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被蒋介石委任为华北“剿总”总司令后，李克农两次约见王玉，亲自布置工作，要王玉秘密进入北平，向阎又文安排进一步了解傅作义的思想动向，提供傅作义部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计划，随时报告中共中央。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后，李克农又多次指示阎又文要随时掌握傅作义的一切动向，并不失时机地向傅作义做一些影响工作。阎又文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开始积极而谨慎的工作，将傅作义的思想动向、矛盾心理都适时地向中央汇报。甚至连傅作义焦躁不安、想乘飞机逃走又怕蒋介石整他以及解放军一旦用武力攻下北平后，自己将成为毁坏这座历史名城的罪人等等矛盾心情，都作了详尽的汇报。这些情况，对中共中央及时掌握傅作义的情况，采取相应的对策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1949年1月31日，在中国共产党政策的强大感召下，傅作义终于决定率部起义。北平———这座驰名中外的古都、饱经忧患的历史名城和平解放，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中。北平的安全工作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5日至12日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会后，中共中央开始了大规模的行动准备———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一次进发。毛泽东说:“党中央进北平，这是一桩大事，政治意义十分重大，是在党和军队胜利的历史上最有意义的事情，一定要计划好。”3月23日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人员分乘汽车前往北平。临上车前，毛泽东诙谐地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一席话，说得众人“哈哈”大笑起来。周恩来应道:“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毛泽东信心十足。这支由11辆小汽车、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平常而平静地向北平驰去。23日当晚，毛泽东一行住在唐县淑阎村。24日到达涿县。24日晚，中共新任北平市长叶剑英专程从北平赶到涿县，同毛泽东、周恩来商定从涿县出发的具体事宜。最后商定3月25日凌晨2点，毛泽东等先乘火车进北平。平、津解放前夕，李克农指示公开的情报研究机构，编写了平、津概况，供即将入城的干部阅读。这一做法，对他们了解情况、研究政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后上海、南京、西安、武汉、重庆等地的情报组织，也都推广了这一方法，编写了各城市的概况，有利于入城人员顺利接管。为确保顺利接管城市，李克农还在河北省平山县黄村举办了“西黄训练班”，学员有从各解放区挑选出来的有斗争经验的地、县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有经过中组部和华北城工部调集来的刚从平津到解放区来的青年党员和大学生。这些人都有过从事地下工作和民主运动的经验。巧得很，训练班的总人数刚好108人，后来被人们戏称为“一百单八将”。1949年9月，训练班正式开学，在李克农的组织下，训练班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讲形势、讲情况、讲政策。李克农有时还亲自授课。这个训练班虽然为时仅仅3个月，但收获不小。北平解放后，这批受训的干部，跟随李克农进入北平，协助中共中央接管北平。按中央部署，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先期到达北平，安排打前站的工作。为安全保密起见，中共中央机关被代号为“劳动大学”。在“劳动大学”的名称下，李克农设立了三个临时机构:即劳动大学筹备处(办理交涉和备置用具)、劳动大学收发处(调查社会情况和布置警卫及办理中央机关来京人员的住宿介绍等具体事宜)和劳动大学招待处(负责香山地区的房屋修理、布置和租借等任务)。为保卫中央机关和毛泽东的安全，叶剑英和李克农对沿线铁路做了周密的布置。3月22日，两人联名致电周恩来、任弼时、杨尚昆并报中央:从涿县到北平清华园，共有12个站，约60余公里，两小时内即可到达。现每站派负责人两名，一守电话，一盯道叉并监视车辆通过。在中央首长从涿县换乘火车进北平时，为保证安全，编为3个列车，每列车8个车皮。第一列车挂8个客车，载警卫部队和少数干部以及警卫人员为压道车，到西直门站下车，然后用卡车将他们送至香山。第二列车挂8个卧车和一辆餐车，直开到清华园车站。第三列车挂5个客车和3个行李车，开到前门车站。周恩来复电同意了这个方案。按计划，毛泽东和中共高级领导人将在北平西郊的清华园火车站下车，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则从西直门火车站下车。这两个车站成为安全保卫的重点。西直门火车站由中央警备团先入北平的一部分和北平纠察总队负责。而清华园火车站的警卫工作，事关毛泽东的安全，则由李克农的中央社会部便衣队负责，车站外围由北平市公安局配合。清华园车站是个废弃的旧车站，过去基本上不用。此时，作为毛泽东进京的停靠车站，24日一整夜，灯火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李克农不敢大意，亲自和北平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到清华园车站检查部署情况，直到一切稳妥后，他才松了口气。为防途中有变，李克农还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前门火车站也安排警卫，以防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在前门站临时下车，避免保卫工作措手不及。安全第一25日凌晨4点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安抵北平。火车进入站台，周恩来立即下车去找李克农。见了李克农，周恩来问:“克农同志，这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吗?”李克农将中央领导进京的安全保卫工作向周恩来作了大致的汇报。周恩来满意地点了点头。根据李克农的安排，毛泽东等人下火车后改乘汽车，前往颐和园益寿堂休息。颐和园里本来住了一些和尚和工作人员，因为北平刚刚解放，国民党潜伏特务很多，破坏和暗杀活动十分猖狂。为保证毛泽东的绝对安全，李克农安排人员将颐和园里的人都打发走了。哪知道毛泽东来了后，要水没水，要饭没饭。由于当天下午毛泽东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入城仪式，此情此景令他很生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旁边社会部的同志赶忙解释，一切的一切都只为两个字:安全!毛泽东听罢，更气了:“你蠢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社会部的同志无奈，只得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米饭和三菜一汤，才算解决了吃饭问题。入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乘车来到香山，住进了香山双清别墅。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北平毕竟解放不久，毛泽东如果住在北平城内，一旦出了问题，后果确实不堪设想。而香山地处北平西郊，山峦叠嶂，清泉幽幽，不仅景色怡人，而且易于安全警卫。早在2月5日，李克农就指示:“由东北社会部部长王范、中央社会部的干部尚山羽等组成中央社会部工作组立即去北平西郊，为党中央打前站。”根据李克农的指示，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以北平西郊为重点，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摸底调查，一份份报告送到了李克农的手中:《北平西郊概况调查》、《香山概况》、《颐和园工作报告》、《海淀区工作报告》、《青龙桥情况调查》等等。同时，北平市公安局也抽出力量协助调查。中央社会部的工作队到达香山时，在发现他们准备安排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里还住着200多名从保定来的流亡学生，香山寺等地方也住着一些东北的流亡学生，附近还有一所香山慈幼院，也住着人。为安全起见，这些人全被安排迁出。等到毛泽东住进香山时，北平西郊已基本上算是平安无事了。毛泽东所住的双清别墅，是清末民初著名政治家、曾两次出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的住所，香山慈幼院就是他创办的。这里环境非常幽静，清朝乾隆皇帝亲笔题写的“双清”二字，清楚地印在别墅中的石壁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住在双清别墅北边的香山寺中，和毛泽东的住处只有二三百米距离，有一条石头铺成的小路相连。毛泽东在香山，集中精力抓了几件大事:同南京政府和谈；指挥渡江战役；筹建中央人民政府等。毛泽东在香山住了近5个月，是年7月，他离开香山正式搬入中南海，住进了丰泽园的菊香书屋。在香山，毛泽东还就中共中央进京的安全警卫工作，召集了总结会。他批评了警卫工作，说:“你们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周恩来也说:“像你们这样搞法，交通断绝，枪口朝外，还叫不叫我们接近群众?人民领袖哪有这样进城的?”负警卫之责的同志，上上下下都作了检讨。事后，李克农也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了一个关于打前站的总结报告。认为自己工作中存在着不少问题，特别是只考虑安全第一，而其他的一些问题则考虑较少。批评归批评，检讨归检讨，但李克农心中却很高兴:毕竟，这是多少年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第一次进入大城市，一切平安，自己的劳作终于没有白废!李克农的挚友杨尚昆在多年后所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我党与傅作义将军达成和平解放北平协议后，克农同志又担负起为党中央进城打前站的任务。当时北平社会情况十分复杂，为确保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亲自布置警卫，安排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活动，他会同北平市委同志，领导警卫部队和公安部队，为整顿社会治安，建立革命秩序，为保卫首都安全，做了大量艰巨的工作。第八篇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与国民党谈判1948年秋至1949年初，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154万人，东北全境、华北绝大部分和长江中下游江北地区已彻底解放，国民党政府的统治面临全面崩溃。蒋家王朝内外交困，走投无路。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声称:中正毕生从事国民革命，服膺三民主义，自民国15年，由广东北伐，以至完成统一，无时不以保全民族，实现民主，康济民生为职志。……现战事仍然未止，和平之目的不能达到……身先引退，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爰特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之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职权……又是一篇官样文章，又是一次故伎重演。李宗仁被推上了前台。为挽救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达到所谓“划江而治”的目的，李宗仁宣称，愿同中共谈判。中国共产党本着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和平、减少人民痛苦的诚意，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国民党进行谈判。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国共和谈又一次拉开了帏幕。蒋介石的“下野”并非真心，他声称“和平”是假，借机卷土重来才是他的真正意图。蒋介石下野后，循以往两次下野惯例，迅即返抵故里———浙江奉化溪口。他虽一再声言“沉思与自省”，实则不断接见国民党党政要员，插手政务，操纵和谈，拆李宗仁的台，为其第三次上台做准备。1月25日，蒋介石电令参谋总长顾祝同指挥北平中央军，对中共作战，同时令国民党中央军作好空运南撤准备；1月28日，在溪口密晤党国要员张群、陈立夫、郑彦3人；2月12日，召见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着手将国民党中央党部先行迁往广东，其后加以整顿；2月12日，电令顾祝同，命刘安祺死守青岛；2月17日，召见阎锡山，讨论国民党党政军今后改造及政务问题；2月19日，召见刘为章，称“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对此，美国合众社称:据今日讯，形式上暂时引退之蒋介石仍发号施令，渠仍保持充分之总统权利，以否决与中共将来之一切谈判。