散了。因为搞食堂确实有困难，不是因为众口难调，农村人吃饱就好，没有那么多讲究。主席插话，我就喜欢这样，我们的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都很朴素，而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可是很讲究哪，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主席说完，我又接上原先的话头，食堂解散主要是因为粮食本来就不够吃，食堂的浪费又很大，群众有意见。村子里的人一家一户住得比较分散，有老有小，大家还想靠洗锅水拌食来喂猪、喂牲口，可在大食堂这些东西都浪费了。主席说你知道上海那么大的城市才百分之三十的人吃食堂，百分之七十的人还在一家一户地做饭，有时候中午带一顿饭去上班。 农村里住得分散，老的老，小的小，集中起来省去了许多麻烦，一开始他们都说食堂好，包括我们自己的同志都是赞成的，那个时候都说食堂好，这个好，那个好，还列出了诸多好处。我也同意他们说办食堂好，后来又有人提出要根据实际情况，这个不能办了。可汇报到我这里的材料都说食堂好，都说粮食过关，那就搞调查研究，让事实说话嘛。第一部分访问 陈长江 下主席吸口烟，又问我农村“文化革命”的情况。我说，农村现在大字报很多，从扬州到我们海安，街上贴满了大字报，主席的号召群众都积极拥护。有一个特殊情况，我要说一说，在我们那个地方，有一份大字报说是你找到一个儿子，大家为你高兴。主席这时候反而不高兴了，他说我就是真的找着个儿子，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还要到处写大字报？长江，我们家几个人，你哪个不知道？别说我没找着个儿子，就是找着个儿子值得咱们全国去庆贺，到大街上贴大字报庆贺？我说这是群众对你的朴素感情。他说他们这么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呀？我看这是跑偏了，脱离了揪资产阶级的主题。长江，你给我辟谣了吗？我说，我只能给我接触到的人辟谣，我又不能写大字报辟谣。主席不高兴了，你知道了，还不给我辟谣，还说什么高兴的话。我说，我哪能辟得了？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也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主席说，算了，也不用辟谣了，日久自然明嘛。警卫一中队常常跟随毛泽东一起到地方视察，在工作间隙他们还会和地方部队搞上一场篮球比赛。既然是比赛就有个输赢，可毛泽东却说不要老赢人家。我们那个球队过去打篮球，到哪儿去总是赢人家的时候多，这个情况就有人反映到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跟吴旭君讲了，你们到哪儿去人家都很尊重你们，人家对你们都当成客人似的尊重，可你们到哪儿去都赢人家，也不客气一点，还是人家让你们，你们还是太骄傲了。有一次可能是在武汉，主席就说，你们再和人家打篮球，我就坐到球场的林子边，看你们打。我们以为主席可能是说说，再打球的时候注意和对方搞好团结就是了，我们打球又不会惊动主席。谁知道我们和人家打球的时候，正碰上主席出来散步，他就坐在边上看着我们打，还跟工作人员说，这次你们只能输不能赢。每一次你们老是想着赢人家，让人家赢一次有什么了不得？那一次，我们就有意识地没让两个主力队员上场，再一个有意识地放松逼抢，让人家领先个一两分。最后，我们果然输了两分。这样，主席反而高兴了。他说，人家地方首长、炊事员等工作人员对你们都很尊敬，你们到哪儿去都不能摆架子，不能老想着赢人家，要平等啊。实际上，这一次我们打球以前先开了会，按照主席的指示不能赢，还要打得挺那个的，就是不能让人家看出来有意让球。最后输个一二分，人家还挺高兴的，彼此的关系也融洽多了，场面很活跃。主席坐在旁边看我们打球的情况是很少的，所以我的记忆很深刻，这和打假球不同，是主席通过这类事情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注意尊重地方上的同志。……陈长江到毛泽东身边以后，发现毛泽东非常注意锻炼身体。主席的锻炼有这么几种，一是擦澡，每天卫士都给他身上擦一擦；第二是日光浴，太阳好的时候，他就穿个短裤在院子里头，晒一晒太阳；再一个是散步，主席出来散步的时候，不光是走路，每次都要晃动全身，做全身运动，通常就是这样子。1956年的一天，北戴河海滨正刮着八级台风，毛泽东要下海游泳。这么大的风鼓荡着滔滔海浪，轮船全部停驶。我们平时跟主席游泳都出动两条船，游泳圈等救生设备一应俱全。因为主席水性很好，这些东西都没有派上过用场，但为防备万一，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可八级台风来了，船下不去，什么都不能带，即使游泳圈都拿不住，每个人只能穿个游泳裤。因为风太大，你拿着东西根本下不了水呀。主席站在海边上，他非要下去游。他说，游泳就像对待敌人一样，战略上要藐视它，战术上要重视它，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它。说着，主席向风浪里冲去。一个浪头过来，主席从浪底下潜游过去，他像打倒了敌人一样兴奋。台风一来，三个浪排着队打过来，中间只有那么几秒钟的间隔。那时候主席身体好，精神也好，你说不能干的事他非要干，非要下去不可。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感到非常困难，出了问题就不好办。在平时，带着游泳圈，有什么事还可以救人。不行，还有船。可台风肆虐，每个人自保都难。有几次巨浪把主席都打到后边去了，身体往后直倒，我把他搀住了。他还说，你们赶快往前冲。……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毛泽东的身体逐渐衰弱，就连游泳也成了一件困难的事情。有一次，主席去游泳，换好了衣服，我们看到主席的这个眼睛看不清，连台阶都看不清。只有别人搀扶着他，才能走到水边。当时主席的腿肿了，手也有点肿。主席自己说，我身体怎么没有多大劲儿。长江，你看我的身体，是不是和水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了？我说，你锻炼锻炼还能行。主席说，过去游大江，大海，什么都可以，现在看起来就是与水打交道的机会也不多了，这也可能是最后一次了。我很担心主席这样还能不能游啊？我就跟主席讲，你还能下水呀，主席就弄点水抹一抹，开始热身。主席说能游，下去了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主席游泳的时候，比在岸上走路强得多，到水边反而自由了。主席上来的时候，我们搀扶着他一点点走上来，这是主席最后一次游泳。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了人世。之后，陈长江又担当了一年守护毛泽东遗体的任务，这样算起来，他一共陪伴了毛泽东二十八个年头。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上高智是陕西佳县人。少年时，就听到很多关于毛泽东的传说。在那时，他特别渴望见到毛泽东。17岁时他从绥德师范辍学去了延安，去见毛泽东。由于他的学历高，到了延安后不久，就进入了中央机要科。在那里，他看见了自己做梦都想见到的人，虽然没有说话，但总算如愿以偿了。随后，高智就跟着中央机关，随着毛泽东进了北京城。1952年，他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十年。这期间，高智亲身体会了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的人格魅力。我小的时候，不晓得是哪一年的时候，是我父亲吧，还是哪一本书，就讲，现在世界上有两个人最伟大，我就好奇，我说哪两个人最伟大，他说，一个是斯大林，一个是毛泽东。那个时候，我就想见到毛泽东。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1945年上半年。那时候我们在延安山上的一个窑洞，就是以后中央宣传部办公的一部分窑洞，我们也到那一部分窑洞办公。搞完电报以后，大家出来在窑洞前面活动活动，休息休息。突然看见中央礼堂的西北门，靠里边的门，毛主席，还有一个女的，个子高高的，还有一个小孩在那里散步呢，那是不太高的一个山坡嘛，一见毛主席就认识。作为我，是第一时间，那当然很高兴。我就赶快跑到窑洞里边把其他同志叫出来，我说快出来，快看，毛主席在那散步呢。我当时想从山坡下去，再近一点儿，跟毛主席握个手。哎，一想不对，人家正在散步、谈话，一下去就把人家打扰了，就没下去，就在那目不转睛地看，看主席，一直看到大小三口快出杨家岭了。然后大家回到窑洞里就开始议论了，他们的心情我不太了解，作为我来讲，我是很激动的，因为我想到延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想能见到毛主席。到延安二十多天都没见到毛主席，原来想的见主席是很容易的，一到延安还不是那么回事，只要见到主席就非常激动。回到窑洞里边我就问，那个女的是谁呀，别人说，那个女的就是江青，我说那个小孩是谁呀，别人说那个小孩就是主席和江青的女儿，叫李讷，那个时候李讷很小，才四五岁。这是第一次。1947年，胡宗南率23万国民党部队进攻延安。在撤离前，毛泽东要把全国各解放区的战略计划部署完毕，于是一封封带有加急加密字样的电报被发往全国各地，而这些电报几乎都经过了高智的手。在我所经历的电报当中，可以这么说，几乎全部都是毛主席起草的。特别是解放战争，我几乎没见过其他人的电报，几乎全部是毛主席的电报，当时土改方面的也好，都是毛主席起草的。这个电报呢，它是分等级的，三个A的就是很急的了，四个A的就是更重要的，更急的了，代表电报的保密度跟时间，既保密，而且要以最快的时间发到对方去。转战陕北行军的时候，毛主席就等着机要科是不是把这个最重要的电报发出去了，然后决定我现在离开不离开这个村庄，如果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我们都转移；如果电报还没有发出去，他也等。在这次延安的撤退行军中，部队多次险些与国民党军队碰头，情况十分紧张，但毛泽东敞胸露怀镇定自若的样子成了部队所有人员的定心丸。发生了很多次紧张的情况，毛主席从来没有一点紧张，周（恩来）副主席还紧张，叫毛主席赶快走，毛主席一点不慌张。哪怕是冬天也好，他穿棉衣或单衣，从来都是不扣扣子，都是敞着的，所以我们就想，毛主席的胸怀就是大，他没有一点紧张。我就感觉，跟着毛主席就放心。转战陕北有好几次敌人离我们很近的，但是毛主席估计都准确，该向哪里走就向哪里走，毛主席说过，他动我也动，他不动我也不动，就是你敌人走我也走，你敌人不动我也不动，主席的预测非常准确。1949年3月，高智跟随中央机关和毛泽东进了北平城。到了1952年，上级调他到毛泽东身边做机要秘书，听到这一消息，高智一反常态，犹豫再三。1952年初，组织上叫我回一次家，那个时候我已经结婚一年多了。组织上就说，你跟你的爱人（我的爱人也是陕北人）回趟家去。那时候我们穿着军衣嘛，就回家，大概是3月份，具体日子记不大清楚。回到北平没有几天，把我的工作就调动了，调到哪呢，调到中南海去，去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当时，叶子龙说了以后，我说我不敢去。虽然心里边天天想见到主席，但是真正到主席身边去做机要秘书我就不敢去了。他说为什么，我说，一个，主席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我担心我听不懂他的话，他听不懂我的话，我说这不是闹着玩的，恐怕出事情，做不好。叶子龙就反复给我做工作，我说我提个建议，我能不能试一试，行了我就一直干下去，不行的话请组织随时调整，最后叶子龙笑一笑，就定了。第二天，高智就去丰泽园，终于握住了毛泽东的那双大手。我把手头工作一交代，第二天一上班，就到丰泽园那里去。一进去，主席卧在床上，穿着睡衣，就是那种类似大毛巾的材料做的睡衣，一手拿着报纸，一手拿着烟在那看报纸，盖个毛毡，他不盖棉被，主席就说话，慢慢地，他说，哦，哦了一下，然后就起身了，把报纸一放，就伸出来一只手，他的手比我的手大，我就三步并做两步上去把他的手抓住了，问候了一下：主席你好。然后他就说，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你愿意不愿意？我说愿意愿意。他又重复了一遍，那好，以后就在我身边，帮助我做一点事，帮助我做一点事好不好？哎呀，这句话我也是非常感动，你是领袖，我是很一般的人，你想让我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还帮助你做一点事情，还带了一个“好不好”。帮助我做一点事情好不好，我说好好好，然后我就告退了。一出主席的卧室，我就在院子里连蹦带跳，我就通过主席的书房跑到我的办公室，身上好像一下就轻松了许多。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中到了机要室以后，就做秘书工作，当时我们三四个人，我负责处理一些主要领导同志的文件，毛刘周朱陈。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来，小平同志在西南，不久，中央召开了政治会议，这个会议就是由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我就作为秘书，时间也不长，就固定了，固定到毛主席那里给他当机要秘书。高智通过和毛泽东的深入接触，他看到了毛泽东在生活中那平凡的一面。他喜欢毛泽东的幽默，喜欢毛泽东和他谈一些轻松的话题，毛泽东几次说高智这个名字厉害。有一次主席叫几个常委同志去开会，有少奇、总理、陈云、小平，还有总司令，他们几位都到了颐年堂了，我就请主席去了。主席醒来，刚醒来，我说常委几个同志都来了，请主席去，去颐年堂开会。主席就把衣服穿好了，还穿了一件大衣，他书房的中门到颐年堂不是有过道吗，刚出书房门的时候，我在主席后面，主席回过头来叫我的名字：高智！我以为主席有啥事情呢，他说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我说那我以后就改一改，政治的治，同志的志，或者植树的植。主席笑了一下，然后就到颐年堂开会，就这么随便说了一下。我并没有真的改名，以后我还是叫高智。但有时候写些东西给别人，我就写政治的治，有时候也写同志的志。我记得陈毅老总有一次给我写了一个条儿，是同志的志还是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就随便那么说说，也不是主席叫我改名字，他也是那么随便说说。工作之余，主席也说说玩笑，在外出的时候，在火车上，他跟大家说说玩笑或者有趣的故事。其中有很多发生在工作人员之间的典故，他能感觉到，但不一定听得懂。工作上也有趣事，有一次我出差去了，有一个人给主席送了一封信，信一放那人就走了，主席就看那个信，把信封一打开没有瓤子，然后主席自己找，在火车上，在床头上找，找不见以后，就把那个送信的人又叫去了，他说这个信没有瓤，光有皮，主席不批评他。这个同志就回到他的车厢里去了，信里边的内容还在台子下边压着呢，结果又给主席送去了，他说主席呀，我光送了信皮，信瓤子还在台子底下压着呢。主席没有因为这事批评他，要给别人还不批评啊。……高智平时的工作就是帮主席起草文件，当然也会说出自己的意见。我记得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下面有一个报告给主席，是广东的还是河南的记不清了。给主席看了以后，主席那时候好像两三天都没有休息好。那天把我叫去，他说他要休息，你替我代中央起草点东西，等我睡觉起来看，他说了这个以后，因为这文件我看过。他这么交代以后我就反反复复地看，要理解这个精神。先改了一些笔误，我就开始起草。写好了以后，主席还在睡觉，没起来。那时候，北大的陈伟离我很近，我就把这事告诉陈伟了。我说这是我起草的文件，主席还在休息，你看看，征求一下你的意见。陈伟看了以后说好啊，他说，再有半年就行了，他的意思大概是再有半年就可以起草山东会议的文件了。他没啥意见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我就在办公室等着，时间不长主席就醒来了。我就把起草的东西给主席送去，同时跟他说明，我说我写了这么一封信，你还在休息，我就征求一下陈伟的意见。他说这有两句话，相信群众跟依靠群众哪个放在前边，是相信放在前边还是依靠放在前边，我想来想去说，只有相信才能依靠。我说把相信群众放在前边依靠群众放在后边。当时，主席就说，你不相信咋能依靠啊，我说对的。顺手主席就在我的宣纸上写了一个照办还是照发。我原来想的是啥呢，是想问问主席有啥意见，没啥意见我回来再抄写一份，弄清爽了再让主席签字。主席一写以后，我说哎呀，洇了嘛，主席说，以后先要写好。作为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我就有时候给主席写报告，有时候我就口头跟他汇报。写出来的文字，我或者放到主席的办公室，或者放到主席的卧室。不知道啥时候，主席有工夫签字，所以以文字的形式写出来。写好放到他回来就可以看到的地方。他签完字，他就会叫我去，再交代怎么办。毛泽东常说高智是一个好人，也就是老老实实的人。我感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这么多年，我自己没有跟任何人发生矛盾。至于别人对我有什么看法，有什么意见，我也不知道。在这方面主席没有做过我啥工作，这也许是他跟别人说我是好人的原因。平常的印象里，卫士之间互相有点意见，或者有点误会。主席知道以后就找他们谈话，调解调解。还有江青、护士之间，和卫士之间，有点不愉快的事，或者有时候是江青批评卫士了，或者是批评护士了，护士和卫士有点冤枉，主席有时候和卫士和护士做工作。据我知道主席说过这个话，一个意思，要原谅江青，说你们要为了我。完了回来他就批评江青，这个我印象中比较多一点儿。1958年以后，江青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点火，有点脾气呀，这些孩子们，都是年轻娃，受不了委屈的多一点。虽然具体是啥事情我还说不太清楚，但我有这种感觉。我没有亲眼看过，也从来不问，但是从一些人的言语流露出来，我就有这种感觉。有一天晚上我给主席送东西，主席就把我叫住了。我说主席你有啥事情啊，他没说有啥事，他说你说我管多少人，我心想这还不好答嘛，我说全党、全国人民都归你领导嘛。不，我只管两个半人，这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就问主席，哪两个半人。你一个，罗光禄一个，他停了，我说那还有半个是谁，江青。他这么说，我也不好问，我就轻轻笑了一下。我从工作里边有这种感觉，毛主席喜欢老老实实的人。你对问题有啥看法你就是啥看法，你要说你心里的话。你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看他是这样的。如果你不知道，你就说我不知道，他知道的，他就告诉你应该怎么怎么办。不要装懂，不懂就是不懂，我看他喜欢这样的人，你有啥想法，你就说，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第一部分访问 高智 下大家都知道毛泽东习惯晚上工作，白天休息，可能以为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要跟着他的节奏走。在高智的记忆里，大家都关心毛泽东身体，毛泽东也非常关心工作人员的身体，尽量不耽误他们的休息。主席交代我们事情大都是口头上的，但有些东西是文字批的，交代我们怎么写信，或者怎么怎么办。有时候叫我们办的时候，就随时叫，不管是二十点或是一点或是两点。通常都是他晚上批好的东西他不叫，他在天亮的时候再叫你。我至少有两三次跟主席说，你写好了以后就叫我，我们就拿去办。主席讲了一句，你们是被动的，我是主动的。他照顾我们还要休息，这里面有很多东西要看，因为你们要来我就把这个翻一翻。实际上，他凌晨两三点钟就批给我了。他不叫，天亮了，公鸡啼了，他该休息了，你也差不多休息好了，他再叫你办。他叫我们就是两个办法，一个是叫卫士通知，值班的李银桥什么的打电话叫我们；一个就是打电铃，我们的电铃声音大，但是声音也不能太大，太大就是隔着墙，也会妨碍主席休息。为了能随时到岗，我们几个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叶子龙同志的一家，我们一家，罗秘书一家都住在一个院子里。家里还有很小的小孩呢，都不让他们高声哭喊。我们教育说，哭的声音太大或者时间太长都会把毛爷爷哭醒。那时候，我们的电铃声音比较大，你就是睡着了也不要紧，主席不打电话的，一打电铃就能叫醒我们。我在他身边工作，他最多打过三次电话，他没有那么痛快打电话。我们一般是把他的电话线拔掉。总台打电话叫我们过去，把电话一插上，然后叫我们。总理打电话找主席也很少，总理要找主席通话也是先跟我们打电话。有时候总理就说，他要给主席打电话，咱也不能问“你跟主席说啥呀？”我们就跟主席报告，总理要跟你通话。我就把电话给主席插上，然后他们通完话了，我就再拔了。主要是怕妨碍主席休息，因为他的习惯就是不打电话，就是叫我们请他们来，当面说，不打电话。过了1961年的元旦,高智他们就按毛泽东的计划,到农村去搞调查,了解大跃进、大办食堂的真实情况，为中央决策提供依据。我记得是1961年的1月15日，我们这些下去的同志都穿着下去的衣服，一身棉装,集合起来，我那天晚上本来要叫主席检阅了，看每个人穿的走的样子，一块照张相，然后去河南去了。我们到河南以后，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调查食堂情况到底是怎么样，调查完了以后我就往中央报告。我当时的看法是，食堂在农忙季节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制度是很不妥的。以后又到江西去了一段时间，回来以后，如实汇报。当然，这些问题不光我们来调查，还有中央其他的同志来看。后来，中央就做出决定，食堂制度取消了。下去一年多，高智他们回到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年头较长的同志，都要离开毛泽东去地方上工作了。十年的朝夕相处，在分别的时候，毛泽东透露出挽留之意，曾两次留下高智合影留念，尽管高智想继续留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做事一向从大局出发，他不能徇私情而留下来。………高智离开毛泽东就像是离开自己的父母一样，会写信问候，汇报情况甚至写检讨。当然，他也时不时给毛泽东寄些陕西特产，寄托自己的思念。从1962年回陕西，到1965年再去北京，这中间还写信，写过几次信，寄过几次陕北的小米，中间我也到陆川县工作过。陆川县的苹果是名产嘛，我给主席捎过苹果。我的工作变动，我也给主席写过信。我的学习计划没完成，也给主席写信检讨过。到了地方以后，复杂的环境让高智无所适从，他开始想念毛泽东，想念那段在梦中都挥之不去的中南海生活。开始离开主席的第一年没有想，特别是到了陕西以后，各方面工作不知道咋搞，人也不熟悉，慢慢地就越来越想主席，越来越想，每天晚上做梦都想。有一天我正在搞农业侦察工作的时候，突然叫我回来，我当时就想，一定是主席来了。结果不是，是要把我的工作从研究所调到县外办。我天天盼，月月盼，盼能有机会到北京去。1965年1月份，我终于有机会到北京去了，印尼退出联合国了，我们中国跟印度尼西亚就成了同一战壕的了，我们中国派了一个比较大的代表团。大伙都是搞外事的，一起到印尼去了。我没想出国，人家给我这么个机会叫我去，我是想到北京去。一下火车我就到中南海去了，西门口站岗的还认识我，一见我就叫我进去了。1965年1月，高智终于有机会回到中南海，见到了日夜思念的毛泽东。那次见了主席，是1965年1月13日。我到了，就先见主席。我跟主席的秘书徐业夫到主席的卧室去，他躺在床上，也没有起床。我就坐在床边，跟他谈了一会儿。我主要谈我的工作，他还是说要到陕北走一走。我说，这几年我跑了不少地方，我一直盼着你去，我可以陪你。那天好像是星期六，为什么是星期六呢，那天我就没有离开中南海，一天都在那呆着，到了晚上以后，我还陪着他去参加舞会去了。晚会完了以后，我才到华侨饭店去报到的。那次的分别，高智没有想到竟是他最后一次见毛泽东。回到陕西后，他日日盼月月盼，希望毛泽东能回延安沿黄河走一圈，可是他怎么也没有等来。想着当年与毛泽东的约定，高智先后在延安、洛川等条件艰苦的老区做前站工作。随着年龄的增大，晚年的高智又开始想念起毛泽东来。从当年的壮志少年到现在的白发老人，对毛泽东的热爱在高智身上延续了一生。第一部分访问 韩桂馨 上1947年初，胡宗南率领国民党20万大军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中共中央机关分为前委、后委行动，毛泽东率领几百人的后委机关转战陕北，与国民党军队巧妙周旋。这一年，20岁的李银桥和18岁的韩桂馨被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李银桥担任卫士，韩桂馨是毛泽东的家庭服务员。对于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几乎所有的人都很高兴，而李银桥竟然不愿意，原因何在呢？为什么不同意呢，毛主席就问过这句话。我老伴回答说，我在周副主席那儿工作的时候，提出来希望学习，因为自己文化低，想学习学习再工作。主席说，你在我这工作，我也会放你去学习的，这个顾虑你不要有，你不是因为喜欢周总理那儿，不愿意来我这儿。李银桥忙说，不是不是，就是因为他答应我了，你不放我走，我就着急了。主席说，行，咱们订个君子协定吧，半年我放你走。半年到期了，主席就和李银桥商量怎么办。正在战争环境下，李银桥一看实在走不了，就又续了半年。这一续就是十五年。后来，李银桥发现毛主席很恋旧，穿的衣服旧了也不丢，用的喝水缸旧了也不丢，人用久了也不愿放走。并且主席大事小事都挺讲信用的，具体用人，他完全有权力决定，大家都能理解。就这件事情，因为有这么个特殊情况，以后就不再提半年的约定了。从1947年去主席身边，到1962年离开，前前后后总共十五年。就是在陕北转战的时候，毛泽东也没有忘记帮助李银桥学习。当时，毛主席给李银桥布置了一个任务，写日记。李银桥觉得这个任务很重，自己的文化底子薄，怕是不容易写出来。但由于是主席布置的任务，他必须完成。李银桥在一个本子的封面上写的是“旅行集”，主席说写错了，不是这个“集”，是“旅行记”，记录的“记”，日记的“记”。虽然日记的质量自己都感觉不满意，但是李银桥写完就得交上去。主席说，我给你改改。李银桥写的都是大白话，看到的什么写的什么，既无结构，也无修饰。主席一看就乐了。不过，主席就像老师带学生一样耐心的。他鼓励说，优点是如实反映了自己看到的情况，有什么写什么，不是人为编的，挺好。缺点是写得比较乱。毛主席又说，这样写比华丽的辞藻更受欢迎。你寄回家给父母看看吧，看你的文化有进步了。说完，主席还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毛泽东”。李银桥寄回家之后，全村的人都想看，说是毛主席御批，毛主席批改的作业，看了以后都挺受鼓舞的。主席最后说，学文化，写日记是最好的练习提高。你们经常写，经常记，既能提高文化水平，也能提高写作水平。高小毕业的韩桂馨，1945年到延安参加革命，在卫生部下属的中央幼儿园工作。为什么挑选她到毛泽东身边去呢？我是在李银桥之后到主席那里去的。我记得是在1947年10月调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因为那个时候，天天行军打仗，挺艰苦的。我们这个部队里，有一个最小的战士李讷。李讷那时刚七岁，战争环境里，上学是不可能的。可她又到了上学的年龄，除了生活上需要人照顾，学习上也需要人指导。就是因为这样，我被挑选到主席身边工作。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找我谈的话。他说现在你的工作需要调动一下，跟你谈谈情况，征得你的同意。一听是到主席身边，我满口答应。他说，你去了以后，主要负责照顾李讷，同时教她识字。她与李银桥不同，听说自己要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兴奋不已。我很激动了，我参军的时候十六岁。我家是老解放区，家里参加革命的人员比较多一些。父母告诉我，就说咱们解放区靠了毛泽东主席，托了他老人家的福，就是说他是我们的大救星。你要是参军了以后，看到毛主席了替我们问好，把我们的心情向毛主席汇报，这样一个嘱咐。我小孩有什么说什么，当时就想我参军了，在军队上也看不见毛主席呀，这么想就这么说了。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去毛主席身边的。多少年的心愿都没实现，忽然这一天，傅连暲部长找我谈话了，说我符合他提出来的这个要求。我自己呢，我说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见着大救星了。可第一次，韩桂馨并没见到毛泽东。那个时候，几乎天天要打仗，主席可能随时转移，一家人并不住一个村子。李讷一个小孩子和她的妈妈江青，没有随着主席走，她们住在另一个村子里。我是先见了李讷和江青。我和她们也是第一次见面。我的印象是到了那儿之后，推着大院的门就进去了。当时的印象，江青是一个中年妇女，有三十多岁，正在教一个小女孩唱京剧，唱得非常好。在我听来，江青唱京剧水平挺高的，她唱得好，孩子唱得也挺好。我进去，我说报告。江青就停了下来，和我说已经看过我的档案了。李讷虽小，但挺爽快的，怎么想就怎么说：“阿姨，刚才我妈妈说了，你是新来的阿姨。我爸爸可好了，我可想爸爸了。”这是孩子的话。不久，我们就行军从后方到了主席这儿的前方。这才见到毛主席。见面后，毛主席先问我，你是哪里人，我说我是河北省安平县。他说，好啊，我这里还有一个河北省安平县的李银桥哟。我当时是18岁，离开家也是想家，心想有个老乡多好啊。毛主席说，李银桥过来，李银桥走过来。主席介绍说，你们是老乡，握个手吧。