目前渠每日尚施行其此等权力以保持其视事途径洞开。在渠任中国领袖之二十一年间，曾两度辞职，两度复起。渠是否准备历史重演甚成疑问。的确，蒋介石并未真正“下野”，他稳稳地坐在溪口，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控制着国民党的党、政、军、特各部门。和谈要进行，而蒋介石却不愿真谈，他对共产党恨之入骨，他和李宗仁桂系集团也积怨甚深。李宗仁上台后摆出一副“惟和是务”的架势，如果和谈一旦真的成功，那么李宗仁就有可能坐拥半壁江山，美国转而大量援李，自己就可能完全丧失复起的机会。这是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中共虽然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形势无疑是有利的，但和蒋介石这样一个阴险狡诈的人打交道，却历来不轻松。为蒋介石“把脉”李克农并非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但他却在幕后，指挥他的情报网络，为蒋介石“把脉”，向中共代表提供各种信息。黄启汉———这位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国民党驻北平联络处联络员，此时受李克农的领导。黄启汉与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关系颇为密切，李济深反蒋、反独裁、拥护中共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逐渐地，他同中共接上了头。1949年1月，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攻势面前，焦虑不安的李宗仁找到了黄启汉。他知道，黄启汉同中共的关系一向不错，请黄趁北平被中共占领的时机，前往北平求见中共领导，表达他李某人的“和平诚意”，以望中共能早日停止军事进攻。黄启汉被李宗仁委任为驻北平联络员。为便于联络，李宗仁叫机要科给黄启汉编了一本专供黄一人使用的电报密码，并把他自己所居住的南京傅厚岗官邸的电台呼号也抄给了黄启汉。李宗仁指示他去北平后，向中共方面提出，允许其在北平设立一个电台，作为和李宗仁通讯之用。黄启汉到北平后，曾向刚刚起义的原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提出设立和李宗仁通讯的电台一事。傅作义表示，电报可以交给他，由他转发绥远，再由绥远转拍南京。黄启汉恐有不便，没有接受这一方案。他想到了共产党。北平军管会交际处长王拓前来和他联系，王拓是共产党方面派来专门和他接头的。黄启汉将自己从南京带来的电台呼号、密码，统统交给了王拓，由王拓转交给李克农。为不让李宗仁起疑心，黄启汉还托人向李宗仁撒了个谎，说已得到傅作义的支持，在北平设立了电台，以后的收发电报都径直交这个电台办理。李克农指定专人收发、翻译黄启汉和李宗仁之间的往来电报。通过这部电台，中共代表团得以了解李宗仁和国民党集团内部有关谈判的最新动向。当然，电台也有差点走漏风声的时候。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达北平后，中共代表团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宴后，黄启汉去拜访张治中。张治中忽然问:“德公(即李宗仁)说你在这里设了一个电台，所有同南京来往电报，都是经过这部电台收发的，是吗?”黄启汉事先毫无准备，只好应付道:“是的，我们是有一个电台，代表团要和南京通电，就交给这部电台好了。”“电台设在什么地方?”张治中又问。“就在东单附近，离此不远。”因张治中是国民党要员，黄启汉不便透出实情，只好含糊作答，心里不免一阵紧张。所幸张治中没有继续追问，此事也就被敷衍了过去。黄、李之间往来的电报悉入李克农掌中的同时，在国民党的和谈代表中，有一位李克农的手下大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顾问金山。金山是著名的电影演员，无人不知，他怎么会成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呢?其实原因并不复杂:一是国民党江河日下，人才奇缺，而金山知名度高，为人又精明干练，活动能量颇大；二则也是更重要的，是金山的大哥、二哥都是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他的姐夫潘公弼，还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一名大员。在国民党官员眼中，金山无论如何是可靠的。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金山早已在李克农领导下秘密工作多年。北平和谈期间，金山参与了国民党和谈代表团一切重要讨论。每当一轮谈判结束，国民党代表或是研究下一轮的谈判方案、或是向李宗仁请示报告、或是传达李宗仁的最新指示时，金山总是不显山，不露水，一边“认真研究”，一边暗暗牢记在心。夜幕降临，金山悄然走出驻地，穿街过巷，来到指定的联络地点———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向等候在这儿的李克农汇报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情况。第二天，一份有关国民党和谈代表团详细情况的材料，就送到了周恩来手中。李宗仁他们哪里知道，此时正由李克农执导、上演了一出共产党人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的历史趣剧。在北平和谈中，李克农坐镇幕后，搜集情报，其目的只有一个:尽快促使全国和平的早日实现。然而，在国民党的词典里，“和平”永远都是一块掩人耳目的“遮羞布”。1949年4月20日，是谈判的最后签字日期，南京政府宣称:“中共所提之要求，政府已无考虑余地”，拒绝在“最后修正案”上签字。至此，南京政府的和平骗局宣告破产。1949年4月21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强渡长江，于22日胜利突破国民党军近千里的江防阵地。4月23日，南京解放。虎踞龙盘的金陵古城，重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两航的困境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年，毛泽东的心情特别舒畅:国民党败局已定，新的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一张白纸正任他去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他很兴奋，说:蒋委员长一直叫我“土匪”，前一个时期才不这么叫了。他还称什么“剿匪”，现在也不这么叫了。我这个“土匪”的名字，丢的时 间并不算长。而和他苦斗了22年的老对手———蒋介石，这时却被毛泽东冠上了“蒋匪”的美名。蒋介石兴味索然，无奈之极。当毛泽东宣告新的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他正在台北———广州———重庆之间疲于奔命，力图挽救败局。然而，国民党军队还是如潮水般地溃退、再溃退。蒋介石徘徊于日月潭边，苦闷于阿里山麓，满腔“英雄的末路悲怀”。他的忠于党国的黄埔嫡系哪里去了?他的誓死效忠领袖的门生子弟又在何方?1949年11月9日，一张香港《工商时报》被摆放在蒋介石的桌上，蒋介石扫了一眼，忽然，头版头条一行醒目的大字直刺他的双眼:本港中央中航公司传有惊人变动两公司负责人今晨乘机飞沪今日飞往各线班机全部停航蒋介石一时头晕目眩，惊愕不已。而在北京朝阳门内一个古朴典雅的四合院里，李克农却开心地大笑起来，这是我党的又一次成功策反。所谓“两航”，就是国民党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国航空公司，这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仅有的两家航空公司，是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运输企业。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的天空，只属于它们。中国航空公司成立于1929年4月15日，为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同美国商人合资经营的民用航空公司。中航下设董事会，由二名美籍董事与三名华籍董事组成。起初规模并不大。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撤往重庆，为与外界加强联系，除打通滇缅公路外，开辟国际航线是唯一办法。中航乘机得到了发展。抗战胜利后，中航总部迁回上海。1947年5月，河南人刘敬宜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中航总经理兼董事长。刘敬宜，1897年生，父亲早逝，自幼由母亲抚养。刘敬宜饱尝艰辛，立志苦学。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美国留学，考入密西根大学攻读航空工程学。1922年，刘敬宜谢绝美国底特律大陆动力公司邀请，毅然归国。他只有一个心愿:开创中国人自己的航空事业，以航空救国。1945年8月14日，为表彰他在抗日战争中为中美关系及培训飞行员所作的贡献，国民政府授予刘敬宜云麾勋章，美国政府授予他一枚杜鲁门勋章。在刘敬宜的精心管理下，到1949年止，中航已拥有大小飞机56架，工作人员2000多人，其中在香港工作的有近千人，物资基础和技术力量都居东南亚之首。中央航空公司成立时间稍晚，它的前身是由国民党政府交通部和德国汉莎航空公司于1930年2月合股经营的中德航空公司。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的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并于翌年对德宣战并断交。中德航空公司随之倒闭。1943年，国民党交通部接管了该公司，更名为“中央航空公司”，国民党空军将领陈卓林被委派为总经理，交通部官员查镇湖任副总经理。出身于华侨巨贾的陈卓林，广东台山人，早年毕业于美国寇蒂斯航空学校，1923年回国。1924年孙中山在广东大沙头创立广东军事飞机学校时，曾聘陈为飞行教官。陈卓林在国民党军界中几度沉浮，此时被委以重任。和刘敬宜一样，陈卓林志在蓝天，报效祖国之心深藏于胸。他接手央航后，励精图治，到解放战争末期，中央航空公司已拥有飞机34架，员工1700多人。蒋介石挑起内战后，两航被他奉为至宝。军运、投粮、掩护撤退，成了两航的主要任务，大部分飞机被征用，往返于硝烟弥漫的战场，成为蒋介石军事部署中赖以生存的交通命脉。空军本就有“天之骄子”之称，而两航此刻更有“骄中之骄”的美誉。然而，刘敬宜和陈卓林心中却忐忑不安:局势动荡不安，严重危胁着两航的生存。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政权的统治。特别是三大战役后，蒋介石手中的地盘日益缩小，两航业务急剧萎缩。更令他们担忧的是，蒋介石并不甘心让两航80多架飞机和几千亿元的资产，拱手交给共产党。他连番下令，要求中航速迁台湾，央航则迁往尚未被中共解放的昆明。这一招，引起了全体员工的强烈不满。前途莫测，两航陷入从未有过的困境。两航的讨论有“东方明珠”之称的香港，同时引起刘敬宜和陈卓林的注意。这个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是两航外避中共攻势、内求自身发展的绝好空间。中共进攻上海前夕，中航迅即将机航基地和业务重心迁到香港，还从美国预订了大量器材，计划在香港启德机场建立新的基地。而央航先是南撤广州，随后也将大部分飞机集中香港，也希望能在香港寻觅到常驻之地。两航众多的飞机静静地停放在启德机场，英国人慌了。会不会招致中共的不满?或者会同英国人自己的民航搞竞争?英国人不能不担心。英国航空大臣来到了香港，一下飞机就大发脾气:“这些飞机是怎么回事?这里到底是中国的机场还是英国的机场?”香港当局一道命令下来:因驻港英国空军需要，需征用中航在启德机场的发动机厂和仓库，同时征用央航在启德机场的基地。两航内部，波澜迭起。生意萧条，人心浮动。为人耿直的刘敬宜困惑了，内战的烽火已令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而眼前的情景更令他不安；陈卓林连喊头痛，数千员工的薪水要发，飞机的正常维修需要维持，这笔巨大的开支又从何而来?台湾他不愿去，为此和蒋介石闹翻了；而香港又不能留，他又存身何处?两航的员工也因惑了:他们都是身怀一技之长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国民党的腐败深表不满，希望能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献身于自己所热爱的航空事业，报效祖国和民族。蒋介石频频施压迁台，港英当局拒绝不速之客。何去何从?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中共中央周恩来、李克农对两航的处境了然于胸，他们要来为两航的飞机“领航”。1949年8月的一天，李克农被周恩来请来。一封中共中央华东局发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递到了李克农的手中:关于国民党“中国民航”和“中央民航”在上海的资产处理问题，华东局再次发生争执。陈毅、粟裕等同志认为:“两航”总经理撤往香港时，曾嘱咐过上海留守处，让其把“两航”留下的资金、金条等登记造册，送交新政府，这说明他们对新政府既是试探又是信赖。我们建议，对这些官僚买办资本，不采取没收方式。另，据了解，“两航”中绝大部分是资产阶级的技术人员，且多居大陆，有回归之心。而蒋介石撤台立足未稳，急于解昆明之围，还顾不到“两航”，这些都有利于我们做“两航”回归工作。