我当时和一个男同志握手，脸红了，挺不好意思的，那时年龄也小，也没见过场面，也没有经验。握个手，就这样认识了李银桥。他那时是卫士组的组长，四个卫士，加上我五个，他就管我们五个人。作为军事战略家的毛泽东，有着常人难以比拟的胆识和气魄。李银桥和韩桂馨从前只是听说过毛泽东用兵如神，到了他身边工作以后，对毛泽东的这种胆识和气魄才有了切身的感受。那时候，敌人穷追不舍，就跟着我们中央机关。空中是飞机，下边是部队。有时候追到前有天险，后有追兵，没地方去的程度。毛主席呢，善于用兵，善于指挥战斗，走到一个要上山的地方，主席说就这么走，写上“毛泽东由此上山”。周副主席和任弼时同志就说了，这样挺危险的，本来敌人正在追，你再说我们在这儿上山了，那敌人发现了我们人少，他们人多，就会失败的。毛主席说，你越这么写，他们就越害怕。韩桂馨除了照顾李讷之外，还常常给毛泽东缝补衣服。毛泽东穿着上的简朴几乎到了苛刻的程度，甚至连洗涮的毛巾也只有一条。毛主席恋旧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他考虑节约。衣服破了，不能穿了，就要我补。不是我不愿意补，我作为军人，发军装，主席作为领袖怎么能领不到新军装呢？我们领导怎么都不给主席领新衣服呢？我一开始不理解，我就去找我们领导。他说，你是新来的，你不知道，主席爱穿旧的，不愿意领新衣服。我说，毛巾一个用来洗脸，一个用来擦脚，也应该是两条，为什么一条毛巾又洗脸又擦脚，多不卫生呀？他给我解释，主席节约惯了。我说，那我找主席说说去，提个建议。我找到主席说，你得有两条毛巾，我们都有两条毛巾，衣服也比你新，你应该再预备一条毛巾。主席说，现在是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我要是再领一条擦脸的毛巾，脚会有意见的。主席这么一说，一下子就把我逗乐了，这是怎么说的呢。我说，你这样不讲卫生。他说，要这么算账，现在的战争生活很艰苦，我多一块毛巾，每个人都多一块毛巾，集中起来就应该给前方战士，叫他们穿好、吃饱，多打胜仗。我节约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毛主席就是这样，从每一件细小的地方教育我们。第一部分访问 韩桂馨 下李银桥和韩桂馨在毛泽东身边相识、相知，最后成为相爱的终身伴侣，毛泽东还是他们的月下老人。不论从工作、学习，还是从生活上说，毛主席都是我们的大恩人。那时候，女同志少男同志多，要想求得一个女朋友是很不容易的。我在女性比较少的单位工作，李银桥二十多岁了，当然也想找个女朋友。我不是说我有多好，主要是少为贵。我这么说话，可能不恰当，但就是这个意思。打个比喻来说，追求女同志的人数远远要超过女性的人数。有的人跟我介绍过很不错的长征干部，只是比我的年龄大太多，我那时还是小青年，不愿意，想着先把学习搞好了再谈恋爱。别人介绍的有长征的老红军，有文化水平高的知识分子，长的也漂亮一些。李银桥看在眼里，心里挺着急的：你看这么多人追，我如果失手了，就得不到她了。我们是老乡，毛主席又说他好，他对毛主席的工作好，我挺爱的就是这一点。说实话，爱他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对工作认真负责。毛主席常表扬他工作认真负责，他对毛主席照顾确实挺周到的，他就是我们的榜样。我心想，找这个男朋友也不错，心里也产生了感情，逐渐发生爱情。虽然窗户纸一捅就破，但是，我们俩谁也不愿捅破这层窗户纸。那么，毛泽东又是怎么做的呢？有一天，李银桥家里来了一封信。父母一直关心儿子的婚事，儿子二十多岁了还没有说下媳妇，在农村就是一个大事了。农村的习惯，早说媳妇早订婚，父母早放心。儿子虽然在外面，老人还是在家里，给李银桥选了个女子。为了打动儿子，父亲在信里把这个女性描写得特别好，把她说得一朵花一样。李银桥收到这样一封信，就挺着急的。他心里已经有人了嘛。家里都给人家说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更害怕让我知道。他想找个人商量啊，他平常就有个习惯，好多事情都要请示主席。这件事情，他又跑去问主席，他说我喜欢的是小韩呀，可家里又给我说了一个媳妇，怎么办呢？他着急得不行，才跟主席说了实话。主席说，那好啊，这封信你叫小韩看看。让小韩帮你写封信，她上过高小，文化程度比较高，看看她表什么态。主席的意思就是让李银桥试探试探我爱不爱他，这样我就不得不表态了，事情就一目了然。李银桥总算醒过闷了，很高兴地找我来了。李银桥说，主席说了，要互相帮助，我这封信你帮助我写吧。你看，家里这个是推掉，还是跟家里的这个女孩结婚，怎么办？我也傻乎乎的，李银桥这么一说，我真的帮他写了，写封信还是可以的嘛，我就帮他写。这封信的意思是说，李银桥在外面有了女朋友，不用父母操心。这封信，李银桥也拿给主席看了，并说小韩表态了，要回绝人家，我们俩好，不知道用什么词说好。主席说，你们自己看着办吧，你们自己定，我是没有意见的。主席把窗户纸捅破了，我们就谈恋爱了，就大胆了一些。我们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大街上就敢谈恋爱，我们在一起都不敢谈。在工作上，我和李银桥搭档，笨得不知道怎么好。这样过去就好了，两个人就敢说话了。不久，李银桥就写了个报告，申请结婚了。那时的婚礼也比较简单，组织同意，管我们的领导，像伍绍祖的爸爸伍云甫和叶子龙等都签字同意了，写的意见都是“十分赞成，比较合适的一对”什么的。结婚就更简单了，那个时候还没进北京城，也没举行什么仪式。等到了北京，主席还关心我们，还想着我们两口子没有举行仪式，就说选个日子补办一下，我来吃你们的喜糖。主席这样说了，可刚进城，住在香山，我们一上来以后举行这个，我们开始不同意。李银桥说，一进城就要建国了，不合适。1949年3月23日，我们跟随主席从西柏坡出发，3月25日到香山，刚安顿下来就举行结婚仪式确实不合适，我们两个都不同意。耽误主席时间是一个方面，主席忙可以不来。但是国家的大事更重要的，不搞仪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拖了一段时间，因为是主席说的要有仪式，我们就在五四青年节那天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就是吃了一桌饭。不像现在要吃几桌几十桌。我们又不发钱，发小米，合不了多少钱。过了几天又照了一次相，结婚就算告一段落。遗憾的是，我们的结婚仪式，主席没来参加。那天他有会，又要接待来访的各界人士，很多事情缠身，过后，我们给他送了喜糖，他也很高兴。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香山，韩桂馨一直照顾李讷。本来到香山后，李讷就该上学了，韩桂馨可以去做别的工作了。可这个时候，毛岸青、李敏他们又从东北到了香山……我们的领导跟我谈再接着工作一段时间，我就留了下来。李敏要比李讷大，也不像外面说的，她不会说中文。她会说，只不过有些慢，生活上基本不要我照顾。主要是毛岸青有病，需要我来帮忙照顾一下。有一次，岸青自己洗衣服，那个时候不像现在的条件这么好，要用盆，用搓板搓洗。他身上的衣服脏了，我看到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我说该洗一洗了，他就脱下来自己洗。我说你看你洗的方法不太好，我帮你洗吧，我能给你洗好，可岸青回答，我爸爸跟我说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叫阿姨给帮忙做。既然主席这么说了，我再去洗也不行。我既感动，也觉得可怜这个孩子。所以，我的印象比较深，难以忘记这个事情。……1962年4月，李银桥和韩桂馨调离了中南海。我们要调走了，主席也同意了。他先跟李银桥说，小韩星期六才回来，星期六的时候，你们都到我办公室来。那个时候，我住校学习。星期六，我们到了中南海的游泳池办公室。主席叫我们在办公室坐一坐，说孩子怎么没来？孩子正在门口等着，我让孩子们也进来和主席合影。要再见了，双方都很激动。可我们不能老激动啊，怕引起主席难过，那就对不起主席了。我们就极力控制自己，分别是很不好受。毛主席还给我们写了一首《长征》诗做纪念：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毛主席的摄影师吕厚民，还为李银桥拍了手拿《长征》诗的照片。离开中南海，我们调到天津市，在那里上班。主席说了，你们走了以后，到地方上去要谦虚，不要骄傲，夹着尾巴做人。主席就像嘱咐孩子一样嘱咐我们，最后一条是，你们经常来看看我，到北京来看我；我到外地去路过天津，我看你们。“文化大革命”后期，主席途经天津，问到李银桥怎么样，“文化大革命”是打倒了，还是立起来了？没人敢不说实话，回答说他被关起来了，他属于打倒对象。主席说，他在我身边工作过，我了解，他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没有别的问题，把他放了，解放他。很快，李银桥就被放了出来，并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当了副主任。孩子上学也不再受刁难，不然子女也得受影响。1963年，韩桂馨、李银桥回北京时，去中南海看望了毛泽东。主席说，河北省发了大水了，你们家里是灾区，我只是帮助你们给你们一千块钱。还分了两个口袋，一个口袋五百。我不知道为什么分两个口袋，也许是怕我们小两口吵架吧。两个口袋李银桥都收起来了。这个事情留下的印象挺深，也是挺感动的。我们也不好意思跟主席要钱，再说也不是困难到那个程度。可主席的脾气我们也知道，就只好收下了。……如今，李银桥和韩桂馨都已是古稀老人，那些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日子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然而，在这两位老人心中，毛泽东的音容笑貌却随着岁月的更替而越发清晰。得知主席去世的消息，他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当时听广播，听到了这个消息，全家人都挺悲痛，挺难过的。我们一定要到北京来，跟他老人家最后告别。我们带着儿女全都来了，我们家四个人都来了，因为不能随便到中南海，我们就住在北京饭店，去参加主席的葬礼活动。当时，我们与主席的家人亲戚一块在第一排。参加完追悼会后，民族饭店来人说，“四人帮”里的人要接待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公开。李银桥很认真，他给我说，“四人帮”要接见我们，我们就跑吧。“四人帮”倒台以后，有的人不了解，说你们到北京参加主席的葬礼，和主席的夫人，就是江青有什么来往，要交代。我们说了实际情况，就算交代完了。第二部分访问 李敏 上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女儿，1936年冬天出生在陕北的保安县（今志丹县）。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看她又瘦又小，说了一句真是个小娇娇，毛泽东就给孩子取了个小名叫娇娇。不久，中共中央进驻延安，中国革命开始进入到一个令人振奋的新阶段。1937年年底，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苏联治病，不想这一去便造成了她与毛泽东的终生分离。1940年，李敏被送往苏联的国际儿童院，在那里她得以和母亲贺子珍，还有两个哥哥：毛岸英、毛岸青团聚。在苏联时，年幼的李敏并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便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毛泽东。国际儿童院里边有一个礼堂，挂着好多个国家的伟人像，其中有朱德的，还有我爸爸的像，我哥哥指着我爸爸的像说这是我们的爸爸，我不相信，我认为他在那里骗我，就说是伟人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时候都不相信。1947年，贺子珍带着李敏回到中国，住在东北的哈尔滨，一年多以后，李敏对自己是毛泽东的女儿还是将信将疑，在母亲的鼓动下，李敏给父亲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问毛泽东，自己到底是不是他的女儿，毛泽东很快用电报发来一封信，电报说：“娇娇，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你是我的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一定长大长高了吧，爹爹想念你，也很喜欢你，欢迎你来，希望你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那时候我想想，想起来也挺高兴的，在东北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他是我爸爸。我哥哥说的是对的，那时候爸爸给我来电报，承认是我爸爸。1949年初夏，李敏回到了毛泽东身边，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说，我家有个会说外国话的洋宝贝，毛泽东还要给他的女儿娇娇取一个正式的名字。爸爸就说娇娇名字是小名，不好这么叫了，要有个学名，就取名叫李敏，爸爸拿字典给我看，字典里边有那个注解。毛泽东借用《论语·里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这句话，给他的女儿们取名为李敏、李讷。希望她们成为少说空话，多做实事的人。毛泽东要求他的子女决不能因为自己的特殊身份而有任何的特殊化，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夹着尾巴做人。从苏联回国的李敏，从前主食习惯是吃面包，和毛泽东一起生活后，刚开始吃米饭有些不习惯，炊事员有时候会给她做些面包，因为这个还受到了父亲的批评。炊事员那时候也做面包，他想改善我们的伙食，不是平常吃，就是早饭的时候吃面包。后来爸爸发现以后，不是批评我一个人，批评江青，批评江青的姐姐，批评我和李讷。我们四个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爸爸就说生活费都要有一定的标准，不能超过那个标准，再加上吃中国饭也是挺好的，不要吃外国饭了。李敏在中学时，许多同学都开始申请入党，她也跃跃欲试。当她把想入党的想法告诉父亲时，毛泽东却给了她一个意外的答复。我自己拿不定主意，就想征求爸爸的意见，看看能不能申请入党，后来我跟爸爸提的时候，爸爸反问我为什么要入党，我说人家都是说鼓励的话，你倒问我。后来爸爸说，我是党的主席，所以就要这么问，这也就是关心嘛。我就说为了共产主义事业，后来就答不出来了。以后爸爸让我去听他的报告，在七千人的党代表大会上，让我去听他的报告。那时候我说我不是党员，爸爸说我叫你去，后来我就去了。第二部分访问 李敏 下在工作学习和生活方面，毛泽东对子女的要求是很严的，但对子女的婚事，却主张恋爱自由，李敏上大学后，遇到了自己的小学同学孔令华，不久两个人便产生了感情。