但有的同志认为，“两航”属于官僚买办资本，政策规定不可随意更改，如不对他们采取没收之政策，何以服人。保留“两航”资产是右倾之举，万不可造次。以上两种意见，望军委早日果决，不可再拖了。“克农同志，你的意见呢?”周恩来问。“我同意陈毅、粟裕的意见。”李克农说，“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正在拉拢‘两航’去台湾，并开始了台湾与香港的通航。‘两航’呢，过去与我们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但对共产党的政策还不甚了解，不完全信任。刘敬宜和陈卓林尚犹豫不定。现在，他们二人正处在十字路口上，我们只要走错一步棋，就可能把他们推向敌人。我建议，对‘两航’应采取特殊政策———保留他们的原职、原薪，原机构不动。这是一项敏感的政策措施，可以立即影响香港‘两航’人员，用事实给刘、陈二人吃定心丸。”周恩来微微点了点头，显然早已成竹在胸，他对李克农说道:“克农同志，我已向主席推荐了你，决定由你来协调各部门，共同完成这项使命。新中国就要诞生了，我们需要自己的民航事业；新中国，没有民航是不行的。”“两航”起义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决定安排查夷平去香港。查夷平是李克农的老部下，他还物色了一位27岁的青年人吕明随同前往。李克农把周恩来写给“两航”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的亲笔信，交给了查夷平，同时将另一封给中共在香港的负责人张铁生、乔冠华的亲笔信，交给吕明，叮嘱他在港的地下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查夷平的安全。1949年10月11日，“两航”起义的最高决策会议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中举行。与会者除李克农外，还有解放军代总长聂荣臻、华东军区司令员粟裕、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海军管会空军部长蒋天然等人。会上，周恩来宣布:报经中央同意，任命李克农全权负责“两航”起义事宜。为确保起义成功，组成由李克农领导的由空军、华北军政委员会有关人员参加的领导小组，具体指挥。华东局、华南局、香港地下党和在港民主人士积极配合，共同打好这场特殊的战役。同时宣布，刘敬宜、陈卓林二人起义成功来北京后，接待谈判事宜由李克农安排。查夷平和吕明奉命前往香港———这个各派势力激烈争夺的特殊而又神秘的地方。根据中共中央的决策，他们在同香港地下党取得联系后，在“两航”内部展开了紧张的工作。周恩来的亲笔信通过吕明交到了刘敬宜、陈卓林的手中。信上写着:刘总经理敬宜:陈总经理卓林: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的名义请你们回到祖国来，共同建设我们的新家园。过去“两航”也曾为蒋介石做过一些有害民族的事情，但这不能全怪你们，因为你们要生存。我们共产党的政策历来是既往不咎、爱国不分先后。我们热切希望两位总经理回国。回来吧!人民盼望着你们，家乡盼望着你们……周恩来的信写得情真意切，勾起了刘、陈二人的思乡之情。两人看完信，双双落泪。经过“两航”内部激烈的斗争，刘敬宜、陈卓林最终作出决断:北飞!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电令查夷平、吕明，协同两位总经理组成起义指挥部，确保起义成功。1949年11月9日中午12时15分，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长啸，央航刚从美国购置的“空中行宫”610号四引擎客机，缓缓地降落在北京西苑机场。中航的11架飞机几乎同时安抵天津机场。在港的“两航”员工4000余人宣布:脱离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投身新中国的怀抱。11月12日，周恩来宣布:两航资产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刘敬宜、陈卓林面带微笑走下舷梯，李克农箭步上前，几双大手紧握在一起。新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民航!“两航”起义带来了一股旋风般的冲击波———残留在西南各省抵抗的国民党军顿失空中接济，胡宗南部溃不成军；紧随“两航”公司之后，国民党的香港中国银行、招商局轮船公司、国民党资源委员会驻港机构等也纷纷弃暗投明。毛泽东对李克农的干练才能，十分欣赏，他说:这一时期“我们的情报工作是最成功的。”访问苏联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先后担任了中共中央军委情报部部长、中央情报委员会书记、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军委总情报部部长等职。1955年7月，经中央特批，李克农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书记处会议，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1955年9月，李克农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外交部成立初期，任务相当繁重。周恩来总理虽兼任外交部长，但无暇处理具体事务，副部长有王稼祥、李克农和伍修权等人，王稼祥因为兼任中联部部长，也很少到外交部来上班。外交部的组建工作主要由李克农负责。由于外交部是一个全新的部门，干部来自四面八方，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组成:原来随周恩来在重庆、南京工作的同志以及解放战争时才成立的中央外事组；曾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工作过的同志；从各部队选调上来的同志；从地方部门选调上来的同志；一些知名的国际条约法律专家、学者；新从大学毕业的西语系学生。对这些年龄不同、经历各异、级别悬殊的干部，李克农注意做好大家的思想工作。对调进外交部的干部，他都要谈话了解情况，亲自分配工作。外交部成立后，对外进行建交谈判，向建交国派出大使、公使，建立使馆等，任务十分繁重，但在李克农等人的领导下，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建国不久，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作出决定:访问苏联。这是新中国第一件重要的外事活动。毛泽东首次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就两党和两国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商谈和签订两国之间的有关条约、协定，并商议与解决有关两国利益的若干问题。毛泽东和斯大林将在莫斯科会晤，全世界都把焦点集中在这两位巨人身上。一定要做好毛泽东访苏的安全保卫工作，这是中央的命令。对国民党特务不能不防，台湾孤岛上，特务头子毛人凤正精心策划着一个又一个针对中共新政权的破坏行动，刚刚侦破的妄图炮轰北京天安门破坏开国大典案、保密局天津特别组特务案等，都和他有关。毛人凤，浙江江山人，1898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5年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特务处，任武昌行营办公厅第三科第一股股长。1938年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本部主任秘书。1945年后，任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局长。毛人凤为人城府极深。初入军统时，他态度特别谦恭，见了任何人总是面带笑容，极少有发脾气的时候。无论是受戴笠斥责，还是被同僚部下耍态度，他都能平心静气地忍受。戴笠是军统说一不二的“暴君”，凡事稍不如意，就会大发雷霆，手下人整天提心吊胆。而毛人凤常能代人受过，向戴笠引咎自责，戴笠曾当面说他是“菩萨心肠”，难成大器。等到毛人凤执掌了军统大权，他的狠毒才渐为人知，其阴险毒辣甚至连当年的戴笠也难望其项背。这可以从他对族侄毛森的态度上略见一斑。毛人凤原本对他这位族侄信任有加，凡事都与他商量，有意栽培为自己的心腹。有毛人凤这张虎皮，毛森在国民党特务营垒中一帆风顺，先后担任了军统浙江省站杭州分站站长、行动总队长、中美合作所爆破训练班副主任、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主任等职。上海解放前夕，毛森升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被人赠了个“毛骨森森”的绰号。上海解放后，毛森逃往福建，任国民党厦门警备司令。此后，他同美国人勾搭上，直接从美国人手中获得了一批武器和电台，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反共活动。毛森羽翼渐丰，又受到美国人的器重，这引起了毛人凤的不满。他命令毛森把和美国人制订的一套计划全都交出来，由保密局统一管理。然而，毛森不买帐。叔侄俩从此闹翻。毛人凤竟决心派人将毛森暗杀掉。毛森也是特务出身，熟知此道，防范甚严，毛人凤无从下手。最后，毛人凤公开通缉毛森，由于全国即将解放，最终才不了了之。毛人凤不仅凶残，也相当迷信。蒋家王朝逃离大陆后，毛人凤去了台湾。他曾经自以为是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是由于那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因为这面“国旗”象征着国民党将被共产党全面包围。他甚至准备向蒋介石正式建议，将“国旗”改为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到一点红，放在白日中间，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对毛人凤的侦悉毛人凤的这一想法确实让人觉得有些可笑，但他策划的一系列特务活动，却实实在在地危害着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安全。李克农对此保持着高度警惕，毛泽东首次访苏，可千万不能在安全上出问题。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的专列从北京出发，向苏联驶去。作为情报部长，李克农深知自己身上担子的沉重，因此决定亲自护送毛泽东出国。北京前门车站，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因为北京刚刚解放，保卫部门心里没底，安全工作实行的是人海战术。毛泽东在中苏边境的满洲里将换乘苏联专门来接他的专列，而从北京去满洲里，则坐中国自己的专列。这趟编号9002的专列，是美国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解放战争期间被人民解放军缴获。卧室、会客室、会议室甚至浴室一应俱全，十分高级。专列经天津时，有报告送来:铁路线上发现一颗手榴弹。公安部长罗瑞卿不敢大意，亲自下车处理。旅途漫长，火车迎着呼啸的寒风在北国大地上飞奔。一次，李克农和毛泽东在车厢里闲聊了起来，李克农是中共情报工作的首脑和专家，谈着谈着，话题自然就扯到了情报工作上。李克农问毛泽东:“主席，你知道美国总统每天上班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吗?”毛泽东“哦”了一声，没说话，好像在等着李克农的下文。“第一件事，就是看情报要点，不然，这一天就不知该怎么办了。”李克农不紧不慢地说。毛泽东一笑:“你呀，给我上起课来了。我和他不同，随来随看，不怕多，只怕少。这回去莫斯科，我还要和斯大林谈谈你们情报方面的事情呢。”李克农将毛泽东一直护送到了中苏边境的满洲里，才返回北京。毛泽东安抵苏联，李克农悬着的一颗心总算落了地。果不其然，在毛泽东出访前夕，台湾国民党保密局在其头子毛人凤的主持下，精心策划了一个颠覆毛泽东专列的详细计划，企图暗杀毛泽东。毛人凤自恃手中握有两张“王牌”: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和直属保密局的秘密武装———东北技术纵队。北平潜伏台专事与台湾的秘密电讯联络，为毛人凤与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网牵线搭桥。而东北技术纵队，则从事重大暗杀、爆破等恐怖活动。其成员均经臭名昭著的中美合作所严格训练，熟练掌握射击、爆破、投毒等各种特工技能。国民党溃退到台湾前，他们有的奉命潜入国民党起义部队，经过改编混入人民解放军；有的散落在社会上，隐藏下来，伺机而动。毛人凤精心策划的这场阴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保密局北平潜伏台特务、刚刚由毛人凤从中尉提升为上校的计兆祥。这个计兆祥，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自己的房间里。计兆祥的住处位于天安门附近的南池子，这里过去是王公要员的住宅，解放后则有不少高干住在这里，防范较严，也相对成了真空。计兆祥从事特务活动十分卖力，他的这个潜伏台被毛人凤称为“万能潜伏台”。毛人凤的阴谋很快被李克农侦悉，而计兆祥自然也早在中共情工人员的严密监视之中。毛泽东出访前夕，曾在公安部有关此案的报告上批示:“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镇压这个反革命。”李克农从边境回来后，立即领导了侦破工作。一天上午，在情报部的会议室里，李克农召集有关人员开会研究计兆祥一案。李克农说:“潜伏电台就设在计兆祥的屋内，现在就要破案。但要统一认识，不能只抓一个计兆祥，要打歼灭战。今天开会，就是要统一这个认识。”