孔令华的父亲孔从洲，是解放军炮兵的副司令员。而当时对有关孔令华家里的情况，李敏却不太了解。毛泽东知道后向李敏详细询问了这些情况。爸爸就问了，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父亲是谁，做什么的。我答不上来，爸爸就批评我。他说你谈恋爱，都不知道人家的父亲是谁，你怎么谈恋爱。我就说，我又不是跟他父亲谈恋爱，我们都是八一小学的同学，都是干部子弟，我想他爸爸也是个干部，所以我就没打听他爸爸做什么。爸爸就说，你得问清楚以后再谈。后来我就问了孔令华，问他父亲的情况，孔令华把他父亲介绍了。我就跟爸爸讲了，爸爸说，那我认识，挺好的。1959年8月，在毛泽东的亲自主持下，孔令华和李敏举行了婚礼。 那一天，毛泽东非常高兴，平常不大喝酒的毛泽东，在婚宴上与来宾频频举杯，并与他们合影留念。李敏和孔令华结婚后，就住在中南海毛泽东的身边。贺子珍一直住在上海，毛泽东经常让李敏代自己去看望贺子珍，对于曾经与自己患难与共的贺子珍，毛泽东始终难以释怀。有时候提到离婚的事，爸爸也承认自己有百分之五十的错。妈妈不讲，妈妈从不提这些离婚的事啊什么的，感情的事她很少提。爸爸送过她一个手绢，绸子手绢，妈妈就给爸爸捎了一些南方菜，蔬菜，说我爸爸喜欢吃菜。妈妈老是每一年弄一个蒲包，就是芦苇编的那种包，这么大一包的蔬菜，爸爸看了以后，就点点头，问我妈妈身体怎么样，问我舅舅，问妈妈家里的亲戚。1963年，李敏和孔令华搬出了中南海，过上了独立的小家庭生活。离开中南海之后，李敏见父亲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少。头两年的时候还能看，后来在“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就不让我进去了。有一次我到大门口也不让进去，我通过汪东兴进去了。看见爸爸，爸爸说你怎么不常来看我，我说门槛高了，不好进了。他就叹气。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李敏去中南海看望过父亲两次。最后的一次，毛泽东身体已经极其衰弱，一般人已经听不懂他的语言了。爸爸问我多大岁数了，我说我39岁了，他说不对，你38岁。后来他就做了一个手势（拇指和食指合在一起做了个圆圈），我不懂就问了张玉凤，我说爸爸这是什么意思，张玉凤没有给我解释，我就没回答，我没听懂。对于这个手势的意思，后来人们有种种猜测，有一种说法是，这个圆圈表示桂圆，而贺子珍当年的小名就叫桂圆，那就是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毛泽东还在惦念着贺子珍。至于这个手势的真正含义，也许永远是个谜了。爸爸刚去世那些年，我每个月去一次，以后就半年一次。再后来我就一年去一次，去两次，以后我把脚崴了，发高烧，我就没去了。一直到这几年，又去了，每年去两次。现在好一点了，不像刚开始，刚开始做梦都梦见。第二部分访问 李讷 上1毛泽东和李讷李讷是毛泽东最小的女儿，人们常说父母最疼是小儿，作为领袖的毛泽东也充满常人的情怀，非常喜欢自己的这个“老姑娘”，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李讷是唯一一位在父母身边度过完整童年的孩子。延安的保育院、儿童院当时是非常有名的，可为了李讷能陪在父母身边，毛泽东没有把她送进去。1947年10月，李讷7岁，到了上学的年龄。这时候，毛泽东已经到了西柏坡，由于战争的影响，小学很不正规，高小毕业的韩桂馨，作为家庭保育员来到了毛泽东身边，主要负责李讷的读书识字。韩桂馨来的那天，李讷向父亲保证：“好好学习，不淘气……”毛泽东笑着说：“好好学习是对的，这个不淘气还可以商量。乱淘气不行，有点小淘气还是可以的。孩子淘气是聪明健康的一种表现……”当时在延安的时候，我不到入学年龄。再说呢，我父亲身边也需要有一个孩子。我的哥哥姐姐都在苏联，他身边一个孩子都没有，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孩子在身边，活跃家庭的气氛。所以我没有进过保育院，托儿所都没有进过。1947年初，我才6岁多嘛，也没有到入学年龄，就跟着一起撤出延安行军。开始还跟着嘛，还跟着我父亲，过封锁线我睡得什么都不知道了。战士背着我，都很紧急的，把那个马鞍子，就是马的前后弄一个铁架子，把我拿绳子捆在那个铁架子上。小孩不会骑马，就这样撤出的延安。开始还跟着，后来因为转战陕北，战争环境很艰苦呀，我们不能再跟着去，就都撤到陕西河东，原来的120师的兴县吧，就是邓妈妈，叶帅，中央直属大队，由他们负责，我们都搬到那去了，走了一段，实在不行，所有的家属都撤回去了。毛泽东的工作十分繁重，常常废寝忘食。如何能让他多休息，是让身边工作人员犯愁的一道难题。活泼的小李讷，常常会成为工作人员动员毛泽东休息的一个法宝。毛泽东一见李讷，往往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逗李讷玩一会儿或者出门散步。两人常常像玩游戏似的，父亲叫女儿大娃娃，女儿叫父亲小爸爸。说实在的，这个发言权应该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我那时候小，记不得很多了，只记得父亲很忙，让他休息，他也放不下手中的工作。很小的时候，我的任务就是让他休息，他太累的时候工作人员就把我推进去，我倒成了工作人员动员爸爸休息的一个法宝。爸爸一见我，往往会放下手头的工作，逗我玩一会儿或者出门一起散步。我记得我最早学说话，有一句话就是“爸爸散步去”。我父亲进城的时候还说呢，你小的时候就会说爸爸散步去。我们之间还有一个别人不知道的小秘密，父亲常常叫我大娃娃，我则叫父亲小爸爸。我很小啊，就是一两岁，两三岁，就只能拽着他的一个手指头，拉着他散步，就有这个印象，别的那些工作什么的，不太记得了。十月金秋，正是收获的季节。蜿蜒的山岭上，重重叠叠地披挂着密密麻麻的果实，漫山遍野的金黄色；村旁和路边的果树，喷散着一股股清香；一片接一片的梯田，从低垂的河谷铺向高峻的山顶；微风过处，茂密的谷子掀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就在这个小山村里一座用土墙围成的小院里，有几棵柿子树，几个幸存的大柿子高高地挂在枝头上，在阳光的照射下越发显得诱人。李讷和她的小伙伴们正眼巴巴地望着树上那几个幸存的柿子。她们四处寻找着“武器”。李讷拾起一块碎瓦片，瞄准那个最大的，猛地投了上去。燕燕和二娃（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的女儿）也跟着，用碎瓦片和土坷垃向柿子树投去。一时间柿子树哗哗作响，有的瓦片落在平顶房上，三个孩子开心地笑着，投得更起劲了。“哎哎！快回来！” 韩桂馨用温和的声音制止着三个顽皮的孩子。她轻手轻脚地将三个孩子领出院子，小声责备道：“你们哪，真是无法无天，毛主席正在睡觉呢！”像这类淘气的事可能会有，七八岁的年纪玩起来有时候很疯。在别人看来好玩，可能有印象，在自己根本记不住。但她一说爸爸正在睡觉呢，我们这么做影响爸爸休息，我就能马上改正。毛泽东是一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不仅是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且其他领导同志都关心他的健康。大人们对毛泽东的关心，使小李讷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大人也劝，让我过去，让他休息。以后小孩慢慢也懂了，就让爸爸休息，就是到一定的时间，让父亲转移转移吧。我要一去了，他喜欢孩子嘛，他就不由自主地跟孩子玩儿什么的。这样他就可以转移转移，这样我就可以说“爸爸散步去”。我就拉着他的手，很小的时候，我这样拉着他的一个手指头。以后我逐渐长大了，然后拉着他的两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的三个手指头，然后拉着他的整个手，就是这样慢慢长大的。父亲大手的温暖，怎么说呢，至今回忆起来仍然是那么幸福。散步的时候，父亲的微笑很慈祥，而且非常慈祥。我很想念他，他是我的好爸爸。虽然那时的战争环境很严酷，但从延安、西柏坡到香山，父女手拉手散步的情景，还是无比温馨。回想起来，和父亲一起散步真是享受。他有时候散步的时候就教我念诗，我稍微大一些嘛。他都教我读诗，“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天上下小雨了，鱼儿都出来了，就说这是细雨鱼儿出 。这不是杜甫的诗嘛。然后风刮过来了，燕子在飞，然后就是微风燕子斜。就慢慢地教小孩，潜移默化的吧，在一边玩的过程当中教我读些。我在十岁以前没上过学，都是在家里父母和工作人员教的。工作累了，毛泽东也会主动出来活动活动。看到李讷和她的小伙伴儿们在玩，毛泽东会袒露出他尚未泯灭的童心。第二部分访问 李讷 上2父亲对小孩的事情很感兴趣。我们在这里自己盖个小房子什么的，他进来帮着我一起盖，这少一个窗户，他又帮我们搞一个窗户，说这家人还没有水呢，他就把那积了一潭水，用沟把水引进来，也是玩得两手都是泥。他很投入的，因为有小孩嘛！毛泽东所说的休息多半是指漫步，是否还有别的活动方式呢？具体我说不出什么来，就是他有时候扭腰啊，背着手走啊。反正我们小孩淘气嘛，就在他后面跟一串，不是我一个人，叶艳呀，叶丽亚，一嘟噜地在他后面跟着学样。他对孩子非常慈祥，不在乎这些。毛泽东还有一种休息脑子的方式，或者说娱乐方式，那就是听京剧。李讷小时候，经常和父亲一起听京剧。因为我父亲喜欢听京剧，有一个留声机，有唱片，家里头就经常放这个唱片。在京剧院，那个时候常演戏嘛，就是延安平剧团。我可能刚能抱出去的时候，就抱着去看戏。我也不懂，反正就在京剧的锣鼓声音里，在那种环境里长大的。我小的时候，我记得一两岁吧，爸爸抱我去看戏。小孩本来晚上应该睡觉，她不睡，她就非要问，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如果要是好人，她就放心了，她就睡觉了。如果要是坏人，她不睡，她要等着看，把这个坏人制服了，这才放心。所以父亲说，你看连这么小的孩子她都要分清好坏。这都是以后进城，我们大了以后父亲说起的。在京剧的锣鼓声中长大的李讷也开始学唱京剧。说让小孩你唱一段，那可能有的。我常哼哼京剧，因为母亲她是专门搞这个的，所以这方面的气氛还是比较浓的。毛泽东也能唱，但主要以哼唱板眼为主。他喜欢哪些唱段呢？那我就记不太清了，恐怕是空城计吧，他比较喜欢谭派。在延安的时候，因为受到国民党的经济封锁，生活很艰苦，大家常常吃不上米和面。很长一段时间，干部战士的主食只有黑豆。李讷也不例外，总是和大人们一样在大食堂吃黑豆。我也没觉得很艰苦，就觉得特别高兴，能跟大人一块打饭，吃黑豆什么的。因为当时的情绪是很高涨的，一点也没有说黑豆不好吃啊，胃受委屈，一点没有那个感觉。自己拿着小碗，排着队去打饭，觉得还是挺好的。我说不出有什么不好的，有的小孩可能是不理解，说牙齿会变黑。我好像跟父亲说过这个，他说了绝对不会的，吃黑豆对身体好。父亲这么说，我就高兴，还把这话告诉了小朋友。因为在延安的时候也没有吃过什么特别不好的，也就是小米饭、山药蛋，我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不好的。那个时候大家的情绪都是非常好的，非常愉快。能够为前方多分担一些困难，自己多吃一些苦，我觉得我很高兴，因为大人高兴小孩也一样啊，没有觉得特别不好。新中国成立后，李讷在北京正式开始上学。可为什么一段时间，她在家长一栏中，没有填写毛泽东的名字呢？最开始填，家长是填的工作人员的名字。但这个事情也不能长，逐渐地就改了。我是谁的孩子，育英小学可能是知道的，因为育英本来就是中直的小学，所以不可能不知道，最早的校长是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嘛，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但是我填的籍贯，还是填的延安。我本来应该是湖南嘛，应该是湘潭嘛。但是我填的是延安，我自己认为我是延安出生的。但是大了，到了高中了，就比较正规了，该怎么填就怎么填。李讷刚上小学时，因为学校离中南海比较远，工作人员就用小轿车接送她。毛泽东知道后，同不同意这样做呢？我们上小学住校，就是育英小学，一个礼拜能回一次家。跟大家一样，开始用小车接，后来爸爸不同意，说不能搞这样的特殊化，后来就派大一点的面包车，能装十几二十来个小孩的，就一次接送中南海的小孩。中南海的小孩都坐这一辆车回来，不用小车接送了。1960年前后，李讷已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正赶上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出现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加上要还苏联的债务，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老百姓普遍吃不饱饭。毛泽东忧心如焚，他带头减少了自己的粮食定量。而且很长时间不吃肉，不吃鸡蛋。只有李讷放假回家的时候，毛泽东才让厨房弄点好吃的，给她打打牙祭。我们小学中学一直是在家里吃的，到大学以后，父亲就让我到食堂大灶去吃饭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吃过家里的饭了，都在食堂吃。三年困难时期，父亲和大家一起同甘共苦，自己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就是吃青菜，有好长时间腿肿得按下去都是很深的坑。因为我们住校，不是很清楚，了解得不是很详细，所以我回到家里偶尔吃一顿饭就不顾一切地狼吞虎咽，以为他们吃得挺好的，不了解。有的工作人员还伤心地抹泪。所以，后来我非常难过，我当时太不懂事，已经是二十几岁的人了，应该体贴老人嘛，结果我自己狼吞虎咽的。我不了解情况，他也一直不说，一直只吃青菜，自己的定量很低。我想他内心也是很难过的，只是他不说，这是他一个很大的特点，他只是做，不说。子女也是慢慢才知道，慢慢才明白。毛泽东虽然当时不说，但事后他还是从侧面了解学生的粮食供应情况。通过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子女，毛泽东希望能得到实实在在的情况。他问哪，这是他最好的调查方法，我就如实向他汇报了，因为大家都要替国家分担嘛，我说定量二十一斤，他听了也没有说什么。后来我说组织上决定，因为我们是学生，我们还在长身体，决定还是二十七斤，每天不到一斤。他听了以后，点点头，嗯，这个定量差不多，在井冈山的时候还吃不到这个定量呢，也一样打仗。二十七斤的定量比较合适。后来我们就是按二十七斤来的。实际上，我吃得比这要多，因为我是运动员，我是学校游泳队的运动员，运动员的定量要保证呀，每天都要练习，5月份就要下水，9月1日上水，你想想，每天几千米地游，没有定量能行吗？我们就一般都是三十斤，三十一斤，三十二斤，我觉得还挺好的。