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李克农下令:逮捕计兆祥。一天，计兆祥被带到李克农面前，李克农很严肃地对他说:“小计，你替我发个报给毛人凤，我这个报，你可得给我发好哟。”计兆祥在中共保卫部门的审讯下，早已坦白，此刻在大名鼎鼎的李克农面前，更是紧张地连连点头:“是!是!”粉碎毛人凤的诡计一份电报传到了台北，毛人凤日夜守候在电台边，等候着计兆祥的电报。此时，有计兆祥的电报信号传来，他兴奋不已。译电员将电报送到他面前: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潜伏的万能台，你向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发报只有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我们有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有雄厚的群众反特力量，你们活动到哪里，哪里就陷入人民的包围之中，我们的专政机关就会立刻侦破你们 。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就歼灭多少。保你有来无回。你还有本事吗?你有本事你来嘛!告诉你，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不要怕嘛!好好地听着: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你们有丧师八百万、逃往海岛的教训。你们现在“寄人篱下”，好景不会长久。人民政府对你们有国人共睹的政策，立功受奖、不咎既往。你若率部来归，我李克农可以保证你们的安全。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李克农———这是个令他心惊肉跳的名字!连毛人凤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个人的的确确是个奇才，他无法对付。此刻，正是李克农给他毛人凤发来的电报，咄咄逼人，令他不禁恼羞成怒。“万能电台”算是完了，毛人凤只得把希望寄托在东北的技术纵队身上。时隔不久的一个夜晚，一架无国籍标志的飞机低低地盘旋于离哈尔滨不远的山林里，两只降落伞从飞机中缓缓落下。当他们刚刚落地，就在地面中共监视人员的枪口下，束手就擒。根据从计兆祥处截获的电讯情报证实:他们二人就是由毛人凤派来领导东北技术纵队进行暗杀活动的两个特派员，从他们的随身行李中，搜出了美制卡宾枪、无线电台、气象预测器、炸药等特工用具。两人名叫张大平、于冠群，他们供认，将于次日上午在哈尔滨松花江饭店与东北技术纵队接头，并代表国民党保密局，给有关人员颁发委任状，以鼓励反共有功人员。翌日清晨，在松花江饭店一个高级客房里，毛人凤的特派员张大平和于冠群与东北技术纵队司令马耐接上了头。不过，此“张大平”非彼“张大平”，乃中共情工人员乔扮而成。寒暄几句后，马耐交出了东北技术纵队170人的花名册，以备“张大平”按名单向毛人凤邀功请赏。后话不表，毛人凤的另一张“王牌”自然又败在了李克农的手中。1950年3月14日晚，毛泽东安抵北京，蒋介石、毛人凤的幻想彻底破灭。第九篇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幕后出良策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然而，就在此时，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却突然恶化了。1950年5月14日，一份有关李克农病情的报告摆在了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桌上:毛、刘、朱、聂、杨:李克农的病状书，现由杨尚昆译出送阅。今晚已照主席指示，立即停止工作入院治疗。战略情报会议，由邹大鹏主持。关于经常工作，分别向聂、杨请示，重要的可与我接洽。周恩来5.14李克农哮喘病复发了，并且很严重，要用药物控制，晚上只有注射镇静剂才能入睡。可就在此时，太平洋西北角上爆发了朝鲜战争。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部队越过三八线，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起猛攻；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宣布，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同时命令美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战争伊始，北朝鲜军队在金日成统帅下，以重炮密集轰击南朝鲜军队，苏制T—34坦克成群地开向南方，很快解放了汉城，大军南下直逼洛东江三角洲。这时，只要把位于朝鲜最南部的“釜山环形防御圈”拿下来，朝鲜战争就可告以结束。金日成认为形势十分乐观，他估计8月份就可完成解放朝鲜国土的任务，并早早地给中国领导人打了招呼。7月5日晚，周恩来把李克农、章汉夫、乔冠华、陈家康和雷英夫召集起来开会。“总理，有什么问题吗?”李克农问道。“你们对朝鲜战争有何看法，金日成打了招呼，8月份要结束战争，8月份能结束吗?”周恩来静静地问。李克农说:“人民军的战斗力强于李承晚的军队，装备也是苏制的，而且每个师还有十五六名苏军顾问，如果就单打李伪军来说，人民军没有问题。但现在美国插手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美军有绝对优势，朝鲜战争恐怕不会这样简单结束。”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也表示赞同李克农的意见。周恩来点点头说:“是呀，不经过反复较量，不消灭美军的力量一直到他不能支持的时候，朝鲜战争是不可能轻易结束的。”果然，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要求会员国给李承晚政府提供帮助，随后又决议组成“联合国军司令部”，授权美国指派司令官。7月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是美国五星上将，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西南太平洋地区盟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他指挥过一些重要的战役，被美国军方称为“天才的、杰出的军事家”。不过，美国总统杜鲁门或许更加了解他手下的这员大将，他曾经这样描述麦克阿瑟:他的个性富有引吸力，他讲起话来快而巧妙，……他看起来似乎对他的历史知识极为自豪。但在我看来，尽管他读了不少书，他的历史知识仍然是浅薄的，他只知道许多事例，而不甚明了这些事例所蕴含的逻辑和哲理。对于远东他知道得很少，在他的历史知识中除了对历史的歪曲，剩下的就是一种渺茫的希望，他希望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方法对同共产主义斗争的那些人有所帮助。9月15日，15个国家的军队在这么一位对东方历史知之甚少的麦克阿瑟统帅之下，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在朝鲜仁川登陆，这次行动的代号是“烙铁行动”。仁川其实是朝鲜东西海岸最不具备登陆条件的地点，它航道狭窄，潮汐落差达30英尺，这是一个海军最看不上眼的劣等港口。而麦克阿瑟———这位70岁的倔老头，却出奇制胜，在此冒险登陆成功。朝鲜半岛南北长，东西窄，三面环海，美军在仁川登陆，一举切断人民军的南北战略联系，斩断了后方补给线，并在人民军主力背后与洛东江的李承晚军队呼应夹击，从根本上改变了战略态势。人民军主力部队被迫后撤，命运危在旦夕。9月26日，美军经过一周激战，占领汉城。三天后，麦克阿瑟和李承晚飞抵汉城，重建起“大韩民国”政府。在重建政府的简短仪式上，麦克阿瑟兴奋地说:我高兴地代表联合国把贵国政府所在地送还给你(指李承晚)总统先生，从这里你也许可以更好地履行你的宪法职责。我热切地希望，仁慈的上帝将给你和你的共和国的所有官员们以智慧和力量，以仁慈和正义的精神去解决你们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经过过去的艰苦努力，在朝鲜人民面前必将出现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黎明。这或许是麦克阿瑟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是他55年戎马生涯的顶峰。赴朝鲜谈判贺电从世界各地纷至沓来。杜鲁门也在华盛顿为麦克阿瑟叫起好来:军事史上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同你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迟滞战相比拟，正是通过这一战役(指仁川登陆战役)，使你的部队得到了加强；也无法同你的最终解放汉城的功绩卓著的作战行动相比拟……我向你们大家致敬，并代表我们在国内的所有人对你们大家说:“干得好，干得漂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作出判断:共产党中国干预朝 鲜战争的可能性有，但不干预的可能性更大。麦克阿瑟也这样预言道:(中共的干涉)可能性很小。假如他们在第一个月或第二个月进行干涉，那可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们不再害怕他们的干涉了，我们也不必再必恭必敬了。中国人在满洲有三十万部队，其中很可能不超过十万到十二万五千人部署在鸭绿江边，只有五万到六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他们没有空军。既然我们的空军在朝鲜已经有了基地，如果中国人试图前进到平壤，那将会出现一场最大规模的屠杀。李克农指挥的情报机构也紧张地运转起来，通过各种公开报道，进行大量分析，掌握了美军许多重要情报，有的还提供给了朝鲜人民军。毛泽东对此十分赞赏。中共中央最终作出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向朝鲜派兵。10月19日，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邀请，中国人民志愿军由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率领，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从1950年10月到1951年6月，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中朝军队团结一致，并肩作战，以运动战的形式，把美李军队从鸭绿江边赶到了三八线附近。战争态势的根本性扭转，使停战谈判成为可能。1951年5月31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通过其顾问凯南，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透露，美国准备以任何方式与中国共产党人会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6月23日，马立克提出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就发表演说，表示同意马立克的建议。至此，朝鲜战争就由单纯的“武仗”转为“武仗辅助文仗”的阶段。朝鲜战争爆发不久，李克农被中央送往苏联养病。在苏联，他每天都通过报纸分析局势的发展。随着战争不断升温，李克农再也无心疗养，他迫不及待地返回北京。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里，他通宵达旦地工作，一双眼睛在大幅的朝鲜半岛军用地图上来回“扫描”。朝鲜谈判的信息传来后，他以一位老情报工作者的特有预感察觉到，轮到自己上台“唱戏”的日子不远了。果然，在确定赴朝鲜谈判的人选上，毛泽东点兵点将又点到了李克农。1951年6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召见了他。就在去年的11月，毛泽东的长子、在志愿军总部担任秘书的毛岸英，在朝鲜平安北道的一次美机轰炸中，不幸遇难牺牲。毛岸英曾经担任过李克农的俄语翻译和机要秘书，李克农很喜欢这位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毛岸英牺牲后，李克农很难过，毛泽东委托他把这一噩耗告诉了他的儿媳、毛岸英的妻子———刘松林。不过此时，毛泽东已一扫老年丧子的悲痛，他果断地对李克农说:“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外交部组成一个班子，乔冠华也去，军队也要有人参加。”“我马上准备出发!”李克农毫不犹豫地回答。不过，李克农还是向中央如实地反映了自己的病情，使中央能有所准备。毛泽东在考虑之后，依然定下来:还是李克农去。也许，只有李克农是他心目中的最合适的人选。随同李克农前往的还有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国家新闻局局长的乔冠华。大家都称他“老乔”，其实是年他只不过38岁，正是挥斥方遒的青春年华，他作为谈判代表团的顾问前往开城。临行前，毛泽东专门接见了李克农和乔冠华，同他们进行了长谈，并要李、乔二人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李、乔二人随后组建的这个班子，人才济济，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和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李克农还特意选调了几位同志带两部可接收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他还请志愿军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周恩来也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详谈，并送给他们一句意味深长的古语:“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带病坚持谈判工作7月2日，朝鲜志愿军总部收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李克农率乔冠华及其他助手将来朝鲜参加停战谈判，于7月2日22时由北京乘车去安东(今丹东)，7月4日傍晚由安东去平壤，大约5日早上或晚上，可到金日成同志处，请朝鲜方面派人到适当地点去接应。7月5日，李克农一行到达中国边城安东，柴成文专程由平壤来此迎接，谈判班子改乘吉普车过江。7月6日晨，李克农前往平壤东北约15公里的根地里———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将军新设的作战指挥部所在地，拜会金日成。金日成已经收到毛泽东的电报，他热情地接待了李克农。李克农是主持谈判的实际负责人，自然要向金日成请示工作和保持联系。随着交往的增多，二人的私交也越来越浓，以至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每次来北京，总不忘给李克农送上几坛他爱吃的既酸又辣的朝鲜泡菜。经与朝鲜方面协商，李克农为中朝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协助其工作，对外公布的名单则是人民军的南日、李相朝将军和志愿军的柴成文、邓华、解方、杜平等人。南日大将，曾在苏联留过学，此时任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是金日成指定的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由于李克农的身份很特殊，他既是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又担任了代表团的党委书记，不便公开，大家都称李克农是“队长”，称乔冠华为“指导员”。7月7日，中朝代表团抵达开城。谈判的会址定在了离开城市区西北约两公里的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市区房屋密集，不利安全警卫，而这里较为清静安全。来凤庄的西南，有几家民房，再靠西南，有一幢别墅式的平房，志愿军代表团就驻在这里。开城谈判代表团，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指挥三线。第一线是直接出面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谈判代表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柴成文，由柴成文负责联络；第三线则是幕后坐镇的李克农。李克农负责将每天的谈判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7月10日，来凤庄一间长18米、宽15米的大厅，成了全世界为之注目的焦点，艰难异常的朝鲜停战谈判从这里开始，一谈就是两年。这两年，在李克农眼里显得是如此艰难而又漫长。这，不仅是他建国后所接手的最庞大、最艰巨、最复杂的一项任务，而且摆在他面前的，还有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难关。在志愿军内部，真正懂行的外事工作人员严重缺乏。像乔冠华这样对国际问题素有研究的职业外交家，极少极少，大多数人“欠缺外交头脑”，他们不惧怕敌人的枪炮，可对于和敌人谈判却心中无数。大家纷纷请李克农“传经送宝”，李克农总是谦虚地说:“我们八路军的传统就是组织起来。军事外交我们谁也没搞过，怎么办?答案只有一个:干中学，干中提高!”每次谈判之前，李克农都要和谈判班子一起熟悉文件，商讨对策，模拟实习，使大家每次谈判都能胸有成竹。针对一些同志心急气盛、感情冲动的缺点，李克农反复强调:“我不担心哪位同志在谈判中丧失立场，担心的还是多数同志年轻气盛，经不起人家的挑逗而冲动。”言教辅以身教，大家渐渐地入了门，工作开展得也越来越顺利。随着谈判的深入，李克农的身体也日渐恶化。他是拖着即将崩溃的病体来到朝鲜的。这时，他视力微弱，眼睛几乎要贴在炕桌上才能看清东西，哮喘病经常发作，疼得气都透不过来，加上房子里生了朝鲜式的地炕，十分闷热干燥。他隔不到一会儿，就要到房子外面去大口大口地吸上几口潮湿阴冷的空气，才会好受一些。长期伏案工作，胸口被挤压得十分难受，又引发了心脏病。一次正在开会，他突然头一歪，昏迷了过去，幸亏在场的人抢救才苏醒过来。病痛的折磨，使得他的双手常常发抖，手中的笔不时从炕沿上滑落下来。按情理，重病缠身的李克农完全有理由申请回国休养，无需继续为停战谈判劳心费神。可李克农很倔强，他不愿向困难低头。为减轻病痛，他常常一面看文件，一面将药片一小把一小把地送进嘴里，只是当喘咳得无法忍受时，他才将手头的活儿暂时搁下，休息一会。尽管这样，李克农还是想给大家留下一个身体挺不错的印象。李克农身体健康，代表团就有了主心骨。他一向注重仪表，酷爱整洁，即使在身体快要垮了的情况下，也仍然保持着超凡的魅力和迷人的风度。一副黑边眼镜架在他那宽大的国字脸上，留着神气的短胡须，脚蹬马靴，一身戎装，风度翩翩，完全是一副外交家的派头。僵持的谈判大家很为他的身体担心，提醒他要多注意身体，他却总是笑眯眯地鼓励大家道:“现在我们站在兄弟国家的土地上，背负着党和祖国人民的希望，让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出色吧!”为不让大家担心，工作间隙，他还不断地开些玩笑，逗得大家乐不可支。李克农的身体状况很差，但却非常关心同志，他总是和大家打成一片，随时听取每个人的意见，越是困难的时候越是如此，所以，中朝代表团的所有人员都视他为师长，有些朝鲜工作人员在个人生活上受了委曲，不去找自己的直接领导，而是跑到李克农这儿向他倾诉。段连城———一位年轻的中国翻译，在他1951年8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队长上年纪了，蹲在阴湿漏水的防空洞里，脑海里还得思考问题，如何对付敌人。这些同志啊!他们从长征起，而陕北，而抗战，而解放战争，今天又在朝鲜。他们毕生在艰难危险中度过。然而他们却是如此谦逊，虚怀若谷，像我们这些后生小辈的一言一语，他都认真地倾听。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又是那样的豪放通达，像小孩子似的说笑。……这些同志，他们真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中共中央还是很快了解到了李克农的身体状况。根据中央决定，1951年11月，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奉命去朝鲜接替李克农，让他回国休息和治疗。伍修权一行夜以继日急奔朝鲜前线，到开城见到李克农。伍修权给李克农他们带来了一批慰劳的水果，哪知由于天冷路遥，加上路途颠簸，全都烂了。伍修权很有些过意不去，李克农却装着叹息地笑道:“这事谁也不怪，只怪我们的口福太薄，不过你们的心意我们全领了。”当伍修权向李克农谈了要接替他，让他下去休息和治疗时，李克农固执地说:“临阵不换将。”李克农自有他的道理。他熟悉这里的工作，也摸清了各方面的规律，中途换人，不利工作。但伍修权看着李克农的病体，一时也拿不定主意，结果两人一起电告中央，中央来电同意仍由李克农主持工作，伍修权暂留朝鲜，如李克农病情无发展就不换人，事情才算有了了结。从1951年7月10日到26日，经过半个月时间的唇枪舌战，双方代表团终于达成了谈判的5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休战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权力和职司；四、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当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时，很快便僵住了。中朝方面反复提出应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而美方却以“海空军优势必须在地面得到补偿”为由，断然加以拒绝，并以沉默不语的冷场战术来拖延时间。到8月10日第20次大会时，这种沉默达到了高潮。大会开始后，中朝代表发言完毕，美方首席代表乔埃却率其部下拒不作答，结果，会场上出现了长时间的死一般的沉寂。秘书长柴成文有点急了，他悄悄走出会场，来到会场外的一座帐蓬里，问李克农该怎么办，李克农冷静地写了三个字:“坐下去!”柴成文将纸条带回会场，从中朝代表手中传递过去，大家看到李克农的指示，一个个都沉住了气，和美李代表比赛起“打禅”来，终于以整整2小时12分的沉默对抗创下了谈判史上的空前纪录。当然，“闪电战”也有，有的会谈25秒钟就宣告结束。可见，朝鲜停战谈判的确是一场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白刃战”!10月25日，谈判地点从开城移至板门店。这个日后名扬世界的地方，当时却连一个小村庄也算不上，它距开城东南约8公里，贫瘠荒凉的土地上，只有4间无人居住的小屋。随着双方谈判代表云集此地，这个偏僻的不毛之地很快“硝烟四起”。11月22日，停战谈判的第2项议程达成原则协议后，双方参谋人员于22日起按照实际接触线的方位和座标，确定军事分界线并划出非军事区的南北缘。11月20日，李克农在志愿军代表团驻地召开中朝代表团小型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的谈判情况。李克农侃侃而谈，边章伍、乔冠华、解方等人围坐在四周，静静地听着。最后的谈判“这次谈判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是胜利者同失败者之间的谈判。平心静气地讲，只是战场上打了个平手的谈判。可是，对于这个特点，对方是不肯承认的。他在打的时候想到谈，谈起来达不到目的又想打，打不出名堂来再来谈，谈起来又想拖，总不能痛痛快快地达成协议就是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切不可急躁，急也没有用。二是针锋相对。我们背后有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我们不求别的，只求和平，争取和平解决问题，因此我们有能力对付敌人的压力。当然，说针锋相对并不是不讲灵活性。谈判是打文仗，不是打武仗，单凭一股盛气是 不行的。今天这种僵局当然是双方造成的，但如有机会，总要抓住机会予以‘诱导’才好。”中朝代表们连连点头称是。李克农最后说:“中央把底盘都交给我们了，时机也比较好，问题就看我们如何组织力量和执行了。要做好两手准备，在实际工作中，要为迎接协议的达成做准备，也要为经过努力达不成协议做准备，这样才能做到‘和固有利，拖也不怕’。至于战场，不用我们管，彭老总早就讲过，‘打得坚决打，谈得耐心谈’，我们的任务就是谈判。”在解决了军事分界线这一关键问题以后，自1951年11月27日起，谈判转入了讨论第三项议程。当时，中朝方面的一些代表认为，既然军事分界线这一棘手问题已经解决，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而李克农在全面分析了形势、任务和敌我双方的对策以及敌人可能设置的障碍后，认为不能放松警惕。李克农叮嘱大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向我方代表传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有关和谈的指示:“原则要坚持，策略要灵活。和固有利，拖也不怕，只要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主权，我们决不让步!”果然，谈判开始后，美方无理取闹，中朝方面虽作了必要的让步，但美方对他们所提出的战后限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飞机场等无理要求始终不愿放弃。代表团成员按照李克农的指示，坚持原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美方的险恶企图。经过力争，终于迫使那些宣称“到地狱结了冰”才能放弃其无理要求的美方代表服了输，于1952年5月2日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了协议。随着谈判的继续进行，美方代表越来越相信，在中朝谈判代表中，有一位巨大的“隐形人物”在策划、指挥着一切，正是此人，才是他们要与之较量、却又难以战胜的真正对手。这位足智多谋的“隐形人物”是谁?杜平将军战后所撰写的《在志愿军总部》一书中，给了这些充满疑虑的美国人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们谈判代表团的分析会经常开到深夜。平时每一天这样的预备会，大都由乔冠华主持。会上大家自由发言，各抒己见。分析敌人明天可能会提出些什么问题，我们该怎样回答。最后由秘书处的几个同志整理综合，经李克农过目后，连夜向上级汇报。待上级答复后，即打印成文，参加谈判的正式代表每人一份。每天到会场都是拎一大叠纸条。这样，不管对方提什么问题，我们都能有条不紊地给以答复或者批驳。如果敌人提的问题，我们事先没准备，这也不要紧，就向对方提出暂时休会，在电话上与李克农或乔冠华商讨对策。可见，这位使美李代表心神不宁的“隐形巨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他，就是这场特殊战役的中朝方面的直接总指挥。紧张的谈判期间，李克农家事纷繁，有忧有喜。赴朝不久，他收到了老父亲不幸去世的电报。当时，大家正在议论工作，坚强的李克农没有告诉别人，他强忍泪水，将电报揣进了口袋。夜晚，李克农独自走到帐蓬外，在黝黑的天空下，面对着西南方鞠了3个躬，以遥祭父亲的在天之灵。想起自己一生在外奔波，全家老小跟着受了不少苦，1946年母亲去世时，他正在北平军调部紧张地工作。这次父亲病逝，他又远在异国他乡。