第二部分访问 李讷 下1毛泽东和女儿们李讷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亲毛泽东一起游泳。可毛泽东怎么会要求她不用救生圈呢？因为他自己就不用救生圈。落潮的时候，在北戴河一游就游出去好远，他游得比较慢，但是他不用救生圈。你可以仰游啊，比如说你累了，你就可以仰游休息。他这样做，一个是他对自己孩子的水性还是了解的，再一个他也是有意识锻炼我们。坚持还是能坚持下来的。他自己就是那么做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你比如说来了台风了，白浪滔天，他让我们都跳下去，首先他自己第一个跳下去，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那当然了，坚决跳下去。那浪根本下不去，浪打到人身上，总是把人打到岸上，进不去，费好半天才能钻进去，他自己就是这样做，所以我们觉得这种言传身教，主要是身教很重要。毛主席很小的年纪就学会了游泳，并把游泳当作锻炼意志的好方法。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像他那样勇敢地与大自然相搏斗，跟得上他的身影。我们理解他的心情，跟得上也得跟，跟不上也得跟。你只要努力，一定跟得上。他不让用救生圈，他也是有道理。他不是蛮干，他一定是对你的水性有了解，而且他对北戴河的水情也了解，这样的话，他自己带头，而且还有战士，这没有问题的。那个浪你不过去，你不知道，你看着它，白浪滔天，很厉害，但是你不进去你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穿过这两个浪之间，正好是一个谷底，你就正好可以出来呼吸。第二个浪来了，你就又可以钻进去，然后又是一个谷底，又可以出来呼吸。它是可以掌握的，是有规律的。如果你不过去的话，你看着白浪滔天，可怕得不得了，进去以后，你摸到它的规律，你还是可以生存，可以存在的，有一定的自由。李讷从小就有和父亲进行思想交流的习惯。上大学后，李讷的思想有什么变化呢？父亲对子女还是很关心的，希望我们能够在政治上、思想上、学业上都能健康成长。我1959年入大学，1960年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时候，我病了，病得挺厉害的，也是不得不休学。就是缺少营养，浮肿，闭经，很长时间，完全不能睡觉，就休学一年，又复学，复学以后身体还是不是太好，有一段因为有病，精神不是很好。三年自然灾害也很快过去了，国家的经济又开始恢复，虽然说是困难，但是大家的精神头还是挺足的，很愉快的。我自己在大学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以前在实验中学，是个女校，而且干部子弟很集中，就是我的同学，可以说还是在那个圈子里面，到了大学就不一样了，都是一些普通群众的子弟，工人、农民子弟特别多，干部子弟很少，这对我帮助很大。因为父亲再严格要求，再要求你不要特殊化，不要自以为是，不要骄傲，但毕竟身上还是有这些东西。你一碰到这么多的群众，说实在的，对自己的触动是很大的，从思想上发生剧烈的变化，就是我要改变，不能像以前那样的，老是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高明，很看不起人，觉得不应该这样的。思想经过很剧烈的变化，特别是学雷锋，对我触动很大，我就觉得一定要改变自己，一定要变成一个普通的，跟大家一样的，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健康的一个人，和大家打成一片，真正在政治上能够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成绩能够好，在各方面能够全面发展的。我觉得思想上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我在这期间有一段信跟他写得少一点，自己在那想事呢，觉得自己不行；比别的同学差，觉得自己的那些弱点，反正觉得自己要改。《庄子》一书中，有一篇著名的寓言叫《秋水》。记述了自高自大的河伯和虚怀若谷的北海神之间的对话。河伯在对话中，意识到了自己的狭隘和浅薄。李讷在读了《庄子·秋水篇》后，思想上很有触动。她给父亲写信都写了什么呢？《庄子·秋水篇》实际上是我们大学的课程。学了这个我一想，我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觉得应该改变，彻底地改变这一切，跟上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后来就想通了，就给他写了信。他很高兴，他给我回信，叫我要读“浅近书”，我以前就是那么大的厚本子，一本子一本子地读，他说你应该由浅到深，慢慢积累，而且是应该合群，要跟大家打成一片，要开朗。经过这个以后，我开始在思想上觉得父亲说得真是对，我要按他的教导做，精神上也比较开朗了，和大家还处得很好。我觉得父亲对我的鼓励是最好的鞭策，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但是真正触动我是在大学这一段。从小他严格要求我们，以及到了最后，到了大学给我反复来信。后来我们写了几次信，交流，父亲觉得比较欣慰，我也感到很高兴，能够得到父亲的鼓励那太高兴了。毛泽东在写给女儿的信中，鼓励她最多的是什么呢？我一个是身体情况不是太好，再一个就是想这些事情，觉得要好好地改变自己，就是世界观要根本地改变。真正触及我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前后可能有十来封信吧，现在都在档案馆了，我这没有，他都是鼓励我的。特别是我身体不好，几乎每个学期都要生病，在我生病期间，他给我写信鼓励是最多的。他鼓励我，要有意志，要有毅力，他对我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为人一定要立志，要有志气 ，要有毅力。他在信中还写了一些古人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好多这方面的，比如曹操的很多诗：“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像这些很多的诗词，我觉得是他对我的严加管教吧，我很感谢他。第二部分访问 李讷 下2毛泽东的教育方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李讷有着深刻的记忆。他是很平易，也很民主，你可以随便地讲，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但是真正的大方针你必须听他的。你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是顶撞，就是孩子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没有那样的教育，没有那样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今天这样的心态。不可能。随意的日常生活，也有让李讷不随意的地方，她必须小心翼翼。反正我们在家里很随便，并不像人们讲的那样，主席也是父亲，我们也是子女，就跟你们家里的父母一样的，在家里很随便，很随意。只是有一点不随意，就是他一睡觉我们都得踮着脚尖走路，我们都已经养成习惯了，不能出一点声音，都是小心翼翼的，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别的。在中南海，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安静，讨厌人家打扰。他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去打扰，这哪能去？而且也不要喧哗，但是实在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会去给他捣点乱，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但这种情况，比在延安、西柏坡时，要少。我不是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我非缠着他让他给我画画。他好像是画了一个大白菜，我现在不太记得了，那个画现在也没有了。就是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去打扰打扰他。毛泽东并不喜欢过生日，李讷会给父亲送生日礼物吗？父亲过生日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不怎么过生日，他经常外出，生日经常不在家里。我们只能是在他的生日的时候表示一点自己的心意呀，画点画呀，做个什么小工艺品呀，表示一下心意。好像没有大家在一起吃饭什么的，这种情况记忆不深，基本上好像很少，有我也想不起来了。记得我十五岁时给他做过生日贺卡，就像现在的小孩叠纸星星、小纸鹤什么的，那个时候时兴那样做。我们那时都有手工课，学刺绣，不是都有丝线嘛，我就拿丝线把纸缠上，然后写几句自己心里的话，很简单，中学生也没钱，就表示这个心意，他就很高兴了，不需要太多的什么了，就是表达心情，我爱他，我希望他好。他过生日了，我作为他的女儿，把自己要表达的心意表达出来。东西虽小，但是个心意，自己亲手做的。我还画了画，写了一个寿字，附了一封信给他，我不是当面交给他的，因为当时他在睡觉，我好像是请卫士放到他办公桌上的。…………李讷的姐姐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后，毛泽东想念李敏的时候，就让李讷代他前去看望。姐姐搬出去自己住，爸爸起初不知道，姐姐以为爸爸知道，心里面结着疙瘩。爸爸想起姐姐，就让我代他前去看望。姐姐在大学，我去看过她，她那个时候做实验，她学化学的嘛，硫酸烧得腿上裤子上都是洞。当时，我去看过她，以后又看过她几次。我们姐妹是挺好的。她住在兵马司，后来又搬到景山后街。至少有两到三次是父亲正式叫我去看她。我就执行嘛，坚决执行，就按父亲的意思去看。毛泽东不仅注重培养儿女间的亲情，而且利用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渊博学识，并针对孩子的心理特点，亲自为他们选择必读书目。李讷后来选择读北大历史系，与毛泽东的熏陶不无关系。毛泽东当年编的教材是什么样子，如果能留下来说不定会畅销呢。他让我们先读《水浒》，因为《水浒》好读，故事也比较引人入胜，然后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诗词，反正都是他给我们选的，从各种诗词集里选的，订成好几本。打印成册，每个孩子一套。包括我的表哥，我的堂弟，人手一份。这个可能别人不保存了，反正我是没有了。经过了这么多的折腾，你看现在我的信也没有，照片也没有，都没有了。那个很珍贵的，铅印的。但是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一般，喜欢的就背，就感兴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和图书馆的老师最好，到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关系更好了，因为我喜欢看书，所以看得多一点，背得也多，他一看你感兴趣，背得也多，他本人就喜欢了。喜欢就谈的多一点，逐渐逐渐地给你的也就多一点，我也去问，还有什么，他就都给你，这样逐渐逐渐就开始吃偏饭了。因为他喜欢文史，周围又没有人跟他交流。我喜欢，所以他就给我讲。比如说大观楼的那个对联，他说，你明天就给我背出来。结果到第二天，一直到下午我要回学校了，他还没起来，等下个礼拜我就问他，你还记得让我背吗？他说，哦，那你就背吧，我就背了一遍。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越喜欢他就越给你，就越有共同语言。我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文科，但一开始的时候，母亲叫我学理科。我喜欢文史，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别选文了，我已经填了理科的表。他问我怎么想，我说我不愿意，我还是不能学理工科。父亲说，那你自己定，可以嘛，我又转过来学文科。然后就考试了。…………毛泽东到了晚年，孩子们大多不在身边，父女间的亲情是怎样体现的呢？这个我就很难说了，他的境界，不是我们能揣测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人的心灵就像那高山之巅，那里终年狂风大作，云雾满天，可是呼吸却是异常的顺畅。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比较好。人都是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有痛苦，有欢乐，这都是很正常的。说实在的，他严格要求我们，就是他对我们感情的表现。他若不是真正地爱我们，希望我们真正走上社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不会那么严格要求我们的。这就是爱，我觉得这个严就是爱。他也像普通父亲一样的，跟我们在一起时很随意，很愉快，他也很喜欢孩子们的随意。没有什么拘束，就跟你家一样，你家什么样，在父母面前什么样子，一样的。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毛泽东对子女的一贯要求。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是毛泽东的最大希望。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李讷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如今她的生活宁静而又淡泊。身为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呢？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对我们的希望也是很大的，他不希望我们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不是的。他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他的意思就是干部子弟有先天的缺点，你要克服它，不要纵容它，不要骄娇二气，自以为是。他自己就是很简朴的，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的卫生间里的洗涤用品就是一块肥皂，就是固本牌的老肥皂，就那一个，别的什么都没有。他衣服上的补丁那么多，他不用说，你自己自然而然就那样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就是要勤俭，朴素，要求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靠自己的能力学习，为国家做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和大家一样的。他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没有对我那样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这样的今天。他的那种严格，他的那种言传身教，他不是说教，他就是那么做的，我非常感谢他。毛泽东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遗产，李讷心里有没有委屈和遗憾呢？我觉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比什么都可贵。我觉得我学得还太少，只是皮毛。我的孩子自己就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自己单过，他也心理不平衡，但是应该走上社会，自己挣饭吃，这个也做不到的话，你就是不合格。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做，除了这个我别的不想。我只要努力做到这一点，父亲说过，只要你们做到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就满意了。第三部分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上侯波、徐肖冰夫妇是著名的摄影家，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为毛主席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传世照片。那么，第一次为主席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呢？徐肖冰：我知道毛主席，是在国民党画的一幅宣传画上。宣传画上的毛泽东龇牙咧嘴，像个魔鬼。那是1935年，我17岁，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做摄影助理。就在两年之后，我亲眼见到了宣传画中描述的那个毛泽东。1937年，抗战时期，我随我的老师吴印咸在太原的西北电影制片厂。不久，我参加了八路军，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暂时拍不了电影，只能拍些照片。后来，大概是11月吧，我就被送到了延安，成为八路军后方政治宣传部的一名摄影干事。1937年11月的一天，组织上对我说，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拍摄，具体情况到延安飞机场就知道了。我赶到飞机场时，人还很少。等了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肖劲光等都到机场来了。飞机一到，我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下来很多人。原来是苏联派专机把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送回延安，陈云也从新疆上了这架飞机，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那时，我刚到延安不久，很多人我也不熟悉，只好想办法让主席的镜头多一点。主席看到我拿着照相机比画来比画去，就招呼大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然后，几位领导人很自然地站在一起。我那时候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装置，也没有广角镜。我只好退得远一些，以主席为中心拍摄。因为不熟悉这些人，我险些把站在边上的王明放在镜头外面。刚拍完一张，突然有个外国人把我拉到旁边，问：“你是哪里来的？”我虽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但还是回答说：“我是后方政治科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但这人仍然一脸疑问，仿佛我不说清楚就不能拍摄似的。还好，一旁有人认识我，向他证明了我的身份。后来，我才知道这人叫马海德，是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大夫。被他这么一搅和，拍照的机会错过了，因此，没能多拍几个镜头。当我与马海德熟悉之后，就总拿这事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时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怀疑我，这事该你管吗？”每一次，都逗得马海德哈哈大笑。那么，徐肖冰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呢？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四大队作《论持久战》的报告。我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就带着相机，准备给主席多拍几张照片，可是听讲的人很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根本找不到位置，更看不见主席。没办法，我围着房子绕了一个圈，找了好几个角度，希望既能拍到主席，又能把听众也拍进去。拿着相机选来选去，最后，我只好站到边上，主席的侧面没有听众，那我就到侧面嘛，同时可以将听众纳入镜头。这幅照片，是我到延安后比较近距离拍摄主席的第一张照片。可等到这张照片公开发表，已经是三十年之后的1968年了。摄影界的人士评价说，拍摄领袖人物敢于从侧面取景，而且把听众的反衬也带上了，主席的形象几乎占满了画面，瞬间抓得好，表现的动作也很生动。所以这张照片，被选入纪念主席的各种画册，一发再发。不过，从当时来讲，我没有其他的条件来拍主席正面的照片。如果能拍到正面的照片，我还是会拍主席的正面的。……徐肖冰拍的一张照片，怎么会有两个版本呢？我拍摄过许多有关主席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还有着特殊的经历。这张照片就是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我拍的毛主席与朱老总的合影。朱老总当时是八路军总司令，头上戴着的是国民党军帽。但有一段时期，这张照片在发表的时候被修去了帽徽。所以，这幅照片就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1988年，日本邀请我们夫妇去日本举办摄影展览，展出的就是原版照片。《朝日新闻》特地就此发表文章，称赞我们党尊重历史的原貌。我觉得，照片记录的就是历史，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无法改变。徐肖冰曾在一张发虚的照片里，与毛泽东合过影。1949年3月25日，我们几个人一起出发，去西苑机场拍摄欢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以及民主党派进京的场面。机场上已经有不少人，打着旗子，扯着标语，有“热烈欢迎毛主席”等。等了很长时间，我们总算看到一排苏联产的吉普车朝西苑机场开过来。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同志、朱德总司令、任弼时同志坐在车上不断向人群挥手。车停下来后，主席他们从车上下来，与前来迎接的人们一一握手。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地拍摄，三脚架不时地被挤歪。这时，我耳旁突然响起毛主席的声音：“徐肖冰，你也来啦？”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自从1945年在延安杨家岭告别主席，已经有4年了，主席记忆力居然那么好，开口便能叫出我的名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主席就把我介绍给周围的民主党派的代表，并说：“这是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摄影师，是吃延安的小米稀饭长大的。”他口气里的自豪，一直激励着我。主席正在和我说话的时候，几位同行就过来了，他们想与主席一起合影，主席欣然同意了。这张照片冲出来后，我发现有点虚。可能是拍摄的同志心情激动，光圈没有调好，也可能是拍摄时手有抖动。徐肖冰、侯波夫妇第一次和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很长时间却不愿意挂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徐肖冰：那天，我都没有想到，到香山会和主席照个合影什么的，脑子里没想这回事。主席的秘书叶子龙通知说，有照片要拍，我就跟侯波说我们一起去吧。 　　侯波：在延安的时候，我都是在学校里面，开大会离主席很远，从来没有像和他一起拍照这么近，那是我第一次离主席那么近。主席把客人送走了以后，就叫我们过去，在他住的双清别墅的院子里面有一个亭子，主席说你们来一块跟我坐一坐。第三部分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中徐肖冰：后来，我们就坐在亭子边上说起来了，主席问侯波问得比较多一点。侯波：主席就问我，你的家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山西人。他说山西什么地方，我说解县，他说关云长是你的老乡。你们那里不错，陈赓同志在你们那里打了几个漂亮仗。他又问我你到延安做什么？我说我十四岁的时候到延安，很小，组织上送我去上学。主席说：“哦，你是吃陕北小米长大的，你要好好为人民服务。”好好为人民服务，主席的这句话一直牢牢记在我心上。后来，我们就跟主席一起照相，有很多工作人员跟主席照相，我取好三个景致，主席就跟我们照相了。照相的时候，我们请主席站在中间，主席就说了，今天呢，你是代表半边天，你站在中间。我就站在中间照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我拿回去以后，长时间没有挂过。因为我在主席那儿工作，我怕大家看了以后，说我要显示自己，我不愿意叫人家说闲话，我就把它收起来。另外就是那次照相了以后，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我站在中间主席站在边上，这张像挂出来后，好多人就说我了，我总是要解释一遍当时的情况，所以就不愿意挂了。1949年6月，侯波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身边的第一位摄影师。当时，侯波是北平电影制片厂的照像科科长，到了中南海以后，仍是摄影科科长，其实这个科只有她一个人。时间久了，毛泽东问：“你怎么叫个‘侯科长’？不要当那个‘长’。”从1949年到1961年这12年的时间里，她用镜头记录了毛泽东工作和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么，侯波最满意的照片又是哪一张呢？侯波：说实话，很多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你最满意的照片是哪张？”“你最得意的照片是哪张？”“你最喜欢的照片是哪张？”我觉着都是一个意思，我的回答就是：开国大典那一张。去年我们两个带着照片去法国，以“伟人毛泽东”为主题展出。法国记者采访我的时候，就问过我同样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开国大典。这是我一贯的回答，因为这张照片记录下的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而且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事件。中国在此之前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国际上没有地位。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人民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中国人民解放了。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经典时刻，是永载史册的大事，我的镜头能记录下这个时刻，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大事。这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但是因为拍摄角度的关系，又没有广角镜，离得近，拍摄技术不是很好。如果像现在有广角镜，有升降机，肯定会拍得更好。庆幸的是，这张见证新中国光辉历史的照片，不是谁想拍就能拍得到的。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我都有一种自豪感，是历史给了我这样的机会，是党和人民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它虽然有遗憾，但意义很深远。当时，为了安全，允许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记者很少。如果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摄影师中唯一的女性。周总理带着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左侧上来时，我就开拍了，一边拍一边往后退，拍完一卷就赶紧换卷，生怕多耽搁时间，漏过什么重要镜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场面，天安门那么多人，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那天主席讲话那段是最重要的，我的任务也在那里，一定要把这个照下来。