想着想着，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从此直到谈判胜利结束，素爱整洁的李克农没有刮过胡须，以此纪念自己的父亲。喜事也有，1952年8月，他的孙子平安出世。也许是开城留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给孙子起名就叫“凯城”(开城谐音)。据说，南日大将听说李克农添了孙子，特表祝贺。李克农请他给孩子起名，南日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李克农觉得这名字很有意义，当即同意。谈判夹杂着战争，战争推动着谈判。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时针终于指到了1953年7月27日。这一天，板门店外格外热闹，世界各地记者云集会场，朝鲜停战的签字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双方首席代表南日和哈里逊从东西两侧走进会场，这两个充满敌意的军官彼此未说一句话，也没有正眼看对方一眼，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各自签字完毕便扬长而去。长达3年之久的朝鲜战争至此终于落下了帷幕。为防异外事端发生，确保签字成功，早在7月26日，李克农就提出:双方司令员不到现场签字，而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生效，然后再各自向本方司令官送签互换文本，因为从汉城传出消息，李承晚很可能派人来板门店搞刺杀活动。美方对李承晚似乎也有点不太放心。因此，这一锦囊妙计被双方接受。彭德怀司令员是在开城签字的。7月28日上午9时30分，身材高大、面色黝黑的“彭大将军”，倒背着双手，大踏步地走进开城来凤庄签字大厅，胡子刮净的李克农领着杜平、乔冠华、张明远、肖全夫、李逞瑞等人跟随走进会场。日内瓦会议的会前工作中共中央赋予的朝鲜停战谈判这一重大使命胜利完成了，而李克农却陷入极度疲劳和虚弱之中，他两鬓雪染，面容消瘦，已有垂暮之兆。1953年2月7日，负责中共中央领导保健的卫生部副部长傅连璋专门就李克农的病况向周恩来递交了一份报告，称:李克农自1943年起，即有发作性心前区疼痛病状，每年发作一二次。去年则加重了，每月发作五六次，今年返京后，每天都发作，昨晚并曾晕倒，昏迷了五六分钟才清醒。今早苏联大夫和黄树则同志会诊，诊断为“冠状动脉硬化”及“过度疲劳”。建议到医院检查治疗，李克农尚未同意。安眠药平常服量为0.2毫克，他竟服过0.8毫克，我已再三劝他不能这样用，如此下去有中毒的危险。周恩来闻讯十分焦虑，他立即将报告转给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在报告上批示:尚昆同志:克农这样对自己病状的处理是很危险的，请你劝他遵医嘱休养，并决不可那样服药法。毛泽东三月四日李克农的病状，显然引起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与不安。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后，美国和南朝鲜李承晚集团仍然不断在朝鲜战争遗留问题上制造事端。同时，美国还力图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印支战争，是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达到重新控制印支地区而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印支战争的结果，使法国损兵折将，伤亡惨重，政府内阁频频更迭。美国则利用法国的窘境，混水摸鱼，加强对印支战争的干涉，逐步代替了法国在印支的地位。朝鲜战争后，印支战争便成为威胁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主要事件。为讨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措施，苏联政府建议召开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五大国会议，讨论印支问题。1954年1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赞同苏联的建议，并宣称:“许多重大问题，首先是亚洲问题，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是不能解决的。”苏联的建议和中国的声明，如一石击起千层浪，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要求迅速结束印支战争的呼声日高。在这种情况下，1954年1月至2月，美、英、法、苏四大国外长在柏林召开会议，决定举行由苏、美、英、法、中及其他有关国家参加的日内瓦会议。这次会议对中国来说，非比寻常，因为它是新中国在国际会议上第一次展示出自己的形象。李克农———这位具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果敢的外交才能和灵活的应变能力的外事活动家，自然被中央列入参加会议的主要人选之中。而李克农却提出，不参加会议，其理由有三:一是“情报部门的三个部门年计划刚通过，需贯彻实施”；二是自己“无国际知识，不懂外文”；三是“身体不健康”。但中央还是决定:李克农参加由周恩来率团的中国赴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看来，这次会议不能没有李克农。周恩来决定:会前的准备工作，由李克农抓总。关于代表团的人选，“告李副部长先行讨论，3月2日上午提出名单”，关于代表团的工作人员“请李副部长决定”，关于会议对策、编印资料、业务分工等，“请李提出方案”。另外，参加会议的工作人员和记者人选，均由李克农全权决定。在3月3日到4月19日这一短暂的时间里，李克农投入了紧张的会前准备工作。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重要的国际政治问题，李克农对会议可能涉及的各种问题、各种情况，分别列出详细的预案，报送周恩来审定。他还指示有关人员就朝鲜问题和印支问题拟出29篇发言稿，作为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的依据。此外，李克农还组织外交部、对外联络部、军委联络部、军委情报部、外贸部等单位，就朝鲜问题、印支问题、中国的基本情况以及内外政策等，编写了长达1700多万字、共计12大本的资料。这些资料，在以后的会议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有的还被提供给了苏联、朝鲜、越南代表团。3月初开始，中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相继到北京集中，进行培训。李克农又指定专人向大家介绍外交礼仪，介绍瑞士的风土人情、法律法规。为加强保密工作，李克农还亲自给大家作了有关报告，对译员、机要员、打字员、速记员等都进行了严格的测试，对未出过国的司机也作了相应的培训。抱病出席会议原国民党外交部起义人员刘泽荣提出，应注意全权代表证书的格式和应设立代表团对外发言人。这一建议被李克农采纳，李克农组织代表团发言人黄华、随行记者以及当时常住北京的外国友好记者贝却敌等，多次举行模拟记者招待会，做到心中有数。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李克农特别指示中国驻瑞士使馆为周恩来及代表团主要成员预租一座别墅，为一般人员预租旅馆，并安装了由日内瓦到国内的电传打字机，保证通讯联络迅速、安全、畅通。代表团工作员共有200多人，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马虎不得。公安部为确保周恩来的安全，特地 准备了一批小白鼠，被周恩来发现后，他吩咐从飞机上搬走。但李克农还是安排了侦保、化验人员随同前往。医务人员除保健医生黄树则外，还有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周尚珏。本来，傅连璋向周恩来建议，将李克农的保健医生史书翰也带去，因为“史随李克农同志在朝鲜将近两年，工作认真小心，对克农身体甚为熟悉”。而黄树则更建议最好派一名苏联大夫陪同。因为“李克农同志多年来患肺气肿，并时常发生气喘及左胸前区疼痛。……在热度较高时均有明显的心前区疼痛”。他很担心李克农的身体能否适应长时间的空中飞行。李克农闻讯后连连摇头，“死不了，让李连水照顾我就行了。”李连水一直担任李克农的警卫员，在李克农鞍前马后已经工作很多年。中国代表团于4月20日离开北京，24日下午抵达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安顿完毕，即广为散发事前印就的周恩来中文和英文简历，这份简历由李克农主持起草，未经周恩来径直报中共中央审定。简历内容长达5页，其中第一段这样写着:周恩来，生于一八九八年，中国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李克农认为:宣传周恩来，就是宣传新中国。这段话，可能是第一次使用“最亲密的战友”的提法，反映了李克农对周恩来的深厚感情。4月26日，日内瓦会议正式开始。4月26日至6月15日，会议首先讨论朝鲜问题；印支问题的会议从5月8日开始到7月21日结束。李克农除参加会议外，还负责和有关代表团进行会外接触，并做好与来访的各国人民团体的接待工作，任务相当繁重。为及时掌握会议动态，李克农还组织人员以自己的名义编写了《每日简报》，电告外交部并抄送中共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其内容多是各国代表团及外国舆论对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反应以及对外接触时所了解到的重要情况，很有价值。例如，4月30日，莫洛托夫宴请周恩来和英国外相艾登，由于这是中、英两国外长的首次接触，李克农非常重视，在5月1日的《每日简报》上，李克农摘录了周恩来和艾登的谈话要点:艾登:联合王国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愿承认联合王国。总理: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联合王国，而是联合王国在联合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艾登:不知周恩来先生是否愿意指定一人，由我们的杜威廉先生和他联系。总理:我们的西欧司司长宦乡就在这里，他过去常和杜威廉先生接触。艾登:那好极了，我是特意把杜威廉从北京调来的，看来我们是想到一块去了。艾登(指着桌子上的水果):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莫洛托夫:但是中国有，中国是极其富有的国家，艾登先先应该到中国去一次。总理:欢迎艾登先生到中国访问。艾登:我非常愿意。我想告诉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和我同伍的一个军官叫哈蒙，他在战争中牺牲了。上星期他的弟弟给我一封信，要我信任周恩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他说他熟悉周恩来先生。莫洛托夫:美国行事特别冲动，英国应该施加影响，你们有共同语言。艾登:一个剧作家曾说，英国和美国除语言共同外，别无共同之处。类似这样的简报，语言生动，又能说明很多问题，其内容往往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6月20日至7月12日，与会各国首席代表休会，周恩来利用这段时间，先后访问了印度、缅甸，并与胡志明会谈。张闻天、王稼祥也离开了日内瓦，周恩来委托李克农代为主持代表团的工作，并协助越南代表与法国代表商谈印支问题。这段时间，李克农加强了住地的安全保卫工作。为防窃听，他指示专人利用周恩来别墅边的马厩，建起了一个内部会议室，还安排放映过几场卓别林主演的电影，丰富了代表团成员的文娱生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会议闭幕。侦悉毛人凤的阴谋中国、越南、苏联三国代表团利用这次会议，始终坚持和平协商的方针，对于美国阻挠解决印支问题的种种阴谋活动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周恩来则在会议期间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政治活动，大力贯彻“求同存异”的方针，利用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争取多数，孤立美国，推动会议取得成功，显示出一个新中国外交家的卓越才能。会议最后通过《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签订了关于在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 )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印支和平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日内瓦会议彪炳史册，抱病出席会议的李克农劳苦功高。会议结束回国后，李克农双颊塌陷，嘴唇乌青，身体久未复原。1955年1月，中共中央又将另一副重担压在李克农的肩上。16日深夜，周恩来请李克农到其中南海西花厅的住宅，向他布置一项重要的任务。一份电报递了过来:亚非会议将于今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请允许我以缅甸、锡兰、印度和巴基斯坦5个发起国总理的名义，向您———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阁下发出庄严的邀请。