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毛主席讲话了。毛主席他们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很近，我想拍到他们的正面，就得把身体尽可能地往外伸，要把更多的大人物拍进去，背景要宏大庄严，身体就要伸到护栏外面。在开国典礼主持人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毛主席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的时候，我的快门立即按了下去。就在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点掉下去了，幸亏旁边有人拉着我的衣服。我还以为是工作人员，起来一看是总理。细心的人一定能看出来，这张照片里没有总理。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代领导人，他们对我们的身教言教，真是没法比，我想起这些来总是很心酸。总理说要小心要小心，我心里非常激动，总理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细心的人。那天我要是真的掉下去了的话，就出大丑了。我老记着这个事。后来，再上天安门，我们抢镜头的时候，陈云、彭老总都说小心小心啊，掉下去就吃不了饭了啊。首长们都很关心我们，所以工作起来就什么也不顾了。侯波、徐肖冰给毛泽东拍摄的照片多达一千多张。在这些照片中，毛泽东又喜欢哪一张呢？侯波：1954年12月在杭州刘庄，正赶上主席的生日。为祝贺主席的生日，我们一起吃了面条。主席没有吃，他刚起床，在外面走。那天杭州下了雪，这可是多年不遇的景象，而且下的是鹅毛大雪。第二天，天晴了，南方的雪化得很快。主席要坐车到一个地方去看一看，途中，主席下来坐在了稻田边上。雪后的早晨，天气寒冷，大家就催主席赶快上车去，怕他感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拍了一张照片。因为这个照片后面没有背景，浙江有好多村子，都说是在他们那儿，我也不知道确切是哪的。有人说主席是去访问农家，那也不可能，因为稻田里的雪都在化了，去不了，下雪也没有人出来。侯波作为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几乎见证了毛泽东每一次大大小小的活动。其间，毛泽东提出要侯波注意一个问题。从建国初开始，拍摄主席的活动就是我的工作了。基本上，他出去我就跟着，甚至他出来散步，有时候我也会跟着。有一次，主席说，你不要把照相机老对着我，要对着群众，我和群众在一起的你照，我不说你，不要老照我一个人。第三部分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下以后，我就很注意了，尽量不打扰他。我的镜头更多的时候是拍主席和群众在一起。比如，主席和新疆的库尔班大叔握手。1959年，毛主席在紫光阁接见亚非拉青年参观团。外国青年看见我手里拿着照相机，知道要照合影，都往主席跟前挤。当时，总理就站在我边上，正在给他们排队，招呼他们怎么站，站几列，因为一排站不下嘛。可他们往主席跟前挤，有的趴到主席肩膀上。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那次，本来决定很多领导人都在一块儿，好拍电影。后来，别的领导人都到另一边去了，主席要走过去，路却走不了了，群众都围上来了。结果，只好临时决定主席在一个地方劳动，所以电影也没有拍成。很多人连照片都没有拍成，我一直跟着他，只有我一个拍到了主席劳动、休息以及和群众在一起的镜头。1957、1958年这两年，主席出去的时候很多，工作起来就很艰苦。我估计一年只能在家里待四个月，八个月都在下边。在一块工作过的同志，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时候，相机都是老式的，有许多配套设备要随身携带，比如背个充电的大电瓶。另外，还有一个包，里面要装胶卷。他们都帮我忙，帮我背东西。我有一个箱子，随时都准备好放在身边。因为主席到哪去都是随时就走，来不及的话，他就通过值班室通知一起去的人。那时候，我的家庭也没有什么负担，也根本顾不上家和两个孩子，都是同志们帮着照顾。我即使在办公室，也是坐在电话机旁边，随叫随到。特别是会见客人，有时候是临时决定的，这个没有了，那个没有了就坏了，我都是准备好好的，拿起箱子就可以走，到了地方马上就工作。主席身边的同志对我都很帮助，我只是按按快门，拍这么多照片，可以说都是大家的功劳。可为了拍主席与群众在一起的镜头，侯波却出了一回洋相。那是在长沙，主席到湘江去游泳之后，在一个农家小院里休息。我一边对镜头一边往后退，我没有注意身后，想不到一下就掉到粪坑里面去了。南方的那种粪坑都在河边上，在户边，上面有块板，水正好把粪坑都淹住了。还好很浅，我就赶快跳出来，我把相机举起来跳了出来，边上的人扶了我一下，我就上去稍微洗一洗，继续拍照，拍到主席逗小孩儿。这次经历虽然尴尬，但也留下了几张珍贵的照片，还是很值得的。我出的这个洋相，主席并不知道，我当然也不会告诉他，后来还是有人告诉了他。毛泽东让侯波多拍群众，群众则给侯波提供了很多有利于拍摄的条件。主席让我拍好群众，可群众热爱主席。为拍好主席，有些人就把我举起来，让我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比如有一次，我到天津南开大学去拍照，学生的那个热情劲真受不了，为看到主席，大家挤呀挤呀，回来以后，我发现我的袜子都没了。我还出过一次洋相。那是主席视察到河南，棉花堆得很高，主席很高兴。我就想上到棉花垛上，给主席拍一张周围都是棉花，主席喜气洋洋的照片。结果上去以后，我就陷进去了，上得越高陷得越快，棉花很松软，居然将我埋住了。主席发现了，就说你看看她。几个人就七手八脚上去把我抓出来了，满头满身都是棉花。主席幽默地说，哟，这不是个雪人吗？主席就是这样，有时候很幽默的，会跟我们开玩笑。有一次在火车上，他在埋头看书，我坐在边上，就悄悄地拿起照相机对着他。他看到我了，他说，你为什么老用一只眼睛看我？我说，两个眼睛放不下，那是到保定去的时候。1957年，侯波跟着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到北京，毛泽东问她为什么不喜欢莫斯科？当时，毛主席正在院子里散步。我就跟着他，他一看我跟着他，就问我，你这次到莫斯科去有什么感想？我说我不喜欢他们。毛主席就说，哎，你怎么不喜欢呀？我说，他们不够朋友。主席就笑了。我说，我照一张照片他们还派一个人跟着我，他们不让我拍，在中南海我在哪都可以拍，在那人家就限制了。在红场里，咱们去了好多代表团，彭老总的军事代表团等，他们在那个观礼台上，我就想去给他们照相。他们的警卫员就瞪着我，不让我动，我就没有办法了，就跟那边招手，那边才叫一个苏联人过来把我领过去。即使这样，他们仍有一个人看着我，我又不是特务，我可是客人哪！他们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国家对他们很客气的。我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主席就笑了。他说在人家国家就要听人家的。然后，主席说，报纸发表了一张照片，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那张照片很好，我很喜欢。……在侯波的记忆里，毛泽东亲切自然，就像是自家的老人。1961年3月，我要离开主席到新华社去工作了，我去看主席。我说，主席我要到新华社去了。主席说，什么时候走呀？我说，今天有送信的飞机来，我就搭飞机走，我先来看看主席。主席说，今天就要走了，你在我这里工作了好多年，给领导同志们都拍了好多照片，你有功劳。我说，我没有很好地完成任务，谢谢主席对我的鼓励。主席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我走到门口，给主席敬了个礼，主席眼圈就红了。自从主席去世以后，我们夫妇每年有三个日子是一定要吃面条的，除了我们俩的生日，另一个日子就是毛泽东的生日—12月26日。我们为主席过生日，以这样的方式怀念主席。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上刘长明12岁就在老家河北正定参军投身革命。从抗大七分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中央军委从事秘书、参谋工作。1946年，21岁的刘长明被调到中央军委作战部枣园作战室担任参谋，开始近距离地与毛泽东接触。1947年初，胡宗南率20万大军进军延安，毛泽东决定主动撤离，随后刘长明便一直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1947年春节，在枣园，我们像往年春节一样，搞了个春节团拜会，枣园村的老百姓也一起参加，向中央领导拜年。但这年的春节与往年有个不同，党中央毛主席决定撤离延安。不仅老百姓，就是部队的同志对为什么撤离延安也存有疑问。见到主席，主席很了解大家的心情，他很幽默、风趣地给当地群众讲解，为什么我们要撤出延安？主席在理论上的思考，在报刊上都有详细的记载。主席当时举了个很通俗的例子。他说，如果你遇到强盗了，你一个人背着满身的财宝，金银财宝这么一大包袱。一个强盗或者一群强盗要来抢这个财宝，你怎么办？你是背着一身财宝和强盗拼搏，结果你拼不过他，你被他打死了，或者是打伤了，财宝也丢了。撤离不撤离延安，不就是这么个道理吗？反过来，如果我们把背的财宝放下，我轻装和这个强盗来搏斗，就可能把他打跑或打死，打败他我就人财两得。况且，我们现在知道强盗要来，可以先把财宝埋起来，再把强盗关在自己家里打，把握就更大嘛。前边人财两失，这个人财两得，这样的对比很清楚，跟老百姓一讲，老百姓就想通了。此前，延安的老百姓一听说我们要撤出延安，马上紧张起来，枣园村的村长带头来打听情况。哎哟，中央撤离了，谁不担心啊，不愿意部队走啊。当然从中央说，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也不想离开，但是主席的指导思想是，敌人进攻，这个包袱必须甩给敌人，我们不能因为坚守这么个地方，影响到我们整个的机动作战，当时我们的作战思想就是主动撤离延安。1947年3月12日，国民党出动几十架飞机，对延安轮番轰炸，中共中央机关处境危急，必须紧急撤离，然而形势越是险恶，毛泽东越是从容不迫。轰炸最厉害的时候，主席住的那个窑洞的玻璃都给震碎了。主席对身边的人员说，去看一看，了解了解敌人轰炸是个什么情况。一看，捡了个弹片回来。主席说，噢，这个弹片不错，留着它还可以打一把菜刀嘛。主席很快从枣园就转到王家坪去了，最后撤离延安的时候，主席就是从王家坪走的。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主席了，因为我留下了嘛。作战部其他人过了黄河到山西去了，我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他们留在陕北。主席是最后撤离的，警卫主席的同志一再催主席，走、走，赶紧撤离，敌人越来越近了，炮声都可以清晰地听到了。主席还是不走，很沉着，还在那里看地图啊，还在那儿思考问题。越紧张的时候他越放松，情况越紧急他越冷静、越沉着，他非要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他非要看看这个不行，我们大家都着急。最后，还是彭老总发了脾气，别人谁敢叫他老毛。彭老总说老毛，你走不走，不走，我找个担架抬你走。主席这才走，好，我们听司令的吧。当夜，我们就坐车离开了延安，那是1947年3月18日晚上。毛泽东率领八百多人的中央机关撤离王家坪，开始了长达一年多转战陕北。行军的途中，毛泽东与中央机关大队，多次和国民党追兵擦肩而过，但每一次，都能在追兵眼皮底下安然脱险。我们离开王家湾一路西行到了小河这个地方。胡宗南的如意算盘是把我们往东赶过黄河去，可主席决不让胡宗南牵着鼻子走。到了小河，我们在山上，天又下了雨。那时候，我负责宿营，就在前面侦察。我们一看天快黑了，就找了一个向导。半夜里，这个向导却迷路了，一队人马被困在了一个山沟里。人迷路，天下雨，怎么办哪？马也不敢骑，老滑蹄呀，只有走路，主席也下来了。我记得，周副主席的鞋子都陷进泥里去了，硬是把它拽出来，找个绳子捆住这个布鞋才行。后来，我们另外又找了向导，一夜才走了二三十里。我们爬上山去，敌人就在山下，彼此都听见声音了。就这样，我们走，敌人也跟着走，就到了天赐湾。到天赐湾以后，就听见枪声响起来。主席下了决心，好，敌人再上来，咱们继续向西。如果敌人走了，咱们就在这儿住下来。后来，敌人放了一阵枪，在山底下哇啦哇啦叫了一通，没上山就走了。主席说，他们走这是正常现象，他们这下回去就好交代喽。放放枪，管它朝哪儿放了，他回去好交账了嘛。天赐湾正好是胡宗南部队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的结合部。马家军一到那儿，知道胡宗南的部队在，就返回去了。同样，胡宗南的部队到了接近马鸿逵防区的地方就掉头而去了。我们利用敌人之间的缝隙，安安静静在天赐湾住了几天。行军途中的危险，不仅是面临敌人的轰炸和围堵，而且面临恶劣天气的威胁。第三部分访问 刘长明 下过葭芦河，我们碰到山洪暴发，桥给冲坏了，一时间没法过河，叶子龙、汪东兴我们都着急啊。我身上带着个作战地图，雨一直下个不停，怎么看呢，警卫员就拿一块雨布，几个人抻起来，我把地图铺在下面，有人拿着电筒，主席就这样看那个地图。无路可走，只有等着架桥，可后边的敌人并没有停下脚步。已经能听见敌人先头部队的响动了，情况紧急。主席说，党的机密最重要，先把机要人员送过去，不要担心我，我会游泳。那个马，它会游水，带着机要员凫过去了。桥架好了，主席等领导同志都在谦让啊。主席一再说，我会游泳，你们先过。就这样推来推去，周副主席协调说，主席呀，你不过，大家都不会过的，还是你先走。主席这才先过去。过去以后呢，我们想把这个痕迹消灭掉。任弼时司令，当时的代号叫史林，也布置这么做。可主席知道了却说，就是让敌人知道知道，不仅不要拆桥，还要在这儿插上个牌子：毛泽东由此上山。敌人看到这个牌子，怕中埋伏，根本没敢过河。过了白龙庙，我们到了杨家垸子。杨家垸子当时设有沙家店战役的指挥部，我们到了那儿以后，所有人员的被服都不卸下来，马也不离鞍。主席说，在这儿，我们有一个重要的战役，敌人几十万，我们才两万多。几十万人呢，集中在狭窄的几十里路以内。这一仗打好了，我们就住下，打不好，我们马上继续走。那一天也是特别紧急，也是要过河。前边主席骑着马过河，我就在后边看着。轰隆隆的山洪眼看着要冲下来了，主席还在河里。我急得大喊，阎长林（主席的警卫员），你快呀，快呀，快上岸，快上岸。结果，主席刚一登岸，山洪就下来了。……转战陕北期间，队伍所到之处，都会得到老百姓的帮助，毛泽东时时告诫干部、战士，要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每住一个地方，借老百姓的锅，老百姓的灶，自己做饭。一做饭，走的时候呢，主席必然到我们机关做饭的灶堂那儿去看一看。第一天，警卫员不知道主席什么意思。第二天，他们明白了就给主席找了一个树棍子。他说，哟，这个不错，有个棍子，行军还起着助力作用。就这样，我们每一次离开行军宿营地的时候，主席总是要用这个棍子，到灶火地上扒拉扒拉，看有没有火星。他担心我们一走，如果这个地方再起火，燃烧起来，烧坏老百姓的房子，我们就对不起群众了。在转战陕北的纪录片中，居于首要地位的毛泽东的镜头并不多，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转战陕北，沙家店战役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就过了一段比较平静的日子。没有了敌军的威胁，我们又可以白天行军了，再不用夜行军了，可以轻松自如地走了。就在这段时期，延安电影团派来一个电影组，他们带着摄影机。组长是陈默，他带着电影组想拍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转战陕北的镜头。拍的时候，虽然没有战斗，我们每天仍要走五六十里路。15里路，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叫小休息。走30里路，叫大休息。大休息有半个小时，一休息大家就围着毛主席，围着他闲聊啊，就是很随便地聊天。这个时候，陈默他们就开始拍镜头，拍主席。开始主席不注意，后来一发现有人给他拍镜头，拍电影，他问怎么回事？陈默同志告诉叶子龙，叶子龙管这方面的事，说是想拍点资料留下，可主席不干。他说，现在我们的胶片非常珍贵，你们应该用这些胶片拍那些战士，他们中间可歌可泣的事情多得很，你们拍他们去，不要拍我。可陈默他们总想多拍一些主席的镜头，这怎么办呢？结果，还是叶子龙想了个办法。他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以后你拍，找个隐蔽的地方，镜头对着拍就行，你们人不要出来嘛。……1948年4月23日，刘长明在周副主席的率领下进驻西柏坡。在他的记忆里，毛主席并没有进过军委作战室。在西柏坡时，我是军委作战室的参谋。军委作战室虽然与毛主席的住处只有一墙之隔，但他并没有进过军委作战室。可在不少影视作品中，比如《大决战》等，都有毛主席到作战室研究作战方案的镜头，甚至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也在那里开会。这作为艺术虚构，并不是不可以。但实际情况是，毛主席指挥三大战役时，并没有到过军委作战室，都是我们每天往他那里跑，当时前沿电报很急，标明“等复”的很多，对方不关机，需要马上起草电文发回去。往往是主席在复电上批注“发后送朱、刘、周、任阅”。在电报上，“A”代表急电，三个“A”就代表特急了，而在西柏坡时，电报最急的达到过五个“A”。因此，毛主席常常是几昼夜不休息，有时一个小时就起草两三份电报。指挥三大战役是主席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我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毛主席作为战略家的指挥艺术。战役准备阶段是主席最忙的时候，了解敌我形势、兵力安排、征求前方指挥员意见，反复研究形成正确的战役部署。下达批示时，电报上仍说明“这样是否适当，即告”。充分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而当战役打响后，毛主席反而轻松了，放手让前线指挥员大胆果断行事，“应因地制宜，一切按情况决定”，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后要求“临机处置一切”“不要事事请示”。一个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总要亲自拟贺电，同时又在思考下一仗的打法。五十七年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战斗的经历，刘长明至今历历在目，离休后刘长明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他的书中，他希望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及其伟大的人格，能够永远激励后人。第四部分访问 刘松林 上刘松林原名叫刘思齐，是革命烈士刘谦初与革命老人张文秋的女儿，也是毛主席的干女儿。1948年在西柏坡,二十六岁的毛岸英与十七岁的刘松林开始交往，并逐渐产生了感情。不久，毛泽东得知了他们的恋情。毛泽东很高兴自己的儿子能与干女儿结合，于是正式地和张文秋谈了儿女婚事，但在毛岸英提出要和刘松林马上结婚的时候，毛泽东却没有同意。毛泽东的理由是刘松林不满十八岁，不到规定的结婚年龄。毛岸英对父亲说，其实也差不了几个月。毛泽东严厉地回答：“差一天也不行。”直到1949年的10月，刘松林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毛泽东才允许他们结婚。在刘松林的记忆中，毛泽东是一位慈父，张文秋是一位严母，毛泽东给他们更多的是慈爱。结婚的那天，那个晚饭，我们很简单的，就两桌饭。当时因为主席要开常委会，晚上，就把几个常委请来了，吃一顿饭，然后还有他们的夫人一块吃了一顿饭，常委他们就去开会了，所以这顿饭呢，实际上都是毛岸英安排的，海参什么的都没有，就是腊肉啊，腊鱼啊，就是主席家乡的那些。现在看起来就是很普通的一顿家常便饭，这个是毛岸英安排的，所以主席在宴会上特别高兴，就说这都是岸英自己安排的。吃完饭了，大家都去开会，常委开会，我和岸英就准备离开。我们的新房不在中南海，在岸英工作的那个院子里面。岸英就害怕回去以后他们同事闹新房什么的，他就怕那个，他就带着我，他说我们去到那个，当时叫紫光阁的地方，我们到那里看电影去，我说好。我们俩就跑去那儿看电影。那是个星期六，星期六晚上都有电影。我们俩去看了一场电影回来，回来以后，这边的会已经开完了。然后，我们就向主席告辞。告辞的时候，主席就在他的房间里拿出一件大衣来，黑色的大衣，旧的。他说，这件大衣就送给岸英当结婚礼物。看我站在旁边，没有礼物给我，想了想说，哎，晚上，你们两个盖，思齐也有份了嘛。就这样，这就是主席送给我们的礼物。尽管很简单，我总觉得好像岸英在我和主席之间，他一个手抓着主席，一个手抓着我，所以我们通过岸英这一条(线)，通过他的身体，通过他的心，我和主席是连在一起了，是永远的一家人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亲自把自己的长子毛岸英送到了战斗前线。1950年11月25日,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的第一天，志愿军总部遭到敌机轰炸，毛岸英不幸牺牲，为新中国献出了二十八岁的年轻生命。毛泽东失去了他的大儿子，而结婚刚刚一年的刘松林也永远失去了她的丈夫。毛泽东怕刘松林接受不了这残酷的现实，在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没把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刘松林。因为毛岸英去朝鲜的时候，刘松林正在病中，他担心刘松林的身体受不了这样沉重的打击。刘松林每次到中南海来看毛泽东都要问岸英有没有来信，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次次感情的煎熬。毛泽东在刘松林有了心理准备之后，找机会把毛岸英牺牲的实情告诉了刘松林。听到这个噩耗，刘松林悲痛欲绝。毛泽东泪光闪闪，强忍悲痛安慰她说：“岸英去了，今后你就是我的大女儿。”岸英牺牲以后，他多了一份心事。他觉得直接和我谈，特费事。他要照顾我，又不知道我心里都想的什么，情绪会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他很想了解我的思想动态。有一次在中南海院子里的大树下，是夏天，很热，我拿着大蒲扇给他扇，后来，他又拿了一把蒲扇。那一次谈了四个小时，把家里五个牺牲的烈士从头到尾细数了一遍。并说了岸英许多童年趣事，有时还哈哈大笑。看到主席那么平静，我怎么也不相信岸英会出什么事。后来，我想这是他在做铺垫，为告诉我岸英牺牲的消息做铺垫。毛主席告诉我岸英牺牲的消息以后，我要求回到我自己的母亲那里去，毛主席同意了。但是在我临离开的时候，他给了我他平时用的那种绿色的安眠药，给了我三粒安眠药，让我拿回家，说睡觉以前你吃一颗，你这一晚上就可以比较安静地睡一个觉。但是我拿回去以后，我母亲她就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吃了安眠药对人脑子是不好的，它的副作用就是会伤害大脑的记忆这些东西，所以到后来我睡觉的时候就找不到我的三颗药了，我记得我回去以后躺在床上，就把三颗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但是后来就没了这三颗药，没了那三颗药，我怎么翻天覆地地找都找不到，所以我那一夜根本就没睡着，就是通宵的，通宵失眠。所以后来我问母亲，我说那三颗药是不是你拿了？她说是她拿了。所以我觉得最能体谅到我的感情的还是毛泽东，因为我母亲她只是想不要让我脑子受到损害，但是她没想到感情的压力比脑子的损害要大十万八千倍。……一转眼毛岸英牺牲快十个年头了，刘松林却还是孑然一身，毛岸英在她的心中挥之不去。看到二十好几的刘松林总是孤单一人，毛泽东不断地给她做思想工作，劝她早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第四部分访问 刘松林 下大概是1958年，因为我是1957年从苏联回来的，一年多以后他就提到这个问题了。他一直希望我能有新的生活，但我当时确实没有那种心情，就觉得毛岸英一直在我心里走不出去，他走不出去就想不了别的。主席就跟我做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他就说人总不能这样一个人过一辈子嘛。成家立业，有家庭、有孩子，是人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就总动员我，总做工作，他还是传统的观念。一个女孩子应该在三十岁之前成家立业，他也希望我能在三十岁之前再结婚，快点更好。一直到1959年的春节前后吧，后来我就提出了，我要去给岸英扫一次墓。我就说，因为他生不见人 ，死不见魂。我总得看见埋他的地方，我的心才能塌实下来。他就同意我去扫墓去。那个时候岸英已经牺牲十个年头了。岸英是1950年牺牲的，到1959年，十个年头了。主席就说，你还得有一个人陪着去，让你妹妹陪你去，这时候主席就派邵华陪着去的，又安排中南海警卫处的沈同带着我和邵华两个人去的。去的时候主席给我们约法三章：第一个，来回的路费和开销全部由他的稿费里出；第二个，就是到了朝鲜以后不要惊动朝鲜官方；第三个，就是这些活动不要见报。去了以后扫了扫墓我们就回来了，从平壤到桧仓还是挺远的，要走好几个小时，我记得当时来回一整天。后来朝方根据我送的花圈，他看出来是毛岸英的家属来了，所以他们问大使馆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承认的。后来朝方就说要招待，还是都谢绝了。后来，朝方说这样吧，我们用民间组织行不行，用民间组织的形式招待的，后来就派了朝方妇联的一个负责人。说不是官方，还是官方。刘松林在毛岸英的墓前泪如雨下，十年来堆积的忧伤一下子全部释放了出来。悲伤过度的刘松林病倒了，毛泽东很快获悉了刘松林的病情，就给她写信，嘱咐她打起精神，早日战胜病魔。我们扫完墓到三八线去，我觉得可能也是人的情绪太波动了，免疫力就低下了。我感觉就是嗓子疼，因为原来经常闹咽炎嘛，我就没在意，我以为就是咽炎发作了呢，烧个一天半天就会好的，结果没好。大概有一个月，我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整个人的情绪特别不好，主席给我写了一封信，就让李银桥送到医院去的。抬头写的是“思齐儿”还是“娃”我记不得了，其中就是让我养病什么的，但是有八个字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意志为主，医药为辅。我就觉得他真的是说到我心里头去了，主要就是人的精神有点崩溃了。回北京以后，我根本就没有回家，直接从火车上下来就上医院了。我记得好像一直住到过了五一才出院。出院以后才见到主席。从朝鲜扫墓归来，刘松林对毛岸英的感情依旧难以释怀，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始终犹豫不决。毛泽东给她写信，敦促她早日找个爱人成个家。在1961年6月13日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女儿，下决心结婚吧，是时候了。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毛泽东的屡次开导使刘松林开始重新面对生活。不久，她与空军学院强击机教研室的教员杨茂之相识并相爱。1962年初，刘松林与杨茂之结了婚。结婚之前，主席知道有杨茂之这么一位同志以后，他曾经去了解过，通过组织系统了解过。然后告诉我这个人不错的，很好的，意思我要交往的话可以放心地交往。到我们结婚的时候，我记得我去告诉他，我们是1962年的2月中旬结婚的。1961年的年底，我去告诉主席这个消息，我准备明年2月份结婚。他当时非常高兴，就把他刚刚新做的一首诗写给我了，就是《咏梅》，另一幅字是《三打白骨精》，这两幅字我一直留到现在。还有就是，我跟他说了以后，他当时好像叫叶子龙还是叫谁，给我送来三百块钱，还说他也不知道送我什么好，就给我拿点钱，让我自己买我需要的东西，就作为他送给我的礼品。我觉得我对毛主席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的。因为我从小没有父亲，几乎是我妈妈一个人把我带大的，父爱对我来说是很珍贵的，而且我也切身感觉到了，主席对我的照顾已经超出了一个公公对我的关爱，而是一个亲生父亲的关爱。不仅仅是亲生父亲的，而且是一种非常慈祥的，想得非常周到的这么一种爱护。即使毛主席哪怕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老工人，我也绝对不会忘记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袖，他的担子那么重，年岁又那么大了，他对我的一分爱，对我来说应该就是十分了。因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对我的爱我觉得一分就是十分，所以我觉得我这一辈子不可能忘记他。我活了七十多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最关心我、最爱护我的人就是毛泽东。他对我的关爱甚至超过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