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55年1月14日周恩来对李克农说，这次会议十分重要，我们决定出席。而你的任务就是要准确而又及时地掌握情报，使代表团顺利抵达万隆。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派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亚非国家的代表们将济济一堂，在没有西方大国的参与下，自己讨论自己的问题，讨论世界大事，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这实在是现代国际政治舞台上一次史无前例的创举。很自然，西方大国的某些领导人有些心理失衡了。特别是对新中国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更是有着本能的敌视。他们发动宣传机器不停地散布:此次会议必将以失败而告终；他们耍弄外交伎俩，想方设法对有关国家施加压力，造成诸多不利于会议成功的因素。一时间，反华逆风扶摇直上，而于1955年4月11日由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精心策划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则将这股妖风刮到了顶点。是年3月，当中国代表团正在为出席会议紧张筹备之时，李克农获得情报:“蒋特已布置人对我代表团进行破坏。”这一破坏行动由毛人凤全权负责，其核心是:刺杀周恩来。由于建国初，我国无大型客机，尚未开通飞往印尼的国际航线，国家领导人出国只得租用外国航空公司的飞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此，中国代表团定下了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中印双方约定，4月11日上午，该机作为正常航班飞往香港，下午再改为中国代表团的包机飞往雅加达。4月上旬，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缅甸总理吴努发电邀请周恩来赴仰光暂住两天，商谈与会议有关的问题，待会议结束后，约周恩来与他同机前往印尼。周恩来接受了邀请，随即与陈毅一起率代表团主要成员先行昆明，再启程去仰光，并由仰光直飞雅加达。为安全起见，此行对外严格保密。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则按原计划由香港乘“克什米尔公主号”径飞雅加达。“中共代表团已定下印度民航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主机，出席万隆会议”。这是毛人凤接到的可靠情报，对周恩来将先行赴缅甸一事，毫无所知。他立即派人定做了一架飞机模型，仔细研究密谋炸机。李克农的情报机关很快侦悉了这一阴谋。在周恩来临上飞机前，这一重要情报送到了他面前。周恩来指示:请转给在京有关领导办理。再次挫败毛人凤的阴谋4月9日，邓颖超再次给李克农打来电话，要求他高度注意香港飞机的安全。李克农不敢怠慢，迅速向中共中央领导作了汇报，并向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报告此事，邓小平指示采取外交行动，立即妥为处理。外交部得到指示，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社通报，提请他们务必采取必要措施，确保中国代表团的安全；新华社香港分社和已到香港的代表团成员得到命令，提请香港当局对启德机场的安全保卫工作进行严格检查。香港警方迅即行动起来，对启德机场进行了严密的防范。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由于当时启德机场内部缺乏检查定时炸弹的安全防护仪器，同时对机场内部员工缺乏必要的戒备，使毛人凤手下的特务钻了空子。“克什米尔公主号”被炸后的调查表明:这一炸机行动是由国民党保密局所属的香港情报站策划的，其目的是暗害周恩来。该案主犯是:主谋周斌成，直接指挥者金健夫，参与筹划者沈齐平。炸毁飞机的定时炸弹是由台湾“四川”号轮船海员张祖顺从基隆秘密运至香港，然后由国民党香港情报站特务李益民从张祖顺的住处取走，再由另一特务转交给周驹。周驹，香港航空工程公司清洁工，住香港九龙太子道公共汽车总站附近，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好色之徒。案发前，周驹常去一个名为“就记电料行”的商店，该店表面上经营一些电器设备，实为国民党特务设在香港的秘密联络站，由特务头目张耀灵负责领导。一天，张耀灵邀请店老板关就记喝咖啡，并介绍他结识了一位姓吴的神秘人物。吴某通过关就记的关系，找到了关的朋友周赞如，因为周赞如有一位同族人———周驹，就在启德机场工作。在周赞如的牵线下，吴某秘晤周驹，他对周驹说:“我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托你帮个忙，事成之后，可得60万港币的奖金，并负责安排你去台湾，保证你的安全。”周驹问道:“什么重要任务?”吴某说:“破坏一架共产党要员所乘的飞机。”周驹听了为之一怔，脱口而出:“这，这，太危险了!”吴某见周驹有些犹豫，便说:“60万港币，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老兄，再想想，想清楚再给我回话。”贪财的周驹几经考虑，终于被毛人凤“钱弹”击中，接受了炸机任务。在台湾特务的安排下，周驹接受了爆破训练，学会了安放定时炸弹的方法。4月11日，周驹将炸弹伪装成一包西药，带进了飞机场，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抵达机场后，他乘着打扫卫生之机，将炸弹安放在飞机右翼轮舱附近。当时机场外围有一些警察放哨，而机场附近除了领班在场外，则无人防守。周驹谎称手中的西药是给人捎带的，骗过了领班，顺利作案。随后，不等下班，他便匆忙由铁丝网下爬出了机场，登上台湾特务接应他的汽车，迅即逃走。对此，香港警方一无所知，还以为警戒严格，平安无事。一纸电文悠然传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已检查完毕，将于4月11日由香港直飞雅加达。飞机腾然升空，而周恩来高度敏感的神经却一直关注着这架飞机的动向。11日下午，北京电话通报周恩来:“克什米尔公主号”已从启德机场起飞，安然无恙；下午6时，第二个电话传来:飞机失去联系，去向不明；当晚，第三个电话由李克农亲自打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大纳土纳群岛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爆炸坠毁，机上中国代表团成员李肇基等8人和波兰、奥地利记者及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共11人全部遇难。周恩来闻讯色变。这的确是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国际政治阴谋事件!次日，中国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毛人凤刺杀周恩来的炸机阴谋破产了，而他们这种灭绝人性的表演却大白于天下。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毛人凤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仍将一个数十人的暗杀团秘密派往印尼。暗杀团的行踪已被李克农掌握，由于代表团对外交涉，对内防范，致使暗杀团始终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印尼万隆的独立大厦开幕，中国代表团成员在周恩来的率领下，平安步入会议大厅。蒋介石慌了，美国人也干瞪眼，中国———作为亚洲的一个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已确立了自己应有的地位。第十篇“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严抓干部问题建国后，李克农在干部问题上做了大量工作，显示了一位中共情报战线上的领导者所应具有的优秀品质和超凡胆识。“要记住，人是最可宝贵的因素。”这是李克农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所领导的中共情报机构之所以能在中国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功勋卓著，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重视人，重视干部，珍惜人才。李克农工作非常认真严谨，对部属要求也相当严格。一次开会，个别单位有同志到会迟了一些，他当场就以严峻的口气说:“你们这些人，都是时间犯。”这个新鲜的词汇，让来晚了的同志一辈子都难以忘怀。廖承志有一次开会也迟到了。一进门，只见李克农正沉着脸同其他已经到会的人一起，鸦雀无声地坐着等他，廖承志的面部顿显紧张的神色。李克农严肃地问道:“你为什么迟到，要让这么多人候你的大驾?”廖承志一声不吭，气氛很紧张。还是罗瑞卿出来解了围，轻声地对廖承志说:“小廖，这一回碰上克公，受批评了吧!”这才将气氛缓和了过来。批评归批评，李克农向来对事不对人。初次见到他的人对他都有点望而生畏，相处久了，才知道他真正是个爱惜人才、关心干部的好领导。对当年和他一样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克农有一种难以割舍的特殊情感。李白，这位曾经从延安出发、秘密潜入上海架设电台同中共中央联系的烈士形象，就常常浮现在李克农的脑海中。解放后，李克农时常对人谈起李白英勇献身的故事，不忘抽时间去慰问李白的家属，去上海万国公墓为李白扫墓。他曾经和记者黄钢谈到李白:“你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歌颂这些真正的英雄，没有他们，就不会有上海的解放，也不会有全中国的解放。”李克农建议和支持黄钢把这位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搬上电影银幕，黄钢等人深受启发，创作了著名的电影剧本《永不消逝的电波》，剧中男主角李侠的原形即为李白。鲍君甫，这位30年代李克农在中共中央特科时的情报员，解放后生活一度较为窘困，李克农得知鲍君甫经济拮据、年高体弱、牙齿脱落的情况后，立即写信给罗瑞卿，建议“可给以破格照顾”，提出“由公安部告南京市公安局每月津贴他150元至200元，并帮助他镶配一副牙齿”。解放后，钱壮飞的夫人和子女居住在上海，李克农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并寄钱给他们。一次，钱壮飞的大女儿到北京，李克农特别交代给了她几百元钱作为生活费。李克农坚持原则、关心干部、保护干部的品质，突出地表现在对待“潘汉年案件”和保护沙韬的事情上。1955年春发生的“潘汉年案件”，是一起长达27年之久的大冤案。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内部发生了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活动的严重事件。高岗，1905年出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起在国民党西北地方部队中从事兵运工作，1933年被派往陕甘宁根据地，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委。1935年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年9月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期间，高岗曾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书记和边区保安司令部司令、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代理政委。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高岗参与领导了东北地区的解放战争。1949年后，高岗历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饶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临川，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1935年赴苏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抗战时期，任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第三野战军及华东军区政委。建国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从二人的简历不难看出，高、饶都是中共老资格的党员，曾经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自1953年高岗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后，和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联合起来，进行了一连串分裂党的活动。毛泽东本来是很信任高岗的，他们阴谋活动暴露后，毛泽东非常气愤。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届四中全会，揭发批判高、饶的错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要求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提高维护党的团结的自觉性。高岗拒绝党的教育，于1954年8月自杀。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共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开除了高、饶二人的党籍。“潘汉年案”在会议讨论期间，一些受过高、饶影响的或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人，相继作了自我批评，交待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毛泽东表示肯定，同时指出，高级干部中如果有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没有交待清楚的，都应主动地向中央讲清楚，会上来不及讲的，或是会上不便讲的，会后还可以想一想，写成材料，把问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否则罪加三等。“潘汉年案”就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发生了。潘汉年，1906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期间，他辗转于南昌、上海、武汉等地，为北伐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大革命失败后，他在文化战线上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及其文化“围剿“政策的斗争，成为一位活跃的左翼作家。20年代，潘汉年参与了“创造社”的工作，由于经常干一些诸如捆书籍、跑印刷厂和邮局之类的事务性工作，大家都叫他“小伙计”。到30年代，他和杨杏佛、杨度等当时的社会名流打起了交道。这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他参加发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并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的筹备工作，成为30年代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自1931年起，潘汉年离开了文化战线，成为中共秘密战线上从事对敌斗争的一名战士，他当时的代号是“小开”。“小开”是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1933年至1934年，他以江西中央苏区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同陈铭枢、蔡廷锴等领导的福建人民政府以及陈济棠的广东地方军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谈判。1935年潘汉年在长征途中，受中共中央委派，从川黔边境前往苏联莫斯科，以沟通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间业已中断的联系；1936年，潘汉年奉命回国，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有关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秘密谈判，奔走于南京政府与陕北之间，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最终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开始后，潘汉年以中共中央社会部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在上海、淮南等敌后地区主持情报工作，屡建奇功。解放战争期间，他以香港为阵地，开展情报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成为中共与国统区各民主力量间一条最重要的联系渠道。1949年全国解放后，潘汉年被任命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协助陈毅治理大上海。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潘汉年确是一位情报战线上的杰出战士和优秀领导人。在毛泽东提出高级干部应讲清历史的号召下，潘汉年心事重重地来到这次会议的华东组组长陈毅的住处，向他道出了自己一桩埋藏多年的心病:那是1943年初，已被中共中央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的潘汉年，在来不及请示中央的情况下，于南京被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胡均鹤挟持去见汪精卫的经过。李、胡二人的目的无非是想向汪精卫表明，他们有办法、有能力拉拢中共方面，借以博得汪精卫的倚重。而汪精卫急于见潘汉年，也是为了向他的日本主子显示他在政治上的能量，以增强日本人对他的信心，同时他还针对周佛海与重庆方面搞热线联系，造成国共两党彼此间的磨擦和矛盾。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汪精卫对潘汉年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殊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最后，汪精卫对潘汉年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潘汉年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对你过不去的，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和汪精卫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谈话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毕竟这是一次政治性的会谈，而且就潘汉年本人而言，这次会谈竟成为他政治历程上一次重大的转折。这段经历，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潘汉年未向中央汇报。此时，他把实情告诉了陈毅，并将写好的材料托陈毅转送毛泽东。毛泽东在材料上大笔一挥，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平反“潘汉年案”“潘汉年案”发生后，党内政治气氛十分紧张，情报部门内部人心惶惶。为稳定人心，周恩来曾专门就此案向情报、保卫人员讲过一次话，他说:“要相信绝大多数人，党内绝大多数党员是好人，坏人是极少数。无论公安也好，情报、监察也好，一定要相信绝大多数的人是好人。要依靠绝大多数好人同极少数坏人作斗争，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潘汉年的事情，你们紧张什么?我同潘汉年交往的历史最长，关系最深，我都不紧张，你们紧张什么?”由于当时的客观形势，周恩来只能讲到这个程度。因为潘汉年长期在情报部门工作，周恩来指示李克农组织一个小组，就中央情报部的有关档案以及1939年到1948年潘汉年和中央的来往电报进行审查，搞一个审查报告。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责成专人审查了解放前潘汉年的全部档案材料，于1955年4月29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写了正式报告。在报告中，李克农以超人的胆识提出了有力的5条反证材料:一、中央屡有打入敌伪组织，利用汉奸、叛徒、特务进行情报工作的指示；二、潘汉年利用李士群、胡均鹤等的情况都有正式报告；三、潘汉年为中央提供了大量决策性的情报:1.潘汉年于1941年6月13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德战争一触即发，该报告中央于6月20日收到；2.潘汉年上报了侵华日军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究竟是南进还是北进的情报；3.潘汉年上报了有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情报，这一情报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关注；4.潘汉年所参与、了解的组织机密，一直未被泄露，直到上海解放；5.潘汉年所属的重要关系，当时还在起着绝密的现实作用，这是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所知道的。李克农的报告，有理有据，十分有力，他认为潘汉年虽有疑点，但根据大量档案材料反映的事实，请中央予以重视，慎重考虑。令人遗憾的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李克农的报告并未受到重视。1955年4月，49岁年富力强的潘汉年以所谓“内奸”罪被捕，遭受不白之冤，并株连了一大批人。“潘汉年案”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也是建国后发生的最大一起“反革命案”。经过长达8年的预审期，1963年1月，潘汉年以所谓“内奸”和“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77年，潘汉年因病在长沙去世，终年71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大批冤假错案被平反，潘汉年一案的复查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中共中央纪委书记陈云亲自过问了此事。陈云和潘汉年在十年内战时期，有过两度共事的经历，对潘汉年有很好的印象，现在他作为中纪委书记，在倾听了有关“潘案”的反映后，感到有责任把这一案件弄清楚，以对党和潘汉年本人负责。1980年12月23日上午，陈云指示办公室秘书给公安部打电话，说他要调阅潘汉年案件的材料，请公安部当天下午就将“潘案”的最后定案的全面材料送到他那里。10天后，陈云办公室的秘书又给公安部打来电话，请公安部迅速整理一份有关“潘案”处理过程的梗概材料，送交中纪委。陈云还找了过去对潘汉年比较了解的同志，如廖承志、夏衍等写材料，把他们对潘汉年的了解写出系统的、具体的材料，交给中纪委。1981年1月16日，公安部在中纪委和陈云的督促下，写了关于潘汉年一案的概况材料，如实地反映了潘案的处理全过程，特别是将1945年刘少奇、康生给饶漱石的电报(以说明潘汉年和李士群等汉奸的接触，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做的)和1955年6月李克农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为潘汉年案件提出的5条反证材料，一并向中纪委作了汇报。这两份材料，为潘汉年案的再次复查和最终平反提供了有力的线索和证据。经过一年零五个月的努力复查，结果表明，原来认定潘汉年是‘内奸’的结论根本不能成立。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根据中纪委的复查结果，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指出:向全党郑重宣布:把潘汉年同志定为‘内奸’，并将其逮捕、判刑、开除党籍，都是错误的。潘汉年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很老的党员，在党内外历任重要领导职务，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过许多重要贡献……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忠实执行并多次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争方面，曾经作出了重要贡献，是有很大功劳的……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说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知》还宣布:一、撤销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并提请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撤销原判，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二、凡因“潘案”而受牵连被错误处理的同志，应由有关机关实事求是地进行复查，定性错了的应予平反，并将他们的政治待遇、工作安排和生活困难等善后问题，切实处理好。疾病中的李克农“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晚年的李克农仍然在情报、保卫工作战线上辛勤劳作。1955年5月，流亡美国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幕僚程思远，由香港来北京，谈及李宗仁在美国的处境和李意欲归国的情况。李克农非常重视这一信息，当即报告周恩来。5月7日，周恩来约见李克农，李克农积极向中共中央建议，争取李宗仁回国，此后李 克农一直关注着这件事。正在李克农为党努力工作的时候，病魔却又一次侵蚀着他的肌体。1957年10月25日中午，李克农忽觉头晕，想出门走走，不料刚刚迈出门槛，就失控栽倒在地上，立即陷入昏迷。消息传到中南海，中共中央十分关切，周恩来亲往北京医院，指示组织全力抢救。他对医务人员说:“你们大胆治，只要尽了力，没有理想结果，不要你们负责。”